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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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枪炮、细菌和铸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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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当东方的社会发展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出现衰退的时候,那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悖论的一部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社会发展的急剧上升有效地缩短了核心之间的距离,少数旅行者、商人和劫掠者建立了跨越大草原和印度洋、重叠的交流地带。这个旧世界交换是上升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但也产生了削弱了发展的力量,而当西方核心未能突破大约四十三分的坚硬天花板时,大灾变的骑士们拖败了两个核心。


  到了公元九世纪,东方的发展已经恢复,足以引起第二次旧世界交换。商人、传教士和移民越过大草原和印度洋,再次建立了重叠的交流地带(图8.4)。到了成吉思汗的童年时期,商人越过印度洋不仅运送了香料和丝绸这样的奢侈品,还有大量食品,数量之大即使罗马人也会羡慕。而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爪哇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又称麻喏巴歇),世界性的商业都市欣欣向荣。

图8.4 第二次旧世界交换:贸易与旅行的八个重叠地带将进步和灾难从欧亚大陆的一端传至另一端
  蒙古对大草原的征服给又一个东西方渠道带来了稳定。窝阔台汗急于把他在哈尔和林(Karakorum,即和林)建造的新首都变成值得重视的宏大都市,据说为了吸引商人到那里,无论商人们要价多少,他都再多付给他们一成的价格。波斯学者拉施德丁(Rashid al-Din)写道,“每天吃完饭后他会坐在皇宫外面的一张椅子上,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商品堆积如山。”

  和商人一同前来的还有被蒙古宽松的宗教态度所吸引的神职人员。窝阔台的继任者告诉一个基督徒:“如同神赐给手以不同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他对这些途径感到好奇,因此这个可汗在1254年决定在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举办一场公开辩论。这只有在和林才有可能发生。

  大批人聚集过来观看这些精通宗教的神学家,然而这个实验并不成功。遵照蒙古传统,几轮辩论中间给辩论者供了马奶酒。随着时间消逝,他们的辩论失去了焦点。酒精迟钝了他们的论证技巧,基督徒陷入了吟唱赞美诗的状态。穆斯林回应以吟咏可兰经,佛教徒则退缩成了默祷。最后,基督徒和穆斯林醉得无法继续下去,也仿效了他们的做法。

  尽管信仰间的对话失败了,西方人仍不断前来。穆斯林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运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Caffa),在那里把货物卖给意大利人,而意大利人不仅把这些货物卖至北欧(1257年中国丝绸首次在法国市场上出现),还跟着货物来到了源头。1260马可·波罗的叔叔离开了卡法,一路行进直到北京,然后在1274年带着年轻的马可·波罗又来了一次。传教士们跟着也来了。1305年,刚到北京的一位托钵修会修士夸口说大草原的路线比海路更快、更安全。

  第一次旧世界交换只是在欧亚大陆两端之间建立了几个细若游丝般的路线,然而第二次交换则织了一个真正的网,其中穿越欧亚大陆的人口很多,因而将1100年之后的几个世纪变成了技术转移的第一个真正的时代。这对落后的西方来说几乎是完全有利的。例如,象公元一世纪由中国发明的手推车那样看起来平淡无奇的事物,只是在大约1250年才到达欧洲,而在中国自从公元五世纪就一直使用的马轭,也大致同时到达那里。

  然而,最重要的技术转移是廉价的铸铁工具。这些工具在公元前六世纪出现于中国,到了公元一世纪已很普遍。到了公元十一世纪阿拉伯人知道了铸铁,而欧洲人直到1380年才了解。如果你尝试过没有铁镐和铁锹时松土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会产生多大的差别。当我是研究生在希腊进行发掘的时候,有一次储藏室的钥匙丢了,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我们的铁制工具的情况下开始挖掘。当你象1380年以前的欧洲人那样挖土时,土显得异常坚硬且沉重。我能确定地说,第二次旧世界交换使西方的能量获取产生了革命性变革。

  欧洲的信息技术亦是如此。公元105年,中国的工匠首次用桑树皮制出了纸,到了700年木浆纸已很常见。阿拉伯人大约在750年得知了纸(一般认为是通过在中亚抓到了中国的造纸工),然而意大利人只是到了1150年之后才从阿拉伯人那里购买纸,到了1276年才自行制造。到那时,中国的出版者用雕版来印刷纸质书籍已有五个世纪,使用活字印刷已有两个世纪;欧洲人只是到了1375年前后才购买或者重新发明了木刻印版,活字印刷则是在143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对船的索具和操舵装置的创新在十二世纪末叶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到了地中海。

  和譬如手推车那样的古老发明一道,西方人也得到了最新的进展。1119年中国的一本书籍里首次提及磁罗盘,截止1180年磁罗盘已经传到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那里,而枪炮的传播甚至更加迅速。在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对中国的侵略中,东方的工匠们获悉了如何使火药快速氧化,快到会爆炸而不是仅仅燃烧,并开始利用这种厉害的新技巧从竹筒中推进箭。已知的最古老的枪——发现于满洲、可以发射铅弹的一英尺(30.48厘米)长的青铜管——很可能造于1288年。在1326年,仅仅一代人之后,佛罗伦萨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个黄铜枪,而第二年牛津的一份手稿里画的插图描绘了两个粗糙、但明白无误的火炮。阿拉伯人已知的对枪炮的首次使用紧随其后,是在1331年在西班牙的一次战争中。西欧人极有可能是从大草原的蒙古人那里直接得知了枪炮的情况,然后教给了西班牙穆斯林。又过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1360年,这些响亮的新式武器才回传至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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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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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衡
    老几:

    除黄仁宇(1918-2000)和本书作者(1960-),有其他学者也强调地理因素,例如生物和地理学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本书就采用了戴蒙德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一些论证(例如十三节里的叙述,以及六十二、六十三节的标题)。我没有资料表明这些学者是否属一个学派,也许用“殊途同归”来说明他们研究结果的相似之处也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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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几
    不知是不是一个学派的,黄仁宇也是特别强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无论如何,这种考证摆脱了单纯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模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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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衡
    老几:

    原著对于“文化优势论”将会有更多评述。也许可以预知,原著不支持这种观点。原作者自然会给出分析。考虑到众口难调,而且往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怎么看待原作者的分析大概只能随意。我很欣赏这本书的论证方式,至少原作者是一位学者。

    在近代之前,欧亚大陆上从我国东北绵延至东欧的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东西方的农业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故而原著将“人口迁徙”作为大灾变五骑士之一,兹因为本书讨论的“人口迁徙”多指战争或饥荒等引发的人口流动,例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人创下的改朝换代之举。这些人口流动多数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显然,这些人口流动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后果在某些时候甚为惨重。农业定居文明的步兵面对游牧骑兵时的无奈,不免令人感叹啊。

    蒙古帝国对东、西方的影响可说迥异,本章还会涉及这一话题。也许可以说,这种影响对中华文明十分不幸,对穆斯林世界也好不了哪去,然而对西欧就大不一样了。这就是本书一再强调的“地理”因素。

    本书的例证,是否为当前的主流认识,我不敢妄言。不过,这些例证均出自具相当学术水准的大部头著作,且古籍占多数(诸如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阿拉伯史料和中文资料则来自于英文译著。这些外文著作在原著后部均详细列明,只是我没有能力一一译校,只能尽量查找出涉及到的中文原始文献。

    另外,原著内衬附有十位当代知名学者、机构对本书的评论。当然,既然附在公开出版的书里,这些评论是不会差的。在这些学者面前,我这样普普通通的读者是不是信服本书的论证,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实际上,我给这一系列译校起的题目,即出自其中一位学者的评语——如果有本书中文版,一看便知。

    人各有心,心各有见。大概你我都很清楚,即使这些例证是主流认识,某些人士(包括一些华人和某些会说中文或国语的人士)仍会有自己的观念,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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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几
    越来有意思啦。

    上节所论战争的部分与我的认识接近。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行政治制度(3)”中有下面议论
    “近代对于中国的落后挨打,曾有不少人认为原因是西方文化的“高级”所致。本性高傲的西方人,据此抛出了一种所谓的“文化优势论”的理论。且不说这种将导致一个民族兴衰的异常复杂的各种内外原因,简单归结于文化单一因素在学术上的草率和不负责任,它更无视武力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以及战争对一个国家兴衰的影响。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人类学家会对文化优势论嗤之以鼻。老几要说,以文化优势论来不加区别地简单排斥中国传统文化是幼稚可笑的”

    以本篇看来蒙古人也是西方的救主呀。照此说来蒙古的战争之路才是最大最重要的丝绸之路?还有那些例证,都很新鲜,是当前的主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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