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底有多少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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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毛泽东》第二章：毛泽东到底有多少女人？

赵无眠 @ 2010-10-20 9:46

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的作者，是一位大陆著名小说家，曾多次出国访问。一九八七年赴香港参加一次文学讨论会，径自一去不归，悄然定居加拿大。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是他「自我流放」后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一九九○年十二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有人称这本书由「匿名作家」所撰，其实不对。

「京夫子」不是匿名，而是笔名。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笔名，这是他的个人自由。鲁迅用过的笔名就多达一百余个，以本名「周树人」发表的文章却少之又少，不能说鲁迅是一个「匿名作家」。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历数毛泽东一生中的女人，包括跟他结过婚，恋过爱，长期同居过，或虽然同居时间不长却颇有名气的女子。当然，那些仅跟他一夕风流、数夕云雨的无名女子，因为人数众多不胜枚举，就只能被当做毛泽东的生活激流中可以忽略不计、「稍纵即逝的浪花」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列举的这些女人。

京夫子把罗氏变成李氏

毛泽东一生结过四次婚。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十四岁，即一九○八年，娶长他六岁的李氏为妻。以当时毛家的经济条件和在当地的社会等级，她「肯定是位面目姣好、命相主子、颇为性感的乡村小妇人。」在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岁月里，李氏又不是妖魔鬼怪，小夫妻间能无床笫之事﹖加上毛从小喜读杂书，终生性欲极盛，又出自对其「暴君」式父亲的仇恨，于是会在「青春妙可」的李氏身上寻找发泄。

而韶山冲老一辈的男人们中间，在一九四九年前有传闻，毛的父亲毛顺生与儿媳之间发生过乱伦关系，俗称「扒灰」，被在长沙上学的毛泽东回家时发现过，从而使他记恨终生。不过作者也明言闹不清楚，李氏这位包办婚姻的不幸的牺牲者，是何年月起被毛泽东休弃，何年月离开毛氏家族，离开这个世界的。但他却为毛氏的「小夫妻间」，算出了「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

事实上，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不姓李而是姓罗。毛氏族谱中，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杨氏﹙开慧﹚列为「继配」，贺氏﹙子珍﹚列为「再娶」。由此可见，罗氏在毛家的长媳地位是十分牢固的，不因婚姻的不幸而遭休弃。罗氏家住湘潭县杨林乡，家境富裕，与毛家是世交又是亲戚。罗氏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姑祖母，即毛泽东的祖父毛翼飞的姊妹。

毛罗联姻，是亲上加亲，双方家长都极为满意和重视。一九○七年﹙而不是一九○八年﹚，毛泽东与罗氏按传统方式完婚。罗氏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公元一八八九年十月廿日，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她嫁到毛家的第三年，才廿一岁便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九一○年春天的事，而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才第一次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到长沙求学，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年满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于第一师范﹚。此时罗氏已去世三年，既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发泄」对象，更无从演成被从长沙回家的毛泽东所发现的「乱伦」悲剧。

作者为毛泽东列举的第一个女人，就没有说对。连这位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的来历、姓氏、年纪、生卒时日都没搞清楚，居然还大胆杜撰一出「公公扒灰」的闹剧。

李志绥记载，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毛泽东曾把一位白发老妇找来见他。据说，这才是毛五十年前在韶山老家「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女人」。当年这年轻女孩仅十二岁，如今白发苍苍。毛颇为伤感，给了她两千元叫她回家，说﹕「怎么变了这么多。」对这「第一位女人」，李志绥没有作过多的渲染，只说毛泽东对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当然，这已经十分传情和逼真。

以中国当时的农村状况来说，非婚男女间和少男少女间的情事并不奇怪，甚至很普遍。倒是迫于家庭压力，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反而难以一下碰出什么「火花」。以毛泽东极强的反抗性格，他与罗氏之间的「清白关系」应是可信的。陶斯咏与「三角恋爱」

京夫子数到的第二位女性，是在毛泽东一、二任妻子，即罗氏与杨开慧之间的陶斯咏小姐。据称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恋人。陶斯咏与向警予、任培道，同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杨昌济还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那就是毛泽东、蔡和森、萧瑜。陶斯咏于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大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毛泽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进行革命活动，「两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中」。于是「两情相悦，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还能不蜂狂蝶乱，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慕仙的﹖」

陶斯咏想必是确有其人的。但她与毛泽东是否有过「蜂狂蝶乱」，就不得而知了。作者只好以「还能不......的﹖」的问句来进行猜测，串起一堆流行小说的艳俗用语，反倒使人觉得很不可信。接着作者又设想，毛泽东、陶斯咏与杨开慧之间，「极有可能」有过一段三角关系。

这段材料的来源，取自萧瑜的《我与毛泽东行乞记》一书。毛泽东当时是与陶斯咏「深深相爱」。而杨昌济首先相中的女婿也是他萧瑜，不是毛泽东。杨昌济曾托他们一师的同学熊光祖「说媒」，杨开慧本人也有这个意思。但熊告诉杨，萧瑜已经结婚，只好不了了之。但据证实，这其实是萧瑜对杨开慧的一厢情愿。

萧瑜的其它回忆也大有失误。如「新民学会」，发起于一九一七年的秋天，直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才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她陶斯咏怎么可能在一九一四年就参加了呢﹖至于「文化书社」，发起于一九二○年七月，成立于八月二日，到十月廿二日开第一次议事会，二十五名投资者中，并无「共同开办者」陶斯咏。而杨开慧才是「文化书社」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她动员母亲把北京大学同事送给父亲的奠仪费捐出一部分来交给了毛泽东。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很难想象，这样短的时间和这样一种情境，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能容陶斯咏插足，建立「三角关系」。

「挥手从兹去」

毛泽东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后，为了革命活动，奔走于上海、广州和长沙之间。长沙东郊的清水塘，是他们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载，婚后五年，杨开慧生下岸英、岸青两个儿子﹔毛泽东则「奸污了同住在一座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大约在第三子岸龙出生前后，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开慧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插足他们家庭生活的第三者为谁﹖又是同住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太太﹖唯毛泽东本人九泉之下有知了。」

这次家庭矛盾的证据，是一九七五年发表在《诗刊》上的一篇毛泽东旧作《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热泪欲零还住，人有病，凄清如许，要似昆仑崩绝壁，更那堪凄然相向，知误会前翻书语。天知否﹖汽笛一声肠已断，又恰似台风扫环宇。

苦情重诉，过眼滔滔云共雾，今朝霜重东门路，从此天涯孤旅，重比翼，眼角眉梢都似恨，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照横塘半天残月，凭割断愁丝恨缕，和云翥。

这首词作于一九二三年，而毛泽东的第三子岸龙出生在一九二六年。把它用来说明岸龙出生前后的「情变」，真正是「词不达意」。李立三太太﹙李一纯﹚「被强奸案」，材料来源是中共早期领袖之一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回忆录。

因为太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京夫子也只好在书中一带而过，没有就此线索写成单独一个精彩的章节。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居所，是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个普通农舍，还兼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机关所在地，来往人员频密，很难有毛李独处的作案机会。

从毛泽东的早期词作，及后来跟一些亲友的书信言谈中，可以看出毛对杨开慧确有很深的感情。他真正有说服力证据，并且难委其咎的不忠行为，应该是从「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开始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毛泽东在湘赣边区的永新，与相识不过两天的贺子珍正式宣告相爱，结为夫妇。而他的前任妻子杨开慧这时正领着三个儿子，在长沙的板仓乡下躲难。

一年以后，杨开慧被捕入狱。她坚持信仰，绝不肯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为当时的省长何键下令处决，年仅廿九岁。

从造反书生变为草寇英雄

我以为，这是毛泽东从一个造反书生，转变为草寇英雄的重要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到处遭重挫，被迫转入地下。毛是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并且看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中共领袖。无论是谁，思想上经历这样重大的转变，性格和情感一定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与红军女响马、双枪将贺子珍的结合，应是一例。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也孕育于这一时期。手上有枪，有队伍，这些枪和队伍完全是自己拉起来的，不从属于另一些枪和队伍，而且还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和同样不从属于其它任何政权的「中央苏区」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虽然有后来的被「左」倾路线撤职、反围剿失败、退出中央苏区和损失惨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他毕竟是真正做过山大王的，体会过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情境和快感。

丁玲曾被毛泽东封为贵妃？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引用了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一段话，说明到了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已经「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

......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大清亡在她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做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穷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性算在一起，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做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

丁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虽然被划过「右派」，吃了不少苦头，直至晚年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十分「正统」。作者记述的这段话，是一九八二年盛夏，刚从美国访问旅行了半年回来的丁玲，在大连避暑时，亲口对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的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讲的。据说，「丁玲老人是带着一种批判意识忆及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后又觉得说漏了嘴，很有些后悔，于是严肃地告诫「中年科学工作者」，这是伟大领袖开的玩笑，不应再传给第三个人听，谁传了谁负责。中年科学工作者「当然答应保密。为免事端，两人相互敬而远之，不再往来。」

既然他已经当面答应保密，不再传给第三个人听，又怎么被京夫子听到，还记录得这样详细呢。我们不妨猜想，所谓「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其实就是「爱好科学的中年文学工作者」京夫子本人。以京夫子当时在文坛的名气，与丁玲同住一所避暑胜地的疗养院，并与之作如此深入的、触及人性的攀谈，是完全可能的。相反，如果真是科学工作者，即使是卓有成就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就其只是对文学「爱好」这一水平而言，都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事后丁玲觉得「后悔」，也是怕自己「曾被毛泽东封为职掌文房四宝的贵妃」流入文坛，于她的形象不利。如今丁玲已作古多年，才公布这一段轶事，「谁传了谁负责」，--当然是京夫子负责。

与丁玲失之交臂

以毛泽东的个性，跟丁玲开这样的「玩笑」，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其时丁玲才三十出头，容貌端丽性格浪漫又善解风情，在投奔延安之前，就已经是饶有名气的女作家。毛泽东跟她同操湖南口音，谈了三天三晚，都是严肃的话题，如「国防文学」和「革命大众文学」的争论呀，鲁迅和「左联」呀等等。之后来一点「意淫」，轻松轻松气氛，也是人之常情。

有人说，丁玲仿效俄国女革命家柯龙黛向列宁推销「一杯水主义」的性观念，也拿这套在当时一些革命女性中颇为时髦的理论向毛泽东献媚，自动荐枕，这才引起毛拉起她的秀手，细数历代帝王三宫六院嫔妃无数。据毛的秘书李锐判断，毛泽东「基于政治因素考量，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道德』立场。」﹙沙兹伯里《新皇朝》九二页﹚看来，丁玲跟人讲这段当「贵妃」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一次。

毛泽东与丁玲始终都没有「那一手」，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毛不大适应在观念上比较强悍的女人，也不大适应比较有才学的女人。而丁玲当时恐怕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做的「皇帝梦」，居然在后来演成事实。

一九五三年夏天，毛泽东忽念旧情，邀丁玲到中南海划船。叙旧之余，毛随口问﹕「冰之，你工作有什么困难﹖你觉得周扬这个人怎么样﹖」丁玲见主席呼自己的小名，半娇半嗔，趁机告了顶头上司周扬的御状，把历年来对周的不满总结成十大问题，一一汇报。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体发福，发有杂色，加之唠唠叨叨，十分乏味。毛泽东耐心听她数落完，轻松一笑说﹕「你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水平还可以。」

其时，早已失宠的江青远在苏联疗养﹙一九五二年秋至一九五三年秋﹚，毛泽东身边虽不乏年轻女子伴舞侍寝，却没有一个能会意交谈的女人。丁玲被单独召见，同毛湖上泛舟，本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她却把握不当，对扳倒政治上的对手操之过急，结果讨了个没趣。一九五五年，在周扬主持下，呈报毛泽东，丁玲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首犯被捕。一九五六年获释。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亲自批准，丁玲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这位早年投身革命，主动向毛荐枕，被毛戏封为掌墨「贵妃」，自认与毛情谊不浅的女作家，开始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流放、监禁、劳改的生涯。

贺子珍要「毙掉那两个骚货」

贺子珍到底没有做成「皇后」。她的皇后位子，最终落到了江青的手里。大多数中国人每念及此，必扼腕叹息。其实这位子是贺子珍自己让出来的，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她没有眼光，只看到自己的丈夫才华出众，却不知日后竟会君临天下。她一气跑到了莫斯科，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那就怪不得谁了。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天。

这一年的冬天，蓝苹﹙江青﹚才从上海抵达延安，第二年的夏天，她才有机会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平心而论，江青这一次不是「篡位」，只是乘虚而入。用时髦词儿说，叫做「把握了历史的契机」。没有江青，一定还会有别的什么人成为「皇后」。比方丁玲，如果她抵达延安的时间晚那么一年多，而不在一九三六年，很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玩笑」中的贵妃，而当上名副其实的「正宫娘娘」。那么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旗手」，也就非她丁玲莫属，而与江青无缘了。丁玲思想的激进，本来就一点也不输江青的。

贺子珍的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拿枪「毙掉那两个骚货」。「那两个骚货」当然既不是江青也不是丁玲，而是史沫特莱跟吴广惠。史沫特莱是年仅廿五岁的美国女记者，为了采访「中国工农革命的传奇英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九三七年春上到延安。「据一位不肯透露姓氏的中共老人于一次闲谈中提及」，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见面，第一次握手，第二次拥抱，第三次亲嘴，......使得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惊讶这洋人的礼节。亲亲嘴也就罢了，一亲还「亲上半个时辰」﹙毛一位警卫员偷偷跟自己的老乡说﹚。

吴广惠的事迹，则引自斯诺的前任夫人韦尔斯的一段文字。吴广惠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一九三七年初由一个共产党员保送到延安学习。她年轻﹙廿六岁﹚漂亮，教养良好，梳的是三十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及肩卷曲长发，还涂着唇膏。她被指派为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中英文翻译，跟史沫特莱住一个窑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毛泽东本来的亲嘴对象是史沫特莱，后来却变成吴广惠了。据说是史沫特莱「让贤」，或者说是「割爱」。一天晚上韦尔斯在史和吴的窑洞做客，毛泽东来了，和她们一道吃饭，史和吴以崇敬英雄的眼光看着毛泽东。吴和毛都声称自己喝多了酒，情绪高涨，「吴广惠大胆地把手握着毛氏的手。当晚她不停地这样重复着做。」

三个女人同时出局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留在照片上的吴广惠，实在说不上有多么漂亮。顶多只能算是会作些打扮，又有城市小姐的情调。这就很引男人喜爱，很招同性嫉恨。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八十比一，女人严重不足。可想每一个女人都有多少男人追求，而毛泽东又已是有妇之夫，连韦尔斯都「并没有想到她和毛氏曾经发生过任何的通奸事件」。但事情终于闹大，一天深夜，贺子珍尾随毛到了吴广惠的窑洞，大力拍门，门开后，见到毛与吴便歇斯底里大闹起来，史沫特莱闻声出来相劝，竟遭贺子珍持手电筒殴打。

这件事以毛泽东下令将她们「驱逐」出延安而告结束。一年以后他告诉斯诺﹕「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还有谁呢﹖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起初对吴广惠印象不错，喊她「小吴小吴」的，经常派警卫员送些好吃的给她。问题出在史沫特莱到延安之后，西风东渐，把开放的作派带进了窑洞。以毛泽东的身份，一个美国姑娘，和一个中国的有夫之妇，本不大可能撼动贺子珍的「皇后」地位。不料大闹一场的结果，导致三个人同时出局。

当然出局的方式不一样，虽说都是「驱逐」。史沫特莱的驱逐是礼送，毛泽东告诉她，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来去千万不要经过苏联，写他的故事也不要在苏联发表，要直接在欧美出版。史依计而行，果然在西方获得轰动。但她利令智昏，于一九四八年秋天去了莫斯科，大发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议论，宣称一旦见到斯大林，将奉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