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7.28

　　【本刊讯】美《国际先驱论坛报》二十二日刊载了约瑟夫•艾尔索普在华盛顿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玉衣》，摘要如下：
　　
　　基辛格博士的秘密的共产党中国之行甚至带来了很重要的学术新闻。在基辛格同周恩来进行的二十小时会谈的休会时间中，还为美国访问者安排时间去参观了共产党中国的考古学家最近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
　　
　　在中国全部丰富的、往往是惊人的考古学史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这些珍贵的文物相比拟。这是在纪元前两世纪初期的伟大的皇帝汉武帝的兄弟的坟墓中发现的一对玉衣（姑且用这个名词）。
　　
　　因此，尼克松总统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重大行动甚至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些专家带来了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
　　
　　现在看来，白宫和紫禁城早在今年一月——当然是通过第三方面——就开始互通信息了。
　　
　　因此，可以满怀信心地认为，在一直进行到决定派基辛格去作环球旅行的这种初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所有真正重要的障碍都已经消除了，无论如何在原则上已经消除了。
　　
　　首先，关于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可以肯定，美国不会放弃它明确反对同时驱逐国民党中国的立场。但是，预料美国人在这个虽然不重要但是麻烦的问题上可能用比较低的调子说话。
　　
　　而且，从长远看，可以肯定，总统不打算像很多民主党参议员所主张的那样把台湾倒到阴沟里。但是，也有理由认为，随着美国同大陆中国关系的发展，棘手的台湾问题将被不声不响地撇在一边。
　　
　　最后，人们容易作这样的推论：
　　
　　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的最初的成果之一大概是正式“承认”，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接着在两国之间互换大使。
　　
　　如果这些问题事先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至少在总的原则上得到解决，那末派基辛格博士到中国去就会是一种发疯的做法，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出了任何毛病，都会使尼克松总统受到极大的损害。
　　
　　事实上，要是他不能充分保证不出毛病（民主党人仍然一心希望会出毛病），他在这个问题上本来不会走得这样远。
　　

艾尔索普文章：《会投第三颗巨型炸弹吗？》 　　说尼克松投了第一和第二颗巨型炸弹——中国之行和“新经济政策”——显然感到很高兴；猜测尼克松还要投“第三颗巨型炸弹”，即可能宣布明春从南越撤出所有美地画部队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1.09.14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十三日一期刊登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华盛顿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会投第三颗巨型炸弹吗？》。全文如下： 　　 　　尼克松先生是否快要准备好投第三颗巨型炸弹了？ 　　 　　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是白宫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的——没有什么实在或者具体的东西，只是一种气味而已。这个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局势的发展引起的，有一部分则是对尼克松先生这样的人的一些了解引起的。 　　 　　总统投了第一和第二颗巨型炸弹——中国之行和“新经济政策”——显然感到很高兴。由于这两项政策决定同总统过去坚决拥护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这种高兴的心情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在公布新经济政策以后，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承认这项政策将强迫白宫班子“大食其言”。头号食言者是总统自己，但是食言显然一点也没有使他患消化不良症。事实上，总统是谢菲尔定律的活生生的证明，谢菲尔是本杂志采访国会新闻的首席记者，是这方面的最优秀的政治观察家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条定律是：“一个政界人物的效能同他坚守原则的程度成反比。”坚决履行义务 　　 　　联系到这种背景考虑一下越南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是总统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中心问题，的确也曾经是肯尼迪总统的中心问题。在尼克松先生担任总统的头几年，他竭力强调他坚决履行对越南承担的义务，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他将不会成为领导美国接受失败的第一个总统。但是试想这位食言大师——他也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讲究实际和明智的人——必然是怎样看待越南问题的。 　　 　　第一，他知道十月份举行的阮文绍对阮文绍的选举的前景，已使得对美国在越南继续执行战斗任务的支持，像路上剩下的最后一些小雨水坑一样干枯了。第二，他知道，像曼斯菲尔德修正案那样的一些主张很可能很快在两院得到通过，曼斯菲尔德的修正案要求总统通过“谈判”使所有美国军队在一个“肯定的日期”以前从越南撤出，以换取释放美国的俘虏。第三，他知道反对他的鸽派分子和民主党人现在仍然指望把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作为一个用来反对他的主要问题。第四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知道，继续留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方面将越来越没有用处，然而却越来越容易遭受危险。 　　 　　现在在越南还有不到二十二万人，这个数目是不小的。按照目前的计划，到十二月一日，将剩下十八万四千人，这个数目仍然是不小的。美国军队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小得可怜，真正执行战斗任务的士兵仅仅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较小的部分。而且连这些执行战斗任务的士兵也遵照上级的命令避免进行战斗。重实际的选择 　　 　　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美国在越南的军队的纪律和士气正在瓦解，正如阿瑟•哈德利在最近一期的《花花公子》上刊登的一篇出色的报道中令人伤心地表明的那样。一位明智的重实际的总统对一支纪律和士气正在瓦解的不作战的部队怎么办呢？回答是：他在后勤和安全考虑所允许的条件下尽快地撤出这个部队。 　　 　　如果我这个上了年纪的对尼克松进行研究的人的猜测是正确的，这正是尼克松打算在最近就要做的事情。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人们也有理由猜测，总统将以尽可能富于戏剧性的方式——也许可以说以投巨型炸弹——宣布他的打算。 　　 　　设想一些可能的描述第三颗巨型炸弹的大标题是令人感兴趣的。例如可以设想这样的大标题：尼克松宣布同河内在美国撤军和交换俘虏问题上达成协议。 　　 　　这听起来是可能的，但可能性不大。其所以说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和北越毫无疑问地一直在进行秘密谈判——的确总统实际上已这样说了。其所以说可能性不大，是因为共产党人通常是说话算数的。左派方面经过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是，北越人已经提出一笔简单的交易——以美国撤军来交换美国俘虏。事实上，他们所要求的——至少在公开场合是这样要求的——是：（一）美国方面的卑怯地、无条件地投降；（二）公开地出卖那些一直站在我们一边在越南作战的人。（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他们在秘密谈判中也许已修改他们提出的要我们既投降又出卖的要求，不过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总是要撤退的——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否则几乎不能想象任何总统（不管是尼克松还是乔治•麦戈文）会接受他们的条件。 　　 　　或许第三颗巨型炸弹会以某种不那么富于爆炸性的方式扔下来，而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扔下来：总统宣布到春天时从越南撤出所有美国地面部队。只有一小支志愿部队留下来提供空中和后勤支援。并说美国已经作了“额外的努力”让越南人进行选择。 　　 　　总起来看，第三颗巨型炸弹比较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落下来。当然，会包含一些风险，正如第一颗和第二颗巨型炸弹会包含风险一样。主要的风险将是，总统将必须取消他以前提出过的一种诺言，就是不做领导美国接受失败的第一个总统。但是，正如先前指出的，总统是一位食言大师，除了亨利•杰克逊（可能参加美国下届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被认为是民主党内坚持侵越战争的——本刊注）外，很难看出任何潜在反对他的民主党人怎么能够由于他做了他们敦促他做的事情而使他受到很大损害。有益的问题 　　 　　而且，在美国继续提供后勤支持的情况下下，南越至少有机会、也许有很大的机会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同他们的敌人安排邦克大使所谓的“东方人的那种暧昧的妥协”。可以肯定，左派民主党人将要求停止一切后勤支持，这样就会使南越人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除非我们已经达到出卖一个小盟国是在党派斗争方面得人心的做法的程度，否则这个问题应当能成为一个对尼克松有用的问题。 　　 　　最后，正如我在许多月以前在本栏指出的那样，总统在党派斗争中所使用的基本手法是“先对他的天然敌人——自由主义派的民主党人的先发制人或者把他们的所有主要争论问题窃取过来”。他曾以第一颗和第二颗巨型炸弹来采取这种手法，如果他用第三颗巨型炸弹这样做的话，人们也许肯定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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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2.12.23

　　【合众国际社旧金山十二月十九日电】据专栏作家约•艾尔索普说，中国「丝毫不能免除遭到」俄国「预防性核袭击的危险」。
　　
　　他在十八日对联邦俱乐部说，在他刚刚结束的对中国进行的一个月的访问中，他发现「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一个地下网，以保护它的市民不受散落物的袭击」。
　　
　　艾尔索普说，苏联每年要花费价值约等于一百一十亿美元的经费来维持它同中国交界的边境一带的军队。他说，他所以被允许去到中国以前禁止进入的地区，一个理由是，「在许多年来，他经常写关于苏联在同中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增加兵力的文章」。
　　
　　艾尔索普还说，中国用于国防方面的开支很少。他说，中国针对俄国的军事部署纯粹是「防御性的」。
　　
　　他在谈到中国工业和文化时说，「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是有成效的」，虽然他又说，『由于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是很不自由的，所以，我怀疑它是否会有朝气蓬勃的艺术和文化」。
　　
　　当有人问到一旦俄国发动进攻，美国是否会帮助大陆中国时，艾尔索普说：「我们应该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们很可能帮助中国」。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0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南京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除了聪明的中国人以外”，什么都发生了变化》，摘要如下：
　　
　　的确，在中国，除了无比坚韧、勤劳和聪明的中国人外，什么东西都发生了变化。生活的质量发生了变化，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来说大大地变坏了，对其余的所有的人来说大大地变好了。不仅在城市是如此，而且在昔日是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农村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那里有树木和公路，浪费可以长好庄稼的耕地的坟头不见了。农业发生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变化，而且将来还要继续变下去。至于工业，一九四八年南京这个大都市的工厂不到四十家，而且主要是手工业性质的。现在则拥有六百多家工厂，至少有两家是雇用大约一万人的大工厂。
　　
　　的确，如果中国走运的话，我认为中国的变化可能证明比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所发生的变化对世界的前途更加重要。在我当了差不多四十年记者的生涯中，我相信我现在在新中国度过的这一个月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最有意义的采访工作。
　　
　　因此，究竟应当怎样报道，我当然考虑得很多。也许我现在应当开始写别的可以更多地成为重要新闻的各种东西。
　　
　　然而看来我最好还是先抓我所采访过的最大的新闻。这就需要有一个开场白和作一些说明。
　　
　　作为开场白，我必须指出，我主要是在中国政府第一次对苏曾•玛丽和我开放的那些省会附近采访的。这是到了限度了（或者我认为是这样）。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得通过姚伟的眼睛，姚伟是外交部给我们提供的首席翻译和总向导、哲学家和朋友。
　　
　　说明就作这些吧。每天要用腿走十四小时，再加上通讯方面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定期作现场报道。虽然为时已晚，但我现在仍将根据我所作的大量的笔记写一些关于我所提到的那许多场面的报道。因为我认为那些想读我写的报道的读者有权知道我据以作出我的初步结论的那些原始材料。然后就要接着提出我的一些结论，虽然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二十七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昆明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昆明：一度为流放之所，现在为工业之乡》，全文如下：
　　
　　云南省昆明——在大战的四年期间，我曾断断续续地在这个城市居住过。除了机场、那优美的湖水和湖上的庙宇（“宝贵的文化遗迹”）以外，现在除非有人告诉我它确确实实就是昆明，否则我是认不出这个城市来了。
　　
　　特别是在清朝统治下，昆明是为非作歹的王亲贵族和高官显宦流放之所。富有的流放者为他们自己修造了许多美丽的大宅院。这些宅院是昆明主要的点缀品。此外，它是一个风景如画的省会（虽然很脏），是异乎寻常地内向的，因为它和中国其他的地方距离非常遥远，又非常隔膜。
　　
　　昆明的过去和现在之不同正是从这儿开始的。正是由于如此隔膜，所以过去曾被选作流放之所。清朝时，除御用“公路”外，进出没有任何真正的道路。这种御用“公路”经常是崎岖蜿蜒在云南山区的在岩石上凿出来的一层层台阶。
　　
　　一九四五年，当我最后一次看到昆明时，已经做出很大努力，起初是修筑老的缅甸公路，随后是修筑现已不再使用的史迪威公路，而首先是修筑了把云南省同国民党中国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另一条主要的公路。还有一条通往邻省贵州的简直要报废的铁路。
　　
　　今天，铁路交通很发达。你可以乘卧车直达北京，如果你愿意做这样漫长的旅行的话。此外，过去这里只有大约三千公里的公路，几乎只有一条孤零零的南北间的路线，现在达到三万公里，其中包括把昆明同一百二十八个县城连接起来的公路，（农场和市场之间的无穷无尽的小路还未计算在内）。只有内部的空运仍极为有限。
　　
　　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工业中心来说，进出的通道显然是第一需要，昆明正是如此。只举出两个统计数字：在共产党人在内战中打赢之前，云南省每年生产三百五十六吨钢，而今天钢产量达到每年二十四万吨。同期，该省的工业总产值从一亿八千万中国元增加到三十五亿中国元。
　　
　　很大一部分省办的新工业都不在昆明。但是除了矿业以外，比较大的工厂主要都在这里。因此，简陋但合用的工人住宅区、有时雇用一万多人的大型综合工厂以及随着工业化而出现的所有其他副产品现在已经吞没了过去如画的景色。
　　
　　过去的肮脏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例如，这个城市布满着纵横交错的宽广平坦的林荫大街，有充足的电力和一套适当的清除垃圾的系统（这还包括把粪便保存起来供农田使用）。
　　
　　昆明除了作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和省会之外，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它现在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几所中国的国立大学曾在这里避难。
　　
　　然而，这些避难的大学现在已经被不下于八所省立大学（其中有些应当属于技术学校）所取代，另外还有五所公开称为技术学校的学校。事实上，昆明的新任务之一是为云南省提供几乎是所有的医生、工程师以及该省需要的诸如此类人材。
　　
　　为了免得我似乎把情况描绘得过于光明，我应当说一下：云南省从潜在的资源来说一向是一个富饶之乡，土地肥沃，矿藏丰富。只是由于该省地处边远，才使它的矿藏过去未能较好地开采。由于矿藏丰富，一旦昆明和云南相对来说不再是难于达到的地方，只有计划工作真正搞得糟糕才会阻碍工业的迅速发展。
　　
　　在这方面，的确，我对我自己写的这些报道感到有点担心。我之所以要求看看我过去到过的一些省份，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同过去进行对比。但这些省份实际上或从潜力来说都是富饶的省份。例如，我没有看过中国西北地区一些真正贫瘠的省份的新情况，我也无法判断。
　　
　　然而，必须面对事实。今日的昆明会使你回想到美国的工业基地正在极为迅速地建立起来的时代的情景。特别会使你想到大约在一九○○年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所不同的是昆明无论如何已不再有任何被流放的富人或其他富人了。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八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西安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设法了解文化方面的含义》，摘要如下：
　　
　　中国的西安——西安本身或西安一带——是中国历史上五个大朝代建都的地方，它差不多快要有三千年的历史了，所以这里有很多文物古迹可以游览。但是这方面有一些意义更重大的含义，所以我将谈一些我看到的古迹。
　　
　　西安平原过去曾经是不长树木、干旱已极的地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里已经绿树成荫，有着齐全的灌溉设备了。西安市过去是一个沉睡在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老城墙圈里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工业中心。这里还有一个壮丽的博物馆，设在美丽的花园里，那里有一些原属孔庙的树木掩映的楼阁。
　　
　　我们的东道主首先带领我和我的妻子去那里参观。那许多新的文物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参观唐墓是值得怀念的一天。不过读者很可能要问：我在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含义是什么意思。
　　
　　首先，武后同秦始皇一起曾经被列为由于其暴行而被人们憎恨了许多世纪的中国统治者，而现在他们则被赋予“正面”地位。武后是一个暴君，但她把中国治理得很好。其次，这次参观古物的过程中处处感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的宏伟历史充满了激情。这使我感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后。
　　

《华盛顿邮报》刊载艾尔索普发自重庆的报道：《中国农村新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4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五日刊载约•艾尔索普发自重庆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农村新貌》。全文如下： 　　 　　作为蒋介石的战时首都，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单调的、肮脏而丑陋的、未达到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我发现，新重庆仍然是单调的，但却是高度工业化的，并且不再肮脏了。的确，除去大元帅的巨大的市内公馆之外，过去的东西我一点也认不出来了。现在这个公馆已被管理这个地方的整个当地的革命委员会所占据。（这样简短地报道一个几乎还没有让任何西方人参观的地方，心里着实感到内疚；但是上面的这番话已能充分地概括我所见到的情况。） 　　 　　但是周围的农村也出现了同样的新面貌。 　　 　　早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月，我第一次开始在这里对中国人的耕作的特色非常感兴趣。那是在日本人的几乎连续轰炸的间歇时间的事：在从拥挤的防空洞里出来后，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我到伸展到城市边缘的农田里去散步。我看到一个农夫挎着一个大水桶，在陡峭的山坡田地里沿着一壠壠的作物来回走，用杓子从桶里的液体中舀半杓出来，浇到每棵作物上。我问我的中国同伴，这个农夫在干什么。他回答说，用人粪尿施肥，然后又说，这个农夫只给每棵作物浇半杓，以便不把这种宝贵的液体浪费在没有种庄稼的土地上。 　　 　　简单说来，在中国的农村，一直在竭力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取得最好的收成。尽管这样，对于他们带我在重庆周围的人民公社里看的“梯田”，我在精神上几乎是没有准备的。 　　 　　你必须知道，在这里附近的农村遍地是石头，陡峭的山坡很多，连中国人也不想在那里种植稻子。老的办法（土壤被浸蚀得很厉害）是尽可能多地在山谷中种植稻子，然后在还保留着土壤的山坡上也种植稻子。新的办法是开“梯田”。岩石被炸药炸开，以取得所需的建筑材料。然后，根据地的形状，把沉重的石块筑起六、七英尺高的墙。最后，运土来填到石墙后面，这样就开成了梯田。 　　 　　“金钢”大队在进行这种艰苦得不可思议的努力方面已经获得极大成功。大队长是一个五十岁的健壮而聪明的人，他必定也是个了不起的领导人。这个大队的所有一度光秃的山顶现在都覆盖上了树木。除去只有二十公顷的土地以外（“我们将在今后两年完成绿化工作！”），所有能开梯田的地——并且首先不是稻田——都已开成梯田。由于有了这些树木和三百多公顷的石头筑的梯田，整个景色都变样了。 　　 　　“金钢”大队的生活也变样了。它的四千多人口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农村中的相当于购物中心的场所，有一个小百货店；有一个出售象糖果和金属器具的商店；还有一个舒适的饭店兼茶馆。这个大队的主要村庄甚至有自来水，有十四个村庄有电。 　　 　　还有一个巨大的牛棚（对中国人来说，稀奇而又稀奇是开始喝牛奶！），还有一个集体养猪场和一个屠宰房都正在建筑中。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金钢”大队的新的耕作方法同旧中国的耕作方式仅仅在有限的方面是相似的——除去在仍然要求的熟练、不倦和无限的劳动方面之外。 　　 　　“金钢”大队显然是一个标兵。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人选择这个大队让客人参观的原因。但是邻队显然知道，“金钢”大队的方法正在使它的人民取得用中国耕作的标准来衡量是令人羡慕的繁荣。因此当你驱车在围绕着重庆的山中行驶时，你在大多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正在开辟着的梯田。由于一个中心的原因，所有这一切都是值得深思的。象这大队一样，中国农业的标兵今天距离真正的现代农业只有一两个阶段，而且他们不用多久就会实现现代农业。例如，“金钢”大队的人民已经在机器方面投资，以便使中国人在他们的田间使用的成吨肥料的撒布工作部分地机械化。 　　 　　有朝一日，中国将拥有现代农业和现代工业设备，那时它将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实体。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十三日刊载约瑟夫•艾尔索普发自重庆的一篇报道，题为《关于被当作和蔼可亲的怪物的经历》，报道说： 　　 　　大约十天来，我的妻子和我一直感到好象被当作和蔼可亲的怪物——比方说是一个好心的、颇为可爱的火星人，然而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 　　 　　这是因为周恩来总理慷慨准许我们到那些多年来几乎没有外国人去过、根本没有记者去过的地方。这件事本身是有意思的。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曾肯定地对我说，决不会允许我们到云南省（我们刚去过的地方）和四川省（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去。这是因为据说文化革命后出现了动乱。然而，由于这些地方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非常熟悉的省份，我大胆地要求去看看这些地方，以便我能够更精确地判断一下所发生的变化。 　　 　　我所看到的情况有很多是激动人心的。

声明：本贴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不代表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g1966.com)立场。   《华盛顿邮报》刊载艾尔索普发自重庆的报道： 《中国人非凡的创造资金的才能》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6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三日刊载约•艾尔索普在重庆写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人非凡的创造资金的才能》，全文如下： 　　 　　当我坐着摇晃不定的飞机前往我在旧中国所最熟悉的另一处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在脑海里寻找问题的答案就好像关在笼子里的松鼠追赶自己的尾巴一样。我刚刚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云南省发生了十分巨大的、令人莫解的变化，当然很想弄清楚发生变化的原因。 　　 　　我认为记忆中的遥远的往事和最近的经历终于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我记得在珍珠港事变以前的日子里，曾经在原先的缅甸公路附近举行过一次有趣的野餐。我们坐在山岗上。在远处的深邃峡谷中，浩荡的萨尔温江奔腾而过。从山顶到江边，数百块小片稻田一层一层地分布在陡峭的坡地。 　　 　　当时的情景，我总是铭记不忘，理由很简单：这些稻田所体现的世世代代永不疲倦地创造资金的劳动使我深受感动。从一无所有，终于在这个贫瘠的山区建成了一些稻田来维持五个孤立的小村落的生活。 　　 　　至于最近的经历，我认为只有一次云南的殷勤的东道主想要蒙骗我。我曾要求让我去山区参观一个比较贫穷的公社，以便同我以前看到的情况作一番比较。然而没有这样做，在我就要离开该省的最后一天，他们带领我参观了一个位于山脚下的土地肥沃的生产大队。 　　 　　虽然如此，这次参观毕竟是一次令人惊讶的经历，因为人们对他们已经完成的事业是非常自豪的，而他们的成就的确也颇为惊人。这个通常约有四千来人的生产大队自力修建了一条七公里多长的小灌溉渠，可以一年四季长年引水进田。 　　 　　这个公社在山区建成的水库比别的公社通常拥有的水库要多，此外，产量高，养猪多，新建了一些小工业，等等。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自己搞出来的，除了上级给一些指导（当然偶尔也会给以威胁）外，没有任何东西驱使他们这样做。 　　 　　在飞往重庆的途中，我终于突然想到：最近的这次经历和遥远的往事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和密切的联系的。这个联系就是我三十多年前在萨尔温江的峡谷里所看到的中国人非凡的创造资金的才能。而新中国只不过是把这种才能加以利用和指导罢了；也许这是我过去的看法——现在也如此看。 　　 　　我发现，这样来看问题，就使我在云南所看到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得到恰当的解答。就举昆明机床厂为例吧，国家对它投资三千八百万元人民币（不到一千六百万美元！）；它拥有数百台出色的机床，其中有一半是它自己造的，它每年出产几百台十分先进的新机床。还有一家纺织厂，大量生产着适宜于在云南的气候条件下穿用的布匹，这些布匹全都实用、耐穿，其中许多品种十分美观。它开办时从云南省政府得到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省政府现在每年收回百分之百的利润。虽然如此，这个工厂还是靠剩余的利润不断扩大。 　　 　　在别的国家谁会想到有这样的事：靠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一家简陋的战时机床厂的残余，再加上相当于几十万美元的人民币（因为三千八百万元的人民币是在十年或十年以上的期间内逐步提供的！）就着手兴建一个机床厂？谁又会靠更要少得多的投资白手起家，建设一座纺织厂，而其目标是要变成一个拥有两千万人口的省份的主要纺织品供应者？或者关于这方面，谁会想到完全靠人工来挖掘一条七公里半长、部分地采用石块砌成的水渠，以保证几百公顷的土地可以一年两熟呢？谁又会设想去做我在云南农村看到的其他种种事情呢？ 　　 　　中国人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一切事情，这就是对上述问题的简单的答复。在工业方面，他们已经在一些地方，如香港，多次创造过像云南纺织厂那样的业绩。在农业方面，可以证明我的答案的是上面提到的萨尔温江峡谷的那个坡地。总之，在新中国，有十分大量的东西是旧中国的，但是却是按照一种完全新的方式把它们组织起来。 　　 美《时代》周刊载文谈艾尔索普写的访华观感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21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一月二十二日一期上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人民》，全文如下： 　　 　　“到处是扣人心弦和使人高兴的……情景，你可以看到人们正在为更加美好的将来勇敢地、勤劳地、聪明地奠定强大的基础。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方面，你都可以发现惊人的成就。那么上帝干了什么呢？”这些字句是专栏作家艾尔索普谈中国情况时所用的字句。艾尔索普是一个贵族保守分子。他长期以来把北京政权描写成好像是由魔王直接统治的一个政权，他最近访问了这个古老的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那里给中国国民党干过工作。工业的发展和有纪律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记下了十分丰富的笔记（“积累了大量资料”），以至于他回到华盛顿几乎一个月以后仍然在中国的电头下发表赞扬文章。至于他对这个宿敌从内心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是：“我所改变的唯一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工作确实要比我所设想的要好得多。我不能说，我已丢掉任何幻想。” 声明：本贴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供读者参考，不代表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g1966.com)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