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左派的社论选集 六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 五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区块链：对数字极权的强化还是抵抗？

区块链是一种基于密码学构建的分布式共识系统。强大的现代密码学中的数字签名技术，再加上分布式系统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区块链拥有难以篡改的特性。

区块链诞生之初，因为其去中心化、难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们认为是对抗日益增长的数字极权的利器。区块链最着名的应用即是比特币(Bitcoin)。比特币并不是实际储存在某一臺机器裏的某一个数值，而是以无可篡改的交易记录（账本）的形式储存在所有比特币区块链的节点中。比特币没有国界分别，跨国转账不会受到任何管製，难以追查，因此成为一个不受控製的资金跨境流动甚至洗钱、低下交易的渠道。区块链难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为了一种对抗网络审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学学生嶽昕反对性骚扰的事件中，她写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记录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链中，成为了无法被删除的存在。

区块链的这些不利于国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国政府一方面禁止发行新的虚拟币，禁止在中国开设虚拟货币交易所，下发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虚拟币挖矿产业；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政府站臺支持区块链产业的事情，直到现在习近平本人亲自提出要发展区块链；看似自相矛盾，其实背后有其自己的考量。

区块链在中国的火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虚拟币。由于虚拟币去中心化的转账原理与波动强烈的价格，成为了一个在中国少见的不受管製的投资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隐患。而中国官方想要的也并非区块链无法管理的特性，他们想要的是以区块链透明、难以篡改的特性来加强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踪」与全面追踪

人们常说区块链「不可追踪」，但这是建立在区块链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区块链被称为「公有链」。以比特币为例，用户可以随意生成多个随机的比特币地址，以区块链节点的匿名性保证了不可追踪性。而比特币的交易记录是保存在所有节点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种区块链「私有链」中，加入区块链成为节点的资格是可以被一个集中化的机构控製的。区块链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踪性，反而会因其透明性成为一个人人都会被追踪监视的系统。Facebook试图推行的虚拟货币Libra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只不过Libra并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几家加盟的大企业联合控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央行不断示意要发行的那种数字货币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种区块链。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址，钱的动向将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届时所有中国人使用这种数字货币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会完全处于政府的监控和管製之下。

货币并非区块链唯一的应用。习近平提到了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製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要求「加快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要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在区块链的帮助下，数据在被收集时就可以被记录上链，无法在之后被修改、删除，绕开復杂低效的官僚系统，直接可供高级决策者查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习近平虽然不断强调共产党干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终无法真正信任他们，只能借由区块链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但是这种想法恐怕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录入、区块链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这些工作又还是只能依赖官僚系统来完成。

区块链作为一种技术，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样，可以用来对抗极权，也可以用来强化极权。社会主义者反对将区块链用于侵犯个人隐私、加强数字极权的做法。只有在一个工人民主控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区块链技术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论自由领域发挥出最正面的作用。

约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实情恐将更严重

近期多起社会新闻令中国家暴问题又一次引起公众关註。在中国，2 0 1 0年，24.7%的24~60岁已婚妇女遭遇过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一项针对2000余名男性的调查显示，约52%男性承认曾向女性伴侣施以肢体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监测到的277件被报导的家暴个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为女性。中国在此方面的统计数据严重残缺不全、经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实际情况相信还要严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国的反家暴法案已于2016年生效，但执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后才会报警，家暴认定率不足4%，保护令申请率不足20%。由于经济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选择向家人、亲戚或朋友寻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报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则常面临不管三七二十一「劝和不劝分」的状况。与此同时，不堪长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杀死配偶的女性却有1/5的可能面临死刑（含死缓）。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时促进家庭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工具。

尽管中国有逾2000间家暴庇护所设置，它们在 2016 年一年也仅提供了149 人次庇护服务，且服务水准低落，令寻求庇护的女性更为恐惧。对受暴女性保护的薄弱也酿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国女性还要面对遭陌生人抢劫、殴打、侵害、杀害的风险。这些只有在中共政权需要时才会被大量报导，而在其他情况下的中国媒体，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社会只是凌晨两三点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见，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法律、警察和媒体对受暴女性并不友善，而相关公共服务对受暴者也难有充分保护。

2018年11月，中国演员蒋劲夫被爆出家暴时任女友中浦悠花。尽管许多中国网民严厉谴责蒋劲夫，也有不少人凭某些报导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义情绪为暴力辩护。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责问为何不早点脱离关系。这表明社会舆论中不乏谴责受害者的言论，而这类言论的产生也与资本主义製度崇尚个人责任而忽略结构性压迫等环境影响有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经济单元，与私有製和父权製一同产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权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工人的集体斗争，这在#MeToo运动中美国亚马逊和麦当劳反对性骚扰的工作场所行动以及反对性暴力的大规模罢工有所体现，而这些运动也影响到了中国。

1949年中国革命后，在生产资料公有製的基础上，妇女能够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工作，社会地位一度显着提高，更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唯随着改革开放进行，女性逐渐回到家庭的无偿劳动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发展为目的的「女德班」也应运而生。即使步入职场，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临低薪、不稳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视等问题。中国对女性堕胎的限製并不严厉，但这只是因为政府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适龄劳动力减少、高龄人口激增的状况下，政府转向鼓励生育，部分地区甚至变相限製堕胎。女性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致使她们在透过剥削劳工滋生暴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更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女权运动被打压

2015年，「女权五姐妹」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共汽车上性骚扰的活动，但遭拘留超过30天并不断受到警方审讯和虐待。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最终退让，但这已说明在中国的一党独裁体製下，女权运动会被认为对政权带来更大潜在威胁，因此难以像大部分国家那样大规模公开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将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女权运动需要一个反威权主义取向，并与女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运动相联系。除了反对中共独裁统治，诉求言论及新闻自由，令公众有机会了解女性真实受暴情况外，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正是与父权製交织在一起、以剥削为原动力的体製，对于广大女性也是威权主义的，我们还需反对支撑中共独裁统治和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并提出一个团结所有受压迫者、令全体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愿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机恶化！

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现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中港两地的民众都近几陷入恐慌。随着疫症加速蔓延，加上医疗专家警告病毒的传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区更为担忧。由于政府封锁资讯，使中国大陆的疫情更加恶化。由于过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处理危机的手法恶劣，政府普遍不受民众信任。

就连习近平政权都承认疫情「严峻」。在中国之外，约20个国家出现确诊个案。而国内的确诊及死亡个案不断攀升 。直至现时为止有80人死亡，2,700确诊个案，两天内增加一倍。与过去一样，政府最初对疫症的反应是封锁新闻、屏蔽网路资讯，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罪行。当局严重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因为政府关心的只是「维稳大过天」。许多网民在社交媒体要求撤换并惩处武汉的领导官员，因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确诊以来，他们呆等消息、按兵不动，为的就是不打扰1月初举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协会议！控製疫情的宝贵时机被白白错过了。根据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所言，控製疫情的黄金机会已过，现在连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态发展的速度惊人。1月20日首次确认人传人的感染个案，而三日后当局决定将武汉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后，当局进一步封锁超过20个城市，受影响的民众超过6,000万人。火车、飞机、渡轮、巴士全部停驶，车站由武警驻守。

习近平及党政高层被迫要亲自坐镇指挥抗疫工作。由于专製政府的下层瘫痪，完全未能作出即时回应（这个状况比起2003年沙士危机更严重），这是因为地方官员皆抱着「不做不错」的心态，生怕会让独裁政权丢脸。「习皇帝」集大权于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没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轻举妄动。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个规律做事，完全作为一只被摆佈的扯线公仔，没有任何独立决策的能力。林郑政府的反应比其他中国城市更为迟钝，在更迟的时间才落实禁止中国高危地区的旅客入境等紧急措施。在中国大陆、日本、南韩政府皆呼吁国民穿戴口罩的时候，香港政府却拒绝呼吁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长陈汉仪更说，市民参与普通社交活动时并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订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决违宪，现在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状况下仍坚决进行上诉。

医疗系统长期资源不足，现在急需大量额外资源来应对危机。现在有工会号召2月3日进行罢工。社会主义行动全力支持这场罢工，并呼吁各行业的工人、工会以及正式成立工会的筹委动员工人。我们反对警队加薪，并将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紧急措施，包括为医疗人员提供充足的保护装备（据报卫生署有超过1,000万口罩库存，但公立医院的前线员工却没有足够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够的隔离病房。我们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积炒卖，包括口罩或食物，并要求政府撤回对于《禁蒙面法》的上诉。

现在应该全面封关，禁止任何人经中国入境香港（不论是中国内地居民还是旅经中国的旅客），立即停驶高铁，防止疫症蔓延。同时，社会主义拒绝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针对大陆人的族群主义排外情。任何种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会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个职场成立抗疫委员会，选举员工代表与管理层谈判，确保企业采取具体措施，将员工及公众健康放在第一位。

员工亦应有权拒绝在疫症期间到中国公干，并有在家工作的权利，或是弹性工作时数来避免繁忙时段的人群聚集。我们不能够相信政府或老闆会顾及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抗争来争取这些权利，透过组织和发展工会及职场委员会。企业应该要为所有员工提供口罩、消毒设备、改善清洁、以及在受薪时段进行资讯会议。

香港工人和工会也应该支持中国大陆工人相应的行动，去改善他们的权益，并组织工会去争取充足的保障及资源来渡过危机。在武汉等疫症城市裏，医护员工在缺乏资源下的艰难状况下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让我们悲愤。香港表达的工人声援，并且示范在职场建立委员会，都能够启发中国大陆工人为自己的权利去抗争。当政府明显已经不可依靠时，由下而上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是对抗这场疫症危机的最强力量。

香港的工会应该立即动员并就以下诉求抗争：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员会
员工有权在上班时间内参与抗疫委员会工作
员工有权拒绝到中国公干
员工有权弹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诉
停止警队加薪，为医疗人员增加大量紧急资源

再瞒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港的影响

显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彻头彻尾的证明了，中共独裁政权根本完全没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经验教训，再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重蹈复辙。而这次所造成的危机和影响，更远比沙士严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能力远远强于沙士，整场沙士疫情全球共约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现时（二月九日）中国国内确诊病例已达37251宗，过去数天确诊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着仅三天所出现的新感染病患就多于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数字。加上这种新型病毒有着极强的隐匿能力，如有感染者无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潜伏期间已有着传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积的社区传染。

对香港而言，林郑倔强而偏执地拒绝全面封关，虽现时未开始大规模社区传染，但已见端倪。已有近期无出入境纪录的港人染病个案出现，基于病毒极强的隐匿传染力考虑，袁国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规模社区爆发可能高达140万人感染，以现时中国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计算将有近三万人死亡，这表示将会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高的灾难！

另一方面，可以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将造成比沙士更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早在去年已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上下半年贸易战所造成的打击，2020年的经济环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间，中国GDP年增长速度达12%，当时仍然强劲的增长势头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现时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国际评级机构将对中国2020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权就再一次搬起石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脚。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举动，而现时已有数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锁或半封锁，工厂停工、店舖停业。而且疫情横跨整个农历新年假期这个传统重要消费旺季，但现时全国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头行人疏落萧条。

工业生产亦受损严重，各大型工业园区及工业企业叫苦连天。鸿海富士康设于深圳及郑州工厂原计划于2月10日復工，后来遭当地政府否决，復工无期。这表示不仅影响富士康工业园区数十万工人生计，更波及上下游产业数以百万计的从业员。而这并不仅限于富士康一家，亦不仅限于中国国内，韩国现代汽车生产线宣告暂停，原因是中国生产的零件供应中断。全球旅游业也受到影响，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国三大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员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无薪假；国泰亦要求所有员工放3星期无薪假。可以预见，香港经济衰退的情况最迟不过八九月将会见到市面受严重影响。

而令人忧虑的是，中共会否为保经济而挺而走险第二次隐瞒疫情，以求尽快恢復全国经济活动，避免经济衰退？尤其是众所周知中共的所谓「执政合法性」过去二三十年大体建基于其「经济迅速增长」之上，经济衰退意味着「执政合法性」的动摇。因此，中共现时可谓进退惟谷：继续停工，疫情未知何时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经济停摆损失；强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将更猛烈地扩散，势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样危及自身政权。习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尽快受控让自己得以脱身以外，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医生之死亦触发了中国网民要求落实言论自由的诉求运动，甚至提出了彷傚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网上舆情一时失控。疫情的黑暗将会是中共专製垮臺的历史性转折点。这场危机所造成的损害永远无法恢復，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建立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一个民主工人阶级纲领——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来挑战中共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对中共独裁的群情反弹

「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温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锁的数个大城市之一。在网上发表该评论的温州居民强调，随着新型冠状病毒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愤怒。

截止2月11日，已确诊的感染病例超过43,000，死亡人数达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国政府声称，疫情将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高峰，而现在看来这说法完全脱离现实。海外和香港专家警告说，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来临。许多科学家对中国官方报导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数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10倍。

该病毒攻击呼吸系统，5周内的死亡人数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个月的死亡人数还要多。现时的危机表明，中共独裁政权完全没有从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训。更糟糕的是，习近平8年执政的两大特征是专製统治的强化和「一人独裁」为表现的极端权力集中，导致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更加迟钝。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场新的历史性危机，并且深陷其中。即使这不是去年情况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机，之后在臺湾造成类似影响——都已经够糟糕了。

这场疫情註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又一个战场。在情况急遽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帝国主义的史无前例的大国斗争之时，危机已经开始削弱中国执政精英们的信心，也打击了其先前对中共的专製资本主义製度的坚定信任。负责挽救中共统治的「强人」习近平，现在似乎更像是触发其衰落的人。美国评论员利明璋（Bill Bishop）说，该政权对疫情拙劣的处理手法使「习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来我们所见到的生存危机。」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短暂进程是暴露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瘫痪和处理不当的表现之一，而掩盖疫情的根源在于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态的保密工作」。随后，北京下令进行严厉镇压，以展示权威，但发觉为时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机关没有围捕并恐吓那些试图警告社会危险即将来临的人，中共本来可以很快作出反应。

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结果是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化为一体。自1月23日春节前夕，中共政权实施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封关，有6000多万人——相当于整个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锁的城市中。全国各地居于城市的数千万居民被关在家中，受到严格限製，每天只允许一名家庭成员外出购买必需品。

被隔离的城市，如武汉（疫情发源地），已经犹如战时状态，居民遭受严重的苦难，医疗用品严重短缺，在资金不足且不堪重负的医院外大排长队。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将这种情况描述为「世界末日」，并将检疫条件与60年前的大饥荒作比较。

随着工厂和办公室陷入停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放无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延长了10天，在某些地区甚至更长。由于学校被迫停课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师也将领不到薪水。

全新检疫规则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国，来自内陆省份的数百万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挠。一段在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对分别是贵州人及重庆人的夫妇，在车中被困在连接贵州省和重庆市的一座桥上，因为两地政府中断两地交通，使他们不能去对方的城市。

有千万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临歧视甚至迫害。正如《纽约时报》袁莉报导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时候，地方政府显示出他们更善于装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寻找解决方案。许多政府想方设法追踪甚至驱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惩罚或迫害他们可能会迫使这些工人躲藏起来，使抗击疫情变得更加困难。

人权观察称，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强硬措施「过于激烈」。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停止运转。这给中国的国家体製带来了新的压力，不同地区实施自己的隔离措施并相互争吵，而没有协调紧急资源。

云南省大理市截获了一批运往重庆的口罩，引发了两地政府之间的争端。官方媒体还报导说，青岛海关人员扣押了从韩国前往沉阳市途中的医疗用品。青岛当局声称这是对沉阳官员的报復，因为他们没收了一批运往青岛的物资。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厌恨和愤怒。

「人祸」

「这就是一场人祸」，社交媒体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总结了疫情。尽管网路审查员在全力删除这些内容，但这种对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内部政府报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袭来」。

2月6日，「散播谣言者」、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绪再上达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强迫签署训诫书，说他警告同事有类似SARS的新型病毒，发布「不实言论」，使其他武汉医务人员噤声。

遭训诫的武汉「散播谣言者」都是试图发出警告的医疗专业人员。消息传出后，事件在社交媒体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时已感染了冠状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并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声称李文亮不应受处罚。他去世后，北京从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了一个小组，对负责处罚李文亮和其他医生的武汉官员进行调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他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这些举动是试图遏製和平息群众不满，将责任向下推向武汉官员，为将来进一步审查和迫害「散播谣言者」做准备。去年习近平政权在香港的任何战术上的让步，并不表明路线改变，而只是试图争取时间以继续强硬的威权统治。

在接受《财新网》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温和的批评：「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份干预。」这句话现在从坟墓中回响，缠扰着习近平政权。

至于由国家控製的媒体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后再否认，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个不太聪明的掩盖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器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编造不实消息。

这则新闻在网上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愤怒情绪。数以百万计的人分享了有关李文亮的帖子，还有数以千万计「我要言论自由」的标签，在遭审查之前就获得数千万阅读量。对于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还有，有网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陆的「五大诉求」在微博上广为传播。

这些事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远远超过SARS疫情的影响。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国GDP成长便占全球GDP成长逾30%，对全球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在特别考虑到全球经济的脆弱之时，并不难设想疫情成为全球陷入衰退的转捩点。

至于本来已陷入衰退的汽车业更遭遇重创。由于缺乏中国供应商的零部件，现代汽车在韩国的所有汽车厂都关闭了。如果中国的问题持续下去，欧洲汽车製造商将面临类似的压力。中国的汽车厂和其他主要行业目前长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时恢復正常生产。

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疫情如果持续的话，恐将刺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并可能引发银行业崩溃。作为中国第五大城市武汉，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座城市的房价翻了两番，是不可持续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钱人被吓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乱跑。」一位驻北京的房地产经纪人对英国《金融时报》说：「没人上班。建筑工地都封闭了??影响肯定不小。」

武汉：灾难时间线

在危机的最初几个关键周，武汉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错误。他们逮捕举报人并令他们噤声，包括试图警告潜在疫情的医护人员李文亮，甚至向前线医护人员隐瞒风险。现在大量医务人员已被感染，单单武汉其中一家医院就有40名受感染员工，也成为公众愤怒的另一个原因。

据估计，在1月1日至20日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前往中国其他地区，却不知道自己可能带菌者，也没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预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众聚会等。

1月18日，就在该市被完全封锁并禁止所有外出旅游的前几天，武汉官员在百步亭社区举办了40,000户家庭的宴会。如今，百步亭拥有13万居民的数十栋楼上贴有「发热门栋」的红色官方告示。《财新网》引述当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们的房屋被认定为「发热门栋」，政府官员仍未告知他们应采取什么预防措施。

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2月31日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获悉，武汉爆发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后，该病毒被命名为2019-nCov。这个时间线暗示，在武汉政府错误背后是中央政府行动的迟缓。面对大量对中共独裁政权犯错的証据，世卫还是贊扬其处理疫情的表现，甚至称贊「中国的体製」和习近平「卓越的领导力」。在中共在国内遭遇巨大反对声音之时，日内瓦的少数官僚的讨好式支持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荡

北京现在正处于严峻的止损阶段，试图保护「习帝」的形象，并将所有责任归咎于武汉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认当前形势是「对中国製度和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中共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公关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维稳」措施，以创纪录的速度建造医院，并宣布了与新冠病毒展开「人民战争」。尽管武汉市新建了两家医院，政府表示相当于增加13,000张床位，但这仍然不够。据独立机构估计，武汉市拥有多达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资金抗击疫情。但在同一周，它为银行业和股票市场註入了1.2万亿元人民币，避免市场崩溃。两者之差反映出中国统治者真正效忠于哪个阶级。

情况会如何演变？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时报》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无法在未来数周内迅速获得控製，整个事件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香港：切尔诺贝尔，臺湾：车诺比）时刻：独裁者的谎言和荒谬暴露无遗。」

许多中国网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将其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进行比较。这场核事故是破坏了苏联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的一个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将李文亮与自焚的水果贩子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进行了比较，认为现今中国与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处，而后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触发因素。

显然，中共政权已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月两会现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异见者在自编自导的会议上发声。

由于对习近平的领导的分歧不断加剧，几乎肯定会重新燃起中共和执政精英的内部权斗。这最终来说也是社会基层中的愤怒情绪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内未得到遏製，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则可能引发新的危机，并可以带来新一场更大的危机，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在中国支持者的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先进的阶层做好政治准备。中国的人道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建设一种替代中共独裁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真正民主的工人阶级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对抗疫症大流行是阶级问题

全球资本主义正眼看着股市崩盘，数以兆计的美元在过去5天蒸发，许多交易眼睁睁看着2020年来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实体经济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旅游业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计将损失300亿美元，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重大的疫症大流行，将加强当前的去全球化趋势。

习近平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他的政权对这整件事处理得一团糟，却还被资本主义世界拥护独裁製的评论员称贊为「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共将无法从这次打击恢復威信，但中国革命危机的进程却可能由此展开迂回復杂的道路。

目前，中国有3,000名医院员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而且基础设备依然短缺。数以千计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如果他们未经许可外出将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暂且相信可疑的中国官方数据，那新冠病毒已经在中国以外传播得比中国裏面还快。韩国和义大利这两个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体，再加上伊朗，现在已沦陷成最新被列为高风险的国家。

中国是全球GDP增长的最大贡献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价格设定者，以及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枢纽，中国的这些经济角色意味着经历长达一个月几乎完全工业停摆之后，这场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破坏将比官方公开承认或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得多。有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敢站出来承认，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经济将会呈现零增长或甚至负增长。

工人组织必须赶紧采取积极姿态，要求国家紧急防疫政策（如果还真有这种东西）完全透明公开并受到民主控製。与疫症大流行的斗争到底是个阶级问题！现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紧急计划，才能有效生产医疗设备、防护衣、病毒测试工具、人道检疫设施，并加速研究与量产疫苗。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正遭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公共医疗体系的屠宰掠夺，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满足大规模流行病层级所需的资源。我们应该扭转这般局面，建设工会落实工人职场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权利、对抗裁员和无薪休假。这次的疫症危机就像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我们都拒绝将成本转嫁到工人和穷人身上，来保护资本家和股市寄生虫的利益。

中国：超过1700名医护人员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中国的医疗系统也遭遇超负荷的挑战，以疫情发源地的湖北武汉最为突出。多所医院出现人手、资源不足及医护人员工作量过大的情况：一些医护人员没有时间去厕所而必须使用尿布；一些医院医疗物资短缺；有影片显示，一名武汉人在当地医院能够见到医生之前需要排队10小时。实际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医生接受《三联生活週刊》采访时已经指出，各个医院的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有些医院没有足够的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试剂盒，有些医院则没有检验的条件。随着疫情恶化，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的短缺造成的医护人员防护不足，导致全中国逾1700名医护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汉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国于武汉迅速兴建了「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于2月初启用，声称均可提供上千张床位，用来救治确诊患者。另外武汉市也借用武汉体育中心等13处公共场所设立「方舱医院」收容轻症患者。然而被官媒极力吹捧的「火神山医院」，却没有氧气插口、心肺监测插口等必要设施，内部构造也被形容犹如集中营；「雷神山医院」则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质问题；「方舱医院」更只是将被收留者集中隔离，且允许被收留人员集中跳「广场舞」，妄想以此令轻症患者迅速康復，却不知很可能加剧病毒人传人、造成疫症进一步恶化。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几週，当局坚持认为人传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医护人员得不到充分防护，而在初期揭发疫情的医护被警方以「造谣」处罚、医护人员不得公布病例数字等舆论管控也使社会大众没有足够的警惕。一线医护人员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而医护人员遭感染也增加了医院内交叉感染的风险。

短短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签订建设新医院的合同，然而这些工人严重缺乏防护，经常不得不简单清洗后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卫生条件恶劣。环卫工人的工作压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岗的惩罚——一天没有上岗将被罚款150元，而这比两天工资还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摆意味着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许多工人上下班会遇到麻烦，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够防护物资的出租车司机、送餐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与风险。

保证政权稳定

面对群众问责怒火，中共政权设法将责任向下推给武汉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等人的职务。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抵达武汉，亲自坐镇防疫指挥部。2月12日湖北单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时，上海市委书记应勇调任湖北省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就任武汉市委书记。然而陈一新乃政法系统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将采取有力措施严控媒体和网民言论；应勇与王忠林也均非先前传言的医学或技术背景官员，而是具有公安背景。这三人均被视为习近平的子弟兵。习近平在政权内忧外患、自身面对党内权力斗争压力之时平息民怨、保证政权稳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权对症情爆发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中共只有在问题瞒不住的情况下才承认问题存在，并在群众愤怒威胁中央政府时装模作样地撤换几个地方官员，并在媒体宣传「成绩」以安抚群众。然而面对疫情的持续恶化，越来越多的群众不会再受矇骗，而是意识到必须推翻中共一党独裁政权。在职场组织独立工会捍卫劳权的诉求将会得到群众支持，对曝露于病毒之中的医护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来说更是生死问题。在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和臺湾的，应该支持这一想法，并支持中国工人赢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权利。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和抗疫物资，所以将药剂及医疗设备行业民主公有化也在这场危机中变得更迫切。抗击疫症也要抗击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製度。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共对舆论的操纵

2020年开年以来，中国群众就持续饱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在多个省市也陷入短缺，群众不满因此与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关键周，中共试图对此隐瞒，为此处罚眼科医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给他们扣上「造谣者」的帽子。而随着疫情扩大到掩盖不住，为了平息民怨、转移群众视线，除了撤换几名地方官员外，中共政权也试图在社交媒体将舆论导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国信办颁布「网路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在三月生效，封锁大量公众号，企图镇压网路的言论「革命」。强大的网警系统也无法审查所有讯息。《东营网》「网警郭琪琪：睡4小时，刷微信20小时」的报导不但没有收到宣传效用，反而引起网路一片反感的声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员死亡，其中包括时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网警李弦。据媒体报道，李弦倒在办公桌旁，双手仍在键盘上，而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未完成的最后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批评武汉政府反应迟钝，提及一些地方政府优先考量「避免形成社会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发酵到武汉封城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发表文章称，听信李文亮等人发布的「谣言」对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后，官媒也纷纷表示哀悼、致以敬意并诉求全面调查事件。防疫中的简单粗暴做法导致多起冲突后，多家官媒转载公安部消息，发表社论反对地方防疫人员的暴力行为。

亦有报导或社论呼吁拒吃野味、谴责囤积口罩、责成地方官员不得瞒报疫情，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将问题推给地方政府或个体民众，而从不质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让步的情况下，于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论自由」标签与效法香港反威权运动的「五大诉求」仍旧被删。官媒发表具有批判或认错意味的文章仍只是为习政权减压，民众哪怕质疑中共专製都仍然不被容许。

胡萝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记者陈秋实与方斌因披露武汉疫情而分别被「强製医学隔离」与「被消失」，法学家许章润批评习政权而被软禁，社会活动人士许誌永和李翘楚亦因发表直指中共专製的言论被捕。结合自己的宣传机器以及对异议的打压，我们可以说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现了「胡萝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后发生的情况。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共惩处数名下级官员，并囚禁试图揭露真相的异议者。

传递「正能量」同样不可少。2月初习近平发表「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正面报导逐渐占多数。火神山医院兴建后，《新华网》声称其诠释了「中国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达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臺，加大「激发社会正能量」的宣传工作。自此，歌颂中央政府、强化爱国主义的宣传源源不断。习政权为了保证经济成长而欺骗群众，争取各地尽快復工，也可能说明中共高层内部斗争因疫情变得更为剧烈。

有关新冠病毒的各种阴谋论与假新闻一个接一个冒起。中共政权一直利用社交媒体带风向，声称病毒源于野生动物、人类感染新冠病毒始于有人食用野生动物，但是病毒从武汉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说法一直在网路流传，并且无法确定真实性。《南华早报》报导，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指出该病毒并非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而是「从其他地方传入」。新冠病毒为人工合成等传闻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响。阴谋论与假新闻几乎无助于群众了解真相、抗击疫情，反而使政权更有理由升级对媒体报导与网路言论的管製，但它们的存在也反映出对资讯不透明的中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如果没有群众自下而上的压力，中共控製的媒体报导的真相、发布的批判文章会比现在很有限的数量还要少得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唯有工人群众亲自终结中共独裁统治，并将大众媒体收归公有、透过民主机製管理，媒体才能真正帮助公众发声、了解真相，社会舆论也不再轻易被操纵。这一诉求需要连结到终结亿万富翁和资本家对经济的统治，因为他们对利润的追逐与人民的需求严重相抵触——中国政府如此，对疫情应对不善、掩盖并低估疫情威胁的全球各地「民主」资本主义政府亦如是。

中国：工人阶级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以来，在各个省市之间交通封锁、基础设施停摆、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乱之下，中国的工人阶级们艰难维持着城市最基本的运转，在最前线同包括病毒在内的一切丑恶作斗争，也承受着最为沉重的伤害。

无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独裁政权想尽办法封锁消息抓捕所谓「造谣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并向民众鼓动地域歧视、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无策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则是无私地全力支持疫区人民。在上海美迪康医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厂，来自各行各业的誌愿者自发地组织起来生产口罩支援湖北疫区，工人们平均每日工作12个小时，一晚生产的口罩超过三万，无偿向疫区输送。在「快手」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们发布的视频裏，从农民到流水线工人和卡车司机，无私的劳动者们用最朴素的情感向武汉和各个疫情严重的地区表示支持，无偿捐赠和运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医院工地，弱电，焊工，暖通，装饰工等不同工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两班倒，却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给多少工钱，不给钱就当是誌愿者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朴素而无私的自发而无私地团结起来。而中共独裁政权的宣传则企图将工人阶级的血汗成果骑劫为民族主义宣传，在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传，鼓动人给叉车、吊车、挖掘机等机器打榜，展示忽视其背后日夜辛劳的千万工人们。中共独裁政权永远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转移视线，避免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劳动付出匹配的待遇。

恶劣的卫生条件

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同疫情作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他们无私奉献之时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则是恶劣至极，这恰恰是病毒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国誌愿者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之一的广州，仅有1/3的环卫工人口罩完全由单位派发，不但数量严重不足，而且规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环卫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个口罩，近10%的环卫工没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时防护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设备也严重短缺，许多工友表示对此闻所未闻，这毫无疑问使得长期户外作业的环卫工人曝露于一个极易感染的环境之中。

由于各类商店在疫情下纷纷关门，奔波于一线的快递员、外卖员们运送医疗物资、餐饭和商品的负担变得更重，也提高了他们染病的风险。但绝大多数快递员上岗前没有经过任何防疫培训，公司发放的口罩防疫不达标，没有手套、护目镜，甚至只给快递员每天一个一次性的防尘口罩。中国最主要的快递公司「四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百世汇通、韵达）多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点的老板不但拒绝为快递员提供防护，甚至任意克扣工资，韵达快递的深圳龙华某站点还出现了开出「负工资条」的情况。

2月8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干部拖往湖北天门锐风服装厂隔离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装厂的状况则另一面反映了中国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种怎样的卫生状态：「……脏乱差，床板发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臭味，没有消毒和打扫过…」

对中国工人阶级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们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的其中一环。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其中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约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约5,000人死于尘肺病，13万人死于结核病，每年因装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11.1万人，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这场瘟疫放大了这些统计数据下工人阶级一直在面对的极度恶劣和卫生环境和生存状态。对工人阶级而言，令官僚、资本家和小市民惊惧的疫情正是他们一直在经历的日常生活。

持续的阶级斗争

即使面对如此大敌，中共官僚和资产阶级仍然「恪守」着剥削者的本色，盘剥劳动者。中共官僚恐于经济停滞对自身统治秩序的冲击，默许部分资本家违反早已如废纸一般的劳动法，提前復工、强迫加班，甚至变本加厉地从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农历新年尹始，华为就要求各员工按时2月3日返岗，甚至要求湖北疫区员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离，在家办公，根本不考虑病毒扩散风险。1月28日，由于疫情期间没有顾客而出租车司机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费，出租车司机们集体罢工，在客运站门口聚集示威，据一名司机向媒体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车充电站都暂停营业、停止充电（太原市出租车全部都是新能源电动汽车），希望能够同时为包车司机减免包车费用、停运车辆，不希望为挣回包车的租赁费出车上路，增添得病隐患。

阶级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出现了某种「劳资一致的敌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仍然能够联合起来，并没有因为中共渲染的「特殊时期」而放弃为自身权利的斗争。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中共独裁政权妄图借机进一步扩大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

工人阶级是抗击疫情的主体，也将是推翻中共独裁政权最主要的力量。武汉有着辉煌的工人阶级革命史，早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的1895年3月，汉阳铁政局工人就为反对翻译曾海鞭打工人而爆发罢工，是中国最早的工人运动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使京汉铁路瘫痪，如今武汉市中心的二七广场上仍然矗立着纪念这场大罢工的27米高的纪念碑，俯视着这座英雄的工人阶级上百年来持续斗争过的城市。

中国的工人阶级绝不甘心为中共独裁政权做牛做马，在这场瘟疫中工人阶级的无私、联合与斗争完全令中共无颜，中共独裁政权除了镇压和封锁之外似乎一切政权职能都丧失得一干二净，曾经吹捧着引以为傲的群众动员和基层治理也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社会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阶级致敬！我们要求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权利，反对强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们反对无薪假和裁员，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弹性上班时间的权利。我们要求给予工人（尤其是医护人员）充足的防护装备，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产线，由工人民主监督，大量增产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时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积和炒卖。由于中共禁止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工人阶级的斗争在最初阶段已经要挑战独裁政权。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阶级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计划经济，才能克服这类事件中的层层瞒报和官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权，才能防止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扩大成人为的灾难。

中国：夹缝中的医患关系——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发生一起杀害医生事件。患者家属孙文斌持刀将医生杨文割喉杀死。我们对遇害的杨文医生表示哀悼。

进入2010年代后，中国的袭医事件频发，并且屡次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此次事件发生后，多个医院开始实施安检，甚至得到佩枪保卫，但是这些真的能够阻止袭医事件继续发生吗？

现代中国的医疗体系起源自计划经济时代。计划体製下，医疗卫生体系定位明确，在医疗服务、预防保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医疗体製改革始于90年代。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医院从一个单纯提供服务的公共机构，变成了一种既要提供社会服务，又要追求利润的「事业单位」。

拨款不足

医院无法得到国家全额的拨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负盈亏。这让医院不得不设法搜刮病人的钱包。药品行业更是被完全市场化，造成药价大幅上涨。政府曾经试图限製一些药物的价格，但是製药企业因为利润太低而不愿生产，反而造成一些药品的稀缺。为了利润，製药企业纷纷派出「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如果医生开出自己企业生产的药品，就可以从中获得回扣。一些腐败医生为了获得回扣，也乐于给病人开一些昂贵的药品。这让病人对开药给自己的医生产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况下，虽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钱，但至少能够享受到真实有效的医疗服务。但是在开放私立医院后，中国出现一批「莆田系」医院（因其老板主要来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着中国大陆80%的民营医疗份额）。这些医院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利用普通人医学知识的缺乏，依靠虚假广告招揽顾客，声称自己拥有先进医疗技术，收取高昂的费用，但是不会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疗，反而耽误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学生魏则西因相信莆田系医院的虚假广告而耽误治疗，在付出超过20万元的医药费后最终病亡。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力支持中医药，一批疗效可疑且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的药品出现在市场上。中药的审核非常宽松，不需要严格的验证即可进入市场。中药作为一种传统经验医药，一些经过历史长期检验的药方确实有效，但是许多现代中药企业「发明」的中药常常是无效甚至有害的。这些医院和药商与政府相勾结，逃避监管和处罚。2017年，医生谭秦东发文质疑中药鸿茅药酒，被该药商直接指挥警察跨省抓捕。这些都让病人对于自己所接受医疗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在本次杀医事件中，凶手指责医生给其母亲註射的「醒脑静」导致其母亲的健康恶化。「醒脑静」是一种中药註射液：一种现代发明的中药形式，即将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药註射入人体血管。中药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应报告。在2017年中药严重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中药註射液占了84.1%。

「醒脑静」

2019年7月，「醒脑静」被国家卫健委列为重点监控对象。「醒脑静」的销售同样存在贿赂和回扣。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醒脑静」和「回扣」为关键词搜索，可以找到17件医药代表以回扣贿赂医生开「醒脑静」的案件。

在中国，不同于普通学科的四年，医学类专业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后还要再进行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2020年开始，还要再加上2-4年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虑到许多医生职务还有博士学位的要求，这就使得培养一个医生的时间长达11-14年之久。而在这十数年的时间裏，这些准医生们不仅没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还要交大笔的学费和培训费，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基层普通医生。

中国的医患比例极不平衡，2007-2013中国年每万人只有14.9名医生，仅略好于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医生每天需要诊疗大量的病患，导致医生过劳的情况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个月都有医生猝死，2019年有报道的医生猝死事件有16起。

这还是在医生已经缩短了诊治时间的情况下。59.7% 的医生每半日需要看超过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诊时间不足8分钟。这导致了诊疗质量差、医患沟通不畅、病人满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经常需要花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排队的情况下。

由于市场化的医疗是被作为一种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属的意识裏，他们花大价钱购买的不仅是治疗，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医生无法治愈病患的情况，就如同买到了假货或是遇到了骗子。再加上上述的对医生的不信任、对治疗真实性的怀疑、对诊疗时间短的不满，还有医治无效的绝望，汇集起来就转化成了对医生的愤怒，其极端者就以袭医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医院安检和佩枪保卫不能从根本上让袭医事件不再发生。中国政府想要以市场化解决医疗问题，公共医疗开支非常低。2016年财政公共医疗开支约1.3万亿元，占GDP的1.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医患矛盾的背后

中国个人医疗支出占总医疗负担的比例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医疗支出占总负担的比例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从2011到2014年的增长趋势来看，政府支出占医疗总支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国政府准备继续推进医疗体製市场化改革，这只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加剧医生的过劳，让医患关系变得更为恶劣。

要想让袭医事件不再发生，就必须废除这个谋财害命的市场化医疗体製，关闭莆田系假医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医疗系统，由医护人员和病人代表民主监督，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和人手，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全面公有化製药企业，停止生产无效和有害药品，恢復生产廉价有效的药品。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培育足够的医生，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优质充分的医疗服务。而这些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下才可以实现。

中国：当局12月大举搜捕律师和异见人士

去年12月26日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有多名维权公民和维权律师被捕。 包括律师丁家喜，黄誌强等，公民戴振亚，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没有被给出具体罪名。

多名被捕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还是一些「公民团体」的成员。 人们也猜测这次拘捕和所谓的「厦门会议」有关，这是一次非公开的私人聚会，据称，这些被捕人士都曾经在厦门市一起吃饭聚会，并议论时政。 但当局随后把这次聚会定性为「煽动和颠复国家政权」的行为。 许多即使没有参与这次聚会的有关人士也被传唤。 有人认为这是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的重演，当时当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

捍卫民主权利

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为主张官员财产公示和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平权，而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审讯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讯逼供时有发生。当局在进行公民教育时经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事实上，法律从来不是人民和劳动者的武器，而是独裁政权和资本家的统治工具。

我们社会主义者在此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和政治犯，并停止对他们的监视。我们并同时要求落实全面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独立工会权利等，因为这些权利对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捍卫自身权利（包括民主权利）极其重要。

社会主义者捍卫被迫害的律师的言论自由，即使我们不认同他们争取民主变革的路线。只靠自由派分子，与中共谈判推动所谓的製度内改革，永远没有办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要真正落实民主权利，则需要通过工人阶级独立组织的群众斗争，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政府。

中国：吴花燕之死——精准扶贫能消灭贫困吗？

2019年11月1日，贵州大学生吴花燕因极度贫困和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而住院，引发社会关註。2020年1月13日，吴花燕因病情加重，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年仅24岁，身高仅1.35米，体重21.5公斤。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随后成为一项重要国家政策。无疑，吴花燕并不是被扶贫的对象。相反，她是扶贫工作的誌愿者：尽管家中贫困且身体欠佳，吴花燕在大学期间仍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为山区孩子支教。去年8月，吴花燕成为松桃县的「春晖使者」。这一称号由贵州省专门被授予在扶贫行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

中国对于贫困人口最重要的认定就是货币收入。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现代人很难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并非「现代人」。

中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偏远山村的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层面上与2000年前的农民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靠种植粮食自己养活自己。他们获取货币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场上出售粮食，但是在农药、化肥、机械加持下的现代农业生产出的粮食价格极为低廉，这使得他们靠出售粮食只能赚到很少的钱，成为贫困人口，是接受扶贫的对象。

精准扶贫之所以「精准」，是与以往的「粗放」相对应，不再单纯发钱。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有两条：不再种植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扩大职业教育，培养产业工人。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让贫困人口脱离小农经济，参与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以提高货币收入。一部分农民继续作为小生产者，只不过其生产更为市场化；而另一部分则成为了无产的劳动者，这也是绝大部分农民的命运。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有无数小农进城打工成为无产者；如今，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尾声，在中国有两千多历史的小农阶层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终结，加入了无产阶级劳动大军。

贫困人口脱贫了，贫困就真的被消灭了吗？吴花燕告诉我们，没有。她从贫困农民家庭考入职业学院，正在「自我扶贫」的路上，在大学裏还有两份兼职，每个月能赚600元，是国家贫困标准的三倍。她为了省钱，在高中期间忍饥挨饿，埋下病根；她为了省钱，拒绝去医院看病，最终耽误病情导致她的死亡。吴花燕准备接受的手术费用高达20万元，医疗账单就是她的死刑判决书。

假如吴花燕没有生病，她会顺利毕业成为一名会计。她会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态。她可能每天要经手数百万的钱款，她永远也无法拥有这么多财富，尽管这财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创造；她的收入会远小于此，而且大部分都会被用来支付一间狭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许某一天，她还会为了买一部新手机，点下分期付款的按钮。

是的，脱离贫困的人离开了农田，走进了工厂和店舖；搬出了农村土坯房，进入了城市水泥房；脱下了手工织衣，换上了化纤服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贫困。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工人的他们，工作时间是以前的千倍，获得的财富却只有以前的十几倍，多出来的部分都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后，他们只能积累一点点微薄的积蓄，甚至还可能有负债，然后他们会乘坐全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系统返回家乡，过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厂裏、商店裏、写字楼裏，无处不是这样的贫困人口。他们享受着现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场大病，一次生产事故，一场经济危机，他们就会立刻被抛弃，无人问津，死去。

精准扶贫没有消灭贫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脏乱无序的贫困变成了现代的、光鲜亮丽的贫困。统治阶级不会帮助工人脱离贫困，他们的统治带来更多的贫困。资本主义不是贫困的解决方案，资本主义是贫困的成因。

真正实现脱离贫困不需指望统治阶级来「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资本主义成功学鸡汤，工人们要做的只是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将其纳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终止剥削，才可以真正消灭贫困。

中国：「煤改气」使穷人当灾 治理空汙要对抗资本独裁

大气汙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大气汙染的问题尤为突出。不少中国居民深受雾霾及许多因空气汙染而导致的问题困扰。

为减少空气汙染，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国华北地区近年强推煤改气、煤改电，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为天然气、电费过高，一些民众仍偷偷烧煤。当地居民称，以往整个供暖季烧煤大概花费人民币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气需要花费4000多元，烧天然气的价格是烧煤的两倍。这笔费用对于贫困的农村地方，是笔不小的开支。

许多微博网民批评当局，在天然气供应未稳定下就强推「煤改气」，受害的是百姓，又认为寒冬无暖气的影响，比「强拆强迁低端人口」影响更大。因为中国政府强製推广煤改气的行为，使得华北部分地区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时仍然无法取暖，对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中国政府不顾现实情况，强行推行令群众无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国的官民冲突升高。据《新京报》报道，在中国的产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划定为禁煤区的临汾市洪洞县大槐树镇的南营村，早在3年前，当局已强迫村民使用天然气取代煤炭。但由于天然气成本高，村民烧煤炭的情况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营村村委会对村民家中的炉臺强製统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炉膛、将村民家中的煤炭没收。这一举措导致了当地的民怨沸腾。

不仅如此，强推「煤改气」还产生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并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据河北长城网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点45分左右，河北石家庄新乐市彭家庄回族乡小宅村一民居发生爆炸，造成两人死亡。不少网民将矛头对准了华北地区的「煤改气」工程，认为事故可能是天然气爆炸。各地政府为追求政绩，强推「煤改气」留下许多安全隐患。有网民说，其家乡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烧煤换成天然气，却没有对村民进行相关安全知识培训，隐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气管道均为外置，布满村屋墙壁，十分危险。

虚伪的戏码

中共当局强推各种不合理的所谓治理空气汙染的扰民政策，事实上不仅没有真正对治理空气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生出对当局政策的不满。而空气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开设的高汙染工厂，中共当局却不愿也不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改及关停，可见中共所谓的治理汙染不过是一场虚伪的戏码，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会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愿对大型企业进行整改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利益决定了它的立场，由于中共本身需要依赖这些大型企业的依托来巩固其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独裁政权，它无法对这些企业下手。而出于外部舆论的压力及维护统治稳定的需求，它也必须作出一些行动来表明它「正在对汙染进行治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不痛不痒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强推而造成的闹剧。

社会主义者支持改用洁净能源发电，但必须由大幅公共投资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洁净能源网络，并将能源企业交给工人和居民民主监督。应该向资本家征收累进电费和抽重税，承担绿能的开发成本。这样才能确保人人可负担的电价。面对资本家对绿能的抵製时，需要将这些汙染的企业民主公有化。燃煤电厂工作的工人应得到充足的培训，在改善待遇和职安健的前题下转到绿能发电企业工作。由于燃煤发电的企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关系紧密，在中共统治下几乎不可能大幅转用绿能。因此，真正的环保斗争是向独裁资本主义作出斗争。

中国：放宽外国人居留下的种族、性别和阶级歧视

2月27日，中国公布了新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放宽了对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的限製。根据新的条例，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人也可以申请永久居留，且下调了以前对「杰出」人才和投资发放永久居留资格的标准。新条例草案一经公布，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极大的反对声浪。

外国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国常常能享受超国民待遇。中国政府及官僚体製是阶级歧视的，外国人往往因为财富、学历、工作岗位等等上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在中国获得比普通中国人更优质的政府服务。「外国人丢失财物，警察连夜追回」之类的新闻经常见诸报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却经常对普通中国人丢失财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国人代报案」行业。随着中国近年来积极扩展其国际影响力，大量招收留学生的计划也随之推行。外国留学生可以很轻易地进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进入的重点大学，而且还能享受到高额补助金、独立宿舍等等优待。

中华民族主义的反弹

外国人享有的这些特权不仅引起民众不满，而且与中国长期的民族主义宣传产生矛盾。这可以见到中共的民族主义是多么虚伪的，它想欺骗群众所服务的是全中华民族，实际上它所服务的是中国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同时也可以见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自製麻烦 ，反而引起民众对自己政策的反弹。

在中国的对内宣传中，中国被塑造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近年来，在宣传中国革命的成果时，「赶走了外国人」成为宣传的重点，目的是将本国政府製造的社会矛盾转移视线。部分群众受到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想把社会问题归咎在种族问题上，认为对抗外国和外国人是解决社问题的良方。事实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除了是外国的有钱人外，还有本国的富豪和独裁政权。社会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因为这只会分化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为掌握世界的文化话语权，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亚洲男性对于亚洲女性拥有性魅力上的优势，都成为了网上的重要话题。而中国官方也在把中国女性作为吸引外国人的性资源，籍以吸纳外来资金。2019年，山东大学给每个外国留学生配三个女大学生作为「学伴」的製度引起争议。本次又有发改委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被发现发表过「鼓励女大学生和留学生联姻」的言论，被民众斥为卖国贼。

社会主义者反对政府对外国人给予特权，我们亦反对一切的阶级歧视。但由于欠缺一个具清晰阶级团结纲领的群众斗争，部分反对该条例的人却用中华民族主义和父权主义来反对该条例，往往是仇视白人以及针对中国女性。在山东大学学伴製度争议事件中，批评者比起批评大学官僚，更喜欢对山东大学的女生进行荡妇羞辱。与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国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们与黑人交往的话则受到更大压力。黑人在中国并没有特权性优势。但是与白人交往在民族主义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与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让人无法接受了。民族主义者往往同时都是父权主义者，反之亦然，因为这两种反动的思想都是源于资本主义製度裏。

条例草案公布几天之后，在网络上发起了一场「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运动，在网络上发布视频，声称要保护中国女孩免受外国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实则是要求中国女性表态只和中国男性交往。他们将女性视为一种民族财产，只能供给本民族的男性，绝对不容外人染指。许多与外国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体帐号遭到骚扰，留言中充斥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

社会主义者支持迁移自由，不仅包括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够迁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们反对政府部门和社会体製对任何种族的歧视或特权，包使用公共服务、入学和就职机会等。只有由工人阶级组织及监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灭阶级和种族上的不平等。

社会主义者反对父权体製，反对将女性视作男性的附属物，不仅包括民族主义者将女性视为民族财产，也包括当权者把女性当作吸引外国人才的性资源。只有消灭男女之间经济地位的差异，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学就业、以公共服务解除女性的家务负担，才有可能消灭对女性的歧视。

要做到这些，需要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女权运动。各国的劳动者应当团结斗争，废除用来分裂我们的国界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剥削体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

湖北多起抗议 显现「大国战疫」阴暗面

在3月，作为疫情爆发点的湖北发生多起抗议，说明现实与中共官方「正能量」宣传有着极大落差。5日，于武汉开元公馆小区，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时，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呐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缘于电视播报中「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义下的作假，现实中该社区订回来的肉是50元1斤，相当于电视报导的价格的5倍。另有社区出现垃圾车、救护车、环卫车运送食品的状况，尽管声称车辆已消毒，此举仍遭广大网民声讨。
12日，于距离武汉约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联系了一些平价新鲜菜，却遭大润发超市和物业公司举报。随后警方逮捕该居民，引发当地民众怒火。超过100名住户聚集在球场抗议，围住警车要求放人，也要求并不住在事发小区的社区区委书记、业委会主任吕德山下臺。之后孝感市对此事的官样回復中轻描淡写菜价过高问题，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况。从网民评论看，食品价格高企、品质恶劣的问题在当地封城期间一直存在。在物资遭遇垄断的情况下，当地官员每人每天可赚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联络爱心菜触及当地超市与官员利益。

垄断物资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开始并计划于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间，食品价格暴涨、品质无法保证，反映中共政权利用灾难，垄断物资、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将官员和商人的暴利置于满足人民需求之上。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工人阶级会通过民主委员会控製每个社区、学校和职场，而不是由今天为专製官僚和资本财团服务的党机器统治。

因应官方数据显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汉以外其他城市于25日解封，但持绿色健康码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赣两省交界处设卡阻拦湖北车辆进入江西，与湖北黄冈市黄梅县警察首先发生冲突，并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随着湖北民众的不断加入，大规模骚乱爆发。不满仍遭歧视的湖北人在长江大桥与江西警方激烈对峙，把多辆特警车和警车推翻在地，并冲破警方封锁线，走到九江大桥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删除。

为了获得每人10万元奖金、响应中央政府復工復产号召，各地官员一直瞒报疫情。而地方政府对真实情况心裏有数，生怕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无法隐瞒的大爆发。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风险等级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处处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员」——首都北京管控收紧、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亲的人员返京亦表明这一点。显然，这种「地域主义」表现与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传相抵触，同时也让更多群众怀疑官方报导的真实性。

无论诉求管製生活必需品价格，还是疫情信息公开透明，都将挑战权力不断集中于中央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体製。中国各地工人群众需要建立共同的组织，尤其是民主的独立工会，以克服「地域主义」，联合起来推翻中共独裁政权，建立生产资料公有製、劳动者民主控製经济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

4月8日，在1100万人口的武汉，为期76天的封城结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于两周前结束。在新冠病毒于中国爆发的高峰期，约7.6亿人（约一半中国人口）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

中国官媒和宣传机器贊扬了武汉人民，尤其贊扬了一线医护人员的英雄主义精神，但这是为了民族主义宣传而描绘「全体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团结」努力。

这种宣传旨在强化习近平独裁统治和中共政权的权威，并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关註习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误——无视并积极打压来自医生的通报，并审查对在武汉传播的新型「类似SARS」的疾病的讨论。官方对疫情的掩盖举动包括1月18日允许在武汉的百步亭社区举行、4万余家庭参加、以民族主义亲中共为主题的宴会。这场宴会距中国官方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只有2天，距对湖北实施封城则只有5天。百步亭社区后来成为武汉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因此被划为「发热门栋」。

发生在武汉和湖北的真实情况并没有出现在中共的正能量宣传中。这些情况包括民众的巨大苦难、基本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操弄过的的统计数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数）以及私营企业与地方政府机构利用食品和医疗物资牟取暴利。官方数据显示，武汉有2535人死于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独立专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会比官方数字高出十倍。

绝望

「这次武汉人受到的伤害当然很大。不谈死者，在求医阶段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时的惨状，那时的绝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亲人尚在，他们都共同经历过那种惨烈的时刻。」在武汉封城期间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写道。

官方也不实宣传，描述其封城为一种基于临床需要、极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时的最初措施仅涉及进出武汉，存在严重混淆，缺乏来自官方的明确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检疫措施后，武汉市政府才对包括疑似病例在内的市内流动人员加以限製。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进一步加强。在随后极其严格的封城期间，粗暴的做法时有出现，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将住宅大楼的入口和门用障碍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财新网是一个财经网站，由于不为群众所阅览，中共的对该网站的审查也比较宽松。该网站形容武汉封城是「残酷的自然选择」。财新在武汉的记者采访了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的任务是筛检和区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宝丰社区一家卫生服务中心的采访中，他们发现：「有60名工作人员的诊所只有一套防护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该诊所的医生杨庆红说，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重症患者。」

300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中国其他地区的数千名医疗专业人员被调进武汉。中国宣传机器再次尽其所能利用这些医护的英勇工作，以贊颂专製政府的「优势」。在医护人员加入支援的浪潮中，来自广东的两名护士于2月24日投书英国《柳叶刀（香港：刺针，臺湾：刺胳针）》期刊，吁国际援助。

他们写道：「武汉这儿的条件和环境，比我们原本能想像的更为艰难严重。」几天后，在政府压力下，他们撤回了这篇投书。

物资严重短缺、医护长时间工作且精疲力尽、仅在武汉就有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之前在武汉和湖北的医院发生，之后在意大利（臺湾：义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重演。预警的时间更长，而这些政府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因此简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国的网路审查员已经加班加点，清除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并以其「胜利」作为典范。

包括2月7日死于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内的多名医生，试图在2019年12月下旬发出警告，但遭逮捕并被噤声。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于4月1日失踪，据信在接受澳洲媒体采访后，国家安全部门将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试图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这些警告得到重视，有关措施得以进行，武汉、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可以避免当今大流行病的灾难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两本帐簿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后开始平伏，然而，由于中共政权的诚信经过03年SARS与今次的新冠肺炎后已完全破产。疫情的实际情况广受质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数据，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国基本已无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每日一般仅有数十宗外部输入病例和寥寥数宗零星个案。但令国内外民众起疑的，在于中国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轻微。中国病例的数字是自三月十日习近平到武汉「巡视」后随即直线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发《湖北日报》报道称，除离开湖北和武汉的防疫关卡外，湖北省内的防疫关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后《人民日报》与《湖北日报》网站的链接均失效，相关防疫关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国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摇右摆亦加深了对疫情实况的怀疑，三月二十日开始，中国国内少部分的电影院本被允许开始陆续恢復营业，但仅一星期后，二十七日晚间国家电影局突然又下达通知勒令立即停业，復业日子再作通知，当中并无解释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业的卡拉OK和网吧等于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后，又再一次被下令停业。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质疑背后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乐观。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暧昧地表示，「无症状感染者」并不会列入确诊人数的统计中，同时亦无公布相关数字，这同样又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卫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无症状感染者会被视为确诊病例并纳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却把无症状感染者从确诊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华早报》获得的中国内部档，当中表明中国在二月底前至少发现四万三千多人属无症状感染者，而根据中国官方数字，当时全国十二万三千多名确诊病例，换言之所占的比例约为1/3。由于外国政府和媒体质疑中国数字造假，卫健委在压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无症状感染者的数字，但称仅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时，国内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区的医院早已不为病人做病毒核酸检测，亦不上报有呼吸系统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统病人一律当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疗，但不纳入为新确诊数字，以此达到所谓病例「政治性清零」。对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个案，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比香港还要少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讽刺的是，似乎中国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对卫健委的数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为重灾区和爆发点，当地的民众在国内遭到了最严重的歧视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厂企业派大巴到湖北接员工回厂区復工，却被拒进入上海，被原车驱逐回湖北。而北京作为「天子脚下」的城市，更是几乎被封锁得滴水不漏，虽然对外交通「理论上」仍然存在，但对入城的民众盘查极为紧张，严格隔离，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众进入。

北京严加保安可能与当局希望当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让统治者再次召开拖延多时的两会。两会对习近平宣传抗疫「胜利」的舆论相当重要，以洗掉政权当初如何处理失当，让疫症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灾难。

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在现时的疫情数字上存在着「两本帐簿」。虽然现阶段对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传播度显然极高，对公共医疗系统造成严峻的挑战。加上世卫警告病毒可以「长期潜藏在人类之中」以及中共数字造假的传统，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中共正在掩盖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权的信用破产使得自身的基层官僚机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数字。我们不相信其他各国抗疫失败的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会成功抗疫，更不会战胜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製度的腐败和不民主之处，而为了保护人类并为争取未来改善经济，新工人组织是必需要建立起来。

肺炎与资本主义：双重阴影下的中国医疗

「在武汉……只是一旦家裏出现病人，就会一片糟乱。到底是传染病！而且医院资源只有那么多。市民其实也知道，就是医生自己的家属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进医院。……要去面对一些残酷：挣扎、死亡以及各种不准的指令。我也觉得非常无奈。」这是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的片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较早时疫情下的武汉医疗的状况。日记发表后方方却因为「较为负面，不传达正能量」，被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粉红」群体所大肆攻击。（方方的日记裏写到的状况与很多独立的报道类似，而与官方宣传则截然相反。虽然中国劳工论坛不认同她的政治立场，但不认为她的描述是虚构的。）

在1月底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武汉乃至湖北的医疗资源瞬间告急，随着新冠患者人数增加，湖北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并严重缺乏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

由于防护设备严重短缺，武汉医护人员们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护服，这让医务人员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和心裏的巨大压力。福建医科大学、长安大学等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誌》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国共有23名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死于新冠肺炎。由于人们的恐慌所导致物资大量囤积，中国其他地方的医疗物资也处于短缺状态。网购平臺上的廉价医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製下的一些人却趁此大发国难财，两个N95口罩就卖到了上百元，这更让疫情期间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阶级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医疗体系

武汉医疗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灾难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对于疫情消息的封锁。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稳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医生于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与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后来被称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却辖区派出所因其「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提出警示和训诫。

疫情早期，在已经有明显人传人的证据的情况之下，第一批来武汉专家组中的王广发却告诉公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确诊肺炎的信息给了做出轻率结论的他一记耳光。

2月1号出现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一辆为领导提取口罩的公务车辆再度引发网民愤怒，接着又爆出了红十字会的更多丑闻。处于抗议第一线的协和医院只领到3000只口罩，而武汉一家莆田系医院却领到了1.5万个n95口罩。募捐款项和物质的使用效率也引发质疑。据『新京报』报道，一方面医院口罩紧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资堆放在武汉红十字会的仓库裏，导致大量捐赠款物不能及时得到使用，而各个医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武汉的个例，其实武汉的乱像是中国官僚体系的一面镜子。官僚控製下的医疗体系缺乏透明度，对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难辞其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更是模煳了医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接近300万，在中国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流行。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医疗体製优越这种结论。中国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医疗体製市场化改革是彷效西方的，中西方医疗体系实为大同小异。而这次蔓延全球的灾难更是给市场化医疗体製敲响了丧钟。

为了度过这场危机和迎接更好的未来，社会主义者认为医疗部门需要废除官僚资本控製，实现民主公有化；寄生在医疗系统上牟取暴利的药剂行业也应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监督下实现公开透明；。并提高完善高风险下的劳动者的待遇和劳动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将会说服更多人要为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战斗。

中国：新冠肺炎让习近平变强还是变弱了？

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取消了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这是由于5月份的经济数据表明，在第一季度的惊人衰退之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復势头」。

北京新一波的新冠肺炎感染导致此次新闻发布会取消，以及当局大幅更改全面重新解封这座城市的计划。在上周才重新开放的学校再次关闭，从北京的两个机场起飞的航班中有40％被取消。爆发中心附近的9万多居民被严密封锁，由武警把守这些地区。

过去一周的新一波感染，确诊病例达200，并且与北京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关。这是个晴天霹雳，毕竟北京之前已经连续55天没有新增病例。对于习近平来说，作了数个月的中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的宣传之后，在中共政权的心脏却发生这种情况，真是既受到惊吓又感到难堪。

这一疫情反弹凸显了一个更大的全球性问题：在新冠肺炎疫症大流行中，很多事情仍是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而各国政府急于重新启动盈利的经济活动，却在公共卫生方面走捷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第二波大流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

前所未有的危机

疫症大流行和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正在给整个世界带来根本和历史性的变化。包括中国的国家引导威权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都未能通过这一考验，现在人类正面临一段经济萧条、创纪录的失业率和国际关系急剧恶化的时期。

习近平政权试图使自己免受大规模的全球性打击，因为敌对的资本主义政府（尤其是美国的特朗普）试图将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的公卫和经济危机，当然同时他们也避开了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中共关心的是国内舆论，程度更甚于关心其国际声誉。国际媒体的有利报导，或外国政府称贊自己的消息，对中共的主要意义只是在于向中国人民表明自己赢得尊敬。在中国的失业率飙升、经济形势与过去40年来的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糟糕之时，习近平政权迫切希望有「正能量消息」，同时加强对来自任何一方的异见的打压。

三月，中共为了改善国际形象，进行了「口罩外交」，在全球出售或捐赠超过40亿个口罩。美国政府的反应令人震惊的糟糕，并成为全球感染和死于新冠肺炎最多的国家，而这也是帮到中共进行宣传的一个巨大因素。

但是，中共政权正面临着自1989年的群众反威权主义斗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风暴。

实际上，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泄出的内部报告警告说，在新冠肺炎之后，全球反华情绪的上升将达到自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最严重。《路透社》5月份报导这一泄密，本身就可能与中共政权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有关。

显然，激进的「战狼」外交对中共政权内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感到不安。「战狼」外交已成为2020年中国外交官的新常态，这源于习近平（在新冠肺炎、南海、中美冲突、香港和臺湾）越来越多地对民族主义政策的依赖，以争取更多的国内支持，并将群众视线从经济不景气移开。

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地区）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凸显了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自5月初以来，中国和印度军队在该地反復发生冲突。6月，这场冲突升级，有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则拒绝透露伤亡数字。即使双方之前也发生冲突，这次是45年以来的第一次有人丧生。

两国政府就像倒影一样，都严重依赖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双方最近在有争议的边界各自加强了防御和基础设施。最近的冲突是双方在最终谈判前（就像2018年在武汉那样）都在试图在彼此之间施加更大的压力。新德裏或北京都没有发动战争，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在揭开旧伤口。

这是中共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政策越来越适得其反，疏远了外国政府，在冷战迅速发展的时期裏，将各国推入的美国阵营。他们希望回到中共传统的实用主义和更有技巧的作法。驻美评论员裴敏欣说，中国的外交官曾以「训练有素、中规中矩和谨慎」而着称。他感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等人的涌现——赵立坚是「战狼」群体的杰出代表。

疫情加剧了新的尖锐攻击。在澳洲、东南亚、几个非洲国家和欧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反冲，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军事围困和中国经济脱钩方面的地位更接近美国。当然，这不仅因为中国外交中的「语气」和笨拙表现；也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担忧，这场危机使全球力量对比变得对中国更加有利。习近平单方面毁灭香港有限的政治自主权，旨在强化其在国内的强人形象，而此举只会加剧前述担忧。就连在杜特尔特领导下更接近中国的菲律宾，最近也暂缓废止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危急的经济形势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习近平政权正在从印度边境到南海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反映出在日益严重的全球与国内危机之下之不安全感。

最近的经济数据相当矛盾。国家统计局原定在被取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5月份月度数据显示，工业生产进一步反弹，比去年增长4.4％，其中，製造业产出增长5.2％。但是，尽管中国的产业正在「復苏」，但更大的问题是它将在哪裏卖掉商品？

澳洲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的首席中国经济专家胡伟俊表示：「供给远超需求。」 5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突显了这一问题——下降2.8%，而4月份该指标下降了7.5％，3月份下降了15.8%。如果资本家由于国内和海外出口市场需求低迷而无法出售商品，那么无论提供何种税收优惠和信贷放松措施，他们都不会投资于增加生产。2020年前五个月，製造业投资下降了14.8％。很难想像「世界工厂」的表现会比这更差。

在5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北京将工作重点从追求GDP目标转移到了就业上，以防止就业市场崩溃。中共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到2020年经济可以实现2～3％的增长，而IMF在4月的预测仅为1.2％。

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是6％，但很少有人会相信。即使根据仅涵盖城市（较富裕，占总人口约一半）的低估数，目前仍有2600万人失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3月的数据，只有不到十分之一（230万）的人正获得失业救济，人均每月可获得约1350元。

然而，纵使这已经很糟，但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差。中国2.9亿农民工（户口仍然在农村）没有被算入官方的失业人数，而这些工人占劳动力的3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3月，封城和旅行禁令被取消后，这些工人中也只有1.29亿（不到一半）重返工作岗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到4月返回其就业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前几年的90％，这表明仍有近3000万人尚未返回。有独立研究显示，实际復工率比官方宣称的低很多。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臺的冯哲芸（Emily Feng）和Amy Cheng于6月8日的报导提及，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Rozelle）说：「去年有工作的农民工中，只有大约一半在今年4月下旬还有工作。」罗斯高带领史丹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今年初以中国七个省的近70万村民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该研究表明，这场危机「令农民工的收入剧跌，以致大多数人不得不少买食品。」

在许多情况下，外地工人发现新工作的工资低于疫情之前，珠三角的情况是减少了约50%，工厂只能提供标准的工作周，而不能加班。没有长时间的加班时间，外地工人就无法靠基本的工资生存。

一些非官方但可信的估计表明，中国的实际失业率现在可能为20％，多达8000万外地工人无法找到工作，或被迫返回自己的村落，因为拿到的工资不能支撑高成本的城市生活。

贫困依旧

今年5月，在每年人大常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丢出了颗重磅炸弹。他说，中国有6亿人口（占人口的43％）月收入不到1000元。

李克强说：「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令许多听众震惊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印象是，这种极端的苦难在中国已经不復存在，或规模不会如此之庞大。中共原本对于中国将在明年之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2010年水平的2倍）的宣传，被李克强的坦承彻底破坏。

在接下来的几天裏，李克强还个人贊同恢復「地摊经济」，以此作为在当前危机中创造就业机会的手段。一夜之间，「地摊经济」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要热话，与此想法相关的公司甚至出现了「概念股」购买热潮。李克强称贊道，成都市政府通过设立设施支持街头小贩，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据报，其他27个城市也有支持类似的政策。

然而，情况突然180度大转弯，与习近平密切联系的北京市政府批评地摊经济的概念是「不卫生不文明」。这标誌着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几天之内，「地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被官媒再提及。

无论是李克强对「地摊经济」的提倡，还是来自习近平阵营的表面反弹，都不是与工人阶级利益站在一起。通过在大街上兜售来谋生，绝不是实际就业和工厂倒闭的替代选择。但是，狙击李克强的政策的行动并非基于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替代性支持。它反映了中共抱着精英主义的鄙视目光，特别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对「低端人口」的蔑视。在过去几年的迫迁政策下，「低端人口」很多已被连根拔起，并被赶出了这些城市。中共的城市发展政策越来越类似于隔离政策，或是说中国特色种族隔离，为的是将大城市留给「文明」的人口。

权斗

同时，这场政策上的争端反映了一个更重要的进程：很多人认为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是过去产物，但它现已重新开始。据称，随着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中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製，他似乎已完全巩固了对政权的控製，并正朝第三任期无人可挡地前进。现在看起来事情不再那么笃定了。

李克强最近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较为「民粹主义」、谦逊的亲民形象而获得部分群众同情，表明原本在内部派系斗争中使用的临时和解办法已经无用。自从习近平上臺以来，中共政权内从未爆发过如此公开和个人化的冲突，并且这一冲突围绕中共政权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中宣部由习近平派系掌控之时，国有媒体的反应是即时且一面倒的，远不只是为「地摊经济」降温。现在，李克强的讲话和文章被删除或更改。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形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是反对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是国家机构等级第二高的官员。

李克强代表的当然是中共党内的「团派」，在习近平统治的8年，该派遭受打击，并失去许多职位。但是习近平强硬而粗暴的斗争手段，以及国内外日益严峻的政策上的碰壁，可能会促成新的派系形成——无论李克强是否担任他们的领袖，以在下一时期挑战习近平的位置。

对于社会主义者，中国政权内部政治板块的移动（即派系斗争）是即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标誌。常言道，革命始于上层。我们对资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独裁的中共的任何一派都不抱有任何希望。我们主张以社会主义纲领和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府，在中国乃至全球开展独立的工人阶级斗争。

中国：同地域歧视作斗争！

在今天，地域歧视不能再被视为一种不重要的网络口嗨了，这根本不是不同地区的人之间的玩笑与调侃，而是和种族主义和排外思想一样，是统治者对群众分而治之的工具。它首先将压迫指向中国的不发达地区，如东北、河南；而现在又随着疫情的扩散指向了湖北人。三月末湖北黄梅和江西九江边界上的冲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政府所谓「善待湖北人」的号召根本没有在地方政府之间起到任何作用。

籍贯成见

哪个地方政府不是像防贼一样防着湖北人呢？我们可以看看被中共官媒和小市民夸贊的「硬核河南」是一种什么行径。河南省政府采取堆积土块、石块的形式堵塞道路，把经过湖北的归乡人员劝返，禁止任何鄂牌车，在已经从湖北返乡的人家门前拉横幅——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纳粹上臺后法西斯匪徒在犹太人的家门口画六芒星的情形，这一回则是湖北人成了中国的「不可接触者」。难道对中共而言，重要的工作不是保卫人民免受病毒之害，而是保卫自己免受湖北人之害吗？

而工人阶级在地域歧视中受到的伤害则是最大的。许多湖北农民工要经过九江和黄梅的边界大桥南下广东务工，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来源彻底被断绝。对湖北人的用工歧视也变得常见起来。据《湖北日报》报道，湖北人返工、求职时碰壁，有的企业规定不得录用身份证号码以「42」开头的员工，有的一见到湖北人就打出「招工已满」的幌子，甚至还出现了湖北籍劳动者无故被辞退的情况。即使是劳动法也不能保卫他们的正当权利：这本来就是废纸一张。

地域歧视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被部分地克服，但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再復苏及加强，是中国资本主义地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产物。早在疫情之前，东北和河南等地就一直承受着地域歧视的攻击，辱骂他们的口音、方言、文化，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在这一歧视链中是高人一等的。

但不要被这层绣花枕头给欺骗了。这些「国际化」的、体面的大都市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北京有700多万的外来人口，占北京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河北、河南、东北、山东的外来打工者最多。中国的资产阶级压榨着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样板城市，而广大的内地乡镇和农村仍然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在北京市的管理者眼中北京的外来务工者不是「北京人」，不应挤占北京市的公共资源，没有资格拥有北京市的户籍，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火灾后北京市的「整治」使大量外地务工者流离失所。中共媒体也一直在煽动地域歧视。在各种负面新闻和案件中，中共总是要强调人的东北和河南人身份。这些外省人喜欢「偷井盖」，喜欢酗酒，口音是粗俗的，文化是下贱的，品格是卑劣的，在「大下岗」中失业的东北国企员工纯属「好吃懒做」、「自作自受」。

地域歧视的本质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工人阶级，遭受这一反动思潮影响不大。虽然没有良好的待遇，但是全国各地的工人仍然赴往武汉建设方舱医院；各地的劳动者们誌愿无偿捐赠物资、加班加点製造防疫用品……这一过程中他们是怎样忍受中共官僚的吃拿卡要、资产阶级的压榨和利用的，我们对此倍感痛心，不能把他们的无私和光荣归到官僚与资本家上去。

地域歧视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中国的官僚大资产阶级煽动小市民仇恨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在社会问题上转移矛盾，并着手对这些进入中国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边缘地区劳动者进行镇压。基于工人斗争的考量，加上建立独立工运的需要，地域歧视是不能被忽略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资产阶级想怎样培育排外思想，怎样分裂中国各地的劳动者。为了保卫中国劳动者，消灭地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地域歧视，坚持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

中国：中共利用两会通过反动法案戕害女权

今年两会代表打着「人民的名义」在会议中提出和通过了不利于女性利益的法案，自导自演了一场可笑的闹剧，无疑是对中共独裁体製罔顾百姓权益尊严的最形象见证。

在此番会议上，一个极具焦点与争议声的问题就是关于「离婚冷静期」的法案。离婚冷静期是指夫妻离婚时，政府强製要求双方暂时分开考虑清楚后再行决定是否继续离婚。仅仅在政府机关实施。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面对舆论的一片哗然，中共的喉舌——各大官媒先后发布所谓专家的解释，强调仅适用于协议离婚。

面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条文，妇女们深知如果通过必将进一步侵害自己所剩无几的权益，她们通过国内各大社交平臺——微博、微信、QQ以及知乎，通过发布文章，发起网络投票，转发评论点贊的方式，鲜明地指出法案只会助长不公平不正义之风，呼吁抵製。最终被禁评被删文被无视，法案通过。

不平等犹在

至今在中国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落后思维依然浓厚。一方面，这种思维导致了男多女少的人口现状（很多女性生命在被检查出来后即被堕胎），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很多男性结婚的焦虑（竞争压力加大，没有足够资本的话很难拥有妻子）。重男轻女歧视女性的氛围下，家暴频发又导致不少女性恐婚。

然而离婚冷静期并不能保障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因为目前所谓的婚姻与家庭本身就是建立在剥削与压迫的基础上的！这必然只能引发另一种结果，那就是越来越多人恐惧结婚，拒绝结婚。当下有一句名言，男生努力赚钱是为了结婚，有一个舒坦的家庭享受，女生努力赚钱是为了避免结婚，不沦为家庭的奴隶。

在中共的体製下，如今社会主流舆论与法律实践，将女性同胞视为低等公民，把女人的命不当命，将她们从工作竞争中逼回家庭，在家庭中做牛做马。

在中国復辟资本主义以来，女权不断倒退，女工的工作趋于低薪和不稳定，而核心家庭的观念不断加强，牢牢巩固了女性的性别定型。核心家庭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维稳工具，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变得更为专製，自然也更加需要用父权主义和家长製来压製妇女的自由，以削弱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只有在工人阶级群众政党的领导下，为女性的经济平等地位而斗争，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业权利、建立公共服务以消灭妇女的家务负担，才可以从根本上消灭歧视女性的观念。而这需要彻底反对极权与资本主义。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湖南: 另一场毒奶粉丑闻

5月上旬，中国湖南省爆发「大头娃娃」事件，有多名婴孩因饮用「倍氨敏」的假奶粉而导致头骨畸形并患上佝偻病，而涉事的厂商湖南唯乐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所谓「合法商家」。事实上这是在郴州市半年内爆发第二起的假奶粉事件，而上一次则是2019年12月的「舒儿呔」事件，当时涉事厂商勾结着郴州市唯一的「三甲医院」向家长推销假奶粉。这揭露出从製造商到医院到销售通路构成了一个官僚腐败政权与资本利益荼毒婴孩的一条黑心结构。

奶粉的厂商一方面勾结地方的医院，以一罐60元的回扣，让医生推销；另一方面则掩盖事实要求店铺贩卖。依网络上曾在母婴店工作的网友指出，厂商的销售员就指出该产品是专售于婴孩食用，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营养的固体饮料，食用过多会导致营养不良。事件爆发后，地方的建委会、工商局一度的消极对待，直到社会上出现了巨大愤怒才开始介入，但仍施以非常轻的惩处，仅罚销售商200万元，并撤职一名医生一年，但生产厂家没有被罚，事后的赔偿也还未彻底地落实，这也再次反映了中共官僚的腐败处事态度。

以儿童利益为幌子

湖南大头娃娃爆发以后，甚至有江西的家长透露自己曾依医生建议买过名为佳瑞宝的假奶粉，而该产品不仅出现在母婴房，江西、北京等地方上的超商都有出现。在中国不论是毒奶粉还是假奶粉的事件层出不穷。从2003年的安徽劣质奶粉到三鹿毒奶粉等等，每起事件都反应了资方如何为了利润不顾并且和官僚甚至是私人的医疗机构勾结，罔顾工人阶级的儿童的健康。

中共政权散布的民族主义意识，好比「孩子是祖国的花儿，少年强则国强」等等，不过是用来掩盖自身的腐败及亲资的真面目。我们必须要将婴儿健康食品的生产收归于国有，由工人阶级成立的独立工会来民主的控製，并且扩大医疗资源，让医疗机构真正可以照顾工人阶级的健康。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计划经济，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捍卫儿童的健康。

中国：「医护英雄」被暴政欺骗、盗窃及滥用

据报道在五月一号于咸阳市妇幼保健院四十余名在一线奋战的医护由于所谓人才优化被「自愿辞职」且「保证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利」（其中有26名为护士）。事件被曝光后引发了群众的愤怒，而在围攻之下院方却宣称此事为「不实报道，或被国外敌对势力利用」。

讽刺的是，在上个月初，这批被资遣的医护中大部分人刚刚从支援湖北抗疫归来，院方甚至举办了仪式并称他们是英雄。但这些支援的医护人员不仅没有获得到应得的补贴，甚至也因为疫情期间医院亏损而被资遣。支援湖北抗疫的医护人员仍有高达五成未获得补贴，同样全国有高达8成的医护人员在防疫其皆没有获得到任何的补助。甚至在封城的期间有36.4%的医护人员收入减少了三到五成。

被牺牲的医护英雄

今天中国的地方债务高达了8万亿美元，甚至在去年底还出现医院为了补贴债务要求医护人员自掏腰报认购债务。这次的事件就是为了在经济危机下降低地方债务的压力而削减医护人员的劳动力成本，将贪汙腐败的成本转嫁在基层的劳动者身上。

之后透过了医护的斗争和社会上群众的愤怒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下院长已被撤职，而医护们也已接到返岗通知并进行劳动仲裁。这证明了群众斗争是对抗院方、资本家和中共政权最有力的方式。中国的基层劳动者需要组织起独立工会，在疫症期间我们更看清独裁的政权与资本主义体製对基层所带来的严重打击。独立工会是不可或缺的武器，同时要将医疗资源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的管理，并且近一步地扩大公共医疗开支，取消中共贪汙腐败所造成的医院的巨大不良债务。

中共的独裁政权想利用将医护人员「英雄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掩盖独裁政权在防疫上的无能以及转移群众的视线。并利用所谓的「境外势力」来合理化对工人阶级的打压。这反映了中共政权是变得越来越脆弱，仅剩下民族主义的手段来维持其威信。我们全力声援中国医护工人为权利而斗争！

中国：迪士尼《花木兰》电影广遭负评与抵製

2020年9月4日，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资製作的电影《花木兰》上映。该片内容改编自同名中国民间传说，主要描述一名代父从军的传奇女性人物花木兰。长期以来，好莱坞被指责存在被白人垄断、白人饰演非白人角色的问题，华人自然难以在其中施展拳脚。直到好莱坞、迪士尼日趋看重中国市场、与中国电影界合作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现中国元素。今次该片云集刘亦菲、甄子丹、巩俐和李连杰等多名华人影星。然而，从2019年8月开始，影片就惹来相当多的争议。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运动，《花木兰》主演刘亦菲于新浪微博表态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于脸书庆祝香港国安法实施。该片在片尾感谢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吐鲁番公共安全局等多个中共及中国政府机关，而吐鲁番公共安全局负责关押上百万维吾尔族人的「再教育营」。考虑到电影于2018年8月开拍，剧组应是在中共于2017年升级对新疆镇压后前往当地的，因此也被质疑是否剥削少数民族劳工，或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臺、泰国民主人士发起抵製行动，随后该抵製行动扩大到韩国、美国等地。

除上述政治问题，《花木兰》的剧情也存在诸多瑕疵，即使在中国也招致很多负评。原作《木兰辞》并未记载木兰所处之年代、年龄、籍贯、居住地，但是可以确定故事发生地对应今天的中国北方，年代应该在北魏；而电影中出现了中国南方、宋朝才开始有的土楼，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应是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建立功勛的令人振奋的故事，但电影却把原意改编成了生硬的「孝」。可见，考证不严谨、对中国元素错误应用，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的仍是西方人对东方的臆想（即「东方主义」）。本来是一套向中共献媚的电影，却被《环球时报》批评为「艺术水平低下」，实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电影《达赖的一生》（被视为对达赖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权，还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创动画片《花木兰》被迫推迟一年在中国上映，且票房成绩很差。今天，随着中国资本进军，为了保住中国市场，维持自身收入，好莱坞会对自己的电影先进行自我审查，删改之后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异博士》删除了一个藏人主角，以避免电影因为西藏议题在中国遭封杀。

对于电影在新疆取景的问题，美国19名跨党派国会议员询问迪士尼相关细节，然而其中包括卢比奥、克鲁兹在内，有不少都是公开的亲资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至于民主运动人士发起的抵製行动，有进步的一面，因为中国确实存在民主权利被打压、少数民族受到特别压迫等问题，而有一定组织、串连多国的抵製行动有可能引发更多普通民众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註。然而，抵製行动的发起人大多对美国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动也会被美帝国主义操弄，从而疏远中国大陆甚至海外工人群众。况且，抵製行动成效不佳，《花木兰》在臺湾和泰国上映两周后，票房分别达到196万和230万美元，在臺湾更登上全臺新片票房冠军。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影业必然被资本控製，拍摄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大部分电影公司则为了追逐流量、票房、奖项等因素而製作电影，将利润置于观众爱好之上。只有摆脱独裁政权的控製，并且消除商业市场的因素，电影艺术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发展。

中国：亲习与反习派内斗升温

中共政权正面临着国内外加深的冲突及矛盾。感受到危机重重的统治阶级，都为求自保派系的利益而采取不同的统治策略及方针。这种分歧使中共党陷入剧烈的权斗风暴。这不仅只是关乎到个人的统治权力，而是关乎到整个统治集团，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不同派系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越来越难以平衡并协调一致。中共权斗往往为了表面团结而极力掩盖分歧，他们害怕分歧曝露于公众面前而使权威受损。因此，现今权斗公开化表现了政权一定程度的失控，深陷危机。中美合作及全球化时代正式终结的处境中也让中共内斗越来越公开化。

过去习近平集权一身，在2018年修宪称帝，都是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所导致的统治危机之上。中共政权意识到过去的派系分权的统治模式使「政令不出中南海」，面对国内民怨和国际衡突需要更强硬的民族主义，而中共不能再用旧有统治方式，唯有寄望由个人统治来有力推动资本主义市场化、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及镇压群众斗争来挽救统治。但过度僵化的个人统治不断製造的新冲突中陷入更大的泥淖。中共内部对于习近平统治的绝望感越来越强烈。

当前公开权斗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首的是自八九以来最高级别的官员之间的。李克强所代表的团派，过去在习近平统治时期遭受打击，权力受到大大削弱。习近平将军队、政治、国安和外交权力都集于一身，而贵为国务院总理仅有的经济决策权也越来越缩窄，使李克强多年来都相当低调。

正当习统治出现危机之时，李的伺机反击不会是他的个人决定，背后是由中共更广泛的统治阶级中的不满情绪所推动的。而反习势力并不限于团派，还有过去同样被清洗的江派、退休官员，甚至部分是习近平所属的太子党。「反习派系」并没有共同的政纲，其内部利益也有互相矛盾，所以并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

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在港臺疆蒙地区都造成反弹，而战狼外交政策更使中国陷入孤立。他们恐惧自己的企业因经济脱钩而利润受损，也慌张与外资利益断裂，更害怕强硬统治最终使中国面临一场革命，因此企图削弱习的权力，妄图恢復那一去不返的「正常」局面——寡头分权独裁、与西方国家友好、高经济增长换来稳定。

早在一月底，当习近平因疫症危机而消失一星期，而李克强则率先高调访问武汉，就已表现出了权斗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似乎出现了两个领导，两种政纲。习近平在五月提出的内循环，意思是刺激国内消费来推动增长，就地受到党内敌对势力的质疑。李克强之后提出消费是「经济恢復的薄弱环节」，并反其道的提出「六稳」政策，主张恢復外贸与吸引外资来降低失业率。习李在巡视水灾期间互相竞争，两方提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地区以及经济方针。

双循环

所谓的「双循环」实质上也不过是将温家宝在2007年提出的刺激内需的政策重新包装，这政策从未成功。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的经济政策，都没有丝毫的反资或是「改良」的内容，并不能为工人阶级带来任何的帮助，也不会防范下一个时期的经济恶化。因为整个中共及各派系都不可能逃脱资本主义经济製造出的周期性灾难。

整肃贪腐实质上也是内斗的手段之一。首先是针对公安部，据报导这两个月以来已经有高达了35名周永康派系（也就是所谓的上海帮）的政法高官遭到清算，公安部进行的授旗大典由国务院改成中央直接掌控。

党内公开批评习近平的异己者也接续遭受到清算，包括太子党任誌强，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到耿潇男夫妻。这些人发表对习的批评，其措辞比港臺「民主派」更尖锐。例如蔡霞指中共是「政治殭尸」，指「习近平不下臺中共将全面瓦解」。他们所代表的势力，是那些过往通过中共赋予的特权获得了在西方的政圈人脉或资本利益，又或者在中国的企业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现在担心中美冲突会危害自己。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主张对独裁进行有限的改革，满足私人资本家要求——市场自由化、减少国家干预权力、让更多统治派系瓜分利益。他们不会支持真正的民主权利，例如结社自由、独立工会，选举自由等。习近平为了捍卫统治地位而杀鸡儆猴，权力斗争很可能会扩大至其他的派系。

在疫情爆发以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更加的深化，中美两大帝国的冲突更加尖锐。习近平为了在新的危机当中巩固权力，只能进一步推动战狼外交和强硬镇压。这不仅是为了向外国宣示实力，也要震摄党内敌对派系，树立统治威信。港版国安法之所以迅速推行，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国製造2025的结果都适得其反，大量的经济资源耗费，并与全球资本主义产生剧烈的冲突。在美帝国主义驱使下，欧美日以至其他小国的右翼政客都推动中国经济脱钩，藉此向施加压力。中共不断激化地缘军事冲突，使外交关系紧张，只是显露出习对自身旳统治没有安全感，唯有透过粗暴手段来彰显他的力量。但这只是去製造出更大的矛盾和新的危机，从香港，内蒙古到印度，激起了全球大规模的反中情绪。反习派别在这种压力驱使下，越来越感到要製衡习的权力，阻止他的路线。若果形势更为严峻，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有推翻他的必要。

预计在十月举行的五中全会可为我们对中共权斗实况提供更多线索。距离2022年只有两年，中共内容相信已开始讨论二十大的党领导人选问题，在商讨继任人的同时迫使习作出让步。现在只能判断习近平的连任并不是十拿九稳，预计他会把清洗行动升级，确保自己连任。反习派系的声势虽然有增长，但距离在2022年彻底拉倒习近平还有相当大的实力差距。根据报导，现在习近平有计划恢復党主席的身分，为延续第三期任作准备。因为中共的潜规则并不容许党总书记连任两届，而国家主席实则上只是无实权的虚衔，所以需要新设党主席一职来确保党的实权在握。

未来发展

五中全会可以揭示的几个未来发展：

习近平大获全胜，并且透过党主席的身分近一步地巩固他的地位，这会在短暂的时间暂缓党内的恶斗，但习近平的地位受到进一步地巩固，也意味着他的强硬作风会变本加厉，并製造更大而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就像是对内蒙古的汉语教育的推动。即便是在短期内可以透过高度的镇压来换来稳定，但只会让政权埋下更巨大的炸弹，中共内斗未来可再次激化，并将会比这几个月来更加的剧烈。

另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统治被削弱，要和不同的派别作出妥协。国家机器集权后要分权是极为困难的，而且帝国主义衡突的战线已开，西方会借机迫使中共作出更大的让步，使中共统治菁英进退两难。而即便中共的统治不再行个人独裁，重返回邓小平所提倡的「集体领导」的模式也无法保证避免危机恶化，充其量的是缓和习近平的强硬镇压和外交政策，为中共争取短暂的蜜月期。权斗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将会以新的形式继续。在资本主义底下威权或是民主都无法解决这些危机。

不论最终在五中全会上面，中共内部达成了甚么样的协议或是权衡，这些平衡都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就像是中美在疫情爆发以前的贸易协议一样，在一个危机持续深化的局面当中，任何的协议在新的矛盾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习近平所举办的防疫表彰大会因为没有李文亮，在中国遭受到许多网络的挞伐。同样的李克强提出的地摊经济虽然受到习派的封锁，但根据报导在8月之后也有各个城市，包括厦门及深圳恢復起地摊经济。这些都显露出政权对于治理的方式陷入分歧以及混乱。对于群众来说，早晚都会感受到政权混乱，揭穿政权的外强中干，因此加强危机意识并想寻求出路。群众会开始寻找工人阶级的出路，变得更有信心挑战独裁。

我们彻头彻尾的反对整个中共，不会寄望于任何一个派系。中共所有的派系只是用各种的小修小补来设法延续专政，并且主张牺牲工人阶级来强化中国资本主义。我们是需要建立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建设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在新的斗争局势到来时终结资本剥削。

中国：出现粮食危机吗？

最近，在中国已经沉寂多年的「节约粮食」口号又出现了。在中美对抗，新冠肺炎肆虐，洪灾余波未平的背景下，习近平做出「製止餐饮浪费行为」的指示，各级机关也随之跟进各种形式主义运动，比如所谓「光盘行动」，比如多个地方政府的「n-1」,「n-2」模式（提倡点菜数量为用餐人数减去1或者2），官媒更是点名批评在网络上表演吃东西的「吃播」是在「浪费食物」。讽刺的是仅仅在两个月前，官媒犹在吹捧「吃播」能打造完整的商业链「刺激经济」。

粮食危机？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粮食危机，截至8月5日，中国主产区夏粮小麦收购同比减少938.3万吨，约20%。同时上半年小麦进口量几乎翻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7月和8月食品价格分别同比上涨13.2%和11.2%。南方最大的大米交易市场的稻谷收购商表示，今年的早稻不允许直接卖给米厂了，只能卖给国家粮库，这是过去二十年来首次实行这一统购政策。

有不少中国媒体声称这只是正常现象，中国并不存在粮食危机，但是民间的还是出现了恐慌情绪。粮食危机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疫情影响农产品加工、运输和消费，上半年洪灾使得很多农田欠收甚至绝收，中美对抗的贸易战以及之前多国对于农产品出口的限製。但是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本身。

首先，城市化是资本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中国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几乎占据所有的资源。2019年中国城市人口平均收入是农村人口的2.66倍，其中资本性收入更是达到了10倍以上，2000年以来，中国农村劳动人口每年流失600万，当小农经济受到城市化的冲击，贫困的农民进城打工，土地抛荒几乎是必然的现象。

另外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中国耕地也正受到各种汙染的威胁，从工业非法排放，到除草剂，化肥和塑料薄膜的残留，目前全球有20%的耕地退化，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是40%。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使得瘟疫肆虐，从去年的猪瘟到今年的肺炎，都是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资本破坏森林和各种栖息地，野生动物被迫地离人类更近，并带了来病毒。大规模的集约化的养殖为病毒快速爆发提供了环境，中国东南沿海从福建到广东几乎每一个海湾都被密密麻麻的水产养殖场挤满，五月时三省曾爆发大规模「渔瘟」（鱼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极高密度养殖的环境下迅速席卷各养殖场，造成鱼类水产大批死亡。而抗生素的滥用让病毒的毒性不断累积，直到可以威胁人类的生命。事实上，这次的官方的说法会令民众恐慌，也有宣传口径变化太快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关于节约粮食的宣传就越来越少，乃至最后成为了只在食堂出现的例行标语。

官僚腐败

中国的粮食政策的问题有另一大源头，官僚腐败。2015年的中储粮贪汙案就了引爆舆论，粮仓官员和粮商互为表裏，用旧粮充新粮，甚至在库粮食都不用动一下——只要账本上的改动就等于获利无数。无独有偶，近年来黑龙江、吉林、江西等地，面对中央巡视组，储备粮仓接连失火，民众普遍怀疑这些又是为了掩盖官员贪汙的「被失火」，戏称「巡视组一来，粮仓就起火」。

2018年爆出新闻，江苏一所小学8.5元的午餐费中就有5元被各级领导克扣，用参杂淀粉的火腿肠代替纯肉——这还是在中国富裕沿海省份的情况，经过巡查，该地市委巡查称「90%的学校在食材采购中弄虚作假，80%的学校食堂没有监管」。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6.64亿吨，进口1.06亿吨，进口主要原因不是产量不足，而是进口更便宜。但为免谷贱伤农，又不得不作出钜额农业补贴。这又给了官僚上下其手的腐败空间，将大量无人耕作的农地抛荒，长满杂草以骗取补贴。

官僚主义的弊病无法用另一个官僚机构来消除，无论有多少巡视组和监察机关，都只是用来平息人民愤怒的表面手段。在这个关头当局强调节约粮食，怕的是在中美对抗，局势紧张时发生粮食危机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当粮食政策不再是为了人民福祉而设，任何官方发起的「运动」、「宣传」，都只是各级官僚的任务和政绩甚至钱袋，并且任何储备、产量、面积数据都很难再反映真实情况。

粮食纲领

工人阶级需要有独立的粮食委员会，监督粮食生产的安全和存库，把粮食的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放在人民可以看到的地方，减少不必要的运输和保存期间的浪费。此外，只有在公有製的基础上，即将粮食生产企业全面公有化，并投资在安全和环保的耕作技术和设备之上，避免更多的环境灾害，也可以给农民合理平等的收入和生活条件。

公有粮食企业应由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管理层人员只能领取工人薪金，并且可以随时被罢免，以阻止官僚从中腐败和榨取资源。工人阶级可以民主规划粮食的产量和库存量，以免利润製度造成的短缺和涨价。

社会主义者主张停止中美贸易战，全国以至世界各国的贸易应由工人阶级的民主管控，才能促进国际合作的粮食生产和分配，防止一时一地的灾害造成严重的后果，也防止资本主义各国为竞逐市场而爆发冲突。只有打倒资本主义，才能打倒「浪费」有理的逻辑，只有打倒官僚主义，才能打倒粮食上的「蛀虫」。只有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才能建立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生产体系和能切实满足人民健康生活需求的分配体系。

中国：奶业问题

7月9日，微信公众号写手王小七发布文章《深扒蒙牛伊利6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痛斥中国垄断奶业犯下的「六宗罪」，包括串通政府部门和官僚引发恶性竞争排挤对手、为扩大产量稀释牛奶而添加各种化学品等。此文在中国互联网迅速传播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註。很快，中国乳製品工业协会称文章内容不实，并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删除该文章，取消微信号，责惩作者公开承认错误并向伊利、蒙牛及中国乳製品行业道歉以消除影响。据透露，写手本人于7月18日被上海警方带走，并拘留于闵行区华漕派出所。

在中国，奶业市场由垄断资本控製与支配。从2005年2月2日多家企业联合左右国家标准、2008年中国奶製品汙染事件、2018年串谋官僚跨省抓捕作家刘成昆与山西奶农郭玉珍，截止到今年5月湖南毒奶粉丑闻，奶业资本作的恶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民众受害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享受」垄断奶业资本带来的「福润」：全世界最高的婴幼儿奶粉价格、平价奶频繁的质量问题与被誉为全球最低标准的《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以蒙牛、伊利为代表的垄断奶业资本已经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捆绑，洗白者也多利用此进行辩护，称购买其产品是为保护所谓本国民族企业不被外国资本吞并，以此来掩盖奶业资本扩张中的种种罪行。

从2008年婴幼儿奶粉被爆出含有致癌的三聚氰胺开始，中国奶业便彻底毁掉了自身的信誉，「毒奶粉」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噩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的维权者郭利遭到雅士利乳业公司诱导式谈判，被雅士利以敲诈勒索的名义举报。郭利本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山西人郭玉珍，一位为伊利提供奶源的奶农，于2018年因发布揭露伊利罪行的文章而被跨省抓捕。其案件一度被两次退侦、三次延长起诉期限，并被判处一年的监禁。政府部门与资本已经紧紧勾结在了一起，共同欺压毒害工人阶级。

蒙牛和伊利却借机三聚氰胺事件以「不得向奶製品投放工业原料」为由反过来要求政府降低检验标准，推动2010年《中国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实施，此标准远低于欧盟或是美国标准——工人阶级因为毒奶粉的牺牲并没有（也不可能）换来奶业的改良，相反，却换来了更多的细菌和更少的蛋白质。中国奶业市场变为更深层次的韭菜收割厂。

三聚氰胺事件距今已十年已久，但同克拉玛依大火案中「让领导先走」和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一样，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民众。即使是到了今日，中国网民谈论到国产奶粉时，仍喜欢提及三鹿以抒发自己的不满。

事实上，此事件揭发出胡、温时代官僚系统的极度腐朽——从2008年2月25日第一例问题奶粉回厂送验，当事人所发帖被封杀，到9月8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指令，新西兰官员向中国政府报告，中国政府方才开始严肃对待。当中整整半年的过程中，毒奶粉问题被各级官僚打压、封杀、草草了事！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至2008年12月底，累计报告患病儿童29.6万人，住院治疗52,898人。

9月，温家宝多次巡查地方，称其心裏感到非常不安及内疚，对不起大家。他批评部分企业没良心，欠缺社会道德，但实际上，中国中宣部早已下令禁止中国内地媒体擅自报道三鹿事件，一律要以官方公布或新华社报道为准。工人阶级及其他受害民众渴求法律援助的路子被完全堵死。2010年11月，在毒奶粉工厂前发动民众抗议的赵连海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处两年半的有期徒刑。

民众的呼声唤不醒一臺装睡的机器——整整半年全国民众儿童惨遭毒害，最后引起政权认真对待的还只能靠外国政府的一纸声明！说明中共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人国民受害，也不在乎无组织的民众零星的抗争，其宣传的一切或是对民众的承诺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为其服务，而不会变为真正落实到工人手裏。

毫无寸进

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业环境得到了改善吗？答案是否定的。2012年某西安实习生发布了其在蒙牛冰激凌代加工点的实习记录——脏乱差的环境、回收不合卫生标准的废品重用、拥挤的宿舍、12小时工作製、一人一岗的流水线、罚款製度及流水线上监控的监视……臭名昭着的19世纪血汗工厂像是回光返照般在中国狠狠扎根，并由独裁政府庇护。

独裁政府与垄断资本狼狈为奸坑害普罗大众，妄图中共上层改良也只能是魔怔的幻想。我们应当认清独裁政府与资本主义体製的本质，认清仅凭个人的力量不可能争取到斗争的胜利，并意识到群众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应当认识到：群众需要全面的言论及新闻自由，反对任何消息封锁；组建基层劳动者独立自主的工会，实施八小工作製及优良的工作环境；消费者需要独立的委员会，调查食品安全问题，并有权严惩製造有害食品的企业高层；国有化大型奶製品企业、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监督生产；企业管理层只能领取工人阶级的薪金，不能享有经济特权，并且可以随时被罢，避免权力独大和官商勾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彻底摆脱中国奶业的阴霾及破除对工人压迫的出路。

中国：中共政权外交屡遭碰壁

在国际上，中共政权越发遭到孤立。自从中国外长王毅出访欧洲，中共的处境更是糟糕。8月25日至9月1日，王毅访问了欧盟五国，期间遭遇一路冷遇、谴责和抗议。访问意大利、法国等国时，王毅也被当地官员问及华为、新疆人权问题和香港民主运动等话题。七大工业国集团（G7）之一的意大利在去年融入了中国「一带一路」、成为该计划在欧洲的「桥头堡」，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不给王毅面子，见面时直截了当提及香港局势。

新冠疫症爆发以来，由于美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因为全球格局改变迫使欧盟也是跟随步伐，欧盟大大转变了立场，反中立场越来越强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首次欧盟国情咨文演讲中便强调，中国是「一个系统性对手」。

美国施压的举动在华为问题最突出——欧盟多国受到美国压力，在8月纷纷宣布抵製华为5G通信设备。现时比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都正式排除华为。德国的科技业由于极为依赖中国，总理默克尔一直拒绝正式排除华为，但在国防部及美国的压力下，现时也加强对其的通讯审查。

随着全球产业链变动，中美经济步向脱钩，德国近期正推动「印太政策指导方针」，呼吁从中国分散投资，加强对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其他印太国家的合作。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的双循环战略意味着减少对德国商品的进口，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德合作减少、竞争更多。

但更重要的是，欧盟对抗新冠肺炎不力、经济大幅下滑，各国政府的统治都陷入严重危机，需要像美国那样用中国问题来转移国内群众不满的视线，展现自身「大国」形象。

欧盟是近期才转变立场，变得更强硬对抗中国。因着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过去两年欧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强硬反中，而是在中美间采采取温和暧昩的立场。

2018年7月中欧峰会以来，中国设法拉拢欧盟抗美，但完全没有成功使欧盟加入中方阵营。即使欧盟拒绝与中国联合对美国采取行动，中国也一直避免与欧盟有更大冲突。今年3月底、4月初，中共利用「口罩外交」试图提升自身国际（包括在欧盟的）地位，但因为出口的口罩和检测试剂合格率太低而失败。8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东欧国家，相信是希望拉拢欧盟国家遏製中国。自然，中共也会派出王毅访问欧洲，但从此行可能处处碰壁。

然而，这不代表欧美会组成坚实的反中联盟。欧盟企图保持战略独立性，加强自己在世界地缘政治的实力。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也步入绷紧。全球的保护主义抬头，欧美之间的贸易战也在加剧。例如，10月初，针对美国政府对于波音公司的巨额补贴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定欧盟可对美国的价值近4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贸易采取反措施。同时，欧盟也试图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以及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在气候协议、个人资料保护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之间也有不少冲突。

在中共正陷入四面楚歌境地之时，很多反对中共独裁的人会寄望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的支持，不少「加速主义」信奉者也会寄望外国政府製裁中共，让爆炸性社会动荡在中国来得更快些。但社会主义者不只反对中共独裁，对于外国资产阶级政府也不抱任何期望，因为他们也只是在无力处理本国危机、无法从中国恢復生产享受经济成长红利，才采取对中共强硬的姿态，并纵容、煽动民族主义来分化工人群众，并反过来助长中共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意识。真正令中国乃至全球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方式，仍然是工人阶级不分国籍团结斗争对抗世界资本主义。

中国苏州文明码遭遇滑铁卢—「文明」或是「野蛮」？

自从习近平上臺以来，面对国内外的一系列经济与外交事务的困境，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社会的控製力度，特别是利用现代科技建立起一张复盖全中国的「天网」。2020年9月3日，苏州码的升级版「苏州文明码」上线。据悉这一文明码以1000分满分，若市民有任何「不文明」行为——包括违法违规或部分合法行为——都会被扣除相应分数。如果分数不过关，则可能在日常生活和使用公共服务中处处受阻。「文明码」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刺「文明码」乃现代「良民证」，「文明码」在人为划分公民中的等级，有人质疑政府是否会把文明码变成滥用公权力的工具。没到四天时间，9月6日相关负责人即宣布「测试」结束。可以说苏州地方政府变相承认了「文明码」试验的失败，但是我们仍要警惕更多的「文明码」出现。

苏州文明码作为强化控製的产物，其出现不是第一个，在中共独裁政权被打倒之前，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中共独裁政权正利用智能手机、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新时代的生产工具建立更加严密的监控网络，自动将那些不愿意服从他们管製的人——譬如将罢工、游行示威参与者、甚至发表不满言论者定为「不文明」行为——排除在社会与公共生活之外。

民主权利意识觉醒

「文明码」看似在提倡文明、惩罚不文明，实质上不过是被国家权力异化的一种规训，其目的是赤裸裸的野蛮，也就是不断强化中共独裁统治的能力，确保威权统治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威权主义者如此青睐于新技术正在于这些技术可以减少他们实施阶级统治、镇压群众运动的成本，在过程中减少他们想像中的人为干扰因素。然而此次文明码及2019-2020年的一系列网络舆论风波都在展示事情积极的一面：一部分中国网民开始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奇迹建立在毫无顾忌地压榨公民权利之上，他们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认为有必要向中共独裁政权发出集体的反对声音。

社会主义者反对以任何形式进行的数字控製及「文明码」一类的社会控製手段，我们认为这种被国家权力扭曲的技术只能不断巩固和强化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统治作伥。提升民众的「文明素质」靠的是完善而全面的公共教育和相应的物质条件，而非通过「老大哥」式无孔不入的监控。只有通过广泛的集体行动为民众争取对抗独裁政权，废除国安和政治警察部门，并将科技企业民主公有化，才能真正避免下一个「苏州文明码」的出现。

中国：人口普查背后的社会监控与维稳

根据中国媒体报导，2020年11月1日将正式开始第七次人口普查登记。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各项准备工作既已开始，不少小区裏拉起横幅宣传积极参与人口普查的好处。根据国务院的说法，「电子化采集」也会成为此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各处的二维码张贴齐全，等着居民提前登记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一举动暗示了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利用新时代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构建一个更加严密的社会控製网络。

在此次人口普查中，不仅调查所使用的片区划分变得更加精细，对于个人信息的掌握也更加精确，譬如人口流动的情况。笔者在参与由政府主导的类似社会调查时候，也敏锐地註意到小区中的外来居民对此类调查的不信任，因为中国政府在控製居民的上心程度高于他们关心边缘群体和少数群体的程度。某个小区中的横幅写着「都是国家的宝，一个都不能少」，可以说是对人口普查赤裸裸的讽刺，并道出了政府要将普查计划精确到个人的野心。

维稳手段

自古以来，各国统治者及其仆从都知道，充分掌握精确的人口资料是增加国家政权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这样一个实施威权统治的国家更是如此，更加精确的人口数据有助于充分地了解和控製它的国民。早在2004年，中国学者刘能便指出「少数群体」如下岗工人聚集的小区最有可能孕育出製造社会不稳定的集体行动。显然中国政府试图用人口普查的方式捕捉和追踪这些流动的人口，以免他们破坏「维稳」的大好局面。政府根据人口资料所作出的城市规划，永远伴随着阶级压迫——将被边缘化的「低端人口」隔离起来，避免他们「破坏市容」和「製造混乱」，而富人则占据着社会大部分资源。

有人质疑这些个人信息是否会泄露，是否会成为「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国务院信心满满地承诺：人口普查的数据受到「严密的数据加密和脱敏技术」保护。然而我们相信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大陆读者对此只会付之一笑——推销广告、垃圾短信无时不刻不在提醒他们——中国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机製根本可以说是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只需要一点权力和一些贿赂就能把它捅出个大窟窿，各方证据表明各地政府都有参与出售民众个人讯息予商业机构，以至于堆成山的个人信息待价而沽。

数据私隐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主义者没有看到人口普查「利国利民」的一面，然而我们要的是将普查数据用在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而不是为了监控社会群体和镇压反对派，也不是为了实行阶级压迫的政策。在中国，人口普查与身份证、监控网络一并成为社会控製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去反思：人口普查究竟「利」谁的国？一直以来，政府都禁止公布无对国家的社会数据，像显示贫富差距程度的坚尼系数，多年来都是不可公开的秘密。而GDP数字多年来都充满水分，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堂堂「泱泱大国」都怎会没有能力调查真实的资料？

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控製网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也竭力收集民众隐私，一如斯诺登所揭发的美国「棱镜计划」。

社会主义者认为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是不可能真正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而独裁的中共更为如此。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通过民主委员会监督政府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被泄露。我们要求废除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控製网络信息的部门，停止一切监控和控製社会舆论的行为。只有全面民主公营的经济才能避免政府及企业为利润出卖公民个人隐私，同时利用人口数据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和资源分配。这一切只有打倒极权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实现。

中国：娱乐文艺自由被禁——见证文化审查强化的八年

广电局在今年七月颁布了二十类题材审查及规避命令，严格限製影视拍摄的内容，打压艺文创作自由。近期中共不仅提高对于新影视作品的打压，也纷纷的将过去审查核可的作品下架，包含了描绘宫廷内斗的《延禧攻略》、《如懿传》，也将一部描绘反独裁政权的《V字仇杀队》给封锁查禁。《V字仇杀队》电影影响深远，从香港的民主运动到世界各地的群众抗争，总能看到带着V面具的抗争者，这是因为该电影虽然推崇无政府派的个人英雄主义，但在当代观众的诠释中象征着反对独裁的抗争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也为施行资本主义独裁的中共政府所恐惧。这反映出中共独裁的胆怯，害怕艺术的自由创作会群众的政治意识，因此必须严密控製舆论。

8月15日，评分排在豆瓣68名的电影《V字仇杀队》（港译《V煞》；臺译《V怪客》）的页面突然消失，各大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有关该电影链接和评论也一并被删除。大量疑惑而愤怒的网友来到漫画版《V字仇杀队》的豆瓣页面下讨论，但不久评论区也被和谐。成千上万的声音瞬间被删除，就好像它们从来不存在一样。

但是仅仅在8年前的2012年，该电影一刀未剪地在央视六套播出，当时的共青团喉舌中青报表示央视播出该电影「让人大感惊喜」、「为开明喝彩」和「没有宽松氛围就没有文化繁荣」。今日再看官媒的这些言论，令人不难发现政权的危机感与不自信更为强烈。

多部作品被禁

实质上中共对于艺文自由的打压一直都存在，在2012年、一部爱情电影《颐和园》因为涉及隐涉六四革命，该片导演娄烨被下令长达五年不能拍电影。又例如2017年的韩国电影《出租车司机》讲的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这本与中共无直接联系，却因为能让人联系起六四镇压而遭到全网封禁。

今年较早，禁止未成年人每天玩网上游戏的时间。后来因为游戏动物之森的玩家在游戏内绘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谭德塞与中习近平嘲讽中共，不但下令游戏下架，甚至禁止游戏出现殭尸和疫瘟的题材，并且指游戏的地图编辑功能是用来宣扬分裂祖国。

这必然触动年轻人的神经，即使尚未被政治化的一群也强烈感受到自由被剥夺。在江泽民统治时代，中共放任媒体的娱乐八卦和色情暴力，利用拜金及纵欲主义来转移群众对政权的视线；而习近平则走向另一极端，对文艺和媒体采取家长式管製，企图利用民族主义和儒家道德来钳製群众反抗思想。

在中共独裁底下艺文创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政权恐惧艺文创作的自由将让部分艺文创作者与知识分子借此激起工人阶级与基层人民对当局的批评与厌恶。然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中，影视产业资本同样会为了利润与市场，迫使影视创作者放弃创作自由，根据美国笔会及一些知名的电影创作者指出，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本为了要瓜分中国的电影市场，也配合着中共独裁进行创作自由的审查，甚至是向中共独裁献媚。单单在2019年中国电影市场中，好莱坞影视产业资本便取得26亿美元票房进帐。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对文艺的审查，要实现真正的艺文创作自由，为着言论与创作自由而斗争！使艺文创作者不再做独裁政府的化妆师、不再仰赖资本家的脸色与市场的营利导向而过活。

中国：不仅仅是天灾——中共独裁的无能加剧灾情！

这一场1998年以来最严重的洪灾，进一步重创了早已因疫情与经济危机而岌岌可危的人民生计——独裁资本主义体製与病毒、洪灾，荼毒着中国基层人民与工人阶级的现在与未来。

每年长江在这个时候都会出现水位抬升；又恰逢东南地区的梅雨季节又起到了助推作用；而作为贪腐工程的代表——三峡大坝，从不曾让它的质疑者失望，对遏製洪水的泛滥、调节汛流没有发挥到令人满意的作用。

根据官方公布数字（根据过往劣迹，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实情更为严重），超过七千万人沦为受灾户、271人死亡或失踪、经济损失高达人民币2143亿元以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灾区遍及全国28省，紧急安置人次达469万人，对比近五年平均值高出47%。国务院扶贫小组副主任洪天云则表示，截至8月21日、恐有1.3万家户重新沦为贫困家户。而在这样的悲剧面前，中共中央现在仅落实25亿元的救灾经费——而这些钱又将流向何处呢？

根据受灾区网民的回復，他们在历年水灾泄洪后并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补助，只有部分地区象征性的发放了方便面和矿泉水作为慰劳物资，此前黄山灾民更是传来了「一百万人共得250万受灾补贴，平均一人两块五安家费」的笑话。

要切实救灾 不要作秀宣传

即便根据政府当局于8月26日所宣称的，中央与地方将合计拨款一千亿元人民币用于灾后重建。姑且不论当中将有多少公帑进入官员与资本家的口袋中，这笔预算平均于七千万名受灾户之中，每人仅得1500元的预算援助。对照之下，本年度军备预算高达1兆2680亿元。中共当局维持独裁製度的企图、扩张中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以及官僚腐败，吞噬了基层人民应得的防洪预算与建设！

面对98年后的最大洪灾，习近平神隐了将近三个月才首次公开视察灾情，而这场「视察秀」中的「灾民」，也被网民踢爆是「临时演员」。而在此之前，网路上充斥着对习的批评与不满。面对社会舆论中对习近平的批评，中共宣传部门也在7月底、8月初起加强网路管控、以杜绝各种对当局的批评与质疑，并大力渲染各种民族主义「正能量」宣传。

在当局施压之下，媒体起初有意的减少了关于洪灾的相关报道。可笑的是，国内最早的报道是一则大水淹过之后某城市出现彩虹的新闻。等到洪水来到家门口，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开始呼吁民众註意安全齐心抗洪。这导致了相关援助的滞后，比如合肥在洪水冲击的时候才开始请求物资捐赠，可是时间太赶，有心无力。

另一方面，大量讯息不发达的农民工在这时候才知道事情，想回去帮助家裏人转移物资，也是为时已晚了，人员的安危，财产的损失，又找谁算呢？在感觉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更是开始软硬兼施的把城市的大学生和乡下的农民怂恿到到一线抗洪，美其名曰：为国效力。

当局虽然能暂时以国家暴力来压製舆论中对于防洪无能、救灾不力的批评声浪，却始终不能办好防洪工程，挡下未来再有的大洪灾。

最严重时，紧邻三峡的宜昌市几乎高度与水位持平险些自身难保，差点上演「水淹金山寺」；另一方面，今年的新冠疫情也沉重打击了政府的财政，人力物力非常有限，往年喜欢借着水灾旱灾走选秀出来扮演亲民形象的官员这次都不肯出来扭几下了。

进入七月下旬，洪水的总量达到一定的高峰，一向以科学大国自诩的中国政府的先进技术貌似在洪水目前和疫情目前一样没什么效果，于是再次号召人民「舍小家保大家」。那么这次作出牺牲觉悟的重担就落到了安徽的头上。原因也很简单，上游的河南是人口大省，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下游的江苏是经济大省，承担着财政重任。于是中央贴心地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你自愿牺牲，要么主动做出牺牲。

7月20号，安徽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决定开闸爆破泄洪，将来自淮河流域的洪水留住，以完成指标，2000居民在临时紧急通知的情况下匆忙转移，大量财产被迫抛弃，开闸后，整个蒙洼蓄洪区成为一片水乡泽国，田地工厂以及来不及带走的家畜都被淹没。在过去的60年裏，该地已经成为了国家御用的泄洪区，先后开闸16次。农民们的辛勤劳作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在官僚们「舍小家保大家」的口号下化为乌有。而在整个安徽，更是遍布多个泄洪地点，自入讯以来，受灾人口到达399.2万人，被迫迁移人口66.4万。

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每年全国统一的高考不得不推迟到7月7号至8号举行。然而面对七月以来愈发严重的长江洪水，有关部门却丝毫不考虑沿岸省份学生可能无法同时参加，结果是高考当天黄山河水倒灌积水严重，歙县两千名考生只有五百名到达考场。考试连续延迟两次，不得不替换备用卷临时更改时间，给考生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但这一切只能让学生们和家长们去承担。在把高考视作改变阶级命运的国家，这是何等残忍的一件事。

在气候危机愈发剧烈、恶化的今天，未来势必将有危害更大的洪灾。社会主义者认为，群众不能信任政府的救灾工作，需要由下而上自我组织救灾委员会，安排物资和医疗资源的分配，给予受灾户全面且充裕的援助、保障其一切所需，才能阻止贪腐官员将捐款中饱私囊。而且同时需要建立民主机製以防止食品价格暴涨和投机的情况发生。需要进行符合公众集体安全的疏洪建设，就要将基建项目收归工人阶级民主管理。

对抗未来洪灾 出路在哪？

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的新闻封锁，要求公开透明灾情消息。为了调查灾情真相，需要由灾民和工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追讨合理赔偿，并严惩失职和腐败的官员。

要实现这样迫切且必要的措施，需要建设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这个由无能权贵钜富所执掌的独裁资本主义製度，并以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社会运作，如此才能将社会的巨大财富与科研技术充分用于保障基层人民之安全，并投资对抗气候危机所需的一切科研项目与各类建设，才能使未来的人们真正告别洪灾、告别人类史中至今不绝的水患。

中国：国家机器对左翼人士的镇压升级

8月14日，南京中级法院对左翼人士柴晓明在进行秘密审判，他被当局控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法院判决和刑期尚未公布，但南京检察院公诉人建议量刑3到5年。据了解，柴晓明的律师与当局签了保密协议，以确保有关其案件的消息不会被泄露。

针对柴晓明的这一案件是极大的不公义，是中共独裁对毛派和托派青年进行更广泛镇压的征兆。10月，毛派退休工人孟宪达（网站「人民之声」编辑）被当局拘留，随后被释放。两个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和柴晓明一样的是，孟宪达也是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柴晓明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大约十年前的一段时间裏，他经常与工人国际委员会（2020年更名为ISA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劳工论坛进行讨论，但随后他以政治分歧为由中断了所有联系。柴晓明于2019年被捕时，是「毛派」左翼网站「红色参考」的编辑。

最昂贵的警察国家

中国的秘密审判意味着被告的家人、朋友和媒体都被拒之门外。在许多情况下，被告的律师是由官方所委派的，而非自己选择的。如果当局认定犯的罪涉及「国家机密」，就会下令进行秘密审判。

中国的司法系统和法院均由中共所严密控製，定罪率超过99%。从2006年到2016年的法院统计数据显示，无罪释放的被告不到0.2%。换句话说，出庭几乎等于有罪判决。此外，大多数审判严重依赖供词，而供词又往往是在酷刑胁迫下获得的（尤其是涉及政治的案件）。如果被告不「配合」，当局就会以惩罚家人、朋友或联系人士作威胁。上述内容都是在中共控製的司法系统中司空见惯。

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机器变得更加高压独裁，遂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警察国家。政府用于「维稳」的预算大于其军事预算。最新「维稳」经费数据为2019年的人民币1.39万亿元（210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公共医疗预算的人民币1.64万亿元（2480亿美元）。

柴晓明的案件的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但他被南京市国安局拘留的时间始于2019年3月，在该案提起诉讼之前17个月。2019年9月，他被正式逮捕，表明从拘留到对他的案子正式审理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这也符合中共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模式，在审判前将其长期拘留，从中提取供词，在许多情况下，遭遇如此迫害的异议人士被迫「配合」以免加重刑罚。

佳士工人斗争

柴晓明的案件与之前的佳士工人斗争有关，当时来自中国各地的左翼青年和活跃份子为深圳一家机械厂的一群工人争取组织工会权利。这场斗争被中共独裁政权严厉镇压，揭露出中共完全反工人阶级的一面。

佳士资方拒绝批准在工厂成立工会（在中国，独立工会是非法的）。他们开除并雇用流氓暴徒殴打主要的工人代表。工人和资本家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乃威权资本主义製度的政治现实。佳士董事长潘磊和人事经理郭丽群均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人大这个伪议会中的「人民代表」皆由中共所钦选。

随工人斗争而来的警方镇压中，80多名青年和工人被捕或失踪。「红色参考」是少数几个协助传播此案消息的网站，而这正正触怒了中共政权。

到2018年底，中共当局在全国上下的大学校园内展开了镇压，并终止了许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的运作，这些社团被认为支持佳士工人斗争。在被警察拘留数月之后，多名抗争学生领袖被迫拍下「认罪视频」。柴晓明也在大约这个时候被捕。

柴晓明的唯一罪行是捍卫工人的权利，抗议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中国遭遇的残酷镇压。习近平政权对左翼青年和年长的运动人士采取日益严厉的镇压表明，当局尽管试图展现力量和稳定，但却对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受支持感到恐惧。对于新一代的中国左翼和社会主义青年来说，柴晓明的迫害只是提供了更多组织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理由。

中国：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

蚂蚁集团的庞大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混乱地取消。这显示了中共专製与中国科技业的新兴寡头资本家之间，爆发了一次重大冲突。这甚至相当于「宣战」行为，而中共当局同时也陷入不同的「战事」，包括与美国政府的冲突。据报，习近平亲自下令阻止蚂蚁上市，纵使这会对中共的市场信用带来严重打击，而同时间美国也在指控中国科技企业充当中国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国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贷业务的科技金融集团「蚂蚁集团」A股与H股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于上海创科板与香港联交所同步上市，这一上市计划涉及融资额达2300亿元人民币，上市后的估值可能高达3100亿美元，远超包括花旗与高盛集团等全球主要银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发的消息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场都引发了一波认购投机潮，A股与H股分别超额认购近900和400倍。其庞大的体量和热切的认购额使之成为人类资本史上最大的集资计划。

戛然而止

然而，这一「壮举」却在上市前两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产，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约谈马云、蚂蚁集团董事长以及执行长。同日，银保监会会同央行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管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这一规定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蚂蚁集团而来。

在此前的日子中，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雳决定，揭露了中共机器经常的矛盾而不协调的运转方式。这问题直到被送往习近平之前，也是在马云10月份的「不尊重」言论之前，似乎没有人在「掌控」事情。我们在2015年股灾和货币危机，看到了类似的缺乏协调。这些都是了解未来中国经济危机和动荡会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训。

八月底，中国证监会从受理蚂蚁的IPO（公开新股发行）申请到完成审批只花了史无前例的二十五天。从路路畅通到突然煞停，众多猜测认为是由于马云本人在十月底于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发表的演讲中，公开且尖酸地批评挖苦中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过时落伍」，触怒了当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计划。

事实上，对中国金融监管的官僚体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约谈」同日所出臺的 《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从立案起草到公开颁布，起码要花上一两年的准备时间，决非临时起意煞停蚂蚁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时间顺序是马云早知山雨欲来而在公开演讲中放手一搏，意图製造舆论声势倒迫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但这件事造成反弹并惹怒了当局，也为习近平敲响了警钟。当局的担忧，不单是马云等个别的资本家会过于「独立」和傲慢，而且他们的经济力量在未来会变得过大，能够公开迫使当局屈服于「市场力量」，连政府也控製不住他们。从政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逻辑，因为中共必须要不断展示自己为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

马云本人对外一直宣称，蚂蚁集团是一家「科技型企业」。简单而言蚂蚁集团是凭借着马云旗下的阿裏巴巴集团在中国电子商贸领域中的垄断性地位，承接了电子商贸交易过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担保、以及小额金融贷款的业务。据蚂蚁上市招股书，蚂蚁集团按业务可拆分为三大板块：以支付宝起家的电子支付平臺、以微贷、理财、保险业务构成的电子金融科技平臺和以大数据征信、区块链、海外支付等构成的创新与其他板块。可见其核心经营的是金融服务，本质上毫无疑问是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机构，甚至足以向国有银行施压，使其可能走向与中共政权核心需要相违背的方向。马云以「科技型企业」包装上市，实际上是为了回避金融业对杠杆率、资本金和准备金的监管。

危险的杠杆率

蚂蚁集团直至2020年6月，在中国促成信贷余额已高达21536亿元。翻查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财报，至2019年底，公司净资产177亿元，註册资本120亿元，即蚂蚁集团用不到200亿的本金就发放了超过2万亿贷款，杠杆率超过100倍！而这意味核心资本充足率仅0.8%，远远低于巴塞尔协议（即资本充足协定，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成员所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对银行4%的要求。固然蚂蚁集团本身不是银行，因此不受巴塞尔协议规管，但显然这个被马云称为「老人具乐部」的协定对他而言芒刺在背，时刻提醒着他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有着上千亿元的资本金缺口。

中国的金融系统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后一直存在着债务阴霾，为了降低风险，监管当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杠杆」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场的杠杆率，以防一旦爆发危机，也可控製损失。然而，全国的居民杠杆率却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过去数年稍稍降下杠杆率再次反弹，甚至创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0%，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1.4%，虽然尚不及美国次贷危机时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仅为17.9%，到2018年已暴涨至60%。相对而言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到60%的过程经过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0年，迅速暴涨的居民杠杆率亦间接地反映了贫富差距的急速扩大。

蚂蚁集团现在被指控是中国家庭债务不断增加的元凶。与此同时，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无尽矛盾，这也包含「中国特色」的製度，因为中共透过「双循环」战略来提高个人消费的计划，只能建筑于更多的消费者债务之上。民众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扩张消费开支。中共可以对蚂蚁等企业实施更严谨的限製，但却会为自己带来反效果。

同样跟美国08年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蚂蚁集团与银行的合作形式。现时蚂蚁集团与100多家银行合作，而蚂蚁的联合贷款出资比例仅为1%－5%，意味着那100多家银行相对而言承担了95%－99%的债权和坏帐风险。换句话说，蚂蚁的商业模式是寄生性的，作为中介人赚取利润，而又让国有银行承担所有风险。

同时也由于疫情的影响，蚂蚁业务的消费信贷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万亿放贷额计算，坏帐数额已达600亿，这对于那100多家合作银行而言他们的坏帐准备金可能不足以抵扣，这相当于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由于中国的信用卡业务相对较小，蚂蚁所提供的小额消费信贷迅速填补了这一空间，掌握了8亿居民的消费信贷业务，实际上已变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马云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性风险，因为中国金融还没形成系统」这番话相当讽刺，因为他正是其中一个给中国金融系统埋下了隐患的人。

股票投机

另方面，蚂蚁在国内发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怀疑。九月开始，马云通过支付宝向大众销售蚂蚁战略配售基金，集资600亿元人民币，但这主要面向一般群众的销售条款却包括了锁定18个月不得转让。但同时，蚂蚁集团内地的招股书中条款却标明「持股5%内的股东，在上市后12个月可以转让」。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国财新网公开了蚂蚁显名股东名单。股东名单中包括了国内资本以及中共国有企业，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马来西亚国库、加拿大退休金计划投资委员会，甚至包括了香港亲政府富豪李嘉诚0.54%以及董建华0.05%。

条款间的差异，意味着各大资本以及李嘉诚和董建华等个人完全可以先于普通股民提前离场，尽情在招股热潮中飙升的股值投机。

但同时，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製，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将深陷危机，加上中美冲突，中国经济亦不会乐观。而同时中共去杠杆化政策失败，居民杠杆率和宏观杠杆率创新高，债务逾期与违约率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11月10日当局宣布新草案来规管科技业的垄断行为后，中国科技企业的股票遭到抛售。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及其所为「更优胜」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资本主义专製）也正朝向暴风雨，其政治及经济矛盾正不断增加。当局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冲突，直接或间接联系到政权内部的派别权斗，而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为严重。习近平介入去阻止蚂蚁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实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发出信号，警告没有任何个人，包括中国的前首富，能够破坏习近平中共的「规矩」。但习近平的每一个新「解决方案」──无论是香港的国安法，或者是对美的强硬立场──都在製造新的危机。

马云并不代表为意识形态挑战中共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关心的只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位置。马云最恶名昭彰的是主张「996」工作，而他过去也曾贊扬邓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镇压。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计划经济才是解决方案，而非调控资本主义，不论是民主或专製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永远都会为了最多的利润而抵消和抗逆规管。我们需要将大企业公有化，这当然包括马云的商业王国，并将整个经济置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铁腕极权政权，而是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政府来实行公有製，由人民、基层工人阶级掌控及管理企业。如果这些拥有社会巨大力量的企业，交由贪婪的资本家、投机者或短视的腐败官僚所控製的话，未来这只会导致经济危机与灾难。

中国各地学生抗议监狱般封校措施

自从4月份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对大学和院校实施了严格的校园封锁。对于9月1日开始的新学期，尽管教育部在8月宣布部分放宽限製，但许多学校仍继续实行严厉的封锁措施，包括严格的出入管製、保安封锁学校出口。截至本文付梓的10月，这些措施已经引发了多个地区的学生抗议。

中国各地的大学仍处于封锁状态。全国有3700万的学生被禁止离开校园，根据官方说法，这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全国多处校园内发爆了抗争。在如此政治高压的条件下，中国学生面对的是极权统治，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中共独裁设法压製批评声音，高调宣扬说政府「战胜」了疫情和经济危机，但这些自吹自擂的假象却被学生的诉求戳破——反对宿舍恶劣不堪的卫生条件、反对学校食堂使用「地沟油」、反对不断上涨的水费、反对减少学生本已很短的洗澡时间。资金极其匮乏的教育体製，让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影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却给了企业和地方政府一共3万亿元人民币的纾困援助，然而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正是让数百万工人放无薪假和被解雇的罪魁祸首。

「五大诉求」

从东莞到合肥，学生们组织了一场场抗议，反对校方严苛的限製，他们针对水电费暴涨、禁止外卖食品、缩短上网时间等，提出了「五大诉求」。这一现象意义重大：「五大诉求」这个用语现在成为中国某些抗议活动的特征，即使诉求内容各有不同，但这是直接借用了去年以来香港群众斗争的用语。

学生们的最后一项诉求几乎可以说是香港民主抗争的迷你版，他们要求民主推选学生代表与校方直接对话，并争取学生诉求。可以预期，当局会指控好学生领袖受「国外势力挑唆」。在微博上和这些抗争有关的一个标签被浏览超过1.5亿次，随即又被审查删除。随着各地短暂发生这些反抗，学生抗争如野火般蔓延全国。

对学生的最大攻击，是把原本有7天的国定假日缩短为1天。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有2,000名学生发起游行示威，反对缩短假期。面对政权日益强化的镇压，这场示威仍将抵抗精神向前推进，甚至有望赢得胜利。

这些示威不容小觑。他们代表着青年对独裁资本主义製度深感不满，也对自己未来成为工人后将面对的高压感到愤怒。即使是高中生，也都勇敢地提出「誓死力争，还我假期」的口号，并在《告全体同学书》中写道「我们已经沉默了太久」，并且「压迫是不会随着我们的退让而收敛的」。像是「哪裏有压迫，哪裏就有反抗」这类毛语录名句，也开始受到学生欢迎。

这些校园抗争与2018年的佳士斗争有关联，当时有大约60名的左翼学生支持工人罢工，并呼吁在深圳建立独立工会。更多的学生由于极其高压的条件而没能直接参与，但他们利用秘密的网络论坛和聊天群密切关註了这场斗争，并激进化起来对抗富人和强权。

削减预算

对学生权利的限製，通常是种种打压的开端，因为资本主义下的学校製度试图培育听话的工人，以谋取未来的资本利益。对大学之超高压控製，反映了中共的真实恐惧，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的矛盾，已变得彻底不能管控。

民生也正遭受最新一波的打击，包括削减2020年教育预算 9.8％（137亿元），这无疑导致更多家庭依靠昂贵的私人补习——家长在这方面每年平均就要花费12万元，但在中国年收入低于1.2万元的就超过6亿人。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加上许多学校资源不足，造成大量低收入工人被迫在血汗条件下工作——不仅是中国恶名昭彰的血汗工厂，服务业甚至科技业亦如此。

但是，只靠反对削减预算、反对上涨费用，学生们是不能赢得胜利的。由中共主导的整个资本主义製度才是祸根。预计今年将毕业的870万大学生中，许多人将找不到工作，因此学生要把同样的抵抗精神，运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不平等现象。

学生抗议活动的英勇行为，应当激励起工人采取行动并捍卫自身利益，对抗官资联手推动的大规模裁员和工资削减。只有资本主义下处于生产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才能击败整个压迫製度。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反攻倒算，有着警察在背后支持的学校当局，开始围捕所谓的学生领袖并镇压抗议活动。中共当局十分熟悉一个伎俩，一开始会做出部分让步以分化运动，随后打压「煽动者」。但是，这并不能终结运动。中国的学生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多次引发了群众性的工人斗争，甚至是革命运动，就像1919年和1989年两次。正因如此，中共独裁政权尤其担心学生的抗议活动。最近的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同情和关註，就像一场大地震来临前的一场较小震动，标誌着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正在来临。

中国：镇压或「改良」

尽管专製当局忘乎所以地宣传其经济成就，但现实是阶级差距日益拉大，在底层穷苦百姓中对自己不断恶化的局势日益表现出沮丧和绝望。在内蒙古为例，当地生产了中国四分之一的煤炭和拥有中国最大份额的风力发电资源，但仍然有7万农户没有用上电。甚至在各省内部贫富差距也非常极端——如在广东省最富的地区深圳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的地区河源市的10倍。

当局的傀儡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在201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份额整整下降20个基点——从1983年的56.5%下跌到2005年的36.7%。同一份报告显示，「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增加了20%。（《财经》杂誌，2010年5月12日）。这些数字证实了社会主义者一直认为的，政府大规模下岗和解雇国有企业工人（70%以上），粉碎工人的抗议活动，并鼓励血汗工厂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使国家的财富从劳动力大规模地转向资本。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23.4%的工人在过去5年未有加过薪，而75.2%的工人抱怨收入的极端不平等。

可追溯至过去十年的初期，数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支持下，致力刺激国内消费以「平衡」大规模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实际上经济仍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刺激施和大规模信贷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0%，而整体经济的消费的份额从2000年的，从46.4%下降到2010年的34%，而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发展：难以负担的购买新住房的价格迫使更多的家庭增加越来越多的积蓄而非消费，而通货膨胀则使较高的零售收入掩盖了实际销售数量的变相下降。而消费者支出的主要扩张集中在相对富裕的城市新中产阶级，这一少数人口中，而并不是实际工资水平仍然很低，而且缺乏福利体系支持的大多数人口身上，这迫使人们不得不积攒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

当局在最近二十多年执行的政策培育出一个超富的资产阶级和房产业主。中国现在有96万个千万富翁，个人财富在1000万元以上。根据英文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1年4月15日），「55%的中国百万富翁的财富来自私人企业，20%是依靠快速上涨的房价炒楼而得的。」千万富翁毫无疑问是政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并已取得相当的经济话语权。正如内蒙古的煤炭大王和全国人大代表王春城和春城集团的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那些主要的资本家们正被纳入政府和准政府的体製中。事实上，在起初这一方向正好相反，那些主要的大资本家往往早年本身就是党的官员出身，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建立商业帝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网上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调查者相信新富阶层获得财富的方式与他们其「政治背景」有直接联系。

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所预见到，他曾经警告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工人阶级的失败，使得俄罗斯的斯大林官僚攫取了计划经济的权力，并在此后越来越多地威胁到社会革命和国有经济的进步，除非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才能阻止这一局面出现。正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极为精彩的分析，解释了一个基于国有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官僚集团如果能成功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将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对官僚们来说），仅仅做一个信托基金的代管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成为真正的股东才行。官僚集团在这一个决定性的概念上的胜利意味着它也就转化成为了一个新的有产阶级。」

党国体系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官僚转化的）进程发生在中共这一毛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执政党内部。这是资本家群体爆炸性增长的结果，而且由于与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彻底决裂和新的产权关系的建立，也这是（中共）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经济统治集团的工具。由于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群众性政党，（中共的蜕化）在国际范围内给工人阶级运动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从1990年代初期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到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充满矛盾，（中共的蜕化）使得资本主义製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暂时的稳固。中国的这一进程在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速进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正如维基解密所报导的，它引用自一份美国泄密的电报，「中共的政治局其实是一个商业帝国组成的小集团，他们将自己的既得利益置于普通穷苦百姓的利益之上。他们限製媒体自由以避免将黑暗的私下交易暴露给新闻界。」这份报告还註意到，在中国内部，对于前总理李鹏和其家族控製国家电力行业，负责政法的周永康石油产业，和总理温家宝的妻子张培莉控製珠宝行业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这与此前毛泽东时代相比代表着质的变化。此前，在毛主义-斯大林主义製度下，虽然官员们也涉及腐败，并根据在政府内部不同的等级和职位而享受大量特权。

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全面国有经济的条件下，即使是在如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官僚化扭曲和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计划经济体製下，这一腐化仍然存有其限製，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限製也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国家拥有的资产无论一个人能盗取多少，但是他们无法使之合法化，也不能公然将之转化为私人财产，如房产、公司所有权、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而如今在新的形势下，限製已经被彻底解除了，「共产党」和其领导层个人领导了这一蜕化的进程，他们使自己的家族变得暴富，并积累了大量的商业利益。党则成为他们在新经济製度下用来保护自己资产和经济地位的重要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向社会隐瞒了这一事实。同样地，党也作为一个秘密和等级化的组织正好合适作为调整和调节不同经济部门，不同竞争省份和不同经济集团间利益冲突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平臺。

由于物质和历史的原因，对中国而言具体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严重不同于旧的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製度，但与其他东亚国家存在相应的类似之处。它倾向于一党专製统治以维持对一个庞大、復杂和不稳定的社会的控製，——尤其是对压製工人阶级和农村群众更是如此。

不可避免地，这引起了猖獗的腐败现象，去年有146,500名官员因腐败被惩处，但其中只有不到3.5%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官员。许多「大鱼」因此得以放过，而这绝非偶然现象。正是因为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与党国体製的存在，使之成为不同的政商集团、省级团体和不同政治派别的混合的「中心」。被暴露的高级官员腐败案是很罕见的事件。通常党内部会进行准备详尽的派别谈判，以避免引发执政「不稳定」和公开的敌对。被抓住的官员都受到派系关系保护，而各派别则保护他们不那么合法的活动。

地方国家机关与私人资本沆瀣一气，使腐败日益严重。只有很少数的违纪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而许多案件则通过「双规」等党内的纪检系统方式偷偷地解决，以确保幕后交易和派别关系勾兑。避免腐败官员就如司法体系，以避免他们共处更多腐败现象，也以此掩盖腐败的真实情况和不暴露于公众眼中。据说大约有五分之四设涉及「双规」从来没有最终进入司法体系。这导致了政府反腐败的行动变得极端无效——「光打雷而不下雨」——而进一步腐蚀了党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曾经有民间传言表明这一困境，「不反腐，则亡国；反腐，则亡党。」

这一现实为近来央行人民银行的报告所揭露，据说自1990年代起有高达18,000名官员和国企高管逃往国外或失踪，带走了近8000亿元人民币（1230亿美元）。数字本身是耸人听闻的，但或许更说明问题的是这篇67页的报告在几天之内从银行的网站上被删除了。政府官员和媒体称这一数字是「不准确的」，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数字。这不是主要国家机构朝令夕改自相矛盾的唯一实例。中国的「国家实体」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越来越多出现的「不和谐」互相竞争的实体的共存。在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如此。

谢国忠预测大约1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被灰色收入或腐败所吞噬。他认为这导致严重地影响「经济效率」，并带来社会不稳定和革命的种子。（《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1年7月8日）

政权有多稳定？

在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谓的共产党试图建立新支持基础——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国家公务员和在一定程度上还剩馀（精简后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编製内员工。这些技术工人和高薪雇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工人贵族」的特征。统治集团通过各种政策以赢得他们的「忠诚」，譬如鼓励市民拥有私房产权（主要是储蓄作为投资保值），并赋予一定农村人口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当然这种忠诚度还有待经济危机的考验，并需要基于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仍然得以高速发展的情况。

当局的宣传还包括对于「不稳定」的恐惧——这一假设在于假如发生政权变化的话，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的恶化——以及民族主义和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形象。但这些政权维持统治的社会化阶层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严重的侵蚀，特别是考虑到今天在住房和商品上出现大规模的投机泡沫。

在现阶段仍然作为。许多中产阶级业主当然也对通货膨胀、痼疾般的腐败、专製压迫和对外来人口不公正感到不满和深感担忧。但他们也在当局的宣传下担心出现「不稳定」——而这真正是当局不断重復宣传的内容——这一主要想法即是——如果发生政权更替的「无政府现象」，那么情况会变得更为恶化而无法控製。

中共党国体製所反映出这种内在矛盾导致其调整的空间远远小于许多评论家的想象。而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

户籍改革？

一个当局缺乏这种调整空间的极佳例证就是户籍改革问题。外来人口即使在新的居住地居住多年以后，仍然不能享有所在城市包括公共廉租屋、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福利体系。作为歧视外来人口的基础，户籍製度也成为近来引发广东省骚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广东增城新塘骚乱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引进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类似于美国绿卡的「积分製度」，从而允许相对少数的收入高的、有技术的和教育背景的和当地公司需要的外来人口能入籍，从而躲过如终身诅咒般的「二等公民」的外地农村户口。

但同样地方政府并不想因为彻底废除户口製度，而承担需要大规模扩展的医疗保健、交通、教育和社会服务支出等成本。这将意味着增加地方税收，这反过来会令工资上升和吞噬掉雇主们的利润。当局就户籍改革问题已经争论了近二十年而总是没有任何结果。

政府的智库近来所做的一份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全面「城市化」外来人口，使他们能充分享受今天城市人口所享有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福利待遇，地方政府需要为每个外来人口花费8万元人民币。根据政府方面宣布的每年有1500万农村人口流动进入城市，这就意味着废除户籍製度的成本每年将高达难以置信的1.2万亿元人民币（1850亿美元-或者说相当于6.1%的中国外汇储备）。而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这笔费用，中央政府仅会在教育和健康医疗方面提供极少一部分的预算支持，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们而言，几乎不可能有多少积极性推动这一全面改革。

就此问题当局已经进行了近20年的争论而迄今仍然没有任何结论。2010年3月在两会前夕，当13报纸冒险就户籍改革问题发布联合社论时，各报社的编辑立即遭到了中宣部严厉的纪律处罚和威胁。而他们的「罪行」就是因为没有在小范围的范围内以政府智囊的形式反映这个问题，而是直接将之公诸于众。

2008年后推动的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在较贫穷的内陆省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它们用来掩盖资产负债表的各种媒介通过债务驱动融资热潮所推动的。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格局，因为更多的外来工开始选择留在本地省份，因为相对更容易就业。

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些沿海省份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是迫使它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应地，也出现技术含量低和劳动密集型工厂向内陆省份的方向流动，因为当地劳动力仍然丰富而便宜。地方政府为在这一产业转移中争夺份额，竞相提供廉价或免费土地、厂房、税收减免，以及众多的优惠政策。

虽然外来工人的工资（在增加工资后）仍然很低，但企业纷纷加大工作量和推行计件工资等，以抵消最低工资上升的影响。劳动力的短缺给与工人更大的博弈能力，而这也为工人更为激进的情绪所反映。内陆省份工业化的蔓延将很快带来其政治以及经济影响。这些地区的罢工将可能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特征，因为工人不再是孤立地限製在工厂区内，面对讲不同的方言的当地人——他们将更多地根植于本地小区。随着这一情况的发展，声援行动和罢工蔓延到其他地区的情况将无疑得到进一步加强。

红色文化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誌再一次正确地评论到中国的现状，「外界以为中国的统治者是全能的，统治者自己在每一个关键转变的时刻都发现了威胁」

中央政府必须始终保持微妙的平衡，而这不仅针对整个社会的各种竞争势力之间，而且也在执政的政党和国家机器内部。中国表现出「波拿巴主义」的一个特殊形式——通过委员会，而非一个「强人」决定一切。这也并非偶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极端不稳定的，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导致产生目前「相互妥协的」集体领导体製，在其中统治集团内各种势力受製与互相的「限製和平衡」而实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进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地方大员和政商集团间充满了交易与勾兑。

而政府所遵循的这一方式的问题在于，当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正在日益积累时，政府真正的自由行动——而非仅仅是空口许诺——实际上有限的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例如降低能源消耗和汙染、提高家庭消费、製止违法违规的土地销售、增加教育支出和遏製腐败等，都已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

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是否代表了政府政策的大胆转变吗？是的，但是当一方面这显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中央政府消除控製——在中央政府的认可下，允许银行、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政府获取大量贷款——而不是试图控製发展。而且事实在于这一进程是不受控製的，甚至是无法控製，而这也已经被当前信贷宽松和过渡投资所决定。这种无节製的信贷扩张仍然全面影响整个经济工作，并正在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更多的经济刺激方案很可能带来新的经济下滑，虽然这为当局赢得了时间，但是却没有考虑到长期效应。

在「全党团结」的外衣之下，正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权内部的分裂。这并不意味着出现反资本主义与支持资本主义的派别。即使是在中共党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的毛派力量也并不主张立即恢復计划经济。更重要的斗争是「新权威主义者」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前者希望进一步「完善」当下的镇压体系，而后者则是今天处于少数派，倾向西方民主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仔细地分析这些国家体製的内部冲突，以推导出合适的展望。

而2009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发起的「红色文化」运动就是其中一例。薄熙来宣传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其个人作为勇敢而广受群众欢迎的领导人的形象，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党早已支离破碎的支持和改变无处不在的腐败形象。

这项活动恢復了一些毛泽东主义的礼仪和服饰，但并没有毛泽东依靠群众，鼓吹「阶级斗争」的倾向。它包括唱「革命歌曲」、其他舞臺活动、会议和讲座。受薄熙来活动鼓舞的一些基层毛派尝试组织他们自己的红歌会和集会，但是却遭到了当地政府的镇压。毛主义共产党（地下组织）2009年在重庆组织一次会议，本以为在红色文化宣传的背景下会得以容忍，但所有的参与者均被逮捕，其中八人迄今仍在监狱中煎熬。

「唱红歌」运动本身没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或激进的特征，而主要是薄熙来用来争取明年领导层更替时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一个手段。然而，这其中包含非常强烈的专製因素，而且薄的支持者则恰恰强烈反对总理温家宝代表的一派，他们希望逐步和部分放松对镇压的力度。。而且薄熙来的宣传运动至少在公众看来，意味着自1989年镇压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固的团结变得开始疏离。

而且，在国家领导人中对此活动的态度和积极性也表现不一。它强调民族主义和中国需要依赖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发展社会。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革命时代的「纯洁」，以阻止党内官员失控的腐败。作为自大的「太子党」，薄熙来本身也是中国新一代统治者的典型代表。无论是在重庆，还是此前任大连市市长，薄熙来都大量吸引外国投资，并鼓励私人资本。2002年，薄熙来在辽宁省主政期间，曾经镇压了大规模工人抗议，并扼杀了曾经短暂出现的独立工会。工人的这一抗争运动曾经非常着名，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曾长期呼吁释放该运动的两名工人领袖肖云良和姚福信，他们是薄熙来所推动的这一镇压的牺牲品。

薄熙来在重庆推行的政策也有涉及「社会层面」，但仍然是有限的。建设「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与其说是为了低收入家庭，不如说是为了控製房地产市场价格。而且这些住房项目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售的，而不是用来出租的，而公租房事实上上是人口中最贫困阶层的最迫切需要。该计划的资金是通过出售国有土地所获得的。重庆市政府发起的另一项计划是允许农民获得城市户口，但以此为代价是要推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这些政策确实广受欢迎，但同时给政府和地产商带来明显的商业利益。

作为薄熙来的搭档，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谈到这些政策时说：「我们正在寻求20世纪80年代裏根——撒切尔似的模式。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给人民发钱，这样他们就能消费。如果经济形势足够好，失业率将会低，那么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好。」

一些毛派分子，至少在最初阶段，他们将薄熙来的政策看作是与中央政府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可能决裂。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已经解释过情况并非如此。薄熙来和此后北京当局采用一些毛时代的方式希望以此一定程度上消除当局所面临的缺乏支持的局面，并从一部分工人和青年中获取支持。为实现一个真正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政治选择的出现，我们必须从中共已经固化的政商勾结为主导的结构外去寻找道路。

针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和政府支持的对过去历史的回顾，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2007届本科生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所说的，「他们鼓励你唱革命歌曲，但不鼓励你革命，他们鼓励你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你建党」。而这部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电影却是由美国通用集团贊助拍摄的。（註：本文原采纳诸多媒体的说法「何兵讲话是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但根据读者反映，何兵的这段讲话应该发生在200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特此修正）

政治改革？

这就是中国当局特有的性质和与众不同的内部復杂性。尽管当局发出警告，但是不稳定仍然称上升趋势，而且当局也没有放松专製和控製；反而是在向与之相反的方向转变。这并不意味着当局不可能在环境影响下采取新的方针——但是这一需要有一场大规模的威胁到当局统治的群众抗争爆发才可能发生。但是，在这种状况下的向所谓的民主让步和放松专製控製等转变也许太晚了，以致于无法挽救当局。

中央党校的资深学者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曾将这描述为，政府内部存在严重的「政改恐惧症」。

到目前为止，领导层中统治集团或者说统治集团联盟仍然坚持原有立场主张进行持续的但「机敏的」镇压。他们反对任何放松政治控製的举动，担心将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抗议、地区冲突和国家机器的分裂（自1989年以来，特别是派系斗争一直隐藏在背后而不为群众所知） 。而且，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强大的工业和金融利益集团担心，如果党一旦放松权力控製，将使他们的经济特权和垄断控製受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以非常模煳的口吻呼吁政治改革，而最近一次在伦敦的会议上他又做瞭如此表态，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策。事实是，温家宝的思想并不能构成任何影响深远地动摇政治製度。他抨击「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权力製衡等。」但他的补救措施就是更加明确和独立的法律製度（「法治」和更大程度上开放媒体，而不是赋予群众投票或组织的权利。 温家宝的想法反映了中小资本家和外国资本投资者的要求，他们希望更多的法律保护以反对侵犯知识产权和更为透明的政府合同，但同时并不希望出现独立工会和不受束缚的工人阶级。

温家宝和党内改革派希望通过借助小心地增加一些「安全阀」来加强一党专製的体系，而并不是取代它。他们希望部分通过司法改革和建立更加自由的媒体从而加强私人企业的地位，并以此作为手段提升竞争压力迫使国有企业更有效使用资本。社会主义者明确反对这种论调，并明确指出，根据国际上「反垄断法」和去规则化的政策只会有利于新兴资本家而不是广大普通民众。我们指出只有工人对工业的民主管理和控製是实现真正的效率和满足公众利益的唯一途径。

虽然这些政改派在统治集团内部很大程度上属于寡不敌众。温家宝被允许一定程度上自由表达他的思想，特别是在其出访外国的时候（但是他的讲话也并不总是能在国内得以报导）。这部分是为了安抚改革派的焦虑，使他们对政治改革存有希望，尽管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相反的情况，部分也是为了给外国的政府和听众提供相同误导的印象。媒体和司法改革是外国中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投资者所乐意支持的内容。

社会主义者要对任何将希望寄托在当局主导的政治改革上的想法提出警告。正如我们同样反对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逐步发展的结果，民主也会自发地出现的想法。民主权利只有通过群众斗争才能实现。而通过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同时它需要将其他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阵营中。

不可避免的，动荡会更为经常化和更激烈，新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组织将会出现，并会学会如何保护他们自己和面对当局镇压时保持独立性。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和青年也将日益认识到在专製製度之下没有出路。

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20国峰会组织（G20）等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所贊扬的经济刺激政策虽然避免了2008-2009年出现立即的经济低迷，但未能解决任何经济方面的根本问题。相反地??，它们增加了经济对于债务驱动型投资的依赖，并製造出日益不稳定的通胀泡沫，而广大的工人和穷人正在为此承担代价。

因此，在某个阶段，中国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将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爆炸，其规模甚至可能会把最近在中东发生的事件甩到后面。在政治判断上无法未蔔先知地预测具体的时间表，但这是当前中国局势总的发展方向。

中国：贫困县「政治性清零」

中共的灭贫指标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对习近平来说，中国在今年年底前达到「小康社会」是必要的，否则会对习近平的权威造成损害。所以，官方经济数字往往与现实不符。

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宣布，该省仅剩下的9个贫困县正式「摘帽」。自此，中国国务院认定的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去除「贫困县」称号——这就是中共自2015年展开的「脱贫攻坚战」的结果。

政治性目标

1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习近平自吹自擂道，中国实现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并声称全中国人民都不愁吃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亦均有保障。但会议也承认，中国发展仍然很不平衡，仍须担忧脱贫人口就业和可能返贫的问题，仍须支持为了「脱贫攻坚战」被迫搬离家乡的人口，要确保人民基本生活品质等等。这也正呼应了李克强在今年5月底提及的中国有6亿人（约43%人口）月收入不足人民币1000元、不够在一个中等城市租到房子的情况；而在北京等大城市，最低月工资（2200元）也不足以支付起码的生活成本。

中国国内的媒体大张旗鼓宣传脱贫「成就」，声称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製度优势。部分报道并将美国拿来比烂，表示生在中国很幸福：报道美国有4000万贫困人口、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少于2000万，却不谈两国贫困标准（中国：每人年收入低于人民币2300元、折合352美元，美国：单身家庭年收入低于12760美元，家庭每多1人则增加4480美元）；报道指因为新冠肺炎，美国数百万租户付不出房租而被驱赶；但对于中国国内蛋壳公寓爆雷、年轻上班族为主的租客被驱赶，却机会主义地批判「资本」设法安抚群众，而绝口不提中国资本主义製度的问题。

不只贫困线过低，中共脱贫作假也是前科累累。早在2019年，就有河南的扶贫人员爆料，他们收到上级政府下发的「标准答案」，要求贫困户在接受领导视察时，依照这些「答案」熟练回答脱贫相关问题；也有地方政府要求贫困户挂好衣服、摆好食物，将「脱贫」大戏演得更逼真；如果有人不愿配合演戏，就可能被地方政府强製搬出县外。为此，已经有贫困户不堪住家被拆而自杀。即使是中共高层，自己恐怕也不相信脱贫真的成功。11月20日，李克强才告诫多个省份政府首长要讲真话，而这恰好也是习李内斗的又一个表现。

从前述中国贫困线、最低工资和生活成本看，即使按官方标准不贫困的人，日子也不一定好过。现在的中国，仍未真正摆脱新冠疫情，南方又遭遇持续4个月的水灾，还有潜在的粮食危机，而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不会迅速退去。中国总负债占GDP比例已攀升至335%，存在企业陆续爆雷风险。11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现11年来首次下降，降幅为0.5%，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亦下降1.5%，恐怕预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家庭消费疲弱。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即使略有下降，也仍有5.3%；面对减少的职缺，今明两年约1800万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完全不是五四宣传片《后浪》中前程似锦的模样，而是黯淡的就业前景。

真正的解决贫穷问题

面对政权内部权斗、国内经济下行和社会动荡、国际战线受挫，习近平赶着在2020年实现「脱贫大计」，作为美化自身执政的「政绩」，全然不顾贫苦大众的真实生活水平。「脱贫」之后自然不必再发扶贫补助，各地及中央政府可以省下一笔钱，而基层人民的日子依旧苦哈哈，并充斥着危机。

2020年底层60%的家庭收入都有下降，因此贫富差距扩张得比之前更快速。社会主义者指出，问题不只在于地方政府，更在于整个中共政权，及其维护的官僚专製资本主义製度。中共的脱贫宣传是不可信的。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製、自下而上的计划经济、工人民主控製和监督各产业，真正的脱贫才会实现。

二零二一年

中国：「内卷」与「入关」——利润饱和与帝国主义战争的新瓶旧酒

近期，国内网民交流讨论社会性议题的话题中，常常提及到一个概念——「内卷」。广义而言，这一概念往往会被用于解释国内各行各业以及各领域出现了过度内部竞争而造成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 

然而，网络上对「内卷」的讨论非常广泛，套用这一概念的情境亦非常多元——从日常生活琐事、到就业和职场竞争、乃至国内「决定人生」的高考，都能套用到这一概念上。但吊诡的是，每个人对「内卷」这一概念却有着不同的定义。 

「内卷」 

首先应当厘清「内卷」的定义。普遍都知道「内卷」（involution）作为一个生物学概念被引入社会学当中，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 所指的是当社会到达某一阶段后却无法进一步向更高阶段演化，而是只能在当前水平下復杂化的重復再生产，缺乏创造性。换言之就是量变不断累积，却无法达成质变的一种状态。 

而这一种概念套用在中国国内，最容易引发广泛共鸣的就是高考製度。中国高考被视为典型的内卷，原因而是在于为了在庞大的考生人数中进行淘汰和考核，受製于全国课程大纲又不允许试题和考生跳出大纲这一框架，因而只能将考试题目和内容趋于无意义的復杂化，使得考生被考核的层面往往不是学术水平或创造性，而是对各种出题手法熟悉与否和考生的答题技巧。 

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而引伸到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使得教育当局必须以一个全国统一的高考课程大纲所为统一的考核准则，否则落后省分和地区的考生根本无法竞争，高等教育名额必然进一步向发达省分和地区倾斜。 

在就业和职场上，这种情况则最常体现为「向下竞争」的加班文化。在资本家鼓吹「奉献」「奋斗」等等的措辞下，工人通过更多的无偿加班等途径以「证明自己对公司的价值」，996这种公然违法的工作条件更成为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常态。这种工作强度和时数的不断迭加亦是内卷的典型形式。事实上这种情况并非新鲜事物，日本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早已进入了这一阶段，有着大量工人在工作岗位上「过劳死」的案例。 

在中国，其实这一状态的因素在于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製復辟，市场的利润率趋向饱和后，资本本身亦同样开始进入「内卷」状态。在中国，一个有利可图的新行业可能往往只需一年半载就会吸引大量寻求增殖的资本迅速一涌而上，挤满甚至「压坏」行业的生存空间。如几年前的共享单车行业，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可见，这依然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体製下市场利润饱和而资本加强对内剥削的老问题。 

网民试图用「内卷化」一词综合各种社会衰败的现象，反映民众对社会停滞不前、无发展机会的不满，为自己的生活困境及暗淡前途提供一个客观解说。可见中共的官方宣传权威受挫，使社会意识的出现真空，各社会阶层正在寻找答案。社会开始有集体的独立思考，认知到社会製度出现问题，而不再盲目接受统治阶级的洗脑宣传，已经足够令中共有所恐惧。然而，这可让革命思想有更大酝酿的空间，但也可以形成右翼民族主义的思想。 

「入关」 

突破这一困局的想法同时亦被大量争论，其中包括所谓的「入关论」。这一充满国族主义的念头将现时中国比喻为十七世纪中期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所统治的女真政权「后金」，而把美国比喻为挤压女真族生存空间的「明朝」。认为中国应当像当时的后金一样「入关」，「征服大明」。而这其实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说辞的「中国式」翻版，以战争手段为资本掠夺和打开国外市场，占据世界资本市场更高更有利的位置。希特勒亦曾叫嚣「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最终剑没能为犁取得寸土，倒是丢失了更多的领土，并给世界带来了死亡、破坏、衰退。 

因此，现时的情况是中国资本主义復辟后，同样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瓶颈。 而历史早已证明，帝国主义战争根本不是解决方案，只会为工人群众带来最恐怖的苦难。因此，跳出这一困局的方法，就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力量，并团结国际上的工人阶级，实现世界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由政权护航的血汗科企合法杀人

中国网购行业竞争极其激烈，且随着更多的资本无序地涌入各类型网购市场，市场空间迅饱和的状态下，资本开始更丧心病狂地压榨员工。去年12月29日，社交电商企业拼多多一名年仅23岁的女员工加班至凌晨一点半，不幸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猝死。

而在本文行文之时，拼多多公司又一名任职技术开发工程师的员工在1月9日于长沙家中跳楼轻生离世。

事实上，中国工人群众早已进入了被资本超额剥削的「新常态」，这种工人疑似过劳猝死的消息甚至司空见惯得令人麻木。而这次引发关註的一点，在于事件发生后，有网民在网站「知乎」提问：「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员工加班后猝死一事？」后，拼多多官方帐号回答称基层劳动群众都是「用命换钱」，「不认为是资本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选择安逸的日子……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这类型的说辞可谓是中国资本家卸责开脱的标准答案，包括马云的「996是福报」再到刘强东称「996只是小意思」。只是这一次，跳出来为资本保驾护航的还包括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的官方号「长安剑」，其发文指：「年轻人以奋斗向上的姿态，在一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这无疑是一个悲剧」。这种涂脂抹粉的言论可谓极其令人反胃！政法委这样的一个官方机构将一个涉嫌违反《劳动法》导致员工过劳死的惨案，轻描淡写乃至舞文弄墨地描写为「在一往无前追求幸福的路上倒下了」，似乎与其遭受到的过劳剥削毫无关系似的。

劳动法如无物

根据 2019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达到 46 小时，意味着中国资方充斥违反《劳动法》的企业。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研究认为，工作超过一周 55 小时，是导致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的「足够有害证据」，但这还比996工作製少17个小时。

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20 年，除去工作和睡觉， 中国人每天的休闲时间仅为 2.42 小时，比 2018 年还要少了 25 分钟。可见，疫症带来的经济危机使长工时问题进一步恶化。

更甚者，「长安剑」又称「别有用心者一嗅到『味道』，便赶紧跑过来吃人血馒头……，以『用命换钱』『资本的问题』等一系列说辞，借机在网络平臺上，大肆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散播个人情绪化的言论……，不管有没有『带节奏』的原始意图，这都无疑是陷入道德的泥淖」言下之意，中共的「政法」机关根本不在乎这个案件中企业有否违法、员工是否过劳死、乃至不在乎全国有多少劳动者正面临同类型的困境，因为它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泥淖」。它所在乎的，是对社会不满，对现状不满，对资本剥削不满的人是抱着什么样的用心。

而在「长安剑」文章中，对拼多多唯一的批评点仅仅是在于「面对公众质疑，拼多多……应当主动承担诚信的社会责任，积极锻造诚信的社会形象……祥和社会，温暖人间」，彷佛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眼中，这血汗企业不过是一个偶然撒了个无伤大雅小谎的孩子，字裏行间尽是对「孩子」的循循善诱。实情是，这「孩子」正在残酷地奴役并迫死了为他打工的工人，而这「孩子」黄峥，正是透过这些工人的血汗和生命，累积起全国富豪榜第13位的财富！

中共是对基层民众所遭受的资本压迫的帮凶，甚至因为脱离民情而反过来质疑不满者居心何在。相对地，它却对资本温情脉脉嘘寒问暖，对血汗剥削视若无睹。对中共尚存幻想的人可以休矣，专製政权与资本家本来就是共为一体，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争取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由下而上组织起来，对抗那些由政权背书的吸血鬼。

地产公司蛋壳破产　揭示中国资本主义赌场危机

近日，中国的蛋壳公寓公司「暴雷」（资金链断裂），引起了轩然大波。蛋壳公寓是一家长租公寓运营商，于2015年成立，最多在十多个城市同时管理40多万间公寓，号称累积服务100万人以上。今年2月就有传闻说公司没有正常付给房东房租，但公司方回应说一切正常，11月，再次出现房租没有到账，租客被断水断电、客服联系不上等情况。

其后，司方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北京总部外聚集数百人维权。而房客和房东的冲突更是加剧，一方已经缴纳房租，一方没有收到房租，已经退房的也无法收回押金。导致多起恶性事件，房客有被强行赶出租房的、有持刀与房东对峙的，而广州更有一名年轻租户近来因遭房东强製清房，从18层高的高楼一跃而下。

如何盈利？

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蛋壳公寓乃至整个租房行业的盈利模式。为了抢占市场，包括蛋壳在内的各个公司都采用「高收低付」 的模式，也就是以高价租赁房源，以「优惠」方式租给房客的「亏损」式发展，而同时为了保证现金流，公司「引导」租客选择「租金贷」，通过合作银行贷款，一次性给公司一年房租，而租客之后实际上缴纳的是还款而不是房租，金融杠杆让公司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去抢占房源。

蛋壳公寓曾是共青团中央、《环球时报》等极力推荐的企业品牌，今次的破产犹如另一场P2P借贷风波一样，对中共的权威将造成大打击。所谓「国家包底」再不是稳健投资的保证。

而这种模式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虽然2017年到2020年初，蛋壳已累积亏损63亿元，负债率达97%，但2020年1月17日，蛋壳公寓在纽交所上市，当日估值27.4亿美元。但是这种不稳定的模式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快就迎来危机。

事实上，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70多家长租公寓公司相继「暴雷」。除了畸形的模式外，最根本的症结还是在于在中国被忽视的住房正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逻辑。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大量年轻人为了生计涌入这些城市，而他们也是公寓公司的主要「猎物」，据2019年的数据，北上深等大城市一居室房租收入比已经达到90%以上，而受薪者要平均工作2~5年才能购买一平方米房屋。

202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36个重点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约13%的人正在承受超过1个小时的通勤之苦。一线城市却出现许多靠房价上涨暴富，以收租为生的「新地主」。这种现象，乃至整个中国饮鸩止渴的房地产政策，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资本需要集中的劳动力，所以有了人口极端密集的大城市，同时要製造房屋短缺，因此催生了隔断房、「睡城」；资本需要增值，就利用房屋作为商品炒卖。无产阶级劳动者被资方、被房东压榨，剩下的一点点资源甚至都无法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房屋全面公有

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有合理的居住空间。多年前就有调查评估在中国今天有超过6千万间空置房屋，如果将其全部公有化，让劳动者进入居住，已可立即解决迫切的房屋问题。只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製度对人的异化，把住房看成满足人生活需求的工具，而不是资本的游乐场，从而建立健全的全民公共住宅计划。将所有住屋及金融企业公有化，收归工人民主控製，取消畸形的金融投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必需有一个有明确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国：女性受暴激起公愤

数起家暴致死案的媒体报道，重燃了中国网民对于女性受暴问题的广泛讨论。山东德州女子方洋洋因不能怀孕，自2016年经媒人介绍结婚以来，长期遭夫家虐待。其夫家的虐待手段可总结为「打、冻、饿、禁闭、罚站」，终致方女在2019年1月31日死亡。当时方洋洋只有22岁，身高1.76米的她，死时体重因极度营养不良只有30多公斤。2020年11月媒体报道中提及，法院一审判决中，三名施虐者中，公婆分别被判三年和二年二个月有期徒刑，而丈夫则被判刑二年缓刑三年，引发判决过轻的争议。 

惨案频发 

家庭暴力魔爪也伸向了离婚的女性。藏族网络红人拉姆，在2020年5月因其前夫唐路对其长期家暴而协议离婚，但又被唐路威胁杀害小儿子因而復婚，之后拉姆再遭受多次家暴，在6月终于起诉离婚成功，但受暴的威胁根本没有消退。9月14日，拉姆在直播过程中被唐路泼汽油烧成重伤，最终在30日不治。很多网友对于事件表达愤慨，亦有网友发现唐路在离婚前已经因为拉姆在抖音直播中人气比自己高而心理不平衡，也对部分网友喊拉姆为「老婆」相当不满，留言讽刺道「你是不是很高兴」，可见事件中的凶手控製欲之强。 

如果情况变成妻子无法忍受丈夫虐待，因而杀死丈夫，情况又如何呢？2015年8月，一名长期遭受家暴、在遭遇砍杀威胁之际反击杀死丈夫的女性，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这还是事件中女方自首、男方亲属谅解后，「从轻发落」的结果，也比丈夫家暴妻子致死的董珊珊案的6年半刑期来得重。若无男方家属谅解，刑期恐将达到11至12年，更有1/5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下被判死刑或死缓。我们对比两种情况就可发现，中国的司法对于广大女性非常不利，警方会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院还可能指责反击的女方「不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 

中国对于女性受暴问题处理机製漏洞百出。中国的法律没有婚内强暴概念，在这方面和伊朗、沙特阿拉伯、乌干达等国处于同一水平线；法院在实务上也很少认定婚内强暴。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于家庭暴力的界定范围过窄；性暴力和经济控製经常不算家暴。2020年两会通过的「离婚冷静期」在今年1月1日生效，而这会让本就不易的离婚更难进行；不堪家暴而跳楼摔成重伤的女性，会被派出所认定自杀行为，事发1年后仍不能离婚。即使官方声称各地的家暴救助服务在改善，只要表面的「家庭和谐」仍然被认定为头等大事，女性受暴者仍然难以公开发声、摆脱家暴。 

由于「传宗接代」观念，胎儿一旦被发现是女孩就有不小的机率被堕胎；或是一些孕妇服用「转胎丸」（一种雄性激素），造成孩子是双性人、被家长送去「矫正」中心凌虐。即使女孩顺利降生，也要在一生中遭遇诸多障碍。中国女歌手谭维维在2020年12月发表新歌《小娟》，列举的女性遭受家暴、谋杀的情节都在中国近三年真实发生过。女性离开人世后，也可能被配冥婚，只为免得出现「孤坟」，影响家宅「繁荣」！在资本主义的当今中国，这一陋习也催生了女性遗体买卖市场，及为敛取此种不义之财的谋杀女性案件。

旧思想杀害女性 

根据《2020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中国性别平等在全球153国仅排第106名，在「健康与生存」一项位居倒数第一，涉及政治和受教育权的指标亦有倒退。中国女性受暴和其他受歧视的问题，在贫困、落后地区尤甚，但无论中国官方宣传，还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认识，大多聚焦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市，令中国女性受暴等社会问题通常被社会大众（包括外国人）严重低估。所以，有效对抗女性受暴问题，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扭转落后观念外，还需争取就业性别平等、体面工资、可负担住宅、性暴力庇护所、家务劳动社会化（托儿、护老等）、免费优质公共网络（促进信息流通）等，而落实这些不免侵犯到资本家利润和中共独裁的诉求就需要工人团结斗争。

中国：从「打工人」流行语的爆火看工人阶级意识的回归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网络上，突然席卷起了一阵关于「打工人」的狂风。在人们通常使用的聊天社交平臺上，各种段子、表情包再附上打工人三个字眼充斥其间，甚至于人们互相问好的时候也会喊句「你好，打工人！」、「加油，打工人」。关于如何理解这一热门网络流行语，解读其背后的含义，也就成了当下讨论的重点。

「打工人」

一般来说，「打工人」带有两层含义在裏面。一是对所有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技术劳动的人的统称，无论是在工地搬砖的工人还是坐在办公室「996」的白领，或者早出晚归的职员，都属于这个范围。打工人的火热反映了广大劳动者内心深处的阶级认同的回归。自改革开放以来，阶级叙事淡化，开始转向以牟利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改开政策下诞生的资产阶级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在政治上，还包括在文化、娱乐、舆论上也占据了主导位置，掌握了话语权。比如用「企业家」代替「资本家」，提出「人民富豪」称呼，宣传「稳定压倒一切」。在这之前，流行的同类词汇还有「打工仔」 、「社畜」。

但是相比较而言，「打工仔」常隐含着一丝卑微和低人一等。社畜又似乎太安于现状，没有斗誌和理想。「打工人」一词在字面表达上相对中性，更容易被统治者接受。可以说，用这个词汇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10月26号，作为中共喉舌的央视公众号在一文章中公然使用了「早安，打工人」，更是将这一网络流行语推向了风口浪尖。因为官方面对该词汇背后所反映底层群众的劳累心酸、被压迫现实的视而不见，很多人因而感到不满，更对官方有意将这个词汇去政治化、变中性化、变娱乐化来愚弄大众的手段感到愤怒。纵然中国政府向来不乏一帮「五毛」、「小粉红」等网络水军来为自己装腔作势，然而他们却在评论区宣泄生活艰难的群众面前溃不成军，最终央视公众号在群众的压力下删除了那篇文章，避免更多讨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是有多么的害怕工人群众政治意识上的转变与觉醒，害怕群众会团结起来，会将网络上的抗争进一步发展为现实中具体的反抗与斗争，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二来，「打工人」，也有打压工人的意思隐含在其中，是工人阶级对自己现实生活中被资本剥削打压的自我嘲讽。

低廉薪资与高强劳动，是当下中国底层群众无法摆脱的命运。中国适度劳动协会课题组，对北京的白领进行分析后则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过劳死的「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过劳死「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2013年时，有一篇新闻报道过：「中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到达60万人，这意味着每天大概有超过1600人，因为劳累过度而死亡。」

资本家强製下的高度劳动所对应的则是，工人薪水低、被欠薪、讨薪难。资方愈加频繁地采取强硬而暴力的手段对待绝望的讨薪工人，有超过20%的抗议工人被公司殴打或被警察拘捕。由于没有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发声的工会，工人群众的权益被白白践踏，遭到打压也无法维权。面对在中共操控下沦为党国机器的所谓工会，我们主张工人要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工会要属于全体工人民主控製的。所以这个词汇爆火的背后，更深层的是对现实生活中糟糕境遇的反映。

劳无所获

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意识到了一个现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製下，一切成果，不过是给老板做嫁衣裳。格子间的白领和流水线的厂工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被资本雇佣所剥削的奴隶。于是等级分明、曾经互相鄙视的劳动者开始和解，在「打工人」的大旗下有了一致的自我认同。

如今，中国的工人阶级政治意识也在快速觉醒，但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抗争绝不能屈就于网络的宣泄，应当团结一致起来，转变为现实中具体的有步骤的斗争与行动，这正是中共富豪专政所恐惧的。

中国：直播生态––资本主义下没人能「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疫情肆虐的2020年，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丑态百出的一年，悲剧和荒诞之事每天都在上演。荒诞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一些公司提出的「居家线上办公」的漂亮口号。宣传托辞是「自由自在，随时随地办公」——彷佛这样真的「自由」了似的。其实，在中国大陆，一部分人早就（2015年左右）实现了完全的居家线上工作，但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与剥削甚至更重，他们的工作压力甚至更大——他们是「主播」。

主播从业者

日前，大陆相关数据显示主播（包括兼职）从业者已经接近千万。千万主播，来自县、乡、村不发达地区的主播占比55.0%，农村地区的主播就占了24.5%。由此，大陆政府官方口径会提到，网络直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草根青年群体」上升通道的作用。但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一般人印象裏，主播们会唱歌、跳舞、才艺表演（包括游戏）等等，总之会有一技之长。但镜头前的光鲜仅仅是表面，这千万人裏，近八成人收入不足5000，5000——相当于一个大陆中部地级市的平均工资，或者这么说：仅仅相当于一个东南沿海地区流水线工人的工资，甚至更少。

于此同时，相比体力或一般的白领劳动者，他们要受多一层的剥削：所在的公司（称MCN机构）和直播平臺会对主播进行双重的抽成。以大陆靠近头部的直播平臺斗鱼为例，一个主播每个月挣得的礼物（靠观众打赏而来），斗鱼会抽走7成甚至8成；主播带货（打广告卖商品）所得收入，公司一般仅仅会给到2.5到3.5成——这已经是较好的情况。在多数MCN机构中，主播的薪资结构会更不合理：底薪极低，提成则想方设法克扣。而且，多数主播是被MCN机构极不合理的KPI考核限製着，如果没有达标，基本底薪也会难保。接着便是一系列我们看到的：女性主播被迫做色情（软色情）、男性则是疯狂的吃播（活吃蛇、蜈蚣；生吃小麦面粉、吃土等等）、猎奇直播（肉体自残自虐、辱骂贬低自己、虐猫）等等，不一而足。主播们的处境，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者现在（或将来）生活的生动写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一无所有的人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这种事在大陆已经具体发生了，上海的一位奶茶店女老板为开色情直播赚钱还房租。

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和大陆的直播受众（约5.5亿人）文化水平较低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网路平臺必须提高点击率，同时要保持低製作成本，因而要在最短时间内刺激观众官感，才能赚取利润。更有深度和创作水平的製作，需要时间消化和吸取，与这类网路平臺的生态相违背。这是资本主义的顽疾。相关数据表明，主播群体以艺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主，占比38.7%——这不是对资本主义体系下「艺术创作自由」的最佳讽刺吗？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审查（包括直播）虽然向来严厉，当局以反「三俗（低俗、恶俗、媚俗）」为名对文化行业数次整顿——在欠缺製作资源和创作自由的环境下，文艺水平根本难以提高。一切「三俗」，换个地方，换个包装，照常发生——从当初的「YY直播」到「陌陌直播」，再到快手、抖音……同样的事情在重復。我们不如说，共产党当局的「反三俗」，只不过徒有其名，其真正的目的是扼杀异议、钳製创作自由。社会主义者固然支持民众网上表达的自由，但今天直播行业泛滥起来，无疑是整体工资低下和就业困境下诞生的畸形生态。我们主张劳动者建立独立工会的权利，为直播行业的待遇提升而斗争。

审查扼杀创作力

此外，我们反对一切政治审查，只有全面的创作自由才可以使创作文化水平提高。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所有网络平臺和MCN机构公有化，交由网络创作者和资讯科技员工民主管理。它们的作用只是为直播使用者提供技术，并把信息有效传播给所需要的观众，而不是为了推销商品。网络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不仅仅应该是文娱资本和威权政府无孔不入的压榨和监视，它应该让大多数人受益——通过直播，真正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大多数人真正「成为自己生活的导演」。

中国：不要再有下一个豫章书院

在2017年网路出现了一些关于南昌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讨论，有学生出来指控校方的暴行，引发了舆论关註。舆论一连串发酵后，豫章书院申请停办，南昌青山湖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公安部门已介入此事，然而几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并没有对校长吴军豹作出逮捕决定。

学生出面的指控包含着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学生若不服从校方的高压统治，就会被体罚、被用钢筋殴打，甚至是会被「关小黑屋」。校方还会阻扰学生与家长的接触，对家长进行洗脑，让家长认为孩子的求救只是不服从学校的管教。许多学生在如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

此事件的相关举报人、出面指控的学生皆收到死亡威胁，甚至是被校方的人登门造访，威胁让他们闭嘴。举报人之一不堪其扰，自杀未遂后，再度引发社会关註。2019年底吴军豹等人接受公安机关调查，2020年1月审查起诉，在7月最终判决结果出炉。法院仅针对学生被关小黑屋一事，判决了轻微的「非法拘禁罪」，吴军豹被判处两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其他学校相关负责人的刑期更短。学生、举办人所提出的「冒充国家公职人员招摇撞骗罪」、「虐待被看护人罪」等罪名，证据充足，却没有被公诉。

「戒网瘾」

其实在中国充斥着无数打着「戒网瘾」、「治逃学」、「教育德性」、「心理辅导」旗帜的特训学校，这些学校并没有正规的教育系统，也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皆是军事化管理教育学生。这些学校的手段通常是家长报名后，校方冒充国家公职人员、冒充警察，拐骗、强掳学生到校，之后会隔断学生与外界的联系，每天会进行礼仪训练、讲述道德课程，也会对学生进行考德点评，不符合规范者皆以体罚处理。无数案例显示，即便是事情曝光，官商勾结、校方背后的势力使得事情即使呈报到公安机关，最终也都不了了之，学校改个名字、换了校址，依旧维持营利，举报人甚至会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且这些学校利润空间大，一学期学费高达2万多、3万元以上人民币，缺乏行业标准，人人都可以借由开办特训学校大捞一笔。在需求庞大而公办学校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特训学校有增无减。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学在读学生7.7%存在高抑郁风险，高等教育在读学生则是6.6%，中学生以及高等教育学生的压力来源最大宗皆是学业压力，各占了8成、7成的压力来源比例，其他的压力来源包括人际关系、知识危机、经济压力以及对未来职业的迷茫等。在中国如此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下，患有情绪障碍的青少年年龄层不断下降，近日四川也传出有小学生留下「活着太累了」的遗书，随后跳楼身亡。

增加公共教育资源

各项数据、社会案件皆显示出需要扩大公共教育资源的迫切性，同时必须增加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心辅资源，而不是让民间更多无良、缺乏专业性的特训学校去填补公办学校的空缺。学生受到暴行、孤立无援的消息不断被打压，在网上揭露发言被删帖，呈报至公安不了了之，这些都并不只是地方官商勾结的问题，而是再再显示出中央政权的腐败！

社会主义者要求取缔所有私营的特训学校，并结束任何学校的高压统治。我们支持学生组织独立学生会的权利，为自己争取校内的自由和权利，对抗校方的高压统治。我们要求全面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心理辅导服务，让所有需要者免费使用。我们要求全面扩大教育资源，让人人可以免费就读大学，从而废除考试製度，让所有学生能在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科。竞争式升学製度只是反映着社会的就业困境以及贫富差距，这些问题愈严重的社会，统治阶级就越需要把作为准劳动者的大部分学生划分为不同等级（当然将大部分划为低贱的「失败者」），方便他们进行压榨和分化统治。而学校的高压统治则是维稳工具之一，压製学生的反抗。所以归根究底，学生斗争一定要扣连至整个社会的斗争，即整个工人阶级对抗资本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斗争。

中国：延续退休年龄及人口老化

在去年11月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罕见地承认中国面临了人口老化的危机，而在十四五规划中共也提出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打击退休金的政策相同。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为60岁，女工人及干部分别为50及55岁。政府未有提出明确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表，因为根本没有可行方案，任何做法都会激起民愤。中央在2013年表示过研究製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及后提出过于2017年推出具体方案，但后来因为争议过大，相关方案至今未见。

减免企业社保费

中国在2015年就开始实施调降企业负担社保费费率，在去年五月更进行了最大幅度的调降来削减企业成本。而疫情期间，对于企业减免的社保费负担更是高达了1.2万亿人民币，这是将退休问题转嫁在工人阶级身上。

延迟退休会对工人阶级造成严重负担。首先，意味着劳动者要多缴少领社保，工作负担增加。更多年老工人占着工作岗位，年青工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再减少。另一方面，失业的年老工人在中国极难找工作，长期以来官方都将「女性40岁、男性50岁」的人群列为就业困难群体。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聘时会将最高应聘年龄设置在35岁，一到40岁就很难找到工作。再者，延迟退休意味着托儿会受影响。内地不同地区约有50%至70%的第三代由祖父母辈帮助看护，更多父母（尤其是妇女）要照顾孩童而更难外出打工。

另一方面中共官员及企业欠缴，挪用养老金的腐败事件也是不断上演，过去网上就曾传出一名中共高官的月退休明细表，高达4万人民币，而这仅是冰山一角，过去更有媒体揭露，2012年中共61万名官员的退休俸高达7000亿人民币，占了当年GDP1.3%，可见基层的工人阶级拼命为权贵养老，但自己的退休生活却被剥夺。

中国早已在15年时面临到人口老化的危机，这也是当时中共在十三五取消一胎化政策，并且推动全面实施夫妻可生育二孩的政策主因。但四年过去，二孩政策并没有有效刺激生育率。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是变得更加严峻，依照目前速度，会在2022年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依照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已高达18%，出生率更是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仅有10.48%，预计在2035年中国老人扶养比会从当前的17%上升到33%，而未来5到10年内，养老金缺口会高达10万亿人民币，并且可能会在2035年破产。政府的养老金出现赤字已经不再是新闻，一方面在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仅有3到4成，农民工的情况更是严峻，甚至有高达3800万人因为薪资过低而弃缴社保费。

中国迅速陷人口老化的危机之中，其中一个因素是改开时，中共为了避免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施行的残暴的一胎化政策。而到了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的高物价、低工资以及严重缺乏的社会保障成了最有效的「避孕药」。在11月23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13个行业的最低薪资每个月仅有2200人民币，有高达5.6亿人没有存款，90后的人均负债更是高达12.7万元。

正是资本主义体製——剥削体製对于工人阶级的残酷压榨，同时劳动力使用的无序及浪费——造就人口老化问题。中国在未来十年，劳动力人口每年都会以1%速度递减。经济学人智库去年发表数据，预计到了203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15至64岁）将较2018年减少7,000万，下跌至9.23亿人。

延后退休

延续退休年龄揭露了中共独裁政权亲资的真面目，其新自由主义方针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无异。法国政府在去年一月取消延长退休年限就是因为有数十万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争才阻挡下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及青年也需要起来斗争，争取全面而且充足的退休保障，需要向富豪课以重税，并且要终结官僚的特权及贪腐，取消城乡户籍製。但只有将整个经济民主公有化，收归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手上，才能够在不扣减工时的情况下实行八小时工作製，把工作摊分给更多工人，让更多的工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为此工人阶级需要组织起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并进行抗争才能实现。

中国：反对996合法化！不要改开2.0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进行了一场南巡，并且在此行前天中央公布深圳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被喻为改革开放2.0。其中一项「探索特殊工时管理製度」意味着允许企业进一步地弹性使用工时，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等同废除劳动合同法，将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製）合化法。中国《劳动法》规定，各行业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这法例本来形同虚设，996的员工往往实际工作72小时，现在企业更可以明正言顺强製加班了。此外，企业也可以透过弹性配置工作时间降低所需的雇用人数，甚至是提供更多非典型的派遣工作。中共将由深圳开始逐步扩展此一政策至全国。此一政策出臺后立即受到网民的挞伐。

臭名昭着996

几年来科技业的996已令劳动者深痛绝恶。最近电商巨头拼多多的一名年仅22岁员工，在凌晨1点多下班后，回家途中突然猝死。这一悲剧换来资方的冷血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因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深圳的平均月薪仅有5000人民币，根据报导和相关研究有高达36.9%的上班族需要加班至晚上8点，甚至在深圳每年猝死急救人数自2014年起，每年以16.5%的速度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过劳。

外送员这样的非典型雇佣关系的职缺也将可更泛滥的使用在不同的产业部门，这将会带来更广泛的失业危机，并且给予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恶性竞争，带来工资及工时的双重打击。劳动合同法本来已形同虚设，城乡二元户籍製及企业军事式管理手段，对工人阶级是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好比企业强迫员工签属奋斗者协议，甚至对于员工未达业绩的非人道惩处也不是新闻。

IMF预测去年中国全年GDP可达2%，甚至预测今年会有7-8%的增加，许多的经济学者借此宣称中国已脱离疫情的打击，也有许多的官媒指出深圳自改开以来达成了万倍的增长。但事实上如果对照去年2%GDP增加，今年所预测的8%就意味着这两年的平均復合增长率仅有4.9%，将成为中国30年来最低增速。同样的深圳官方在2019年罕见的未公布GDP数据，依相关的学者推估增长仅有5.15%，是深圳走向经济特区40年以来最低。

除为了刺激经济，也要应付美国对中国科技业的攻击，习近平想用将深圳金融市场进一步自由化，吸引外国金融资本进驻，从而促进融资以为科技业提供资金。但深圳金融业的极高投机性使这大计恐怕难以有效实现，到最后还是要靠「国家队」的扶助，使中国累积更多债务。

当前中国也面临着缺工问题，不仅是来自人口快速老化，长期对于农民工的压榨及经济趋缓下，也让农民工移动到一线城市工作的比例逐年降低。尽管中共为了补救，推动公营房屋留住劳动力，甚至明年深圳也将正式施行「深圳特区健康条例」，希望借此鼓励企业给予员工休假以提振民间消费。但事实上中国推动年假落实也仅有50%，很难相信一个内容模煳的条例可以带来什么实质作用。而中国的房地产更是居高不下。这些都显示了习近平的双循环政策是窒碍难行。

团结抗争

工人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抗争。近年深圳是不断地爆发劳权抗争，由2018年佳士运动的开始，2019年的996程序员在网络上发起的抗议。这都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激进化，甚至2019年996程序员抗议事件更有美国的网络工程师发起声援运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跨国团结。今年黑色星期五，全球15国的亚马逊员工发起共同罢工，成功的要求贝索斯支付防疫工作津贴，这显示了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在中共独裁体製下，要发动这样的抗争固然是艰难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有建设独立工会的权利，团结起来斗争，挑战中共及金权的专製才能够终结长期的血汗过劳及低薪。

中国：《红色参考》陈洪涛被打压　全面脱贫假大空

2021年2月，习近平于北京召开「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并授予全国1981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这场浩大的宣传背后是对异见声音的大力压製。

毛派网站《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于微信公众号「方城故事」发表文章《南阳！以市委书记为首7名领导被评上全国扶贫攻坚先进个人》 ，指出河南省南阳市受到该表彰的7人全部为当地官员，而不是真正的农民、妇女和工人。7人当中，为首的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于2019年曾带几十官员和记者进行明作秀、假「暗访」，并怒斥基层扶贫干部办事不力，引发大量网民嘲讽和批评。

2月26日，陈洪涛在微信朋友圈发文「自称方城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来，说是口头传唤，要去公安局」。此时，他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已被删除。

翌日陈洪涛被警察释放。他表示，因在公安局办案中心一夜没睡，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这并不是《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和编辑部成员第一次遭警方镇压。2017年「两会」的第一天，陈洪涛在公众号上报道，方城县进京上访者高保遭地方政府截访绑架殴打后，在昏迷中被丢弃高速公路，引起了社会关註。其后，方城县出动国保、网警等几十人围堵守候陈在方城的家，扣押了其家中一臺电脑主机，恐吓骚扰其家人。

2018年夏，《红色参考》编辑部因参与佳士工潮和涉嫌呼吁北京等地大学生前往深圳声援，被广东国保跨省查抄了北京的办公室，编辑尚恺被捕；2019年3月21日，《红色参考》前编辑柴晓明因涉嫌「颠复国家政权」，被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陈洪涛的文章只是针对个别的地方官员，而没有批评习近平整个「全面脱贫」的假政绩，其实是很不足够的。习近平想利用宣传全面脱贫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合理化取消劳动合同法和将退休年龄延后等打压工人的措施。

中国在疫症以来的贫富差距严重扩大。根据最新公布的胡润富豪榜公布，去年中国新增259名资产达十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058人。连最近的官方报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表示，中国有七成网民月入低于5000元人民币。

阶级意识加强　中国左翼声势提升

中共各级独裁政府对包括左翼毛派在内的政治异见者又一次的镇压和限製言论自由。中国左翼在网路为陈洪涛发起团结声援，製造了相当的舆论压力。恰逢两会即将举行，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为免多生事端而将他释放。

今次抗争的成功再次振奋了左翼运动的信心！近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熊焰及其多名好友被捕，使左翼声援浪潮再次爆发。中国劳工论坛欢迎此一发展，我们支持中国工运的组织权和言论自由，反对一切以言入罪，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及工运分子。

在疫症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网民去年多次发出怒吼，从狠批科技业的996工时製，到对「人民富豪」马云的鞭挞，以至对青年生活粉饰太平的影片《后浪》的反弹，都看到阶级意识和反压迫情绪正在急剧升温。而九月学生更出现反抗封校政策的喊楼运动，及后以毛派为主的左翼的声势和自信大大提升。 中共当然有打压这些左翼活动，但至今尚未对作出全国性的镇压。相信今次逮捕陈洪涛只是市政府的决定，而并非中央指挥的全面搜捕，使左翼可以获得一定的胜利。然而，中共并不能容忍这些左翼活动长足发展，早晚会将镇压升级，甚至发起针对左翼和工运分子的全国性镇压。工人阶级必须要组织起来斗争，捍卫组织权利和言论自由，为更艰苦的斗争作准备。

中国：支持外卖骑手抗争　跨省罢工正在酝酿

3月1日，由中国各地外卖骑手组建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组织者熊焰（陈国江）及其多名好友，被北京警方抓捕。尔后，有被抓捕的两人获释，但熊焰却仍然没有消息。抓捕消息在中国网络平臺被大量删除，但仍然引发许多外卖骑手抗议。

受到熊焰被捕一事影响，熊焰原所属的外送平臺「饿了么」旗下骑手消极怠工，大量骑手拒绝接单，以致大量订单因为超时而作废。有「饿了么」骑手更号召在3月8日发起全国大罢工。毫不意外，有关工运消息遭中共官方封杀，而两家外卖平臺也否认怠工罢工情形。但是，仍有一些网民在新浪微博反映自己的外卖没人接单的情况，并成功发出「骑手是罢工了吗」等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成立不到一年，集结近万名外卖骑手，而熊焰则为盟主，在网上发送帮助传达业界声音的内容，还会帮同业维权。被捕的原因是熊焰在网上平臺公开批评外卖平臺「饿了么」欺压骑手，因而触犯了利益集团使官方出手「维稳」。盟主早前发布视频批评「饿了么」平臺设置的奖励规则先用欺骗手段留住骑手，后随意更改规则侵害骑手经济利益。此视频播放量达到900万（在中国国内网站已被河蟹），相关话题在微博阅读量超过2亿次，迫使公司向骑手假惺惺地公开致歉。

外卖骑手成为中国最受压迫的蓝领工人之一，近年抗争时常发生。在3月1日，广州和深圳部分「美团」骑手也聚集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按照新的配送费标价标准，每名外卖骑手每周将少赚上百元，每月将损失上千元。

在中国，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便捷人们日常饮食的外送平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外卖骑手也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当外卖骑手通常是中国基层民众谋生手段之一，目前超过600万人从事此行业。但该职业危险性高，却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骑手往往要为了避免超时而被平臺罚款，被迫采取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交通违规行为，而这也冒着被交警罚款、扣车，或是发生交通意外而伤亡等风险。此外，从业者的工资被平臺不断压低，包括将餐点送到地点后，若没有按规定拍照片，也会被扣钱；现实中骑手们是「独立的约聘人员」，没有与平臺签劳动合同，法理上并无雇佣关系，一旦遭遇伤害，维权也很难成功。

现如今的外卖骑手行业，属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一种。外送平臺可以在用人上更具弹性，这就意味着可以节省员工福利、办公空间和员工培训等方面的支出。表面上看，企业往往声称零工经济所具有的弹性，可以帮助外卖骑手们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但现实远非如此——要维持基本收入，基本上每天就要跑10小时以上、每周无休能才有希望每月赚到6000元以上。外送平臺用人上的弹性，也让骑手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或者从一个平臺跳到另一个平臺，而这些也反映出这种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独立的约聘人员」身份造成的骑手们处于相对原子化的状态，也让组织起来罢工存在一定困难。

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外送人员一样遭受平臺剥削。2016年夏天，因为从时薪製改为计件製（将造成实质工资下降），Deliveroo在伦敦的外送人员开始罢工，之后罢工浪潮传遍全英，并影响到其他平臺的外送人员，更在接下来一年影响到欧陆多国，并且各国之间工人也彼此串连。各地斗争有成果有挫折，但都彰显出外送人员身为工人团结对抗资方的精神，中国外卖骑手可以从中学习。而对于近来中国外卖骑手维权遭打压一事，英国应用程序和外送员工会（ADCU）在推特发出正式声明声援熊焰。这些抗争和声援行动，无不显现出国际工人阶级团结。

目前，中国外卖骑手们与关心事件的人士仍活跃在微信、QQ、Telegram等群组讨论行动方案，准备将行动升级。中共独裁严厉打压组织自由，「枪打出头鸟」地针对工运领袖，迫使近几年工人要「化整为零」，转用手机网络并以「无领袖」的方式组织起来。今次外送员工同样巧妙地运用网络组织，但同时在斗争中也出现了勇敢带头的工运领袖。斗争若要取得更显着的成果，工人更需把手机网络的组织化为实体组织的力量，建立独立工会。

中国劳工论坛热切支持外卖骑手跨平臺的怠工、罢工行动，要求释放所有被捕工运分子，停止打压工人组织及言论自由。我们支持争取提高奖金和每单（或每小时）收入，要求公司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劳动保障。

中共「两会」召开　习近平进一步巩固权力

3月4日，中共的人大政协「两会」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两个机构其实都没有实权，它们只是中共独裁统治的花瓶，而且中共统治越来越来变成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不过，两会依然受到註目，因为这是新政策出臺的地方，当然这些都是习近平和他的党羽背后早就铺排好的决定，只不过是让超过5000名代表走个热烈鼓掌通过的过场。

过去二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所累积的巨额财富受到许多关註，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成为了两会代表。今年这一群人的财富总额又刷新了纪录。根据《胡润百富榜》，参与两会最富有的资本家，他们的财富在过去12个月暴增了68%。这些代表的总财富高达3910亿美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3490亿美元）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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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纵使有年初的疫情和严厉封城政策，中国每个星期就有5名新亿万富翁（身家超过10亿美元）诞生。根据胡润的报告，中国「抛离了美国」，中国有1058名亿万富翁，对比美国只有696名。今年7月23日，中共将迎来其建党100周年纪念，我们到时候会看到习近平政权掩盖其阶级性质的政治把戏——当今中共实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与1920年代南辕北辙。

经济反弹？

人大会议定下了2021年的GDP增长目标，不过许多评论员原以为今年会跟去年那样不这么做。今年的目标将会是「6%以上」，许多评论员认为这个目标比较保守和容易达成。《彭博》就此向不同经济学者进行调查，他们对于中国2021年的增长预期平均为8.4%。

虽然增幅为1976年以来最疲弱，但是中国在2020年仍是唯独出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当然一如以往，这个数据是有水分的。不过，根据官方数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了2.3%，同期德国经济萎缩5%、美国经济萎缩3.5%。虽然8%的经济增长很吸眼球，但这要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如果我们求取2020和2021两年平均年增长的话，比起十年前每年增幅达双位数，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延续了过去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

工人们也没有从这个「復苏」得到好处。自2009年以来，去年中国首次出现全部省份冻涨最低工资。各项指标显示当局打算2021年继续冻涨。同时政府也在准备大幅削减退休保障，首先从妇女入手，把女性的退休年龄从55岁调升到60岁，来达到「男女平等」。这联系到中国正在面对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劳动人口减少的计时炸弹。

政府的社保资金已经开始见底。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报告，中国32个省级地区当中，近半的社保预计会在2022年出现赤字，而2015年只有6个省份。这个议题有可能会触发重大的社会动荡。2013年一项民调，显示95%的民众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2027年，印度预计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劳动力的下滑，预计2017到2037年劳动人口将从7.59亿减少到6.61亿，将会对经济以及中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及军事大国的计划受到打击。

另一个形成中的危机就是急速膨胀的债务水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中国的公共、企业与家庭总债务从2019年GDP的255%增加到2020年的280%。加上外债，这个数字更加增加到GDP的295%（人行估算外债为GDP的14.5%）。2020年中国的经济仅仅增长2.3%，债务却大幅上升。这是不可持续的状况。

权力斗争

今年两会最重要的特点，并非上头条的政策「决定」，而是习近平派系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中共党国内正掀起了一场权斗。为了在明年党大会中连任第三任期而铺路，好让他能够成为终身领袖，习近平大力强化自己的控製。

习近平不断集中权力到自己手中，放弃了1980年代邓小平政权所建立内部製衡和监督的「集体」威权统治，这是严重危机的警号。随着习近平对于社会的镇压不断加剧，其政策也激起越来越大的反抗（如同过去在香港及内蒙）。实质工资的下跌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占中国蓝领工人2/3比例的农民工。

美团外卖的骑手在3月8日发起了罢工行动，要求提高工资及改善待遇。另一家外卖平臺「饿了么」的骑手熊焰在上月被捕，他被指控组织外送员的独立工会。中共独裁对于独立工会是零容忍的。

香港

两会也为香港订立一套新的政治製度，意味着香港的有限度「半民主」议会製度寿终正寝。中共打算对于香港施加更强硬的威权统治。上周，当局动用国安法逮捕、起诉了超过40名泛民政治人物，并将他们收押。他们将会在5月再次上庭，面对「串谋颠复国家政权」的控罪。这显然是为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造势。上周的香港审判异常混乱而残酷，法院开庭至凌晨，数名被告体力不支晕倒，这是故意为了展示习近平政权的力量，发出坚拒欧美西方势力「干预」的信息，警告所有试图挑战当局的人。这同样剑指那些试图组织起来维权的中国工人，以及中共党内越来越不满习近平政策方向的反习派系。

中国：习近平的虚幻世界

中共独裁政权描绘的中国现况和中国实情之间存在巨大且愈来愈大的落差。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的独裁者习近平需要不断的「胜利」，以确保明年政治局换届之前的地位。中共的宣传机器已经陷入疯狂。

同样，对于习近平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新高度（或深度）。 2月，《人民日报》在一篇庆祝中国脱贫「全面胜利」的文章中，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达139次。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那样，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是脱离现实的又一次宣传上的成就。最近被网络审查屏蔽的一个字眼，揭示了习近平政权对于批评声音多么敏感：「翠」字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在中国网络传播起来，因为这个字也可以解读为「习习卒」，即「习近平死两次」。

习近平在国内外面临多重挑战。对于他的政权和中共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可能是生死存亡的危机。许多新政策和声明表明了这一点，包括有关「防范金融风险」（中国的债务水平现在已经超过日本的最高水平）、在2027年之前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应对拜登执政时期肯定会延续的美国压力）、以及习近平旨在提高中国的消费支出，以此来抵消全球化和反华保护主义政策影响的过于復杂的「双循环」战略。

中共二十大

习近平还面临着党国内部挑战。关键问题是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的目标是打破传统的任期限製，打算再任第三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他计划成为「终身主席」。在2012年至2017年的第一个任期中，习近平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成功地平息了高层派系的权力斗争。实际上，这掩饰着针对派系的清洗行动，目的是清除他的敌人并巩固习近平手中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中国政权的特征从「一党专政」演变为「一人专政」。

但是，由于在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危机，中共内斗再次加剧。如今，这场权力斗争是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后最严峻的一次。尽管习近平目前较可能成功地继续他的统治，但在党国上层日益成长的不满情绪和派系操纵可能会迫使他做出妥协。2022年二十大之后的时期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势力组合，和中共内部更大的不稳定性。最终，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反映了社会进程和工人阶级不满情绪的上升趋势。

党国内部的分裂并没有明确或清晰的分野，这些分裂根本上无关政治分歧，而事关权力：中共的高层是控製着庞大商业帝国的资本主义寡头的集合。在这些人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悲观，认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

因此一些反习派人士不满习近平在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和臺湾之间的争端之中，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硬的战狼外交。这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宁愿回到邓小平更为谨慎和务实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以此作为降低全球紧张局势（尤其是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手段。

反而，习近平的政权像一只竖起脖子的伞蜥一样，夸大其经济实力和全球能力，一定程度上为了外交，但更重要的是，它仍然增强了习近平继续统治所需的大汉民族主义「强人」光环。中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在与印度的争议边界上、在臺湾海峡和南海进行的军演升级、为报復华为创办人之女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而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都具有双重目的：向外国政府施压、也要养活国内的宣传机器。

加倍镇压

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镇压的持续增加。这一直是习近平统治最显着的特征。反习派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都不会拒绝命令警察镇压街头抗议或工人罢工。但是习近平在香港、内蒙古、（以及更明显的）新疆的残酷镇压显现他的「默认做法」，而只要他的强硬政策遇到阻力，他的「默认做法」就会加倍，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

这至少有四个原因。首先在新疆，险恶镇压已经达到了奥威尔式的水平，并没有实现「稳定」这一既定目标。它终究再推动中国走向革命性的爆炸，中共的某些阶层对此感到恐惧。香港2019年一地的群众性民主运动预示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其次，这为拜登和其他西方元首提供了可以重大影响全球舆论的武器，并在「人权」和「民主」的叙述背后隐藏他们对中国的冷战策略。

第三，习近平政权的暴政甚至与过去相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为它也直接在内部监视和管控中共精英。中共久负盛名的、培养未来高官的中央党校的前教授蔡霞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精致的新极权时代」，已经超越了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不同在高科技，就是我们讲的信息化大数据的监控。他可以做到精准监控每一个人，他可以二十四小时全方位立体全天候地来监控。」她在2020年9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臺访问时说道。

蔡霞于2020年逃到美国，与中共部分太子党（中国的「红色贵族」）关系密切。太子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核心，这一派最初支持习近平（习近平本人也是太子党），但现在对于习近平愈加不满。蔡霞说，习近平的统治派系被称为「之江新军」（或「浙江帮」），得名于这些许多人最初起家的省份，他们仅得到约10%中共党政中高层的坚定支持。现阶段，大多数人不愿公开反对习近平。他们的「支持」是被动的。尽管出于派别目的，蔡霞可能夸大了对内部力量对比的解释，但其他重要的事态发展证实了在党国各个层面上普遍存在但沉默（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对抗」）的不满现象。

最明显的体现是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之间日益公开的权力斗争。由习近平派系控製的国有媒体甚至审查了总理的讲话，这是自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自2012年与习近平就任以来，李克强一直保持低调。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成为中共内部异见者的代言人，通过媒体采访丢出了许多「重磅炸弹」，间接批评习近平的政策。去年5月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时，情况就是这样。李克强向媒体宣称，中国有6亿人（总人口的43％）每月收入不超过人民币1000元。这是对现实的检验，是对于习近平通过官方表彰大会自夸的脱贫攻坚战的嘲讽。

蔡霞的说法揭示了很多东西。她告诉自由亚洲电臺：「除了『习家军』以外，大家都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尽管习近平越来越招人不满，但蔡霞承认，习近平不能通过「正常」程序换掉。她的结论是：「或许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或者偶然的导火线，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炸开了。」

酝酿反抗的第四个原因是，习近平的极端警察国家措施导致中共政权丧失预测和应对新危机的能力。当新冠病毒在武汉开始爆发时，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当局后来有意识地掩盖疫情，但事实是，在2020年1月20日之前的关键几周裏，习近平政权自身也被党国对掩盖真相的热衷和国安机关的行动遮蔽了双眼，国安部门在每次有人试图警告疫情时往往会迅速镇压。

中国製度的「优越性」

直到西方政府在大企业的压力下对于疫情悲剧性地应对不力，习近平才得以转移公众註意力，并从武汉疫情防控不力中部分恢復过来。面对突然的危机，武汉并不是政府瘫痪独有一例。从2019年6月开始在香港爆发的上百万人示威游行，以及一年前特朗普政府的首次贸易战攻势，是习近平政权无法预料的两个事态发展，最初受到惊吓而无所作为。

中共宣传的一个关键主题是中国（极权主义）政治製度相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中共喉舌声称，防控疫情的「胜利」、2020年中国的经济反弹以及脱贫都表明了中国製度的「优越性」。同样，中国的「疫苗外交」将大量中国製造的疫苗运往较贫穷的国家，被用来进一步羞辱西方帝国主义的冷酷。显然，资产阶级民主于全球（但特别在美国）的深刻危机，随着像特朗普这样的不稳定而专製的人物的出现，对中共的宣传非常有利。

但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偏爱议会或「民主」政府而不是军警独裁製度，还是有原因的。在资产阶级民主製中，资本家的弊处在于工人阶级赢得了某些有限但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组建工会、政党、自己的媒体，并利用这一民主空间来辩论和澄清所需的思想和斗争方法对抗资本主义。在像中国这样的极权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所有这些权利都被残酷地压製了。

但总体而言，资本家更喜欢「民主」製度，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定的统治形式。 「多党製」（几乎所有党派都是资本主义政党）可以充当释放群众压力的安全阀。议会民主机关、媒体、司法机构包含「製衡」机製，以监督统治集团来防止其偏离资本利益太远。

相反，极权主义政权，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紧张局势加剧的时代，往往会陷入重大危机并崩溃。中共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人贊成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天安门广场群众民主运动（在300多个城市进行群众运动和罢工）遭到镇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得以復辟，但是邓小平政权有意识地选择了保留了重要的国家控製并拒绝资产阶级民主的资本主义復辟道路。

中共的自由派分子主张的「政治改革」，只是提出改良的、更少镇压的、更少的政治和社会控製的专製统治。但是，在正在进行的中共权力斗争中，肯定有些人很羡慕美国统治阶级，因为美国统治阶级可以通过选举他们能够解决他们的「特朗普问题」，而「中国的特朗普」却无法用选举解决问题。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

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活动将伴随海量的民族主义宣传，传达这样的信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纪念活动还有另一面：活动将被习近平派系把持，作为内部权力斗争的武器。个人崇拜将达到一个新高度，以巩固习近平作为「毛泽东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明年二十大和习近平做第三届之前不会出现任何失误。

一个世纪前鼓舞中共先驱的思想——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民主、国际主义和俄国革命——对于当今统治者则是「颠复国家政权」的话题。它们将被掩盖在民族主义主题下，如打击「臺独分裂分子」、抵抗「反华势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

考虑到二十大，习近平在未来一年内将经受不起任何重大挫败——不能有新的香港抗争般的社会爆炸。拜登在任期的头几周，就臺湾、南海和中共对香港的政治压迫施加压力，而北京可能试图通过至少在某些特定领域（例如气候变化）提供合作来缓和紧张局势。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有限的缓和过程，但它是脆弱且短暂的。在国内，我们可以期待一系列「胜利」的到来，这些当然都是由习近平精心设计的。

这一系列「胜利」包括经济方面。尽管是1976年以来的最低增速，但中国仍是2020年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与以往一样，中共一直在耍一些统计手段。尽管如此，依官方数据，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了2.3％，而德国萎缩了5％，美国萎缩了3.5％。

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8％，有些甚至预计将增长10％。虽然这很引人註目，但今年的GDP增长表现将因2020年以来的低基数效应而被夸大。即使2021年的增长率为8％，2020、2021两年的復合增长率也将低于6％，换句话说，延续了自2019年（6.1％）以来增长放缓的趋势。

K形復苏

此外，中国经历了K型復苏。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约合48,400美元）的人（仅占人口的5％）的财富有所增加。但是至少2/3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的前三个季度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仅比前一年增长了0.6％。相比之下，2019年的这一数字为6％。

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三倍，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62.2％，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76％。在这方面赶超的速度令人震惊：2008年，中国的家庭债务占GDP比例为18％，而美国为99％。最重要的是，这源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而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世界最高之一。据《中国日报》报导，上海、深圳和北京的住房价格在全球排名第四、第五和第六，而香港是第一。

在去年，没有一个省份提高最低工资——2009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所有迹象表明，2021年将继续冻涨最低工资。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人均消费在2020年下降4％——自1969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去年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50％。因此，2020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是基于强劲的消费（消费是习近平「双循环战略」的核心目标），而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战略要避免的因素：更高的债务水平、对于出口更大的依赖性和房地产泡沫。

由于疫情和其他国家的连续封城造成的意外收获效应，2020年出口增长了3.6%。中国成为「万不得已的出口国」。上半年，中国用于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增长了两倍多，从180亿美元增至550亿美元。电子产品出口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尤其是在家工作的产品。这些意外收获无法重现。

据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称，已经严峻的债务水平进一步攀升，到2020年，中国的公共部门、企业和家庭债务加在一起达到GDP的280％，高于2019年的255％。如果计入外债（中国人民银行估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4.5％），则这一数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95％。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有2.3％的温和增长是通过其有史以来最大的债务增长而实现的。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债券市场的压力，加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一系列违约，表明金融体系出现了首次严重的裂痕。

左翼思想的增长

然而，根据上海胡润百富榜，对于其中大多数是中共成员并融入中共国家权力结构的超级富豪来说，2020年是「有史以来财富增长最快」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新增了257位亿万富翁，每周新增5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总和增长了60％，达到4万亿美元。

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拥有1058名亿万富翁，「抛离」美国的696名。在中共成立百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习近平政权歪曲政治现况、掩盖1920年代共产党人的阶级性和政治与当今专製资本主义寡头统治截然相反的现实。

中国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评论道：「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

中国青年与日具增的政治激进化，尤其是「泛左翼」（其中以「毛派」为最多）的迅猛增长，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麻烦，以及潜在的破坏性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毛主义。相反，这已成为多个左翼思想的通称。

中国许多年轻的毛派支持国际主义、女权主义、LGBTQ和少数民族权利。这些青年深刻批判甚至反对亲资本主义的中共政权；当然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需要小心翼翼进行批判。换句话说，他们与国际上一些毛派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国际上的毛派往往热切支持习近平政权及其在新疆、香港的高压政策，并反对工人罢工。

ISA在中国的一名支持者说：「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註意到中国年轻人正在向左转。」他说，反建製意识的增长现在在社会中很普遍，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毛主义的增长。「十年前，中国互联网上声音最大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现在左翼占主导地位。几年前，阿裏巴巴董事长马云被尊称为『马爸爸』，现在他被称为『吸血鬼』和『邪恶的资本家』。」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尤其是对来自中国内陆贫困省份的2.9亿农民工的卑微待遇）的愤怒，是当今政治激进化的主要推动力。

脱贫

习近平脱贫「全面胜利」的庆祝活动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些现实的关註。中共政权不仅宣称这是「人间奇迹」，甚至还将「贫困」一词从脱贫机构的正式名称中拿掉，这让将来禁止所有提及「贫困」更为可能。

毛派网站「红色中国」的编辑之一陈洪涛因在2月份发布一篇文章揭露了脱贫运动假象而被捕。在这个话题上，与许多其他话题一样，人们普遍不相信中共政权所声称的，中国的左翼人士尤其不会去相信，而国际上的新斯大林主义「左翼」似乎很乐于相信这些荒谬绝伦的宣传。

习近平的「脱贫攻坚战」于2013年发起，其明确目标是到2020年底使剩余的1亿人口摆脱「极端贫困」。鉴于他在这场「战争」押上了自己的个人声望，因此他不可能错过这个期限。现实再次为了这个独裁政权的存续而被窜改。

政府投入了1.6万亿元人民币用来扶贫，用于一些极端贫困地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1000万人的搬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实现其脱贫目标而普遍伪造数据、强製执行和伪造成就。这场脱贫运动采用了非常低的「极端贫困」标准，即每人每天2.30美元。这低于世界银行提出，适用于印度的每天3.20美元的贫困线，并且低于为中国这样的中高等收入国家所建议的贫困线的一半。

国产疫苗触礁

中共当局宣传掩盖现实的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抗击疫情的实况。习近平在去年9月8日北京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宣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胜利」。这时庆祝还为时过早，因为之后又爆发了新的疫情。虽然按国际标准，新一波感染数很低，但这却带来了数次大规模的封城措施。

在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1月有超过2200万人被迫关在家中一周以上。这实际上是2020年武汉封城规模的两倍。在新疆（2020年7月至2020年8月）、吉林和黑龙江（2021年1月）也发生了类似的封城，波及数千万人。北京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摩擦，据信部分政府太过急于实施封城。这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特征。

目前，中共政权推出的疫苗遭遇碰壁。尽管中国的全球「疫苗外交」取得了一些进展，向以中、低收入为主的80个国家（西方国家及他们的疫苗公司冷落这些国家）出口疫苗，但其国内施打疫苗计划进展不顺。根据2月15日《南华早报》的一项分析，中国向国外运送的疫苗数量（4600万支）超过了用于本国的数量（4050万支）。

中国不仅面临着给相当于美国四倍的人口接种疫苗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公众的广泛不信任。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涉及不安全、过期和受汙染的假疫苗、药品和食品丑闻。缺乏透明度以及中国疫苗生产商拒绝透露一些试验数据，加剧了公众的疑虑。在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人口不打算接种疫苗。根据另一项调查，在浙江医务工作者中，只有28%愿意施打国产疫苗。

迄今为止，中国疫苗仅被批准用于60岁以下的人群，与西方产疫苗相比效果不佳。科兴疫苗在巴西的试验中仅达到50.4％的有效率，而在印度尼西亚则达到65.3％。相比之下，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95％，而莫德纳的有效率为94.1％（两家都是美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科兴在中国的工厂出现了生产延迟，以及存储疫苗所需的进口玻璃小瓶发生短缺。

对中国疫苗的质疑也削弱了其全球外交攻势。去年12月，柬埔寨独裁者洪森（过往非常亲中共）拒绝接受中国疫苗，除非其获得世卫组织的批准。他说：「柬埔寨不是垃圾桶。」

尽管世卫组织仍在评估中国的疫苗，但柬埔寨政府已于1月份接收了第一批疫苗。但是现年68岁的洪森还是在中国官员的建议下放弃为自己接种。他说：「该疫苗对60岁以上人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在研究中。」在菲律宾，另一位独裁统治者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正在推广中国的疫苗，在民调中被问及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20％的人对中国疫苗有信心。

匈牙利是唯一使用中国疫苗的欧盟国家，这当然与右翼奥尔班（Orbán Viktor）政府突出的反欧盟立场有关。但是2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7%的匈牙利人愿意接种中国疫苗，在执政党的支持者中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45%。

尽管习近平虚张声势，而且担心在中共庆祝成立百周年之际不能让任何事来「破坏党」，但习近平政权仍将面临许多现实考验。债务危机、与美国的持续冷战，以及担心西方国家加快接种疫苗后可能改变与中国的力量平衡，这些挑战都预示着未来的动荡。工人和青年之间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意味着新的斗争爆发是不可避免的，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将迎来更广泛支持。

捍卫中国女权主义抗争者！

中国女权运动人士再次遭受打压。中共专製惧于女性日益的激进化，而这一激进化正是社会上及青年人中更广泛的激进化趋势的一部分。 

这些打压都有着相似的模式。首先，女权主义者遭到亲中共的民族主义网军有计划地恶毒围捕。政府在网络上煽动着歇斯底裏的反女权攻势。之后，女权运动知名代表的社交媒体和群组被关闭。她们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并被噤声！

3月底，四川成都的一间餐厅裏发生了一起攻击事件。两位女性因劝阻一位男性吸烟者而被攻击。这名吸烟者一气之下向这两位女性泼洒灼热的液体，这个事件被这两位女性用手机拍了下来并发上微博。这名男子说：「不抽烟的男人不是男人」——讲出这句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这两位女性分别是知名女权运动人士肖美丽与郑楚然。郑楚然是2015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被捕并被拘留一个月的「女权五姐妹」之一。 作为全球声援行动的一部分，当时ISA在香港组织了声援抗议，要求释放五人。 

右翼网军

肖美丽关于成都餐厅遭攻击事件的内容在网络上疯转，起初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有支持言论来自一些与政府部门相关的帐号。次日，有民族主义大V在微博上对这些女性发起了攻击，他们贴出肖美丽在2014年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历史」照片。网军们遂违背事实，给她贴上支持「港独」的标签（港独并非雨伞运动的目标，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用这个标签来攻击所有支持或同情香港民主运动的人）。随之而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海量网络攻击。 

另一张照片显示，郑楚然戴上了一条黄丝带（代表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她被指控为「臺独」分子（另一项中共治下的禁忌话题）。这两位女性和其他女权主义者遭到暴力威胁和指控，包括「崇洋媚外」、「反华」、「CIA间谍」。 不久之后，肖美丽的微博帐号被微博关停，而这些网军则弹冠相庆。 

这一波攻击正采取了我们熟悉的将厌女思想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攻击背后的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的侧翼力量，并受到中共的庇护。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民族主义，但也包括社会保守主义——因此讨厌女权主义。他们指责女权人士被外来价值观「腐化」了、一切都是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这些民族主义者支持独裁同誌、（中国帝国主义）强国梦和大汉族主义。他们煽动针对穆斯林等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朝向法西斯主义发展。 除了这个「非官方」的网络水军，中共国家机器还直接雇佣了200万名全职网警和2000万名兼职网警。 

超过20个女权主义者和女权组织的帐户被微博关停。微博方面声称她们的言论是「有害」、「非法」、「煽动群体对立」。其中一名女子告诉CNN：「我们遭到了全互联网海啸般的打击，被集体噤声。」很明显，中共是此次打压的幕后主使。但问题是，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 

「6B4T」运动

另一独立但与前述打压关联的发展，是超过10个女权小组在另一个社群网站「豆瓣」上被封杀。豆瓣是提供给年轻人的一个书评和影评的平臺。在此次打压被封杀的女权小组，一共有超过4万成员。 

这次打压的目标主要是激进的「6B4T」支持者，她们在不断高涨的中国女权浪潮中仍是属于边缘的少数，她们主张不与男性恋爱、婚姻、生育等等。「6B4T」运动始于和中国一样是儒家社会的韩国——韩国资本主义非常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十分严重。 

「6B4T」能够获得一群以中国年轻女性为主的追随者，实际上不难理解；由于强硬的极权资本主义政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组织、政治活动，因此社会上许多群体都有着极度的无力感。在资本主义復辟后，中共恢復了很多在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时期被消灭或冲击的父权控製架构。 

在今天，中共认为更多的妇女权利阻碍其统治和「大国崛起」使命的完成，而实现这些的动力，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冷战冲突的加剧而强化。习近平政权没有变得更开放、更民主、更容忍各种抗议，反而变得越来越高压。当局对新兴女权运动和女权意识的态度有着矛盾心理。尽管当局极力压製，中国的#MeToo运动所引起的关註已反映了这一主要趋势。最近一个案例是，4月15日武汉大学一名副教授被开除，该副教授至少性侵了18名女学生。因受害女性挺身而出揭露施暴者，拒绝掩盖这件事，这起案件得到了全国社交媒体上的广泛关註。 

中共当局不敢直接大规模镇压、逮捕或迫害女权人士，否则当局将与一大部分社会舆论产生冲突，而社会上很多人对妇女的现时状况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中共担心女权主义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他们最害怕的是所有不受其控製的社会发展。即使这些运动未有组织（2019年的香港也没有），但是思想一旦进入群众意识就会对统治精英（包括中共独裁）造成威胁。

人口危机

中国女权人士遭攻击的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中国出生率的灾难性下跌、达到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去年又下降15%。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未来五年，每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会下降到1000万以下。对比一下1987年（计划生育实施7年后）：当年的出生人数为2500万。 

中国人口正进入下滑时期，在中美冲突的历史性背景下，这对习近平来说更加棘手。「世界工厂」的劳动力规模已连续8年下降。中国人口问题的原因很復杂，部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所致。虽说限製只生一胎的政策于2016年取消，但这并未能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这更是因为在中国生育的高昂成本：教育、住房和医疗都花费甚钜。 

在重新推广落后的儒家思想宣传后，习近平政权推崇异性婚姻和「家庭和谐」，视这些为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控製元素。 因此，女性就像少数民族和渴望民主的香港人一样，必须受到钳製。中共过去还是股革命力量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儒家思想，儒家强调服从权威：臣对君、妇对夫。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復辟摧毁了妇女在工作和学校中的地位，甚至让前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和社会结构得以復活。 

中国青年人生活压力大，经济状况不稳定，家庭债务水平飙升，这尤其与住房开支有关。这些对结婚生子的抑製作用愈发显着。据官方统计，2019年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2380万下降到1390万，降幅达41%。计划生育的遗留问题，以及非法但普遍存在的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000万。目前每年从缅甸、柬埔寨甚至乌克兰等较贫穷国家向中国贩卖的进口「新娘」数以千计。 近年来，政府更积极地推出政策鼓励妇女多多生育。 

在最新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政府正在计划「改革」养老金，以「平等」之名打算将妇女的退休年龄延迟五年（也就没收了应得的养老金）。 当局去年通过了新的《离婚法》，强製规定了30天的「冷静期」——这一政策受到女权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广泛批评。 这项政策使离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如果一方在30天内反悔，离婚过程必须重新提出新的申请。 

「女性们团结吧」

在撰写本文时，女权平臺仍被继续封杀。 民族主义的反女权政治猎巫未曾收敛。一些人甚至猜测，这场打压可能还有另一个动机：习近平政权希望在其试图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中并非受欢迎的做法）时转移民众的註意。

对女权社交媒体帐号的攻击引起了大量关註。2018年对电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提起性侵诉讼的知名女权人士弦子，声援豆瓣遭打压的姐妹们。「#女性们团结吧#」标签在微博上纷纷出现来抗议封杀，阅读量接近5000万次。 

针对女权团体的打压也是一个警号——习近平政权正准备加剧对所有其他反对声音的镇压。这可能包括工人斗争、左翼青年、少数民族、调查记者和其他人。 对习近平来说，明年的中共二十大和他第三个任期的历史性加冕（他盼望终身统治）是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他对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恐惧变得更大。改变这局面的关键，妇女斗争、维护少数民族权利与组织独立工人运动需要相互联系起来。这些不应是彼此独立的「单一议题」，而是联合起来形成被压迫者反对资本主义、父权製和极权主义的运动。 

中国人口危机　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新生儿的数字比2019年大幅下降15%。此前，出生率已经连续3年下跌，这对中共独裁政权的现代化及大国野心造成严重了挑战。虽然世界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部分工业仍然依赖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模式。

中国现时每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远远未达到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在资本主义极为不平等的时代，人口老化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今天中国的城市裏很常见的「4-2-1」家庭结构（１名有全职工作的成年人要供养2名父母和4名祖父母），对劳动者来说造成灾难性的压力。

「解决方案」

中共为此实施了几项「解决方案」，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短视及矛盾的本质，所有这些政策都必然失败。首先，他们试图将计划生育中一孩政策松绑，变成「二孩政策」。这在2015年10月修法的时候曾一度刺激了出生率，但出生率很快又回到下行趋势。这是因为出生率下降的背后成因都没有改变——生活成本高、工时长以及养育子女的开支甚巨。最新的报告估算要养育一名孩子，从出生到17岁的费用为19.1万元人民币，其中城市的孩子需要27.3万元，而在农村则要14.3万元。而这个国家正如总理李克强指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

再者，当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模式，是透过大量引入上亿农民工到城市裏打工，而这些「无根二代」被实质上剥夺了生育权。这些农村户口的工人没法获得只有城市户口才能享受到的社会服务。因此，对这些农民工来说，养育孩子基本上不可负担，就连公立学校对于外地户口的儿童也会收取私立学校的学费。

事实上，中共政权为了应对人口老化与劳动力下降的问题，当局正推动多项政策，但长远看这些政策实际上会导致出生率进一步减少。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十四五」规划会调升退休年龄，从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变成男女同样65岁。中共政权希望从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榨取更多利润，准备要在帝国主义冲突中与美国一较高下。

而采取这种政策来「适应」人口老化是十分短视的，强迫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更会讽刺地导致出生率进一步下降。第一，能够帮助双职父母带小孩的退休祖父母将减少。第二，劳动市场的竞争也会加大，进一步打击工资水平，也就更难以负担养小孩。在疫情之前，毕业生已经很难找到工资好的工作，根据外卖送餐公司美团在2018年的调查，15%的外卖骑手持有至少学士学位。

资产阶级评论员只看到当中的讽刺，但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们看到工人的超额剥削与大量失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维持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失业，就不能够压低工资，也没有心理恐惧使得被超剥削的工人不敢反抗以争取更好的条件。当然，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得益者就是中国的资本家，他们在2020年全国的美元亿万富翁的人数就增加了257人。

人口控製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人口控製」的问题只存在于资本主义製度，这个製度无法完全地运用社会的生产劳动力，导致超额剥削和就业不足。不过，现代生产技术其实能够实现社会的富足，不论个人选择生育与否。

在社会主义下，人口老化将不会是个问题，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加上充分实践民主计划生产的潜能，就算是劳动力减少也能维持全体人口的高水平生活。我们主张全面的生育自由，不论是控製生育的权利，抑或是生育子女的权利。归根究底，废除资本主义就代表废除父权製度，并实现全面的社会医疗、托儿服务，还有社区洗衣、清洁、食堂服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从不断打击生活的循环解放所有工人，而妇女也能够从家务劳动和强迫养育儿女中得到解放。

中国：女权小组遭打压 斗争已成重要趋势

4月17日，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在武汉大学组织了一场游行，目的是声援遭攻击的女权博主肖美丽和最近豆瓣上被大批封禁的女权小组，同时还有「武大狼事件」的受害者们。毋庸置疑的是，当局对任何性质的群体性事件的反应极其迅速，该行动很快被平息。4月20日，因「网络上出现了恶意曲解此次活动目的以及社团性质的言论，并被大肆发酵传播，对学校、社团以及社团成员均产生了预料之外的负面影响」，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小组发布声明，宣布停止活动。

这次的活动反响激烈，「武大狼事件」是其中的一个直接原因。

「武大狼事件」

「武大狼」，顾名思义，武汉大学的一匹狼，一匹色狼。4月12日该事件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匿名平臺上曝光，热度不断升高，一名杨姓副教授曾在2017年和2019年两次因为性骚扰事件收到学校的约谈和警告，但没有实质性的惩罚。而直到这一次该校党委在下午就对此事作出了通报，暂停了该副教授的教学任务。4月15日学校官方发布声明解聘该副教授。此事冲上微博热搜。

在此之后，微博女权游行在16日进行。次日，WHU性别性平研究会在武汉大学内游行。两次游行虽然在网络上激起了一丝水花，但最终还是石沉大海，连一点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找。现在在「中国局域网」内搜索这两起事件，看到的都是网民（包括很多网军）纷纷指责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始作俑者背后一定站着一群手眼通天的「境外势力」、这些事情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和长期准备的「反动势力」的阴谋。女性的自发反抗行动被指 「让人生疑」、与境外势力勾结与阴谋煽动颠复国家的帽子，则反映这些民族主义网络水军汙名化女权的企图。在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亲中共分子抹黑女权主义为西方削弱分化攻击中国的一种战术手段。此前几位被打压的女权主义者和团队，均有「通敌和给西方递刀子」的罪名。

同时我们不得不提及国内左翼对待女权主义者的错误立场。虽然近年不少左翼分子都受全球女权运动启蒙，例如佳士运动中的嶽昕。但不少国内左翼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下对女权主义采取了疑虑甚至戒备的姿态。虽然很多左翼人士以个人参与到了运动之中，在较大一点的官方媒体团队裏却罕见对女权运动公开发表积极的声明。很多国内的左翼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西方的政治正确，是西方的舶来品」，或者「女权主义会造成性别对立，掩盖阶级斗争」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理由。女性面对性暴力和物化的问题也加剧了职场上的压迫，致使女工的待遇受打压。阶级和性别压迫都是资本主义製度造成，两者密不可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阶级问题，阶级斗争一旦胜利，性别压迫也会随之解决。他们认为，如果现在舍本逐末去支持女权运动，就会削弱阶级斗争的力量，反倒是女权主义者如果真的想要解放就应该加入到社会主义者斗争的道路中来，接受自己的领导，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反对宗派主义

如果这一宗派思想受到广泛左翼和工运的接纳，将会大大阻碍团结斗争，使运动脱离新一波中国青年激进化的浪潮，甚至变成为中共父权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帮凶。可见这些国内「左派」的政治观点非常狭隘和片面，完全忽视或拒绝承认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和歧视正是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女性主义在中国被汙名化同时有着中共出于维持专製的考量。中共亦极为恐惧对权贵性侵的指控会蔓延至党高层，会大大打击党的面子，更害怕女权运动会形成一个威胁，所以要竭力压製。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全力投入在当下的女权斗争，并将之联系至反中共和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今日的中国女权运动没有 「合法的」发声渠道，但随着经济下行、普通群众生活水平下降、镇压升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女权运动有望获得更广泛的受众。我们既为面包战斗，也为玫瑰斗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让性别歧视和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历史。

中国：当局推崇「阳刚之气」 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1月28日，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份文件声称，将要求体育教学「更多註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等。该文件表面上是在谈强化学生的体质健康教育，但实际上是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国企董事长斯泽夫在2020年5月作出的「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提案。斯泽夫说，中国许多年轻男性当中出现「女性气质化」的趋势，若不「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教育部这番说法一经报导，在新浪微博便引发热议。该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阅读次数超过170万次。

性别定型

很多网友批评当局加深性别刻板印象与性别歧视。有人质疑「男孩子温柔体贴有涵养，女孩子勇敢坚毅有担当怎么不可以？」也有人讽刺为何不禁止女性男性化；还有人忧心，当局此举会造成更多性格温和腼腆的男生被校园暴力和歧视辱骂。有不少批评者抨击，这种说法相当于将「女性化」视为贬义词、是不尊重女性的体现，应放下性别刻板印象。对官方说法持支持态度的人也不甘示弱。很多反女权人士埋怨「女拳都疯了吗，这样都能打拳？」（「女拳」是对于女权人士的蔑称，「打拳」则是贬义指代进行女权主义批判）

中共政权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鼓吹传统的性别角色及刻板印象。事实上，当局近年持续收窄性别议题的讨论空间，有意打压多元性别。2018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臺《开学第一课》邀请了一些「小鲜肉」明星做嘉宾，不久，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便在同一天发表文章，指责受邀的韩系「小鲜肉」歌手都是「娘炮」、是「不良」文化。2019年开始，中国媒体开始认定男生戴耳环是「娘娘腔」，因此给戴耳环的男明星进行模煳处理；与嘻哈文化相关的元素、纹身和LGBT符号在节目中也受到审查。

除了媒体报导，公共教育也对于LGBT存在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受到法庭背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有声称「同性恋是心理障碍」的歧视性描述且不愿修正。有LGBT权利支持者将这家出版社告上法院，但经过3年缠讼后仍然败诉。这并不是单一案例——根据2016与2017年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使用的91本心理学教科书中，近半仍认定同性恋是一种病。而中共政府对此表示对LGBT运动「不主动提倡」，实际上是在放任错误的观点在社会广泛流传。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在19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2001年起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精神疾病，LGBT在中国社会仍然遭受各种歧视与挑战。

性别规范、刻板印象、对于LGBT的歧视等性别压迫，都源自必然存在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製度；而在新冠疫情当下，遭遇这些压迫的人也更容易遭受暴力、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资本主义依靠对于妇女的压迫、传统性别分工以及核心家庭结构、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来维持运作、减低公共服务开支，自然也会贬低「女性化」特质；在当今中国成为不断崛起的帝国主义势力、需要使用民族主义「战狼」外交、鼓吹军国主义满足中共当局野心时，更需要鼓吹所谓的「阳刚之气」。LGBT的存在也对于核心家庭製度构成挑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受到压迫。同时，这些性别压迫和其他特定压迫一样，都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来分化工人阶级、妨碍共同斗争。

解除刻板印象

就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在中国，统治阶级用时尚、广告、媒体或法律法规等为所有人树立对于男女两性的性别规范。社会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束缚——所有人都应当有按照自身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生活的自由。当然我们应当尝试每一个渠道，但争取这种自由是没有办法只（或者主要）通过修法或是去政治化的方式来实现的。就像美国「黑命攸关」运动以及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三项谋杀罪成显示的那样，法律上的斗争也需成为群众性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即使是局限于嘉年华会活动的上海骄傲节，也被迫在2020年8月13日宣布终止所有活动，并且未给出任何原因，相信也与当局打压有关。为了根除各种性别压迫，我们需要寻求工人阶级最大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让所有人不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只是法律和文化上免受歧视，也需要物质上的丰足。

中国：「恶意讨薪」谁之恶？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农民工在外辛苦一年，工资迟迟未结无处讨要，走投无路，只好举起标语，站在寒冬裏的广场上、楼顶、塔吊上，希望能讨回自己的血汗钱，然后就遭到了相关部门「零容忍」的强力打击——为的是要「保护企业」。

而这，就是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真实故事。在公检法官僚们的眼裏，工人如果选择了合法途径去参与仲裁，就是企图借法律敲诈企业，该进黑名单；如果选择了「非法手段」去讨要自己的薪水，那更是罪不容赦的「恶意讨薪」，要抓起来通报以警众人的。

如此巧立名目造出的罪行是如此可笑，以至于群众不禁吐槽：工人恶意讨薪，难不成企业是善意欠薪么？

而对于资本家呢？最高检为他们释放了最大的善意。「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于是各地纷纷以不起诉犯罪的资本家为荣，把释放涉罪资本家作为证明本地政绩。「审慎办理民营企业涉罪案件」、「民营企业家改装枪支 检察官不起诉」，如此种种新闻充斥报章，证明了今天中国由资本家当家作主；甘肃省前副省长更是语出惊人，「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

于情于理，讨回属于自己的工资都不可能是恶意的行为；如果说在讨薪的过程中有谁是恶意的，那只能是官员与资本家在打压工人时结成的同盟——他们是秩序的受益者与维护者，而且显然他们都认为企业的发展比工人的生存更重要。因此中国广大的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对抗专製政权的「恶意维稳」！

中国：质疑中印边境冲突死亡人数变成「诋毁烈士」

中共当局再次以「保护英烈」为借口打压言论自由。2021年2月19日，新浪微博用户「辣笔小球」发表评论，质疑《解放军报》公布的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方死伤信息，认为中方阵亡的不只4人；并暗讽解放军团长以牺牲下属性命为代价活下来。之后，「辣笔小球」帐号被禁言一年，其本人在当天晚上被刑拘，在3月1日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批准逮捕，并在央视新闻镜头前「被认罪」。他的质疑则被南京警方、部分网民、中共与官方媒体打成「恶意歪曲事实真相」「损害英雄形象、伤害民族情感、毒害爱国之心」。

跨国追捕

即使质疑者人在海外，亦可能被跨境追捕。就在「辣笔小球」被刑拘后不久，人在欧洲的王靖渝也因质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以及中共当局为何拖延8个月才公布相关信息，被指「诋毁贬损卫国戍边英雄」，因而被中国公安网上追逃、勒令3天内回国自首，其父母也被停职、被迫每天12小时待在派出所、在家也有警方监视。在绵阳警方针对王靖渝言论发表警情通报后，王靖渝则在评论区大骂解放军死得好、印度军队干得好。这场冲突只是为了争夺面积不大、无人居住的荒野地带。社会主义者不贊同支持中印边境冲突中任何一方（无论印方还是中方）的言论，但王靖渝被指诋毁英雄官兵完全是因为其质疑官方报道。

3月15日，中国知名地产商潘石屹之子潘瑞，也被北京警方发布通报要求回国接受调查处理。事件可追溯到潘瑞在2020年6月23日的一则微博留言「听说（中共军方）至少一个营地被印度活埋」。8个月后，潘瑞的这则评论被翻出来，其微博很快被封锁，而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也声称「已依法对潘某刑事拘留，并对其开展追逃」。值得一提的是，潘瑞曾在新浪微博分享《路透社》「中方可能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报道，并质问这些官兵身份，而中国外交部则否认这则报道。

毫不意外，中共官媒轰炸式批评这些所谓「诋毁烈士」言论，装模作样地强调「诋毁英雄，就是与祖国对立、与人民为敌」。很多网民对于这些事件的反应，也是怒骂这些「诋毁烈士」者、希望他们被判刑，并纷纷分享人民日报製作的致敬边防军人图片——但我们评估民间反应时，也需考虑到中国网络审查之严格、质疑声音极易被消失，以及中共有着庞大的网络水军引导舆论，很多网民也未曾知道这些「诋毁烈士」言论的原话。

扼杀自论自由为实

这一波打击所谓「诋毁烈士」的行动，法律依据为2018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共当局认为，「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已经成为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的借口，而「精日」人士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言行也激发了民间对于立法保护英烈的支持。但现实中，这部法律一直被当局用以打压言论自由、封杀一切与「官方历史」或是「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不符的言论。这部法律声称保护的烈士大多是军人，但现实中退伍军人的权益一直没有有效保障，并在维权时屡遭镇压。

所谓「诋毁烈士」的说法，只是中共民族主义宣传罢了。当局对于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状况的承诺一直只是空谈，现有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也无法真正保护到退役军人的利益。真正侮辱英烈的，当属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要基层士兵送命、对于冲突和伤亡实情闪烁其词、对于仍活着的退伍士兵则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中共资产阶级政府。

中国：自媒体管控再度收紧——全面噤声时代来临？

中共网信办1月29日召开会议，宣布将「重点整治」自媒体、短视频网站等内地网上平臺。紧接着2月初搜狐、微信等各大自媒体和公众号平臺要求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等相关媒体资质，才能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如果不具备有关资质，则不能采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及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关信息内容，否则将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平臺运营规范。

只有官方认可的新闻单位或新闻宣传部门主管的单位才有资格拿到如此严苛的许可证。这意味着从今往后非官方的自媒体无法自由发布和评论时政新闻，而只能转发评论中共喉舌所发布过的新闻，不然就会遭到轻则禁言封号，重则拘留判刑的处罚。

2月19日，微博大V「辣笔小球」就因为在微博上质疑官方对于去年中印冲突中，中共军队伤亡细节的报道而被以定义模煳的「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即使社会主义者不贊同该博主的政治立场，我们支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立即撤销对其控罪。

禁区处处

近两年裏中国群众运动和重大危机此起彼伏，从香港2019运动、新冠肺炎到内蒙罢课罢工、蛋壳公寓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自媒体往往是群众发声的重要途径。面对群众激进化的压力背景下，政权担心自媒体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并在民主斗争燃起之时会危及独裁统治，因而不得不发布加强管控自媒体的命令。

表面上看，该政策出臺好像让中共政权更稳固了，但恰恰相反。就好比长城防火墙政策正好揭穿了政权自我标榜的「文化自信」一样，该政策背后表现的，不是政权的自信，而是政权的自卑与脆弱——政权害怕网民通过自媒体评论时政攻击政府、害怕新冷战背景下的任何中国的失利，会打击政权的威信，造成国内的反政府意识。

一方面收紧自媒体管控无疑标誌着大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将会大幅受限，公民舆论监督政府为数不多的渠道也将会变为粉饰太平的工具，中共政权自认为短暂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但另一方面，就像一年前打压李文亮言论的事件却引起了群众要求言论自由的愤怒呼声一样，现在政权想要通过限製媒体的言论自由来压製反政权的愤怒，想要製造全面噤声时代，但最终必然会适得其反。网络发声和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手段一样都犹如社会的泄压阀，而堵上泄压阀的独裁高压锅裏面压力只会越来越大，并在有朝一日以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

支持完全言论自由

社会主义者支持完全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反对中共政权对于各种媒体自由的管控。但是这个目标无法通过仰赖中共党内任何一派来实现，也无法依靠资本家来达到。因为中共独裁製度是和资本主义製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平时资本家依仗政权的镇压来肆无忌惮剥削工人牟利，在政权需要时各自媒体资本平臺便成为打压言论、新闻自由的急先锋。只有通过我们工人劳动者的民主斗争来打倒亲资独裁政权，并建立工人民主管理媒体的製度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言论自由。

中共延后退休年限　工人阶级需要反抗

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背景下，面对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和疫情带来的财政压力再次升级，中共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该决策将恶化中国就业状况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并推动阶级矛盾走向激烈。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换取的举措遭致强烈的舆论反对。中国工人将进一步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无产阶级是时候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

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

老龄化：在工人阶级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房价高涨的情况下，人们生育意愿低迷，劳动力不足以及人口老化问题极为严重。在2018年，中国有将近2.5亿人的年龄在60岁以上，占了全部人口的17.8%。一间知名智库表示，在2053年前，这个比例可能超过33%。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而且减少幅度逐渐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2013年开启的「二孩」政策下，中国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进一步了恶化养老金收支情况。

养老金缺口：根据中国保险协会11月的报告，至2025年底，中国的长者人口可达到3亿，到时退休储蓄缺的口就会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养老金收入由财政补贴与征缴收入两部分组成。若不计财政补贴，据人社部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养老金从2013年就出现了亏空，2016年更亏空达6504亿元。

该缺口主要是由于资本家拒交社保金造成的，这体现了深刻的阶级矛盾。以《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为例，2014年农民工未缴纳养老比率高达83.3%，当时月均工资2,864元，按当前缴纳比例计算，资本家少缴纳了15,686亿元养老金，这是该年度养老金征缴与支出差额2,226亿元的7倍多。而这还仅仅是农民工一个群体的情况。

由于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依靠地方政府大幅举债来刺激经济，致使债臺高筑。现在中央政府为免杠杆过高，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去年全国财政赤字达到6.27万亿人民币，比前年上升了近3成，可见在现行製度下难以大增公共开支用以养老。据《标普全球》指出，中央政府今年不再像去年疫症爆发时那样安排特别国债发行，意味着其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将减少10%，而这笔转移支付几乎占地方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养老金缺口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製造成的产品分配不公，而中共应对该问题的方法，则是延长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年限、减轻资本家的付出，这体现了「退休延后」劫贫济富的本质。

就业危机： 中国不少企业实行「 35岁，45岁」淘汰製度，在退休时间延后，还无法领取退休金的中老人的就业前景将十分灰暗。同时由于新的求职者的涌入入，这将加大工人阶级就业压力。在就业危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由于处于就业的不利地位，资本家将会对其进行更为严厉的剥削，这将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苦难。

生命消逝： 随着「996」工作製的普及与就业压力的不断爬升，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延后退休时间就是缩短劳动者的生命时间。部分未达到退休年限的中老年人将涌入低端产业，例如清洁、保安和更辛苦的外送员，这些产业往往对健康损害更为严重。刚从「996」中出离的中老年人，将面对更惨烈的压迫。

据《寿命精算学与退休年龄》的研究，一个人55岁后每工作一年，就将平均减少两年寿命。据此计算，中国2018年男性的平均寿命为77.0岁，若退休时间从60岁延长到65岁，劳动者的平均寿命将为67岁。即是说，一个工人在退休两年后，就将面临死亡。可见，「退休延迟」政策成为了收割工人生命的镰刀，而手持镰刀的死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外资本家。

工人们团结起来奋勇抗争

综上所述，「延迟退休」政策是中共为了维系统治进行的阶级压迫政策，其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阶级需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向资本家发动斗争追回欠交的社保。社会主义者要求取消户籍製度，落实真正的全民退休保障。至于钱从哪来，我们则要向富人征收重税。这样的话党国及民营资本家都会大力抵抗，因此要将整个金融製度应该民主公有化，交给工人阶级民主控製。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为什么我们要社会主义的替代出路

四月底，有报道指中国人口正在下降。《金融时报》（2021年4月27日）指2019年中国人口下降到14亿以下。这是5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局随即否认了《金融时报》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没有给出原因下，延迟公布了去年进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报告。报告原本定于4月初公布的。这令人怀疑中共专製正面对尴尬的消息，并试图「修订」数据。「据了解，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这是国家统计局在4月29日发布的简单声明，并指具体数据将在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中国正面对人口问题炸弹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很可能会在2027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一的国家。自2012年起，中国的劳动力每年萎缩。这对中共来说是个大麻烦，特别是现在他们正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生死之斗，经济力量、生产力及适龄工作人口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有时，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学者们的行为看起来很让人迷惑。在推动延迟退休时，他们疾呼「我国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体主义精神更强有利于避免发达国家延迟退休中的社会动荡」，「老一辈的人更能忍让、更能吃苦」，彷佛这个国家仍旧是社会主义国家，彷佛中国人民都如同羔羊一般温顺，任人宰割；彷佛一放开政策，无论多穷的人都会敞开肚皮生出大群孩子——以供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剥削。

杀鸡取卵

但细想起来，他们的行为又都是有逻辑可言的——为了从普罗大众身上榨出最后一滴油水的逻辑。中共的行为本质上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政府无异──许多在过去20年也在提高退休年龄、打击退休金。对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的政权来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令人恐慌的。如果人口结构发生了他们所预期的变化，那么通过高人口存量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快速发展就难以为继。

针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央行在工作论文中写道，「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还宣称「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免得人口结构崩盘。如此种种「政策建议」看起来仗义执言，但是，无论做多少看起来理性客观的评述，他们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老百姓是平白无故地不喜欢生孩子吗？

当然不是。

如果学区房、补习班、备考不会榨干一家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如果寒门难出贵子没有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如果父母在工作之余还能留出陪孩子的空余——那生孩子都不会是如此令人避之不及的选项。在资本主义的暴力压榨之下，生育只是套在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沉重枷锁，是通过代际更替补充工作力的手段；各路媒体为「后浪」所应许的未来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普罗大众。在阶级固化的社会裏，怎么可能有人容许「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 资产阶级只会进一步收窄阶级流动的通道，让无产者好好地当一枚社会的螺丝钉。

归根结底，只要资本主义製度还在压榨中国人民，那么所谓放开和鼓励生育就只能是为资本提供剥削材料的政策。要解决人口危机，需要的是社会主义纲领。这是一场要透过打倒资本主义与专製统治才能胜利的斗争：

全面实行免费教育，取消大学和高等学校学费！免费、民主公有与管理的托儿服务。
法定12个月的全薪女性产假，雇主不能对其降职或惩罚。对于职场中的女性歧视零容忍，例如「不能怀孕」规定。
建设优质的廉价房屋来解决住房危机。取缔发展商资本家，将建筑和房地产企业收归民主公营。
在职场及学校裏改善女性的权利，杜绝性别主义与歧视。支持组织独立工会及学生会的权利，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大幅扩大老年人者照顾服务，在非牟利的民主公营下提供专门的住宿和家务支援。
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要求大幅增加退休金，实行全民退休保障，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废除户籍製度。大幅增加公共福利、教育和医疗，同样以开征富人税来负担。
资本主义与独裁都是死胡同──我们为社会主义而战！

中国公布官方人口普查结果 却有「做假帐」之嫌

原定于四月上旬公布的中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五月十二日终于在一片质疑声音之中姗姗来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结果，202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4亿1178万人，对比2019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总人口14亿05万人，人口净增长为1173万。

在结果公布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内部消息报道，中国人口将跌穿14亿，是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对此中国政府予以否认。

但在今天官方普查结果公布后，内地网民立即发现数据不合理。网民推算，假如2020年的死亡人口（官方对此未有公布）与2019年相等（998万人），即意味着2020年的出生人口高达2171万！这夸张的数目甚至跟国统局同日公布的2020年1200万出生人口互相矛盾。

那怕仅仅查看人口增长数字本身也不合常理：过去十多年，人口增长稳定下降，2010年的新增人口为641万人，到2019年的新增人口下跌至467万人，但这次人口增长数字突然上升超过一倍，这本身数字简直是荒谬绝伦。

另外亦有网民根据2007-2020各年公布的年龄结构比例推算，按此方程计算2020年的出生人口竟高达4234万人！

可见，这份所谓的「人口普查结果」在数字上根本都无法自洽，难以自圆其说。各项方程数据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事实上，我们早在十年前已预视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问题。粗暴的一孩政策使问题大大恶化，令中国陷入了「未富先老」的惨痛局面。连带而来的就是劳动力衰退，退休养老的压力急增。过去依靠着庞大的劳动人口基数，将劳动成本，亦即是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水平，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现在似乎也已走到尽头。这对于本来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市场可谓雪上加霜，劳动力衰退亦将连带引发国内经济渐渐丧失动力，习近平「双循环」的构想有着胎死腹中的危险，进一步破坏了他「定于一尊」的地位。更甚者，中国正处于国际关系和地缘战略博奕中被动和不利的地位，这个时间点上国内的根本性经济失去动能，对中共战略布局的打击非常严重。

同时，「14亿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一如中共的所谓「保八」「保六」政策口号，因为假如中国人口跌破14亿人口大关，意味着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很快将被印度取代，而印度的人口结构要比中国年轻得多。而且代表着中国的退休压力突破了警戒线，令人忧虑中国政府寅吃卯粮的养老政策是否无以为继，甚至进一步触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一如多次延长退休年龄而爆发大规模社会抗争的欧美国家。事实上，这危机已初见端倪，根据中共社科院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8-2022）》，即使中央持续对养老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养老基金依然有机会有2035年完全耗尽分文不剩！这意味着现时50岁以下的劳动者都有可能在退休年龄时身处一个没有任何公共退休服务的社会，甚至辛苦供款数十载的养老金血本无归。因此，为挽救社会的信心，中国政府不得不做假帐以「稳定民心」。

然而，中国政府这种数据造假手段不过是自欺欺人。就像新冠疫情爆发早期不承认大祸临头反而指「吹哨人」造谣一样。数字上的幽灵人口既不能为中国提供劳动力，亦不能进行任何消费活动。中国社会少子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受到的超额剥削，绝大多数基层民众仅仅只能维持生活的水平，社会公共服务的严重缺失，户籍製度更让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村户借人口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服务和为数不多的福利之外，令育儿对中国的民众而言往往意味着生活条件的大幅倒退。而中共所谓的「鼓励生育」亦仅限于一纸空文，政府无意亦无力提供实切的财政支援和补贴予育儿家庭。因此，人口老龄化与萎缩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死结，中国走进了这一死结当中，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製度，全面推动优质免费的公共服务，解除为人父母的后顾之忧，才能确保生有所养老有所依，让社会的人口结构健康发展。

成都49中学事件：五毛维稳反倒激化群众意识

2021年5月9日母亲节，在四川成都却发生了一宗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惨剧，成都市四十九中学一名17岁学生在校期间高空坠亡。次日早上，死者母亲鲁女士在微博中发帖质疑校方拨打急救电话不及时、从学生坠楼到联系家长足足140分钟、拒绝让家属观看监控视频，并发出质问「学校想一直耗着我们，最后拿出一坛骨灰将我们应付了事吗，信息社会难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是这样被轻易想抹杀就抹杀了吗？」

当天晚间，有留意到消息并不满当局草菅人命官僚作风的民众陆续聚集在成都49中门口，手持白花，要求校方向公众交代真相。当示威人群开始齐呼「真相！真相！」时，大量警察冲入人群，抢夺相机、殴打群众、将多人拖入警戒线逮捕。

不久之后，中国网军就开始出动带风向，指49中门口聚集的示威者是「废青」（废物青年，中共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者的蔑称），是受「境外势力」影响的「破坏分子」，认为他们学习了香港示威模式。而他们所谓证据竟是「中国人悼念死人不会拿康乃馨」「现场的人不讲四川方言而是在说普通话甚至『粤语』」等等。这种说法很快遭到了广大网民的嘲讽，指出将愈演愈烈社会矛盾转移为「境外势力干涉」的手段老套而拙劣。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部分「小粉红」「爱国网民」自发地参与到悼念活动中，却不料被这些「友军炮火」所误伤，无论这些网民是否承认自己接受了所谓「境外势力」的影响，事实上他们已经逐渐理解香港民众的示威方式，并接受了部分香港运动输出的影响。小粉红这种歇斯底裏地攻击根本是失控，将任何抗争行动攻击为「反华叛国」，只会使更多群众看穿政权宣传之荒谬。中共的舆论机器本来目的是用来维稳护党，但却製造了一只开始失控的巨兽，反过来使舆论形势更不稳定，激化群众的意识。

另一方面，网民将成都官方一开始的遮掩打压态度与香港2019年11月示威者周梓乐坠楼后，法庭作出了详尽的死因研讯进行对比，指出香港司法比大陆司法公开透明，也更重视调查真相，还家属一个公道和抚慰。虽然香港的法律在中共粗暴干预后已沦为废纸，但网民作出这种对比，也表明了香港运动即使在消息封锁下也被内地关註，并影响着内地群众的意识。

2019年的香港反威权运动是香港的群众运动，具有反对警察暴力、要求民权和自由的先进意识。在中国政府有意引导抹黑下，香港运动成为了大陆网络中不可触及的言论，在公开平臺讨论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封号、拘留、被单位开除等。成都49中事件发生后，官方竭力把事件去政治化，定性为过火和失控，阻止网络进一步对香港示威运动的讨论扩大。

成都49中事件不仅仅是公众与特定单位机构的矛盾，还是中国青年群众运动的又一具体表现。此次事件中，中国网民将反独裁意识浓缩在反对官方粗暴回应和网军抹黑的指责中。中国劳工论坛支持一切抵抗独裁政权的群众运动，对中共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政权压製成都49中群众运动行径表示严厉谴责，对遭打压的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深切的慰问。同时我们也指出，这次事件并非是个别案例，而是专製官僚作风的积习。内地群众亦将逐渐明白这是内地与香港民众所共同面对的压迫和困境，因此内地与香港民众必需团结斗争，共同对抗资本主义专製政权。

「躺平」——反抗高压现状的抗议

关于「躺平」的一场辩论在中国广泛展开。对这个概念的普遍兴趣显现出，无论习近平政权如何坚称各种「胜利」，中国社会当今的发展出了大的问题。

在4月，百度贴吧出现一则题目为《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其作者本是一介普通网民，但文中「人不应该如此劳累」、「我有时会躲在某处看着那些忙碌的人发笑」等文字引发以年轻人为主的诸多网民的共鸣。「躺平」这一概念遂引发热议，并在中国网络上广传。概括来说，「躺平」或「躺平主义」具体内涵包括「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及「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类似源自日本的「低欲望生活」、「佛系」等强调无欲无求、看淡一切的生活态度，也与中国青年中颓废、悲观、绝望情绪生成的「丧文化」有一定关联，但在当下中国，「躺平」这种抗议形式比起前述案例有更深远的影响。

当然，「躺平」流行之后，很快遭遇中共官媒批判。5月，新浪微博「共青团中央」发表微博指称「当代年轻人从未选择躺平」，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则发表评论指责「躺平」可耻、是毒鸡汤，湖北广播电视臺评论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豆瓣、百度也对这一热词进行审查，豆瓣上的几个「躺平小组」在建立不久后旋即被站方强製解散，而百度贴吧「躺平吧」和数个相关贴吧均被禁止普通用户发帖。然而，网民对于官方宣传和网络审查并不买帐，多数网民群起反弹，令「共青团中央」被迫关闭前述微博评论，而亲中共的凤凰网一份网络民调指出，60%网民理解并同情年轻人「躺平」。

「躺平」的兴起、成为一股流行趋势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这体现很多年轻人对今天资本主义高压快节奏生活的抵触。因此，这对于习近平政权造成巨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社会问题不断激化；受到生育率（2020年只剩1.3，而维持稳定人口结构需要2.1）、结婚率（2020年只有813.1万对，17年新低）皆下滑等影响，劳动力自2012年以来连年衰退至今；缩减的劳动力和老化的人口结构不利于中国「大国崛起」、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超级大国；中国人口实际上跌破了「14亿」这一心理关口，而这也会让中国人口第一大国位置很快被印度取代，中共当局颜面会因此受损。

虽说欧美日等国也在面临生育率低迷、人口老化等问题，但中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如果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拒绝加班996或者高额消费，中国的生产力和本就疲弱的国内消费必将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冲击习近平强调扩大内需的「双循环」战略，在当今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脉络下也让习近平更难连任。因此，中共当局当然要大力批判「躺平」思潮、丢出鼓吹个人奋斗的陈词滥调。

中共官方的这些论调，越来越不被广大中国年轻人接受。《南方日报》那篇社论声称的「（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只要足够勤奋依然能自我实现、自我成就」，根本离现况相差十万八千裏。现今大部分年轻人（同时也是工人）面对的，是坚持奋斗、接受「内卷」却换不来相应回报，面对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成本，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甚至还要靠家裏补贴，怎敢结婚、生孩子？中共政府如今已经蜕变为一个亲资、保守、右翼的独裁政权，它当然不可能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政策，而只可能是疯狂打个人奋斗鸡血、并设法扼製对「躺平」支持的增长。

总体而言，「躺平」是对抗中国社会「内卷」的一种表现，包含了对于996加班製度的反抗、不合作运动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思潮本质还是消极反抗、个人行动，而非集体行动。但由于中共极权高压统治下群众很难自我组织、并且极易遭遇迅速镇压，开始激进化的工人与青年寻求这样的方式表达对于社会现状愤怒实属正常。这也是现行体製不可持续、走向崩溃的另一个迹象。中国资本主义正製造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房价、不人道的剥削和过劳，而中共党国的「控製」和政治镇压从长远来看无法使这个体製摆脱自身的矛盾。随着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工人阶级也会明白，组织起来推翻威权资本主义、打造让所有人都有体面生活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对于现状真正进取的解方。

走向反动的中国革命

今天中国的国会（全国人大）是全球最有钱的议会。根据外媒的估计，习近平一家在海外的至少藏匿的高达一兆美元的资产。同时，李克强宣布今天中国仍有6亿的人生活在贫穷线底下，每月平均收入仅有1000人民币。在中国内，每两个人就受到一支监视器的监控。中共在今天面临到了89年以来最严峻的社会危机，深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之中，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製度让整个中国陷入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9中共建政了什么？

中共以毛泽东为首的军阀，领导着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但在缺少了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中共政权打从一开始就彷照苏联建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政权。与中国革命不同，俄国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并且以民主工人国家取代了资本主义，这让工人阶级一度拥有全面权力控製政府及经济。不过由于其他国家在共产党及工人政党的领导缺乏准备或犯错下，导致革命失败，使俄国革命在1920年代被孤立。在极端政治孤立的情况下，俄国革命遭到了官僚的反革命。虽然革命所形成的国有经济存活了下来，但工人民主控製却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口头上仍然奉行「社会主义」，但他们只是纯粹出于保住权力与特权而保卫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1930-40年代比起深陷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更为迅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学习的是俄国的官僚专製，而非1917年最初的俄国革命。中共在1950年代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极度畸形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被国有经济所取代，而这也成就中国急速的工业发展，但权力是集中在一群不受监督的官僚菁英手上，而不是工人阶级。

建政初期，毛泽东认为在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并把社会主义任务推到无限远的未来，这是世界各地被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皆主张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并不主张世界革命，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最重要先建立强大国家和经济体製，休养生息和稳定政权才根本。中共只是没收了民营企业，却没有建立民主公有製。但巨大的革命压力，即农村自发的土地革命，冲破了国家的秩序。加上冷战期间韩战的爆发使地主和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復僻抱有希望，令共产党加速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威胁。中共政权在官僚控製的计划经济下实现了至今所谓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都无法实现的改变。

改革开放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共政权面临了巨大的危机，独裁官僚压抑了计划经济的生产力，经过文革的破坏后更是枯萎至尽头。1976年，中国的GDP出现萎缩，社会陷入混乱。计划经济与官僚的关系就如身体与癌细胞的关系一样，当身体被寄生癌细胞破坏到尽头时，癌细胞也会死去。

这让整个中共政权陷入在分裂与被群众推翻的恐惧之中，尽管要解决这样的危机所需要的是一场补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将计划经济夺回于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事实上整个中共的官僚集团在毛时期的政策就不断改变。对于官僚集团而言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实用主义地在不同阶级与阶层以间作出平衡，维护国家权力的控製的同时发展经济。过去所彷效的俄国及东欧的经济模式陷入停滞甚至失败，这并非如资产阶级代言人所宣称社会主义「失败」或资本主义的「优胜」那样，而是官僚越来越没能力发展计划经济。他们很成功地復製原有的工业技术，尤其是重工业，但在在精细的生产方面则很落后。从原本只是计划经济的相对障碍，到了1970-80年代，斯大林主义官僚变成了绝对障碍，实际上是把社会推向倒退。当时只有新的工人的政治革命，打破官僚的枷锁，并由工人阶级重夺计划经济的控製才能避免这个倒退。与此同时，以列根和戴卓尔为首向全球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加上亚州四小龙的成功。中共官僚迫切地为求打破经济上的孤立，振兴贸易与投资，开始寻找新的经济模式来取代计划经济。 邓小平虽然被称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只是领导着一群独裁的官僚集团为保权力而执行实用主义的政策，摸着石头过河。

中共透过并逐步的引入市场经济，同时保留国家对经济的控製权。在城市裏面，邓小平政权逐步开放私有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将国企转型为以获利为导向的体製。官僚透过特权进行寻租并透过价格双轨製套利、还有不平的税来窃取财富。官僚开始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准备成为未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农村则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製，即国有名义的土地下容许农民部分地自由出售商品，生产资料的私人佔有与僱佣劳动製度的建立衍生出大量的私营企业，製造出大量的农民工。官僚借由特权迅速的将较好的土地与耕作机器据为己有，地方政府在农地变为建地的过程中窃取差价，积累私有财产。

尽管在邓小平的改开10年间并非彻底地走向私有化，但部份的市场经济已经为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在价格双轨製推动以后带来了通货膨胀与周期性的萧条，工人阶级的生活不断地失去保障，却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特权利用改开的各种政策贪汙图利发大财，在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甚至高达了31%，是中共建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安门的革命几乎推翻了邓小平政权，而这更加让中共政权意识到他们没有了回头路。群众运动在300多个城镇被血腥镇压，就如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广州屠杀工人一样。1989年的极端镇压就是为了扼杀新生的工人运动，因为中共明了工运是他们復辟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维持政权的统治只有高度的独裁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在经历的数年对于工人阶级残酷的镇压以及党内的清洗以后，（光是在天安门革命结束至1990年底，就有4万多名工人被捕，甚至活跃的工人被处以死刑）。

资本主义復辟

在90年代，邓小平推动着沿海经济特区，将国有企业逐步的推向私有化，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股票交易所成立了，越来越多的国企被部分上市，这让中共官员加速私有化的进程，好让他们从国家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房屋及金融资产的资本家。而中共也透过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是农民工，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而被压低劳动条件的城市工人），对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的镇压，（包含取消组织工会及罢工权）和外资的税收优惠为今天的世界血汗工厂打下了基础。

今天的中共有着世界最严重的贫富悬殊，10%的有钱人掌握了社会上67%的资源，这些农民工占了中国1/4的劳动力，这些大量被剥削的劳动力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今天中国的私立幼儿院占了总体的90%，中国的公共医疗开支占GDP的经费仅有世界水平的1/4。

毛时期的革命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性的群众动员才得以确保革命的成果，今天中共政权已经彻底地将革命所带来的一切成果转变为他们私人的财产，社会上一切的保守与反动的意识死灰復燃，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中共政权再次的面临到1980年代的巨大危机。尽管毛泽东建立的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即使独裁政权下创造了无数的灾难，但计划经济成就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化，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则1980年代以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也会变得不可能。中共政权代表了一个未完成、被官僚扭曲的革命，因而未能发挥出计划经济的巨大潜能，而最终復辟资本主义，并製造了可怕的新危机和大量苦难。今天工人阶级需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组织起来推翻中共独裁，当下次革命到来时，中国工人阶级将会获得到真正的解放。

民主计划经济

关于计划经济如何运作的讨论，对于工人运动和受压迫者至关重要。自1990年代威权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垮臺以来，资本家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更深的危机。但是资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近年围绕着美国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英国的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法国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左翼浪潮，保卫着左翼的许多重要社会诉求，但很可惜，这些左翼人物当中，没有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概念加以推广宣传。在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垮臺之后，右翼经济学家对于计划经济「信息不透明」和「缺乏创新性」的指责，这种说法已经影响了许多工人和青年的政治认识。现在是时候澄清这些问题了，用能够彻底改变当前製度的纲领，来重新武装工人与青年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想钜细靡遗地描绘资本主义被推翻后的社会细节，他们不愿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空谈，从而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但工人阶级为何斗争？这仍需要我们提出新社会中具体政治经济製度的模样，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着名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着作中，有意识地把重点摆在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为了彻底摆脱老板们利润至上的製度、为了摆脱贫穷和不平等，社会主义者得出结论，必须实现对生产资料，包含工厂、职场和技术的共同所有权，以此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立基于有计划的生产活动，由工人讨论和设定生产的方式和目标，以决定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运作、为何运作。

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壮举，让马克思有了活生生的机会向世人展示何谓工人阶级民主，包括公社的自由选举、选举产生且可即时罢免的工人委员、收入不超过平均工资的公职，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彻底解体。马克思称「总算发现一个政体，致力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不过巴黎公社仅在一个城市掌权，因此它只能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提供有限的学习经验。尽管经历了数十年来主流学说对计划经济这一概念的持续攻讦，以及斯大林主义自上而下计划的经历，为社会主义世界而斗争的人需要更为努力。

近年对抗这个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製度的斗争持续爆发，也启发了无数群众。多数运动反对的对象明确，但对于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缺乏认识，使得运动或多或少被削弱。我们必须提供更清晰的图景，来展示民主的计划经济在实务上如何运作，以及它与斯大林主义独裁的计划经济有何不同。

摆脱资本主义的浪费和低效

试想那些在避税天堂上万亿美元的闲置资本和蓄积的财富，由工人政府征收，而这个政府将用这些钱消除饥饿、建设体面的社会住宅，并提供每个人体面的薪资；试想那些在广告和非实质生产性的金融服务的投资，能够改挹註于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托育，并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试想资本主义下商品无秩序的重復生产和计划性汰旧的现象能够结束，如此将能大幅解放许多资源，并用于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将各大产业国有化并以计划经济的型态协调起来，工人阶级就能掌控社会的剩余价值，许多金钱就不会再被那些有钱股东和资本家所浪费掉，他们由于普遍消费力不足而拒绝投资。在社会主义的计划下，已开发国家占GDP 5%的奢侈品市场，能够被废除并重新导向有用的社会生产。那些右翼经济学者所谓的「效率」，导致的不过是他们口口声声捍卫的资本主义日益恶化的大规模失业。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中，原本无业的工人能够投入生产贡献社会，并在公共机构、新兴环保产业，或大型的基础建设计划中，得到待遇良好的工作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而产生的医疗危机、灾难性的气候变迁以及新一轮经济危机等事件，都使得社会上更广泛的族群更加明确渴望民主计划製度。资本主义政府为了不损及市场利益而让新冠肺炎的疫情雪上加霜。政府本应即时接管生产口罩和呼吸器等所需用品的产线。那些有代表性的医疗卫生科学家已经在几年前说过，感染力时高时低的病毒不会给製药业带来稳健的「商业模式」。而对于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来说，生态破坏不足以刺激它进行大刀阔斧的生产转型。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挑战却更加多。我们需要展现在一个生产数以百万计的产品并有数千家公司的社会中，计划经济能够奏效；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在内部作出生产计划，其资金密集化和集中化的程度，令全球经济由更少数几间企业把持。现在跨国公司几乎占全球GDP的1/3，以及世界总就业人口的1/4。

「经济计算」辩论的后续

193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与经济计划的捍卫者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面对右翼从原则上对计划的反对，左翼人物和运动人士的回应形形色色。有论点提出集中化或者完全分散化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有些人试图提出一些想像，幻想着我们能立即跳入一个没有货币和市场的世界，直接以现代技术和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生产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产品。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的局限性。第一个方法没有考虑到在产品或服务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开始免费分配，而货币无需再存在。第二个方法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若要实现为人类需求直接进行生产的愿景，会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让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增长并彼此协调起来。将这些方法付诸实行的先决条件不会立即出现。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在生产活动开始以前就使用现代技术来满足一些需求，恐怕并非最有效率的「计划」，像是易坏消费品，这个情形其实可采用其他已存在的「实时计划」来解决，下文会对此做更多说明。

出于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过度地官僚集中化的计划体製，部分人仅仅主张工人拥有个别企业并「自治」。许多无政府主义理论者都秉持这一传统。还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夫（Richard Wolff），他製作许多有关当前议题的有趣视频，这是许多青年在网络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开始。沃尔夫写了《工作场所的民主》一书，捍卫「工人自主型企业」的概念，但他也希望保留市场。工人委员会实行企业自治，并决定赋予更高层级政治机关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程度。

这种市场环境下自治的问题是，各个工人拥有的企业将被迫相互竞争。他们将争夺市场份额和利润、被迫针锋相对，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很快会趋向模彷市场资本主义。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体系就曾经在铁托领导下的前南斯拉夫试行过，而它摧毁了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基础，并导致了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以及贫富地区之间的恶行竞争，同时也造成大规模失业。

当然，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党製国家和斯大林主义的变种。所谓的自治管理仍是由非民选且不可罢免的党官僚所指导，这些官僚也操纵着工人的意见，当时工人阶级没有自由、民主进行组织的权利。但就算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社会主义」下的结果也往往相同。在南斯拉夫，市场竞争导致产业的管理者以追求效率之名、以利润最大化的名义，将社会拉回等级製度和官僚的主宰。

此外，如果真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工人自下而上接管，那么由最富的1%所控製的国家机器，将不会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需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来迎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用民主但政治上集中的工人国家来取代旧製度。地方自治的捍卫者低估了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进行国际革命和在民主计划经济中进行全球合作的需要。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两个经济阶段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会经过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只要社会财富还没有达到普遍的丰裕，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的某些元素就会以一种改良的形式保留下来。人们获得报酬的标准仍然会依据努力的程度：工作时数。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系列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这就是间接工资或社会工资。工人政府第一件要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缩短工时，允许工人阶级有时间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决策，同时也是让工作、家庭和自由时间达到更好的平衡。通过民主的计划经济来解决群众的失业问题，将能更有效地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工作，从而为降低每周工时奠定基础。一旦经济生活中占据关键地位的产业部门收归公有，大公司将无法把巨额财富运往避税天堂，而社会将得到许多实现上述目标的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经济」，在这一阶段裏，市场、货币、按时计酬等元素仍然存在。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的领袖，他反对斯大林主义时谈到这一阶段：「只有依据国家的计划化、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要素关联之点，才能实现过渡期之正确的经济指导。」

在第二个阶段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某些产品达到丰裕的程度，那么采取免费分配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就会增加。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了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金钱可以变得不重要或者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一点总结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要达到这样的第二阶段，当然需要先在第一阶段的初步阶段就为生态环境进行彻底的转型，必须不断监测开发中的绿色生产力的生态足迹。与短视近利并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是，工人民主製意识到环境保护符合我们的物质和社会利益，从而持续确保我们的自然环境不因经济发展而遭到破坏。

各种计划模式：没有单一方法适用于所有生产

如果我们既反对过度集中、官僚主义的计划体製，又反对孤立的自治方案，那么我们主张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看看资本主义下已经存在哪些计划型态，去除专製成分之后，或将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受用。我们还可以看看另一种被认为特别适合社会主义计划的计划形式：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是一家卑劣的公司，它打压工会且低薪血汗。若从营业收入来看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公司，并在2019年就有220万名员工。根据几年前的收入计算，如果它自成一国那会是世界第38大国家。沃尔玛被视为将供应链规划的先驱，它的方法已被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所效彷。沃尔玛遍及20多个国家，设有1.1万多家门市，其内部运作就像是某种计划经济——当然，是以专製的计划为基础的。

沃尔玛通过高科技与供应链的实时信息共享，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沃尔玛本身不会自己补充库存，反而是让其合作的供应商来帮它补货。沃尔玛只是与供应商及其整个供应链中的其他供应商实时共享收银交易中的信息。它向供应商提供低价但大量的货品贸易，这是个令竞争暂停的优待关系。形式上，这些供应商是与沃尔玛交易的不同公司，但在市场上交易的数量已经因此减少，以在彼此配合和缜密计划下提高效率。沃尔玛和它的供应商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在实践中，却彷佛是一间完全按照计划整合在一起的公司。产品不是盲目地涌入沃尔玛的库存，而是随着实时反应的消费需求信息来进行调动。用实时信息演进技术，沃尔玛针对消费品设置的计划模型有效地预期需求的动态。

另一种是基于订单的计划（order-based planning），也就是收到订单后才开始生产。像思科（Cisco）这样的信息技术IT公司，在为大公司生产路由器和其他技术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在社会主义製度下，更大、更昂贵的工业或科技产品，也可以用这种根据订单进行有生产计划的做法。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则是根据实际生产目标，来决定投入多少原料的「投入产出分析」计划型态，尤其适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种方式对于工人国家中的新兴产业来说，将会非常受用。我们会问，为了拯救气候和环境，那么我们的急迫的计划中，会需要建造多少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呢？我们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成本？能源、原料、教育和公共运输，都是能够采行这种「投入产出分析」的产业。以所有人都能获得充分教育资源的师生比和班级规模，来决定我们需要多少学校和教师、又需要哪些资源。

透过长期监测需求或使用者数量的动态变化，就能製定投入产出的计划，像是运输网的乘客数量、接受不同教育形式青年数量的演变，或者它也可以用于工人国家希望优先发展的产业，来因应气候灾难的生态产业，或是将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的社会服务等。

民主的讨论可用来决定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运输、体育、基础设施等方面分别投入多少比例的社会盈余。当然也要决定公共服务的预算，把常常落在女性肩上的无偿家务劳动，转变为社会化的免费托儿、公共社区餐厅、公共洗衣店等。从职场到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会议中，工人国家由下至上的层面都将为此展开讨论。对产业纲领和生产计划的主要内容的反对声音，能够反映在工人的报刊和媒体。

各种经济计划方式和整合程度：「信息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产品或服务的性质，工人国家可以选择不同形式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计划都可以继承自资本主义，但需要移除资本主义专製的元素，并由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来取代。职场、社区、学校的工人和青年组成的委员会以及区域性、产业性和全国性的民选代表，将管理经济的关键产业。

原理上，「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广泛应用于今天很多产品和服务。电脑在这个任务上能帮很多忙。但在现实中，这仍需要民主的讨论，来决定计划的类型以及如何实施工人的控製和管理。无论计划是更加集中还是分散，工人的民主对于任何层面的经济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集中起来製定的计划，也需要产业部门工人、消费者，或原料工人之间的民主讨论、修改和纠正。

产品种类繁多、高投入也高产出的产业，或许适合把计划放到国有企业及其产业劳工委员会的层面上进行决策。但这样的话，也需要采取製度措施来避免国有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有个具体的合理做法，是以产业为基础来组织工人委员会、或地区产业委员会，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变化、将成功的产品的扩大到其他国有企业中进行生产、重新安排就业或工作时间等，并以工人的利益为核心。全国工人的代表应出席并参加这场民主辩论。当需要在公司或公司集团中通过投票做出决定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公司本身的工人有1/3的投票权，工会或选举产生的产业代表有1/3的投票权，工人政府有1/3的投票权，从而反映所有方面的利益。

这不仅是一个利用当今更先进的技术来实现计划工作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人和使用者的不断反馈，任何拥有大数据的电脑演算法都不可能变得有效。正如托洛斯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说的：「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品质，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製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製不能相容。」

一旦计划经济被划分为几个经济产业，并且承包商与主要公司整合在一起，我们那么在各产业要采用计划生产的就不会是数千家，而更可能只是数百家。这些产业可以由产业代表进行集中计划，也可以由国有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进行计划。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一过程需要由产业级的委员会来引导和管理，以维持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团结，避免陷入孤立的「自治」死胡同。

这样子的角度改变了所谓「信息问题」的性质，这个问题往往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用令人混淆的方式呈现出来。用「成千上万的公司生产成千上万的产品」的概念，来製造「集中计划」不可行的假象。我们说的不是单一巨大集中的「超级大脑」（或计划机构）来处理每日数百万过载的经济决策信息。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虽然某些产业之间可能有重迭，但我们可以将经济划分为相对独立的不同部分。从而我们说的就是几十个专门的规划机构。此外，这些产业会因不同特性而有所不同地集中化。某些可以高度集中，比如公共交通计划或钢铁生产。而另外的可以像消费品那样比较零散化。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而是有数十个「计划中心」，而且总体来说还有成千上万个工人的大脑、眼睛和双手，都参与在民主的计划经济中。在适当的水平上组织每个产业的生产，并采用最适合的计划类型，将使计划顺利进行。现代技术将对这项任务提供巨大帮助。但民主工人的控製和管理对于一个健康的计划经济同样至关重要。

公有製与工人政权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那些仅有少数工人的小商家并不会被国有化，他们将在工人国家的社会规范下继续维持经营。而用来判定什么样规模的公司或银行应被国有化的标准则是取决于这些营运单位的公开帐本，不过国有化产业仍应当在全部经济生产当中拥有绝大部分的占比。在近年来的委内瑞拉和1980年代的尼加拉瓜当中，仅有少数产业有被国有化，而且这样的国有化之运行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群众所组织的民主委员会之上，这种状况便为政治反革命的行动与经济上的破坏性灾害製造了一个有机可乘的突破点。

全国性的工人政府将借由讨论来製定全国资源有多少用于消费，又有多少用于积累和投资，而且还可以决定要一间国有的公司或一个产业部门中可以累积多少的「创新基金」。劳动者的一部分工资将是社会或间接薪资，用于支付养老金、医疗保健基金或是转职期间的临时失业补助金等等支出。工人政府的另一个角色是要进行价格管製，价格可以透过中央及产业部门或是公司等等的等级单位依据社会主义的会计准则来决定。如果价格无法借由集中决定的话，则也仍可以通过电脑程式和信息技术来轻松管理。

实际价格可能会与原先计划的或是一般正常的水平有所出入，这种状况或许是应该提高或降低产量，并转用另一个级别的计划来重新分配资源的信号。然而工人国家的运作模式并不同于私人的获利工具。由于考量到重新分配资源时所可能出现的社会变因，价格管製（还有其所伴随的盈余降低情形）便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如果工人国家被世界资本主义联合抵製时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争辩道：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对革命、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政府发起抵製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如果抵製是发生在近几十年来规模持续增长的全球供应链中？新左翼的比利时工人党（PVDA / PTB） 在其理论周刊中指出，彻底的经济转型以及与欧元製度的决裂，需要等到数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起的一次群众运动才会成功，以便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他们的论述说，比利时的电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国大企业的供应，而我们必须使外国资本家无法抵製这场群众运动。ISA比利时支部呼吁在选举期间时对比利时工人党进行批判性的投票支持，因为它是在议会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和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主要力量。然而，我们认为，这种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决裂的观点，是过于简化的。

工人国家确实会遭受抵製的威胁，但是这种看法低估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其并不会仅仅只是以左翼多数派在国会内将大型经济部门国有化的政策表现出来，工人还会握有实权，让产业还会转由工人阶级的民主委员会来进行管理。这样的职场民主委员会将选举推派的工人和青年代表，来参加区域或全国性的工人大会，而这些新机构将会动员起来，以掌握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製度。当人们见证到这种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之时，便将立即改变群众意识，使其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可行性及现实性抱有信心。我们相信有着战斗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会因看到法国统治阶级对邻国革命采取野蛮行径，而起身反製。

像是民主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震撼世界的事件，一旦建立了工人与受压迫者的政府，将对其他国家发出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阶级号召，呼吁采取罢工一同对抗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政府发动经济製裁和扼杀革命的企图。这将使世界上所有革命的工人国家在经济上联系起来，并向资产阶级任何颠复和破坏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企图进行斗争。

从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政策中吸取的教训

斯大林主义由上自下的计划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从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教训？1917年俄国革命促使了工人议会与兵士议会（工兵苏维埃）的建立，并威胁了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式的民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示范。不幸地，俄国的革命却被孤立在一个仅有少许工业部门的农业国家。

到了1920年代中期，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专製菁英开始掌控计划经济。在这个时期，战争与经济摧残使工人议会遭到破坏而大量消失。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经济政策的特性在于缺乏远见、朝令夕改，并尝试在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找到平衡，妄图建立一个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由上而下施行独裁统治。

用能否达到产量目标作为奖励工厂经理的标准，这变相鼓励了资源屯积，和刻意在帐面上低估实际更高的生产力。在这样的氛围中，斯大林和官僚们变得很大程度地依赖国家的秘密警察，才能更精确地了解群众的情绪和实际的经济状况。对于真正的工人民主製来说，这种情况当然非常荒诞。对于斯大林与新的菁英来说，重工业及军工业是最优先发展的项目。但公开的档案中也表明了，政治局时常需要举行紧急会议，来讨论民生消费问题。他们担心若消费远低于其他经济指标时，会导致社会反弹。

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计划经济依然使俄国跃升世界强国。从1928年到1970年，人均GDP增长了4.1倍，与类似条件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相比，增长强劲得多。但到了1970年代，增长开始放缓。错误的投资破坏了生产力。到了1980年代初期，军事开支占了GDP的16%。对军工业的高度重视夺走了民生产业中的许多技术专家，经济中非军事部分的新发明率步入下坡。

到了1980年代，误导性的统计数据和对真实的经济情况的缺乏了解，是促使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高级官僚倒向资本主义的主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拖垮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的因素并不一定会存在于一个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之中。正因为工人们并没有被民主地组织起来，也无法发声，官僚过分强调重工业和军工，不能理解现实情况。官僚们出于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歪曲了局势的实际情况。官僚们过度集中的计划反映在他们紧抓着对社会盈余的严格控製。这些官僚主义的元素是能够借由一个政治革命来扫除的，从而建立工人民主来帮助计划经济往健康的方向发展。

「但诱因在哪裏？」

资本主义捍卫者批评说，社会主义告诉我们人们会因享有免费健保、更高的薪资与更多闲暇时间而变得懒散。我们当然不支持这种观点。相反地，对于政治教育以及文化上的自我发展的急迫需要，将在社会主义下倍数增长。工人阶级将会如同现在的资产阶级一样，产生阶级意识并警惕任何威胁其地位与生活水平的阶级敌人。一个革命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将是生产力、质量、效率、创新与民主的最佳保证。

当然，对生产力最大的「诱因」在于，在社会主义下，社会透过在职场、学校、社区等地建立民主的委员会，人们将获得工作的保障、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休闲时间、发达的社会福利系统和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

如果采用激励措施，那就要以产业或者以全国为范围，集体而共同地施行。在大举国有化后的企业尺度上，如果这些措施的比重太高，反而会破坏创新的动机和劳动者的团结。相对于成功的社会主义所需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拒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化工人的精神，激励措施反而是个倒退。更广泛的集体激励措施将会确保成功的国有化企业，能派遣他们的专家到该领域的其他企业分享经验，让大家共同进步——这点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最终将成为生活的较小部分。同时，它将是让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将不再像资本主义那样被生产力操控和异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加深，数百万人将走向斗争。如果我们希望能把工人阶级与青年组织起来，并围绕着够带来根本改变的纲领，采取团结行动，那么将关键的产业转入民主计划经济的诉求，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武装和强化这些抗争。

全民基本收入

近年来，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称无条件基本收入）来代替其他各种福利，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高兴参与这个讨论，因为得到可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具体的主张有很多种，但是它们都认为应该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无条件地定期得到一笔免税收入，无论他们有没有工作，也无论他们的家庭构成（详见下文）。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开始讨论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现在呼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这一问题在今天尤为紧迫，因为现在就业愈发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散工或者「按任务计薪」，就连许多全职工人的工资也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而且就业岗位也可能因自动化而减少。

2017年2月，卢森堡的一名欧洲议会议员向欧洲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呼吁施行全民基本收如製度，原因之一正是「机械自动化可能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因为反对同属法国社会党的现任总统奥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选中被推举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的贝诺瓦·哈蒙（Benoit Hamon），呼吁为每个法国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欧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收特别税，作为一部分资金来源。

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和城市，像是芬兰丶荷兰与肯尼亚，正在或者准备进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在英国，苏格兰民族党与绿党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尔宾也说工党会考虑这一问题。

其中亦有右翼的动机

但须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兰，在失业者当中实验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联合政府。美国的米尔顿·弗裏德曼和查尔斯·默裏等右翼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与评论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製度（像是「负所得税」这种不是富人多缴而是穷人多拿，但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累进税率）。他们宣称，砍掉公共福利项目可以减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时也可以为私营服务提供商开创更大的「自由市场」。

不只如此，就像学者乔纳森·萨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国《卫报》所写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将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给资产阶级的福利。因为全民基本收入弥补了共享经济的微薄工资，现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资可能比过去还低。这些科技公司一面赚得盆满钵满，另一面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资给「名义上不是雇员」的雇员。」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实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因为这些方案更有利于富人而非穷人。然而，尽管巨富们有可能从中得益，但大部分资产阶级代表还是反对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潜在成本；会减少资产阶级能藉以压低工资与劳动条件的失业大军；会让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让他们更敢于罢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实行全民基本收入举行公投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会政党表示支持。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击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劳而获」，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党恐吓群众说，UBI会引来一群捞钱的移民，导致反对派赢得了公投。

资金从何而来？

2016年7月一个名为「指南针」（Compass）的非政府组织在约瑟夫•朗特利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资助下研究了几种可能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税收与福利製度下，在不改变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取消有条件的福利补助而代之以足够体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会让大批人的利益受损。」

这个发现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多年来为社会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阶层所设置的福利遭到残酷的削减，富人与大财团得到大幅的减税优惠，而全民基本收入却是面向所有人的。

历届政府所做的，远不是为福利製度提供更充裕的资金，而是将越来越多人推入穷困。他们最近使用的一种手法，是借助新实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减福利。儿童津贴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贴，但现在它也变成了有条件的补助，而且实际津贴额正在缩水。

不只在英国，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撙节政策，正在削弱各种福利和补贴为群众所提供的保护。数十年来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为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笔无条件的收入，金额在2015年达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长藉口州政府财政赤字过高，将金额减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为了得到大财团的同意，有些左倾的智库和政党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会中最贫困者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们都会欢迎，所以我们对各个方案的评价取决于它能带来什么。

但是所有这些混合方案为了尽量保证财政收入不变（也就是说，避免向超级富豪们加征重税），都将群众所能得到的好处大打折扣。所以他们最好的方案也不过是让一部分社会成员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时留着部分旧有的福利製度来补偿「利益受损者」。

绿党的「公民收入」方案提出要将儿童津贴提高超过两倍，但现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济维生的人的生活状况只会有「些微改善」，虽然至少他们不会因为没有达到某项标准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济金。

「指南针」和许多其他组织不愿意提出透过对富人与大企业课以重税，又或者透过将大企业国有化，来为全民基本收入或现有的福利製度提供充分的财源，而只是提出应该创立一个特别的「社会财富基金」。

「指南针」的报告中写道：「许多国家已经采用这样的基金，确保多的国家财富被用于公众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这个方法至少能确保一些经济活动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间汇集和共享。」

为什么只是争取「一些」经济活动的「部分」收益呢？为什么不是将国内各大重要企业收归公有，进而民主地决定如何分配它们所创造的所有财富呢？

否则基金的收入与支出将受製于慈善家不稳定的捐款，或像各国已经存在的社会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那样，臣服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个例子）。

「指南针」也提到，有一种比社会财富基金「更激进」的筹款方式，也就是「对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费用」。

许多左翼改良主义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想法。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是，「少量」费用不足以支撑能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较高的费用又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许可，而议会中亲资政党也不打算违抗统治阶级的利益。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目前各国福利製度正在遭受的冲击，以及给社会上最富有者的减税优惠，不只是为了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理由。它们也反映了全球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包括他们缺乏可充分获利的投资管道。

既然提供足够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要对大企业和富人课重税，那资产阶级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显然不是自愿的。

任何这种「慷慨」行为，都是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浪潮才实现的，而且这股浪潮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争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还要挑战资产阶级对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的控製。

根本来说，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人们想要的和需要的，绝对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动化机械越来越多地取代他们的工作，也不是大老板变得越来越富有，而劳工却沦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济或者基本收入维生。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则完全不同。在大企业被收归公有之后，自动化将被用于减少工时而不会减损薪资。所有工作将被分摊，让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中来，而这些财富会为所有人（包含无法工作的人）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

在社会主义之下，人们可以民主地辩论和决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资，并将最低工资定在足以体面生活的水平，同时也让无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还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为基础，让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将大幅改善公共服务，包括为老年人与身障者提供的服务丶廉价的住房和交通丶以及免费教育，这些将有助于实现普遍的良好生活条件。

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足以使所有人摆脱贫困。

然而，资产阶级不仅不会用这些社会财富消除贫困，而且还推动社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少数富豪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导致社会愈发不平等，大量的社会财富属于少数人。

而且资产阶级也远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力。

通过将主要产业收归公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製度和计划经济，不仅能运用目前的闲置生产力，而且还能以环保的方式大幅增产群众所需要的产品。自动化会用于淘汰苦劳的工作丶用于减少工时，而非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威胁到工人的生计。

「进步的」全民基本收入是这样：

保障每个人拥有基本生活水准
大量无偿的照护工作和誌工可以得到应有的报酬。
取消申请和领取福利时的审查机製
让女性以个人而非家庭成员的身分领取福利，使女性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不会像资产阶级所说的那样抑製人们的工作动力
比现有的福利製度更简单
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生平，让工人能够更轻松地换工作
让工人在罢工时也能轻松地维持生计
可以减少工作时间，也为他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并让工人有更多时间能用于创新丶休闲丶政治活动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驱动了过去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从中榨取了巨额利润；而他们对于中国的独裁政权和中国工人的状况并不关心。对于中美两国的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缓解了矛盾，并掩盖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积累。

这个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相似，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技术、金融、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引起了「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在1914年，这种冲突最终导向了一战；而在今天，这种冲突表现为中美冷战。

长期的帝国主义对抗

历史清晰地证明，华盛顿从不惮于用战争和武力来维持其权力，为此美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作为美国的挑战者，中国对劳动人民和一切反对派实施了残酷专政。中美两国现在已经准备好进行长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对抗。冷战的冲突程度可能时强时弱、有新的转折或结盟，但冲突不会消失，两国的军备竞赛将继续不断升级，军费开支和武器出口将继续创纪录增长。

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必须抱有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立场，组织斗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虽然美国资本主义政客现在突然开始谴责中国的独裁统治，但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裏一直对其视而不见——他们至今也没有对沙特阿拉伯等独裁政权表示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力量或其军事力量会「解放」被压迫者。同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支持北京政权的理由；但一些「左派」团体支持美国2011年轰炸利比亚，还有其他一些认为批评中国独裁统治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毫无疑问，受益于今天的中国政权是些什么人。中国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全国有878名亿万富翁，远远超过美国的649名，而且其中有257名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同时，教育、医疗和住房也被广泛私有化，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当局强拆迫迁、环境丑闻等问题屡见不鲜。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所有地方的工人斗争。在中国争取权利的工人遭到政权的严厉镇压，包括绑架、酷刑和监禁。在中国，数百万人受雇于警察、军队、情报机构和庞大的监视机构。这个庞大的镇压系统既与中国公司合作，也与美国和西方公司合作。所有资本家和政府都害怕任何可能的革命运动——他们有时虚伪地支持运动，但目的只是为了破坏这些斗争。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支持工人阶级的团结，并支持中国、香港和国际工人的斗争。任何在工作条件、就业、工资、环境、教育等重要领域的斗争都必然会立即成为反对中共专政的斗争，就算是地区性的上访和抗议最终也会遭到残酷的国家镇压。因此，民主诉求——抗议权、组织工会权、互联网和新闻自由——是中国和香港斗争的核心，它与改善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斗争密切相关。民主诉求也成为了革命性的诉求，因为这会威胁中共政权，所以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群众斗争来实现。

社会主义者必须为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真正的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意味着团结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意味着工人和被压迫者夺取政权。

什么是帝国主义？

对于帝国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范例是列宁1916年所着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了解释这个新阶段，他从较长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帝国主义随着资本集中而发展；日益壮大的大公司成为垄断企业，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大企业与银行紧密连接并受其控製，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取得了主导权；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寄生的资本主义：「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操纵金融的『天才』」，投机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不再有任何边界。

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都已经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中国经济正在为全球市场生产商品，但利润的分配对各国资本家来说都是私人的。在中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少数垄断企业在金融、能源、互联网等所有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列宁在书中也强调了德国等国的大企业如何与银行和政府建立「个人联系」；而土地征收和投机问题也在中国引发了许多抗议。

中国的私营企业和大资本家正在与中共专政携手合作。中国的顶级亿万富翁被吸纳入党，中国的部长、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比全球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都富有。列宁的「富豪和官僚」概念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中国得到了完美展现。但是，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这绝不会带来稳定，只会积累矛盾，并带来新的危机。

不存在的超帝国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将联合成为「超帝国主义」的联盟，战争和冲突将不再发生，而金融剥削将继续。这是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论点，列宁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将资产阶级定义为民族的资本家阶级，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民族利益。此外，超帝国主义理论助长了帝国主义和平发展的幻想，它将资产阶级设想成了铁板一块，忽视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冲突和分裂。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列强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现代帝国主义意味着几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美帝国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冷战中主要对抗苏联，但也对抗中国。中苏两国的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官僚计划经济，并由「共产党」独裁统治；中苏两国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国家机器。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在中国復辟时，美国似乎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主要是经济力量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而亚洲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场，世界格局发生转变，美国遇到了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对英国的挑战。在钢铁等关键产品的产量上，德国的产量从英国的一半提高到了英国的两倍。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列宁问道：「在资本主义製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但今天，中美之间爆发了冷战，之所以没有爆发热战，是由于能摧毁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存在，以及绝大多数民众的反战立场。

中美发动类似于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是可能的，而目前中美之间还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冷战将维持；但与许多预测相反，双方的统治阶级很可能因此受到挫败。最初的民族主义支持将被冲突所带来的国内、阵营内的严重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危机所抵消。

瓜分世界

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中，垄断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角色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决定了资本的输出、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土划分。在十九世纪的后几十年裏，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了世界。列宁指出，「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这是「发达国家大量『资本过剩』的结果」。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家不得不面对地价相对低、工资低、原材料便宜的欠发达国家对资源、市场、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这也是一场「势力范围之争」。

在19世纪，英国是全球市场的最大生产国。它在生产纺织品、机械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摧毁了其他国家（例如拉丁美洲）的本地小规模生产。尽管列宁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最终的瓜分世界」，但他也强调「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断从那以后一再得到证明，不仅是在两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美国在20世纪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推到了后座。

由于中国过去看起来甘于充当分包商，所以美帝国主义在很长时间内容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然而，习近平上臺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2008-2009年的全球危机中受到的损害似乎较小，中共政权并采取了一些大胆的措施。 2015年发布的「中国製造2025」规划剑指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试图减少对西方和美国的依赖。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各大洲100多个国家政府之间的巨大协议网络，它的推出标誌着中国正在遵循资本超越国界的一般规律行事。通过贸易、贷款和债务，「一带一路」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道等基础设施网络将参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了起来，增加了参与国对中国技术的使用，让中国能够从参与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土地中受益。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翻了两倍，达到了接近2000亿美元。 2005-202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接近2.1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对能源的投资。

铁路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写道：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製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製连结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

「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裏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十年来，已有34个国家与中国公司签订了新铁路建设合同。其中包括中国-老挝、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蒙巴萨-内罗毕、拉各斯-伊巴丹以及许多其他大型铁路工程。它们由中铁负责建造，由中国贷款提供资金，并使用了大量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 2013-2019年，各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共签署了总值616亿美元的铁路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是慈善机构，而是旨在更有效地运输进出口，为中国提供石油、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并在中国政权与世界各国政府之间建立政治联系的项目。

债务

早在1916年，列宁就指出金融资本对需要它的国家有很强的控製力。 「国外的很多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尔干，从俄国到阿根廷、巴西和中国，都在公开或秘密地向巨大的货币市场要求贷款，有时还要求得十分急迫。」此外，他还展示了贷款如何与贸易需求挂钩：「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

21世纪的中国已经成为了债权国和主要资本输出国。经济学家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在《哈佛商业评论》2020年2月号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已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人——超过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所有经合组织等传统官方贷款机构的总和。」

大多数贷款与中国的基建和自然资源投资有关，并造成了债务国极度依赖中国的结果。同时，大多数贷款都是按照市场利率收取利息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免息。

「据估算，50个接受中国援助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欠中国的平均债务存量已从2005年占债务国GDP的不到1%增加到2017年的15%以上。其中十几个国家（吉布提、汤加、马尔代夫、刚果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尼日尔、老挝、贊比亚、萨摩亚、瓦努阿图和蒙古）欠中国的债务占其名义GDP至少20%。」（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这项截至2017年的中国贷款调查，凸显了其在全球金融资本中的重要角色。「加上投资组合债务（包括中国央行购买的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和贸易信贷，中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债权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截至2017年，世界各国欠中国的债务占世界GDP的6%以上。」（霍恩、莱因哈特和特雷贝施）

2020年11月，贊比亚成为疫情期间第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其112亿美元的债务中，有30亿是欠中国的，但实际上对中国的欠款远超这个数字。中国对这个非洲第二大铜生产国特别感兴趣。在疫情期间，北京还承诺提供贷款用于购买中国疫苗，例如北京最近向斯裏兰卡提供的5亿美元就是用来购买新冠疫苗的。

中国向外国提供贷款的目的不是改善其穷人的生活。相反，就像贊比亚一样，债务国的财政逐渐被还款蚕食，工作条件随着剥削的增加和贫困的加剧而恶化。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许多参与国都是专製政权，不断破坏民主；而中国的政权和製度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

中国帝国主义与左翼

近年来，随着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加剧，一批国际左翼对中共政权（所谓的共产政权）采取愈发无批判的态度，否认其对内压迫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压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经济事实大多不会受到中共政权的「左翼」支持者的质疑。他们对中国政权事实上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辩护，或是强行粉饰，或是宣称这些行径使那些国家的人民受益。这些评论者，通常有斯大林主义或毛主义的政治背景，由于他们支持派坦克对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进行镇压，因此他们也被谑称为「坦克派（tankies）」。尽管资本主义早已在俄国与中国復辟，这些人仍相信这些政权至今仍有「进步」的成分。

当中国领导人们看起来与美国总统和跨国公司们相处甚佳时，中共的辩护士们就显得颇为狼狈。2014年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一年后，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谈到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在2015年，习近平与伊丽莎白女皇共乘马车，并将保守党治下的英国形容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新疆并获得中国官方媒体的贊扬，他们只谈生意，闭口不谈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受虐待问题。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还称贊习近平为一位亲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没有一条是那些现在宣称北京系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先锋的「坦克派」可以解释的。 

与资本主义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同时，社会主义者或任何试图联系抗争工人与及青年的人却都被逮捕或驱逐出境。这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卢森堡和列宁的传统下，是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政府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强调并指出：尽管英、法、美、德更加发达，沙皇俄国也是发展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宁强调了俄罗斯对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沙尼亚及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地区的压迫，同时也说明了在1916年写作时，他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案例来代替俄国，是为了规避沙俄的审查。 

今日，坦克派们与中共辩护士们宣称那些被捕者与流亡者及他们的支援者并不知晓事实。这本身就是对独裁政权及其镇压手段的认可。他们也宣称，社会主义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公共服务媒体作消息来源。事实上，那种指责所有主流资产阶级媒体的报导都是美国中情局宣传的论调，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论点。那马克思主义传统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从未在引用资产阶级报纸的问题上犹豫过，例如引用英国保守主义媒体报导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反革命镇压。马克思本人曾长达十年担任过与共和党有联系的纽约第一大报《纽约论坛报》记者。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对资本主义媒体与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这纯粹是一个批判性地研究事实与消息来源的问题。 

今天坦克派们的批评，根本比不上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反托洛茨基运动。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独裁政权做出的科学批判，被指与右翼分子甚至纳粹势力无异。他们对于之间的阶级差异三缄其口，资产阶级评论员渴望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动，但托洛茨基则主张通过新的工人革命来建立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而这根本性的阶级区别，却并不意味着古拉格集中营只是右翼所想象出来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处进行批评，但真实的争论点却是关于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以及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支持。 

中国在新疆的种族隔离政策

新疆集中营、失踪、强奸、酷刑等的巨大网络，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维吾尔人及绝大多数穆斯林群众的行径并非臆造，而是残酷的事实。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升级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復辟及帝国主义化同时展开。新疆的自然资源及战略位置，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关键部分，加之对少数民族反抗的恐惧，都促进了北京对新疆和东突厥斯坦镇压力度的升级。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汉族人口还不足5%。但这一现象随90年代资本主义復辟剥削兴起时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而改变。今日，维吾尔族大约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不及新疆人口总量的半数，而汉族人却占了超过40%。 

中共对新疆的统治，就是「实行通行证检查製度、兴建集中营、打造网格化的警察控製体系，復製了南非种族隔离时代和以色列的少数族裔控製体系」，在乌鲁木齐居住两年、持续研究新疆的学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写道。另一个转捩点是911后小布什所发动反恐战争。中共迅速地应用西方的论调，并将所有维吾尔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国左翼杂誌《每月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宣称，有关新疆镇压及集中营的报导都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国际学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答復认为中国的政策是对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国和中国双方仇视伊斯兰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 

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扩张与压迫原住民的联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绝认识和批评这些变化是故意视而不见。」拜勒在一次采访中表明他「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他将中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将新疆的体製描述为「恐怖资本主义」。新疆政府将拜勒指控为「中情局特工」。这是习近平政权及其外国支持者、中国民族主义者惯常对包括中国女权主义者、工运分子在内的批评习政权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现代史上的关键转捩点是2009年7月的骚乱。起于种族主义动机，两位维吾尔族的民工在一家广东的工厂内被打死。几天后，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青年举着中国国旗进行了和平游行，呼吁当局调查广东的斗殴致死案，但却遭到武警开枪射击。骚乱的根源是愈发严重的歧视与压迫，如汉语取代维吾尔语成为了学校中的唯一语言，维吾尔人的土地被抢走，及针对宗教服装及习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战争」

为应对一些绝望的恐怖袭击，中国政府于2014年5月宣布发动「人民反恐战争」，来针对维吾尔人群体。社会主义者一直反对个人恐怖主义，认为这是一种失败的方法，总会导致更强烈的镇压，而并不会像这个例子所示那样推进反压迫的斗争。内部通行证系统迫使30万维吾尔人离开乌鲁木齐，并通过检查站限製旅行，集中营体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为一个完备的警察统治社会。 

拜勒的报告显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经招募了「近9万名新警员」，将新疆的公安预算增加了356%以上，达到约92亿美元。且「由于就业普遍不足，维吾尔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队中」。 

除了先进的监控外，还实施了面向维吾尔族的个人电话、电脑检查系统。「仅杭州的两家科技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就获得了超过12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在维吾尔族地区建设安全基础设施」。这些安全技术已成为中国面向专製政权的出口产品。 

同时，石油和天然气拉动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为主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也得到了发展。这不是一场「民族冲突」，而是来自政府层面的单边攻击。这样，新疆既有实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製度的性质，又有遭到殖民经济剥削的性质。与汉族居民相比，维吾尔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资方面遭到歧视。而建造庞大的基础设施专案则是为了确保将来利润，并加强北京的控製。 

有无数人亲眼看见强奸和酷刑，还有儿童被从家人身边带走。大约有100万维吾尔人被送往集中营，每个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这种所作所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击维吾尔人，通过极其屈辱的流程来建立对中共和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忠诚。此外，北京还挑选维吾尔族「领导人」来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种族主义和反维吾尔特征在他们的强製计划生育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包括剥夺经济和法律权利，强迫维吾尔族妇女接受植入避孕环，还有更恶劣的行径。尽管中国否认了这些行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国统计年鉴》和《新疆统计年鉴》也显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两年内减半的——这还是包括汉族人口后的数据。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两个维吾尔族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84%。 

这些事实首先由研究员Adrian Zenz在国际上发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国官媒在内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场来诋毁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论据就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他是亲中共宣传势力的炮轰焦点，但这些事实也得到了在集中营中的妇女所述故事的证实。 

集中营系统按不同级别的监狱标准建造，实行从反维吾尔语和文化宣传的「教育」及工厂强迫劳动到强製安装避孕环、妇女绝育和酷刑。 

后来中共不再否认集中营的存在，而是改口称它们是为了「再教育」、「职业培训」和促进妇女的「健康生育」。他们把对集中营的所有批评都描绘成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从不向任何有信誉的调查员提供进入集中营的机会。然而美帝国主义现在对维吾尔人境遇的批评也是纯粹的强权政治和虚伪。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远非新鲜事。2002年，美国与中国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获了22名维吾尔族人，将他们关在臭名昭着的美国关塔那摩湾酷刑营。他们中没有人被裁定为圣战分子或与基地组织有关联，但最后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释放。特朗普2017年针对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领导人的贊赏。 

当美国48家最大的在华企业被要求就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发表评论时，只有6家做出了回应，其中只有1家表达了有限的批评。很明显，美帝国主义利用维吾尔人集中营和和待遇问题与中国搞冷战，但绝不是被压迫者斗争中的盟友。 

臺湾、中国与美国

臺湾是中美帝国主义冷战的焦点。它也是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拥有超过2300万居民。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逃往臺湾，国民党继续在该岛使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目的是希望最终重返大陆。此后，北京的中共政权和国民党中蒋介石的继任者都坚持「一国」的立场。在臺湾，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大拉动，资本家和国民党几十年来一直对大陆的中共政权妥协。即使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的臺湾民族主义政客，也没有过火地挑战北京。 

这也是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立场，当时尼克松和后继总统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让贸易与利润成为了优先的事情。然而，在军事上，由于其战略位置以及作为向北京施压的着力点，美帝国主义与臺湾保持紧密联盟。 

实际上，臺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自的政府与国家。旧的「统一」主张在岛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这是国民党在选举大败的原因之一，国民党现在被迫与之前紧密联系的中共保持距离。香港出臺国安法，废除民主权利，终于打消了臺湾人对「统一」的「一国两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湾只有12.5%的人支持统一，54%的人支持正式独立，23.4%的人支持现状，即事实上的独立。 

由于中国强硬的镇压政策，特别是在香港，中共独裁政权现在保证其国家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军事行动或其威胁来追求「臺湾是中国一部分」。去年，中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在臺湾周边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演习，并配上了军事色彩的声明。这些一部分是习近平试图展示实力的体现，一部分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东亚更加尖锐的形象的回应，这种形象在奥巴马时期开始，然后在特朗普时期加强。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协定、更频繁的军事行动以及去年美国和臺湾之间公布的先前秘密防御协定。中共通过恐吓使臺湾人支持统一的企图是註定要失败的，结果只会是增加对独立的支持。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团结。而只有坚持在民族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才能实现这种统一。这意味着了解工人的情绪和意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称反对「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支持统治民族的特权。」而被视为压迫国家的支持者将阻碍建立工人阶级团结。 

1917年的俄国革命解放了被压迫民族，但绝不支持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进行反革命干预，包括反对芬兰、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解放。 

同样，支持独立不等于支持美帝国主义，臺湾独立也无法依靠美国的帮助而实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来不是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当然更不是由帝国主义领导的。就臺湾而言，独立只能通过反对资本主义和老牌政党的群众斗争来实现——尤其是与中国大陆工人阶级反对中共独裁和中国资本主义的斗争相结合。在任何国家冲突中，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支援任何一方的统治阶级。在臺湾，这意味着不支持美国、中国或臺湾资本主义政党，如民进党和国民党。 

香港——并非颜色革命

中共独裁政权的应声虫们——相信的是一些红色旗帜和「共产党」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残酷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专政。他们将香港的群众运动（尤其是2019年），贴上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的标签。 

事实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众运动已经持续了四个月，《卫报》报导称：

「据报导，在特朗普承诺美国将在贸易谈判期间保持沉默之后，美国官员被禁止参与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导，特朗普在6月的电话中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承诺（……）。由于禁言令，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国智库的露面和计划的演讲，这些演讲已经动摇了该地区的抗议活动……」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有人说某天他们会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国之间的问题，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己处理，他们不需要建议。」同一篇文章还指出，特朗普不想评论新疆和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在他的回忆录中，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声称川普告诉习近平，新疆集中营「完全是正确的做法」。 

美帝国主义一般不鼓励支持群众运动。每当积极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运动时，华盛顿的关註点仅是他们培养可靠领导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议。 

2019年当运动在香港爆发时，有一、二百万人参与示威，它传达了愤怒、沮丧和恐惧，即民主改革的承诺被对民主权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个极度不平等且几乎没有福利製度的社会中，民主权利恰恰被视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这场巨大的运动是由一项不受欢迎的《送中条例》引发的，但很快就变成了要求忠于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选。后来《送中条例》撤销也无法平息。 

这是一场让所有建製派势力和政党都措手不及的运动。被群众视为民主权利斗争中失败领导者的泛民主派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真正的领导权落在了无组织的青年手中。 

习近平政权将这场运动视为一种威胁，担心它会蔓延到大陆。然而，当香港运动达到顶峰时，北京却没有用自己的国家力量进行干预。但很明显，运动没有胜利，中共就会组织报復。这对习近平来说也很重要，来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谁才是香港真正的统治者。 

这场强大的运动只有在输出到中国，并且通过工人阶级总罢工运动来指明道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否则，疲惫和混乱终会出现， 这种情况又因疫情期间的限製而更甚，迟早会造成运动失败。正是在运动的后期阶段，运动开始更广泛地出现美国国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号。随着冷战的加剧，美帝国主义也对中国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评。这也与保持香港作为该地区主要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关。但对个别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员进行象征性製裁，与真正支持香港群众的诉求并不是一回事。 

中共独裁现在正在香港强加大陆化条件，禁止民主权利，加强监视和镇压力量，监禁反对派政客和工会领导人，并以此来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亲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历史性的失败。近来措施也包括彻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动没有任何进步或反资本主义的成分。他们得到拥有土地的大多数亿万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银行的支持。汇丰银行，表面上是欧洲最大的银行，但现在正在将其总部从伦敦迁回香港，他们公开宣布支持国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国银行渣打银行也是如此，「我们相信国家安全法有助于维持香港的长期经济和社会稳定。」

反抗帝国主义与法西斯式手段

不仅是坦克派们，还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对美中帝国主义进行比较，或害怕将中共的手段与法西斯或军事独裁作比较。社会主义者没有理由要给不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残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强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而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支持他们的「自己」国家，认为它更「民主」，或者说对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不意味着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一模一样。在工人和穷人的斗争推动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组织进一步斗争显然要更可能得多。资本主义民主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组织工会和政党、发表言论和印刷（以及在互联网上发帖）、罢工和组织示威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製度下，这些权利会受到限製，必须要不断争取，要反对反动派篡夺先前胜利成果，反对破坏工会、反动宣传和压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将斯大林的手段与希特勒的手段进行了比较，写道斯大林是后者的学生。在评论二战初期的协定时，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读者，他曾经警告过「斯大林正在寻求与希特勒的谅解」。 

尽管社会性质不同，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德国是法西斯独裁资本主义国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们的相似之处。法西斯主义当然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它被用来粉碎意大利和德国的所有工人阶级和民主组织。但法西斯党上臺后不久，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特性就被暴力的国家机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诺切特和印尼的苏哈托等野蛮的军事独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阶级组织——共产党和社会党、工会等。而今天在中国，中共对斗争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对派施行同样残酷的镇压方法。而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国家运动将灭绝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野蛮措施与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势力已成脱缰野马

近来，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已经「失控」。就连之前的民族主义一号护旗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似乎也对目前的民族主义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总的来说，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独裁统治）严重依赖在社会上製造民族主义情绪来为政权提供支持基础。从历史上看，情况一直如此。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显着放缓，以及当局全方位强力压製对其潜在挑战，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重要。我们现在是否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即使是习近平政权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义浪潮？

胡锡进「伪装成爱国者」

今年5月1日，中国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帐号「中国长安网」发布微博，用一张图比较所谓「中国点火」和「印度点火」——中国发射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和印度焚烧死于新冠肺炎的民众遗体的画面，以讽刺印度抗疫不力却还想和中国作对。这条微博虽然随后被主动删除，但已经引起争论。復旦大学教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的长期供稿人沉逸发微博声称「这图挺好的」，并把批判「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的人称作「圣母婊」。而胡锡进作为《环球时报》总编辑，这次明确反对做前述的比较。

印度从4月开始的疫情反弹令每日死亡人数突破纪录，就官方数据而言，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和巴西），死亡人数超过30万。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胡锡进发微博称，官方机构帐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还说应当「冷静、深入」探讨官方机构帐号如何把持涉外舆论的言论尺度。然而，胡锡进这番言论一出，沉逸及其他一些年轻民族主义网军便纷纷炮轰胡锡进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骑墙派」「伪装成爱国者」。实际上，胡锡进从来都是忠心辩护中共当局所作所为，不过是害怕「中国长安网」那条微博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温和」的姿态。如今连胡锡进这个一贯的民族主义者都被贴上「公知」甚至「卖国贼」标签，可见中共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者已经发展到了多么激进、连官媒都觉得要降温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国青年作家蒋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访的片段被部分网民发现。这两个事件分别被歪曲为「收取日方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设法证明中共的体製有问题」，因此蒋方舟被很多爱国「愤青」批判、用「蒋大佐」「皇军认证」等字眼讽刺。胡锡进也卷入了相关讨论，指参与他国出资的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信息交流、同时捍卫中国的立场，结果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打成「皇协军洗地」，搞到胡锡进被迫在8日发微博呼吁「爱国网友保持克製」。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失控」再度得以体现。

「可信、可爱、可敬」

这些担忧似乎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习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讲话，亦显现中共不想民族主义发展太过火。当天，习近平表示，中国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对外宣传中要「谦逊谦和」，与近年来的战狼外交风格做对比，这一转变犹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学教授、《这就是中国》节目常驻嘉宾张维为则被请去中共政治局「讲课」。从张维为近期受访强调西方要了解中国模式、「遏製中国根本行不通」来看，习近平政权的民族主义总路线其实没有变，变的只是尝试让外交更有技巧（尽管大概也是徒劳）。

「战狼」与帝国主义

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外交作风趋于强硬，被称作「战狼外交」。而由于中美两大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冷战，中共政权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场冲突不是由哪个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调」引起的，而是这些政策更深层次的表达。这场冲突是由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个「最高阶段」。1980年代以来，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炸式增长破坏了这种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表达对于中国崛起、在经济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关切」。习近平政权以更具攻击性的外交政策进行反击（「一带一路」和南海战略便是两例）。因此，争夺全球主导权的斗争进入了冲突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安全」（各国统治阶级的权力）现在比短期经济问题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国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欧等国家纷纷强化反中立场，新冠病毒成为帝国主义斗争重要的新战线。除了他们提出要在中国进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们也看到已经启动的反华措施的加剧，包括欧洲多国抵製华为5G通信设备、中美经济走向脱钩、澳洲维多利亚州退出一带一路、中欧贸易协定遭暂缓批准。习近平的「双循环」战略中，强调扩大内需的「内循环」已经由于普通家庭紧张的财务状况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环」再做不好，整个经济的下行压力便会加剧、进一步威胁到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执政稳定性。因此，习政权及其喉舌开始考虑转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义外交，但却遭遇自己培养的民族主义网军反冲。就像《科学怪人》裏的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自己创造了怪物，却失去了对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义是反动、右翼的民族主义，并且是种族主义、大汉沙文主义、威权主义的。对印度新冠疫情的无情嘲弄，即使是胡锡进都认为太过分，表明当今中国右翼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进步的元素。中国过去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了群众对推翻外国压迫者的进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义与过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国主义的民族霸权议程。

四面树敌

目前，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可谓骑虎难下，在国际上遭遇越来越多敌对，在中共内部也面临其他派系对于「战狼外交」过火的批评——「战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与西方冲突中的战术选择。民族主义压力现在正在影响中共政权在需要时对不同策略的选择范围。如果淡化民族主义色彩，会引发自己养起来的「民间」极端民族主义者强烈不满。社会主义者反对包括胡锡进、沉逸在内所有右翼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被统治阶级用以分化工人阶级，转移人们对当今危机的真正原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专製统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现在正认识到的那样，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统治阶级曾经利用的民族主义如今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工人群众也会通过自身体验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义，而是自己组织起来为在中国和全球实现社会主义而战。

中国：女权之声冒起　中共独裁恐惧

在今天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被泼上了满身的汙水。打算起诉朱军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华分子利用公众的善良，躲在女权背后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发帖呼吁女性平权的人被称为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而泼脏水的人认为，既然官方声明中国早就是一个坚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国家，那么凡是压迫女性的行为都必已被我们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家所扫清，还要试图争取女性平权的行为都一定是「女拳废物」、「港独」（他们认为所有不支持香港镇压的人都是港独！）、「反华势力」 。

在这样一个汙名化女权运动的过程中， 以「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义格外引人註目。他们自认是道德的、正义的，认为中国女性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权益和够高的地位，而女权运动是来自外国、受境外势力支持、以搞乱中国为目的的。这样一股右翼势力的诞生显然迎合了官方「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他们口无遮拦地攻击任何可能对现存秩序有威胁的人，以此来保卫既得利益者的「岁月静好」。他们辱骂女权主义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粮的」，彷佛他们通过汙言秽语、通过异想天开，就站在了保卫国家安全免受所谓「境外势力」侵犯的前线！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通过汙蔑、造谣、辱骂、举报、封号封组维持压迫秩序的行为，女权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在校园裏，他们为了将性侵学生的教师清除出教学队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职场上，他们迎着层层「规矩」的压製，争取女性作为女性而应当享有的权益——即使这会为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抹黑。无论是「网暴博物馆」还是诉朱军案的当事人，在被人汙蔑为「反华势力」的同时，也依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自发支持；而且很多男性并没有因性别而置身事外——他们也积极参与到了与女性一起斗争的行列中去。

女权斗争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问题，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女性在社会斗争中经常处于前沿。历史上，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发生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女工从凌晨开始就出来罢工，提出停止战争、结束专政和要求「面包」等诉求，并有效宣传令许多士兵转向革命一方。在当代，中国2018年的佳士斗争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时是一名公开的女权主义者；今年2月开始的缅甸反政变抗争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罢工和领导运动的主力。唤起性别平等意识，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团结。

自从资本主义復辟以来，中国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方面，1990年城镇女性平均收入相当于男性的77.5%，而20年后这一指标下滑到67.3%。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应聘时被问到婚姻生育状况、职场性骚扰、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MeToo传到中国，也让中国校园性骚扰和性别歧视问题得以向公众摊开检视——75%女学生遭遇过性骚扰，很多来自更有权势的教授或其他上级。在结婚率和生育率急剧下降之时，习近平政权越来越多使用儒家价值观、鼓吹女性「回归家庭」，通过「离婚冷静期」，鼓励生育三胎而没有配套福利措施，并加剧审查女权主义帐号和网络群组、借助右翼民族主义网军发动攻击。

2021年恰逢中共建党百周年庆典，也是习近平争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国社会抗议此即彼伏，令当局对于包括社会抗争很是害怕、要严防死守——这意味着女权斗争也会遭到中共有意限製。为了争取女性权益，除了通过教育和宣传反对性别歧视（包括工运和左翼内的性别歧视），工人阶级也要团结争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资、独立工会，而我们也需要反对中共独裁、争取社会主义，而中国的女性註定处于这一斗争的最前线。

苹果向中共出卖隐私　资本为利助长镇压

苹果为了保住中国市场，任由中国的服务器密钥完全受苹果公司中国企业的掌握，中国政府要对其作出监控实在易如反掌。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贵阳市郊区，苹果公司的新合作伙伴——中国国有企业「云上贵州」数据中心，就是存放苹果公司中国用户数据的服务器所在地。

政府监控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用户储存的视频、照片、文档，通话记录，位置信息和已安装的应用程式。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所有中国用户签署使用icloud等服务时，不得不接受「云上贵州」监管的条款。

帝国主义冲突也是中共要加强监控的重要因素，因为资讯科技战将是中美冲突重要的一环。除了监控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使用者的活动和行踪，也要确保掌握科技的控製权以便受到美国的杯葛或製裁。

苹果公司等西方企业伪善地声称捍卫「隐私」和「言论自由」，却一次次向中国政府靠拢而出卖这些原则，证明苹果公司和其他跨国企业一样——它们在追求利益和保障客户权益之间永远选择资本利益。在中国市场每年500亿美元收入的引诱下，苹果公司必然选择与独裁政府合作。而多年来，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就是利用中共镇压工会的力量，让它们肆无忌惮剥削工人。

资本不在乎民主权利

为了帮助中共政权打造出大规模监控的警察国家，许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公司在利润面前丝毫不吝啬提供援助。他们会向中国政府提供治安监控系统（甲骨文、微软等）、屏蔽敏感词/图片（shutterstock等）、以及来自美国、以色列、日本、欧盟的其他外国公司提供的用以大规模监控国民的技术。西方资本主义政府也利用这些技术来监控自己国家的人民，但碍于政治压力而要做得比较隐晦。中国政府甚至要求各大汽车商交出行车数据，它们为了保住中国市场自然也乐意于「遵守中国法规」而侵犯用户隐私。

仅2019年，中共维稳费支出1.4万亿元。这些由劳动人民身上榨出的钱被浪费在安装监控、升级各种安全科技、雇佣警员上以对付劳动人民自己。这些钱完全可以被省下来，投进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福利设施中以提高数亿贫困国民的生活水平。

只有所有资讯与科技公司彻底民主公有化，并且打倒独裁政权，才能不受资本的操控、接受透明的公众监督，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

袁隆平逝世：中共造神的真相

5月2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农学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逝世。随后，中国官方对于袁隆平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新华社发表题为《建议为袁隆平院士逝世降半旗誌哀》的评论，称袁隆平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习近平则号召中共党员和中国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誌学习」——官方罕见称不是中共党员的人士为「同誌」，显见中国想利用袁隆平给自己脸上贴金。同时，为了避免袁隆平具有争议的一面和批评中共政策的历史被大肆宣传，当局也钳製言论自由、打压民间的不同声音。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是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因为解决粮食问题的突出贡献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所以袁隆平的研究与理论可谓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但是改良杂交水稻这样的重大科学成果，绝非仅靠袁隆平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就能实现，而是同时依靠一个分工协调的科研团队、后勤保障、前人的经验和充足的财政支持。古往今来的一切显赫功绩和成就，其本质都是广大群众集体智慧和劳动的伟大结晶。

这次中共在「造神式」缅怀中以「诽谤攻击汙蔑国家英雄人物」为理由加强言论监管，各大网络平臺也配合当局进行有关审查。新浪微博对发布此类信息的64个账号做出永久关闭处罚。在两天内，至少七名网民因发表所谓「侮辱性言论」（实际都只是质疑官方论述而已）被刑拘。中共一边疯狂神化袁隆平，一边又不准国民「唱反调」，不惜大加惩罚，这是为了什么呢？袁隆平生前对于毛时期的中共的许多政策有过批判，而这些批判的内容至今都还能在一些中国媒体网站上搜到。在2009年接受《广州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袁隆平表示：「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 在文革期间，袁隆平也因为批评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而被批斗，所幸因为其从事的科学研究而免于更严重的迫害。

然而，新华网英文版近日一则报导，却说袁隆平是因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看见饿殍，才投身杂交研究水稻研究，与新华网中文版在2007年的说法（在大跃进期间于湖南看到饿殍）自相矛盾。显然，中共不惜篡改历史，是害怕放任网民讨论袁隆平的一生，会让讨论超出自己可控范围，从而让自己反而因为高调纪念袁隆平而遇上更多麻烦。

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共推出了新版党史，淡化了对于文革的批判， 甚至在部分地区放任举行文革活动。在文革期间，袁隆平因只想搞农业科学一度而遭受批斗，被列为「牛鬼蛇神」的候选人。就像中共一边要利用「文革復兴」来造势，一边高唱由文革被迫害至死的聂耳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实在自打嘴角、虚伪至极。

现在，习近平面对着中共国内经济的下行、社会矛盾的激化、党内派系斗争的加剧，为了打响终身统治的算盘、迎接自己的「新时代」，除了破坏了邓小平时代的「集体领导」製度，他还要进一步破坏邓小平的权威、将自己拔高到与毛泽东同一水平线上。而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完全不同，习近平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坚实群众支持基础，因此认定习近平能够重返毛泽东路线、搞「二次文革」， 是过于肤浅的认识。他最多只是借助毛的措辞和宣传伎俩来维护权威而已。

宣传工具

中共当局高调宣称中国已经全面脱贫，而杂交水稻技术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共对于袁隆平的大规模纪念，也是将袁隆平用作宣传中国不只让国内脱贫、也大力协助亚非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工具，强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然而，以袁隆平的地位，一生没有加入中共这一事实，以及其批判官方政策的历史，不是永远能够回避下去的，广大群众在纪念袁隆平的贡献之时，也会逐渐发觉到中共高调宣传背后的真实目的。

中国：赛格大厦晃动——疯狂资本建设的后患

2021年5月18日下午，深圳天朗气清、风力五级，当地华强北广场的赛格大厦突发明显晃动，引发周边群众恐慌。而之后的两日大厦接连于中午时分发生晃动。大楼晃动事件引起舆论对于资方与监管官僚的质疑，而中共表态一切安好的虚伪做法更是使舆情升温。

连续三日的晃动，已然印证了此次事故并非偶然因素的聚合，而是存在结构性问题。深圳应急管理局表示大厦结构安全完好，这显然无法服众。一篇华科大的硕士生论文已显示大厦存在边设计边施工的问题，而事发之后的网上疯传的大量工程车辆进入广场的影片也印证了大楼需要结构性加固的事实。

赛格大厦建于1997年——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狂飙猛进的年代，当时投资方赛格集团出于节省用地与装点门面的考虑， 将其定位为深圳第一高楼。在利益驱动下，2.7层每天的深圳速度背后就呈现出「先施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锯掉顶部天线一半再添上」的一地鸡毛。

施工乱象

而当时的中共官僚体系已彻底拥抱资本主义，兼具了波拿巴政权与自由资本家之恶，同时没有资本主义民主，也没有西方国家的资本社会化和工人福利。资本主义野蛮生长时代也结出了生产极端无政府状态的苦果。这些都导致了工程过程缺少监管，出现种种乱象而资方却仍然坚持一意孤行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现象。而最终受害的是生命安全被严重威胁的中国工人阶级。

而今日，中共政权虚伪的掩盖事实、黑箱作业的方式，不仅折射官僚体系对民主表达权利的疯狂压製，也反映出了当局的脆弱性，使每件事故都可危及其统治。

在这次事件中，中国的工人阶级进一步激进化与觉醒。要克服官僚与资本之恶对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只有依靠组织和斗争。关键的诉求是组织工会的权利。真正的工会不仅为提高工资、每周工时40小时、职安条件、结束外包製度而斗争，也要求民主监督职场。建筑企业、房产发展商、银行和城市规划部门，都一定要公共拥有，并且受到工人、租户、小商户和公众的民主监督，其有权选举公司管理层。而管理层不会领取高薪厚禄和享有特权，并受到工人民主监督。如此方能实现对生产品质的真正监管，以及对人民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

甘肃马拉松悲剧：政府的默许与资本的狂欢

在5月22日的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裏越野赛中，由于大风、降水、降温，21 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这场悲剧表面上源于天气变化，但人祸也恐怕不可忽视。沿途安全保障远远不够，物资准备、赛事熔断、应急救援等等几乎所有可能挽救回选手生命的机製都存在严重不足。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调查组结论，这次马拉松中重大伤亡的原因是「赛事组织管理不规范、运营执行不专业」；这一结论固然道出了组织运营上的问题，但也回避了问题的本质：资本主义对体育赛事的剥削牟利、体育赛事完全缺乏民主控製。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表示「我国体育产业……还存在一些体製机製问题」。所以，他们对于这种体製问题选择了什么解决方法呢？ 

答案是市场化。中共为体育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是完善市场机製、发挥市场作用、努力扶持企业发展，力争在2025年让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根据国务院在文件中的观点，市场化显然是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平竞争，降低赛事和活动成本」的。通过商品化、市场化，健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进军的一片蓝海， 地方主办的体育赛事井喷式增长；据新京报统计，如今全国80%以上的马拉松比赛是在最近五年才出现，而在6.63余万家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中，成立时间在5年内的就有5.7万家。这种不受监管的疯狂扩张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多样化、廉价的大众体育运动。

体育产业市场化

这些蜂拥进入赛事策划的企业总体水平相当可疑。以本次越野赛的举办方晟景公司为例，全公司上下只有12个人，且基本上没有从事体育赛事的专业背景； 但这样一个公司就已经可以轻松地与本地官员达成交易，进而组织赛事——如果没有事故的发生，那么在同时收到报名费、贊助、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将能够取得高额收益；通过越野赛来宣传景区、促进消费，地方政府也受益良多。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与体育公司而言，一般情况下，举办赛事都是一种「双赢」，哪怕举办方并不具备相关资格，哪怕政府作为「承办单位」只是挂名的。

但这种双赢只存在于市场意义与声望意义。据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政府不一定会评估运营方到底靠不靠谱」；政府渴望获得政绩，体育赛事活动策划相关企业渴望捞金，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氛围下，赛事风险被视为商业风险，主办方对于安全保障、赛程设计等的考虑也都服从于企业盈亏，而非选手的生命安全。

于是，5月22日，选手们走上了一场由一心谋利的主办公司和挂名的政府主办的越野赛的赛道。而此时，那场致命的风雨已经在空中酝酿了； 「无声的跑者消失在狂暴的风雨中」。

我们主张： 

没有社会主义变革，体育爱好者永远都会受欺骗。

资本主义正在侵蚀体育界。全球各地皆如是。尽管少数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薪水非常高（是过高了！），但体育事业（尤其是职业水平的）是极其不民主和剥削性的。在 2021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上，丹麦球员埃裏克森（Christian Eriksen）在对阵芬兰的比赛中突发心脏病倒地，需要在球场上进行紧急救生治疗，使无数观众感到不安。比赛暂停了，但在大型贊助商和电视公司的压力下，只暂停了两个小时。丹麦球员当然因此事遭受严重打击，最终输给了芬兰。

扭曲的体育

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主办方不将比赛推迟到另一天进行的作法不人道的辩论。此事件发生于今年早些时候足球界「欧洲超级联赛」的大丑闻之后。球迷起义（曼联球迷之前以入侵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方式，非常有效地进行抗议）迫使曼联和尤文图斯等大型俱乐部放弃了他们的抢钱计划。体育产业不仅被被亿万富翁所有者的欲望所扭曲，而且完全缺乏民主控製，也没有社会所有权（因而可以向大众而非少数精英开放）。社会主义体育政策涵盖设施、俱乐部和协会的公有製，以及俱乐部和协会成员、工作人员、爱好者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社区的民主控製。

中国：新的冷战，新的太空竞赛

过去半年可谓是中国航天工程项目密集式连环启动的日子。自去年年底起，总计有完成月球探测器「嫦娥五号」航天任务、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并运行、成功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火箭，并首次让三名宇航员长时间驻留其空间站「天和」号核心舱等等。再加上其他卫星系统的陆续构建和升级，如中国版的GPS「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令人关註中国的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

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政府亦非常积极地将这一系列的科技成就为自己的民族主义宣传添油加醋，以巩固自身的执政威信。这些宣传甚至显得过火，比如在5月初，印度新冠疫情猛烈爆发之时，正值中国空间站「天和」号发射升空及顺利入轨。中共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帐号「中国长安网」发了一则微博，配图竟将中国的运载火箭点火发射的照片与印度防疫人员火化染疫死者的照片并列，并配以文字「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对印度的疫情惨剧加以冷嘲热讽，这视人命如草芥的轻佻冷血态度反令大量民众感到心寒和反感。甚至连右翼民族主义报刊《环球时报》的总篇胡锡进都公开表示此举不妥，因而被网军攻击不够爱国。可见当初煽动民族主义的人也开始遭到反噬。

面对中国航天计划竞争，在五月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比尔·纳尔逊表达担忧。特别针对中国2030年的登月计划，他提出了加大对发展载人地外登陆系统的投资。

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这一举动令人联想到中美之间是否也会像半个世纪前的美苏冷战一般展开新一轮的太空竞赛。当然中美冲突是为了市场和经济力量而非意识形态的。

虽然客观上中国的航天技术近年发展的确相当迅速──这也给予了中共自我吹嘘的底气，但技术水平上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相当的差距。特别是在重型运载火箭的有效酬载量乃至产量上，两者甚至有着三十至五十年的技术距离。

现时，中国最新锐的现役「长征五号」火箭只有25吨的低轨道酬载量，假如要进入月球轨道的话，酬载量最多只有9.4吨。相比之下，美国60多年前的「土星五号」火箭有着45吨的月球轨道酬载量以满足登月任务所需。

另一方面，在生产技术上，中国的火箭建造依然处于人手组装的水平上，生产技术离产品化量产化相距甚远。对工作人员的个人的技术水平和稳定性有着极高的依赖性，这对于排除系统隐患，优化系统结构非常不利。对比SpaceX的成熟量产航天器和发动机，马斯克甚至声称目标是每天生产一臺「猛禽」火箭发动机，测试「星舰」原型机的发射频率达到一到两个月内就发射一次，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差。

放肆的资本

半个世纪前的太空竞赛，客观上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但本质上更多是国家的面子工程。因此当年技术的发展亦随着苏联登月竞赛中失败大幅放缓。而现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航天技术，到底都是在为帝国主义冲突与资本服务。而SpaceX作为一家私人资本所拥有的公司有时甚至让人感觉这是马斯克的私人玩具。2018年马斯克用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将一臺特斯拉Roadster跑车和假人送入日心轨道，此举除了用作吸引眼球的广告宣传外没有多大的科研价值，徒增一具太空垃圾。这亦生动了展示了太空技术假如不为公共拥有、人民民主管理的话，统治阶级和资本家能闹出多么荒唐的举动。

社会主义者认为科技的发展必须以全人类的福祉和全世界的未来为基础，现时太空航天技术已日渐成熟。中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製度正在製造气候危机，破坏地球，而新冷战的竞争使这情况进一步恶化。但首先的目的却只是为帝国和资本的利益所服务，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不过是利润的「副作用」。而当太空技术被帝国和资本所垄断时，往往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和限製民众的应用（如我们日常生活所应用的GPS系统，其定位精度实际上是被美国政府故意降低的）。因此我们必须终结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帝国主义的冲突，铸剑为犁，以解放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发展。

漫谈河南水灾

2021年7月20日，中国河南省暴雨成灾，降雨量惊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与人命伤亡。这次灾难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共专製的官僚体製如何一步步将灾难升级，令本可避免的人命伤亡一再发生。

当然这次雨灾在这星球上并非个别事件，几乎在同一时段，德国西部——比利时亦发生洪灾，美国西部及加拿大出现极端高温和山火。这些消息都一再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气候灾难已经降临。

然而相对地，中共官方固然乐于将这场灾难「甩锅」给极端天气，但相比之下，官方的宣传口径却绝少谈及这场灾难与气候危机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世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了全球排放总量的27%。在过去的一年间，由于全球疫症关系，重工业产能增加，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增加了15%，创下新高。而到了22号，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专家任国玉更直接了当地否定了郑州暴雨与气候危机之间的关系，而称原因是双臺风所造成的「异常的行星大气环流」。但众所周知，臺风频发正是气候危机的一个重要标誌。中国政府并非像特朗普般睁眼说瞎话的否认气候危机，而是希望将气候危机仅仅局限于作为一个外交谈判的话题，以避免引发国内针对环保问题与气候危机的群众运动。但这场水灾，已经令不少中国的民众惊醒过来：原来气候危机离我并不遥远！

中共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强调这是一次「千年一遇」（某些部门甚至称「五千年一遇」）的暴雨，试图以此淡化官僚的责任。固然这次灾难警醒着我们气候危机的急切性，但官僚所造的破坏不下于灾难本身。郑州气象局在19日到20日上午接连发布了五道「暴雨红色预警」，按照中央气象局的官方指示，发布红色预警后，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做好应变准备，停课停工等等。但郑州市政府却对此毫无准备，没有宣布停工停课，在整日的暴雨中要求城市如常运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一名干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警不是法律，主要还是建议。总有些（单位）不太自觉，还是会让员工正常上班」。气象局人员指，他们只负责提供天气预警，无权决定停工停课，要由应急管理部下命令。至于应急管理局就回应指停工停学决策「要经过指挥部层层批准后才可以做到」。这些回应充分暴露了不民主的官僚体系的僵化。直到20日下午，整座城市已泡在水中，街道上多处急流冲走行人甚至汽车，灾难已不可挽回，官僚部门却仍然没有提醒民众应留在安全的室内躲避，造成傍晚下班时段民众意图赶回家中时（假如政府及时下令停工停课，他们当天早上根本就不必离家上班）正面遭遇恶劣天气。

因此，当天的天灾与灾难性的官僚举动迭加起来，造成了双重灾难。其中一处伤亡最严重的地点京广北路隧道，当天下午到傍晚时段正好是下班交通高峰时段，超过200辆汽车堵塞在隧道中间动弹不得。同时隧道开始积水，水流渐渐增大。有消息指，淹没的速度非常迅速，整个过程仅仅只花了数分钟时间。该段隧道于2011年落成，而早在动工建造之初，就有工程师指出在这地段位处低洼，过去曾经是一片沼泽地，在此兴建隧道并不合适，很有可能会被水淹浸，但政府与工程当局却无视了这一警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各地所谓的「基建狂魔」热潮令各地纷纷大笔投资基建，但有不少都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官僚政绩的大白象工程，安全与质量堪忧，甚至在关键时刻毫无作用。

例如在灾难发生的仅仅一个多月前，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官方网站称2020年启动的郑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广路隧道试点）建设工作已经步入尾声。如果有突发事故发生，将能实现精准快速搜救。而《南方都市报》亦指京广隧道半年前才刚经过大修，维修项目包含排水设施、消防与电设备。两个月前也曾进行防汛演练，同时搭配两座排水站，当积水池内积水达到一定深度，排水站可自动启动，及时排水。然而这些措施在面临这一次的考验时却通通失效。

另一个重灾区就是郑州地铁。20日当天傍晚，网络上已流传被困在地铁内的民众所拍摄的大量影片画面。从影片中可见，地铁车厢内已充满泥水，部分水深更已到达乘客颈部。而车厢外的水位更高，而且水流汹涌。因此民众质疑地铁为何仍然坚持继续营运，从而变成死亡陷阱。郑州地铁公司安全部门主任声称停运需要「通过运营公司上报交委和应急管理局」。再次，我们看到了官僚体系的犹豫迟顿。更可怕的是，这种「等待上级发落」的官僚心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简直就如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武汉。从郑州地铁惨剧中死裏逃生的民众和工作人员都表示，从列车隧道开始出现轻微积水，到积水淹浸路轨令列车停驶，然后车厢开始渗水，直到最后车厢外水流湍急无法逃生，中间整整经历了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但在这三四个小时的过程中，从列车驾驶员，到站臺站长，再到地铁管理部门竟没有任何应变措施，都在机械地等待「上级指令」。救灾人员张先生向德国之声表示，他有一个朋友与其他乘客受困于当时淹水深及肩膀的地铁车厢内，「他所在的车厢没有死人，但是是靠自救才跑出去的。」相比之下，对于自身也身处险境的基层列车驾驶员而言，居然眼白白看着车内外积水渐渐高涨，都不敢自行组织乘客及时疏散逃生，只知原地等候指令。可见，严重的官僚作风甚至消磨了一个人最基本的求生本能，令人们即使面对「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都不敢自救。这只能说明官僚比水灾更可怕。

官方媒体在地铁的灾难中亦表现得非常恶劣。当晚约九点左右，在有大量民众依然被困，仍在等待救援的情况下，官方媒体（包括央视、「环球网」、以及郑州市政府官方微博等）就急不及待地发出消息指所有被困乘客已经获救，无生命危险。这一消息令被困在车厢内，仍能通过手机收到外界讯息的乘客陷入绝望。认为搜救队已放弃搜救，他们只能待在车厢内等死。官僚为了自己的面子，丝毫不顾及现实情况和被困民众及其家人的感受，引发了民众的猛烈批评。随后官方媒体才装模作样地承认仍有人未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对于死亡数字，官方媒体声称地铁水浸事件造成14人死亡。但这一数字亦被质疑，有民众认为从网上片段所见，在车厢外水流汹涌且水位高涨的情况下，即使车厢内仍未完全淹浸但乘客亦会很快面临失温和缺氧等，救援整列列车数以百计的乘客是极其困难的工作。而据《河南商报》报道一名被困乘客的丈夫表示，当他到达妻子被困地点附近的地铁站向工作人员求救时，「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车厢的情况有多危急」。

但官僚灾难仍不止于此。20号晚上十点半，《人民日报》发文称郑州常庄水库将于当晚泄洪。但郑州的官方通告却指，水库在20号上午十点半已经泄洪。有郑州民众在20日中午时分拍摄到市中心的情况，显示在市中心，马路在不到30分钟的时间内突然被洪水和急流所淹没，有民众和汽车被急流所冲走。这景象不似暴雨所造成的积水逐渐上涨，反而更像山洪暴发。因此民众怀疑是否政府官僚在未通知民众和未安排疏散的情况下就急急泄洪，导致市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被淹浸。

随后不久，官方媒体突然更改口风否认泄洪的消息，令事件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郑州以北约80公裏的卫辉市附近一条乡村，21号凌晨4时，的确有人想趁村民在睡梦中偷偷挖开当地堤坝。所幸及时被村民发现并赶走，随后村民连夜冒着暴雨守在堤坝之上，以防再度有人破坏堤坝。但耐人寻味的是在25日，亦即停雨两天后，卫辉市内的城市积水不减反增，城市水位猛涨，由局部积水变成全城被淹。卫辉民众怀疑政府在没有通知和安排撤离的情况下泄洪。官僚灾难在停雨后却依然继续，28日消息称，当卫辉市的洪水尚未退去，誌愿救援人员仍在城中涉水搜救灾民时，卫州市政府却突然通电，至少8名誌愿者触电受伤，目前生死不明。

这次雨灾与官僚灾难引发了民众的普遍不满和愤怒。暴雨过后，民众聚集在被淹没的京广九路隧道外围观，遭到现场的警察驱赶。特别是当隧道完成排水，开始将隧道内的车辆拖走时，警察用更为粗暴的手段驱赶甚至殴打在场群众。令人怀疑官僚是否为了掩盖隧道内死伤惨重的实际情况。

在27号，大批郑州市的民众到地铁沙口路站外献花吊念死者。政府随即在站外围封起挡板，阻止民众继续献花和吊念。然而在当晚，有民众自发拆除搬走挡板，得到在场其他民众的欢呼和鼓励。在28号，前往吊念的民众更多，鲜花更一直延伸摆放到街尾。而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政府默认了民众这一抗争举动，没有再次重新围封车站。

但在另一边厢，中共在面对强烈的民众不满情况下，继续采取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方式以转移民愤。特别是共青团鼓吹民众针对BBC、CNN、以及德国之声等境外媒体记者。而这些记者亦表示在中国进行采访工作其间感到明显敌意，以及遭到部分民族主义者的阻挠和围堵。有人指部分身穿黑色便衣参与围堵外国记者的人实际上是国安秘密警察，他们当中甚至携带了专门用来干扰击落无人机的武器。央视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对于全国关註的河南水灾仅仅数字带过，却大篇幅地报道欧洲的洪灾消息。

民众在这次水灾中同样觉醒的，是开始意识到这次灾难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民众网络上开始疾呼「请不要用天灾掩盖人祸」！官僚体系的无能和腐败放大了这场灾难，只有全面落实民主权利，消除对利润的贪婪，才能彻底扫除官僚腐败。政府面对天灾危机时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政绩或经济效益而非民众的生命安全。交通、建筑和城市规划部门应由工人阶级民主控製和管理，不容私人资本染指，绝不能心存侥幸拿民众的性命冒险。这次的灾难亦再一次凸显了中国的工人为何需要独立工会。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大白象工程，除了要民主控製建筑部门，工人通过新成立的独立民主工会民主地选出工人安全代表，让他们有权在紧急的情况下宣布停工停课，以及否决危险的工程方案。民众亦要自下而上的组织抗争，与各地的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和专製官僚为牟利罔顾环境成本，用社会主义的政策对抗气候危机，终结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统治。

中国：习近平的多重危机

习近平计划在党大会中完成他成为中国终身统治者的加冕仪式。中共的党大会只是个橡皮图章，并不是一个进行辩论和民主投票的政治会议。这次大会和中共内部正在进行的权力斗争或将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妥协，这会是他首要的任务。习近平政权的每一个政策和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巩固从「一党专政」过渡到「一人专政」的过程有关。

这个过程的结果并非个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随着全球和中国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国内不断紧张的社会情势，以及以新冷战为表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协调的经济和外交攻势爆发，中共极权国家机器内部不断积累的极端矛盾。一般来说，历史上的一人独裁政权都代表着深重危机的出现。

这也就是中国今天的处境。习近平的统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多重危机迭加的阶段。事实上，他的政权在采取行动「解决」现有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危机——从香港和臺湾，到人口危机，再到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进行了近6年的经济「去杠杆化」，但债务仍然像病毒一样在经济中蔓延。当监管机构对债务问题的註意力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时，任何原本暂时下降的债务水平都会反弹。

日本病？

中国人口危机对从消费到债务水平再到养老金和养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口恐怕已经达到顶峰并开始下降，来得比大部分预测提早10年。中国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就出现「未富先老」噩梦，似乎越来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当中各数字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结果也被推迟了一个月才公布，令人怀疑数据遭到篡改。和谈到其他所有政策时一样，政府机关和媒体只能报导各种「胜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个亲中共的智库）的黄文政认为，中国人口危机、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劳动力萎缩和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中国迫在眉睫的潜在危机已经充斥着「日本病」特征：经济放缓和「人口增长停滞」相结合，恐将延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时间，甚至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以美元计算，中国的GDP目前约为美国的75%。日本在1990年达到了类似水平，但随后陷入经济危机、长期停滞和「失去的数十年」。今天的美国经济规模已经比日本大四倍。

中国人口危机显示，尽管社会普遍误以为中共有能力提前计划，中共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没有更早地实施新政策？这可谓习近平的另一大挫败，更加剧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部分反映出对习近平统治下的「政策转向」甚至政策瘫痪的焦虑。4月，作为国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极反常地介入此事，发布了一份有关人口转型的报告，敦促彻底改变人口政策。这种公开批评标誌着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人行因其经济作用而享有稍大一点的自由度，而其他国家机关只能保持沉默。人行该篇报告指责政府的「观望态度」，并警告说「如果没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宽政策就没什么用了。」许多评论员认为人行这个特殊的部门已经成为脱缰之马，现在采取措施加紧对它的控製也没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报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开、甚至更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显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动。但中共政权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带来恐慌。5月政府颁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随后在7月出臺了一项更明确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来实施的对计划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罚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时，公众压倒性地怀疑这个政策，甚至是对此很愤怒——规定的改变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新华社》的一项民调显示，93%的受访者完全不考虑生育第三胎。该民调在数个小时内被移除。网上的一条评论总结了当时的流行情绪：「政府觉得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 」

带有负面影响的「胜利」

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40年裏，中共独裁政权被普遍（尤其是外国资本家及其机构）认定是可靠的经济与政治管理者。是的，独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体、银行、关键经济部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机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体系约束，可以做许多其他较「轻度」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的事情。但他们也会失败，有时是遭遇灾难性的失败。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共政权经常被自己的审查製度、来自地方政府的虚假和夸大的统计数据，以及下级官员害怕说真话会招致习帝不满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护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冲淡或阻挠。

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汉开始并严重爆发，然后在中央政府作决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似乎也让人口危机演变到现在政府补救恐为时已晚的地步。这将需要国家进行大规模干预，以降低房价、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结束在职场和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将医疗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并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若要实现这些政策，我们需要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变革，而这只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可发挥这样的作用、完成这一任务。中共政权若要实施这些政策，第一步就会丢掉权力，所以它没有能力采取这样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没有退路 

习近平通过强硬的民族主义镇压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统治越来越在自身宣传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胧。其的政策往往使现有危机加倍严重并製造新的危机，将社会紧张情势推到极端。习近平政权在新冷战中的失误，例如对现已崩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过度自信（这促进了拜登对欧洲的拉拢），令中共的反习派抱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被抛弃。

香港是另一明显的案例。习近平的镇压、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许实行一人一票真普选的早前「承诺」，以及当年雨伞革命结束后的白色恐怖，极大地触发社会紧张局势，随后因最终导致了2019年的社会爆发——逃犯条例修订不过为次要问题。习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阵风暴。

从此，由于习近平的字典裏没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与大陆的区别。习近平还利用对于香港的全面控製，虚张声势表现其政权拥有无上权力，不像冷战中美国领导的阵营「虚张声势」那样陷入瘫痪。

当然，在香港的战斗双方力量差异悬殊，北京几乎掌握着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资本主义之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这并不是衡量力量对比的可靠指标——如果习近平政权相信自己处于绝对优势，他只会犯更多的战略错误。在臺湾和南海，美国的反击将更加猛烈，并将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和外交联盟网络，以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

就内宣而言，香港作为宣传习近平这个强人的「胜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需要付出代价。对香港的镇压极大地令北京对臺湾问题的立场更为棘手。两岸冲突通过谈判解决的可能性从来就不高，现在则更是几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负面影响也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后显现。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劝告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则，使敌人举国屈服，不战而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但习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顽固手下们已经开始大肆逮捕、颁布禁令、清洗反对派与进行恐吓。他们现在甚至查禁儿童读物。中共这样做是在「毁掉」这座城市，并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计划移民。在撰写本文时，每天约有千名港人出逃——这还是在许多疫情旅行相关限製取消之前。

跨国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为其亚洲总部的基地，尤其是因为香港在华盛顿的命令下遭踢出「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随着外资陆续撤出香港，中国大陆的资本和企业将填补这一真空。习近平最近打压中资企业（特别是科技企业）、阻碍他们在美国上市的计划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们需要依赖香港。

但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未来显然不同于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来将更多与上海和深圳竞争，而非与纽约、伦敦甚至新加坡作竞争。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过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义上的长期「大陆化」也成为必然。因此，「亚洲国际都会」的命运将成为新冷战时代去全球化的缩影。

毛泽东时代的教训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为服务于中共政权的有用工具，以规避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华保护主义和遏製政策。这是香港在过去担当的传统角色。即使是毛泽东的非资本主义政权也允许英国人继续控製香港，因为让英国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们愿意夺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时内占领香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后却被北京出卖。这段历史显示了习近平政权与之前历届中央政府在外交灵活性和「务实」方面的鲜明差别。

在新冷战爆发前，中共所谓的超级经济大国形象给贪婪的外国政府和资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涌向中国，抓住一切机会与中共高层官员打交道。中国对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灾难性反应）暂时突出了中共製度的「优越性」，这当然也是习近平宣传的主题。但是，中国现在激增的多重危机的数量，令人怀疑中共政权是否真的有作出过计划。

人口危机：独生子女政策和资本主义復辟的遗产

从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中国劳动力减少了4500万，未来五年将再减少3500万劳动力。
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小组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1/3。
根据2019年的政府报告，中国的养老金将在2035年结余耗尽。在几乎半数省份，这个金融危机已经来临。
日本和美国等其他经济体也面临人口老龄化，但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福利和养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权的一孩政策极大地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政策持续了1/3个世纪，恰逢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的时期，大部分时间已经没有了「计划经济」。长期执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导致社会态度和家庭结构发生深远变化，但主要还是经济因素驱使这一变化：在资本主义的中国，养育孩子成本极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显比男性少——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万。由于重男轻女和性别歧视的思想（但主要还是由于经济压力），社会上普遍更想要生儿子而非女儿。在一孩政策下，选择性别的堕胎变得普遍。育龄妇女的减少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将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由于退休的祖父母是绝大多数家庭照护儿童的主力，这可能会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国缺乏可负担的公共服务，包括托儿服务。根据復旦大学的一项研究，父母退休后夫妇生孩子的可能性会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国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低于2019年的1460万。这远低于过去20年每年1630万的平均水平，仅是1980-1990年代实施一胎政策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1东京奥运期间的中国与民族主义

中国日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席卷了2021年东京奥运会。奥运会有着不光彩的历史，亿万富豪贊助商与传媒公司劫持了其耀眼的体育成就。奥运会由腐败、反动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控製，而国际奥委会在历史上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专製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和萨马兰奇 （Juan Antonio Samaranch）这两位长期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近几十年来，奥运会也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奴隶，使他们能够通过大白象基建来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并炒高房价，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在奥运会结束后就很少使用了。受新冠疫情影响，本次东京奥运在无观众的场馆举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疯狂、当然也是最昂贵的奥运会。其花费至少154亿美元，而这笔钱可拿来建造300家医院。

对于中共当局而言，这场国际赛事与其说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倒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舞臺。中共借由运动员的奋力拼搏展现所谓「大国自信」。这并非中共独有现象——其他资本主义政府（尤其那些世界强国）也出于这个目的利用奥运会。但也许在中共统治下，这种民族主义野心比任何其他政权都更强。在通过政府经办的体育学校全日製训练的「举国体製」下，运动员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中国拿最多的金牌，而自己如果没得冠军就要挨骂。也有不少时候，当中国选手没得冠军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满针对夺金的他国选手的叫骂声。中共在1971年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工作政策，在民族主义热潮下沦为彻底的空话。这阻碍了公众将体育运动视为身心技能竞赛并享受其中。

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中，中国选手李俊慧、刘雨辰因不敌臺湾选手而「屈居」银牌，遭遇大批中国网民的指责，说他们没有拼尽全力、缺乏斗誌，更有甚者要求两人立即退役。如果没有收获金牌，运动员本人会遭到指责、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但如果运动员收获了金牌，就不能只把功劳归于自己，而必须感谢国家感谢党。在4×200米自由泳接力夺得金牌的张雨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力量不服输，拼了就可以激发潜能」，彷佛自己是靠「中国力量」支撑才拿到的金牌。举重运动员石智勇则表示，要将他获得的金牌作为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献礼。

中共官媒央视在在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后，没有转播颁奖仪式，一方面迎合中国国内不断高涨的、政府操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这次对于输给臺湾队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明确「臺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只反映富豪精英阶层为了资本主义扩张而想要有更多权力、而非臺湾与大陆工人阶级利益的论调——毕竟，臺湾艺人小S徐熙娣只是讲了「国手」二字就被打成「臺独」「辱华」，如果转播臺湾的奥林匹克国旗歌，那岂不是央视带头「辱华」？而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后，有网友没有跟着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骂击败中国队摘金的日本选手，而是就事论事理性分析，结果被扣上「汉奸」等帽子。尊重对手的体育精神在此时荡然无存。

奥运期间的这种民族主义发展走向极端乃至失控，也体现在对于本国运动员言行的态度上。在羽毛球女双预赛中，中国选手陈清晨在比赛期间数次大声喊出中文脏话引发争议。为此辩护的中国网民在一开始盛贊这是「优美中国话」、中国媒体则称其为「C语言」，也有部分网友硬掰陈清晨当时喊的是音近的「watch out（小心）」；但到韩国方面决定根据世界羽毛球联盟规定投诉的时候，这些网民基本上都说是「watch out」、不再承认是中国话了。无论是否觉得韩国人输不起、想在此时此刻嘲讽一番，讲法出现这样子的改变，肯定有害怕韩方投诉真的会给中国选手造成严重后果、会破坏中国形象的成分在。

民族主义过火不只是对外造成麻烦，甚至也演变成针对中国本国的运动员的网络暴力（网暴）。射击运动员王璐瑶因为没拿到奖牌发自拍表示遗憾，而被喷「就是想红」；而夺得在这次奥运首枚金牌的杨倩则因为被人挖出1年前晒Nike鞋的微博图文，被骂「崇洋媚外」「跪族少女」，甚至有极端网民要她「滚出中国」。对此，中共官媒陆续出来为民族主义煞车：环球网发文反对网暴，鼓励王璐瑶不要灰心；《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自媒体「侠客岛」除了谴责网暴以外，亦批评认为喜欢外国品牌就是卖国贼的观念狭隘偏执。

在这次奥运最后一天，中国被美国反超，丢掉了维持多天的奥运金牌榜第一名，势必会让那些民族主义势力再次暴怒、四处出征。但这样子的出征行为引发了海内外太多的反弹，不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有不利影响，因此中共当局想办法对此降温。当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并非中国独有，新加坡也有过网暴本国表现失利选手的案例，韩国、俄罗斯等国选手则有过为本国「争光」而犯规或使用禁药的记录。国际体育赛事在资本主义底下必然充斥民族主义，而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变革，完全的公平竞争与真正的体育精神才能实现。

1971年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

「Eureka!（成功了） 」这是1971年7月9日至11日，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绝密会谈后，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返回美国时，发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封只有一个词的电报。从基辛格的角度来看，他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他的老板是个一个右翼的反共产主义战争贩子，私底下接触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他高风险的政治赌註。

这些会谈导致了美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突破性转变。这最终改变了历史进程，为过去30年最重要的全球关系（即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迅速崛起和发展，远远超出了尼克松、毛泽东和他们同时代人的设想。

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甚至是美国国务院和尼克松内阁的大多数成员都在此前并不知情。基辛格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不起眼的访问，在一次官方晚宴上假装生病。巴基斯坦的军事独裁者叶海亚·汗是少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根据官方的说法，他没有带基辛格去一个曾属于英国的度假山庄休养，而是由汗的私人司机带他去了一个军用机场，而基辛格从那裏飞往北京。之所以保密，是因为接触中国这个提议的敏感性，这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美国主流政治人物（尤其是尼克松领导的共和党中的亲臺游说势力 ）的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策略是否会成功。7月15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透露基辛格刚从中国回来，次年这位美国总统受邀访问北京。

甚至在基辛格出访之前，双方就已经进行了广泛的非官方接触，探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根据现已公开的总统文件，彼此有着「100多次秘密会晤」。这些讨论为美国男子乒乓球队在1971年4月惊喜地访问中国开辟了道路，从而产生了「乒乓外交」这个术语。

中苏交恶

1972年2月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将是一次公关上的大成功，并提高了他的总统支持率。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他的中国之行。尽管如此，这一进程仍以龟速推进，距离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还需要7年时间，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政治的不稳定——尼克松在1974年因水门事件而下臺。

尼克松的访问为中美之间的历史性协议铺平了道路，为所有美国总统提供了示范，直到奥巴马开始放弃了与中国的接触 （以及这方面表现很突出的特朗普），转而采取遏製和对抗的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的政策是一个大胆的地缘政治策略，旨在分裂世界范围内的斯大林主义阵营。美国充分意识到中苏交恶日益严重，甚至在1969年两国爆发了边境冲突。美国统治阶级知道自己正在输掉越南战争，而尼克松-毛泽东的修好政策是其在对抗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斗争中重新占据上风的策略。

因此，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在苏联和全球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崩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个崩解过程要在20多年后才完成。在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復辟，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修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转变。这是今天的「坦克派」和亲中共的左翼分子不想被提醒的事实——中共帮助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臺湾: 谈判的关键

1971年，美国与蒋介石在臺湾的独裁政权结盟，一度有三万军队驻扎在臺湾。臺湾也有派遣一小队军事人员，到越南协助美军作战。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谈判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强硬的要求。他们想要美国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和贸易特许权——他们也成功得到了。

毛泽东政权正值危机当中，面对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这本身就证实了中国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体製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是中方感觉到美方更渴望达成交易。历史学家芬比（Jonathan Fenby）说，为了达成最好的协议，基辛格，有时候还有尼克松，都在拍马屁。在他们的会议上，尼克松称贊毛泽东的着作，而毛泽东也回敬说，尼克松的《第六次危机》「不错」。

双方都直率地分开处理自己的实际权力利益与公开姿态。毛泽东在1973年2月告诉基辛格，两国政府还需要互相批评一段时间。「『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谈到他们对莫斯科的共同利益，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出自尼克松的总统文件)。

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臺湾。在这裏，美国方面也给了毛政权它想要的东西。尼克松准备牺牲臺湾与中国达成协议，这将更加决定性地促进美国在全球的利益。早在1971年4月，基辛格就告诉尼克松，「这是一个不得不发生在蒋介石的晚年的悲剧，但我们必须冷静对待。」总统同意这个说法，说「我们必须做对我们最有利的事」。这意味着接受臺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当时「中华民国」仍被认为是中国的合法代表。美军还将撤离臺湾，「一个中国」外交政策将使毛泽东政权取得重大外交胜利，而美国则转而与臺湾建立「非正式」关系，这此后成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联合国投票发生在1971年10月，以76票贊成对35票反对同意把臺湾赶出联合国。臺湾代表团最后一次慢慢走出联合国大会。美国投票反对驱逐臺湾，尼克松假装对此感到愤怒，但这只是许多外交把戏中的一个。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已经得到了秘密保证，美国在联合国的投票只是作秀——部分是为了安抚裏根（Ronald Reagan）等亲臺湾的共和党人。美国盟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跟随大多数国家投票，贊成将臺湾踢出联合国，并将联合国席位给毛的中国。

中国政权与美帝国主义签订的协议，尽管是最引人关註的案例，但它并不是将狭隘的国家和官僚利益置于国际工人运动利益之上的单独一例。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西方的绥靖政策，随后与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独裁政权、希腊军政府和在1973年领导粉碎左翼的血腥政变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建立了外交关系。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中国与美国和种族隔离的南非站在同一战线，介入了安哥拉内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与美国一起，在阿富汗对苏联军队发动秘密战争，甚至允许中情局在新疆的奇臺和库尔勒，建立了两个电子间谍站。邓小平政权帮助培训了数千名圣战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许多维吾尔人——这是段有损其目前在新疆反恐强硬立场的黑历史。当然，今天的世界和中美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场新的冷战——资本主义巨头为「赢得21世纪」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拉开序幕。

斯大林主义和冷战

1945年至1991年的第一次冷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製度——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地缘政治对峙。1945年以后，中国和其他一系列「共产主义」国家，都建立在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者用「斯大林主义」来形容这些官僚主义的独裁政权，它们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但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着1917年俄国革命后，工人国家堕落之后剩下的残余。资本主义已经被废除，但是早期在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民主的机构，在徒有其名的「共产主义」的特权官僚机构的崛起下，被其侵蚀和粉碎。

这些国家都实行国有经济，但它们是以自上而下、充斥浪费、官僚的方式进行规划的。通过在政治上压製工人阶级并将其排除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之外，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没有可能朝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工人阶级进行新一场政治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掌控计划经济，通过废除官僚专製彻底民主化社会。

中国资本主义与气候危机

在河南省省会郑州，自2021年7月20日以来，至少有302人因水灾死亡，中共独裁政权则称其为「千年一遇」的洪水。但事实是残酷而明确的：气候危机已经到来，并将持续存在。 

伴随着气温和海平面的上升，中国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地区会面临被淹没的严重威胁。据估计，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摄氏度，中国4300万人生活的沿海陆地就可能被淹没。更糟糕的是，像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能会因降雨量增加和永久冻土融化而受到威胁。

煤电狂热

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的27%。习近平吹嘘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官方媒体不断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但是，中共政权所计划的一切都不足以达到这些目标，更不用说要实现2025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才能避免重大的「气候临界点」，这可能会为地球上的人类生活留下加速和不可逆的影响。事实上，由中国能源基金会和马裏兰大学在2020年协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尽管中共大声疾呼要重视气候问题，但十四五规划没有提到具体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没有计划怎么限製碳排放。2020年，中国新建造的煤电产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多。数以百计的新煤电厂将被国家能源局开「绿灯」批准。中国66%以上的电力来自于煤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国家电网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通过宣传「清洁和高效」煤炭的神话，成功地游说在十四五规划中建造数百座新的煤电厂。

这直接揭示了中共的资本主义「商会」式的管治方式，强大的营利性国有能源公司利用国家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但这也与习近平在世界舞臺上和党国内部的地位有关，他的地位在新冷战和新冠大流行病后经济停滞下备受严重威胁。怀揣着在2020年确保终身执政的计划，习近平试图振兴国内经济，这导致他依赖煤电，煤电能让数百万人就业，而且煤矿在国内供应充足，不像天然气、石油或锂（用作再生能源）发电，必须从其他地方进口。

此外，《彭博新能源财经》驻北京的分析师栾栋（Jonathan Luan Dong）表示，可再生能源支出的数字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政府报告说在2020年已经安装了1.2亿千瓦的风能和太阳能，但几乎没有证据看到这对供应链的后续影响。国家能源局也选择不提供2020年的风力安装数据的数字。在新的帝国主义冷战冲突中，为了向投资者和潜在盟友进行宣传继而对数据造假将导致相互倾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地球生态系统的奔溃中走向共同毁灭。

市场就是问题所在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驱动的，它现在拥有第二大「绿色金融」市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在这裏获得巨大的利润。然而，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的扩大，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将开始下降，直到建造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不再有利可图为止。这种追逐利润的逻辑最终使资本主义无法完全过渡到碳中和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计划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

中共引入的第二个机製是全国碳市场，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所谓的碳市场给工厂设定了碳排放上限，并要求企业在市场上购买「碳汙染许可证」才能排放更多汙染。但这一政策有严重的局限性，目前对所有汙染者实行的「汙染特赦」，基本上使市场完全是投机性的。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的类似的、更严厉的模式，如欧盟已经实施了15年，但并没有降低排放量的迹象。

碳市场不起作用的原因是，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转移註意力的策略，允许大型汙染企业从消费者那裏获得更多的利润。这将使像中石化（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这样的公司能够合理化基本商品的价格增加，在化石燃料继续被开采出来的同时，掠夺超过数十亿美元的更大利润。

就在本周，中石化进行了10万吨碳排放配额的批量购买，同时宣布到2025年将天然气产量增长60%。虽然他们认为这是煤炭和石油的净减排，但由于开采过程中的泄漏，天然气的汙染往往比其他化石燃料更大。更糟糕的是，中石化增加天然气的原因与去年在新疆发现巨大的新天然气资源直接有关，这为在西部地区进行更多的殖民和剥夺铺平了道路。

习近平的碳捕集之梦

到目前为止，当局还没有宣布或启动真正的计划来实现2060年中国碳中和的目标。清华大学的能源结构模型预测，即使到2060年，在最理想的能源结构下仍然有16%的电力来自于化石燃料。在预测能源消耗总体翻番的情况下，中共正计划通过碳捕集技术「抵消」大量的碳排放。

与世界上汙染者阶级中的很多人一样，碳捕集被视为资本主义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救星」，据称其可以「抵消」化石燃料开采的成本，并允许这个万亿美元产业持续经济增长。然而，现有的碳捕集系统目前只捕集了全球排放量的0.1%，扩大该技术的规模看起来是非常困难的。采用率极低的部分原因是回收碳缺乏市场，因为它必须与自然碳竞争。

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导致几乎所有主要的碳捕集投资都是由大型石油公司进行的，从埃克森美孚到中国自己的中石化，后者刚刚启动了一个「百万吨级的碳捕集项目」。这是因为81%的碳捕集系统实际上是用在原油提炼的，揭示了碳捕集只是汙染者用来洗绿自己并合理化开采更多化石燃料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在亿万富翁的独裁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化石燃料公司的万亿美元利益都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这使得应对气候无常变化的「政治意誌」难以出现。

即使资本主义政府要建立大规模的碳捕集系统，据估计这将需要相当于目前世界上所有耕地的土地。这将为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和世界各地的穷人和原住民的流离失所开启道路，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资产阶级则继续「照常过活」。

资本主义与环境破坏

迄今为止，中共政权为大规模破坏环境所提供的理由是经济需要快速增长。虽然我们知道，劳动人民的实际受益很少，大部分红利都被中国越来越多的亿万富翁（根据2021年的胡润榜，中国亿万富翁人数超过1000）拿走了。算进环境清理成本的话，这个状况就更加糟糕。

根据中共自己的环境保护部在2015年的数据，空气、水和土壤汙染的清理费用将花费6万亿人民币（9600亿美元）。在联合国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中国从1990年到201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为58.4%。然而，如果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损失和生态系统的不稳定，联合国的「包容性财富」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只增长了10.2%。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能够调动相对巨大的经济资源，但仍然存在着对短期利润的盲目追逐，这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中共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的应对是采取一系列气候紧缩措施，包括上海在2019年实施的垃圾分类的新规则。虽然家庭垃圾是一个问题，但与「汙染特赦」下继续从工厂和发电厂喷出的不受管製的工业汙染相比，它真的不算什么。

然而，上海市政府已经决定迫使劳动人民为气候危机买单，只要他们不遵循迷宫般难懂的垃圾分类系统，就会被罚款200元（相当于上海市1.5小时的平均工资）。鸡骨是湿垃圾，但猪骨是干垃圾，还有一长串无意义的官僚化规则。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上海的环卫工人，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对垃圾进行分类，因为市政府拒绝收集未经分类的垃圾。在没有利润激励的情况下，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对确保大众的宜居环境毫无兴趣，只是在垃圾管理成本过高时强加残酷的生态紧缩政策。

气候帝国主义

中美新冷战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将进一步明确世界资本主义的阵线。在这裏，双方都变得越来越虚伪。中国已经资助了从埃及到菲律宾的300多个外国煤厂，而习近平则声称「一带一路」必然是「清洁和可持续的」。由于超过60%的BRI投资用于不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将汙染外包。但美国也好不到哪裏去，继续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化石燃料补贴。虽然拜登已经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停止对煤厂的补贴，但美国继续资助比煤更高碳排放的天然气厂，进一步依赖这种美国现在大量出口的燃料。 

为争夺锂和钴等可再生能源资源的竞争也可能会加剧。中国已经获得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主要钴矿的开采权，那裏普遍存在童工和奴隶劳动，采矿汙染物往往对当地社区造成永久性损害。

同样，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在南美的锂矿交易中投资了42亿美元。这激化了安第斯山脉关于工作条件和原住民土地权利的阶级斗争，而庞大的中国国有企业则坚定地站在当地资产阶级一边。双方对锂这一製造电池的重要原材料的需求，对製造电池至关重要，是造成2019年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被政变的因素之一，亿万富翁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上说：「我们想政变谁就政变谁。」 中共对当地右翼势力推翻莫拉莱斯政府一事却基本上保持沉默。

拯救地球的阶级斗争

摆脱全球气候灾难的唯一途径是发挥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意味着要推翻中共腐朽的亿万富翁独裁政权，它把超级利润和其不容置疑的权力置于人民和地球之上。没有一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就不可能过渡到一个生态社会，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于化石燃料的利用上的，并且它会继续依赖化石燃料作为其增长的核心。

习近平的政权越来越害怕环保抗议活动，因为他明白这些活动对促进工人阶级斗争和意识的爆炸性影响。过去针对焚化炉和汙染性化工厂的抗议活动使数以万计的工人阶级居民参加了充满愤怒的街头抗议，最近一次是2019年武汉反对兴建焚化炉的抗议。

群众运动的国际化也开始影响到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全球变暖的危险而变得激进。受到通贝裏（Greta Thunberg）的气候罢课激发，一名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的16岁中国学生欧泓奕也尝试进行类似的学校罢课。欧泓奕代表了青年中日益增长的工人阶级对环保斗争的意识，她说：「大多数环保组织都是对城市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说话。但我想关註那些被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而无法发声的人。」

当局对欧泓奕的镇压接踵而至，中共将她逮捕、审讯，并禁止她回到学校。习近平的「环保主义」已彻底表现为一个骗局，中共害怕有一天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他们对自然的独裁掠夺。中国的工人和学生必须组织起来，建立独立的工会和学生组织，并且为民主地大规模控製所有化石燃料行业和其他主导经济部门而斗争，以过渡到一个真正且环保的社会主义世界。

中共接连镇压与「共同富裕」修辞的背后

中共独裁者习近平今年已经发起了至少14次不同的镇压。最近，当局针对性小众（LGBTQ）进行了打压，并禁止娱乐媒体中出现「娘炮」男明星。 网上的LGBTQ 群组和网站被封锁，而部分大学开始排查同性恋学生。这变相把同性恋再次入罪化。

私人补习班、网络游戏、学校的英语课也都遭受打压。当局亦在打击科技巨头，如阿裏巴巴、腾讯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这导致中国股市今年就蒸发了３万亿美元的市值。习近平也批评所谓的「过高收入」并要求富豪们要「回报」社会。

习近平的民粹主义新转向让部分资产阶级评论员担忧。《金融时报》质疑，中国是否变得「不可投资」呢？索罗斯指习近平要回到毛时代。一些伪左翼也对习近平的新政策感到雀跃，这些人也支持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极权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新政策证明习近平政权代表了「社会主义」。

但这既非社会主义，也不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不是左翼民粹主义，而是右翼民粹主义。习近平想要挽救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他本人的独裁统治。其他资本主义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拜登，也在对大企业实施更严的监管及更高的税收。他们放弃过去僵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这是由于资本主义製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习近平则是用镇压和加强政府控製的手段来试图达到相同的目的。

什么是「共同富裕」？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这是一个儒家的概念，「均富」也是一百年前孙中山国民党的纲领之一。社会主义者强调需要推翻资本的力量，并且建立工人阶级对于整个经济的民主控製。

习近平则强调其政策并非要「杀富济贫」。习近平的忠诚副手，副总理刘鹤近日发言，保证中共政权对私营企业「坚定不移支持」，并且「政策不会动摇」。

习近平政权正在走钢丝，尝试要保卫其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製度。当局采取措施针对部分影响力过大的资产阶级，譬如科技巨头阿裏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同时使用民粹主义措辞来应对因生活水平下降、成本上升与严重不均而日益巨大的群众不满。

中国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的人数远远超过美国：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1400万人）所拥有的财富比人口中最贫穷的50%（7亿人）还要多。这就是中共治下极端资本主义政策的恶果。

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

习近平的运动混合了一些针对大型私人企业、富豪明星与如私人补习行业等寄生部门的民粹主义攻击，并加上右翼恐同、反女权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宣传。按政府的说法，同性恋和男生「女性化」都是荼毒中国的西方思想。

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当局所有宣传的关键，这是为了动员社会准备好在中美双方争夺世界第一霸权地位的新冷战中作长期的消耗战。

同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被说成是西方阴谋。北京誓言要利用残酷镇压来粉碎香港的「不爱国者」。香港的工会被打压，其领导人物正在坐牢。跟在中国大陆一样，工人权利遭遇残酷镇压，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的「稳定」。

多重危机

为什么习近平要这样做呢？答案就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跟全球资本主义一样，都在面对严重危机，且不是单一，而是多方面的。中国正面对人口危机，且实际情况比政府数据要严重许多。出生率正断崖式下跌。去年，印度出生的婴儿（2400万）比中国多一倍（1200万），而两国的人口相若。

另外还有债务危机，这跟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紧密相连。全国最大地产商之一的恒大集团正面临破产，其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这比大部分国家的负债还要高。至于政府会否出手拯救恒大，是金融市场非常关切的问题。恒大并不是例外，还有许多潜在倒闭的大企业接踵而来。

中国的房价即使对于许多中产来说都是难以负担的。一线城市深圳的平均房价是该城市平均年工资的44倍。相对地，洛杉矶的比例为9.6倍，而纽约则是5.4倍。

高昂的房价和教育费用都是中国民众负担不起生育小孩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及房地产投机炒卖所导致，也包括公共服务的萎缩。一项政府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超过六成）的中国家庭要花费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满足子女的教育。

对于私人补习公司的打压，还有限製未成年人士玩网络游戏，这些都很受家长们的欢迎，政府以此来显示自己有所作为。但是这些措施，虽然打击了部分的资产阶级，仍然未能解教育製度当中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依然沉重。

政策不受欢迎

为应对人口危机，习近平在5月公布了三胎政策，允许每个家庭生三个小孩，而5年前实施的还仍然是一孩政策。但公众对于三胎政策的反应非常冷淡，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反映了政府完全与社会脱节，并不了解普通家庭所承受的沉重压力。

但习近平政权却把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归咎给「同性恋的西方思想」和「传统家庭价值」的减弱。最近法院判决，准许学校教科书将同性恋定性为「精神疾病」，而这种病理化叙述是2001年之前的官方立场。

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也处在危机之中。七月，中国的经济出现萎缩，显示后疫情的復苏只是昙花一现。债务及人口问题有可能把中国推向「日本病」。日本今天的经济规模仍处于1995年水平。

帝国主义意味着镇压

习近平政权要面对的另一个危机就是中美冷战。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越来越担心自己正处于下风。美国的反中政策，特别是针对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的禁令，正带来切实的伤害。

而习近平最大的危机，是工人、青年以及越来越多中国中产的日益不满。这些因素解释了民粹主义的新转向。习近平希望确保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大中能够顺利终身连任。他迫切地要在这次党大会前巩固其政权的支持。

这可能意味着对于工人罢工、香港抗争者、新疆维吾尔族、中国的性小众与女权分子进行更多的打压。

这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欢迎世界各地工运分子的团结声援及支持的原因。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是一场旨在组织这样的团结声援的运动。

恒大危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恒大陷入破产边缘，旗下的金融机构恒大财富无法兑付其金融产品而出现大规模挤兑。全中国各大城市都有购买了恒大理财产品的小投资者围堵恒大办公大楼，如深圳大楼下挤满了积蓄随时化为乌有的受害者倒地嚎哭，并群起责难在场的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法人代表杜亮，部分地区更有数百民众游行声讨恒大，这对政权来说往往带会来紧张局面。

早在去年，恒大已接连传出不利消息，而到今年9月更被标普评级机构下调评级至「负面」。到今年6-7月，恒大商业票据延期，被各商业伙伴及供应商停止供货并要求兑付，网上开始流传恒大资金链断裂的消息。8月开始陆续抛售旗下资产套现。直至9月，恒大财富停止金融产品的兑付，标誌着危机的正式爆发。

「债臺高筑」

据悉，现时恒大帐面拖欠供应商、债权人和投资者总计1.966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全国GDP的2%。其中，有息负债（债劵、银行贷款等）共5718亿，当中涉及了超过128家银行和121家非银行机构。当中银行债务对中共政权而言是最为关键的。去年年底，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刹停，当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蚂蚁的小额借贷业务涉及了与超过一百家银行的合作计划，带来巨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可参看过往文章《习近平政权向马云与蚂蚁集团宣战》）。而这次，恒大却实实在在的闯下了比蚂蚁金服更大的祸。

至于另一部分超过一万亿元的债务亦绝非无足轻重。这笔巨债来自于恒大利用影子银行进行融资，包括信托、理财产品和商业票据。就商业票据而言，大多属于恒大开给供应商、合作方的商业凭证，约定到期付款，并无任何担保。一旦这些商业票据最终无法兑付，数以千亿元计的坏帐将倾刻冲击整个行业。

恒大在6月30日公布的年中财报显示，恒大净负债率（企业负债与净资产的比重）已高达99.8%。然而这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实际上，恒大先利用将子公司大部分股权质押予债权人，再以该子公司名义举债。这些债务被视为「表外债务」未被纳入计算，而这笔债务实际数额仍是未知之数，但据估计不会少于四千亿元甚至更多。

恒大骇人的债务来源于其高毛利率、高周转率、高杠杆的模式。在过去，中国绝大多数房地产企业都热衷于利用这一套营运模式，以求以最快的速度扩大自身的资本盘和市场份额。这亦同时带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房价迅速升温，同时亦令银行体系承受了越来越多的风险，因此中共过去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一直强调「去杠杆」「软着陆」「降温」等等。而对恒大的最致命打击在于去年8月，中共对房地产企业推出「三条红线」政策──即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及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而恒大的情况则是三条皆犯，按规定不得新增任何有息债务。这直接导致了恒大无法再举新债盖旧债，令其外强中干的空架子本质原形毕露。

而触发群众性事件的爆发点则是恒大财富的停止兑付金融产品，恒大在港交所的公告称，「本集团的两家子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为第三方发行理财产品提供的担保义务，相关金额约为人民币9.34亿元」。但另一方面，恒大财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在与维权者交涉时称，称恒大无法拿出400亿元来兑付理财，这对于小投资者而言意味着其持有的恒大金融产品变成一堆废纸。甚至连恒大员工也深受其害。恒大 内部强製员工购买恒大金服的理财产品，强製认购的金额动軏十万元甚至上百万，这迫使不少员工甚至要举债购买，同时强製任务摊派，要求员工向亲朋戚友推销，活脱脱一个庞氏骗局。

骗局

而最令中国民众反感的，是恒大高层不负责任的行径和态度。在今年7月，当危机已经迫在眉睫时，集团主席许家印不是寻找「水源」以救火，反而是准备进行「特别分红」，抢先瓜分企业资产。而杜亮在被维权者追问下，亦承认自己早于五月已套现其购买的恒大财富产品。据查，基本上所有恒大的高层与中层管理人员早已提早套现离场，而蒙在鼓裏的散户民众在最后一刻才惊觉店家原来早已夹带私逃卷款走人。现时，恒大财富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基本都不被投资者所接受，双方仍在僵持。

现时，恒大危机的消息已经波及到国际市场，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港股恒指创下了10个月的新低，而欧洲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东方汇理则是恒大国际债券的最大整体持有者，有机会因此而损失惨重。因此全球资本市场都在观望中共如何应对这一危机。路透社认为，恒大的下场可能性有三：灾难性地倒闭、有秩序地倒闭、或被政府所拯救。

政府对恒大危机的立场因政治因素而变得极其復杂：习近平统治下特殊的危机特征、他对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持续打压，以及在习近平盘算的2022年第三任期前夕加剧的中共权力斗争。情况充满矛盾。有明显迹象表明，地方政府、银行和其他政府部门为联合进行政府干预在幕后进行准备。但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并没有官方表态， 发出了政府不为所动、恒大的命运将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信号。与极权政府一样，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恒大内部发生了什么。对习近平而言，出于数个原因，出手拯救恒大会带来负面影响。这将标誌着政府打击「金融风险」的行动和「三道红线」政策的挫败。这会加剧资本主义的「道德风险」——金融投机者将乐于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投资失利，他们会得到出手拯救。习近平的形象也会受损：出手拯救将被解读为他放弃控製资本家中最不受控的部分的强硬作法。但让恒大倒闭这一替代选项可能引发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威胁到中共对权力的控製。这解释了中央政府表面上漠不关心和背地裏疯狂行动的矛盾现象。这也可能导致失误，以及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製。

不过，我们可以确信恒大危机不会是直线发展的，其影响会有可能会扩大成更广泛的金融及经济危机。

如前文所述，中共首先必须维持其银行体系的稳定，以免整个金融体系的第一块骨牌倒下。因此，自然最大的可能是如海航模式般，政府出面，派驻工作组进驻，进行资产处置，并尝试实行有序倒闭，然后再追究许家印和一众高层的法律责任。现时，中国网络上流传恒大高层的接待备忘文件，内容显示他们极其奢侈乃至荒唐生活方式。这很可能是中共所做的舆论准备，为日后清算追究这批人打下舆论基础。严厉刑罚无疑很受人欢迎，但相对于处理导致危机的真正问题，这些都只不过是作秀而已。

「雷曼兄弟」

现时，国内外都在讨论恒大会否成为中国版的「雷曼兄弟」。臺湾央行评论认为这将会成为雷曼翻版。高盛预期在冲击最小的情况下，恒大危机可能使中国GDP减少1.4%，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多达4.1%。但其实，虽然恒大与雷曼兄弟有其相似之处，都是行内数一数二的领军企业，以及与商业伙伴连结共生。但现时判断恒大危机会否成为雷曼翻版言之尚早。这个辩论欠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雷曼还是恒大都不是危机的根源，他们都是背后更大问题的征兆。在中国，恒大反映了过去20年房产空前泡沫的终结──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泡沫。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中警告道：

「中国经济中最大的『灰犀牛』是房地产市场，其市场价值已膨胀至65万亿美元，是七大工业国经济总量的两倍（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这几乎是中国GDP的五倍，代表着投机泡沫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水平。」

文件中我们还预测：

「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驻上海的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只有债务继续比GDP更快速成长，（房地产泡沫）才能维持下去。中国几年前尝试过的任何去杠杆化措施都会使泡沫破裂。』」

就如我们上述所指出，是中共自己的打压、「三道红线」触发了当下的危机。但是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他们又有什么可做呢？巨大的房产泡沫终于开始跌了，就算是政府重回到大规模信贷扩张的政策下这个过程可能会被延长，但当局极力想避免这个情况。但无论事态的发展如何，过去房地产行业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一去不復返了。房地产行业占中国GDP的25%，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数字更高，这会对中国未来数年的经济有深远影响。

因此，我们能够提出结论，恒大危机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

中共最终可能被迫要以某一种方式接管恒大，来限製对房地产和金融系统所造成的冲击。但这可能是当局未来更多地被迫干预和接管的开端，来防止市场崩塌。这可能是房屋需求减缓、企业信心受到动摇、房价下降，并由于银行与房地产的高度相连，有可能蔓延到银行系统。同样，出于政治及经济原因，中共绝不会再允许房地产企业继续过往那种高杠杆高风险的市场模式继续维持下去。

但政府干预并非长远之计，「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只能够尝试保护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免受其自我毁灭的力量所冲击，在亿万富豪们多年来掠夺大量私人利润后将损失「国有化」。没有群众的民主控製及计划下，基层大众所面对的房屋噩梦并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中共镇压劳工议题　港大劳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劳工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生方然在广西南宁市被国安人员带走并被秘密关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据方然父亲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意味住他可能会被拘押六个月，期间与家人和律师隔绝。

多次被打压

26岁的方然曾多次被当局邀请「喝茶」。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似因为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而被打压。向来政府视劳权为禁忌。香港《南华早报》评论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劳权团体感到心寒。很少人愿意评论为什么一个学生可以被指控颠复国家」。让报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热心的社运人士」。方然曾于清华大学成立左翼读书会，而他父亲为中共党员。他的一位同学指方然在少年时期加入过中共，因为他当时以为中共是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奋斗。该同学向《南早》表示说：「他可能以为中共代表平权和解放的事业」。

一直以来，中共对劳工议题持敌视的态度，任何研究、讨论，甚至仅仅是报道劳工状况的信息都可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进而遭到中国国家机关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这个当年带领中国復辟资本主义的城市——就开始打压帮助劳工的非政府组织，直到这些机构全部在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众多工运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监。从2018年开始，政府口径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势力」联系起来，号召爱国主义分子积极举报。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斗争的镇压，当时众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参与运动，提出独立工会这项重要诉求，结果超过80名佳士工人和学生被拘押。

几个月以来，虽然中国政府陆续出臺了一系列看起来是「维护劳工权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时製度违法，但对舆论的控製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网信办，开始加大对网络的控製力度。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网络警察系统，并且采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来对关键字进行审查，监视网l络讯息，操控网路舆论。被网络警察判定为「违法」或者「有害」的用户将被约谈、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为研究、讨论劳工问题被带走的人，更不是最后一位。

万马齐喑

除了劳工议题以外，几乎任何涉及到批评时事、讨论政治的言论都有被中共「约谈」的风险。有人戏称：「在中国，你只能贊美和感恩」。根据相关报道，仅仅在2020年的头几周（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这个数字是通过零星的政府消息统计出来的。实际的数字不为人知，但一定比这多。

在网络上，由于信息封锁，方然被捕的事件仅仅在小范围内被人了解和讨论，但越来越多的镇压行动已经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盖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讹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日益高压的政策（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暴露了他们的真正面目。

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阶级争取自己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民主斗争和工人斗争，主张建立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而且还要把这些斗争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中国教育改革究竟利谁？

今年以来，中国下发了多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包括控製初中生升学比例和取缔课外补习机构。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职业高中入学比例控製在1：1。7月，中国教育部再次下发文件，开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广东、湖北等地更是出动了「扫黄打非」办公室，使用行政力量开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舆论中掀起激烈地讨论。例如，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补课的内卷竞争，因为有钱人过去可以通过补课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家长，这剥夺了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晋升的权利。有一名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点的高中，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进入职业中学——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补习班被禁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改革真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吗？实际上，在取缔了公开的补习班之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取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种方法是通过「地下补习班」或者家教等渠道来补习，鉴于政策影响，这样的补习班将会更隐蔽和昂贵。例如在黄山，一名教师被爆料在自家的别墅开补习班，一节课收费数百。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跳过高考，通过高中「国际部」（实际上就是留学预科班）去国外读书，或者参加分数要求更低的「国际学院」。这种情况更是官僚集团和富人的专利，因为出国或在国际学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一年十几万甚至数十万。

穷人失去了公开补习机构之后，也就更难获取额外的教育资源，从而失去实现阶层晋升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根本不是选择）。他们将很难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竞争。不仅如此，初中毕业生还面临「分流」的问题。在现行製度下，由于政府要求对毕业生升学比例进行控製，大量的初中为了完成「指标」和提高升学率，连同职业高中一起，劝说班级上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和职高签约。而另一边，家教、私立高中、留学中介等机构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工人阶级中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们的血汗钱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但在中国资本主义製度下，他们只能尽可能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职位，否则只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不健康的製度。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这种资源不足本身是中国僵化的系统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职工拖欠工资，或是设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政府更倾向于让学生「落榜」来维持劳动力输出），学生学习周期极短，每名学生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吞活剥教学内容，进而发展为畸形的「填鸭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沦为「考试机器」。

教育到底为了谁？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一些机构的预估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可能在未来达到1100万。届时，中国将无法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是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且是青年在愈来愈重的剥削（高房价、过度加班等）下，不愿意继续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是资本家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压迫工人阶级。因此政府选择用中考分流政策来逼迫他们回到工厂去，美其名曰「强化职业教育」，但实际上是限製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个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健康製度，而非一个由精英所控製的以及通过牺牲年轻人的未来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畸形教育製度。随着中国发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层家庭的学生、甚至无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将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后」。我们主张一个民主的公有製计划经济，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校杂费，适当地延长学製，来保证每一名学生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费公平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畸形的教育系统和社会不平等。

「电子海洛因」与「精神鸦片」？ 　中共汙名化打压电子游戏的背后

中共政权针对电子游戏业再度出手，对电子游戏大肆汙名化及予以严厉打压。更以行政手段「规定」未成年学生每周只能游戏3小时，且只能在周末和假日进行。根据规定，中国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期的每天晚8点至9点对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

不合时宜的思维

这一政策立即引起国外内的哗然，当然，更深层的原因离不开作为习近平政权出手打击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对于受这政策影响的青少年学生而言，这不伦不类且「鸡肋」的「周末一小时」政策所显示的则完全是官僚的无知和与实际生活的脱轨。

中共这已经并不是首次针对电子游戏，在这背后有着深远的社会主流意识和传统文化的舆论根源。习近平突然推出这一政策是为了争取家长支持，通过以「万恶」 的电玩作为战靶，营造政府政策大刀阔斧、力图解决人口危机以及儿童教育负担的的形象。2000年官媒《光明日报》就刊载了《别让游戏机害了一代人》的文章，同年又再发表《电脑游戏：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这是随后电子游戏在中国被汙名为「电子海洛因」、「精神鸦片」的滥觞。

2007年，开始正式付诸实行一套针对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这系统日益严密，至今，配合手机实名製和AI人脸识别技术，虽不说能完全滴水不漏，但已不是十多年前随便下载一个「身分证号码生成器」就能绕过的关卡。

但事实上，中国的游戏厂商却因此而受到了即时且严重的打击，这不仅仅体现于受政策影响而造成的股价和市值下跌这些帐面上的损失，更造成了营运成本的大增。据悉，AI人脸识别技术的调用成本约为每次0.68~1元，如果玩家每次登录都识别一次的话，所增加的成本简直难以想象。长期下来，即便腾讯也难以负担附加成本，更遑论那些小本经营，旗下只有一两款游戏的小厂商了。

这对中国经济可造成深远的影响。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研究报告，直到2030年时，中国因镇压科技公司将造成4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习近平政权愿意受这巨额的帐面损失，动机在于他们认为，不论作为金融企业还是收集大量资讯的企业，都不能放任这些科技巨企发展至「大到不能倒」，对他而言，腾讯已相当庞大，在香港港交所市值达6560亿美元，旗下的微信用户达12亿，并从中搜集了巨量的用户数据甚至通讯内容，对于中共而言这些都事关「国家安全」，绝不能失去对这一切关键点的控製。

古板的家教教条

社会上大部分传统家长仍没有摆脱「勤有功、戏无益」的古老家教教条，视各种消遣娱乐为洪水猛兽。不论是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派武侠小说，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到八九十年代的电视剧都有过被视为「精神毒品」、「教坏下一代」的汙名化日子。这不仅为习近平打击娱乐产业的民粹政策提供了土壤，也诞生了诸如「豫章书院」和「杨永信电击疗法」这种通过折磨虐打青少年，摧残其心智以「戒除网瘾」的恐怖畸胎。

归根究底，每一代人都有其趋之若鹜的娱乐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烈竞争压力下亦难免令人更热衷于寻求「高浓度」而激烈的娱乐形式。这些娱乐手段反过来同时又为资本所控製，它们不会在乎娱乐的「质量」或「健康」与否，只求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投入消费，迅速大量地获取利润，无可避免会令部分人迷失其中。对于广大的中国青少年而言，过大的课业压力、缺乏公共娱乐空间和多元的娱乐方式、家长对娱乐的错误理解和刻板印象等因素，都很容易造成青少年学生沉迷电子游戏。

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问题，「青少年沉迷电子游戏」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非常次要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由家长、学生、教师共同民主地製定教学的课业与作息安排；扩大公共教育的投入，减轻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教育成本；社区建立充足多元的公共休憩娱乐设施并免费开放；设立全面的托儿服务。并最终建立一个开放、多元、而活泼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此，资本家对经济发展的控製以及高压独裁体製都要被废除。

由阿裏巴巴到女权主义受到镇压

近日发生的阿裏巴巴性侵案、吴亦凡事件等，反映出资本权力无限扩张对中国女性压迫的同时，也促进着中国女权意识、工人意识的进一步激进化。

8月7日一位勇敢的阿裏女员工在网上发帖，声明自己被恶意灌酒并猥亵，又被其上司偷办房卡多次侵犯。屡次向公司反馈遭冷遇后，这位女士只能通过发帖与在食堂发传单维权。阿裏公司包庇罪犯的做法，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愤怒，许多人将矛头指向根源性的资本主义性压迫。

舆情汹汹，阿裏被迫炮製一份6000人联署文章进行公关，中共官媒大张旗鼓进行报道，试图在阿裏内部消化这次事件以平民愤。却遭到上千阿裏员工及网民发帖斥责「你代表不了我们！」，并且质疑「工会和妇联去哪裏了？」。可见，所工会与妇女组织只是政府打手，不会代表我们的利益。

职场性骚扰与恶意包庇早已不新鲜，此事只是继米兔运动后中国女权意识的又一个引爆点。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的调查就显示，有62%的受调者表示受到过性骚扰，其中有八成为女性。而近日「激流网」的调查则显示，有70.3%的受害者由于惧怕失去工作等会保持沉默。而向单位求助的受害者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对施害者没有作出任何处罚。

然而，性骚扰只是资本对女性压迫的冰山一角。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则加深了女性工人的生存压力。有研究表明，中国男性员工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显着高于女性员工，在控製变量的前提下超过60%的实际工资差异源自性别歧视。这不仅降低了在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地位，也使得资本对女性进行更重的剥削。

对女权运动的恐惧

在当今女权浪潮汹涌待发、与中国资本主义对女性压迫日益暴露猖獗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感到恐惧并进行猛烈反扑。中共政府害怕洪流一触即发，与工人、青年和少数种族的不满交汇在一起，便逮捕迫害女权活动家，封停女权主义网页与公众号，并一方面象征性地製裁首恶平息民愤，一方面却命令民族主义网军对女权主义者进行网络暴力。对于涉及资本主义製度的结构性改革，如提高女劳工经济地位、出臺反职场性骚扰规章製度等，中共政权却无所作为，并让倡议者噤声。

另一方面，资本家集团也不断学习欧美国家的财团公关话术与分化方法。譬如阿裏性侵事件中的阿裏官方，就炮製出一个不存在的员工行动小组，来自导自演一场针对职场性骚扰的「改革」，从而转移矛盾，在企业内部消化此次事件。但是随着工人意识的不断提高，这种拙劣的闹剧将被一次次识破。

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新一轮激进化的女权主义浪潮与工人意识觉醒，将让统治阶级处于极大的困局。从五年前女权五女的英勇抗争，到近年反抗职场、官场性骚扰的米兔运动，到近来吴亦凡事件、阿裏事件引来的公众舆论对资本势力总集火，都让中共与资产阶级感到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并且女权意识也越来越与无产阶级意识联动起来，社会公众对父权文化的批判逐渐开始上升到对权贵与製度的根本性批判。越来越多的左派青年（包括部分毛左）也开始认识到女权运动的重要性，这都将对习近平的终身独裁统治造成麻烦。

面对资产阶级对罪犯的包庇纵容，与中共象征性执法的伪善，加之习近平为了个人历史性连任企图用残酷暴力镇压应对动荡的危机局面。在当前革命与反革命交织的情况下，也只有将妇女解放、维护少数民族权益、LGBT运动、建立独立的工人运动这些斗争联合起来，使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父权製，推翻独裁政权与资本主义体系，才能完成妇女解放、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任务。

当局禁「娘炮」上电视——性别刻板印象背后的父权构建

9月2日，中国广电总局发布了有关加强对于文艺节目管控的通知，要求在影视产业禁止不合官方价值观的人物、节目与外形，其中还特别提到要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

刻板印象

当局已经不是第一次借打击所谓「娘炮」来强化性别刻板印象了。2018年、2019年官媒都有对「娘炮」上节目、带耳环的批评，抨击这些是「不良文化」。今年1月，教育部更是公布了文件，要求在教育中加强对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这也是对去年政协中「防止男性女性化」提案的回復。

在阶级社会中，阳刚、勇敢、果断、自信往往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而温柔、细心、依赖会被归为女性气质。这种对于男女性气质的认识似乎是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但并非如此。其实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是后天社会所产生的，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具有利益关系的权力构建。

俄国革命家柯伦泰在《新妇女论》中提到，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男女性的职务和经济地位无甚差别；女性的身体同男性的身体，在力量和敏捷度上也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男女性的性别气质的差异自然也不明显。而随着生产力发展导致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后，父权製得以建立——恩格斯称之为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从此女性在社会生活上得以从属并受控于男性。而为了巩固父权统治，社会构建了一套性别歧视的文化体系，这也便是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

当局利用教育、舆论、传媒机器、法律法规所构建的两性规范，无论粉饰以多么动听的语句，其主要目的早已昭然若揭——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父权製度。鼓励阳刚之气常常伴随着滋生控製欲甚至暴力，观察最近发生的阿裏性侵案、西安地铁事件（一名女乘客被保安强行拖拽以至撕破衣服，引发公愤）等可以看出从性别刻板印象到性别歧视、性别骚扰甚至性别霸凌，有其内在关联性；这些是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用来作为社会控製的工具，包括宗教、文化传统、警察与法庭，以父权架构来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及特权。在专製资本主义的中国裏，这种控製就更为重要。性别刻板印象通过给男女性打上群体标签来扼杀了个体的个性，不符合这种性别规范体系的个体都会被规训，性小众群体更加会被歧视和打压；性别刻板印象束缚了两性的自由发展和自由选择，女性参政率低、学科专业的性别隔离背后都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子。性别刻板印象使得政权强化了所需要的具有压迫性质的核心家庭结构和传统性别分工，而工人阶级却要付出人的全面发展被妨害的代价。

实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束缚以及背后的整个资本主义父权製度，实现每一个人的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的自由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会为争取包括性别平权等的立即使工人阶级受益的改良而奋斗，而只有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解放。

中共加强民族与父权主义　LGBT群体困境加剧

中国本就很有限的LGBT权益仍持续遭侵犯。这些打压是习近平政权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包括煽动反动偏见、将LGBT作为出生率下降和社会不满加剧的代罪羔羊。7月6日晚间，中国多所大学的LGBT组织的微信帐号在一夜之间遭到屏蔽，变成「未命名公众号」。很多抗议此次打压的网民在新浪微博用「#未命名公众号#」来声援这些组织；亦有声援者发文《今晚，我们都是「未命名公众号」》来整理遭停用的LGBT组织微信帐号、对于LGBT群体再次遭遇歧视和迫害进行控诉，但该文在获得广泛传播之后，在微信也遭删除。

网络与现实的打压

对于LGBT的打压不只是在网络上，也包括现实生活中对于LGBT个体的大排查。上海大学在8月底被爆出一份内部公告，要求各学院上报LGBT学生名单，用在所谓的「校园调研」当中。此事首先在新浪微博被爆出，获得数万用户分享或按贊，之后此事传出海外，但现在原贴文现已被撤下。虽然校方没有明说如何处理相关信息、目的为何，但是中国年轻人和维权人士都警告，这是对于LGBT的进一步打压。值得註意的是，表格中问到「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彷佛是在说LGBT群体更容易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所以可以藉由这两点来「关切」（打压）这些学生。

中共对于LGBT的官方态度「不支持、不鼓励、不反对」之下，潜藏着各种侵蚀LGBT权利的行径。中共当局在2016-2017年颁布的电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审查规定，将同性恋列为「非正常的性关系」，然而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将同性恋合法化和非病理化。2018年，在北京798艺术区进行的彩虹聚会遭园区保安暴力破坏，事后谴责打压的公开信也被屏蔽。2020年，由13个LGBT组织协助下完成的《中国性少数群体（LGBT）的职场体验报告》指出，中国只有10%的企业有性少数包容政策，LGBT雇员在晋升、社交方面也遭遇更多阻碍；雇员在国企、政府部门出柜更易遭受歧视，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中共这个体製歧视LGBT的本质。

中美冲突将是长期的，且国家要付出巨大代价，习近平为了让社会适应其中，需要煽动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这些右翼民族主义份子，在社会文化议题上采取保守主义立场，包括反对LGBT权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反对所谓「境外势力」。中国部分LGBT组织与驻华外国大使馆合作的现实，也成为民族主义者用来攻击平权运动「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借口。今天将LGBT权利运动打成西方的政治工具、「政治正确」的说法，与历史、文化并无关系。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录，「断袖分桃」、「龙阳之好」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同性恋故事。

根本目的

煽动民族主义、反对LGBT权利，最终是为了捍卫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当下，中国面临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即使开放二胎也扭转不了大趋势。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的背景下，这将意味着中国或将永远无法超越美国，因此习近平政权备感压力，又提出三胎政策。LGBT的存在挑战了阶级社会下家庭的一男一女结合模式，以及生育下一代、为国家提供劳动力的作用。然而，生育率下跌主要是因为工资增长追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敢生育，从来不是因为LGBT变多或者是影响力变大。

社会主义者强烈谴责近来中国对于LGBT的新一波打压。这显示平权运动要依靠的不能是中共，但也不是大企业或者外国使馆，而是广大工人群众与其他受压迫者——国际团结的寻求对象也应该是国际基层群众。真正能解放LGBT群体的不是彩虹资本主义，而是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这将包括通过群众斗争实现民主公有经济，在职场、校园、社区内提供充足的资源实施LGBT平权政策，让书面的平权规章製度真的落到实处，从而全体人类能够真正自由地做自己。

资本主义、中国与气候危机

气候临界点

温度的持续小幅上升预计会引发「逐渐严重、长达数百年、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逆转」的气候临界点的巨大质变。墨西哥湾暖流的速度正值1600年来最慢，并正处于临界点——这是一股由墨西哥湾到大西洋的强劲海洋暖流。墨西哥湾暖流停止的话，可能会导致欧洲、西非地区出现热浪与旱灾，并加速美国东岸的海平面上升。这会进一步增加两极冰川的融化速度，导致严重破坏地球和人类生态的恶性循环。

海平面上升与冰川融化

2021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几乎所有」冰川与内陆冰原正越来越快地融化。北极有可能最晚在2050年前的「某个时间」完全无冰。海水上升的速度在过去10年翻了三倍。最近一份刊登于《自然》期刊的研究显示，假若海水上升2米，这将会淹没4.1亿人口居住的土地。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采取行动阻止两极的冰川融化，反而却互相在争夺北极大陆架内潜在价值达17.2万亿美元的石油及天然气资源。美国和北约在北极地区内正进行实弹军演。俄罗斯在北极海岸建造了一系列的海军基地。中国则宣布「冰上丝绸之路」，目的是要透过缩短船只航时来製造巨额贸易利润。

碳交易的骗局

碳交易市场成为了资产阶级受欢迎的「解决」气候危机的工具。最近，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碳市场。理论上，碳市场鼓励「绿色创新」，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其碳足迹来赚取利润。但现实却是相反的：推行15年的欧盟碳市场完全未能降低排放。反而，其允许企业将汙染成本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地要购买这些必需品。中国的碳交易市场甚至加入了一个未确定的「汙染特赦」，因此这个市场纯粹只是为了投机而已。

气候大会的失败

COP26是指「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没错，这已经是第26届了！随着越来越多商业公司跟气候大会有联系，这将不可能带来製度变革。于此同时，一份最近流出的IPCC报告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所製造的经济发展性质⋯⋯归根究柢是不可持续的」。很多人议论拜登重返特朗普所退出的2015年巴黎协定，但该协定完全只是象征性的。所有的政府都可以设立自己的目标，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序生产下不受任何监督。虽然重返了协定，拜登却继续建造新的输油管。

中国在太阳能与风能领先世界

中共独裁吹嘘自己製造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成就。当局害怕因为使用化石燃料而引起的空气汙染会引起民怨，并试图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摆出一副最重视环保的模样。纸面上，中国在太阳能与风能方面领先世界。但据《彭博新能源财经北京》，2020年新建120吉瓦风能及太阳能的数字「根本不可能」，且也没有证据看到这对供应链的后续影响。在强製维吾尔人进行奴隶劳动下，太阳能及风能变得更加便宜。纵使如此，中国仍为兴建数百座新的煤电厂「开绿灯」。中共党国资本主义的官僚在煤矿及天然气行业有着根深蒂固的利益，而不愿意转向使用绿能。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的牟利国家电网通过宣传「清洁和高效」煤炭的神话，成功地游说建造数百座新的煤电厂。

中国的化石燃料资本主义

中共独裁在新建煤电厂方面领先世界，在2020年建造了全世界其他国家新造煤电产能总和的超过三倍。这对中国后疫情的经济復苏至关重要。在与美国新冷战的压力不断加剧，加上经济增长放缓，习近平很有可能需要依赖化石燃料作为最稳定及战略性的能源材料。八月，中石油报告在新疆发现了1亿吨的油田，这是潜在的巨额利润，并且也是当局要继续在当地的殖民压迫与暴力的原因。

西藏正在融化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的「第三极」，并如南北极那样，能稳定世界的气候。然而这些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还要快。自1970年代以来，西藏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冰盖，并导致更严重的水灾、火灾、山泥倾泻和雪崩。中国科学院警告1990到2010年冰川的融化数度比1956到1990年还要快50%。

中共在当地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导致食水资源被有毒金属汙染。与印度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双方争夺着135万人口赖以为生的重要水资源，而中共独裁在西藏的水坝增加了3倍，这破坏了自然生态并加速了气候危机。

中共试图变相限製堕胎 将製造悲剧也自找麻烦

中共为了维持生育率、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想要限製堕胎，而这将是对于女性权利的进一步侵害，并且更加重底层负担，很可能招致工人与青年激进情绪的进一步反弹。9月底，中共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提到：「将减少非医学需要人工流产，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实际上就是限製堕胎。但中共真的能借此脱困吗？

中共政权执政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粗暴地强製堕胎、强製安装人体避孕装置等）伴随经济因素，加剧了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造成劳动力在过去10年缩减逾4000万。在资本主义復辟后，无产阶级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剥削，原有很大一部分依托公有部门执行的社会保障职能被严重破坏，使工人无力负担医疗、教育、住房等生活必需，更遑论养育小孩。这导致无论是当前的中国育龄人口比重还是普遍生育意愿，都积重难返。

父权製度与文化带来的重男轻女也是重要因素，不仅是传统使然，资本主义製度下女性也被贬低为生育机器、在家相夫教子即可。许多农村地区的女婴在出生时就被杀死，妇女因为无法生育男孩就被迫离婚，这也造成了畸形的性别结构来阻碍健康的生育环境形成——特别是育龄妇女规模的剧减：在未来10年，中国23-30岁的女性人数将减少40%以上。并且，在盛行的职场歧视中，女性更容易丧失经济独立性，从而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再者，由于近年受教育水平提高与持久的核心家庭保守性的矛盾，许多城市女性为求经济独立和摆脱家庭束缚，婚姻和生育意愿降低。归根究底都是社会经济和製度落后于民众的发展需要，造成当今的社会矛盾。

中共政权不仅受到自己造成的历史性因素困扰，也更无力让当今的工人阶级摆脱贫困，它提出这些政策完全不会有任何实质帮助。

中国本身有很高的堕胎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7年中国有统计的人工流产数量为962万，约占全世界5500万人工流产总数的17.4%。这是长期以来政府在青春期性教育上的低投入、父权製下针对女性的性压抑使得性教育变成禁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地区性低避孕用具普及率导致的。

尽管打着「自愿」「性生活清洁」的旗号，工人与青年仍对「指导意见」作出强烈质疑，并正确指出其很可能招致的恶果。

一位武大学生就发帖谈到：「减少非医学需要人流」在实际中会变成所有公立医院严格控製「人工流产指标」，迫使意外怀孕的妇女转向医疗卫生条件更差、安全系数更低的「莆田系」医院转移。也有网友表示，意外怀孕带来的生育压力对于低收入者是无法承受的。在资本主义的当下，中共官僚提出硬性政策，受害最大的是缺乏经济保障的工人阶级。

工人妇女在上述政策的压迫下受害尤为深重。在中国当前的性文化下，妇女未婚意外怀孕生下孩子后，往往要承担独自养育孩子的风险，或者被强迫嫁给孩子的「父亲」。尤其在强奸案件中，由于未来非医学需要堕胎权利的削减，妇女更可能被迫生下强奸犯的孩子，甚至因此被迫嫁给强奸犯。

同样，由于中国盛行的职场性别歧视风气，以及传统的「男外女内」家庭结构问题，缺少经济独立性的女性，更可能因为无法支付意外产下孩子的养育费用，而被迫进行更强的超负荷劳动来供给生活开支，甚至走上犯罪或杀婴的道路。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大力打击女权运动，害怕它们反对父权压迫对现行製度带来的威胁，因此试图抑製一切群众自我组织。

从这一点上来看，普遍贫困下的刺激生育政策，很可能导致女权运动与工人政治运动进一步相互同情、更可能形成团结斗争，促进工人阶级意识的激进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工流产是妇女生育权的体现，它必须是自由的。我们不仅反对父权製的保守性道德，也反对中共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而采取的强製生育措施。我们要求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公有製、拥有工人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幅增加医疗开支、提供免费安全堕胎条件、让妇女生育自由得到真正保障，国家妥善抚养儿童、并建立充足资源、以人为本的性教育体系。

在当今中国形势下，也需要女权运动、LGBTQ运动、工人运动等联合起来终结独裁製度，这样才能落实革命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从而消除不平等、性别主义与歧视。

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受性侵指控

十一月二日，中国着名女性网球选手彭帅在深夜于微博以实名发布文章，披露自己曾于大约三年前遭到前中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张高丽性侵。这一消息迅速引起震惊。这是#MeToo运动在中国首次触及权力最核心部分的要员──一名正国级国家领导人。

同时，这也是中国国家级领导人首次被公开曝光性丑闻，这表明了女权运动在中国正在蔓延开去。从阿裏巴巴高层性侵指指控，到弦子指控着名主持人朱军性侵，到现在直指政治权力核心，愈来愈多的女性敢于挺身公开指控自己受到过的性侵害，且敢于挑战过往被视为「位高权重」者。

在极为父权主义、权力不平衡的独裁体製内，若果说没有发生过权贵性侵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而这一次，彭帅作为一位着名的女性网球运动员，是第一个以自己的实名身份公开揭露中共最高层劣行的受害人，提高了消息的可信性。这也更能激励广大的妇女团结声援，比如朱军性侵案中的发害女性弦子在得悉彭帅失踪后就发帖声援，祝愿她本人平安。

文章在微博仅仅存在了二十分钟就被删除，一系列的相关词被视为「敏感词」被屏闭，甚至连「网球」都不被允许搜寻和讨论。受害人彭帅现时也下落不明，据称已被软禁。对于一名前国家级领导人陷入惊人的性丑闻一事，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仅以一句「没听说过」而拒绝回应相关丑闻的问题。尽管墙外已沸沸扬扬，墙内却讳莫如深，彷佛事件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对于受害人是又一次严重的伤害，不仅是心理上，连人身自由和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也正因如此，彭帅站出来#MeToo，揭露中共权力核心最高层的龌龊丑闻，其勇气值得敬佩。

彷佛就是被彭帅的勇气所激励，在十一月七日，上海国安局局长被下属实名公开举报，指他性侵下属女儿。公开信中更指性侵发生后，警察拒绝立案，向上海纪委与监察委举报均石沉大海。一时间，对中共权贵性侵的指控一浪接一浪。而民众的对这一次事件也抱有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被害人，即使墙内网络监控过滤严密，群众仍尝试用各种方法绕过监控发出声援。而且舆论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性侵案洗礼后，也愈发坚定的反对一切性侵恶行。

中共高层性侵几乎肯定不是孤例，因此他们特别是惧怕这种运动进一步燃烧，激发更多被害女性出来指控掌握权力者，或者甚至像这次一样，直指最高权力的核心，而动摇政权的威信。在独裁体製下中共不能像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在面对群众压力下可以审判个别权贵性侵者、或者辞退官员以一定程度地缓解民愤。相反，中共只能强硬打压me2运动，并让积累各性侵指控积累的民愤，这可以大大削弱党的权威，甚至对统治构成威胁。早前阿裏巴巴性侵案中，性侵被告那怕只是一名权位不高的组长，但因为这是一家知名的大企业，中共不能使其声名受损，而命令法院判其无罪。

因此，中共往往将#MeToo称之为「境外势力」的运动，以民族主义说辞将之汙名化，并用国家机器予以打压。一旦开动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宣传机器，中共就更加没有让步和妥协的空间，不能对metoo运动的案例有任何让步了，必须无视甚至打压每个案例的受害人。这再次证明中共的强硬镇压和民族主义为自己统治带来了反效果。

这次中共核心的性丑闻事件恰逢在中共六中全会前夕，为了「维稳」，中共立即全面打压封锁消息。另一方面来看，彭帅的帖文可以在极度严密的审查机器内流传20分钟，很可能不是漏网之鱼，而是因为中共派系正在利用事件作为权斗工具。中共内部权斗越激烈，就要诉诸更危险和更公开的方式来互相攻击，致使群众更能感受到上层发生了危机。

当然无论案件是否牵涉中共权斗，性侵受害人站出来举报是完全正义的。女权和反专製斗争要将矛头指向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中共的专製与父权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变革，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经济：恒大崩溃——中共政权的困境

中国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陷入了偿债困境。如果恒大崩溃，那么中国经济、中共独裁和全球资本主义都将受到巨大冲击。ISA与中国劳工论坛的Vincent Kolo讨论了可能发生的情况。

ISA报导

ISA：恒大最近广受关註。它是怎样的一家公司？这怎么变成了大新闻？

VK：恒大是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而它如今正面临着破产。恒大建造了超过1200万套房屋，相当于英国住房总量的一半。

当前危机的一部分影响，在于它目前有160万套未完工的住房。中国的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偏好于预售房屋，让人们在房子开工前就为自己的新家付款。现在很多人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如果公司倒闭，他们就无法拿不到自己的新房子。

恒大拥有价值3000亿美元的债务，规模相当于爱尔兰全国的国债。9月底，国际债券市场上的恒大美元债务陷入违约。而在中国境内，自今年3月以来，恒大就已经在拖欠债务了。它向债权人、供应商和与其签订合同的建筑公司打了1000亿美元的欠条——其中许多也许永远得不到偿还。

令人担忧的是，恒大正在崩溃。如果恒大崩溃且没有得到政府救助，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可能崩盘。这场危机可能会蔓延到与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的银行体系，然后中国将发生一场金融危机，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ISA：有人将恒大比作雷曼兄弟——如何评价这种比较？

VK：这种比较对也不对。显然，恒大不是一家雷曼兄弟那样的投资银行。中国的金融体系与欧美不同，它基本上由国有银行主导。银行体系受外汇管製和资本管製的保护，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中国更能抵御金融动荡——但做不到完全抵御，所以中国会发生危机，但不太可能发生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经济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恒大不是新的雷曼兄弟」是对的。但中国银行业危机的风险确实存在，习近平政权为此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格资本管製。对加密货币的禁令和去年对蚂蚁集团（马云的阿裏巴巴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打击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如今甚至连省际交易现在也更加困难了。

其次，虽然雷曼兄弟的崩溃没有导致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但它急剧地加速了危机进程。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显现，即使布什政府介入拯救了雷曼兄弟，危机也不会被阻止，它只会以不同的形式爆发。

恒大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征兆。

ISA：直到2008年，美国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似乎都在同步膨胀——但2008年后，美国泡沫破灭，而中国房地产泡沫继续增长。这意味着什么？

VK：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但此后导致全球危机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其后债务在世界范围内爆炸式增长，中美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债务泡沫。

在美国，廉价信贷和零利率使股票市场的市值从2008年之前GDP的140%增长到今天的200%。

但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中国，股市的影响是次要因素。房地产市场在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城市所有房产的市值之和相当于其GDP的5倍，这个比例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相比之下，2020年美国所有房地产的市值约为GDP的两倍。

中国人口大约是美国四倍，每年建造的房屋数量是美国的十倍。虽然这听起来不错，但很多普通人买不起房。世界上房价最贵的五个城市中有四个在中国。中国住房市场自1998年开始私有化，社会化的住房很少。中国有足足93%的住房被抛进了房地产市场，这个比例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虽然很多人买不起新房，但富人、政府官员和富裕中产阶级却用房地产来投机，于是大量房屋闲置。 2017年，有20%的城镇住房是空置的。资本遭到了极度浪费和非生产性的使用，于是中共认为必须进行干预。

户口簿

中国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人民被户口製度所区隔。户口将人口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尽管中国现在已基本城市化，但大多数人口仍被登记为农村人口。城市也分等级，农村居民几乎永远不能获得一线城市——例如上海和北京——的永久居留权。

而恒大更註重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是更多普通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最能感受到财产危机的地方，也是《金融时报》或《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不会去看的地方。在中国大多数城市（约四分之三）增长陷入停滞的情况下，资本投入房地产开发部分原因是人口危机。人口萎缩是中国独裁统治的一大危机。所以哪裏有建造越来越多大型住宅项目的必要呢？

ISA：您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危机？

VK：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到了极限。它正在破裂。我们无法肯定泡沫将如何破裂，但我们可以肯定恒大危机标誌着一个转折点。

房地产市场占中国GDP的29%，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现在整个行业都很可能陷入危机。恒大是危机中最引人註目的公司，但危机的波及范围远不止恒大一家，其他房地产行业公司也在拖欠债务、过度扩张、濒临倒闭。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了。

中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正在加剧习近平政权经济现代化的压力。但随着去全球化的影响，现在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受到美国资本主义的製衡和阻挠。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咬紧牙关，打击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杠杆，遏製资源的巨大消耗。

习近平采取了「严厉的爱」方式，让经济摆脱浪费、投机、过度投资和过度负债，并在去年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了所谓的三条红线。只有满足一定负债资产比率、净债务权益比率以及现金短期借款比率标准的公司才能进入信贷市场。恒大一直缺乏正常来源的资金，因此违反了全部三条红线，转向举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现在正在做与恒大相同的事情——预售住房，并用预售款还清债务。

面对这个灾难性的循环，我们不知道政府会保持强硬，还是选择让步，以免房地产泡沫失控并拖垮整个经济。

ISA：金融专家担心恒大倒闭对银行家、投资者等的影响。但是普通人呢？崩溃会影响没有房子的人吗？那些直接和间接为恒大工作的人呢？

VK：除了少数所谓的工人贵族，中国的大多数工人都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他们无力购买这些房子。所以恒大倒闭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将是復杂的。如果房地产市场崩溃，房价暴跌，甚至可能还会受到一些人的欢迎。

但一些城市白领不仅投资了自己的毕生积蓄，还投资了父母和亲戚的钱来买房。对于他们来说，房价暴跌将是一场灾难。他们将面临2008年后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这对中国政权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就会滋生大规模的社会不满。

恒大员工人数约为160,000人。恒大的职员主要是销售人员、经理、规划师和会计师，他们非常担心会失去工作。而实际的建筑工作外包给临时雇佣农民工的公司，民工在非常严酷的条件下以低工资工作。工作完成后，他们就被解雇，然后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恒大倒闭，建筑业和公司供应链中的三到四百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威胁。如果再有十个左右的规模较小的「恒大」受到威胁，就业和更广泛的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ISA：有报导称，中国已经发生了抗议。它们分布广泛吗？

VK：几个月来一直有抗议活动，各种各样的人要讨回他们的钱；有时是工人，有时是包工头。超过80,000名恒大员工向公司「借出」资金——据一位恒大经理称，总额约为155亿美元。领导们诱使员工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承诺提供非常有吸引力的利率，以帮助公司摆脱困境。这些员工不是投机者，在你说他们「该死」之前，但他们投资往往是为了保住工作，或者为以后的生活赚取一点利息；比如一名患有癌症的妇女试图藉此筹集治疗资金。

在几个城市，以恒大员工为主体的人们愤怒地聚集在公司办公室外，要求退款。现阶段的愤怒不是针对习近平，也不是针对中共，而是针对恒大。但如果政府不介入，怒火就将蔓延。

ISA：您认为习近平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VK：在公开场合，政府几乎什么也没说。太不可思议了，全球媒体都在报导恒大，除了中国。然而，政府正试图利用这场危机向其他房地产公司施压，迫使其减少债务负担。这就像一场胆小鬼博弈——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整个房地产行业存在崩溃的危险，双方都在等对方先退缩。

我认为他们将使用多种措施。中共的做法将是正式否认他们正在拯救恒大，但在地方将进行各种干预和救助，以防止事情闹得太大。首先，对于已经购买了160万套未完工房产却拿不到的人，国企和地方政府将会接管广州足球场、恒大拥有的球队等资产，然后出手完成建设。所以预售的房屋可能不会成为社会不满的根源。部分理财产品的境内持有人可能会得到部分补偿，但国际上的投机者可能不会得到任何补偿。

我认为恒大不会得救。习近平政权计划用它来教训其他人，建立对房地产行业的纪律和控製。但问题是他们能成功吗？这是一项非常、非常復杂且危险的工作。没人能控製泡沫。因此，中共政权的计划存在很多风险。

ISA：一直有人批评恒大遵循中国资本主义的「走出去战略」，由债务推动快速增长。这个模型现在失败了吗？

VK：「走出去战略」更多地指的是像华为这样的国家领先品牌，这种模式推动其在全球市场上取得成功——直到被特朗普和拜登遏止。如今的华为是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

恒大在国际市场上并不是特别活跃。它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债务驱动的模式。多年来，中国一直在重走日本的路。如同常常被提及的一样，1989年东京皇宫周围的房产价值超过了整个美国加州。日本资本主义从未在随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后真正復苏。它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停滞，去年的经济规模才达到1995年的水平。这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当然，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后果就更为灾难性了，日本的社会福利要比中国要坚实得多。

由于「户口」，农村人口被排除在失业救济金製度之外，而城市人口只有一部分会得到一些救济。绝大多数人口完全没有保险。所以，2008年发生在日本或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危机不会在中国发生。在中国，低福利与低生活水平下的危机将更持久，并为中国带来革命性影响。

ISA：国际上有些左翼认为中共政权能依靠强大的国家体系控製住危机。你同意这一说法吗？

VK：中国经济的运作方式确实有所不同，但它仍然受製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中国政权正是通过鼓励像恒大这样的公司发展来避免了2008年席卷世界其他地区的危机。大量信贷流入房地产市场，通过建筑热潮增加对原材料的需求，并以债务为基础推动经济发展。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似乎渡过了危机，还带动了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增长。

但今天，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习近平不得不直面风险，形势很绝望。那些对中共政权抱有幻想并认为它可以避免危机的左翼犯了根本性错误。中共唯一的机会是再次打开信贷龙头，进一步扩大泡沫，延缓其破裂。即使这样引导资本主义发展，他们也无法无限期地避免危机，最终矛盾依旧会爆发。

ISA：中共对恒大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影响其「共同富裕」的承诺？

VK：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100年前，孙中山国民党就已经提出「均富」。它也是一个模煳的口号。政府可以感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中共要为此负责。在禁止工会的独裁统治下，无论它如何攻击私人资本主义部门，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都不会改善。

令人惊讶的是，国际上一些左翼认为中共政权是社会主义的，他们认为即使中国有一个占GDP29%的庞大的、私有的、投机的、资本主义的房地产市场，中共也不需对此负责。

恒大老板兼董事长许家印在共产党内已经有了35年的党龄，他是政协的一员，政协是全国人大的双双胞胎。在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的2012年，许家印戴着超贵的爱马仕金腰带出席政协会议，还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他曾两次成为中国首富。他的整个商业生涯都与中共精英交织在一起。

许家印的腰带

恒大的许多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融资的，当前中国地方政府的一半收入来自土地出售。出售最赚钱的土地为全国的中共精英们提供了腐败收入，但他们已经感受到土地销售急剧下降的压力。所以，如果泡沫真的破灭了，浪潮将波及整个地方政府。

房地产老板们一直在建立庞大的庞氏骗局，靠欺骗人们来不断诈取巨额财富。许家印本人几乎肯定会从亿万富翁的位子上掉下来，他很可能会因为恒大危机而入狱。像习近平政权这样的专製资本主义政权有时起诉甚至判一些商人死刑，但这并没有改变经济的资本主义基础。

ISA：可能是因为有报导称中国政府将优先考虑国内利益而不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呼吁北京在处理恒大问题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这将如何影响中美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局势？

VK：恒大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如果恒大确实标誌中国房地产行业普遍危机的开始，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布林肯正试图向中国政权施加压力，以保护一直在购买这些垃圾债券的对冲基金和华尔街投机者的利益。顺便说一句，英国汇丰银行和瑞士瑞银等西方银行计算出恒大债券仍有可能获得回报，所以即使它们一文不值，也仍在购买它们。我认为中国政权会对他们不屑一顾。其首要任务是防止国内动乱。

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问题。有趣的是，一些国际上资本主义立场的分析家的语气发生了变化。自冷战开始以来，他们一直在说「中国是一个威胁，因为它太强大了」。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弱」。中国的威胁不在于「它正在超越美国」，而是因为它的经济危机正在将全球资本主义拖下水。

自2008年大衰退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8%。大家都知道，正是因为恒大这样的公司在建房子，所以澳洲的煤炭、巴西的铁、非洲拉美的原材料都是高价进入中国市场的。中国在全球进行中的基建中占额目前为32%。

2020年，哈佛大学学者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清华大学杨元辰认为，「即使没有银行对危机的放大且考虑到正在抵押中的住房，房地产市场下滑20%也可能导致GDP下降5%至10%。」他们描绘的场景并不令人意外。今年8月，房屋销售同比下降20%。9月份，这一比例增加到30%。如果该市场继续以这种方式崩溃，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全球经济而言，都是一个严重问题。相比之下，金属价格急剧下跌已经不足虑了。

美国已经做好了面对与中国长期冷战的准备，但深陷危机的中国也能使美国遭受严重损失。

ISA：社会主义者将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VK：中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由许家印这样的亿万富翁组成的资本主义专製政党，习近平及其家族也非常富有。对于他们而言，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就等于推翻自己。

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什么？社会主义政策意味着将房地产公司国有化——中国的房地产公司有些是国有的，有些像恒大这样的则是私有的。但是真正的国有化需要劳动者、公民代表和工会的民主计划，而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公有製和民主规划才是国有化的关键。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寓五分之一是空置的，工人政府就应该没收它们，只在极少数所有者遭遇财务困境时才支付没收房屋的赔偿金。这样，数以百万计的住房单位就可立即用于社会住房。政府将以低租金出租而不是出售房屋，全面改造住房市场，使其不再是昂贵的预售公寓市场。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可能孤立地规划房地产行业。规范房地产行业需要更广泛的经济上的，包括金融体系的社会主义转型。这样，房贷就可以被取消，资源就可以用来满足普通人的需要。

生活在大城市的农村户口工人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屋，通常两三个家庭挤在一套肮脏、狭窄的住宅裏。政府没有资源来提供所需的医疗保健、失业津贴和养老金。实现房地产改革的关键之一是取消户口製度，但仅仅取消户口製度并不会凭空带来充足的社会基础设施。因此，要废除户口，就需要对整个政府和金融体系进行彻底的、革命性的改革。

这些问题是环环相扣的。中国没有工会，也就没有发展计划机製的基础，也就不可能避免恒大危机等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将所有经济决策置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控製之下，这意味着工人在民主的党派、工人组织，尤其是工会中的自我组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场革命斗争——我们要有一个革命纲领，我们要争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权利，推翻中共独裁。

彭帅遭性侵事件危机蔓延

11月初，自网球明星彭帅发文控诉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后，彭帅本人随即下落不明。她的人身安全与自由引起世界广泛关註，声援她的群众在网络上发起#WhereIsPengShuai的话题标记。群众的团结声援运动给予了相关国际体育组织巨大压力，在14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发表声明，清晰地表示不能「让商业、政治、金钱来决定对错」，并称如果彭帅的指控得不到适当的调查，就「会放弃在中国的业务」。WTA突然反常地为原则而牺牲利润，是因为来自运动员、女权团体和公众舆论自下而上的巨大压力。像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大坂直美、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和比莉·简·金（Billie Jean King）等网球巨星都发表言论声援彭帅。

一时间，彭帅的性侵事件迅速上升为严重的国际外交危机（讽刺的是早前中共外交发言人曾先后两次以事件并非「外交问题」而拒绝回应记者的提问）。更令北京忧虑的是，现时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仅剩两个月的时间，此时爆出如此严重的危机，使北京承受着全球的压力，抵製冬奥的声势越来越大，使中共感到担忧。

为此，中共当局在过去两星期一而再地间接发放彭帅的消息。首先发放了所谓彭帅的电邮，称自己现时安全并称自己早前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不实」。由于电邮的内容与行文生硬古怪，反而引发更多人的疑心。随即又发布了「彭帅的自拍近照」，但其衣着又令人怀疑其拍摄的时间。当这些粗劣的编导无法平息全球抗议声浪之时，21号，中共再次通过中间人间接地发布彭帅的短片视频，包括她身处饭局中与「朋友」聊天，片段中的对话亦生硬突兀地故意提及「明天是十一月二十一号」，令人非常怀疑这些片段都是在中共官僚指示导演下拍摄的。这些片段几乎与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店人员（李波、林荣基）被绑架后于中共安排下在镜头前承认自己自愿「偷渡」回中国「自首」一样。因此，这些所谓的「证明」只能更令人担心彭帅的安全与自由的情况，并引发更多人的关註和声援。

相比之下，国际奥委会却作为中共的遮丑布，全力配合中共所拟定的剧本演出。在中共的安排下，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与彭帅在中共官僚的陪同下进行了为时三十分钟的视像对话，能掌握流利英语的彭帅竟只能通过同场的「朋友」「协助」下发言。奥委会随后发出「声明」指她现在在北京的家中平安无事，希望外界尊重她的隐私。这「声明」的内容根本与中共官方的口径如出一辙，对于她被性侵一事只字不提。

事实上，就像在2019年香港、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习近平对新冷战应对不当、因而使拜登获得了数次公关胜利那样，这是中共政权又一次将危机搞得更严重的例子。彭帅性侵的指控令中共极为尴尬──它们固然不可能当真去调查张高丽、而不让整个政权和独裁体製蒙羞，同时又要将彭帅控製起来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但软禁彭帅是太明目张胆的粗暴行径，且群众她的同情和声援令全球受#MeToo运动激励的民众更为关心她的处境，迫使中共以一份拙劣的「彭帅电邮」内一句「It』s not true」（不实）试图一笔带过。

现在，中共陷入了两难：假如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真的像「她的电邮」中所称是「不实」的，那么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她公开逮捕（相比之下，早前有江西南昌网民仅仅因为一句「蛋炒饭」嘲讽韩战中阵亡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而被迅速逮捕）；既然她现在的「安全与自由」是得到中共官方所背书的，那是否代表她的指控是有事实基础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展开对张高丽调查？因此，现时中共只敢间接地对外发布彭帅「安全」的消息，而对她性侵的指控讳莫如深。胡锡进在一篇英文推文中（当然，推特在中国是被屏蔽的）将彭帅的性侵指控称为「人们谈论的那事」，甚至不敢提及这个话题。

此事也再一次揭露了国际奥委会令人作呕的腐败，所谓的「现代奥运会」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各政权的玩物和化妆品。从1936年为纳粹德国涂脂抹粉，到1968年与屠杀抗议贫困问题的学生的墨西哥古斯塔沃（Gustavo Díaz Ordaz）政权合作。所谓的国际奥委会基本上就是一个腐败官僚、独裁者、甚至是法西斯分子的化粪池。它在历史上不但没有对民主权利有过一分一毫的贡献，反而一次又一次地与专製政权同流合汙，为虎作伥。而这一次，为了平息对于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反製，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更是在我们脸前公然地跟随中共的节奏起舞，无视一个女性运动员遭受权贵性侵的指控，用她的人身安全作为北京冬奥的垫脚石。

同时，事件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意识的改变。在中共对于女性遭到性侵的案件一次次不公正的处理后，民众对中共愈发不信任。而时至今日，「网球」这一话题在中国的网络上依然遭到审查和屏蔽，更令民众相信中共在这一事件上隐瞒了丑陋的真相。但要指出的是，彭帅的遭遇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多国女性已经开始组织并抗议性别歧视和性虐待之时，一个世界女权意识觉醒的一部分。

中国劳工论坛要求立即停止软禁彭帅，保障她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我们不信任中国独裁资本主义下的司法体製，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于性侵案进行透明且公正的调查。我们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他们假装关心彭帅，利用这个问题来推进新冷战的地缘政治议程，同时又为压迫妇女、穷人和少数民族的资本主义和父权製度护航。彭帅和中国#MeToo运动的声援绝大多数来自普通民众，他们没有这种背后的议程，而是有着真正捍卫平等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反对性暴力和妇女压迫的斗争意识。

中国煤炭短缺威胁气候谈判成果

煤炭短缺导致中国面临二十年来最严重的停电，这种状况指向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2020年的煤炭产量为38.4亿吨，是世界第二大产煤国印度的五倍。但为什么中国的煤炭会出现短缺呢？虽然多年来中国大量投资于取代煤炭的绿色能源，但中国70%的电力依旧依靠燃煤发电。这不仅带来了气候灾难，也使得中国的煤矿似乎无法满足经济对煤炭的依赖。煤炭仍然受到中共党国既得利益的青睐。体製内有一股强大的内在力量反对去煤炭化进程。所以，今天的煤炭危机是一场由追逐暴利和官僚主义结合引起的人为危机——这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双重特征。

自9月中旬以来，中国31个省份中有18个省份实施了限电，对产业和家庭造成了沉重打击。在一些省份，工厂每周工作三天甚至更少。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萧条的东北，经常无预警就停电，家庭遭受停电、电梯卡住，甚至信号灯和路灯熄灭。蜡烛在一些城市已经售罄。中央电视臺报导称，辽宁省有20名工人因工厂通风系统停机而一氧化碳中毒住院。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危机应对措施。中国所有的煤矿都被告知即使在假期也要满负荷运转，许多废弃的煤矿正在重新开启。在格拉斯哥COP26峰会前突然转回煤炭发电使习近平政权显得颇为尴尬。

政治危机

但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电力危机更是后院起火，它进一步打击了公众对中共的信心。停电、失业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动荡，再加上因近期新冠肺炎多点爆发而导致各个城市持续封锁，现实与习近平政权「共同富裕」的官方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的耐性开始受到考验。

到10月下旬，由于批发价格上涨了20%，汽油和柴油也开始实行配给，炼油厂和加油站因无法盈利而限製销售。这是煤炭短缺的重演。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定价体系造成的，批发价格根据市场自由变动，而对消费者的零售价格由政府固定。

由于限产以及行业从疫情中恢復所带来的需求激增，今年煤炭价格上涨了一倍多。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但中国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因为中国的大部分发电都依赖煤炭。由于煤炭价格上涨和固定电价（电力公司无法将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的共同作用，中国发电厂（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在利润蒸发时故意减少了煤炭库存以「怠工」抗议。

另一个问题是去年生效的澳大利亚煤炭禁令。在中美帝国主义冷战深化期间，澳大利亚站在美国的立场一方，莫裏森政府要求调查新冠起源的呼吁更是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反应。但中国非常依赖澳大利亚的优质煤炭，在炼钢方面尤其如此。在当前的危机中，尽管官方禁令仍在生效，但一些中国港口还是接收了澳大利亚煤炭。

中共的气候政策以及施加在气候政策上的压力：在中美冷战催化下，双方争相想在COP26会谈中展现最好一面，也加剧了煤炭危机。北京在年初为省级政府製定了严格的碳减排目标，但许多地方政府直在到8月受到中央批评后才采取行动。

《南华早报》的王向伟评论说：「官僚们常常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裏放任排放，直到第四季度才去赶着实现减排目标。」

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了一场官僚主义的完美风暴，并重创了经济。习近平政权被迫放弃了对电力价格的控製，紧急允许发电厂将电价提高基准水平的20%。《路透社》的一篇报导称之为中国电力行业改革中「最大胆」的一步。这与一些人认为中共正朝着「反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

迄今为止，北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短期的权宜之计，根本不能解决源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僵硬的官僚主义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和民主计划经济转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工人和消费者自下而上行使控製权，完实现电力和能源市场的国营化，这只能通过组建独立工会来挑战自上而下的极权统治来实现。

中国的电力危机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的头几个月。 「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中欧商会会长Joerg Wuttke说。尽管采取了最新的紧急措施，但国家发改委在10月26日警告称，煤炭价格「完全脱离供求基本面」，仍处于「非理性」上涨趋势。

习近平政权在这场危机中的错误是对包括许多资本主义评论家在内的许多人的当头棒喝；哪怕是在持续的房地产市场危机之后，这些人依旧认为中共政权在经济管理领域是无懈可击的。

中国的煤炭问题不是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可以随便掩盖起来，也不是谈判面对的唯一难题。这说明了为什么今天的统治者——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威胁着我们星球的生存。中国在十月底对COP26的「庄严承诺」被广泛视为毫无新意、令人失望。习近平对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承诺太保守，也太迟。当前的煤炭危机清楚地表明我们需要社会製度变革，而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带来这样的变革。

伦敦唐人街冲突：对抗种族主义和国家镇压的反面教材

海外华裔社群间的政治关系更加紧张

「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

在十一月底，两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牵涉到中国内地的组织，另一批是年轻香港移民——在伦敦唐人街冲突。这事件是一个警告：在中美帝国主义新冷战和习近平残酷镇压香港的情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恶化。伦敦事件显示，中美地缘政治斗争正与族裔和政治冲突结合，并且将其放大起来。

于世界的另一端，同一过程近来以另一个例子发生。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夺。在这贫穷的前英国殖民地，因中国国家及其资本家作为一方与美国及臺湾作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力斗争，多年来的族裔冲突变得更復杂。

「向新冷战说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伦敦爵禄街举行了一场打着「停止针对亚洲人的仇恨」和「对新冷战说不」的集会，表面上反对种族主义。虽然标语听起来值得嘉许，但集会政治构成和性质却是另一个世界。不幸地这场集会牵涉到很多和中国独裁政府有联系的傀儡组织，它们和应中国独裁政府的政治宣传，支持镇压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国非政府组织和「左翼」议题组织也合办了这场集会。讲者包括停战联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军运动（CND）的Kate Hudson，还有是保守党的成员。按报导，工党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讲，但因为受支持香港的组织的游说（指出主办方的组织与中共有连结）而取消。

这些亲中共组织主导着当天伦敦的示威。集会的中文讯息和英文讯息非常不同。英国组织代表们似乎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和「非政治的反种族主义」是集会主调。但中共政权透过其傀儡组织和支持者骑劫了集会，将其变成贊颂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并将任何对它独裁的批评和「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混为一谈。与中共采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将所有对以色列国家的行动之批评和「反犹主义」等同。同样地，所有对中国政权的批评也被说成「反华」和「伤害14亿中国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来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义）的香港示威者举行了反示威。幸运地集会和反集会的规模都很小，大约100人参加亲中共的示威，而亲香港的反集会人数则少于50人。但其后双方以种族主义言论侮辱对方展开冲突，造成暴力打斗和数人受伤，成为在社交媒体和中文媒体的大事。

现正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呼吁英国警方调查这个「反种族主义」集会的组织者。亲中共阵营则在微博匿名悬赏一万英镑，鼓励网民提供罗冠聪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运人士郑文杰在伦敦的住址。微博的还有帖文讨论建立「小队」攻击在英国的「港独人士」。英国警方随后宣布会调查针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威胁。特此强调，罗冠聪和郑文杰以英美资本为盟的自由派政客，并无提倡港独，只是中共将所有香港民运人士打成「港独」。

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正加剧

和在其他西方国家相同，英国内反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正在加剧，特别从疫情爆发开始。右翼政客和媒体想用亚洲人和中国人作代罪羔羊来掩饰资本主义灾难式应对疫情的无能，因此为种族主义加温。来自像英国约翰逊等各国政府的反中冷战措辞，无疑在加强反华和反亚洲人情绪。要反击这情况，就需要真正的反种族主义抗争，但这需要完全独立于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资本建製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英国媒体ITV（独立电视网）十月所做的民调显示，过去两年居于英国的东亚和东南亚人受攻击的次数升近50％。60%英国警员表示，去年针对东亚和东南亚人的种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国、香港和东亚及东南亚人正经历更有威胁的种族主义。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发起真诚的倡议行动，以将跨族裔社群组织起来，对种族主义说不，并将这议题连结至对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扩大资源。但是那些发起或支持爵禄街集会的英国组织，不管是天真得荒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书也好，让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动宣传平臺，实在需要检视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爵禄街集会无其他东亚或东南亚裔社群代表的事实，也显露出这个示威的不对劲。另一个不对劲的迹象，是组织者无视新疆议题——当地正发生中国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数族裔，包括公开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策——亦说明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种族主义」。

参与集会的英国组织者的声明否认这场活动是「亲北京」，而这说法并不诚实。一系列的参加组织包括英国福建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全英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伦敦华埠商会，全部和中国政府有连结。全英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直接受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控製，作为非正式「警察网络」监视十四万中国内地留学生，防止他们参加「颠复政治」。

这堆亲中共傀儡组织曾经在英国华人社群间以中文媒体发动一个高调的运动来支持香港国安法和严厉的政治镇压。例如今年，伦敦华埠商会和其他几个组织在亲中共报纸卖广告，支持香港「只限爱国者」选举闹剧。这场选举将于十二月十九日举行，只有中共允许的候选人能参加。

民调显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话会选择离港，而约九万人今年已抵达英国。中共担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会变成一个反政权活动的基地，所以将威胁和恐吓升级，如同对罗冠聪和郑文杰的骚扰显示。透过在海外内地人社群间煽动民族主义，北京正将社群关系两极化，并为发展族群仇恨的「华人部落群主义」创造条件。

香港的独裁镇压自2020年国安法立法以来，导致过去十二个月内三十个工会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万成员的职工盟。所有示威和罢工已被禁止。在伦敦示威后，其中一个主办团体「监察组」在示威发表声明表示「我们相信每个社会应有示威权利和广泛的人权」。即使慷慨地说，我们只能形容这讲法天真得荒谬绝伦。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这些示威者的目标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传和「反对针对亚洲人的仇恨」标语的伪善，同时隐藏了它打压维吾尔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们可笑的举动和带出的讯息却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赢得那些未被洗脑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过媒体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众），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让中共党媒「证明」香港民运示威者是「反中」的。无政府主义式冲突没有带出明确政治信息，只会让当地民众感到困惑，从而使反威权斗争建立基层的国际支持变得更加困难。

不幸的是，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运动的弱点、甚至是放大了运动的一些反动性质。在2019年斗争失败后，在认知到青年抗争者的牺牲和勇气之同时，我们需要从运动的的政治和组织弱点和错误汲取教训。别忘了，在2019年7月运动高潮时，运动某份参与者尝试展示对中国大陆的反政府抗议表示声援，力图建立共同的斗争，也有一些香港种族主义示威者企图攻击内地人时被其他抗争者阻止。这些做法都应该被学习和强化，但今次伦敦的行动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或许也有真诚的反种族主义者参与了这次活动，但他们难以否认自己被两个对骂的种族主义阵营骑劫。一些中国大陆示威者大骂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该词正是中共党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斗争期间对香港抗争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则高喊「返大陆」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用来指代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字汇。

走入死巷的民主斗争

对于认真想重建反独裁民主斗争的香港青年来说，2019年最重要的教训是——这场运动因孤立于香港一地、没有认真努力地与中国大陆工人和青年——这股唯一足以挑战中共国家机器的力量——建立团结的群众斗争而失败。

伦敦反示威闹剧，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对中国大陆人或华人长相抗争者针锋相对的辱骂，只会进一步加剧族群分化，强化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反民主宣传——将香港群众抗争描绘成美国的反中阴谋。

香港的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客，如罗冠聪和郑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这个大错特错的前提下，心甘情愿地支持亲西方的冷战阵营，而这是重建真正民主运动的进一步障碍。为了令民主运动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团结中国、香港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劳动人民，反对各国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者谴责双方的种族主义言语和政治。双方的抗议行动都是与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冷战和中国国家镇压作斗争的反面教材。伦敦的抗议也警示着国际左翼，在处理反亚裔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冲突等问题时，如果没有完全独立于插手运动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包括中国资本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中共），就会掉入错误立场。

我们需要与在新冷战中源自各方的种族主义、沙文民族主义进行真正的斗争。「团结声援、反对中港镇压」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也在中国大陆、香港和臺湾组织，我们主张建立这种基于团结各族基层劳动人民的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去反对资本主义製度下猖獗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习近平的玻璃王座

六中全会难掩中国深陷危机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中共召开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当中最受瞩目的是会议中通过的所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习近平麾下的中共远非「强大」的政权，而是深陷多重危机，而这正是为何六中全会的公开声明如此行礼如仪。

历史决议

这份文件又被称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是继1945年与1981年后中共所作出的第三份所谓的「历史决议」。对习近平来说，他一直渴望将自己的形象塑造为强大的「历史性」统治者，以维持对政权内部和整个社会的绝对控製，所以要持续地试图将自己打造成「党内历史地位」堪比毛泽东的人物。而在决议的全文中，谈及习近平自身，歌功颂德的部分，甚至远多于邓小平，更遑论胡锦涛及江泽民等人。无论一个人是怎样看待中共及其历史，没有人会认真看待这份歌功颂德、山头宗派的文件，它不过是，只为一个目的服务：让习近平维持绝对控製、成功第三次以至往后连任。

纵观现时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间，资本主义体製步履蹒跚地走向一个个危机。全球新冠疫情、气候危机、新冷战以及经济脱钩，靠举债苟延残喘的经济，都显示着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恒大企业的扩大版。在面对不断加深的国内外危机，习近平急需加强自身的国内地位以及权威，加强对于中共党国的个人独裁，并通过对自己的吹嘘和拍马屁以将这一切行为合理化。

然而在这份「决议文」中，习近平似乎并未完全达至其政治目的。「决议文」 仍然对毛泽东的如文革、三面红旗、大跃进等政策保持否定的立场。习近平一直被广泛认为倾向删除这些对毛泽东的批评，但不是为了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无法让习近平称心如意的决议内容，可以理解为习近平正被牵製和检视尽管可能只是象征性地。

习近平在明年「连任」其第三任执政地位已成定局。这不是因为他有压倒性的支持，而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势力对任何替代方案都缺乏信心，并担心太过公开挑战习近平也可能引发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习近平意图将自己塑造为毛泽东2.0，完全是肤浅的做法。与有些自由派评论员的讲法相反，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政策事实上相差很远。「復兴」毛泽东只是要强化习近平政策中民族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性质（尤其是前者），并且以此威吓那些推崇邓小平（反毛）、而想走更多自由市场路线的中共派系。

两个不同的国家

从根本上来看，习近平与毛泽东所统治的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国家。毛泽东所统治的是一个斯大林主义体製、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计划经济得以实行，虽然被官僚由上而下控製。相比之下，习近平却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统治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毛时代的群众基础。毛时期的计划经济体製即使被官僚控製而窒碍了发展，但仍使毛泽东拥有——建基在革命浪潮和一系列的社会进步措施的——的群众基础。毛政权具有相对进步的社会政策，但习政权的则毫无进步性可言。

中国城市人口成倍地增长。习近平过去一直幻想发展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以之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直到现时初现颓势，城市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亦趋于衰弱，同时心态上也对未来的前景趋向悲观。政权回应上述改变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民族主义、镇压和「共同富裕」。后者假装成反资本主义，但至今却还未产出什么具体政策。他还加强反动的民粹主义，打压LGBTQ、香港抗争者、工运人士，并把他们栽赃为「受境外势力操控」的。

同时，国内群众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意识都日益激进化，这不管是在对于彭帅被性侵的#MeToo运动上、在各行各业的工人如外卖骑手的斗争上、还是在控诉各地政府处理雨灾灾情的无能上都愈来愈活跃。

习近平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以及加大对资本的控製，在资产阶级内加剧冲突张力，产生了一股对前景悲观及不确定的情绪。这引起了作为资产阶级关键部分的「红二代」之不满。「红二代」们所不满的，还包括了习近平僵硬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如此外交路线成了美国帝国主义拿到了筹码，并极大地恶化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2021年的一大讽刺，是出口产业成了中国手上最强的卡牌，而这完全是因为疫情相关的因素（全球有许多出口市场处于封锁状态）。

商务部亦预计第四季度出口增速将放缓，更明言「明年的外贸形势可能很严峻」。「红二代」们渴望回到邓小平「韬光养晦」，与国际资本和平交易的黄金年代。然而，这在现实中只是幻想，因为就算没有习近平挑起冲突的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原因是，正如列宁所解释，帝国主义的本质导致了尖锐的、甚至是军事的竞争，为的是控製全球市场和影响力的范围。比习近平更灵巧的政策，或许可以减缓和软化这场争斗，但不会消除冲突本身。

实际上，中共内部的斗争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一个缩影，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刻都面对着两条路线的选择：是要通过加强国家对资本的控製以缓和危机？抑或是通过放松管製释放更多的投机空间以走出危机？社会主义者则解释为何两条路都不管用。资本主义註定迎来灾难。

习近平并非如主流媒体所臆想的要「重返社会主义」，相反是要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体製，尤其是强化他的独裁。相对地，中共独裁统治集团内支持自由市场的派系倾向于加强市场所占的地位，吸引更多私人资本和外资。

外贸环境恶化

11月16日，正当拜登刚刚结束与习近平的视象会议，次日转个头立即宣布将与欧盟及日本重新签署特朗普时期倡议的三方伙伴关系盟约，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贸易行为」，这项庄舞剑的盟约无疑意在对付中国。这不仅显示了习近平与拜登的会面不仅无助于缓和新冷战（事实上在会议开场公开致辞部分，习近平不断称两国要在一些国际议题上加强「合作」，相反拜登却反復强调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予人习近平热脸贴上了拜登冷屁股的印象），反而令国际外交与外贸环境不可挽回地恶化。因此「红二代」们以及习近平的反对势力可能在一时三刻没有能力公开地反对习近平，但在过程中他们会想方设法的干扰习近平的施政，尝试拖其后腿。比如在10月底，《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尝试在30个试点城市推动房地产税的政策，在内部讨论时遭到广泛的反对，习近平不得不作出让步将试点城市缩减为10个。即便如此，这一政策到底何时落实似乎仍遥遥无期。可见，即便对党内高层的意见与方向，习近平亦并非如臂使指般得心应手。

现时，中共党内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一派仍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在政策上左右着中共的走向，同时也让现时中共党内的斗争愈趋公开化。这一现象在近期的电荒危机中的表现得尤其明显。

在过去，习近平一直希望通过政府对能源领域特别是国营发电部门的控製去解决电荒。但面对本年度国际煤价和航运价格的成本急涨的情况，再加上「运动式」减排的「环保」指标，因此造成了在本年电荒期间出现电厂发电愈多亏损愈严重的困境。相对而言，以李克强为代表的亲市场一派的官僚更倾向于用所谓市场手段去解决问题。在10月中，发改委表示，燃煤电价可在基准价上浮幅度上限从10%大幅调升至20%。

尽管六中全会借一篇内容空洞的马屁文章授予了习近平一顶看似耀眼的玻璃王座，但这王座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牢固。在面对现时内外环境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下，中共高层内的路线与利益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更进一步地扩大。固然，不管是中共党内的哪一派，他们的出发点归根究底仍不过是如何维持中国的专製资本主义，并为自己捞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已。工人阶级、青年学生、被压迫的妇女等需要开始共同组织起来，在中国和国际进行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埋葬危及整个人类发展的资本主义製度。

中国新冠「清零」政策成效令公众怀疑

中国长期坚持「清零」政策来应对新冠肺炎，与全球大部分国家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中共官方数据，中国累计确诊数字约10万，死亡4636人，确诊和死亡率放在全球都算很低的，且自从去年3月初，确诊增幅都很小；但从各地反復陷入极严格封锁、无尽大规模核酸检测（哪怕只有1例新增确诊）来看，中国的防疫实情远不如官方数据显示得那么好。

严厉而粗暴的政策

在最近一年半多的时间，各地疫情多次死灰復燃。即使「严防死守」，今年10月开始仍然出现一波本土疫情，而当局为了证明国内「清零」政策无比正确，设法把责任甩锅给境外移入。而现实执行的限製措施也很粗暴、与公开的数字不成比例。江西铅山县在今年10月30日发现1例本地确诊后，在当晚把当地所有红绿灯调整为红灯，试图禁止市民出行。但在广大民众吐槽之后，当地次日便撤回这一奇葩措施。江苏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则在当地出现疫情后，要求学生经批准才得离校，否则开除，事件在微博流传后，高贊评论也都是对于政策的批评，例如大学生自比「监狱裏的狗」。

其他一系列极端措施也引发了不少的民意反弹。11月12日，江西上饶一名市民傅女士在新浪微博爆出，当地防疫人员将她留在家中的宠物狗活活打死（即使防疫人员曾承诺不会「处理」它）。此事引发社会愤慨，话题获得超过1.9亿次浏览，逾11万人参与讨论。

中共官媒频繁借由官方疫情数据与其他国家比较、以及全国上百名地方官员因防疫不力被问责等等，自夸「製度优势」、自标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趁机批判西方「民主」製度，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巩固自己的「胜利叙事」，试图延续中国民众对当局的信心。但去年疫情开始的时候，中国也是浪费了三周时间才采取行动，疫情得到初步控製之后，亦急忙恢復生产、又因为工作场所防疫措施不足而造成新一波感染（例如今年福建莆田的疫情）。限製措施反復恢復让民众不断陷入疲劳；中国许多劳动者因封城被迫停工、失去收入，而政府也不提供任何经济援助。随着严厉封城的持续，「清零」的有效性遭遇越来越多质疑。除了张文宏提出「与病毒共存」外，连一贯强硬坚持清零的钟南山也开始说会留意与病毒共存国家的防疫经验了。

中共内部也出现了更多的分歧：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瑞丽长期封城，其前副市长戴荣裏在10月底发文控诉瑞丽惨状，包括全市经济近乎停摆，市民积蓄已难以维生，不少人精神状态都出了问题等等。瑞丽现任市长尚腊边则极力否认瑞丽需要援助，而戴对此反击、痛批尚「胡扯」。近期本土疫情再升温，多地政府再次推行「就地过年」，但《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却「唱反调」说不应轻易要求民众就地过年，引起很多长期不能与家人团聚的网民共鸣。

危及冬奥

2022北京冬奥已进入倒数百日阶段，对于中共是个大挑战：中共担心一旦边境放开，境外输入一增多后（现在还有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国内疫情急剧爆开。中国疾控中心研究指出，在「与病毒共存」模式下，中国每日新增病例数恐将超过63万——变相说明中国防疫很大程度上仅是表面上厉害，而实际上，从性质上看，中国防疫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漏洞百出，而且中国疫苗的实际效用也不明确（第三期试验数据都未公开）。目前，中国80%以上的人口已全面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但试验结果显示表明，中国国产疫苗不如mRNA技术的西方疫苗有效。但当世界上许多较贫穷的地区仍然无法获得疫苗时，即使在疫苗接种率高的西方国家，疫苗的效果也很有限。「在每个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是显而易见的真理，但这是与资本主义阶级製度相冲突的原则。

当下製度下，群众必然要花很长时间、付出很多代价才能等到疫情灾难终结。唯有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通过民选委员会民主控製医疗部门和其他攸关民生的经济部门，才能真正让大众自己来製定、实施对自身负责的可持续、切实防疫措施，在抗击疫情之时尽力保障正常生活。但在中共独裁体製下，群众自我组织意味着要挑战极权专製，还有其国家机器保护着的资本主义製度。

「Worker Lives Matter！」中国打工人最新一波反过劳行动

青年劳动者对于过劳猝死问题的愤慨，已转化为新一波网络抗议。今年10月中旬起，一份开放填写的「公司作息表」在中国网络流传。这份表格包含了许多互联网公司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的作息时间，细化到上下班时间、午晚饭时间、一周工作天数、新人是否写日报/周报等等。其名称「Worker Lives Matter！打工人也需要生活！」明显从国际黑人维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获取灵感，亦结合当下中国劳动者表达对自身高强度、低工资现状无奈的「打工人」一词，在中国极权高压、不能直接组织反抗的环境下，表达对于超长工时现状的不满。

或许是想避免被打压，创建者公开申明「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要求大家填写时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但是该试算表仍然在两周内被封禁。封禁前夕，该表格已经获得逾10万浏览，并且有约7000名网民自发填写所在公司岗位的资料。其中大企业如美团、字节跳动、腾讯、华为、阿裏巴巴、京东等都被公布每天实际工时为11-12小时。近来这帮大企业都在群众舆论压力下宣传自己推行新工时製，例如字节跳动的10-7-5，都不过是宣传伎俩。

该表格的创建者都是介于20至25岁的年轻人，都在「996」（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重灾区的互联网大公司实习过，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为抵製「996」、普及「955」（每周工作40小时）做出贡献。很多网民认为该表格「一定程度上体现打工人的意誌、倒逼资本家的让步」，显示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的激进化。

「程序员的命也是命」

这并非中国第一次有关劳工维权的网络抗议。在2019年，「996」工作製引起群众愤怒的时候，就已经有程序员发起了「996.ICU」行动，高呼「程序员的命也是命」，不想因过劳而住进重症监护室（ICU）。受此启发，很多网络互助行动涌现，内容牵涉普及劳动仲裁、索要补偿金等知识，以及帮助劳动者取证等等。这些行动的发起人或许本来只是想分享信息，但由于中国越来越多人想要一个发声表达不满的渠道、政府又持续打压实体劳工运动，这些网络行动都演变为对于高工时、低薪、几乎没有福利保障的工作条件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竞争愈发激烈，令不少年轻上班族被迫加班或者忍受公司的超长工时。各种加班模式应运而生，「996」是其中最出名的工作製度，此外还有更夸张的「007」（一周七天无休24小时待命）。马云、刘强东等中国知名企业家对于「996」模式大力推崇；而在国家宣传配合资本家的洗脑下，社会鼓吹片面的「个人奋斗」思想，学校也对作为下一代劳动者的学生洗脑——只要努力就能获得相应回报。即使违反《劳动法》，各种加班模式在中国仍旧大行其道，「996」则从科技业工作者开始，蔓延其他各个产业。

然而，长期超时工作也造成很多人还很年轻就突发重病甚至猝死，而资方却冷眼对待，例如拼多多22岁员工在去年底过劳猝死后，公司官方帐号仅以「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来回应。

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工作时间每天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不超过44小时。但法律在现实犹如废纸：今年10月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48.6小时，假设一周5个工作日，则每日平均工作9.72小时，距离「955」还很远。显见，过劳者绝非少数。官方虽然在8月底重申「996」工作製非法，但是主要还是在警告科技巨头、无任何实际行动。内卷严重的现况下，中国劳动者普遍害怕被公司炒鱿鱼而不敢要加班费，中国现存所谓工会也都是中共的傀儡，因此过劳、薪资停滞问题也不会实质得到解决。

更关键的是，中共政权的政策完全是利于资本家、巨富而非普通工人的，而且害怕群众反抗威胁甚至推翻自身统治，因此也必然出重手封杀网络抗议，包括这次「Worker Lives Matter！」。但是，反抗的火种不会这样被浇灭，工人的愤怒无可避免会在未来群众斗争爆发——而当局害怕这一局面。在新的独立工运中、全国范围内建立独立工会，开展战斗性、有协调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将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想法。

中国电力危机——体製崩裂的警号

今年九月开始，中国出现了大规模限电、停电的状况，使得民生受到巨大影响，还有很多工厂被迫减产或者停工。其中东北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大。根据当地居民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东北地区政府未通知居民就进行限电、停电。这样的后果包括电梯、红绿灯等设施无法运转，居民面临入冬却无法使用暖气，手机、网络等通讯受到影响，甚至连医疗用电都无法保障，重症患者只能依靠发电机维持生命。

限电的影响

在辽宁，一家企业因为限电，排风系统停止运作，导致煤气泄漏，23人中毒。在其他省份，情况相较东北地区虽然稍好，但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製。例如在江苏、浙江等地，政府要求工厂停工限产。野村的研究人员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本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将减少0.4%，年度增长预测减少0.5%。还有分析称中国限电可能扰乱全球供应链，导致其他国家的物价上涨。

中国停电限电的直接原因是煤炭供应的短缺，但背后是中共的政策失败，以至无法更快地由燃煤发电转为再生能源，而问题因资本主义能源部门的逐利而恶化。目前，中国电力生产的主要能源仍然是煤炭，并且煤炭所生产的电力超过了其他能源的总和。根据官媒的说法，一方面，随着各城市在疫症中解封以来，对电力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煤炭紧缺导致煤价飙升。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尤其是发电行业的碳排放加强了监管，各地各单位都有相应的碳排放配额。

绿色和平的专家李硕表示，中国一些省份在上半年就用完了大部分的能源消费配额。由于缺乏宏观全面的用电计划，到了下半年，碳排放多地超标，地方政府矫枉过正，就选择了「一刀切」的限电停电。另一方面，煤炭的价格升高使煤电厂无法产生利润，花旗银行的分析师说，由于煤炭成本高，中国超过70%的煤电厂处于亏损状态。而煤炭价格增高的原因有几个，包括内蒙古、山西等地的反贪工作，还有生产安全和环保的检查。由于各个受疫症打击的经济体之需求復苏，全球煤价自2020年9月以来翻了四倍。资本主义无法对经济作出计划，当市场疲弱时，矿场和油田的产量减少，导致经济復苏时出现短缺和价格上升。因此中国煤炭产量下降，不得不消耗库存，直到缺电的问题暴露出来。

加强环保、淘汰煤炭开采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避免地球受破坏，但现时清洁能源的研究和生产远远追不上绿能转型所需要的速度和幅度。另一缺煤的原因是澳大利亚的煤炭被禁止在中国港口卸货。中美冷战下双方都使用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製裁，受打击最大者不免是工人阶级，而富人则避免承受这些恶果。

这次大规模限电也揭露了了中共内部的分歧。有分析称，在限电问题上，各省的表态和处理办法都不一样，在东北地区竟然出现了不加通知的「暴力限电」。

利益角力

这可标誌着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通过能源危机或电力危机表现出来。反对派不满习近平过度集权，希望通过这样来削弱习近平的政治威信。缺电问题上，就如房产税、住房政策、「零容忍」抗疫政策、对科技业和金融业的镇压那样，变成了中共各派系试图保卫自己利益的战场。十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上宣布放宽对煤价的国家管製，让市场去决定价格。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下，习近平企图加强国家对部分行业的控製之做法往往会受到局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哪怕它是专製资本主义。

只有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才可以解决能源业的问题：1.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快速将燃煤发电有计划地逐渐转化为可再生能源，例如风力发电、水电、和太阳能发电；2.将电力行业和电力行业公有化，使其以工人阶级的需求来发展，而不是掌握在能源业资本家和中共各派系手中，为少数人谋福利；3.为无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而战，而不是官僚集团的独裁；4.以民主的，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来规划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采取紧急的行动来拯救地球。

深圳旱灾：气候灾难又一警号

气候危机的影响正进一步在中国浮现，今年出现了北涝南旱的灾情，华南入冬后正遭受旱情困扰。深圳市水务局表示，今年的旱情远比1963年的旱灾严重。即使已经动用了水库的应急储备水，每日仍有50万吨的缺口无法补足。按照深圳市去年人均每日用水量423.3升计算，这相当于整整118万人无水可用。当地政府作出一系列节约用水的呼吁，奈何杯水车薪，也无助于解决本质的问题。

气候灾难在中国

气候危机令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更频繁，让中共的统治面临新的、无情的挑战。自然现象是没法用警察手法压下去或消失的！正如今年夏季河南300人丧生后，公众的强烈反弹所显现，与其他资本主义政府一样，中共政权的作为太少太迟，将严重削弱其统治合法性。

本年夏秋两季，河南与山西均暴雨成灾，造成广泛的破坏。然而相对地，华南尤其是广东却出现了严重且漫长的旱情。广东自今年1月1日起平均降水量较近十年同期减少26.4%。自入秋之后情况更为恶化，珠江流域出现大范围干旱，深圳主要水源东江水流量较正常偏少50%-60%，市内三大水库的蓄水量也较往年减少了55%。而同时由于河流水量偏少，导致海水上溯倒灌形成咸潮，进一步限製了河流的取水范围和取水量。广州部分地区的自来水已经出现略带咸味的现象，市东部地区水压不稳甚至停水，部分民众称家中已停水数日。

此次广东大旱与河南山西暴雨同属与气候危机相关的现象。这两年太平洋出现了拉尼娜气候周期。拉尼娜（降温）和厄尔尼诺（升温）现象都是自然产生的太平洋天气变化，但也正受到气候危机影响。一般而言在厄尔尼诺气候的第二年，都会出现拉尼娜气候，有时更持续两三年。同时，北极冰川融化（化石燃料燃烧推动的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部分融化后的淡水流入太平洋打乱了洋流与水温系统，都会影响拉尼娜、厄尔尼诺的严重程度。这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会造成全国层面的旱涝并发更为频繁，也令入冬后更容易出现猛烈的暴风雪。早前，中国国家中央气象局就已经预测，今年冬季可能会非常寒冷，更有机会出现大范围暴雪天气。

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气候危机的关键起因。中国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31%，对全世界而言，假如中国按其计划在2030年才开始减排，将不可能达成控製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5度的目标。而按照中国的自主减排承诺，将连控製止升2度都不可能。这对于全世界而言是一个灭绝性的灾难。

中共资本主义政权官僚与石化燃料尤其是煤矿产业的利益盘根错节，在2020年煤碳的发电总量仍在增长，而今年的缺电问题又令很多过去因质量差、高汙染、低效率而被关闭的小型旧式煤矿在过去几个月重新开采。同时，中国众多巨型国企由于低下的能源使用效率而带来骇人的碳排放。2019年，中国建材一家企业的碳排放量就超过了法国全国！而中石油的碳排放量则超过了加拿大全国！

各怀鬼胎

在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各统治精英都有着自己身为列强的小算盘。在这种情况下，气候问题放在它们手裏只会变成互相攻讦、推卸责任、削弱对方的武器，把民众自救的意愿当枪使用。因此我们不能相信美、中、欧盟任意一方资本主义政府的所谓环保减排政策。在格拉斯哥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完全失败。全球碳排放需要从现在起削减45%，才能让气温升温控製在1.5度以内，而COP26协议达成的协议会让碳排放继续上升13.7%。

而今年，随着河南与山西的雨灾，令国内愈来愈多民众开始意识到气候危机正实实在在的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次广东旱灾也令人意识到气候灾难迫在眉睫。中国政府与世界所有资本主义政权一样都不可能根本性的解决危机，而中共运动式的短期减排指令往往只会顾此失彼。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工人民众和青年都必需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在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执行一个基于科学的向绿色经济转型政策。

习近平的全国性房地产税计划胎死腹中？

习近平开征全国性房地产税的计划遭遇重大挫败。据华尔街日报10月20日报道指，政权高层（包括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压倒性负面」。对此，习近平不得不作出妥协，将原定试行房地产税的30个城市大幅削减至10个。但对于这10个城市的房地产税试行的具体细节，如税率，以及免税范围该如何划定，官僚仍然争论不休讨价还价。以致于相关的全国性征税法律可能要拖延至2025年才能敲定落实。

房地产风险

习近平推动房地产税的动机，是希望避免房地产崩溃和债务危机，并展示政权坚定打击房产投机失控的形象。然而，恒大危机表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看似庞大，但内部结构却极不稳固。房地产开发商有着极高的结构性金融风险，抵御风险的能力弱不禁风。恒大只不过是危机的冰山一角，据各项市场评估，至少有十几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类似的情况而摇摇欲坠。12月6日，恒大和另一家房地产商佳兆业的海外债务首次正式违约。

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下行，过去作为购房主力城市新兴行业的中产阶级纷纷面对大规模裁员潮，加上对房地产开发商前景的不乐观与不信任，已令销售成交宗数以及本地平均房价双双出现下跌。12月6日一份调查40多个城市的报告指出，11月的新房成交面积属10年来表现最差，成交量较前一个月下降4.3%，与2020年同期相比更是暴跌39.4%。二三线城市的平均公寓价格从10月起开始下跌0.1%，广州与深圳的房价也在9月也停止上涨，并开始出现颓势。由于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占全国总产值的近三分之一，这对于明年中国的GDP数字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警告说，房地产低迷或将持续，并拖累明年的GDP增长，并特别冲击到地方政府支出。中国社科院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约5.3%，低于政府此前设定的「6%以上」的目标。

即便如此，房价对大多数民众而言依然是难以承受的。中部省份的省会城市，市中心平均房价相当于当地一般民众30年以上的平均总收入，而在北上广深更以数以百年计。

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税政策已讨论了超过二十年，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征收「物业税」（即日后的房地产税）。2011年1月开始在重庆和上海实施房地产税试点，而这两个「试验」工作至今已进行到第十年。习近平尝试扩展试点遭遇重重阻力，中共内部忧虑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房地产市场泡沫固然严重，但贸然刺破恐将触发一系列房企倒闭，并将倒闭潮蔓延到银行业。超过90%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屋，高达80%的中国家庭财富都与房地产有关，房价下降将会直接使房主消费意欲下降。这不仅危及中共管治下所要求的「社会稳定」环境，也打击了国内消费。要知道，习近平在中美冲突背景下为发展经济，提出了以国内消费为支柱的「双循环」。其次，由于涉及大笔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官僚的个人腐败），地方政府亦很受房地产市况影响。中央政府多年强调所谓的「软着陆」基本是一纸空文。九月份，由于中共要求房企减轻负债，各房企纷纷急于套现回流资金而降价抛售商品房促成房价下跌，部分三四线城市已经开始发布「限跌令」，声称要「打击恶意降价」。可见，习近平所谓「房住不炒」的口号与地方政府存在着金融利益矛盾。

真正的解决方案

习近平正疯狂地通过「防范金融风险」行动，力图避免中国陷入债务灾难。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习近平「三道红线」等一系列政策本身就是在触发房企的债务风险。根据wind数据，今年房企到期债务规模达到1.2万亿，月均超过1000亿。可见债务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稍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令成为压垮大批房企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不仅地方政府，即便是中共高层当中亦有大批官僚担心市场动荡会危及独裁统治对于权力的把持。

中国的住房危机只能通过公有化和工人阶级的民主计划来解决。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应与现有国有企业一起收归公有，置于工人民主控製的管理之下。只有通过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出路而斗争，才能终结今天无计划的资本主义混乱和投机。

湖北麻城：工人绝望情绪爆发 捣毁工厂

10月20日，湖北麻城一位石材厂的工友，由于老板欠薪1500元，开叉车撞断厂内大部石材，捣毁了工厂，随后被捕入狱。

此事在网络上得到了曝光，这位工友得到了广泛同情。新浪微博上的几则评论这样说：「这样的老板没有良心，工人们做得好。工人们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了才做这个。」，「应该揍老板的，有点心疼石材！」，也有网友将此事的根源直指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工人贱如狗」。

可见，随着积累的民怨得不到伸张反被打压，群众愈发体会且认识到，司法系统受政权控製，服务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无法缓解工人阶级的苦难。所谓「法律」与公义无关，而只是镇压工人的工具。当中共政权把反抗者扣上「暴力活动」、「寻衅滋事」的帽子时，愈来愈多的群众也对此嗤之以鼻。这反映了群众的愤怒日增，以及中共正不断失去民心。

反抗

哪裏有压迫哪裏就有反抗。近年来国内工农出于义愤类似反抗不断增多，譬如最近的欧金中案：这位被村霸和警察联手欺凌的农民，不堪受辱，在刺死村霸后逃亡。事情一发，欧成为许多人眼中反抗压迫的英雄，认为被杀者罪有应得，亦有许多人表示主动表示要为其提供避难处、助其逃亡。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几年前山东的「辱母杀人案」中。

面对种种激烈的反抗，中共政权往往加强镇压，特别针对其中的「组织分子」。在欧金中案中，除了对欧进行重金悬赏追捕，欧亦被描述为「拒捕且畏罪自杀」，中共官媒也虚伪地高谈阔论「法治」和「反对暴力」。这些论调，被网民们对欧金中持续的纪念活动所淹没，这种「何不肉糜」的回应亦引发了群众的强烈反感。

面对愈来愈多走投无路的反抗，中共政权越来越多的露骨打压，譬如拦截上访、将工人维权抹黑为「恶意讨薪」加以镇压等等。群众不仅表达着对反抗者的深切同情，形成一种从直觉出发、但未完全清晰的阶级立场，将问题的关键指向政权与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这种激进化趋势还在中国不断地蓬勃发展着。

同时，在群众意识不断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也呼吁应当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历程，正如一股强大的蒸汽正在积蓄着压力，必须有一个管道（工人阶级的斗争纲领和群众组织）来引导这股力量来推进运动，要不然，这股蒸汽就会爆开四散。

麻城工人和其他案例的受害者采取了盲目和孤立的破坏行动，部分案例中包括自杀行为。虽然我们明白他们出于绝望情绪，但这做法并非斗争的出路，也不值得其他人效法。

无数次惨痛而英勇的流血告诉我们，如果用一个一个的个人或分散的小团体的行动来反抗工厂主、权贵、强大的国家机器，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勇敢的反抗者被消灭了，而残暴国家机器却愈发警惕愈发强大了，无助改变压迫的製度。这种行动甚至会在斗争中製造混乱意识，令工人误以为靠个人的英雄行为就能取代有组织的斗争和行动，降低了群众政治觉悟和组织意识，甚至在更两极化的局面下有会发展成恐怖主义的危险。

运动的真正出路

我们认为，工人阶级运动的真正出路，在于形成工人阶级独立的纲领与组织。虽然，在目前中共的镇压下工人阶级难以组建稳固的工会，但我们也看到工人以及在外卖员、网约车平臺的罢工中利用网络进行了初始的组织。工人阶级对组建工会的意识已经大大提高，已使中共响起了警钟。

坚持工人斗争的出路是组建战斗性工会、通过民主讨论集体决策并团结行动、举行罢工对抗资本家，以罢工瘫痪工厂运作、占领生产据点控製营运、甚至组织起来夺回本来属于工人的工厂和企业。这过程使工人发挥其真正掌握经济的社会力量展示自己才是社会的主人。再进一步，工人阶级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赋予自己一个推翻资本主义製度的政纲，使整个阶级不但可以自己运作生产，更可以运作整个社会。

双十一热潮冷却——当代年轻人真的「躺平」了吗？

众所周知，每年的「双十一」网购节，都会在中国掀起一阵规模巨大的消费浪潮。但是今年的「双十一」却突然降温，截至11月12日零点，天猫双十一总交易额为5,403亿人民币；京东累计下单金额超3,491亿元。较去年同比，阿裏巴巴双十一交易额增速下滑。双十一全网交易额为9651.2亿元，同比增长12.22%，未突破万亿大关，虽然总交易额有所提高，但是相比以往增幅已达到历史最低。而究其原因，则是生活环境的种种问题抑製了年轻人的消费愿望，迫使他们躺平。

没钱消费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为采取了严格的封锁与控措施，大量店铺倒闭工厂关门，中国的经济也深受冲击下滑，失业率明显高于往年，工薪阶层的工资不升反降，群众生活水平愈发困难，收入仅仅能满足基本需要，在「没钱消费」的大前提下，也就不难想象能有多少人愿意在「双十一」大量购物了。同样的，在各大平臺鼓励贷款和疫情带来的收入下滑的共同影响下，很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出现了信用卡违约与欠债问题，卡债从2019年的7.59万亿元增至2020年的17.6万亿元。这对于人们在双十一中的消费水平更是「雪上加霜」。

我们还应该註意到，双十一消费不景气的背后，也能够看到中共的身影。出于维护政权统治、试图抑製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影响的目的，中共加大了对电商平臺与私人企业的监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措施限製大型科技企业的力量、强製它们缴税，但习近平的措施比其他国家的更严厉。就比如说，从去年开始，中共当局以「国安」及「反垄断」为由，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实施强力管控，大陆不少科技企业被当局约谈或罚款。

阿裏巴巴集团被当局重罚182亿元之后，腾讯、美团、小米、字节跳动等公司多次接到罚单。金融监管机构已责令阿裏巴巴的互联网金融姐妹公司蚂蚁金服重组其业务，并接受更严格的监管。对阿裏巴巴的罚单是中国反垄断机构有史以来开出的最大罚单。

事实上，双十一活动以及相关的不良风气（虚构原价、两大平臺二选一、刷单炒作信用、虚假评价等乱象），本身也是资本主义追逐增加消费、最大化利润而带起来的，中共的打压管控治标不治本，只是维护统治的权宜之计。只要利润製度继续存在，而中共也需要提高国内消费水平（虽然没能力办到），消费主义宣传还是会继续横流。

躺平？

资本主义陷入了僵局，它压抑我们的欲望，扭曲我们的意誌，只能为我们提供野蛮的糟粕。双十一热潮冷却的背后，不是年轻人的所谓躺平，而是剥削社会裏无法实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的真相。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製、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计划的经济，根据需求生产、控製企业运营模式，并且大幅提高工资，确保大家都能根据需要来生产、消费，这样才能真的实现普遍的理性消费。

二零二二年

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劳工论坛（ISA中国）指出中国在2008年危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让中国经济、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经济都避免了美国华尔街式的全面爆破，但这不过将危机的炸弹延后爆破。中国自此陷入债务严重、充斥高风险投机、大量无利可图的僵尸企业。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经济危机——债务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巨大、消费水平低下，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而难以反弹。

中共比日本当年更长期、更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驱动力，製造了全球最严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机发起了警号，使越来越多评论员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会主义者》杂誌在此回顾日本房产泡沫爆破的历史，协助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帝国主义衡突方面分析中国危机的愿景。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亚洲区抵御苏联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斯大林主义的中苏阵营就在邻国，美国在政治上要通过经济力量压製日本的工人斗争。美国从1945年－1969年间向日贷款和赠款总数超过40多亿美元。日本经济大力发展，在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状况使美帝国主义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胁，并开始要改变对日本的政策，压製日本的经济发展。

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陷入了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美国通涨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胀并无带来经济增长，企业无利可图而殆于扩大投资使失业率持续高企。这就是所谓「滞胀」。

通胀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即使后来解除了石油禁运，全球油价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机前水平。通胀使国内消费水平降低，而由于美元价格高企以至进口商品价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对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在1983-84年间差额达到GDP的3%。

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发起贸易战，并以裏根1981年上臺后成为转折点。到了1987年，华府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进口货品加入了100%关税，几乎等同封锁了日货进口美国。美国亦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让美国投资，包括电视机和汽车等关键市场，并打击在美的日资企业（如东芝），就如今天对抗华为那样。

日本虽然成为经济强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极为依赖美国，尤其面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官僚计划经济的国家更需要美国保护。虽然当时中苏交恶，但资本主义的日本与计划经济的中国与苏联是社会製度上根基性的敌对。加上当时东南亚经济步入极迅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还有其他新殖民的国家可以剥弱和掠夺，因而接受对美国的让步期望买来和平。

然而，日本的让步并没有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赤字占GDP从1980年的1.3%增长到1989年的3.7%。可见即使当年美日两大国愿意作出协定，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后来决定性的广场协议更引起大灾难。今天中美之间强硬的态度以至全球国与国合作的撕裂，各国在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去走出经济困局，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国、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定，同意将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作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以为可以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日元升值可以推进日元国际化、吸纳外资到日本投资、帮助日资在世界市场上扩充。与其像资产阶级评论员那样说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倒不如这是帝国主义冲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灾难。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两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日本出口总额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宽松政策企图刺激经济，一度推出过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大量信贷涌向房产和股市。地价暴涨，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美国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而美国的面积则是东京的1.5万倍。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时间裏面，日本的房价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当时无疑日本的中产阶级以至劳动者都陷入疯狂炒卖。但与大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描述的不同，当时并非真正「全民致富」。资产泡沫带来了贫富悬殊严重化的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以至工人上层都为了避免资产贬值而纷纷买房。基层年轻人买不起房，于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贷款。最为陷入疯狂投机的是各大企业，例如丰田汽车、富士重工、日立电机等公司也将资金投入股市及房产。丰田甚至炒卖收入曾超过主要的营业的汽车製造业收入。日本企业的市值总额，在最高点时甚至膨胀为美国企业的1.5倍，占整个世界的45%。

1989年开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货膨涨以至国内消费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经济泡沫过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内三次加息以收紧信贷，期望作出调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收，限製土地和房产的频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臺「地价税」政策，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大灾难来临了，房产泡沫迅速爆破，危机蔓延至银行系统。1991年日本全国房价暴跌70%、东京房价暴跌90%。当时房产与银行资本紧密扣连起来。银行贷款向投机房地产的日本公司和个人放贷，从而提高了土地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土地被用作抵押品获得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获得地价120%的贷款），然后这些贷款又被用来炒股或购买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GDP增长仅有年均0.75%，远低于之前十年的年均4.6%，这一时段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还要大。日本的国家债务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续上升到2012年超过200%。债务利率偿还长年拖累经济復苏，而巨大的通缩压力又使实际债务负担增加，经济更加一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动所谓「安倍经济学」，以贬值日元和刺激信贷方式想刺激经济，但涌进股市的资本只令资本家更富有，没有解决任何真正问题。

工人阶级当然受到最大的打击，30年来年实际工资没有上升。在战后普及的终身雇用製，到经济爆破后，约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劳动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劳动比例高达40%。非正规员工跟正规员工就算做一样的工作，不仅薪水只有正规员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没有社会保险，也少了福利！工人阶级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费能力低下，使经济更加长期疲弱。中产阶级也因为房产泡沫破灭而陷入负资产，即房产市价低于贷款总额。自杀率和离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杀人数一直在两万到两万五之间。

今天中国与当时日本比较

如果单单以房产泡沫的规模和杠杆比例来看，中国今天的房产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据都远超于日本当年。上文提到当年日本资本家吹嘘东京的土地总额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中国房地产总市值65万亿美金，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也是中国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东京，房价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经中文网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统计，今年广东省深圳市的住宅价格平均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达到55倍。

中国房地产业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裏，日本地价每年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3倍。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达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从整体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所占的比例来看，目前中国接近3成，高于日本泡沫期的22%。这证明住房负担在中国更严重。

当然，不能单凭这种数据就能僵硬地论断中国的泡沫会在短期内爆破，因为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脱离国内政治和全球经济因素。无疑，今天中国国家对经济的控製比当时日本牢固得多，无疑中共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有相对较强的控製。这是因为中共由毛泽东官僚计划经济復辟资本主义以来，必须维持强大的国家控製来指导经济发展，才能确保政权可以製衡私人资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冒起比二战后的日本更迟来，意味着过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确保国家权力凌驾于私人资本家之上。

人口危机

但更牢固的控製不代表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经就处理经济危机的方针出现分歧，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两派的政策长期都无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国的房产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紧密挂勾。土地出让为政府带来超过1/4的财政收入，因此打击房产业等同削减地方政府预算，并且伤害官员利益。加上一党专政的体製，中共各资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为割剧，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习近平的打房政策难以有效执行，最近房产税也胎死腹中。万一危机爆发，各省市的地方财政一定程度上根据中共派系斗争而各自为政，更难互相协调去解决危机。

有种说法是，日本当年已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而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这种说法实属异想天开。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已大大放缓，加上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难以发展为「高端」经济，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製。中国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难以转型为先进经济体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谓「躺平主义」的始祖。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以及高压劳动条件，这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人口危机，自2005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个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个人死亡。主因是年轻人越来越趋向不婚，2019年的结婚数字创下二战以来最低。由双亲育儿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经从泡沫时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着离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问题明显与就业息息相关。根据厚生劳动省调查，2018年以30岁到40岁的男性来说，正规员工未婚率约三成，非正规员工则高达75.6%；非正规员工就算到了40多岁，未婚率仍有45.7%。

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国人口危机除了有类似的经济原因（实际上中国对待产假、公共教育和托儿服务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还加上更復杂的社会製度因素——户籍製度限製人口自由流动，并剥夺了外省人的社会及劳动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乡差距，造成变相的族群/地域隔离製度。作为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比日本有着更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今天与30年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局势却不一样，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更强硬的攻击和围堵，而且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严重程度比日本当时严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处于东亚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而今天却是全球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比起美日帝国主义80年代的冲突，今天中美帝国主义更加难以作出有意义的互相让步，因为帝国主义争夺地缘政治利益、占据市场和掠夺资源上更加竞烈。同时，中美统治阶级都面对国内的群众反抗和不满的压力，他们必须展示自己的以煽动民族主义。中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势力，争相以反中、反美议题来夺取声势和权力，驱使两国政府必须在国际权斗中强硬起来避免失去权力。

今天中美帝国主义牵涉的除了是美日当年也有的贸易战和市场开放问题外，还有更全面和更难让步的斗争：在军事（南海、臺湾、中印度边境）、科技战和政治议题（美国用民主人权的旗号向中国施压，借以夺取政治斗争优势，而中共作为独裁政权在此问题上不能让步）。这使中共面临经济危机时面临更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威胁到其统治。

总结

中国经济危机，然而国内政局和全球危机的情况如此多变，没有人可以完全论断未来会如何发展。无疑比起日本资本主义，中共的国家机器干预的力度将会更强大，加上汲取了日本当时刺破泡沫的惨痛教训，害怕经济连锁效应崩溃，使中国统治阶级今天面对房产泡沫时更加步步为营。这使中共面对恒大以至整个房产危机时陷于瘫痪状态。即使恒大和房产业泡沫不会全面爆破，其对经济造成的债务负担和通缩压力也可以使中国经济走入缓慢和长期的低迷甚至停滞。

另一方面，没有人可以排除美国华尔街式的爆破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中国整个金融製度也埋伏着高风险的产品，随着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中共拯救违约债务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习近平才要发动对资本家的攻击企图限製投机。但这同样有危险会招致日本政府那样自己将泡沫刺破。走钢线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当然，今天中国与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国群众的愤怒情绪远超于当年的日本。当年日本泡沫爆破适逢苏联倒臺，资本主义市场製度因而获得了历史的胜利，使全球工人阶级意识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为左翼运动的历史性失败而使工人组织力量薄弱，长年都欠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力量，社会矛盾的极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进化，阶级意识正在形成和发展。即使在独裁镇压和疫症压製下，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是正在酝酿。中共若果要工人阶级为危机埋单，将可以面对群众革命斗争的局面。惨痛的历史经验会向工人阶级表明，必须打倒资本主义，才可以有计划重组经济，摆脱将至的危机。

外送平臺——中国新型血汗工厂

高压、低薪、交通事故、几乎没有社会保障——这就是中国1000万外卖骑手的生活。这一产业成为疫情下资本的新宠，发展迅猛，而线下餐饮业利润的一大来源正是对外送工人的剥削。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不断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到2021年北京「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发起人陈国江被捕，并发起了广州、深圳外送工人联合罢工。但是这些运动中外送工人从指望中共官方工会帮忙到为建立独立工会而斗争，阶级意识正在增长，令政权十分忌惮，使之不得不出手干预。广州市区总工会2021年9月成立外卖骑手官方工会，明显是想用来压製独立工会的意识。中共控製的官方工会专门用来与资方达成假协议，甚至破坏工人的斗争，例如将罢工名单交给资方和警察。

随着新冠疫情的延续，外送工人的运输劳动已成为维持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他们辛苦付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而被垄断资本变本加厉地加码剥削。中国各地域外送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在平均工资水平以下，即便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2018年，外送工人月平均工资也只有约6500元，远低于该市10712元的平均工资水平。

疫情当下，外卖市场在中国显着增长。2020年，中国线下餐饮业毛利润仅达3.93万亿，较2019年锐减15.3%；相比之下，线上餐饮业市场规模达到6626.2亿元，同比增长15%，线上餐饮业註册用户达4.56亿，同比增长7.6%，均出现大幅度增长。由此可见在疫情背景下，线下餐饮业因为封城、隔离措施等因素而条件恶化，餐饮业资本故而被迫急剧转向线上餐饮行业。

线上餐饮业成为了中国工人当下仅有的几个选择，使外送工人斗争中处于弱势。而中共政权对2019年来镇压一系列外送工人运动的，也完全证明了这个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并不维护外送工人的根本利益。

饿了么旗下的1000余万名註册外送工人中绝大多数都被资方强製/诱导註册为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个体工商户」而非与之有劳动合约关系的雇工，由此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外，不能享受任何工伤赔偿和职工福利。

此外，外送平臺普遍引入计件工资製度，以低额底薪、高抽成计件工资与严苛的处罚机製来最大限度地压榨外送工人。美团的工资製度中包含多达数十项违规扣款项目，扣款金额10到500元上不封顶，部分项目甚至按收入百分比几何递增进行扣除。平臺极为苛刻的扣款时限迫使外送工人不顾生命安全，屡屡危险驾驶追赶时限以避免扣款。

2020年1月，仅在杭州一地，外送工人交通违法就达到5万次，引发事故千余件，2人死亡、389人受伤。平臺扣款均通过软件后臺完成，外送工人只有在被扣款后才能在软件前臺获悉原因，且申诉时限与可申诉项目均极其有限，剥削製度在精密算法程序的加持下威力倍增；根据美团的财务报表，2019年在订单密度剧增的情况下，单均工本只有4.71元，同比下跌8%。2020年，美团净利润高达47.1亿元，同比增长210.36%。

外送平臺如此有恃无恐地压榨外送工人，可以说是大趁时利。疫情下中国经济萧条，工人阶级大量失业，生存状况恶化，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总就业人口7亿人中有超过15%完全失业，5%处于半失业状态，劳动后备军的空前增加使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剧变，这对资本大为有利，其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压榨工人。

外送工人斗争使中共响起警号。独立而不依附于现行体製的工人运动的威力是不可小觑的，他们的阶级斗争的未来与全中国工人阶级一样不能囿于现时的高压条件。外送工人已在斗争中显示了他们不断增长的阶级力量，他们需要在更高的维度上继续为他们的权力而斗争，并连结其他部门的工人阶级，开始建立真正和独立的工运。

新冷战：抵製北京冬奥呼声与日俱增

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与中共独裁政权的关系如此紧密？特别是网球员彭帅在11月2日在网上微博发文，指控中共高层张高丽性侵犯后被消失，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

相关微博不到30分钟内被删除。彭帅无法与朋友联系，也无法接听来自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等相关团体的电话。11月2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与彭帅进行了一次视频访谈，声称她「平安无事」。国际奥委会既没有公布视频也没有公布文字记录。巴赫的采访引起了广泛的谴责，他被指与中共政权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合法性危机。

国际奥委会有着与右翼、种族主义专製政权合作的历史，包括从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国到1980年代的韩国军事独裁。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工会和罢工被禁止，工人阶级在极严厉镇压没有独立组织的权利。全球关註中共政权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镇压，但这些地区在中国并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国网站所警告，新疆是镇压手段的试验场，这些手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在全国各地。

在「让政治远离体育」口号的背后，国际奥委会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败臭名昭着的方式运作，其一直明确遵循的政治路线，就是为其资产阶级贊助商提供超级利润，并无视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切。

这就是目前全球关于抵製2月北京冬奥的争论背景。抵製运动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势力所提出的。部分呼吁是来自抗议镇压新疆维吾尔人、打压香港民主权利的社运人士和人权团体。另外则有像拜登政府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抵製的动机与维护民主权利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为服务了其帝国主义利益，建立围堵中国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阻止中国挑战或取代美国霸权。

「外交抵製」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现在提出了要「外交抵製」北京冬奥。大多数观察员对此都感到摸不着头脑。这种「非抵製」的抵製有什么意义？正如甚至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所评论的那样：「没人关心他们（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来不来」。这样一个空洞的姿态，那为什么不采取音乐抵製（不许唱歌）或笑话抵製（不许讲笑话）？

在撰写本文时，「五眼」联盟成员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已经宣布他们将加入「外交抵製」行动。这种极其有限的姿态，旨在让有关政府扮成坚持立场的样子，同时又不破坏赛事为他们的跨国公司和媒体机构所带来的庞大利润。他们选择这种策略也是为了避免公关灾难，以及避免真正抵製运动因无法赢取足够的国家政府支持而失败的风险。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疆当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镇压，香港的工会、反对党和集会自由遭受打击，许多人会同情抵製的呼吁——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外交」抵製呼吁，而是全面撤回对奥运的支持。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民意调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製。这显然受到中国政府为报復加拿大方面将华为公主孟晚舟软禁于她在温哥华的豪宅，而监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响。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释放。加拿大的民调显示，人们对拜登主导的「外交抵製」普遍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态。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项美国民调显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製，31%的人贊成外交抵製，只有12%的人反对抵製。

这个问题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资本主义政府正在利用这个议题，但同时担心真正的抵製会对经济带来损失，他们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来推进向北京施压的冷战议程。但也有许多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共镇压的受害者，出于真诚的原因支持抵製，认为这可以对中共政权施加压力，使其改变镇压的状况。不幸的是，这种观点低估了需要什么样的压力和斗争——是与中国工人建立团结，协助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

第一批承诺进行外交抵製的政府来自「五眼联盟」，这毫不巧合。当中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组成了英美澳联盟（AUKUS），为 「五眼」情报联盟提供军事能力。不过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虑是否支持外交抵製，而其他政府，特别是法国政府，则表示反对。这反映了西方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各异的考量——法国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带来的损失，因为AUKUS导致巴黎失去了66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所有这些政府来说，「民主」和「新疆问题」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国利益的遮掩布罢了。

所有主张抵製的政府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他们自己也有镇压少数民族和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原住民的历史罪行、英国和澳大利亚对难民的压迫、美国的种族主义警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发动的战争，意味着这些政府长期以来也是人权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对中共压迫的运动，都需要与这些虚伪的政府及其行为完全割席。

国际奥委会反对抵製

毫不意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反对任何抵製行为。在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争辩说：「如果我们开始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场，我们将永远无法集结全部206个国家奥委会参加奥运会⋯⋯这将是奥运的政治化，而我认为这可能进一步会导致奥运的终结，就像古代的奥林匹克一样。」

先不谈巴赫关于古代奥林匹克政治化的说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奥林匹克的结束或是因为举办成本太高），现代奥运会的整个历史就是充满着政治化，而且还是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支持右翼独裁政权和大企业的利益。

这一点在众国际奥委会主席的政治立场中凸显出来，其中包括顾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对女子运动，认为 「不切实际、不有趣且不美观，而且我们也不讳言：不正确」；德·巴耶-拉图尔伯爵（1925-1942）在1936年运动会开幕时站在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间；反犹的瑞典实业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写道：「在美国，有一天你将不得不阻止犹太人」。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个欣赏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者，他虽然曾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罪恶，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却欣赏斯大林的威权主义；当然，还有西班牙长枪党（法西斯）成员萨马兰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担任许多要职。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贵族——雅克·罗格伯爵（2001-2013），他主导了与中国政府的秘密交易，并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

延续诸任主席的右翼、厌女的传统，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与中共沆瀣一气，帮助中共掩盖彭帅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在他参加了臭名昭着的「平安证明」视频之后，运动员权益组织「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指责国际奥委会「对性暴力和女性运动员福祉漠不关心，令人发指」。

当国际奥委会指奥运会不应被「政治化」之时，他们却不反对右翼和独裁政权利用奥运会来巩固自己的权威。

从臭名远播的1936年柏林奥运伊始，还有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亦如是——当年的奥运在墨西哥军队屠杀左翼学生的几天后开幕。学生们的口号之一是「我们不要奥运，我们要革命！」。另外，两名美国运动员、黑人权利运动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权力」礼后被逐出了奥运。

韩国军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运动中屠杀了2000多名民主抗争者，一年后的1981年，韩国就获得了1988年奥运的主办权，作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臺。

当然，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尽管遭到了抵製，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还是利用其来加强国内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国主导的抵製运动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阿富汗人民的权利，而是为了展示美国的力量，这一点在美国此后四十年于当地的行为中表现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乱的撤军，并导致了塔利班的卷土重来。

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帮助加强了日益专製的俄罗斯反动政权的地位。当年史上最昂贵的运动会，协助政权提升威望，在闭幕式前两天，普京秘密下令开始夺取克裏米亚。

奥运会代表现代体育最恶劣一面

国际奥委会将奥林匹克描述为人人平等的机会。但一切都是被金钱所腐蚀。大多数运动员来自精英学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国队中约有三分之一的运动员来自私立学校，然而93%的英国儿童在公立学校上学。公共体育设施遭到削减开支打击、体育越来越多地依赖商业贊助，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主办国实际上是取决于谁的贿赂最多。在盐湖城被选为2002年冬奥的举办地后，针对国际奥委会高层腐败的指控成为了公开丑闻。尽管製定了新的规则，但在伦敦赢得2012年的比赛主办权后又出现了进一步的指控。做出决定的标准无关予体育发展的利害，而是赢家提供了什么商业、贊助和转播设施。

主办地被选中后，往往会被揭发为了建设场馆而使用童工、出现奴隶劳动的超级剥削，相关报道包括了俄罗斯、英国、巴西、日本和中国的场馆建设。

各国政府声称，运动会本身将对本国经济会带来好处。但经验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为建设体育场馆，大量人民被迫迁—据估计，2008年北京奥运有125万人被迫迁，1988年汉城奥运有72万人。雅典奥运和裏约奥运留下的后遗症包括巨额债务、大白象工程体育场，以及社会不平等恶化。正如一位评论员在裏约奥运后评论的那样：「在这个已经因不平等而恶名远播的城市，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

体育贊助

企业也声称他们不受政治影响！可口可乐公司正是用这个借口，不顾美国的抵製，贊助了莫斯科奥运。今天，我们看到北京冬奥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样。

贊助商包括阿裏巴巴，据《纽约时报》报道，阿裏巴巴开发并售卖面部识别和监控软件，用于侦测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脸孔。AirBnB被指控与中国武警部队合作。

贊助商还包括三星集团，该公司的有着使用童工、破坏工会、腐败、卖淫和支持极右团体的记录。还有法国源讯公司（ATOS），他们是「战斗管理」系统和监控系统的製造商。ATOS对残奥会的贊助尤其让身心障碍运动员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提供给英国政府的「工作能力」项目的管理系统剥夺了成千上万身心障碍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奥的企业没有一家支持抵製。因为他们将会失去太多的利润。

过往的抵製运动奏效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西藏发生了残酷的镇压事件。然而，尽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製呼吁，但所谓的国际社会却没有响应抵製号召。美国总统小布什与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出席北京奥运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这显示出全球关系近年发生的重大变化。当时，中共独裁政权在西方世界受到红地毯式的欢迎，而「人权」则是一个禁忌话题，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只想与北京签署更多的协议。

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十年裏，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奥运会——他们更喜欢合作性的运动文化，而不是参加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形式的体育。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完全巩固后，直到1952年才开始参加——奥运会成为了冷战的舞臺。1936年，为了抗议纳粹的柏林奥运，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罗那举办「人民奥运会」。但由于西班牙内战爆发，「人民奥运会」未能成为现实。

抵製1980年莫斯科奥运却完全无助于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反而使苏联官僚成功地在国内将奥运会宣传为重大胜利，正因为西方的抵製，苏联运动员赢得了破纪录的奖牌数量。

随着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到来，奥运会也被新自由主义化——变得更加商业化和精英化。

今天，当讨论抵製北京冬奥运的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对这个主张持同情态度，因为抵製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们真诚地正在寻找方法来反抗中共的镇压。但我们也警告说，不要对国际奥委会抱有任何幻想，国际奥委会应是任何抵製运动的首要针对目标，我们特别警告不要对任何资本主义政府抱有幻想，因为他们只会利用这个争议来服务自己的大国利益。同样，当不同的社运团体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区分那些是真正独立的民众自发运动，和那些是在新冷战中受某国政府利益资助或贊助的组织。

抵製能起作用吗？

1959年国际发起了针对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抵製。抵製运动涵盖了体育赛事和学术方面，并得到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的支持。但大企业依然继续与南非进行贸易。改变了事态发展的，是当南非工人阶级英勇地组织起来、150万人参加了1986年的五一罢工、新工会兴起并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并赢得了其他国家工人的声援行动。这标誌着种族隔离政权崩溃的开端。

而在最近，当足球界的巨头们试图另立「欧洲超级联赛」时，球迷们的团结抗议就在几天内粉碎了这个提案。

社会主义者主张什么？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权的大规模镇压，并支持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只能由工人阶级和贫苦群众的斗争来赢得。
我们警告不要相信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所组织的抵製行动，这些行动是用来欺骗公众，或只是虚伪且空洞的「外交抵製」姿态，又或是其背后真正的意图紧密相连于中美冷战。
我们反对体育的商业化，反对利用体育来为右翼专製政权涂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那样。大企业应该被踢出体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运动员和球迷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扩张提供给所有人的公有体育设施和项目。
工人阶级团结、国际声援、革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政策，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关键。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製度，威胁着我们全部的民主权利，而只有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府和其机构的工人运动才能成功地与之斗争。

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国的经济情况接二连三地发出警号，国内舆论普遍已经相信经济衰退的日子已经到来，更甚者已对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统计指去年GDP增长8.1%，但即便是这不可靠的数据也显示出，「增长」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长」已急剧放缓，第四季度更只得4%，属2020年疫情大爆发以来增长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开始，最先引人註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相继传出消息指当地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将面临减薪，且减薪幅度相当大，平均被削减了15-20%。据悉被扣减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资，而是「绩效奖金」以及其他各种津贴，普遍而言，这部分的收入占中国公务员总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广东部分地区甚至已停止发放公务员津贴，只发放基本工资。与此同时，中共纪委发出公布称，公务员在下班后开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为「原则上不算违纪」。这被视为是在默许或者变相鼓励公务员赚外快，自谋生路。

事实上，中国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过去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开始，东北三省陷入财政危机后，这一情况开始蔓延到该处。东北三省的一些任职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人员，如公交车司机之类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数月工资。但在去年年底，减薪欠薪的现象首次蔓延至沿海发达省份，令民众对经济情况的预期更为暗淡。

民众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消费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讲的「拉动内需」又一次成为空洞的口号。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去年12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2020年同期增长1.7%，远低于外界预期的3.8%。显示了普遍民众在对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正在收紧自己与家庭的消费额。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这正是传统经济危机所倒下的第一块骨牌。

承接着以恒大危机为标誌的房地产市场动荡，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復龄教授在微博称，在2022年开始仅仅两星期内，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已经起诉了超过二十万名断供房贷的业主。他的这则微博随后不久就被删除，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等仍在文章引用转载这一消息。同时网上亦有大量民众在这一话题下纷纷诉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价暴跌、无法如期还款所遭受的损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卖后仍不足以抵偿银行欠款。作为佐证，查阅历年中国司法拍卖住宅房产的宗数，过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万宗。可见情况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令不少城市中产阶级转眼间变得一贫如洗。

对地产市场的政策收紧同时亦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龙江鹤岗市地方政府传出「财政重组」，被视为第一个陷入破产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报告，鹤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层政府所调拨的资金外，主要就是依赖于土地出售，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使得市内土地变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万至2万元人民币的售价，鹤岗市内的房价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报导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缴交管理费和暖气费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鹤岗市的本地财政收入更进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市政府的开支却高达鹤岗市136.8亿元，处于极其严重的入不敷支状态，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这一情况敲响了警号。习近平政权提出所谓「住房不炒」的口号，以至早前以各种政策如「三道红线」、房地产税等以图控製过热的地产市场并压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以致引发了恒大危机，随后大批根基不稳的房地产企业亦摇摇欲坠，整个房地产市场现时哀鸿遍野。不仅大量住宅地产项目烂尾，不少城市连一些筹备多年的巨型产业园区计划也由于开发商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被迫搁置甚至下马。尽管中共想方设法试图加强对资本企业的控製，但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市场并非中共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忠仆。中共的寡头资本家与官僚担心地产市场这一头骆驼已无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习近平早前尝试推动房地产税的计划在政权内部遭到猛烈反对并被搁置就变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摇摆，种种迹像显示出政权正准备重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输血。在1月19日，新闻消息指中国的主要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科兴成立了房地产公司，以7.7亿元人民币的註册资本进军房地产市场。虽然科兴表示，成立房地产公司是「为了面向员工的租赁房屋」。但庞大的註册资本令外界认为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在市场整体看淡房地产市场的环境下，科兴一家生物製药企业逆流而上，豪掷大笔资金插足房地产市场，亦令人怀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态以尝试挽回资本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劵日报》整理公开资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个地方重大基建项目密集提前动工，这不到一个月内的总投资金额已高达2.28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发改委16日发布通知，要求地方「稳定和扩大消费，促进住房消费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国务院、财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出现，包括放松房贷、加速放贷，被称为「史上促进购房政策最密集的春节」。

在次日，中国央行亦随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利率，幅度达此前预期的上限10个基点。以冀促进银行对市场加大借贷。在此前，中国企业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长期贷款为3400亿元人民币，对比2020年同期的5500亿元暴跌了2100亿。企业大举收缩借贷意味着资本家减少投资，这亦是经济危机倒下的第二块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现时正遭遇到信心危机，因此必须立即将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

这表示，过去习近平所提倡的「内循环」「提振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等这些口号已成黄粱一梦。在瘟疫的持续性负面影响以及新冷战的压力下，习近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对资本的控製，以在内忧外患的险境中维护中国的资本主义製度。但事实却是资本家不愿承受也无法承受这一时间的阵痛，更将这些经济阵痛放大并转移到民众身上。当中共官僚意识到这一进程可能触发无可挽回的危机时，只能低调地放弃这一路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转向是否为时已晚，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现在的情况正是中共站在钢丝之上，却被新冠疫情与新冷战两股强风吹得左摇右摆。

归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政权的执政地位，而非「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利益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维稳而抛弃的幌子。中共在过去一年连续多次的政策摇摆正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当下的危机根本没有一个具体而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机的一部分。对民众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製度，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地管理经济才是彻底解决危机唯一途径。

中国：被铁链锁住的母亲

春节前夕，中国网络流传关于「徐州八孩母亲」的视频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註。片段中显示，被称为「小花梅」（曾被官方通告称其名字为「杨某侠」）的女性身处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蓬首垢面，寒冬之下身衫单薄，更令人震惊的是脖子上被拴上一条触目惊心的铁链，被困在一间环境恶劣的小房子中，神智似乎已不太清醒，牙齿掉光，无法正常应答对话。

讽刺的是，过去的时候，其「丈夫」董誌民是被媒体以一名含辛茹苦养育了八名孩子的父亲的正面形象而宣传。随后一名微博主打算采访董某时意外发现并曝光了这八名孩子的母亲所遭受到的虐待。

在事件曝光后，丰县宣传部发报官方通报称真名为「小花梅」（这名字听上去并不像真实姓名）为当地本土人口，后又改称她在98年8月与董誌民「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小花梅」被铁链所拴的原因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疾病」，在反抗时会暴力攻击他人。其后于2月10日，在群众汹涌的怒火与压力下三度改口，称一名「桑某」涉嫌拐卖妇女已被捕。

政府的信用在这次事件中早已荡然无存。众多网民在微博纷纷表示拒绝接受，尤其是对官方刻意隐瞒「小花梅」的年龄而感到愤怒。因为「小花梅」的真实年龄可能会曝露更丑恶的故事：她在「被结婚」时极有可能未成年——若是这样，这根本就是诱拐、强暴幼童的恶行！这意味着当地整个民政系统官僚的严重渎职，甚至是明知故犯参与到拐卖儿童、强迫其当性奴的恶行中。

最令人关註的是，地方政府对这一恶劣的事件竟然是一副全力掩饰的姿态。官方第一时间发布的通告辩解一口咬定不存在拐卖妇女的问题，并为涉嫌参与人口拐卖以及性别暴力者编织各种借口以搪塞。甚至根据《端传媒》在丰县的记者证实，当地以防疫为借口禁止外人特别是记者入村，记者亦收到报道禁令。

这个话题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问题，包括妇女拐卖、官僚腐败包庇、「计划生育」政策、乃至人口结构与男女比例失衡等。这些问题都联系到，中共极端资本主义父权专政下，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其身体遭到商品化的现实，也关乎到中国年轻女性的女权意识提升，不想只能当二等公民的女性。

人口拐卖，特别是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拐卖问题是中国存在已久的毒瘤。其中这次事件所在地徐州市更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之一。该市辖下的部分村落，被拐卖而来的妇女甚至佔全村已婚妇女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官媒《法製日报》的报导则指，单单在2014年，仅仅是获救的被拐卖妇女在全国就有30,000多名。

而这些恶毒恐怖的罪行之所以如此猖獗，全因受到当地政府的包庇。2017年重庆市巫山县童养媳案件中的受害人马泮艳在推特表示：「……我12岁被大伯和村裏人卖掉后，也经历过被拴铁链锁屋裡，我把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不是没人报警，当地政府派出所都是知道的，他们就是不管！我当年那么求政府，派出所管我了吗？没有！」

实际上，这些人口贩卖背后涉及到了各级官僚的既得利益与地位。对官僚而言，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1979-2015年一胎政策的恶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如果不默许村民「买新娘」的话，村子将在十到二十年间迅速消失。这种结果轻则影响官僚仕途，重则乌纱不保。对执法和司法机关而言，这类型的群体犯罪一旦追究势必席卷整个官僚系统，因此对此视若无睹，得过且过。

因此，从村警到市委，各级官僚对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的妇女拐卖罪行包庇纵容。而这一次事件所发生的地点更是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难以想像在中西部甚至更偏远的落后地区乡村间还存在着多少更黑暗的妇女拐卖暴行。

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处境往往相当骇人听闻。不少被解救的妇女纷纷表示，被毒打、强奸、囚禁、得不到食水、生病得不到治疗、被铁链所栓是非常普遍。更甚者会被当众裸体游街羞辱，甚至被全家族的男性成员轮奸。而这些妇女只被视为是一件生育工具，相当一部分在未成年时就被拐卖，而被「买」后不久就会因奸成孕。而她们所生下的孩子往往会成为她们的牵绊，使她们即使不再被囚禁依然不愿离开「家庭」。

不仅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这一问题也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事件发生至本文行文间超过十天时间，从县政府一直到省政府那丑态百出的嘴面以及引发全国愤怒的一份份「案情调查通告」，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此不置可否。因为根据中共的统计，全国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高达105：100，意味全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万。对于中共而言，他们自己也没有任何方案去解决近3500万男性组织家庭的问题。农村适婚女性更倾向于与发达地区户口的男性组织家庭，长此下去必然导致一个又一个农村自然凋闭，农业人口萎缩。

而中国的法律刑法对于收买妇女一方的量刑非常轻，最高只会判处三年监禁。相比之下收买一只大熊猫最低量刑起点为十年，故常被批评为「中国妇女还比不上一只大熊猫」。

中国国内的贩卖妇女罪行也变得愈来愈「国际化」。所谓的「越南新娘」也愈来愈多地流入中国，实际上就是贩卖妇女的勾当。根据中共新华网2015年的报道指，中国国内「越南新娘」的人数超过十万人。被拐卖到中国充当「新娘」出售的妇女并非仅仅来自越南，而是包括了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印尼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在过去十年中，向中国贩卖女性的国家数量快速增长。2019年，巴基斯坦的一起法庭案件显示，有600多名巴基斯坦妇女被拐卖给中国男性。

官方在群众的猛烈声讨和追究下才勉强承认当中涉及拐卖妇女的行为。 现在，事件亦远远未完结。相关的关键讯息依然被掩盖，政府信用彻底破产。这也同时反映了群众对政府的态度和意识的转变。即使政府雇用了大批「水军」，试图在网上引导舆论走向，但这些「水军」言论立即就被群众的嘲讽和声讨所淹没。这种态度和意识的转变亦令这些底层悲剧更容易引发社会关註。这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大背景下，民众对前途愈来愈失去信心，担心自己也会成为这些不幸者中的一员，并因为阶级团结的情绪而对社会不公事件产生更广泛的共鸣。种种因素的集合令中共的专製统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据网上消息流传，近百名娘子军深夜驾车试图营救受害人，但被警方拦截。警方还威胁要把带头人「抓去坐牢」。

而这也透露出中国在对女性的压迫、父权意识无孔不入的社会下所受到的压迫和苦难是何等深重；性别歧视的国家政策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阳刚之气」、「传统家庭观」，并将女权主义贴上「反华」标签）则鼓励和强化这些压迫和意识。这案件与彭帅性侵案一样，正在以一个血淋淋的姿态证明——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作为资本主义威权统治一部分的父权结构得以强化。「三胎政策」正是最新一个例子，残酷的资本剥削只会进一步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中共政权要进一步打击和否定女权，就要动用意识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劳动人民不信任任何所谓的官方调查报告，更不信任中国独裁资本主义下的司法体製，我们主张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进行透明且公正的调查，在民主监督下对「小花梅」进行全面的亲属鉴定。

我们必须要求有罪的官员和人口贩子受到惩罚。但惩罚几个「烂苹果」作为样板戏、以转移群众的愤怒并非解决问题之道。警方的措施，即使认真执行而非只为了转移媒体註意力，也不会动摇开辟女性身体「市场」的经济和阶级基础。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要终结国家对女权主义、LGBTQ权利团体的迫害以及对工人自我组织的恶毒禁製。真正的改变只能通过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来实现，而反资本主义和专製统治的斗争需要与为妇女和所有被压迫群体赢得真正平等的斗争联系起来。

中国与乌克兰：习近平玩俄罗斯轮盘

《孙子兵法》有云：「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如果不清楚邻国在想什么，那么就不应与之结盟。习近平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宣布与普京的友好「没有止境」时，显然没有听取孙子的训诫。仅仅20天过后，普京的军队就入侵乌克兰。

众人都在猜测，习近平及「习核心」对普京开战的盘算实际了解多少。他们是被蒙在鼓裏的吗？似乎不太可能。习近平是否像普京一样，押註俄军会迅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似乎是合理推测。习近平是否知道更多，但没有告诉中共高层其他领导人？有可能。无论如何，两名独裁者都严重误判形势。而这样的错误最终可以会威胁到他们对权位。

中共政权内部有一道难以掩盖的裂痕，对习近平的亲普京路线有相当的反对声音，在北京彼此矛盾的讯息上一定程度反映出来。正如中国事务资深评论家中泽克二所言，作为中共统治机关的政治局七常委内部，对于与俄结盟存在分歧：「7人存在不同的意见」。对乌克兰战争立场的分歧，加上习近平推动的经济政策被局部撤回，都可能会加剧中共内部权斗。

习近平在二十大前夕要「稳定压倒一切」，并期望像普京那样加冕为终身独裁者，现在却是他最糟糕的时候。以总理李克强为首、由部分红色资本家和退休官员作后盾的反习派，目前仍然太弱，推翻不了习近平，但他们越来越公开反对习近平的政策。要在如此危机严峻的阶段落实政策，习近平政权就必须更加独裁和集权，使局势的不稳定进入恶性循环。

「极大的分歧」

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撰文指：「中国不能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该文在3月初中共召开两会期间被广传，然后被网络审查移除。文章的重要性在于，罕有地公然批评习近平的路线（当然没有指名道姓），并且在党高层中获得相当支持。胡伟表示战争「在国内引发极大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对者势不两立」。他警告：「目前估计还有一、两周的视窗期（与俄罗斯切割），再迟中国就可能丧失回旋馀地，必须当机立断。」

胡伟的评论是中国统治阶级迄今最尖锐地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战狼外交」的分歧，而中俄联盟是这个问题中最新和最具争议性的一点。相当部分的中共官员及其资本群带关系者认为，习近平的民族主义路线越来越带来反效果——破坏经济，并且为美帝国主义的反中措辞拨火。但因为与俄结盟是由习近平亲自督定的，使中共政权骑虎难下。现在顶多可能语调会有所修改，而非有实质改变。胡伟主张与普京「切割」，这也代表会严重打击习近平过去十年努力塑造的「强人」形象。

北京会遇到的困难程度，也视乎于战争的发展。如果是历时数月的长期战争，俄军对包围的城市加强恐怖轰炸，中共将更难维持「假中立」，对其来说都是一场恶梦。对习近平来说，更恶劣的情况是普京倒臺，无论是由于群众运动抑或是「宫廷政变」，这都会对中国产生震荡。因此，在试图模棱两可回旋的同时，习近平政权会尽力协助普京保住权位。

习近平试图展现出一副民族主义强人、敢于挺身对抗美国的形象，而中共政权在乌克兰战争中自相矛盾的「中立」态度已经损害了他的权威。对外，中共对拜登的措辞含煳而客气，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其国内宣传则宣扬民族主义，并高度亲俄。部分群众已然註意到这种强烈反差，这一方面削弱了习近平的民族主义宣传，同时也暴露了他全球「和平缔造者」形象的虚伪。以海外华人为主的群体发起了「大翻译运动」，将国家控製的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狂妄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言论翻译成英文。这一运动反映了部分中国人对中共虚假宣传的厌恶。

「杜鲁门主义」

对于普京与俄罗斯资本主义来说，乌克兰战争或堪比2003年美帝入侵伊拉克的灾难性决定。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全然低估了他们当时跳入的民族政治泥潭之深度。普京误判了所有方面的形势——从俄军实力、乌克兰抵抗的程度（普京就民族问题猛烈攻击列宁的思想，他也正为这种无知付出代价），到世界局势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之大。习近平如此公然将自己的政权与普京政权结盟，无论中国是否因为挺俄而正式成为製裁目标，都可以面临外交孤立的风险，并加速与西方脱钩，付出潜在毁灭性的经济代价。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解释道，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一切。为西方资本主义出谋的《金融时报》将这一时刻描述为「地缘政治支点」，并敦促华府采纳翻版的1947年杜鲁门主义，将各国划分为亲美与反美两个阵营。短期来看，俄罗斯侵乌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力量，让他们震撼式的加强军备、在对俄製裁中前所未有地动用国家干预金融市场，并且更为成功地将其政策披上捍卫「民主」反对「专製」的外衣。

数年来的中美新冷战经过俄罗斯侵乌以来经历了「大跃进」。经济去全球化加速将不可避免。俄罗斯的入侵行动至少在短期让欧盟与美国为首的阵营阵营弥合了内部分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而德国则跃升为世界第三大军费开支国。乌克兰战争清除了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参与。

「灾难资本主义」

如此程度的西方团结，是自奥巴马、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就一直在竭力阻止的事情。因此，普京发动的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拜登建立「民主」帝国主义联盟，从而遏製中俄的战略。习近平对俄罗斯入侵的实质支持，使美帝国主义更易借对俄冲突作为掩饰，实质上是针对中国这个长期主要目标发动代理人战争。西方对俄罗斯的製裁的实质和规模，是这场代理人战争至关重要的部分。

西方与俄罗斯冲突急剧升级，与中美冲突密不可分。拜登一直在推动与欧洲建立更强大的联盟，特别是利用北约，扭转特朗普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其目的是在国际政治中孤立中国，并在南海和臺湾等印太区争议中加大对中国施压。从长远看，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亚洲在战略上比乌克兰和东欧更重要。这一切都意味着，乌克兰战争是未来全球冲突的预演。

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俄罗斯的入侵与普京帝国主义的企图，另一方面也反对北约和美帝国主义。乌克兰人民正面对的炼狱般处境是一个警号，让我们看到人类在「灾难资本主义」下将面临的苦难——除了气候灾难和致命疫情外，核大国之间军事冲突的幽灵也在世界游荡。我们指望俄罗斯国内英勇的反战抗议，也指出需要工人阶级国际主义——首先是团结声援乌克兰群众，也要把声援力量联系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府的军国主义与反工人政策。我们推荐读者在internationalsocialist.net网站上，阅读ISA发表的详细的社会主义分析。

所有帝国主义势力的言行都是假仁假义的。普京公然否定乌克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王毅告诉世界中国「坚定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同时国内的媒体只报导亲俄的战争消息，并拒绝使用「入侵」一词。拜登、约翰逊和朔尔茨的决定并非基于乌克兰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在普京的问题中获取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与北约多年来利用乌克兰资产阶级右翼政府作为棋子所进行的政治周旋，也有份散播战争的种子。如今，北约打算「战斗至乌克兰最后一兵一卒」，一方面颂扬乌克兰英勇反抗，但同时试图将冲突局限在区内——如同在「被回绝」的波兰战机事件那样。

身为超级大国的中国

这是自30年前苏联解体、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政府垮臺以来，中共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国际危机。这是中国作为第二超级大国面临的首次严重危机——作为拥有全球利益范围、超大型企业和巨额投资需要保卫的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中国展开了与美国的激烈竞争。1992年，中国甚至还未跻身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国当时还是一个专註于处理国内问题（1989年政治动荡后完成资本主义復辟）的无名小卒。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融合程度远远超过全球第11大经济体俄罗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因製裁而被西方市场拒之门外的威胁，比俄罗斯遭遇的同等威胁还要大。

社会主义者反对製裁。製裁是资本主义最强国的金融资本工具，之后可用来对付工人与社会主义斗争。在香港和新疆，ISA反对西方製裁，警示说製裁不会让中共停止国家镇压，反而会削弱和瓦解群众斗争。对俄製裁力度不可估量，但我们反对製裁，并非基于製裁的力度，而是基于哪个阶级在製裁、出于何种目的。

5.5%的GDP增长？

在乌克兰战火纷飞之时，即使中共的外交杂耍（口头上支持和平、实际上维护普京）试图使其免受美国与西方製裁，中国仍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7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是进口的。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已上涨60%，而自俄军进入乌克兰以来，油价又已上涨11%。最终将是煤炭使用量增加，乃至气候破坏更快恶化。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在3月警示，由于去年的大雨，今年的小麦收成「可能是史上最糟」。中国将需要将小麦进口量提高约50%，而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小麦价格飙升50%、至历史新高。全球1/4的小麦出口自俄、乌两国，但製裁与战争已经中断了世界市场的小麦供应。全球食品价格飙升令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大规模饥饿与「面包骚乱」的威胁。

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之际，或将严重打击中国经济的是二次製裁的威胁——中国被拖入以美国带头行动、以俄罗斯为主要目标的製裁网络。在3月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2022年GDP增长目标为5.5%，这是近30年来的最低目标。大部分经济学家怀疑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这个数字似乎更像是为了「提振信心」，而非切合实际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4.8%，但如果政府提出任何低于5%的经济增长目标，那就等同于认输、并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

即使没有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危险的经济后果，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房地产行业缓慢的崩溃、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低迷，以及因为防止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扩散而实施的封城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习近平政权坚持延续其「动态清零」政策，然而该政策在香港遭遇完全的大失败——目前香港有累计超过100万例新冠确诊案例，新冠死亡率成为全球最高。摩根士丹利预测，由于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影响，中国第一季经济会是零增长。尽管政府政策大转弯、放松了信贷控製与货币政策，并放弃了习近平提出的房地产税计划，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房地产市场，价格与销量仍均已经收缩6个月。

中共没有预料到普京的战争，也没为此而作准备。在这个中美冷战当中如此关键的转折点上，习近平政权却完全手足无措的确切因素，很大程度上暴露其政权的脆弱与内部矛盾。武汉第一波疫情、2019年香港群众运动、2018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习近平一次又一次翻车！现在事后诸葛亮地看到，中、俄在2月4日发表的5000字联合声明宣布了双方「无限的」的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更用「更胜联盟」来形容，而如今这已向他反噬。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而非普京，主动提出新的协议。习近平主要希望能够增进他本人在北京冬奥舞臺上的权威，因为冬奥会很大程度被各国领导人所抵製（相比2008年北京奥运有68人出席，今年冬奥只有21人出席）。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精力集中在二十大上连任，奥运会不过相当于资产阶级民主中的选举造势大会——只有烟火和爱国主义。

「如同两兄弟」

「双方最高领导人把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喻为『背靠背』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两国如同两兄弟，互相保护对方的后方⋯⋯」中共《环球时报》（2月13日英文版）如是评论。这个描述恐怕已禁不起历史考验。现在中方的外交官不断尝试躲避问题，避免中国被西方视为普京的「共犯」而遭受製裁。2月4日的声明以来，双方并没有太多实质进展——不过是将现有两国之间的能源和科技合作扩大或在包装。其目的只是为发出共同阵线抵抗美国的信号。但如今，普京挑起了欧洲80年以来最大的战争，习近平可谓严重失算。

习近平赌註自己的政权能够从欧洲的军事紧张局势中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会迫使拜登政府将焦点从印太地区及中国移开。跟普京一样，习近平可能也误以为美欧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德国）的分歧将会扩大。再者，现况显示两位独裁者之间并非「兄弟」，且双方的联盟其实不过是策略之便。习近平看中俄国越来越依靠中国、视中国为「老大哥」，这跟1950年代冷战相反——当时两国皆是斯大林主义独裁、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假如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外交和威胁成功，西方资本主义只有表面抗议（就如对习近平镇压香港时那样），这就能够强化习近平对臺湾的盘算。

因此，无论习近平事前是否完全了解侵略乌克兰的计划，他或许也津津乐道于普京给西方製造麻烦、中国隔岸观火的局面。不过，在2月24日，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变成了不利因素。

习近平有可能会成为「失去欧洲」的中国领导人。用贸易外交及吹捧欧洲「主权」，来企图分化欧盟（特别是非常依赖中国经济的德国）与美国拜登的反中政策，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这条路线在去年遭受了严重打击（中欧贸易协议告吹、新疆製裁、默克尔退休、「立陶宛事件」），但乌克兰战争和中国与普京的关系恐怕会成为棺材的最后一根钉子。美帝国主义当然也会有意识地反製，而在战争的阴霾下他们会更为成功。

帝国主义之间的分化

3月18日，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部分也是讲给欧洲听——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也是故意放话给布鲁塞尔、也特别给柏林听。拜登警告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又或者协助其规避西方製裁（他们宣称掌握有关证据），将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实际上在向中国画下「红线」，也向欧洲施压支持这个立场。俄罗斯製裁的严重影响，使得这种威胁对北京来说是很真实存在的。

欧盟就是否加紧对俄製裁问题上已经陷入分歧。一名欧盟外交官告诉《泰晤士报》，表示现在出现了三个阵营。第一个是所谓的强硬「製裁派」，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在地理上最接近战区，因此最受到军事升级影响。他们主张更强硬的製裁，例如完全禁止输入俄罗斯能源。另一方则是「反对派」，以德国为首，并得到意大利、匈牙利、希腊和保加利亚支持，他们都反对加紧製裁。然后是其馀的国家。

这些内部分化情况跟早前就中国问题的分化相吻合——欧尔班的匈牙利是亲中的，还有传统上亲中的德国（2021年中国占了德国汽车企业销售额的38%），而在另一端则有去年与中国陷入「大卫与歌利亚」般冲突的立陶宛，这后来也演变成更大的欧盟贸易危机。乌克兰战争已经重创习近平的标誌性政策「一带一路」。这个伤害与战争带来的製裁和其他影响一样，或将是永久性的，就算在战争结束后也会持续很长时间。乌克兰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伙伴，当然俄罗斯也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是支持乌克兰的「一带一路」参与国，而另一成员国白罗斯则支持俄罗斯。中共试图用「一带一路」打造「和平与合作」，而现在这是多么讽刺！

现在的局势发展将迫使北京对整个「一带一路」进行重大的重新评估。由于许多参与国的债务危机日益严重，「一带一路」已经遇到重大问题、烂尾项目以及各种争端。在东欧，由于普京的战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项目现在岌岌可危，其中仅在乌克兰就有近30亿美元的中国建设项目。中国的「17+1」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一个与「一带一路」重叠的中国投资论坛）也或将分崩离析。立陶宛去年退出了该经贸合作，而主导欧盟的西方大国一直将「17+1」集团视为中国侵占欧盟「后院」的行为。这一立场可能促成西方中国的更强有力的反击，并迫使成为「棋子」的小国退出「17+1」。

臺湾与乌克兰

乌克兰冲突也关系到臺湾的未来，但这种关系并非习近平起初所设想那样。中国外交部一直坚称「臺湾不是乌克兰」，重点关註合法性和「主权」问题，而普京已经证明，对于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政权，「主权」终归阻挠不了其入侵。中共声称臺湾不是一个「国家」，但在乌克兰的主权是否应受到尊重上，中共与普京存在分歧。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我们的立场基于更根本的考量：（乌克兰人和臺湾人都有的）民族意识、民主期望、对独裁统治和军事入侵的恐惧。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製度下，臺、乌两国的群众都不幸地被夹在更大的强权之间，而这些强权压根没打算实现真正的和平或民主。

习近平或许认为，乌克兰冲突将促使美国把军事资源转移到欧洲，并通过中、俄结盟来对日本施加更大压力，从而强化习近平对臺海的控製。或许他盼望，俄罗斯以迅速而压倒性的胜利打赢战争，能够暴露西方的纸老虎形象。这些都没发生，反而相反的情况出现了。习近平「统一」臺湾的战略似乎比以前出了更大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如某些人所错误认为，两岸长远一定不会爆发战争或中国入侵。包括去年离开ISA的臺湾小团体，这些人将中国的武力威胁视为「虚张声势」——立足于这样天真的结论下，他们认为不需要再将独立斗争与社会主义以及与中国工人共同斗争联系起来。

迄今为止，普京入侵的惨烈进展，以及俄方蒙受的重大损失（未经证实），应给中共解放军内强硬派敲响了警钟——入侵臺湾恐将铸成大错。俄罗斯军队的作战经验远胜于中国军队，对乌克兰的陆路进攻比对登陆臺湾更直接容易；而军事专家估计，对臺登陆攻击的难度起码是与1944年诺曼底登陆一样。除非很有信心打胜仗，否则习近平不会冒险开战，因为军事挫败恐将意味着他的政权的终结。但普京也有信心。因此，如果说乌克兰战争对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它将让中国军方对于自身的战略产生怀疑，并将进行大幅的重新评估。

如果普京的计划是占领乌克兰，而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愈发不切实际，美国和北约也肯定会资助乌克兰右翼叛军来回应。这可能会成功地削弱莫斯科的决心，但需历时数年并牺牲大量生命，但这也往往会阻碍、破坏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情形对于中共对臺鹰派，也是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即使假设解放军能够成功入侵臺湾，统治一个拥有2300万人口、绝大多数人不想被北京统治的岛屿，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导致中共占领军的疲惫和瓦解。

民族主义升温

两岸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局势更加动荡。担忧普京入侵可能激发他「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攻打臺湾，臺湾蔡英文/民进党政府及其亲美军事化政策的支持度增加。

臺湾国际战略学会3月的一项民调显示，70.2%的臺湾人「愿意为保卫臺湾而战」，而去年12月同样的民调显示仅40.3%的受访者采取这一态度。与其他国家政府一样，民进党正在利用这场危机来製造「国民团结」从而扼製阶级斗争，并推动与美、日签订更多亲资本贸易协定，以换取他们的「保护」。蔡英文也在推动增加军备开支、延长义务兵役年限。

在中国，中共多年来一直在鼓吹的网络「战狼」民族主义，如今也与对普京的崇拜、对俄罗斯的支持彼此交织，但现在有走向失控的风险。「小粉红」和其他社交媒体上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一些思想接近法西斯主义）变得如此猖狂自信，他们的恶毒言论不再仅针对同性恋者、女权人士、「臺独分子」与香港人，甚至还会针对曾经的中共民族主义旗手（例如去年卸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对北京来说，这些民族主义压力正越来越难控製住，中共政策上的「回旋空间」恐将更少，在必要之时也更难采取更「务实」的外交政策。

对于亚、欧、全球工人阶级而言，乌克兰战争是更加危险、动荡的资本主义无序时期的开始。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以及避免未来的战争，工人阶级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算帐。组织反战行动、发起反战抗议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光靠这些是不够的。现时情况下，需要的远不只是施压或呼吁政府改变政策。工人阶级还需克服没有组织、缺乏声音、缺乏权力的问题。重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在现在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冬奥：战贩交流会与民族狂热反弹

2022的冬季奥运会在2月4日举行并在20日已经闭幕。这场冬奥会在新冠疫情、彭帅被性侵、外交杯葛、徐州铁鍊母亲所引发的民愤、乃至乌克兰战争的重重阴霾下进行。在冬奥开幕前，欧美国家以中共压迫新疆和西藏人，以及彭帅事件为由，实行象徵性的「外交杯葛」（即官员不出席冬奥,但运动员照常出席），结果开幕式上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大国领袖。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并不真正捍卫女权和民主权利，这些都不过是用来掩饰帝国主义冲突和推动新冷战进程的藉口。但对于习近平而言，这令他一心想要借用冬奥营造「万邦来朝」「盛世」印象的企图被大打折扣。

战争贩子与人口贩子

冬奥成为战争贩子的交流会。现在事后来看,习近平和普京当时正在为乌克兰战争进行商讨。普京为了争取中共支持,在冬奥表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又与中国签订金融、粮食和天然气等协定。当时他们还决定以欧元代替美元结算，长远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但一个月后俄罗斯央行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外汇储备都被冻结了！

习原本以为普京可以速战速决，不但可以向西方的外交杯葛报復，又可以牵製美国使其焦点由亚洲回到欧洲，并在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中获利，坐收渔人之利。现在战争引发欧美强烈反应，习因为被拖上战车而受到牵连。《纽约时报》引述「西方情报」指出，习一度劝说普京在冬奥后才开战。这报道被西方用来把习近平和普京绑在一起，一石二鸟攻击二人都是战贩,为围堵中国增添舆论筹码。冬奥时他怎会料到此一恶梦？

中共试图再次利用奥运会的奖牌成绩和体育明星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对比其极其庞大的耗资（据报估计超过100亿美元），民众对此的关心与热情并不高涨。整场冬奥的焦点完全被徐州铁鍊母亲的新闻所掩盖。相比起富豪明星运动员，中国的民众显然更关心遭受拐卖虐待的「小花梅」。根据新浪微博自己的统计数据，在2月20日冬奥闭幕当天，微博上对于徐州铁鍊母亲相关话题的讨论高达20.4亿次，相比之下，对于冬奥会的讨论只有区区1.9亿次，两者相差超过十倍！而且这更是在中共的网络审查机器全面开动，清洗相关帖子的情况下所发生的。

中共动员了庞大的力量试图操纵互联网舆论。《纽约时报》和独立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指，在冬奥期间，至少有超过3,000个机器人和虚假帐户由中共宣传部门所操纵，用以影响国内外对冬奥描述和报导,并扼製所有批评的声音。

中共的宣传部门追捧跳臺滑雪冠军运动员谷爱凌，使她成为了民族主义宣传的核心。她出身美国后来加入中国国籍，长于富裕家庭，加上「文武双全」和跨文化的形象，正符合了中共对「东升西降」的舆论宣传。的确这起初引发了一股民族狂热和对上层阶级的崇拜，帮助了中共转移了一下视线。

然而，这些看似高不可攀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中国广大的基层劳动者存在巨大的鸿沟。比起光鲜亮丽的体育明星，民众为何更关註徐州铁鍊母亲的消息。中国的民众把备受中共追捧的所谓「雪公主」谷爱凌和「小花梅」比较起来，当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我离谷爱凌还差十万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而她对徐州铁鍊母亲事件一直精明而势利地保持沉默，更让不少人对此感到相当不齿。

为民族主义降温

谷爱凌本人拥有中美双重国籍，而中国在法例上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美国国籍，因而触怒了部分群众，认为她假爱国、又享有特权。甚至连她为什么懂中文却没在领奖时唱国歌，都受到了爱国网民的质疑。中共害怕小粉红因为民族主义过热，将爱国准则变得太高，由歌颂演变成批斗，以致连胡锡进都称对谷爱凌的宣传「要适度」、「不要往爱国主义方向靠」。中共的爱国宣传再次东歪西倒。

中共政权在新冷战和经济危机下，意图通过「大内宣」推动民族主义，但小粉红的狂热往往失控，轻则造成舆论反弹有时甚至要动用审查机器来钳製它。习近平一方面利用民族狂热势力来巩固权力，但又因为这股力量使他的外交和镇压手段都要强硬起来，没有调整空间，往往造成更严重的危机。尤其是当劳动群众看着宣传机器所描绘的歌舞昇平，再想想自己囊中羞涩的困境，将会有愈来愈多人看清民族主义的虚幻谎言，转而寻求挑战独裁政权和资本主义的出路。

中国：科技业过劳死又一宗　「996」再度成为焦点

中国最大影音平臺之一的Bilibili（简称「B站」）审核员「暮色木心」连续上5天夜班后，因过劳去世。他的同事称，他在许多人离职后被公司要求加班，从晚9点做到早9点。B站拒绝为假期轮班给加班费，并不准员工在春节期间请假。

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製度下的「社会谋杀」（恩格斯所提出的概念），「996」工作製度尤其会导向这个结果——工人只得处于他们不可避免面临非正常死亡的工作条件。据报，仅在2月，就有另外2名年轻打工人死于过劳，一人是建筑设计师，另一人是字节跳动（抖音）算法工程师。科技业资本家享受超额利润、基本劳动权利缺失（特别是没有工会）的环境，打造了中国科技业工作者的血汗工厂般工作条件。「996」工作製是指每天工作12小时（朝九晚九），每週工作6天。但这也非中国独有——Facebook和其他美国大型企业员工也面临着类似处境。全球工人都必须抵製这种恶劣工作条件。

中国科技巨头的内容审核工作条件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紧张且严重损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整个办公室都安装了摄像头，每週7天全天监控员工，无休止地要员工加班、对员工进行绩效评估。一位前B站审核员透露，要想通过月度考核，员工需要在24秒内审查每条视频、每天处理不少于1500条视频，做不到的员工将被解僱。这就是迫使工人「自愿」加班的动机。中共对网络「低俗」内容（包括个人身份认同的自由表达）的禁製，以及中国越来越严苛的政治审查，使得网络审核员队伍越来越大，并且必须承受过劳。

到2021年第三季，B站利润达到8亿美元，预计2022年总利润将达到10亿美元。随着严厉封城措施在中国持续，B站的利润同比增长了61%。同时，B站内容审核员每月到手工资也不过约4000元。近10年来，审核员们哪怕一次加薪都还没经历过。

在对于「暮色木心」的社会谋杀中，B站的与资本主义「996」共谋角色昭然若揭。B站很快从员工数据库中删除其个人资料，并隐瞒他的猝死消息，来压製这一事件。他们甚至试图封口最先发布「暮色木心」猝死消息的微博用户，并出具律师函来威胁。B站厚颜无耻地谎称，「暮色木心」在去世前几天，从早上9点半工作到晚上6点半，而B站在武汉的招聘广告却是说，员工要上12小时晚班或夜班。

一年前，电商「拼多多」才发生一起过劳死。中国最高法院受此事影响，判决「996」工作製「违法」。正如我们预计，这是一项空洞的判决，特别是在中国《劳动法》规定每週工时不得超过44小时的情况下，「996」已经在条文上违法了。即使是习近平模煳的「共同富裕」口号，在楼市崩盘、经济停滞之下也显得苍白无力。中国《劳动法》仍要求员工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遭受过劳。

为回应「暮色木心」的猝死，B站表示计划今年扩招1000名审核员，以「降低人均工作压力」，但这或将变成减薪的藉口。在中国，科技企业能够多大程度满足中共审查要求，关係到它推出新服务与在市场上竞争的能力。为了审查「敏感词」，科技企业需要招募大量低薪、血汗工厂般条件的审核员。字节跳动就有一名程序员，谈到他们收到请求，要他们开发一种算法，来自动检测那些说维吾尔语的用户、并自动切掉他们的直播。当中国科技企业仍处于全球供应链的劳动密集型末端时，「996」的普及便反映中国统治阶级的过度自信。

但在西方资本主义製度下，审核员也遭受相当的精神压力。例如Facebook审核员也不得不在类似条件下审查暴力图像，这造成他们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最近，Facebook被迫向在职和离职审核员支付共5200万美元赔偿金，这笔钱相比数十亿美元利润只是九牛一毛，但这清楚地表现出这些工作者遭受的血汗工厂般剥削。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低薪劳动者审核会造成人们不安的内容，而令人不安的内容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副产品。当然，中国的审查製度给科技工作者带来额外压力，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拥护当局，从事这个行业只是为了应付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美、中两国科技业工作者必须联合起来，反对科技业资本家对他们的苛刻要求与对工资的压製！

中国科技业从业人员已带领数次大规模网上行动，抗议他们在「996」製度下遭遇的极端剥削。去年就有从美国与全球「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获取灵感，而发起的#WorkersLivesMatter行动，科技业从业者分享了一个开放网民填写的表格，在该表格中，美团、字节跳动、腾讯、华为、阿裏巴巴、京东等大企业员工都透露，他们的实际工时长达每天11-12小时。社会对「996」的强烈抗议，成功迫使马云等科技业资本家收回支持「996」的言论，但「996」本身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要真正让「996」走入历史，中国需要一场拥有独立民主工会的工人运动，以跨地区、跨行业协调的罢工来反击现况。

中国：双减无效内卷恶化　支持学生抗校暴政

习政权提出的一系列「教育减负」政策在实践中完全破产，教育改革毫无进步。中国学生面对应试教育的重压，掀起多次反抗行动，这是当前社会经济危机传导到中学校园的明显征兆，青年意识日益激进化。

「内卷」的加剧，意味着教育资源的紧张，学生便愈被手持教育资源的校方当作摇钱树。尽管教育部门宣布对违规上课、补习大力惩戒，地方学校依旧用隐蔽甚至公开的方式剥夺学生假期，延长上课时间，赚取一笔不薄的费用，当地教育局亦默许纵容。同时，学生的食品安全、卫生环境、防疫安全等亦被作为牺牲品。

学生民主权利的觉醒

此同时，在目睹贫富分化的加剧与工人生存条件的恶化。资本主义下的考试製度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划分阶级的手段之一。内卷游戏在此情况下愈发残酷，而部分青年学生开始激进化，并且觉醒反抗。

譬如，2月衡水桃城中学就被爆出普遍性的体罚侮辱、非人道的作息安排、乱收费、违规上课考试等乱象，引起青年学生的广泛共鸣。同时，多地学生申诉学校违反政策、有偿开课的帖子亦在互联网上屡见不鲜。这都表明减负教育改革事实上的破产。在官方的舆论封锁，与桃城中学对发声学生威胁迫害下，青年学生在互联网上将「少年战胜资本」作为主要口号，进行广泛的网络声援抗议，最终逼迫官方下场进行调查澄清。

类似的例子是，2020年9月28日，山东省滕州一中将国庆中秋假期缩短至一天半，引起学生和教师的普遍不满，上百学生以跑操时喊口号、张贴大字报与请愿书、高举标语游行等方式抗议。「誓死力争，还我假期」、「打倒校委会修正主义集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成为抗议中流行的口号。

从「少年战胜资本」的口号，让人欣喜地看到，部分激进青年学生愈来愈将斗争矛头鲜明地指向资本主义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中国青年激进化的趋势已是单纯的言论管控与政治洗脑所不能阻挡，而大力的镇压即使目前还能阻止大规模的学生组织，但也阻止不到自发的反抗行动。我们社会主义者支持勇敢青年的抗争诉求。

当然学运的发展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是面对校方和政府的分化与打压。譬如，「滕州一中」抗议裏，校方一宣布延长假期，运动学生就交出了运动骨干供校方处置。这种假妥协是中共分化和打压群众运动的伎俩，在2011年的乌坎抗争中共承诺村民解散抗争组织后会进行民主选举，结果当村民让步后换来是白色恐怖的镇压。这次很可能是经验尚浅的学生也同样误信了校方的假慈悲。

因此，学生的独立组织十分重要，即使面对校方或政府的让步，也需要维持抗争的组织来监督校方有否实践承诺。固然，在独裁专製下学生的独立组织面临严厉的镇压。因此，学运与反专製是密不可分的。

空洞的民粹口号

习近平的双减政策可以说是与共同富裕并行的，通过民粹的措辞来营造「改革」的假象，好像政府已致力减轻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负担，企图争取家长的支持。但习近平并不会动摇资本主义製度这个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而结果只是加强国家对教育和经济生活的控製。因为当就业职位以及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教育製度自然需要更严苛的考试製度，以便将更绝大多数的学生「淘汰」为失败者，剥夺他们的教育权利和阶级流动的机会。

反对校方专製的斗争，自然要联系至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将所有私人教育全面公共化，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杂费，并取消考试製度。在有充足的教育资源下，让学生根据自己才能和兴趣选择科目而教育课程应该由学生和教师民选的委员会控製，教育才能满足所有学生和培育社会人才的需要，而不是沦为压迫底层青年的工具。

中国：「奥密克戎」重挫清零政策 疫情历来最坏

中国的防疫大门最终在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株侵袭下被攻破，吉林、深圳、上海相继失守并进入封城状态。这次奥密克戎的疫情爆发是自新冠疫情在2年前爆发以来，中国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轮疫情单在上海累计感染者人数超过7万例，规模就超越了湖北省由2020年至今的感染人数。截至4月4日，中国约有十多个省市因上海疫情外溢出现确诊病例，其中苏州更发现Omicron全新变异株。

习近平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要坚持清零。上海起初实施分区封城，但实际上浦东和浦南等区域未能完全解封时，浦西已经开始封城。因此，根本是全市封城。二千名解放军进驻上海，一个小区门口派驻一个持枪特警，大约38000名医务人员被派往上海协助防疫，比2020年武汉的防疫规模更大。

残暴的封城政策已经激起民愤。网传影片指有上海居民阻止武警进入屋苑，也有居民因为买不到平价蔬菜而示威。在深圳封城三月底期间，愤怒的民众大声呐喊，「人家饿死了」、「我们要吃饭」，「都快饿死了」，并砸毁了官方的防疫卡点。

过往中国的防疫手段应对奥密克戎病毒株已力不从心。中国政府强迫民众不断地进行全民核酸检测，以目前检测点数目来计算，同时给上海2800万居民做核酸检测，等同每个小时每个检测点须完成252人的采样，根本无法应付。此外，政府不断兴建临时性的方舱医院，这又导致医疗人手严重不足，以致于有上海护士公开质问政府新闻发言人时指出，一家方舱医院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值班。医护人员身心俱疲，他们往往要连续上班36-48小时。上海周浦医院的护士不满院方贪功冒进，不考虑实际情况企图将医院改为集中收治确诊者，因而发动罢工抗争。

像深圳一样在封城同时仍能勉强维持民生物资配给供应是需要极高的成本，这相当于全市甚至全省突然进入了战时状态。而对于财政本就入不敷出的省市而言，这同时就完全是一场财政灾难与生活灾难，吉林就是一个这样的反面例子。吉林在3月12日开始全省封锁，一直到3月24日确诊病例都在上升。当地民众称事实上地方动员能力和财力早已无已为继，社区亦已无力监督民众进行核酸检测了，检测服务时间也渐渐缩短，不少人已经干脆不再去检测，这进一步加强了病毒的隐性传播。

更致命的是，由于奥密克戎的隐蔽传播特性，使得爆发疫情的地方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一次封城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疫情。以深圳为例，年初1月8号爆发第一波疫情，到二月中再度爆发至今，中间只有数天时间真正实现「清零」，而由于病毒的高传染力使防疫措施只要稍有放松，确诊病例就立即反弹回升。因此，很多公共卫生专家估家，假如一味强硬地执行封城清零，意味着各省市在未来一年可能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要进行一次封城，这在现实上根本无法执行。

「共存」从开始时被视为「西方抗疫失败」的例子，到如今被越来越多人提起，但习近平必然会压下这股声音。「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三月底提出在上海「无疏漏筛查的同时能够最小化影响生活」，并指上海启动抗原检测，并非为了实现清零。在上海疫情灾难后，一度传出张文宏被免职。

为了在新冷战下打疫苗战，加上维护国内的民族主义权威， 中共一直拒绝批准使用外国疫苗，而国产疫苗无力对付奥密克戎。和香港一样，中国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尤其低。英国《金融时报》根据中国官方疫苗接种数据推估，全中国1.3亿60岁以上人口没有完全接种疫苗。伦敦医学分析公司Airfinity表示，根据目前的疫苗接种水平和品质，如果政府放弃清零政策，这波奥密克戎疫情或使中国大陆逾100万人死亡。在现在製度和局势的种种限製下，无论坚持还是放弃清零都会是大灾难！

公共卫生危机外还有经济危机。深圳与上海两座经济重镇城市同时爆发，对中国经济将造成严重损害。房地产崩溃仍未看到尽头。财新网报导称，按建筑面积计算，3月中国17个重点城市的房屋销售量下降了49.1%，比2月23.4%的跌幅要再大。15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一大引擎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见顶、进入长期低迷。政府推出各种宽松政策、放弃习近平计划的房地产税，也未扭转这一趋势。失业率正在上升，小企业在中国占最多就业职位，但其倒闭数再创新高。同时，乌克兰战争加剧了中国经济在国际上面临的压力，加速脱钩的担忧加剧。

所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抗疫政策都是大失败。西方国家的抗疫措施造成了高死亡率；而在中国，大规模封城来「清零」的做法恐将无法持续下去。但习近平不能抹杀自己两年来的抗疫功绩，否则会大大打击他的威信，并在二十年连任前会助长反习派系对他的挑战。因此，他必须将清零坚持到底。

在官僚威权体製和逐利製度下，防疫体系已经瘫痪，抗疫不可能成功、也不可能人道。成功的防疫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要有基层工人与居民的民主委员会、及独立工会管控职场与学校，并通过群众性民主行动来组织疫情防控，让卫生工作者结合这种更广泛的基层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民主控製及管理医院。需要将整个经济和医药部门公有化，并实现民主控製，我们才能製定合理和可持续的防疫政策。

中国：江苏八孩母亲事件揭露系统性拐卖问题

1月28日在抖音上发布的短视频中，一个被媒体称为「小花梅」的中年妇女，在江苏丰县某村子裏被铁炼锁在冰冷的棚子裏。虽然视频很快就被审查掉，但「小花梅」的事件发展比香港的警匪片还要曲折离奇。当地政府官员多次掩盖事实、撇清责任，但纸包不住火，「小花梅」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还是引发了众怒。

对于事件的无数评论当中，很多人都说道「如果今天，我们不为她们奔走疾呼，明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被铁链锁着的疯女人」。徐州八孩母案件揭示了中国的一个公开秘密：拐卖妇女和儿童在农村腹地仍然很普遍，男多女少的严重问题创造了拐卖妇女的市场。

性别选择流产

由于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300万。这一政策最终在2016年被废除。传统上重男轻女，是因为他们能够「传宗接代」。新加坡国立大学2019年对全球人口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过去50年中，性别选择导致至少2300万女孩被堕胎，其中超过一半在中国（达51%）。

全国各地贫困农村的年轻妇女（通常年龄介于14-30岁）被绑架、转运、贩卖、强奸、殴打，被迫生育和「被结婚」的困境，也凸显了中国妇女的弱势地位。总体而言，父权製、性别歧视和偏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政策所强化。

而小花梅视频的原意似乎不是为了揭发罪行；视频重点是通过描述小花梅的丈夫在贫困乡村独自抚养八个孩子的艰难经历，来筹集慈善捐款。镜头只是偶然扫到了这名被锁的女子，顺带介绍了她患有精神障碍，并且有暴力倾向。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内，这段视频「顺带」提到的内容就成为了中国社交媒体上迄今为止最大的话题，民愤汹涌，完全盖过了北京冬奥会。网民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质疑政府、警察和社会服务部门究竟做了什么。

丰县及其上级行政区徐州市的地方政府在随后的三周内发表了四次通告，试图平息公众的强烈不满，但每一次通告都包含有意误导大众的信息。前三次通告否认存在拐卖，还将丈夫描述为「模范样板」。第四次通告则终于承认了大家都已心知肚明的事情，即「小花梅」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并声称丈夫和其他几人因「非法拘禁」被捕。

八个孩子

网民质疑一个女人怎么可能生八个孩子，因为即使在今天已经松绑了的三胎政策下，这也是违法的。最终浮出水面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地方当局、公安机关、计生机构、颁发结婚证的镇民政部门在迫害「精神病患者」小花梅时，都是同谋。

「小花梅」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罪犯为她购买了新的身份，使她的亲属或反拐人士难以追查到她。这在人口贩运案件中实属普遍，且当中不可能没有官方勾结。在群众大规模的「盘问」之下，当地政府掩盖事实的企图被一波又一波的网络质疑摧毁了，一个又一个谎言被揭开。独立调查记者冒着遭遇严重后果的风险，深入挖掘，找到了与政府版本不符的原始结婚证等文件。两名女权分子从外 地 前往徐州，试图解救已被转移到医院、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小花梅」。两人说道：「世界没有抛弃你。妹妹们来了！」随后她们被逮捕，并驱逐出丰县。

媒体现在报道说，「小花梅」出生在云南。官方声明中公布了她来到2000多公裏外的丰县的时间线，但随即也遭到了网民的质疑。最终，到2月下旬，江苏省政府介入了此案。

当局发表了一份「最终」声明，称「小花梅」于1998年在家乡被绑架，至少3次被拐卖、逼婚，宣布丰县的17名地方官员因渎职和失职受到了处罚，县委书记娄海与县长郑春伟被免职。

「稳定」压倒一切

然而，DNA测试并不能证实「小花梅」是一名从云南被绑架来的官方说法。对小花梅身世的其他说法在互联网上浮出水面，群众依旧不信任官方声明。一如既往，中共政权会尽力消灭对「稳定」的威胁，而不是尽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月4日，全国两会开始，江苏省领导下令扑灭舆论。

为了化解民愤，政府会挑一些犯错的中共官员和地方部门进行惩罚；但最严厉的惩罚将是用来针对吹哨人、社运人士、记者，因为他们的调查会揭露真正的丑闻。2月21日，丰县该村被路障和武警封锁了起来。

正如许多网友所发现，丰县的这个案件「只是冰山一角」。「买卖老婆」不是孤例，而是有着一个全国性的市场，这种行为是非法的，但官方对此挣只眼闭只眼。徐州历来是一个主要的人口拐卖枢纽。据财新报道，「从1985年到1988年，近6000名妇女被拐卖到该市辖区」。如今，尽管警方定期进行打击，但每年仍有20,000起拐卖案件报告。

根据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一项研究，中国拐卖案件的受害者通常从贫穷的西南省份被卖到性别失衡较严重的较富裕省份，例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安徽。

像小花梅丈夫一家那样，为儿子买「老婆」的父母可以依靠地方当局，以及在农村仍然强大的传统氏族的保护和支持。一名上海律师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就连执法人员的一些亲友也有买老婆。」

该报还援引一位前检察官的话称，「村民没有法律意识，普遍认为买老婆很正常。」他说，试图逃跑的女性通常会遭到殴打。

自1997年以来，买妻一直是刑事犯罪，但人们普遍批评法律过于宽松，许多地方当局显然也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这种可怕的妇女交易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农村的「落后」。资本主义復辟首当其冲影响到了中国的农村，包括大多数年轻女性在内的大量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导致他们的家庭长期分离。据估计，现在有足足六千万留守儿童几乎从未见过父母。

户口製度

僵化的户口製度在法律上将城乡隔离为「两个中国」，则是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根源。一般来说，年轻的农村妇女会寻找拥有城市户口的丈夫来逃离乡村。结果在一些村庄，年轻男女的性别比例达到了十比一。

除了通过迫害女权主义、打压一切争取权利的妇女组织，当局还推行加剧人口危机和强化性别歧视态度的资本主义恶劣政策，但中共仍然毫无对策。中国的拐卖生意之所以在事实上合法化，不仅因为它产生了巨额利润，还因为它被政府视为缓解严重的性别失衡和低出生率的一种方式。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製度，消除阶级和性别压迫，克服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习近平政权所提出的临时民粹打拐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

「贩卖熊猫判十年，拐卖女人判三年……」

来自ISA臺湾的Andrea，于3月6日在ISA组织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国际集会上发表讲话，她是这样说的：

中共独裁政权正试图根除女权主义，他们严厉打击女权主义思想，封杀女权网页。所谓的「共产党」政府却在使用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强力镇压，说女权主义是「反华的」，是美国在中国製造问题的一项阴谋。

LGBTQ也受到打压。中共官员说，同性恋是西方产物。在中国广为流行的美国电视情景喜剧《老友记》也惨遭阉割。例如，其中一个主角的孩子的母亲是女同性恋，但是在中文版裏没有提到，因为中国不能在电视上播放LGBTQ的内容。

今年2月，中国遭遇了自2020年疫情以来最大的政治丑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一名妇女脖子上套着锁链，被关在丰县一个冰冷肮脏的棚屋裏。她生了八个孩子，并因为「精神病」被锁起来。

在2月1日，在被审查屏蔽之前，这段戴锁链女子的抖音视频被观看了超过30亿次。数周以来，这个案件的热度完全盖过了北京冬奥，网上关于本案的帖子数量是奥运会的十倍。有女性试图前去营救受害者，但被警察拦住，一些人被捕。这起案件激起了民众对政府掩盖真相的愤怒。

贩卖「妻子」

更可怕的是中国拐卖妇女问题。女子被绑架，被卖给男人来做 「妻子」，被强奸并生下孩子。这个被锁起来的女人就有八个孩子，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的。这证明了警察和地方政府的勾结。在许多地方，中共、警察、法院都参与了这种非法的妇女交易。根据中国法律，贩卖熊猫可判十年，拐卖女人则只判三年。

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由于女性人数较少，拐卖案便增加了。36年来，中共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极高度限製了妇女的生育权。在此期间，性别歧视的父权结构和观念的压力造成了重男轻女。

这也关系到中国残酷的资本主义復辟。中国的社会福利因私有化和缺乏资金支持而遭到破坏，而资本主义经济赋予男婴更高的地位：男性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财产权利。在中国，700万次性别选择性堕胎，使对应数量的女性胎儿被消失。这种生男孩的经济和性别歧视压力导致了人口危机。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资本主义右翼独裁，并想控製女性的身体，迫使她们生更多的孩子、通过创建更多条条框框来限製「非医疗」理由的堕胎，从而破坏堕胎权，还试图强化由「阳刚」男性领导的「传统家庭」；以上种种，都是社会和政治控製的手段。

离婚更难

习近平在2021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三胎政策。但三胎政策削弱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老板们更不愿意雇佣女性，因为他们不想支付产假和育儿费用。

2020年对离婚的新规定导致更多不予离婚的法院判决，中国离婚率下降了一半以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比今天贫穷得多，但当时中国在法律上赋予了革命性的离婚自由，增进了男女之间的平等。

今天中共独裁为资本主义服务，强化了许多最恶劣的妇女压迫形式。丰县拐卖事件引发的群众愤怒，反映了中国社会反对奴役、反对压迫妇女的真实情绪。习近平想摧毁女权主义，但他是在螳臂当车，必然会失败。我是臺湾人，臺湾的ISA组织表达了我们对中国女权主义者反对镇压的全力声援。我们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工人斗争联合起来而奋斗，终结邪恶的、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製度。

如坐火坑：虚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经济内爆风险下，如坐火坑的习近平政权屡提「共同富裕」承诺，渴望用一层薄薄的土将要爆发的火山缝合，来维持其下一届任期的稳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诺提高人民福祉，缩小收入差距，但却内容空洞，没有任何具体方案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同时亦用不「杀富济贫」向资本家保证政府不会太过火。这种矛盾的措辞，体现了习政权渴望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要保住资本主义製度，因而对製度本身造成的危机束手无策。

疫情急剧扩大了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润年度排行榜显示，中国亿万富豪数量增加了253人，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这只是资本家之间的共同富裕罢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诺要「先富带后富」、「精准扶贫」，期望资本家富起来后，会把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即资本家会将财富由上而下滴熘给民众，实现「第三次分配」。这分明是新自由主义的「滴熘效应」，但他们才没有那么疏财仗义呢！

中共政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在危机上走钢丝，但毕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原有的宏观调控手段正不断失去效力。

政府面对房地产泡沫危机，进退维谷、拖延时间。恒大爆雷敲响了「三道红线」「房产税改革」的警钟，习政权与红色资本家都害怕过度控製资本，会导致连锁效应性的经济崩溃。只得在放松房贷、加速放贷上走的更远，央行亦配合新一轮放水。泡沫与债务继续累积，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新一轮放水的资金或流向金融、地产市场或由于储户信心不足淤积于银行。这表明习政权无力提振消费、亦无力改善工人阶级住房、负债现状。所谓民生改善，在积重难返下成为一句空谈。

在深重的财政危机下，中共政府亦无法负担起未来社保支出。人口压力的增长、地方政府债臺高筑、政府无力监督资本家缴纳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计在2025年底退休储蓄缺口或达到十万亿人民币的现状。而中共采取的对策竟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更遑论去年十二月爆出的发达省份公务员减薪，东三省部分地区事业单位公共人员工资被拖欠的消息。这都体现了，财政、人口双重危机下中共自我吹嘘的所谓「再分配」的虚伪。

中共将高质量发展，通过实现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来做大经济蛋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这一提法体现了在人口红利丧失时，中共渴望通过经济转型来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资本所分得到利润。但自相矛盾的是，习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经济转型，但又害怕科技企业带来过高的金融风险。因而在前年开始喊出反垄断口号， 并希望通过打击个别高科技企业的民粹主义举措，挽回部分民心。当然，中共绝不会打击996这种剥削工人的製度。

再者，新冷战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技术和资源封锁，使中国科技业陷入了严峻危机。即使科技战爆发前，科技业的利润来源往往是金融投机，实体科技业发展占其份额根本少得可怜，因此中共才要压製阿裏巴巴和腾讯等大企业的垄断。

反垄断的过程进退两难，因为如果过于大力打击金融科技业，只会令经济更加难以转型，甚至造成金融业的崩溃。所以，去年「反垄断法」修法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使对企业罚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币五千万元，不过还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吓来确保科企老板听话，但不能改变行业垄断的局面。

幻想及呼吁

我们必须指出，自身难保的官僚阶层的虚假承诺和面对危机作出的经济努力，毫无反资本主义性质，反而是资本主义危机中统治阶级挽救自己製度的挣扎之举。内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对官僚与资本家抱有所谓「共同富裕」的幻想，误以为习近平在对抗资本主义，实在是彻底的错误。

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不能依赖所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资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赖官僚开出的空头支票。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将私人企业公有化，并将所有企业收归民主控製，对经济系统实行民主计划管理的方式来达到。这就要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製度，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南巡30周年　中国资本主义復辟过程的另一转折点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北京踏上开往深圳的火车，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家庭旅行」。这个当时看来平平无奇的旅程，成为了中国走上高速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要全面了解中国资本主义復辟的过程，就必须要认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

1978年12月，中共三中全会召开，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1949年后所建设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专製）计划经济体製当时面临深层次问题。中共领导层面对后毛时期的混乱与危机，试图通过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的元素，为中国经济找出现代化之路。最初，邓小平与一众后毛时代的中共领导人也没有一套预定的蓝图，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试验。在1978年开始的市场改革的规模与之后相比十分有限，起初参考的是东欧斯大林主义独裁国家，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随着东亚的自亲西方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经济成功，目光也转向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臺湾、新加坡、香港）。

背景：曲折的80年代改革

亲资改革由邓小平亲自提拔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一派所主导，改革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中央协助发展地方的基础建设，同时将经济政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包括让其製定市场化政策、保留利润、累积资本、进行融资（包括进行外贸）及再投资。

从1979年在南方设立4个特别经济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到了80年代中，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改革的象征──1980-1984年间的地方产出增长了29倍，当地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20倍。

中共内部出现了分裂，亲资产阶级的一派越来越有意识地主张进行资本主义復辟，而保守派则希望保留官僚控製的计划经济。类似的分裂也在从苏联到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出现，这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模式陷入了危机。他们就何种社会製度和经济政策最能保障统治集团自身权力与特权产生了分歧──也就是继续以国有（斯大林主义）经济之上作为特权官僚集团，还是废除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并将自己转变为新的资产阶级。

但同时，这些亲资改革也到引发出新的问题，「深圳模式」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外国进口商品形成黑市、投资额的过度上报，且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投资项目主要为低技术工业、吸引的投资额不足以抵销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成本，变相依赖中央「输血」等。

为了支持及推动改革步伐，并克服保守派的反对，邓小平在1984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南巡，肯定了赵紫阳的市场改革。此后，特别经济区在14个城市扩展，基本上中国整个沿海地区都开放了。

时至80年代后半叶，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弊端日渐呈现。大量投资，加上价格双轨製导致官僚腐败倒卖，使得通胀、物价不断上升。民间不满也开始累积，到了1986年全国大学生发起抗议，反对腐败和要求政治自由权利。保守派担心改革派的政策会鼓励社会上对于扩大民主自由空间的诉求，而邓小平也认同此点。他换下了胡耀邦，认为胡对于学生「太手软」。这正是邓小平波拿巴主义的一个例子：他在不同相对立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中平衡，有时倒向一方，时而倒向另一方，来维持自身的权力。

8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就是一系列左摇右摆的实验中走出来的。中共为了解决价格双轨製，1988年打算推出「价格闯关」，短期内将大部分商品价格提高，然而政策未实行就走漏风声，引发民众抢购潮，进一步推高物价。1988年的通胀率为18.81%，而1989年为18.25%。而这也是1989天安门运动爆发原因之一。

1989的中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内积压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具革命性质的运动，在血腥镇压后，中共一度被西方製裁及孤立，纵使美国当时在背后仍然保持与邓小平政权保持紧密外交联系。大量外商暂停投资、对华高科技出口也受到限製、中国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1989-1991：走资政策暂缓

而国际上，苏联斯大林主义的东欧集团开始崩解。正如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所解释道，计划经济需要群众的民主控製，就如同「人体需要氧气」一样。经过斯大林主义多年官僚统治和经济管理不善的窒碍，导致了经济停滞甚至衰退，而工人们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许多必需品也出现短缺。这些所谓的「共产」独裁政权以社会主义的言辞来合理化其恶行，使很多人产生对于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相对地，民众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表现良好、而工人生活水准高的错误印象不断蔓延。在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带领反官僚专製、同时捍卫公有製计划经济的斗争，资本主义在各国迅速復辟，西方资本主义更以胜利的姿态地宣称「历史的终结」。这些发展，给中共政权带来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内部开始多了对改革步伐的疑虑。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导了中央政府，他们主张放缓改革速度，并将过去的通胀与危机归咎于胡赵的改革。

不过，陈云也不是代表恢復旧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计划，而是认为要减慢改革步伐──以十年计的改革而非短短数年间完成──并且要避免赤字预算、担忧改革过快所带来的通胀，主张以中央的国家计划为主，辅以市场改革。

实际上，早于1988年9月的中共十三大三中全会中，为了应对取消价格管製而导致的通胀与社会恐慌，当时保守派就已经处于上风。为了解决通胀问题，当局下降了增长目标已经支出、减低了货币供应、集中并加强了资本与金融控製，并试图减少财政赤字。

结果，1989年的GDP增长仅为4.2%，1990年为3.9%，相比1982年以来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9%以上，已是很低。

1989年，邓小平虽然仍然主张资本主义復僻，但需要联合保守派和强硬派来镇压的革命性运动，因为虽然学生领袖的有限度「改革」的目光，天安门群众运动有推翻中共统治的潜力。在赵紫阳被软禁后，他钦点了前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中共总书记，及后也提拔了上海的朱镕基到中央政府中。中共精英中的「上海帮」比北京官员更支持改革。这一事实连美国政府也意识到，并使那些担忧中国会回到斯大林主义计划的美国资本家得到安抚。

但江泽民在中央还是受到陈云及李鹏等保守派的压力。

1992年1月：南巡

邓小平非常忧心当时经济转型的缓慢步伐。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就是源于经济危机，并引发群众不满。假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够快，他担心中共就会走上苏联亡党亡国的下场。

中共高层的权斗也越演越烈。邓小平在中央未能影响大局，因此转向地方寻求支持。1991年，他先利用上海的地方媒体去倡议更进取的亲资改革。然而中央的保守派则利用《人民日报》进行反驳，双方就这样隔空开火。正如其他波拿巴主义的中共领导那样，包括后来的习近平，邓小平也绕过官方架构来尝试达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91年11月的的八中全会，保守派仍然占有上风。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踏上南巡的历史性旅途。当时是以「家庭旅行」为名的秘密行动，就连当时其他党中央的领导层也没有知会，包括江泽民。《人民日报》也没有派记者跟随。整趟旅程是军方改革派的武警安排的。

离京前，邓小平也向广东打招呼，要求不见报。整个旅程当时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媒体报导，反而是隔岸香港消息灵通的资产阶级「自由」媒体将事件率先曝光。讽刺的是，香港相对的媒体自由在今天已被习近平政权打压得体无完肤。

邓小平此趟的目的，是要拉拢地方官员，他们当中都在80年代的改开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肯定会支持改革。邓小平想动员地方萌芽的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来迫使中央就范。

邓到了南方后，与当地官员会面，并巡查不同的发展项目。他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名中央，但明显话中有刺。他不断重復指「开会太多、发言太长」，应该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谁不改革，谁就下臺」。他还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他所谓的「右」是指党内的政治改革自由派，这些都在1989年的屠杀后给镇压掉了。至于他认为的「左」就是主张个缓慢地走向资本主义的保守派或半毛派。当时，中共内部的所有派别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并意识到资本主义復辟的必然性，他们两派之间的分别只是走资的速度和规模，而各派也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变的性质

可以说，南巡的秘密性质，拉拢地方官员反对中央政策，是带有权斗政变的特征。事实上，在南巡期间邓小平甚至的确有曾讨论政变。

根据傅高义（Ezra F.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传记披露，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参与了一场秘密会议，这是中共官方没有记载的。其他参与会议的中共党政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乔石、掌握实际军权的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杨尚昆的弟弟、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会上邓小平再次重申：「谁不改革，谁就下臺……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参与会议的阵容强大，没有军队实权的江泽民并无参与，反而在政治局常委内被视为江的潜在竞争者乔石参与其中。这都指向，如有必要，军方会支持拥立新的领导人推动改革。

在北京收到消息的江泽民很快地意识到力量天秤的改变，并且果断站到邓小平一方。他下令将邓小平南巡的讲话汇集成党内文件，成为中央党领导层的必读物。一下子，中共党内的气氛改变了。

引用傅高义的话：「1989年北京风波后，如果有人对中国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有所怀疑，这种怀疑在1992年烟消云散了。」

199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在会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术语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许可下发明的，是为了取代此前陈云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经济」。江泽民在党大会中将经济增长预测定在8-9%，这远高于年初李鹏宣布的6%。

与此同时，中央顾问委员会被撤销，主任陈云退休。

南巡可以被视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决定性转折点，围绕邓小平的新兴资产阶级获得了全面主导，不是作为外部力量，而是成为融入了中共专製的一部分。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不是「改革」，而是资本主义反革命：一系列对于旧有计划经济的攻击，来为今天中国的超级富豪资产阶级的出现扫除障碍。

这个过程当中不只一个转折点。1989反抗斯毛主义专製的运动虽然没有清晰纲领，但是工人民主革命或「政治革命」的萌芽。中共镇压了这场运动，扫除群众抵抗威胁。如果1989是一个转折点，则1992年乃是另一个转折点——邓小平清洗党内仅余的反对声音，确立了中共在专製政权框架下急速发展资本主义、而没有向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作出妥协的路线。

结论：资本主义復辟又一转折点

此后，中共关于高速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之路基本上在毫无争议下走了20年。在1990年代中，江泽民及朱镕基以「抓大放小」的方针进行了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1998年，房屋部门被一下子私有化，奠下了今天超投机性及难以负担的房屋市场的基础。1990年代末，6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来让中国符合资格在2001年加入世贸。这些残酷的亲资政策在胡温时期得以继续并加速。

这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及2012年习近平上臺为止。2008年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这也导致了全球各国政府走向更多国家干预、管製和去全球化。中共也开始走向更加国家资本主义的控製手段，成为了习近平的统治特征。当然这不代表要回到过去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这是今天中共资本主义政权不愿意亦不可能做到的，而是采取更多措施来试图控製住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以维持资本主义下的「稳定」。

访问上海居民：封城下的灾难

受访者：海阳（上海浦东居民）、小燕（上海浦东居民）

自从上月底上海爆发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大流行以来，这座城市已进入了封城的状态。截止4月13日，这一轮的爆发已造成了累计13万宗官方承认的确诊病例，但官方仍没有确认1宗死亡病例。儘管如此，专制官僚粗暴的封锁隔离政策已出现了大量的次生人为灾难，造成不少民众生活陷入困境，甚至出现食物短缺，老人和长期病患者失救致死等案例。

中国劳工论坛访问了几位现居于上海一对夫妇，以第一手讯息了解他们在封城状态下的生活情况，官僚引发出什麽样的次生灾难，以及中共的资本主义危机下对城市民众造成多大的冲击。本文是访问上集，下集将于稍后刊登。

问：你可以简介一下你所在的地方的状态吗？

海阳：我和妻子两人住在浦东，虽然政策上说的是封控至4月1日，但事实上由于浦东这边几乎天天都有新增病例，据我所知大部分地区都仍然处于「封控」状态，包括我们所在的小区。我们已经被封锁了整整半个月，除了被叫下去做核酸（检测）和领物资外就几乎没出过家门一步。小区业主群里今天早上又说有新增确诊，所以现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会被封控到猴年马月，没完没了了这是。

问：在这过程中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海阳：就是让我们在家呆着，每隔一两天就有「大白」（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骑着车在楼下转圈，拿着个扩音器喊「哪栋楼的下来做核酸啦」。有时候就是有无人机在小区飞来飞去广播。当然大家最留心的是听着什麽时候领食物物资，不过坦白说，以他们（居委会）的办事效率和作风，真旨望他们的话我家都已经饿死好几次了，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打听哪还有团购？哪些团购最快发货和最有机会能送过来？所以微信群里大伙除了喊饿就属这些消息交流得最频繁了。以前我的微信群都是关静音的，现在那怕大半夜听到有信息都吓得马上爬起来看，生怕抢（购）不到菜。

问：半夜还会有团购的消息吗？

小燕：有的，你得马上爬起来参团，一下子就满了，就像我们以前大学学期初抢科那样，有时候送货的甚至会凌晨两三点才送货到小区。上星期小区半夜十二点还有人在小区卖猪肉，我想算是某种黑市吧，大家都说自己去买了就好，不要到处传说。我买了四斤肉，220块，比平时贵了大概四分之一吧。

问：当初准备封城前食品囤够吗？

海阳：你知道，我们都要上班，我们单位一听到可能要封城就抓紧时间让我们加班得更狠，所以我和妻子都没有机会在封城前去买物资食品。再说让你囤又能囤多少呢？能囤得了一两个月的食品吗？大米白面我们家还是有存点的，但总不能天天就只吃大米白面吧。

问：政府方面发放的物资包括了什麽？

小燕：哈哈哈哈，我就只收到过一次物资包，裡头呢就两棵大白菜和八颗土豆（马铃薯），其中有两颗土豆还已经发了芽不能吃了。这包东西也就够我两口子勉强吃两三天吧。但这已经算好了，我知道别的小区有人只收到两条胡萝蔔跟两颗洋葱，你说这算什麽？有的小区的物资包被人撕了标籤然后拿去倒卖，我同事说他小区上个星期的物资包一早送到小区外面堆在路边，但不知为何就是不安排送进小区分发，放了在外面整整两天就这样在你面前烂掉了。

然后就来几轮垃圾车把它们拉走，我同事气得跟其他居民跑去小区闸门口骂人，被警察押回家裡，说再闹就直接当他阳性把他丢去方舱（医院）。现在说把你拘留都唬不住人了，因为大家觉得你真把我拘留了看守所里好歹要管饭，反而不用担心挨饿了。倒是现在方舱在大家心中反而有点威吓性，「方舱医院真神奇」。

问：那麽你认为现时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有效吗？

小燕：其实全上海都没人觉得政府真的是在防疫，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是政府那些官僚机械地执行着一条条的指令，为的是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而不是所谓为了老百姓的健康。现在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健康云」（政府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记录使用者的核酸检测结果）根本没用，可以说现在是半官方的承认了「健康云」（裡头的检测结果纪录）是假的。面那怕说你是阴性也没有人会承认，而且是连政府都不承认，你想用上面的阴性结果去跟大白讲道理，他们会大大方方的跟你说那是假的，我们不承认。你政府搞一个自己都承认是假的东西出来有意思吗？那你说央视天天公布上海新增多少多少确诊可信吗？而且有段时间我们做核酸是十人共用一试管的，因为试剂上不够了，结果就十个人甚至更多人共用一套试管，你那一组试管阳（性）了就再把你们一个个抓出来验，或者乾脆不验了直接拍你家门跟你说你阳（性）了，你全家都要跟我去隔离，去哪裡？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我们完全就是任由他们宰割啊！防疫中心的人自己也说，你要是轻症或者无症状你就自己在家呆着好了，方舱的条件更差！

问：那为什麽政府还要把人抓去方舱呢？

小燕：因为要「社会性清零」啊！就是在这个区域裡不能存在确诊病例，于是就直接把你拉出城，你出了城城裡就没病例了，指标也就完成了。至于你在城外隔离点吃不吃的上饭穿不穿的暖，有没有药吃，他们不会关心，因为上面没有指标说要确保你们这群「弃民」要得到什麽保障啊。这就说明他们不在乎你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你没法跟那些大白讲道理。他们的行事方式就是这样：他要是体谅你不抓走你，万一你把病毒传染开去了，承担责任的是他们；他要是不管死活的抓走你，那怕最后说搞错了甚至你死了，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简单说，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力去监督他们，但他们却有无限的权力去处理我们，还不用承担责任。

问：对你们经济的影响大吗？

海阳：说实话，我们很悲观，甚至说开始有点绝望了。我们公司春节前就在裁人了，裁了8%，被裁的还大多是我们这年龄段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的员工，我太太的情况也好不到那裡去，总觉得下一波就会轮到咱们。现在封了城，我的工资不发了，可老闆还是会发电邮给你让你在家做点工作，按理说你工资都不给我发了我还工作个屁啊？！但现在这世道我们敢拒绝吗？不能啊，就当加班了，心理好受些。我太太情况好点，支半薪。

而且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了，在家人帮助下还上了房贷，能靠存款坚持一下，但这样寅吃卯粮下去也不是办法，是不可持续的，可是你要问我将来在这怎办有什麽打算？我真的回答不了，老弟我现在都想哭出来了我跟你说。政府那些经济数据我就不跟你扯了，对我们这些老百姓而言，2020到2022年完全是在浑浑噩噩都不知道到底都干了些什麽？很多个人的计划根本实行不了，也不敢去实行啊。存款一点一点的流失，谁还敢节外生枝？你也看到有的老同学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四处举债了，某某的房子都快要被司法拍卖了，毕业十几年来你以前有看过这光景嘛？所谓的经济数据GDP他们（中共）要喊保四五六七八都行，可这些发生在身边的变化骗不了人的。

小燕：我庆幸的是我们没要孩子，不然现在麻烦更大。身边的朋友同事也被折腾得非常疲蔽厌倦，你这麽搞下去，我们不是病死就是饿死。所以现在开始愈来愈多人说共存不是没理由的。你也看到了老同学群体裡头，考了公务员的、国企的、在事业单位在体制里的最拥护清零了。「铁饭碗」嘛，封城封到海枯石烂他们呆在家裡工资照发。可我们这些混私企民企的是大多数啊，我们真的会无以为继啊。但我们对此有发言权吗？我们能决定政策走向吗？我们连晚上喊楼说要物资都马上来一架无人机让我们闭嘴，你看这场境是不是很戏剧化？所以我们小区的人其实都心照不宣：真的熬不下去了，大家去大门给他闹一闹，毕竟聚在一起就人多力量大，大家都懂的。

中国被迫收紧一带一路政策

2017年，「一带一路」被中国独裁者习近平誉为「世纪工程」。其承诺花费超过1万亿美元，用在整个新殖民主义世界的基础设施项目上，以确保中国能够进入关键市场，并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但今天习近平政权发出的信息要低调得多。「一带一路」不再被视为一张经济王牌，中国政府越来越被迫缩减其野心。

（本文写完后，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使东欧一带一路项目充斥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很可能要被迫选择要保住哪些投资，另外牺牲哪些投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由国家支持的大规模信贷热潮，导致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例如，到2016年，中国的钢铁行业有超过3亿吨的过剩产能，相当于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印度钢铁产量的三倍。生产过剩和盲目的无计划扩张导致价格下跌、利润缩水。中国资本需要在境外寻找机会来拉抬利润。解决方案是一带一路政策，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计划，已经遍布140个国家。

在中国的主要炼钢重镇河北省，一些过剩的钢铁产能被转移到东南亚、非洲和西亚。超大规模的海外建筑合同得以拟定，以满足中国建筑业的需求。在泰国，中国的德龙钢铁公司正在建设一个年产60万吨的钢厂，该公司将持有55%的股权。中国资本主义的需要促使中共在国际上要表现得更强势。

全球最大的债主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使得债务国形成极端的债务依赖。中国占全球官方双边债务的65%，至于「隐藏」债务甚至更高，因为许多向中国私人银行借款的国家必须签署保密条款。当然，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并不是由中国所创——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债务对新殖民主义世界进行经济支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对于工人和穷人来说，这种债务负担意味着无尽的苦难、贫穷和剥削，无论它打着哪面帝国主义的旗号。

一带一路政策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从2019年到去年下降了54%。根据跨国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Baker McKenzie）2021年的一份报告，在非洲这个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关键战场，来自中国的新增贷款从2017年的11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33亿美元。中国最大的投资所在地巴基斯坦，已经看到一些项目建设陷于停滞。巴基斯坦央行报告称，在2020年第二季度和2021年同一季度之间，中国投资下降了50%。在这些停滞不前的项目中，卡拉奇-白沙瓦铁路的升级项目耗资68亿美元，这是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2015年宣布打造中巴经济走廊，旨在将中国新疆与阿拉伯海连接起来，通过2000公里的公路和铁路连接到曾经是俾路支省的小港口城镇瓜德尔。中国正在将瓜德尔改造成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2021年，这裡曾发生过激进的群众抗议，部分反映出对于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当地人民非常不满。

「一带一路」失去动能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中国公司建造和控制，资金来自中国资本家的贷款，主要雇用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些投资不是为了慈善，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开採和运输自然资源，来有利中国经济。这些资金的另一大部分则是分给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以帮助他们以舞弊赢得选举，并确保他们支持北京。

新冠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项目的进展放缓、延误和项目引发的紧张局势，也导致许多贫穷国家无法偿还贷款。但最终这也标誌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它面临着长期停滞，背负着惊人且不可持续的335%的债务与GDP之比。「一带一路」正在失去动力，中共也因此面临着缩减「一带一路」规模的压力。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一带一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供应链脱鈎、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裡，中国资本家必须确保住儘可能多的外国市场。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国内消费水平低下、占GDP的比例仍低于2000年水平。疫情爆发以来，消费受到严重打击，仍未恢復。今年，中共的政策或将导致消费面临进一步的下行压力，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造成许多地区的政府雇员减薪20-30%开始。这些问题将因新冷战而加剧，中共政权将资源集中在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对抗，造成工人生活更加困难。

对中共独裁来说，「一带一路」计划和瓜德尔港、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也是展示资本主义「中国模式」优越性、进而争取中共政权威望的工程，并与西方投资者（部分出于安全考虑）不愿进入巴基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动盪地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对于巴基斯坦所作所为与中国在新疆的新殖民主义剥削有些许相似之处——在新疆，国家镇压伴随着突出的GDP高速增长。在瓜德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当地原住民实施军事镇压，而在俾路支省，当地已经形成具相当规模的独立运动。当局已经增加了许多倍在俾路支省的军事部署，同时为了镇压反抗，还犯下被消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

群众抗议

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一部分，中国已在俾路支省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建造了一个300兆瓦的煤电厂、一个国际机场和瓜德尔港。儘管如此，瓜德尔的当地俾路支社区仍然缺乏食水、电力和其他基本设施。包括中国船隻在内的拖网渔船的涌入，也使支撑当地经济的许多瓜德尔渔民丢掉了工作。

自由俾路支斯坦运动的贾马尔·纳西尔·俾路支（Jamal Nasir Baloch）说：「参与破坏当地鱼类贸易和俾路支海生态的大多数公司，都是由巴基斯坦的退役将领和中国人共同拥有的。」

在秋季的数周，俾路支当地人民对伊斯兰堡政府和北京对该地区资源的掠夺发起了反击。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大多数为女性的示威者占领了中国控制的瓜德尔港的入口和一条主要的公路。示威者的人数有时达到数十万，他们要求工作机会、清洁的食水、改善卫生和教育设施、保障当地渔民的权利以及禁止深海拖网捕捞。抗议运动由右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大会党（JI）主导，该党与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巴基斯坦军队有密切联繫。该党利用抗议活动为平台，用来建立自己的威望，提高其在国家统治精英中的谈判能力，并压倒俾路支民族主义和支持独立团体的影响。儘管这些团体没有发起抗议，但当中的一些人仍被逮捕。

这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运动似乎缺乏独立工人组织的决定性投入，也缺乏对打击中国帝国主义和巴基斯坦统治阶级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纲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斯兰大会党的领导过往有亲中的记录，当然这些群众抗议并无揭露伊斯兰大会党这一点。抗议活动一度威胁到中国对瓜德尔港的控制问题——通过40年的租约，中国拿到91%的瓜德尔港收入。但伊斯兰大会党领导人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让巴基斯坦政权在拖网渔船问题和其他一些主要诉求上做出让步。儘管在领导和纲领方面存在缺陷，但这场运动是一个有力警告，凸显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正在酝酿的不满情绪。

穷途末路的铁路？

同样，在老挝，中国去年开通了一条价值59亿美元的高速铁路，当地人民在其中却无从受益。这条铁路旨在将中国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大市场连接起来，而老挝只是一个「路过的国家」而已。这条全长422公里的铁路在老挝只有21个车站，这很难满足一个61%的人口为农民的国家的需要。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说，「这本质上是中国的公共基础建设计划，碰巧存在于另一国而已」。更糟糕的是，修建铁路所製造的债务可能高达老挝GDP的三分之一，而一党专政的老挝政府只持有该铁路30%的股份，其馀由中国企业拥有。

真正有利于老挝的基建，是地区性的铁路和公路网络，来帮助当地农民与分销中心连接起来，而不是为一条其实只为中国资本和北京政权的区域野心服务的铁路，并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基础设施并不必然是好东西：我们必须问道，基础设施为谁服务？对这条老挝铁路来说，还有更多坏消息从邻国泰国传来。泰国政府在2014年军事政变后签署了多项一带一路协议，但现在对于部分项目，泰方开始从北京转向投靠美帝国阵营了。泰方也在犹豫是否要推进一些一带一路的铁路项目，而这些项目需要连接到北方的老挝和南方的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在泰国的挫败可能会破坏中国至新加坡的铁路总计划，使老挝的铁路更像是个大白象工程。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帝国主义新冷战的加剧，使美国和欧盟推出了自己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试图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分庭抗礼。中国的这两个竞争对手的计划都相当乏善可陈。欧盟的「全球通道」计划暂定预算为3000亿欧元，但受到冷遇，因为「欧盟的钱包没有中国那麽大」，而且根据法兰西24（France 24）的报导，它「来得太迟了」。美国总统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无法像一带一路那样，在2017年那样变出一万亿美元，这表明世界资本主义整体上面临着新的不稳定。正如ISA在《无序时代》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样，各国为对抗疫情的经济影响而进行的历史性高水平支出，使全球债务水平飙升至创纪录的226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这种债务负担正在压垮（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资本主义政府为海外大规模帝国主义开支计划提供资金的能力。

帝国主义之间的冷战正在升温，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这只能意味着各国统治阶级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攻击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权利，以应付中美两国的军事和经济博弈。世界正在再次分裂成不同的集团，被压迫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被捲入交火之中。唯一的出路是国际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反对两个帝国主义集团，通过建立一个民主的、全球规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

上海封城已进入第七周

上海这座拥有2800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历7周全面封城，而且不知何时封城才会结束。当前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是中国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爆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徐建国表示，无论从经济损失规模还是受到波及的人口看 ，今年疫情比最初的2020年武汉疫情严重「十倍」。

包括首都北京在内，全中国近50座城市的3亿多人口处于全面或部分封控。习近平的「清零」政策造成经济瘫痪及人道主义危机。封控的实施极为残酷，并带有官僚主义粗暴作风。这些都引发了群众对政府前所未有的愤怒，反映在各社交媒体上揭露警方暴力的发文和视频中。这些内容很快就被中共审查机器删除；儘管如此，像《四月之声》这样的被禁视频，却有数百万的观看次数。

在过去一周，上海当局按照习近平和中共中央高层的命令，加强了封控措施。这意味着增加挨家挨户的访问，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大白」冲进居民家中（有时根本是破门而入）喷洒消毒剂，并将人们带到集中隔离点。这些隔离点均是临时搭建的「方舱医院」，其厕所和淋浴设施都很差，人们的隐私无法保障，食品供给不足。最新实施的更严格封控规定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检测呈阳性，其所在整栋楼住户都会被拉去集中隔离。

如此封控政策不但残酷、极度令民众反感，而且浪费资源、带来反效果。医院和医保体系的人力财力，正被调去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和管理集中隔离点。这样一来，当局搞错了优先事项，老年人和体弱者的疫苗接种则受到影响——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心的群体，而这一群体当中仍有40%未完全接种疫苗。综观全国，这一关键群体接种疫苗次数，已从4月份的每周60万剂下降到目前的每周30万剂。中共政权出于民族主义动机，不愿批准进口更有效的外国mRNA疫苗（例如辉瑞和莫德纳疫苗），这是抗击疫情的另一阻碍。

在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全面专注于巩固他的一人独裁——转变自中共以前的「集体领导」独裁统治模式。习近平现在正把他声称全球最优越的「清零」政策，作为实质上的效忠宣誓工具，来吓阻反对、不满他更加集中个人权力的党内资本权贵。在其他危机议题（香港、中国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新冷战）上，习近平的默认作法是，在其政策受到质疑时，在自身原本立场上走更远。

因此，儘管酿成经济灾难、失业率飙升，社会上也浮现民众普遍不满的情绪，但习近平似乎仍打算将「清零」政策至少维持到二十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之前对中共很友好，但最近却批评中共「清零」政策「不可持续」，而他这番言论在中国媒体被封杀。过去几个月，中国几位知名病毒学家也针对「清零」政策，提出了类似批评——当然，这些评论已经被中共审查机器和谐掉。

清零政策的偏执重创中国经济

自年初起新冠病毒Omicron病毒株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由于病毒的高传染性加上中国民众接种的国产疫苗保护力欠佳，导致疫情比以往更难以控制。习近平近乎偏执地坚持继续执行强硬的清零政策，这种刻舟求剑的愚行不仅无助于应对当下的疫情，更在上海造成了骇人的人道灾难。在经济层面上，这一波Omicron病毒株所引发的疫情袭击了沿海经济重镇，除了上海还包括深圳、广州。令这些重点经济纷纷陷入了全面或部分封闭状态。据日本野村银行估计，整个中国现时有4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封控管理状态之下，他们在过去每年平均贡献了大约7.2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值。

增长目标

中国政府为2022年制定了5.5%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而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本年一月至三月第一季度的增长为4.8%，当然这数字本身也不太可信。一般而言，由于年度的建设和投资项目刚刚启动，第一季度的数字通常会稍低。然而，由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封城状态是由三月底才开始，对经济的影响将在第二季度才开始反映。

所以中共的严厉封城政策会对一个城市经济造成多大影响？这数字可以参考同样进入封城状态的吉林省。吉林比上海约早半个月开始实施封城，对经济的影响部分地呈现在第一季度的GDP增长之上，吉林第一季度的GDP数字出现了惊人-7.9%的负增长！虽然东北三省的经济早已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但对比起黑龙江5.4%与辽宁2.7%的增长，吉林的经济衰退可谓坠崖式下跌。

因此，可以预计，上海第二季度的经济数字将会出现严重萎缩，可能将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它的负面效应将辐射全国，长江三角州地区工业重镇首当其冲陷入了瘫痪状态。因此，在理应带动全国全年经济增长的第二季度中，中国的数字很大机会急剧下降，而全年的经济增长也非常不可能达成5.5%的目标。这对于一直走低的经济增长走势而言是一个噩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四月中亦将中国本年度的经济增长预测从4.8%下调至4.4%，但也警告可能会进一步下调。因此总理李克强在四月中就表示要意识到每一波疫情的爆发都将带来愈来愈高的经济代价，要求地方政府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刺激措施。但具体要如何「平衡」？中共当中似乎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而当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基本已採取与病毒共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仍坚持清零政策，大规模的停工极大地影响了生产与供应链的运作，令外国资本深感忧虑。尤其是这与乌克兰战争带来的巨大经济动盪相吻合。因此，即使脱鈎进程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开始，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正在使其加速，而外国公司也将加快将生产转移出中国。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调查显示， 58%受访在华美资企业下调本年营的收预期，52%的企业表示在华投资计划被推迟或已计划减少投资。商会更称假如中国继续清零政策，将会有更多的跨国企业考虑转移到其他国家。

资金外流

加上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令外国投资者更加关注地缘政治风险，西方集团至少在短期内更具凝聚力，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包括未来遭遇今天俄罗斯式制裁的威胁，以及经济脱鈎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另一个额外的风险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率差距，美联储提高了美国的利率，并将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推高。外资加快了撤出中国。根据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4月份外币存款录得了负增长，减少488亿美元。这种资金外流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利率上升，但也反映了对经济衰退威胁的普遍悲观情绪和中国企业违约潮。

外国资金的抽离直接导致了股票市场应声下跌，四月份至今，中国股市就累计下跌了近5%。而中大型股票指数自今年以来下跌下20%，令中国股票市场成为了仅次俄罗斯的全球表现最差股市。

内企危机

当然，这些负面因素并非只针对于外国资本，国内企业同样面临停业停产、工人被裁、消费疲弱、以及债务违约等危机。由于疫情主要爆发在主要工业区，被封控区内的工厂生产线的停工停产影响了下游供应环节，令其他没受疫情影响的地区也面临原料或零件不足而无法生产的困境。华为消费者业务CEO更表示，5月份之后， 所有涉及上海供应链的科技和工业产业都将全面停产。而对于停工的製造业企业而言，停产直接造成产品无法如期交付，因而可以预期将会出现大量的违约诉讼，尤其是对外资企业的违约问题，令国内的资本最为头疼。

有趣的是，网上有消息指有央企因封控政策无法生产，造成海外合约订单无法如期履行合约交货。外资方面却坚持央企要为违约作出赔偿，理由是因为中国对外的主要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导称当地没有受疫情影响，工厂已经全面復工。情急之下，央企的领导称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可信不应作准，真实情况要看BBC或者CNN的报导。

这反映了不管是实际的封控政策乃至宣传造假都对企业造成了相当的影响和困难，即便是国企都在面临危机，那麽对抗风险能力更低的私营中小企而言，情况更是令他们感到绝望。对很多于处封控地区（尤其是上海）的中小企业而言，长达超过一个月的停工停业令他们的收入直接「清零」。4月30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4成受访中小企业的经营者表示他们的现金流已不足以再支撑1个月。这意味着到了六月，这些中小企很可能都将要面临倒闭。而中小企业支撑了中国62%的GDP，当中九成的中小企属于製造业。假如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将不仅仅是会在数字上重创中国资本主义的成绩单，更会连带波及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引发经济危机的涟漪效应。四月份中国製造业与服务业的PMI指数数字在G20各国中双双垫底，情况甚至比深陷战争泥潭同时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全力制裁的俄罗斯还差。PMI是一个显示市场状况和公司预期增长或收缩的指数。

「史上最难就业季」

今年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率高达22%，部分城市如深圳更高达40%，这些地区的製造企业可谓已经处于整体崩溃的边缘。而这些企业所面对的困难已经触发了就业危机，而中国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打击了城镇的服务业，偏偏服务业正正是中国城镇最大的就业源，国家统计局的报告称2022年第一季度的城镇失业率已达到5.8%，打破了「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出的5.5%上限，也创下了2020年6月以来的新高。当中最触目惊心的是青年群体的情况，16-24岁组别的失业率高达18%。5月初，全国大学生毕业就业率只有约20%，被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且这个所谓的「城镇失业率」的统计设计本身就有很大的水份──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失业后没有任何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保障，无法长期留在城镇中待业只能回到农村生活，这样的农民工自然就不会被统计入内。而作为中国劳动人口中的绝对主力，农民工失业的情况比城镇居民严重得多。

同时，在几年前还相当繁荣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也纷纷传出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多家互联网大厂的裁员幅度更有高达两成。大批被裁陷入困境的失业员工被迫转业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零散工种以维持生计。现时，全国8.8亿劳动人口中有2亿人口属于这种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员」。因此在5月7日，李克强在会议上就罕有地直截了当称目前全国就业形势「严峻」，并同时提出通过「促进平台经济（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鼓励创业创新以带动就业，这一立场似乎于习近平早前对互联网行业严厉整顿的方向大相径庭，突显了两人在经济政策乃至防疫方向取态上的分歧。这是中共正在越演越烈的权斗之一部分。

过去作为决定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房地产市场亦随着债务问题引爆了金融泡沫后深陷困境。根据 China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的数据，3月份百强地产公司的房屋销售，比上年下降 53%。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也从去年同期的25.6%，到今年1-3月下降到只有0.7%。按此趋势中国的地产开发投资即将录得负增长而陷入萎缩状态。事实上，全国房屋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已经双双严重负增长，分别下跌了13.8%销售面积和22.7%销售额。这些出自中国官方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都明白无误的表明了房地产市场已正处于一场毁灭性的危机当中。

对于这一系列的危机，中国政府将可能採取什麽样的对应方法？首先综合来看，在过去，拉动经济的三个火车头──消费、出口、投资，现在都纷纷都出现了问题，消费品零售总额三月同比下跌3.5%，四月的汽车销量腰斩。外贸订单无法履约，进出口中断，三月的外贸订单下跌了一半。中国海关总署公布，3月进口总值按年跌0.1%，是自2020年9月以来首次下跌，而外界原预计应当是上升8%。上海海关从业者粗略估计，自处于封控状态以来，每日的帐面损失达100亿元人民币。

四月份灾难性的金融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数据，这份数据即便在中国政府极力修饰下依然显得非常惨澹，某些数字甚至比2020年2月首轮疫情爆发的情况下更为恶劣。报告显示，4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51%。人民币贷款增量6454亿元，同比下跌56%。而住房贷款的总量更是萎缩了605亿。

有人认为，人民银行一反常态地没有像往常一样于每月12日公布金融数据，而是选择了在13日星期五晚上才公布，正是由于人民银行深知数据反映情况非常恶劣，一经公报很可能触发投资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恐慌与暴跌。

因此可以看出，房贷总量的收缩代表中国民众的购房意欲亦已「清零」，即使中国政府希望放宽贷款，人民银行亦决定于4月2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民众亦不愿意再加槓杆举债消费。中国政府亦尝试重新加热房地产市场，针对个人层面，全国各地已有上百个城市开始陆续为房屋限购政策松绑；而对于房企层面，中央所谓的三道红线政策自2021年底亦已名存实亡。但从人民银行的数字上来看，这些间接的刺激政策都没有收到效果。

「润学」

因此，外界普遍预计中国在2022年会再度以增加基建投资，通过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并解决需求与就业问题。然而经过了多年的超大规模基建投资，中国不少地方的基建早已陷于饱和状态，再次以投资基建拉动经济效果已变得非常低下，且会进一步恶化本来就已经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

这样暗淡的经济环境，加上当下普遍民众已被疫情防控以及经济危机折腾得近乎山穷水尽，对未来前境失去信心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共识并形成了社会气氛。近日一段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正正道出了这种心态，视频显示了身穿白色防护衣的警察上门要将户主拉往强制隔离，并威胁户主称如不就范就会面临处罚并会祸延三代，户主则斩钉截铁地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因此，近日中文互联网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润学」，所谓「润」就是音译自英文「Run」，指的就是讨论如何逃离中国。这是继「内卷」及「躺平」思潮后更为激烈和直接的热门话题。

部分人现时将希望寄託于这一波疫情受控或平息后， 经济重回正轨。然而，Omicron病毒株的特性令它几乎不可能被根除，就如流感一样只会一波又一波的反复出现传播。假如每一次传播就导致一座中国的城市封控一个月，那麽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全年都没有一天是处于「正常」状态，经济活动将永远不可能「重回正轨」。因此，为了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挽救经济，政府可能假装清零，民众假装相信，但事实上与病毒共存。然而毫无疑问，出于确保习近平终身执政的目的，一切的重大政策改变都必须留待下半年中共二十大举行之后。但实际的情况是：有多少企业和多少基层劳动者能挨到下半年──那怕即使在下半年也不见得能迎来改变？

危机重重

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自「改开」资本主义復辟以来最接近悬崖边缘的时间（假如不是已经在往下坠的话）。我们在1月份《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的文章中就已经指出，社会上已开始出现信心危机，而仅仅三个月的发展就印证了我们的预测，而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封城直接加快了这一个进程，击破了民众对未来的最后一丝冀望。在接下来的日子裡，中国随时都有机会出现爆炸性的经济危机消息。同时，这次危机亦直接显示了习近平为了维护个人的专制以及所谓的面子，令中国社会与基层劳动者付出了多麽惨重的代价。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都因危机陷于瘫痪，而中国的极权统治现正加剧自己的资本主义危机。要摆脱这一困局，只能通过挑战专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经济，科学而民主地制定合适的公共卫生政策。

「润学」兴起反映中共民族主义维稳愈发无力

中国已经陷入2020年以来最严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恶劣的封控实施当下，「润学」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润」字谐音英语「run」（跑），「润学」就是呼吁大家儘量「逃离」中国。

3月最后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题的「移居加拿大条件」搜索量暴涨28倍多，位居中国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对于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检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于宣布坚持「清零」政策后，对于移民政策讲解的视频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机构收到的业务量骤增，谘询者大多为中产阶级，也有不少专业人士。中共警觉事态严重，因此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关的搜索量相关信息。

严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于感到民族主义宣传愈发无力，以及害怕外汇储备不足、专业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种办法收紧中国人出国出境的空间。5月初，移民管理局颁布新规，称严格限制、「劝阻」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游和探亲）。即使出国留学、就业等在名义上还是必要事务，边检人员仍然会对出国人员百般刁难，很多人最终仍然被阻拦；很多网民也爆料说，自己不能以留学为名义办理护照，甚至自己的护照被剪角作废，而官方「闢谣」并不可能打消社会大众疑虑。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自诩自己严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优越性」，试图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巩固自身统治；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对于疫情的灾难性应对不当（5月17日，美国官方通报死于新冠人数破100万大关），也很大程度帮到这一宣传，但今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攻破中国防疫大门，广大工人阶级甚至很多中产阶级都面临收入更加不稳定、生活水平恶化、「内卷」进一步加剧的现状。这些无疑都挑战着中共官方民族主义胜利叙事。可以说，很多人「润」的念头，并非始于防疫乱象，但疫情封控加剧了这一念头。

当前「润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徵，便是很多中产阶级人群对社会的愤怒，当中部分会走向激进化。所谓「中产阶级」，其实主要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人；总的来说，因其所处地位，在社会未处于深重危机之时，这一人群总体上政治冷感、「岁静」或保守，是中共独裁的重要社会基础。但现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一步下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内卷」太严重、生活压力太大，政治环境更加高压，很多人便觉得中国并没有比世界其他国家优越，因而动了移民念头——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产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大部分其实也不具备「润」的硬性条件，大多数人想「润」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应，而不是有实际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留在中国。那麽广大基层工人怎麽办呢？特别是，中国只有约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过5000元，而这样的收入距离移民也差很远。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升温的情况下，不但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为了展现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开移民大门，而且中国移民也不可避免会成为他们移民所在地种族主义攻击、歧视和归罪对象。这正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需要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化来维持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同时，很多民众也会觉得「润」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行为，因而不甘心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坚守在中国。

「润学」兴起的背后

最终真的「润」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润学」兴起显示，民间对于倒车的社会现状失望和不满的情绪正急剧升温。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以防疫为名的粗暴的社会控制持续升级，令中国广泛人口集体震惊，并且惊醒起来。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普罗大众，如果不默默接受现状，或者是「躺平」消极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现在中国一切从上到下的社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中共独裁统治，以及其捍卫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群众的社会反抗若要触及根本，必须联繫到推翻现行威权资本主义体制，而这需要工人阶级迈出第一步，发展自己的战斗性独立组织、独立工会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

疫情封控下中国大学生受尽打压

中国各地都在爆发学生抗议，反对政府强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学数百名学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团野村估计，中国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或局部封城，影响3.54亿人。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疫情，反而使群众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在中国的高校制度下，一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达到上万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赖外界的物资保障，这使大学生在高压管制之下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根据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学生由于得不到及时转运，被迫和阳性病例一起隔离在宿舍楼中，导致很多健康学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学校，学生也面临只有乾粮，没有新鲜的肉或蔬菜。还有一些材料称，学校连基本的卫生用品或日常用药都无法提供，尤其是需要医院开具证明的处方药，学生们不得不自发地开展以物换物。上海的大学生还报告称，由于封控下达时他们正在实验室或者体育馆，因此不得不就地隔离，打地铺席地而睡。

在物资供应相对充足的学校，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上海同济大学，提供的猪肉中出现了猪肉絛虫的卵，这种寄生虫可能导致患者双目失明、甚至瘫痪死亡。与此同时，上海梅陇镇也出现了猪肉絛虫的案例。可见，这已经不能归结于「个案」，而是高压封控下的制度性问题。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凿凿地说：「未发现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居民和学生录製的视频、拍摄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来风。虽然相关评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大范围的删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当时拍摄的图片。

在封控区以外，大学生也往往面临额外镇压。一方面，政府自89运动之后一直将大学生视为潜在的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压下害怕承担责任。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倾向于将大学生严厉管控起来。例如说在珠海市，当全体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大学生仍然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很多学生必需的办证、考试甚至买药都无法得到满足。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学生表示学校只管控学生却不管控教职工。这种高压管制已经脱离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镇压力度的手段。

高压管制

面对政府和校方的高压政策，一部分大学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抗争行动。相比于前两年的大学生抗议封校运动，今年的大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例如说，在3月，四川大学学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团结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标语，并组织串联罢课和游行。迫于学生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学学生运动的鼓舞，其他一些学校学生也争相效彷，例如武汉科技大学学生也挂出了抗议封校的条幅，最终迫使校方妥协。五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离区外修建了临时的外牆，被愤怒的学生推翻。学生代表还要求校领导签字承诺不追究抗议学生。而另一些抗议者就没这麽「好运」。鲁东大学学生孙健在校园内举着自己写的标语游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后遭到校方开除。

相比于举横幅或举牌抗议，更多大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大学生用户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润学」（意为逃离中国）这样的话题再一次被激烈地讨论。在微博上，大学生们发布了抗议封校的言论。这些信息大多数都遭到网络审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气，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发布此类言论的学生，然后「谈话警告」，以开除作为威胁要求他们删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学生在公众号中写道：「他们（校方）半夜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质问我是不是在网络上发表了抹黑学校形象的言论，并多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汉，校方禁止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和讨论与抗议有关的言论或图片，否则将「给予处分。

大学生目前遭到的高压管控显然已经脱离了正常疫情管理的范围。统治阶级害怕政治动盪影响到他们的权威，因此宁可牺牲大学生的基本权利。我们也看到，大学生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虽然这还处于一个自发和初期的状态，但他们的思想转变有目共睹，很多过去支持中共的大学生也在网络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满。我们认为，必须要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替代现在这种政策僵化的独裁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学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连花清瘟胶囊──神药还是神棍？

上海在过去超过一个月的封城灾难中，居民一直面临被困在家中或小区内，不允许外出购物而导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甚至药品都严重不足的情况。由于将2800万居民封锁几星期根本是荒谬且不可行，加上腐败和官僚行政的低效，政府发放的物资对于上海居民而言不过杯水车薪，上海居民只能各自想方设法团购以缓解困境。然而，在整个封城的日子裡，被官方所吹捧的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却有着最充足的供应量，保证每家每户都至少能有两盒。民众自然而然的质疑：这到底是「神药」还是另一个为煽动民族主义而编织的「神话」？

药厂的辩解

首先，对于这款中成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绝对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所研发和生产的，而是由製药企业「以岭药业」在2004年「花了15天时间研发」出来的一款中成药。当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发之时，5月药厂就在《植物医学》（Phytomedicine）中发表报告指「连花清瘟」对新冠肺炎的「主要临床症状（发热、乏力、咳嗽等）」具有改善作用，症壮持续时间有所缩短。因此，此药随即被国家卫建委列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中。同时药厂也声称「研究报告」指「连花清瘟」可降低新冠肺炎阳性感染率达76%。这些基本上就是药厂面对质疑自我辩解所提出的「证据」。

而然仔细检视，这些所谓的「证据」非常薄弱。这款中成药事实上是2003年针对SARS非典型肺炎而开发的，而由于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相对短时间内就平息，因此在研发过程中根本没有足够的病患作为样本，随后的随机对照试验以及第四期临床试验也就不了了之。随后在2009年，以岭药业再将此药註册研究用于H1N1流感的治疗，报告的结果被认为未达统计学意义。

直到2020年，「连花清瘟」乘着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东风，在被吹嘘为「国士」的钟南山背书下，成为了中国对抗疫情的神药。《社会主义者》杂誌谘询过一位香港註册的中药药剂师的意见，她认为，以中医体系的角度来看，「连花清瘟」的药方仅仅是对于「症状」有效，而并不代表对「疾病」本身有治癒作用，不可能有任何的「预防」作用。

相比起药效，更令人关心的是背后的利益输送问题。2015年，锺南山就与以岭药业的老闆吴以岭签订了关于连花清瘟药品的合作研究项目，并在2019年成立了「南山──以岭肺络联合研究中心」。因此，锺南山本人与以岭药业有着明显的利益关係，然而，这一层关係却没有在任何一篇论文或研究报告中公开披露。

不仅以岭药业，同时被纳入卫建委《诊疗方案》中的「血必淨」注射药液，由红日药业生产，而红日药业正是锺南山作为董事的天津红日健达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持股12.5%）。

这样直接而赤裸裸的利益瓜葛，在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在被封控的城市，「连花清瘟」有着绝对充足的存货，保证送到每家每户手中。据统计，这样的货运量至少占用了上海封城其间全部运力的三分之一。以岭药业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代价却是由民众承受着这些药效不明以及安全性成疑的风险。

又是民族主义

中共显然把这一场新冠疫情同时作为民族主义的表演舞台。习近平为了竖立他所认为的「民族自信」，甚至将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医学人为地对立起来，让大批网络水军攻击诋毁各种现代药品的安全性和疗效。这一点甚至连很多中国的传统中医师都感到费解。中共一直宣称自己之所以要坚持清零政策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而事实是从製药企业到病毒检测机构都在过程中赚取了难以想像的利润。根据《福布斯》杂誌表示，中国百大富豪中有十分之一都来自医疗或医药产业的。中共专政官僚与中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资本家各得其所，而没有任何选择权和发言权的民众却只能成为被宰割的对象。因此，维护群众的利益和健康，不仅仅要挑战中共的官僚专制，更要打倒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上海疫情的悲剧：一场无可推卸的人祸

至五月，上海终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这个乐观的声明所不能掩盖的，是上海市的灾难很大程度上绝非天灾，纯属人祸——这场人祸并没有随着官方所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

我们处于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习近平政权却没有汲取任何科学的教训。连之前与中共友好的世卫组织最近也客气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在封城后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资、哪些企业能成为保供企业，统统由官方拍板决定。于是，受严格管制的物资供应为当地留下了巨大的贪腐空间。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迹斑斑的企业成为了红头文件上的“保供企业”。

上海因为官僚的低效与腐败而出现了生活物资的紧缺，反过来生活物资的紧缺又使官僚与投机者得以更加疯狂地盈利。就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幅奇观：在京东等相对有保障的电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资格审批上不得送货的同时，一些资质存疑的“保供单位”却顺利获得批准，一路绿灯地为居民送来了臭掉的榨菜、变质变味的猪肉等各路劣质食品，而各地无偿捐赠的物资有的被捂在仓库里，有的被高价倒卖，有的甚至被扔进了垃圾桶。

有人会问，难道社区居委会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吗？他们难道不能从基层做起、抗衡这种恶劣行径吗？

很遗憾，不能。居委会名义上来看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他们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级命令的体制末梢，严格听从上级“从严从紧防控”的指挥，既不群众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干部更是颇有官老爷风范，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宝的，有放任菜蔬在仓库里烂掉的，不一而足。群众即使试图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去，也只能担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志愿者，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民主、自治的机会。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于“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可事实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计五百馀例；而作为对照，上海群众自发记录的、不计入卫健委报告的疫情“次生灾害”死者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近两百例。这些死者中很多本来可以救回来。但是，有的医院“为了防疫”已经关掉了急诊和发热门诊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医院要求病人必须先做核酸检测再抢救，哪怕病人已经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结果；有的社区底气十足地拦住准备就医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们“想出去就别回来”；而因为封控而断药、断氧、救护车调度困难则使众多病人只能在小区、养老院里等待已经来不及抵达的治疗，然后默默死去。

他们没有死于疫情——他们死于疫情“防控”，而他们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连疫情死亡数字都不是。

“大概在10号到11号，氧气瓶就完全没了，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们养老院在一个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医院包围，平时救护车也就是5分钟的车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拨了120，车子得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要2~3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老人氧气跟不上，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

——上海一家养老院长的口述

自始至终，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虑了疫情数据与经济数据的权衡取舍。对他们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经济数据与疫情数据面前分文不值，所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过是政绩单子上的“数据至上”。

在中国官方的神话里，党中央的方针和官僚集团的领导彷佛已经成为了万灵的处方，但在群众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摇摆，并为官僚集团的“政绩”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这一套谎言就再也不能欺骗他们了。群众政治意识的逐渐复苏——从观察与思考现状出发，他们积累下了对官僚的无能、残暴、腐败、乱指挥的愤怒。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民主的救灾委员会，接管分配物资和管理社区的权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组织起来，并严惩扣押物资的腐败官员。

扯下皇帝的新衣——大翻译运动

众所周知，中共的内外宣传有着天壤之别。多年以来，通过建立严格的舆论管制体系，设置网络防火墙、控评、利用信息茧房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等等，以更好的操纵和愚弄中国的人民群众，为自己服务。

在今年二月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上更是将这一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在国际上采取模煳的“中立立场”，既反对对俄制裁，并且在联合国投票反对谴责俄罗斯，但又给乌克兰提供所谓的民用物资捐助（这背后必然是基于利益考量），试图在海内外群众面前装扮成“好人”；这些虚伪愚弄了泽连斯基政权，使其要求中国政府向普京施压停战。另一方面，又大肆放任亲俄国公开支持侵略战争的舆论报道（包括假新闻）充斥内地网络平台，甚至通过自己的喉舌媒体发声去支持俄罗斯，比如播放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的宣传片进行暗示，却限制同情乌克兰或者宣传反战思想以及资讯流出，在这种封闭式单方面灌输的影响之下，宣扬暴力以及好战的狂热民粹主义思想在内地网络甚嚣尘上，比如在俄罗斯刚刚发动侵略后，有关“趁机收留、带走乌克兰美女”的性骚扰言论就在各大平台刷屏。

在此背景下，大翻译运动（英语：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简称TGTM）应运而生。这是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出现的一场网络群体运动，旨在翻译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内容，中国共产党党媒官媒的部分报道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与洗脑”，以展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立场以及中国部分城市在清零政策下的悲惨景象，促使海内外华人从中国大陆的假新闻与政治宣传中脱离。3月17日，大翻译运动官方推特发文称其目的不是抹黑，而是忠实的翻译“谎言”。

打破中共的两面三刀

大翻译运动最早起源于Reddit论坛的数个中文子板块之间，该运动由“分散在世界各地的00后中国人组成”，他们将中国“局域网”的言论翻译为英、法、德、日、韩和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多角度，深层次，有理据地展现大陆人的言行举止”。简而言之，就是打破信息封锁，戳穿中共玩两面手法的宣传谎言以及中国官方媒体横行多年的民粹主义遮羞布。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翻译运动出现后，就立刻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极度不满与贬斥，以至于新浪财经、澎湃新闻等等都要反复高呼“过激言论不可取，极端言论不必理”、“境外势力别有用心”的口号标语了。

对于大翻译运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辩证地看待，它是充满矛盾的。运动中有进步也有不甚进步的元素。它无疑可以在教育群众和揭露国家宣传中发挥正面作用，但单靠它却不会带来改革。它并不能迫使独裁政权的媒体自我纠正。现存体制并不能通过施压而自我改良。需要一个政治力量来运用这些资讯，并将之联系至一个斗争的纲领。只有建设一个群众性工人运动，组织所有受压迫阶层来反对独裁体制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同时也要注意到大翻译运动群体构成复杂，大量成员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资产阶级民主，妄想通过文宣工作推动所谓西化，并且相当部分参与者也是右翼种族主义者（因为痛恨中共而迁怒到整个中国人群体），不可能从根本上带来改变，所取得的成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大翻译运动的冒起是中共的另一病征——政治和经济病毒正在侵蚀中共（同时危机也在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和青年，以至工人阶级对现存秩序感到绝望。当今局势更加展示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出路的需要。

新冠疫情之下：中共民族主义宣传泡影

在经济、国际政治多重危机交织下，上海疫情治理的混乱黑暗又加重了中共政权的统治危机。在疫情这场针对工人阶级的官僚+资本主义惨剧中，中共政权希望以更强民族主义宣传掩盖社会根本矛盾，扭曲群众的激进化情绪。其威胁需要被揭穿，而现实亦不断展现其宣传仅为虚弱的谎言。

上海在爆发性疫情下，在这座以所谓现代化行政管理着称的都市里，物价飞涨、物资短缺、官僚基层管理混乱、资本家囤积居奇等现象成为市民生活的主导，为工人阶级造成了深重灾难。问题不仅指向残暴的清零政策，更指向资本主义—官僚统治体系本身。

而以民族概念压制阶级对立又成为中共以至所有资本主义政权的宣传伎俩。中共不断宣传“集中力量办大事”及“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等抗疫概念，并以美国为案例进行拉踩，向工人们灌输只有中华民族团结和受党一致领导才能渡过危机的观点，并将异议者在网军协助下打为民族叛徒等。

同样，中共利用鼓吹“国产疫苗”、“国产抗疫产品”等转移矛盾，一方面煽动民族热情，另一方面将造成危机的官员大而化小为一小撮卖国的“买办坏人”，将根本性的体系问题偷换成部分问题，许多受毛派思想影响的青年在此时亦被这种民族主义宣传所蛊惑，例如上海市3月曾发文支持疫苗外国进口，毛派将此举视为上海官僚进行卖国买办活动的体现，将阶级矛盾偷换为民族矛盾。

必须揭穿这些谎言，譬如将无人道的全封闭式管控，美化为中共领导下的“全域静态管控”，作出动态清零可持续的假象，亦或是对外宣布上海物资充足，掩盖囤积贪汙物资与饥饿现象普遍存在的惨状，这些谎言都以虚假宣传维持着摇摇欲坠的中国抗疫“神话”。于中国而言，中共政绩至上的僵化动态清零政策只是大大恶化工人阶级蒙受的灾难，而背后的资本主义秩序则是根本原因。所谓团结抗疫，根本目的是消弭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打压异见者，维护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固。

民族主义宣传幻灭

其次，我们也看到这种民族主义宣传在危机不断深化下的脆弱性。网络上流传的诸多关于上海疫情中基层管理者粗暴行事、官僚贪汙浪费物资的录像，以及群众诉说生活艰辛的音频，正在激起愈来愈多的失望与愤怒，这让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受挫。中国网民将2022年的上海与1945年国民党统治下的物价飞涨、囤积居奇的上海相比，不仅将矛头指向资本家亦指向官僚。更广泛的，“润学”（研究中国人移民海外的方法的学问）也成为墙内网络讨论的风潮，可以见得许多在疫情中受到打击的群众，对中共的统治能力失去信心，也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感到幻灭。

在民族主义宣传暴露出脆弱性时，我们亦要看到中共的宣传工具由强大的舆论管控工具所配合，并在统治危机加深时，必将加大民族主义蛊惑的力度。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仍在群众意识中仍拥有一定市场。粉红群体与激进化的群众意识的对立将进一步加深，必须妥善应对这种政治意识两极化的趋势。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国际主义的观点，并有需要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用国际工人团结抗争回应民族主义幻想，只有追求团结抗争，对抗中共领导下的独裁资本主义体系，才有机会建立工人民主管理的计划经济体系来改善疫情中的社会治理，不让此波疫情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发生。

渔沟中学“6+1”事件：政府洗白使小粉红感“被背叛”

2022年3月31日晚，安徽渔沟中学发生了一起校园欺凌惨剧，少年王鑫磊在学校宿舍被一名高年级学生带领6名同伴殴打致死。次日一早，王鑫磊的家长来到校门口，其父身着军装申冤哭诉，并拍摄视频请求公众关注。该视频一经传播，迅速激起广泛关注和同情，成为当下最热点的公众事件。

不久后，当地警方就此事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王鑫磊系与另一名同龄同学的肢体冲突中死亡，不存在群殴情况。王父为普通农民，并非军人。”公众对此并不买账——事实上，中共近年常常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蹩脚地“辟谣”对民意堵嘴，已经彻底失去了公信力。民众纷纷到当地警方的社媒帐号下斥责当地警方的无耻、政府的腐败，广泛上传自媒体视频，提出要求政府公开调查、伸张正义的诉求。

而中共官方的回应则是要求各媒体平台采用取消相关热搜、删除评论、屏蔽视频等手段，强力压制高涨的民意。官媒“山东观察”甚至因不顾禁令持续关注报道渔沟中学事件遭到抖音的封号。王父也再次发布视频要求网友不要再传播此事，眼细的网友发现其身上有被殴打的痕迹。

官方此举让许多义愤填膺的“小粉红”们大感寒心，纷纷表示“如果事情一直被压，就再也不相信党和国家了”。面对这些包括退伍军人在内的失控民族主义者，为了维护中共统治所培养的民族主义，中共出动了另一批网军，指责他们是破坏社会稳定的“1450”（台湾间谍、境外势力）。

“校誉”

这种指责显然是荒谬的。来自中国的读者一定亲历或目睹过校园暴力：中国学生不但要长期遭受到来自学校、老师的体制的恐怖高压，同学之间的关系也遵循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学校在处理校园暴力事件时总是罔顾校规法纪，根据家庭背景、学习成绩偏袒一方或干脆大事化小，而且为了所谓的“校誉”而掩盖事件。相当部分网络上的小粉红都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下层青年，但之所以心甘情愿成为民族主义的拥趸，与其对现存生活感到不满、渴望得到虚假的民族共同体给予的庇护有直接关系。中共公开庇护行凶者，自然让部分小粉红幻想破灭，深感背叛。 可见民族主义势力的失控可以使中共统治更加不稳。

我们的认为，应对如此惨烈悲剧，必需包括学生、教职工与家长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追究责任。学生有权成立独立的学生会，团结起来参与制定政策以防止校园欺凌。可是，中共各级官僚不可能容许任何挑战其权威的自治组织、威胁独裁政权稳固的民主诉求发展，他们只会粗暴地镇压民意，纵容行凶者、学校和警察沆瀣一气，为“负面新闻”洗白，炮制6+1=1的谎言；因此，中国青年只有在革命社会主义的纲领指引下团结对抗整个反动的独裁政权，才能根绝这种暴虐恐怖。

996惨剧：上海设计员工被累死

2022年2月16日，有网友发布《尤安设计员工曝同事疑似被累死》一文，引发热烈讨论。文章爆料，上海名为“尤安巨作”的建筑设计公司，26岁设计师赵磊在15日清晨因过度加班在出租屋内猝死。随后，赵磊生前的同事向媒体披露，“尤安巨作”一直存在加班现象，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晚上六点，但是员工能十点下班就算是很早的了。赵磊在毕业后就来到这家企业工作，整整两年没有回家，结果却被克扣了年终奖金，这种事情在“尤安巨作”也不少见。然而，17日上午媒体记者采访该公司负责人，负责人却矢口否认员工猝死与加班存在关系，“加班猝死纯属造谣”。

这样的悲剧是中国996劳动制度的又一起“杰作”。所谓996制指的是员工从早六点工作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这样的劳动时间并不包含午休、午饭等休息时间，已大大超出了八小时工作时间的上限，而且员工为了不被公司开除，不得不拼命加班，竭力完成老板分配给他们的各种工作；就算没有额外的工作，他们也必须加班来赚取更多薪水，以便养家煳口。这样残酷的压榨本身就是慢性自杀，而猝死结局。在盘剥员工的同时，老板们也学会了如何回避责任、将悲剧的过错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会想办法消除公司考勤系统的记录，然后派出水军四处压制舆论，再用威逼利诱，迫使受害人家属和同事沉默，最后用一些空头支票消散公众的不满。

独立工会的力量

面对企业的压榨，员工个体很难做出有力的反抗。有些人乞灵于中国政府的仲裁和调解，然而中国政府早已选择与企业家首鼠两端，他们声称“一切都为企业家让步”！中国政府的统治基础是资本主义，它不可能也不愿意真正反对“资本”。数年来的斗争经验都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唯一能与资本抗衡的便是员工团结起来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证明了工会的意义，它并非中共和企业家控制的、只会发月饼甚至打压罢工的“工会”，而是为了保护员工利益、群策群力的战斗性工会。也许最开始的斗争只是磨洋工和劳动仲裁，但是斗争的激烈与残酷会让劳动者开始走向这条道路。

社会主义者强烈抨击996等极端不人道的劳动制度，认为劳动者应当享受充足的休息时间与良好的工作待遇，支持工人阶级为改善自身条件而进行的种种斗争。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者应当组建战斗性的独立工会，才能在于老板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建立战斗性的独立工会只是第一步，彻底结束996工作和剥削压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由劳工自下而上民主管理的企业，以及民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此全体无产阶级都应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与官僚的独裁统治。

唐山烧烤店事件：成因远不止“黑恶势力”，更源于制度性暴力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老汉城烧烤”烧烤店，男子陈继志性骚扰一名女顾客不成，因而恼羞成怒、殴打该名女子，并随后演变成与一群同行男子围殴4名女子。相关视频在网络流传迅速。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强烈愤慨。众多网民强烈谴责此事件，并且设法搜出这些打人者的身份。很多女性谈及自身生活中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威胁，亦有不少网民看到此案而联想到之前徐州铁链女一案，以及之前在浙江台州、云南丽江等地发生类似的暴力事件的明显关联。群众意识正在大大改变，认知到这种事件不是孤立个案，而是中国广泛的性别压迫问题一隅，也开始看到腐败的制度和官员是制造祸害的元凶之一。

事发后所有打人者全部被捕，但官方并非认真对待性别暴力。殴打发生时，唐山警方收到多通报警电话，但把事件标记为“一般打架”、30分钟后才到场，大部分行凶者是在距离案发现场很远的廊坊乃至江苏才被抓到。从流传的照片看，至少2名女性受害者伤势严重，然而官方通报却是说遭殴4名女子“轻伤”或“轻微伤”，并且受害者的情形至今仍然不明。

官方所作所为实质是转移焦点，把案件描绘成单纯的黑帮犯罪，旨在掩盖性别暴力，并借以加强警察对社会的控制。公安通报把重点落在行凶者的非法拘禁、洗钱等前科；各中共官媒仅是声称事件挑战了法律和“大众的安全感”、把案件定调为“涉黑涉恶”；最高检和唐山政府，则宣布常态化“扫黑除恶”。黑恶势力客观威胁群众安全、应被铲除，但官方表态明显是掩盖不平等的父权和阶级社会制度下，对于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带来的性别暴力问题。事实上是中共腐败体制下，黑帮自然与建制有相当的勾结。唐山市公安部更公告将该案件转由廊坊市的公安局实施侦办，因为当地公安部门很可能为涉案的恶势力提供“保护伞”。

此外，目前已有265个新浪微博帐号因所谓“挑唆性别对立”而被封禁，其他中国大陆社交媒体平台也在封杀很多批判性别压迫问题的言论。唐山市以疫情防控为名，要求外地人要在到达唐山48小时之前获得当地社区批准、到达后须签署保证不外出的保证书、记录自己市内行踪并拍照证明等等，实则阻挠外界了解真相——正是因为官方充当保护伞，女性受暴问题才一再发生却又最终不了了之。

中共当然是在歪曲事实，从而为加强镇压、扩大警察权力找借口，把焦点从女性受压迫问题上转移开来。中共抹黑女权主义、宣传女性应服从核心家庭观念、促进生育和婚姻，并加强对妇女生育权的控制。在中共官方引导之下，加上网络审查，目前墙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评论只说支持“严打”、判行凶者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等，但仅是强力的警察镇压，并不会改善中国社会中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问题。实际上，整个中共独裁机器正是充斥并包庇着性暴力，家暴和性侵事件往往被轻判甚至无视，张高丽等权贵的施暴者常常能够逍遥法外。

同时，中共却害怕群众对性暴力事件产生愤怒，因而作出表面的让步。去年爆发的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被告之一王成文曾经被裁定有“猥亵行为”但无犯罪。但案件在今年6月22日却出现转折——山东济南一间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另一被告人张国被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显示司法受到民众压力被迫改判被告坐牢。

性别暴力也并非凭空产生，而是联系到资本主义阶级制度——统治阶级需要暴力来维系统治，当然会病态地美化暴力行为；为了试图拯救生育率，同时不侵犯资本家总体利益，如今亲资本的中共势必强化父权制度与“阳刚之气”，并且为了对国内民众煽动民族主义，而鼓吹攻击性的“战狼”外交——这些都会衍生或鼓励到各种暴力言行。

无论官方如何引导舆论，性别暴力问题已是暴露无遗。地方黑恶势力、中共独裁机器与资本主义彼此交织，也维系着性别歧视与压迫的现状。所谓“雷霆风暴”整治行动并不会解决问题，用意仅在于加强镇压，并削弱群众自我抵抗（这也能解释道为何案发时，旁观男性顾客不敢劝阻施暴者——生怕自己见义勇为，反而被警方认定为斗殴，而自身也是社会弱势、无力承担司法后果）。根本分歧在于控制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的极少数富豪精英，与工人阶级为主的广大受压迫群众，而中共政权是与前者站在一起。因此，女性、全体工人阶级、年轻人及其他受压迫者需要自我组织，对任何官方机构都不抱幻想，以反中共独裁、反资本主义的纲领，直击性别压迫与对女性暴力的根源，从根本上对抗性别压迫。

中国：三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习近平成为中国终身独裁者的如意算盘，如今阴云笼罩——这正是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灾难。“清零”政策下的封城瘫痪了中国各主要城市，重挫了GDP增长，并将失业率推向新高；此外，还有如乌克兰战争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冲突。中国社会被猛然推入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每个社会阶层都对于经济怀着深重的悲观态度，并担忧着未来可能的发展。粗劣的“清零”政策已经激起了对中共政权前所未有的愤怒。

据报，习近平已经指示高层官员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今年的GDP增长率比美国高，然而除非美国的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这不大可能发生。彭博社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预测值下调到2%，而美国的增长预测则为2.8%。当前没有任何一间国际预测机构对中国2022年的GDP增长给出4.3%上的估算，远低于中国政府定下的5.5%目标。

中共今年稍后将要召开五年一度的党大会，习近平将在其中延任他的总书记第三任期，或者恢复早已废置的中共中央主席职位。党大会的作用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的仪式，而真正的决定早已由约40名官僚资本主义的头目在一系列黑箱交易中事先决定好了。

习近平高度集权、废除了过去四十年的“集体领导”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邓小平发起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是中共政权与中国社会面临深重危机的表现。社会、政治与地缘的紧张状态正接近爆点。这些内部压力迫使中国资本主义寻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并是帝国主义冲突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中美新冷战又加剧了国内矛盾。

在今年，为了尽可能平稳地实现他的终身统治，习近平将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需要。在总理李克强于今年三月的人大会议递交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稳定”一词被提及了76次。然而如今稳定却无从得见。

清零政策

今年，因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Omicron）变种病毒疫情爆发，引发了专制下反乌托邦式的镇压行动。2022年的封城规模之大是人类史无前例的。超过3亿人直接受影响，必须忍受数周的居家隔离、失去收入、食物短缺、新冠以外的疾病得不到治疗，以及官僚暴力。甚至远离封锁区的地区也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在消费的骤降——因为人们害怕他们可能也将会面临封锁。

国家的网络审查令大众无法质疑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甚至世卫组织的温和批评（说清零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也被屏蔽掉。全球资本主义逐渐意识到，习近平政权将把这种“清零”政策至少坚持到中共二十大之后，并且全然不顾其极深重的经济代价。

经济代价已经表现在经济的急速下行，其中第二季度GDP极有可能会衰退。同时，已经有着过重财政负担的地方政府，现在又多了一个沉重负担：必须自行支付市民每隔72或48小时做一次的核酸检测资金。东吴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为中国全部的一二线城市（涵盖5.05亿人口）进行常规核酸检测将要每年花费1.7万亿元，而这占中国GDP总量的1.3%，甚至超过中国每年1.45万亿的军费！

大部分地方政府都深陷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由于土地销售的骤减（根源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与税收降低（根源在于封城和政府减税政策）。日本银行野村证券表示，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资金缺口总计将达到6万亿人民币（约合8950亿美元）。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正在对公务员减薪，甚至拒付2021年以来的奖金。

经济体量等同于阿根廷的上海，从三月下旬就处于封城状态。当局名义上在六月初解封，但随后官方又重新实施封城，如今这座城市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封锁。而北京名义上没有处于封锁，但自四月末以来，该城市的过半地区都曾在不同时间处于全面封锁。由于大规模民意反弹（主要来自上海）大量涌入社交媒体，甚至突破了火力全开的审查机器，如今媒体不得使用“封城”一词描述北京情况。

对于工人阶级，“清零”政策意味着更严重的剥削、更少的工资与更多的债务。例如在上海就有几乎五百万来自更贫穷省份的农民工。在封城期间，这些工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为了维持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生存，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与数人合租一个房间——不是一个公寓，而是一个房间，甚至仅仅一张床。在平常，这些工人仅仅在睡觉时回家，加班数小时以弥补生活费用。在封城期间这样过度拥挤的环境更是无法忍受。

为了满足资本家，特别是那些越来越多地从中国撤资的外国资本家的利益，在封城期间，一套“闭环”系统在部分工厂实行。这套系统意味着工人不是居家上班，而是直接住在工作的地方。例如，在上海的特斯拉巨型工厂中，数千汽车工人自封城起就睡在工厂地板上，每隔十二小时换班，每周工作六天。

在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广达电脑的上海分部雇佣了40000人，大多是低收入的农民工。在奥密克戎开始在厂区高墙内传播时，约100名工人为了逃脱与保安发生打斗。工人们控诉公司隐瞒疫情爆发且不隔离阳性患者。这个案例揭露了所谓“闭环”就是以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保障资本家的利润。

在上海一地，自三月起已经出现了至少七次与疫情有关的工人抗议。一个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数十个穿防护服的“大白”为争取所拖欠的工资游行抗议。另一场五月的抗议中，出现了“大白”与警察的冲突。抗议起因是政府违背让他们在返回家乡前，在酒店中隔离的诺言；而是将他们送往他们自己曾在其中工作的，条件极差、拥挤的方舱中心隔离。

社会控制的工具

以上的事件证明，中共政权声称自己防疫政策是“人民至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同样也能用来回应国际上一些左翼组织：他们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因而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将其视为相对西方灾难性的防疫模式更进步的替代选择。实际上，中共的政治立场和西方政府同样反动、反工人阶级，同样维护资本主义。

习近平政权重视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掀起了核酸检测行业的“淘金热”。表现其一便是仅在去年就有超过400家核酸检测公司成立，其中许多公司都与中共统治精英有联系。财新传媒有报道指出，核酸检测公司在2022年第一季度获得巨额利润，如迪安诊断的收益上涨了122%。北京万泰生物是快速抗原检测的生产商，该公司的利润增长了198%。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冠检测板块中，20家公司的净利润在2021年中翻倍。在中国最富有的100名亿万富翁中，超过十分之一出身于制药业与生物科技行业。

习近平政权不仅在坚持“清零”，还在将其转化为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大规模检测和隔离的基础设施正在迅速膨胀，全国范围正建造成百上千的永久性检测点。

如此一来，借用抗击疫情这个托辞，习近平政权显着强化了社会控制和镇压的机关。当局利用强制性的健康码来标记全体人员，使居民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在超市购物或在公园遛狗时，需要展示智能手机上的绿色健康码。这项技术在两年前新冠疫情初期并不存在。当时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比今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封城要温和得多。

在警察国家手中，这项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被用来镇压工人和其他挑战当局的人。这一点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尤为凸显，四家地区性村镇银行因庞氏骗局暴雷，导致100万储户无法从账户取钱。5月，数百名抗议者从中国各地来到郑州，要银行还钱。6月，当一场新的抗议活动召开时，储户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在抵达郑州火车站时由绿色变为红色。但是，郑州是一个目前没有新冠病例的城市。警方围捕并隔离了抗议者，然后于第二天将他们强制送回家乡。

官媒罕见地一齐抨击郑州发生的这个事件。《中国日报》抨击市政府“越过了危险的红线”。就连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也警告称，此类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将“损害这一监测体系的威信”。这种有限的自我批评反映出官方知道公众非常不满。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和残酷的新冠防疫政策的延续，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可能爆发。

经济直线下滑

经济危机并不只是（甚至并非主要是）因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然而“清零”大大地加剧了经济下行这个情况。去年，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裂是决定性的经济转折点。房地产部门占中国GDP的28%。它是中共债务驱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而这一动力现在已经失灵。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的债务水平超过了GDP的300%，这限制了中共通过金融刺激实现经济再增长的能力。全球资本家及其中国同行对中共没有与2008年甚至2020年规模相若的“大刀阔斧”刺激计划，而感到越来越悲观。

在过去的工国委CWI（ISA的前身）辩论中，国际书记处的前领导层认为，中国的高度国家控制是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遗产，使该政权具有管理好经济以避免危机的独特能力。他们因此认为，中共能够做其他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这确实正确，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中国的特别之处，可能会导致分析和观点上的失误。包括中港台的同志们认为，仅仅指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特征（具有明显官僚和国家干预特征的独裁资本主义经济，而非计划经济）还不够，还需要强调其局限性。这些差异并没有像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想象的那样，赋予经济无敌或免于危机的能力。归根结底，尽管过程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进行，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本身是正确的。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显示了“中国例外论”的矛盾两面。中国房地产市值55万亿美元，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两倍。这是前所未有的债务驱动扩张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共对银行系统的控制程度，以及城市和地区管理部门在通过快速基础设施建设推高地价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政策为庞大的私有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框架，同时数百万中共地方官员通过金融投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但今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买家不足，人口危机不断扩大，各个方向都有债务），同样的国有银行拒绝为苦苦挣扎的房地产公司提供资金，而地方政府本身也面临着历史性的信贷紧缩。

新屋销售额连续11个月下降，5月份同比下降59%，创下历史新低。尽管北京和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以吸引买家重返市场，但市场崩盘仍在加速。去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首先表现为恒大集团等大型开发商的流动性危机。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只是冰山一角。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此前四年（包括去年）共售出1300多万套住房，但今年的总销售量可能下降三分之一或更多。

消费者支出的崩溃与房地产危机有着相同的根源。人口危机、出生率下降和结婚率下降是重要因素。与2019年相比，工人和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境况明显恶化。许多人受到了减薪和失业的打击。人们对承担更多债务的态度更加沉默。像许多公司一样，家庭选择优先偿还现有债务，而不是进行新的开支。

新冠疫情和封城加速了消费者的习惯转变，其根源在于收入下降和工作不稳定状况增加。特别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思潮，就是这一趋势的一种表现。他们正在摆脱消费主义、债务和中国资本主义的高压生活方式。

与去年相比，过去三个月的零售额分别萎缩了3.5%、11.1%和6.7%。第一季度手机销量同比下降14.1%，因为年轻人拒绝总是需要购买新款手机的狂热情绪（也就是“躺平”）。2022年前五个月，新车总销量下降了12%以上。

这些指标给中共政权显现出的是严峻的情形。20年来，中共政权一直吹嘘将国内消费（而非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然而，2021年的消费仅占GDP的38.5%，这一比例低于20年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疫情期间，支撑经济的是中国强劲的出口增长，而不是国内消费。这种增长是基于暂时的趋势，因为封锁和在家工作为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这一趋势正如预期的那样逐渐减弱。今年迄今为止，中国笔记本电脑的出口下降了16%。

失业率飙升是中国经济问题最令人担忧的指标。北京大学学者6月份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中国的失业率可能达到2020年的水平，当时有12%的劳动力失业。

官方失业数据低估了实际情况，因为排除了2.9亿农民工。然而最具爆炸性的数字是16-24岁的失业率，这在5月份达到了18.4%的历史新高。这是美国青年失业率（7.9%）的两倍多，也高于欧盟同一指标（13.9%）。一千万大学毕业生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进入劳动力市场，到目前为止，只有20%的人找到了工作，而去年同期有60%。

新程度的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正在塑造年轻人、工人和农民工的意识，他们对中共管理经济事务能力的信心彻底动摇。年轻一代的激进化反映在社交媒体上——那里是中国有限的公众讨论和社会评论的唯一渠道。

2020年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意思是因为缺乏资源而疯狂竞次。2021年，尽管还不意味着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躺平”思潮更为明确地拒绝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疯狂竞争。今年的流行语是“润”，甚至被称为“润学”，尽管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其他例子一样。“润”起源于公众对上海封锁暴行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渴望逃离这个国家以逃避镇压和极权统治。

这些群众意识的转变标志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群众越来越不认同中共的统治，意识到了整个社会的危机。这自然只是第一阶段，还不是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但却是对旧规范和幻想的决定性突破。

随着习近平试图在未来几十年巩固自己的控制，下一个时期的统治将更加动荡不稳。中国的人口危机——劳动者和消费者规模的缩减——及其停滞不前的债务驱动经济，越来越有可能破坏该政权超越美帝国主义的庞大野心，当然美帝自身也面临着严重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和军事强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政治动荡阶段，这些发展具有巨大影响。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储户维权示威遭流氓暴力袭击

自上月开始，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雷”，涉及全国共十几万储户共计近400亿元人民币存款。河南政府当局为阻止民众到河南维权，将1317名外地储户及其家人的“健康码”转红，不管他们是否有意到河南维权都令他们寸步难行。这种公然滥权的行径令中共中央政府都无法包庇辩护，象征性地处罚了几个官员。这也令民众对“健康码”的信任完全破产。

而银行危机依然悬而未决，地方政府搪塞称这是个人的金融犯罪行为，会继续追查并追回赃款，但这一承诺遥遥无期。中央政府置身事外，对事件发展听之任之，也显然无意动用银保基金赔偿储户以平息事件，这种奇怪的态度令人不解。因此有人猜测要么同类型的银行问题可能遍及全国各级银行，规模远超想像，将来爆发同样危机的话银保基金将无力支付；要么在官僚腐败操作下银保基金根本已全面亏空，连现时400亿的存款金都无法保障。

因此，7月10日近3000名全国各地的村镇银行储户到郑州人民银行支行外示威，打出反腐败、反暴力、反滥权，要求人权法治以及要求取回存款等标语。地方政府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示威者围困在银行门外，更有大批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组成人链围堵示威者。随后白衣人出手袭击殴打示威群众，从网上流传的片段可见，白衣人以整齐的队形小跑冲入示威群众当中施暴。这次暴力袭击绝非自发，而是有谋划的。毫不意外，很多人怀疑这批流氓根本就是警员伪装。

这一熟悉的画面马上令人联想到香港2019年抗暴中的情况，当时同样多次发生警察暴力，国内民众开始将两者作出类比。民众愤怒于政权暴行之余亦开始反思及怀疑中共2019年对反对警察镇压、争取民主权利的香港示威者的抹黑和谎言。这反映了中国民众意识的改变。这一改变也突显于上海封城，当时民众已开始表示自己开始理解香港民众为何奋起抗争，表明民众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公待遇正瓦解过去中共所编织看似牢不可破的种种谎言。郑州这一重大事件仅是中国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演。深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内部权力斗争、愈发无理与残暴的“清零”防疫政策，正在点燃爆炸性阶级斗争的导火线。工人与青年需要独立的工会和学生会等民主控制的集体组织，确保斗争能够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大战庞巴维克主义者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庞巴维克主义经常成为右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庞巴维克主义把商业利润归咎于市场竞争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评价形成的边际效益的产物，根据庞巴维克主义右派得出了因为商业利润是市场竞争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评价形成的边际效益的产物所以商业利润应该被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本家支配的结论，右派根据庞巴维克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次要的社会角色，资本家只要给工人阶级工作机会，工人阶级就应该感谢资本家，然后不要再向资本家争取利益，工人阶级的集体劳动不如资本家的个人劳动，甚至工人阶级的集体劳动增加之后，工人阶级集体没有资格要求增加薪水，庞巴维克主义为邓右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庞巴维克主义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就会发觉庞巴维克主义是资方为了打压劳方编造出来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内在运动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正确的，所有的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都必须反復地生产那个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产品。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是劳动者使用一定的劳动工具（比如机器、工具、建筑物）对一定的劳动对象（比如土地、自然资源、原材料）进行改造的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不是由生产者直接消费，而是通过在市场上买卖的方式在生产者之间发生交换，然后再被消费。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成为商品。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有一部分劳动产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务劳动的产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一种商品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换价值，指的是一种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与另外一种商品相交换。如果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交换价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间的相对价格。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换1.5斤玉米面。

       在任何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商品交换都不是采取直接的物物交换，而要以货币为媒介。起初，人们往往是采取在某一个社会中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某一种商品作为交换媒介。后来，由于金、银等贵金属质地均匀、便于分割和携带、不易腐败变质等特点，货币商品逐渐集中在金、银等贵金属上。以后，又出现了以国家法令强製发行的纸币。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又形成了以银行存款等信用手段为基础的信用货币。货币与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就是咱们一般所说的商品价格，比如：一斤大米3元钱；一斤玉米面2元钱等。

       那么，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相对价格）到底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在经济学说史上一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主观满意程度（所谓「效用」）决定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主流经济学 —— 新古典经济学 —— 所主张的就是这种主观效用价值论。现在中国和外国的各大学中经济系的学生所学习的微观经济学所教授的价格理论就是从这种主观效用价值论出发的。但是，从用科学方法来认识世界的角度来说，主观效用价值论存在着一个显然的问题。因为所谓「效用」来自于个人主观的感觉，因而是无法观察、无法测量，甚至在不同个人之间也无法比较、无法加总的，因而也就无法从科学上加以验证。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实际上是循环论证的「显示偏好」理论。简单说，如果我们观察到一斤大米的价格是一斤玉米面的1.5倍，那就一定表明，一个消费者从购买并消费最后一斤大米得到的主观满意度一定是从购买并消费最后一斤玉米面得到的主观满意度的1.5倍（即大米和玉米之间的「边际效用」之比是1.5倍）。这种主观效用价值论实际上还有更加致命的缺陷。关于这种更加致命的缺陷，我们会在以后进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裏，直接劳动时间指的是生产一定商品的劳动过程中所直接发生的劳动时间（也叫「活劳动」）；间接劳动时间指的是为了生产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所包含的在过去发生的劳动时间（也叫「物化劳动」或「死劳动」）。凡是认为，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归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就是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在短期，各种商品的价格会因为需求的变化而上下波动，但是认为，在长期，各种商品之间的相互价格归根结底是由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劳动价值论的产生，最初是来自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中世纪晚期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交换的长期经验的总结。如果是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一定是围绕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时间之比上下波动的。所谓简单商品生产，就是劳动者自己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商品生产。

       比如，一个农民在同等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在一个季节可以种10亩地，可以种水稻，也可以种玉米。假设农民种10亩地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一样，每亩地所使用的种子、肥料、农具等所需要的间接劳动时间也完全一样。如果种水稻，亩产800斤，每亩可以出500斤大米，10亩地可以出5000斤大米；如果种玉米，亩产1000斤，每亩可以出750斤玉米面，10亩地可以出7500斤玉米面。同样是在一个季节花费在10亩地上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或者可以得到5000斤大米，或者可以得到7500斤玉米面。就是说，每斤大米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是每斤玉米面的1.5倍。

       如果现在市场上大米的价格是5元一斤，玉米面的价格是2元一斤，那么农民种水稻就会比种玉米赚到更多的钱。这样，农民就会增加水稻的种植面积，减少玉米的种植面积，经过一两个收获季节，大米价格就会下跌，玉米面价格就会上升，直到两者交换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换1.5斤玉米。

       如果现在市场上大米的价格是2元一斤，玉米面的价格也是2元一斤，那么农民种玉米就会比种水稻赚到更多的钱。这样，农民就会增加玉米的种植面积，减少水稻的种植面积，经过一两个收获季节，玉米面价格就会下跌，大米价格就会上升，直到两者交换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换1.5斤玉米。

       所以，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之比上下波动的。关于这一点，实际上所有的经济学派都承认。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在长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劳动投入所决定的。

       马克思比较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马克思认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在质的方面是同一的，从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较、相互加总。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换1.5斤玉米面，那么，两斤大米就可以换3斤玉米面或者相当于一斤大米加1.5斤玉米面。但是，作为使用价值，商品恰恰在质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较和加总。比如，一斤大米与一磅咖啡的使用价值无法直接比较，但是作为商品它们却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换。

       马克思认为，商品能够相互交换，说明它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拥有的并且还可以用一定数量来表达的因素。这种共同的并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者说，将人们的劳动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比如，种地、流水线装配、开车床、快递外卖、编程序等种种具体劳动）抽象掉以后所剩下的单纯的体力和脑力耗费。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这种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如果更加确切地说，价值就是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和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如上所述，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因而也可以说，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

       生产一件商品的总的劳动时间包括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劳动时间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间接劳动时间。所以，一件商品的价值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的直接劳动时间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已经包含在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中的价值（或者说，生产资料中所包含的价值通过生产过程的消耗，从生产资料中「转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产商品的全部价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资本家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为了购买生产资料所支付的资本，马克思称之为「不变资本」（C）。意思是，这部分资本所带来的生产资料，只是把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带来价值增殖。

       资本家为了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资本，也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V）。那么，可变资本的大小或者说工资的多少，是怎样决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价值来交换的，那么显然，资本家所支付的不变资本就必然等于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样，倘若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工人在劳动中新创造的价值，那么资本家所付出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就必然等于商品的总价值，那样，资本家就不会赚到任何利润。显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一种一般的、平均的情况，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上，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实际上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因为劳动是一种人的活动或者过程，是不可以被买卖的。但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买卖的。但是工人要维持自己的劳动能力，就必须进行生活消费。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实际上都由工人用来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储蓄」实际也要用于子女未来的必需消费或者工人本人未来丧失劳动能力时的必需消费）。所以，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实际上是工人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也围绕劳动力的价值上下波动。劳动力的价值则由工人家庭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种消费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着工人家庭勉强维持生存。此后，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劳动力价值都主要是由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

       如果工人劳动所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那么多出来的部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要获得利润的一般条件，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要大于零，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工人所新创造的价值要大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这当然并不排除个别的资本家会亏损，也不妨碍另外一些个别的资本家获得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如果从劳动时间的角度来说，工人新创造的价值要大于工人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度必须要大于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费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假设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其中没有地主，也没有金融资本家，这样，全部剩余价值都归生产资本家占有，后者的利润也就等于剩余价值（用S来表示）。那么，资本家的利润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

利润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V就是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反映了工人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分割的情况，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某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的剥削程度。C/V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是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机械化水平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进步程度。

       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发达，各个行业的工人之间相互竞争，那么这种竞争会使得各个行业同工种、同等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工资趋于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劳动时间一样（从而新创造的价值也一样），劳动力价值也一样，那么他们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一样。所以，可以认为，在各个行业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剩余价值率有着相互趋同的趋势。

       但是，一般来说，各个行业的机械化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不尽一致，因此，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来，如果商品都按价值来交换，各个行业的剩余价值率趋同或大致相同，但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却不一样，那么各个行业的利润率必然不一样。所以，如果商品按照价值来交换，就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利润率低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行业利润率高的情况。

       然而，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如果各个行业的利润率不一致，利润率较低的行业中的资本家就会减少投资，将资本努力转移到利润率较高的行业。这样，利润率较低行业的生产就会减少，利润率较高行业的生产就会增加；这会进一步造成原来利润率较低行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原来利润率较高行业的产品价格下跌，直至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形成利润率平均化。

       在利润率平均化完成以后，各个行业的产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价格来交换，也就是说不再严格地按照价值来交换。在利润率平均化以后所形成的新的市场价格围绕波动的重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长期均衡价格」（也就是在长期的市场供给和需求之间大致平衡时的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

       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数学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是不是违反或者颠复了劳动价值论？这些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着名的「转形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会导致各个行业之间剩余价值率趋同；但是各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尽一致。这样，如果各个行业的产品都按价值来出售，就会发生不同行业的利润率（每单位资本可以获得的剩余价值）有高有低的情况。这时，资本就会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流向利润率高的行业，这种流动会压低原来利润率高的行业的产品价格、抬高原来利润率低的行业的产品价格，导致价格偏离价值。当利润率完全平均化以后形成的新的长期均衡价格，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因为利润率平均化而引起的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转形问题」。

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转形问题。假设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只生产两种商品，一种商品用于工人的必需消费品，我们称之为「工资品」，另外一种商品用于生产资料，我们称之为「资本品」。假设一开始所有的商品都按价值出售，两种商品各自投入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各自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价值、利润率如表一：

表一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商品按价值出售）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00

100

300

可变资本

100

100

200

剩余价值

100

100

200

总价值

400

300

700

单位价值的价格

1

1

1

利润率

33.3%

50%

40%

       在表一中，资本品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2:1），工资品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1:1）（可以设想资本品部门代表的是重工业部门，而工资品部门代表的是农业和轻工业部门）。两个部门投入的活劳动都是200，剩余价值率都是100%；所以，在200单位活劳动中，100单位用于补偿劳动力价值（资本家花费等量的可变资本），另外100单位是工人所生产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

       严格来说，利润率应当用剩余价值除以资本家投入的全部预付资本。这裏，我们忽略资本周转的问题，假设预付总资本等于资本家实际使用的总资本（相当于假设资本周转率为1）。这样，利润率就可以用剩余价值除以总资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来计算。计算结果，如果两个部门的产品都按价值出售，那么，资本品部门的利润率将是33.3%，而工资品部门的利润率将是50%。因为假设所有商品都按价值出售，所以每单位价值所对应的商品价格现在都是1。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两个部门的利润率不一致时，资本必然要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直至利润率平均化。所以问题就在于，怎样计算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后所形成的生产价格，并解释由此形成的生产价格与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做了计算生产价格的尝试。我们在这裏先介绍马克思所计算的生产价格，然后再说明为什么马克思所计算的生产价格是不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的设想是这样的，当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后，所有的资本家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当商品按价值出售时，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是40%。如果资本品部门和工资品部门的资本家都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由此可以算出，资本品部门的资本家将得到的利润为总资本300 * 40% = 120；工资品部门的资本家将得到的利润为总资本200 * 40% = 80。由此得到的结果可以概括在表二中：

表二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计算的生产价格）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00

100

300

可变资本

100

100

200

利润

120

80

200

生产价格

420

280

700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

0.933

1

利润率

40%

40%

40%

       在表二中，两个部门的资本家各自得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以后，资本品部门的总生产价格是420，比总价值多了20，单位价值的价格变成了1.05；工资品部门的总生产价格是380，比总价值少了20，单位价值的价格变成了0.933。但是，总生产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都是700）。此外，总利润仍然等于总剩余价值（都是200）。「转形」以后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仍然等于转形前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都是40%）。马克思据此认为，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并不改变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在整个经济中，商品总量仍然按价值出售，资本家的总利润仍然来自于总剩余价值（也就是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唯一的变化，是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表二中，20单位的剩余价值）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工资品部门）再分配到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资本品部门）。

       但是，如果仔细考虑，就会发现，马克思所计算的生产价格并不完全正确。在表二中，最终产品是按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计算的。但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各自购买的商品却仍然按价值计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按生产价格计算后，资本品的价格上涨了，从而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资本家所需要投入的不变资本应该也要上涨。另一方面，按生产价格计算后，工资品的价格下降了，这样如果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变，资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劳动力价格，从而资本家所需要投入的可变资本也会发生下降。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需要重新计算。由此计算得出的结果见表三：

表三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马克思生产价格计算）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0

105

315

可变资本

93.3

93.3

186.6

利润

116.7

81.7

198.4

生产价格

420

280

700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

0.933

1

利润率

38.5%

41.2%

39.6%

       表三中，两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最终产品的价格都按马克思的生产价格计算，利润则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减去总成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来计算。但是，这样计算以后，就会发现，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又发生了不一致。资本仍然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资本品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工资品部门）。此外，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从原来的40%变成了39.6%。这样，就必须重新计算新的利润率平均化完成以后的新生产价格。如果仍然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润率（39.6%）来重新计算两个部门的资本家各自应得的利润，然后重新计算生产价格，由此而得出的生产价格可以称之为第二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马克思计算的生产价格是第一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计算结果见表四：

表四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第二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0

105

315

可变资本

93.3

93.3

186.6

利润

120.1

78.5

198.6

生产价格

423.4

276.8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9

0.923

1.000

利润率

39.6%

39.6%

39.6%

       经过第二次转形以后，资本品的价格有了进一步上升，工资品的价格有了进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转形以后所计算出来的总生产价格略大于总价值。但这是由计算中的四舍五入误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论意义。经过第二次转形以后，最终产品的价格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所使用的价格又发生了偏离。为了消除这种偏离，又需要重新计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得结果见表五：

表五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第二次转形后生产价格计算）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1.8

105.9

317.7

可变资本

92.3

92.3

184.6

利润

119.3

78.6

197.9

生产价格

423.4

276.8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59

0.923

1.000

利润率

39.2%

39.7%

39.4%

       在表五中，两部门之间的利润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转形。用新的社会平均利润率（39.4%）计算第三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所得结果见表六：

表六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第三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1.8

105.9

317.7

可变资本

92.3

92.3

184.6

利润

119.8

78.1

197.9

生产价格

423.9

276.3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60

0.921

1.000

利润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转形后的生产价格重新计算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使用的价格，所得结果见表七：

表七 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第三次转形后生产价格计算）

资本品

工资品

合计或平均值

不变资本

212

106

318

可变资本

92.1

92.1

184.2

利润

119.8

78.2

198

生产价格

423.9

276.3

700.2

单位价值的价格

1.060

0.921

1.000

利润率

39.4%

39.5%

39.4%

       如果不考虑由四舍五入引起的误差，表七所得到的两部门利润率已经差不多完全一致，与表六所使用的利润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终产品的价格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各自使用的价格也已经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产价格可以认为是利润率平均化完成后的长期均衡价格。

       如果将表七的结果与表一和表二的结果相比较，可以发现，在设定总价值仍然等于总生产价格的前提下（表七中的总生产价格略大于总价值是由四舍五入误差造成的），总利润不完全等于总剩余价值（比总剩余价值要少2），按生产价格计算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不完全等于按价值计算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前者比后者略小0.6%）。不过，经过反復迭代计算后，在第三次转形后所得出的生产价格与马克思第一次转形后所计算的生产价格相差并不大。所以，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解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可以认为是近似正确的结果。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发表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噪一时，纷纷宣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实际上放弃了劳动价值论，承认商品价格不再由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由此引起的关于转形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右派分子宣传什么转形问题推翻了劳动价值论、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让马克思「傻眼了」一类的低级谣言。

       对数学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从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上面通过反復迭代来求解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率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用联立方程式来解决。

       如果用联立方程式来求解转形问题，将得到怎样的答案？最后「傻眼」的到底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观边际效用价值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可以用联立方程式来求解。在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转形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在关于转形问题的理论讨论中，常常假设有N个部门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并用线性代数方法来求解。这裏，为了通俗起见，我们还是假设一个简单的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但是所讲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

仍然假设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只生产两种商品：资本品和工资品。两种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各自生产的总价值、剩余价值都与表一中所介绍的数据一样。

这样，资本品部门和工资品部门各自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总价格、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两个等式来表示：

资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

工资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

   其中，P1 是资本品单位价值的价格，P2 是工资品单位价值的价格，r 是转形完成以后的平均利润率。这两个等式的意思是，在资本品、工资品部门中，各自的总成本（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乘以（1 + 利润率）以后等于各自的总价格。

   这裏，有三个未知数（资本品价格、工资品价格、平均利润率），但是只有两个等式。粗通代数的读者知道，这样无法将三个未知数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两个未知数。从经济学的意义来说，根据上面两个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润率以及两个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P1/P2），而无法求出两个商品各自的绝对价格。

   这实际上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无论是简单的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按价值来交换）还是经过转形以后所得出的生产价格，实际上都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相互之间的「交换价值」（即相对价格）应当与由价值或生产价格所决定的某种长期均衡价格成比例。因此，严格来说，劳动价值论只能用来解释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能用来解释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用以前用过的例子来说，劳动价值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斤大米可以换1.5斤玉米面，而不是一元钱可以买多少大米或玉米面。后者（商品的绝对价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而是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均交换比例。货币与商品之间的平均交换比例（即绝对价格水平）是由总的商品供应量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决定的，这裏暂且不讨论。

   但是，为了与马克思所计算的转形问题的解相比较，还是可以另外做一个假设，再增加一个等式。这样就可以分别计算两种商品的绝对价格。这裏要说明一下，这个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计算做比较的目的。无论这个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样的假设，都不影响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相对价格和平均利润率可以完全由前两个等式计算出来。

   在第三个等式中假设两种商品的总价格在绝对量上等于它们的总价值：

（假设）总价格等于总价值：400P1 + 300P2 = 700

   现在共有三个等式、三个未知数，经过求解，可以算出，资本品单位价值的价格是1.06，工资品单位价值的价格是0.92，平均利润率是39.4%。如果与表七的数据相比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四舍五入等误差，这些结果实际上与用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转形以后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怎样来理解转形问题呢？我们知道，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满足人类某种需要或欲望的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商品的某种物质特性，反映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价值则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交往的结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商品生产者也是劳动者，商品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在付出等量劳动的前提下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这样，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就会导致在均衡状态下（供求一致时），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相对价格）与各个商品各自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成比例，也就是与商品的价值成比例。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也是资本家。资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劳动后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资本后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资本家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是形成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长期均衡价格（即生产价格）。如上面的联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润率平均化条件下的相对价格，不仅要了解各个商品的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和间接劳动时间，还必须要了解直接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新价值怎样分割为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或者说，必须了解直接劳动时间怎样再分割为必要劳动时间（工人再生产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可以证明，无论是在简单的两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还是在N部门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以及直接劳动时间如何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间的相对价格以及全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唯一解。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转形问题」无非是说，随着简单商品生产被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代替，从而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也必然发生变化。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只要知道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就可以确立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因为劳动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要确立商品之间的均衡（相对）价格，就不仅需要知道各个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还需要知道工人新生产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劳动时间如何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分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对）价格，不仅要反映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要反映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初步求解中，马克思发现，在第一步转形以后，商品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同时资本家的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马克思据此得出结论，在转形以后，资本家的总利润仍然来自于总剩余价值。但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解并非完全正确。在经过多次转形以后，或者用联立方程式对生产价格求解以后，所得出的资本家的总利润在数量上并不完全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一结果，是否会引起对于资本家的总利润来自于总剩余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质疑呢？

        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用线性代数方法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究，结果得出了「当且仅当剩余价值率为正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才得为正」这一基本结论，在有的文献中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换言之，只有当工人的劳动时间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即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时），整个社会的资本家阶级才能获得正利润。这就从数学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利润只能来自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如果假设资本品和工资品各自投入的可变资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时工人在两个部门中各自生产的价值不变，那就相当于剩余价值率从100%变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产价格和社会平均利润率。那么，就会发现，如此得出的社会平均利润率会大大变小，同时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也会大大变小。

        如果再进一步假设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继续提高，直至两个部门的可变资本都变为200，从而剩余价值率为零，那么，社会平均利润率也会为零。这时，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就变成了简单商品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就会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关于转形问题的辩论一直在纯理论范围进行。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统计的发展，特别是有了连续多年的多部门投入产出表以后，人们才可以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价格的解释能力。结果，让人们吃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价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来解释。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希腊等很多国家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价值）可以解释大约80-90%现实中所观察到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最近，有两位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间中国各部门的商品价格。结果发现，马克思的价值也可以解释80%以上所观察到的中国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科学研究经验的读者应该知道，一种科学理论，如果能解释80%以上它所关註的自然或社会现象，那么基本可以说明，这种理论已经牢牢地把握了这些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结果足以表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价格仍然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无论对于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指导阶级斗争，都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反对中共的反共人士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奋斗的永恒主题，但自由似乎也是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争议不断的主题。实际上，在马克思及其相关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发展和演进的清晰历程和具体内涵的。
　　作为终生都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自由之子」，马克思对「自由」及其实现有着相互关联的「三部曲」。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是摆脱「宗教神权」统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过「服务哲学」来唤醒「自我意识」而实现的「哲学自由」。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是摆脱「封建王权」统治的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也即通过「出版立法」来保障政治权利而实现的「政治自由」。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通过解剖、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识到追求自由仅仅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摆脱「资本」这一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统治的人之「个性自由」，也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资本主义的私有製而重建「个人所有製」，从而实现人之个性全面发展的「最高级自由革命」。

　　　「欧洲的自传始于对自由的爱」( 赫勒语) 。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为人之自由而奋斗的「自由之子」，马克思的自传也始于「对自由的爱」。马克思就是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战和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奋斗的永恒主题，但自由似乎也是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争议不断的主题。实际上，在马克思及其相关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发展和演进的清晰历程和具体内涵的。在此，笔者尝试总结出马克思自由思想发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论文》时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马克思是一个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 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一直影响和鼓舞着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从一切对超验对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学) 宣言」: 「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裏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并强调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的神性」。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代表着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权威，不管它是来自宗教教义还是希腊神话。尤其是在伊壁鸠鲁这裏，青年马克思还找到了最明显、最关键的反抗宗教神权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这裏，马克思还是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为了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反对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开战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流。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斯多葛派、怀疑主义都是古代自我意识哲学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鸠鲁代表的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此时正热心于自我意识哲学和精神自由的张扬。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只关註原子的「直线运动」，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质存在，而伊壁鸠鲁则还说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质料和形式: 「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原子不仅是现象世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原则。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否认原子的「偏斜运动」。原子的「偏斜运动」并不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是意味着一种摆脱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作为德谟克利特直线运动的「反题」，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识对物质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类思想超越盲目命运和自然法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之所以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仍然受盲目命运和自然法则的必然性的束缚，而否认偶然性的意义。而马克思认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观点，认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认原子偏斜运动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运的束缚」而追求个性和自由的意义上，马克思称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说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先声，他的哲学给人类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装」( 马克思语) 。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选择，虽然还没有完全超出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但也预示了未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聪明的唯物主义」( 列宁语) 之路。

　　在马克思这裏，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丧失，他反对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类精神变成单一的黑色。在《博士论文》中，为摆脱宗教束缚而获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马克思诉诸的已不再是对神的顺从和屈服，而是作为哲学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张自我意识哲学自己创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识哲学能使人从「阿门塞斯王国」的阴影中脱离出来，投入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能够进行独立哲学思考的人就摆脱了宗教命运的束缚，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主张通过确立自我意识哲学来通达精神自由的。因此，马克思此时与伊壁鸠鲁有着共同的哲学理想，也即哲学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在这裏，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灵的宁静，比自然本身更有利于精神自由的获得。所以，马克思也认同和主张到哲学即人的自我意识中去寻找和实现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鸠鲁的说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誌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意义上，马克思把哲学与自由等同了起来，其实质就是自我意识摆脱神的统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确立。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指认的反对宗教的「哲学( 自由) 狂欢」，以致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甚至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彻底站在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立场上来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他作为黑格尔的最优秀的学生颁给自己的「毕业证书」。

　　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此时的马克思还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强烈的反对宗教色彩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思辨意味，还意识不到唯心主义哲学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欢幽静孤僻、自我直观的实质。虽然他批评康德和费希特只是在天空飞翔，也不太喜欢黑格尔的古怪调子，并强调自己只关心地上的事情，但这时马克思所追求的作为摆脱宗教束缚也即神权统治的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哲学自由」，还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础做支撑。而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并最后在《资本论》时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莱茵报》时期: 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追求个性和自我意识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摆脱了「宗教神权」的统治，那么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新闻出版自由」则是为了摆脱「封建王权」的统治。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强烈反对的就是普鲁士政府的「封建王权」。但这也同时表明，马克思开始从关註一般哲学问题转向分析具体的政治现象，也即从「哲学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对此，马克思的传记作家梅林有着明确的指认: 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以后，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现在他在《莱茵报》上继续进行这个斗争，而不再是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特别是在《莱茵报》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更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政治斗争」和新的自由追求。马克思此时最为关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谓精神自由———哲学自由，而是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政治自由，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从书斋走向社会，面向和解决具体现实生活问题的开始。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对「自由」马克思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在这裏，马克思通过与现实的亲密接触而深刻认识到: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 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摒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由此可见，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已不再是被当作人类本性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就是人类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贵的「装饰品」。马克思对作为人类本性的自由的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卢梭的观点: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所以，马克思在该文的最后借斯巴达人之口号召人们奋起、甚至用「斧头」去「为自由而斗争」: 「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但此时，通过报纸与现实亲密接触之后，马克思已不再认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强调「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在这裏，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权利的获得和保障，自由报刊就是号召广大人民为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而斗争的有效手段和直接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製度是不自由的体现，而新闻出版自由却是自由的体现，自由报刊的本质就是自由的本质，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质，自由报刊就是现实的自由。如果人们享有新闻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体的现实自由: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可以说，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已经把自由的本质及其获得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而不再单纯依靠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演绎。为此，德国那些脱离现实、喜欢幽静孤僻而空谈自由的所谓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 「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因此「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由此可见，在走出书斋开始接触现实之后，马克思已不满足于抽象的、空洞的、单纯说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来越关註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应该享有的各种真实的政治权利的自由。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稳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

　　当然，马克思此时还只是看到和反对封建王权对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还不能深入王权背后深刻认识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约和束缚人的自由背后的强大「物质力量」———经济利益根源。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裏还不能具体确定是何种社会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此时反对的还只是作为普鲁士政府王权的外在体现的书报检查製度，并意识到「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製度」。正是书报检查製度阻碍了人们追求和获得现实的自由，并引发了革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张通过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 「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法律不是压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获得和实现，寄希望的还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权统治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立法」，认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强调「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同时，针对封建统治者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担心，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与之相反，新闻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实现，而决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这裏，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实的自由，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文明的体现。

　　与《博士论文》时期相比，马克思此时对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实现的理解和追求，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他已经从宗教批判前进到了批判政治与社会製度，这也是马克思离开书斋开始走向社会的真实反映。但总体上看，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还是处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善良愿望和理想主义阶段，幻想着通过和平的「立法」来实现和解决问题，仍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莱茵报》的实际工作，却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须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埋下和获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的「种子」和「原动力」。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后来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自由」( 市民社会) 问题的解决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而这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资本论》时期: 全面的人的「个性自由」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是到「哲学」和「法律」中去寻找自由的真谛及其实现，那么到了《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逐步认识到对自由的真谛及其实现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学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语) 。对此，恩格斯后来也有着深刻的认同: 对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到「经济」中去寻找，实际上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获得，不仅需要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更要摆脱「经济权力」———「资本」的统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认识到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后来又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裏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集大成的《资本论》中，资本更是摇身变成了具有「幽灵般现实性」的统治一切的「自动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裏获得和实现真实的自由，仅仅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摆脱资本这一「神权」和「王权」附体的「经济权力」的支配。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实现自由背后所必须摆脱和克服的巨大物质力量。而马克思此时已经深刻认识到，要想彻底摆脱资本这一「经济权力」的支配，仅仅「献身哲学」和「出版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最彻底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和批判。

　　自马克思开始真正接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就逐渐认识到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这些「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作为支配力量的物与物背后所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和革命性，就在于揭示和强调资本的本质并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可感觉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但这一关系又是以资本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颠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一关系，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天网，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纳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裏「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现实。这一「抽象统治人」的实质，是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马克思语)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在资本作为「经济权力」的这一强大抽象力量的统治和压榨之下，工人确实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 「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所以，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工人对资本都是一种「绝对从属」和「被统治」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和实现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人之自由」，也即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还在于使政治经济学由关于「物」———资本增殖的理论，转变成了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论。所以说，《资本论》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类从压迫他们的种种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个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说，马克思最关心的，就是在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突破资本牢笼的无形统治，形成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个性，仍然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特别是《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中心主题。

　　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们看来，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为「看不见的手」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在进行「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同时，就已经在实现着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製」和「价值规律」完全实现了自由，历史在资本主义这裏「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在这裏殊途同归了。但马克思却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製正是异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谓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也只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自由，是贸易的自由、财产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义，只是一种「自由的错觉」，而决不是真实的自由。为此，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认为「自由竞争」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同义语」的妄断: 「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价值规律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它掩盖了为什么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反而走向了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们要想摆脱资本的权力统治，获得真实的个性自由，就必须通过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製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製」。正是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製」，才能彻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佣劳动和异化，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这实际上就是用「自由劳动」来代替「雇佣劳动」，用「合作化生产」来代替「私人化生产」，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的个人」，从而真正使人从「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走向共同生产的「自由个性」，最终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马克思语) 。在马克思这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是彻底的、绝对的和全面的: 人应当从一切类型的非人的统治关系———统治、压迫、奴役、剥削、疏离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真正还给人自己，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所以说，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这裏，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自由王国」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质都是使人彻底摆脱外在「必然性」———资本、必然劳动和自然的盲目控製，获得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强调: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此「联合生产」的基础上，也即「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在马克思这裏，「自由王国」的建立和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是同一个过程，都是人摆脱资本的统治而获得独立性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即人的个性摆脱劳动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觉的自主劳动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註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此意义上，《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的废除雇佣劳动的「劳动解放」，的确是「最高级自由革命」( 塔克语) 。这一「最高级自由革命」的实质，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正是在「劳动解放」这一「最高级自由革命」的意义上，我们说体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劳动自由」才是《资本论》的灵魂，这一灵魂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也同是在「最高级自由革命」的意义上，劳动才不仅仅是人单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马克思这裏，作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说到底，《资本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证明，更是人的「个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义实现。

　　马克思「倾其一生」并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写的三大卷《资本论》，决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赚钱作合法性论证，更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上是为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自由而斗争」。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为自由而斗争，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谛，他的一生都是在迎着「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飞奔。中共实行共产极权统治，中共的所作所为与马克思的自由观水火不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反对中共的反共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