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街29号：彭德怀每天夹虫子玩
童子街29号：彭德怀每天夹虫子玩
我家从1964年到1973年9年时间，住在成都市童子街29号西南局宿舍院，我在这个院子里长大。
西南局宿舍院分散在几个地方，比较大的是童子街29号院（现在叫童子街庭苑）和罗锅巷院，其它几个比如永兴巷7号院，内北巷院，玉沙路（以前叫新玉沙街）院，和三槐树院要小一点。
A：内北巷院
B：三槐树院
C：通顺小学（我小学从4年级到6年级在这里完成）
我在地图中最东北角的成都五中读完初中。
大名鼎鼎的彭德怀，被从北京发配到西南局三线建委时，住在童子街29号院南边的永兴巷7号院，永兴巷7号当时也是西南三线建委机关所在地。从童子街29号到永兴巷7号，走大路去，大约是1.2公里的路。
根据彭德怀警卫员景希珍回忆，文革开始前，彭德怀曾经在一个雨夜，戴上口罩，从永兴巷7号院步行到童子街29号院，站在曾经担任过他副手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家门口，没有敢进门，只是看了看屋里窗子上灯光印出的邓华的身影，就走了。为什么？因为害怕牵连了邓华。彭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庐山会议上，彭黄周张加上李锐有一次聚在一起议论，被罗瑞卿看见，回去报告毛，彭黄周张由此被打成反党集团。当时彭身边的警卫员秘书，其实都是毛的耳目，彭深知这一点。
童子街29号院和永兴巷7号院同属西南局大院。童子街院的孩子们去永兴巷院玩。我有个从小学到现在还保持密切联系的同学，文革中就住永兴巷7院，我常去他家听他拉小提琴，学英语，读红楼梦。 我大妹妹也常去永兴巷院玩甚至在好朋友家里过夜。永兴巷院的孩子也会来童子街院玩。我听常和我一起玩的几个永兴巷7号院的孩子讲过关于彭德怀的一些事：
彭德怀住在永兴巷7号院里的一个独立小院里。7号院里的孩子们都知道声名赫赫的彭大将军住在那里，对他很好奇，常爬到小院墙头上看他在干什么。根据他们的描述，彭每天早上会在小庭院树下一个椅子上坐着晒太阳，瞌睡一会，然后站起来，一手拿个小瓶子，一手拿个小镊子，用小镊子把树上爬的小虫子一个一个夹起来放到瓶子里，然后坐下又瞌睡一会，又站起来夹虫子，每天上午都是如此，几个孩子用一种取笑的口吻说：“彭德怀那个老头太可笑太无聊了，每天没事干，就只知道从树上夹虫子玩”。
这几个孩子和我年龄相仿，文革开始大约12、3岁，用成都话讲都是“费头子”（调皮捣蛋孩子），当然也对彭居住的房子内部充满了好奇。文革中，应该是彭被抓到北京后，这几个孩子还翻墙到彭的小院里去，撬开房门，进去查看，看见里面有一个据说是斯大林送的大电视机，他们走时还拿走彭的一些物品其中有彭的军装，奖章，彭用过的那种很宽的苏式军用腰带。文革之中，公检法都被砸烂，到处都很混乱，这种事没有人管。
父亲回忆录中讲到成都文革一段时，提到过彭德怀：
“后来学生上街，冲击机关。有些北京学生来到西南局，把下放来西南局任建委副主任的彭德怀同志抓走，我想不通。建委有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为什么不抓？偏偏要抓这位第三副主任。彭德怀平时不管事，只坐冷板凳。西南局开会，书记作报告。彭德怀和我们坐在下面听报告。平时他孤身一人，只有警卫员和秘书相伴。据建委秘书长说，他与彭老总去西昌，彭德怀沿路去看农村，到农民家访问，还拿出钱送给有困难的农民，他是爱民的，但却受迫害。被说成是’收买人心，讨好农民’.……。我实在难以理解“ 。
文革一开始批判三家村，西南局建委首先把彭抓出来斗争，除了翻老账外，有一条新罪名就是”收买人心，用小恩小惠讨好农民”。这条罪名的根据是，彭德怀外出视察时，身上经常装着很多钱，看见贫困农民就掏出几十上百的送出去。彭德怀对这些批判的回答是; “我已经是政治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
西南三线建委主任是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第一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是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第三副主任才是彭德怀，还有个第四副主任钱敏。李井泉阎秀峰实际都不管三线的事，西南三线建委的实际领导掌握实权的是程子华和钱敏。
彭德怀虽然是副主任，但在西南三线建委连常委都不是，他当时是作为内部监控使用干部被发配来的，基本是闲职。他名义上分管的工作是煤炭，天然气，和水电。彭初到时，建委各局向他介绍三线建设布局情况，但独缺军工局的汇报。三线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军工，但军工对他是保密的，绝不允许他过问。任何军工生产工作会议，他都不能参加。李井泉在对三线建委各局干部交底关于彭的工作安排时说：“你们可以听他的也可以不听他的，不要让他接触军工，让他也少接触群众。”
为什么这样？文革以后程子华回忆说：“彭德怀到三线建委，干什么工作，分管什么业务，我们都做不了主，都是中央决定的”。有人对彭真提议过，彭有军事背景，管军工合适，彭真回答说; “他管得了吗？”，此议就被否决了。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明确地把批判彭德怀做了这样的定性：“庐山会议是一场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大搏斗!” 彭德怀以后一直不服气不认错，他特别对指责他里通外国这一条不服气，庐山会议后，先后写了8万言书和9万言书给中央为自己辩护。毛对此视为翻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抓出了和彭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习仲勋反党集团作为回答。为此中央还成立了彭德怀审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彭是阶级敌人，和彭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参看：（马双有：彭德怀冤案后的冤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南局当时对于彭德怀这个阶级敌人的控制监管使用政策，符合毛以及中央对彭案的定性，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
我认为上述看法都不靠谱，我的看法是：彭德怀被发配到成都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战略算计有关。当时1965年底发配外地的还有黄克诚，习仲勋和杨尚昆，都是和彭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人。毛是党内斗争第一高手， 他当时正在策划发动以打倒刘邓集团为目的的文革。就在彭从北京抵达成都上任的11月30号，报纸上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吹响了文革的序曲，这不是偶然巧合。同年12月毛在杭州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和刘邓决战前夕，毛把彭黄习杨等人外放，应该是为了专心对付刘邓，防止彭黄习杨影响下的党内军中势力和刘邓串联结合。彭黄习当时虽然已经被打倒，但彭一直不服，他们毕竟在军中党内有一定影响力，毛为了保证搬倒刘邓斗争有全胜的把握，减少干扰和绊脚石，必须考虑到各种的可能性，把自己的胜利放在最稳妥的基础上，所以就有了把彭黄习杨发配出北京这一招。
毛很会忽悠人，和彭和杨外放前的谈话都非常融洽。对彭说，三线军工建设很重要，好好干，今后可以恢复名誉带兵。可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没有摘，里通外国的罪还在，怎么可能在三线好好干？谁会听他的话？西南局敢用他这个人吗？对免除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的杨尚昆说：交给你一个任务，到广东后做调查工作，看看中央政策有什么不符合实际的地方，然后就是东扯西拉。谈话结束杨出来碰到田家英，田问了会谈内容后，大惊喊道：“完了完了，他要是骂你一顿，那倒好了，他这是敷衍你，以后大事不好。” 果然，半年以后516通知发出，杨就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一员。最好笑的是刘邓彭真这些人，他们当时积极执行毛外放这几个人的指示时，万万没有想到，毛这是在为打倒他们做准备，他们就是毛的下一轮目标。从彭德怀等到刘邓，所有人最后都被毛玩了。
有报道说，由习近平亲自批示同意，电视剧《彭德怀元帅》即将开拍。不知道关于彭德怀在成都西南三线建委那一段会怎么拍，我很有兴趣地期待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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