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中国的祸害

作者 王飞凌 写于 二零二二年




　　随着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力量双双往世界第一冲刺，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治体系，将益发影响全人类，远不只是仅仅塑造中国人民的命运及未来。在2021年和2022年，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公开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力量的崛起，已经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挑战，甚至对全球秩序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生存威胁。[2]因此，扎实地了解和评估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及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对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来说，都是迫切之举。在现今的全球主义（globalism）及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时代之中，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系的强项或优点、弱点或缺陷，在理论上及实务上都十分关键。为此目的，我希望本书呈上的简明分析，能够使读者去全面、精准而有用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成就与不足、强项及弱点。在探讨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CCP-PRC）的活力（viability）及可取性（desirability）等议题时，我希冀能对这个党国，提出一个客观事实性的论述，以及一个规范批判性的分析。希望本书的发现会有助于世界对中国力量崛起之现实的政策考量，并由此制定合适的回应战略。




　　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估，是基于分析其在四个领域的组织特徵及运作表现：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环境保育。考察此四项的目的，在于确认崛起的中国力量做为目前世界领袖候选人的可行性及吸引力，和其取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能力，以及北京追求以「中华秩序」代替西方主导的「西发里亚式」（Westphalian）世界秩序之可行性及可取性。在过去七十多年里，中国经历了许多史诗级的动盪：改革、进步、成功、失败及倒退，有无数的英雄、恶人、倖存者及牺牲者。我很清楚这非凡的连贯性及伟大的变动，使得拙着之写作，充满了许多引人入胜却又令人谦谨的挑战。




　　我首先将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治理，即中共统治下的人民民主专政（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尤其是其在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及权利、提供社会秩序与安定，以及公共服务及政府效率等方面的纪录。接着，我将试图报告并评议中国经济，尤其是其在近数十年间的成就及问题，最后再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与精神及实体生态。本书将着重于中共治理在政治代表（politicalrepresentation）、司法正义、财政及货币政策、国家主导型经济成长模式（state-led growth model）、创新、学术及教育、不平等及贫穷、灾难救助及流行病预防、文化与道德、社会安定、古蹟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运作及影响。透过规范性评估（normative evaluation）与量性及质性资料之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相结合，本书试图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与特徵，尤其是探讨中共做为一个代表不同价值观及规范的新兴强权、乃至一个潜在的世界新领袖，具有或者缺乏哪些效能、效率、力量、永续性及可取性。作为推进中国研究的一个小小努力，本书选择聚焦于总体纪录，以提供评价及判断，而非试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做一个面面俱到的细微叙述。[3]




　　更明确地说，本书意在展现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面貌及其究竟代表着什麽。本书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带给中国的政治次优化（the China suboptimality）、社会经济表现不佳、文化及环境饱受损害，都是只为达成惊人的中共统治最优化（the CCP optimality），以维繫其政权的寿命与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的前三十年（1949至79年），是一个千真万确、规模庞大的悲剧。中国共产党受其内在逻辑驱使，再加上独裁领导人毛泽东的个人野心及无能，硬是使得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一世纪（1840年代至1949）里取得的种种进步及改变生生倒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中共的权力载具，同时中共也企图重定整个世界的中心并重整世界秩序，以达成其政权的终极安全。为此，中共使得中国走上漫长而惨痛的大弯路，在许多方面都辜负了中国人民，最后面临一个理所当然要崩溃的局面。[4]




　　毛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之道，则是退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民族国家主义（statist and nationalist）轨道及政策上，以求其政权的生存。因此，在过去四十年之间，犹如巨大的历史讽刺，中共被其始终想取代的西方主导之西发里亚式国际体系所挽救并且致富，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相当程度（但依旧有限）的社会经济自由及自主权。中国经济因此经历了惊人的爆炸式成长，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赤贫。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广泛的科学技术（多来自国外），打造出相当完整且具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社会和人民日常生活也大幅改善及转变，且大致是往现代化及西方化的总体方向而去。本书稍后将会详细报告，大批拥有可观可支配收入及资产的「中产阶级」涌现，且能经常在国内外旅行。成文法的发展和个人权利规范的增生，尤其是在商业领域，提升了可预测性及信任度，促进了市场导向型商业。宗教活动和社会文化普遍也都重新焕发活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积极参与了国际合作：从在全球生产链举足轻重的位置和提供大量外援，到派出大批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在毛式政治体系的治理之下；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确保中共一党独裁的安全与权力，能在中国延续下去。




　　这个党国的DNA，即所谓「红色基因」，大多依旧完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一个统计数字上的巨人，从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中汲取海量资源；而中国的经济成就完全有赖于比较自由了的勤奋的中国人民，更仰赖大量外资及技术的挹注。总体而言，若兼具质性与量性地评估生命安全、民权及人权、自由与安定、生活水平及医疗、经济效率与创新、道德与文化发展、社会经济正义与平等、自然灾害与流行病管理、古蹟及环境保育等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及社会经济发展，最好也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常常是次优化（suboptimal）的表现。除了系统性地剥夺权利及自由，中共还在中国人民身上强加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对中国的社会结构、道德规范、创造精神及生态，造成深远且多方面的影响。这些重大后果有些也许还来得及弥补挽救，但有些就算不是药石罔效，也是积重难返，且早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人们造成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共持续掌权，并企图按自身形象来影响重列各国，被中共侵占使用的崛起中的中国力量，代表了一个次优化且不可取、但可行且不容忽视的现存国际社会西方领袖之替代选择，深深地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




　　数字游戏：方法论与认识论札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明显特点，亦是其独特治理之下的深远后果，就是对各种信息系统性且普遍的垄断及操弄，尤其是统计数据。[5]这是评估中国时遇到的一个重大障碍，特别是在量性资料方面。本书在此将浅析与资讯有关的认识论（epistemology），以使读者熟悉在研究中国时常遇见的这个关键性方法论难题——即使是最认真细緻的观察家，也经常受这一难题的困扰和误导。这个简短札记，也可充当读者在品味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党国纪录的丰富生猛滋味前的一道开胃菜。




　　沿袭历史上秦汉式帝制统治下为政治目的而严格审查、控制信息的悠久传统，中共始终强制性垄断中国的所有信息，最近更宣称「党要管理（所有各种网络）数据」。[6]在此垄断之下，该党国经常性地、有时甚至是荒谬地，遗漏、隐藏、伪造、篡改、销毁许多纪录，尤其是量性纪录。例如2022年3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二小时视讯会议的「三个半小时」之前，北京就发布了会议内容的官方新闻稿。[7]虽然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中国政府（如果它愿意劳驾去收集追踪这些资料的话）却不似其他国家会定期公布许多统计资料，更别说是准确、即时、有用地发布这些信息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告诉官方媒体，从2008年开始，它「就已经停止收集」政府雇员规模的资料，这对一个长期广泛执行中央计画的国家来说，是既不可思议又十分荒唐。目前为止，北京仅在2016年公布过一次其「公务员」总数。[8] 信息不透明也许是中共长久以来高度保密传统的必然结果：以严酷纪律来保护无数模糊地、且经常是临时性地，被定义为机密的资料；因此，力求降低透明度成了官员们的第二天性。的确，政治压力经常诱使一个政府不当地隐瞒或扭曲敏感资料，即使在民主国家如印度或美国亦然。但是，正如本书的前篇《中华秩序》所发现的，在中华世界中，由于政府对资料的「全世界性」垄断及强力的集中单一审查，统治者惯常性审查历史写作的冲动和行动，长期以来都是格外的广泛、有效且有害的；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化数字游戏，也都是举世无双。[9]在中国，中共数字游戏具有系统化了的总体性、集权风格，以及深度内化了的传统，基本上不会受到任何有意义的检视或挑战；与之相比，在其他国家，特别是有多元开放的信息及事实与来源检核的民主社会，来自自由媒体的竞争能有力地抵销政府审查，进而迅速且有效地减轻数字游戏问题。




　　有鑑于许多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皆仰赖北京提供官方统计资料，中共数字游戏造成的国际信息汙染，已成为一个长期而深远的问题，严重阻碍、甚至是瘫痪中国研究及国际比较。接受中国的官方数据，并且视之为同其他国家经过许多辩驳和检验的数据一样，是一个低级常见但十分严重的错误。认识论限制、政治宣传和有失公允的专家评论，都会由此进一步误导观察者，尤其是不经心的信息消费者，比如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使其将中国人误会并想像成「犹如伏尔泰笔下的满大人或毛派宣传里的快乐农民」。举例来说，毛泽东时代的官方基尼係数（Gini Coefficient）仅有0.32，使许多人长期误以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穷困但平等；然而，2013至14年一项中国自己的研究证实，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基尼係数的真实数字高达两倍之多，为创世界纪录的0.6至0.7。[10]




　　财政金融数据中含有政治化且「创造性」的会计纪录及报告，在中国显然十分常见，有时由国际会计公司的中国自主特许分支机构进行，即使是上市公司亦然。政府本身似乎也因为假数据而应接不暇。[11]2013年的一项研究声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人为虚报了一兆美元，即12％。2017年和2019年的两项研究指出，中国的GDP很可能「过度夸大」；2021年，一项依据卫星资料的研究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数据可能被夸大了35％之多。[12]官方媒体在2014年总结道，地方政府有经常性对各层级统计资料「灌水」的传统，尤其是攸关官员昇迁的GDP数字。在2019年第四季，官方公布的GDP成长率是6.2％，实际上可能只有3.2％。在相对落后的东北地区，许多县会灌水20％至127％，使当地的GDP甚至超过香港。[13]一名中共前县委书记基于120名同僚的经验总结道：「中国的统计资料是一个谜……我们通常必须对数字『再加工』，所有（经济）数据中约30％都有水分。」据称，中共的领导层长久以来也疑心中国的经济统计资料并不正确，尤其是GDP数字。同样地，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承认，其2007至2019年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字含有大量「水分」，高达20％。[14]中国的贸易状况可能是一个数字上的「海市蜃楼」，其贸易数据、尤其是贸易差额数据，可能被误算和高估高达36％。[15]中国的真实失业率，经常是官方公布数据的「至少两倍之多」。[16]与粮食生产相关的重要数字可能也是习惯性地被抬高了。




　　与国家财政健全高度相关的地方政府巨额债务，经常是以两套帐簿来记录和报告，低报多达三分之二。[17]中共篡改数字的结构性问题，对过去的许多灾难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包括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这一问题在今天显然仍十分普遍。2021年5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多次延宕后，发布了第七次的十年一次人口普查资料，报告人口总数为14.1亿人及其他人口统计数字。[18]许多中国人立刻指出其中的巨大漏洞，以及报告中篡改数据的迹象；官员则被迫迅速出面「澄清谣言与怀疑」。[19]2021年底，中国前财政部长公开批评中国经济数据无用。2022年，国家统计局报告的全国新生儿数，比公安部报告的数字高出16％（175万）。[20]为了加强粮食安全，中共下令全国「退（已开发）地还耕」，并使用卫星影像技术验证这个復耕运动，以相应地晋昇或惩罚地方官员。结果是，地方政府在2010年代到2020年代之间，耗费巨额公共基金造假欺骗卫星，像是在荒丘上的假水稻梯田，种在水泥地面和道路上的地瓜和豆类，以及填掉鱼池，捣毁果园、蔬菜温室及住宅后闢出的所谓粮食耕地。[21]




　　如同本书稍后将探讨的，中共的数字游戏之一是关于贫穷及其衡量。北京长期採取远低于国际水平的贫穷线，因此大幅低报了中国贫困人民的比例。在2009年之前，中国将贫穷线定于每日0.32美元，当年则修改为年收入人民币2,300元，相当于日收入0.50美元，之后在2015年又再度修改为0.99美元。此标准远低于联合国赤贫线的1.25美元（2015年时为1.90美元），也低于较中国更为贫穷的邻国如寮国、越南和柬埔寨所定的贫穷线。2009年的贫穷线，约是1985年年收人民币200元（相当于当时的25美元）贫穷线的10倍；在这段期间，中国的GDP却是成长了超过56倍，而官方已经低报了的通货膨胀则是增加了11倍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告在2010年，依其自设标准仅有1,500万到4,500万人为贫困户，但以联合国标准则应超过2亿人。[22]




　　为求昇迁，中共官员们似乎惯于操弄数据，如同北京会操控认为可能影响其政治合法性或形象的所有信息。除了许多观察家和分析家都完全合理地抱持疑心的财政金融数据外，就连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被低报超过四分之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学者总结道，中国的交通死亡人数在2010年代为每年27万6千人（每10万人有20.5人）；但北京报导的仅有6万5千人（每10万人有5人）。2021年，郑州洪水造成数百人死亡；六个月后，政府证实当地官员「确实」低报了伤亡数字三分之一以上。[23]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开始向WHO通报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有18至23人；直到2008年左右，此数字一直保持稳定，属于全球最高之列。2009至2011年，北京通报此数字「骤降」了58％，降至每10万人仅8至10人，农村及妇女自杀率也分别下降了63％及90％——从那之后，这些敏感数字一直被官方稳定保持在全球最低之列（略低于全球平均值），但一直没有可供研究或验证的具体细分信息，同时也与中国学者于2014年及2018年发表的田野调查报告不符。[24]自2011年以来，「中国独有」的农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和女性（相较于男性）自杀率始终居高不下的模式，已完全逆转为与全球普遍模式一致。[25]不消说，读者一定也如同笔者一般，衷心希望这些重大的转变，不管是多麽地突兀与戏剧化，都能是真实的。我将在第三章进一步探讨此一话题。




　　数十年来，全面性的数字游戏始终是中共奉行的传统及其标准的治国之道。对信息的垄断和选择性传播，有助于强力掩饰中国的次优化纪录，并支持中共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或中共领导、毛泽东路线、邓小平改革、中国式「治理之道」、习近平政权，或者任何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独到之处）所特有的「优越性」。[26]中国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学术研究（包括少数严肃而有趣的研究），例如以准制度主义（quasi-institutionalist）解释中共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卓越能力」，往往不加批判地採用官方数据，因此很不幸地最终大多成为过眼云烟，十分荒谬，甚至沦为党国的宣传而已。[27]使用完整数据库的真实数字就可得知，经常备受赞誉的中式教育系统，及其仰赖集中、科举式的测验分数与死记硬背，事实上既不优越，也无益于知识创造及经济成长。许多中国的官方数字，都由西方谘询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包装并背书，比如麦肯锡公司大中华区（McKinsey GreaterChina）。[28]误导及臆想的亢奋也随之而来：2013年，许多刊物，包括《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都错误地预测中国的GDP（非购买力平价，non-PPP）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的GDP。[29]我将在本书及续作中呈现，国外人士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及其策略的解读，甚至由此更易流于误导和误解。疲于应付中共层出不穷的数字游戏，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中国观察家似乎都会出现一些着名西方学者如保罗．山谬森（Paul Samuelson）曾有过的失灵失态；山谬森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甚至迟至1980年代还频频对苏联做出错误、甚至是可笑，但却极具影响力的判断和预测。确实，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的大数字，极易导出一些学者宣布「中国第一」的惊人结论，即使他们尚属明智的同时还下结论道，「永远不要和美国对赌」。[30]




　　中国部分基本日常生活信息的收集和传播亦受到严格控制，且经常刻意隐瞒或扭曲。例如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以自订的大地测量基准GCJ-02（topographic map non-linear confidentialityalgorithm，地形图非线性保密演算法），俗称「火星坐标」，垄断地图绘製。其採用混淆演算法，随机偏移地图上位置的纬度和经度，而不是使用通用的 WGS-84（World Geodetic System，世界大地测量系统）的真实坐标。结果就是，「中国所有的地图都不正确」，一个地点的坐标经常与GPS导航的数位地图差了数百、甚至数千公尺。随着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和谷歌地图（Google Maps）等应用程序被封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星导航早就与世界其他地区脱钩，代价则是牺牲了准确性、便利性和效率。[31]




　　巧妙且系统性的数字游戏，使中共以「对内洗脑、对外宣传」的方式来稳固统治。但这对真实、行动和道德的伤害却沉重且持久，我会在本书中继续详加探讨。这样的操弄，也经常造成史诗规模的惨重和真正致命的后果。要讲证据，只需看毛泽东力图超越西方的大跃进宣传中，被称为「放卫星」的虚报农业生产统计数据；这场数字游戏导致并加剧了「大饥荒」，造成人类史上和平时期最惨重的人命损失，不到四年（1958年秋季至1962年春季），就有3,700万乃至更多人丧命。同样地，2019年12月，源于中国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所有国家，截至2022年初在全球造成至少550万起相关死亡，似乎再次证实中共第二天性的数字游戏之威力与杀伤力。[32]




　　在一种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于中国中部引起新冠肺炎传染病爆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未依循其承诺的国际法定义务採取应对行动，而是惯性地压下关键讯息至少三週（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20日）。[33]笔者在2019至2020年间，从多处独立来源（北京、湖北武汉和浙江的流行病管理人员、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得知，中共有一条内部规则为不得发布超过10％的「负面」公共卫生讯息，尤其是数字。[34]勇敢的中国吹哨者，即「说真话的人」，像是李文亮医师，显然从一开始就遭到政府惩处并消音。[35]中国疾控中心对武汉（疫情起源地）1,100 万人口在数月后出现的抗体进行的疫后研究，无意中提供了证据，证明中国政府确实只报告了2020年初当地感染的50万人中的10％（50,340）。[36]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和香港大学的研究估计，中国新冠肺炎的真实染病人数，可能比北京公开宣称的数字高出32至37倍之多。[37]有人士指出，北京「刻意低报」中国病例和死亡人数「达百倍或更高」；在2020至2021年间，该病毒于中国造成的超额死亡真实人数，「并非（官方报告的）4,636，而是170万左右」，即美国的两倍；武汉的真实「总病例死亡率」为「5.6％」，即比美国的「约1.5％死亡率高四倍」，但仍非中国官方报告中更吓人的7.7％。[38]根据中国官方的时间序列数据，2020年中国有1,422万人死亡，远高于2006至2019年间每年900万至1000万人的正常死亡人数。[39]422万或更高的超额死亡数，可能是源自严重的统计错误和不一致的数据操纵，或是医疗系统因疫情而不堪负荷，进而在严厉的隔离措施期间造成如意外和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又或者是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比报告的高出大约100倍——或者以上三者皆有。一个中国研究团队报导，武汉在2020年近三个月的封城期间，「超额死亡率」上升了56％，即约有68,130人「额外死亡」，其中21,230人「死于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肺炎」（即为官方报告该市新冠肺炎死亡3,869 人的5.5倍），加上数千名「与新冠病毒无关的」肺炎死亡（其数量惊人地跃升了35倍），以及其他因「非传染性疾病」而上升的死亡人数，如心血管疾病（29％）、糖尿病患（83％）、高血压 （100％）和「其他疾病」（92％）。[40]若使用美国的流行病学标准，即以「相关死亡（deathwith）」，而非仅是「源自／因之死亡（death from/of）」来评估这些数据，则单是在武汉，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就比中国的官方全国数字高出15倍。一旦确凿证实，那麽中共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数字游戏，绝对足以媲美其大跃进时期「放卫星」的荒谬与祸害。




　　即使是深被诟病遭中共挟制的WHO，也抱怨北京在通报信息时的拖延与合作不力。[41]中国拥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且遭受新冠病毒最长期的影响；[42]然而，中国关于新冠疫情的官方数据却是些极端的异常值，经过严格官方审查又缺少可信的证据或实用的细节，因此很不幸地对于人类对抗新冠病毒来说，几乎是毫无用处，甚至可能因提供错误信息而深远地误导全世界。根据中国自己的明星医官钟南山院士领导的研究，隔离措施每提前五天实施，新冠病毒的影响就会减少三分之一。[43]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也显示，单是提早一週採行隔离措施，就能挽救数以千万的人命，甚至是使死亡人数减半。[44]




　　因此，要是中共不曾惯性地压制病毒爆发最初几週的真实信息，这场全球疫情也许只会是一个局部疫情或小型爆发，染病人数及死亡人数可能会少上数百倍。关于新冠病毒是经人为改造并从武汉某一实验室外洩的怀疑和指责始终挥之不去，部分原因即是因中共过于「常见」的信息掩饰及这次失控的数字游戏而引发的不信任；这些指责将会把新冠肺炎疫情更多地归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45]




　　除非彻底打开该党国的机密文件库，否则不可能评估中共众多数字游戏的全貌；不过，一个总体规律及若干值得注意的特徵，似乎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例如，若某数字被视为对该党国政权的形象及权力具正面效应，或者对当权的官员有益，大幅度的「灌水」或明显的拉抬数据是完全可预期的，全然造假的案例也时有所闻。若某数字被视为负面或不是好消息，包括因自然灾害、意外、冲突及流行病造成的死伤，那麽系统性的遗漏、大幅低报，甚至是全然否认也是司空见惯。[46]有了这一层认识，再加上格外审慎地挑选、求真、验证并考虑背景，我们仍可望使用中国的官方资料，对有意义的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持一个谨慎且视题而定的信心。[47]




　藉由检视中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我有三项目的：确认该党国之「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构成及特点；概述此一政体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及权利、提供社会秩序及安全，以及政府效率等领域的运作和影响；并评估该党国作为一个替代治理模式的总体纪录，特别是其主要的优势和劣势。在此过程中，我将探讨中共的意识形态、执政方式与风格、权力来源、控制方式，以及主要成就和不足之处。在中共牢牢控制中国政治生活、司法制度、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政治流动性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CCP-PRC）这个党国颇具韧性和力量，但腐败而压榨，所呈现的是一个複杂混合、良莠参半的治理纪录：它是个昂贵、基本上次优化的政治治理，而且对中国人民来说，常常是灾难性的统治；但对其政权本身来说，却具有非常有效、甚至优化的业绩。




　　更具体地说，基于其结构基因（DNA）和意识形态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现就如同一个復辟的中华威权主义及极权主义秦汉政体，一个从一开始就在内部和外部进行强力斗争，以保护且保存自身的毛式独裁政权。这个党国，大体上是一个依靠意志、暴力和诡计的人治政体（rule of man），还不是依法治国的人治政体（rule of man bylaw），更谈不上是法治政体（rule of law）。[1]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共为打赢中国内战而郑重许下的民主，至今仍未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多少真正有意义的政治选举。中共领导人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各层级的掌权官员都是由上级选拔任用和管理。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既没有其他实际运行的政治团体，也缺乏有意义的非政府社会政治组织。在没有人民透过参与而授权的情况下，该党国合法性的来源因此局限于暴力、诡计和绩效——这些都越来越昂贵，而且从根本上不稳定。这种党政（partocracy）往往只是个人独裁，给中国带来了漫长而悲剧的弯路，在许多方面都辜负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在最初三十年、主要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时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纪录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专制党国，一个强烈展现出极权化神权和个人独裁痕迹的党政。该党国系统性地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公民权和人权，推行愚民政策使人民原子化（atomized）和弱化失能（depowered）。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菁英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的情形下，社会的公平与安宁程度乃至人们的创新程度都很低，而不平等、不公正程度乃至治理成本都很高。例如，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惨重的人命损失，就发生在中共统治下。过于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很容易就显露出在提供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全方面的效率低落与劣势；不过，该政府在政权的保护及致富方面，却是格外高效且卓然有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被国际观察家评定为「不自由」的国家，近年的自由分数更是节节下降，堪比亚塞拜然、中非、利比亚及叶门。[2]如本书及其续篇将进一步分析的，用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强力灌输、洗脑和操弄人民心智的做法，在引领党国国家力量崛起时，威力似乎无可匹敌，却预示着一个对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来说都令人堪忧的未来。




　　毛后的中共为求生存，退缩隐藏了约三十年（1979至2008年）。然而毛派政体大体上仍在中国延续同样的「人民专政」，只是披上了「集体领导」的面纱，以取代毛的个人统治。[3] 毛后时代的「集体领导」或具有「核心」之领导班子的寡头政治，在2012年习近平升任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演变为公开的个人独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其1943年正式制定的「核心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正如该党自2019年以来所重申的，这些纪律的目的是透过「两个维护」，确保党领导和控制所有地方的每件事和每个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最关键的是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4]自2017年起，在历经以反腐为幌子的大规模清洗之后，习近平恢復了毛泽东的独裁做法，要求所有高层领导人定期提交「自我批评」的个人工作报告（述职）让他批阅。[5]在持续的意识形态运动中，「令人作呕的秀忠心」正是专制政治、特别是中共政治的特徵。




　　除了这些以外，据称还有一个长达149项的干部「将受惩诫」之「负面」行为清单，被用来增强政治服从。[6]这些举措埋葬了名义上的「集体领导」，随着2018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习近平将像毛泽东一样成为终身的唯一统治者。[7]




　　在202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数字上的巨人姿态登上世界舞台，透过大量压榨汲取中国经济来致富和加强自身。该专制党国一直强烈抵制内部改革，以致「即使在其最具改革思想领导人的领导下，也屠杀了自己的人民」，如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虽然这些百姓只是和平地要求个人权利和政治改革。正如一位资深中国观察家在2021年总结道：「儘管中国有了重大改变，其执政干部也准制度化和准专业化，但该党的基本结构仍然百分之百完好无损。」出于中共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冻结」在其走向民主政治的过渡期中。[8]2021年，中共发布了两个重大「宣言」，宣称该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在的红色基因」，对中华民族／文明的「復兴」「没




　　有让中国失望」，而且通过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梦，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让社会主义失望（并将）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做更多的贡献」。[9]因此，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施加政治影响和控制的宏伟目标，似乎是以牺牲民主法治为代价，向全人类强加一种次优化的治理方式，即启蒙运动前的法家－毛主义专制，并以阉割了的儒家思想、假社会主义和伪共产主义、公然的国家主义、人造的中华民族主义和虚幻的民粹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式全球主义，来粉饰其外表。




　　大悲剧与大弯路




　　从1946年到1950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依靠武力、诡计和运气，赢得了与国民党治下的中华民国政府 （KMT-ROC）的中国内战。[10]此一指标性事件有力地证明了历史发展趋势的可逆性，以及人类製造大陆级规模的巨大倒退和深刻悲剧的惊人潜力。虽然自诩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但实际上中共与这些美好目标相去甚远。[11]官方自称为解放后的「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却是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大倒退，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个復辟的秦汉威权政体，甚至是极权主义政体。[12]如同BC（BeforeChrist，基督纪年前）和AD （Anno Domini，基督纪年后）或BCE（Before the Common Era，公元前）和 CE （Common Era，公元后） 一样，自1949年以来，「解放前」和「解放后」，以及「旧中国」和「新中国」，一直是中国官方的年代划分法。中共军队的名称「人民解放军」，暗示了其官方使命是要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仍未解放的人民。中共在中国大陆七十多年的统治，生动地证明了在二战后依西方主导的西发里亚体系组织起来的世界中，一个坚定不移而不择手段的专制政权之非凡的生存能力和统治能力。对于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包括许多中国统治菁英）来说，此一秦汉政体的新变种让历史绕了一个大弯路，造成数代人在时间和机会上的巨大浪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充斥着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暴政和牺牲，以及在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命与权利方面表现欠佳、甚至是灾难性的纪录。事后分析与事实证据都显示，毛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场史诗级的中国悲剧。[13]




　　中共曾冠冕堂皇地批评国民党治下的中华民国不够迅速且彻底地使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用更大幅度的倒退，来取代中华民国确实不足的政治民主及社会自由。自由主义作家储安平（后于1957年被毛泽东打为大右派，1966年失踪）在1948年就曾着名地预测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或『无』的问题了。」[14]据说，中国着名的自由主义学者胡适在1940年代后期曾幽默但切中地说：苏俄有麵包但没有自由；美国有麵包也有自由；中华民国没有麵包但有一点自由；中共来了，既没有麵包也没有自由。[15]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一直享受着中国历史上「最自由、最活跃」的出版和集会以及校园活动，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为止。即使在1949年中华民国失去中国大陆，并历经多年恐慌性反共的「白色恐怖」之后，台湾受迫害的政治和文化异议人士，从殷海光、雷震、柏杨到李敖，在境遇和结局上都远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异议分子。[16]在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下，中国政治发展的时钟被停止并倒转，自清朝最后几十年起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自由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都化为乌有。即使在内战如火如荼的1940年代后期，中国仍然有150多个活跃且相互竞争的政党和团体；[17]然而，这些政党很快就被中共摧毁或瘫痪了。




　　中国悲剧最严重的表现，也许是中共专制政权、特别是毛泽东个人独裁的血腥诞生和延续。在1927年至1950年间，数以千万的中国人为了（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牺牲；在这之后，为了中共的生存和追求而遭杀害或饿死的却更多，且几乎都是在和平时期。举例来说，从1950年到1953 年，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使200万至450万人被处死，而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求「至少」处决当时4.5亿人口中的 0.1％（实际上至少有71.2万人被枪杀，超过该额度）。一场人为的大饥荒在1958至62年间饿死了3,700万到4,500万人；在1966至1976年间，一场「文化大革命」导致700万至2,000万人非自然死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里，总计至少4,000 万到多达8,000万或更多的人非自然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所杀害的国民人数，甚至超过希特勒和史达林在其国内杀害人数的总和。[18]相比之下，中国科学家计算出从公元前180年到1949年，中国所有重大气候灾害造成的总死亡人数为2,990万。如果不完全按比例计算，而是由绝对数量来看，中共用枪杆和饥荒造成的大血洗，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事件之一，甚至是之最，堪比蒙古征服、纳粹德国大屠杀、苏联清洗和红色高棉大屠杀。而据一位香港观察家所愤怒声称的，这还只是毛泽东对中国犯下的「十项重罪」之一。[19]




　　不过，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屠杀，中共的一场场大血洗如今依旧笼罩于机密之中，既无真相与和解，亦无纪念与回顾。中国官方依旧大幅粉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命损失，即使是学术研究也严格禁止碰触。而那些行凶者与刽子手们，在中国大多未被究责；他们仍被视为行事正当、甚至被神化。例如，毛泽东在中国的教室、甚至私人生活空间中，越来越受到捍卫和尊崇，被奉为人民英雄、伟大救星、英明领袖、爱国者和民间神明。[20]在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执政的「韬光养晦」时期，毛后的中共决定谴责毛泽东一些最明显、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例如，官方每十年编写一次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在1991年、2001年及2011年，都用一整章的篇幅批判性地描述毛泽东掌权末期的「文化大革命」，称其为「十年动乱与灾难」。然而，在2021年，续写的新版却将这一章完全删除。这一切对中国人民无异于伤口洒盐，他们仍须颂扬毛泽东为行「大仁政」的救主，而党则是永远「正确」——这样的现实恐怕连最骇人的虚构故事都要瞠乎其后。




　　2022 年，一些外国观察人士总结道，对于中共来说，它的过去只是其更多同样「使命」的序幕而已。[21]




　　不论是横向与当代国家相比，还是是纵向与过去的秦汉式统治者们比较，中共党国（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都是异乎寻常的杀戮无度。




　　毛泽东和中共在赢得统治权、成为实质上的中国新皇帝之后，并没有遵循过去开国皇帝的传统，去按惯例放松统治与压榨，让历经残酷内战而身心俱疲的人民休息——即所谓的「休养生息」政策。[22]但是，与中华世界过去的其他专制统治者相比，这样格外长期的恐怖统治，并不必然证明中共领导人特别无情、无理或嗜血；而是悲剧性地体现了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中，妄图恢復秦汉政体的悲惨而徒劳的残酷命运：不同于历史上大多数的帝王，毛泽东并未统治真正的天下。中共更从未成功掌控整个已知的世界。一个欠缺世界帝国中华秩序的秦汉政体，注定要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与几乎所有主权国家进行激烈而不断的斗争。为了实现其历史使命，这个经济表现不佳的党国又必须面对比它强大许多的西方。在此过程中，它就必须依靠极端的压榨汲取和牺牲自己的人民。




　　除了大量的人命损失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悲剧还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低落和倖存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下降；透过城市单位和农村公社的严密网络，人民被中共限制移动。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为经济大萧条中，国家大量掠夺性的汲取所得基本上都浪费掉了。有些学者已经认为，毛泽东的整个「革命」完全是不必要、不可取且灾难性的。这场宏大的中国悲剧，甚至可能超越20世纪另一场宏大的人类悲剧「苏联悲剧」。[23]基本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导致中国人民失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命，耗费了几代人三十多年的时间，破坏无数的古物和文化宝藏，人民失去种种公民权、人权和自由，此外还得忍受严重的洗脑，对传统社会和道德结构的广泛破坏，以及严重的国际羞辱和不公对待。回顾过去，如果毛泽东和中共没有採取基于其权力渴望的极端自私和无能政策去復辟秦汉专制政权，那麽几乎所有死亡和停滞都可以大大减少、甚至可以完全避免。[24]




　　毛泽东去世后，为求自身政权的生存，中共透过国家资本主义、有限的社会自由化，以及大规模但有选择的输入和模彷西方，转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其深远的成果，包括在经济增长和国家致富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而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力量崛起的基础。儘管仍在（in spite of）中共领导之下，而不是由于（because of） 中共的领导，勤奋的中国人民利用国家略为退出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自己努力在物质上脱离了赤贫。即使如此，数十年发展之后的中国大陆与七十多年前国民党治下的中华民国相比，在许多方面依然停滞乃至倒退：产权界定更不清晰，司法更不独立，环境汙染更为严重，党国式专制政府也更加腐败和不受限制。[25]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承诺几乎无一实现，只是自身积聚了巨量财富，并且成功地把持住权力。就制度和意识形态而言，现在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党国基本上仍然是毛泽东式的治理——对于一个专制政权来说非常理想，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难以扭转的次优化且充满危害。




　　党国的基因：毛泽东思想




　　过去四十多年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悲剧已经大大消退，但毛确立的政治制度和执政规范仍然定义了今日的中共党国，形塑其力量、缺陷和野心，造成其整体的次优化治理。中共的「红色基因」依旧完整。毛泽东长长的影子依旧笼罩，即官方宣称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从根本上确保了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制度上和运作上，仍然与毛泽东在七十多年前创立的国家一样：一个专制的一党政体；一个復辟且强化了的秦汉政体；一个「列宁－史达林主义的党国或党政」，始终围绕着一个所谓的「核心领导人」，一个类似非世袭皇帝的强人。这是一个所谓「天子加贤人官僚的新王朝」，[26] 或者如经典着作中所称的非世袭专制或贵族寡头政治。[27]这个以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粉饰其表的法家帝国，仍像以前一样难以自我改变，除非历经代价高昂的内溃或爆炸，或者（比较理想的）某些精准的基因转型治疗。如同以往，国际比较与来自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竞争，仍然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因此也是对中共独裁统治的头号威胁。[28]




　　正如我在本书的前传《中华秩序》中试图指出的，毛泽东精于玩弄语言词藻，擅长权力斗争和统治的谋略与诡术，是一个中国传统的父系家长制农业社会（paternalistic agrarian society）和常常半生不熟的外来思想混合之下的产物，其中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列宁－史达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加入莫斯科资助的国际共产主义激进组织之前，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叛逆青年，愤怒而沮丧。后来的历史实际证明，毛泽东是一位非常精明而有手腕的秦汉式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实践者。[29]对于事后的观察者而言，例如两本国际畅销书的作者们所述，毛泽东是一个：




　　骗子，愚眛庸俗的破坏分子；好色贪吃的享乐主义者；贩毒和以死亡取乐的恶霸、暴徒兼懦夫；装腔作势的操纵者，病态的虐待狂、折磨者、暴君、自大狂和20世纪最大的大屠杀者——简而言之，一个恶魔，与希特勒和史达林相当或更糟。他丝毫不关心中国人民和人类同胞的命运，甚至不关心其亲朋好友。他被嗜血的慾望和对权力和性的渴望所驱使。他依赖恐怖去统治，以天生的狡诈去领导。[30]




　　与之相反，现在的中共领导层颂扬毛泽东是一个：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命运及国家面貌的史诗级伟人……引领中华民族潮流和世界进步的伟大人物。[31]




　　在现实中，毛泽东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恶魔的刻板印象——他「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正如他的一些传记作者所言，所有人都「平等地」臣服在他这个「人民皇帝」之下；但他确实试图发动一场世界大战，「须负责的死亡人数比20世纪任何其他独裁者都多」，并将中国人民「推入了血腥的社会实验深渊」。第一手观察显示，自1950年代初起，毛可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其特点是极度偏执、情感上的非理性、过着功能失调的家庭生活、过度纵欲、妄想、幻想，以及始终恐惧失去权力。[32]政治心理学家可能会直接将毛标记为典型的暴君人格：




　　一个具有严重自大狂缺陷的自恋者……在崛起夺权时可能有一些优势，且其行为可能是对某些现实生活因素的有效反应，可是一旦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其现实检验认知的能力就会消减。诸多幻想在原本权力有限时还能抑制住，但很容易成为其行动的指南。结果是其行为变得日益古怪，想实现目标时频遭困难，其偏执性自卫变得更加夸张。[33]




　　在许多方面，毛泽东都很近似蒋介石（毛统治中国的主要竞争敌手）和大多数的中华民国统治者们。他们本质上都是武夫强人，中华中心主义（Sinocentric）专制者；所受的正规教育同样的不完整且不充分，有着类似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个性强大，坚韧不拔，对鼓动和控制人民都具有非凡的天分。他们基本上都想成为一朝天子。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创造性地试图用「民命」（Mandate of the People）取代「天命」——事实上，是蒋介石在1937年先提出了着名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五年后才被毛泽东更有效地运用起来。根据一名同情中共但后来被清洗的知识分子所言，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流氓——「蒋介石是城市黑帮，毛泽东是农村土匪。」他们都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和共同的不安全感，儘管原因不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他们也都有膨胀的自大意识，以及统治和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激进野心。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领导着不同的政治组织，其内部结构、意识形态和运作方式都截然不同。他们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华侨和外国人的关係也大不相同。就个人而言，毛泽东在追求生活放纵、无视伦理限制和信誉信用、不敬规则和不拘形式等方面，比蒋介石无拘无束得多——毛本质上是几乎不受任何内部或外部约束的农民皇帝（peasantemperor）。[34]毛泽东在二十多岁时写下的已知笔记和辩论文章，表现出其愤怒、野心勃勃和极度自我中心，信奉无边的唯意志论、无道德约束的个人英雄主义，强烈渴求抓夺天命去拯救、领导和重塑中国和世界，以及人民的思想与心灵。[35]不同于蒋介石后来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再加上儒学浸润，都增加了蒋对自身的约束力；毛泽东其实只相信赤裸裸的权力和「历史」地位，而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自写并改写历史。可悲的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最后得到的终身独裁者，是两个专制统治者中更糟的那一个。正如我在《中华秩序》中所写：




　　毛泽东于是成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君。他君临一切，拥有无限权力，他暴虐而血腥的统治、庸俗而自私的为人，以及狡猾和不择手段的程度，足以媲美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中华帝王；他在管理国家、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愚蠢和狂妄，以及个人生活的腐败和不道德——包括极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无止境的性放纵，也不逊任何一个中华帝王。毛泽东确实是一个「最自由的人」，在一个其他人都没有什麽自由的大国里，他是唯一自由的人；他不惜代价地去试验「有关宇宙基本秩序」的「终极真理」，其实不过是帝制时代中华秩序观念的回收再用而已。[36]




　　平心而论，毛泽东并不是天生的恶魔。他对权力和控制的渴望，对暴力和诡计的依赖，行事的肆无忌惮和残暴，都是逐渐发展而来，是被他对人和社会玩世不恭的看法及其在权力斗争中的不断成功所逐步强化。他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与看似不可能的种种胜利和自我拉抬的陶醉宣传，有毒地混合在一起，使他变得更加傲慢、狡猾、操纵和欺诈；除了其脸面权威和历史地位之外，他对任何事情似乎都漠不关心。对中国来说，毛泽东确实是一个诅咒，但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他既是中国悲剧的祸首，亦是其受害者，他那些心甘情愿或逼不得已的刽子手们几乎也都是如此。他的故事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史诗级经典悲剧。[37]




　　儘管当代人们常常对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深感厌憎，但自从1976年毛去世后，他的阴影却越发笼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一位批评政府的中国历史学家在2013年所指出，「毛的罪行是他中断了中国宪政民主的进程，将中国带入了阶级斗争和一党专政的死胡同……他对中国人民毫无建树，但中国共产党可能对他无比感激」。因此，党将他奉若神明，即使只是名义上且虚伪的，只为合法化永久化其一党专政这一「丰功伟绩」的自私目的。[38]




　　毛泽东所打造且统治的党国，是一个特别适合类似统治者的生态系统。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和高级干部，若不是自觉地崇拜毛泽东，就是不自觉地追随毛泽东，而且可能所有人都和毛的阴谋和罪行逃不了关係。如同古代秦汉式专制时代，所有中共官员在对待国民和下属时，都表现得都像小皇帝——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像小毛泽东。




　　当然，程度的问题很重要，因为有不少中共官员、甚至是领导人，显然比其他人「更好些」、更认真，也比较受人尊敬。因此，在一个基因中携带着其组织和治理模式的党国之中，毛泽东既是政治合法性的源头、也是榜样。他那广受宣传的个人魅力，与看似不可能且严重夸大的政治成功，以及其肆无忌惮但有效的权力斗争，还有独裁统治的思想和工具，都成为他的追随者的合法性来源和武器库。尤其是毛泽东成功地玩弄文字游戏，以民命替代传统的天命，为中共领导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39]




　　冠以毛泽东思想的美名，[40]毛的意识形态遗产融合了秦汉政体用于牧民的法家治国之道、舶来的伪马克思主义包裹下的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极权主义（毛后时代则更多是饰以阉割了的儒学），加上为保持控制权而不择手段也无所顾忌的实用主义「黑暗权术」，例如他经常被引用的权力与成功之「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组织」。这一套「三合一」，还加上了宣传和「思想工作」这个「第四个法宝」——透过信息垄断和无限制使用假信息，进行洗脑和思想控制，实际上这对中共的政治权力来说「比枪杆子还重要」。[41]毛泽东也许确实达到了一项颠峰，用相对浅白也入时的指示，提炼并表述出秦汉政体那些残暴却有效的统治术，儘管他也许并没有像他知识上真正的先祖和导师，即《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些法家典籍的作者们，那样坦率地勾勒出其中丑陋的细节。[42]因此，毛泽东思想对于任何以暴力、恐惧、造假、欺诈来统治的自私独裁者或极权统治者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与民主法治政体（democratic rule of law）相比，以暴力和诡计为基础的威权主义对政治领导人来说，往往更加「自然」、诱人，甚至会让人上瘾；像毛主义这样一个成功、看似无往而不胜的专制治理模式，当然会成为专制的中共领导人的宝藏。虽然全面而关键性地依赖进口的（西方）商品、服务和技术，毛后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仍苦心孤诣地坚称，北京永远不会允许中国发生可怕的「西化」。最为「改革开放」的领导人邓小平及其门下，于1979年树立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主旨为中共对所有政治权力的永远垄断。[43]他们为此关押流放了所谓「北京之春」的民运人士，在1989年用坦克部队镇压了要求政治变革的天安门运动，并且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直到中共成功建成「中国特色的先进社会主义」，并在力量和财富方面达到已发展国家水平。[44]后来，邓小平的继任者们进一步重申和阐述了这条党的路线，他们一再宣誓：「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或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财产和土地所有权）」、「不搞宪政、不搞司法独立」，并且「坚决反对、抵制和阻止西方所谓的『宪政』治理」。[45]中共将全心全意坚守毛主义以继续掌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控制一切，凌驾一切，直到永远。[46]

北京的旧剧重演：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于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是第一个不是由毛泽东或邓小平直接选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虽然其父亲（中共高级领导人）曾被毛清洗入狱多年，习近平身为毛泽东统治下的产物，很快就开始效彷毛泽东。拥有博士学位的习近平，似乎对展示自己的教育和学养格外在意；观察家们则认为，他是不断梦想成为第二个毛或者更好的毛。[47]凭藉其强大宣传机器的造神加持，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以毛第二、甚至更高的形象出现，儘管许多人都认为他并不够格。中共的历史也随之改写。2021年，中共口舌《人民日报》刊载了「100句名言回顾党史100年」，其中毛泽东、习近平各占了30句，邓小平只有16句，江泽民和胡锦涛各10句，其馀4条则是出自其他着名的中共领导人。[48]2021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其第三次关于历史的决议（前两次分别是在1945年和1981年）。这个自编的百年党史，直接赞扬了中共历史上13位最高领导人中的5位：提到习近平15次，习近平思想8次，其馀则是毛泽东（11次，毛泽东思想7次），邓小平（3次，邓小平理论3次），江泽民、胡锦涛各1次。两名「失败」的党领导人（陈独秀和王明）各被点名1次，其馀6名被清洗或者名誉扫地的党主席或总书记则乾脆被忽略了。官方为这个决议的配套文件，恰如其分地取名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篇更冗长的文章更进一步，甚至只赞颂了5个「好领袖」中的3人而已：提到习近平77次，毛泽东6次，邓小平2次。[49]




　　截至2021年7月，中共中央已经以多种语言出版了习近平「撰写」的书籍共计66种，超过了毛泽东（22）、邓小平（10）、江泽民（8）、胡锦涛（4）和其他三名中共领导人（19）加起来的着述总数。[50]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都必读的习近平思想教科书，与四十多年前颂扬毛泽东的教科书，在文字和写法上几近雷同。[51]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发展，有如在今日的柏林和莫斯科，全面公开地崇拜和彷效希特勒及史达林一样；但就中共的结构基因和内在动力来说，其实是合乎逻辑、甚至是不可避免的。[52]




　　成长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习近平大概是对毛泽东的权力深感敬畏并受之薰陶和塑造。对于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且对外面世界所知有限的人来说，毛泽东确实很容易成为一个独裁者之唯一楷模。2021年底，中共宣传礼赞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两个确立」、习近平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习思想列为党国的「指导」意识形态——这些是曾经只授予毛泽东的三重荣誉。如同毛泽东，习近平也被盛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太阳。[53]2022年10月，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恰如预期地成功战胜了对手和批评者，当上第三任总书记，继续担任党国之最高领导人，更加皇帝般地大权独揽。随着一个小毛泽东式「伟大领袖」和「人民领袖」的黄袍加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回到了邓前的时代。[54]然而，中共全力以赴、浩大投资于习的个人崇拜，将党国命运当赌注押在一个毛式「有能力」、「有魅力」的强权独裁者身上，最终可能只是阐释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 1852年对拿破崙三世（Louis Bonaparte）的尖刻描述：「所有伟大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会重複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55]




　　毛泽东所有的祸害和罪过都被埋葬和遗忘，甚至被杜撰成是为了一些伟大而令人瞩目的事业，所进行的必要且英勇的「探索」和革命：




　　从解放中国和世界，结束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建设共产主义天堂，到用1966至76年的第二次「文化革命」，以延续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次文化革命」，或者最近新编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文明伟大復兴」的宏伟使命。或许是因为习近平觉得无法更动或改善毛泽东的剧本，渴望继承毛一样的说一不二的强权，所以习近平思想现在在中国被宣传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扩展，以延续并「加强」中共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阿谀奉承者则公开宣称，「为消除来自西方的批评指责并恢復文化自信，我们需要第三次文化大革命」，以在习近平领导下追随毛泽东。[56]




　　习近平模彷毛泽东意义表达含糊不清的说话风格，宣称1911年后「中国人民尝试过」「君主立宪、復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和总统制」但都「失败了」，而后才成功且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




　　2013年，他严厉禁止提及和讨论「七大议题」，包括「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媒体与司法独立、公民权利与公民参与、「新自由主义」、裙带资本主义，以及以「历史虚无主义」审视中共的过去。他可说是公开地「排除了中国的西方式政治改革」。[57]习近平在2014年宣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使命「是坚信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而中国备受重视的「民族独立」的关键，仍然是「（我们政治的）路线、理论和制度」的独立。[58]很快地，习近平就重编出一个「党的使命与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復兴」。[59]然而，或许因为「让人人都幸福」难以界定，既难以概念化，也难以实现，党的使命宣言被进一步定案为「共同富裕」——一个同样不切实际但至少不那麽难以捉摸的目标。撇开词藻变化不谈，这些精心而有弹性、但含糊不清的变形概念与目标，以及包罗万象的所谓「使命」或「承诺」，成了中共永远专制统治之一贯事业的道义理由，看似宏伟巧妙，实则空洞虚幻。现在，小学一年级学生开始被要求背诵：「只有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復兴的（双重）目标」，所以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大学生物学系的学生们被教导去想像体会「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如同所有细胞和动物的基因一样，在执行其「无限而永恆的使命」。[60]




　　中共的政治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中国负责社会科学的最高官员权威地定义为以「共产党控制政权」为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这个定义就是为了永久保障毛式秦汉政体和中共对政权的垄断，使中共的「红色贵族」成为「永久的执政党」。[61]引用邓小平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指令，习近平总结道，中共的一党统治将要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几乎堪比整部帝制中华历史——毕竟自孔子以来，大约只过了七十几代人而已。[62]2015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使中共的愿望成为中国的国家法令：将国家安全定义为最首要的需求是「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将「国家力量」列为第一优先，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次之；而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则全由中共领导。2021年1月，一名中共高级学者宣称：「中国正在全面回归中华文明的历史意识形态和原则……融旧以铸造新的中华文明……（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新型文明。」[63]两个月后，中国22个党政领导部门联合颁布法令，重申将全面努力「剷除」民间社会组织「滋生的温床」。




　　后来，习近平宣布其党国是所谓「中共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世界上「最全面、最有用、最真实的民主」。[64]美国召开的世界民主峰会（2021年12月9日至10日）邀请了包括台湾在内的111个国家，却未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对此强烈愤慨，乾脆宣布其「全过程」民主才是真正的、最好的民主，并将美国和西方描绘成虚假劣质而有害的民主变种。[65]




　　挪用毛主义遗产，广泛甚至滑稽地模彷毛泽东，使得新的个人崇拜大为盛行，尤其是自2017年习近平改组中共高层以来。习主席获得毛主席「人民领袖」的特殊称号，被认为是全智全能，能撼天动地、改天换地，能「确保人民幸福」，完全具备成为新时代急需的「全世界伟大政治领袖」所需要的「四大核心能力」。习已经为中国内外的几十种事业和抱负「明确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从赢得足球比赛，发展互联网和保护环境，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宗教中国化」以求其「久安」，使每一个地方都富裕、让人人都快乐，到引领「人类高质量发展」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要为全世界人民治党治国治全球。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甚至成为超过毛地位的「红色皇帝」，似乎已成为习及其支持者们追求的梦想目标。[66]如同以往，中共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政治菁英看来都服膺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玩世不恭但顺从权力，用尊严换取自己的安全和特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安全地藏匿家人和财富，而且最好是在国外。这个独裁政权本身看来是陷入了一个永无休止、竭尽全力去拚搏以求自身安全和生存的困境；其方法是不断地从国内、国外夺取更多的控制和权力，其目标还是同样的毛主义野心，即重定世界中心与重建世界秩序。




　　习主席上任仅仅几年后，中共就迅速地将「习近平思想」神化，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7]这或许是一个有自卑情结又过度自信的统治者与其心怀算计的亲信们相当典型的自我吹捧，是为巩固习原本稀薄的资历和虚弱的地位而孤注一掷，或者可能是中共在迫切地将其命运押注，赌一个强势的毛式独裁者，能够带领党国抵禦来自内部和外部日益增加的政治变革之压力。正如习当时的高级副手栗战书像帝制时代廷臣一样宣示：一切权力「定于一尊」。习的这种个人绝对独裁权力还被写入了中共党章，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的高层人事任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68]习近平思想现在正式成为中共令人眼花缭乱的官方意识形态大拼盘的一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思想长长的后缀显得冗长笨拙，反映出的也许是缺乏自信，或稍做谦逊，或不善文字，或以上皆有。为了将他的思想具体化和形象化，习近平呼吁「构筑党的精神谱系」；根据202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资料，其中「第一批」约50种「伟大精神」包括了1920至1930年代的「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以及2020年代的「航天精神」和「抗疫精神」。[69]




　　一如预期，思想灌输和宣传机器都全面运转起来。一名中共高级干部兼学者断言，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致响应、支持与接受」，而习近平完全有资格并且早已准备好成为世界迫切需要的新领导人，更好地「治理全球」。短短数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多个学习习思想的学院、研究所和中心，其中包括2022年启动的「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国家中心。2020年，在习近平67岁生日之际，一篇由中共高层宣传人员所写且受到大力宣扬的文章，「代表党」证明习近平思想是更新完善了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了「19 世纪」所发现、「列宁－毛－邓在20 世纪更新的」原始「真理」，提供了完整的「中国方案」去带领全人类书写「500年来最精采的历史篇章」。[70]这种改造和统治世界的吹捧，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后者仅是异想天开地想在中国「改天换地」。然而，化身为习近平思想的毛之再现，其真正效力似乎还是颇为可疑，因为有些中共内部人士已经公开抨击习近平，说他是个骗子和败家子。[71]




　　简单地说，也是为了避免无情地用中共的全套理论让读者腻歪生厌，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思想的本质，毫不意外地都是关于中共，特别是其最高领导人，对中国所有权力（以及由此衍生的财富和地位）完全且不择手段的全盘控制。[72]透过刻意的複杂概念和矫饰的精细理论，这个冗长囉嗦的最高教条隐藏的，只是一个简单论点，即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党要求以个人掌权的方式来控制一切。习近平对自己思想的总结显得枯燥乏味，这或许是中共高层语言能力退化的表现。习思想中所谓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基本上就是明目张胆地宣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应该读做最高统治者）「必须领导」（和控制）每个地方、每件事物和每一个人，直到永远。把毛所谓的「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旧口号变成新词语，就是习近平关于所谓「中国梦」的表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去復兴中华民族」，以及在世界上「不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去「创建一个新型人类文明」。[73]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现在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仍旧是一部纪律严明、高度集权、绝对专制的机器，用来控制、汲取和动员。饰以标准的列宁－史达林主义的花哨油彩，并宣称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中共继续仰赖其高度政治化的纪律、各种祕密行动、饱和的灌输洗脑和无数的特权福利，来要求并获取党员的完全忠诚、服从和牺牲；一名党内人士声称，党内官僚们的行为就像一个黑帮或一群「有等级的奴隶」。[74]中共垄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一切形式的权力，一些当代观察家还将其比作一个祕密会社。[75]此外，无数中共官员和学者试图阐明，在毛思想和习思想指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已成为「适用于全人类的中国治理方式」，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或和平或全球化或繁荣或正义）来说更有智慧（或更好）的领袖」。这一切也被包装成「21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




　　也就是说，中共是在以明确的言论和行动宣布，要积极重启「毛泽东建立一个新中华秩序的全球性战争」，接管当前（西方和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去影响和统治全世界。[76]




　　对于观察家来说，一个常见且或许也有用的做法，是强调中共的某些表象，并下结论说它「一直是民族主义」、「仍然是共产主义」或现在本质上是「儒家」。[77]但这个党国远不止这些，其政治基因惊人地未有丝毫改变。靠着「冷酷无情、意识形态上的灵活、经济增长」，并借用过去帝国时代的信仰和符号，中共成功地生存了一个世纪，统治了中国七十多年。[78]现在的北京让人感到旧剧重演：同样的体制结构、意识形态基础、统治的基本方式，以及法家的专制「黑暗权术」；它披着伪共产主义、阉割了的儒家思想、强烈的国家主义、人造的大汉民族主义、假民粹主义和帝国式全球主义几件外衣，使得毛式中国悲剧和次优化继续笼罩着中华人民共和国。[79]




　　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




　　北京一直悲剧性且顽强地坚持以其注定的使命或诅咒去重整世界，现在还开始获得了新能力并以具体行动来实践其主张。虽然今天它不断宣称自己是天命所归，能取代西方和美国来更好地引领全人类，但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仍然是那同一个一贯表现不佳、经常导致灾难的政治制度，只是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悲剧变成毛后时代的中国次优化。也许不总是製造灾难，但它仍然是一种低劣的政治治理形式。




　　中国悲剧和中国次优化的另一面，是奇特的中共最优化。作为一个专制政府，北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或在任何问题上，都是无效或软弱。威权且极权的政府当然可以很强大而有效，甚至偶尔在某些事务上也很有效率。事实上，一个专制政权在以下几个方面，常常能胜过民主法治政体：建设一些重点关注的大项目（可以不计成本）、办事的高速度（可以朝某个单一目标发起全力冲刺）、决策的秩序井然（少有混乱和摇摆不定的辩论牵制），以及对特定少数人的超优服务（有时只是统治集团、甚至仅仅是统治者本人）。一些内部人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领导层内部，似乎确实存在着「令人震惊的不合逻辑」和「无与伦比的荒谬」。然而，对于中共统治者来说，这个政权无疑是相当精明的，可以克服许多困难，实现维护其绝对权力和党政统治菁英中一小群人的惊人特权利益这一最高目标。因此，就政权自身的利益而言，中共党国是一个强大的、甚至是最佳的集权专制乃至极权统治机器，能够使之在众多挑战和大量失误后仍然倖存下来。如果不计或无视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政体是「相当地坚韧」。[80]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符合政治学家所发现的一个模式：一个优化了的小型「推选者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 of the selectorate），就算不良治理也仍有其可持续性，儘管（甚至是因为）人民总是过得愁云惨雾。[81]加倍努力推动其传统的厚颜无耻宣传攻势，以及严酷且代价高昂的「抗击病毒人民战争」运动，再加上来自国外的好运气，这个党国似乎熬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机，甚至在2020至2021年间，还在政治上强化了自身。不过，到了2022年春天，局势又有所变化，中共陷入了对上海等主要城市无休止地实行过度而昂贵封城的困境，并遭受西方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上不封顶的伙伴」莫斯科，实施制裁而波及。[82]




　　中国次优化完全可以被视作为了中共最优化所付出的代价，直接将政权的最大利益摆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对立面。实际上，在毛泽东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係已有所变化和放松，也可以透过特定的政策调整和政府作为，来解决迫在眉睫的需求。[83]许多面临更多斗争和更少成功的他国独裁者（甚至在西方），都充分承认并公开羡慕北京的这种政治最优化。然而，儘管中共最优化是真实、显着，而且令人上瘾地吸引着中国内外的一些人；但与之併发的中国次优化，却使人民（包括就算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菁英）饱受苦难，也决定了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治体系的性质。这个自上而下、沉重而又严密精细的专制主义，旨在实现极端的社会政治原子化和人民边缘化，还是相当成功。中共最优化在不计代价的情况下，在创建和维持这种次优化治理方面都是有效的；这也意味着，这个党国几乎不可能自我改造和变革，除非出现代价高昂的叛乱、巨大的灾难，或者剧烈的毁坏。




　　毛时代中国悲剧的徒劳大弯道及延续至今的的中国次优化，其机会成本虽然很难量化，但肯定是十分巨大。在中共统治下，不仅中国人民经受了由灾难性的无能和极野蛮的暴力在和平时期造成破纪录的生命损失，占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许多代人还失去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和机会。中共停顿并逆转了中国在之前一个世纪里取得的经济发展、社会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国际地位上升等趋势。它从执政第一天开始，就发起无数几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以清洗、控制和消灭任何敢于反对的人，并汲取和积累资源以强化国家力量，企图去重定世界中心及秩序。光是在中共内部，毛泽东就清洗了大约50个「反党集团」，以消灭异己。[84]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数十年彻底政治化的教育和灌输，扭曲和浪费（甚至于肉体上消灭）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提供的大量人才。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处于国际孤立状态，使中国人民更加陷入长期停滞和深重苦难，错过了数十年的工业和技术革命。[85]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也残酷地将毛的「世界革命」野心缩减为悲惨绝望的挣扎，不择手段也只求能继续掌权。无数的苦难与牺牲之后，占世界人口两成的中国人民几乎一无所获；即使是「革命的」中共，也不得不回到1949年以前经济发展和外交政策的旧模式，以求生存。




　　从一种独特角度可以看出中国悲剧与中国次优化的深度与广度，那就是观察中共现在为它过去和当前纪录的辩护，是多麽地令人难以置信。中共越来越难以否认其种种失败和暴行，只好极力垄断并隐瞒资讯，禁止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散布些既不合逻辑又十分可笑的虚假信息，例如其常见的一个狡辩之词是所谓「这一切都是在交必要的学费」。数十年来，北京都只能信誓旦旦地强调一个其实十分可疑的爱国主义叙事：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一切「错误、不幸和艰辛」，都只是要让中国「站起来」，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只要读过真正的历史，就会知道这段话根本就是不着边际——毕竟这些宝贵的目标，最晚在1945年之际，就由中华民国大体达成了（台湾问题例外，那是由中共自己后来造成的）。近年来，中共的宣传是更模糊、更空洞，但更宏大、更神圣也更迷惑人心：该党现在强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它一直都在引领人民改天换地，以復兴伟大的中华民族／文明，造福人类和世界。中共也或使用毛主义不断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术语：由党所决定的「我们中国爱国者虔诚的牺牲」，都是必要且值得的，因为中国人被暗指为会因为这些牺牲而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统治世界的种族。儘管明显地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逻辑，但这种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党国路线，似乎掳获了许多中国菁英，甚至包括一些原本批判专制和中共的知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86]




　　要完整描述中国次优化的所有细节，还需要许多本书。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只要简略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录应该就足以胜任。本章其馀部分将进一步证实和阐述中共政治治理的低劣和不可取，比如其在保护生命和提供公共财，包括社会正义与秩序安宁、公共安全与人身安全、人权和公民权等方面次劣且经常有所亏欠的纪录。本章发现，中共系统性地误导和欺骗中国人民，以控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创新和效率。我还将讨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于庞大臃肿的党政和警察国家（police-state）的世界级治理成本，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政府过度且不受监控的压榨搜刮和巨大浪费。本书将在接下来的三章，透过评估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环境纪录，来完成对中国次优化的考察。




　　人民生命与权利




　　如同我在本书的前传《中华秩序》和我之前关于中国户口制度的着作中所阐述的，[87] 中共自封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几个关键性支柱、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清洗运动进行统治，包括最近的「反腐败」运动。中共垄断一切政权，并强迫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警察完全只效忠于党。户口制度这一强大的社会控制手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公民身分非常不完整，导致制度性的对大量人口的深深歧视和排斥、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公正和地域差别。国家垄断了经济资源，尤其是土地，以及重要且利润丰厚的行业如能源和金融，还有教育和媒体，使中共能够以世界级规模压榨汲取和操弄虚假信息。中国人民，包括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菁英的生命权（rightto life），以及公民权、人权和财产权，都不断受到损害。人民对政府的组成和人员配置基本上无从置喙，他们也无法对政策制定做出有意义的参与和影响；对于党国政府的错误和滥用公权力，他们也没有可靠的追索纠正权（recourse）。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十分苛刻严酷的法律制度。延续毛泽东时代的结构和治理方式，毛后时代高度不透明的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人民警察」组成，均在相应级别的中共党委会的绝对控制之下，最终由党国的最高领导人裁定。几乎所有的警官、检察官和法官都必须是中共党员，因此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这种合三为一的司法执法系统，在为包括中共菁英在内的中国公民提供安全和正义方面，是毫不意外的次优化，不断地严重侵犯人民的公民权和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及整个司法体系首先和最主要的「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使命与政治和行政的「根本性」作用，就是维护党国的社会政治稳定。[88]




　　在传统的有罪推定直到被证明无罪之下，（儘管最新的成文法已经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更普世接受的无罪推定直到被证明有罪条例），中国警方有无数方法可以控制和惩罚人民。不同于许多国家的警察，中国警察（甚至包括便衣警察）有权在任何时候，不需要理由就可以搜查和检查任何人，并且「可以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开枪」。[89]除了下一节要讨论的法外（extralegal）刑事制度外，「人民警察」（和祕密警察）依据成文法律和法规，以及许多特殊且通常是祕密的指令（即所谓的「红头文件」），得以任何理由拘留任何人长达37天；这类监禁的创意性名目包括「请喝茶」、「免费度假」、各种形式的调查，以及「行政」和「预防性」拘留。被拘留者被视若囚犯，但如果在进入下一步行动之前被释放的话，则可以免于留下公共犯罪纪录。警察还可以援用「监视居住」（monitored residence），即软禁；这种软禁大多是单人关押，拘留期间弹性、甚至是无限期的长。对于受惩罚的中共官员来说，这种软禁常常就是可怕的法外手段，也就是「双规」。除了无数关押已判决罪犯的古拉格式（Gulag-style）劳改营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建立了许多劳教营，在没有任何起诉和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将人们关押后强迫劳动，可持续数週、数年，甚至长达二十年。[90]




　　在採取这些法前（prelegal）行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察可以依法逮捕人民2到15个月，并留下犯罪纪录。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大约77％的法前被拘留者随后遭到「逮捕」。[91]几乎所有依法逮捕，都以起诉告终；在2010年代中期，98.6％的被捕者被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0年报告，此一比例「大幅下降」至 91％。法庭审判（通常是祕密的）可持续半天或长达67个月，在此期间，被告大多被关押且不得保释。由于警察、检察官和法院是同一个中共执政实体的三个分支，绝大多数（2010年代高达98.4％至99.4％）的起诉以有罪定谳。[92]在中国，判决前的监禁时间（从拘留到逮捕和审判）总计可长达157个月（即13年）。对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拘留、逮捕和审判，则受中国与其本国的领事条约约束。例如，美国公民在不逮捕的情况下，只能被拘留一个月（须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大使馆），而在不起诉的情况下被逮捕和拘留的时间，最多为6个月。然而，也有许多案例表明，非中国公民被关押的时间远超过双边条约所允许的期间。一个近期的例子是瑞典公民桂民海，他是香港居民和图书出版商，于2015年在泰国被中国祕密警察绑走，被拘留加软禁约两年，而后于2018年正式被捕，并于2020年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另一起案例涉及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麦可．斯帕弗（Michael Spavor），他们被中国警方逮捕后关押了两年多未受审。显然，他们是北京「人质外交」的受害者，直到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就美国引渡案达成协议，结束了她近三年（在她自己的温哥华豪宅）的软禁后两人才获释。[93]




　　就算某人运气非凡到在经历这一切后仍未被判有罪，对于漫长而严酷的判决前监禁期间的补偿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料，在2020年代初期，只有不到0.01％的法院定罪在上诉后得到「更正」或推翻。[94]相比之下，在美国没有劳教，也没有各种形式的拘留或监视居住；此外，美国的法律统计数据表明，警察逮捕后正式起诉的案件仅占少数，并且只有约10％的起诉会进入审判，其中仅45%至82％以有罪定谳。[95]




　　中国法院可以判处短至半年、长达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以及死刑和缓期两年执行的死刑。没收「所有个人财产」很常见（几乎所有死刑判决案都有强制没收财产）；但「关于如何没收和没




　　收什麽的数字和细节，以及被扣押资金的去向都从未透露过」。不意外的是，中共党员（尤其是官员），即使在面对法律时也能享受特权。根据官方媒体报导，在以训诫、警告、降级、开除党籍等各种「党纪处分」替代处罚后，多达70％被抓的违法干部能逃过逮捕、起诉和监禁。[96]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法（和一般治理），深受法律行业的专业水准低下的困扰。2013年中国31位（省级）首席大法官中，据报导只有一位通过了律师考试，并且仅有17人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其中半数在之前没有任何法律或警务经验。[97]律师明显从属于中共的执法机构，胆敢挑战、甚至只是不同意检察官的法律专业人士，经常会被吊销执照、监禁，甚至遭到更糟的下场。[98]金钱和权力，可轻易为超级富豪、有关係者和前官员，在警察局或监狱内换来好处。北京一位知名记者曾写道，「司法系统内的隐藏关係网」能以一定的费用改判案件，并「保证结果」。[99]特殊的激励措施，例如警察经常被要求完成逮捕和判刑配额，以及执法部门（警察、检察官和法院）被允许保留很大部分没收的财产和罚款，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许多假起诉、无端逮捕和罚款、酷刑与捏造罪名和罪证，以及错误的判决和处决。[100]一名高级警官在官方媒体上承认，他在短短几年内就收受了数亿美元的贿赂——单是从一名寻求晋升的下属那里就获得了超过9,000万元（1,380 万美元）美金现钞，而后他又将其中大部分用于贿赂他人。[101]




　　中国以外的专家估计，「真实」的中国监狱人口约为500万，是官方数字的2.5倍多，也就是美国的两倍（若排除美国因持有大麻而被定罪的囚犯，则人数大约是5倍）。[102]倖存者和目击者几乎一致报告中国的监狱极其不人道，比如强迫劳动、刻意残酷的虐待、频繁的酷刑和高死亡率。[103]据报导，许多被误判的人在监狱中受苦多年或死于狱中。知名和外国的被拘留者及囚犯，显然也遭受过包括严重酷刑在内的虐待。[104]一位从业三十多年的中国资深辩护律师写道，党国的监狱有「无数的问题」，诸如无法无天、虐待、体罚和腐败，这些问题还「日益严重」并「祕而不宣」。他在2019年总结道：「我们真不要当（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囚犯。」作为中国优待外国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公民通常会受到特殊照顾并享有某些「特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在2020年报告自己曾于中国司法系统内经历地狱般的磨难，不管他们是犯罪嫌疑人或只是外交战的棋子。[105]




　　这套强大而集权的刑罚系统，承袭了毛主义关于集中力量严厉镇压政治异议分子的传统，正如当局声称「在政治犯案件中，（嫌疑人和被告）没有什麽权利可讲」。[106]毛泽东时代可导致迅速处决的滔天大罪「反革命罪」，现在被替换成「危害国家安全罪」，同样被广泛且不透明地用于迫害和消灭政治异议分子、批评者和反对者。[107]中国有超过 1亿名精神病患者（其中1,600万人为严重病人），其中数字不详但据信有相当比例的人是「被精神病」，即因政治原因被警方无限期关押。[108]




　　早在1922年，中共就宣布将「废除死刑」作为其11项政治承诺之一。但事实上自那以后，它一直广泛而频繁地使用处决来夺权并统治。如前所述，死刑在毛泽东时代极为普遍，每年被集体处决的人数往往累积多达数十万人。在2007年之前，处决的最终批准权在省、县，甚至乡级中共领导人手中。[109]在毛后时代，死刑的执行依然是迅速而广泛。据报导，在21世纪，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占「世界处决总数的90％至95％」，确切总额数字被视为「最高机密中的机密」而严加管理，在北京据说可能仅有10人知情。[110]2012 年，除中国外，全世界58个国家共处决了680人，其中伊朗（360人）、伊拉克（129人）和沙乌地阿拉伯（79人）名列前三。但中国在那一年的处决人数，可能是这一总数的五倍，并且是唯一一个拒绝公布任何有关处决的官方数据或细节的国家。在2010年代，估计中国每年处决2,000至5,000人，低于毛后时代的高峰1983年（处决24,000人）和2002年（处决12,000人）。2019年，全球（除中国外）共有 657件已知的处决，伊朗（251人）、沙乌地阿拉伯（184人）和伊拉克（100人）仍然是执行死刑的16个国家中的前三名；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就「处决了数千人」。[111]




　　在中国可判处死刑的68种（2011年以后为55种）罪行中，有42种为非暴力犯罪（2011年以后为31种），包括7种「危害国家安全罪」，4种「经济罪」，以及3种「扰乱社会秩序罪」。[112]2021年初，一位高级官方银行家被判处死刑，但其坦承犯下的罪行似乎都是白领犯罪。[113]考量在中国死刑的严重滥用、众多误判，以及打击普通罪行的可疑效力之后，一名中国辩护律师于2014年结论道，中国的死刑是高度政治化、任意、不透明和不公正的：「中国政治需要死刑，就像它需要敌人一样；它在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製造敌人，在没有应死罪的情况下处决人。」大量处决似乎还有其他用处：在北京于2015年正式宣布停止执行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90％以上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都是从被处决者身上摘取（在处决之前或之后）——在数十年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採行这种做法的国家。但受访者表示，宣称停止摘取器官「是用来平息外国批评」，这种做法在檯面下并没有停止。一些国际研究人员蒐集了可观的证据，声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寻找「合适」的器官而诬陷和处决人民，甚至从受害者身上活体摘取器官，以确保为特定中共领导人提供的移植器官的品质。[114]




　　似乎这样还不够残酷——自1983年起，北京频繁发动全国或地区性的「严打」运动，以仓促和极端严厉的方式控制社会；逮捕、定罪和处决往往有定额的要求，绕过本就不透明和权宜而随意的司法系统。




　　一则官方消息来源显示，在严打的第一年（截至1984年10月），政府逮捕了超过100万人，起诉了97.5万人，定罪86.1万人，处决了24,000人。[115]此后，每次为期可长达一年的类似的严打运动，在全国发生至少四次，在区域内多次，通常是为了特殊场合（例如为重大政治事件和庆祝活动做准备，如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週年或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幕）。2021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宣布，严打已「常态化」为定期「扫黑除恶」[116]。




　　在中国，为了政治需要、统治者的便利，以及具体地消除真实或臆测的威胁，人命似乎总是被轻践。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公开列出判决死刑的三项关键依据：法律的规定、治安总体状况、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观感。他的继任者周强在2014年重申，中国法院会回应敏感案件并因应中共的特定政策目标，例如「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和产业升级」，从而可以处决河流的汙染者、袭击医生的病人，以及回收地沟油作为食用油出售的小贩。[117]




　　额外控制的法外手段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本质上依靠强权和诡计的人治，既不是法治（rule of law），也不是依法治理（rule by law）。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规定，法官应当「将法律判断与道德评价相结合」，依据「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依法治国，以德治国」。[118]本来就党化控制的法律体系，不断且关键性地受命于无数不成文的行为准则、不断变化的内部规则，以及通常比已公布的法律和规则更重要的临时命令和文件批示。大量的法外制度和措施，持续保障中共的专制制度，透过逐步发展分而治之的计谋，以及散播和延续人们对国家机器那不可预测、无法监控、不加解释，也没有纠错补偿机制就迳自使用暴力的恐惧，来「维持社会政治稳定」。




　　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以后划分了中国人口，将大量个人及其家庭永久列为阶级敌人、不可救赎的罪人，以及人民和国家的敌人，受到全面的歧视、羞辱、监控、凌虐和消灭。毛自己在他的众多政治运动和对社会各阶层的清洗中，每次都将列出的阶级／国家敌人的配额定在总人口的5％左右，声称95％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或比较好的」。[119]到了1970年代，这5％的敌人种类不断扩大，总数加起来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多达数亿人，真正影响了中国的大多数人。[120]这些公敌们原本是所谓的「黑五类」，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个庞大的名单后来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进一步扩大为9个类别（还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至少有21个国家敌人和社会贱民的子类别。[121]毛泽东还于1952年决定，「地主富农」及其近亲应被列入黑名单，并特别控制「至少30至50年」。该名单于1979年正式停用（名单中的最后一组，近8万名倖存者，直到1984年11月才被「摘掉帽子」）。[122]




　　因此，毛主义的治理是通过重建一个中原对阵（vs）周边的世界，成功地获取秦汉政体的统治力：对外，它是苏联集团（后来的毛主义世界革命，现在的中华復兴）和不断变动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对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曾一度包括苏联集团）；对内，在将中国人民划分为多达45种不同的「阶级和家庭背景」的基础上，将阶级／国家的敌人和「坏人」作为永久的国内敌人，进而正当化中共的极权统治和透过分而治之进行压榨汲取。[123]在极权主义略为消减的毛后时代，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已经演变为依赖中共控制的警察和党控刑事司法系统。类别众多的阶级／国家敌人，被替换成不断更新的反国家罪犯；政治犯因行动或仅是言辞上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威胁国家安全或替外国做事，就被视同普通刑事罪犯般迫害。[124]中国所有的地方警察局和派出所，仍保有「重点人口」的祕密法外黑名单，这些重点人口占当地人口的1至5％，会受到持续监控和预防性的拘留，而许多重点人口似乎就是那些毛时代的阶级／国家敌人。[125]




　　除了对重点人口持续且系统性的监视骚扰之外，地方警察、祕密警察、媒体审查员和网路警察还经常使用可疑的刑事指控，来构陷、惩罚、消音、监禁和驱逐政治异议分子。着名的例子包括刘晓波、艾未未、许志永、浦志强、高智晟，以及许多社会组织和宗教团体如法轮功。[126]为了防止街头出现任何失序或不服从行为，大量的城管人员经常强行驱赶街头小贩、抗议者和旁观者。一份「只是冰山一角」的资料，收集了在习近平执政八年内（2013至2021年），超过2,000件的「言论犯罪」（文字狱）案例：在网上发帖或公开发表（例如在教室里）偏离或质疑官方叙事的言论，而被罚款、失业和监禁（或「被精神病住院」）。[127]




　　1955年（正式为1957年），中共开始了恶名昭彰的法外劳教制度。




　　在该制度下，地方警察在中共地方党委的指导下，可以将任何被拘留者送入强制劳动营数週或数月，常常会长达三年、甚至二十年。在此期间，这些「受教育者」基本上与外界隔绝，不经起诉、审判，也无任何囚犯权利。在毛泽东时代，每年有多达200万人被关押在这些法外集中营中。[128]这些劳教营至少和更大的法内劳改营一样残酷和致命，死于监禁之中的人数不详，但可能非常多。[129]此制度一直持续到 2013年12月才正式结束；当时，据报导有10万名工作人员在大约310个劳教营里「教育」近20万名被关押者。[130]从那以后，坊间观察家们指出，许多劳教营被改造成各种警察管理的设施，伪装成精神病院、社区教育和戒毒中心、卖淫改造营、赤贫者收容所，或者「无证件贫民援助中心」和各种「麻烦製造者」的收容所，包括寻求上诉和申冤追索的人，这些都是为了在正式法律程序之外以各种藉口关押人民。[131]在2020年代，中国警方仍然可以、也确实「拘留和教育」并实质上「消失」被指控犯下各种「扰乱社会」行为的人，例如卖淫、但尤其是犯下政治不当行为，长达6至24个月（或更长时间），不经起诉和审判。据报导，许多异议分子和抗议人士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而且往往是无限期关押。[132]在新疆，多年来大型「教育」营在没有经过什麽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据报导关押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穆斯林少数民族）。[133]




　　在帝制时代，饰以儒家外表的法家专制秦汉政体通常允许人民诉诸公堂，越过一些层级的地方官僚，虽然其代价高昂（通常得冒着受到酷刑与坐牢的风险），但能状告天下的任何人直到上达天听，而皇帝当然永远是英明的。这类伸张正义、追索纠错举措的真实效果显然值得怀疑，但传闻中（无论多麽罕见）自上而下的随后干预可以提供迅速且大快人心的帝国公道，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强大迷思的一部分，即「官员不好，但只要能听到老百姓的冤情，皇帝都是好的」。




　　中共恢復了这类请愿上告，即所谓「信访」制度，做为法外且「创新」的治理及「政治参与」方式，透过向一般司法机构以外的更高掌权者申冤陈情，供被统治者寻求公道、举报滥用职权、发洩不满，并获得安慰补偿和追索纠错。[134]在全国各级政府的信访局和信访办事处之门外，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无数人排着长长队伍，花费数天至数年，祈求青天大老爷干预；他们的这些努力，最终往往以自己倾家荡产收场，而他们所寻求的法外正义则常常没有着落。这些奇特的信访长龙场景，生动地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度的无效、甚至失败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许多普通中国人普遍且不断忍受的不公正、无处申冤和无能为力。然而，这种实际上只能用于发洩和获得安慰的法外渠道，显然还是有损党国的形象；于是，经常有报导称各级政府阻止、骚扰和藏匿这些经常是绝望且贫困的上访者。採取的极端手段包括绑架、强制拦截和遣返，以及祕密、甚至无限期关押在由上访者家乡被告官员出资的所谓「黑牢」和「精神病机构」中。[135]

彻底而细緻的思想工作




　　思想控制和信息控制一直是中共政治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其政权生存和安全的必要条件。正如我在《中华秩序》中试图呈现的，误导和扭曲中国历史的官方叙事，只是让伟大中国人民心灵窒息的开始。为了改变和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全面性地误导人民和提供虚假信息是中共的标准做法，与其依赖对资源和武力高度垄断的各种胡萝蔔加大棒相配合。全面、深入和有效的媒体审查，特别是高度精细而严密、被戏称为防火长城或大牆（Great Firewall）的网络监管，是中共统治这一关键部分的基础。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明智地警告过他的高级干部，就算只允许一份报纸自由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坏消息，中共政权也会在「一週之内」崩溃消亡。[136]




　　毛泽东及其后继者向来高度重视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又名「思想改造」、「思想重塑」、「洗脑」、「强制说服」、「思想控制」、「心智控制」。[137]中共在中国学术、教育和娱乐界持续和普遍的宣传及系统性的误导信息和虚假信息，其规模和影响力都是举世无双。[138] 就其複杂性、广泛性、彻底性、细緻性和有效性来说，中共看来确实远远超过了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预言性经典《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这个党国似乎已经实践并完善了各种欧威尔式的宣传方法，例如所谓新话（Newspeak）、双重思想（Doublethink）、过去的可变性（Mutability of the Past）、记忆空洞（Memory Holes），以及废话连篇（Prolefeed）——即「党向群众倾倒垃圾娱乐和虚假新闻」。[139]




　　中共还彷效所谓「法西斯美学」艺术，以重複、雄伟的形象和声音来迷惑、慑服民众，以社会仪式去激起群众对权威、统一、集体主义和力量的狂热和服从。如同欧洲法西斯主义分子、苏联和北韩靠这些华丽的仪式来炫耀和迷惑人心，中共长期多次筹办大型阅兵游行活动，以展示其军事装备和象徵性成就；近年来更是如此并扩大规模，大批游行队伍踩着正步，排出精心编排的各种壮观阵列队形，配合带有各种潜意识暗示信息的动听口号及旋律，就如同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週年庆时倾举国之力所展现的。[140]此外，在另一部反乌托邦经典着作《美丽新世界》中，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所描绘的世界国家（World State）所使用的社会和精神控制方法，显然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了有效使用。[141]例如，中共雇用和部署了超过200万名所谓的「网络评论员」或「网络宣传工作者」，其中包括正在服刑的囚犯与数百万有偿的「志愿者」——即所谓的「五毛党」，每个获准张贴的帖子可获得人民币五毛钱（0.5元）的报酬——在原就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网络空间中，冒充普通网民去引导舆论风向并提供虚假信息。[142]在2010年代中期，仅一所大学（上海復旦大学）似乎就雇用了2,000多名这样的「网评员」。[143]




　　过去十年来，中共全面加强思想工作，特别是在学校。光是一个省，就要招雇20万名全职的思想工作人员，担任中小学的「辅导员和政治工作者」。2021年，中共中央进一步下令要「全面加强」学生思想工作，重点是「听习总书记话」和「跟共产党走」。[144]北京要求每170名大学生，就要聘用一名全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四年内增加了30％，2022年达到21.9万人），他们比学术教员享有更高的薪水和更有保障的晋升机会。此外，在2020年代，有127,000名教授（五年内倍增）在教导所有大学生必修的课程，即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思想和习思想的「学术」课程，把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专业学术课目。[145]2021年，为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管控，中共发动一场迅速行动，限制和关闭为幼稚园到十二年级学生服务的各种补习中心，以及其他非国有的各种广为流行的「素质」教育和校外辅导学校；这是中共以「减轻学生负担和家长开支」为名，行「消除（公立学校之外的）影子教育」之实，并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的「社区关怀中心」取而代之。如党国主管校外辅导的高官坦承，这些行动是为了「保护国家的教育主权」。[146]2021年7月，大象公会等颇具影响力的科普公共教育网站在被封禁骚扰多年后，突然在中国的网络空间被「抹除」，有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LGBTQ）的社交媒体群也一夜之间被「抹杀」。从2021年秋季开始，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的所有中国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和背诵最新的习近平思想的分龄版官方文本，并将其作为必修课。[147]只有获得批准的国有实体，才能为所有印刷和电子出版物（包括社交媒体）报导或提供任何「新闻」。[148]




　　敢于违抗或质疑思想工作的学者或教育界人士，往往遭到降职、开除、骚扰、羞辱和监禁。[149]




　　即便如此，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外貌，还是经历了许多丰富多彩、不择手段、不讲逻辑且经常是戏剧性的变化和混合：从毛泽东以「人民民主专政」或「新民主主义」的大师级胡言乱语，巧妙表达的舶来的苏联式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毛以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概念所包装起来的激进极权主义和大汉种族主义，到毛后赤裸裸的物质第一主义。最后，在毛和中共多年来造成的道德崩坏、「精神空虚」和思想混乱之后，又力图回归復辟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的一些价值观与观念，主要是历经考验、证实可靠可用的中华秩序下之秦汉政体的帝制意识形态外包装——即儒学，[150]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伪装成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儒化法家传统。党国的思想工作用一种特殊的沙文主义配方，将中国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中共，最后都等同于中共最高领导人，巧妙地利用汉语言和中华文化里的模糊性，将民族、国（country）、国家（state）、政府、执政党和统治者等不同概念混为一体。在2010年代，毛泽东的继任者回收利用他的含糊不清的说话技巧，提出了要同时维护三个至上的政治悖论：（中共）党的利益／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151]在2021年和2022年，习近平乾脆反复地宣称，在自然多样的各种民主中，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的）伟大创新（和）对人类政治史的全新贡献……是全世界最全面、最真实、最有用的民主」。[152]




　　洗脑必须以暴力的政治镇压和诱人的奖励刺激为其后盾。在1989年对群众抵抗和抗议的血腥镇压之后，连续三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一直高度压制政治异议分子。[153]中共重新发行干部培养提拔的指导方针，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思想教育人民群众，以形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防止因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而迷失方向……并坚持共产主义最终胜利的信念」。[154]不论其代号或虚饰为何，中共的决心是继续在中国实行其一党专制之秦汉政体，一如其自1949年以来的一贯做法。例如，儘管大肆宣传「要全面推进依（宪）法治国」，北京仍祕密拘留并迅速监禁了一名独立电影製片人，只因他胆敢製作一部只是追溯中国宪法历史的电视纪录片。[155]正如一位在北京的中国宪法学者总结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有成文宪法，但根本没有宪政」的国家。[156]




　　以牺牲真相和事实为代价，通过激励和惩罚进行的不间断洗脑和思想改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效非凡，儘管许多人可能只是很务实地在配合演戏而已。超越冷战时期匈牙利等国的所谓「天鹅绒监狱」之类、颇具美学及含蓄的审查制度，中共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似乎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完善和成功。一名中国学生在2020年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处于创伤后痛苦和集体失忆的社会，而失忆正是为了应对创伤」。[157]我们可以从这一点明显看出：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客观来看都是灾难性领袖的毛泽东，在中国却仍有这麽多人追捧。一名自称是毛泽东主义者的中国教授不出所料地盛赞毛，但有趣的是，他同时也声称，毛的主要成就其实只是建立了中共政权本身，为此，毛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的神。许多人仍然在毛的冥诞日，以在观察者看来荒谬无比的方式去纪念、缅怀他。[158]有为数可观的中国人（甚至包括毛时代的许多受害者）真诚地相信中共的秦汉式政体之文化和价值观。另一些人则是被中共宣传的民族沙文主义主张、经济发展对威权统治的合理化、自诩的民粹主义使命和社会主义资格等等历史叙事所彻底误导。他们仍然敬毛泽东为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拯救」及重建中国的人民英雄，这想像出来的成就「应该」能抵销毛其他所有的负面行为。[159]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往民主和自由等方向展开政治改革的抵制，似乎得到了新兴中产阶级和富裕城市人口的大力支持。这种深刻但可能是人为、假装及暂时性的社会对民主的需求缺乏，其原因似乎是多方面的。这或许只是很好地证明了秦汉政体的力量，尤其是独特的户口制度，使中共能够严密控制社会，塑造城市特权菁英的偏好。[160]要在许多中国菁英和普通民众的脑中，植入各种类型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思想政治工作至关重要。[161]正如中国法家诸子早就主张的，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早已谴责过的，中共的思想工作旨在透过使人民蒙昧和腐败，塑造基于驭民术和「自愿为奴」的民众的服从心态，以创造和延续其专制与暴政。[162]一些兼为暴发户新资本家的中共走卒，傲慢无理地在国内外捍卫和称赞一党专政是一种优越的「后民主」政治模式。[163]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华人学者则发挥创意，将中国粉饰为拥有「中立政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民主替代方案。一些被收编的外国人也试图将中共党国推销为优于民主制度、所谓「任人唯才」的政体（political meritocracy）。[1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经典的法家思想，追求所谓依法治国而不是循行法治，不过往往只是流于依靠武力和诡计进行人治。在中国，「依法治国」（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与「由法治国」（人人都在法律之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经常被混淆、互换，尤其因为两者的缩写都是法治，所以经常被故意误用和误译。[165]这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语言中长期缺乏法治概念与传统的情况，官方对法治的巧妙反对，统治者以法治国的理想愿望——即利用严厉的成文法律来「更好地」指挥和治理——以及北京对批评其统治的辩护和压制。一名中国批评者讽刺道，中共的「依法治国」其实只是靠武力和权术来「依（领导的想）法治国」。[166]2020年6月，数十家以前名字里使用「法制」二字的政府媒体分支，被勒令改为「法治」，以「强调依法治国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建设法律制度」。[167]对于「党在法律之上、还是法律在党之上」这个常见问题，中共的回答是典型的毛泽东式「辩证法」诡辩——即认为最高统治者，代号为「党的领导」或党中央，无可争辩地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又要求普通党员和机关「遵循法律」行事。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168]中共以混淆、扭曲这两个异质概念来玩弄词藻，藉以愚民、也许同时也迷醉了自己；它运用专制的法家话术，即经典的以法治国理想，来遮蔽和取代由法治国原则，以党领导一切的名义，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永远凌驾于任何法律与任何人之上，从而合法化、美化并「增进」最高统治者的权力。[169]




　　至关重要的是，中共的共产主义／儒化法家主义，依赖暴力製造的恐惧并巧妙地操纵人性弱点，创造了一个全面以官本位作为统一标准的社会经济等级制度，以集中和控制中国社会。[170]就像过去的秦汉统治者一样，中共以自上而下、集权化的方式任命所有官员，垄断一切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以及包括信息在内的资源占有与分配。官本位文化是指按官职决定特定特权，以及与等级相称的福利待遇，通常还包括各种寻租和贪腐机会。此外，透过这个经统治者准许的贤才任用制度，它还让社会流动维持单一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每个人的财富、成功、认可，以及还算体面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都要根据中共订立的同一个官本位来进行衡量、排名，并最终得到维护或遭到剥夺。正如无数案例所证实，在中国担任官员或干部，就等同于能权倾一方、享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和奢侈，并获得放纵极欲的机会。[171]政治力量的集中和无所不在，促成并维持了一种权力拜物教——它已成为中国「最大邪教」，而且「比任何其他宗教或信仰体系更加强大」。[172]稍后，我将在第三章里进一步探讨中国无所不在的官本位，以及四处弥漫的权力拜物教所带来的影响与后果。




　　透过具有强烈毒害的宣传话术，并将党国路线内化在人心中，中共广泛地愚弄和操纵了几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犹如一项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工程。十多亿人被当作巨大围笼中的白鼠或豚鼠，经受对现实的扭曲、思想的操纵和行为的变态，这无疑造成沉重伤害和严重后果，理应让全世界和中国人民都惊骇无比。对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数十年来，中共在不经意间对人的思想心灵进行了大规模的操纵实验，获得了丰富、深刻、具教育意义、甚至有可怖的恶趣味的许多发现，足以揭露人类的本性、能力、可操纵性和可塑性（如果中共最终没有在一个新中华秩序下，把全世界人类都变成同样的豚鼠的话）。[173]对于中西竞争的观察者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如此多被长期误导和接受虚假信息的人，他们的能力与日俱增，却有着大相迳庭的观点与价值观；光是想像他们将如何与其他人类社会互动，就会令人恐惧不已。与外界深刻的水火不容、公开仇恨、无法沟通和合作、全面性的猛烈冲突等等，或许将是中共治理、尤其是其思想政治工作的代价。




　　如果没有在中国进行独立且全面的田野调查，这些昂贵而不遗馀力的思想工作的实际结果和持久影响，很难被定量确定；而那种实际调研是被严格禁止的。实际观察表明，中共基于信息垄断、歪曲历史和事实、不合逻辑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之上精巧的思想工作，在人的青春成长期似乎最为有效，尤其是当中国经济恰巧逐步上升，至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经历了显着改善的时候。[174]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确实出现了相当多以大中华迷思为中心，抨击西方、崇拜权力与武力、经常不合逻辑也不讲道理的中共辩护者。他们现在在网路上遍布全球，被称为「战狼」、「小粉红」、「（俄罗斯统治者）普丁粉丝」和「喝狼奶长大的愤青」。[175]这类冲突的近期例子在西方被广为报导。例如，我个人就观察到（并间接听说），许多在北美、西欧、日本、韩国、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台湾读书的中国高中生和大学毕业生，对中国和世界带有明显、令人震惊且经常是顽固的误解、谬识和偏见。这个党国的思想工作显然已经走出国门，意图通过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操纵，来分裂和瓦解世界。[176]因此，中共宏大的思想工作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未来、中国人民命运的影响，着实令人不安，忧心不已。




　　儘管如此，我推测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控制和思想改造，随着时间的过去将依然是高成本、低效益的，而且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策一样，会因西方的正确应对而日益相形见绌。对易受影响的年轻心灵所做的思想工作，在他们面临现实问题或遇到启蒙时，会显得脆弱而容易消散。[177]儘管后果往往很严重，许多中国学者仍顽强地坚持冒险撰写和发表不同意见及非中共思想，常常是使用隐晦巧妙的语言。[178]例如，无数的尖酸讽刺、有影响力的爆料和「说真话」的无畏揭发，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尖锐批评、甚至猛烈人身攻击，都不断在和中共网络审查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暗示着许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对党国的操纵性宣传，已有相当的免疫力和抗拒力。[179]正如我稍后将详细记述的，政治犬儒主义和赤裸裸的推诿避责支配着党国社会的各阶层，而北京似乎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更具体来说，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一直在「用脚投票」，将他们的资产和家人都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一个针对中共宣传的良好解毒显然是可能发生的，这也将是应对中国崛起的高效方法。在这方面，二战后的德国人、义大利人、日本人和冷战后的东欧人、智利人、韩国人及台湾人的经历就深具启发性、指导意义，而且也令人鼓舞。




　　党政与警察国家




　　作为政治和社会经济向上流动的主要阶梯，类似于过去的科举制度，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升迁行当，以权力和财富吸引着大众。中共党员人数从1949年的450万增长到1978年的3,700万，到2011年的8,000万，再到2021年的9,500万和2023年的9,700万。




　　现已拥有近500万个多层级分支机构，复盖各个城区（街道和居民区）、乡镇村庄、企业和工厂（包括外资和私营企业），以及文教单位，包括小学、幼儿园，甚至是贫民乞讨者社区。在有三名或三名以上党员的地方，就要求成立一个党支部作为独一的政治组织。中共一直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990年代后期以前是「无产阶级」）或「工农」先锋队，正如其由苏联设计的锤子镰刀党徽所表明的。然而，在2021年，9,500万名党员中，只有微不足道的6.8％是「工人」，27％「务农」，其中包括许多管理农村人口的党员干部。[180]2021年，在2,977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粗略分析表明可能只有25名工人、12名农民、15名「服务业从业人员」和167名「技术人员」，其馀为党国官员和干部（1,591人）、军方（295人）和「单位和企业管理人员」（819人）。2022年的中共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有2,296名代表，其中只有192名职工、85名农民，以及266名「专业技术人员」，其馀 （75.3％）都是官员、干部和军队代表。[181]。共产党虽然号称实行社会平等和性别平等，但一直是由男性主导；一百多年来，中共60多位最高层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或同等级别）都是男性。2020年代，女性党员仅占28.8％；在204名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女性只有9人；在205名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中，女性只有10名。沿袭其几十年的传统，只有一位女性（孙春兰）进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2017至2022年），且在29位「中央领导人」中排名较低；到2022年，居然没有任何女性进入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182] 在33名省级中共党委书记中，只有1名是女性；在31所中国一流大学的62名「副省部级」领导中，只有6名是女性。[183]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真正的」政党，或者在技术上来说是第二大政党，仅次于印度那组织松散的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Party）。[184]其内部不民主，并垄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政治权力。中共的指挥和报告链很长，高度集中且如同筒仓一般缺少横向协调；其头重脚轻的决策过程，在结构和运作上可能容许一致性和微观管理，但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创新和反应能力，并使地方失职的程度和治理成本整体上升。中共拥有中国所有武装力量、警察和祕密警察，可以号令媒体、教育、文化、金融和工业，也控制着所有的土地和绝大多数的中国财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在其党政体系中加入了社团主义（corporatist）倾向，将其世界共产主义的身分与自我定义的中国民族主义相混合，到了2020年代更将自己定位为「不仅是（民族）政党，更是新的（人类）文明」。[185]2021年，中国共产党为庆祝百年生日，再次重塑自身形象，从一个苏联扶持、资助的共产主义叛乱集团，即共产国际（Comintern）在中国的一个分支，到现在成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执政党，如其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1921年「出生第一天起，就一直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或好日子或共同富裕）及中华民族的復兴而奋斗」；它现在「关心人类的未来」，「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了「获得了重大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力，「必须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赢多种「伟大斗争」，为「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变革」做好准备，更好地改变人类命运。[186]




　　自1920年代以来，所有中共党员都宣誓并重申本质相同的神圣誓言：「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祕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187]该党不断扩大党员规模，2021年上半年，在2,000万申请者中（其中一半是「入党积极分子」），就新吸收了230万名新党员。[188]中共由少数高层专制且不透明地领导，其组织方式类似于一个由终身会员制的统治菁英组成的祕密会社。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或能够自愿退党而不招来不利后果。[189]该党约占中国人口的5至6％，是一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红色机器」；它控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统治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它是一个庞大的「推选者」团体，即使其灾难、悲剧和失败的纪录累累，仍能维持一个专制的「获胜联盟」不坠，得以继续统治。[190]




　　或许是企图在过于庞然且超过负荷的官僚体系中确保更多的个人控制、甚至是更少的组织约束，中共统治者保留了毛泽东的一项传统——即依赖现存官僚机构之外众多、通常是临时和祕密的官僚机构，其中许多成为永久机构，例如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和办事处。据报导，习近平本人除了在中国党政中的四个最高头衔之外，还担任了至少九个领导小组的主席。中共最高领导人历来也照例主导外交事务、国家安全、经济和金融政策、行政改革、网络安全和台湾事务领导小组。也许是为了让这些领导小组地位更崇高，习近平在2018至2019年间，开始将其中许多小组改名为「委员会」。[191]这些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官僚机构，因为避开长串命令链中的职能部门，无疑是能以更方便且灵活的方式做出真正决策的地方。因此，不同于美国国务卿，中国外长在党国官阶中，跟最高领导人之间通常隔了数人、甚至二十多人。在中央层级以下，各级官僚机构也出现了同样的倍增和冗馀，无数非正式的官僚机构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和正经的预算，通常只是为了炫耀性的任务和无聊而无谓的工作。




　　在中共不受挑战、不受限制和不受监控的控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一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而未分化的政权，儘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其前身「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保留下来以维持与「非中共」菁英「协商民主」的表面假象）、[192]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名义上是独立组织。中共以威权且极权的社团主义方式，整合了所有政府职能和权力，并收编了专业人士和商业协会、社会和文化团体，以及宗教组织的领导人。




　　中国境内的所有教堂、寺庙和清真寺，都必须经过国家登记，并受国家宗教管理机构的监督，而高级宗教人员一般按国家公职人员待遇领取工资。其中一些人实际上是卧底的中共党员（他们按说应该是些无神论者）。所有自行组织的地下宗教团体都是非法的，会受到起诉压迫。有时，监禁和死刑会被用来消灭不受控制的信仰组织和团体。[193]




　　从纵向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一无分化的前现代国家治理层级共分为五级（中央、省、地市、县、乡镇／区），每一级都有相同的「七套班子」党国结构：中共党委、中共纪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再加上政府主办的「群众」组织分支机构，比如共青团、工会、妇女协会和工商联。[194]据中国社交媒体报导，2010年代一个典型的县级政府，会有90 个「标准政府机构」、16 个「群众组织」、35 个或更多县财政供养单位，以及55个或更多「其他机构和办事处」[195]。这个庞大而未分化的党国政府，比以往任何帝国统治者都渗透得更深、更远，企图控制所有人并直接榨取资源，下至乡镇，直至每一个农村和城市街区。在官本位与权力拜物教无所不在的情况下，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各行各业的菁英进行排位、整合、安置和控制，形成了一个在政权中拥有各种既得利益的社团主义统治阶级。[196]




　　这种专制由军兵种齐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这是一支国家出资、全民徵兵，但独属中共拥有的军队。解放军一再承诺「完全且绝对」效忠于中共，并处于非常严密、高度集中，并且通常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控制之下。[197]据报导，部署一个连级部队，就需要得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批准。[198]除了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据报导有200万现役和185万预备役）、预算第二大的军队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第二支军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简称武警），这是一支装备齐全、兵种齐备的军队，拥有150 万现役成员。[199]这支平行的军队也是由国家出资并向全民徵兵，但同样宣誓只效忠于中共。在2020年代，解放军和武警的军官和文官都报酬丰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最佳铁饭碗」，工薪还「明显优于」公务员和中国菸草等国有垄断企业及大型银行的雇员。[2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警察部队的总规模是国家机密，但洩露的信息显示，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人均规模来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201]与前述两支军队一样，党国的警察在「排」以上的各个层级，都有一名军官／警官和一名政委的双重指挥，这两者都必须是中共党员。地方派出所由上级公安局和同级党委书记指挥，最终由中共中央统一指挥。这些「人民警察」遍及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拥有比世界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其他警察都更大的权力和自由。




　　中共承袭自历代帝国统治者并向苏联学习，大举依赖祕密警察进行控制和统治。[202]除了装备精良、经费充足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下至乡镇级的分支机构，中国至少还有其他四套垂直的祕密警察系统，每个系统的运作都不透明且资金充足，有遍布各地的祕密特工和线人网络：国家安全部（相当于苏联的克格勃［KGB］）、公安部的祕密局处（政治保卫局处和网络警察）、解放军政治委员和情报网络（为控制军队和收集国内外情报），[203]以及称为「内参」的机密调查报告体系。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中国官方媒体，比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及各个政府机构，会製作并传播内部报导，包括翻译的外国出版物和新闻，其机密程度各不相同（一些日报仅供七或九位最高层领导阅读），并由全国性机要邮局系统派送。[204]此外，至少还有两支祕密安全部队保护并同时监视高级干部和高层领导人：




　　中央警卫局和新设立的特勤局。[205]窃听、网络窥探和音频视频监控在中国非常普遍。据报导，地方政府和官员也会私自设置祕密间谍网络相互刺探跟踪。[206]




　　在这个警察国家已是前所未有、无比庞大的官僚机构之外，中共还招募、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祕密线人大军，其中成员包括学者、艺术家、大学生和高中生，[207]以及由地方警察局出资的「辅警」大军，其人数可能是普通警察的二到四倍。例如，有超过85万「志愿者」和线人在北京街头巡逻。这支超大的警察部队现在被授权可以在未发出任何警告或表明身分的情况下，射杀任何疑似「恐怖分子」的人。这导致在受到高度审查的中国网络媒体上，出现了不少警察枪杀平民的报导。[208]祕密线人，无论是有偿或是志愿的，作为所谓的「耳目」、「治安积极分子」或「信息员」，存在于每个社区，包括几乎每个稍具规模的大学教室里，都有祕密招募后才安置的学生线人。[209]如前所述，为了控制和操纵互联网，中共雇佣了「至少两百万名」全职网络审查员。[210]在2020年，这支网络警察大军平均每天审查超过3,000万条帖子，处罚10万个社交媒体群，关闭500个网站。




　　此外，中共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在网上公开招募和部署超过1,000万名假冒的博主和帖主，其中包括数十万名十八岁以下的少年。[211]光是在互联网上为中共工作的数百万机器人博主（包括强迫监狱劳工），即所谓的「五毛党」，就已经相当昂贵：以每篇五毛（约合 0.08 美元）起价，他们按照中共官员的指示，每年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发布至少4.88亿篇欺骗性文章，以及分散人们注意力的评论。[212]由此，中共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庞大的内部间谍网络，部署了最新式技术（通常是进口的），进行互联网追踪和骇客攻击、窃听、邮件检查、人脸辨识摄像头和大数据挖掘（big data-mining），以广泛监视和控制中国人口，尤其是各个特定群体。[213]




　　为了完成这些关键但单调而无休止的任务，以集中统治中国这般庞大国家的每一个人并控制一切，同时防微杜渐地剷除任何争议和反抗，这个党国本身已成为世界上绝对和相对（人均）规模最大的官僚体系。大量的干部被自上而下地任命和管理着，在中央集权且等级严格的系统中操控一切。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将干部总人数「限制」在4,000万人，也就是每33名公民就有1名干部，这个比例已经突破了历史高峰和世界纪录。[214]但这个上限很快就被超越了。




　　2005 年，「广义」的干部估计为5,000万至7,000万人，即每23至26（或每10-15名劳动年龄的）中国人就有1人，这个比例是帝制时代的30至200倍。[215]自2008年起，北京正式「停止蒐集」此类数据。




　　2016 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官方宣布「狭义」的公务员或干部人数为720万，但使用的是模糊的标准和数据计算，而且没有可供核实的细目；不过，根据中国学者的估计，领国家工资的「广义」干部，实际规模在七年内增加了1,600万人，到2021年已超过8,000万人。[216]儘管几乎不断有法令要求减少干部人数以节省国家开支，另一项中国研究对干部、公务员和政府雇员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发现「政府雇员」的总规模在二十七年内（1978年至2006年）「强劲而稳定地」增长了170％，之后十三年内（2006-19年）又增长了57％，是学校教师增加速度的两倍，促使「官民比例」从1978年到2019年增加了6.8倍。[217]




　　在2020年，湖南省一个普通县的44.5万居民有逾1.2万的地方「公务员」，即每37名居民就有1人，一个极端的估计认为这个比例在中国是每3至6名劳动人口就有1名干部。2018至2020年，陝西省佛坪，一个总人口32,600人（县城镇8,000人）的小县有2,991人领取政府工资，即每10.9名居民中有1人（每2.7名城镇居民就有1人）；该县政府年度总收入为人民币6,300万元（换算约为940万美元），但支出为人民币7.97亿元（约1.19 亿美元）。在中国2,800个县中，类似的「小而不经济」县估计有200多个。2022年，在经济更加繁荣的江苏省，一个拥有90万居民的县有超过1.5万名「政府雇员」（每6名居民就有1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的四倍。资金来源是税收和出售「公共土地」的使用权——而这两种的增收显然都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18]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的县级，政府预算的60％至80％（甚至高达120％）通常用于支付「公务员」的工资。[219]官方媒体在2021年报导，地方政府经常採用道路速限做为陷阱，并佐以其他滥用性罚款来创造巨额收入，以弥补其高涨预算达三分之一。这种「行政罚款」其实是各省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许多地方的人均罚款可达人均收入的2％，成为严重的附加税。[220]另一种「补充收入」是极为普遍的「吃空饷」，这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传统做法，地方官员通过这种做法，将政府支付给空头下属的工资中饱私囊。光是在2010年代的一次审计中，就被发现30个省有超过16.2万吃空饷案件；单一个省（河北）就有5.6万件，北京市一区（海淀）就有66起。




　　2022年4月，上海地方官员被揭露招募了许多不存在的「幽灵志愿者」，在疫情封城期间假装大张旗鼓地从事「社区工作」，并从政府工资中克扣下大笔资金中饱私囊。[221]




　　可想而知，如此庞大的警察国家党政制度，光是维持自身就让中国纳税人付出了天文数字。一名异议人士估计，中共需要国民党的全部党产加上美国总统选举的巨额竞选总支出，才能勉强支付其中央层级官僚体系一个月的正常开支。据一名中共高官估计，这个党国消耗了高达44％的国家财政支出，是「西方这类比例最高国」义大利（19％）的两倍多。[222]据报导，在2010年代中期，仅中共祕密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雇用了81万名「检查员」（在其总部至少有一千名），平均每1人监督8名干部，而且「预算无限」。[223]地方政府甚至更加臃肿而昂贵；华中地区一个人口仅78万的普通县城，可以有1,013名「领导干部」担任科室级正副领导，再加上共计673 个政府机构、办事处和单位，共有人数约1万左右的干部和国家雇员，花费「超过 80％的政府总收入」。[224]2019 年，一份对隐晦的官方数据的分析在中国网上流传，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养」公务员的成本在五年内跃升了77.5％，大幅超过GDP增长；同时，官方自己的数据显示政府为干部们的支出，不包括军事和外交预算，以及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国家雇员，约占国家总预算的28％，这样的占比超越世界所有国家，在2018年达到了人均人民币35万元（54,000 美元），是中国人均GDP的五倍多或人均收入中位数的十四倍以上。[225]




　　于是毫不奇怪，担任国家干部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获取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轻松赚钱方面最受欢迎的职业道路。在2021年和2022年的全国公务员考试中，有160万至210万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参加了考试，而录取率仅为1.4至1.6％。[226]举例来说，以工科闻名的一流学府清华大学2020 年毕业的3,000名博士中，有半数以上到党国机构担任干部和文员（通常只是基层入门干部）；2021年，该比率进一步增加到65.4％。[227]2022 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的基层「公务员」，像是办事处文员和城管等职位招聘，最后录取了208人，其中138人拥有硕士学位，包括一名毕业于素负盛名的北京大学的物理学博士。[228]




　　统治阶级与菁英贵族




　　在中共统治下，据说没有了阶级的人民共和国却是世界上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详细探讨。在政治上，这个臃肿的党政警察国家，被上层阶级、菁英贵族，最终是一小群排他的统治集团，以极为死板、中央集权，严格同化（strict assimilation）和阶层化（stratification）手法统治。根据内部人士和异议人士的说法，根深蒂固的中共最高统治圈由「大约5,000人组成的500个特权家族」组成，并由「几十个顶级家族」「垄断中国」。[229]无数年轻有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才，常常为着崇高、甚至是无私的理想与追求加入党国。然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被中共的党政基因和政治文化极为高效而迅速地挫败、同化、腐败或淘汰掉了。[230]




　　9,700万（2023年）中共党员，加上极少数「非党员」菁英（时常其实是「地下」党员），约占总人口的6％（包括其直系亲属在内则为约18％），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层阶级。他们垄断所有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大多数机会和社会地位，以及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和收入。例如，21世纪中国学者的田野调查表明，在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共党员身分和财富收入几乎是同义词：该地区的中共党员占总人口的 6.2％，但在前10％最富有和最高收入者中正好占到 67.7％。




　　在一个由「工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代表的平均财富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数倍，而中国人民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20％。[231]




　　5,000万至8,000万国家干部被巧妙地称为「公务员」，估计占国家雇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他们又分为领导干部或一般干部，对应于帝制时代的官与吏。[232]占中国人口约4％至5％的干部几乎全是中共党员，均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其下属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下至乡镇、公司）任命和管理。[233]从1950年代开始，数十年来党国的干部被分为30个薪酬等级。到了2020年代，公务员有27个工资等级，每个等级又分为6至14档次；每月的「基本工资」从一等六档的人民币3,820元（588 美元）到一等一档的人民币290元（45美元）不等；「职务工资」从「正国级」（Full National）的人民币4,000元（615美元）到「办事员级」（Clerk）的人民币340元（53美元）不等；再加上其他一些比较不统一、不透明，但在实际中会相当可观的报酬、补贴和奖金。[234]因着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文化，中共依靠这种近似帝制风格的官场，由领导干部领导，以人民的名义（取代古代的奉天之命）统治人民。




　　2010年代在职的现任领导干部人数估计约为64万人。领导干部是指国家、省部、地局、县处、乡科等五级各单位、办公室和其他团体的主管及副手。在总共27级公务员基本工资等级中，这10层级领导干部排在1到24级。[235]他们是党和政府官员、公司和工厂负责人、银行经理、医院院长，以及学校／学院管理人员。约相等数量的退休领导干部普遍享有完整的福利，但政治影响力各有不同。现职和退休领导干部共约130万人，占中国人口的0.1％（包括直系亲属在内则为0.3％），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共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贵族。[236]这些中共贵族拥有帝国官僚贵族式的权威和地位。他们享有各种严格制定、细緻而不等的福利和好处，包括免费医疗，有世界范围内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的医生和药物；提供住房、服务人员、旅行有专用汽车乃至专用飞机和专用列车；各种特供物品、特别服务和内部信息；频繁的免费度假福利，可以携带全家人和随行人员到全国各地（有时会以颇具创意的藉口前往海外）；以及他们本身、家人和亲信的许多其他津贴和特权。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合法合规」的权力和特权，比起薪水来得重要得多，基本上是终身的，而且显然可以透过创意发想为后代所继承。




　　在领导干部中，现职「高干」（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有4至5万人。估计还有15至20 万「非领导高干」也享受同等级别的特权与福利，但因为没有实际担任部门首长，政治权力大多较小，这包括退休的高干。这群中共贵族统治菁英加起来大约有25万人，占中国人口的0.02％（包括直系亲属则为0.06％）。在中共贵族菁英中再上一层，大约有3到8千人属于极小的顶级圈子：副省部级或以上（或「等同待遇」）的在职或退休干部。高干的顶峰，即中共贵族的最高层，是63名现职加上110名退休（2021年）的副国级和正国级干部。[237]高干、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干，听命于少数几个国家级干部或往往只是最高领导人一个人，以此外不受质疑也不受监督的权力统治着这个党国；他们所享受的世界级奢华，往往是连金钱也无法买到的。从残酷的竞争中倖存下来、成为人人称羡的国家雇员后，基层干部想爬上省部级高干的阶梯是漫长而陡峭的，据说快的话也要花三十一年的时间，机率仅为五万分之一。[238]




　　中共统治菁英的行为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贵族一样专制、虚伪、自我放纵。中共统治者们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推进共产主义，却用人民的纳税享受着世界级的奢华。他们与下级同志之间有着世界级的不平等，更不用说官民之间的云泥之别。正式的工资加上奖金和补贴等不透明的收入，使干部们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中高至高收入。[239]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工资（或配给）在中国内战期间已经是最低干部的十倍。这一差距在1950年迅速跃升至28倍以上，1952年为26倍，1955年达到32倍，1956年达到36倍。到了2010年代，顶阶官员与普通国家雇员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膨胀到惊人的62至260倍，远远大于中国整体社会顶层5％和底层5％之间已经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估计约为27倍）。相比之下，中华民国政府雇员工资差距的最高点是在1946年，为15倍。[240]




　　更重要的是，工资以外的福利和好处，对党国干部来说更有意义。




　　例如，中南海（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部所在地）和许多其他政府机构都有内部食堂，内设有分级别的各个餐厅；其菜餚通常可以媲美最好的餐馆，而对就餐的干部们几乎是免费的。从1950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效彷苏联，採用了祕密的特供制度，生产和提供各种质量最好、无汙染、通常是进口的，以及超低折扣或免费的商品和服务，根据官衔级别终生供应，即使在亿万中国人挨饿或仅靠微薄的口粮勉强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241]此外还有免费或高额补贴的「常规」福利，包括宽敞的住房与别墅／度假村、便利的交通、医疗保健、子女教育、家政服务、内部信息、娱乐、家用电器、食品、酒类和香菸。这些特殊和「常规」供应的成本高到无法估量且受到严格保密。除了部分已洩露的轶事之外，体制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干部特供的存在，更不用说其成本了。[242]




　　中共贵族的傲慢和自私可以明目张胆到令人震惊。例如，在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期间，为了保证和增加中共统治菁英的「国酒」和标准特供物品「茅台酒」的生产，北京特地为该酒厂收集了1万多吨足以救命的粮食。在同一个城镇有成千上万民众饿死的情况下，茅台酒却在严密的安全条件下继续大量酿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当粮食供应短缺时，茅台酒通常会被禁止生产。[243]此外，据报导，至今二十多年来，中共统治者沉迷于一项耗资巨大的保健项目，名为「981首长健康工程」。该项目旨在将高层领导人的寿命延长至一百五十岁，并拥有「包括性器官在内运作良好的身体部位」。这个项目完全由国家出资，採用从世界各地寻购的所有最新技术，甚至据称还活摘年轻人的身体器官，以用于移植和「回春」。[244]即使在死后，号称无阶级和无神论的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却将墓地隔离开来，用高牆将普通人和干部隔开，还有专为高干和领导人修建和定价（通常免费）的墓地。




　　根据官本位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菁英可享受的特供制度，以及更普遍的所谓「待遇」，可以被其上级几近随意的授予、修改或取消。中共领导人因此拥有一个简单而强大的工具，可以吸引、贿赂、纵容、腐化和奴役中国的上层阶级，尤其是统治菁英。享尽特权与特供的贵族官员们，对困扰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停滞、有毒的食品、质量低劣的药品，以及环境汙染等痛苦，变得极度疏远而无感。[245]对于政治反对者和持异见的官员，包括退休高干，往往只要威胁减少或终止他们的特殊待遇，特别是免费而攸关性命的最先进医疗服务，就能有效地阻止他们採取未经批准的行动或发声。[246]




　　除了制度化的特权外，许多中共领导人和干部还无休止地从中国人民手中攫取巨额的非法（黑色）和半非法（灰色）财富。一些被公开的官员腐败案件显示，光是中低层官员，就会贪汙受贿数百万、甚至数十亿，而且往往将大量现金堆藏在地下室。至于最顶层，据报导，温家宝总理的家族拥有「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而习近平主席的姊姊仅通过与房地产集团万达的一笔交易，就「赚了」2.4 亿美元。[247]关于中共高干如何培养后代（包括所谓的情妇和私生子）以夺权，或者偷偷送亲眷到国外（主要是西方）居住的报导不胜枚举。




　　例如，2020年的一份此类报导，就涉及三位高层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和汪洋的家属。据报导，在2021年初破产的大型国有海航集团（HNA Group），其旗下的数百家公司中，仅3家就涉及总额达100亿美元的贪汙案件。[248]




　　一位中国记者在2015年估计，至少有1万名腐败官员带着超过2兆美元的资产逃到了国外。这也许只是反映了冰山一角；据报导，自2014年以来，中共的「天网」行动已捕获并带回了数千名此类逃脱者（2019年为2,041人，2020年为1,421人），「平均每年收回遭侵占捲逃的资金」达人民币30亿元（4.48亿美元）。[249]外洩的机密文件，比如2016年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调查的巴拿马文件（PanamaPapers）就透露，中共党国高层领导的家人持有的大量财富，已通过精心设计且极可能是非法的方案，藏匿在境外并避税。巴拿马文件是从总部位于巴拿马的律师事务所莫萨克．冯赛卡（Mossack Fonseca）洩露，该事务所在中国设有8个办事处（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专门从事全球空壳公司和避税天堂的业务；在其来自200个国家的15,000名客户中，近5,000名是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富豪及名人，其中涉及至少8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包括习近平的姊夫。截至2020年，由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巴拿马文件的报告，这家拥有数十年历史的律师事务所关门大吉，超过6,500人接受了调查（包括逮捕、起诉和监禁），收回了超过12亿美元的未缴税款和罚款，共有 82个国家的政客辞职。然而，中国方面却毫无行动，甚至严格禁止提及巴拿马文件。[250]




　　鑑于巨额的供养高价和广泛运用的官员评测考核等表面功夫，人们可能有理由希望贵族般的中共统治菁英能够物有所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类似那相对于民主制度的所谓贤才治理制度（meritocracy ofgovernance）；这贤才制度很受中共内外一些人梦幻般的追捧，包括某些外籍和华裔学者都通过西方着名媒体和出版社发表这类论点。[251]然而，正如一位中国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将贤才制度对比于民主制度，在概念上是一种「假二分法」，因为民主「才是贤才制度的真正形式」。[252]另一位中国学者则称，追捧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国贤才治理」，是公然盗用、乱用儒家词藻，不但误读了中国历史与现实，也是愚蠢地「鼓吹前现代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253]世界各地的人类政治历史都一再表明，没有足够限制的垄断式政治权力，必然是优点稀少，但却会是无止境的无能、腐败和灾祸——中国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254]正如本书试图呈现的，相较之下，中共的专制统治几乎没有什麽特别的优点，尤其是考虑到其高昂的成本、错误的政策、猖獗的腐败问题和糟糕的治理纪录。甚至，中共官方媒体有时可能会在某些高层领导人的刻意允许下，承认该党国一直受到其官场「逆淘汰」积习弊端的困扰，即「提拔坏干部使用坏政策，却淘汰好人好政策」。[255]不论在概念上或实践上，政治上或行政上，历史上或在当代，臃肿且代价高昂的中共专制统治都与贤才治理差了十万八千里。

扰民、不安全、少安宁




　　对中国人民来说，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国家，是无远弗届、昂贵而苛刻扰民，其臃肿而装备精良的执法机构受到中共的彻底控制，首先、也主要是为政权提供有效服务。它在保持中共统治者安全掌权方面确实也做得很好。这个无与伦比的巨无霸在经济上汲取且花费无度，为维护中共统治自己的人民而耗费了超过保卫国家的国防开支。中共的「维稳」（维持社会政治稳定）或维护国内安全的支出，在21世纪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自2010年以来，每年都大于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速度比中国经济高出许多。[256]北京于2013年停止公布其维稳预算，但一项欧洲研究结论道，在习近平领导下，国内安全支出持续以每年50％至100％的速度暴涨，比高涨的对外国防支出成长更快，在2017年达到人民币1.24兆元（1970 亿美元），比解放军的资金高出19％；然而，「这些数字仍未包括在与安全相关的城市管理和监控技术计画上花费的数十亿美元」。在中国的每一处，所有城镇最宏伟的建筑通常都是党国机构的所在地。对于中国内外的中共统治菁英、附佣人士和狂热分子来说，中共最优化式的治理已经恢復和推进了诱人的中华帝制文化，并赋予统治者小圈子大量且不受监管、也不需负责的权力、特权和财产。这个伪马克思主义和伪儒化的法家强权独裁国家，也许可以自我合理化，声称是在为中国人民（后来又是为全世界）提供更繁荣和更安全的和谐社会。一个无处不在且十分昂贵的「安全国家」（security state）制度，确实是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治理的轴心。[257]




　　然而，对于中国人民乃至大多数中国菁英来说，这种确保中共统治者专制权力的最优方式，实际上带给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人民共和国里人民的（从老百姓到菁英、甚至统治者自己），都是一种次优化、很不理想的治理方式。中共的党国统治看来是代价极为昂贵、甚至是悲剧性的大倒退——向前现代的大跃退。一位中国学者评论道：




　　「我们现在的社会模式，特别像明朝。」[258]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官员和警察，无所不在的党国在提供社会安宁和保护公民免受犯罪侵害方面，始终是意料之中地表现不佳。中国人民付出了天价，忍受着粗暴不断的政府扰民，但除了政治权、公民权和人权被广泛剥夺外，也长期缺乏安全感和社会正义。正如我将在下文总结的，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普遍感到不安全和不安宁。




　　除了在次优化治理稳定运作下经受苦难的普通民众之外，中国各级菁英——受过教育、有能力、有野心、有影响力的人，尤其是富人——一旦拒绝顺从和被收编，或是不够顺从和受控，太富有或太有影响力，或者站错官员们的派系，通常就会被以各种藉口和大多为捏造的指控，加以夺产、流放、摧毁、监禁，甚至处决。就连执政的中共贵族们也经常成为受害者。正如我在《中华秩序》中所阐述的，中共的历史是一段不断展开内部清洗的血腥历史，其规模和残暴程度堪比一些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专制制度。1921年，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名华人与会者中，有7人后来脱党或被开除（其他4人「成为烈士」），仅有2人（毛泽东和董必武）以党员身分善终。毛泽东之前的6名中共最高领袖，以及毛后6名最高领袖中的3人，都被抹黑或清洗掉。[259]毛泽东本人也在死后短短几週内，成为「反革命分子」家属，因为他的妻子被打上这个标籤后入狱待处决（被囚十四年后在狱中自杀）。在2020年代，除了毛泽东以外，只有3名中共最高领导人（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还能保持毫无瑕疵，再加上仍受尊崇的邓小平（他掌权时并没有党最高领袖的头衔）。恶名昭着的「绞肉机」式权力斗争和清洗，显然还继续存在于中共上层之内，平均每三至五年，就有一位最高层领导人被推翻、抹黑乃至终身监禁。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在27年内清洗了17位最高层领导人（政治局常委级别）中的5位；在毛泽东死后的42年里，中共清洗了41位中的9位。[260]




　　自1997年邓小平去世以来，中共领导人使用更加不透明的腐败指控或仅仅是「违反纪律和规则」，来除掉持异见者和对手。纪委的祕密警察看似有序且大多是法外但有效的反腐行动，已成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最致命的武器」。2021年底，中共正式下令「维护习近平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所有纪委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职责」。[261]中共领导人巧妙利用民众对秦汉式官场里典型的腐败猖獗的不满，将反腐败彻底政治化，有选择地清洗反对者和挑战者，以重新分配职位和寻租权，并巩固个人权力。[262]反腐似乎也是压制宗教群体和少数民族，并且强制其服从的一个得力工具。例如，2017年4月，新疆和田地区数十名当地中共干部和官员因腐败和「违纪」而被处分，其实际违法行为包括「不敢在（伊斯兰）神职人员面前吸菸」、「没有妥善关注重点（穆斯林）人口家庭的情况」，或者「少报（当地）清真寺的访客人数」。2018年，新疆两名维吾尔族出神的中共高级官员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还有另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均是因腐败罪名；但官方媒体本身在三年后透露，他们的真实罪过实际上涉及「大胆而狡猾的作为」，企图抵制和破坏北京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命令。[263]威权式、自上而下、选择性反腐的强大政治效用，体现在自毛泽东以来的每一位中共领导人都坚称要消灭腐败、但没有一人採用早已证实有效的方法，例如独立的司法制度、自由媒体、公开并监督官员的个人和家庭资产，以及通过选举赋予人民政治权力。更有甚者，统治菁英和官场的腐败不仅无可避免，同时也能必要且有效地确保对专制统治者的忠诚和支持，这正是两千多年前法家所讨论的政治黑暗权术，今日学者们在其他国家也证实了独裁统治利用腐败的现象。[264]正如所料，中共其实严重「依赖腐败来保持官员对非选举产生之政权的忠诚度」。[265]从奥斯曼帝国到纳粹德国和苏联集团，中共的反腐败行动确实与其他专制国家是同样的政治化、玩世不恭且无效。[266]因此，经过多年的「铁腕」反腐运动后，中共中央和习近平还是正式宣布并公开威胁说：「国内（仍然）没有乾淨的角落，没




　　有地区或机构没有（腐败）问题，只是程度上的不同。」[267]




　　党国官方披露，从1982年到2012年共「惩罚」了多达420万名干部（其中许多人被快速处决、判处长期监禁和「非自愿被自杀」），平均每年140,000起，相当于干部们有着近4％的惊人「犯罪率」，是普通人口犯罪率的十倍以上。这种以反腐败为名的政治清洗越演越烈：




　　短短十年间，从2012年到2021年，中共「处罚」了总计399万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干部484人，地局级以上2.2万人，县处级以上干部17万人；相当于每年约44.4万起，比1982至2012年间干部的「犯罪率」又增加了一倍多，高达普通人口犯罪率的二十倍左右。在三年半里（2018年1月到2021年6月），就有1万2千多名中共干部被判徒刑五年以上；13名省部级以上高干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一名省部级以上高干被处决。[268]




　　2013年，反腐败案件的数量暴增了36％，高达逾180,000件，6.5万名「领导干部」受惩，隔年不同层级的受惩案件又分别增加了76％至233％不等，完全反映了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后激烈的权力斗争。在2012至2017年间，中国31个省级单位的高级领导干部共440人受到「处罚」；并非完全由习近平任命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2012-17年），其376名成员中有43人（11％）遭到清洗，包括1名现任政治局委员和3名刚退休的政治局委员（其中1名为刚退休的政治局常委）。接着，在2017年，习近平已巩固权力并钦点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后，仅有2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在2017至2022年间遭到清洗，且未涉及更高级别。在习近平第二任期内「受罚」的省级领导人也下降了86％至60人左右，这可能是显示中共领导人的守法和道德行为突然大为改善，但更可能的是使用反腐败来清除异己并在高层提拔忠诚者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了。[269]




　　对警察本身的大范围清洗也很明显：例如，在2021年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有72,312名中共执法干部（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被「处罚」，27,364人「被调查」，12,576人「主动投案交代」他们的错误行为。在2022年的头八个月里，就有三名副部级以上的高级警官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一名副部级以上高级警官则被判处无期徒刑。[270]在2020年代，显示政府官员腐败蔓延既深且广的新迹象，是所谓的「娃娃巨贪」猖獗：年轻（1990年代或之后出生）、心浮气躁、厚颜无耻、毫无底限的低级干部（甚至只是办事员）受贿和贪汙的案件层出不穷，「这种（数千万）巨额大案，以前只在年老的高干们身上看到」。[271]儘管清洗了数百万干部，但党国内部的腐败似乎丝毫没有减弱。




　　可能是中共党员和干部比一般民众更容易犯罪，而且这种不法性与他们的职位高低直接相关，也可能是他们的权力与特权本身就伴随着会定期遭到清洗的特殊工作风险，或者两者皆是。一旦在权力斗争中「站错队」，或者与失势领导扯上关係，就算殚精竭虑、背信弃义才爬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制政权的最高层，也无法有多少人身安全保障，更不用说是经正当程序了。洩露的报导和回忆录显示，一旦被清洗，以前位高权重、众人捧场的干部，无论级别大小，同样会受到党国各种法内和法外刑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不人道、虐待、肉刑等对待，甚至非正常死亡。[272]




　　不过，这些「人民公僕」享有的贵族式阶级特权，似乎在他们被清洗或定罪后常常仍然存在。据报导，被清洗的干部们会根据其职位等级受到不同的待遇，特别是足够顺从且合作的高级干部，或者他们关係网上面的人仍大权在握：他们的监狱膳食会更好，牢房更宽敞，医务人员也更细心。被定罪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属，通常可以轻而易举地减刑；例如，据报导，周北方一案在短短五年内就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减为保外就医。[273]此外，据报导，在被判处死刑的少见情况下，高干可以要求更「人道」的致命注射，而不是面对标准且较便宜的枪决行刑队。




　　在党国官场之外，富豪能人如果与中共权力斗争的胜利者没有牢固联繫，就会被刻意勒索、没收财产、流放、监禁，甚至处决。这很可能是因为那些拥有大量金钱和名望、但不受统治者有效且直接控制的人，会有能力去煽动和资助异议人士或挑战。因此，中共总是特别警惕、嫉妒，怀疑地关注着「功成名就」的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可宰的肥羊或危险的游荡肥猫，随时准备剪毛和削弱。这个强大的警察国家始终勤快、持续不断且蓄意地破坏和摧毁中国社会中创造财富的群体，以满足党对权力和控制贪得无厌的需求。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的次优化于是伤害了其统治下的每个人，包括那些有能力又幸运、已经成为世界级富豪和名人的菁英人士。这对中国人民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尤其不利，因为有雄心抱负的优秀人士，在「中共无情追求等级权力和私利的恐惧文化」中，常常被系统性地囚禁或阉割了。[274]




　　据媒体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超级富豪似乎都「非自然死亡」。2003年至2011年期间，亿万富翁里有15人（平均44岁）被谋杀，17人（平均50岁）自杀，14人（平均42岁）被政府处决。在21世纪的头十年，有十几位亿万富翁被判入狱多年，资产被没收，其中5位超级富豪被处决，1位才40多岁就死于狱中。「上（中国富豪）榜后被起诉、调查或逮捕的比例为17％，而同期其他企业家的这一比例为7％」。[275]而在中国15岁以上的普通人群中，2000年至2020年间，每年仅约0.14％至 0.44％被警方调查、逮捕或起诉。[276]2014年，中国前100名大富豪中，至少有20人（高达20％）与政府发生了各种纠纷：1人被处决，7人被判入狱，8人正在接受调查，3人成为流亡逃犯，1人宣告破产。[277]这份清单甚至还不包括一些最富有和最着名的中国商人所遭受的许多法前和法外、持续数天乃至数週的拘留审讯，以及旅行禁令和政府对资产的没收，比如復星的郭广昌和万达的王健林，后者曾经是中国首富，还拥有过美国连锁影院AMC。[278]事实上，「中国的亿万富翁变动率很高——（一年内）有106人成为亿万富翁，但有51人（从约300人中）掉榜，这说明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279]




　　2017年1月，掌控价值人民币3兆元（超过4500亿美元）巨大企业集团的华裔加拿大商人肖建华，在其位于香港的豪华酒店套房中，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工绑走，并遭祕密监禁七年之久，直到在2022年7月被判十三年徒刑，而其资产也被清算并没收。2018年年初，管理超过1兆元人民币（1500 亿美元）资产、主要在香港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人叶简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祕密逮捕入狱，同时他的财产也被悄悄夺走；目前，他可能仍在监禁中。2018年5月，在被祕密监禁一年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人吴小晖，其公司拥有超过1兆元人民币（1500亿美元）资产，包括传奇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 New York），他同时也是邓小平的前外孙女婿，经祕密审判后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而其数十亿美元的资产于2019年7月被没




　　收，并于2020年9月前全部清算。对吴小晖的指控包括「集资诈骗」和「挪用公款」。[280]2020年11月，声誉卓着但对政府略有微词批评的河北商人孙大午及其家人和高级管理团队突然被捕，庞大的企业集团被国家接管。几个月后，他被判入狱十八年，集团下总价值「至少人民币51至70亿元」的28 家公司，以人民币6.86亿元的价格，被拍卖给唯一的竞标者——一家三天前才创建的公司。[281]许多被清洗的超级富豪被公认是所谓「白手套」大亨，即实际上在为后来于权力斗争中败北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经营庞大的生意。又一个与党国高层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繫和巨额交易的明显「白手套」，同样在2017年秋季消失于北京的某个祕密「黑牢」中，却在2021年9月突然通过电话再次出现；似乎试图阻止她的前夫，在美国出版了有关「当今中国财富、权力、腐败和復仇的内部人士故事」。[282]




　　无论是出于利他主义、敏锐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被说服，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在中国相当于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和脸书的马克．祖克伯的人物，都在2019年「自愿地」放弃了他们的公司（每家资产近1兆元人民币）。台湾商业记者将此举称为「被迫退休」。[283]中国的线上记者进一步统计，仅在2019年，就有41家大型上市私营公司被「国有化」。[284]2020年11月，在刚刚「放弃」阿里巴巴（相当于亚马逊、eBay和PayPal等合而为一的中国巨头）之后，身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富有公民的马云公开被批，在最后一刻被下令停止他创立和控制的金融服务公司蚂蚁集团计划已久的香港和上海首次公开募股（IPO），据报导是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规模超过340亿美元。到2020年底，阿里巴巴成为中共「基于线报」不透明的「反垄断」行动目标。到2021年初，庞大的蚂蚁集团已被中国政府接管。[285]据报导，马云对监管官员们的无礼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但这一行动或许更能反映中共与大亨关係的整体模式，以及北京高层不稳定的派系权力斗争。[286]由超级富商和有权势的干部加上权力掮客所组成，为数不多且祕密、排外、「共济会式」的「社交友谊」「互助」俱乐部，比如泰山会（1993至2020年）、西山会（2007至14年）和湖畔大学（2015至21年）等，不是被中共打压萎缩，就是「自愿解散」。[287]




　　许多从事娱乐和媒体行业的富豪和名人，已经一飞冲天拥有世界级的奢华和知名度；然而，这些明星显然也必须更加对党国表现出服从和合作以确保安全，有时不仅仅只是通过言论或金钱捐助，来表达他们对党国领袖的爱。一旦他们上面的人失势，或者当他们被发现做「不当」的事情时，例如在私人晚宴上说毛泽东的坏话、与错误的领导人吃饭或上床，或者生育的子女数超过生育计画额度，他们就会被弃如敝屣、「雪藏」，并处以巨额罚款、甚至长期祕密监禁，就像数百万名被清洗的中共干部或被监管的数亿公民一样。近年来，比较知名的一些案例包括对张艺谋处以人民币748万元（124 万美元）的巨额罚款，因为这名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操刀的御用电影导演，多生了两个孩子。可以说是中国最着名女演员之一的范冰冰，因语焉不详、不明不白的「逃税」而遭到人民币8亿元以上（1.35 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罚款；她没有经过任何正式审判，还神祕地「失踪」了长达数月。着名喜剧演员赵本山因涉嫌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些失败者「太接近」，进而被没收资产并遭到封杀。着名电视主持人毕福剑则因政治不正确的私人谈话，遭到他人在网上发布而被开除和消音。此外还有诸如芮成钢、叶迎春、沉斌和贾晓晔在内的多位央视明星主播被长期祕密监禁，据说主要是因为他们与被清洗的中共领导人有关係和往来。[288]




　　在国家级舞台上，一些最富有、最有权势、最知名的中国人，看来经常得忍受这种中国次优化。在国家层面之下，每个地区的中共小独裁者们对待他们的同事、富人和地方名人的方式也都类似；对不受控制的权力和财富，有着制度决定的贪婪、猜疑、蔑视和报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界、商界和社会文化菁英中的下层成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躲避风头、隐匿起来，但他们始终处于无数地方干部的监视和压力之下，稍有冒犯或不敬，甚至只是出于嫉妒和怨恨，都会受到惩罚。对他们来说，求得当权者昂贵但不确定的宠幸之需求和回报，与那些在国家级舞台上的人一样强烈且明显，但也同样不可靠且危险。




　　在中国网络空间控制不那麽严密的角落里，可以看到无数关于地方和社区菁英在中共无所不在的掌控中，遭受可怕、甚至离奇命运的故事。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中共还广泛使用在电视上强迫自白诸如嫖妓之类劣行，来公开羞辱知名人士，藉此作为一种新的法外惩罚和控制工具。[289]




　　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警察国家，更是货真价实地监视着每个人。採用美国最新人脸识别技术的昂贵监控摄像头，在中国无处不在。光是在北京，警方在2008年就安装并运行了300,000多台此类摄像机来监控公众。[290]截至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购买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人脸辨识摄像头，打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天网，共计有超过1.76亿台监控摄像头，即每8名中国公民就有1台，其中2,000万台由警察直接操作。他们即时共享信息，并在几分钟内就可以通过公共扬声器或手机执行警务，在天安门广场等敏感场所甚至会在几秒钟内执行。现在，更複杂的监控摄像头还可以通过体型和步伐，来识别和记录戴口罩的人。[291]2020年，中共实施了更加雄心勃勃的「雪亮工程」，全面整合全国所有监控系统，以「即时且彻底地使用」，「全面复盖全国每一个角落」。这将包括总计2.76至4.5亿（甚至是6.26亿）台监控摄像头，即约每五、三或两个中国公民就有一台，这些都计划在2022年前装设完成，并结合AI（人工智慧）和大数据分析。[292]为配合该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2014年以来持续在开发一套由国家控制的「社会信用」系统，根据政府标准对每一位居民进行评级和排名。[293]人们的日常活动、经济状况、私人生活、政治「表现」和思想倾向，都将不断地受到全面监测和分析，以个别决定和规范他们的权利和地位，获取教育和就业、旅行住房、社会服务和福利、信用，以及取用自身资产的机会。如本书稍后将深入讨论的，中共党国在2020至2022三年里，以阻止新冠肺炎流行为名，对许多大型城市乃至几乎全国的严厉封控，常常是一次就封几个月，生动地诠释了这个警察国家的惊人权力和暴力施政。




　　即使有这麽多昂贵、法内及法外、膨胀而扰民、致命且经常令人反感的维稳举措，中共所创造的仍然只是一个不安稳、不安全和不安宁的社会。任何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的人都会注意到，随处可见鸟笼式、甚至像监狱般的防盗金属门和铁条窗栏。债务偿还和民事判决等合同都普遍无法执行。各种欺诈、包括大型金融诈骗和假冒在内的伪造案件，以及有毒食品和药品，在全国每天都是屡见不鲜。[294]我将在后续章节里详细探讨这些问题。生活在中国各地的受访者，似乎人人都有说不完的恐怖故事和警世案例，关于不安全的街道、公共场所、食品和服务，关于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大小小的犯罪，关于在直系亲属和社交圈之外全面缺乏信任，关于警察、辅警、城管和其他各种「与安全有关」的人物如何错待和践踏人们。[295]




　　公共安全及人身安全匮乏的普遍感受，以及关于可怕且往往是无意义犯罪的丰富轶事传闻，种种似乎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犯罪率很可能属于全球最高之列；但枪支犯罪可能除外，因为中国严禁私人拥有枪支。中国官方公布的犯罪率，一直都是不准确且很可能遭到篡改，但似乎与世界平均犯罪率差不多。然而，可取得（但极少）的党国官方的数据分析已经表明，中国近年来历经了世界级的犯罪率增长。从1986年到2019年，犯罪率（定义为人口与警方立案数量之比）每年增长16.7％，从每千人就有0.75人增为3.6人（15 岁以上族群则从每千人有1.1人增为4.4人），远高于经济增长率。[296]根据另一中国研究报导，警方立案数仅占实际犯罪的20％左右，因此「实际犯罪率至少比官方数据高出130％」。[297]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官方报导刑事逮捕人数跃升了108％，起诉件数增加了130％，抢劫和入室盗窃案件分别增加了143％和158％；因应青少年犯罪激增，北京将刑事起诉年龄降低至12岁。[298]




　　有一个格外引人注意的证据，能够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不佳的情况——那就是人口贩运和虐待这一普遍存在的大问题，特别是有大量的女性和儿童被拐卖。这种「古老」而「传统」的犯罪形式，在中国似乎十分蓬勃而普遍，甚至成为「批发规模」的行业，不断有剥削、残暴、伤害和死亡等骇人后果的报导。[299]据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贩卖和奴役案的人均犯罪率，是西方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十倍以上。[300]在2010年代至2020年代，中国每年有100至400万人（包括许多儿童）被通报「失踪」，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寻回」。在中国，失踪儿童的拯救寻回率估计在5％左右，与美国的99％相比，低得不可思议。[301]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数位监控网络，警方在识别和定位与「维护政治稳定」有关的通缉犯方面，似乎效率极高；然而，拐卖人口和许多其他「真正的」犯罪行为，则似乎经常沦为次要的警务目标。强大的户口制度可能对中共的治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与人口普查相关的主要作用则显得相当的次优化：在2010年代中期，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因此「隐形」。[302]




　　以前述的中国次优化为代价去维稳，用以维护专制的中共最优化本身，其实也并不安稳，甚至每况愈下。中国挥之不去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紧张局势，伴随着民众普遍感受到的不安全和不公正，以及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不断下降，这又需要更多的武力和金钱来补救，造成一轮又一轮的治理低劣化。2022年初，江苏省北部的徐州一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意外曝光，一名被拐卖的女子多年来被当作性奴和生子机器，即所谓的「铁链八孩妈案」。此案在互联网上疯传，引发舆论愤然与忧心的轩然大波。[303]儘管官方屡次笨拙地想要掩饰并加强网路审查，中国社交媒体仍立即涌现大量关于长期存在、随处可见、大规模的绑架、贩卖和奴役人口的故事和报导，尤其是针对生育年龄妇女和儿童，以及警察如何不作为、无能，甚至暗中帮凶。无数耸人听闻的可怕故事，甚至无端散布恐惧，教人如何在即使是大城市的中心，应对无处不在的绑架者和人口贩子的「诀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享有大量点阅率，这显示了「不安全感、缺乏保护的感觉，在社会上非常强烈」。[304]一名中国博主如此写道：「我们用来交换安全和保障的种种自由，基本上是从我们这里骗走的：我们不安全。国家对每个人都撒了谎；（既没有自由也不安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奴役国家。」[305]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自动地不相信任何及所有的政府声明和法令，这是两千年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经典地描述过的可悲治理困境，是一个致命的陷阱，也是错误和不良治理的恶性循环。[306]一项半官方的中国调查令人遗憾地得出结论，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习惯性怀疑论者」；他们要不是「不相信政府所说的任何事情」，要不就是「对社会和公众缺乏信任」。[307]2022年4月，经历上海封城的一名博主宣称：「（在被公然欺骗这麽多次后）我再也不会相信政府说的任何一个字。」一个月后，另一名「向来相信政府」的专业人士公开宣称，她的家人在「中国最好的城市」上海，在严厉而「荒谬」的隔离政策下，经历了残酷但「非常普遍」的磨难，变得「（对政府）完全幻灭」，继而决定寻求「自由」（移民出国的常用说法），高于「所有其他追求」。长期以来，一些大胆的中国学者都在描述中共统治下，不可逆转的社会政治的「衰败」和治理瘫痪。[308]习近平要不是遵循经典的专制剧本，需要无穷无尽的敌人，就是感觉到一些真正的不稳定危机，因此几乎是不断地呼吁要更加努力维护中共政权，代号为「维稳」；据中共中央党媒报导，在2021年初的一个月里，习就发布了三次直白的警告，关于与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政权」、危害党国领导地位的人做生死斗争。仅仅几个月后，习又多次公开地「更严厉警告党内的敌人」。[309]




　　诚然，中共在治理中国时，一直都在面对频繁而且暴力的抵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政府就靠武力镇压反抗，大规模监禁和处决数千万人。[310]虽然独立工会违法且法令禁止罢工，但中国每年显然仍会发生数百起罢工事件。[311]与社会抗议有关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激增」。[312]在2012年被禁止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人员和官员会定期报告「群体事件」的数量，如暴动和抗议（定义为「涉及20人以上」，未经当局许可、通常与当局产生暴力冲突的事件），传闻中包括袭击、甚至杀害警察和干部，抢劫和焚烧商店与车辆，破坏公共设施，「恐怖攻击」和封锁公共运输。[313]这个数字从1993年约8,700 起（每天24起），迅速增长到2005年的87,000起，到2010年超过180,000起，2011至2015年每年为190,000起（每天520起）。[314]或许与一般想法相违，较为繁荣和发达的华南地区在此类暴动中反倒占大头，最富有的省分广东于2000至2013年间，在涉及百人以上的「重大」暴动中占31％，为全国之冠。[315]在2022年3月至5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其他省市同样经历严厉的封闭之下，中国经济中心和最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居民，明显表现出更多的抵抗、抗议和反抗，传闻是对「新疆化」、「过分专制」的控管的剧烈反抗。[316]这似乎暗示着，中共党国政治制度与比较先进、繁荣的市场导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深。儘管警方可能会伪造、夸大数据，以争取高涨的资金预算（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将这些花费视为「不受限且失控」[317]），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貌似一个巨大的高压锅，在警察和言论审查员的沉重锅盖下不断沸腾着。就群体事件或暴力骚乱的数量和人口比例来看，与更自由的邻国南韩或其选定的竞争对手美国相比，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似乎都明显地更加不安宁，也不平静。[318]




　　2010年，南韩人口为中国的4％，发生约400起骚乱，人均安宁程度是中国的14倍。笔者于首尔的访谈，2011年7月。在美国，和平/合法示威的报导，经常与混杂了关于暴力或非法骚乱的报导。2017年，美国共有4,296起民众抗议活动（参加者10人以上），其中一些演变为暴力骚乱，据此，美国社会的人均社会安宁程度与韩国大致相同，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高十多倍。




　　本章将继续检视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评估其经济纪录。从生活水平、经济效率、创新和社会文化进步等方面来看，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是一场灾难，充满了苦难、倒退、祸害和危机。再加上前一章所述，毛主义经济政策创下了破纪录的死亡人数，以及对人民公民权利及人权的大规模剥夺，酿成了「中国悲剧」，并在「一场脱轨的革命」过程中造成了广泛而巨大的破坏。[1]




　　自1980年代以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情况要好得多，经济增长令人瞩目，技术进步迅速，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毛主义灾难逐渐平息，中共为求政权生存，不情愿但明智地躲藏起来，即所谓「韬光养晦」。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性地接受了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版西发里亚体系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以换取西方的关键救援，为其提供合法性、技术、资本、市场、资源和食品。北京被迫放松和调整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极权控制，在相当程度上退出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社会与经济生活；透过进口和模彷，让中国回到1949年以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state-capitalistic development）及国家自强（self-strengthening）轨道上，资金来源则是依靠出口和外资。成果就是，毛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爆发性的经济增长，并取得两项格外耀眼的成就：GDP的快速增长，以及打破世界纪录的外汇储备。




　　据估计，多达4.3亿中国人，即总人口的30％，现在拥有可观的可支配收入，其购买力构成了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之大可媲美美国或欧盟。[2]笔者亲眼见证了中国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的惊人崛起，并亲身体会到中国人民对其社会经济成就理所当然感受到的巨大喜悦和深切自豪。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不断发表文章书籍，记录和赞扬中国数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中共宣传部门也藉机自我夸耀，各种各样追逐私利、有如推销员的人物自然更是大加捧场和宣扬。




　　在超越浮华的外表和一般的常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纪录进行一个力图平衡的评估。结果发现，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旗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基本上是在由发展型国家主导的原始资本主义（developmental state-directed raw capitalism）或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扩展。中共仍维持对国家与市场关係的专制统治，过度汲取且管理不良，尤其是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低效率、缺乏创新、资源配置紊乱与金融泡沫、不平等与贫困仍旧是广泛且持续的现象，甚至严重恶化。中国的整体社会经济表现仍然相当平庸，而且大多次优化，往往表现不佳且成本高昂，从长远来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综合观之，中国经济仍牢牢地位居发展中国家之列。高GDP增长率和世界最大外汇储备两大耀眼成就，在详加检视后，尤其显得暗淡许多。




　　中国模式




　　坊间已有无数着作出版，大加赞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显着、甚至「奇蹟式」的经济增长，并常常将其归功于一个胜过其他经济体系、独特而卓越的「中国模式」。[3]然而，正如我将在本章中所详述的，中国过去四十年来的经济纪录虽然迷人，但既没有展现出什麽奇蹟，也没有提出什麽新的经济模式，更不代表中共的治理方式有多优越。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等发展型国家的经验高度相似，也深受其影响，都带上了一层传统「道义经济」（moraleconomy）的意识形态色彩。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在香港和臺湾）和海外华人侨胞的「推助」角色尤其关键：他们提供了资本、技术、管理知识，并打通至关紧要的出口管道。[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功劳不过是放松了对经济的部分控制，让中国人民有空间自主做出自己的经济决定；同时解除了中国的自我孤立状态，让国际资本和外国技术进入。该党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广为人知的作用，或者说某种值得注意的功劳，就在于透过威权资本主义的中央计画机制，能垄断资源、与资本家交好、控制和安抚劳工，因此得以专注于支持一些大型发展主义项目，例如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大规模发展。然而，正如我后续将在本章所记述的，这个角色充其量只是好坏参半，它确实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但也伴随极大的成本和问题，并导致经济增长的效率持续低落和下降。[5]




　　赵紫阳等务实的中共领导人在1980年代精明地引用了1920年代莫斯科的权宜之计「新经济政策」和1950至1970年代东欧「同志们」的经济改革，在意识形态上掩盖其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位名声显赫的中国老记者曾一针见血地说道，毛后时期的改革「只是试图回头与1930年代相衔接」。[6] 中共自1980年代以来看似没完没了的「改革」，「并不是制度创新」，儘管官方说词和标籤都如是说。[7]正如一位美国汉学家的分析，发展主义的中国政府允许、甚至「指导」民众视情况即兴发挥，尝试「用你所拥有的」来致富，才是中国在1980至2010年代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不是中共的「集中威权控制」。一位中国经济理论史学家在2021年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过去四十年来，「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演变」既没有理论上的创新，也没有提出高超的远见；政府只是尝试（以不同的想法）去「管理同一个问题」，即要政治控制还是要经济增长，目的则是让国家「变得富强」，从而「超越」西方。[8]




　　任何对经济增长感兴趣的集权且活跃的发展型国家（无论其动机为求合法性和权力或其他），种族比较单一同质，又遇到张开双臂欢迎的西方国家，当然可以享有可观的经济增长。在积累资本和绕过刘易斯转型（Lewis Transition）以吸收大量「过剩」劳动力的经济「起飞」之关键时刻尤其如此。正如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所总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逐渐退出经济。」[9]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以及更加克制和记取教训的江泽民及胡锦涛政权，确实让出了更多空间，让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利润和舒适生活。随着束缚稍懈，虽然仍处于党国政治治理而持续的「中国次优化」状态下，勤劳又具创业精神的中国人民迅速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创造财富和进行经济竞争，也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和巨大的进步，足以媲美（如果不是超越）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前经济学家提出的「后发者的优势」，即利用现成技术和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比较优势，可预期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增长。[10]




　　因为其政治基因，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一个控制和汲取型国家，因其有限、策略性和暂时地退出人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得以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超额的报偿。在没有真正政治转型的情况下，毛式秦汉政体的基础仍然持续着，这种政体始终对中国政治菁英具有高度诱惑力，并且有着深深的结构性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尤其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似乎感到更安全、更强大了，因此一如预料地断然恢復和延续旧制，拒绝社会政治改革，加强汲取和垄断，镇压异见，抗拒遵从世界的主流规范和价值观模式。




　　正如一名观察家在2022年所总结的，中共党国就像一个巨大的中国公司（China Inc），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共公司（CCP Inc），渗透并控制着中国经济，彻底利用其「低人权优势和其他国家的容忍度（……并表现得好像）国有企业是其业务部门或子公司，民营企业是其合资企业，而外国公司则是该党的加盟商」。[11]




　　因此，毛后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社会经济表现，在本质上，儘管与许多人的直觉相悖，仍然是相当平庸且大多为次优化的，往往表现不佳，并迫使中国人民无止尽地忍受艰辛，即口语所说的「吃苦」。中国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係，仍然是政治化且由中共主宰。中国有种特殊的腐败情事，是所谓的「买路钱」（access money），即企业家贿赂官员以获得空间和帮助，进而开展和发展某事，如今看来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弊已经大于利，因为它越来越无法与其他对增长不那麽友好但更为普遍的腐败行为竞争，例如掠夺和欺诈。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一大赤字海洋和无数的泡沫，深深拖累着中国经济，并造成了严重的低效率和缺乏创新。[12]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在2021年秋天指出：「自2009年以来，尤其是过去八至九年，中国经济基本上进入了更深的泡沫化。」从资本回报、能源消耗等方面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世界第二大 GDP的中国，看似是经济超级大国，但这主要是数字上的结果。两大亮眼成就，高GDP增长率和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细究之下却是问题重重。用中国经济学家因谨慎而含糊的话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得益于在国内和国外的两个「逐底竞争」；由于国家对土地、资源和金融体系的垄断，这种竞争也越来越不可持续。[13]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表现之所以不可改变地走向次优化，肯定有很多原因；一个国家的集体命运也是如此。但具影响力的学者，从谬达尔（Gunnar Myrdal）和诺思（Douglass North），到沉恩（AmartyaSen）及其他人，长期以来都认为政治治理和经济制度（及其内化或文化），特别是一个适合的国家（proper state）及其有能力的政策，能与运作良好的市场系统合作无间，才是决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14]一项採用多种方法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在2019年总结道，「民主确实会导致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尤其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近因之间，存在许多相辅相成之处」。[15]




　　一位受过美国培训的中国学者依此脉络主张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认为民主「在促进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专家」也同意「决定国家富庶或贫困的祕密在于国家的治理之道」。[16]




　　儘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一种19世纪式的原始资本主义相当盛行；但该党国仍然是一个「基本上不自由的经济体」，其「经济自由指数」的分数始终「低于地区和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21年，香港和澳门几十年来享有的极高经济自由，由于北京对两个「特区」的政治绞杀，也被视为「丢失」了。[17]面对中共激烈但丝毫不见功效的游说努力，西方、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各大经济体，都在2020年代认证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更不用说是具有可靠法治的市场经济了。[18]近年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更被理解为退化至「党国资本主义」——中共的政治控制逻辑，进一步取代了中国经济中的市场机制。[19]「追赶式」（catch-up）增长的快速勃发开始消减，以及在习近平身上狂热再造一个毛二世（Mao theSecond），都强烈昭示着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似乎将面临更艰困的未来，即便不是全面回归中国悲剧那样的毛主义灾难。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发展后来者」国家，可能享有可观的「后发优势」，得以轻松且通常以低廉价格获得世界一流的技术、大量国际资本，以及发达国家已经开发好的广大市场。然而，它也可能遭受所谓的「后来者诅咒」（latecomer’s curse）或「后发劣势」，即一度繁荣的发展中国家随着时间的过去而停滞衰退之现象，甚至因其社会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不足而面临更糟的情况。这或许类似于恶名昭彰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或「富足悖论」（paradox of plenty），毁了许多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20]从发达国家进口和模彷现有技术以发展经济，即使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增长一段时间，后来者国家的统治者往往没有多少理由、动机、意愿或能力，同时複製发达国家的政治规范和制度。但事实上，这些制度和规范正是永续技术创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得来不易且历经考验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伙伴。这种「后来者诅咒」有助于解释为什麽许多发展中国家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而无法跻身为发达国家。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所总结的，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只是空谈，往往流于表面」。[21]因此，后发劣势所带来的诅咒性制度赤字的影响，似乎将持续发生并且仍在加剧，风险越来越大，严重性也越来越明显。[22]

毛泽东的大饥荒与大停滞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9年到1970年代后期，为了政权安全和在国外的野心，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国严重且过度地压榨汲取，又狂躁无能地微观管理经济，导致巨大的经济失败和人道主义灾难一再出现。如前一章所述，其中包括一些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命损失。根据许多研究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而导致的巨大灾难的严重程度和规模之大，在全世界皆是前所未有、举世无双。[23]




　　从一开始，中共的行动就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而这似乎是有意为之。在血腥内战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和死亡中，中共政权从1948年到1950年的财政赤字超过65％，印钞量增加了220倍，导致极高的通货膨胀，可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压榨汲取。[24]毛泽东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独裁权力，不仅统治国家还干预经济，执着于无能愚蠢而又极度微观且不人道的榨取式胡乱管理。[25]结果是，在1955年，中国的GDP原本占世界总额的4.7％，逐步下降到1980年的2.5％；与此同时，日本的占比则从2.5％上升到10％。195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约为日本的20％，到了1965年就已经缩水至仅10％。[26]




　　在毛式中央计画经济下，即便成本极为高昂，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包括灌溉水库和水坝、输电网路，以及公路／铁路建设）出现了一些值得瞩目的成长。此外，在传染病控制、婴儿死亡率下降、基础教育扩大等方面，也取得了大幅度的进步。1964年，中国成功试验了核武器，并在1970年发射了一颗卫星；这大多要归功于受过西方／美国培训后的许多中国科学家在1950年代初返回中国，因为当时西方的移民法不太友好。美国于1943年废除了臭名昭着的《1882年排华法案》，但直到1954年才开始允许授予毕业后就业的中国学生永久居留权，即所谓绿卡。[27]截至1955年，中共积极诱回了大约1,200名在美的中国学生，约占其总数的20％（在之后的二十五年中则几乎一人都没有），还有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另外500人。这些归国人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大多数归国学者最终却受到虐待和监禁，许多人被杀害或被迫自杀。[28]毛时代这些有意义但常常名过其实的工程，若是在一个非中共统治的中国，可能会更快实现而且会少掉许多痛苦。毛泽东没有什麽应得的功劳，更恰当地说，他只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对1950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倒退和微小的技术进步，负有根本性的责任。任何能够提供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和最低限度国家服务的政府，应该都能比毛统治下的中共党国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




　　中共血腥的土地改革首先摧毁了中国农业，随后是乌托邦式的集体化和公社化；如同一位中共自己的「人民作家」早就揭示过的，这些政策仅仅使地方上的中共干部和「地痞流氓」们受益。[29]接着，城市中的民营企业被消灭，产权制度被破坏和扭曲，市场机制被打破，以使中共牢牢垄断中国的资源和财富。数百万能干的农民，被贴上「地主富农」的标籤，当成阶级或人民的敌人而遭杀害、迫害和社会阉割（socially-castrated）。人民的生产技能和动力都被压制消灭。中国历史上原本就很低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962年跌至最低点，仅为207公斤，即使在将大多数农村人口排除在外的微薄且不人道的配给制度下，也不足以维持全国人口的基本日常热量需求。[30]除了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1957年至1978年间，人均基本食品的年消费量不断下降：穀物从203公斤降至195公斤，食用油从2.4公斤降至1.6公斤，肉类从1.1公斤降至0.8公斤，家禽肉从0.5公斤降至0.4公斤，海鲜从4.3公斤降至3.2公斤。人均住房面积也从1952年的4.5平方公尺下降到1978年的3.6平方公尺。人均商店数、报纸和书籍出版数量也都显着下降。一个几乎包括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全国配给制度（地方各自略有不同）持续运行了三十年，勉强让城市人口存活，但同时基本上抛弃了在农村的大多数（80％至85％）中国人；党国的官员们则过得相对舒服。1961年，在大饥荒中期，在最「受保障」的首都北京，拥有当地户口（居住权）的居民，每人每年可获得最多126公斤粮食和8.5两（约11盎司）肉（主要是猪肉）的口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仍然比各省的所有城市要好得多」。与此同时，一小撮中共领导人和「被批准」的菁英人士则有好上数十到一百倍的「特供」，包括「每日供应的鲜肉」。相较之下，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却也无法餵养成千上万、「突来一波」被遗弃在街头的婴儿。[31]




　　在毛泽东时期，尤其是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历经了一系列衰退和萧条的週期，「整体而言停滞不前」，只有人口数字和国家汲取规模有显着的增长。根据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回顾性分析，毛时代的经济发展非常「不起眼」，经历了数次长期「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实际上很低、失衡且浪费。「人民生活水平毫无改善」，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能源效率都下降。官方亦于1999年承认，中国城市工人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人民币624元下降至 1976年的人民币575元。[32]此外，与今天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仍然普遍持有的对毛时代「穷但平等」的错置怀旧相反，当时的中国不仅极度贫困，而且非常不平等——真实的基尼係数破世界纪录地达到了0.7，是官方数字的两倍。[33]




　　除了供应不足又营养不良，中国人民本身还遭受了许多荒唐、被强迫参与，甚至血腥的社会工程实验，通常以某种革命意识形态或所谓「现代科学」的名义进行。[34]最初，中共在1950至1960年代鼓励人口增长。[35]接着，中共发起了出于政治动机的去城市化，作为应对城市经济失败和社会控制问题的权宜之计。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数以千万计的城镇居民（主要是无工作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丢入农村里的集体制公社，造就了几代「迷失」的「下乡知青」，从而使他们及其后代的生活机遇艰辛不已。[36]最后，中共在1960年代后期採取了严厉的「国策」，即极其扰民，经常是暴力、甚至致命的强制性计画生育，最终发展成1980年恶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37]在严苛的政策实施下，1980至2009年的三十年间，中国官方公布共有2.75亿人做了选择性人工流产，约1亿妇女接受了绝育手术。[38]即使在2010年代后期，该政策放松后，官方公布每年仍有900万例（非官方数字为1,300万例）选择性堕胎。[39]




　　毛时代强力扰民的生育控制政策其实前后矛盾，本质上只是为了保护其政权。毛后时代的中共更加强制地实施一胎化政策，2001年还专门为此制定一项特别法律。直到2015年，中共才改变立场，又一次自相矛盾地呼吁每对夫妇生育两个乃至三个或更多孩子，以刺激缓慢的经济增长。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很可能「要避免人口危机已经太迟了」。[40]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即大约4.5亿人，现在生活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社会快速过早地老龄化，而且性别严重失衡。[41]所有残暴冷酷的社会塑造工程，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而持久的痛苦，也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秦汉式法家政体的专横本质；正如中国人自己指出的，这个党国比帝制统治更加狂躁有力地将人民当成「牲畜」或「工蜂」一般地畜养和剥削。[42]国家的生育控制行动，使50万名计画生育官员等既得利益者就业乃至致富，同时深远地提高了政治治理成本，损害了人民的权利、隐私和尊严。妇女的权利和身体经常受到持续监控、强制堕胎和绝育，以及经济损失等侵犯。几代独生子女消极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也已经以恐怖且可怕的方式显露出来。[43]




　　然而，根据各种研究，整个严格控制生育的社会实验，就像许多次优化且悲剧性的中共政策一样，最终证明对于减少人口增长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44]长达四十年的计画生育政策在人口方面所造成的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中国出生婴儿在2020年暴跌至仅1千万人（其中47.3％为女孩），相当于1961年大饥荒期间的出生总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而且仅为1980年出生总数的一半。这还是官方从2015年起自换立场，号召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的政策之下的结果；到了2021年，中共又匆匆发起了「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的仓




　　促运动。[45]重大的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灾难正在中国内部酝酿着：




　　人口迅速老龄化，医护照顾远远不足，又面临着世界上最快的出生率下降问题。[4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大型研究，在长期且严厉的计画生育政策影响下，再加上「相对于人均GDP，几乎是世界最高」的育儿成本持续飞涨，中国人现在「生育孩子的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47]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率在2020年迅速下降至1％以下，2021年则为0.75％，是19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以及美国或印度。其14亿人口中，有超过14％的人的年龄在65岁以上，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2012年中国人口淨增长1,000万人，2019年淨增长460万人，2020年仅200万人，而2021年仅48万人，「不可逆转」地将在2022至2023年间走向负增长，也将是自1960至61年大饥荒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48]2021年，警方户口报告的新生儿数量甚至更少，比国家统计局报告的数字还少了887万，即16％——「即使所有新生儿在十八年后都上大学，中国大学的教室仍然会坐不满。」[49]人民持续付出长久代价并遭受可怕的痛苦与死亡之后，强制性社会人口工程依然还明显是一个蠢蛮的失败；这只是确凿证据之一，证明了过度躁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扰乱破坏人民生活方面的愚眛和祸患。正如一位中国网友在博客上讽刺道：




　　我们是多麽有理性：有8亿人口的时候，规定一家一个孩子；有13亿的时候，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现在有14亿人口的时候，政策改为每对夫妇生三个孩子。




　　1960年代有人饿死，怪罪天气；1980 年代眼看西方进步，怪人口太多；现在经济下滑，又怪人口太少。[50]




　　三十年来的巨大增长




　　迫于日益激烈的国际比较和竞争，以及乱成一团的国内经济有可能会迎来又一轮改朝换代式的政治崩溃，毛泽东的继任者在外国人的劝诱、激励和指导下，降低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放弃毛那些无能至极的经济政策，这首先始于容忍大多出于自发的农村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即解散农村的人民公社。[51]基本上，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共逐渐而勉强地放松了对人民的严密控制，允许（而不是其所吹嘘的「领导」）中国经济成长。没过多久，中国就直接回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轨道，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特徵，动力则是外资和技术的大量涌入，以及来自出口的硬通货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历史都表明，这一借力外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可能确实例证了所谓的「次佳」（second-best）但有效的经济增长制度和政策的作用，是实际可行的「合适配方」。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单是从西方政府获得的官方援助就超过1,070亿美元。[52]一旦得到允许，勤劳又富创业精神的中国人民几乎自然而然就创造了经济繁荣，儘管中共党国依旧是高度政治控制、过度榨取，延续着官僚干预和大规模腐败。[53]中国GDP以官方统计的平均9％的年增长率，增长了将近二十五年，从1990年的世界第十位跃升至2012年的第二位，并预计不久将超过美国的GDP；而自1880年代以来，后者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若以颇有争议的购买力平价法（PPP）来计算，中国GDP在2015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一高。[54]中国的人均收入、生活水平、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都得到了显着改善，特别是在国家钦点的城市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积累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成为许多製成品的主要生产国，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相较毛时代近乎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是真正史诗般的跃进。




　　相对发达起来（但仍受到严重压制和错待）的非国有部门，是迄今为止中国GDP、税收和就业显着增长之最活跃的引擎。[55]「中国在改革时期（始于1978年）的经济崛起，主要是关于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影响力扩大的故事，」一位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者在2014年总结道，「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更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唯一来源，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日益吃重的主要贡献者」，同时还促进了中国不断增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占了中国固定投资资产的70％，政府和国有银行贷款的80％；然而，截至2016年，国有企业仅贡献了中国GDP的30％，其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equity）只是民营企业的一半，而且自1997年后，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就业机会。[56]




　　透过接受主流的世界秩序，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回到1949年前与世界经济与文化有所联繫的发展轨道，无论是多麽不情愿和有选择地，一直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57]被西方拯救的毛后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幸拥有自1980年代以来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远比中国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有助和有利。因为各种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成本差异被压制和积累了三十多年，中国在加入世界后透过轻松收割国家的潜力，几乎是什麽也没做就迎来了经济繁荣。根据2014年一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的说法，只要将发达经济体和萧条的中国之间处于两个海平面的工资水平联繫起来，中国「从长期积累的势能」中就能自动获取巨利；在1980年代，这两个海平面工资的差距为 80至100 倍，2010年代时仍然是10倍，而这一巨大势能的相连结才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并非什麽奇蹟」。 [58]




　　因此，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至2010年代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 1950至1970年代低增长、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延迟修正，因幸运且成功地重新加入世界经济而成为可能。主要功劳应该归于高产和能「吃苦」的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第一次能够自行做相当多的经济决定。即便如此，如下文将加以详述的，这个快速增长仍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总体上相当平庸、次优化的表现，其成本远高于平均水平。一方面，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快速扩张，是建立在不断增加的「人权赤字和环境赤字」之上。中国的经济繁荣基本上仍然是粗放式（expansive）而非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主要由国家投资（即中国人民被政府垄断的储蓄）推动；这些资金在2010年代占中国GDP的一半以上，但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下降。[59]到2010年代后期，製造业基于压制和滥用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在延迟性释放了多年后开始消耗殆尽。[60]依据官方GDP数据，经济增长从2010年（10％）至2019年（6.2％）逐渐放缓。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馀波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加速脱钩，导致中国GDP增长急遽下降，在2020年创下四十四年来的最低点，第一季度为-6.5％，全年为2.3％。[61]




　　扭曲与失调的金融系统




　　然而，中共党国放松国家控制，也改善经济上的不当管理，这都只是相对可行的手段；经济的深层结构扭曲和经济体系的严重功能失调，仍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持续存在。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在寻求权力和掠夺财富的国家控制顽强且不断扩展的状况下，中国扭曲怪异的金融行业。[62]「九龙治水」（或厨房里的厨师太多）一说，似乎充分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金融系统的方式：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所有主要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是银行和其他「合法」金融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其複杂混乱的产权安排只是在笨拙地模拟一个「持股」结构；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中央银行）持有主要的货币权力，是所谓「央妈」，但只是驯服地传达中共的指令；而同样省部级别的官僚机构银行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则无休止地争夺对金融货币事务的管理权和人事权。




　　这些贪得无厌的控制和汲取的欲望，持续不断的地盘争夺和繁文缛节，政治化的安排任命和行为，以及掌权者的无能和腐败，使得完全由国家垄断的中国金融系统变得异常混乱且功能失调。[63]《经济学人》指出，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怪异之处和功能失调」使其「成为世界上将投资者与其财富分离的最佳手段之一（……并且）一直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证券市场之一」。[64]事实上，中国证券交易场所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巨大的国有赌场，进行财富汲取和金融操纵，进而促使国家、国有企业和少数内部人士致富。[65]




　　儘管显然是一个不完美的指标，股市还是可以显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2007年到2008年，中国股市市值缩水了三分之二。2015年至2016年，儘管习近平亲自指挥了惊慌失措的大规模国家干预，包括逮捕不听从政府命令买卖的经纪人，但中国股市还是又一次急遽下滑至减半。[66]此后，中国股市一直表现平平。[67]主要指数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SEE，创建于 1991 年）在2007年10月升到6,000点左右的历史高位，在2015年年中达到5,100点左右的第二高点；但暴跌之后，多年来始终停留在3,000点左右，大约是二十年前达到的水平，不到十五年前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半（而中国名义上的GDP在二十多年里几乎翻了四倍）。相比之下，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虽然也有波动，但一直在增长并创下新高，在过去十五年内市值翻为两倍多（而美国 GDP只增长48％多一点）。自1990年代初以来，规模较小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表现基本持平。2021年，或许是为了改造中国资本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或重新分配内部资本流动以更好地控制，习近平亲自下令在中国开设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即北京证券交易所。[68]




　　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如此微弱，有可能是因为股市发育不全，显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缺乏功能正常（更不用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或者，也可能是是股市被彻底操纵，这是该威权国家经济被严重扭曲的信号——即使国家严格控制资本输出，还是吓跑了中国投资者；又或二者兼而有之。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中国的GDP增长是所谓的财富中性（wealth-neutral）、甚至财富消灭性（wealth-destructive）的经济增长，因此创造的新财富很少；另一则是政府一直在假造并夸大其经济数据，或二者也兼而有之。




　　在经济改革开始四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私有产权（尤其是土地权）仍然界定不清、严重扭曲，而且往往根本就是付之阙如，直接阻碍了高效和创新的经济。[69]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世界上仍然拒绝授予人民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只有九个：「玻利维亚、中国、古巴、北韩、越南和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是些落后国家。」而其中，越南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颁行「五十年至永久」的土地使用证，实行了事实上的土地产权私有化。[70]银行业等关键行业大多由国家「代表人民」垄断。因此，2008年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评估认为中国未能达到欧盟为市场经济设定的五项标准中的四项，而在2014年，美国国会一机构结论道：「中国目前还不是市场经济体，也未走在不久后成为市场经济体的道路上。」[71]如前所述，世界上许多政府也同意这一点。202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产权的垄断，宣布「所有公共数码数据均为新型国有财产」。2021年，按照其垄断和隐瞒信息的传统，中共开始禁止中国的连网自动驾驶汽车将收集的任何数码数据，传输到其母公司或在国外的主伺服器。[72]




　　想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本质，以及其效率低下和缺乏创新的结构性原因，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审视其遭政治扭曲的国内金融市场，例如其难以捉摸的借贷利率。由于银行业基本上由该党国所有并严格控制（私人银行家可能会面临死刑），中国的利率无法反映资本的供求，也不能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国人民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高储蓄率，但由于三个原因，他们的储蓄最后只会得到非常低的回报、甚至是淨亏损，而这三个原因都是由党国造成的。第一，完全失灵的证券市场（如前所示）系统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内资本市场。第二，银行业被国家严厉垄断，几乎没有给中国金融人才留下施展资本主义魔力的空间；他们只能引导资金为中共的政治目的服务，例如在全国各地製造和维持巨大的经济泡沫（下文将对此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中国的缺乏法治，使得合同执行和社会信用——对资本主义运作至关重要——过于昂贵乃至缺失，从而将无数的投资项目变成了纯粹的欺诈和令人震惊的骗局。大量极具创造性、广泛且大规模诈骗案件中的一例，就是网络直接借贷（P2P）；此种借贷方式引进自美国，但「不知何故只在中国变成了骗局」。[73]实际上，数额庞大的中国人民的储蓄，只能存入国有或国家控股银行。2020年，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为0.15％至0.3％（长期存单为1.5％至3.9％），与美国相当。然而，2020年（可能被低报的）中国通膨率超过5.4％（食品为20.6％），而美国同年的通货膨胀率为0.3％。[74]




　　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起了无数次金融「改革」和「现代化运动」，但正如两位荷兰学者所总结的：「金融系统改革（和数码创新）的根本目标不是『自由主义』本身，而是要加强（……和）巩固中共的整体合法性和统治能力。」[75]在无法详尽列出中国功能失调的金融体系所造成的所有扭曲和浪费的情况下（这项任务显然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中共主导」的多层次利率结构，充分说明该党国导致财富消灭的缺陷。中国人民巨额储蓄的借贷／投资，大多由政府控制和主导。中国有70％以上的固定资产和80％的政府和银行贷款，都流向了超低效率的国有企业（SOEs）；这些国有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仅为30％，而且自1997年以来，基本上都没有带来更多就业机会。[76]国有企业不仅以最优惠的价格（可能接近、甚至低于零）获得中国资本的最大分额，而且还享有极其宽松的借贷条件和监管。因此，违约不还和註销坏帐（write-offs）是司空见惯。至于抵押贷款等其他「政策允许」的私人借贷，2020年的利率为4.4％至5％（相较于美国的2.5％至3.5％）。




　　即使股本回报率高出两倍，非国有企业借款人在克服无数障碍并广泛行使贿赂以打通关节后，通常会被收取更高、据案例显示是两位数的利率。




　　在201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的利润率仅为非国有企业的一半，实际差距可能大上许多，因为国有企业往往垄断银行等最赚钱的行业。[77]如果一个新的民营企业变得有利可图并具有影响力，政府通常会简单地诉诸武力，包括没收和判处死刑，将之收为国有，有时还会提出「共同拥有权」（joint ownership）为幌子。用一位中共高级官员（也是金融大亨）的话来说，在中国，成功、有规模或「重要的」民营企业，其实都是「民有、国营、党管」。[78]在过去二十年里，在煤炭、石油、化工、IT、电子商务和金融等行业里，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在2020年代，中共直接将数十家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作为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来任命和管理，似乎打算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垄断。[79]




　　对于消费者和小企业来说，借款的主要来源是银行发行、权利非常有限的信用卡，以及阿里巴巴（支付宝）和京东（白条）等大型网路商家所发行经国家批准的准信用（商店）卡。[80]政府设定的信用卡利率声称约为每日0.05％（或每年18.25％）。但实际费率则複杂且高得多，通常隐藏为各种难以理解的「费用」。据案例显示，在民间借贷中，两位数、甚至三位数的利率相当普遍，通常是国有企业优先从国有银行低廉地获得资金后，再以高利贷出。[81]关于民间借贷在中国运作方式，有一个生动而极具说明性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的裸体借贷（nudity-borrowing）：没有任何资产的人只要用可以完全识别出其身分的裸体色情图片和视频作为抵押品，就能以短期的高利贷利率借入少量资金。在2016年曝光的一个此类案例中，数百人——主要是大学生——以每週50％或更高的利率（每年大约2,700％）借入40至1,000美元，其中一个贷方就持有超过10GB极为露骨的图片视频档案作为抵押。[82]在一个拥有世界上最高储蓄率的国家，损害投资的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股票市场极不正常，金融诈骗氾滥，私人借贷令人毛骨悚然，再加上空前的泡沫，这些都证明了中共统治下的金融系统极为昂贵的功能失调，以及对中国财富巨大且持续的浪费与毁灭。




　　榨取与挥霍




　　持续传承且不断完善的毛主义国家垄断，造就中共统治者对中国财政系统无能的微观管理和惊人的管理不善。过去四十年里，国家控制的相对放松并未从根本上减少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次优化。此外，中共几乎是被诅咒般坚持对中国经济进行超高度压榨的传统，不断汲取更多中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然后将集中起来的财富投入到种种日益扩大的非经济（noneconomic）和不经济（uneconomical）的项目上，从而导致长期且规模巨大的非理性支出和浪费。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復辟的秦汉式政体，在西发里亚国际体系下必然不友好的世界中挣扎着要壮大起来，一直都有着其强烈无比的动机去竭尽全力压榨经济，以自卫和靠自己致富。积累和使用更多日益集中的物质力量，似乎就是中共解决其生存问题的办法。毛泽东故意夸大内外敌人的威胁，无休止地浪费国家资源，和世界及中国人民进行两方面的党国生死之战。除了国内的大跃进饥荒等灾难和国外无数白白浪费的投资，在1960至1970年代所谓的「三线建设」期间，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大量投资于偏远山区军工设施的浪费性发展；这场中国的「军国主义化」建设，是为了打一场幻想中的世界革命战争，到了1980年代又被大量拆除、基本放弃。[83]




　　毛后时代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缩减这种对世界大战的滑稽准备，认为这种准备仍然是免不了的，只是不那麽紧迫了。然而，中共自卫自肥式的政治治理，使得高度榨取和巨大浪费的同样使命或诅咒仍在继续，甚至越演越烈，儘管重点有所调整。北京一如既往地决心自肥致富，从而确保该威权国家在世界上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即其所谓富国强军的目标。[84]确实，金钱与枪杆子一直是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类专制政权的命脉。实际上，这个目标等同于当年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领导人如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提出的富国强兵呼吁；该口号曾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帝国从明治维新一路大踏步走向珍珠港。[85]




　　今天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拥有同样的毛主义政体、世界观和财政目标，但所拥有的政治合法性比起毛泽东或明治后的日本天皇要弱得多，原因是其最高领导人个人「魅力」的散失缺乏，官方意识形态和教条的破产，甚至连日本明治（尤其是大正）式的有限宪政民主也始终付之阙如。只靠枪杆子和宣传来治理，就像坐在两脚椅上一样，也许仍然可行，但肯定是岌岌可危、昂贵又费力。中共需要其他合法性来源。一个明显的选择，是依靠表演性的民粹主义、物质财富、就业和收入，使人民敬畏，进而安抚和取悦人民，尤其是政治上比较活跃有力的城市居民。但是，购买政治合法性本质上很昂贵，而且是一项看来永无止境的任务，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的总物质欲望是无限的。集中化也官僚化地购买政治服从，于是导致越来越多的短期行为和无止境的面子工程，去夸耀和取悦上司，带来不可避免的全面性低效率和长期缺乏创新。




　　部分因为其庞大而激增的军事和警察预算，以及用误导信息和虚假信息去统治而产生且日益昂贵的巨额支出，中共党国注定要越来越多地榨取，以供其开销和挥霍。为了GDP增长数字和虚荣心而进行的大型公共项目，毁灭财富的就业计画（如盲目地补贴出口和低效国有企业等），以及无处不在的各种泡沫，只是政治化的短视财政行为的一部分结果。[86]中共为求政权安全，强化了其国家资本主义（或党国资本主义）、重商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政策；无数寻租党政干部的贪得无厌，以及对臃肿的国家机器的无限放纵，使得扼杀性国家垄断和对中国经济的极度汲取，成为必然、也更是必要。这也是本书前一章所述社会不安宁、民怨沸腾的原因之一；国家获取了全国收入的三分之二，「中国人民背负着沉重而不公平的税收负担」，骚乱和税收暴动由此而生。[87]显然，这一切高度汲取仍然不足以满足该党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于是，北京现在已经深陷赤字海洋，因为滥用舶来的债务融资技术再加上由中共主宰的货币政策而进一步恶化。到2010年代中期，分析人士已经注意到，在日益沉重的公共债务之下，「信贷推动的扩张」正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蒙上厚重的阴影。[88]自2020至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情况又更加恶化。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收入（不包括大规模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巨额收入）占中国 GDP的35.3％；到2019年增长至38.3％，「近年来稳步上升，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若不计入社会保障类基金，按国际标准，北京已经汲取了中国GDP的31.3％。




　　即使依照更不精确的非国际标准——即剔除隐性政府收入——党国汲取中国GDP的分额也连续二十年且年年都在快速增长，超出GDP本身的增长速度，从1994年到2013年增长两倍以上。[89]中国各级政府徵收的税费近1,000种，包括在北京购买房地产要缴房价的47％。在2010年代，一个普通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通常要支付总收入的51.6％在众多（大多为「隐藏」）的税收上。[90]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以「准备与日本作战」等颇具创意的名目，去徵收未来几年的税款。[91]相比之下，美国政府收入（包括社会保障基金）仅占GDP的15.4％（自1945年的历史高点20.9％以来，仅有三年超过20％）。如果排除社保基金，2011年美国政府占GDP的比重仅为9.9％。[92]当然，美国政府现在越来越仰赖由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提供资金；中国也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而且所受的制约和约束明显更少，其政府债务在2016年飙升至中国GDP的260％，在2021年更超过了280％。[93]本章将在后续更详细地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




　　在中国政府估计榨取的三分之二的GDP中，北京的中央政府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大分额。中共高级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通常以「世界最高」的税率，获得全国总税收的约70％（2019年为68.2％）。加上其庞大且不透明的「辅助预算」收入（来自国家垄断银行、出售土地使用权、各种收费、大量的没收罚款和其他「灵活来源」），使其总收入在2010年代几乎增加了一倍，共占中国GDP的47％。2017年，中国企业的实际税务负担（主要是「隐性」间接税和费用）为67.3％，远高于发达国家（37.6％）、发展中国家（38.5％）和世界平均水平（40.5％）。因此，广泛的逃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常态，因为「如果（中国）企业都诚实缴纳规定的税款，那麽其中80％都会破产」。[94]




　　党国的国家收入增长速度比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上许多，更不用说增长得更慢的人均GDP，国家收入有时甚至一年就增长数倍。[95]




　　北京以富国强军的名义，变成了一个压榨掠夺的国家，现在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之一。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成为「国家强、中央富、人民穷」的政体，有三种高度非理性和扭曲的财富转移形式「必须加以遏止」：从人民到政府（通过不断增加的高税收）、从普通公司到国家垄断企业、从中国到外国（通过出口补贴和资本外逃）。[96]在 2018至2021年，在一些中国分析师称之为「所有收入都流向中央」的举动中，[97]北京进一步集中财政榨取，将所有地方税纳入中央税收系统，全面接管以前由地方徵收的巨额「国有土地出让金」（即出让土地使用权），此出让金在2019至2020年占中国政府总收入的56％，占地方政府收入的94％以上。[98]儘管这种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化，可能被合理化解释为消除地方政府製造的泡沫的迫切之举，但也再次强调了中国的国家与市场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关係的威权集权性质。[99]




　　即使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来说是非理性和次优化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非凡的榨取程度使其确实能够追求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即控制国内并影响国外，同时使统治菁英致富。如同所有政府（尤其是那些监管不力的政府），全国的巨额财富一旦被统治者不成比例地积累起来，最终总是被以巧立各种名目的方式浪费和侵吞掉。而身为财富创造者的中国人民，却没有得到良好的服务。例如，据报导，中国政府仅支付了中国医疗费用的17％，而欧盟政府支付了80％以上，美国政府支付了46％，泰国政府也支付了56％。更糟糕的是，据报导，在为14亿人提供的本已不足的政府医疗保健资金中，超过80％都是指定给850万名高官专用。[100]北京作为该政体最重要的首都城市，一直非常低效地消耗大量国家资金，这个大都市的合法居民可能也会因涓滴效应（trickle-down）而相当受惠。[101]由于大肆挥霍巨额公款，以建设和美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都市中心——即所谓的一线城市（以及程度稍减的许多二线、三线「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各地製造并延续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泡沫。引述已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的比喻，专制中共管理中国经济的方式，基本上就像是把「别人的钱」花在自己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挥霍浪费在结构上是无可避免的。[102]一些中国高级官员似乎也意识到了由此产生的「严重泥沼」和萧条。一位中国学者公开断言，中国经济中「确定无疑的泡沫」及其灾难性的破灭，「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什麽时候出现的问题」。[103]




　　为了让地方和全国的GDP数据看起来更漂亮，许多鬼城和空城，包括现在几近荒废的「中国未来的曼哈顿」，在党国领导人的指示下横空出世，其资金则来自功能失调、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所掌控的人民储蓄；这些项目十分欠缺债务融资上的审核。[104]财务上问题巨大、明显的浪费，甚至简直就只是在毁灭财富的一些大型项目，包括了过度建设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105]无数的新机场（好看、昂贵而无用的「大白象」），其中「近80％都在亏损」；核电站快速扩建的「疯狂」计画；数百座用人工风景和假古董堆砌、造价高昂的「旅游特色小镇」都迅速破产再拆除，因此「二度增加了（当地的）GDP」；[106]以及如三峡大坝等数十座在主要河流上修建、但常常思虑不周的水坝。[107]就经济效率低下和环境后果等方面来说，从长江流域调水到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政治项目「南水北调」工程，计划不周且多灾多难，似乎「比三峡工程还要糟糕」。[108]这样浪费和毁灭财富以提振一时的GDP数据的项目，大大小小不计其数：从造价人民币3.35亿元（5,000万美元）但仅树立数月的凋像，到「初始投资人民币3,200亿元（478亿美元）」去开挖连接长江和珠江的两千公里运河的宏大计画，皆是如此。[10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中共未经人民的谘询或同意，就将中国人民的钱花费在无数政治化项目上；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计画和海外人才招聘，只是其中二例。在缺乏研究、仓促制定的情况下，据报导，习近平标誌性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已经使各种大型项目的承诺和支出滚雪球般增加到了1万亿美元。这些昂贵的项目许多即便在技术上可行，实际上也是完全不经济的，诸如让高速公路、管道和高铁线路穿越中国西部和中亚人烟稀少的沙漠，以及问题重重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崇山峻岭。[110]又如，按照从苏联引进的「举国体制」模式，党国不计成本地投资，只为在奥运会等国际体育赛事中获得奖牌，让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惊人的天价，同时占用了人民的体育和健康经费，也毁了无数中国年轻运动员的生活，而这一切都只为了党国的荣耀和能在世界舞台上出风头。[111]北京以「千人计画」之类的名号，积极「吸引」和招募海外华侨和外籍专家，尤其是那些可以当花瓶摆饰用的有名专家，希望他们能给中共统治者带来真正的技术祕密、认可和荣耀。当「招贤纳士」的泡沫越来越大，为各种既得利益者谋取利益，雇用了许多不合格、甚至假冒的专家时，在国内「近70％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因工作条件恶劣而濒临死亡」，主要原因就是工资和医疗保健不足。一项官方研究结论道，总体而言，中国「浪费了超过2,500万人才」，每年耗费的机会成本为人民币9,000亿元，约占中国GDP的3％至4％。中国观察家已经将2020年代势不可挡的所谓「无发展式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的「内捲时代」（age of involution），视为「中国增长模式的终结」。[112]




　　经济纪录的量化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时代长达三十年的经济灾难，在质量观察和量化分析上都显而易见。质量评估之外，比较性量化分析（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也许也能进一步证明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中的表现是相当平庸而次优化；如此，还可以将广受赞誉的GDP增长和巨额外汇储备等在中国经济纪录中经常被突出的醒目成就，置于一个整体框架中加以考虑。近来关于「中国模式」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可複製性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都很有意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用事实来回答。[113]




　　评估中国纪录的一个有意义且发人深省的方法，是对相关因素和替代路径进行所谓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一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具启发性的案例研究，以质性方式展示对人类及中国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历史，进行反事实分析的「禁果」。借助高速计算机、大数据和通过实验进行的模拟，经济史的量化反事实分析也变得更加可行和有用，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所做的经济政策「影响估值」（impact valuation）报告。[114]两项反事实分析研究分别得出结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是一条不必要的大弯路、昂贵的干扰，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其一发现，如果中华民国继续统治中国大陆，中国2010年的GDP会是现在的142％，中国人民也会免于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和一连串的暴行和苦难。另一项反事实分析则指出，如果中共在1949年没有赢得中国内战，到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将约为15,000美元，与其他东亚国家相当，而不是在中共统治下仅为4,000美元左右。[115]




　　关于中国经济的量化研究着作很多，但正如我在本书引言中所提到的，在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量化资料时，需要非常仔细地阅读、检验和求证。[116]在此，我将尝试从三个角度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纪录，进行说明性的量化评估。首先，我将通过对总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 productivity，TFP）和增量资本产出比（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s，ICOR）的国际比较，来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次优化的，并且存在巨大问题。其次，我将解释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日益增长的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如何将国家淹没在一片赤字之中，并在各地吹起巨大的泡沫，对中国和世界都造成严重后果。第三，我将展示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低效且不可取的，分析指标包括单位能源消耗量，以及中国最大和最赚钱公司的运营概况。

量化评估之一：GDP、要素与外汇储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成长率足以匹敌、甚至超越过去的日本和南韩等许多发展型（developmental）国家，而官方多年来公布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很高：从1979年到2012年，年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9.8％，成为220 种工业产品的世界最大生产国和按GDP衡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多年来还积累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在2014年底达到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到2021年仍保持在3.2万亿美元左右。[117]高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使数亿人摆脱了赤贫；即便不是大多数人，也确实使许多中国人明显和绝对地（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不是相对的话）提高了生活水平，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富变强。尤其是巨额的外汇储备或国际经济交易的顺差（贸易顺差和外国投资流入），使中国人作为消费者、学生、游客、移民、投资者和探险者，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高增长率和史无前例的大量现金，为中共在国内外创造了重要的新合法性和巨大资源，也赋予北京更多的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力量，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更高的地位，构成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大部分议论叙事。实际上，整个中共党国的官场也发展出一套几近单一、维持数十年之久、以GDP为中心的考核晋升体系。「盲目追求GDP增长」是该党国不透明的等级制度中，少数简单且可量化的衡量标准之一，但也因此造就无数巧立名目的地方权宜性增长计画，代价则是环境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并导致广泛的统计数据造假。[118]




　　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境外的）对由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前所未有的外汇积累所推动的GDP持续高速增长的数据可靠性、明智性和实际影响，提出了严重质疑。提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中国GDP数据被怀疑遭夸大了。一些研究将中国GDP的年增长率下修了「至少两个百分点」或多达一半。[119]GDP本身是以量化方式衡量经济活动和交易，即经济过程，而不是财富创造和积累，但后者才是经济的目标；它无法报告或让人得知真正珍贵的效率和创新。「GDP是很糟糕的物质福利衡量指标」，是「一个存在严重缺陷的繁荣衡量标准」，因为它是一种极其不准确、非常不完整且极易误导的经济衡量指标。一位中国着名经济学家称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是「一个错误」，因为在2010年代中国世界排名世界第二的GDP，其实仅仅是「与1890年的中国GDP处于同一位置」。[120]诚然，这种通过大规模国家投资实现GDP增长的模型（凯恩斯经济学的激进版）创造了就业机会，并使许多人摆脱了失业和贫困。但它的整体效果和效率令人怀疑，而且往往适得其反。事实上，对于一个大型且活跃的经济体来说，GDP增长也完全有可能在损耗或消灭财富，而不是创造和保持富有。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一项时间序列研究显示，虽然以GDP衡量，中国经济活动可能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中国实际的财富积累其实很缓慢，没有什麽突出之处。[121]此外，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GDP增长逐步减缓，边际收益进一步下降，在面临硬着陆或更理想的软着陆的不确定性中「落下地来」。[122]比十年前减少了一半以上的全面缓慢、甚至停滞的增长，似乎正在酝酿一场「缓慢融塌」，足以造成中共近四十年来面临的「一些最大的经济挑战」。有些人甚至预测，整个中国经济崛起将在2020年代里结束。[123]




　　如前所述，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GDP高速增长的单一最大力量，是国家在中共特殊的政治需求下，强力推动的超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




　　这是基于国家对金融体系的垄断，挪用了中国人民的储蓄。在21世纪，中国的储蓄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新加坡和东帝汶，储蓄了全国约一半的收入，比美国高近十倍，比欧元区高六倍，[124]也是日本在1973年（23.1％）和南韩在1988年（19％）所达到最高储蓄率的两倍。[125]直到2019年，中国储蓄率仍有44.9％。[126]中国储蓄异常高的原因很複杂，包括缺乏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计画等社会安全网；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国家的高度汲取；生育控制政策造成极不稳定的人口结构；以及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127]例如，在2016年，中国医生公开表示，长达十年的医疗改革「极度失败」。[128]另一方面，大量主要来自香港的外国资本流入，将可观的中国资本洗白并伪装成外国投资返回中国。[129]结果是，2009年固定资产或资本投资占中国GDP的比重为47至48％，比增长高峰时的日本高出十个百分点，而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比例为20％左右。




　　这一数字随后在2013年进一步攀升为49％，到 2020年仍保持在43％，其增长形成了年度GDP增长的72％。[130]




　　即使以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标准来衡量，这一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也远远过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错置和低效率，诸如不良贷款、低回报或无回报的过度投资，以及浪费性泡沫。以总要素生产率（TFP）测量方法之一的索罗残差（Solow Residual）来看，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的TFP增长有限、下降，甚至达到负增长，这表明系统性和大规模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不当，大量投资流向投机性和政治化的项目。这是因为「真正的政治或体制改革从未真正被列入改革议程」。[131]中国官方承认，关键的製造业利润率非常低（「低于6％」）且不断下降，这些製造业占到GDP的40％并占出口的95％。[132]相比之下，印度製造业的利润率为13％至19％，美国则超过16％。[133]思虑不周、管理不透明和过度投资驱动的增长，可能已经将资本的边际报酬推至折旧率以下，实际上是在消灭资本，并同时抑遏了长期消费。[134]若使用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快速增长期间相比，中国的GDP增长效率是越来越低，和印度相当或低于印度。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一份关于亚洲ICOR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1995至2011年间，中国的ICOR明显低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135]中国的不良投资和浪费的资本高达数万亿美元；两名中国国家研究人员发现，光是2009至2013年，就有高达6.9万亿美元的资本（占总投资的 37％）「效率为零」，完全虚掷。[136]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似乎也是同样的低效，加上大量贪汙、盗窃和无能，造成了巨大损失。[137]




　　依靠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进行大规模投资来实现政治驱动的高增长率，造成低且不断下降的ICOR，轻易地消耗了中国人民的世界级高储蓄。吞噬资本的国有企业再度成为关键问题。自1990年代初以来，民营企业的资产报酬率（return on assets）为13.2％，而国有企业为4.9％。[138]举例来说，大规模的国有独资高铁（HSR）被视为一个亮眼的项目，为富裕的乘客提供了舒适且便利的快捷交通，也给了中共漂亮的GDP数据和吹嘘的权利。但批评者们已经正确地质疑，缩短都会中心之间的交通时间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以及付出的代价为何。2019年，非常昂贵但使用率很低的高铁线路（仅供客运列车使用）占中国铁路总轨道（139,000 公里）的四分之一，其债务估计为7万亿至8万亿美元。高铁的年利润总额甚至不足以支付其巨额债务的年利息。除了北京到上海／杭州，以及北京到广州／深圳这两条线之外，三十多条高铁线路中的大部分，其收入甚至无法支付日常运营成本，更不用说偿还其巨额投资了。高铁项目只能透过更多的债务再融资和靠国家拨款来维持。然而，显然成本效益不高的高铁建设却依然「全速前进」，在2014至2020年期间，每年新增投资约1,200亿美元。[139]这是一个巨大的债务危机定时炸弹，十分迅速地烧钱。除了高GDP增长和就业人数等政治理由，以及获取更多「世界第一」的排名（这对中共政权确实非常有用）之外，高铁过度盲目扩张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官员及其同伙难以抗拒藉由高铁建设相关的大型项目大举致富的绝佳机会诱惑。高铁建设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和虚报高价採购案件，其中以2013年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和他的继任者盛光祖的案件为首，后者在2022年，也就是他退休数年后，受到拘捕调查。[140]




　　与低效、甚至毁灭财富的GDP增长的方式相关，中国在2023年之前长年达到约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似乎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也确实为中共提供了巨大的海外投资和花费资金。但这其实是反映了重商主义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失控和国家垄断金融体系的深层缺陷，是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和表象，比如过度低效率和资源错置，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剥夺，人民低下的生活水平低下，受损的自然环境，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中国经济在国际价值链上深陷低附加值位置等。




　　中国庞大外汇储备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用于投机的高风险、未对冲的外来的所谓「热」钱。对于中共来说，大力压制国内消费和不发展社会福利来造就更多的出口及其附带的更多低薪工作机会，或许是合理、甚至是最优化的。如此一来，北京可以控制大规模失业会带来的社会政治危险和让人民「不必要地」致富（从而在政治上赋权）的风险，同时通过垄断越来越多的硬通货，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海外花费能力。[141]根据其控制外汇的悠久传统，中国的所有外币都集中在党国手中；北京在 2019 年重申，与政府之外进行的任何货币换汇交易，都是犯罪行为。[142]




　　例如，以时尚的iPhone手机的全球生产链来看，在2010年代后期，每件总成本可能在216至263美元之间，其零售价为649至849美元（在中国售价高达1,600美元）。台湾公司鸿海及和硕在中国雇用工人为总部位于加州的苹果公司组装产品，每件产品的收入仅为4至5.85美元。[143]然而，由于渴望更多的「真金白银」（硬通货）和低技能工作岗位，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严厉压制劳工权利和环境需求，以及更直接地向出口商支付现金，对出口提拱了昂贵的补贴。增值税的退税（通常是总价格的16％至25％）在实务中可能要高得多，并且「一直是我们利润的唯一来源」或「我们仍然继续出口的唯一原因」——笔者从2003年到2021年所採访的所有中国出口商几乎皆如是说；而这种补贴比操纵货币来刺激出口要重要得多。不意外的是，出口补贴也是造成许多欺诈和腐败的一大漏洞。[144]国家补贴出口还加剧了国际摩擦：2016年，欧盟发起的38起反倾销调查中，有28起涉及中国。最后，在2018年，中国出口利润最高的市场，也就是美国，放弃了世贸组织而自己动手，向中国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关税贸易战。[145]




　　中共的经济策略主要是使党国自肥变富，它现在通过垄断金融部门和外汇储备，在海外拥有巨大的购买力，但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总成本非常高。[146]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垃圾场」，多年来大量进口外国废料作为原料。[147]此外，近69％的外汇储备已沉入中国的各种对外投资或资本外逃。因此，可支配或「可用」的外汇储备（或「现金流」）在2020年降至1万亿美元左右，为十年来最低（全部为美国国债；2000年时，北京持有的美国国债为600亿美元）。[148]在此同时，中国分析师语带不祥地报导，「至少还有1万亿美元是所谓经济暗物质（economic dark matters）」或隐藏的资本外流义务（obligations of capital outflow），足以抹消所有「可用」的外汇储备并引发系统性冲击。2022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和其他七大工业国）大幅提升了利率，正好与为了刺激其低迷的经济而放松银根的北京逆向相撞，儘管党国更加严厉地实施行政手段去控制资金外流，还是导致了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和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整体而言，正如一位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在2022年5月的结论，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存款和海外投资资产大多都是「负回报」，亦即无收益还蚀本。[149]




　　如果考虑到中国还需要花费巨额外汇，透过大量进口以维持其出口加工导向的经济去赚取外汇，其外汇储备就更不是经济成功的标誌了。2019年，中国花费了2.1万亿美元进口基本产品和必需品，如半导体微晶片（3,060亿美元）、石油和天然气（2,910亿美元）、电子产品（1,540亿美元）、铁矿石（1,010亿美元）、铜（570亿美元）和大豆（430 亿美元）。同时，中国的外债从2000年的1,460亿美元，大幅增长至2012年的7,370亿美元（占当年外汇收入的33％）和2019年的2.1万亿美元（占当年外汇收入的77％）。[150]在2020年代，中国外汇储备基本保持稳定，但外债和资本外流均不断增长。为了支付进口、履行对外义务和管理「经济暗物质」，中国必须每年至少赚取超过2.1万亿美元的硬通货，或者必须出售其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这很容易，北京在2022年确实也卖出了不少）或海外资产（这会很困难，并且可能蒙受巨大损失，特别是因为有些海外资产其实是通过外国借款融资的）。其他替代方案则是削减关键的进口并削弱其赚取硬通货的出口，减少国内的基本供应，取消「一带一路」等海外支出承诺，违约外债和其他义务，或者让人民币贬值——又或是以上这些的某种组合。在出口方面严重依赖美国，并受制于中共在国外的政治化撒钱，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极为明显。在2020至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迫于贸易战和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等日益沉重的外部压力，北京发起了「强调国内经济循环」或自给自足，以减少和替代「全球循环」或外贸。[151]然而，明显的「国内消费不足」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将严重阻碍这一成长策略。但正如一些中国分析人士所说，一旦失去「全球化红利」，一个依赖「高投资、低效率」内循环的经济体前景并不乐观。[152]




　　量化评估之二：财政与货币政策




　　作为两个双生相关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着同样特点：长期的非理性和不负责任（儘管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可能还是理性的和优化的）。两者同样地以统治者为中心，不受监控也不受约束，使用短期补救性措施为主，而且往往是次优化且有问题的措施。如前所述，毛后时期的中共贪得无厌地对中国经济进行超高额榨取，还从华盛顿和东京等地的政客那里学来靠借贷花钱的招数，于是更变本加厉，大冒将国家淹没在赤字海洋中的风险。出于透过粗暴的发货币刺激来压平商业週期并确保政权稳定，从而超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强烈政治愿望，再加上在维稳（内部安全）、军事和海外项目上的大量撒钱，中共自2008年以来採取了一系列规模过大、宽松、设计和执行不力，而且往往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党国似如旧剧重演般，奔向毁灭性通货膨胀；在此之前，恶性通货膨胀至少已经发生过三次，分别在1950年代初、1960年代初，以及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153]进入21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每年都出现预算赤字，官方赤字／收入之比从2010年的7.8％和2015年的15.5％，飙升至2019年的25％，在2021年更暴增至43％。[154]




　　从2008年超发4万多亿元人民币开始，赤字支出和印製钞票这种令人迷醉、简单而又快速的解决方式，造成了难以摆脱且严重的「债务成瘾」。[155]结果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与GDP的比率从2010年的33％飙升至2020年的60％以上；外国分析师预估，再过四年将达到78％以上。中共的地方官员不像美国地方政府受预算平衡法之类的法律约束；他们出于政治压力和晋升之诱惑，往往以许多创造性的方式借入海量资金，来吹大当地的GDP数据。据报导，2018年仅所谓的「帐外」隐藏性地方政府债务，就估计至少为6万亿美元。[156]一如预期，官方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要低得多，大约只有一半（不包括「隐藏」的地方投资债券），2020年为3.26万亿美元，2021年为4.56万亿美元。[157]近年来，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关係日益失衡，鑑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投资的地区型差距持续且加剧，这不足为奇；反而更加显示了两个层级的党国政府财政健康状况都十分糟糕。在2010年代后期，美国的50个州都必须平衡自己的预算，其中22％（11州） 获得的联邦资金，明显多于其缴纳的联邦税。[158]在中国，官方数据显示，31个省级单位中有74％（23个）需要中央政府的预算救助，进而产生巨额赤字：在2020年，中央对省级政府的财政支付比各省缴纳的税费高出10％以上。到了2021年情况更加恶化，31个省级单位中的84％（26个）的债务与收入之比率超过100％的「警戒门槛」，其中11个超过200％，4个甚至超过300％（最高的是青海，506％）；如果纳入地方投资债券的隐性债务，则只有两处（上海的85％，广东的90％）低于警戒门槛。官方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养老金系统也逐渐累积巨额赤字，从2013年的20％上升到2020年的28％，并且31个省级单位中有25个的养老金计画要靠中央财政拨款，才能保持其支付能力。[159]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家庭债务与收入之比达到100％，超过了美国；到2020年还继续快速攀升至128％，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则降至100％以下。[160]据《经济学人》报导，整个中国都负债累累，到2016年，总债务与GDP的比率为260％（2008年时为150％），远高于任何其他经济体，使中国成为「负债人民共和国」；一场惊人的债务危机的大爆发迫在眉睫，而急需的重大改革却尚未出现。[161]救济之道难寻。为部分修补此一问题，2014年5月地方政府获准发行地方债券，以「证券化」其部分国有银行的贷款。然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迅速将半数的省级债券评为垃圾证券，仅有四分之一被视为投资级。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短短五个月内，「经授权」的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了人民币1到1.6 万亿元（1,400至2,240 亿美元，占「帐面」债务总额的30％）。各省就像陷入了一场疯狂的融资竞赛一般；以一个普通省分安徽为例，据报导，安徽省在2020年4月的短短两週内就借款640亿美元，为其已经耗资1,200亿美元的2,583项刺激经济的项目继续火上浇油，另外还有3,300个新项目的7,620亿美元贷款在等待批准。其他省分（如福建）赤字程度甚至更为严重。[162]




　　与中国许多其他的重要统计数据一样，由于保密规则和假帐传统，官方报告的债务状况一直是模糊不清。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宏观」（主要是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在2019年攀升至令人震惊的245％，到2021年达到280％（或2022年的另一个官方估计为273％），远高于美国（分别是109％和119％），并且其「年利息支付」是「GDP年名义增长率的两倍」。非中国专家估计，中国实际债务与GDP的比率应该更高，2019年为300％，2020年为317％。[163]这意味着中国的赤字海洋规模大约是负债累累的美国的两倍，超过了世界第二高的日本，而日本在 2020年的债务与GDP比率达到峰值239％（2021年下降到221％)。[164]若置于世界框架之下，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报告「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与GDP比率在35％到70％之间，「发达经济体」平均为55％到110％，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该比率的理想上限为60％。[165]




　　即使对于一个强大的警察国家来说，靠税收和贷款来花钱仍然是一种既费力又不方便的汲取和消费方式。当这些也不足以应付时，由于北京缺乏国际信用评级和有效的金融市场机制来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去弥补赤字，最简单的出路就是印更多的钞票。在其七十多年历史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为了紧迫的政治需要或权宜的财务目标，多次大量地超印货币（人民币即「人民的钱」）。每一次的滥印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痛苦的经济衰退及萧条危机，甚至像1989年天安门事件那样几乎颠复了党国的政治动盪。




　　在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製了空前大量的纸币。官方数据显示，2000至2010年间，北京印钞数量的增长率为450％（每年14.7％），远高于GDP的平均增长率（9％）。2010年流通中的人民币（M2存量）达到70万亿元（10.62万亿美元），是中国GDP的1.74倍，比8.99万亿美元的美元M2存量（占当年美国GDP的60％）还高出18％。[166]四年后，中国的M2存量激增至120万亿元（约合19.7万亿美元），是中国GDP的1.89倍。[167]相比之下，2014年美元M2总存量为11.5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8％，比人民币少71％以上。




　　2020年，人民币流通量进一步激增至209.4万亿元（29.5万亿美元），是中国GDP规模的2.11倍以上，比美元的15.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2％）的流通总额多出14.1万亿美元（92％）。到2021年7月，这一数字进一步飙升至225.6万亿元（33.76万亿美元）。[168]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简化人民币的印製，以及加强对百姓日常金融交易的控制等其他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央行于2020年推出了数字人民币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169]从中、美这两个经济体的M2与GDP之比来看，中国网路流传的一个简化的计算甚至令人担心起「真实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是19.97比1，而非7比1左右。[170]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印钞方面的扩张势头还不减：2022年初，人民币M2存量增长了9.8％，M0（现金）流通量则暴增18.5％，增速是中国GDP增长的二和四倍。几个月后，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和美国央行加息的挤压下，北京的应对之道是印更多钞票——又达数万亿人民币——而不是放松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和／或让人民币更大地浮动，一些中国分析家将这种行为描述为简直是「拿国家的命运赌博」。[171]




　　最终，人民币的购买力直线下坠。2021年，一项中国非官方研究採用四种方法，呈现过去四十年1元人民币可以买到什麽，充分显示了在失控的印钞下，通货膨胀的疯狂趋势（见下方表 2-5）。与同一时期1美元的购买力进行比较和对比，结果很发人深省。




　　人民币天文数字的印刷量，是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惊人结果，这些政策近来还变得越来越疯狂。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过度促进出口以满足北京对外币或「真金白银」的渴求，从而使其能够在国外消费，也大力地推动了日益失控的中国印钞厂。要从中国出口商那里收集和囤积外币，尤其是美元，就需要更多的人民币。儘管北京最近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仍然是一种软货币，基本上只在中国流通，这也使得过度印钞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对中国，以及柬埔寨和辛巴威等少数几个小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的压力严重到了难以承受；这些小经济体接受北京的大量津贴，在部分程度上使用人民币。[172]相比之下，数十年来，几乎每个国家都广泛接受美元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估计有40％至70％流通中的美国货币在发行国之外被持有并永久使用，作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和主要的价值储存手段。因此，美元供应的增加在美国经济中只会产生很小的通货膨胀压力，因其受到了更大的总体世界经济所提供的缓冲。[173]




　　由于基本上缺乏有意义的体制监管、法律约束、公众监督或专家辩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收、借贷、铸币和支出，首先是为了满足和取悦统治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则带来了严重的次优化。




　　在倾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出口政策的累加之下，中国不断地在各地吹出各种经济泡沫，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严重后果。2014年，北京通过一项新的「中期借贷措施」，「祕密地」注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以刺激增长。[174]2015年又注入7万亿元以「维持经济增长」，将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推高至前所未有的78.9％（2000年为26.4％，2008年为47.2％）。按照中共的一贯做法，这些刺激资金基本上都流向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经常是毁灭财富的大型基建项目、房地产行业的投机热潮、无数的金融投机和骗局，以及许多干部及其亲信的海外帐户。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在多年前就曾用浅白的语言警告过：「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人民的钱是越来越不安全了。」[175]




　　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经济下滑，中华人民共和国透过赤字支出启动了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印製更多的钞票来资助数以千计的新兴项目，促使已有十年之久的巨型泡沫更加庞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出了一个粗略的数字，即新增人民币2万亿元的赤字支出和超过4万亿元的工资税减免，用于「新投资项目和保留就业机会」。在全球疫情之下，这一轮刺激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相关实施方式仍是一如既往的完全未经审查和辩论，因此仍是典型的次优化，充满了问题。[176]几乎每个国家在疫情中都採取了类似的努力，但许多（可能是大多数）政府的做法与北京截然不同，通常是直接发给人民可观的款项，特别是给穷人。例如，美国政府直接将资金分给企业和民众；2020年的两次直接支付，一个普通四口之家最高可获得5,400美元，并大幅提高失业救济金和租房补贴。印度政府的直接支付一如预期地很少，2020年年中仅每人17美元，外加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粮食和炊事燃气。[177]然而，完全不出意料，中共又一次一边像个不知上进的蠢人，试图靠印钞来摆脱麻烦，重蹈复辙地製造泡沫；一边又像个顽固的守财奴，拒绝将资金直接分发给人民。[178]一如往常，中国的大部分刺激和救济资金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基建项目。在120多天的隔离期间，部分封城中的民众从政府那里获得了每人13元人民币（1.80美元）微不足道的直接补贴，主要是购物折扣券，而且还得在网路商店里竞抢。[179]这也许正是所谓「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共生而产生的简单恶政，与过去许多世纪里的法家黑暗统治权术传统如出一辙，其目标正是通过保持民众的贫困、虚弱和被羁绊受束缚，来实现人民对国家的屈服和依赖，而不是通过发放任何「免费」的资金来使人民变富、赋能而有权力。对于许多掌权的干部及其亲信来说，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大好机会，可以通过与这些可疑和不受监控的基建项目相关的不正当合同、贿赂、不合标准的承包工程和贪汙公款等大赚一笔；所有泡沫工程项目都在加剧通货膨胀的风险，而通货膨胀则是一种低效和累退式（穷人负担更多）的徵税。




　　随着钞票的大量滥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地创造并维持了空前规模的巨大经济泡沫，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轻易使得1980年代日本灾难极为惨重的房地产泡沫相形见绌。[180]在观察家看来，容忍世界级的房地产泡沫是极其愚蠢和危险的。但在中国，这却是完全正常和意料之中的——因为是统治者，而不是中国人民或市场，在根据自己的意愿支配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流动。如同高铁网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一个长期缺乏足够住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投资住房项目是明智和有效的。住房是一种具有高度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的产品。住宅建设、装修和维护会有力地拉动钢铁、混凝土、能源、交通和家政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都创造了大量的低技术和低技能工作机会。对于GDP增长和就业的合理目标，房地产可以是一种可持续增长的方法。但是，正如在中国政治经济的几乎每个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行业受到中共专制且严密的政治化控制，既无视市场机制，也扭曲了市场机制。[181]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功能失调的金融体系，已经将房地产开发变成了一种疯狂失控的过剩，主要服务于中共的政治需要，以及垄断了土地和资本的干部及其亲信们的贪得无厌。房地产业的快速繁荣，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让许多政治能量较高的城市居民感到高兴，因为它允许人们获得（有限的）住房所有权，数百万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以及GDP的增长。它还通过拍卖「人民」土地的用户使用权（25至70年）为地方政府筹集了巨额资金，简便地将公共资金转移到干部和他们的开发商伙伴的口袋里，并将多馀的滥发钞票停泊在该产业，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最迟自2010年代初以来，在通货膨胀和资本管制的双重夹缝下，房地产市场成为中国人唯一可行的投资工具，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4.7％（相比之下，这一比例在美国约为25％），并提供了65％至90％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2020年代，中国37座大型与中型城市中，只有3座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低于其财政收入的50％（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为20％、30％和40％）；13座城市的地方收入仰赖土地出让金高达100％以上。[182]




　　房地产（主要是公寓式单元）的建设、维护和分配，在21世纪都迅速成为一个巨大的泡沫，呈现出明显的次优化和非理性。官方数据显示，到2015年，住房市场其实已经饱和，每个家庭拥有1.3套住房；到2020年，中国的住宅拥有率为96％。[183]然而，其中许多单元多年来始终空置，而许多中国人仍然无法获得适当的住房，更不用说是负担得起的住房了。房地产价格飞涨，主要是由于官员和开发商之间贪婪勾结造成的投机行为。住房单元的分配和所有权极其不平均且不平等，因为许多获得补贴、「免费」和更好的单元都被相关人士当作津贴、贿赂与储值手段。因此，已经过度发展的房地产建设不得不继续高速增长——表面上是为了让人民能住上房子，更实际的是为了税收、GDP增长和就业人数。2013年，中国城市整体住房空置率为13％，一年多后攀升至22.4％，之后维持在20％以上，与美国（1.9％至2.5％）、欧盟（9.5％）和日本（13％）形成鲜明对比。[184]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房屋空置率出现在2008年，仅为2.9％。[185]在中国城市，2012年到2014年未售出的住房单元至少增加了一倍，使房地产市场过剩「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迄今为止最大的泡沫」出现在上海等主要城市，上海房地产价格在2010年代上涨了525％。2010年代后期，北京的住房空置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28.9％，中心区朝阳达到54.9％；在这个特大城市有多达33％的新住房单元空置。[186]




　　暂且不论仍然超过住房需求的新房建设，光是吸收北京现有的空置单元，就需要按现在速度四十二年的人口和经济增长。[187]就连一向看涨中国的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长期以来也将中国房地产债券列为「亚洲风险最高」。[188]中国商业地产空置率已经超过「2019年的历史峰值」达到35％（写字楼空置率为30％），为全国乃至「一线城市」的「十多年来最差」。据报导，即使租金下降10％，北京仍有19％的办公空间空置；上海大部分地区为40％，深圳为28％。2021年，中国38座主要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均高于11％——其中19座城市超过30％，12座城市超过三分之一，儘管租金价格低迷且下降；而同样的空置比率在台北仅为2％，在香港为9％。[189]




　　疯狂的房地产泡沫代表着难以想像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低效扭曲。




　　在2010年代中期，光是大北京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就相当于整个美国GDP的120％，而中国房地产资产的帐面价值则已经超过中国GDP的300％，与历史上的日本泡沫不相上下。1989 年日本房地产市场达到其GDP的375％的峰值，东京的房地产价值超过了美国的 GDP；之后迅速破灭，导致日本接下来二十五年陷入深度和长期的衰退。[190]




　　随着大量滥印的钞票不断涌入以获取快速利润，超大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变得更加庞大。在房价涨幅最大的50座城市（来自22个国家）中，有27座在中国，没有一个在美国。[191]到2019年，中国房地产总价值估计为65万亿美元，占到其GDP的480％，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房地产市场价值总和的109％。相比之下，中国股市价值仅为其房地产市场的10％，相当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股市总和的9％。[192]美国和欧盟的房地产价值与股票价值大致相同（日本略高），代表着更加平衡和有效的资本配置。




　　中共党国现在确实是进退维谷、处境是三面受困：一个巨大浪费的泡沫损害了中国经济，但又「大到不能破裂」；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和经纪人等相关利益集团，对GDP增长和快速收入贪得无厌的胃口巨大，而不断涌现、新印发的人民币也极其需要去处。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现在的房价却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高，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尤其是年轻人。作为中国世界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一部分，房地产所有权的拥有也是非常的不平等。2021年中国城市中，2％的家庭每户拥有三套或更多公寓，而超过30％的家庭一套都没有；12％的家庭拥有了超过40％的住房单元。许多观察家都预计，一场全国性的金融灾难会是房地产泡沫的必然结果：「看似耀眼的成功，其实是快速扩张的泡沫上的虹彩……其破灭可能会是很快。」许多中国专家唯一意见不一之处，是这个泡沫会如何破裂。按偏高的估计，这个泡沫在2010年代末已经超过了世界GDP总量。一些人担忧房地产市场可能会下跌50％，另一些人则推测在通货膨胀驱动的贬值下，人民币兑美元将从1美元＝7元人民币跌到1美元＝14元人民币，不过「在汇率为1美元＝10元人民币时，中国经济就会彻底崩溃」。[193]现实中，2020年至2022年间，多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两位数的价格下滑。许多地方政府开始宣布「限跌令」，希望能用行政命令去阻止「房地产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194]




　　中国专家们其实也知道，有一些明智且经过验证的方法能可靠地遏制庞大的房地产泡沫，纠正中国经济的大幅扭曲，减少高空置率和世界级的房价并存所代表的资源及资金的莫大浪费，进一步化解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定时炸弹。[195]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方法：一是房地产税附加有力的空置税；另一是所有权和交易的透明度，理想情况下是配合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合法化——为房地产建立一个功能健全的真实市场。然而，中共的党国政治再次成为阻碍，儘管高层领导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无数次誓言要「避免和减少房地产泡沫／投机」。[196]由于巨大的贪婪和深深的恐惧，北京似乎无法、也不愿意真正实施上述措施中的任何一项。太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及其家人拥有多套高价值的住房单元（有时甚至多达数百套）；这些房产大多是他们不透明地获取的（可能还是非法所得），并且可以「免费」地长期匿名持有。因此，他们强烈反对披露任何个人资产和房产信息。[197]政治上至关重要的GDP增长和就业，也过于仰赖投机性的房地产行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代的数据判断，在新冠肺炎疫情及与美国的贸易战影响之下，这种依赖房地产的瘾头变得更大了。太多的中国人，尤其是菁英阶层，将所有的财富都投入了价格被炒得畸高上天、大多如混凝土盒子般的住宅中，作为在全面通货膨胀、产权不安全和资本市场功能失调的经济中，保住财富的最后、也是唯一的办法。因此，房地产泡沫已成为爆炸力太强而让人不敢也无法拆解的政治炸弹。除了在上海等地断断续续地「试验」已经十多年的有限「实验性房地产税」之外，[198]北京所能做的，就只有如同拉锯战或者翘翘板式的严厉举措：定期实施行政冻结房地产交易以维持价格，不久后又「放松管制」，伴随更多的新国有资金涌入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推广宣传，带来新一波泡沫。中共党国一厢情愿的想法，似乎是在延缓泡沫破灭的同时，仍能不断地从该泡沫的继续扩张中汲取财富。




　　有一件事看来很确定：北京不断以只会导致更大破裂的方式，对泡沫加压充气。除非中共能够改写整个经济学规律，或者创造出能永远控制中国的一切和每个人行为的奇蹟，否则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注定是要臭名昭着并走向灾难性结局。根据中国主要线上新闻门户网站的数据，2021年底，中国最大的25家房地产公司都面临破产，涉及数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和蒸发掉的资本。[199]房地产龙头业者恆大集团因涉及欺诈和违约，已经「造成财务困境」的难以控制，并且因而引发广泛的街头抗议。[200] 到2022年底，当本书英文版付印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房地产业似乎已经处于一个日渐恶化的萧条之中。




　　当然，在中国除了房地产之外，各种资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都出现了巨大而多彩的泡沫。范围从（主要是伪造的）古董和艺术品；稀有（通常是假造的）邮票和家具；大量可疑、甚至有害的健康产品和服务；到互联网内外无休止的巨大投资骗局和金融投机，其中还有许多是国有企业和银行担保的，导致疯狂且过度操纵槓杆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引起一系列大规模的违约赖帐事件。[201]

量化评估之三：能源效率和企业盈利率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能源的使用效率十分低下；2021年，其能源约有70％来自化石燃料，[202]显露了其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次优的一面，也引发了有关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和永续性的问题。中国每单位能源消耗产生的GDP是世界最低之一，甚至比世界上一些最贫穷、效率最低的经济体还要差。按煤耗当量计算，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是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明显高于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同属发展中的国家。按石油当量计算，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还是人均GDP，中国的表现都比其他国家差，仅略优于海地和坦尚尼亚等能源效率最低的经济体。在2010至2020年代，中国生产了世界12％至18％的GDP，但消耗了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一次性能源，包括燃烧掉世界约半数的煤炭，排放了世界30％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超过美国、欧盟和印度加起来的总排放量，而这三者生产了世界GDP的43％。[203]此外，以中国接收了「西方的肮髒工厂」作为开脱的陈腔滥调也过于夸张：




　　中国至关重要的淨出口行业仅占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0％。[204]




　　我们还可以尝试在企业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进行进一步的量化评估。入选《财星》（ Fortune）杂誌全球五百大企业的中国公司数量，从2014年的96家增加到2019年的120家（不包括四家香港公司），同期间上榜的美国公司则从129家减少到121家。这120家中国的巨无霸中，有90家是国有企业，而且没有一家有足够证据证明并非由中共直接控制，其中最大的「民营」企业是平安保险（排名21）和华为（排名49）。这些企业主要是集中在石油（能源）、金融业和建筑业等行业的垄断者或寡头垄断者。其中一些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部委，其中许多仍然享有「部级」地位和特权，例如前十名中的三者：中国石化、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石油。




　　然而，这些企业巨头在效率和创新方面的表现却相当逊色。例如，中国进入2020年全球五百大公司名单的企业的利润率似乎只有美国同行的一半，资产回报率则不到30％；上榜的90 家国有企业表现更差，利润率和资产回报率不到上榜的30家「民营」企业的三分之一。[205]正如一份中国官方研究所报告的，中国的龙头企业往往「创新能力非常低，盈利能力也非常低」，其盈利能力平均只有美国龙头企业的三分之一。2010年代中期，中国前五百大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前五百大企业的30％，而且都「依赖进口的核心技术」、「质量低劣」、「没有国际大品牌」。中国企业只能将10％的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平均水平。[206]一位前高层经理人表示，中国的大公司都「经营不善」，滋生腐败、贪汙和浪费。[207]




　　北京试图运用政府公共资金的支出，来创建更多更庞大的公司，以成为世界市场的领导者和「创新大国」，但往往只是导致巨大的浪费和不成功的劣质技术。其中一个成本高昂但最终失败的例子，就是建立中国 TD（Time Division）电信标准（TD-SCDMA和TDLTE）以取代国际标准（W-CDMA、CDMA 2000和FDDLTE）。[208]「民营」公司华为大肆宣传的5G技术似乎也在重蹈复辙，尤其是在美国和许多国家开始制裁和扼杀该公司之后。到2020年底，北京官方开始承认中国5G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因之而「无法收回的数千亿投资」。[209]




　　近几十年来，中共在国内外大规模动员，追逐成为世界科技领先者的权力和名声。暂且不论经广泛报导的全球性知识产权盗版和技术间谍活动，北京在数字方面的确呈爆炸式增长；目前，在政府对研发的资助、学术论文发表、专利註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生的毕业数量，以及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就业人数等方面，都稳居世界第一或接近顶尖的位置。[210]然而，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十大技术集群中，有九个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欧盟、日本和南韩。以其模彷和创新的速度，并且「假设美国止步不前」，到2050年，中国在120项关键技术上仍然只能达到美国水平的81％。[211] 2021年，一位受过美国培训的中国资深学者以政治上允许的方式提出结论说，中国要想有机会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导者，首先必须对其教育体系、政府优先项目，以及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根本性和制度性的改革」。[212]




　　来看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大公司会很有意思。2021年，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包括2家国有白酒製造商（茅台和五粮液），4家互联网电子商务公司（腾讯、阿里巴巴、美团和拼多多），以及4家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　收最高的15家公司中，有1家汽车製造商、3家公路和铁路建设公司、2家石油公司，以及9家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中国最赚钱的15家公司包括2家IT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国家电网公司、11家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国有垄断企业中国菸草；其中，中国菸草公司一家的淨利润，就等于其他14家公司淨利润的总和。[213]除了IT服务和国家垄断的菸草和石油外，中国最大的公司都是国有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垄断的菸酒企业资金雄厚、利润丰厚，这一奇特事实似乎彰显了类似于苏联和俄罗斯的所谓「伏特加政治」的逻辑，即为了追求国家税收和社会控制权而牺牲人民的健康。[214]2021至2022年间，中国IT公司的利润均出现大幅下降（高达39％），而同一时期美国同行均出现了12％至21％的利润增长。[215]




　　或许与此有关，中国分析人士得出一项结论：在关键性行业的工业化方面，中国在2010年代中期仍然落后欧洲、美国和日本六十到九十年，落后南韩四十年；中国可能在2030年完成「第一次工业现代化」，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达到的水平，而在2050年则达到发达国家2010年时的平均水平，要到2100年才可能会跻身世界前十名。[216]




　　国际比较札记：那印度呢？




　　在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纪录，并且提出其纪录为平庸乃至低劣的结论时，经常会遇到「那印度呢？」的问题。印度经常被许多人拿来做对比，用意在于展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类叙事话术是使用所谓的「那又怎麽说主义」（whataboutism）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辩论术的常见例子。[217]印度是与中国相邻的民主国家，其领土面积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人口数则与中国大致相同（2021年时为13.5 亿对14.1 亿）。在最近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较缓慢。按GDP数字、出口、外汇储备，以及国家汲取和资源集中度来衡量，中国明显大幅领先印度。这种数字对比常常成为有意安排且众人一致同意的观点的一部分，以辩护和推广「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即一党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党政资本主义。援引印度几乎已成为中国境内外许多中国人的条件反射（或最后的退路），他们争辩说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国「没那麽糟」、「民主也没什麽用」，或者说「需要像（中共或邓小平或习近平或甚至是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而不是追逐选票的政客，才能让穷国致富」。[218]从经验上看，也很常见到许多中国人、官员和公众，在面对印度时表现出趋于过分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正如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2021年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印度病例激增时发布的许多贴文所显示的。[219]




　　然而，印度并不是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合适例子，因为两者之间有太多无法控制与相比但至关重要的变量，包括印度众多的种族、民族、语言、历史和宗教分歧和多样性。以一种选择性的、非历史的、国家主义的和一维的方式，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就更成问题了。其实，在中国研究中使用「那印度呢」叙事，往往成为一种滥用甚至否定，而不是支持「那又怎麽说主义」的方法论。




　　印度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放弃其国家计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比中国晚了十多年。也许更重要的是，以GDP数字表现的经济增长率不应该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唯一标准。例如，印度从未经历过中国在过去七十多年中多次遭受的那种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或政治迫害。印度有功能基本正常的民主，有可观的言论、集会和移民自由，几乎不需担心「分裂主义分子」，也不用花费昂贵的国内维稳。印度从未广泛使用死刑，而大量死刑仍然是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的特点之一。此外，如果用更广泛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社会经济纪录并不是特别不理想。许多观察家认为，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的经济竞争还远没有结束——它会以不断变动状态持续下去，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产生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结果，不一定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例如，自2014年以来，印度的GDP年增长率开始超越中国；而一项2021年的研究认为，中国的GDP数字虚夸大概要比印度的严重三倍。[220]正如有些人士已经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失控式增长」到2021年底看来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如果不是早已结束的话）。[221]




　　无论如何，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优于印度的初步估计和报导，并不影响本章中提出的整体观察，即中国共产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纪录基本平庸，大多为次优，而且往往是灾难性的。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这项事实，并不意味着中共党国就是优越或可取，也不影响中国还是稳居普通发展中国家行列的结论。此外，不同于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同于中共党国力量的崛起，印度的崛起或印度国家力量的崛起（新德里集中的国家财富比北京少得多），几乎没有意图成为或被视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现有世界秩序的系统性挑战者，更不会为全球带来生存威胁。[222]




　　数十年来，即使是相当的次优化和高价低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显着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特别是在延长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识字率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等方面。




　　正如前章所述，非农业就业岗位数量的大量增加、基础设施（通信、交通和电网）的重大发展、出口部门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促成了史诗级的脱贫。在历经毛泽东时代数十年的停滞和衰退之后，中国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了重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城市区域。在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官方估计约有4亿中国人为「中产阶级」，即家庭年收入在人民币24,000元（3,540 美元）至250,000元（36,400美元）之间，中位数为29,975元（4,428美元）；另有大约3,000万人属于「上流阶级」，即家庭收入超过250,000元（36,400美元）。儘管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现在有大量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已接近西方中下阶层家庭的水平。[1]另外大约有1,000万中国人，约占总人口的 0.7％，主要是党国的统治菁英及其关係人（包括家庭成员），已经获得了美国级和世界级的财富，家庭年收入超过79,760美元；中国还有1,000多名亿万富翁（按美元计算的billionaires），比任何国家都多。[2]上海和深圳等许多中国大都市，在技术和文化吸引力方面，现在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中国的统治者及上层和中产阶级（程度较低且迅速减少），显然享受着舒适、方便，甚至奢华的现代西式物质生活。




　　然而，如果从整体生活水平、生活品质、选择自由和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指数来衡量，中国仍然是货真价实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创世界纪录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党国在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绝大多数中国人一直受到他们眼中所见的西方生活鼓舞，仍然梦想着拥有更多权利和自由的更美好生活。[3]官方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美国的7％，不到南韩的10％，为全世界的46％，为印度的108％。[4]即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以及在中国本地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确实便宜得多的事实，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仍是处于典型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正如我稍后会详述的，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一数字将跃升为85％，只有2％至3％（最多8％）的中国人处于美国「中产阶级」收入阶层，并且只有不到1％的中国家庭收入高于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秦汉法家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跃跃欲试、不断追求、时而沸腾的中国社会之间的紧张关係——中国社会一直朝着工业化、城市化和西化的大方向转变，人民理所当然地充满渴求、高度难驯——是对中共党国造成「中国次优化」的有力指证，也是明确控诉。




　　正如我在本书前两章所试图呈现的，北京有效且过度地占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这是稍获自由且勤劳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成果），用以敛聚财富和证明、强化乃至美化这个政权。然而，具有致命讽刺意味的是，北京现在却越发强力地限制和削弱中国人民的自由，并以越来越多的手段进行控制和灌输。正如前一章所述，中国经济在2020年代正走在放缓、甚至停滞的道路上。因此，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可能会变得更加艰难并且引发更多争议。中共党国带来的「中国次优化」所造成的纪录平庸与低劣，看来也会在中国国内社会经济方面有所延续。至于对外，中国的财富和能力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极少数不受监管和约束、但自信而放纵的独裁者和寡头手中，无情地将「中国次优化」或「中共最优化」变成世界性的麻烦，透过其逐底竞争（race tothe bottom）去重塑世界，可以想像将把「世界次优化」带给所有人类文明。




　　货真价实的发展中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GDP的快速增长，并未改变中国人民仍集体稳居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事实。根据一名中国资深经济学家的说法，真实的经济发展应该反映在人均GDP的增长，而不是国家GDP规模的增长。[5]2013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1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14％），大于日本。但中国的人均GDP（按现值并以购买力平价法衡量）仅为日本的13％至25％，与1950年的20％差不多。[6]1950年，韩国人均GDP只比中国高40％左右，但到1973年已高出2.4倍，2012年高出3.5倍。1950年，台湾（中华民国）的华人只比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稍微富裕一点，人均GDP大约高出50％（922美元对624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到1973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1倍（3,669美元对1,186美元），并在2012年进一步扩大到超过4.2倍（38,400美元对 9,100 美元）。其他两个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经济体，即香港和澳门，在2012年的人均GDP分别是中国的5.6倍和9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7]在2020年代，中国的这一比较情况仅略有改善（主要是与台湾相比），儘管中国经济仍持续增长。不论按照传统或购买力平价法，中国的人均GDP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3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介于土库曼和泰国之间（按现值美元计算），或者纳米比亚和牙买加之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2020年，按人均GDP计算，与中国排行相邻的国家是诺鲁和马来西亚（按现值美元计算），或者委内瑞拉和波扎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如果依照联合国开发计画署（简称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以更全面的方式来衡量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话，中国社会经济表现所表现出的平庸与次优化同样明显，丝毫不令人意外。国家GDP的大幅增长，并未带来相匹配的整体HDI的提升，[8]一个原因可能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益且被夸大的，另一可能则在于收益的分配和利用明显不平等且不合理。




　　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的HDI得分提高，但中国的排名实际上仍维持在世界平均水平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在124个国家中排第81名，2012年在187个国家中排第101名，2018年在189个国家中排第85名，2020年则在189个国家中排第86名。从HDI排名来看，自1980年以来，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发展中国家，2012年夹在排名相邻的约旦和土库曼之间，2018年是在阿尔及利亚与祕鲁和厄瓜多与亚塞拜然之间，2020年则是在巴西与厄瓜多之间。[9]




　　吃苦与豪奢




　　中国人民，包括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菁英，一直都忍受着生活在中共党国造成的「中国次优化」下的不幸。人们秉持「吃苦」或「认命」（ amor fati）的传统，将这一无奈而必须的「忍受」昇华为「美德」，就像从前在秦汉政体帝国统治下的祖先们一样。[10]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即党国干部，却实实在在地拥有相当高的生活水平，享有社会地位、权力、财务稳定、配给的各种特权和奢侈品、额外（通常是灰色或黑色的）收入，以及本书前述的所谓「特供」。然而，作为交换，他们也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忍受「中国次优化」。仅举一例：要同时表现得像一个小暴君（对下属）和一个马屁精（对上级），似乎得付出沉重的心理和生理代价。中共的堂吉诃德式政治运动和残酷的权力斗争（现在大多以「反腐败」的形式进行），无情且永无休止地倾轧着。据报导，有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共干部严重依赖安眠药，并患有与压力和恐惧相关的各种神经和精神障碍。毛泽东本人和他的高层同僚们，都十分依赖大剂量的进口安眠药。[11]




　　在2010年代，政府报告称「76％的公务员」和「高达98％的高级领导干部」患有身心障碍问题，包括人格分裂、焦虑、抑鬱症和高自杀率。[12]




　　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必须面对的痛苦，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长时间工作，即所谓的996（每週工作6天，早上9点至晚上9点），以及低工资（有些还被迟付和拒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显然是全世界最高的，达到76％，远远超过美国（65％）、日本（58％）和印度（55％）；这反映出中国更多家庭成员需要工作的事实。[13]工作安全的防护也普遍不足，提供中国70％以上的能源供应的煤炭工业就是明显的血汗产业。[14] 2000年代中国煤矿业工伤死亡的官方数字，在每百万吨煤炭就有1.2到6人之间，是印度的2倍，波兰的3到15倍，美国的120到150倍。中国的煤炭产量占世界的37％，但煤矿业的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煤矿业死亡总人数的70％。此外，每年还有数千起煤矿工人染上尘肺病的病例数字被低报。[15]以37亿吨的全国产量水平来算，[16]中国每年都有数千名煤炭矿工在工作中丧生。




　　不令人意外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际生活水平仍然很低，正如以恩格尔係数（Engel Coefficient，衡量用于食品的收入比例）进行国际比较的结果所示。2011年，中国官方的恩格尔係数，在城市地区为0.38，农村地区为0.43；由于通货膨胀，此一数字比起2010年实际上上升了3至6％。[17]全国恩格尔係数则为0.4（高收入为 0.29，低收入为 0.48），[18]若以恩格尔係数衡量中国实际生活水平，那麽中国仍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生活水平与189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的水平大致相同，而且还需要四十七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才能达到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15）。[19]




　　一名普通中国劳工面临着世界级的政府压榨。除了增值税、营业税等17％以上的不透明、高额间接税（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60％）之外，所得税负担也高于许多国家的人民。所有个人收入税按月徵收，从455美元起分为七个等级，包括收入超过5,384 美元的30％，和收入超过12,307美元的45％。[20]相较之下，台湾的个人收入为每年按五个等级徵税，其中最高税率为40％，即年收入超过162,857美元（相当于每月13,451美元）；在美国，个人收入每年按五个等级徵税，其中最高税率为37％，即年收入超过539,900 美元（相当于每月44,992美元）；在印度，个人收入也是每年按六个等级徵税，最高税率仅为30％。[21]由于税前扣除额很少，没有遗产税或赠与税，也没有房地产税，所以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纳税负担可说是不成比例地沉重。此外，中国雇员和雇主还承担着世界上最重的工资税——共计有六个税种，加起来占工资的40％至50％（在某些城市为66％），「高于德国、韩国、日本或美国」。但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只复盖部分人口，不仅严重不足且地区差距巨大；此外，约有1,000万至2,000万名中共干部基本上不缴纳工资税，但他们享受的养老金和医疗待遇却是平均水平的两倍。据报导，到2010年代中期，数万亿的人民币社保基金，有近87％已被地方官员挪用、甚至私吞。[22]




　　毫不奇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援助的设计与实施，只是为了「照顾」党国，而不是有需要的人。中国的医疗保健同样「由政权的政治算计所塑造」，作为应付政治稳定而非社会需求的工具。[23]农村地区的大多数人口拥有政府资助的「全民」医疗保险计画，看起来却像是最糟糕的一种仅限当地的HMO（健康维护组织），而且给付金额「几近于零」。2019年，中国政府共批准169,583种药品（包括较贵的4,080种进口药品）。但医疗计画只复盖其中的1.6％，甚至只是部分复盖。[24]中国媒体报导，国家垄断「人为地」让许多参保患者得不到最新药物七至八年或更长时间。[25]硬嵴膜外麻醉无痛分娩近一百年前发明后，在西方已经被广泛运用了几十年；但据官方报导，这种麻醉术直到2019年才在中国开始成规模「试用」。[26]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癌症患者和癌症死亡人数比例居世界前列，癌症死亡率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7％。[27]WHO的报告指出，占全球18.6％人口的中国，在2020年占全球新癌症病例数的23.7％（457万），癌症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的30.2％（300万）；与环境相关的肺癌和四种消化系统癌症（肝癌、胃癌、结肠癌、食道癌），是中国最常见的五种癌症，而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一直是乳癌。[28]一个中国研究团队于2022年总结道，「在美国的癌症负担逐渐减少的同时，中国的癌症发病率反而升高」，并指出中国每年的癌症病例和死亡人数，分别增长为482万和321万；此外，中国的癌症病人的死亡比例为67％，而美国为20％。[29]在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农村，未在早期发现并进行适当治疗的情形似乎更为严重。据报导，2010年代农村人口的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少十二年。[30]




　　如同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控制人民及其思想的宏大运动中，一直持续不懈、无情地灌输和内化「吃苦」的价值观；官方大力推崇吃苦为中国特色坚忍主义，或「美好的中国传统规范和美德」。[31]中共不断宣扬吃苦、勤奋、自我牺牲的「螺丝钉精神」——享受作为党国「革命引擎」上的螺丝钉或满足于作为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例如，在模范士兵雷锋（1940至1962年）的道德说教（但大部分出于杜撰）故事中，这一点明显可见。雷锋于1963年首次被毛泽东追授荣誉，并一直受到毛后共产党领导人的颂扬。[32]同样地，毛泽东也推崇古代寓言故事中的「愚公」；愚公要他的家族「一代接一代」，以人力铲除阻挡他去路的两座大山——这样坚决的意志最终感动了上帝去用神力将这两座山搬走。这种所谓的「愚公精神」，美化了吃苦的唯意志论和成效不彰的非理性蛮勇努力，一直是中国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教科书的常见内容，也是道德教育中的重要部分。[33]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小撮富豪（几乎都是中共的「领导干部」或相关人士，特别是省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却享受着世界级的奢侈品、极度的放纵，以及经常过分和不道德的生活方式，就像过去的帝国统治者一样。例如，「全球干邑白兰地销售仰赖中国的『情色行业』」，而那正是新贵们的主要消遣管道。2017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豪车进口国，其销量增长速度（在中国的售价通常是欧洲或北美的二至三倍）几乎是整个汽车市场的两倍（2003至13年为每年36％）。单是2010年，法拉利的销量就增长了155％，而中国在2010年代连续数年成为宾利汽车的全球最大买家，和蓝宝坚尼汽车的第二大买家。在正式场合，中共高层领导人现在乘坐的是以手工特别打造的红旗L款，採用进口技术和零件于「中国製造」，「像劳斯莱斯一样豪华」。[34]




　　不平等与贫穷




　　在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可以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陷苦难，这是因为两大不平等同时并存着且日益严重，使北京的分配正义纪录在世界上属于最差之列。首先，在一个自称无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採行平均主义经济的情况下，社会却出现了创世界纪录的纵向收入不平等，而后是中国特有、控制国内人口迁徙的户口制度，造成奇特的横向和地域不平等及歧视。[35]史达林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从来就未能真正减少其他地方的不平等，而中共模拟的伪社会主义情况就更糟了。[36]2013年中国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真实的基尼係数（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其数字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是创世界纪录的0.61至0.7，是官方数字0.32的两倍。[3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也得出类似结论，即中国的基尼係数始终位居世界最高区间，远高于东亚邻国，足以与尼加拉瓜等世界最不平等的冠军国家相提并论。[38]从2003到2019年，中国的收入基尼係数介于0.472和0.491之间，平均为0.476，远高于0.4；而根据联合国标准，基尼係数高于0.4时，「一个社会就容易受到社会动盪影响」。[39]美国和中国研究人员採用不同的方法分别报告，并以计量经济分析证实，中国的收入基尼係数，从1980年的0.3飙升至2014年的0.55，或者从1995年的0.45飙升至2002年的0.55，并在2012年达到0.59（甚至0.61）。[40]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只有6,500万中国人（不到10％的就业人口）赚到足够的钱，必须支付从年收入人民币60,000元（8,900 美元）起跳的个人所得税税率。2021年10月，中国「关于收入分配方面的一位权威人士」表示，中国的财富和收入基尼係数分别为0.704和0.52，均创下世界纪录，并且状况「已持续多年而仍在增长」。[41]




　　相比之下，美国的收入基尼係数（2018年为0.43），在发达国家中位于最高区间，但仍远低于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恩格尔係数低得多、政治平等和社会流动性又高得多的情况下，美国面临的问题似乎主要是人口相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日收入5.5美元）来看，美国基本上没有贫困人口，因为美国的贫困线比世界贫困线高6倍。[42]相对贫困造成的社会政治紧张局势，当然需要补救措施；不过，美国的不平等虽然严峻地表明了竞争的成本或副作用，但是竞争确实也带来了经济效率和技术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世界级的不平等（而且恩格尔係数也很高），进一步证明了其系统性的次优化，而且这种不平等主要是由中共党国所创造和延续的；同时，中国经济依然缺乏效率和创新——因此，中国人民承受了残酷的痛苦，却没有获得珍贵的收穫。




　　在2010年代，中国前5％人口的收入是底层10％人口的34倍，而前10％人口的财富是底层10％人口的160倍。[43]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第二号人物李克强总理，在其年度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人民币）1,000元（即140美元）」，儘管中国官方的人均月收入数字为2,558元（358美元），中位数为 2,208元（309美元）。很快地，中国媒体和学者就觉得可以放心发布并详细描述中国人民收入的真实情况：在6.05亿名月收入在1,090元（152美元）或以下的中国人中，有4.23亿人的月收入低于800元（112美元），2.21亿人的月收入为500元（70美元）。只有16％的中国人（2.29亿）月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元（420美元），而5％的中国人（7,200万）达到或超过5,000 元（699美元）。[44] 结合其他两个中国部会的数据（财政部和劳动社保部），在2018年，中国城市共4.34亿劳工中，只有15％（约 6,500万人）的月收入超过5,000元，也就是缴纳所得税的起始点。[45]撇开官方数据中令人震惊、但并非罕见的差异不谈，令人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85％至95％）似乎生活在美国的贫困线或以下，至少有43％（6.05亿）中国人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每月收入165美元），还有多达16％（2.21亿）中国人处于国际极度贫困线以下、甚至赤贫状态（每月收入96美元和47美元）。[46]




　　比收入不平等更糟糕的是，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的财富基尼係数从1995年的0.45，增长到 2012年的0.73这一惊人高度（2020年为0.71），1％的家庭拥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资产。以拥有个人金融资产10万美元的不高标准，中国在2010年代中期只有1,200万至1,400万「中产阶级和富人」，大约占总人口的1％或劳动人口的约2％。




　　2020年，中国央行自行报告道，10％的家庭拥有48％的国民财富，其中70％是房地产。[47]中国的亿万富翁（其中许多是与中共高层有关的寡头，并且居住在中国境外）在2006年估计为16人，到2018年跃升至373人，到2021 年更跃升至1,058人，拥有1至2万亿美元的资产，而全世界总共也只有3,228位亿万富翁（美国有696位）。[48]




　　儘管中共多年来大力宣传脱贫运动，习近平最近也亲自推动，[49]




　　但中国的纵向不平等，以及看起来难以撼动且广泛的相对及绝对贫困，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製造和维持的「中国次优化」，和其惯用的虚假信息和创造性数字游戏。自2011年底以来，中国一直使用自己的法定贫困线，即每天0.95美元的收入（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标准，世界银行的赤贫线为每天1.9美元或每月57美元，中国仅为其一半）；在2011年之前，更是只有区区0.5美元，而当时世界银行的赤贫线是1.25美元。[50]按照每天不到1美元的极低标准，2010年中国的官方「贫困」人数超过1亿，2017年降至4,300万，2019年减为1,660万（或总人口的1.2％）。然而，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标准（日收入5.5美元）来看，中国贫困线以下的实际人口比例，在2002年为43％，2005年为34％，2017年为40％（或5亿）。




　　2020年，正如李克强总理广受赞誉「罕见而勇敢」的坦承，这一比例又回到了43％。儘管经历了近二十年所谓的快速增长，以及多年来大张旗鼓的「2020年前脱贫攻坚战」，可叹的是，中国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似乎没有什麽进展，反而是明显的倒退。按照2020年代的国际标准，近一半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据中国记者报导，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率，实际上从1988年的12％上升到2021年的18％。[51]




　　因此，当中共党国于2020年底宣布在习近平领导下，短短五年内「奇蹟般地、历史性地消除了中国千年的赤贫问题」，就显得更加可笑，近乎犯罪性的欺骗。就在几个月后的2021年4月，中共自己的官方媒体罕见地揭露了一个县与「脱贫攻坚」相关的公然欺诈和掩盖行为，而这个县在不过数週前，才因其出色的「消灭贫穷」表现而在国家电视台上获得习近平的亲口褒奖。[52]此外，中共广为宣传的「脱贫攻坚战」中一个深刻的扭曲，似乎迅速而方便地演变为服务于党国那并不怎麽隐晦的长期政治议程，即打着为穷人谋平等、反垄断，以及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名义，让国家进一步攫取和控制财富。2020至2021年，中共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採行各种严厉的法内和法外手段，「箝制超级富豪（资本家），重新分配国家财富」。[53]除了本书之前讨论过，除了遭针对和清洗的中国超级富豪寡头之外，从冯仑、潘石屹这样的房地产大亨，到家教和娱乐等庞大行业的大老闆和明星，许多钜富突然间面临重税、严厉指控、巨额罚款、快速收购、强制法拍和清算、流放、甚至入狱。[54]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姓处于根深蒂固的贫困，另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难以通过教育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大学教育可能是中国向上和横向社会流动的最重要途径，因为有看似公正平等的入学考试（高考），以及能大幅提升在城市生活和成为国家雇员的机会。[55]




　　然而，自199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菁英级的，变得越来越排斥穷人，偏向富人、城市人口、汉族、男性和特权阶层。[56]大学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快速稀释，甚至侵蚀，以及飙升的预备费用和学费、录取偏见，再加上非菁英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导致毕业后就业市场的扭曲与艰难，都使得这条通往人生成功的狭窄输送带越来越失灵。在1980年代，超过30％的中国大学生来自农村家庭，毕业后有大多稳定的城市工作等着他们。到200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15％，而且越来越低，这些毕业生更面临着高度不确定的工作前景。与不断描绘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80％至90％的政府数据相反，一所颇负盛名的大学在2022年洩露的数据表明，其「普通」毕业生中只有38.9％找到工作；扣掉读研究生的22％和出国的4％后，实际失业率为35％。关于众多「普通」大学的案例报导显示，学生毕业后失业率可能更高，同时起薪持续下降。[57]因此，作为「用脚投票」的一部分，也难怪现在中国的菁英们倾向于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更有价值的教育。




　　除了创世界纪录的纵向不平等，中国还有着世界级的横向不平等。




　　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中国一大主要社会政治制度——户口制度——造成并维持了世界上最广泛的制度性排斥（institutional exclusion）结果，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平等和歧视。[58]在1990年代后期，有些省分的人均政府支出是其他省分的十倍。[59]经历了三十年对原始资本主义式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出现了相当多、但仍受控制的劳工流动）、实施逐渐在地化（出现了一些各地颇为有用的灵活性试验）、几轮整形美化重组和重新贴标后，户口制度仍旧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法律长城，并形成无数道法律「城牆」，分隔各区域，保持、甚至扩大横向的地域差距。[60]官方研究显示，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城市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中国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计画照顾了三分之二的城市户籍持有者，但却只有4.6％的农村户籍持有者涵盖在内，其中许多人实际上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并且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保障和养老金支付的平均差距为24倍。[61]据报导，IT行业的相同工作在70座所谓「三线城市」（都是省会和地级城市）的薪酬，比4座「一线城市」低73％。此外还有90座「四线」、128座「五线」城市，以及层层叠叠的千百个乡镇和千万个村庄。[62]




　　特殊且基于户口的隔离排斥和地域不平等，在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农村地区尤为明显。[63]现在，一个中国农民家庭通常在一小块承包分配的土地上耕作（平均不到1.65英亩），但一个农村劳动力「至少需要16.5英亩」，才能获得与城市体力劳动者相同的收入。




　　201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的中学辍学率高达63％。一位中国学者在2017年写道，随着制度化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排斥和边缘化，农村和低等级城市的生活，就像是「一种结构化的不幸，如此绝望且几乎无可逃避」。不意外的是，农村女性的整体生活情况似乎比男性更糟糕。[64]




　　即使是政治上吹捧的新扶贫工程，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也大不相同。[65]中国的横向分层和区域间的差距在许多方面都如此明显，以至于中国2.2亿多农民工几乎都想在主要城市中心定居，只有不到20％的人愿意将户口转移到目前按法令更接纳新移民的中小城市。[66]自1992年以来，政府一直在发展国家高速公路系统，以连接众多周边的小城市和县，企图开发当地经济。然而，如果不解决潜在的社会政治问题，这种看似合理但昂贵的努力只是适得其反：经高速公路而相连的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不相连的外围地区要慢18％（工业化速度慢26％），这可能是因为高速公路实际上让产业更加集中在政治上受青睐的中心城市，反而加剧了周边落后地区的资本外逃和人才外流。[67]




　　按照人类发展指数，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际上有很多个「中国」，并且各自在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上都大不相同。2010年代，最发达的省级地区加上人类发展指数处于「高人类发展」级别的三大都会中心，总共只有5,560万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2％。[68]




　　三大都会中心的较高发展水平，极为依赖中央政府以全国的收入进行的投资和补贴。到2010年代中期，27个省分的养老金差距已高达10倍，一些地区的家庭平均财富可能是其他地区的7倍以上。[69]一座城市的人均GDP或收入，比同省另一座城市高上5到6倍也很常见。即使在首都北京，在2010年代中期，其四个核心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为2.1倍（西城对朝阳），全部16个区县的人均GDP差距为7.4倍（西城对延庆）。西城的平均工资是通州的2.4倍，即使两者之间的距离只有16英里。[70] 2021年，首都北京有104间三级甲等医院和数家一流的军队医院，而人口更多的上海只有66间，另外两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分别只有62和22间，更不用说数百个二至五线城镇了。[71]




　　不过，顽固且惊人的纵向和横向社会经济不平等与差距，始终都有力地支持着造成这一局面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和政策。生活在城市中心、较为富裕的少数族群，和极度放纵的统治阶级及其亲信，一直处心积虑要延续这些制度、政策、收益分配、制度性排斥和歧视。因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现象：据报导，中国菁英和许多中上层阶级奇怪地对政治民主化不感兴趣。[72]有限的国内迁移，加上收入和财富阶层的泾渭分明，造成平等的公民身分始终缺乏，而这些却是特权者得以安稳享受绝对和相对富裕、福祉及权力的关键。这一小撮「局内」少数族群，几乎完全是由党国机器本身组成——正如本书前面所阐述的，几乎每一个中共党员都在这个小群体中。诚然，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和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每位统治者似乎都知道，失控的不平等总是严重破坏其「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合法性；他们也都一直大声号召要达成「共同富裕」，[73]儘管其长期统治达成的是恰恰相反的结果。正如本书所呈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最初的三十年里，实现的是一种既不繁荣也不平等的「共同贫困」；在最近的四十年里，中共党国出现了可观的经济繁荣，却伴随几近失控的不平等。然而，正如本书之前所述，2020年以来「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以及建设如美国般的「橄榄型中产阶级社会」的最新言论和行动，[74]其内里所图谋的，似乎更多是要去控制和榨取富人，而不是使穷人致富并赋能。




　　灾害与救援




　　学者们已经发现，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公共安全，以及保护人民免受自然或人为灾害的影响方面，有着明显更好的纪录。[75]毫不意外的是，就各国自然灾害后果的国际比较，可以生动地说明专制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党国显然是次优化的，儘管其在为紧急需求和大项目（例如灾害预防和救援）动员和集中资源方面，有着自我夸大了的「制度优势」——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76]例如，有鑑于中国大陆的领土辽阔、地质多样，所以地震发生的比率颇高，但七十多年来，尚无一个被视为极大（震级8级以上）的地震。然而，即使破坏力小得多，中国大陆的地震却比世界上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家的地震更加致命；如果以地震致死率来看，中国稳居诸如海地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之列。




　　同样，中国的人均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是美国的两倍，实际上更接近波札那、寮国和喀麦隆等国的水平。在2010年代，中国拥有的汽车数量占全球的16％，但道路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的22％，每辆车的死亡人数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0％，是美国的十倍，高于突尼西亚、寮国和柬埔寨。中国如此多与道路相关的死亡事件的主要原因，似乎是道路和车辆安全监管不力，以及驾驶培训不佳。[77]这些可怕的数字似乎显示中共对公共安全的忽视，以及在防灾和救灾方面的无能。这主要是过度集中、孤岛式、粗糙的官僚机构，以及非常长的严格集权的指挥链所致；据公共服务学者的说法，巨大的党国机器「可能看起来很壮观，但行动起来却表现出各种错误和失败」。[78]根据中国自己专家的说法，在中国，「不人道和残忍」的城市设计、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似乎司空见惯。[79]救灾和紧急援助的民间和私人团体及计画，如曝光率高、广受赞誉的蓝天救援队，满足了一些急需，但也不意外地受到中共的怀疑，经常被政府打压、漠视、阻碍，甚至不被允许乃至解散。[80]




　　除了对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管理不善外，中共党国自己还製造了许多伤亡惨重的灾难，包括导致超过3,700万人饿死的大饥荒（1958至1962年），数不清的政治暴力和清洗事件又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无数大大小小的工业和建筑事故导致重大死伤，从原可防范的1975年河南省板桥水库大坝倒塌事故，造成24万多人死亡，被列为「世界上最致命的人为灾难」，到2015年天津市的「超级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和伤残。[81]因「滥砍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个县，近年来多次遭受特大洪水侵袭；2002年的一场洪水，就「影响」了全体35,000名居民，并造成237人死亡。2021年7月，即使有暴雨预警，但因洩洪管理不善和水库崩塌，导致河南省中部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郑州遭洪水淹没，造成数百人死亡。根据政府本身的说法，那个死亡人数「确实」是低报了至少三分之一。[82]多年来，许多中国专家始终担心，每逢雨季就会有重大的人为特大洪灾等着爆发：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水库和高坝，包括位于地震带河流上的梯级水库（cascade reservoirs），「空前、前所未有地集中了许多200米高的水坝」；这些水坝中有95％「都是在1980年代之前建造，採用的是落后的土石堤坝技术，而不是（更坚固的）混凝土重力坝」，于是「非常危险」。除了梯级水坝可能在毁灭性的连锁反应中倒塌之外，此类担忧中最具争议、也最重大的问题是关于三峡大坝，万一它「可能性极大地」倒塌，据称可能导致数百万人丧命。[83]




　　2020至2022年，面临2019年11月至12月在中国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因中共党国传统的信息控制和压制政策而更加恶化（如果不是直接导致的话），北京的应对之道是严厉封闭隔离众多城市，例如拥有2,500万人口的最大都会上海——中国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以及唯一一个预算平衡、不需要中央财政救助的省级单位。在全国范围内，中共发动并持续进行无所不在和非常侵入性扰民的监控、强制性和无休止的核酸（PCR）检测、广泛甚至「先发制人」的隔离、几乎全面禁止国际旅行、各种以获取国际舆论分数为目的的数字游戏，以及严密的资讯审查和误导性宣传。观察家指出，这些都助长了排外的沙文主义、社会痉挛和分裂、真相与数据的埋没，以及反智主义，使中共在传播有关病毒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方面，在全球都处于「领导地位」。[84]




　　中国自2019年以来对疫情的反应，似乎再次证实了党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的次优化、甚至灾难性：它通常都会加剧破坏、伤害和死亡。首先，正如我在本书引言中所述，中共对病毒「坏」消息出于第二天性的压制，导致了全球疫情的爆发；接着，该党国诉诸恐慌和严厉的封闭措施，形成相当于自设的全国监禁和国际隔离，其持续时间已经是全球疫情中最长。意料之中，政府如此行事并没有经过多少正当程序或公开推论，对人们的健康和整体福祉的益处也令人质疑。




　　「抗击病毒的人民战争」这一颇为熟悉的风格，展示出「不计成本」地消耗资源、人力和政府权威，且不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政治驱动的严厉政策背后，仅有极少的科学论述支持；使用过时的知识和劣质疫苗，党国企图实现不切实际且大概也不必要的所谓病毒「清零」目标。[85]所使用的方法经常违背基本逻辑与常识：为了预防一种传染力极强的空气传播病毒，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老人、甚至婴儿）被迫（有时更是直接被暴力拖去）聚集几个小时，而且常常一再重複地进行核酸检测——据报导，两年内有人被测了数百次、甚至逾千次核酸。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即使是相距数百米、按手机信号确定的所谓「时空交接」），以及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无症状者，基本都被强制移出家门，集体生活在拥挤简陋的临时隔离营，即所谓的方舱；那里的环境条件恶劣，婴孩有时还与父母分开隔离。[86]未知但可能有严重副作用的化学消毒剂，被大规模地喷洒在城市和家户中。医务人员、警察和「志愿者」被允许穿着不知是否有用的白色防护衣四处走动，但无数的住家、建筑物和城市街区被严格封闭，甚至像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一样被焊死数天或数週；基本生活用品往往不足、甚至没有供应。许多医院乃至急诊室都关闭，无视其他医疗需求，导致许多额外死亡案例的报导——而这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这一切都展现了中共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社会控制力，但也暴露了该政权应对灾难的治理不善，其造成的痛苦和死亡很可能远远超出病毒原本带来的危害。[87]例如，中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武汉市在2020年为期三个月的封城期间，总死亡率飙升了56％，「超额死亡」超过6.8万人；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上升了29％至100％，自杀和跌落死亡人数分别上升了66％和43％。[88]此外，根据中国记者的说法，中共还需对「故意掩盖和歪曲信息、盲目的仇外心理，以及毫无根据的错误信息」负责，这对使用低效的中国製造疫苗，而不是更有效的mRNA疫苗的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89]截至本书英文版付印之时（2022年秋季），作为近三年前疫情起始之地，承受病毒影响时间最长、也可能是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中国仍无法开发出有重大改进的新疫苗、新药物或新方法来管理疫情，只能继续全面使用扰民昂贵而效果式微的反复核酸检测和封闭




　　隔离等手段；相比之下，全世界差不多所有的国家，疫情似乎已经都结束，人民生活基本恢復正常了。[90]




　　作为政府政策的间接、甚至直接结果，对中国人来说，另一个可能更恶劣也更长期的非自然死亡原因是吸菸。在中国，菸草使用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根深蒂固，因此政府没有什麽动力去减少人们吸菸。如前所述，国家菸草专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税收来源。国有的中国菸草公司，直接雇用了超过50万人，给付的工资远高于平均工资，并间接雇用超过2,000万工人，包括菸草农民在内。中国现在至少有3亿吸菸者，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每年由吸菸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人；在 15岁以上中国人中，有27％的人吸菸，而在所有男性当中，则有51％的人吸菸；除此之外，68％以上的中国人经常吸入二手烟。[91]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消费品问题，尤其是食品和药品可怕的伪劣有毒和不可靠问题，多年来在中国造成了数不清的痛苦、苦难与疾病，以及无数的过早与非自然死亡；但只要中共领导人继续享受特供，这些问题似乎就没有希望得到缓解。[92]此外，外国观察者们指出，儘管问题意识不断提高，也有大量资金投入，但中国在垃圾处理和回收方面却管理得十分糟糕，以至于即使是最受重视并作为模范的首都北京，也仍然是一个被垃圾和毒物包围的城市。[93]




　　从更广面来说，从1949年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的能源和粮食供应一直处于不足和不稳之中，这些问题最近又引起关注。北京一直将粮食安全称为「生命线」和「治国的重中之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0年代的粮食自给率仅为83％，而且这一比例正在下降——虽然还不构成粮食安全危机，却显示了粮食供应的不稳定。此外，官方在粮食生产方面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在几个层级上明显夸大。[94]许多案例报导表明，国有仓库中的粮食库存数量遭夸大、品质不堪食用，以及遭大规模偷盗，并且经常受到贪腐和管理不善的危害。[95]




　　每年有超过80至85％（2019年为8,900万吨）的大豆，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遥远的地方进口；而大豆是中国人的主要食材之一，也是养猪的重要饲料。[96]儘管在1993年之前，中国在石油方面仍可自给自足，但中国迅速发展出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在2013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到了2018年，中国的70％的石油全靠进口。中国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也从2005年的零，跃升至2018年的40％以上。[97]大部分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和非洲，经过穿越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漫长航海道。

飘淼的幸福




　　即使按GDP衡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均GDP或收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也不过刚好位于世界平均水平上下。按照国际标准，将近一半的中国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些已经非常平庸的数字，还并未完全揭示中国人民在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中国次优化」之下，拥有实际上甚至更低下的生活水平和惨淡的生活品质。从公共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和道路安全，到救灾等众多领域，创纪录的纵向和横向不平等，以及治理不善，即便并非全部人，也对大多数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成为人们广受折腾与磨难的根源。




　　例如，据官方媒体报导，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生中，必须花费无数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来申请、获得、携带、更新和出示总共400种（其中103种被视为「一般常用」）的各种政府许可证、身分证和文件，范围从基本身分证到生育许可证皆涵盖在内。[98]中国人民对网络空间中无限信息和服务的获取，属于世界上最受限制和审查的之列。现在只有中国、伊朗和北韩完全封锁世界前三大社交媒体平台。全球近30,000个域名中，约有20％（Alexa前1,000大网站中的163个）在中国被屏蔽。[99]微信、微博和抖音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常规性地受到严格监控和审查；内容和用户的帐户经常在没有被通知或告知理由的情况下被突然删除。在201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互联网接入的费用高于所有东亚国家，包括富裕得多的香港和日本——平均占总收入的10至13.5％，而相比之下OECD国家为1％，东亚太平洋国家为8％。然而，中国的无线（WiFi）宽频速度却在全球排名第82位，远低于平均水平。网络审查可能是造成低质网络服务的关键原因之一。即使是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造访经许可的外国网站也会被放慢或被付费牆（paywall）挡住。[100]防火长城的网络控制审查，为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其中充斥错误信息与故意误导。




　　然而，儘管有如此高度的监控，奇怪的是，中国的网络空间却充斥着无休止的犯罪行为，如数不清的欺诈和黑客等。垄断性的搜索引擎百度，仍只是谷歌的低劣替代品；据报导，其服务落后、定价过高且不合格。[101]




　　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不断将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与北韩和索马利亚并列。总部位于法国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在2014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将中国排在180个国家里的第175位，在2020年的180个国家中则排在第177位。一个由瑞典和德国主导的2,000人国际研究团队，在2022年的学术自由指数报告中，将中国排在177个国家中的第162位，位列世界「最低且下降中」之列，低于伊朗和塔吉克。[102]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全球性别差距研究中将中国列为2014年142个国家中的第87位，2021年在156个国家中排名第107位，分别夹在委内瑞拉与尼泊尔，以及乌干达与缅甸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国，「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壁垒，随着时间过去而增加」。正如本书前述，儘管官方摆出了性别平等的口号和姿态，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女性最高层领导人（政治局常委）；其高级干部中仅有3％至8％是女性。[103]




　　联合国主导的世界幸福指数（World Happiness Index），在2013年将中国排在153个国家里的第93位，2020年在149个国家中位列第84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夹在菲律宾与土耳其，以及莫三比克与土库曼之间，落后于加纳、尼泊尔和经济上更贫穷的刚果。[104]主观上，中国人民似乎有一种深深的不幸福感，这在难得且为数不多的调查和报告中都可以看到。据报导，2006年9月，总部位于广州的中国主要门户网站「网易」，进行了为期12天的民意调查，询问人们一个问题：「如果有下辈子，你是否愿意再次生为中国人」。结果发现（在该调查被审查机构封闭之前），在接受调查的11,271名中国人中，有64.7％的人「下辈子不想再做中国人」，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生活中缺少做人的尊严」。近十年后，多达56.3％的受访中国人希望「在另一个地方转世」。[105] 2014年，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2.3％的中低收入青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快乐」。[106]2018年，当局不得不正式谴责一则传言，即云南省省会昆明的一些僧侣会额外收取人民币500元（73美元）的费用，在佛教葬礼上添加特别咒文，「保证」死者「投胎转世到美国」。[107]




　　这种普遍人心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是中国严重的性别失衡。[108]这种失衡是自1970年代以来，实施强制生育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塑造工程实验的结果。生育控制再加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文化，导致选择性堕胎、杀害和遗弃女婴，此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人口问题，例如社会过早老化。[109]根据中国学者的一项研究，在中国一直处于高位的女婴「异常」死亡率，从1970年代的10％，跃升至1990年代的 60％，这是中国收紧计画生育政策的直接结果。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960 年代和1970年代，还处于103到107之间（每百名女性之男性比例）的正常范围内。但是……从1980年的107.4，攀升至2000年的116.9，自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20左右」。[110]现在，中国已出现许多「光棍村」，大量男性根本没希望找到配偶，最后只能走上依赖诱拐及买卖女性之途。[111]




　　医疗照护短缺则是另一个长期问题。虽然GDP从1978年到2014年呈爆炸性增长，但在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人均病床和医生数量却下降了三分之一。[112]也许是由于报告率和整体意识的提高，中国精神病患者的比例从1950年代占成年人口的2.7％，增长到2010年代中期的17.5％以上，总计1.73亿人。然而，据报导，精神病设施和工作人员都「严重缺乏」。[113]此外，也许是因为环境汙染和产前照护不当，据中国一家报纸报导，「过去十年间，中国具有先天缺陷婴儿数量猛增，每年报告此类病例近90万」，并且「每年至少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大多数是残疾，许多是女孩」。[114]2020年，中国科学院官方发布的研究报告称，约四分之一的中国青年患有抑鬱症，40％的高中生「抑鬱」（其中约11％至13％「患有严重抑鬱症）」；中国研究人员报告的全国抑鬱症发病率为6.9％（女性占65％），「在过去二十年中增长了120倍」；这些数字全都高于美国，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15]




　　根据研究人员的报告，21世纪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20至23人，远远「高于官方（中国的，因此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即8至10人），是美国的两倍（11至14人），也是世界平均水平（9至10人）的两倍多。其中极不寻常的是，中国农村人口的自杀率是城市人口的三倍；女性的自杀率又比男性高25％，而在其他国家，男性的自杀率通常高出女性三到四倍。在201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报告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得惊人且不断上升」——在一个人口快速老龄化又严重缺乏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医疗保健的社会，许多村民直接告诉田野调查研究人员：「我们这里没有自然死亡的老人。」[116]




　　在西方，90％以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疾病；在中国，这一比例「最多为63％」。[117]姑且不论本书引言里曾讨论过的数字游戏如何掩盖了实情，所有这些「中国特色」似乎都表明，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村人口、妇女及老年人，都强烈感受到某种特别而强烈的社会经济压力和心理负担。




　　除了被边缘化的妇女、少数民族、户口制度（严格分层和排斥人民）下的各种小众人群、精神病患者、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受害者外，大量的身体残疾人士（官方报告为8,500万人，而实际数字「应该」多达2.1亿），在中国几乎变得「隐形」，以躲避广泛且往往致命的艰辛和偏见。身有残疾的人缺乏许多社会通常提供的可见度、机会，以及便利。演艺圈、文学艺术，以及官方文化娱乐业，经常出现对身体残疾人士和其他弱势者的剥削，作为廉价取笑的无尽来源。[118]




　　正如2010年代中期一项中国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令人意外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正在下降」，「由于汙染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平等加剧、腐败，以及缺乏安全保障」，导致外国游客数量长期下降。[119]有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外国人对中国生活评价：美军和外交官驻扎中国时，可获得额外的危险职务补贴或艰苦职务补贴——这意味在中国生活被视为对个人福祉的威胁，等同于生活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战场前线与最恶劣的自然环境。 [120]




　　用脚投票




　　中国人和所有民族一样，并不是天生就愿意永无止境地「吃苦」。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民众也在奋力延续其私人生活和家庭价值观。[121]当被逼到极限时，中国人也会罢休不干、抗议或抵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即使面临严格的信息控制、严厉的镇压、对苦行僧坚忍主义的不断灌输，仍旧一直在不断尝试阿尔伯特．赫绪曼（Albert Hirschman）所说的「发声与退出」（voiceand exit）之选择。[122]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党国的本质和力量，使得发声抗议这个选项代价高昂、危险且效果非常有限；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有可能，中国就会爆发大规模、有创意、日益庞大的各种「退出」，即向外移民潮，涌向各国包括东南亚和非洲等「较不发达」的国家。[123]即使在毛泽东极权时代，高风险且往往致命的「非法」移民潮和难民潮也曾大规模发生，主要目的地是邻近的香港。[124]




　　目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移民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地，但更变形为组织良好、利润丰厚但仍然会致命的人口贩运。每年的非法移民出国人数未知，但可能相当可观。[125]单是在2015年，北京报导抓到企图非法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中国公民人数就增加了165％。[126]从毛后时代初期开始，中国在十年内就攀升为世界第七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到2013年已成为第四大。截至2019年之前的三十年内，共有超过1,100万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永久移居国外。[127]与国际移民的一般模式相反，快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加速了中国人的大规模外向移民。中国在2010年代中期成为美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每年有14.7万人，比墨西哥高18％，比英国高27％。[128]从中国到美国的非移民旅客也迅速增长，从1999年的20.1万人次，增加到2009年的52.8万人次，到2019年达到104万人次；每年还有15％至24％以上，即20万名左右的中国人被美国签证官拒绝。[129]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类似，中国的合法移民往往是母国最聪明、受过最好教育的一群人。1978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第一批共52名学生赴美学习。[130]不久之后，几乎中国的每一所顶尖大学，都成为外国（尤其是美国）研究所的预备学校，其中不言而喻的默契是——「即使是最能忍耐、最能吃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法在中国生活（好）。」[131]中国最知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于2006年超过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为美国博士课程的两处最大生源。[132]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每年约有20％该两校的毕业生（「高科技专业」更是超高的76％至80％）出国留学。[133]单是在2013年，就有超过41.3万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高中生，甚至小学生。[134]从1997年到2014年，中国赴美学生增长了六倍，达到逾25万人，超过来自欧洲、南美、非洲、澳洲、和北美其他地区学生人数的总和（或为印度的两倍），占美国所有外国学生的近三分之一。在2020年，这个数字进一步增加到超过36.9万。[135]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之前，估计有100万名中国学生在西方学习。[136]在2021年夏，当美国恢復在中国发放学生签证时（仍在疫情期间），前两个月就签发了超过5.7万份，超过了疫情前的纪录，儘管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係比之前更加紧张。[137]年轻人如此清晰而大规模地「用脚投票」，代表了中国人才资源和教育投资的大量外流。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中国学生毕业后往往不归国。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毕业后（主要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自各国回国的比例，从2000年的41.18％，下降到2008年的27.98％。[138]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只是出国拿个学士学位就返国，这种下降趋势已经趋于稳定，甚至有所逆转。截至2013年，自1970年代末以来，到外国留学的264万名中国留学生中，有109万人回国。[139]就在接受移民的国家获得学位的中国学生来说，回国率仍然很低，因为「大多数学生出国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移民」。2002至2007年间，只有3％至6％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返回中国，和1990年代的4％至11％相比下降了不少，远低于归国的印度人（19％）、台湾人（57％）、韩国人（59％）、日本人（67％）和墨西哥人（68％）。2019至2020年间，79至85％获得理工科（即STEM）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希望留在美国。正如《自然》杂誌所报导的，「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有可能留在美国」。[140]




　　出于种种目的，包括获取最新技术和提升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为了吸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回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并资助了许多精心设计的招聘计画，针对所谓的「海归」（谐音称为「海龟」）。[141]最负盛名、也最昂贵的，是2008年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精心策划的「千人计画」和「百人计画」。在美国于2020年加强审查而埋名隐藏起来之前，这些计画旨在公开且大规模地招聘、回收海外顶尖人才。[142]姑且不论这些高级计画中涉及的许多重大欺诈和腐败，[143]这些努力吸引到的人似乎大多是些短期停留的季节性流动工作者，这些人还经常欺骗他们的外国雇主并窃取技术，以换取中国政府提供的轻松且高额的薪酬和福利。[144]绝大多数（到2012年为68.4％）「爱国的」海归们，保留了他们的外国护照或绿卡，因此被称为「钓鱼海鸥」。[145]在受我访问的许多中国人眼中，经常被视为（此观点并非完全不公平）助长中国学术腐败的海龟和海鸥们，是些在美国与西方技术劳动力市场中的「过气人才」或「被淘汰者」，[146]儘管海归们实际上可能在许多重要方面，还是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造和升级了技术。[147]




　　不同于大多数对外移民的国家，中国的移民除了较典型且满怀抱负的青年学子、穷困和绝望的劳动者，以及想发财的人之外，还包括富人、各有建树的菁英和城市中产阶级成员。[148]事实上，在中国，带头移民出国的还是中共官员：除了合法移民之外，1993至2013年期间，数以万计的党国官员非法「逃亡或失踪」到国外（2008至2013年就有6,694起案件）；据报导，他们捲携的资金高达人民币8千亿至2万亿元（1,180至2,900亿美元）。[149]另据报导，中国富人和中上阶层有高达60％至74％的人（包括大多数的超级富豪，而且往往也是中共党员），不是正在寻求，就是已经获得了外国居留权或非中国护照——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也绝无仅有的现象。也许只有在普丁（Vladimir Putin）统治下，俄罗斯寡头们的大出逃才稍微堪比。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等「热门」目的地，中国富人现在占所有投资移民申请人的四分之三至90％。[150]自1992年美国EB-5计画启动以来，中国公民已占该计画下所有投资移民的67％（2014年为86％）。这一比例在2008至2014年还增长到95％，儘管中国申请人在支付50万至100万美元后，必须等待六年才能获得绿卡名额。[151]




　　2014 年，加拿大政府取消投资移民计画，使全球6.6万申请人中的5.7万中国富豪们被拒于门外；其中，有1,355人向渥太华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152] 2005至2014年间，蓄意在美国生孩子的富裕中国母亲人数飙升100倍，达到每年5万至6万人，利用美国出生即自动成为公民的法律，为后代提供移民的捷径。[153]2014年，中共经济改革的一名主要推手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发生了「两种大逃亡」：商业和技术菁英的大规模移民出国，以及大规模的资本外逃。[154]此外，中国移民们经常看似愿意去任何地方，甚至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被中国人普遍汙名化、蔑视乃至充满种族主义偏见的地方，现在却是100万至200万中国公民（许多是非法的）居住的地方——他们之所以去那里，「只是想离开中国」而已。[155] 2021 年，一篇关于「为什麽富人选择逃离而不是改革（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中国文章得出结论，除了移民外逃外，他们「真的没有其他安全的选择」。[156]




　　想一想外国和本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很能说明问题。许多逃离中国的中国人，走的是艰钜、代价高昂和不确定的寻求政治庇护途径，持夸大或虚假的理由与文件者不在少数。有消息称，一些中国的政治庇护申请者似乎得到了中共党国的默许，进而引发人们对他们真实身分的质疑。[157]在有相关数据的过去二十五年里，每年在美国的所有国际寻求庇护者中，始终有三分之一到40％是中国公民，而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到20％以下。在21世纪数以万计寻求庇护的中国人当中，每年有 3,000至10,000人获得了美国的庇护绿卡（其中一半以上是通过法院获得的），比包括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埃及、海地和衣索比亚在内的任何国家都多，是同样人口众多但更为贫穷的邻国印度的10到20倍。中国公民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始终稳定，每年增长不大，但成功率从1997年的不到6％，飙升至2010年代的三分之一以上，这表明他们对美国庇护项目的利用和操纵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通过在美国地方和农村法院进行、经专业准备的移民诉讼。[15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还在许多被视为理想移民目的地的国家（如澳洲、加拿大、欧盟和纽西兰）申请政治庇护。2017年，超过1,300名中国公民在加拿大寻求庇护，使中国跻身「前五名」来源国之列。




　　2018年，澳洲有9,000多起案例，使中国成为远远最大的受庇护者原籍国。2019年，超过6,000起中国庇护案件在欧盟待审。2018至2020年间，每年有69至117名中国公民在纽西兰提出庇护申请，占所有此类案件的17％至23％，其中约一半成功通过。除了在纽西兰和美国外，在世界各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人似乎只有不到10％的成功机会。[159]零星的新闻稿显示，在邻国日本，中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之高，使中国在2000年代成为前五大来源国，与缅甸、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并列。2017年，中国在日本的请求庇护人数比前一年度增加102％，达到315人。[160]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机会或决心移民的人来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甚至只是去香港、澳门和免签证的韩国济州岛）的短途旅行，提供既吸引人又有回报的机会，得以避开国内价高又质次的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对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的中国人而言。[161]虽然造访中国的外国游客数，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但造访其他国家的中国游客数（据报导有60％人以购物为目的），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现在是造访中国的外国游客数量的三倍。[162] 在2010年代，中国每年有超过7,000万公民出国，其中大部分是游客或学生，而造访中国的外国人只有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但其接收的外国学生人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163]当无法用脚投票、亲身出境时，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会改用眼球投票、精神出境。2010年代，在中国影院放映的外国电影通常被政府限制为每年34部；然而，其票房收入却与中国每年製作的600部左右的电影差不多或更高。[164]彩票可能是另一种富吸引力的迷幻式逃避现实手段：中国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60％，但中国人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钱与美国人差不多。[165]




　　严密监管、忧虑与愤懑




　　毋庸置疑，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通过学业杰出、投资、非法移民或政治庇护来逃离他们的国家。对媒体和互联网的严格控制，也使得发声和发洩的机会极为有限。对受压迫者、不满者和不快乐者来说，坚忍主义（stoicism）和犬儒主义（cynicism）的安抚效果也有限。[166]




　　透过不忠和破坏进行抵抗就变得不可避免，藉由暴力、毫无道理也无意义的犯罪和破坏行为进行绝望的抵抗、报復和叛乱，似乎也成了常见之事。[167]因此，中共党国统治下「中国次优化」的另一个关键指标是，即使在世界最大警察国家令人难以置信的扰民侵入和强力监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和平与社会安定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正如本书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警察部队，以及众多其他安全部队；最迟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的支出已超过了国防支出。警察（都是国家雇员，并获得珍贵的城市居民身分）还受到规模更大的合同制「辅警」大军的协助。[168]可以逃避现实的社交媒体，如流行的微信等，已经成为中国警察监视和控制人们及其思想的有力工具。警方显然、甚至知道并记录了个人微信帐号的密码，证据就是某一在美国註册且长期存在的帐号，密码更改为「FxxkCCP89」后的「45秒内」，就被永久删除。[169] 2014年，中国正式推出「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据称是模彷西方使用的消费信用纪录，但实际上是一个以「公民评分」代表可信度的系统，透过官方集中综合个人的财务和支出历史、政治行为、警察纪录和审查，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对每个人进行排名。[170]这很类似毛泽东时代的个人档案制度，监控和控制每个人的生活机会。广泛存在的监控摄像头，採用最新的人脸、体型和步行识别技术，使小说《一九八四》中的恐怖场景在中国成为现实。「雪亮」天网让每20名中国人就有一台摄像机，「完全复盖每个角落」，[171]全世界近五分之一人类的生活受到中共党国日益密切的关注。在一个像鱼缸般被细察监管的社会中生活，人们或许可以习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也许会在心目中逐渐形成不同的新隐私规范；但是，就像鱼缸里的鱼依旧很自然地喜欢那些小小的藏身处和独处时刻，人们也很难完全适应那无所不在、神祕莫测、武器化使用的追踪和记录技术。这些严密监管对中国人的心智、行为和健康造成的损失，仍有待充分计算和评估，但无疑是巨大且极具破坏力，甚至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正如已故的美国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在1975年所说的名言，一个精密发达、资金充足的警察监控国家，再搭配上先进技术，就成了「彻底的暴政」，是一个「没有回头路的深渊」。[172]




　　儘管以秩序和安全的名义，部署了一切精心打造、高成本、高杀伤力，也许也是最精密、装备最完善的社会控制机制，中国人民仍然不得不随时担忧基本的人身安全。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行为实际上相当猖獗且日益增加，其中经常是些不可理喻、残暴、报復性和反社会的犯罪。[173]人民的不安全感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缺乏安全感、平和心态和社会信任，具有强烈的认命无力感；这与其他亚洲国家的通常社会心态相比尤为明显。[174]一位中国博主就如此断言：「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每个人在加害他人时又感到完全正当。」[175]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中，在挑选出的全球50座特大城市中，5个中国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的治安水平和人身安全排名均低于平均水平，落后于其他6个东亚都市（东京、新加坡、大坂、香港、首尔、台北），以及名单中所有的美国（5）、加拿大（2）、欧盟（6）和南美洲（2）大都市。在宜居性方面，在140座受评城市中，中国的城市排名均低于平均水平。[176]




　　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阐述的，就连政治上极其敏感的「群体事件」和骚乱，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世界级的频率发生着。除了到处都是监狱般的铁条窗栏和防盗铁门，几乎每个银行、商店和街角都张贴着硕大标语，警告民众小心各种假钞、犯罪和诈骗。[177]据报导，黑手党式的帮派只要「不阻挠当时的中央工作」，似乎就也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蓬勃发展。[178]官员们报告道，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实施的电子欺诈案件，在2010年代以每年70％的速度暴增，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而破获的案件只有微不足道的5％。2013年，中国针对消费者的网络犯罪，造成370亿美元的损失，与美国（380亿美元）大致相同，是日本的37倍；2014年，在日本被破获的网络犯罪分子中，中国公民就占了82％。[179]




　　中国对枪支和锐器（包括菜刀）的管控，可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




　　据报导，中国的凶杀发案率低于美国，但比日本和南韩高出二至三倍：2002至2012年间，中国报告了173,130起凶杀案，超过美国（144,599起）；不过，美国有60％的凶杀案涉及私人枪支。[180]中国对贩毒实施了最严厉的惩罚，通常涉及快速的公开处决；然而，中国的毒品问题依旧日益严重。官方报告称，违禁药物的使用人数在21世纪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07至2011年间，每年增长超过15％，2015年跃升了36％。[181]




　　在社会政治控制、人口流动低、个人隐私和选择受限的情况下，中国家庭和婚姻的不稳定性，却迅速追上更富裕、更开放社会的水平。




　　中国离婚率在五年内增长了近40％。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离婚率攀升至44％的世界级高度，部分省级单位的离婚率甚至高达70％。然而，研究发现，与其他离婚率高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女性在离婚法庭和诉讼中处于系统性不利地位，并经常受到不公平的对待。[182]




　　被监管、忧虑而愤怒，吃苦的大多数中国人民无论在政治上（有意义的选举、组织和集会都遭禁止）或法律上（不存在独立的司法系统），都毫无办法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行为。中国遭大肆吹捧的教育系统，不能为大多数被排斥歧视的人们提供足够的向上流动性。[183]很少有渠道（例如自由媒体或公民社会），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发洩和安慰。在中共对就业、收入、晋升和流动性的次优化又扰民侵入性的微观管制下，无数中国人似乎已经筋疲力尽，甚至被没完没




　　了的所谓「狗屁工作」[184]压垮，尤其是中共党国还强制执行那些花样百出、越来越多的政治任务，比如最新的党的路线记忆测验。[1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高压锅，自然而然且持续地产出和加深绝望，酝酿出更多的仇恨，以及非理性、不道德与非法的行为，包括难以理喻的犯罪、破坏性的发洩、政府和人民双方无法控制的腐败和伪造、普遍的不信任和不文明行为，以及趁火打劫的暴民暴力。在统治菁英和人民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但相当传统的循环，越来越多或真实或感觉的苦毒、不公正、愤怒、敌意、恐惧和绝望，正在毒化且腐蚀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心灵。[186]而中共，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忧虑日益不利的国际环境，就已经在要求中国人民进行更多、「更长时间、更勤奋、更艰苦的斗争」。[187]




　　自2021年春天以来，一种所谓「躺平」现象和哲学，以其自成一套的「理论」，在官方竭力审查并删除相关帖子的情况下，仍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为流行。其大意如下：「反正努力也得不到你想要的，那还不如退出那只有利于当权者的老鼠赛跑，随便最简化混日子」，当个沙发马铃薯装死。这似乎反映和说明了许多中国人被动认命和抵抗的深度和广度，[188]类似于自发罢工、退缩、不服从、不合作。这种持续绝望的心态和公开展示的消极抵抗，最早的表达应该是那个着名的提问：「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该问题在1980年首次发表于北京的一本杂誌上，引起大众关注。随后在全国就该问题展开的「潘晓讨论」中触动了许多神经，但仅仅几个月后就被官员制止，因为该讨论对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政治利用价值已经结束，而且该讨论逐渐触及质疑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189]始终未曾经过充分探索和回答，从那时起，这样一个充满社会政治色彩的问题，显然在许多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儘管在中共严密审查之下，各种富有创意、多采多姿的俗语和图像，顽强地将这个拷问灵魂的问题保留在公共话语中，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和青年之间：从「废柴」、「葛优／北京躺」、「佛系」、「朋克养生」到「丧文化」。[190]一些中国博主认为，「躺平」是人们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又一次「大觉醒」，「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默、最无助的（社会）抵抗。」[191]据报导，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海龟」，即留学归国者，现在越来越对家乡的生活感到沮丧，并加入了躺平潮流，成为所谓的「海废」。[192]




　　这种「失落」和无奈放弃的感觉，在2020年代似乎持续弥漫在中国菁英之中，融合了流行的「润学」（run即寻求移民出逃），反映了「信仰真空和群众绝望」的所谓「海燕综合症」（期待、希冀乃至呼唤更大的风暴，即灾难性、甚至毁灭性的事件），以及「我们是最后一代了」的决绝态度——这是2022年春天，年轻人在上海疫情封城期间，面对警察威胁「如果你不服从命令，就要对你处罚，还要影响你的三代」时，那平静但令人心碎的回答。[193]




　　按人民币6.77元=1美元的汇率计算。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45,000至135,000美元，中位数为67,521美元）占人口的52％；韩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23,568美元至70,704美元，中位数为47,136美元）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另一项计算指出，家庭收入在50,000美元以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规模为1.09亿人（或总人口的8％）。




　　在概述了北京强大但次优化的政治治理，以及其看似耀眼、实则欠佳的社会经济发展纪录后，本章将继续评估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重点将是关于中国的文化、精神生活与自然环境。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民除了要忍受严酷的独裁统治，不断地吃苦受难，还承受了中共党国对丰富的中华文化和优美的中国自然环境无休止的破坏。




　　从一开始，中共就发动了无数且几乎不间断的社会塑造和思想再造工程，不仅试图改造中国的社会和地貌，还要改造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儘管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党国大体上是个具有民粹主义冲动、基本世俗的政体，但它其实犹如一个列宁－史达林主义无神论并与儒化法家相结合的强大神权政体（theocracy）。如同其在政治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整体表现，中共企图改造中华文化和中国自然生态的相关工程，也有着普遍次优化、灾难频发，以及满是长期祸害和破坏的纪录。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悲剧」和持续的「中国次优化」，尤其对中国人民（包括菁英在内）的心灵和思想造成并继续产生各种深远的不利影响；党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将在社会、文化、心理和生态等方面涉及好几代人。最坏的估计之一是，正如中共前领导人罗瑞卿的女儿在其回忆录中所忏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要建立一个以党国为中心的「永恆帝国」，但却倒退到「动物本能」横行，只是摧毁了人性和人的尊严而已。[1]




　　正如本书前几章所试图呈现的，中共党国不仅在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表现平庸、次优化且不理想（但对政权的安全和权力而言却是异常最优化），它同时也大量损害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精神生活。如果通过根本性的社会政治转型和彻底的文化解毒，有些伤害和损坏可能仍然可以治癒和逆转；但令人悲哀的是，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中很多看来已经无法治疗或扭转了。在过去四十年，除了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明显可见的西化——其象徵为在发达都市里趋于普遍的西式生活方式，如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舶来的各种规范和思想，包括2010年代和2020年代的「米兔」（#MeToo）运动[2]——中国历史悠久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生态系统、文物古蹟、社会结构、道德规范和智性创造力，主要还是遭受了党国造成的深刻而多方面的破坏。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流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西化，基本未能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道德指南或价值体系；因为中共出于政治原因，大力抵制和消除启蒙运动和工业化后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人类法律和伦理规范，例如尊重个人权利和信守契约、平等和公平竞争、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等。




　　有组织的宗教，从本土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到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与伊斯兰教，儘管遭受到几乎不断的政治镇压和迫害（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不同程度的中国化方式存在着。近年来，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导致并资助了越来越多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使得这些宗教在中国大幅扩张。中共在毛后时代「归还」给中国人民有限的社会经济自由，逐渐扩散为允许更多有组织或自组织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不那麽集权且更平等的基督教新教。




　　中国官方在2010年代后期报告称，中国有2亿「宗教」人口，是1950年代的两倍；依非官方估计，这个数字应为3至3.5亿，即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3]据案例报导，所谓的「隐藏的」和偏向不可知论的宗教信徒（甚至在自称「无神论」的中共党员中），人数似乎要多得多。




　　然而，中共延续了其监视、渗透、边缘化、压制和「利用」宗教组织的传统。 以一种类似于帝国制「无神论神权政治」（atheisttheocracy）的方式，[4]中共党国强制登记所有神职人员和设施，将宗教菁英纳为国家各级干部，并打击「非法」或不受控制的宗教团体和活动，如众多的新教「家庭教会」（house churches）和准宗教团体法轮功。[5]近年来，北京以反分裂和反恐为名，在新疆以拘禁营控制对抗中共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并镇压伊斯兰教，其政策尤其广泛和严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愤慨。[6] 2016年，习近平重申党的路线，公开呼吁严格控制和广泛「利用」宗教来实现中共的政治目标。[7]宗教产生的强大社会规范和伦理力量，被党国系统性地予以抹黑和奚落，且大多是打着科学的名义。然而，科学的基本观念，即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独立探究和验证，却被打压和消除：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校，都被中共指示不能教授逻辑学课程；学生们要盲目和无休止地遵从权威，放弃个性和创新精神。凭藉其无所不能的权力和无所不在的反西方政治，中共党政已经导致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失去了根植于由宗教信仰维持的农业父系家长制社会下传统价值观的道德规范，同时又让他们无法获得构成世俗现代工业化社会伦理基础的常识和逻辑。这根本性地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和环境，正如中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做的一样，导致腐败氾滥，传统道德沦丧，历史知识和文物古蹟被大量破坏，伪劣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对人们心灵和自然环境的汙染都令人震惊。正如外国记者所注意到的，不管在城市或农村，「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已经支离破碎，家庭分崩离析，犯罪率飙升，环境正在毒害人民」。[8]




　　首先，一种文化自慰形式，在中文中称为「自嗨」或「意淫」，即由假历史和伪科学支撑的自欺和自我膨胀，已经大幅取代了谦虚、守礼和理性的美德，深深地腐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和娱乐。举例来说，北京官方吹嘘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单车汽车为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高官学者发表厚厚的「发现」，声称西方民族，从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到现代的英、法、德，均起源于中国中部。他们举办「学术」会议，宣扬中国是整个西方文化的「起源」的所谓「发现」，把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教、基督教的《圣经》、欧洲各语言文化、启蒙运动，以及现代科学与医学，都归结为源于或乾脆「盗窃自」中国。[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开背书认可，中药「科学」治疗严重疾病，优于西医对症疗法（allopathicmedicine），「有效治癒新冠肺炎的程度高达90％以上」。[10]幼稚幻想的抗日电视肥皂剧，即所谓的「抗日神剧」，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霸占中国电视屏幕，不但是对人们智商的侮辱，也代表了自卑情结和缺乏自尊。到了2020年代，这种荒谬行径延伸为製作出荒唐闹剧式的反美电影大片；中国知名博主罗昌平对此略有批评，结果很快就被监禁。[11]




　　在思考中国力量的崛起，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因应时，世界必须考虑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党国造成的文化和环境影响；它的行为就像一隻闯进瓷器店里的猛公牛（更准确地说法也许是一个肆虐破坏的巨魔）。中共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对人类思想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后果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大陆，影响到整个地球和全人类。




　　官本位社会




　　除了实体和物质评估之外，在这个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想要纵向（时间序列）和横向（跨国家）衡量及比较不同政体治理的社会文化影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但不可或缺的工作。正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很久以前的经典论述：「培养最有德行、最开明、最有智慧、最优秀的人民」，以确保「人类的幸福」「与政治有着根本的联繫；由此，无论依据的原则为何，一个民族永远不会超越其由政府所造就的民心民性」。[1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心态和伦理的历史，正如历朝历代的中华帝国，确实主要是由政府的本质和运作所塑造，从根本上决定并强有力地维持；而这个党国是一个强大的威权乃至极权国家，继承、重组并放大了中华秩序下秦汉政体的许多传统社会文化特徵。[13]一位中国学者在2022年指出，当今中国的「道德衰败新常态」是「政治的结果」，主要受「政治制度和政府行为」所塑造。所谓具有「黑箱」（black box）力量的文化，能有效地定义和限制人类行为，其实基本上只是通过长期教育、灌输和社会化，进而内化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14]




　　运用舶来的术语和象徵来掩饰其活动和意图，中共的秦汉式政体使20世纪之前中国传统上普遍缺乏个人性格与道德准则，以及不顾事实逻辑而言不由衷的状况，得以復辟和持续。[15]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过这种文化遗产和道德规范是所谓落后的或腐化的「国民性」，但并没有去分析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制度才是其精神文化衰败和停滞的根源。[16]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今天的中国，以儒化法家政治规范为中心、植根于父系家长式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不管是保留或復兴，在根本上都已经是严重缺乏。[17]从头而言，户口制度造成公民身分缺失这一深层的道德问题，在中国维持了类似于种族隔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人们的规范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1990年代之前南非基于种族的隔离制度相比，也许不那麽僵化，但却更无处不在。伦理研究中的比较主义学者所阐述的「自由民主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品质」，尚远未在中国站稳脚跟，而传统的本土道德要求也是虚弱、溃散，甚至不復存在。[18]




　　垄断一切权力和财富的中共专制，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官本位，以党国僵化的官僚阶层为标准，对几乎所有的资源、机会和社会地位，做集中和阶级层次严明的分配。几乎所有的成功、权利和认可，都是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判断、给予或剥夺。不受约束和不负责任的中共统治者因此成为所有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仲裁者；然而，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却因统治者经常性的突发奇想和心血来潮而变动。[19]一如预期，中共官员和之前的帝国官员一样，在依官本位维持和提高自己的地位时，是不可避免且彻底的自私自利。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试图展示的，强大的国家控制和无休止的「思想工作」，长期以来一直使官本位及相关的权力崇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支柱。




　　出于自身方便和政策目的（主要是为了政权的安全和权力），为了在不同时期推广不断改变且经常自相矛盾的各种价值和道德，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且肆无忌惮地改写历史和伦理规范。中共製造了无数不合逻辑的口号和毫不心虚的反转，透过审查和惩罚迫使人们遗忘或失忆，并宣传无休止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来辩护和欺骗——这些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成为乔治．欧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虚构的英社下大洋邦（Oceania under Ingsoc）的规模巨大且相当忠实的翻版。[20]中央电视台（CCTV）垄断的全国「新闻联播」，惯常审查、扭曲和伪造各种新闻，甚至是天气预报中的气温数据，以防止人们在过热或过冷的日子里工作不卖力。[21]在中共对互联网的审查下，像FactCheck.org、PolitiFact.com和Snopes.com这样的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根本无法冒头，更不用说存活了。本书的前传《中华秩序》




　　所讨论过的帝制时代的愚民式历史造假，不出所料地在中国持续盛行。例如，习近平在2020年还在公开宣称，中国是「东方人的故乡，与非洲并列为人类的起源地」，这直接牴触已经充分证明、就连中国古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家也都已经接受多年的关于智人起源的科学理论。[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人和每件事，都被转换或转化为官职阶级和职位来加以评估或评价；如果没有经过官本位的充分衡量和认可，任何人或任何事就都不会是稳定或永久的，也不会带来可靠的奖赏或具有社会经济意义。政治角色、社会地位、信息获取、各种福利和放纵，甚至是基本权利和生活供应，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直接按照官本位来标记和配给的。因此，在庞大的党国机器中，无论有无实权或功用的每个职位，都有一个明确规定的「待遇」等级或同等级别。整个社会在普通群众之上分为多个层级，如办事员级的图书管理员或警探，科长级的外科医生或学校教师，副处长级的僧侣或神父，局长级的教授或总裁，副部级的生物学家或银行家等等。所有经国家认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都具有厅局级或副厅局级的职称和待遇，其中32人为「副部级」。[23]




　　个体工商户、艺术家和表演者，包括武术家，在取得成功并引起党国注意后，就会被纳入成员庞大的各级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有人都有一个按官本位标准得出、适当且经批准的位置和晋升。受欢迎的歌手和演员还可以被评为军中「少将」级别，相当于局长待遇。[24]




　　正如本书曾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拥有规模领先全球的官僚机构，垄断了中国所有的权力、福利和社会地位，并透过任用亲信和裙带关係，获得了利润丰厚的额外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菁英们依官本位生活和行事，就像帝制时期的贵族一样；不同的是他们只唯上司之命，明显缺乏与贵族之高贵一词相关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菁英，就像是过去帝国统治菁英的複製版，但似乎更加腐败和虚伪，因为中共党国官方假装只相信无神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平均主义，以及所谓「为人民服务」。他们不再以天意、宗教道德或父权家庭价值观——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公开宣称的敌人——来正当化他们的特权。[25]在人民的心灵中，无可避免地越发缺少稳定的道德依归、伦理品格和自我省思；这些都因为伪装成政治运动的恶性权力斗争，以及基本上只崇拜权力和不择手段的犬儒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大杂烩，而不断减少、甚至泯灭。在以党国最高领导人为中心的道德相对主义笼罩下，法律和媒体的审查及约束基本上不存在，基于信仰的内在约束亦然，只剩下政治化的纪委祕密警察和难以预测的上司的愠怒。因此，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菁英，一致且一贯地展示他们是如何只依自身利益行事，同时又极力表现要服从上级和最终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多麽虚伪和见机行事。




　　在这种权力拜物教下，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有时在某些问题上构成了一种对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甚至有些好处的灵活性，呈现一时的「高腐败和高增长」看似矛盾地并存。然而，这些「以权力换利益」的高昂外部成本，势必将损害整体经济，尤其是从长远来看。[26]一位知名的中国社会学家认为，每个地方的各级中共官员几乎都陷于无止境的腐败，而且在规模、方法和时间长度上，往往是「非理性的」过分和「愚蠢的」盲目，这一事实似乎显示了一种心理疾病和「为了更多的腐败而腐败」的文化——类似于对赌博或毒品的严重上瘾，因为腐败和滥用职权本身已成为「一种精神生活」，并且是党国「干部们的心理愉悦」为数不多的来源之一。因此，一场「道德危机」已经浸染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27]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悲剧」就迫使亿万中国人公开地、大规模地伪造和欺骗，以避免遭受清洗或「下放」等难以承受的政治暴行。用一位后来被列入黑名单封杀的中国评论者的话来说，「1949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正如经济学中的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所描述的——并迫使一场全国性「比傻竞赛」的发生，就看谁更忠于统治者，这从而造成思想、行动和政策上的悖于常理、逐底竞争式社会选择与淘汰，带来严重后果。[28]




　　毛泽东时代和毛后时代的最高领导人们，带头树立了个人背叛、公开欺骗和不诚实、对下属和亲属的过度剥削及性骚扰，以及贪得无厌的范例。一位中国作家说，许多党的领导人的标誌性隐祕、欺骗和虚伪，一次又一次打击着中国的社会道德和共同伦理，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教育（体系）的失败」。[29]一位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的美籍台裔教授总结道：「（从1982年开始的）三十年里，每天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谎言」，这个国家「被暴力和欺骗的恶性循环所统治」；道德相对主义和精神分裂行为在中国似乎司空见惯，尤其是在菁英之中。 [30]




　　僵化、独特、集中控制的官本位，作为在一个政府几乎垄断所有资源的国家之中唯一的社会政治尺度和上升阶梯，因而得以对官场之外的全体人民，也制定和促进了同样的文化和道德规范。这也许对帮助专制统治者继续掌权并在政治上稳定党国至关重要，但毫不意外地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腐化和道德败坏。中共「领导干部」显然最有能力和手腕，使他们的后代，即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或者「官二代、官三代」，在他们选择发展的任何职业中致富并发达；而其他各行各业的菁英现在似乎也毫不心虚地在各自领域里公然地任人唯亲，大搞裙带主义，为他们的后代提供一条通往所谓「富二代／三代、学二代／三代、文二代／三代」的捷径。[31]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的范围和深度，似乎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帝国政权那些惊世骇俗的腐败。[32]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至76年）的大动乱痉挛期间，当民粹平均主义、清教徒式共产主义激愤、所有生活必需品的定量配给，以及政治清洗都被推向极端时，据报导，官员乃至平民之间各种形式的欺诈和腐败事件仍然普遍发生。[33] 2014 年，中共的祕密警察（即纪委）对房地产行业的一次突击调查发现，95％的被审查地区存在着严重腐败。[34]中共自己的媒体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马不停蹄地展示其「反腐丰硕成果」的「典型」案例，只能证明官员们令人震惊不已的无边腐败是无处不在，层层都有。[35] 2022年，一位前「白手套」——经营大企业以使他背后的人、甚至是「真正」老闆的中共领导人和官员致富的商人——在美国电视採访中宣称，「中国商人，无论大小，都是、而且必须是（中共）官员的白手套」， 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服务和贿赂的「官员层级不同」。[36]




　　政治权力的未分化、集中，以及全面的国家垄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加上社会高度分层和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亦系统性地遏制了多元化、多样性和不同意见等良性竞争和真正创新的基础。因此，中共政体似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层而广泛的文化与道德败坏，以及在大量原本应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口中却系统性地缺乏科学与技术创新之根源、结构性肇因与主要机制。一位中国资深科学家在2018年写道，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障碍很明显：自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政府）自上而下从未了解科学，尤其是工程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尊重过科学，也从来没有尊重过科学家。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是旨在伤害科学家，并扼杀科学家的（个人）创新。」[37]

中共贤人祠与领袖本色




　　毛泽东自称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造反者，一朝成为皇帝后，他在许多方面歪曲且破坏了中国的经典文化和伦理道德。在中共统治下，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中国传统的家庭、孝道和忠诚信义等制度规范，经常被诬蔑为邪恶的「封建价值观」，而西方输入的公民、博爱和个性人格等价值观，则被斥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些价值观念都被在名义上替换成虚幻抽象的共产主义伦理和空洞的「人民」概念，无情地变得必须为了领导人的一时需要和政策目标而完全牺牲每一个人和所有一切。 [38]在根本上就无法反驳二战后民主、自由、法治和个人权利的思想，于是毛和他的继任者就诉诸巧妙而广泛的文字游戏和诡计花招，对中国的正直、逻辑、诚实和真实，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甚至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伤害。




　　中共传统上用「反动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右派的」、「西方的」或「美国的」等贬义形容词，来标记普世价值和传统价值，认为它们自然就是邪恶的，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毛泽东用「革命」、「人民」、「无产阶级」、「左派」、「我们中国人」或「世界共产主义」等空洞词语，来粉饰和辩护他无能和暴力独裁的各个方面。[39]毛的继承者们承袭了他那些不择手段的愚民和诡辩，如一位内部人士所说，维持着一种「媒体精神分裂症」。[40]中共现在理论上更加贫乏，主要依靠援引所谓「中国特色」、「民族復兴」和「爱国主义」来抵制和抹黑普世的政治和社会价值，持续且严重损害中国的诚信和道德。中共最喜欢用的策略，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对抗所谓「西方」或「美国」民主的风车，同时假装中共的秦汉式专制反倒是更好的「中国式」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是世界上真正且最好的民主。[41]这种操纵民族主义情绪的策略似乎颇为有效，因为它经常得到许多、甚至是「自由派」中国学者的反响，后者似乎常常陷于中华秩序的传统观念所滋生的大中华中心迷思之中。[42]




　　除了盲目地对上级忠诚，以及基于暴力和诡计而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崇拜和屈服之外，几乎所有中国的传统社会规范和价值观，都受到中共无节制行为的严重侮辱和破坏。有时候，例如在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期间，偏执惶恐的毛泽东甚至通过製造和操纵所谓的「群众造反」，去打碎和取代国家机器、教育权威和家庭纽带，泯灭忠诚和服从的社会规范，不计代价地维护和服务他的个人独裁。家庭成员经常被强迫并鼓励就任何被认为是反毛或反中共的行为或思想，相互举报揭发、甚至公开谴责。[43]教育和启蒙被系统地诋毁和嘲讽，使年轻一代变得无知、无礼、冷漠和仇恨——以培养所谓的「文盲加流氓」。[44]毛领导下的中共还系统地製造和传播了无数虚构的历史，以及虚假的英雄与恶棍典型。着名的例子包括恶霸地主刘文彩，以及模范士兵黄继光与雷锋。[45]这种愚民主义在毛死后顽强地延续着。




　　2019至2020年，北京通过了一系列规定，禁止任何不尊重或诽谤国家宣传的「革命英雄和爱国者」或「我们的民族传统」元素（包括中医）的行为。2021年官定的学校教科书里，还存在早已被事实推翻的宣扬中共路线、诋毁美国的虚假「真实故事」。[46]例如，2021年7月，为了抵禦国际调查的压力，中共媒体编造了一个虚构的「瑞士科学家批评COVID起源调查」。[47]




　　在名列中共贤人祠的众多半神半人的领袖和英雄之中，挑战道德底线的行为，甚至是直截了当的造假和剽窃都很常见，而带头的就是毛泽东本人。广为流传的《毛泽东选集》于1940年代后期首次出版，共收录了四册毛的文章，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套随处可见且近乎神圣的文字。然而，根据中共档案工作者透露，这些文章大部分根本不是毛的作品：在160篇文章中，据说毛只起草了12篇，修改了13篇，其馀的基本上完全是由毛的同志或祕书所着。许多广为流传并备受赞誉的毛泽东诗词也是如此。那些常常经过严重篡改的毛着和许多中共重要文件，其写作和发表日期就很常遭到伪造（提前或推迟），以宣传他们那些智慧过人、高瞻远瞩、领导有方和才华洋溢的形象，即便其实毫无根据。[48]




　　或许是受过完全无视规则和道德的切身之痛，毛的继任者们才试图恢復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包括稳定的上下级制度和服从、受控的贤才政治，以及儒化法家治国的一些可预测性和公平感。然而，中共仍持续其不择手段的统治方式；1976年的宫廷政变就首先证明了这一点，毛死后才没几天就众叛亲离。历任领导人也继续诋毁和摒弃法律和道德。对司法系统不透明且政治化的利用以进行汲取和镇压，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蓄意欺骗和强加的民族健忘症，以及对无数国家机密无休止的隐瞒，或许都只是表明了这个政权合法性的缺乏程度，等同其无法无天和不讲道德的程度。许多中国人（偶尔还有官方媒体）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立法者和执法者（即中共领导层）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就不可能执行或遵守法律，也不可能促进社会道德。[49]




　　在实际中，今天的中共干部表现得就像19世纪的帝国官员：「统治阶级整体而言不是帝国中最好的，而是最坏的。一位有才智的道臺（清代府级的地方官）对洋人说：『皇帝手下都是坏人，应该杀了，但杀了我们也没有用，下一个继位的只会和我们一样坏。』」 一个多世纪后，人们很容易听到中共不同级别的干部，对自身无能、腐败、缺乏品格和滥用职权等半忏悔半理性的不公开言论。[50]例如，在中国帝制时期，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即所谓的「吃空饷」——夸大和伪造雇用人数，从而将支付给不存在的下属的薪资中饱私囊——现在似乎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都广受运用。[51]这种吃空饷积习，显然也渗透到了许多国有实体中，从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医院、企业到社会服务和福利机构皆然。[52]




　　正如在中国境内经常被禁的无数书籍和文章所充分揭示的，几乎每一个中共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名人，从毛泽东到他的副手、刽子手，甚至后来被平反的受害者，包括官方贤人祠中供奉与颂扬的准神和半神，如陈毅、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刘伯承、刘少奇、罗瑞卿、陶铸、叶剑英，以及且尤其是周恩来，似乎都有严重的人格缺陷和道德瑕疵。他们经常背叛、欺骗、表现浮夸和隐瞒，内心有一种很深的不安全感。[53]他们和毛一样，普遍不尊重生命，摒弃中西道德规范，表现出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传统上，中共领导人似乎几乎都表现得像典型的独裁者、被动攻击型（passive-aggressive）皇僕、牧民或领班奴隶。他们自己也经常被一个几乎不容许任何个人独立或正直的制度不断损贬和残酷伤害；然而，他们还是经常在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中，心甘情愿且热切地充当毛的刽子手。[54]即使是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经过严格审查或自我审查后出版或流传的社会政治大佬的官方或半官方回忆录，也已经提供了关于中共菁英中大多数人（如果不是所有的话）腐败、两面派和不择手段的生活方式及行为的丰富细节。这些菁英在两面说话和两面交易中倖存下来并晋升发达，普遍具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慢性症状。[55]毛的私人医生和前中南海（中共总部）医疗局局长两人都回忆道，「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都依赖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56]他们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也经常理所当然地受到损害：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和干部的婚姻「我知道的都不好」，一位九十高龄的知情人士在2014年如是说，虐待和遗弃配偶是「普遍现象」。[57]




　　当然，有些中共领导人（全都不幸地遭到过抹黑或清洗），儘管还不够「好」，但显然「较佳」。他们相对来说较有良心和常识，较不腐败，较为真实诚正，能够根据事实进行逻辑推理，颇具有民粹主义的公平感，普遍抱有相当的普世价值观和理想追求。有些领导人，如胡耀邦、彭德怀、张闻天、赵紫阳等，虽然仍是明显的共产党专制领导人，但没有被供在中共贤人祠的最高祭坛上，却在他们被清洗和去世多年后，在中国人民（尤其是知情人士）心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尊重，因为他们在尝试政治或政策变革时展现了远见、开放的思想、勇气和自我牺牲。[58]




　　或许是一种时代变迁的标誌，近几十年来，中共菁英的系统性腐败已经演变为除了对权力之外，更对财富贪得无厌。原始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和彻底的犬儒主义，导致许多官员逃到外国（主要是西方国家）舒适地生活。收受贿赂、贪汙和直接的权力金钱交易，在中国变得无处不在。中国经济收益和资产极高度地遭国家集中和垄断，使缺乏制约的政治权力持有者能够大幅地透过合法、半合法（经由所谓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手段，为自己和亲信敛聚财富，这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共将中国经济国有化的讽刺性逆转。正如一名流亡的中国异议人士所指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三十年，中共以暴力没




　　收了每个普通民众的私有财产，将其变成了所谓的全民财产；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共）又把全民财产变成了极少数官员的私有财产；同一政党犯下两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也无与伦比的暴行。」许多中共官员失控的贪婪腐败程度及荒谬性，确实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些人被揭露在地下室囤积大量现金和金条，并祕密拥有「数百套住房」。[59]一份早已经过严格审查的「1987至2010年120起高级官员腐败案件案例清单」显示，毛后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和官员已经深陷各种不道德的腐败深渊，创造性且贪得无厌地掠夺、贪汙、勒索、合谋，为自身及家人和亲信敛聚财富及升晋，但却使人民、民族，甚至是国家和党本身，付出巨大代价。[60]




　　近年来，中国开展了频繁且昂贵的反腐败运动。但这些似乎是选择性且政治化的，主要是为了支持权力斗争。2013至14年，在中共反腐的「罕见风暴」中，超过48名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被整肃。但那些所谓的「老虎」，都是「来自平民家庭，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红二代』或『官二代』」，即有政治家庭背景或与统治菁英有关係。这样的「天子一怒」，虽然能有效地恐吓、折磨和虐待目标官员，但对控制腐败完全无效。[61]正如本书之前所阐述的，数以万计的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菁英，自上而下、持续且祕密地将多达数十亿美元的不透明个人或家庭财富隐藏在海外。[62]旨在遏制腐败的法规和法令越来越多，措辞也益发严厉，比如单是在2013年，官方就发布了14份指令，无数次地「严厉」禁止「买官」这一颇为普遍的做法，并要求高官上报直系亲属的移民状况（所谓的「裸官」，即其直系亲属都已移居海外）；这些违背基本操守的行为都需要明文具体禁止，反映了官场腐败之深有多令人绝望，及其程度有多疯狂，不仅违反法律或道德规范，甚至背离基本常识。一项学术研究得出结论，系统性的「发展性腐败」和「退化性腐败」，现在与中国社会「悖论式地」深深交织在一起。[63]




　　中共干部（包括军官）的腐败，有时就像一个充分制度化、内化了的「贪汙市场」。职位和职级被当成利润丰厚的投资般出售，资金来源通常是私人贷款、商业贷款、私人企业捐赠和挪用公款。许多买来的职位很快就能产生足够的收入，足以在一年内回收投资费用，并且获得可观的利润。根据内部人士透露，解放军军官职位，从排长到最高指挥官，要升迁「都有价目表」；想晋升中将，就需要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320万美元）。[64]官方媒体报导，国有企业高管每收受人民币100万元贿赂，就有逾1亿元以上的公款损失或浪费，再加上其他难以估量的伤害和成本。零星洩露的官方消息指出，从1990年代中期到2011年，有16,000至18,000名官员逃到国外，带走了至少1万亿元的资产。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在出口港被挡下来。在2003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的24小时内，有51名逃离官员被捕，创下单日抓捕人数纪录。一位内部人士估计，每一名逃跑的官员通常会贪汙或受贿共计5,000万美元；出逃贪官们造成的总损失相当于中国每年GDP的15％。[65]




　　道德真空与全民健忘




　　中共以暴力和诡计治理，造就了几乎每一个领导和高级干部都虚伪且精神分裂的行为，这些行为又进一步滋生这种治理。现在，全国性的道德败坏似乎不只影响了菁英，更渗透到群众之中。经过几代人痛苦且致命的经历，中国人民似乎已经学会并内化了中共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摒弃了宗教和宗教道德，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父系家长式农业社会的道德规范，同时又拒绝了工业革命后和启蒙运动后的现代西方理性道德。[66]作为自称的无神论者，中共领导人对信仰、内在道德和社会文化价值观，採取了充满恶意与操纵的态度。正如本书前述，在中国，有组织的宗教总是被强行压制和掌控，或者直接被迫害和消灭，而且时常是在肉体上被消灭。个人权利、尊严和独立受到公开嘲弄，并经常遭到泯灭。简而言之，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党国，几十年来一直蔑视、玷汙和破坏「东方」儒家的伦理与规范，以及「西方」的自由价值与道德。相比之下，为达目的而採取的伎俩和欺骗则通常被视为值得称赞的美德和聪明。例如，2007 年，一名前工作人员公开称赞周恩来在1973年如何「机智而巧妙地」欺骗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周喝下大量用茅台酒瓶装的白开水，藉以展示他的「惊人酒量」，并试图实在地灌醉他的贵宾。[67]




　　经过严格审查并不断改写的官方历史叙事，是精神指导和道德约束来源的劣质替代品。七十多年来，中共试图用一种独特的欧洲激进主义信念，即从苏联引进的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下的「科学的、宇宙终极真理」，取代传统（东方）和现代（西方）的道德伦理，以及基于信仰的社会化和行为规范。[68]日夜匪懈的「思想工作」试图将中国人民洗脑成工蜂，或者社会主义机器中没有思想的螺丝钉。然而，正如「中国悲剧」和「中国次优化」所充分证明的，以及苏联集团崩溃所生动展示的，强加的共产主义伦理根本纯属虚构、完全破产，即使对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来说也是如此。在这场巨大的信仰危机及所谓「道德真空」中，[69]中共最后还是只能按照毛版本、赤裸裸的法家主义权术，去诱使和灌输人民，通过暴力和诡计，并依靠胁迫进行统治。秦汉政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包括权力崇拜、公然操纵、两面逢迎、不择手段、无底线也无止境的自私自利、没有自我意识和不讲逻辑的从众心理，以及主奴一体之分裂人格等，现在都膨胀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却又缺少了儒家礼仪规范的有限约束，甚至也没有了共产主义教条。[70]




　　身价亿万的中国汽车玻璃製造商曹德旺，因出演2019年的获奖纪录片《美国工厂》而闻名，在承诺「无条件服从（中国）政府」的同时，他也坦率地说道，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他们有讲坛或权力时）都在说谎，（……因为）许多官员只想听谎话……听不进一句真话……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底线。」[71]毛后时代的领导人鼓吹的意识形态大杂烩徒具外表，夹杂着假共产主义、假儒学、伪民粹主义和伪民族主义，除了助长犬儒主义、彼此怀疑和纵情声色之外，对人民的行为几乎不具影响力。[72]权力和物质财富是生活中唯一的确定和价值，因为只要你藏得好、不被抓到，似乎就是可行的，如同无数被抓的干部案例所示。因此，正如中国诗人北岛所写的名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铭」。[73]另一位中国作家后来进一步感叹：「（假）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强加的）卑鄙是高尚者的墓誌铭。」[74]




　　2013至2014年，中共党国再次正式用十二个词，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透过国家垄断的媒体、教育和娱乐，大力宣传这十二个词：（国家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要）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若与党领导人的实际行为并列而观，这些大词美言的大杂烩只显示了中共统治者的国家主义僵化和思想的极度贫乏空洞，如同本书第一章所分析的党宣称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共进一步宣称，这些新价值观可以归结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品格」，以及「以改革创新为时代核心精神」。[75]除了旨在说服人民永远服从之外，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信仰与价值体系的混乱和空洞本质，仍然是中国可悲可叹的文化和道德堕落的根本原因。




　　数十年来，中共统治者为了自保和权力，毫无悔意地强迫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中，忘记或掩盖了那麽多的迫害、灾难、饥荒，以及大屠杀，其中对1989年天安门起义的屏蔽尤为恶劣。[76]在中共版本的历史中，统治者（毛和党）永远是伟大的，而且大多是正确的，至于最严重且无法否认的错误和灾难，都要怪一小群被揪出的可笑的替罪羊。[77]与这种犬儒主义的历史叙事和人生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在其他国家所体验到，对过去的不公及暴行的深刻反省，以及有力而大规模的忏悔，例如德国、美国，以及南非等地的真相揭露与和解计画。[78]




　　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这种严格控制，线人、贿赂、伪证和祕密警察等普遍文化已成为必要和公认的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深深内化，以维持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欺骗性服从、刻意愚民，以及崇拜强权和金钱。[79]例如，习近平恢復并强化了毛泽东的做法，要求每个人（尤其是干部）每週、甚至每天进行「政治学习和自我批评」，要求个人无止境地背诵党的路线，并分析如何纠正每一个「不纯」的思想或行动。「指鹿为马」的古老技俩，强迫人们接受「每个人都清楚知道」是错误、愚蠢或无用的事并为之喝彩，这可能确实有助于贬低和奴役人民，但也系统性地酝酿及合理化了欺上瞒下的风气。[80] 2012 年的一项官方研究发现，39％的公务员（75％的高级官员），能接受「裸官」这种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有问题的做法。[81]许多中共官员被抓到伪造个人纪录，包括「更改年龄多达11次」，以满足不同的任职和晋升年龄要求；以至于对部分人来说，「他们简历中的所有信息，除了性别以外都是假的」。甚至，有些被定罪的官员所写的自白检讨，也被证明是抄袭而来的。[82]




　　中共统治下的全面性且系统性道德败坏，似乎在中国文化菁英和普通民众中，都展现得极为深刻和广泛。[83]一位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在2014年感叹道，中国社会就这样持续在精神上摒弃个性、尊严和道德等理想。一位着名的中国作家曾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地位」，「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84]在毛的统治下，无数的抗议声音迅速被压制；敢于表达并追求人权、个性、正直、良心和批判性思维以抵抗党国的人，通常会受到迫害、监禁和处决。勇于质疑和挑战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已经消失了，只留下极少数人的名字和粗略的事蹟，包括林昭、刘文辉、王申酉、张春元、张九能、遇罗克——这些人都不出意料地遭到祕密处决，就连家人也遗忘了他们。[85]后毛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监禁持政治异议的人士；在2016年「至少有 1,400 人」，其中包括刘晓波——刘是第一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010年和平奖），于2017年死于狱中。[86]




　　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界充斥着机会主义者与道德堪虑的人物，比如郭沫若、钱学森、冯友兰、茅盾、余秋雨等奴颜婢膝的才子和厚颜无耻的帮腔。[87]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就公开称郭、冯和其他几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着名的知识分子为「最无耻的人」。[88]事实上，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和娱乐菁英的名人录中充斥着才华横溢的小丑，他们受当权者差遣，极度缺乏独立性、尊严、原则和正直。[89]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常常由前党国内部人士撰写），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中有大多数都被贬抑损害，被形塑为刽子手、跟班、线人、被动的帮凶、偶尔的抱怨者或遭浪费掉的人才，儘管已经大体伏低做小，但依然频繁被清洗、迫害和「摧毁」。[90]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根据他广泛的档案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共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毛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了自保，手都是髒的（作为中共清洗和思想改造的帮凶），没有一个乾淨」。[91]在21世纪，许多有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持续为薄熙来和习近平等党国大佬扮演「无耻的啦啦队小丑」。 [92]一位上海的知名历史学家就在2021年公开宣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历史，「就是要学习政治，要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必须隐藏任何不利的发现，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93]




　　一位现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表示，中国的语言、文学和艺术本身，都因政治目的而变得贫乏和严重扭曲；许多受国家资助的拍马作家，其行事「远不只是令人作呕」。[94]例如，画家和表演艺术家争先恐后创造出无穷无尽的奇幻式波坦金村（Potemkin villages），以崇拜谄媚统治者，完全无视严酷的现实，包括全国性的大饥荒和政治清洗。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自2017年起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由最顶阶官方画家所绘的那幅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幅画作，引起了许多华人艺术家的冷嘲热讽。[95]着名作家巴金的写作事业在毛的统治下被扼杀，他后来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採取「奴隶哲学」，让自己不仅成为「身奴」，更要成为「心奴」，否则他们无法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96]儘管在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痛苦，与在史达林时代的苏联知识分子差不多或更糟，但从苏联经验中诞生了真诚且不朽的反思作品，如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岛》（ TheGulag Archipelago），而中国却迄今完全没有足以与之媲美的着作。[97]




　　简而言之，在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党国统治下，中国人的思想和良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是一个假面时代，」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杂誌的封面故事如此宣称，「人人都必须一直伪装。」[9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多份报告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即到了今天，真正淨化中国人的思想，彻底恢復中国人的良知，是非常必要且具有挑战性的，但也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99] 2016年，北京一位哲学家公开谴责「中国的道德彻底堕落」，因为「宣扬谎言、惩罚说真话的政治制度」和「所谓的公共财产权」，造成「我们内心深处的癌症」。[100]流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和学者，认为（也许有点过度夸张）大多数中国公民（如果不是所有的话），甚至包括许多流亡异议分子在内，都是「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他们远远不如其他民族（包括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人），因为他们「普遍缺乏」道德准则和同情心、勇气和礼貌、正直和尊严，以及个人品格。据称，这种缺乏主要是由中国历史上的三场灾难造成的：蒙古和满族的「消灭中华」和「中国共产党的祸害」。[101]




　　腐败事例一瞥




　　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文化和伦理的破坏和退化持续至今数十年，似乎更加多样化和无处不在。正如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调查记者在2014年得出的结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的腐败无度，形成了许多紧密相连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半农奴家庭圈子」或「裙带关係的金字塔」，一个「以权换钱、色及更多权力」的系统，旨在「用纳税人的钱对付纳税人」。[102]例如，无数官员「创世界纪录」的情妇数量、性剥削和性放纵事件，显示了中共菁英的道德败坏和对女性的强烈贬抑。[103]儘管受到大量审查，但仍有无数报导揭露了涉及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的严重腐败指控，包括习近平的家人。[104]中共官员，包括高级军官，在私下接受採访时都得出结论：「我们谁都不能摆脱腐败」，因为它已经成为「（在官场）生存的方式和（让我们的家人）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方法」。[105]然而，有太多人异常疯狂，完全背离了法律或道德乃至常识。仅在2012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就有31名集团军军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因出售升职而被整肃：连长、营长和团长职位，分别以20万元、30万元和100万元出售（约合3万美元、4万5千美元和14万7千美元）。[106]




　　在文化和道德上都已习惯、甚至接受的情况下，欺骗和造假似乎已经彻底渗透中国社会，造成大规模的「不当投资」和「虚幻」的炫耀性消费。[107]为了应对政府不断变化的产权和国内迁移政策，许多人进行「中国式」假结婚和假离婚。蓬勃发展的在线约会场景，「充斥」大量花招百出的骗局。[108]客户因假冒的银行职员而损失数千万元。[109]许多骗子雇用外国游客，扮成假外商、甚至国际娱乐明星，以欺骗投资者和客户。完全在意料之中，2020至2022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让人见到无数腐败官员和贪婪骗子「令人发指的丑陋行为」。[110]在道德整体衰败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出现法律规范与现实之间的惊人分裂。例如，卖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非法且设有惩罚严厉，包括巨额罚款、公开羞辱、法外劳教营关押、监禁，甚至死刑。然而，该行业却在中国各地高调且创意性地蓬勃发展。[111]在毛统治时期，中共官方说法号称消除了卖淫等「恶习」。然而，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以性交换商品、金钱、好处和保护的行为却广泛存在，尤其是在「下乡知青」之中。[112]笼罩性产业的虚伪，成为警察一大权力和收入来源，也是奉上层命令「淨化」城市和「诱捕」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有效手段。[113]严厉而选择性的警察骚扰和「突击扫黄」，似乎经常放过为权贵量身打造的高级卖淫活动。[114]在拥有800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东莞（其中有80％人口是持临时居留许可的「流动人口」），据估计有6％至10％的居民是性工作者，创造了当地GDP的11％至14％。[115]长期以来，警方一直受益于这一大块经济产业的虚假非法化，以荒谬的欺骗手段执法。2014年2月，在北京的直接命令下，东莞市政府派出6,525名警察，「扫荡」了数千家涉嫌妓院，但仅「逮捕了67名嫌疑人」。[116]




　　学术圈与教育界




　　正如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感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的腐败，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腐败，这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和最终的堕落」。[117]不同于过去的帝制政权，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深蒂固的抄袭、篡改和欺骗文化，已经远远扩散出官场（包括法官和警察），变成普遍存在于教育工作者（从幼儿园到大学，官方承认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腐败）、[118]学者（甚至是顶级研究机构中排名最高的院士）、[119]医疗专业人士、[120]国家职业体育管理人员、[121]宗教神职人员、[122]艺术家和作家、学术和教育数据服务如中国知网（CNKI）、[123]和新闻记者。[124]这些腐败行为的结果往往代价高昂且有害，甚至是致命的。例如，中共的科学「大跃进」，急于在2019至2020年度建设逾2,700个PS-2级生物实验室，其中涉及医疗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普遍腐败，已经让一些中国人公开担心更多致命病原体的洩漏。中共的「新冠肺炎沙皇」、流行病学家钟南山，于2020年底在电视直播中被习近平誉为民族英雄，但锺多年来一直在运作兜售由他暗中有「密切关係」的公司包装的传统中药，成为官方核可规定的传染性疾病萨斯（SARS）和新冠肺炎（COVID-19）的疗方。[125]抄袭无处不在的指控甚至牵涉到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层，包括关于习近平如何在全职担任副省长的同时，又在距离一千英里以外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26]




　　公开购买和出版伪造及剽窃的研究论文和书籍，似乎已经变成普遍状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已经形成相当于工业规模的制度化欺诈，还提供「全方位客户服务」。可轻松在线购买的剽窃硕士或博士论文，现行价格低至11美元。[127]据报导，假造学术论文和伪劣出版物的销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行业。虚假但「可发表」的科学论文的售价仅250美元；另一方面，据报导，「购得」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最高学术职位则需要花费380万美元。[128]在2014年，官方媒体报导称，美国许多文凭工厂出售的文凭，有95％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买下。[129]近年来，中国专利申请量的飞速增长，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假冒伪劣。例如，一名劣绩斑斑的高级警察，光是2011年就获得了211 项「专利」。[130] 2009年，光是一份英国晶体学期刊，就撤回出自两位中国研究人员的70篇伪造论文。2010年，在中国政府的一项调查中，中国六家一流科研机构的6,000多名科研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承认剽窃、篡改或捏造；而在西方，这一比例约为2％。[131] 2015年，总部位于英国的主要生物科学出版商BioMedCentral撤回了43篇「捏造」或「有瑕疵」的论文，其中41篇由中国学者提交，大多出自中国一流医学研究机构。2017年，单是《肿瘤生物学》期刊，就撤回100多篇来自中国的虚假研究论文。2020 年，中国着名医院和研究机构的十几名医生和研究人员，被发现光是从一家「论文工厂」，就购买了400多篇伪造的研究论文，又将这些论文作为他们的学术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132] 2020年，在全球发表的1,932篇因有问题而被撤回的英语科学论文中，有819篇（发表在380种期刊上）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之手，其中639篇明显抄袭或捏造，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伪造论文上领先全球。[133] 2021年，《自然》杂誌报导称，中国学者发表的数百篇「研究论文」中，都包含暴露真相的「费解词语」，显然出自草率的捏造。或许为了记录中国的学术造假和剽窃，《细胞生物化学杂誌》发表了一份特别增刊，只为展示该杂誌已撤稿的中国医学研究人员的文章（仅2021年就有178篇）。[134]可悲的是，许多充满个人创造潜力的中国科学家，似乎集体陷入了道德真空的深渊，暴露出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缺乏「科学诚信」。[135]




　　在中共统治下，政治压力和控制显然会误导研究和腐化研究人员。[136]中国现在被业内人士视为「垃圾学术论文」和无数「无用书籍」的世界第一生产国，这种可悲和「非常可耻」的情况还「极难」改变。在官方排名为「核心」的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被揭露为纯属虚构。[137]官方出版则推出无数夸夸其谈的「学术」书籍，作者时常是些可疑的「学者」；比如2020年的一篇长篇论文，宣称一份「（为世界）告别西方经济学的中国解决方案」，以及2021年一篇更长的文章，声称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西方主流历史教科书全说错了」。[138]或许是看够了此类出版物，一位中国资深科学家在2021年公开断言，「（中国）90％的所谓的学术研究大可中止」，因为它们「对人类知识，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这种情况尤其令人不安，因为传统上认为学者、医生和教育工作者不至于腐败，他们的道德标准应高于官员、政治菁英或公众。他们的沉沦祸害了学子，伤害了弱病者，摧毁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良知，干扰且汙染了全世界在科学上的努力。[139]




　　诸如此类的行为免不了让下一代有样学样，结果就导致在所有学术层级都出现猖獗的舞弊现象。许多初中和高中还因想出极端而有「创意」的方法，以遏止普遍的考试作弊行为而受到赞誉：他们让学生在空旷场地考笔试，以确保学生之间的距离够远。据报导，有无数大学生雇人代为上课和写作业。[140]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深教育者沉痛说道，学童从幼儿园起就像「养猪」一样被灌输了阳奉阴违和欺骗。2022年，官方的高中生「阅读指导」，仍然特别宣传一名中共特工为保护为党筹集的资金而杀害妻子——「我的真爱」——的「高尚道德和伟大情操」。[141]着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公开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已经退化为「养鸡场」，声称中国知识阶层中充斥「彻底官僚化和商业化的流氓和剽窃者」，这些人「无情又玩世不恭」，经常从事「空谈、卖身投靠统治者、抄袭和无耻行为」，「除了吃苦耐劳之外，没有什麽特别的优点」。[142] 2013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其发现的「100间假大学」名单。截至2021年，这个名单已经增加到超过392间，几乎遍布所有省分，仅首都北京就有151间。[143]




　　中国的学术腐败促使一些中共自己的学者也公开谴责这种情况「比恶臭还难闻」。[144]这种行为显然已经走向全球：许多中国学生被发现在美国标准化考试（如GRE、SAT和TOEFL）中「严重而广泛地」作弊。[145]「欺诈狂潮」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中，每十人就有一人可能使用欺诈材料，包括虚假的论文和高中成绩单」。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有大量在美的中国学生涉及公然且普遍的学术舞弊，如抄袭等；单在2014年，就有8千名中国学生遭美国大学勒令退学，就是例证。[146]




　　中国学术界的堕落和教育的劣质化，代表着最严重的腐败和道德败坏，而这看来是中共治理总体上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其对教育系统的垄断和严密控制的代价。一位中国教育主管在2021年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是（中共）国家的大工程，必须遵从国家意志」。[147]正如习近平在2021年用帝制时代的语言再次强调的，中共的政策是为其目的，以其方式控制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48]在1949年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共强行接管又肆意摧毁了大部分由西方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创建运营或彷西式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例如，中共关闭了至少「9所（由宗教组织创办的）世界一流大学」。在毛的无数思想工作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中国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很快就遭到了虐待、贬低、羞辱、削弱、折磨，甚至杀害。在毛之后，对知识分子的全面政治敌意明显减弱，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过良好教育者似乎从未真正有过尊严，更不用说摆脱中共的专制了。除了对中国人思想的屠戮之外，毛后时代的中共以引领世界的学术和教育为名，在精心安排之下，一头栽入官本位带来的物质主义、权宜手段和腐败的沼泽。2020年代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领有官职的「学者」公开从事广泛的「合法腐败」，身兼「规则制定者、管理者、评审和获奖者」，因此获得资金、晋升职位和奖项等「学术资源」的概率是普通学者的33倍。[149]政府将国家资金大量且不透明地投入1995年起「创建100所一流大学」（112所指定大学的所谓「211工程」），以及1998年起「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39所菁英大学的所谓「985工程」）计画中。[150]单是在2013年的「第三轮财政拨款」中，北京和清华两所大学就各自获得了超过人民币40亿元（约合6.5亿美元）的资金，接着从2013年到2021年，每年获得24至32亿元人民币，受惠于国家「劫贫（校）济富（校）」的政策。[151] 2021年，为了在「21世纪的竞争」，其实就是「中美科技大战」中取胜，中共下令首批「12所顶尖大学」各自设立「未来科技学院」，并挹注大量新资金，特别着重于开发十几种「尖端」、「革命性」和「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各校之间分工合作）。[1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人员和教授（所有人都是国家雇员，大多数为中共党员），都要通过官本位排名。科学家和教育家成了按等级餵养的卒子，被统治者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大学教授分为终身制和合同制双轨，至少分为六等正式层级（正教授三等），都由各学校的中共委员会严格管理和控制。[153]为了用金钱奖励和荣誉地位来吸引、贴标和控制菁英学者，中国自1990年以来，每年招募3,000人领取额度不高、免税但享有社会声誉的「特殊津贴」，这些「特殊专家」的总人数截至2010年已超过 162,000人。[154]其他具有不同程度的金钱奖励和津贴的国家计画，包括长江学者、百人计画、千人计画，以及其他多种项目。[155]几乎所有省级政府也都使用公共资金，来创建自己的（通常是多个）特殊津贴和人才吸引计画，例如上海的浦江学者、安徽的皖江学者、广东的天鹅计画和山东的泰山学者。[156]这些都由中共的组织部门直接管理、主管计画中的各级人员。为了逃避西方政府批评性、甚至起诉性的关注，这些资金充足的项目（尤其是臭名昭着的「千人计画」），到2021至2022年实际上已经「地下化」了。




　　事实上，一场由中共主导的学术和高等教育「大跃进」已经上演多年。首先，中共投入大量资源，加强高等教育的政治灌输：从2017年到2021年，大学（包括医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从450所激增至逾1,400所。[157]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大学和智库、课程和学位、职称和职级，以及论文和专利的数量，都呈爆炸式增长。为了「领先世界」并缓解失业压力，近二十年来，政府每年都在推动大学录取人数的暴增，从1998年的108万人到2019年的约900万人。研究所的入学人数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从1998年的58,000人增加到2019年的850,000人。[158]然而，就像四十多年前毛领导下的大跃进，严重且系统性的品质下降在所难免。中国科学院的一位成员公开评论：「我们现在的研究生，只能算是过去的专科生或职校生。」[159] 1982年首批6名博士生毕业，仅仅三十年后，中国招收了30万名博士生，2012年毕业的博士人数约为 6 万，是世界上最多的，并且淘汰率非常低（「接近于零」，相较在西方通常约为30％）。到2020年代，在校博士生总人数超过42万人，录取10万人，毕业6.5万人。[160]相比之下，经过逾250年的发展，美国的非营利性大学在2012年和2019年分别授予约5.1万个博士学位和5.6万个博士学位，其中36％至38％授予外国人。[161]2021年，仅中国一所一流大学清华，就授予了3,168名博士学位，超过美国五所一流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总数。[162]但是，一位中国资深科学家严厉批评道，「就算只用美国三流大学的标准，高达90％、甚至99％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人员、教授和博士都是不合格的」。中国一所顶尖大学的高级行政人员私下坦率地告诉笔者：「我们的博士生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的学生。」[163]




　　同样地，北京已下令提高研究成果的生产，尤其要有更多的智库，以符合其「世界领先地位」。2015年，中共进一步「增加资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164]总部设于中国的各种研究机构、团体和中心（全部由中共拥有或控制）纷纷成立（或通常只是重组或更名），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冒头。智库的数量确确实实地暴增，在短短十年内的总数量从占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2位：从2008年的74所、2012年的429所、2018年的507所，到2020年的1,413所。




　　这意味着，在短短11年，中国智库数量就整整增加了19倍，而从印度到美国，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智库数量都基本保持稳定。[165]然而，这些智库的真正表现，用我在2020年採访的一位中国资深学者的话来说，是「有很多『库』但没有『智』」，更不用说任何可能有用的智慧想法了。[166]到最后，腐败猖獗、大量资源的政治化错置，以及学术头衔和标准的大幅贬值，导致了中国官方承认的「大量的人才浪费」。[167]




　　一位资深中国教授公开指出，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预算的30％用于只招收8％大学生的少数大学，造成了高等教育中「世界一流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168]此外，大量公共资金的涌入为广泛而持续的学术和教育腐败及欺诈，提供了更多的诱因、赌注、机会和机制。许多高校的强行兼併、无谓的扩建和增设，就像本书第二章分析的大型建设项目一样，已成为巨大泡沫，以及滋生惊人腐败和大量资源浪费的沃土。[169]光是在2014年的前6个月，就有至少18名中国大学的高层领导人因腐败而遭到整肃。更多的高级学术领导人，如復旦大学校长，儘管面临大量剽窃和腐败指控，仍能毫发无损。[170]在中共严密、集中的政治和个人控制下，没有真正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普遍的腐败看来将持续困扰教育和研究机构，影响几乎每一位教职员工。[171]




　　除了成功地吸引了一些受过外国培训的外国科学家（其品质和实用性时常堪虑），以及合法或非法获取外国新技术（这日益加剧了美中不和），[172]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10年代中期世界第三大（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研发（R&D）计画，似乎（一如预期地）成效不彰。许多监管不力的资金根本就被侵吞了。例如，2013年，广东省科技局50多名干部因腐败被起诉，包括所有的局长和副局长；光是在一项调查中，就有8名中国顶尖学者被指控欺诈和挪用数千万人民币的研发资金。2008年，一项种子和香料的基因改造计画，在一次拨款中就获得了高达29亿美元的基金；但其副首席科学家于2014年因挪用了大部分资金而被捕。[173]甚至，中国大学的反腐败也可能是腐败的。潘绥铭是北京一位开创性但非正统的性学研究者，据报导，他因轻微的会计错误而受到恶意批评者的不公正处罚。[174]




　　出于想抄捷径引领世界科技的强烈渴望和宣传需求，中共党国经常与渴望升职的官员和贪婪的骗子沆瀣一气，在几乎没有审查或取得证据的情况下，就对一些肆意吹嘘的项目投入数十亿美元。中国专利数量的数量增长有如「大跃进」，单是2020年就有6.87万件专利申请，年增长16％，远超过美国。[175]然而，这些「突破」 中，有许多很快就被证明是彻底的骗局、毫无价值，甚至是纯粹的幻想。1992年的「水变油」配方，被党和国家的主要报纸《人民日报》和《经济日报》誉为「第五大发明」，但后续迅速证明，这是由一位由司机摇身一变的工程师王洪成所宣扬的彻头彻尾的骗局，王也因诈欺而入狱。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同样类型的「突破」不断涌现。2003年，一名受过美国训练的博士陈进，将摩托罗拉（Motorola）的芯片重新包装，当成自己的发明，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汉芯」（即汉民族的芯片），浪费了数亿政府资金，「毁」了中国晶片业。[176] 2020年，在美国发布关于芯片出口禁令和限令后，北京宣布拨款9.5万亿元（1.46万亿美元）用于发展尖端半导体产业。短短8个月内，从水泥厂到海鲜养殖户和房地产仲介公司的近万家企业，纷纷加入「芯片大跃进」，目前已在大型项目破产的丑闻中消耗了数千亿美元。[177]




　　更「创新」的是在2019年「生产」出一辆水氢汽车，但很快被证明是骗子与地方官员勾结以骗取政府资金的又一场骗局。[178]奈米技术、太阳能电池板和石墨烯等引进的新概念，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引发了广泛的骗局和欺诈行为，如所谓「奈米水」、「太阳能捕捉器」和「石墨烯内衣」等等。[179]由受过外国培训的物理学家潘建伟主导，超昂贵的「世界首创」量子卫星通信项目，似乎也在2020年代于严重指控声中惨淡收场。注意到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种种努力，兰德公司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结论道，美国仍然是「当前世界量子技术的领导者」，且「量子技术的最终应用及其时间表仍然高度不确定」。[180]




　　中国明显拥有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青青学子，但他们很早就接受到中共通过信息垄断、强行灌输和思想操纵所进行的系统性宣传和严密思想工作，付出了在真理、品味、正直及独立思考等方面高昂且往往是永久性的代价。即使是国家规定的小学语文教科书，也被发现品质「低劣败坏」，充斥不合逻辑的灌输、应急的审查、政治化的文字游戏，以及欺骗性的操纵。在许多家长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不过是「严密控制的生产废料的管道」，无止境地灌输些「小学里虚假的道德，中学里空洞的理想，大学里无品味的审美」。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授公开叹息，教育体系在培养的是「阳奉阴违、心怀恶意」和「行为像录音机」，人格和智力养成皆不足的学生。[181]少数胆敢偏离（哪怕只是非常轻微地）中共指导方针和叙事的教育工作者，通常会被边缘化、解雇，甚至入狱。光是在习近平当政的八年内，因「言论罪」而受惩的数千人中，有许多似乎都是各层级的教育工作者。[182]一些内部人士认为，在2010年代，中国排名最高的大学就全球学术而言最多只能是三等，只有在某些专业领域有「略微」接近二等的可能性；一位专业观察家表示，排名前三的大学——北大、清华和浙江——处于阿拉巴马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水平，低于佛罗里达大学或密西根州立大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控制）过于强势，学者被削弱压制」。一位国际公认的一流数学家认为，中国最好的理科学院和博士课程，还不如美国或香港的大学部课程。[183]中国学者在2010年代结论道，若将世界高等教育分为五个等级，中国最好的大学只在第四等级。[184] 2022年，几所中国顶尖大学可能受够了它们在世界上的低排名，决定「停止向（外国）大学排名机构提供任何信息」，以响应习近平关于「不再模彷外国大学」的新呼吁 ，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许多中国教育工作者很快就将此举称为「与世界学术脱钩」，以及「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对我们的大学进行排名」。[185]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2021年发现，中国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在接受大学教育后反而下降了。[186]自1980年代初北京打开大门以来，许多中国顶尖大学生似乎是富有创造性地用脚投票，表达他们的选择，大举出国（主要是西方）继续深造。在2010年代，中国的菁英大学仍旧经常充当外国研究生课程的「预备学校」。例如，在2018年和2019年，排名最高的大学有五分之一到近一半的毕业生出国留学：最负盛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31％和28％的毕业生出国留学，其他一流大学如中国科技大学、復旦大学、人民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也有25％至32％之多。[187]一份报告估计，至少有37,000名202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来自300所高中），被400所外国（主要是英语国家）大学录取；还有一份年度榜单公开排名中国「最佳100所高中」，标准则是该校毕业生被美国前80所大学（尤其是常春藤盟校）、英国前10所大学，以及加拿大前3所大学录取的人数。[188]绝大多数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在完成学业后仍留在国外。例如，自2000年以来的二十年里，在美国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包括90％的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中，有超过85％在毕业后永久留在美国。[189]在2020年代，世界「顶尖人工智能（AI）研究人员」有29％（最大分额）来自中国，但仅有11％在中国居住和工作。[190]




　　一些内部人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学饱受官僚们「摧残」，已经「堕落得无法忍受」。正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抱怨的，中共微观管理的「巨兽」造成了浪费、腐败、「抑制创新」、「学术泡沫」和「养鸡场式大学」等种种「梦魇」。[191]缺乏大学自主权和教师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授们似乎变成了受控、腐败、愤懑的「计件工作者」或「时薪工」。[192]不意外的是，中国从2007年开始彷效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似乎已经演变成对年轻学者的剥削和奴役，有时甚至会害死他们。大学的党委领导继续以制度化的任人唯亲、不合理和腐败的任用，以及晋升和资源的错置来役使教授，就像他们对国家的整体的次优化管理。[193]课堂上广泛安插的线人、苛刻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经济上的挑战，以及党领导们事无钜细的微观控制，使中国学者们常常生活艰难、甚至境遇悲惨，对那些非明星、非官员学者，或者那些试图远离道德堕落猪圈式泥沼的严肃知识分子而言更是如此。[194]




　　过去传统科举考试里禁而不绝的舞弊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在中国十分重要的高考中，普遍存在的产业化作弊行为。据报导，分数保证录取大学的作弊费用为3,000至25,000元（485美元至4,310美元）不等。2020年揭露的一个案例显示，十多年来，仅山东和河南两省的主管官员，就窃取了数百名学生通过高考的成绩——他们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以改变人生的关键机会——并将成绩转卖给他人，让这些人取得冒名顶替的入学资格。[195]到了21世纪，「公务员考试」已经取代高考，成为当上干部、融入党国统治菁英的窄门。人人争抢，而且录取率要低得多，即使是最低的入门级职位亦然。例如，在2021年秋天，中国顶尖大学刚出炉的一名27岁行星地质学博士，与众多大学生和研究生为伍，「高兴地」参加了这样的考试，成为一名街道办事员，「负责管理」武汉市东湖区82个「社区」之一的150至250户家庭。[196]案例报导充分表明，这项人人垂涎的考试（不出所料地），在笔试以及尤其是第二阶段的面试中，充满了相同、甚至更糟的欺诈和舞弊、任人唯亲、政治正确等「内在固有的机制」。[197]大学高考并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出受到大肆宣扬的「贤才政治」，而只是在「协助正当化和複製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198]公务员考试看来更是如此。

「我们人人造假」




　由于无休止且数不清的数字游戏，以及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所造成的玩世不恭和无处不在的腐败，一个「我们人人造假」的态度，已成为普遍存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主导规范。就连许多（如果不是全部）中国亿万富翁坐拥的天文数字级、令人豔羡的「淨财富」，似乎也是水分极大。[199]这种事态导致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做出各种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有问题的行为——这也可以被视为是对党国权威的广泛性非暴力社会反抗、抗议和反叛的重要标誌。短视近利、临时变化和不间断的讨价还价、欺骗活动、可怕的互不信任、无视规则和合同，以及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似乎主宰了许多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就如中共自己的党媒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信任「跌至历史最低点」。[200]一位中国社会学家甚至说得更直接：「当今中国存在巨大的信任问题，人们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整个社会充斥着欺骗和造假。」[201]尤其是造假和欺骗达到了最高层级，正如地方官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面前所哀叹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202] 2015年，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Anglia）研究人员发现，在受调查的15个国家共15,000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最不诚实，其中70％被发现撒谎，并且他们还和希腊人一样，评价自己的同胞是最不诚实的人。[203]




　　据中国性学家称，反映了社会道德状况、或许也是中国离婚率飙升（如上一章所述）的部分原因是，中国人的出轨率目前已经急遽升为「全世界最高」；有34％男性和13％女性自述有婚外情，而「70％的已婚夫妇之间根本没有爱」。这使中国的出轨率之高在全世界仅次于泰国和西欧，而据报导，美国男性和女性的出轨率分别为 20％至25％和13％至15％。[204] 2016年，中国两项大型网路调查发现，51％的受访者（38％的女性和 60％的男性）曾「出轨」；88％的受访者认同师生恋；69％的夫妇（77％的妻子和59％的丈夫）后悔结婚。然而，有75％ 的中国受访者仍然认为，出轨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态度似乎与他们的行为严重不符，代表着普遍存在、言行不一的欺骗和虚伪文化。相较之下，2019年的网路调查发现，16％的美国受访者曾「出轨」，这与85％的美国人认为出轨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民意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在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公众的态度通常也与实际的出轨行为相符。[205]自2002年以来，基因亲子鑑定在中国越来越常见。据报导，在2021年的数万次此类检测中，有四分之一否定了亲子关係，从而「毁掉了无数家庭和婚姻」。[206]




　　在实际中，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斥着故意伪劣的产品和服务，刻意造假、甚至有毒的食品和药品，以及线上线下层出不穷、花招百出的两面手法和欺诈行为。201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检查员结论道，所有网路销售的商品中有26％不合格或造假。[207]事实上，与故作的毛主义怀旧相反，正如一位中国知名知识分子所报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同样严重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危险产品包括故意掺入三聚氰胺的婴儿配方奶粉、回收的地沟油（据估计，现在占中国销售的所有食用油的10％）、各种花式有毒的米、肉类和其他食品，以及无效、甚至有毒的药品和疫苗。[208]据报导，中国的基本食品和宠物食品供应链有瑕疵并受到严重汙染，就连外国消费者也经常受到影响。[209]又比如，据官方媒体报导，有高达60％的中国菜农出售他们自己从来都不吃的严重汙染食物，而受访的客户中有73％不信任他们的产品。一名香港法官在2015年宣称，中国人不敢喝中国製造的奶粉，「确实是真正的国耻」。网站和搜索引擎花钱伪造点阅数和搜索结果，误导、欺骗、伤害，甚至害死消费者，以至于中共官方媒体也公开指责。[210] 2014年在华尔街创下世界纪录的IPO（首次公开募股）一年后，阿里巴巴（相当于中国的亚马逊和eBay）遭中国政府声称是中国最糟的电子营销商，因为假冒产品占其总销售额的63％。到2018年，阿里巴巴再次被美国政府列为「假冒商品横行的市场」。[211] 与此同时，如同本书已经讨论过的，党国的统治菁英们靠纳税人支付的所谓「特供」，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




　　每年官方报告的伪造货币案件约有2,000起，包括大量外国货币。




　　例如2020年1月，美国海关截获了一批中国製造的近100万张1美元假钞。[212]一家大型金融公司（自2010年起在纳斯达克上市），使用多达83吨黄金作为人民币200亿元银行贷款的抵押品，并获得政府机构的认证和保险；几个月后，2020年5月，这批黄金才被发现居然全部都是铜条，而实际上报导该新闻的中国记者，还认为这种骗局「并不稀奇」。[213]各种假身分证和文凭，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街角都可以公开买到，甚至出口并充斥着美国大学校园。外国专家、高管和外交官也可以伪造，以获得政府贷款和合同，就连非常资深的中国官员也曾上当。据称，北京还系统性地在西藏的佛教寺庙里配备安插「假喇嘛」。[214] 2020年代，官方媒体公开赞扬河南省一个人口约数千人的村庄，在一个传奇性「彷造教父」的带领下，几十年来繁荣地「专精」于製作「无数」与「出土的（先秦）古董一模一样」的青铜器」。火爆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2010代占世界总量高达41％），已被揭露为彻头彻尾且富有创造性的「伪造和操纵」。[215]




　　官方媒体上种种惨不忍睹的事例，证明了在中共党国统治下，中国人民心灵的深层创伤。监控录像中有儿童被汽车撞倒，而后被其他几个人接着碾过（或避开），却没有任何司机或行人停下来查看或帮助。[216]受有争议的南京彭宇案的影响，许多讹诈事故（所谓「碰瓷」）被报导，描述了在公共场合帮助受伤者的人，可能会面临医疗费用和损害赔偿之无稽诉讼的风险；而这些滥诉还会得到警方和法院的支持，基于官方裁定、但令人作呕的「常识」态度，即「如果你不必（对跌倒或受伤的人）负责，你为什麽还会去提供帮助？」[217]




　　2022年，中国的一些博客写道，在为实现「新冠肺炎病毒清零」的政治目标而进行的严厉隔离期间，无数人、包括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只要对他人拥有哪怕是最小的权力（例如看守被封锁的住宅楼或诊所），就愉快地延续了许多「比病毒更糟糕」的无情和「无限邪恶」的行为，殴打欺负、欺骗凌辱，甚至伤害乃至致死他们的同胞。[218]




　　出版业、古董文物与饮食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迅速中断并扭转了此前上个世纪的许多社会文化变革。虽然今天的中国在社会新潮和流行文化方面看似明显西化，就像1949年之前的中华民国，但其实后者原本相当大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早已被扼杀殆尽。在晚清和民国时代，中国有数百种期刊和出版社，其中绝大多数（包括公开鼓吹造反的中共出版物）独立于政府，并且能避过国家审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许多主要城市都有外国租界。[219]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数量算相当多的出版商之中（579家出版社和1,943家报纸），如果没有通过中共在全世界最严密有效的审查制度下的「批准」和「管理」的话，几乎没有任何一家能够生存下去。[220]




　　在2010年代，中共发起了更多的「学术」期刊全国整顿运动，以重组和淘汰「有各种问题」的期刊。[221]同时，中国的图书出版模式是，非中共领导人的作者通常必须支付出版费才能出版图书，尤其是学术专着；他们还必须通过省级和中央级至少两层审查。也许是为了帮助过度劳累的审查人员（若审核通过的书籍后来被发现是「坏的」并最终被禁，审查人员必须承担「严重责任」），中共在2018年下令，将每年允许出版的书籍数量大幅减少三分之一（从约300,000种降至200,000种）。到2020年，数量控制再度收紧，允印的图书数量又再减少15％至30％（降至140,000至170,000种），「导致现在购买（图书出版配额的）书号变得更加昂贵」。[222]相比之下，美国人口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报纸数量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图书出版商数量是中国的五倍，2010年代每年出版的新书数量是中国的二到三倍。[223]在审查任务日益繁重的网络空间，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微信）和抖音在内的中国媒体公司，共同创造了「一大产业」，即耗资数十亿的网络审查和删除行业，总共雇用数万名审查员，日以继夜在中国各地的办公大楼中工作。[224] 2018年到2021年，中共颁布了9批针对446家网络主机和主播的名单，对之进行「彻底和持久的驱逐」，以加强其对网络空间中所谓的「自媒体」的控制。[225]据报导，中共对网络内容的审查，甚至触及人在国外的线上英语家教。[226]




　　除了对信息的垄断和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之外，中共（尤其是在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期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释放和放大了传统上週期性出现的破坏性洪水，造成抹除中国文化和古蹟的多次浪潮。事实上，中共对文化遗产和文物的蓄意毁弃从一开始就展开了；在1920年代的湖南和江西，许多宗教建筑和古建筑（以及当地名流士绅和学者本人），在农民革命的名义之下被实体摧毁和肉体消灭。[227]接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顾专家、历史学家乃至苏联顾问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下令摧毁了北京大部分的帝制时代古建筑。一个特别令人发指的摧毁目标是北京城牆——它曾是世界上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城牆，即使是二战期间的日本占领者也曾精心保护过它。[228]在全国各地延续数十年，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至76年）期间，中共组织并鼓励暴徒破坏、销毁了无数无可取代的古蹟文物和国宝，包括书籍、捲轴、手稿、凋塑、纪念碑、珠宝、瓷器、房屋、陵墓、宗教圣地，甚至整个街区。红卫兵在曲阜、南京和无数其他地方，挖开、推平了孔子家族的府第、陵墓和孔庙，这些地方原本被认为是圣地，在战争、外国入侵和自然灾害中倖存了千年之久。[229]同时，为了迎合阶级斗争的一时政治需要，假造的「唐诗」和其他假文物，在声称经高度「考证」的情况下四处流传。[230]




　　毛泽东死后，中共党国仍继续以各种方式摧毁中国古蹟文物，有时任意拆除整座城市，以建造「现代」建筑和假古蹟，其动机是干部寻求快速利润，和以GDP增长及新建筑来衡量且可展示的「发展」成就，以利他们在官场的发展。中国古蹟专家结论道，自1980年代起，「对古蹟的毁坏比文革时期还要严重」。除了政府以经济发展或政治控制为名破坏古蹟之外（如破坏西藏的宗教场所和新疆的喀什古城），在缺乏法治的情况下（尤其是缺乏适当的私有产权），疯狂地追求短期利益，再加上广泛存在的道德真空和对自由媒体的打压，驱使人们洗劫数不清的坟墓，无休止地修造假古蹟、假古建筑物，甚至整个假「古城」（通常是为了俗气的旅游业而「修復和升级」那些早已不復存在的古代城镇），为此摧毁了无数的故乡城镇，消灭了传统的中华家园。 [231]编辑地方志的古老做法也已被中共地方官员广泛地劫为己用，他们不遗馀力地编写无尽且「虚假无用」的地方历史来美化自己。[232]一位中国诗人在2015年感叹道，「五千年的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内被彻底拆毁」。一位居住在中国的资深哲学家附和：




　　「中华文脉已断，传统毁弃。」[233]




　　自1950年代以来，以多样化和美味着称的中国菜系似乎也起了明显变化（如果不是退化的话），现在只着重于辛辣、重口味、油腻的烹饪手法——这些在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低端」的菜色——而代价则是「高端」美食被边缘化。包括盐在内的食物长期短缺，可能解释了自明末时期（16世纪）从西半球进口以来，廉价但味重的辣椒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尤其是在内陆和比较贫困的地区。经济恶化和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美食偏好（他们分别来自湖南和四川，这两个省分皆以吃重辣和麻辣着称），他们热切的跟随者显然也盛赞从前属于「不精緻」的辛辣食物，鼓励推广到全中国。[234]在1950年代，北京饭店里的顶级川菜馆所提供的菜餚中，只有大约2％（143道菜中的3道菜）看来是辛辣味。三十年后，相同菜单中有将近11％（328 道菜中的36道）看起来是辛辣的，包括「辣狗肉」和「辣兔丁」等菜色。[235]到了2010年代，根据美食评论家的说法，红油火锅、水煮肉片、剁椒鱼头等麻辣食物牢牢霸占了川菜和湖南菜系乃至整个中国餐饮业。在所谓的中国八大菜系中，四川（66％）、广东（8％）和湖南（5％）人气最高；中国最受欢迎的20道菜中，有一半是辣的。相比之下，在台湾，排名前40的菜餚中，只有一种是辛辣食物（火锅，第36位）。[236]




　　自然环境与生态状况




　　正如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化和古蹟文物在中共党国统治下被广泛汙染、破坏和掠夺（往往是无可替代和无法逆转的消失），中国大陆的自然美景和土地、水与空气的生态状况，自1949年以来也受到严重影响和经常性的伤害。[237]一些外国观察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环境流氓国家」和「气候纵火犯」，是「（全球）环境崩溃的引擎」。中国的自然环境在毛泽东统治下饱受经济失败和停滞的压力，也在毛后时代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中深受摧残。[238]例如，大跃进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一大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大规模砍伐森林、破坏湿地和水道，以及加剧空气和水汙染。[239]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摧毁中国古蹟文物的同样力量也广泛地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环境：缺乏法治（尤其是私有财产权）、自由媒体、科学和公开的研究及辩论，再加上急切的民粹主义促使中共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以使其一党专政合法化，还有普遍存在的腐败和伦理道德的堕落，这些都助长了缺乏长期社会责任感的种种短期行为。[24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造成了一场重大的环境危机，与其它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类似、但要严重得多；甚至，中国环境保护部提供但本身可能存在偏差的官方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24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环境科学家的说法，几乎全中国大陆都出现强酸雨，超过一半的城市全年都有大量酸雨。[242]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有无数动物和至少15％的植物物种灭绝。三分之一的中国本土面临严重的土壤退化，大部分的农田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微生物，因此成为「死田」。中国16％以上的国土面积和20％以上的耕地，都受到重金属严重汙染；有三分之二座城市的地下水层，已被严重汙染并趋于枯竭。[243]这些都导致中国生产的稻米中，多达10％含有过量的镉（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质）。[244]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50多座主要城市，以及40％的华北平原（其中75％至80％的供水来自水井）的地下水位，是真的一起在日益下沉。[245]




　　儘管一再降低环保标准以掩盖问题，但中国专家表示，中国的土地、水和空气汙染，已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几乎所有的河流、湖泊和水库都受到汙染，其中三分之二「汙染严重」。




　　2014年，七大流域（80％中国人的居住地区）中70％至85％的地表水，以及城市地区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层（高于2000年的37％），被认为毒性过高，即使经过处理仍不适合饮用。[246]超过20％的地表淡水在生态上是「死水」。北京半数地表水为「劣V类」，即低于最低的第五级水质。201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17％的城市自来水达到「国际饮用水标准」。[247]抗生素在医药和农业、尤其是畜牧业和渔业中，被大规模且过量使用和滥用，导致人均抗生素消耗量是美国的十倍。




　　官方媒体报导，大江大河中翻涌的抗生素浓度已达有毒程度；在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下游地区，40％的孕妇和80％的儿童被检测出体内含中毒水平的21种抗生素（其中有些实际上是禁用的）。[248]即使赴美多年后，华裔纽约人血液中三种有害重金属的浓度仍然「最高」，分别比纽约人和非华裔的亚裔纽约人来得更高：镉（174％和135％）、铅（148％和124％）、汞（266％和177％）。[24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报导，中国领海几乎所有的水域都受到汙染，其中一半以上属严重汙染，90％的海域已经「无鱼可捕」。几乎所有的中国沿海海域「都被贪婪和疏忽所摧毁」，主要归咎于近数十年来蓬勃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但监管极为松散的海鲜养殖业。[250]由于官员与开发商之间的普遍勾结或因之而加剧，中国的1,000多个淡水湖泊（其蓄洪量相当于中国的五个最大湖泊）、83％的东北地区三江平原（世界上最大湿地之一）、80％的珊瑚礁、72％的红树林，以及50％的沿海湿地，都在过去五十年里消失了。此外，许多湖泊和河流都遭受「严重破坏」，包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由于过度筑坝和引水，在1972年到1999年之间的二十七年里有二十二年出现断流（有时「长达700公里」无水）——单是在1997年，就有226天完全无水流动。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因此遭受了几乎不可逆转的大破坏。[251]同样地，据官方媒体报导，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在2021年已经几乎「无鱼」。[252]青藏高原是许多国家和20％人类的「水塔」；据报导，当地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及水文地质的干扰。[253]




　　一项国际研究总结道，其生态足迹已经是不可持续的「自身生物承载力的 2.5 倍」，而且「与美国、英国和南非相比，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低。中国每1,000美元的消费所产生的生态足迹，大约是美国和英国的4.5倍，是南非的2倍多。」[254]不意外的是，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因浪费和掠夺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受到严重且可能无法逆转的损害，以至于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Fund）警告道，中国的环境破坏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引发一场「全球性灾难」。[255]中国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活动已经深入外国如非洲等地；据报导，中国人和中国资金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非洲许多动植物的减少和灭绝。[256]例如，儘管北京正式参与了国际象牙贸易禁令，但据报导，中国国家主席代表团和解放军舰队使用外交邮袋和海军舰艇，还是将「数千磅重的盗猎象牙」从坦尚尼亚非法运往中国。[257]




　　也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环境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几乎终年笼罩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雾霾，其中的毒性悬浮微粒（尤其是PM2.5）影响了8亿人，占总人口的62％。2014年，在监测的161座城市中，只有16座城市达到中国官方自己的空气品质标准（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标准）。[258]中国有16座城市，包括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城，现在位于世界汙染最严重的前20座城市之列，其空气品质指标（AQI）读数，通常比WHO的标准值要糟糕数倍至数十倍。[259]2015年，在受调的360座中国城市中，超过90％的城市未能达到中国本就不高的空气品质标准。[260]根据WHO在2010年代中期对全球1,082座城市的AQI排名，所有31座中国城市的排名都很低——最高为第814位（海口），最低为第1,056位（兰州）——其中，上海排名第978位，北京排名第 1,035位。[261]




　　最近有许多人称北京这个拥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一个巨大的「毒气室」。[262]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国教育企业家在 2014 年公开声称，在中国的500座城市中，只有5座城市的空气品质达到国际标准，而北京在2013年只有五天没有出现严重雾霾。[263]在大城市之外，中国有一半地级市的空气汙染也很严重。[264]中国的空气汙染现在还明显地影响了邻近地区，例如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空气品质，甚至远至美国。[265]




　　中国卫生部部长在2013年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人均GDP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中国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严重的室外空气汙染，导致肺癌病例激增465％，每年有50万中国人因此而过早死亡。[266]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两位科学家，在201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中国，每年有惊人的160万人（每天4,000人）死于PM2.5汙染物，占该国所有死亡人数的17％。中国媒体曾报导，中国儿童的罹癌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从2003年到2008年增长了18.8％。研究人员也发现，「空气汙染与认知能力及幸福感下降之间存在惊人的关係」，尤其是在年轻的大脑中。[267]




　　除了病痛、苦难、死亡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恶化的经济成本也实在是高得惊人。有多种方法可以採用来计算自然环境的经济成本。根据中国政府自己的估计，严重环境汙染的代价高达其GDP的10％。[268]据另一估计，2010年中国因空气汙染造成的人员死亡的经济后果折算，几乎为其GDP的12％，而印度为7％，韩国为6％。[269]兰德公司在2015 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每年因空气汙染造成健康影响和生产力损失所耗去的成本为其GDP的6.5％；此后，这比率一直在上升，而水汙染和土壤退化的经济成本分别为GDP的2.1％和1.1％。仅空气、水汙染，以及土壤退化的可确认成本，加起来就高达中国GDP的9.7％，几乎抵消了所有（如果不是超过的话）其备受赞誉的高速经济增长值。依此分析，再考虑到其他生态问题，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只是一场空。处理环境问题的成本非常高：单是一项适度减缓和减少空气汙染的计画（通过将煤炭使用量减少一半），每年就轻易耗费GDP的2.2％。2015年，山东省临沂市为期四个月的「铁腕」行动，将空气汙染物PM2.5降低了24％，但代价是抓捕了71人，关闭57家企业，工业界裁撤6万名雇员，「威胁到当地金融和社会稳定」。[270]




　　经由贸易和旅游而与外国的接触，明显提高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




　　引进自其他国家的规范、技术和形象，也产生了正面影响。[271]例如，中国电视名人柴静製作了一部关于空气汙染的网路纪录片，成为一个有力而受欢迎的启蒙源头。[272]由于约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空气汙染是一个「大问题」，中共通过巨额但不透明的国库支出，重申已说了数十年的治理北京汙染的承诺，因为北京的汙染已经使它成为「一个几乎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273]由于享有特权的首都北京「没有乾淨的空气、水、土壤和明媚的阳光——这些生活的基本要素（……）即使三年内花费1万亿人民币（1,660 亿美元，约合北京2012年的 GDP 总额）也值得」，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安顺在2014年公开赌誓，如果到2017年雾霾还治不好，他就提头来见。其他同样汙染严重地区的中共领导人，也竞相发表类似的血腥、但空洞的「誓言」。




　　当然，雾霾还在持续，市长也没有信守诺言，而是留着他的头，享受退休前的舒适养老职位去了。[274]




　　作为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习提出了所谓的「两山论」，宣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面上呼吁在GDP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实现某种再平衡。他亲自推动疏散和缩减北京人口，建设所谓「千年大业宏伟城市」的「雄安新区」，以「承载」过度拥挤的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275]在2017年愚人节宣布成立后就被大肆宣传的雄安新区，原本预计是要围绕白洋淀建造的未来城市，距离北京65英里，是中国北方唯一（并且已经受到严重汙染）的湿地。然而，仅仅四年后，这个「国家副首都」就被毫不客气地降级为河北省下属的地级市，现在越来越像是将沦为中共启动却未完成的又一个离奇、昂贵和不可取的烂尾项目。[276]




　　不出所料，中共的政令和口号难以洗刷汙染。借由本书前面讨论过的那广泛且昂贵的高干「特供」制度，中共领导人和高级官员自私地保护自己，免受环境汙染和食品药物不安全等全国性问题的影响；专属的特殊农场和医院、汙染较少的度假胜地、进口的食品药物，以及空气和水的过滤系统，使他们可以虚情假意地玩着国家规定的「反汙染」游戏；而所谓的反汙染运动大多成效不彰，只不过是让主管官员及其亲信赚进丰厚利润。例如，浩大的「整治臭河黑河工程」，估计耗资7万亿元（1.1万亿美元），在六年后的2021年被报导为「极其浪费」、「完全判断错误」、「根本无法完成」。[277]柴静本人和她拍摄的关于空气汙染的纪录片，在首映后不到两週就被北京下架封杀了。[278]为了在2014年北京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高峰会前改善空气质量，在外国政要和记者面前挽回面子，北京以「铁腕」「尝试各种办法」，和为2008年北京奥运打造「奥运蓝天」的类似运动如出一辙。无数人被动员起来，拥有超过2,000万居民的首都部分关闭了整整一週（11月5日至12日），数百万工人带薪休假数日；半径600公里（373英里）范围内，六个省区的数万家工厂和工地（仅河北省就有5,000多家）被勒令暂时关闭10天；在活动期间，该广大区域内严格禁止会产生灰尘和烟雾的活动。在邻近的石家庄市，短短一週内就有29名官员因「未强力执行特禁」而受惩，有9人因未遵守严格禁令而被逮捕。付出了巨额成本，并对估计5千万到1 亿受影响者造成相当大的不便和困难后，北京昂贵的「APEC蓝天」也只在活动当週内短暂出现。儘管如此，在2015年9月，同样大规模、扰民、昂贵的戏码再次上演，只为了创造几天的「阅兵蓝天」，好让习近平能够主持盛大的阅兵，以纪念二战结束。[279]为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共同样下令，要求7个省级单位中多地的经济停摆两个多月。这种短期补救的做法，根本无法避免环境保护的整体失败；中国人民为之已经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政治代价，影响甚至扩及国外。[280]例如，在2020年代，中国每年的影响全球气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远高于美国和欧盟27个国家的总和。[281]




　　超级山寨大国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体系次优化的另一个深刻明证，是中国持续缺乏创新和发明。对于研究过帝制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的观察者来说，这当然不足为奇，正如我在本书的前传《中华秩序》中试图呈现的。从13世纪晚期的宋末到19世纪晚期，整个中华世界在数百年内基本上都毫无创新。[282]在强加的西发里亚式体系下，中国人迅速向西方学习，并开始产生自己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华民国短短的三十年里，虽然烽火连天的内外战乱始终不断，却孕育出许多一流的华人学子和学者，后来在许多科技领域卓然有成。这些科学家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在中国或海外），主要在西方或西式的实验室、大学和工厂工作。自1957年以来，已有9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其中7人在中华民国长大并接受基础教育，只有1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成其获奖工作。[283] 20世纪初以来，无数中国境外的华人为人类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亮点包括王安在个人电脑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何大为对爱滋病的创新治疗，以及杨致远对雅虎（Yahoo!）的独创性共同创办。在有益的世界秩序下，只要有合适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华人在个人素质和文化上，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具有才能、创意和创新能力。




　　然而，在中共掌权后，中国的创造力和创新的发展戛然而止，中国的社会政治进展和国际融入也就此脱轨。中国人的创造才华在中国大陆被系统地压制了七十多年，帝制时代漫长的创新乾旱再现，儘管中共为其接连不断的「引领世界」运动投入了大量资金。中国文化里的伪学问传统和反智主义（严格受控的学习，一切只为了科举），以及统治者精心打造的愚民政策，在毛泽东时代也达到顶峰。例如在1960至1970年代，有多起「批判爱因斯坦」的政治运动，以及打倒古典音乐和美术的阶级斗争。[284]这种反科学和反文化的政策，在毛后时代的中国只是部分缓和了。可想而知，除了透过无数人的丧生，证明毛泽东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治理的完全荒诞和灾难性失败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类提供的科学知识实在很少。然而，就是这个宝贵而有力的教训，在中国仍然被强行掩盖。




　　如前所述，迄今只有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屠呦呦（生于1930年）是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共同获得者，因其在四十多年前就抗疟複合青蒿素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屠的成长岁月和接受基础教育的年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她因不关心政治的「诚实」，而被中国当局典型地边缘化且不得认可。[285]正如我在《中华秩序》所报导的，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已经证明，在秦汉专制统治下，两千年来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极度缺乏创造力。[286]




　　中国一项对SSIE、SSCI和AHCI三大期刊引文索引的研究表明，自1900年以来，以中文发表的期刊论文受高度引用者非常罕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甚至更少）。近期而言，在 2006至2015年间，这类中文论文在自然科学领域排名第三（0.59％），次于英语 （96.9％）和德语 （0.61％）；在人文艺术领域排名第八（0.56％），排在英语（73％）和其他七种语言之后；在社会科学领域则完全不入前十名，排在英语（95％）和其他九种语言，包括西班牙语（1.42％）、法语（0.58％）、俄语（0.37％）、土耳其语（0.16％）和斯洛伐尼亚语（0.06％）之后。[287]全世界最大的民族语言实体汉族，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但其世界影响力低落而且还在消退。研究表明，就翻译成中文的着述数量而言，中文仅排在世界第13位；就从中文翻译为其他语言的着述数量来看，中文排名更低，在第14位。使用中文的网民超过7.6亿人，仅次于使用英语的网民（9.5亿），但中文网上（非重複）信息仅占全球总数的2％，低于其他8种语言，包括英语（56％）、俄语（6.5％）、日语（5.6％）和义大利语（2.4％）。[288]看来占全人类近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为世界创造的有价值信息少之又少，同时还又错失了人类创造的大部分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法，基本上是基于对西方（和俄罗斯）发明和创新的改用及模彷，但往往未曾提及发明者，更不用说适当补偿了。有鑑于中国拥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无数的原始人才，以及世界第二高的研发预算，[289]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独创性之低，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可供其他民族学习、採用和模彷的发明及创新，一直以来都极为罕见。大多数关于中国创新实力的最新赞美报告或恐慌警告，往往是将对舶来思想和技术确实厉害的模彷和改用，和真正的发明及创新混淆；要不就是将巨额资金、大量人员和实验室，以及粗糙的论文和专利数量，和真正的创新突破混为一谈。[290]




　　正如本书前面所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界的劣质和造假，已成为一种慢性癌症式流行病；不过，考虑到中共统治下道德和伦理的整体缺失，以及一个重发展国家的官本位制度对资金、晋升、认可的功利压力，事态如此也在意料之中。到2010年代中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研究论文生产国，在2001年到2011年间，论文数量的年增长率高达不可思议的15％。不过，《自然》杂誌的一项评估指出，「中国增加的研究成果，主要在其境内使用」，「仅韩国和台湾以预期的比率引用中国的研究文章」。[291]与率先在太空旅行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的前苏联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现更糟糕，迄今始终没有任何新的科学或技术突破可供分享，也没有原创产品或设计可供销售，并且至今几乎仍无世界级品牌。在国外最为知名的中国品牌，如骸家电、华为通讯设备、联想个人电脑、小米手机，全都仰赖进口的技术、设计和关键零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唯一值得注意的技术发明——杂交水稻，是基于引进概念，而且其关键研究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了，远远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缺乏创新，中国汽车製造商（不包括与外国汽车製造商的合资企业）在中国自己的市场分额仅为微不足道的18％，而且还在不断下降，而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乘用车市场。[292]




　　中华人民共和国令人耻辱地缺乏发明和创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许多与《中华秩序》中所概述的帝制时代中华世界数百年停滞不前的原因相同。到今天，中共党国政治制度仍然是一个关键原因。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结论道：「问题不在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或才智，那是无限的，但是他们的学校、大学和企业需要运作其中的政治世界，则是非常受限的。」《自然》杂誌发表的另一份报告则结论，「老旧共产主义政权与现代市场力量之间的紧张关係」，「阻碍」了中国加强创新的努力。[293]中共独裁政权对异议声音的残酷清洗和蓄意的愚民行为，对多样性及跳脱常轨行为的社会政治性抑制和惩罚，缺乏言论自由和流动性，国家垄断的官本位下扭曲的激励结构，[294]国家对教育研究机构及资源的垄断和严密控制，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缺乏适当保护，以及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普遍沦丧而导致的广泛腐败和欺诈，这些都是原因。严厉的新闻和信息审查制度也是导致创意人才方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关键。[295]高度集中、类似科举考试的考试成绩，依旧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的教学，鼓励死记硬背官方认可的内容，几乎没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力。[296] 《自然》杂誌曾出版了一本专刊，结集发表中国学者关于如何改进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然而，该专刊本身却被禁止在中国境内发行。[297]




　　非常符合中共自我膨胀的一般模式，比起帝制时代娱乐统治者的那些滑稽骗局来，中国官方研究人员确实在造假和伪科学方面更上了一层楼。中国最高科学机构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团队，在2008至2013年期间，每年发布长达数百页的「关于国家健康的科学研究」，在45到100个国家之中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一（被称为「健康的青少年」），其次是墨西哥、巴西、泰国和菲律宾，美国则排名最末（并被称为「更年期老人」），排名低于义大利、以色列和新加坡。正如中共自1990年代以来一再宣称的，这份研究还「合乎科学地」预测出，到2049年，中国将在「各方面」超越美国，实现「中国梦」。同样地，中国国家社会发展研究院制定了「中华民族復兴的科学指标」，并宣布该指标在2005年完成了46.4％，2010年完成了62.7％，2012年完成了65.3％，预计在2049年之前将累计完成至100％，从而「超越美国的世界性力量」。[298]




　　传统的中国缺乏创造力的故事还是出现了一大转折：在「非中华」的西发里亚式世界秩序体系下，迫于国际比较和竞争的压力，中共不择手段且系统性地从事大规模且持续的假冒和盗版活动，只为能够继续参与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自200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被美国国家反情报工作执行办公室列为针对美国的「工业和技术间谍活动最多且唯一突出的国家」。[299]美国贸易代表宣称：「2012年，美国公司因商业机密被盗而遭受的损失估计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中国黑客所为。」美国在华商会在2013年的报告里称，其26％的会员在中国业务的商业机密和专利信息被盗；只有10％信任中国云端数据服务；62％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网络控制损害了他们的事业；72％的人认为中国并未有效地执行对知识财产权的保护。[300]




　　国家贊助的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依赖，可能极大地弥补了中共党国体制下不可避免的经济和技术缺陷及次优化，并在推动过去三十年中国大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301]全面的模彷和持续的盗版，给中共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但是，「北京抑制自由和批判性思维」这一事实，似乎也阻碍了中共为外部竞争所集结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浪费人类五分之一人口里的大量人才，这件事本身就是全人类的一大悲剧性损失。[302]随着西方对北京的认识和警惕性越来越强，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全球无耻的模彷大户和血汗工厂的日子」，似乎已经「屈指可数」。[303]自2014年以来，美国尤其加快了对北京盗版行为的反击，以法律手段和越来越「全社会」和「全政府」的方式进行。[304]




　　因为其社会政治制度、规范和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山寨大国」和盗版天堂实属必然，[305]这一现象除了加剧普遍的道德败坏之外，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削弱本就不足的财产权，并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用次等和彷冒的产品及服务淹没了世界市场（尤其是中国自己的市场），并且需为整个2010年代全球交易的彷冒商品总量的70％以上（或美国查获的 87％）负责。[306]美国商会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全球几乎所有的实体彷冒产品都来自中国和香港」，每年的估计价值为4,610亿美元，这一结论也呼应了经合组织与欧盟在2019年的一项联合研究。德国反剽窃行动协会（Aktion Plagiarius）自1977年以来，每年颁发一次「剽窃负面奖」（Plagiarius Negative Award），评选出全球「顶尖」的山寨造假者。不出所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一直以剽窃和假冒行为包揽前几名「奖项」。[307]从更广处来说，这些廉价彷冒品使全世界的自然环境、经济效率，以及人权和劳工权利方面所付出的实际成本，更是毁灭性的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且大规模的彷冒和盗版，严重扭曲了全球的诱因与动力结构，对全人类的创新和发明都产生了尚未被充分认识、但可能非常负面的影响——在促进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促进良性竞争方面，都将所有国家都推向底层。[308]




　　显然，这正是中共党国力量的崛起所带来的全球挑战的一大关键所在，将明显地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




　　充分意识到要评估一个统治着近五分之一人类的庞大政体是多麽的雄心勃勃，和以平衡的方式分析全局而不致沦为「事无巨细」般的徒费笔墨又是一个多麽大的挑战，我还是希望本书呈现了一份对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录的广泛事实分析，以及全面又兼具比较的评估。整体而言，本书发现中共党国在基因上是一种前现代（启蒙运动之前）威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政体，是中华帝制秦汉式政体略微修改后的復辟。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裹着儒家民粹主义和汉华民族主义的中华法家治理，再加上舶来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军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式全球主义。[1]这种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最优化的专制政治统治形式，机敏而具韧性；它使执政的中共领导人在十分不利的情势下，仍保有惊人的长命和权力。它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诡计来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永远掌权。[2]然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的治理表现却是优劣参半，基本上是平庸的，大多为次优化的、不可取的，而且经常是灾难性、甚至是悲剧性的。例如，1990年代以来数十年间，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发展在详细探究之下其实相当平庸，经常表现不佳且伴随严重问题。然而，在其有效政治控制和世界级压榨汲取下，由勤奋的中国人民提供的大量资源和财富，使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自满骄横与强大有力。不受监督、也少有约束，表现不佳且颇不可取的中共政权，控制且利用了五分之一极具生产力的人类，长成了一个次优化的巨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可怕竞争者，成为一个可行、甚至诱人的当前世界领袖的替代者。因此，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选择，即北京所代表的不同的愿景和领导力，一个次优化但可行的人类文明政治组织的替代方案。




　　中共党国是一个注定要成为世界现象的政体，或者是一个自我孤立的「世界」政体；它尴尬而艰苦地伪装成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遗产）。与过去许多帝制朝代一样，中共党国从第一天起就陷入了一场看似永无止境的生死斗争：对外与西方主导的现有世界秩序斗争，对内则与从19世纪开始就受到外界强烈且持续影响的中国社会斗争。儘管经历众多失误和可怕的失败，但凭藉所谓的「中共最优化」，这个党国证明了威权主义的功效，并增强了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或专制党政资本主义（partocracy-capitalism）的吸引力。




　　中共展现的这种治理模式，对不同种族中野心勃勃的政治领导人相当具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瘾；因为这种模式已被证明是维护专制并使之富裕的优化机制。同时且共生地，该政权製造了巨大的「中国悲剧」，并使中国人民长期承受结构性的「中国次优化」。在本书各章评估的四个领域——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环境保育——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执政七十三年后，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仍严重不足；它依旧是一个党国专制政体，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世界中，显得落伍而又格格不入。由于只能依靠暴力和诡计，还有一些民粹主义诉求来统治，中共统治者因此面临着持续的不安全与民众不满。面对日益严峻的「如何将党对国内控制的需要与国外开放市场结合起来的根本挑战」，[3]中共必须把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受中华秩序的思想与传统，以及其自诩的世界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驱使或诅咒，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日益延续其早已命中注定的道路，要在国内外都无休止地夺取更大、更多的政治控制权。提升其物质力量和扩大其集权控制，被视为解决方案和最终目标。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中共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努力不懈地依其想像去重定世界中心和重塑世界秩序，试图取代西方（尤其是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矛盾的是，掌握日益增长的资源和物质力量，反而似乎强化而不是缓和了中共在国内外争取更多权力和控制的内在冲动。实际上，中共党国的宏大使命现在已经是一目了然：饰以精巧的自由主义外表并伪装成全球主义，继续提倡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号下，最终实现世界政治的大一统。[4]




　　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力量的崛起，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正日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大挑战，试图推进北京所代表的愿景和领导，实现本书及其前传《中华秩序》所检视过的替代性政治组织（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和非西发利亚的世界秩序（即中华秩序式的世界帝国）。人类文明因此面临一大关键而影响长远的选择，指向截然不同的未来。正如历史、尤其是中华世界的历史所示，一个蓄意为恶、次优化而不可取，但却坚定而狡诈的力量，可以出人意料地成功征服、组织和统治整个已知世界，压倒或智取其他更强、更好、也更可取的选择，悲剧性且往往不可逆转地改变某一人类文明的方向。此处我再次重複并强调，本书的一个关键结论是，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党国代表了一个替代性政治制度和世界秩序，这种政治制度是次优化但强有力、不可取但可行、荒谬却真实，对全世界都有许多实在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