剌杀宋教仁的元凶是孙中山
刺杀宋教仁的元凶是孙中山 继承先辈遗愿光复宪政享有自由 (一）鉴别：1.报案人王阿发，是假造的。王不是应的死党，王未答应杀宋，应就“给他照片”，不合帮会规则。我们认为，王是临时被首犯找来派去报案。元凶、首犯急需通过法院的口，鼓动全国舆论，攻击袁世凯、赵总理。实现元凶的一箭三雕阴谋。 2.凶手武士英，是假的。武士英说“开枪打了一下，随后就逃走，回应家报功去了”。实际是并非武1人，而是4人行动小组。据宋教仁向袁世凯电文报告：“……被奸人从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下腹部……”这是近距向下斜开枪。检票口排队顺序为“吴仲华先行，依次为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真实情况应该是：在从“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的过程中，已经跟在宋教仁背后的凶手利用这个机会紧靠着宋，朝宋腰上部向下斜打了带毒弹第一枪，随后宋教仁说：“我中枪了……”行动小组的人，这时才反应过来，随意地补打了第二、第三枪，可能还打死一人，但决非国民党内要人。武士英是雇来的演戏的人，由首犯导演，达到元凶的政治目的。武口供“为四万万人除害”，矛头对准宪政和国会大选，目的是攻击宋教仁的多党政治、责任内阁制，指其不符合祖宗传下的规矩的制度，杀宋教仁是为民除害。这是从元凶那里贩来的思想和语言。第二次口供“为北京政府除害。”是元凶首犯看到攻击宪政不受欢迎，重新校正目标，集中于打倒袁世凯。 3.主犯应桂馨。他是孙中山，陈其美的“坚定盟友”。当过陈的谍报科长，当过孙的接待负责人，总统府卫队司令，总统府庶务长，是被孙中山洗了脑，肯自愿为孙中山献身的死党，是孙、陈打入中华民国政府的超级间谍。“孙中山打发他回了上海”，是要他帮陈其美把上海搞成了国民党大本营。首犯导演迅速抓获应的本质，是元凶急着要通过应桂馨把赵总理有“毁宋”字样的电文交给法院。这是元凶精心策划刺宋案的一个核心，是百年来认定是袁世凯杀宋教仁的唯一根据。历史书说：应被捕后“趁二次革命逃脱”。不是的。是元凶、首犯把应桂馨放出来、送走的。元凶感谢他安排杀宋教仁的功劳，还要用他作为为不测之后事转圜的重要工具。 4.主犯洪述祖。若无洪带来“毁宋”二字，元凶必有多种刺宋方案，甚至早已杀死宋。但是，任何阴谋都极难达到一箭三雕的结果：（1）杀了宋教仁，破坏了国会，掐断了宪政，葬送了中华民国共和立宪国体。（2）把刺杀宋教仁的罪名扣到袁世凯头上，借口发动战争讨袁，夺取民国政权。（3）保护元凶及国民党不受牵连，反而成了为宋教仁报仇的英雄。洪述祖是上海帮会中人，洪接受袁、赵两个任务到上海，即解决青洪帮动乱和暴力问题，再一个是“毁宋”。“毁”字作为文言文官场话，仅指调查劣迹，加以宣扬，毁坏对方名声。不是毁容、毁灭人生命。但是，袁、赵下“毁宋”指示很不光彩，是其人性弱点。把“毁宋”改为“去宋”，是首犯知有“毁宋”二字后立即报告元凶，元凶听后欣喜若狂，停下所有杀宋教仁计划，专攻这个计划。元凶指令陈、应去钓洪上钩，阴谋敲定后，于1913.2.13指令应策动洪把“毁宋”改为“去宋”。洪必定知道这种改变必须先请示袁、赵批准，更知道袁、赵非但不会批准，还会大骂他一通。他没有办法，只好认可了。也许在某个环节上了革命党人的船下不来。就这样，洪成了元凶安插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内的超级间谍。1917年春，洪从青岛跑到上海。正是元凶需要鼓动反袁，喧染是袁、赵下令杀宋教仁的，达到筹备召开广州非法国会（注：只有占总数6.4%议员赞同孙当大元帅），选举孙中山当军政府大元帅，讨伐袁、夺取政权的目的。洪若是死心踏地的超级间谍，则应该是元凶达到上述目的的工具。但洪没有像1913年底应桂馨那样发通电大叫，讨“杀宋勋酬”，而是无声无息。最后“被抓”进狱，判死罪，1919年被绞死。 1.中国三大政治利益集团。（1）保皇党和立宪党。包括宋教仁创建的国民党右派、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领袖人物有：宋教仁、黎元洪、汤化龙、梁启超、谭延闿、林长民、康有为、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他们是推进宪政的先锋和主力。他们中有好多位领袖人物被革命党人暗杀或遭毒手或暗杀未遂。 （2)袁世凯、吴佩孚集团。包括黎元洪、陈炯明、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孙传芳、赵秉钧等。他们忠诚地守卫大清国隆裕太后的“不拂民意”“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的谕旨，成为民国安全稳定因素。他们是共和立宪国体的拥护者、推进者、护卫者，是中华民国的功臣。（3）孙中山的复杂的革命党团伙。表现的是动乱、暗杀、暴力，战争策源地。它是一个内部良莠不齐、不断斗争、不断分裂、不断重组的集团。其左派据有统治权，有孙中山、陈其美、廖仲恺、黄兴等。主张用一切手段谋取钱财，买武器，收买干部，鼓动民众暴动，打内战，夺取中华民国政府权力。主张实行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反对民主宪政，反对责任内阁制，反对南北调和。其右派分裂出宋教仁宪政主义派。宋教仁被刺杀后，右派人人自危，或退出，或无所作为，或倒向孙派。其右派和中间派还包括反对联俄容共的各种派别，如西山会议派等。中间派和右派又以“党国体制”派为主体。在宋教仁被孙中山暗杀后，国民党内共和立宪派还是有的，但发展缓慢。国民党败逃台湾后才逐渐成气候，出现了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等推进台湾民主宪政的英雄人物。其中，蒋介石在毁灭中华民国和跟孙中山搞暗杀犯下的罪恶远远大于他领导抗日胜利和建设台湾民主政治的功劳。他的罪与功都要澄清史实。但是，蒋是先有罪后有功，是通过建设宪政从人民的敌人转变成台湾人愿意选他当总统的政客。他应该是我国专政制度体制内一些政客干部们的典范，是从正统文化、通过宪政主义走向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的榜样。 2.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对立，表现为如下二十九个方面：（1）在对世界潮流看法上。孙中山指的是暴力革命、恐怖主义、共产主义，比如：联俄容共扶助工农……民主革命的高潮，苏联是自由的首领，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等。宋教仁指的是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潮流。两人系风马牛不相及。（2）在西方自由国家和苏联共产专制问题上。孙中山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主张向苏联学习，希望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宋教仁则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他努力在中国推行西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和19世纪中叶的恭亲王奕訢是我国两位全盘西化的开创性人物。（3）在价值观上。孙中山认为国民党责任是“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他的敌人是西方各个自由国家。他反对“人类生而自由在权利上生而平等”，反对“自由、安全以及反抗压迫为天赋人权”。宋教仁则主张通过三权分立，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和议会制，责任内阁制，实现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4）对袁世凯总统的认识。孙中山指袁世凯为反革命之首领，必去之。宋教仁拥护袁当总统，视袁世凯为可靠朋友。（5）在政治理念上。孙中山轻视人民，他推销的儒家的三民主义，是由革命党国民党及其领袖把其随意胡诌的“民族、民权、民生”忽悠不享有天赋人权的人民，以交换革命党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权。宋教仁主张宪政主义、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6）对人民的态度上。孙中山在广东执政时，横征暴敛，动用革命党武力驱使人民为实现革命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宋教仁主张政府要“如民意”；“民国要建设，改良，进步”。（7）在私有财产问题上。孙中山在广州市“没收私产”。宋教仁主张保护人民私有财产。（8）在宗教问题上。孙中山搞“封闭寺庙”“开放赌博”。宋教仁主张“信仰自由”。（9）在国家领土和民族问题上。孙中山是大汉族主义者，歧视满族蒙族，提出驱除鞑虏口号；在领土问题上，孙中山是窃国大盗，一再对日本政界财团声称“满蒙可任日本取之”。1912.2.3日孙中山要将满洲卖给日本政界财团，换武器，搞革命，打内战。1920年起孙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给共产国际，给苏联。1924.1.20日孙中山和外来势力勾结；对国民党实行清党，联俄容共，充当列宁东方政策走卒。宋教仁于1907年写书《间岛问题》，帮助清政府击败日本侵占领土阴谋。1911年主张“五族共和”；五色旗也是宋教仁程德全倡导，由法律确定的中华民国的国旗。（10）采用什么国家制度。孙中山主张军事专政，按军政、训政、宪政的顺序走。宋教仁主张三权分立，民主宪政。（11）对暗杀手段的态度。孙中山系逆潮流而动，只有靠暗杀、欺骗、动乱方能取胜，故一贯暗杀政敌，栽罪政敌。比如，孙中山指令林森，派出林森的警卫刘北海，于1915.12.25在国外暗杀记者黄远生，只因黄揭露孙中山出卖满洲给日本的罪行。此案于1984年以后，刘北海去世前说出真相。在民主国家里，暗杀手段为政客们所不齿，为民主国家的法律所不容。（12）对权力的欲望。孙中山上台时是独裁者，在野时是动乱者。宋教仁主张上台时是依宪的行政者，在野时是依宪的监督者。（13）对联邦问题。孙中山反对联省自治，反对保境息民，反对立省宪法，反对联邦制。孙中山主张集权独裁制。是他发动战争攻打要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宋教仁在联省自治全国推行前，就反对集权，主张地方分权。中华民国在吴佩孚当政时期就是向着各省自立省宪、联省自治和联邦制发展的。（14）战争与和平。孙中山是民国时期的战争军阀，所谓的军阀混战几乎都是孙中山和革命党挑起的战乱。宋教仁主张南北调和，消弭战争。（15）在文化上。孙中山维护《正宗国学》《传统文化》，崇拜并带领一大批人亲祭朱元璋。宋教仁在革命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芦笛)。（1 6）江湖帮会要不要改造。孙中山主张不改造，继续收买利用它组织敢死队，为革命党夺取政权出力卖命。宋教仁排斥江湖帮会，主张改造帮会，尽力把它引入宪政民主轨道。（17）在帮会式同盟会革命精神上。孙中山主张保持同盟会革命精神。宋教仁推行《朝野合作》《新旧合作》，抹去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精神。（18）在同盟会作用上。孙中山主张同盟会在野监视政府，继续保持原有秘密组织会党身份，用武力要挟政府。宋教仁主张《毁党造党》，将帮会身份的同盟会改造为公开的合法的议会政党。并于1912.8月将同盟会等五个政党改造成合法的公开的议会政党——国民党。（19）在共和国里对政敌的态度上。孙中山采用暗杀、动乱、起义、战争手段攻击和消灭之。宋教仁的政敌概念不是用暴力对付另一方，他反对暗杀不同政见者。主张“拿出政治的见解”，进行光天化日的政党竞争。主张把对政党和政治负责人的选举权操在中国公民手中。（20）在党与国的关系上。孙中山重党轻国，为攫取同盟会、国民党对人民的统治权，孙中山不惜发动战争，屠杀人民；不惜出卖国家土地和利益给日本、苏联，换取武器杀人民；用武力消灭中华民国。宋教仁重国轻党，他在驳斥党国专制论调时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在受到生命威胁时，他表示：“死无惧，志不可夺。”（21）在获取政权方式上。孙中山主张靠革命暴力和欺骗、煽动，通过非法手段和战争杀敌获得政权。宋教仁主张政党公开，合法、竞选上岗，选票箱里出政权。（22）在廉洁奉公上。孙中山贪污腐败，以革命名义捞钱，残酷剥削广州市民。孙中山修铁路，1寸未修，花了百十万两国家的银子，用国帑支付暗杀政敌的花销。宋教仁束身自爱。（23）在政党内领袖和成员关系上。孙中山主张集权专制关系，令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决服从领袖”、“至死不渝”。宋教仁主张平等协商，政党是公开的，是实现宪政的、自由参加的，民主政治联盟。（24）政党属于谁？孙中山声言同盟会是他的，国民党是他的，苏共是列宁的，政党是达到其领袖的政治目的的工具。宋教仁认为，对内，党属于每一个成员；对外，党属于选民，是表达选举权人要求，接受选举权人监督，服从选举权人取舍，为选民服务的政治工具。（25）在个人学习和服务上。孙中山声称：一革命二女人三书。他一生都在用革命的名义捞钱财，搞暗杀，起义，战争，夺权，镇压革命党内不同政见者，镇压人民反抗，玩女人；只读对他有用的书。宋教仁一学习二宪政，在日本六年，学习研究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实践“广采列国最良宪法”，成为我国宪政主义先行者。（26）在政治生命历程上。孙中山少年时崇拜长毛，青年时要做洪秀全第二，壮年时搞起义，动乱，暗杀，独裁，临死前成了bolshevik；一生都是“激进的革命者，霸道的专制者”。宋教仁，从帮会式同盟会始，通过全盘吸收西方自由国家政法制度精华，在中华民国推进宪政。（27）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等人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重大国策之后。孙中山死死把住革命党革命军不撒手，他要革共和国的命，1924年1月他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的时代了”。宋教仁则赞成并实践黎元洪等人提出的这个稳定共和立宪国体的国策，并取得巨大成绩。（28）宋教仁时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两个截然对立的党。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是“大公无党”式民主宪政党，它公开合法，是我国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主政党。孙中山暗杀宋教仁后，他的国民党是“党国体制，一人独裁，军队私有，祸国殃民”的党。国民党败逃台湾后，有较大变化，但至今未恢复它的创始人宋教仁的地位。还尊孙中山为国父挂其像，有庞大党产。（29）在治国安邦能力上。孙中山统治下，“广东省建立了一个无法无天压榨人民的政权”，“逼使人民组织了一万人的民间武力来保卫人民（指广州商团事件）”。与孙中山截然相反。“陈炯明任广东省长给人民带来一个廉能的政府”。[见李敖写《孙中山研究》90页，（美国公使雪曼1924.4.8给总统的秘密报告）]。从上面二十九个方面的对比看出：孙中山要专制，宋教仁要自由。二人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 3.孙中山痛恨宋教仁夺走了他的同盟会国民党，是他不共戴天的政敌，必须杀死宋。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公开表示脱离孙中山领导；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人数最多的同盟会组成国民党，变成实现宪政的公开的合法的政党。宋为代理事长，孙是名义理事长。孙中山痛恨宋夺走了他用于发动北伐（二次复辟）战争、夺取中华民国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孙中山仇恨宋教仁超过一切敌人。孙中山已没有任何光明手段可以打倒宋教仁，唯一办法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暗杀宋教仁的想法形成势头，应该在1912年8月或以前就已由孙中山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最高层默认、赞同和决定下来。利用一些“不知原委”的“人民”的“误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将这些误解加以歪曲、放大、煽动和恶毒化，这些帮助了孙中山暗杀宋教仁。 4.为了挽回政治生命，孙中山必须立即杀死宋教仁。1912年底，中华民国首次国会大选中，经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努力，国民党在参、众两院所占议席都是45%，一片欢腾，宋教仁组阁梦想即将实现。这时孙中山狂怒，党内独裁领袖地位即将失去，发动北伐（三次复辟）战争篡夺中华民国政权的借口不再存在。眼看着宋教仁一天天接近内阁总理，全国一旦人心稳定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就彻底完蛋。趁现在还有暗杀宋教仁这样最高级人物所需要的公关工具、暴力工具，要不失时机杀死宋教仁，夺回权力。可能供孙中山利用的革命党人中的暗杀团前后有：南京暗杀团、同盟会北京北方暗杀部、同盟会支那暗杀团、军国民教育会、同盟会京津暗杀部、罗世勋的三个暗杀组、尹昌衡暗杀团、丘汉苗暗杀团、同盟会喻培伦暗杀团、同盟会哈尔滨刺客、黄兴暗杀团、血光团、青帮、洪门等。孙中山暗杀宋教仁，下了大力气，花了大本钱。这回杀宋教仁意想不到的是，出现袁、赵的“毁宋”二字，可供利用，可把一个战果扩大到三个，实现一箭三雕。孙中山选用“最亲密战友”上海都督陈其美暗杀团，有陈其美在上海国民党地盘坐镇，有心腹原来的总统府卫队长应桂馨，有军队、青洪帮充当杀手，能操纵刺宋案的拘捕和审案，公关鼓动，关系网络，案内案外协同动作，刺杀宋后破坏国会及发动武力讨袁等后续动作，都有精心策划。孙中山跑到日本去是专为等侯宋教仁的死讯，在日本不影响他指挥陈其美黄兴廖仲恺等革命党要人；到日本的目的是为了避嫌和栽罪于袁世凯。1913.3.22宋教仁死了。孙中山成功了。他即刻从日本返回上海哭丧，他要从死人身上捞政治资本。 刺宋案罪犯排列如下： A.元凶孙中山，当过非法临时大总统，国民党名义上的理事长，洪门致公堂大佬，窃国大盗。 B.首犯陈其美，是孙中山亲封的“最亲密战友”；暗杀团大佬，上海都督，国民党大佬，青洪帮大佬，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C.主犯应桂馨，总统府卫队司令，总统府庶务长，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江苏驻沪巡查长，青洪帮大佬，陈其美的谍报科长。 D.主犯，洪述祖，上海帮会成员，中华民国内务部秘书，原刘铭传、俞廉三、张之洞幕僚，清朝学者洪亮吉曾孙。 E.凶手，还未找到。 F.假凶手，武士英，政治阴谋表演者之一，被灭口。 1.刺宋案后，孙中山政治生命复活了。但在二次复辟失败后，仍面临死亡。刺宋案发生后第5天，孙就从日本到了上海，当晚要发动二次复辟武力讨袁，先派廖仲恺去北京动员议员反袁世凯。当时舆论普遍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呼吁珍惜共和国前途。二次复辟拖延了三个多月才发动起来，经一个多月战争后全盘失败。孙中山等人亡命日本。但是在破坏国会方面，孙中山廖仲恺取得了可耻的胜利。议员们恐惧革命党的暗杀，或退出宪政，或附和孙中山三民主义，反对宪政。破坏了国会。宋教仁改造革命党人的成果被孙中山廖仲恺破坏了。导致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停止国会议员职务。这时政局成了：孙中山国民党破坏民主宪政，袁世凯一些人强化专制。中华民国走到这一步，实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哀。即使如此，袁世凯还能取消帝制，要继续当总统，再造共和；而孙中山和革命党却不允许袁世凯改正错误，逼袁世凯忧惧而死…… 2.孙中山再次走投无路时，从1920年起，他全面和外国人苏联、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联合，和中共联合。苏联给钱、武器和军事装备，派出庞大军事顾问团、政治顾问，帮助孙中山打败主张南北调和联省自治的陈炯明；首先在广东复辟了国民党党国制度；1924.1.20苏联侵略者又帮他召开国民党清党大会，按照苏共建党办法清党。1926年，孙中山遗留下的国民党，依靠苏联的金钱、武器、军事装备，数量为600人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共产国际顾问、苏联顾问和大批中共党员，发动北伐复辟战争。于1927年8月，灭亡了中华民国，建立了国民党国。两者区别是：中华民国是通过袁世凯与大清王朝隆裕太后和平协商立国；国民党国是靠外国人苏联及中共帮助打赢了这场复辟战争立国。中华民国是“共和立宪国体”；国民党国是“党国制度国体”。 1.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两次划时代的伟大成功，并于1912.3.10成立合法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1）颁布“宪法大纲十九条”，标志我国“君主立宪”成功。清政府于1901.1.29在西安发布“维新”；1905.7.16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9.1“预备立宪”；1907.9.20设资政院，10.19各省设谘议局；1908.8.27颁布“宪法大纲”，许诺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1910.11.4清朝政府提出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改为五年，即1911.9.1“预备立宪”到期，应“立宪”。1911.11.26颁布“宪法大纲十九条”，规定皇帝权受国会和宪法制约，规定不用亲贵担任国务大臣。这二条规定有划时代意义。“宪法大纲十九条”颁布，标志我国“君主立宪”成功。（2）袁世凯宣布组成合法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标志我国“共和立宪”成功。清帝于1912.2.12，以君主立宪国家元首身份逊位于“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1912.2.15由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的清王朝留下的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3.10由袁世凯宣布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标志我国“共和立宪”成功，共和国建成。(3)1912年底，国会大选成功，多党制、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确立。以上三条表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次非常成功的，高水平的、和平的绿色革命，无暴力，无战争硝烟。 2.近代百年孙中山和革命党有四次复辟专制记录：一次复辟指辛亥革命，二次复辟指二次革命，三次复辟指苏联支援三党联军的北伐战争，四次复辟指中共获得一党专制。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复辟极权制度的精神贵族，共产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轻视人民，两面三刀，儒家三民主义。他的表现为：封杀自由，追杀异己，动乱独裁，党国至上，镇压人民反抗。（1）辛亥(一次)革命，是一次复辟。（2）1913.3.20，孙中山策划暗杀宋教仁的政变，继以二次革命，是二次复辟。击败一次复辟，袁世凯有功，是他联合立宪派、保皇派、革命党中的立宪派开明派等，在全国民意和西方各国舆论支持下，把独裁者孙中山从非法总统位子拉下来；于1912.3.10他以合法临时大总统名分宣告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战胜了革命党激进派的辛亥复辟。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辛亥复辟是一次复辟？因辛亥革命推翻的不是清朝专制王朝；辛亥革命推翻的是清朝君主立宪国体，即推翻了皇帝权受宪法和议会制约的“有限君主制”的清王朝。建立的不是合法的总统，不是民主政治制度；而是45个革命党人以个人资格选出非法总统兼专制复辟者孙中山，他刚上台就出卖国土搞独裁。辛亥革命是大多数革命党人未意识或至今不愿承认的一次复辟。它利用清政府某些缺陷，几近达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这个复辟的政治纲领。它只知推倒皇帝这个头衘的急迫性（其实有皇帝并非专制的标志，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的国家就不是专制制度；孙不过是要以此为借口达到其篡权独裁的目的），不知建设立宪文化的艰巨性；简单草率地用陈胜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办法，去推翻一个愿意“立宪”甚至“把统治权公诸全国”的清朝皇帝政府。辛亥革命参加者是受害者。辛亥革命的唯一罪犯是儒释道文化，是传统文化在部分知识分子及国民心上的烙印；只有极少几个野心家利用一些人的激进情绪，导致这次未遂政变、失败的复辟。击败二次复辟，袁世凯也是功臣，他在1913.3.22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被暗杀去世后，及时拖住了孙中山的手脚，拖延了发动二次复辟的时间，并迅速击败孙中山的这次复辟。（3）1927年8月，由孙中山生前联合的外国苏联俄共、中共和国民党组成的三党联军，发动北伐复辟战争，灭亡了中华民国，三次复辟成功。（4）1949.10.1，由孙中山生前声言“前途可谓无量”的共产党，在苏联帮助下发动复辟战争，从大陆赶走了孙中山声言已经“堕落”了的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从宪政伊始的国民党国，变成共产党国，四次复辟成功。 3.继承先辈遗愿就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就是中国人享有自由，就是实现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自1906年9月至1927年8月，中国人曾先后享有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带来的越活越有盼头的自由，中国社会的活力来自“广采列国最良宪法”“全盘西化”。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宋教仁提出“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体现了现代自由社会民主宪政的文化境界。全盘西化就是实现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让一切中国人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做奴隶，不做精神奴隶，建立普世价值观，追求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博爱。一切传统文化都应由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来判别。 4.继承先辈遗愿，就是为自由而生存。1856至1860年，中、英法第二次通商战争后，恭亲王奕訢反对咸丰皇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间加入限制词“通商”二字。奕訢的成功，奠定了清王朝后五十年面向西方开放的国策，展开了五十年洋务运动。奕訢要设同文馆和倭仁争，他说“不避嫌怨，力任其难”。表现了民主革命家的坦荡激情和在国家大计上的坚持不懈。宋教仁在国会上，努力改变革命党人一些帮会恶习，引导到文明和走向共和宪政方向。他把敌对的政党双方，引向执政和监督执政的盟友关系上。通过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同在民主宪政制度下作贡献。宋教仁在南方演讲，维护袁世凯总统，维护共和立宪国体。在孙中山谋杀宋教仁后，梁启超、林长民等反对党领袖，以及袁世凯、赵秉钧等皆痛惜不已。林长民痛声“政举人亡，人亡政息”，袁世凯说“这个国民党失去了首脑，废了”。宋教仁曾说，只有革命党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认为暗杀是卑劣残忍的手段。宋教仁的敌人是专制制度。他学习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法制度，取代中国的集权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宪政。在共和国即将依法成立之际，他为了防止总统权力泛滥危害共和国安全，他坚持“责任内阁制”，坚决反对孙中山的“总统制”，长期激烈争论，虽一度被孙中山的势力否定，但他仍决不放弃。在国会中，宋教仁善于用民主宪政和大公无党观念，化敌为友，主动和过去的政敌沟通。奕訢、宋教仁都是抓住体制、国策、制度和文化，对事不对人。他们的宽宏胸怀，为政敌悦服，为后人称颂，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是自由民主制度和专制集权制度的对决时期。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什么？是废除专制制度，只革制度不革人，只要不是严重的、现行的对抗革除专制制度这个战略目标，不管是什么个人、团体、群体、党派，都不是民主革命对象。因为，彻底革除特权专制制度，是为了一切人享有自由，为了救赎制度中的一切受害人，包括占敌人中绝大多数的那部分受害人，包括救赎自身被传统文化灌输和熏染后生成的恶习。“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因为没有自由。”怎样做才能有自由？如果目标对准敌人而忘却特权制度，那么，明天你会是新生一代的敌人。中国人仍然没有自由。目标永远对准专制特权制度，忘却敌人，人吃人的制度消灭了，敌人会变成友人，中国人就有自由。暴力导致专制，和平引领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没有敌人”，是一个民主革命者在目标、手段、程序、方法上的聪明思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任务，是和“掩盖真相，伪造历史”的现象作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只有去伪存真，搞清史实，才可能把矛头对准专制制度，才可能识别教唆国民做精神奴隶的那种儒释道文化，才好运用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占领政治历史舞台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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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Ronniezhang： 宋教仁血案肯定是100%地同袁世凯无关，也同赵秉钧总理无关，道理很简单，理由如下： 宋教仁案的最大受益人咋可能是袁世凯？！ 宋教仁案再思考——真的是袁世凯所为吗？ 作者：高山流水反孙反蒋 宋教仁之死很有可能是陈其美所为，这个问题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我以为，孙派多属帮会出身，以暗杀手段除去不听命令的同志，是常有的事情，陶成章、方声涛、程璧光、邓铿等都是例子，陈炯明亦曾险吃孙派的子弹。以宋教仁在民国成立之初的政见与作为，与孙派迥异，被孙派视为革命之障碍，亦不为奇。 杀宋者，不是袁派，就是孙派。从宋案的后果来说，国民党成立后，孙的影响力大减，宋有起而代之成为政党领袖这一点，是孙派所不能容忍的。宋一死，确实把许多原来拥宋的国民党同志，都拉回到孙的身边，同时腰斩了孙所不喜欢的宪政改革，又找到了南北开战的理由，可谓一石数鸟。而对袁来说，如果国民党不是开战，而是坚持法律解决的话，宋案只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并没有什么好处。 杀宋的指挥者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密友，曾任孙的卫士。这层关系确实不能忽略，陈、应二人皆青帮兄弟，反清时代，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关系非同一般。陈其美身上命案累累，搞暗杀如食生菜，前有陶成章，后有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等。辛亥革命后，应桂馨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 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引渡到中国地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这支军队乃由陈其美的班底组成，是陈的地盘。宋案当时十分轰动，国民党戒备森严，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暗杀武士英灭口，几无可能，而武偏偏在关押期间被暗杀，而且查不到凶手，除了陈其美自为之，还有谁会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首级？ 如果袁要暗杀政敌，洪宪前后要杀梁启超、蔡锷的理由，比当初杀宋教仁要多一百倍，但他终究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因为袁这人很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声，越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越不敢胡作非为，所以他不敢暗杀宋教仁，与后来他不敢暗杀梁启超、蔡锷一样，但对应桂馨这样的江湖泼皮，他杀起来倒是不会手软的。 于右任为宋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入葬闸北公园，是1914年6月，那时国民党早就公开指责宋案是袁政府所为，并发动了二次革命，为什么于右任仍感觉无法“直笔”，只能无奈地“期之良史”呢？战争都敢发动了，还担心“直笔人戮”吗？于右任所忧虑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如果是袁世凯，不合情理；如果是陈其美，或者是陈其美后面的人，就合情合理了。 可惜这些都只能是推测，迄无史料可以证实。据云二次革命时，上海检察厅的许多档案，均被陈其美部下所毁，此案恐怕只能如邓铿案一样，永远成谜，唯有根据前因后果推测而已。于右任“期之良史”，然至今已近百年，仍停留在“期之史料”的阶段，殊令人有“质诸天地”之叹。 黄远生 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1915年12月27日），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文名大噪。民国初年，成为著名记者，以敢于批判时政闻名。他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支持进步党，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袁氏欲称帝后，他为避开袁的纠纒而远走美国，黄远庸所写文章在当时政界有巨大影响。他极力揭露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得罪了不少要人，于1915年到美国旧金山，却在当年12月25日被人暗杀。20世纪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说出了实情，刺杀案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命令出自中华革命党的党首孙中山。 死因争议 1985年9月中国大陆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是当年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刘北海晚年临死前说出真相。刺杀行动由林森指挥，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刺杀动机被指是因为孙中山不满黄远生对革命党人的批评，例如揭露、批评孙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的资金援助，影响了海外华人对孙的印象及捐献，阻碍了孙的行动计划。 民国第一记者黄远庸之死——袁世凯背开创暗杀记者先例的黑锅70年 民国“名记”第一人黄远生被杀案始末 作者： 张光芒 旧金山的枪声 政治家不能光有美好的理想就能赢得崇高的历史地位——关于孙中山其人 孙中山有人尊为“国父”，有人一想到他就热泪盈眶，可我以为他的历史无足轻重。 十月围城的历史缺陷：搞刺杀的其实是同盟会 核心提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古代的刺客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清末一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但死则死矣，同类和仇敌却未必能够分清。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敌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因而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从实质上来说，暗杀其实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结果于毁灭的革命。 来源：凤凰网 清末实行新政和立宪后，革命党搞的起义无一不败，譬如孙中山在1910年前暗中策划的八次起义便均以惨败收场（武昌起义实质上是兵变而非起义）。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暗杀主义的论调也就突然流传了起来，说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不同的时代和价值观往往导致不同的结论，这种称之为“革命义举”的暗杀行为，如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自从回归后，香港的文化品位似乎也和大陆拉近了不少，比如最近电影《十月围城》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就是一例。可惜的是，这种为了神化革命而不惜颠倒黑白甚至捏造历史的超时空文艺作品在历史事实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清末的历史上，革命党才是搞暗杀的绝对主角。 《十月围城》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逻辑缺陷，剧中的那些小人物不明白革命为何物，而又要让这些人为革命放弃宝贵的生命，这凭什么呢？难道小人物就活该送死、为成就伟人垫背？这未免荒谬而可笑，难道草民的生命价值就低于所谓的伟人吗？ 《十月围城》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历史缺陷，因为清廷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针对孙文的刺杀，反倒是那些革命党对清朝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实施过19次有案可查的恐怖行动，譬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反过来说，这也说明清末新政和立宪着实搞得不错，如经济发展、国防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法制更新、文化宽容等方面，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十年，虽然一贯被历史教科书有意忽略掉。 1905年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不管，硬要蛮干，结果是五大臣没事， 自己倒给炸死了。事后，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从各地团体如复旦公学等纷纷致电问候代表团、并敦促其不能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耽误出洋考察的行程便可看出。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其实是“斩首行动”，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 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他学生也纷纷响应，抢夺军械，但斩首行动还不彻底，恩铭虽然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很快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 恩铭死得有点冤，因为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自己信任的人之手。当军法官问及徐锡麟是否与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颇为惨烈。不过话说回来，对这等恩将仇报、不忠不义的人，用此酷刑也不为过，不然，忠义道德何以为存？今后谁还敢对部下朋友推心置腹、提拔重用？不杀不足以警世。 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地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张鸣岐无语。随 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说句实话，暗杀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极端 化罢了。 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 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盘点那些年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人：企业家、记者、工农、军人、政治家 ——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年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中国同胞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民营企业家夏瑞芳 1914年1月10日，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在上海河南路发行所门首遇刺。弹中要害，不能言语，送仁济医院，旋即死去。 夏瑞芳，1871年生，江苏青浦人。早年在上海当排字工。1897年与鲍咸恩等集资创办商务印书馆。曾印行《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1900年收买日商修文印刷局。次年改印书馆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并创办《外交报》杂志。1902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中心业务，增设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1903年改为中日合办，仍任总经理。1904年起陆续创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并设立小学师范讲习所、艺徒学校等。孙文的二次叛乱发生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反对陈其美“讨袁军”全军两百多人驻扎闸北地区，被陈其美指派帮会人员暗杀了。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中小企业家团体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中小企业家团体是1924年的广东商团及其商人成员。孙文党徒1924年镇压广东的商团，杀害了一些广东的中小企业家，其余的广东中小企业家即便逃过一劫，但是其辛苦打拼多年的成果也在孙文党徒火烧西关商铺中付之东流。在1924年的镇压商团的事变中，广东的中小企业家们的经济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其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政府向未有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对参与商团的商户收缴枪械并罚200元，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事件结束后，黄埔军校利用收缴商团的大批枪械成立教导团，国军之基础发展由此展开。但广东商界部分人士转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纷纷捐资支持。孙死后，有关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记者黄远庸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09年回国，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职。辛亥**后投身报界。黄远庸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最出名时，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为其撰写北京通讯。为了躲避袁世凯的纠缠，1915年避往上海，11月到达日本，并与当月中旬在日本乘坐“佐渡号”轮船赴美，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唐人街被**党人刘北海枪杀。 1985年9月中国大陆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是当年中华**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刘北海晚年临死前说出真相。刺杀行动由林森指挥，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刺杀动机被指是因为孙中山不满黄远生对**党人的批评，例如揭露、批评孙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的资金援助，影响了海外华人对孙的印象及捐献，阻碍了孙的行动计划。 孙文党徒暗杀了不少民国的政治家，比如民国著名立宪政治人物汤化龙，中华民国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孙文党徒的军统杀手暗杀于上海，还涉嫌暗杀宋教仁。 孙文党徒暗杀了不少民国的将军，比如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的李兆麟率领抗日军队在日本重兵盘踞的东北坚持抗日十多年，是典型的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可是1946年孙文党徒派出杀手利用美人计将其暗杀。 赵尔丰是最早被孙文党徒杀了的民族英雄，也是被孙文党徒杀害的年龄最大的民族英雄 赵尔丰在二十世纪初几次成功抗击英国对中国青藏的侵略，并尝试在青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赵尔丰在辛亥年奉命镇压孙文党徒，引发保路运动，后来赵尔丰看清了政治形势，顺应潮流，释放孙文党徒，并交出政权，谋求自保。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但是辛亥**成功后，孙文党徒还是不肯放过这位年过六旬的民族英雄，杀害了这位民族英雄。 清朝海军提督李准划定南海主权有功，是典型的民族英雄，却被孙文党徒炸断两条肋骨。 李准任职期间，效忠清室，曾奉命参与镇压1902年的洪全福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故**党人对他恨之入骨，先后派温生才、刘思复和陈敬岳、林冠慈等进行暗杀。致李胸部和双手俱受重伤，二条肋骨被炸断，险些丧命。 ……（文中省略后来的国民党杀害zhonggong邪教成员以及所谓红军的内容） 网友留言：抗日英雄杨虎城、黄显声、黄乔松等将领。
炮哥直一禽兽耳！ 此事最能显示炮哥的蛇蝎本质。啥“三民主义”，丫它妈就一个主义——“我得利主义”。 以下是引用风楚在第2楼的发言：孙大炮所谓“革命”，其实就是他企图夺权、建立个人专制的一个借口。只要不是他孙大炮当权掌权，他就反对一切人和事，甚至为了他个人的野心和欲望而卖国！ 这话一针见血说到要害上了。 网友评论 金陵醉隐山人：如果光绪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慈禧把他镇压了。慈禧死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巨很多省份都有不同的想法，不改不行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 是真革命之先觉 乃敢特立而独行 寻找被蹂躏的感觉：最近看了不少关于宋案的帖子，说实话，看得让人扑朔迷离。之前，还有人讲述过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并没告密的事。如果这两个都有内幕，那么袁世凯的确非常复杂，需要重新审视。正如汪精卫一样，27年前后的汪截然不同。 君莫忘黄远庸被杀案在1980年真相大白了，袁公背了70年黑锅。 打着民族旗帜为个人野心筹划，先投靠日本再投靠苏俄，可以说不择手段，令人极为不齿。凡是对他政治野心膨胀有阻碍的革命志士都会被暗杀，从杨衢云、陶成章到宋教仁，令人不得不疑！ 史坚如掘地道谋炸德寿未果，被捕遇难。孙贼称赞他“死节之烈，浩气英风，足以为后世之模范”。其遗书有话：“记得去年（1899）年冬天，我奉了孙先生的命令，来广东密谋暗杀”。并不止于此，1900年6月17日，在香港海面商船上，孙贼布置惠州起义任务时，史坚如便负责在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也可凑热闹旁证孙在关键时刻不惜取暗杀手腕以助成事，对敌尚可说道，也对自己人就太卑鄙。当所有如意算盘都落空，其本人又面临窘境时，杨氏若得手那就会“动摇我根本计划”，以孙之禀性，不择手段是可能的。 在孙大炮之前，杨衢云、谢缵泰等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杨衢云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杨衢云即以颇高名望和思想激进而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此为中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兴中会也才名副其实地开展工作。会后，杨衢云积极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集饷械，事败，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建立了很多兴中会支部。经杨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孙中山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为由找到杨衢云，“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责难备至”（孙中山《有志竟成》），将杨衢云指责了一通，说他作为会长应该对广州起义失败负责。杨衢云内心还是很自责，但是个明白的汉子，深知孙的潜意，所以也没说什么。“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而规避孙。1899年，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位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孙文要自己的死党郑士良、毕永年召集10来个来自湖广会党和日本人开会，组织了新的团体兴汉会，孙文当选为该会会长。会后，孙文的骨干告诉了杨衢云，说现在有两个会了，又有了两个会长。杨衢云心里明白，1900年，在一次会议上杨衢云主动提出让孙文继任兴中会会长。这才让孙中山在兴中会里成功排挤了杨衢云。但孙中山兴汉会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杨衢云仍“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最终1901年杨衢云被暗杀，至于凶手是谁，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中华民国并非孙文创建，而是被它窃取了。清帝于1912.2.12以君主立宪国家元首身份逊位于“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1912.2.15由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的清王朝留下的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3.10袁世凯宣布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标志着我国“共和立宪”成功，共和国建成。1912年底，国会大选成功，多党制、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确立，袁世凯邀请宋教仁北上组阁。孙为窃取中华民国政权而下令暗杀宋教仁并嫁祸于袁世凯，然后以此为借口发动二次革命（北伐），进而夺取民国政权。正是孙把中国拖进了生灵涂炭的苦难深渊，如果它不出来捣乱，民国初期就实现宪政了，也不会有国共之祸，毛贼更实现不了其独裁专制的野心。宋教仁遇害后，刚刚起步的宪政就被孙发动的“革命”扼杀了，可悲！可叹！因此有人说，孙文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又因孙在毛之前，孙之罪不亚于毛贼也！ 这个杀人如麻、破坏宪政的罪魁祸首只有滔天大罪，绝没有一丁点儿功劳。如果他不暗杀宋教仁不破坏宪政，在北京合法建立的中华民国会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后来的饱受苏日欺凌、国共内战、生灵涂炭以及祸国殃民的zhonggong建立的极权专制导致的民不聊生等都不会有。 来自百度贴吧的评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有言“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用来描述孙中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所谓“十次举义”，孙没一次涉足近处，17年皆旅行在欧美日等国，被梁启超讥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据说全靠他募捐以供“举义”，然而几乎每次失败皆因“饷弹不敷”而导致，即使算是职责，也该追究其责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