《圣经》的文学价值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转贴）

摘  要：《圣经》不仅是一本博大精深的基督教宗教经典，而且反映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丰富内容。《圣经》丰富美丽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西方文化、文学的源泉，而且其宗教精神、故事题材、艺术手法等对中国现代作家创作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9/view-7192027.htm

　　关键词：《圣经》  文学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  宗教精神  题材  艺术手法

　　《圣经》作为基督教圣典，其主要内容包括《旧约》和《新约》。《旧约》主要记载耶稣降生前的故事，《新约》记载的是耶稣降生后的事迹。《圣经》在宣扬基督教教义之外，主要以文本记事的形式讲述故事，它在体裁创新、人物塑造、叙述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显示出鲜明的文学性。弗莱曾经说过：“倘若《圣经》本身不具备文学品格，任何书籍都不可能对文学发生那样的影响。”《圣经》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圣经》的文学价值

　　众所周知，对西方文学艺术、文化和民风民俗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主要源于《圣经》，《圣经》文化、文学在欧洲历史文化发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从宗教信仰角度看，《圣经》所体现出的博爱精神，已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成为基督教神学、教义、教规、礼仪、节庆等的根本依据。从历史及现实看，《圣经》精神已经完全融入到西方人的生活之中，成为西方人的精神归宿;同时其博爱、牺牲、和平、宽容、公平、正义、忍耐、谦卑的普世的价值观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圣经》文学”（the Bible as literature）一词由19世纪中期的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最早提出。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埃里希?奥尔巴赫首次将《圣经》与《荷马史诗》提到同等的高度来分析，并且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同时，他也认为“荷马风格”与“圣经风格”是西方文学史上摹仿、表现现实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艺术方式或传统。自奥尔巴赫后，西方把《圣经》文本明确地作为一部文学名著的研究便逐渐兴起，吸引了无数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和政治思想理论有兴趣的学者。

　　我国著名学者朱维之说：《圣经》是西方文学的源泉或传统之一，不读《圣经》便难以系统地理解西方文学。[1]作为古代文化典籍的《圣经》，是古代希伯来人和其他民族多种文化共同创作活动的结晶，因而其内容体现了多元化的文化价值。所以，像《圣经》这样的文化巨著，很自然地包含着欧洲文学艺术的创造成果。因此，《圣经》的精神文化逐渐成为了欧美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所以，在欧洲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圣经》强有力地约束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各种形式的精神活动，从而使《圣经》与《荷马史诗》一道并肩伫立在西方文学的发轫之地，形成了以“圣经风格”与“荷马风格”为基础的西方文学发展及演变的基本框架。因此，后世作家、艺术家都受到了《圣经》“内容”方面的道德教诲和信仰熏陶;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作家不仅借鉴了《圣经》内容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而且还在其写作技巧及作品的“形式”表达方面寻求灵感。这正如弗莱认为的一样：圣经“既是文学性的，又能使自己完全不成为文学作品”[2]。

　　二、《圣经》精神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五四”之后，我国民众对《圣经》的阅读开始普遍化，一些现代作家则视之为文学作品，逐渐使《圣经》也成为一些作家精神上的寄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曾经说：“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仪，也不用藉重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而为一。”[3]《圣经》作为基督教原始教义，其所体现出的耶稣的博爱、牺牲的精神内涵，影响了许多作家，从而使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带有显明的基督教内涵。在我国现代早期受《圣经》影响的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带有基督英雄的意味，后来，在平凡人身上也显示出基督精神的影子。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逐步受到基督精神的浸润滋养。现代作家在基督人格中吸取可利用的精神资源，历经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内容，并逐渐融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脉络当中，成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中，很多作品直接受到《圣经》思想影响。以鲁迅为例，他一生坚持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但却将了解宗教文化视为必要的修养，并汲取合理的宗教内涵为创作服务。《野草》在写作风格、文体、语言和精神内涵上就受到《福音书》的影响。《野草?复仇（二）》就是依据《福音书》中耶稣受难的故事改写而成。在这篇作品中，鲁迅高度赞赏了勇于受难、绝不媚俗的基督精神。这也明显体现了鲁迅受到了基督教博爱、牺牲的精神的影响。[4]另外，受《圣经》影响，鲁迅塑造了耶稣这一蒙受苦难的形象，但是又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改造，将《圣经》中耶稣牺牲以达到救赎的神圣故事变成了圣人被庸俗的大众虐杀的悲惨情景，这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同时也体现了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和中国实用主义理性对鲁迅的双重影响。

　　同样，基督文化在冰心的心灵深处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并且对她的创作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正如她自己所坦言：“因着基督教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的‘爱’的哲学。”正是这种爱的哲学，构成了冰心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5]然而，冰心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审慎而冷静，对基督教思想有甄别有取舍。在冰心许多作品的思想和创作里，耶稣通常都是被当作“人”来崇拜，而不是当作“神”来膜拜。冰心早期所处的基督教文化环境和她对基督教经典《圣经》的研读，对她早期诗歌和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基督教徒的许地山，作品中则表现出深厚的“博爱”“宽容”精神。

　　在当代作家铁凝的创作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深入融合，丰富着文学叙述的文化语境。她的笔下展示了一些痛苦的灵魂，他们的痛苦更多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来自他们对个人罪责的主动承担。在她的作品《午后悬崖》中，五岁的韩桂心出于对另一名男孩的嫉妒，把他从滑梯上推下来，导致他的死亡。当她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恶念的时候，就希望以一种忏悔的方式将过去的罪孽公之于众。她将自己的忏悔录了音，并找到了当年死去的男孩的父亲。相对于传统儒家的“闭门思过”来说，她这种基督式的袒露内心的忏悔要更为艰难，更令人动容，也更令人敬重。小说《大浴女》讲述了一个罪孽与救赎的故事。尹小跳出于对自己内心罪恶的认识，出于赎罪的心理在内心世界中进行着严酷的精神拷问和灵魂审判，最终在对母亲的宽容和对自我的责难中显现了她忏悔的深度，从而实现了心灵的救赎。[6]著名作家巴金的《随想录》也体现了浓郁的“忏悔”意识。 　　“忏悔”结构也是现代文学的一种结构模式。郭沫若的小说《落叶》《圣者》和自传《漂流三部曲》，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曹禺的戏剧《雷雨》等都使用了“忏悔”的叙事结构。

　　总之，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博爱”“忏悔”“赎罪”等观念，都与《圣经》――基督教精神有着血缘关系。

　　三、《圣经》艺术对中国现当代作品的影响

　　《圣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文体，对此周作人曾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里指出：“《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便因它有中国语译本的缘故。本来两国文学的接触，形式上自然地发生多少变化;其不但本国文学思想丰富起来，而且使其传统的文体也大受影响。”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和《圣经》的汉译，《圣经》中具有浓郁宗教文化的语言、故事及叙事结构逐渐融入到中国的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并时常出现在现当代作家的笔下，这一点在冰心、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中都得以证实。[7]

　　冰心的许多作品，如《他是谁》《使者》《孩子》等，其诗题下标都明确标定取自《圣经》，同时她在这些作品中经常引用经文来表达对神的敬仰、对人类的爱等。另外，冰心的诗歌不仅模仿了《圣经》中的各种文体，还直接引用《圣经》语言。[8]如“上帝”多次出现在冰心的作品中，正如冰心所说：“感谢上帝，在我最初一灵不昧之日，已予我以心灵永久的皈依和寄托。”另外，像“十字架”“天使”等词语也经常出现在冰心的散文中，例如：《繁星?春水》《冰心散文》。再如沈从文的《月下》《西山的月》《第二个狒狒》和《神巫之爱》等作品，也直接仿效了《雅歌》的语言方式。

　　《圣经》所采用的写作方式也被现当代作家借鉴。在沈从文的《我喜欢你》中，作者就借鉴了《雅歌》的写作方式。在《月下》中，作者写道：“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我要在你的眼波中去洗我的手，摩到你的眼睛，太冷了。倘若你的眼睛真是这样冷，在你鉴照下，有个人的心会结成冰”[9]。这是典型的雅歌句式，通过对白、独自和伴唱的方式表达爱情。由此可见，《圣经》尤其是《圣经?雅歌》对沈从文的影响极大，这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明显体会到。

　　随着作家对《圣经》中故事了解的深入，《圣经》中的文本已经成为许多作家写作的素材。现当代很多作品在题注上就引用了《圣经》的原文，用来统领全文，表达文章的主旨。曹禺在《雷雨》里直接引用了《圣经》的七段原文，显然有作“序”的涵义，当然也有象征的寓意。整个戏剧就像一篇周朴园的“忏悔”祷文，作这样的结构处理显然有着“忏悔”的寓意。在巴金的小说《火》（第三部）、张资平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杨刚的小说《挑战》、苏雪林的小说《棘心》等作品中，也有大量直接引用《圣经》原文的现象。另外，著名作家茅盾也曾根据《圣经》内容写过《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等两部作品。王蒙在《十字架上》中告诉读者一个不同的耶稣基督的故事，是他想象和理解中的耶稣基督。[10]作者这样的改写是对耶稣形象进行了一种颠覆，虽然许多情节取材于《圣经》，但是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给予了不同的解读。

　　总而言之，《圣经》的宗教精神、故事内容、艺术手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思想、选材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空间，深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实践。探寻《圣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基督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联系，全面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1]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2]郝振益译，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1921年，第3期。

　　[4]刘青汉：《有缘故的爱与无条件的爱――关于鲁迅与基督教文化资源关联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5][8]韩丽丽，袁洁：《冰心作品中的<圣经>意象》，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6]陈洋：《铁凝作品叙事中的“罪与罚”――以<午后悬崖><大浴女>为中心的考察》，语文学刊，2014年，第8期。

　　[7]黄勇军：《沈从文早期创作与<圣经>》，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1-15页。

　　[9]沈从文：《沈从文小说全集》（卷八），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0]王蒙：《王蒙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李燕，李建军  陕西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723000）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9/view-71920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