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印度，腐败和民主

北京土话博在我”杂感： 美国华裔和印度裔“下跟帖，希望我讨论民主和腐败。他原帖如下”不少人以印度为例说明民主解决不了腐败。十几年前林毅夫驳斥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就是举的印度例子。不知道博主能否发表高见？

我想，民主是解决腐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成熟的民主国家当然有腐败。但与专制国家相比有本质的区别。不知能否看到博主深入细节的讨论。本人也就是能说个皮毛“。

我最近的确谈到腐败，我希望在诸位博友支持下，我们能对”腐败“的种种缘由做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也提到中国历史，如果我们试图用某种定量标准描述腐败，中国社会腐败呈现周期，王朝初期比较清廉，王朝末期相当腐败。如果用”传染病“或”癌症“来形容中国社会的腐败，中国社会的腐败更像是一种”传染病“，但也不排除某种”癌症“的机制。

如果把我的观察扩展到世界，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几条规则，历史上比较清廉的国家比较清廉。腐败像一种疾病，一旦染上就无法完全治愈。所以，即使民主社会，最清廉的还只限于历史上比较清廉的北欧和中欧社会。 历史上比较腐败的，如西欧法国，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等，在民主社会中，依旧比较腐败。第二，战乱对经济有极大破坏，但战乱也常能使得一个纸迷金醉的社会回复“自然”，当没有可贪腐的对象，贪腐也就暂时得到抑制。但一旦社会繁荣起来，贪腐就又像传染病一样席卷大地。

此外，一般人眼里的腐败，实际是一系列问题的总称。有些社会，小贪小污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民主制度也许只能防止过于戏剧化的大贪。而有些社会，在普通人这个层次，贪腐并不特别严重，但有权势者滥用公权，大贪特贪的不少。

民主社会是很多社会的总称，而深入民主社会的细节，千差百差，社会腐败也呈现各种各样的形态。在这个意义，泛泛谈民主意义不大。

印度是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这反映在它的政体上，反映在选举政府首脑的方式上。 但另一方面，印度仍旧背负历史的遗产，种姓制度虽然不像过去那样极端，但仍旧有强大影响。印度警察腐败，暴虐传闻屡屡曝光，印度的民主显然还大有改进的余地，能不能变得更清廉，往往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问题，涉及文化，涉及社会中人的精神。

我想，西方社会之外的人对何谓”民主“还是有很多误解，西方文化之外的社会要想建成欧美等基督教文化占上风的”民主社会“，还有很长一段道路。

但反过来，印度的”民主制度“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印度的腐败，但至少没有让印度的腐败以极高的速度扩展。如果比较五十年代的中印，再比较21世纪的中印，真正在腐败上发生戏剧变化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四十年代的中国，大概腐败大于特权，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特权压倒腐败，而现在的中国，又特权又腐败。

当然，腐败并不完全是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有审计传统，财政制度比较健全，那腐败就不那么容易发生。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健全的审计传统，财政制度不那么健全，就比较腐败。比较同为”民主社会“的希腊和瑞士，或希腊和丹麦，差别应该相当明显。希腊的整个财政，应该说缺少正当的监管，漏洞极多。人之天性，有漏洞就一定有钻漏洞的人。究竟堵漏洞的能占上风还是钻漏洞的占了上风，显然和”选举“制度关系不大，而和文化，社会传统和道德观有关。

但和中国比较，也许希腊是个小腐败泛滥的国家，但到目前，希腊制度似乎还没有产生能和东方历史比美的巨贪。希腊尚无马科斯，苏哈托或和绅这样的巨贪。这种巨贪，需要一定社会条件，专制社会常常提供这种社会条件。

欧洲历史上路易十四时期的马扎然主教是巨贪巨富。一般相信，他执政十八年留下五千万法郎遗产（他去世那年，法国总税收8100万法郎，王室实收3100万法郎），加上无数无价艺术品，照伏尔泰的说法，他遗产超过二亿。因此，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社会常常产生巨贪。

很多人对”民主社会“为了讨好选民产生的巨额赤字或国债很有兴趣。但是，专制社会也有自己的问题。 理论上，专制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君主或一小撮寡头控制国家，他们不用讨好百姓，也就不太会因为百姓欠下巨额债务。 但是，历史上，因为财政危机而垮台的专制或威权国家不在少数。 中国近年债务增加之快，也令万人瞩目。 当然，这涉及无数财经细节，不是这里能讨论得了的。

回到印度，回到腐败和民主，我大概要说，至今为止，民主尚未使得印度变成一个清廉国家，但至少防止印度出现巨贪或垄断财政权力的集团。印度的稳定建立在国内诸多势力相对平衡的条件上，就这点而言，我不觉得在印度这种复杂环境，林毅夫能发明什么更好的“专制”制度。林毅夫反驳杨小凯，也许（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他的高论）正暴露他的无知。

一点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