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吕洪来先生的《中国和平革命大纲》

   我认真读了两遍吕洪来先生最近发表的《中国和平革命大纲》，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下评论。

先从事实的角度来分析。吕洪来文章的主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何让中共政权退出历史舞台？如何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极权统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能否尽快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社会，让中国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成为国家主人的前提条件。不推翻中共政权，不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极权统治，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谈。”

    吕洪来说的对吗？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事实。同盟会在1911辛亥革命之前，国民党在1927年北伐成功之前，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前，都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即：如果不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或不推翻北洋政府的军阀独裁、或不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就无法实现民主、自由。但，一次又一次地，满清退位了，北洋政府消失了，国民党也下台了，而中国，看来是始终没有实现吕先生所说的民主、自由。否则，吕洪来不会再次呼吁推翻现在的执政党，再次号召人们以此来实现民主、自由。为什么接二连三地推翻当政者，却始终未能实现民主自由呢？这是吕先生首先需要解释的问题。但在《大纲》一文中，我没有看到吕先生的解释。另一位民主人士许成钢的解释是，因为中国没有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我同意许成钢的解释。

    吕洪来说，“《大纲》是一个民主运动的全新思路，是一个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极权统治的新的战略构想。《大纲》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和平革命’的政治主张，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和平革命’的政治口号、第一次提出将‘中国和平革命’做为政治旗帜、第一次提出将海外做为反对中共政权的主战场、第一次明确了战胜中共政权的力量和武器、第一次明确了推翻中共政权的目标和任务，第一次提出彻底孤立中共政权的新三大战役构想、第一次提出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方式，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和反共斗争走出目前的困境能够有所启示和帮助。”

不错，“和平革命”的提法，确实是第一次，确实是“新”的。一般都是把暴力和革命联系在一起，把和平和改良联系在一起。吕洪来在这里确实进行了一次创新。但“新”不一定就对。我们还是来看历史事实。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是创新的，都是“史无前例”的，结果都是惨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至今都不能忘怀的伤痛。当然，我不是说吕洪来的方案也会给中国带来同样的伤痛。我只是要强调，对任何形式的创新，我们都要审慎对待。   

吕洪来说：“中共政权唯一的灭亡方式就是——向前苏联和东欧共产集团一样崩溃解体，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共政权最大概率的灭亡方式。”“中共政权崩溃解体的三大要素、或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社会矛盾达到爆发的临界点；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彻底孤立。”吕先生提出的这三大解体要素对吗？不知别人怎么看，反正我是心存疑虑的。例如，从历史上来看，这解体的三大要素，在文革刚结束时，恐怕都已经具备了。比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彼此动武的程度（华国峰抓捕四人帮）；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四五运动则揭示了人民的不满；国际上我们既担心美国从东南打过来，又担心苏联从北面达过来，还警惕着印度从南面捣乱，可谓四面楚歌。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共的解体，看到的却是改革、开放。

    进一步地，吕洪来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彻底孤立，是三大要素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个先决条件，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才会分化瓦解、才会矛盾公开化、才会出现分庭抗礼、才会矛盾彻底激化；只有具备了这个先决条件，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出现民怨沸腾，才会爆发大规模的民众反抗，才会触发中国社会矛盾的临界点。”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吧。中国在1960年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不仅和远方的美欧诸国不合；即使仅从近邻来看，和东边的日本也不睦；和北边的苏联又翻脸了；和南面印度不仅闹翻，还打了一仗。而且，堂堂一个大国，建交的国家数目，还不如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就在这样的孤立情况下，中国非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在大饥荒的背景下，还打赢了和印度的战争，并支持着越南的抗美战争。再比如1918年时的苏联，世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孤立到极点。遇到外面14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大规模的白军叛乱，但却没有在压力下解体，反而不断发展壮大了；甚至后来还建立共产国际，支持了一大批国外的共产党搞革命。

    其实，中国和苏联这种行政文明的特点，就是外部压力越大，其内部越团结，越齐心合力反抗外敌。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这个行政文明刚建立不久，还身体健康。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新生不久、还没有腐朽的政权。如果这个新生的行政文明具有某种体制上的深层弊端，那么，这个行政文明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快或慢地逐渐腐朽。而当它彻底腐朽后，或者自行解体，出现军阀混战；或者被一个邻近的撮尔小国，出动小小的一只军队，来把它掀翻。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不断反复上演的情节。又或者，这个行政文明腐朽了，它想自己进行改革，但选错了方向，结果就会出现吕洪来先生所说的前苏东的解体现象。总之，我的观点是，行政文明解体的原因，主要是出于政权自身的腐朽，而不是因为巨大的外部压力。政权没有腐朽时，外面的压力再大，它也不会解体；而政权腐朽了，没有外部压力，它也会自己解体。至于具体到现在的中共政权，我的观察是，虽然已经开始腐败，但还并没有腐朽。所以，吕洪来所期待的外部压力，即使现在实现了，也决不会导致中共的垮台。至于50年或100年后，中共政权始终不改革、彻底腐朽了，那时它会自己解体的，也根本就用不着吕洪来所称的外部压力来帮忙。我到觉得，那时的国际社会，恐怕想的是如何不要让中国解体，省得给国际社会添乱。而且，现在美国的社会体制，也已经问题多多，需要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了。如果不改革，那么50年后，先解体的是美国还是中国，还真就不好说了。

     下面让我们再简单分析一下吕先生所说的具体措施。那么，国际社会应该如何给中国施压呢？吕洪来在《大纲》中提到了具体的任务和目标——“新三大战役”：

一、掀起一个将中共政权驱逐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运动。

二、呼吁世界各国永久性终止中共政权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三、要求国际社会将中共政权驱逐出世界贸易组织。

    这三大战役现实吗？能实现吗？依我有限的国际知识和经济常识来看，显然，中国现在是常任理事国，而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所以第一个战役无法实现。又由于贸易属于双方互惠交换，因此第二个和第三个战役也无法实现。除非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活雷锋，都愿意团结一致牺牲自己来拯救中国。

     最后，让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吧。即使美国成功地联合了欧、日、印等国，成功地联合了包括委内瑞拉和古巴在内的拉美诸国，成功地联合了俄罗斯，甚至成功地联合了包括巴基斯坦、伊朗再内的阿拉伯诸国，最后再成功地联合了诸多非洲国家，总之，吕洪来设想的三大战役现在统统立即实现了，中国真的被开除了国际社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小概率会出现又一个类俄罗斯式的国家，名义上是多党宪政，实际上还是一党（国家统一党）专政，甚至是普京的个人独裁；大概率出现的则是一个比现在还要集权、还要专制的类似北朝鲜那样的社会。而当这个集权社会最终腐烂后，自动出现的也不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而是在一片尸山血海之后，出现又一个同类型的、但还身体健康的新生的集权政府，从而开始又一次新的循环。这就是漫长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好了，下面，让我们暂时放下历史事实，而从思维方式或思考方式的角度来评论一下《大纲》。

首先，吕洪来先生的思路，从较浅的层次上来说，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他放弃了持枪赶跑贩毒公司老板的暴力思路，而提出了用某种类似现在“网暴”的、下眼药的方式来“和平”地作掉公司老板集团的方案。不错，这个思路里面确实不用流血，也让公司老板庞大的保安队伍英雄无用武之地。但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吕洪来的思考还是困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老思路里面，困在几千年来“彼可取而代之”的传统思维之中。这就有点像毛泽东发动学生和群众造反，从浅层次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创新；但从深层次上来说，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干的，依然都是奉旨行事的历史老一套。

其次，吕洪来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非黑即白、以及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社会分成好的无产阶级和万恶的资产阶级；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结果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的工人阶级都站在本国的资产阶级一边，展开了相互的厮杀。好在马克思已经离世，否则，不知作何感想？而文革中，毛泽东则把社会分成造反派与走资派；号召全国的造反派起来打倒全国的走资派。走资派倒了以后（本质上不是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打倒，而是被毛泽东打倒），红卫兵之间、造反派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的武斗。毛泽东甚至亲眼目睹了武汉720事件，不知他作何感想？国际上，毛泽东还号召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结果呢？结果是1972年中美握手。而现在，吕洪来先生正式地、公开地号召全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家或进步文明，联合起来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作掉反动的中共。对比一下，除了具体的口号内容有区别，马克思、毛泽东、吕洪来的思路是不是一样？他们所依据的历史哲学——一元化的、单向的，全世界人类文明都是大同小异的，永远都是同一模式的先进代替同一模式的落后、同一模式的文明战胜同一模式的野蛮，这种社会发展观，是不是也一样？

    最后，说几句我读《大纲》时的感触，也算是第三个角度的评论，或题外话吧。说句心里话，读第一遍后的感觉只有两个字：无语。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第二次读吕先生此文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类似英雄末路的感觉。这种感觉，和我读毛泽东晚年的最后一首词《诉衷情》（1975年写给周恩来）时的感觉几乎一样。毛的绝命词不长，全文如下：

    当年忠贞为国愁，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毛泽东的诗词，向来是豪情万丈。即使是在共产党弱小的情况下，在红军处于险境之中时，也依然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依然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即使在大饥荒之后，也依然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在这最后的绝命词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原来的自信、原来的豪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呈现出的，是一种无奈，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凉。为什么？因为他想超过所有的秦皇汉武们，他想彻底解决中国几千年的朝代循环周期律。但可惜，他失败了，彻底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因为他被秦始皇的中央集权体制、被马克思一元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困住了，没能跳出来。

我们再来看吕洪来的文章。20多年前，他写的文章，条理清晰，思维缜密，冷静自信。他的思路是和共产党“良性互动”、“双胜双赢”。而现在你读他近期的文章和《大纲》，则情绪化的语言，激愤武断、甚至幼稚的观点，比比皆是，简直盼若两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不知道。但我注意到，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吕洪来身上，同时，也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国内和国外的民运人士身上。也许，他们这些海内外的民主人士们，太想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了，但一起艰苦奋斗几十年，结果却“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具体到吕洪来的这篇《大纲》，它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豪情万丈、自信满满的宣言书，毋宁说更像是一种已经知道失败不可避免，但实在不愿意接受，从而发出的最后一声“我决不放弃、决不屈服、决不投降”的英雄末路式的呐喊。那么，民运为什么会屡屡失败？因为这些国内外的民主人士，都被西方的民主宪政模式困住了，被西方非马克思的、但同样单向的、一元化的历史思维方式困住了。在朝在野的双方，都被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困住了，呜呼哀哉！！   

吕洪来在《大纲》的结尾说：“如果大家还是真心的想在中国结束中共的专制极权统治，还是真心的想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还想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就请你们都认真的思考一下这份《大纲》，只要我们中国的民主力量和反共力量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就一定会迎来中共政权彻底垮台的那一天!”

而我则想在本文的结尾对大家说：如果大家还是真心的想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还想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就请你们都认真地阅读一下我所写的《文明社会原理》，那里有一个全新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并思考一下我所提出的“两权共享”、“半周半秦”的中国政治改革方案。只要我们体制内的有识之士，能跳出中国传统的秦制思维模式；体制外的民主人士，能跳出照搬西方宪政民主的思维模式；那我相信，中国就一定会迎来不仅繁荣富强，而且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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