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通化日俘叛乱事件
1946年通化日俘叛乱事件
1946年2月2日，农历大年初一。吉林通化的老百姓正在过节。可就在第二天，2月3日凌晨4点，街上枪声大作，全市一片混乱。当地日俘的叛乱开始了。
这就是日本人口中的“共産軍の日本人を虐殺事件”，中国人称作“通化事件”。也许有的人会说1946年日本已经投降，怎么会闹起来呢？据中共方面称，是国民党特务唆使的。当时中共的部队控制着通化。
通化位于吉林省长白山区外围，是通往沈阳、长春、吉林、白山、集安的交通要地。通过通化日俘和日侨可以相对顺利地撤回日本本土。1946年初， 通化一个不大的小城里住着超过五万的日本人。
日军投降后，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至1945年年底中共的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当时国民党对于关外鞭长莫及。据中共方面称，国民党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中共军队击退；后国民党特务密谋利用6千名缴械的日本关东军破坏通化，于是在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的亲自策划下，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人密谋以组建“中日联合政府”为条件，进行了“通化事件”的准备工作。
据称，日俘方面在通化事件中的主要策划执行者是原日军第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打过淞沪会战。参加过南京战役。此人1944年调到关东军。
1946年2月3日，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战俘的武装暴乱开始。暴乱者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分数路向市内我行政公署大楼、向驻军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进攻。中共自卫武装五百余人英勇抗击着十几倍的暴乱者。
（这点令人疑惑。抗日战争中，日军对中国军队总是以少胜多，这次怎么倒了个个儿？—编者）
中共方面说，清晨之际，属中共部队的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赶回通化市区支援，暴乱者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中共开始“对日本势力的清洗”。2月3日天亮后，中共军在通化全城地毯式大搜捕，持续整整两周。“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一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枪决，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中共军挨家挨户大搜捕时，对日侨家往往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后来回忆，当时凡是稍有反抗行为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扔进去；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
当时最让中共军人最为愤怒的是原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关东军的这所野战医院投降后愿意为八路军服务，当时就将这支部队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朝鲜支队的士兵将这所野战医院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同样用手术刀挑死”。
（编者再次疑惑。）
据称中共军在两小时内平定局势，“打死500多人，活捉3000人以上。这3000多个曾经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鬼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应有的惩罚该是处决吧）”。那些被捉的日方人员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衣来到通化城头，跪下后用刺刀挨个挑死，尸体全部踹下城去，塞进未解冻的冰河凿开的冰窟窿里”。
不过中共另有资料这样阐述：
无论是中方统计，还是日方的统计，通化暴乱期间被击毙和事后被处决的日俘，大概有125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在战斗中被打死，事后被处决的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人左右。
暴乱组织者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原伪满洲国通化省宣传部长孙耕晓（双料特务）；他在暴乱开始前就被被逮捕，按照他的供述部分不可靠部队被迅速解除武装，混入我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叛乱日俘同样也被迅速逮捕，切断了叛乱日俘获取重武器的渠道。孙耕晓本人则在暴乱中被处决。数千名叛乱日俘基本没有武器，所以无法真正威胁当地两个连的八路军。随后，朝鲜人民义勇军即李红光支队（实际上是由原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起来的部队）约三千余人赶到，将叛乱日俘迅速击溃。日方叛乱头子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暴乱失败后被逮捕，八路军押着他游街，后死于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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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说法可以解释日俘叛乱后为什么没有给通化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政府机关造成什么伤亡。可是这“部分不可靠部队被迅速解除武装”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混入我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叛乱日俘”？为什么将孙耕晓在叛乱中处决？而且，两个资料中叛乱日俘和日侨的死亡数字相差很远。
我在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有限的很。不过我相信，只要想把此事件搞清楚，中日双方都可以找到些资料的。
如果通化事件中确实发生了对放下武器的日俘和日侨的屠杀（甭管多少），我会深表遗憾。就算日俘曾对中国军民犯下过战争罪行，也不能通过以暴易暴的方式杀死他们。我在网上曾看见过有人意淫，说应该到东京去烧杀奸淫，以报复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这种意淫让我脸红。其实我们中华民族要的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灾难再也不要发生，而不是“义和团大叔”们的狭隘排外。
我在网上看到1944年8月，在澳大利亚的战俘营日俘大规模越狱事件。摘编如下。
疯狂的日俘越狱事件
1944年8月，在澳大利亚有2223名日本战俘（包括544名商船船员）、14720名在北非被俘的意大利战俘和1585名德国战俘（大都是海军人员和商船船员）；其中在悉尼西部靠近考拉镇的第12号战俘营关押了4000名轴心国战俘及部分为日军服务的朝鲜人。 尽管澳大利亚以日内瓦公约对待所有战俘，但是日本战俘与澳军守卫间的关系非常糟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日本人觉得被俘是奇耻大辱，认为一名士兵应该战死而不是选择被俘。
1943年2月，在新西兰的一所战俘营曾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日军战俘暴动，这给考拉镇的战俘营敲响了警钟，澳军因此也增强了守卫的火力配置。
时隔一年半之后；1944年8月，澳军计划将大部分在考拉镇的日本战俘移往位于新南威尔士的另一所战俘营，日本人于8月4日得到这一通知。然而在第二天凌晨，一只日本战俘的喇叭突然吹响了，随即三大群战俘高喊着“万岁”，不顾澳军警卫的鸣枪警告，从三个方向越过战俘营的铁丝网向外逃跑。他们在身上裹了毛毯以防止被铁丝扎伤，并武装了小刀、棒球棍、嵌了钢钉的木棒和绳索等。很快，大多数日本战俘营都烧了起来。两名守卫的澳军士兵操纵机枪向第一波越狱者射击，但他们很快被大群的日本人杀害；其中一名澳军看守在临死前拔掉并隐匿了机枪的枪栓，使枪无法使用，防止了日本战俘用枪射击其他守卫。
日本战俘面对澳军机枪义无反顾地冲锋使澳大利亚总理约翰.库丁后来感慨的形容说：“这是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杀”。但尽管如此，仍然有359名战俘成功逃脱。有些战俘在逃跑后选择了自杀，或选择让其他战俘杀死，以避免再次被抓。所有幸存的逃跑者在越狱10天后都被重新俘获。
在这次事件中，有4名澳大利亚士兵和231名日本战俘死亡，108名日本战俘受伤。这次越狱的组织者在行动前命令战俘们逃跑后不要攻击澳大利亚平民，这些组织者在事件中没有死亡或受伤。
澳大利亚众议会后来组织听证并报告称：
1，战俘营的条件符合日内瓦公约的要求。
2，在事件前守卫没有收到日本战俘的抱怨或不满，因此应该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
3，澳大利亚守卫在阻止越狱时尽量避免扩大伤亡，在局势可以控制后就立即停止了射击。
4，很多死亡的战俘是自杀或被其他战俘杀死，还有很多受伤的战俘有自伤的痕迹。
前述的两名被杀害的澳军守卫被授予乔治十字勋章，第12号战俘营一直运作到1947年，直到最后一批日本和意大利战俘被遣返。后来考拉镇则在公墓旁建立了一个大型日本战争墓地和一个日式花园，以纪念这一事件。
考拉镇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因这里曾发生过震撼世界的日军集体越狱事件，故镇名也叫“越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