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就像钟表机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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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学家们是正确的，而观察和逻辑确实是理解上帝旨意的最佳工具，那么它们也是管理政府的最佳工具，这是合乎情理的。英国理论家洛克（John Locke）主张，从一开始上帝就赋予了人类某些天赋人权同样是合理的；“人”，他推断，“生来拥有一种权力……保护他的财产——亦即，生命、自由和个人财产——免于他人的损害和企图。”因此，洛克断定，“人组成国家、并将自身处于政府之下的最大、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果事实如此，且如果人“生来全部自由、平等、自主，（那么）如果不是自己同意，任何人也不能被剥夺这一财产，且服从于另一个人的政治力量。”
这些观念即使只限于在覆盖着常春藤的大学里讲拉丁语的知识分子，也已令人十分头疼。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局限于此。最初是在巴黎，随后在更多地方，富有的妇女赞助了沙龙，在那里学者和有势力的人接触，而新思想反复改变。爱好者建立了讨论会，邀请演讲者讲解新思想和演示实验。更便宜的印刷、更好的发行以及提高的读写能力使得将报道和社会评论与读者来信结合起来的新杂志把骚动传给了成千上万个读者。星巴克出现的三百年前，有进取心的咖啡馆店主意识到，如果提供免费的报纸和舒适的椅子，顾客就会整天坐在那里——读书、辩论，并买咖啡。新事物产生了：公众舆论。
舆论制造者乐于宣称，启蒙在欧洲传播，令启发照耀了几个世纪的迷信所遮蔽的黑暗隐秘处。然而，启蒙是什么？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很直率：“敢于认知！要有勇气用你自己的理智！”
向当权者发出的挑战是明目张胆的，然而18世纪的大多数君主妥协了，而没有进行斗争。他们坚持说自己从来都是开明的君主，为了公益而理性地统治。“哲学家应当是世界的教师和国君的教师”，普鲁士国王写道；“他们必须符合逻辑地思考，而我们必须符合逻辑地行动。”
不过，实际上，君主们时常发觉，臣民们的逻辑令人感到烦恼。在英国，国王们不得不勉强容忍，在西班牙国王们可以压制，然而法国足够地先锋派（avant-garde，毕竟这是一个法语词），云集开明的评论家，该国却又足够专制，可以监禁他们，不时查禁其书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认为，它是“被讽刺短诗所调和的专制”，这使其成了启蒙运动得以盛开的理想园地。
18世纪50年代在让巴黎兴奋不已的所有书籍和妙语中，都比不上极有见识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或工艺详解词典》（Encyclopedia or Reasoned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the Arts, and the Crafts）。“一个人必须调查并激起所有事物”， 一个编者写道。“我们必须把一切过时的荒谬踩在脚下；推翻不是由理智产生的障碍；使科学和艺术恢复其宝贵的自由。”戴假发的叛逆者一个接一个地坚称奴隶制、殖民主义、妇女和犹太人在法律上的低等违反了自然和理性，而18世纪60年代在瑞士处于流放中的最卓越的智者伏尔泰（Voltaire）甚至挑战他称为的“丑类”——教会和王权的特权。
伏尔泰完全确信欧洲人应该到哪里寻找更开明的榜样：中国。他强调，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睿智的专制君主，通过和一个理性的行政部门磋商而统治，且不进行无意义的的战争和宗教迫害。他们还会发现儒学是理性的信仰（这不同于基督教），没有迷信和荒谬的传说。
伏尔泰并非完全是错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挑战专制主义一个世纪了。印刷已产生了甚至比西欧更广泛的新思想读者群，而民间学院已经复兴。其中最著名的东林书院甚至比伏尔泰还要直接地对抗丑恶。17世纪30年代，其领袖提倡自立，敦促学者们不要在古籍中、而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寻找答案（注），而一个接一个的东林学者因为批评明廷而被下狱、拷打或处死。
1644年得胜的清朝获得统治权之时，知识分子的评论加剧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拒绝为满族人工作。其中一位是顾炎武，这位下级文官从未能通过科举。顾炎武去了遥远的边远地区，远离了专制君主之害。在那里，他抛弃了自从12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相反，他像英国的培根一样，通过观察真正的人所做的实际事情来理解世界。
近四十年间，顾炎武在游历，笔记里写满了农事、采矿和银行业的详尽说明。他出了名，而其他人模仿他，尤其是医生，他们因为面对17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时无能为力而感到震惊。他们收集实际病人的病历，强调以实际效果为标准检验理论。到了17世纪90年代，甚至皇帝也赞扬“（朕）于大小事，务必搜其本原，复咨于众，然后行之”的优越性（《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史部《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18世纪的知识分子将这一方法称为考证。这强调事实高于推测，将有序、严格的方法应用于多种多样的领域，如数学、天文学、地理、语言学和历史，并不断制定评价证据的规则。考证和西欧的科学革命在各方面都相似——除了一点：它没有产生大自然的机械模型。
这些观念即使只限于在覆盖着常春藤的大学里讲拉丁语的知识分子，也已令人十分头疼。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局限于此。最初是在巴黎，随后在更多地方，富有的妇女赞助了沙龙，在那里学者和有势力的人接触，而新思想反复改变。爱好者建立了讨论会，邀请演讲者讲解新思想和演示实验。更便宜的印刷、更好的发行以及提高的读写能力使得将报道和社会评论与读者来信结合起来的新杂志把骚动传给了成千上万个读者。星巴克出现的三百年前，有进取心的咖啡馆店主意识到，如果提供免费的报纸和舒适的椅子，顾客就会整天坐在那里——读书、辩论，并买咖啡。新事物产生了：公众舆论。
舆论制造者乐于宣称，启蒙在欧洲传播，令启发照耀了几个世纪的迷信所遮蔽的黑暗隐秘处。然而，启蒙是什么？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很直率：“敢于认知！要有勇气用你自己的理智！”
向当权者发出的挑战是明目张胆的，然而18世纪的大多数君主妥协了，而没有进行斗争。他们坚持说自己从来都是开明的君主，为了公益而理性地统治。“哲学家应当是世界的教师和国君的教师”，普鲁士国王写道；“他们必须符合逻辑地思考，而我们必须符合逻辑地行动。”
不过，实际上，君主们时常发觉，臣民们的逻辑令人感到烦恼。在英国，国王们不得不勉强容忍，在西班牙国王们可以压制，然而法国足够地先锋派（avant-garde，毕竟这是一个法语词），云集开明的评论家，该国却又足够专制，可以监禁他们，不时查禁其书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认为，它是“被讽刺短诗所调和的专制”，这使其成了启蒙运动得以盛开的理想园地。
18世纪50年代在让巴黎兴奋不已的所有书籍和妙语中，都比不上极有见识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或工艺详解词典》（Encyclopedia or Reasoned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the Arts, and the Crafts）。“一个人必须调查并激起所有事物”， 一个编者写道。“我们必须把一切过时的荒谬踩在脚下；推翻不是由理智产生的障碍；使科学和艺术恢复其宝贵的自由。”戴假发的叛逆者一个接一个地坚称奴隶制、殖民主义、妇女和犹太人在法律上的低等违反了自然和理性，而18世纪60年代在瑞士处于流放中的最卓越的智者伏尔泰（Voltaire）甚至挑战他称为的“丑类”——教会和王权的特权。
伏尔泰完全确信欧洲人应该到哪里寻找更开明的榜样：中国。他强调，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睿智的专制君主，通过和一个理性的行政部门磋商而统治，且不进行无意义的的战争和宗教迫害。他们还会发现儒学是理性的信仰（这不同于基督教），没有迷信和荒谬的传说。
伏尔泰并非完全是错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挑战专制主义一个世纪了。印刷已产生了甚至比西欧更广泛的新思想读者群，而民间学院已经复兴。其中最著名的东林书院甚至比伏尔泰还要直接地对抗丑恶。17世纪30年代，其领袖提倡自立，敦促学者们不要在古籍中、而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寻找答案（注），而一个接一个的东林学者因为批评明廷而被下狱、拷打或处死。
1644年得胜的清朝获得统治权之时，知识分子的评论加剧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拒绝为满族人工作。其中一位是顾炎武，这位下级文官从未能通过科举。顾炎武去了遥远的边远地区，远离了专制君主之害。在那里，他抛弃了自从12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相反，他像英国的培根一样，通过观察真正的人所做的实际事情来理解世界。
近四十年间，顾炎武在游历，笔记里写满了农事、采矿和银行业的详尽说明。他出了名，而其他人模仿他，尤其是医生，他们因为面对17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时无能为力而感到震惊。他们收集实际病人的病历，强调以实际效果为标准检验理论。到了17世纪90年代，甚至皇帝也赞扬“（朕）于大小事，务必搜其本原，复咨于众，然后行之”的优越性（《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史部《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18世纪的知识分子将这一方法称为考证。这强调事实高于推测，将有序、严格的方法应用于多种多样的领域，如数学、天文学、地理、语言学和历史，并不断制定评价证据的规则。考证和西欧的科学革命在各方面都相似——除了一点：它没有产生大自然的机械模型。
注：这位领袖陈子龙从王阳明的论点里获得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