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份”的困扰

周怀冰

前几年，我家二十几年的老邻居，我父亲的忘年交杨伯伯给我来电话。

杨伯伯，杨颖嘉曾任重庆市委纪委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已退休十多年，对重庆的历史极有兴趣。

杨伯伯说，渣滓洞的烈士许建业（《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的革命经历中有与我父亲的关系记载，“据史料记载，许建业和周致远共同参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七七事变后，……邻水县党组织的……周致远、许建业、……等同志商议，决定抽出骨干人员织成移动宣传队，深入乡镇村落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推动全县抗日运动。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许建业和周致远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许建业积极投身其中，凭借其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成为活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

“周致远则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通过编写具有感染力的宣传材料、创作激发民众斗志的文艺作品等，为宣传活动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元素。……”

父亲和许建业的关系我曾听他说过，他们是邻水中学的同学，一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我父亲是38年8月入党，许建业同年8月入党，45年10月我父母在贵州盘县（今天的盘州）结婚时的主婚人就是许建业。许建业被捕前我父亲与他一直有联系。他48年7月在渣滓洞被枪杀后，我父亲49年8月被捕，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被保释出狱后与组织失联脱党。新中国成立后种种原因加之极左政策，我父亲的党籍问题迟迟不得解决，30多年后的82年才得以恢复。

就因为我父亲的党籍问题，竟困扰了我的整个青年时代。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支歌，也是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的写照。

重庆解放时，我还不到两岁。等我满了两岁，我父母就把我送到了第一托儿所。五十年代初，第一托儿所只收西南干部局的子女，是一个全日制托儿所，地处西郊公园（现在的重庆动物园）旁边。第一托儿所给我留下来的最深印象是：每栋很洋气的二层楼房之间都有走廊连接，也就是说，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完全不会日晒雨淋。解放初期，干部都是供给制，那时候在我们托儿所里，小朋友的穿着全是一个样子（当然夏天还是有区别的，小女孩穿裙子，小男孩穿短裤），周末回家，如果见到和你衣着相同的孩子，就知道也是第一托儿所的，哪怕是不认识，也有几分亲切感。托儿所里有很漂亮的花园，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花园里抓蝴蝶，捉蚂蚱。当年苏联专家的招待所也在西郊公园旁边，每当阿姨（我们称老师为阿姨）带我们去西郊公园旁边的小河边散步时，总是能碰见几个苏联专家：“兹德拉斯特维杰”，“私巴塞巴”，“达斯维达尼亚”，我们都会叽叽喳喳用刚学到的蹩脚的俄语打招呼。

几十年过去了，俄语基本上都还给了老师，唯独这三个词牢牢地扎在了心里，始终不曾忘记，童年时的启蒙教育确实会深深地刻在一个人的记忆之中。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自然而然就进了当时的西南局干部子弟小学——重庆市人民小学。人民小学也是全日制学校，我小学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是第一托儿所的，所以，尽管换了环境，但也没有好大的陌生感，我们还像在托儿所一样“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

从托儿所到小学的那些年，社会上的各项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斗争等等，对我们这些被关在象牙塔里的孩子们虽然体会不到它的残酷，但还是能感觉到身边的一些变化。三年级开学的第一天，就看见我们的老校长穿着已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拿着笤帚在扫校园。在她那厚厚的眼镜片的底下目光呆滞，带着茫然，不解，还夹着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那种眼神我终身难忘），全然没有了往日里温和而又都露自威的气势。那年，我学生时代的首任班主任，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也在校园里消失了。好多年以后（文革结束后），我和闺蜜找到她家去拜访她，才听她说：她那个任中学校长的先生当年被划为右派，她也就不能再在我们那个干部子弟学校呆下去了，被调到了一个普通小学。也是那年，和我一起从第一托儿所来的好朋友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后来才知道她那个重庆市第一任财政局长的父亲的右派身份让她不得不转学了。无论世事如何地变化，关在学校里的我们，除了身边的老师，同学有些变化外，学习，生活几乎没有改变，我们依然是“像小鸟一样，等身上的羽毛长得丰满，就勇敢地向高空飞翔，飞向我们的理想……”十来岁的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一个人身份的变化不仅会改变自己的处境，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子女的成长。

从托儿所到小学毕业，我的记忆里没有填过什么“履历表”，成份是啥玩意？全然不知，更不会想到，它竟然困扰了我的整个中学时代。

六一年考进重庆 41 中 (巴蜀中学), 报到后就让填表 (履历表), 记得第一次填表我是带回家让我老爸填的, 上面究竟有些啥内容我还真不清楚。以后每次填表我都是照着我爸给我填的第一张表抄上去完事。每次的表格上, 让我最有记忆的就是“成份”那一格,“成份”就是指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成份”的不同, 悄然地改变了同学之间的某种和谐: 革干、革军, 工人, 职员, 小业主……, 品行和成绩不再是衡量一个学生优还是差的尺子,“成份”把同学们分为了“红”,“白”,“黑”的几类。“红”的当然自带优越感,“白”的自律,“黑”的谨慎。

我的表格里那一栏始终填写的都是“革命干部”。我只知道老爸是川东地下党的 (他的其他经历我一点都不清楚), 川东地下党的成员, 那肯定是革命干部啰, 所以,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成份有啥问题。直到有一天 (大概是我上初二的时候), 我听见我爸和我哥 (我哥当时读高二了) 的谈话, 我才知道我爸四七年被捕坐牢, 出狱后与他的上级失去联系, 脱党了。解放后, 组织上的审查一直没有结论, 所以老爸的组织关系始终没有恢复, 也就是说老爸不是党员。从那天开始,“革命干部”的成份就总是困扰着我: 不是党员, 怎么能算是革命干部呢?我也没和我爸, 我哥说出我的疑问, 只是有一次填表时, 我直接把成份改写成“职员”了。因为,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我宁愿堂堂正正做“职员”子女, 也不想躲躲闪闪当“革干”子女。结果第二天就被我当时的班主任叫去又修改成“革命干部”了。那个班主任是教政治的, 她应该是懂政策的, 她认同的, 应该不会错吧。从那以后, 我心里的疑问虽然没消除, 但“革命干部”这个成份就再也没改过了, 在我的中学阶段, 那个让我困扰的成份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影响, 但我哥就被它拍了一下。我哥是在文革开始前两年考进大学的, 那时候, 社会上, 学校里的风气越来越左。因为我老爸仍然在受到内部审查, 党籍没有恢复。

这样，我哥读大学时，一直被排斥在“革干子女”的群体之外，那个群体的任何活动都没有通知他参加，他应该很清楚不是他自己不好，皆因那个有瑕疵的“革干”成份。

我呢，就因为一直被那成份困扰着，虽然没遭遇我哥的尴尬处境，但我仍旧觉得那是埋在我身上的一个雷，一旦被引燃，那炸到的不止是我，还会炸到我老爸和家里的每一个人。所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我基本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左派”组织，除了不赞同他们的极左的做法，更担心对立面的同学知道了我那个成份而惹火烧身（当时学校的档案室已不是禁地）。在整个中学时代，我虽然也交过入团申请书，但始终没有积极地靠拢团组织，就怕在“斗私批修，触及灵魂”时面对那个解释不清楚的成份。

文革结束后，成份也渐渐被淡化了，履历表中已经没有了它的一席之地。八二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那年年底的一天，学校管人事的老师专门把我叫去办公室，拿出我老爸的上级党组织给学校发来一纸公函，公函上写道：某某某同志，经组织审查，历史清白，予以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算起……。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对于我老爸，经过三十多年的审查，还给他了一个清白的人生，终于可以了无牵挂，轻松，愉快地过好他的余生……。

老爸97岁善终，走得很平静。

从50年开始，我父亲一直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领导职务。因为党籍问题，都是副职。在以后的那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我父亲几乎都能逢凶化吉，虽然文革中也坐过牛棚，遭受过批斗，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一顶不少，他都能逃过厄运，幸存下来。我想这大概与他在川东地下党十多年的工作锻炼不无关系：面对复杂恶劣的环境，除了有坚定的信念，必须有清醒的脑子，有正确的判断力，慎重行事，否则就会给自己和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我父亲一辈子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是非分明，谦虚朴实，正直善良。我的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兄弟姊妹做人的标杆。

2004年7月30日南川黎香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