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坚硬的天花板（一）

　　尽管帝国的经历多种多样，社会发展在两个核心仍持续上升，而且在1598年丰臣秀吉和腓力死亡后的数十年间，有充分迹象表明社会发展悖论再次开启。就象过去频繁出现的，天气促成了日趋严重的危机。自从1300年以来天气就已变冷，如今则更加寒冷。一些气候学家将此归咎于1600年在秘鲁的一次火山爆发；另外一些则归咎于减弱的太阳黑子活动。但是，大多数人同意，大部分旧世界在1645至1715年间都是寒冷入骨。从伦敦到广州，记载日记者和官员抱怨雪、冰和凉快的夏天。

　　寒冷的城里人和渴望得到土地的耕作者一道将十七世纪变成了无助者的灾难，无论这些无助者指的是森林、湿地、野生生物还是被殖民的人们。良心有时使得政府立法以保护这些受害者，然而将核心地区的边缘向外推的殖民者难得理会多少。在中国，所谓的游民拥入山区和森林，用红薯和玉米破坏了脆弱的生态。他们将例如苗人那样的当地人驱赶到了饥饿的边缘，但是当苗人反抗时，国家派遣军队镇压。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Ainu，或译虾夷——译注）、英国最古老的殖民地里的爱尔兰人以及北美洲东部的土著均可讲述相同的凄凉故事。

　　殖民者来这里，是因为核心地区自身的资源在耗尽。“有尺寸之壤，则必有锱铢之人”，中国一个官员坚称（张英《恒产琐言》），而且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政府都在和开发者一道，将低矮从林地和湿地变成牧场和适于耕种的土地。在1620年代，中国另一个官员摆出了依据：

芦苇地和草地上的住户应停取蝇头小利！……一些懒惰之徒毫无远虑，追逐芦苇的蝇头小利，而拒绝耕种庄稼的巨大乐趣。他们自己不仅不愿开垦土地，还厌恶别人这么做……市场日渐荒凉，政府收入不足常额。如此境况安能忍乎？（译注一）

　　荷兰和英国的倡导者以同样的热情着手处理湿地。国家资助的大规模排水计划释出了大量肥沃的土壤，然而已经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在法庭和街头进行抵制。他们（大多匿名的）抗议之歌令人心痛如绞：

瞧，伟大的设计，（排水工）正在破坏，
会使我们的身体衰弱，成为乌鸦和害虫的猎物；
因为他们确实要排干所有的沼泽地，征服所有的河流；
所有的必须干涸，我们必须死亡，因为埃塞克斯郡的牛犊需要牧场。
长羽毛的鸟有翅膀飞到别的国度，
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帮助我们运输；
我们必须给有角的牲畜和牛让出地方，
除非我们都能同意通过战斗把它们逐出。

　　侵略性的人类带来了同样有侵略性的植物和动物，替代了当地的种群或者捕杀至灭绝，把动植物的栖息地翻土，皆伐森林。1660年代一个学者抱怨说日本五分之四的山脉的树木已经被砍掉。1550年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只有一成面积长满树木，到了1750年代这些树木逾半已经消失。对比之下，爱尔兰在1600年仍有百分之十二的面积是森林，但是到了1700年殖民者砍伐了六分之五。

　　在大城市周遭，木柴的价格飙升，而人们求助于替代品。在江户（Edo，日本首都东京的旧称——译注），日本的制盐和制糖业者、陶工，再后来是住户开始烧煤，而也可以这样做的那些欧洲人用泥炭和煤替代木炭。正如同五百年前的开封人，伦敦人因为木柴漫天要价而负担不起，人们乐于采用矿物燃料。首都以外的大多数英国家庭仍能找到木柴，但是到了1550年，普通伦敦人每年已在燃用几乎两百五十千克的煤炭。到了1610年，那一数量增至三倍，而到了1650年英国过半的燃料能量来自煤炭。“伦敦被裹在煤海的云彩里面”，1659年一个居民抱怨道，“如果世界上有类似地狱的地方，那就是在雾天的这个火山里。”

　　很遗憾，他错了，因为其他的欧亚大陆人也在给自己制造更糟糕的地狱。气候变化只是挣脱的大灾变的第一个骑士；当政权在压力下崩溃时，对资源日益增长的压力也导致了国家失败。当君主们消减费用时，他们使文职官员和士兵开始采取敌对态度；当他们从纳税人那里压榨更多时，他们使商人和农人开始采取敌对态度。自从创造出国家以来，穷人的强烈抗议就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但是当被剥夺权利的贵族、破产的商人、未支薪水的军队、以及失败的官员都加入时，这些抗议现在加剧了。

　　时世日蹙之时，西方的统治者通过更坚定地宣称他们代表上帝在凡间的意志，从而试图提高叛乱的成本。奥斯曼苏丹更积极地向宗教学者献殷勤，而西欧的知识分子发展了“上帝权力绝对论”（absolutism）的理论。他们断言，国王的权威仅来自于上帝的恩典，国会、教士或人民的意愿都不可削弱此种权威。据法国的一个口号所载，是“un roi, une foi, un loi”：一位国王，一个信仰，一部法律。挑战这一揽子交易中的任何条款都意味着挑战非常洁净的所有事物。

　　然而，许多不满的臣民恰恰要做那样的事。1622年，身为土耳其苏丹和哈里发的奥斯曼二世（Osman Ⅱ）——其人也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和真主在世间的代表——试图消减他那愈发昂贵的禁卫军；禁卫军的反应是，把他从宫殿里拖了出来，将其勒死，并肢解了他那神圣的躯体。奥斯曼的兄弟试图挽救形势，采取了和强硬的神职人员结盟的办法，甚至禁止咖啡和对吸烟处以死刑来取悦他们，但是在1640年代，苏丹的合法性完全失败。1648年，当时和神职人员联合的禁卫军处死了苏丹（疯狂的）易卜拉欣（Ibrahim the Crazy）（可能未免太迟了；这个绰号完全是他应该得到的），而五十年的内战开始了。

译注一：本段引文出自Richards, John. Unending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120。 而此书又引自Eduard B. Vermeer, "Ch'ing Government Concerns with the Exploitation of New Farmland", 1994, p. 233。我没能查找到原始中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