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党中央的建议：为理论家们扫盲的任务刻不容缓

近年来国内一个怪现状，就是党国理论家们频频在网上搞笑出丑，专闹文盲笑话，“释放负能量”（能量似乎是标量而非矢量吧？有正负么？），给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令我这忠党爱国的老同志无比痛心，不得不出来向敬爱的党中央建言，提请中央重视这个问题。

 

文盲理论家们最先引起我的注意，乃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反宪政”闹剧。他们竟然在党报党刊上痛批宪政，以此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我实在看不下去，乃写了篇短文告诉那伙文盲：所谓“宪政”，就是“严格按宪法治国”的意思。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民主宪政只是其中一种。您实在要批，就批民主宪政得了，岂能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熬？这不是公开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个欺骗百姓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么？这是何等的反动宣传！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有人出来说，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宪政研究会”会员，“批宪政”的闹剧才算姗姗落幕。

 

此后理论家们又出来痛批“历史虚无主义”。我只能向他们沉痛地指出，要批这，就一定会批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头上去，盖他不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首倡“厚今薄古”，盛赞“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更在文革初“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遗产都当成“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加以无情毁灭。无数珍藏民间的国宝、文物、字画、庙宇、道观因此化为轻烟，远远超过了他宣布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此后他老人家又发动批林批孔，将孔孟程朱乃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统统划为阶级敌人。虽然此后的评法批儒运动给少数历史人物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落实了政策，摘了帽子，但那主要是四人帮干的。为毛主席亲口肯定的，两千年历史中似乎就只有陈胜、吴广、洪秀全等寥寥几人。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可不是个别学者写的几篇无足轻重的论文，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在全国推行了几十年的治国实践。它造出了整整几代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无所知的文盲（包括理论家们在内，of course）。莫非我党理论家们准备清算这罪恶？如果不是，除了它，世上哪还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

 

接着又是新华社指控谁谁“谣翻中国”的笑话。我再次忍无可忍，撰文告诉那群文盲，如果中国能轻易被几则谣言“谣翻”，那政权也就到了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危急地步了，比列宁同志对沙皇警察说的“这不过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的”的情况还严重万倍。真要到了这种危急时刻，需要的不是拿捏几个无足轻重的“造谣者”，而是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这种宣传，完全是无视中国空前强大的综合国力，抹杀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蓄意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动摇人民群众对我党制度、理论、道路的信心。

 

然而文盲实在太多，笑话擢发难数。刚才在网上爬，又赫然看到两则。

 

第一则是《搜狐新闻》的报道：“目前，我国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政府不能裁判宗教事务，否则就是搞政教合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文明常识吧？裁判宗教的正邪，既不在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内，也不是公安部能管的。“邪教”根本就不是个法律用语。在司法面前，没有什么信仰的正邪，只有是否犯罪的问题。我还从未听说过“加入邪教”能作为一种用于起诉的罪名，更不用说那犯罪性质居然是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确定的！中国这第五大发明，当真是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我不是质疑这些组织是否有犯罪行为，这是司法机关的事，不是我的事（当然也不是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的事）。我只是想告诉文盲们：公安部可以宣布某某组织是犯罪组织，但不能宣布它是邪教组织，因为这是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专利，不是司法部门的。由中央办公厅这种党务机关、国务院这种行政机构来作出这种判决，就更是荒谬绝伦。

 

更何况据《搜狐新闻》，好几个被判定的“邪教组织”的主要罪行似乎就是“宣扬世界末日”。这算什么低级笑话？

 

凡有点中学文化的人都该知道，“宣扬世界末日”乃是所谓“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 Religions，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核心教义。这三大教门都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所有的人包括死者在内届时都将被拎起来，接受所谓“最后的审判”。它们就是靠这核心教义来招揽信徒、规范其行为的。如果“宣扬世界末日”成了邪教的判据，则这三大宗教也是邪教了。

 

当然，老芦也骂过这三家宗教就是邪教，但我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草民，那些话只反映了个人好恶，与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行为完全不可比。

 

最后一则笑话就是引起戴旭大笑极度亢奋的“敌对势力渗透”。据报道，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这真是堪入《文盲笑林广记》了。什么“学术隐身衣”，什么“跨国界歪理”，什么“不法勾连活动”，这类“宇宙真理”过于高深，我辈非文盲不懂，就看那“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吧。请问，那是“组织渗透”，还是“思想渗透”？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反间部门的事，轮不到“社会科学家”兼“御史”开口。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文盲笑话——世上哪有“反渗透”的科学？离开“渗透”与交流，何来科学的发展？莫非这位张科学家连一次学术讨论会也没参加过？

 

而且，真金不怕火炼。既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掌握的是“宇宙真理”，还怕什么思想交锋？为何不敢“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却要打造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笼躲进去，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呢？

 

60年代，《毛主席语录》在西方到处自由发卖，从未遭到禁止。就是如今，也没听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吓坏了哪个神经衰弱者。张科学家这种危言耸听，我看跟“谣翻中国”论制造者一般，完全是蓄意暴露我党彻底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凡此种种，暴露了如今的理论家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愧对他们的前辈。其实老一代理论家们诸如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陆定一、周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只有中学学历，也就是点知青底子而已。但在我记忆中，他们可从未闹过这种文盲笑话。这说明与民国相比，现代文科教育的水平已经低劣到了何等惨不忍睹的地步。

 

目睹这种种令人痛心的荒唐现象，我不能不斗胆向中央建议，迅速加强对理论家们的教育。若有可能，应及早安排他们到中学去回炉补课，务必在短期内使他们获得最低限度的文明常识、法治常识以及文化知识，以尽快结束 “文盲管宣传”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可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