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政研究所：被消失的三千萬地主階層
被消失的三千萬地主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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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主是為共產主義理想付諸於中國社會的第壹批殉難者。現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更不待說文革，回憶與評說這些运动的文字已经堆积如山，浩如烟海。可是整个地主階級，涉及到三千多萬人的命运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罕見有文字記載，至於學術上的研討，可以說更是壹個空白了。 丁弘教授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時刻，強忍病痛，為地主正名留下了鑿鑿篇章。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寫出了“‘江河常照經霜月’——漫談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命运”一文。 去世前兩個半月又寫出了“中國農民的‘夢’怎麼說——關於地主經濟的思考”壹文。這是他生命發出的最後光華。丁弘在文中指出：地主，作為壹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敵人，是“壹個偽命題”。消滅地主，實行共產，造成“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歷史演進中的壹個重大課題”，“是壹個道德淪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 地主——为共產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中國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據毛澤東指示，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計算， 土改中要打擊三千多萬個階級敵人。 後來中共把打擊面縮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農）。以當年三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九百萬個地主分子來。如果 加上老解放區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區的富農分子（除去已被處決、批鬥與逼迫致死的200余萬地主分子），全國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萬。（見土行孫 《土地改革與社會大監獄的形成》，《爭鳴》2011年第12期） 消滅地主階級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打出的旗幟——所謂“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所謂“反帝反封建”。地主，作為封建勢力的社會基礎，作為農村的剝削階級，消滅這個階級，其正義性誰會提出質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來的半個多世紀中，整個中國沈默無語。歷史的這壹頁似乎就這樣翻過去了。 毛獨裁統治的二十七年中，許多中國人認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確的，1957年之後才開始犯錯誤了：“反右”啊，“大躍進”啊，等等。對以消滅私有制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許多人不認為是錯誤的。至於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標的土改，其正當性更不容置疑了。 現在，反右，大躍進，反右傾，更不待說文革，回憶與評說這些运动的文字已经堆积如山，浩如烟海。可是整个地主階級，涉及到三千多萬人的命运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卻罕見有文字記載，至於學術上的研討，可以說更是壹個空白了。 直至半個世紀之後的新世紀頭十年，才有壹些學者涉及這壹領域的研究。如楊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中就對中垬建國前後的土改進行 細致的歷史敘述。 高王淩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關系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對地主和農民的租佃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農民並非完全處於被動的剝削地 位。王宏任在2010年發表的《地主——壹百年難盡的話題》，對地主和土改進行回顧和評價，等等。 此外，反映地主真實形象的文藝作品亦紛紛問世。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周同賓的《土地夢》，史鐵生的《記憶與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勞》，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笑蜀的《劉文彩真相》。這些作品把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如黃世仁，南霸天，劉文彩，周扒皮等）修復過來。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時刻，強忍病痛，為地主正名留下了鑿鑿篇章。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寫出了“‘江河常照經霜月’——漫談中國農村地主經濟的命运"一文. 11月，即去世前兩個半月又寫出了“中國農民的‘夢’怎麽說——關於地主經濟的思考”壹文。這是他生命發出的最後光華。 丁弘說，地主，作為壹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敵人，是“壹個偽命題”（《中國地主經濟問題》，4頁）為什麽是壹個“偽命題”呢？ 第壹，地主與佃農的關系是租賃關系。“農民和地主的關系，是在私有制基礎上自有結合的租賃關系、合同關系、契約關系，而不是什麽強制性的封建關系。”“這種租賃關系有相對的合理性。” （《地主經濟》，15頁）“觸及問題的實質，要看租賃關系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農民提供勞動力，地主提供生 產資料（土地），這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形成生產力。分配壹般是對半分成。”“租賃關系雙方的相處壹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戶甚至有時親如兄弟，感情 相依。”（《地主經濟》，5頁） 為了說明地主和佃農不是壹種對立關系，孫大午（河北省農牧集團董事長）對貧農和地主的關系作了調查。其中，86歲高齡的沈莊汪氏回憶說：“我們壹家 都給汪家地主幹過活，人家對我們都很好。長工們吃餅子和白菜，東家吃的不壹定有我們好。 後來鬥地主，讓我男人上臺訴苦。我男人說了實話，被轟下臺。種人家 的地，為什麽不準人家收租？現在妳不交公糧行嗎？”鬥地主“先是把人家綁在板凳上灌水，往死裏打，不給飯吃，後來又用鐮刀割了耳朵，最後把人折磨死了。不 當這樣幹，分了人家的家產，人家又沒有害過人……”（《地主經濟》，8頁） 地主與佃農之間租賃關系的合理性以及兩者之間合作的平和狀態，否定了地主是壹個與農民相對立的剝削階級。當然，丁弘也註意到，“欺壓佃農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地主經濟》，5頁） |
第二，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澤東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砖制体制。”
“建國後的任務應該是解決‘主權在民’的問題，解決專制體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識、官本意識 和等級觀念等上層建築問題。”“現在，把地主階級當做替罪羊，認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這是張冠李戴了。”結果是，“地主階級被消滅了，而專制體制加強了。”（《地主經濟》，15-16頁）這是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陷入嚴重錯誤的深度總結。
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開頭便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還說：“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不是別人，恰恰是毛澤東.
第三，那麽，怎麽看待農村的貧富差別呢？地主和富農如果不是剝削那麽是什麽原因成為農村富裕的壹族呢？丁弘指出，農村存在富裕壹族乃“天道酬勤”。 他說：“壹個村子裏，貧富的狀況是不斷洗牌的。富余農民的原始積累，無不是依靠勤儉過日子。天上不會掉下餡餅。”（《地主經濟》，15頁）
他還引述了壹個材料：“始於秦漢，私有土地都是可以買賣的，有人家殷實壹方，可能五世而斬。有的人家本無寸地，經三代披星戴月而廣有阡陌。可能三個兄弟，各自接過祖上壹 份相等的田產。
老大好抽，產業化為鴉片的青煙；老二好嫖，財產換作飄飄然的神仙；老三還勤奮耕作，足以讓靈牌上的列祖綻放出燦爛的笑顏……”丁弘因此說： “這種演變是很正常的，並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果，是天道呀。”所謂“天道”，就是獎勤罰懶，優勝劣汰。“這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演變，在各地方誌 和民間傳說裏比比皆是。它鮮明地體現出壹種激勵文化”（《地主經濟》，11頁）。
消滅地主，實行共產，產生什麽結果呢？消滅地主，“生靈塗炭，生產力受到嚴重的破壞”（《地主經濟》，12頁）。消滅地主之後，接著掀起合作化和公 社化邉樱瑒儕Z了農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諾付之壹炬，農民淪為農奴，喪失了勞動和人身自由，長期不得溫飽，還壹度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丁弘說： “人民公社給億萬農民帶來的災難不堪回首，罄竹難書！”（《地主經濟》，32頁）
李洪林的壹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李洪林說：“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縣高碑店壹個生產大隊當隊長。當時我們工作組搞了壹個調 查，調查農村歷年來的糧食產量，結果有壹個驚人的發現：單幹的時候糧食產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單幹，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公社不如高級社。
糧食歷年遞減，這是 非常驚人的調查結果，對我來說震動太大了，動搖的不光是公社化的問題，而是牽涉到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地主經濟》，31頁）
新華社記者馮東書等四位跑遍了陜甘寧農村進行調查，不斷寫內參呈報中央，後結集出版《告別饑餓》壹書。“基本情況說明，建國三十年，農業生產還沒有達到建國前的水平，而且出現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經濟》，32頁）以上兩項調查，證明了共產主義在中國農村實驗的失敗。
李洪林還說：“下放種地對我是壹種懲罰，但卻讓我第壹次真正接觸到中國農村的最底層。”小時候我家住在農村，那時農村生活也很苦，但是還沒有苦到這個程度， 農民還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種地，自己支配。
“這壹次我到農村去，真正是開了眼界：這哪裏是農民啊，根本就是農奴，除了鋤頭、鐮刀這些小農具以外，他們已經 失去壹切生產資料，包括人身自有。”
“他們不能脫離這塊土地。……農民連討飯的自有都被剝奪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這個程度！”（《地主經濟》，31 頁）
丁弘補充說，我曾下放農村八年。我想補充壹點：“中國農民被公社化以後，勞動成果被剝奪的程度，遠遠超過土改前佃農被地主剝削的程度。此前，租賃關 系對半分成是基數，還是有‘譜’的。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即所有制屬於生產隊、大隊和公社），對生產隊的資源和勞動力都可以調撥，用行政手段控制農業經營， 這就沒有‘譜’了。……所以六十年代人為造成的饑饉，只有靜靜地等著餓死的份兒了。”“農民的苦難深重啊！”（《地主經濟》，31-32頁）
丁弘對地主階級有如此評說：“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已經消失的地主階級，它是漫長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壹個亮點”。“在生產力發 展的過程中，他們是壹個村子裏勞動力的組織者和主要的投資力量；在文化的傳承上，它更是起著主導的作用”（《地主經濟》，12頁）。
展望未來，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國歷史進程還不知道會怎樣發展，下壹代或者再下壹代的中國人肯定會更客觀、更聰明起來。他們會樹立起科學的歷史觀，對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現象也肯定會有明晰的評說。”（《地主經濟》，33頁）
丁 弘明白，他為地主經濟正名，“是歷史演進中的壹個重大課題”，“是壹個道德淪喪和道德回歸的過程”（《地主經濟》，20頁）。後人肯定會繼續研討這壹問 題。
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話說地主階級》最後發出的感慨：“什麽時候，撕開那片如霧的沈默，這片廢墟上也會飛來壹頭思想的大鳥，銜來壹個對地主制經濟和地 主恰如其分的解說呢？”（《地主經濟》，12-13頁）
對地主經濟的評說，最後以謝韜的詩句作為結語：
千秋功罪千秋說，
啞口無聲卻有聲。
江河常照經霜月，
滄海難洗血淚痕。
作者： 应克复，1939年1月生，浙江绍兴人，哲学硕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丁弘: 青年时期为新华社工作，中年以后又做了30年的党报工作，是一个对历史有深入反思的革命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