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组织谈社会危机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五年
中国：连锁月子中心暴雷 月嫂讨薪遭镇压
2025年1月6日，“爱家月子中心”被曝老板王沛腾携款跑路出国。一夜之间，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宁夏等多个省市的80余家加盟店陆续宣布停业，1月7日，总部位于江苏省的爱家母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事件导致上千名月嫂失业，走上艰难的讨薪之路；一千多个家庭的新生儿与产妇陷入无人供应餐食、无人照料的困境，广州门店的房东甚至用停水停电来威胁她们在寒冬里被迫离开。另外，也有众多待产家庭的数万预付款无法退回。多地月嫂聚集在门店外讨薪，甚至不得不以威胁跳楼的方式示威。有视频显示，大量警力参与进镇压行动，讨薪月嫂被粗暴地拖曳、抬起，塞进警察大巴里“转运”，现场一片痛斥警察暴行的哭诉。
1月17日，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宣布倒闭，而数百员工被拖欠3-7个月不等、合计数千万的工资，他们聚集在医院要求拿到工资。医院内亦有患者，她们面临与爱家月子中心相同困境。其母公司百亿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全国拥有百佳系、艾玛系等数十家民办医院，目前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企业，未来可能还会有连锁性的暴雷事件。
讨薪成罪
面临月嫂们讨薪，各地警察冷漠地一致要求讨薪者不要“聚集”导致“违法”。这是什么流氓的逻辑，欠薪不违法，而讨薪是违法的！这些视频在抖音上遭到了民众对警察的嘲讽。有警察哄骗讨薪月嫂，警方可以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拘捕欠薪老板，但根据中国法律，欠薪老板只有经历长达数年的劳动仲裁、法院审判程序后拒不执行，才有可能成为犯罪主体，而大部分月嫂来自经济落后的农村，基本上不可能有那么多财力和精力以对簿公堂来维权。
中国劳工论坛采访到江苏的一位月嫂，她说：“我们做月嫂这个行业，月子中心都不会和我们签劳动合同的。想通过法律维权，连证明劳动关系都困难。月嫂这一行都是赚的血汗钱，虽然上单期间每天工资有270元，但要24小时不停地伺候宝宝和宝妈，每天半夜好几次起来喂奶粉、哄宝宝睡觉，每次接到单起码28天都睡不好。去年工厂裁员进入月嫂行业以来，我的月经都紊乱了。不做这一行也做不了别的，老家安徽还有自己两个小孩上学要用钱。我都一年没回去看他们了。”许多月嫂在抖音上表示，月子中心暴雷后，自己像“皮球”一样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被踢来踢去，但他们没能解决任何问题。
截至1月20日，只有江苏省常州、昆山、无锡的爱家门店由政府发放了月嫂的工资，对产妇的退款和转院也只有爱家总部所在的江苏省23家门店由政府部分承担，其他全国门店的讨薪和退款则遥遥无期。一些供应商如提供食品的菜农也在抖音上控诉半生积蓄打水漂。从房地产到汽车、IT行业，整个经济如今都陷入这一个趋势：资本主义企业破产、工人受骗并被弃如敝屣、相关企业在一串连锁反应中被击垮，而这个趋势正是一个“新常态”。春节将至，由于这一机构的破产，数千个家庭、数万人面临经济窘境。而这仅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工人阶级残酷境况的冰山一角。
2025年开年以来，全国范围出现广泛的工人集体讨薪行动。这些行动形式大多都是非暴力的聚集、威胁（或真的实施）跳楼自杀，即使这样，警察也往往借由多种不实罪名对工人进行驱散和逮捕。随着中国经济危机因加剧的中美帝国主义冲突而恶化，这些讨薪行动可能会数十倍数百倍地增长，更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行动将点燃民间对中共资本主义统治的愤怒情绪的火药桶。
全面私有化的月子中心行业
中国人“坐月子”是一项传统的习俗，要求产妇在分娩后的一个月内，遵循许多禁忌和严格的饮食限制，据称有助于产妇恢复身体、分泌母乳。各地区有类似但略有不同的坐月子习俗，其中一些甚至是反科学、会造成健康隐患的，如不允许洗澡、要求盖厚被子出汗、不许房间通风，有的地区不许产妇吃盐、有的地区要产妇大量吃盐……一旦产妇胆敢不遵从这些愚昧的规则，就会被警告未来会患上“月子病”，如果产后出现健康问题，婆家就可以以“坐月子”时违反禁忌为由，不但不提供关心和照料，反而对其进行指责。许多产妇为了避免受到这样不人道的父权压迫，选择去月子中心接受更科学、更专业的产后照顾。
也有许多家庭不得不选择住月子中心的缘由是，护理产妇的责任已经被迫部分地由家庭转向社会。中国经济危机下，产妇的产假权益被削减、丈夫缺少陪产假且普遍加班，甚至夫妻双方的父母老人由于延迟退休不得不继续上班，导致产妇与新生儿得不到家人照顾。
在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以及处于经济危机、出生率断崖下跌的情况下，加之中共为尝试挽救出生率而对家政行业大力补贴，月子中心行业反而得到“野蛮”扩张。在2018-2023年，中国月子中心行业市场规模复合年增长率高达22.7%，到2023年共有5454家月子中心，这些企业几乎100%是私有的。2023年，月子中心的市场规模已经高达243.3亿元，相对当年全国出生人口902万，如果能够将这个行业公有化，本该能为每个新生儿家庭提供每个孩子约2700元的护理费用！在民主高效的运作下，这笔款项将完全足以修建复盖全国的免费、提供优质服务的母婴护理中心，并为护理人员支付高薪！然而现实却是大部分产妇无钱支付高昂的月子中心费用（每名产妇每月花费2-15万元不等），在产后得不到良好的护理而可能患上健康问题。根据中国《医师报》报道，中国产妇患产后抑郁症的比例高达18%，高于世卫发布的世界平均水平（11%-17%）。在世卫同一篇文章里，全球1/3的妇女在产后会面临各样健康问题，在中国可能会更高于这一数字。
在私有市场里，即使是目前正处于上升期的行业中也是有企业破产的可能性，但医疗行业尤其是月子会所破产，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这一行业不应任由追逐利润的“看不见的手”摆布。随着出生率连续多年的断崖式暴跌，不排除月子中心行业未来也会面临医院产科、幼儿园倒闭潮相同的大规模接连倒闭。新生儿与刚分娩的产妇理应受到全社会的保护与照顾，以免受恶劣的生存环境与情绪上的压力。这即使在原始社会都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铁律，但逐利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则与中共独裁相融合）在这点上显然是反人类的。
社会主义者主张：
国家没收并接管破产的月子会所、妇幼医院，作为当前的一项紧急措施；新开设月子会所全部国营公有，面向全民提供低价、专业、优质服务；
终结医疗行业的私有化。大幅增加对国有医疗行业的投资，并由工人、患者和当地社区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民主控制。
国家与月嫂、厨师、护士等护理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工资不变、落实五天八小时工作制，终止月嫂过劳，将更多岗位提供给失业大军；
终止习近平政府对讨薪者的镇压，允许劳动者组织独立工会、参政，争取工人组织、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
终结资本主义独裁统治，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残酷、不公的剥削压迫制度。
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出生的DeepSeek
DeepSeek R1模型在1月的发布震撼了世界。西方媒体甚至将其誉为可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指代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而这颗卫星挑战了西方技术占据优势的主流观点。
由于“DeepSeek效应”，香港科技股自1月中以来飙升了31%，带动港股成为了今年到现在表现最佳的股票市场。作为一家中国的AI初创公司，DeepSeek号称凭借其先进的算法、AI模型和技述，以低成本和中低端芯片，挑战了美国在AI领域的主导地位。这引发了美国科技产业和政府一定程度的恐慌，特朗普称这是“警钟”，毫无疑问，DeepSeek现在将导致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在科技领域的竞争较量进一步急剧加速。
所以，DeepSeek到底为何而来？DeepSeek开发的AI模型标榜低成本与高效率，并在数学和推理等工作上表现出色，媲美OpenAI目前的最新模型。据他们宣称，他们使用了约2000个英伟达H800系列GPU，在55天内就完成了模型训练，成本约558万美元，相当于仅为Meta最近AI技术开发费用的10%。
全球AI霸权之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中、美两国之间尤其如此。中国在DeepSeek中试图想要证明：在高端芯片的进口被“卡脖子”限制下，中国也能依靠中低端的芯片和优秀的算法，来开发出一套达世界顶尖水平的AI模型。习近平一方面以此展示中国的科研实力。另一方面也试图想借此证明美国的高端芯片对华出口禁令没有效果，希望能藐视这项禁令——这正是中共为了恢复中国经济严重动摇的信心，所采取的其中一项措施。相应地，美国也在加速投资AI基础设施。OpenAI与多家企业在1月底宣布将共同斥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建立AI基础建设，特朗普称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AI基础建设计划”，以确保“技术未来掌握在美国手中”。
1月27日，受此消息影响，美国主要科技股市值蒸发约1兆美元。其中，Nvidia股价下跌17%，市值损失约5,890亿美元。这对任何一家公司而言都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单日亏损。西方的资本担心，DeepSeek以及中国其他的先进AI模型可能削弱西方科技巨头在人工智慧领域的主导地位。
实际成本比官方数字多467倍？
然而，越来越多对DeepSeek的质疑和相关证据已开始浮现。DeepSeek声称其开发成本仅为600万美元，这一说法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谷歌DeepMind负责人表示，DeepSeek的成本说法“夸大其词，有些误导”。麦格理分析师在2025年2月的报告中估计，DeepSeek R1模型的实际开发成本可能高达26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67倍。此外，有报告指出，DeepSeek的论文中提到的600万美元成本仅指预训练运行的GPU成本，这只是模型总成本的一小部分，实际硬体投入可能远高于此。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在芯片问题上，有报告指出，DeepSeek可能透过第三方管道取得了受美国出口管制的高阶Nvidia芯片，经过两三年的囤积后方才开发完成。美国当局已开始调查DeepSeek是否通过新加坡等中间商绕过出口限制，非法取得先进芯片。无论此言是否属实，特朗普政府都可能进一步加强芯片出口管制。
同时，DeepSeek所谓的开源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全部源代码，实际上只是部分开放。由于没有公开训练数据，这也使得OpenAI指控DeepSeek实际上是用ChatGPT进行“蒸馏训练”。这一方面令人更质疑DeepSeek的实际创新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原本开源的ChatGPT变成了利润工具后，反过来抑制了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假如“蒸馏训练”当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更高效地训练其他AI模型，那么现在阻止人们这样做的唯一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虽然中国在先进技术和人工智慧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但不排除在某些细分领域他们可以匹敌或超越美国。但目前来看DeepSeek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是中国科研仍跳不出“能够快速到从1发展到100，但却无法从0发展到1”的又一个例子。根本上限制中国科技发展的因素，一是中共专制统治，扼杀科学自由；二是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的制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制度由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主导。
中国AI的政治
就像之前百度所推出的“文心一言”AI一样，中共开发的大型语言AI首先存在“敏感词”的先天不足。在回答部分政治或国际相关的问题时，它的表意简单就像一个疯狂的小粉红。有网友尝试分别询问DeepSeek对金正恩与拜登的评价时，DeepSeek对前者极尽肉麻谄媚之辞，而对后者则是毫不留情的猛烈批评甚至咒骂。可见，这是在训练相关话题时，开发者只提供中共所认可的官方材料，因此DeepSeek在这部分的表现就显得偏执和狂热地捍卫专制统治。
但即便如此，中共认为这仍不够保险，因而加入了大量敏感词名单以进行“硬过滤”，使得DeepSeek的回答有时显得非常突兀和不可理喻。比如哪怕询问“天安门是什么？”“台湾是什么地方？”这样简单问题时，它依然拒绝回答。这让人不免怀疑这AI模型到底有多“智能”？如果它如中共声称般先进，这类问题完全可以给出一个完全不涉及政治因素的客观答案，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加入一个敏感词名单让AI一律拒绝回答。
中国新药品政策危及民众性命
医保集采政策置人命于草芥，所采购的药品质量不佳，引发中国群众不满。2024年底，中国医保局公布了第十轮药品集采名单，并实施了新一轮药物更换。不久后，许多医务和患者纷纷发声表示集采药物的药效不佳，而公立医院提供的药品中几乎不存在质量更好的进口原研药物，只能在院外私营药房高价购买。
今年初，北京和上海的数十名医学专家集体质疑集采药物的质量，指出存在“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抗生素过敏”等问题。他们指出，主要原因是供应商为了压缩成本偷工减料。此外，药监局发布的《彷制药一致性研究数据》明显涉嫌数据造假，引发公众哗然。
1月24日，药监局撤下了相关数据，随后对被怀疑造假的数据进行了修改。2月9日，医保和药监部门联合声明，力挺集采药物，声称彷制药的药效问题只是“医生个人用药体验”和“道听途说”，坚称这些药品安全有效。但官方立场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巨大落差，加之对资本主义“压缩成本”逻辑的切身体会，民众仍普遍对集采药物有着严重不信任。
自从1985年医疗私有化以来，政府大幅减少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医院不得不自负盈亏，原本高度依赖财政补贴的公立医院依赖药品加价权弥补财政缺口，药物收入成为医院科室的“绩效考核”依据，医生也通过开高价药获取提成。民众逐渐感受到药物乱开、加价过高等问题，对医疗系统的不满情绪已然沸腾，其中一个表现便是伤医事件一再上演。2009-2018十年间，有报道的伤医事件有295起，造成24名医生死亡。
作为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一部分，为减少对西方医疗产品的依赖，习近平于2015年要求公立医院“药占比”（即药物在医疗费用中的占比）从40%以上降至30%，并要求基本药物的彷制药在2018年底前实现在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自2018年，中国实施了医药集中采购制度，集采彷制药物价格相较于同类进口药大幅下降。为填补财政缺口，医院提高了整体医疗费用，反而令民众的医疗支出逐年提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从2018年的8.5%增长到2024年的9.0%。
第十轮集采实施后，医院全面更换国产彷制药，导致医生群体对药效和提成收入的下降表示不满。
自由派的解决方案是否可行？
一些资产阶级媒体提出，应该将药物选择权归还给医生和患者。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哪怕在所谓公立医院，医生也有着为医院创收的考核压力，如果只是把药物选择权交给医生，现行制度就会驱使医生开具提成更高的处方（例如疗效和副作用不明的中成药）、而非最有效的药物。医疗集团绝不会允许损害其利润的行为，他们会以高额回扣和提成利诱医生和医院为其利益服务，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指望医院和医生都一定能顶住压力、以患者健康为优先。显然，整个制度都需要改变，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牟取暴利行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医疗行业的私有化注定无法为广大民众提供廉价优质的医疗服务。中国之所以还没实现全民免费高品质医疗并非因为没钱，而是中共资本主义不愿承担这个责任、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不到2%（哪怕以“自由市场”为圣经的香港政府都投入2.8%）——因此，必须大幅增加公共医疗开支，而这联系到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现社会体制。
医院和医疗保健部门应由各级医疗人员、病患、公众民主管理与控制、并向全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取消对官员、军官的医疗特权，全部医院开支由政府承担，杜绝提成和绩效制度。全面公有化医药企业并进行民主控制，取消利润驱动，由工会和地区健康委员会共同监督全产业链的生产和流转。这是取代如今崩溃制度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说持续许久
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仍在升级之际，两国政府都在将新冠病毒用作攻击对方的武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代表已再次指控新冠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而3年多以前中国官媒也曾无凭无据指控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这些互相指责无助于寻找新冠疫情的起源，或者预防下一次疫情爆发。若要做到这两者，那就要将医疗视为造福人类而非营利的事业，大幅增加对医疗保健的投资。这就意味着必须扭转医疗私有化进程，终结资本家对医疗部门的控制，将整个部门公有化、并实施工人民主计划。
今年2月初，特朗普的亲密盟友马斯克在X平台上分享另一名用户的有关推文，指控武汉病毒实验室与USAID资助的美国“深层政府”合作制造并泄露新冠病毒。马斯克以典型的煽动性言辞写道：“你们知道吗？美国国际开发署用你们的税款资助了包括新冠肺炎病毒在内的生物武器研发，这些武器杀害了数百万人。”也只说了这么多。马斯克此举其实是为了废除美国国际开发署，作为对美国国家机器大清洗、将其特朗普化的举措之一。受此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自2月8日起陷入停滞，数千员工被解雇或被迫休假，包括部分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NGO也受到打压。马斯克的削减开支措施将对全球产生毁灭性影响，南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国的艾滋病防治项目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德斯蒙德图图艾滋病中心警告称，这些削减开支措施或将在未来10年内导致50万人死亡。
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已经在1月底声称新冠病毒最可能起源于实验室。然而，其报告强调，这一结论的“信心不足”，缺乏确定的证据、存在相互矛盾。但该这份估报告还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实际上，这份报告在拜登执政期间就已经做成，但却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新任局长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下令解密的。这意味着，继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后，中情局是第三个主张“实验室泄露”的美国政府机关。特朗普回朝后就很快公布这份报告，除了升级与中国的对抗外，也是为了针对民主党进行攻击，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针对一切“敌人”发动全面攻势的其中一步。
自从新冠肺炎于5年前爆发，中美两国政府就一直针对其源头互相交锋。中共在其官方表态上并不明确支持新冠病毒是美国生化武器的阴谋论，但暗中鼓励这些阴谋论在网络上传播，允许各大官媒带风向。他们称新冠病毒在2019年中下旬就在美国通过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泄露、传播到美国社会。美国方面则声称不能完全“确信”新冠病毒是自然发展的，表明实验室泄露是有可能。
整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共政权也持续隐瞒关键资料，设法阻挠一切外来的调查人员进入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研究，更操控对病毒源头初步调查的数据。中共执迷于审查与机密，特别是当其担心讯息传播会损害其地位、或破坏其控制权的时候。它只想要报道当局的“成功”，压制疫情的消息。虽然2021年2月，中共曾经容许世卫组织赴武汉进行调查，但随后阻挠了世卫组织于同年7月和10月中提出的进一步溯源调查计划。中共这一系列遮掩真相的做法，如同其对于GDP、失业率、人口趋势等数据那样，都是在面对国内多重危机的情况下试图为自己减压，但这也反过来给了美帝升级攻击的机会，同时中国群众也不会一直为官方谎言所欺骗、群众不满也将迟早再次爆发。
社会主义者强调，对于中央情报局等美帝机构、以及中共的帝国主义政权，都需要完全不抱有任何信任。双方归根结底只顾本国统治阶级的利润与地缘政治利益。我们呼吁在全球各地工人阶级进行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全面、透明、民主的调查，这样才能找到疫情的真正源头，并为了全球人民的福祉总结必要的救命教训。
中国失业危机于蛇年仍在持续
根据媒体报道，大批农民工在大年初四提前返城，许多店铺在初三就开始营业。原因很简单，许多人担心工作不好找，工资遭到拖欠，不得不提前返回工作场所，以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这一现象暗示了当下的极其严重就业问题，背后则是中国陷入30多年前资本主义复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局限于纸面上不断攀升的失业数字，也体现在有工作者和尚未就业的青年身上。一方面，很多劳动者哪怕没有失业，但是工资或时常遭到拖欠——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收录数据，2025年1月全中国至少有207起欠薪相关的工人集体行动，相比去年同期增加22%。哪怕没有欠薪，很多劳动者的工资也遭大幅削减。这些劳动者担心辞职后找不到新工作，申请劳动仲裁又害怕资本家借机报复，因而陷入两难境地。另一方面，中国青年的就业质量极其糟糕。从大学毕业后，青年人能较容易找到的工作一般收入较低，或所学专业不对口，令人难以接受——只有66%的毕业生签约工作与所学专业对口。2024年大学毕业生中，选择直接就业的比例为55.5%，较2023年下降2%。选择继续深造（以暂时躲避就业压力）的毕业生比例则上升了1.6%、达到6.5%，而真的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只有30%。2025年中国将有1222万大学毕业生、再创历史新高，就业情况恐将继续恶化。
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在特朗普重新掌权下持续升级，西方企业正在加速实施“避开中国”（Anything But China）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国2024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出规模创纪录、FDI相比2021年下降99%，外商流入中国的投资规模仅为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过去，外资在中国就业市场（特别是金融、科技、制造业）吸引大量高校毕业生；但随着资本外逃加剧，他们消化中国高校毕业生的能力也大打折扣。
社会主义者主张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而非中共领导人的消极态度与“吃苦”说教：超长工时的工作原本可以通过轮班制分摊给更多的人，从而增加工作岗位，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同时确保薪资不会降低；消灭外包与编外劳工制度，所有劳动者都应由用人单位直接聘用。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共独裁政权捍卫这一制度并从中获利。无论全球还是在中国，这一制度都不再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及体面的生活水准。创造数百万新工作、提高工资与退休金、提供免费教育和医疗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则需要工人与青年的群众斗争。解决之道是将大企业国有化，并由工人阶级民主控制。
社会主义者支持青年与无产阶级反对裁员、保就业的一切抗争。我们指出，必须组建独立的工会与学生组织，以及群众性工人政党，以挑战中共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
“家庭文明新风尚？”——进一步强化威权控制的企图
中共对社会中所酝酿的不满的恐惧，体现在它试图将洗脑机器的触手直接伸进每一户家庭。中共刊物《求是》最近发表了一篇习近平鼓吹家庭家风家教的“重要文章”，并将其与“爱党爱国”结合。这一论调以中国未来为堂皇的托词，以中国传统美德为粉饰——而其目的，则是维护日渐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秩序。
该文中，习近平极力吹捧旧社会封建家庭道德的教条，但是他鼓吹家风家教的目的绝不在于传承所谓传统家庭美德，而是完全立足于现实的需要。比如他引用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一类的家训，其中所谓的“善”已经被偷换为仅是谈论“爱党爱国爱家的情怀”。
习近平的这篇文章一开始是在2016年作为一篇讲话发布的；其中提出了“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方针——于是，在之后几年中，这一方针成为了“家庭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宣传方向。但此时，这篇文章尚且只是泛泛而谈的论述套话，并没有任何的实际作用。
而到了如今，《求是》重新发布这篇文章的用意则与2016年有了很大不同。在中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持续深陷多重危机的今天，这篇文章露骨地指向了将家庭作为维稳工具的用途。它呼唤“优良家训”的目的不是建立更好的家庭与邻里关系，而是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将维护社会稳定的期望投射给了家庭。
反青年的斗争
如同托洛茨基所言：“造成目前这种家庭崇拜的最强烈的动机，无疑是官僚们需要一种稳定的等级关系，并且需要由四千万个支持权威和势力的家庭来管束青年”。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中国劳动者，尤其是青年，面临着严峻的压力。中共的所谓家庭文明建设明确指向了维护“安定和谐”的资本主义秩序——“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而青年则成为了这一问题中的其中一个焦点。
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注水算法来计算，“连续下降了几个月”之后，截止2024年1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仍然达到了15.7%。由此造就的格局，就是中国存在着为数众多、没有自己的收入的失业青年，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于长辈。同时，“成家立业”的高昂成本则使得幸而有一份工作的青年人也不得不在购房、结婚等问题上寻求长辈的资助。就这样，家庭对青年形成了强大的控制力，而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只要长辈们相信反抗必然没有好结果，那么他们就会“为孩子着想”而阻止青年晚辈的抗争；而只要有家庭中长辈的钳制，压制青年反抗的高压态势就会通过家庭关系传导到青年身上。这就是中共所希望“切实对‘孩子如何做人’做好正确家庭引导”和“家庭文明建设带来社会和谐稳定”的原理！
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中共还希望为青年套上父慈子孝、妻贤夫安的道德枷锁——也就是青年一代不但不能反抗，而且还要去服从长辈、去结婚生子（也就是催婚催生的所谓“健康婚育观”！），如此种种行径虽打着“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幌子，但根本上是服务于作为资本主义秩序与控制其中一个单元的核心家庭，与社会主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当然，中国并不会因为一纸“重要文章”就能做到“家庭和睦”、进而实现“社会安定”。而青年的前路并不在习近平所鼓吹的家庭文化中：它以家庭道德为名、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为实，沿着这条路只能通向剥削与压迫。只有通过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才能改变家庭被作为维稳工具的角色，让家庭不再成为压制个人发展的枷锁——那时，我们将不再被束缚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上，我们的家庭将会如同恩格斯所言“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
无差别大规模杀人事件——爆炸性社会弊病的征兆
“张献忠”在中国各地爆发性涌现。最近一年，无差别杀人事件在中国急剧增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危机日益恶化，以至于好比“一个高压锅，一点就炸” 。根据统计，中国2024年发生了19起有媒体报道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尤其是珠海和无锡的两起袭击就造成了至少43人死亡、60人受伤特别引起群众关注。
“献忠”社会
根据非官方统计，在2024年，造成死亡的“献忠”事件至少有100余起，比过去几年的数量多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尽管中共官方至今仍坚持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经历了2024年，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清楚，自己已身处一个人人自危的“献忠社会”。
2025年1月28日是中国的除夕夜，对于大多中国家庭来说，是家人团聚、边吃晚餐边收看电视晚会的温馨时光。这天，沉阳电视台的晚间新闻着重播出了1月23日习近平到沉阳“大东副食”市场慰问的情形，由政府人员安排的受访摊贩无不喜笑颜开、感谢习近平的关怀——然而在习近平到访的三天后，“大东副食”发生了一起可怕的爆炸，现场有上百人受波及、数十人受重伤，事发后几个小时内相关视频就被禁止传播。爆炸也许是意外，但也不排除有人对习近平及中共统治不满而故意制造爆炸，但如今中国互联网上已经找不到爆炸案的任何有关消息，实际死伤人数仍不为外界所知。
中共独裁对越来越多的“献忠”事件回应，一如既往是收紧审查、禁止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并禁止公众哀悼。如此冷血的沉默令问题更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哀悼、心理创伤咨询、公开的讨论都是人类的正常反应，也是尝试理解所发生事件、向前看的重要方式。但在当今警察镇压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这些都不被允许。
怨念愤懑
中国目前发生的系列杀人事件并无政治性。施袭者大多恐怕患有精神疾病，他们并非针对当权者，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无辜。无论他们的动机与委屈如何，他们的残忍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只会是全然反动的、类似于政治恐怖主义。
珠海案件中，施袭者对法院就其离婚案件的判决感到愤懑；在无锡，则是由于施袭学生对于被实习单位剥削及被校方刁难和不予毕业感到深重的怨念（虽然这种怨念可以被理解，但是这并不会减轻杀害八名同学的行为令人震惊的性质）。两宗案件都表明行凶者对国家机器的全然不信任，不认为自己能通过中共的司法或其他现行建制渠道能得到合理的结果。
这些案件也反映出了基层民众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痛苦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尤其是无锡袭击案。施袭者徐加金的绝笔信中，列举了他在实习时遭到工厂拖欠工资、不为其投保、遭遇各种罚款、极长的工时、没有休息日甚至不允许病假。他的言语流露出彻底的困惑和绝望，表示要以死“推动劳动法的进步”，更在信中末尾高呼“无产阶级万岁”，而目前这封信已经被审查机器删除。
损害真正斗争
他的行为当然无助于推动劳动法的进步，中共政权和资产阶级老板们还可以利用这一恐怖行为来妖魔化工人的不满和抗争，并将任何工人维权行动标签为对公共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比如称工人讨薪行动为“恶意讨薪”），从而借口需要更多的社会监控和镇压、煽动对左翼的汙名化。因此，可悲的是，这起事件只会损害工人阶级的真正斗争。
面对社会暴力越来越频发，中共的回应正是压制公众讨论，以及火速执行死刑试图尽快把这些事情压下去、转移群众注意力——珠海、无锡两起袭击的行凶者就是在今年1月底被处决，以及进一步加强监控镇压，但无论国家监控扩张到多广泛，都不可能“先发制人”地遏阻所有此类极端暴力行为，这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问题根源在于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唯一能走出这场危机的方式，就是工人阶级群众斗争，争取革命变革、及一个享有公平和人类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
过去一年来看似无尽的无差别袭击浪潮，大多并无政治性。施袭者并不声称支持任何事业，他们也没有针对政府代表或象征行凶。社会主义者向来明确反对个人恐怖主义。即便恐怖主义行动有政治动机、并针对压迫政权进行袭击，马克思主义依然视其为全然反动。这些行为并不能指出对抗国家机器镇压的方法，而是会强化它。例如，2023年10月7日，右翼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致命袭击。今天，在以色列国发动残酷的种族灭绝性破坏、造成近5万人丧生后，哪怕哈马斯领导人也承认10月7日的袭击是一个“错误”。当然，遭到侵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群众有权抵抗以色列的国家恐怖行径，包括武力抵抗，但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如此抵抗应以群众行动为基础，旨在建立所有族群工人阶级团结，并由工人民主组织控制任何武装斗争。
南京“献忠”案——新闻封锁增加
2025年1月31日，南京六合区程桥镇再次发生一起无差别伤人案件，此次案件，共造成4人死亡，八人受伤。自2024年11月珠海、无锡等地无差别袭击以来，1月31日的事件已是第七起类似事件，而这些事件均源自于“报复社会”的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南京的这起事件与“大东副食”爆炸案一样，并未见诸于中国境内媒体中，也未见中共官方当局公布其作案动机。显然这一动机是中共不希望社会看到的。
当局似乎担心，即使当下群众的态度仍主要是对于这种无差别袭击进行谴责，作案动机终将引发公众讨论，进而不可避免地导向对社会不公的声讨与反思；并且在讨论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有机会延伸到对中共统治的声讨。声讨资本家声音在中国的不断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部分群众已经有了初步的改变现状的意识和诉求。中共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必然会不择手段扼杀有关讨论的一切苗头。
“胖东来”模式绝非通往社会主义之路
胖东来“员工友好”实验能走下去吗？河南省第二大零售集团胖东来重视员工的“尊严”“人格”，其老板于东来认为企业需要赋予员工一定的“自由”。胖东来的员工每日工作7小时，一线员工月均工资约5500元，有40天的带薪年假，此外员工还可以拿到各种不定的奖励。从去年开始，胖东来作为一个对员工相对友善的企业，在社会上引起关注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中有不少群体了解到胖东来给予了员工较高福利待遇等改良措施后，开始表示声援胖东来，有的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好企业”，寄希望于通过大力推广这种企业模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殊不知这种“开明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新鲜事，它其实是复古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各个案例表明，这种模式是不可能持续、无法扩张的，也不能为工人阶级提供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行替代方案。
依靠垄断利润的发家史
于东来发迹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初期、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90年代。他最初开办了烟酒店，后因非法倒卖两次被拘。95年他以“以真心换真心”的经营理念又创立一家烟酒商店，打响了口碑，后纵使遭受了一些挫折，但最终还是办大了企业。在建立股份制后的2002年，胖东来与另外三家公司建立名为“四方联采”的零售业采购卡特尔，垄断了当地的商超进货渠道，之后在河南省数个城市越办越大，现拥有十几家连锁店、7000多名员工，2024销售额近170亿。胖东来依靠烟酒和垄断利润发家，通过建立零售业采购卡特尔带来的优势经营地位快速发展，这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中国并不少见而且其本质上与其它剥削剩余价值的企业无二。但使胖东来出名和一些左翼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艰苦奋斗”或者说野蛮生长的发迹史，而是其经营理念。
胖东来模式在中国的一众“血汗工厂”中确实算是独树一帜的，于东来的改良措施会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们都有从工厂内部开始改良的行动。但欧文和他还是有着显着的区别，欧文并不满足于苏格兰新拉纳克棉纺厂内部的改良措施，他清楚地看到了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其果实也应由劳动者享有而非被资本家窃取，所以他愿意散尽家财去美洲办新和谐公社，但还是以失败告终。相较之下，于东来的“员工友好”做法比起欧文有着更大的局限性。
我们也不否认于东来可能有着想通过改良单个企业内部利益关系来实现一定程度社会改良的美好愿望，但他的商业模式并没有赋予工人任何控制权，更不用说实际所有权了。胖东来是一家民营企业，融入了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的经营要遵循资本主义法则。此外，在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体制下，员工无法组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大型工会，这意味着他们和中国所有其他工人一样，在工作场所缺乏任何权力。当欧文在200多年前开展他的实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尚未诞生。在马克思、恩格斯于《共产党宣言》中阐明欧文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局限性200年后，中国如今“左翼”却没有对于于东来的局限性有更清晰的认识，反而被热情所裹挟，这是对于他们的政治水平作出的悲哀评论。由于这些思想并不触及所有制问题，因此它们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工人斗争才是出路
胖东来模式走不出河南的那几个城市，也正是因为它的经营模式，资本追逐更高的利润、更快的增殖和扩大再生产，而不以员工待遇为首要考虑。胖东来较高福利待遇影响了其资本增殖的速度，会使得其在与其他资本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胖东来模式这种旨在于单个企业内实现社会改良的做法根本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广到全社会。真正的出路是工人斗争，通过独立工会、以及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工人阶级民主计划与控制取代威权资本主义。
“中国制造2025”计划未能达成目标
尽管我们已经来到了2025年，“中国制造2025”的尾声，中国官媒对这一计划只字不提。十大重点高科技领域无一实现目标。十年前，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彷效德国的“工业4.0”计划，目的旨在全面推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取得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减少对欧美的依赖。这个计划在随后成为中美贸易战和帝国主义冲突的核心争议之一。
达到目标了吗？
时间已经到了2025年，因此正是检视这个计划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的时候。回顾整个计划，中共当时制定了“十个关键领域”作为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方向。
该计划以核心技术自给率七成、市场占有率以及出口规模等指标，制定了2025年所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将以这些指标，综合各方数据和报导评估目前的进度。包括信息技术产业、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设备及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力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级医疗设备、以及农业机械。看起来，当中大部分的领域与当初设定的目标仍相距甚远。
首先，这个计划中取得最良好的进展的是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崩盘后，被中共寄予厚望的支柱产业，因此也被很多评估报告视为超额完成目标。中国近年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比亚迪已经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至于车用电池，宁德时代居于首位，全球市场份额占37.5%。
但同时，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大举扩张也成为了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焦点之一。特别是车用芯片仍然高度依赖外国进口，成为了行业的短板和隐患。加上中国新能源汽车已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内市场利润暴跌，去年12月，被视为“明星企业”的极越汽车更是在网络直播销售期间“直播宣布倒闭”。欧美市场也着手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始进行贸易壁垒，而全球南方市场由于缺乏基建和充电设备，市场份额有限。
各项困境
至于相对进展良好的领域如轨道交通设备及电力装备，两者的进度都被评估为70%-80%，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出口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上，但同样都有着高端技术零件高度依赖进口，以及由于多数国家渐渐失去对高铁的兴趣，轨道交通设备市场痿缩的问题。
至于信息技术产业和海洋工程装备上，两者进度约为50%-60%，但前者同样受制于高端芯片和半导体制造的进口短板。中共曾尝试大举投资国产芯片制造业，但不过是催生了大批低端芯片企业，而且更面临大批大批的倒闭潮。据Wind数据显示，22-23年两年内中国有超过1.6万家芯片企业倒闭，而到了24年更是高达14648家。尽管“中国制造2025”没有将芯片制造单独列为一个项目，但计划中也有提及在2025年实现70%的半导体自给率，现在似乎只能达到30%，而且这还只是针对传统半导体。2022年时任总统拜登开启的美国对华科技制裁，极大减缓了中国生产先进半导体的能力。即使中共已向芯片行业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以寻求提升半导体设计与制造能力，但目前中国仍未能掌握5纳米以下的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特朗普2.0将展开新一轮的贸易战，而美国为切断中国与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的获取路径，必将进一步收紧采取的制裁措施。
至于其他如高端数控机床（40%-50%）、航空航天（40%-50%）、新材料（40%-50%）、生物医药（40%-50%）、农业机械（30%-40%）等五个领域，不论是核心技术自给率、市场占有率以及出口规模等综合进展程度都不过50%, 整体而言反映了中国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足，以及对国际高端技术深度依赖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陷入历史性危机，各行业的利润都在大幅下降，“中国制造2025”更变得如镜花水月，因此到了现在2025年，中国没有高调地检视这一计划的成果，反而几乎只字不提。一方面是由于计划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中共也试图避免进一步刺激欧美帝国主义阵营，以免遭到更进一步的贸易制裁和技术封锁。
中国威胁论
作为例证，美国极右政客，特朗普政府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去年9月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制造的世界：“中国制造2025”九年后》的报告，当中对中国的电动车、能源与电力、高铁和造船领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已在这四个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对于关键的半导体和芯片领域，他认为美国的出口管制未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中国在生产传统芯片方面正接近世界领先地位。显然，卢比奥作为一个对华充满高度敌意的极右政客，这份报告并不是要为中共呐喊助威，而是为了渲染更强烈的中国威胁论，为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新一轮更猛烈的对华攻势制造理由和气氛。
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历史性危机的时期。战争与备战，以及全球各地军费开支的增加，都是“新常态”。中美冲突是这个侵略性帝国主义新时期的核心冲突。与世界上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一样，资本主义中共再也不能够发展经济——正如“中国制造2025”令人失望的成果所显示。我们需要的不是尝试对资本主义实施“计划”，这只不过是中共的妄想，我们需要的是制定一个以公有制、工人阶级民主控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这样的一个计划，以及国际工人反资反帝斗争，是终结当今深重危机的唯一途径。
中共的催生政策未能拆除人口定时炸弹
中国的人口危机仍向深渊中滑落，而中共各种催生政策未能起到任何作用。近两年来，中共采取了多项具体政策希望女性生育更多孩子，从生育补贴、税收减免、购房优惠等鼓励措施，到施压年轻女性制定怀孕计划、试图将“婚姻生育观”纳入大学教育课程等。但是，这些措施未改变生育率下滑的趋势——截至2024年12月，中国人口连续第三年出现下降，年末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下跌约1‰。
职场歧视与女性生育困境
高昂的生活成本是阻碍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将一个孩子从出生抚养到成年，平均成本为53.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相对于如此高昂的成本，政府提供的生育补贴极为有限。例如，陕西汉中、湖南长沙城市对三孩家庭提供的一次性补贴仅为10000元。
女性的职场歧视问题也严重抑制生育意愿。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时明确表示只招收男性或已婚已育女性。据2024年全国就业歧视调查：超过70%的女性表示在求职过程中因生育问题受到歧视；以及20%企业要求女性签署“无生育承诺书”，否则不予录用。该调查显示，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工资平均下降12%，生育三孩的女性，其工资比未育女性低30%以上。
即使成功入职，女性在职场中仍面临因生育而带来的不公平待遇。23%的就职女性表示，她们因处于结婚生子的理想年龄而失去了晋升机会；更有许多企业会直接劝退、解雇在职期间怀孕的女性。虽然也有个别地方政府如江苏省，出台了政策，要求企业不得解雇孕妇，但政府监督往往要么很松懈、要么根本不存在。
在科技和金融等行业，女性如果选择生育，往往会被视为“职业发展的终结”。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自身的职业而主动放弃生育，或推迟生育计划。根据智联招聘调查，哪怕较高收入（平均月收入8545元、全国可支配收入的2.8倍）的职场女性，也只有50%在职场享有产假、哺乳假等措施。低收入的女性处境当然更糟糕。
一如既往，当中共政权的“胡萝卜”（利诱）不起作用时，它就开始挥舞“大棒”（胁迫）。地方政府开始采取了一些更为侵犯性的催生手段，包括直接致电女性居民，询问其怀孕计划，甚至追问上次月经时间。2024年重庆某地“催生办”工作人员上门劝说青年尽快生育，重复“过了25岁就不好找对象”“30岁就很难怀孕了”之类的陈腔滥调。吉林、湖北、福建、江苏地方政府试图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惩罚”不愿生育的家庭，比如减少社保福利、增加未生育女性的医疗保险费用等。
制度性问题与政策失效
此外，在高校，中共政府强制推行“婚育三观”课程，旨在向年轻人灌输生育义务。这些课程强调女性应“回归家庭”，承担更多生育责任，再次显示中共多么依赖父权核心家庭架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形式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这种父权制强化版以极度胁迫的方式控制女性身体自主权，反而加剧了对政府的反弹，并适得其反，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生育率。
中共的催生政策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共的经济政策首要目的之一是保护资本家利益，而不是主动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资本主义独裁当局既无意愿也无能力主动修补社会福利体系，迫使广大工人阶级家庭必须承担育儿的全部经济成本，同时试图强化传统家庭结构。这最终只会加剧争取平等权利和结束性别压迫的斗争。
我们的诉求：
反对中共催生政策！ 拒绝国家干涉，尊重女性对自身生育权的掌控！
女工与男同事一起组建自己的独立工会，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选举产生工会代表，并组织斗争！
终结职场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保证并扩大全薪产假和陪产假！
要社会主义群众斗争，挑战性别歧视、父权制以及资本主义独裁统治！
中国大规模关闭逾2万所幼儿园原因何在？
伴随着中国出生人口数暴跌，当中大多为民办的全国幼儿园行业也迎来与产科医院相当的倒闭潮。全国幼儿园总数从2021年的29.48万所减少至2023年的27.44万所，出现约6.9%的萎缩。在园幼儿人数则是从略多于4800万人降至4093万人，跌幅达到惊人的14.8%。除了其人为造成的生育率危机（一胎政策的灾难性后遗症），中国政府不愿为了基本服务而投资、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公共部门，而是倾向于把自身的职责外包给私营企业，这是造成幼儿园行业当前深陷危机的原因。
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政府从未重视托幼部门、或积极提供相关服务，而是倚赖民办事业介入。全国有57%的幼儿园是民办的。这种情况目前正在改变，地方政府开设了更多公立幼儿园，这些幼儿园通常更便宜，而且也推动仍未关闭的民办园成为“非营利普惠型”幼儿园。这样做的背景是，在人口危机日益严重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尝试哄骗居民生更多孩子。名不符实的中“共”本身是非常右翼、亲资本主义的政权，一贯不吝于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外包来试图解决地方财政危机、鼓励“市场力量”。近期地方政府扩大公立幼儿园规模，完全出于投机的政治目的，以执行独裁中央政府“鼓励生育”政策的指令。
出生率暴跌
中国正被经济危机与暴跌的出生率困扰，群众收入停滞不前。儿童人数减少，更少人会选择将孩子送入费用较高的民办幼儿园。由于现况巨变，幼儿园行业已经变得无利可图，民办机构正在抛弃这个行业。更便宜的公立幼儿园加剧了竞争，也使得这些民办机构无法再盈利。教师因为节省成本而遭解雇，甚至整间幼儿园结业。这造成教师、家长与幼童三输的局面。那些本已受过培训，拥有幼教专业技能的教师陷入失业。不少年龄在40-50岁的幼师在失业后甚至面临生存困境。
而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幼儿园，绝大多数幼师从业者都没有编制。在劳动法规犹如废纸的情况下，2021-2023两年内有数十万从业者失业、且没有得到应有赔偿。近年幼师停课抗议的新闻已屡见不鲜，给众多幼儿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课”。哪怕幼教从业人员幸免于失业，绝大多数的幼师工资待遇在行业内卷中被压低、行业月薪普遍仅2000-3000元，一些幼师在网上抱怨道：“又得会唱歌、又得会跳舞，一看工资才两千五。”同时，这些幼师又要面临1:15的师幼比（远比发达国家的1:10至1:5恶劣），工作压力多大可想而知。如此糟糕的待遇也已经、正在、也将会吓退许多幼教专业人士，进一步恶化师幼比。
出生率下跌给中国大幅缩减幼儿园班级规模提供机会，从而使中国幼儿园的服务质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个与资本主义绑定的政权正在错过这个机会。整个幼儿园行业都需要进行重组，将私人机构纳入公共控制，并有计划、有协调地整合其资源。不应解雇任何一名教师。相反，应缩减班级规模，从而大幅提高质量。应提高幼儿园工作人员的薪资，签订长期合同。需要在学前教师的教育与培训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恢复这个至关重要的职业吸引力。这一行业若要可能实现如此彻底的转型，一项先决条件便是教师与家长进行本地的民主控制。这一案例显示，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改变现状、使所有人受益。
“战报会骗人，但战线不会。”
幼儿园的倒闭潮也与出生人口大幅降低相关。从2017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数开始了愈发严重且持续至今的收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出生人口仅为902万人，这个数字在2016年时还是1786万人，短短七年过去竟然下降了49.4%。讽刺的是，中国政府在2016年结束了饱受诟病的一胎化政策、并从2021年开始允许一对夫妇生三个孩子。这如中共的许多政策一样，已经来得太迟。只生一个孩子、或根本不想要孩子的结构性转变已经广泛根深蒂固，社会与经济因素也强化了这个趋势——中国是世界上育儿成本第二高的国家。
如今的生育率数字，就如同所有中共数据，都不可靠。从2021年起，中国停止公布卡介苗签发量，以免被民间推算出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出生人口下跌率。2022年起，公安部也停止公布户籍登记新生儿人数，而2021年公布的户籍登记新出生人口887.3万，仅为统计局公布人数（1062万）的83.5%。因此，中国人口危机甚至比官方数字所揭示的更严重。
中共声称2024年出生人口数为954万、比2023年增长了52万，增幅5.76%；但根据尼尔森IQ数据显示，2024年1月到11月婴儿配方奶粉全渠道销售额同比去年同期降2.8%，反映出真实数据未能如中共所说的疫情后2024“人口逆转”。对此，有网友讥讽道：“战报会骗人，但战线不会。”
如此显着的出生人口降低自然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到各个领域，医院产科和妇幼专科医院已迎来倒闭潮、母婴用品行业遭受严重打击。因为在园幼儿年龄通常是3-5岁，所以新生人口危机在教育领域造成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这里。
随时间推移，幼儿园行业将陷入更残酷的内卷，出生人口降低、资本主义逐利机制相结合，所导致的倒闭潮将在未来蔓延到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因讨薪而罢课、因失业而抗议将成为新常态。这就是中共资本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提供的未来。
以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解决困境
中国威权国家机器的本质，是在社会控制问题上试图微观管理，但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方面却明显缺席。当局一方面仍然不愿全面接管托幼等公共服务、放任市场“看不见的手”肆意操弄，另一方面又煽动要求女性“回归家庭”的规训文化、控制女性身体，将重担压在广大工人群众身上。正如人口危机所显现，中共父权制独裁与资本主义反人道压迫正在制造社会灾难。目前出现的幼儿园倒闭潮是脱落的砖块之一、预示着未来更大的崩溃。
《社会主义者》主张，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作法，取代如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混乱：
• 反对一切关闭幼儿园以及裁员的举措！不得因为控制成本而关闭幼儿园、解雇教师，至少将师幼比从1:15减低到1:10，并以达到1:5为目标
• 通过国家收购手段，将现有的私立幼儿园收归公有并纳入民主控制
• 建立统一、强大的公立幼儿园体系，由教师、家长、民选社区委员会民主管理；也需要民主选举全国范围的幼教部门委员会，实施总体筹划、运营，包括必要的重组
• 国家与每位教职工签署长期正式劳动合同，提供体面的薪水、带薪培训和转岗机会
不可避免的是，上述措施若要得以真正落实，工人群众就需要组织起来，挑战追逐利润和反工人的中共资本主义独裁统治。
中国急剧老化人口是资本主义的危机
年龄增长是一个自然过程。随着科学、医疗技术的进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类活得越来越健康，寿命也越来越长。然而，这对政府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退休人员不会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因此，当我们讨论人口危机时，请记住这一点：带来负担的是不是老年人，而是资本主义！早在2000年，中国就已进入“高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逾7%），并在2021年进入“高龄社会”（14%），其间仅历时21年，与美国所历时的73年相比，足以显示人口老化速度之急剧。
与之伴随的，便是中国的出生率“正在断崖式下跌”，2016年出生人口1883万人，但到了2023年骤降至902万人，仅历时7年就减少过半。
中国自1979年起，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对当前的人口危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胎化”政策刚开始不久前，中国才刚刚在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大步迈向资本主义复辟，不断瓦解社会福利保障、并加剧对工人的剥削。如此转向资本主义，给当前的人口危机埋下种子。
尽管2015年政府开放二胎，但也因为工人与青年面临难以负担的生活成本和惨澹前景，生育所需的生活条件短缺，导致生育意愿仍然下降。2021年起三孩政策的失败，也证明中共极度有限的政策完全无法应对人口危机。
养老金体系危机
中国人口老化也意味着养老金危机，中国社科院预测2035年养老基金将耗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中共对退休制度大开刀，自今年起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其中男性将从现行的60岁提高到2035年的63岁，女性的退休年龄也将提高3-5岁不等。雪上加霜的是，养老基金甚至被强制投资国内如同赌场的股市，也就是说，利用工人的血汗、牺牲工人的老年，为资本家带来股市福利。
在一次现已被禁的演讲中，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说中国疫情后社会是“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但生机勃勃的只是在主要城市从国有企业退休且养老金丰厚的极少部分老年人和资产阶级，多数老人不是这样，现实是多数老年人月退休金不足3000元、或只有寥寥几百元，或者根本没有养老金，得靠儿女赡养。这也加深了广大青年的重担。
2025年中国制造业可能将面临近3000万的所谓“缺工”，这个数字比2023年的2500万缺口更为严重。再加上劳动力短缺会导致工资上涨压力，从而损害资本家的利润，这让中共得透过对劳动人民更严厉的压榨，才能武装资本以进行与美国在科技、贸易甚至广泛方面的冲突。
社会主义解方
中共独裁资本主义无法为劳动者带来可靠的生活前景，包括养老保障。大量公共资金被浪费在救助股市和“维稳”机器等方面，而这些钱本来可以用来解救告急的养老体系，增进社会福祉。这就是“老龄化危机”背后的现实。这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只有让资本主义这套制度退休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者支持建设一个涵盖所有职业和身份、且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同时需要建设完全免费的公共托育，以及老年人和失能者的照顾系统，以及公共的住房、教育与医疗等各项关键的公共服务，这必须将对于经济的控制权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才可能实现。为了做到这一点，工人群众需要建设独立工会，以及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取代资本主义及其独裁统治。
吞噬中国跨性别者人生的恐怖深渊
中国跨性别人士长年以来处境险峻，而这也是中共威权资本主义针对LGBT系统性压迫的其中一环。
根据LGBT权益组织“北同文化”的多项研究，约60%的跨性别不被原生家庭支持，而当中20%的跨性别人士在向原生家庭坦承自己的性别认同后被其家庭强制拉去“扭转治疗”。一位中国跨女灵儿被父母送进医院，强制穿男装、剪短头发并进行电击治疗，在医院被迫服用精神科药物。灵儿起诉该医院，最终获得8万元人民币赔偿。但是这类法律上的个案胜利仍然是少数。
跨性别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就受到家庭中的经济与生活限制，倘若要过得有自尊以自己性别认同方式过活，就需要工作与租房独立生活。然而，北同文化2021年调研指出，跨性别的失业率10.7%，是当时中国成年失业率官方数字的3倍。系统性歧视是主要原因——1/3的跨性别人士报告自己就业方面屡遭歧视，当中一半是在面试时屡屡遭拒，亦有三至四成在职场上因性别认同遭遇欺凌或者被开除。哪怕资方愿意雇用跨性别者，也时而会强制他们按照违背自己性别认同进行着装，再加上其他性别歧视规定，迫使近半数有工作的跨性别者不敢表达其自身性别认同。
中共的猛烈打压
中共独裁近年来针对LGBT群体猛烈打压、造成许多LGBT研究出现空白——北同文化就是在2023年因为不敌国家机器镇压而被迫解散。但即使从这些不全面的数据，大众也能窥探跨性别人士总体面临的压迫之深。
资本主义制度强调核心家庭结构和女性对男性的制度性服从（即父权制），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单位。它的存在是为了规范财产继承，并再生产下一代劳动者（与资本家）。“男”和“女”的性别二元区分对于这个阶级统治的制度而言至关重要。跨性别和以及其他不合这种性别规范的人士，则因此必然成为这个制度攻击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官方声明中一向含混表态甚或不表态，中共当局的各种实际作为都在特别压迫跨性别者，而这些压迫也反映在家庭、职场、医疗等社会方方面面。
特别地，中国正处于持续恶化的出生率危机，而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独裁的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这造成劳动力人数不断萎缩。这使得中国资本家在与美国和西方资本家的全球权力争霸中处于决定性劣势，因为正是中国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创造了中国的所谓“经济奇迹”。人口危机已经驱使中共采取越来越疯狂的措施来刺激中国的生育率，同时也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强化父权制传统的所谓的规范——家庭、婚姻，以及妇女要生育更多孩子的“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跨性别人士的压制当然只增不减。
制度性歧视
制度上对于跨性别人士的歧视和排挤，无可避免造成跨性别人士相关的医疗照护极度缺乏。全中国只有10家医院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在中国医疗挤兑情况下还要“排队2年”才能进行手术，许多人因此得不到正规医疗的支持。此外，50%有激素需求的跨性别并没有得到激素。这些因素加叠起来，导致非正规医疗的性别重置手术和激素替代药物灰色产业的兴起，而这些非正规途径的安全性则没有保障。
对于跨性别的身心发展来说，在成年之前进行性别重置手术与荷尔蒙疗法才能在生理发展与同侪互动有良好健康发展，倘若在成年后才进行手术与使用荷尔蒙不但会让跨性别处在长期不安、焦虑忧郁的生活，生理与心理发展阶段早已错过取多阶段而导致精神伤害。但是，在中国，官方规定性别重置手术要成年后才能进行、须保证未在婚姻状态、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而且还需要父母的许可，在此基础上四至七年繁复的官僚手续才能进行。而且即使性别重置手术成功完成、身份证件上的性别得以变更，跨性别者也常面临就学信息中的性别信息难以变更的窘境。
连结工人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者坚定支持全面实现跨性别者的自我认同权利、以与自身性别认同相符的方式生活的权利，反对一切排跨歧视。然而，要解决跨性别高失业率、性别歧视与医疗匮乏的社会问题，不能单靠法律层面的改变、或者是道德呼吁，而是需要战斗性的行动。争取跨性别者的权利连结到阶级斗争。绝大部分跨性别人士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需要争取住房、身体自主权、稳定的工作、体面的工资，以及可负担医疗服务的斗争。社会主义者主张在职场上建立独立工会，并且将部分性别认同、性取向的全体工人阶级团结在改变社会的斗争中。
废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民主社会主义，将为包括全体跨性别人士在内的全人类提供物质与精神上光明的未来。
《李二毛的双重人生》：中共父权资本主义摧残跨性别者人生
《李二毛的双重人生》是2019年11月出品的中国跨性别议题纪录片，当中的内容如今看仍然不会过时。每当生活从失望迎来希望时，主人公李二毛总是会被父权资本主义社会迎来沉重的打击：15岁离开农村到深圳打工，之后又从事变装皇后表演希冀能存钱做性别重置手术。在一次亲密关系暴力争吵中，警察介入其中，因此引来房东注意而当场退租失去住房，多重压迫一次性的辗压她生活希望。
做完隆乳手术她在富士康工作，害怕出柜失去工作被迫住在男生工人宿舍，却又害怕被其他男性工人发现她的乳房，因此每天穿束胸、弯腰驼背生活。正当她存够钱去除乳房前，就遭遇到工友暴力殴打——中共独裁父权资本主义的高压统治下，LGBT倡议团体在夹缝中生存，被迫去政治化、不断限制自我主张，因此无法挑战父权与排跨社会架构、及其保守的二元性别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也被用来在工人阶级乃至其他受压迫者的斗争中制造分化。
李二毛因生活所迫准备做去除乳房手术“变回男生”时，抽血验到艾滋病毒被医疗团队拒绝手术。实际上，艾滋病毒控制后，在测不到病毒的情况下仍可进行手术，但在中国，官方实质上的排跨政策造成进行性别重置的医疗资源紧缩，再加上中共对艾滋病仍在总体上有错误认识，使得李二毛最终被迫在非正规医疗下才能进行去除乳房手术，两年后因手术感染并发症而去世。
中国：德赛电池声援事件——外国剥削者并不比本国的好！
三月初，德赛电池——一家国有企业、苹果供应链的重要环节——爆发了工人维权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一名年轻工人在抖音发布视频，控诉自己夜班在岗10小时、按规定打卡下班后，却被公司认定为“加班时长不足视作旷工”，遭倒扣三天工资的处罚。更为恶劣的是，厂方为逼迫其删除视频，动用“开盒”手段，曝光其本人及家属信息，甚至电话威胁其未成年弟弟的人身安全。
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巨大反响。成千上万的网民自发声援这位工人，强烈谴责德赛电池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并掀起了一场“告洋状”运动：向苹果公司和欧盟机构发电邮举报、甚至在苹果CEO库克的推特账号下留言，指控德赛电池违反了欧盟于2024年底生效的《禁止强迫劳动法案》，要求苹果解除与德赛的合作关系。
苹果公司
德赛电池对苹果依赖极深，2023年，来自苹果的营收占公司总营收超过50%。随着舆论发酵，资本市场敏锐地察觉到事件有可能发展为一场更浩大的国际声援行动。从3月11日事件曝光起一个月内，德赛电池股价跌了18.4%。
德赛电池发布公告，虚伪宣称企业实行“五天八小时标准工时”，将扣除工资归于“管理疏漏”，称已“补发不当扣款”。同时，德赛称工人发布的视频内容“部分不实”，威胁已报警处理。地方政府则称“高度重视舆情”，全网相关讨论被控评、限流。目前，这名工人的控诉视频被下架，抖音帐号被限制发布新内容。令寄望欧盟、认为它是所谓“文明之光”的人们失望的是，欧盟未实施制裁与救赎，反而保持沉默。苹果公司同样三缄其口，至今未对这起劳工丑闻作出任何回应。
在《禁止强迫劳动法案》生效后，中国各大企业争相宣布“禁止加班”，试图粉饰劳动状况、维持欧盟市场。但与之并行的，是日益蔓延的停工潮。中美贸易战已经大幅升温，令数百万家外贸企业丧失美国订单。根据社交媒体上各企业发布的停工放假通告，预计2025年“五一”假期后，浙江省有超过50%的外贸企业将停工放长假，而该省出口额在2024年占GDP七成。沿海制造业重镇江苏、广东也面临同样情况。美国投行高盛集团的一项研究警告称，如果美国关税继续保持在目前的极端水平，中国出口产业今年可能会流失1600万个工作机会。
德赛电池工人的困境，恰恰代表着整个中国工人阶级共同面临的危机：在职员工被迫接受高强度劳动和无偿加班（明面上的加班已被“禁止”）；失业群体则成为资本家进一步压低劳动条件的筹码。央企中核集团公开炫耀在2025年春招中收到119万份简历（仅计划录用8000人），赤裸地展示了如今半死不活的就业市场中，年轻人的绝望处境。
而2025年毕业生高达1222万人！官方统计青年失业率高达18.8%（实际要高得多），在就业绝望和生活无望的重压下，部分年轻工人陷入了一种“失败主义”情绪：希望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败北，由“更注重劳工权益”的外国资本取而代之。这种幻想注定破灭──所有的资本家都一样！倘若中国老板更残酷，这是因为他们与外国资本家伙伴之间有约定好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分工。跨国公司之所以不能采取如此明目张胆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而是利用他们的中国供应商来做这件事），最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存在着工会和民主权利，给这些资本家带来了压力与限制，而这些权利是过去通过群众斗争赢得的。
《禁止强迫劳动法案》首要是欧洲资本主义面临深重危机掏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只是摆出人道关怀的姿态而已。在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新时代，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与政府都在残酷的全球生存斗争中寻求保护自己的经济。他们无意也无力改善全球工人的处境。
跨国阶级团结
长期以来，苹果公司面临强迫劳动指控始终保持沉默，并持续与被曝光的供应商合作。在2020年上海昌硕、世硕台资工厂的工人斗争和2022年郑州富士康的工人起义中，中共强力镇压、竭力谄媚苹果、以免产业链移出中国。 特朗普的贸易战不会成功让苹果“迁回美国”，但它将迫使苹果CEO提姆·库克将更多业务转移到印度和越南。
欧盟和苹果对德赛电池事件的冷漠，正是这种虚伪的又一例证。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告状，只会导致失望和屈辱。相反，工人们需要与其他国家的同阶级兄弟姐妹们建立联系。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只有跨国际的中、美、台湾、全球工人阶级团结，并将目标指向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政权。
孕妇遭高管之女“开盒”，再度暴露网民在中国隐私毫无保障
2025年3月15日，百度公司高管谢广军之女，旅居加拿大的谢安迪因追星问题“开盒”了一名孕妇，将她的个人信息公布在社交平台，引发舆论哗然。谢安迪扬言自己从父母那里获得了该孕妇的真实身份。然而谢安迪不慎暴露了个人信息，网友随即扒出其过往言论，发现她曾多次“开盒”他人。网民怒不可遏，认为百度正在大量搜集公民个人信息，又纵容高管动用特权，导致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百度随后发布声明，称开盒信息来源于海外社工库，而不是百度信息数据库，百度高管无权调取数据库中的信息。
百度臭名昭着
然而，百度这一番解释留下诸多疑点，未能平息众怒。一方面，社工库主要在外国服务器运作，受到网络审查和网络防火墙的阻挡。因此多数网民尚不知晓社工库的存在。社工库是一种黑客工具，其中存放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只需输入网络昵称或ID，便能轻易查到网民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百度在隐私保护方面劣迹斑斑，其总裁李彦宏直言：“中国人愿意用隐私换取生活便利”，据悉，百度曾与莆田系医院合作使用“百度黄金眼”滥用患者隐私。也因此，在如此脉络下，哪怕谢安迪事件真相尚不完全清楚，广大网民第一反应自然而然便是怀疑百度。当然，百度只是冰山一角，“开盒”与诈骗电话、垃圾短信、电话推销一道，表明当今制度下网民的个人隐私在中国毫无保障。
近年来，各类“开盒”事件频发，逐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而“开盒”以及公司或国家机关滥用隐私资料的更广泛问题，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及控制强大技术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中共独裁统治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互联网企业总是大量囤积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多种盈利用途。用户的个人信息也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产工具”，能帮助企业精准投放广告，制定合乎市场的生产计划。这些数据遭到黑客手段窃取的案例每年都有，仅在2024年，就有黑客通过漏洞获取了25家跨国企业数百万条员工个人数据。另一方面，许多大型企业——银行、移动运营商、购物平台等——倒卖公民隐私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一样，互联网企业为了利润同样滥用用户数据，比如美国市值第六大的公司Facebook就擅自使用用户资料及演算法跟踪，并且向用户付费来换取监视和分析用户的手机活动资料。谷歌于2023年在加州被告上法庭，被指控秘密窃取数亿美国人的资料、以训练并开发其人工智能产品。此外，包括苹果在内的许多跨国企业选择向中共政权低头，同意将用户的个人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还协助中共政权开发监控网络和公民隐私的软硬件系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政府”不过是企业追逐利润的幌子，并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镇压手段，从而保护这些利润。因此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地发生并不稀奇；但在独裁体制之下（例如在中国），企业对于民众隐私的公然践踏可以造成更直接、更严重的后果。
那么将个人隐私“交给国家”就安全了吗？答案是否定的。2022年7月，有黑客在论坛兜售中国居民信息和警察案件数据，据称包含逾十亿居民的个人资料，泄露自上海市公安局。中共政权总是想方设法获取中国民众的个人信息，包括禁止人们在互联网隐身和匿名，强推IP地址显示，以及电话卡和网络实名进行监管，在网民在各网站注册帐号时，强制用户上传自己身份信息（例如身份证号、实名注册手机号）。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监控每一个人，避免人们通过网络组织反抗活动。
实名制？
就像许多网民批评的那样：实行实名制的借口是“防止电信诈骗”，然而诈骗电话反而多了起来，实名制不过是方便监控我们！
应对“开盒”以及数据隐私问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互联网企业公有化、由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并采用民主决定的保障措施，确保个人数据得以妥善利用。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与如今中共资本主义相对立），这可以是对工人阶级很有价值的工具，用来制定更加合理的经济与生产规划，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和资源分配，而非出于盈利被滥用、或者被被用作政治控制。
中国学生双休难题：社会主义者怎么看
目前中国的高中双休实际推行起来很大程度上仍是镜花水月，即使在今年2月开始各地政府纷纷要求双休，时隔仅1-2个月很多高中又恢复到更少休息的旧制度（极端情况甚至一月一休）。在中共填鸭式教育之下，不愿贯彻双休的不单是追求升学率的学校，也有寄望孩子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广大家长群体。必须注意到，这种声音同学生和老师渴求双休的心愿其实殊途同归，都牵涉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的不平等（中国并不例外），以及广大群众想借由升学摆脱「低技能」岗位恶劣前景的焦虑。
家长们的担忧
家长们的担忧无疑是真实的，双休之后，杭州某班级80%学生参加校外补习，费用涨至500元/小时。一位农村母亲道出了真相：「我们连补习班都报不起」，虽然补习规模通过行政手段大幅度缩减了，可教育不公却进一步拉大了。消费水平最低和最高的5%家庭，补习率分别为7.5%和54.3%，双休后贫困学生本科上线率下降12%，富裕学生却反升8%，说明在现行制度下穷苦家长其实别无选择，如果不想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竞争中落败，就只能寄希望取消双休来稍微拉平起跑线。但必须澄清，补课的泛滥，跟双休关系不大，即使尚未普遍落实双休的2018年，中小学生的校外补习率也达到47.2%。根本上是由于考试内卷，往往一分之差就会淘汰上千人，难怪家长们会感到不安，难怪学生们要不择手段来提高分数。
同样真实的是，中国学生长期处于极端高压之中。高中生平均睡眠仅6.5小时，大部分中国中学生早上六点就得起床，晚上十点半才能下课，周六晚上放假，周日下午又必须返校，一天假期被分割为两半。这些苦果围绕应试体系展开：公立学校升学率是重要指标，影响各种评定甚至是财政拨款，关系到未来发展；私立学校直接受市场支配，好成绩是立足之本。无论哪边都奉行分数至上主义，学生在这里成为野心家和商人的垫脚石。
严酷学习环境的背面是高发的抑郁和自杀、温和或激烈的反抗，中共宣布减负减压部分是出于害怕前者（不利于劳动力健康成长），主要则是出于严防后者。今年「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团队的问卷揭露出的2500所学校当中，44.1%有过自杀案例。一月兴化三所高中、数千名学生发动的抗议，更直接与当局进行斗争，迫使校方取消原定费用高昂的寒假补课计划。即使如此，中共也向来是说一套做一套，早在1995年中小学生双休就写进了政府文件，但直到今天仍没有任何硬性政策出台。
竞争性教育制度根植于中共资本主义。2023年中国财政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低于印度、巴西等国），完全是短视和利润至上在发挥作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希望有大量的中低学历廉价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为了资本家们赚取超额利润，「低技能」劳动力必须面临极高工时低工资、缺乏社会福利保障，更是没有任何工会权利。在看不到替代出路时，即使最终还得有人成为基层劳动者，广大学子（及其家长）都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为此被迫进入高强度、盲目内卷式的机械学习。
血泪校园和血泪工厂
血泪校园和血泪工厂其实是一体两面，教育服务于意识形态再生产，因此如果仍然侷限在当下资本主义制度，即使普遍实行双休，也不过是将受教育资格、以及更体面就业机会拱手相让。
学生们需要有权充分休息。但双休困局背后有着教育不公，以及对于未来就职前景的焦虑。
社会主义者主张：
学生和教师、家长民选代表民主控制校园，监督课程和放假安排，包括双休的推行。
朝亿万富翁和大公司收重税，确保足额的大学与职业教育名额。
所有就业岗位无论「技能」高低，都需要体面的工资与工作条件，从而打消学生与家长对于未来的焦虑、不再需要在求学期间玩命内卷。工人需要建立独立工会争取自身权利。
为了实现这些诉求，就必须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为了实现这些诉求，就必须终结中共独裁资本主义！
“血首饰”？女星炫富引发四川地震救灾贪腐疑云
17岁女星黄杨钿甜在网上炫耀天价耳环，令人质疑她为何有此人惊人的消费能力。这对耳环据报价格达人民币230万元。她的父亲杨伟被揭发曾是四川省雅安市公务员，曾负责雅安地震灾后重建项目，因此令人极其怀疑是否涉及侵吞重建资金和捐款等腐败行为。
“非常愤怒！在这起新闻发生的当天，本来工作得非常疲累，但当我看到这消息后令我生气的无法入眠。”这是一位曾亲历2013年地震的雅安市民众石子（化名），在接受中国劳工论坛采访时，所发表的看法。
事件也引发了中国网民间的“对帐”，结果惊讶地发现，当年雅安地震后的赈灾工作根本不是国家宣传所描绘的那么完善，相反根本是极其简陋。根据石子的忆述，当年“唯一所领到的救灾支援就是每人每天四瓶矿泉水和三包方便面，仅此而已！”至于受灾房子的重建和修缮，政府只提供有息贷款，由灾民自行解决。部分由政府于灾后兴建供灾民入住的房子“根本不是外面以为的免费分发给我们住，要入住的话每户要额外付几十万！那怕你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了也照样要付款。”
救灾斤斤计较
雅安地震造成了217人死亡和失踪，超过12,000人受伤。但当时，每名死难者仅获得5000元人民币的抚慰金。政府一方面对外宣称灾民已得到妥善的照顾，另一方面却对灾民斤斤计较。“整场灾难所有死者拿到的抚慰金加起来都不到这明星耳环价格的一半”石子表示：“外面的人以为我们得到了帮助，但我却是现在才知道那帮畜牲在他们手上扣下了我们的救命钱，同时却还在向我们收费！”
这次被指涉嫌贪腐的女星父亲杨伟，在5月14日发表声明，承认自己在2011年入职雅安城管，2015年放弃公务员身份开始从商。在中国，公务员作为一个铁饭碗，那怕是最基层的位置，主动放弃职位本身就非常罕见。他在声明中否认参与雅安灾后重建招标工作，但很快就被网民发现一份2015年灾后重建项目的招标公告中，他作为项目联系人赫然在列。2019年，黄杨在网上也曾炫耀她们家在深圳价值上亿元的别墅。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爆发初期，杨伟以实缴1000万元的注册资本，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像其他很多资本家那样大发灾难财。从他离职到暴富，中间不过短短五年时间。直到目前为止，他都完全无法对这些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作出交待。对此，石子质问：“为什么我们每遭遇一次灾难，这个家庭就暴富一分？”
避重就轻的“调查”
现时，中共官媒发出的通告，指已对杨伟“在任职公务员期间非法经商”和“超生”两项指控立案调查，但却避重就轻地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只字不提。其中一种可能是，中共担心假如民众的质疑属实，被揭发在赈灾和重建的过程中存在大规模腐败问题，将令过去吹嘘的救灾动员能力全然丧失信誉，甚至进而摧毁民众对政权本已脆弱的信任。
尽管中共经常宣称反腐取得“成就”，但腐败现象在中共党国内部仍然猖獗。石子引用一句现时网络流行的话语“当你在客厅发现一只蟑螂，其实说明你家已藏着成百上千只了”。腐败不仅仅是犯法、缺乏民主权利、官员不受问责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为官员中饱私囊给出了巨大机会。即使超级富豪的财富是“合法”获得的，没有腐败的国家机器宠爱与庇护（而在中国要致富几乎不可能脱离它的偏袒保护），这仍然是卑劣且不公的现象。在这个社会，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到2025年还在苦候自己应得的工资。约有9000万农村退休人员每月只能领取150-200元的退休金。一位青少年明星的奢华耳环，凸显了中“共”统治下荒谬的资本主义不平等现象。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明确地提出“每一个公务员，不论其地位多高，都应和一个技术工人拿一样的工资。”同时，民众享有对官员的罢免召回权力并追究其责任。只有广大劳动群众组织起来，并建立独立的组织，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民主纲领，对抗并推翻独裁统治和威权资本主义，才能消除腐败与盗窃公共财产的现象。
中国：结婚率暴跌——社会危机加剧的迹象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提案在今年两会卷土重来，而这都是因应结婚率下降的趋势——2024年全中国结婚登记数目为610.6万对，比上一年下降20.5％，数字创下198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在2025年得以延续。《南华早报》报道，今年前3个月，结婚数比去年进一步下降了8％，而离婚数则增加了10%。政协委员陈松蹊受到了媒体广泛关注，因为他提出要将法定婚龄年龄从男性22岁、女性20岁降低至18岁，想借此刺激婚育。
一厢情愿
然而，结婚率下降背后有着青年经济极端困境与女性抗拒婚姻和传统家庭束缚等因素，单单更改法定婚龄根本是无视诸多现实问题，因此这一提案引发群嘲——有网民质疑，青年在18岁的时候「这挣钱的能力都还没有的时候生个娃出来让父母养吗？」
其实，中共的结婚年龄限制（男22女20）本身就是过去一胎政策下的遗绪——这是更进一步的控制措施，令当局更容易执行一胎政策。只是到了近几年，中共才开始打算降低结婚年龄，以为这可以是解决人口危机问题的万金油。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婚姻编草案进行三读审议时，也曾有立法者提出要降低结婚年龄。结婚率的下降，已经是中国多年社会现实，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婚姻登记率其实早在2013年开始（当年登记结婚的人数为1350万对），就已经出现了连续下降。
中共宣传将原因归结为两性性别比例失衡、男性结婚成本过高、条件匹配太难——讲的内容都是将责任从自身和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甩出去的企图，而这个制度正是如今这些问题的根源。例如，在男性结婚成本过高这一项中，当局将成本简单归结为女性要求太多，比如要求男方提供彩礼和房、车，甚至引用几年前网络上一度流行的一句话：「生男孩是『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
中共也声称「性别失衡下的婚姻市场某种程度上已经由女方主导，所以产生了性别偏好逆转现象」。丝毫不愿意提及，男女适龄人口比例失衡，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万的现况，正是过去僵化的「一胎政策」造成的恶果，这一政策残酷重塑了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结构，同时也强化了父权制的偏见与行径。此外，正是当前社会生存生活成本、残酷的劳动就业环境，以及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共同造成如今婚育率下降的情况。中共试图采用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来「纠正」过去的政策错误，但这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例如，2021年修改后的离婚相关法条，增添了「冷静期」，令青年——特别是女性——更不愿意结婚。
中国劳动环境的恶劣和残酷性，已经不必多说。即使近期官方发起「反内卷」宣传，中国劳工仍然人均每周工作近49小时，更有小米等血汗公司要求员工日均工作12.5小时以上。与之伴随的还有日益加深的失业危机——在接下来1-2个月毕业季之际只会更加恶化。在无法确保自身获得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或者有足够休息时间的前提下，劳动者们无论年龄与性别，都已经压力太大、缺乏寻求婚姻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父权主义社会下，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及社会意识规训，自然而然地让女性产生了更加看重婚恋男性经济实力的心理——男性经济实力的强弱，是她们能否获得稳定而没有贫困动荡的生活的保障。这也说明，女性期望从一名男性获得经济中的安全感，是资本主义父权主义社会本身性别权力架构的产物。
资本主义结构性压迫
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当局宣称的「女性要求过高」的原因，实质上正是其自身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对两性结构性的压迫的结果。
社会主义意味着摧毁使各性别劳动人民受到结构性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使女性、其他受压迫者乃至全体工人阶级整体获得解放。但我们所追求的婚恋关系，不是依然带有当前家庭奴役及父权压迫形式下，一方依附于另一方（往往是女性依附男性）的婚恋关系。而是如同社会主义女权先驱柯伦泰在《共产主义与家庭》所描绘：「两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成员的结合，双方都是自由的，双方都是独立的，双方都是劳动者。女性不再有家庭束缚。家庭内不再有不平等。女性不用担心被抛弃、得不到物质支持却还有孩子要抚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女性不再需要依赖她的丈夫而是靠自己的劳动。」
山西大同强奸案：极端父权分子的“合法”狂怒
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中级法院对广受关注的“订婚强奸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处涉案男方构成强奸罪，有期徒刑三年。这一判决激怒了中国网络上的极端父权群体，他们迅速掀起舆论攻势，指责女方是“装纯捞女”，更有叫嚣“都订婚给彩礼了，算什么强奸？”这些极端父权分子是什么人？他们是更广泛的极右翼势力的一分子，他们也是种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恐同分子、亲威权分子。如今以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权力结构为统治基础的中共，并未对大部分针对判决结果“司法不公”的评论进行全面封禁，只有少数直接批评政府的言论被删帖。仇女的攻击性讨论则并非首次被放任，迅速在各大平台蔓延。
婚内强奸就是强奸
案件之所以掀起极端父权分子与右翼分子的强烈反应，实质上是这些群体感受到那套建立在“婚姻即支配”父权逻辑上的性特权秩序遭到撼动。社会主义者明确指出，婚内强奸就是强奸，绝不能以“订婚”和“彩礼”或任何类似理由来合理化。哪怕是中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定义也未区分婚内婚外。然而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婚内关系”被视为“强奸豁免”，丈夫不会成为强奸妻子的主体、司法机构对此举不予立案——这点上中国和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伊朗等臭名昭着的厌女政权处于同一水平。
即使如此，法律仍规定在婚姻不稳定（如已分居、起诉离婚）、恋爱期间（比如本案，双方仅订婚），男方“有可能”构成强奸。本案证据链完整，有包括床单上混合体液、女方反抗痕迹、外逃并高呼救命却被男方拖回房内监禁的监控视频、男方对女方母亲承认强暴行为的口供等。反动分子以女方清洗身体后体内没有残留DNA、处女膜未破损、没有当即报警为由，认为女方不是“完美受害者”，男方应只构成“强奸未遂”，三年徒刑“属于顶格判罚”；而三年徒刑的最终判决，却已是本案男方所涉强奸罪的最轻判罚！
但正是这“最低限度”激怒了反动分子。他们将对强奸罪行的司法惩治解读为“系统性打压男性”。中共对舆论攻势的应对也反映出其政治算计：尽管对于反动分子进行零星管控，但整体远不如对女权的严厉镇压。在微信公众号、B站、抖音等平台，充斥攻击受害者、反对法院判决的言论，却未见遭大规模审查。相比之下，再温和的女性声音都会被扣上“煽动男女对立”“境外势力渗透”的帽子，遭到讨伐和打压。
这种审查差异，是中共国家机器对“可控怒火”与人口危机和女性主义“政治威胁”的权衡结果。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结婚率、生育率均断崖式下跌——2024年结婚数创45年来最低。女性的婚育意愿低迷，源自父权制下的就业歧视、性别歧视、家庭暴力以及被迫承担家庭中最重的负担等结构性压迫。
在这一背景下，党国宣传机器建立“反对男女对立”的反女性主义叙事，强化传统家庭秩序，意图支配女性身体、恢复人口再生产机制。在山西大同这起强奸案中，受害者从相亲到订婚、再到其家庭接受男方彩礼，全程都受制于她的家庭，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自主权。这也反映出，有罪的不单单是强暴犯，整个父权传统家庭制度犯有同等罪行。
国家又没法公开袒护强奸行径，否则将为更大规模的女权反抗埋下“隐患”。在表面法治与父权秩序之间维持统治平衡中，国家机器操纵着言论审查：反动分子被容许在一定限度范围内宣泄愤怒，女权捍卫者却必须沉默；前者是“合理的情绪表达”，后者则是“挑动对立”。
国际极右翼蛇鼠一窝
习近平如同特朗普等国际上的极右翼领导人，都乐于将Incel（非自愿单身）这股反女权、反性少数的极右翼力量纳入政治工具箱——以分化工人阶级抵抗，在资本主义危机下作最终的垂死挣扎。
中共在官僚计划经济的毛时代曾主张“妇女能顶半边天”，象征妇女地位相比过往的恐怖状况经历了重大提升，但不平等与父权制传统的残余仍未完全得以克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女权也出现显着倒退。中共日益高压的极权统治也加剧了对妇女的压迫，逼迫她们生育更多孩子，实现习近平所谓“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发展、民族进步”。同时，女权被禁言、被汙名化：从被称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如今很多毛派也这样说）再到“别有用心的境外势力”。若要真正确保性同意权、彻底摆脱性别和家庭压迫，就需要团结反抗中共资本主义父权统治。
中共再次改变了对私人资本的态度吗？
今年2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之后，对私企要「一视同仁」就成为了中共宣传的重要主题，政府部门纷纷宣布要给私企以政策优惠，各路官媒也开始热情赞扬私企的「伟大贡献」；4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民营经济促进法》。那么，中国经济会因为中共对私企摆出了支持态度，而走上资本主义体制下所谓的复苏之路吗？
打压私企：是「社会主义」吗？
要理解为什么中共突然在2025年再次强调要支持私企发展，我们就要理解中国私有企业与中共国家机器的独特关系。
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后，形成了独裁统治与资本主义共同发展的格局。其全盘独裁的资产阶级政权在经济问题上的控制力度远强于西方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在政治问题上则力求绝对控制；这决定了它不会容忍强大且能挑战独裁政权经济控制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存在。在这种体制之下，资本家无法取得政治权力，马云和马化腾永远不会取得类似马斯克与扎克伯格的地位，他们的企业命运也屈从于国家。
一些媒体当然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主流思想鹦鹉学舌，称「民营企业需要法治社会里的自由市场经济，党所代表着的是计划经济」，但事实上发展自所谓「改革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后发、缺乏政治独立性且依附于中共政策的。
长期以来所谓「国进民退」、「打压民企」的动机同样根植于中国较特殊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个别资本家通过不计后果的行动或投资危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中共对私企的打击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而是独裁资产阶级政权将自己的政权放在首位的体现：在马云呼吁用「（他的！）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政府的！）当铺思想」后，就立即遭到了约谈与强力斥责。蚂蚁集团原本的上市计划受阻，而这本来将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IPO。阿里巴巴随后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182亿元人民币——所有这些行动当然都是为了让马云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关乎工人切实利益的超时工作、非法裁员问题则往往只是被当局和谐。
支持私企：「自己人」？
中共常用「56789」概括私营经济的特征，即私营部门贡献了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新、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与90%以上的企业数量。「贡献了70%以上技术创新」的私企现在同样被视作股市的救星——因为Deepseek的横空出世短期提振了股市！如今中国面临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现在中共不得不做出拉拢私企的行为， 制造出私企与当局「一家亲」 的假象，希望借此复苏私企投资、希望这将提振经济。
数据显示，相比于2012至2021年均10%的高速增长，中国私人投资同比增速已连续三年低于1%，并且连续两年呈现萎缩态势；官媒《前线》也认可，投资增长放缓影响内需。因此，面临投资的崩溃，中共急需吸引眼球的作秀，比如习近平与私营部门大亨的会面，从而表现出其确实是有「经济复苏」的计划。
今年自私营经济座谈会以来的种种动作，就是希望通过缓和对私企的压制态度，推动其承担更多投资的角色——而这个动作是相当廉价的。这也是《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目的所在，该法一共78条，与其说是一套法律保障，不如说是一连串鼓舞士气的口号。中共并不需要制定新法来打击地方政府的「远洋捕捞」等滥权行为。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做法，但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无法解决，这种做法还是会以某种方式继续下去。根本原因是中央政府未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克服债务危机。
这是否意味着中共改变政策，对私企采取新路线？当然不是。中共可以对私企做出一些让步，尝试诱骗他们投资，但不能分享权力。与私企巨头的「恋情」大部分只是表象。
无论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部门的控制与监管程度有多高，中共也不可能改写资本主义的规律。正如中国现况所证实，极权资本主义政权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它无法躲避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