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儿139 ——中共太子党（续二）：恒心与自律是成功人生的永恒的原动力

藤儿点评：眼下的中共太子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杂交后诞生的一个怪胎。它向世人清楚地展示，在中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人民的共同敌人！ 

至今仍然还是世世代代都贫穷的中国人终于发现，伟大光荣正确地中国共产党，在公元1949年把握机遇，成功一“跳”，终于在今天成为了可以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较量实力的最大的红色资本家。再回头看看那些被共产党一举灭门的所有旧中国的富农地主资本家们，祖祖辈辈经过千百年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换来的财富，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家破人亡。

无论是共产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现在仍然处于赤贫状态的中国人，不管你生活在那里，如果你们要想自己和后代都富起来，办法肯定是有的。共产党已经做了示范，致富的方法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发明。关键是要在共产党独裁统治的中国社会出现危机的时候，把握机遇，成功一“跳”。一举推翻当初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万恶的剥削制度，成功消灭现有的中国红色资本家。在带领当今中国赤贫阶级脱离贫困的同时，必然让自己率先过上富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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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镜网2013-02-10

孙女一身服装五千美元，太子党无法自控贪婪

     王震的次子、72岁的王军在中国被视为高尔夫球的教父。他同时也是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共同控制一家提供金融业务、融资、物业投资等的公司和另外一家为中国警察、海关和银行提供后台技术服务的公司

      彭博社报道王军的女儿王京京在澳大利亚受教育，她在商业文件中提供的住家地址是一间位于香港的、价值700万美元的公寓，中信公司拥有部分产权。王京京的女儿，21岁的克莱儿(Clare)，在社群媒体网站上钜细靡遗地记录着她的生活，从她曾经就读的瑞士住宿学校到机场的商务舱贵宾休息室。她在8月24日贴在网站上的“今日最美”(“look of the day”)的主题图片有迪奥(Lady Dior)手提包、一双华伦天奴(Valentino)金铆钉鞋和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手鍊。这些物品全部的价格约是5000美元，比一个普通北京工人半年的工资还多。

　　王家的财富可追溯至包含王震在内的“八老”的一场赌博。毛泽东1976年死后2年，他们在政权争夺中支持了邓小平。他们赌定中国需要向世界开放、提升民众生活水准以避免或危及共产党政权的社会动乱。

     在那之后的30年之中，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成功地将6亿多人拉离贫穷线，并创造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976年的6倍，1亿人将自行车换成了汽车。

　　但“八老”也给党的权威埋下了最大挑战的种子。他们将国家的一些核心资产交付给自己的儿女，这让其中许多人变得非常富有。这促成了一个新的“太子党”精英阶层。这个新阶层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因为太子党们累积大量的财富、并经常利用关系获取各种机会和特权，而这些正是当初的共产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

　　为了揭示这一红色贵族的规模和来源，彭博社追踪了“八老”103位直系子孙和其配偶的财富。其结果让我们得以详细审视中国部分精英层，及他们的成员如何从国家繁荣中获利丰厚。

　　在20世纪80年代，元老们的儿女们被选去管理新的国家企业。到了90年代，他们将手伸进房地产业和国家急需的煤矿业和钢铁业。今天元老们的孙字辈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日渐整合的背景下，摇身一变成为私募基金的大玩家。

　　邓小平的女婿贺平直到2010年才不再当保利集团的董事长，他持有该集团香港上市地产公司“保利置业”的2290万股（2008年4月29日）。

　　八老之一、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持有集团在上海上市的另一家地产公司“保利地产”价值约3200万美元的股份（至2012年6月底）。

　　王军自己则持有一家高尔夫投资公司约20%的股份，这间公司的一位大顾客恰恰是王军曾经担任董事长的中信。

　　为王家开脱的人说，2006年，王军因为到了中共规定的65岁的退休关口，正式离开服务了27年的中信集团。彭博所称的高尔夫管理公司，是一家非常小规模的公司，是中信集团众多国有产业的很小一部分，可能是为表示对老领导的尊重，王军仅仅在这家管理公司担任名誉上的董事长，基本不涉及这家公司的具体管理；代表国家创建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的王震第三子王之也早就退休了，只拿着国家给予的退休金和津贴安享晚年，他不能拿走任何股份和红利。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开发南泥湾的大手笔岂是一个普通退休干部能运作的了的？

　　“八老”的孙辈及其配偶们现在衹有30、40岁，属于第三世代。他们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家族联系和海外教育背景，进入私营企业工作。彭博社新闻追踪到，第三代31名成员中至少有11名运营自己的企业，或成为企业高管，大多数在金融或者科技产业。

　　有些第三代的“太子党”受僱于华尔街银行，包括花旗集团和摩根斯坦利。至少有6个人在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些公司有时雇请太子党是另有所图，它们希望利用太子党的关系赢得生意。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中国经济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说：“中国共产党几乎可说是被这八人所领导的，他们统治合法性的原因是比其他人都更强、更狠。但现在他们正失去这一合法性，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贪婪和自私。”

　　中国的贫富悬殊状况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央行所支持的一项研究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比分析家预测会达到社会动乱的标准还高出50%。与地方政府的贪腐和环境污染相关的抗议事件、暴动和其他动乱层出不穷，在过去5年中增加了1倍，2010年每天就有近500件。诺顿表示：“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些太子党的勾当心知肚明，所以当他们想到改革时通常都非常悲观，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实在太大。”

　　13亿中国人中，有许多人的生活的确在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下有所提高。王军也在建立这些改善国家经济的企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人也并非靠血缘关系致富。这些白手起家的富人包括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以及玖龙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而且，经济快速发展演变为分配不公，这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少见。19世纪美国的强盗贵族和俄罗斯后共产党时期的垄断寡头是两个例子。但是，在中国，其领导人仍然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众对机会不均等和精英特权的愤恨只会更盛。

　　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自己就是个太子党，他是革命元老、前副总理习仲勋的儿子。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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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镜网 2013-02-12

只要是内部人，就能一夜暴富

     1983年，王军投入军火工业，将中国由军队经营的军工厂转型成商业企业。王军和邓小平的女婿、同时也是解放军少将的贺平都是保利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根据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的报告，该公司通过贩卖武器给伊朗、缅甸和巴基斯坦赚取了数亿美元的利润。

     随后保利集团涉足煤矿和拍卖行，与法拉利共同经营一家合资企业，为苏丹建公路，以及在北京为海外外派人员建别墅。它同时还拥有一个旅游电视频道以及一家连锁电影院。

　　“八老”的亲属中至少有3人在保利工作。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担任高管。

　　彭博社试图发送传真到保利集团位于北京的总部，表达采访王小朝和贺平的意愿，但没有获得回应。记者打了3通电话给王小朝助理也都无人接听，最后，北京总部一位接电话的女士告诉彭博社，贺平已经退休了，联络不上他。

　　“整个国家都在经商，无论党、军队、法院、检察官或警察”，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主任杨大利（Dali L. Yang）向彭博社指出：“内部的自己人能一夜暴富。”

     王震将军的第三个儿子王之，从他雇主电子部那里拿到30万元人民币制造个人电脑。他后来与比尔·盖茨合作，开发视窗软件中文版。

　　王震的幼子王兵最早同长子王军一样都在军队任职，然后又先后进中信公司任职，王军以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长时，王兵与吴小兰（叶选平之妻）一度担任过副董事长。

　　1983年3月，中信公司、中国海洋航空公司、中国直昇机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南海石油联合服务总公司和深圳通发实业公司等六大股东，合股成立了一个中国海洋直昇飞机公司（简称中海直）。该公司刚刚成立时，在深圳四川大厦14楼挂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叫马相持。不久，王兵则接任了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

　　王兵所领导的直昇机公司，表面上是发展旅游事业，如开办直昇机观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动，但收益甚差，直昇机公司真正的发财门路还是做买卖。中国大陆曾有一句话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而据说王兵的公司是“飞机大炮，样样都做”。言下之意是从事军火贸易。

　　在深圳，早就有这方面的传闻，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当时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当地政要骂得狗血淋头，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这些有良好关系的人，能在80年代独具优势，一点都不令人惊奇”，《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础》（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的作者之一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问题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掌握最好的资源，中国公平竞争的环境几乎不存在。”

　　1988年，国有企业逃税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十分常见，以至于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89年8月，“五大”公司被政府调查，随后被罚款，这包括中信公司和中国康华髮展总公司，康华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由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经营的慈善组织创建。

　　因为太子党的特权和财富使得越来越多学生和工人感到愤怒不满，进而引起大大小小骚乱。虽然邓小平大胆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新活力，但1988年的通膨率高达18.8%，使人民的收入增长看起来微不足道。事实上，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也被这份不安影响。

　　彭博社的报导指出，“六四事件”前夕，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的陈云长子陈元，利用他和白宫的关系为儿子争取到美国签证，让他能前往美国就读一所着名的私立寄宿学校。在那个时候，多数中国人是不被允许离开国内的。

　　陈元接触的对象是包道格（Douglas Paal），包是小布什政府时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包道格一口答应陈元，并求助于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但李告诉他，这种特权行为将引起大使馆内中国员工的愤怒，包对此大感意外，说道：“我发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中国人，极度憎恶捞尽好处的太子党。”

　　公众的愤怒在1989年春天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涌入天安门广场。在中国之外的观察家们从电视上看见示威游行，认为人民要的是民主，但杨大利指出，高干的特权子女也是人们的目标。另外，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六四”相关着作，有示威者甚至胆敢挑战于“文革”期间被打残的邓朴方，散发传单指控其公司逃税和走私。

　　只是自从“八老”10年前押注经济改革以来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当年5月下旬，邓小平召集党内高层领导到他家开会，面临一切可能毁于一旦的危机，邓小平、陈云和其他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同意由军队恢复秩序，6月4日，坦克开入北京城区，民主运动被暴力粉碎。

　　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以保守派（左派）着称，在邓小平主政时，地位和权力仅次于邓小平。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使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先富起来。失败的物价政策持续让中国经济急速通货膨胀，直接对民众生活构成不良影响，举国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最令民众忿忿不平的是特权阶层贪污腐败﹑官倒猖獗等。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对中共改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很快演化成以反官倒、争民主为旗帜的学运。几天后，天安门广场出现藉悼念胡耀邦而进行示威抗议的学潮。

　　中共官方禁止悼念胡耀邦，引发成千上万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学生提出7项要求，包括：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状况；开放报禁；提高知识份子待遇；取消限制示威游行；对学运作出准确的报导。

　　1989年5月6日，中共八老中的李先念﹑薄一波首先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之后邓小平直接召集和主持会议作指示下命令。

　　陈云也和邓小平站在一起，主张废黜赵紫阳，把赵紫阳定性为“分裂党”。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对北京部份地区戒严。戒严令是以国务院的名义决定的，由总理李鹏签署发布。戒严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

　　在“六四”镇压前的关键时刻，1989年5月26日，陈云亲自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坚决表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通过了“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的公告，其中包括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等重要人物皆同意当局以强硬手段清场。另一批元老级人物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人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决定。

　　6月初，中共高层开始下达一连串“重要”指示，最终促成“六四”屠城决定。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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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镜网 2013-02-13

揭秘：邓家后代热衷地产和稀土产业

 

邓小平重新掌权后的中共格局被一些学者誉为“双峰政治”，指的就是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个“峰”。两人基本上是并驾齐驱，同做“太上皇”。陈云虽然不主管军队，但在组织人事上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和势力。

陈云，在毛泽东时代，经常称病休养，远离政局核心的纷争，也躲过多次劫难。有评论说，陈云是中共党内最为典型的机会主义老滑头，毛泽东对陈云也有也有类似评价。

　　“六四”之后的1990年，陈云说，“军队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对于党的指示，军队一定要坚决执行。去年坚决北京天安门的事，没有军队不行。一定要把军队建设好。”

　　“如此可怕的镇压有效熄灭公众对于反腐败的诉求”，赵紫阳前秘书鲍彤说。他在镇压前几天被捕，并于1992年因洩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获释后一直生活在软禁中。

　　“党掩盖腐败﹑容忍腐败，对其不闻不问，甚至鼓励腐败，”2012年12月11月鲍彤接受彭博社电话采访时说：“当然，今天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80年代。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一瓶茅台酒和两盒中华菸，事情就能谈成，但现在，价值1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能用10亿元收购，这多么骇人听闻。”

　　中国领导人似乎听进了示威者的声音，中信被审核罚款，康华发展也被解体，党中央发布了指令，严禁高干子女从商。

　　这些禁令并没有限制住太子党太久，当90年代邓小平引领新一波经济变革时，太子党的机会来了。当新工厂和城市扩张改变着中国大地之际，他们跃入快速发展的行业，包括物资业和房地产业。

　　邓小平的子女邓榕和邓质方是最早进入房地产的先锋，甚至在1998年政府将住房市场大规模商业化前。在邓榕陪伴其父亲进行那次着名的1992年南巡后两年，她跑去香港推动其在深圳的房地产项目。

　　据《南华早报》头版新闻报道，这栋32层大楼的一些公寓价格达到每座24万美元。公司记录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的一半资产由两个人所有，这两人与邓榕的弟媳刘小元和王震的孙女王京京同名。

　　彭博社传真相关问题至邓榕和邓质方在北京的代表办公室，但均无下文，也无法连络上邓质方的太太刘小元。中信集团中洲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是王震孙女王京京，她亦没有回应彭博社发送到她办公室的问题，且记者两次登门拜访，都被告知她不在。

　　“邓小平南巡后，许多国有企业、政府机关、警察和军队开始发展服务业，如酒店、旅游业和房地产。”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指出。丁曾研究90年代省级的公安部门如何成立房地产公司来赚取大量金钱，但官员警告他最好停止，否则可能会被杀掉，“当事情涉及到高层领导干部子女的层次时，你基本上已经触到了问题核心，你难以再调查下去。”

　　当政府部门创建公司并大举进入大陆新兴的股市以及香港股市时，市场成长使得政府的官僚机构摇身一变成自由市场的资本家。

　　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曾经是国有有色金属企业的高管，1993年成为一家下属公司董事长，公司在香港上市。

　　吴建常曾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冶金部副部长、冶金局副局长，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和副会长等职务。他同时也是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船务运输的荣誉董事长和江西铜业的董事会成员。

　　这些由吴管理的公司，加上邓另一位女婿张宏旗下的公司，协力买下主要提供美国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 Co）的稀土厂商，因此两人得以主宰稀土市场，现在很多美国的智能炸弹、风力涡轮机和混合动力汽车所需的稀有矿物都来自中国供应商。

　　吴建常的公司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宏拥有的公司，合伙从通用汽车GM手中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磁。收购麦格昆磁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智能炸弹、风涡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证据再明显不过，八老的直系家庭和后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间，从国企市场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财富、权力和特权，”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亚洲经济学家葛兰·马圭尔（Glenn Maguire）向彭博社表示。

　　彭博社调查的103人中，第三代太子党中衹有两人进入国企，其他大多数直接进入私营企业。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带动往后10年平均10.6%的惊人经济成长率，让太子党觉得有机会见缝插针。

　　邓小平38岁的外孙卓泝，步他父亲吴建常的后尘进入了金属行业。他领导的公司购买了一家澳大利亚铁矿的股份。

　　名片显示，卓泝是易简投资的董事长，中国和香港的公司记录也将他关联到这家公司。澳大利亚公司金西资源(GWR)2012年年报显示，作为2008年一项交易的一部分，易简投资拥有160万股，或0.83%的该公司股票。

　　太子党们也利用他们的海外教育和国内联系达成金融和商业交易。据彭博社数据，在31名孙辈和配偶中，至少有12名在金融业工作，包括6位在私募基金或风险投资行业。

　　彭博社的调查发现，第三代中另一位成员，邓榕34岁的女儿卓玥，现在关注慈善。

　　2012年11月，她在北京帮助组织了一个慈善宴会。高官显贵们坐着白色的宝马轿车参加，车门上印着“宝马贵宾服务”。宴会厅外大堂出售着标价1万6000美元的瑞士宇舶腕錶。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和前英国总理布莱尔参加了宴会。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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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镜网 2013-02-18

官二代结盟 江志成温云松闷声发大财

    当年欧美几大投行，借助赵紫阳儿媳妇任克英的关系，承销几大国企和央企的上市等工作赚得盆满钵满，也让任克英成为国际投行界受热捧的传奇式人物，转任几 家知名投行的高级主管，位子越做越高，钱越赚越多。任克英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人中的一员。除了赵紫阳儿媳的身份，任克英还是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女儿，这种深厚背景对她在国内拿下大项目的帮助可想而知。
     时下的行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国外投行的业内人士透露，有些国际知名投行现在招聘“太子党”时，常用的一个面试问题就是：请直接写下你认识或者可以联系到的国内政治经济界的要人名单。如果写下的名单够长或者够重量级，基本上可以当场录用。

　　颇为值得关注的“官二代”结盟

　　这些官孙子孙女虽然眼下在美国名校留学，但是他们多有很强的接班意识，很少有人想留在美国和西方发展。他们知道，他们的爷爷、外公跟着毛泽东打下了江山，他们的父辈正在执掌中国的舵轮，最信得过的就是他们这些“红色”后代，他们也衹有接班掌权，才能保证父辈和家族的利益不会一朝复失。

　　知情人说，他们现在就在为学成归国接班进行各种准备。除了利用美国顶尖学府的丰厚的教育资源，在课堂内外学习知识和获取资讯之外，他们广泛结交同在这里求学的青年才俊。这些同学中，不少是各国政要钜贾的子弟，本身就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更多的是百里挑一、雄心勃勃要创造未来的学子。中国的官家子孙与他们结下友谊，也就等于进行情感投资，未来这些校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将形成一个全球范围的关系网。

　　名校之所以是名校，不仅是培养未来精英的摇篮，而且本身就是美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研究的重镇，像哈佛、耶鲁，不仅走出了多位总统、国务卿、州长、部长和企业家、投资家，他们与母校保持着联系，而且这些名校也与美国顶尖智库和各国学术界领军人物频繁交流互动。中国官孙子孙女中的一些佼佼者，很注意利用身在名校的有利条件，多方寻找机会与各方搭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当权的父辈安排在美国政经学界的耳目和触角。

　　官孙子孙女中某些人，还积极在校园中发起冠以与中国有关、也与名校有关名目的“论坛”、“圆桌会议”、“对话会”“讲座”，邀请中美有名望的人士光临。分析人士指出：他们这样有多重目的，一是利用父辈的权力、财力和人脉，在校方和美国学者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价；二是打起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美国名校的招牌，对国内 “拉大旗作虎皮”，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为未来从政经商增加砝码；此外，他们能得到多种历练，例如，增强对各方的公关能力、利用媒体的能力等等。

　　消息人士曾告诉《明镜月刊》，在美国大学举行这类活动，实际上相当容易，只不过是在学校申请一个场地而已。而实际效果也相当有限。虽然名称上又是“哈佛”“耶鲁”，又是“中国”“中美”名头，但很少能吸引美国师生，参加者主要还是华裔留学生和学者。

　　2011 年4月上旬举行的“哈佛中国论坛”，虽然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一些美国中文媒体十分重视，并密集报导，但是，就从记者采访和电视画面上都可以看到：会场上几乎看不到洋面孔，都是留学生在听讲和提问。一位网名叫“波士顿橘子”的作者写道：“不但有主要筹办者年龄层降低，从研究所转为大学部学生；出席者学生增多，专业人士减少等特色，最教人讶异的是，包括开幕主要讲谈，竟有数场讲座全以中文进行，俨然把中国的会议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来举办。”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活动当然会大肆吹嘘为“成功”，其实衹是成功地让策划者自己增添了一笔资本而已。

“哈佛中国论坛”讲员和听众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江志成﹑温云松“闷声发大财”

　　消息人士说，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路线挂帅、意识形态领先的年月，这些老革命家们之间又有太多你死我活的缠斗，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彼此也比较疏远，甚至还可能发生冲突，例如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与李雪峰的女儿李丹宇的婚姻破裂，就有这一因素：薄一波倒楣时，李雪峰走红﹔李雪峰倒楣时，薄一波走红。

　　但是，这些老革命家的孙辈、也就是当朝权贵的子女，成长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没有受到祖辈和父辈意识形态的阴影笼罩，他们的价值理念也完全转向实用主义。他们才不将祖辈父辈有什么恩怨情仇放在心上，交友只看能否谈得来。

　　在美国名校中的这些官孙子、官孙女们，彼此家族的政治背景和经济状况相近，很自然地就形成一个相对封闭、排他性的群落。在这些名校中，另有很多华裔年轻人是凭本事考进来的，还有一些属于中国的“富二代”，虽然也财大气粗，但这些官孙子、官孙女们，自成小圈子，有自己的爱好、去处和打发课余时间的消遣方式，对于背景并非相似的同学，他们拒不接纳，少与来往﹔且往往还瞧不起“富二代”，私下讥讽有加，即使有时敲他们一笔，也是抱着“让他们出点血”“不吃白不吃”的心态，并不真心与之交往。

　　李源潮的儿子李海进耶鲁读MBA之前在瑞士诺华公司工作，消息人士说，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前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儿子帮他安排的这个待遇优厚的工作。

　　江泽民唯一的孙子江志成，从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高盛香港工作，与同对私募基金有强烈兴趣的江志成和温云松一度走得很近。

　　知情者说，小名“毛头”的江志成，当年被视若抱在手上的掌上明珠，如今已经羽翼丰满，投身私募基金。而他的合作伙伴，正是温家宝家族的亲信、中国平安集团前总经理张子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虽然为避人耳目离开私募基金，转任国企官员，但私下仍然操纵私募基金运作。

　　消息人士说，江志成与温云松两人有共同特点，既非常聪明，又非常低调。现在，他们联手攫取巨额财富，正是实践江泽民“闷声发大财”谆谆告诫的活典范。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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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镜网 2013-02-19

太子党敛财途径升级换代 朱镕基儿子走掮客路线

     “现在这些子女们基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长大，他们更加远离消灭阶级社会和任何的乌托邦梦想。”毛泽东的前翻译，92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对彭博社说。当“八老”还是争夺国家控制权的反叛者的时候，李曾与他们住在一起。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现在以温家宝之子温云松（Winston Wen）为代表的新一代太子党，则完全吸取了上几类太子党的教训。他们既无邓家那么大的权威，所以也不是什么钱都去赚。也不会像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那样去把持某个行业，弄点钱还得偷偷摸摸靠转移。当然他们也不满足于像朱云来那样拿着金交椅让别人赚大头，那太傻。于是他们玩更大的，也是更安全的，由自己主导搞私募，通过提前入股国有资产，将钱直接赚到自己的名下。

　　私募基金可以在上市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而温云松无疑具有提前知道内情和操纵入股及上市的各种便利条件。

　　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于2005年与他人合作，创立私募基金“新天域资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堪称后起之秀，也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一家。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其稳定的投资者包括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作为一只私募新军，新天域能吸引如此多的投资，是因为“因为它有着中国最值钱的资产。这就是温云松”，当今中国总理的儿子。

　　“新天域”果然不负众望，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让国际资本大鳄都目瞪口呆的成绩，它的每一笔投资都只赚不赔，就连股神巴费特也会自嘆不如，动辄以亿为单位计算盈利的交易也不在少数。

　　以致海外有评论称，“新天域的崛起衹是中共最后疯狂的写照！ ”

　　各界诟病之下，温云松从他“暴利”频频的新天域辞职，转而加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一个政府控股的投资公司，似乎可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了。

　　据与温云松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温云松从自己参与创立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辞职，是为了让饱受争议的父亲放话推动政治改革之际，消除一个可能受到攻击的隐患。温家宝过去一两年发表的强有力言论产生冲击波，民众议论纷纷，其政敌更是虎视眈眈，要上下求索找到其破绽。温云松聚敛财富的动静如此之大，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严重影响其父亲的声誉。

　　有人认为，这是温云松看到了温家宝下台在即，果断收手，以防不测。也有人认为，温云松不可能完全放弃如此之大的一笔财富，玩弄的不过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而已。知情人士称，虽然温云松在公开层面切断了与新天域资本的联系，但他仍有钱投在该基金中，并将继续在幕后参与。

　　不成想，彭博社一篇温家财富的报导，又把温家置于风头浪尖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