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淞沪会战看蒋公的抗战战略

从淞沪会战看蒋公的抗战战略 

 

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75周年的日子，老高的博文四分之三世纪后重谈有关七七事变的话题引起了部分历史迷网友的兴趣。

 

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蒋公作为有缺陷的历史伟人，在那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犯过许多失误和错误，也做出了更多的令后人倍加赞誉的正确军政决策。时至今日，随着蒋公日记，以及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的解密，人们对抗战史上的许多重要史实和充满争议的历史公案，有了更公正全面的认识。

 

个人认为，全面抗战期间蒋公和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所作出的决策亮点主要有四点：

 

(１)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总原则 (此战略最初由蒋百里等人于1932年左右提出)，

(２)拒绝日本诱降和和谈阴谋，在最危难的时刻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坚信中国必胜的远见，

(３)坚持联合英美，苦撑待变并迎来世界大战转折点的正确外交方略，

(４)改中日军队的南北作战为东西作战，从而使日军深陷僵持泥潭的正确军事战略。

 

本文要谈的是第四点，改中日军队的南北作战为东西作战的正确军事战略，其关键的一环就是淞沪抗战(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全面抗战初期，由于华北的地理环境和日本的长期渗透，抗战态势极其危急。蒋公及最高决策层，决定主动开辟华东战场，以淞沪抗战及后来的徐州会战，将日军精锐兵力引向华东，从而彻底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将日军的进攻矛头由自北而南引向由东而西，以免日军过早地攻占武汉，截断国民政府自南京西迁的道路，是一项很高明的战略决策。

 

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说法一直颇有争议，部分人认为这是给蒋公脸上贴金, 他们主张蒋在事前并无明确意识, 淞沪会战只不过是误打误撞，理由是，国民党不可能主动把政治和经济中心南京和上海主动丢给敌人。两说长期相持不下。

对此，大陆蒋史专家杨天石先生做了较详细的研究，他查阅了最新公开的蒋公日记，蒋公在1938年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之野心。总之，倭寇进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　(有关资料参见 杨天石著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册第245页。) 

 

据此可知，当时蒋公开辟淞沪战场确实是主动而为，其目的在于用眼前利益引诱狂妄自大而战略上又喜欢蠢蠢盲动的日本军部，分散日军兵力，粉碎其首先占领华北的侵略计划，从而防止其占领华北后，当年蒙古军队从陕豫进攻四川，然后大迂回包抄江南，从而征服南宋的历史悲剧重演。

 

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便蒋做了最终证明正确的决策，其动机并非如此单纯。有人说蒋公大概认为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血战一番，不但可以转变西方对中国人的蔑视，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一句话，有点意气用事和搞投机的味道。

 

对这一重要军事战略，《李宗仁回忆录》也可以提供佐证。李宗仁在总结抗战胜利的原因时曾说，“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肢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的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的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李宗仁回忆录》第57章)

 

当然，蒋公做出进行淞沪抗战的决策时，或许没有预料到国军失利如此之快。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之后，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举国惶惶，凄惨景况难以言状，于是汪精卫等亲日主和派沾沾自喜，以为有先见之明，一时投降论调甚嚣尘上，若非全国军民抗战意志坚强，实已不堪再战。

 

弱国抗战，任何一项决策所造成的牺牲和无奈在所难免，抚今追昔，70多年前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赢得独立，70年后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独裁腐败的统治之下，离先辈们实现民主和均富的梦想仍有很长的一段路，国人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