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效能“转换率”——“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破解之道

 资源效能“转换率”

——“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破解之道

钱宏（Archer Hong Qian）

2025年12月28日于温哥华

从朱永敏的“读书随感”说起

中国房地产和土地财政业内人士朱永敏，刚发来他的一则“读书随感”，准确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中“宏观数据”与“微观体感”背离的核心矛盾，非常有洞察力。

官报2025年GDP增速超5%（姑且不较真有没有造假，如高善文说的2023、2024高估2个百分点），但百姓增收不明显的现象，本质上是“财富创造”与“数字增长”的脱节，即存在“无效GDP”。我们可以从经济学逻辑进一步深化朱永敏的这一观察。

在经济学语境下，GDP（国内生产总值）通常被分为“有效GDP”和“无效GDP”，这主要用于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有效 GDP (Effective GDP)，指能够切实提升社会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活动。

无效 GDP (Ineffective/Wasted GDP)，指虽然在统计数据上贡献了数值，但实际上并未增加社会净财富，甚至造成资源浪费或负面影响的经济活动。

1. 从“会计恒等式”看钱去哪了？

GDP核算的支出法公式是：GDP = 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 净出口。

朱随感观察： 2025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然由“投资”和“政府支出”（如中西部基建、地级市高铁、大桥）拉动。

现实落差： 投资转化为“收入”需要一个前提——投资必须产生现金流回报。如果投资的是“无效GDP”（如杂草丛生的高铁站），那么这笔投入在建设期发完工人不高的工资后，就变成了沉淀的债务，无法在后续运营中产生利润来分红或加薪。钱“消失”在了一堆无法变现的钢筋混凝土里。

2. “无效GDP”是社会财富的减法

朱随感贵州大桥和负债4万亿的铁总，是典型的“跨时空错配”：

短期： 建设时雇佣工人、购买钢材，创造了光鲜的GDP数据和形象工程。

长期： 维护成本高于运营收益，政府和企业必须用未来的财政收入（税/费）去还过去的债。这意味着，为了填补“无效GDP”留下的财政负担，未来的国民收入被预支了。这也是为什么百姓感到收入不涨——因为社会创造的新财富中，很大一部分被拿去偿还旧账（除去寻租费）了。

3. 企业端的“内卷”与无效循环

刘元春教授提到的“生产过剩”和“内卷”，其实也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无效GDP：

企业为了维持现金流，在利润极低甚至亏损的情况下疯狂生产。产值（GDP）上去了，但企业不赚钱，员工自然没法加薪。

这种“无利润增长”本质上是在消耗资本存量，而非创造社会增量。

4. “效益论证”是唯一的解药

朱随感呼吁的“从科学角度论证效益”，正是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核心：

有效GDP： 应该是能降低社会总成本的（比如能真正缩短通勤时间的地铁、能提高产业效率的5G基站）。

无效GDP： 则是增加社会总成本的（比如为了刷数据而建的远郊新城、利用率极低的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

5．发钱给百姓不合中国特色逻辑

最后，刘春元教授，特别是向松祚教授一再呼吁中国政府发钱的建议，不说是不是一种短期刺激手段，试图绕过结构性问题直接提升消费，但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就看你随感中提到的“决策层”及“肉食者”，既缺少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眼光，又无社会主义的福利动机，这情形，给百姓发钱，八成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说加拿大、美国、欧洲、日本、甚至越南、朝鲜、古巴、中东各国、南美不知叫什么主义的政府都发钱，他有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理由，怼回来，完全不讲逻辑。

如果说殖官主义的肉食者们（洋博士/土博士不少）鄙，就鄙在他们撰死了中国人的话语权、决策权、话术（谎言）权，象1970年代看的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中，一句年轻人喊的反讽台词：“墨索里尼，永远有理！”

结果，填补“无效GDP”留下的财政负担，未来的国民收入被预支，导致百姓收入不涨，“社会财富的减法”。那些天量债务（无论是地方债还是铁总的债），最终都将通过未来的税收、收费或者隐性通胀来偿还，这无疑是对未来几代人财富的稀释和透支。现在大家感受到的收入增长乏力，正是对过去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还债期”，而当下的亏空（包括不生娃），很难想象未来几代人要过怎样的日子才能熬过去，哪有福卡研究所王德培教授臆断的U字型“未来我们一定又是一个高峰”？！

小结一下

2026年的经济出路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在于“转化率”。如果1块钱的GDP投入，能带来1.2、1.5块的社会财富增量，那是他们说的发展硬道理；如果10块钱的GDP投入，赚0.99块，甚至一无所获，且留下一堆维护费惊人的烂摊子（无效GDP），那是消耗（但愿他们不再瞎说成是：“艰难探索”，或干脆说是为了什么什么，牺牲一点经济算不了什么）。

朱随感触及了经济增长的本质：GDP只是账面上的“流水”，只有扣除成本，还清债务后剩下的“利润”，才是百姓兜里实实在在的钱。他说“少一些宏大叙事，多一些效益测算”，确实是缩小体感落差的金玉良言。

共生经济学对“无效GDP”的破解

若用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生产回归生活（有效感生活需求）-生活呈现生態（全要素生活供给）-生态激励生命（自组织连接动态平衡）”理论框架，重新规范和分析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可能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规范“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共生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整体，活动主体，称为仨自组织人或组织共生人或交互共生人，而不是单纯的“理性经济人”。仨自组织人的活动目标，是持续实现生命自组织动态平衡的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而非单纯的经济数字增长。

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侧重于流量（Flow）和速度，共生经济学框架则侧重于存量（Stock）、质量和连接效率。

1. 生产回归生活：规范“投资”

在传统经济学中，“投资”往往被视为拉动GDP增长的手段，容易导致您随笔中提到的“无效GDP”（如低效基建、过剩产能）。

共生经济学的规范：

目标转变： 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单纯拉动GDP，而是回归到满足有效感的生活需求（Effective and Sensible Life Needs）。

投资标准： 衡量投资的不再是投入的规模，而是其能否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生活效用存量”。

具体体现：

有效投资的定义： 投资于能直接提升居民生活质量、降低生活成本、改善环境承载力的领域。例如：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公共交通、通信、清洁能源设施、旧城改造、高科技、新康乐等。

无效投资的剔除： 避免那些仅为短期数字好看而进行的重复建设或形象工程或干脆是“鬼城”投资，因为这些投资消耗了生态系统的资源，却没有产生有效的生活回报。

从“钢筋水泥”转向“人力资本”： 加大对人力资本和创新研发的投入，因为这是最能满足未来生活需求的有效生产要素。

2. 生活呈现生态：规范“消费”

传统经济学将“消费”视为经济增长的终点和引擎。但在共生框架下，消费是“生活呈现生态”的关键环节。

共生经济学的规范：

目标转变： 消费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购买和资源消耗，而是构建一个全要素生活供给的生态系统，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

消费标准： 衡量消费质量的标准是个体福祉的提升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而非炫耀性消费或浪费。

具体体现：

生态化消费结构： 鼓励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共享经济（如共享汽车、工具图书馆）。这些消费模式减少了资源浪费，提升了要素（全要素）利用效率。

体验与服务消费： 引导消费从物质产品转向服务、文化、健康、休闲、探索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供给更具“生态性”，能提供更丰富、更持久的生活价值。

数据作为要素： 将数据、知识、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生活供给，满足个性化、趣味化、智能化的生活需求。

3. 生态激励生命：规范“出口”（以及整体动态平衡）

传统经济学中的“出口”关注国际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共生经济学则将此视为“生态激励生命”的外部连接与动态平衡机制。

共生经济学的规范：

目标转变： 出口的目标不是单纯赚取外汇，而是实现全球生态系统中的自组织连接和Live and let live的动态平衡。

出口标准： 衡量出口的标准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技术附加值，以及是否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规范。

具体体现：

高质量、高技术出口： 出口高附加值、低污染的产品（如新能源汽车、高科技设备、数字服务），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这不仅能获得更好的贸易回报，也能提升国内产业生态的生命力。

避免“环境倾销”： 不再以牺牲国内环境和降低人权（无效GDP的另一种体现）为代价进行低端制造产能过剩出口倾销。

双向流动与平衡： 强调进出口的动态平衡，通过进口优质资源、技术和服务来反哺国内生态（激励生命），形成良性循环，而不是一味追求巨额顺差导致贸易摩擦或资源耗竭。

总结：从经济增长范式到资源交互范式

通过共生经济学的框架来规范“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可以有效解决“无效GDP”困境：

这个新的分析框架，突出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健康和可持续性，将经济活动与人类福祉和生态环境紧密结合，从而实现“真正的有效GDP投资”和“百姓有感落差逐步缩小”。

这就自然过度到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国民账户（生产-交换-生活）核算体系——价值参量的改变，将由注重加法思维的资本增值/减值的GDP，改为乘法思维的资源能效/能耗的GDE，而且，统计数值范围，也由企业和政府两张资产（资源）负债表，扩展为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

从传统GDP核算体系向GDE核算体系演进

从传统的GDP核算体系向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核算体系演进的关键路径——从“增量”思维转向“效率”思维，从“狭义主体”扩展到“广义生态”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这不仅是核算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经济哲学范式转移，旨在解决GDP体系下“无效生产”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巨大鸿沟。

共生经济学的国民账户体系：GDE（生態发展总值）

从GDP（国内生产总值）转向GDE（暂且称之为生態发展总值，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或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注意：中文生態的態字构词，是“能”与“心”交互共生）的核心转变在于价值参量的改变。

1. 价值参量的转变：从“加法”到“乘法”（资本增值 vs 资源能效）

传统的GDP核算是“加法思维”：只要有交易和投入，就累加产值，不管其效率如何、是否浪费资源。无效基建和污染治理、“建路/挖路/再建”之所以都能计入GDP，就是因为这种加法属性。

共生经济学的GDE则采用“乘法思维”，关注资源能效（Efficiency）/能耗（Consumption）：

GDE的核心关注点是效率和可持续性：它衡量的是单位资源投入所产生的综合社会效益和生态价值。

乘法效应意味着筛选： 一个高效利用资源、产生正外部性（如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其价值会被放大（乘数大于1或小于1甚至0以下为负数）；而一个消耗资源巨大、产生负外部性（如污染、浪费）的活动，其价值会显现为“生態（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背负”，而被抑制甚至归零（乘数小于1）。

例子： 种100棵树（空气转换、风景、诗意）创造的GDE，可能远高于建一个无人居住的商场创造的GDP。因为前者能效高，后者能耗（资源浪费）高。

2. 核算范围的扩展：从两张表到六大表（企业/政府 vs 六大主体）

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主要围绕企业和政府展开，只关注狭义的货币化资产。

共生经济学统计数值扩展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六大资源（资产）负债表。

3. 共生核算体系的内在逻辑：生产-交换-生活

这个新的核算体系完美地契合了“生产-交换-生活”的共生框架：

生产（回归生活需求）： 关注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表，衡量其是否创造了真正满足生活需求的有效产品和服务。

交换（全要素供给）： 关注市场和社会资本的流动，确保交换过程是公平、高效、全要素的，而非仅仅货币化交易。

生活（激励生命）： 最终落脚于家庭、社区、自然的资产表改善，衡量这些活动是否真正提升了生命形態的活力和动态平衡。

总之，GDE核算体系是对当前经济学范式的重大挑战和创新。通过引入“乘法思维”和扩展“六大资产负债表”，共生经济学试图建立一个更全面、更真实反映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参量体系——21世纪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行为价值参量标准。

因为共生经济学恋愛的是交互共生人，即（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仨自组织人”，而不只是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也不仅是奥派经济学笼统的“自由行动人”。

当然，GDE价值参量，不再简单地用数字堆砌繁荣假象，而是追问“这种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如何？”和“谁真正从这种增长中受益（包括自然界）？”所以，它也是解决“GDP增长率锦标赛”生態背负，解决“无效GDP”与“百姓落差”悖论的关键所在。

先说到这里。

2025年12月28日凌晨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