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共言论 一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工人阶级谈极端防疫对中国学生的压迫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各地都在爆发学生抗议，反对政府强硬的清零政策，包括最近在北京大学数百名学生的示威，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自今年三月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全国各地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封控。在5月1日，日本金融集团野村估计，中国有46个城市处于全面或局部封城，影响3.54亿人。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疫情，反而使群众的生活雪上加霜，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

在中国的高校制度下，一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达到上万人，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不得不依赖外界的物资保障，这使大学生在高压管制之下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根据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的反映，很多大学生由于得不到及时转运，被迫和阳性病例一起隔离在宿舍楼中，导致很多健康学生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在另一些学校，学生也面临只有干粮，没有新鲜的肉或蔬菜。还有一些材料称，学校连基本的卫生用品或日常用药都无法提供，尤其是需要医院开具证明的处方药，学生们不得不自发地开展以物换物。上海的大学生还报告称，由于封控下达时他们正在实验室或者体育馆，因此不得不就地隔离，打地铺席地而睡。

在物资供应相对充足的学校，情况也不容乐观。在上海同济大学，提供的猪肉中出现了猪肉绛虫的卵，这种寄生虫可能导致患者双目失明、甚至瘫痪死亡。与此同时，上海梅陇镇也出现了猪肉绛虫的案例。可见，这已经不能归结于“个案”，而是高压封控下的制度性问题。可笑的是，政府竟然言之凿凿地说：“未发现不合格的情况”。但是居民和学生录制的视频、拍摄的照片一定不是空穴来风。虽然相关评论在网络上遭到了大范围的删除，但仍然可以搜索到当时拍摄的图片。

在封控区以外，大学生也往往面临额外镇压。一方面，政府自89运动之后一直将大学生视为潜在的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另一方面，校方在政府的高压下害怕承担责任。因此，这些地方政府和校方倾向于将大学生严厉管控起来。例如说在珠海市，当全体市民都可以正常工作生活的时候，大学生仍然不被允许自由出入。很多学生必需的办证、考试甚至买药都无法得到满足。在其他地区，有很多学生表示学校只管控学生却不管控教职工。这种高压管制已经脱离了必要的疫情管控，而成为了统治阶级加强镇压力度的手段。

高压管制

面对政府和校方的高压政策，一部分大学生自发地起来组织了抗争行动。相比于前两年的大学生抗议封校运动，今年的大学生运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例如说，在3月，四川大学学生打出了“川大不是官僚的川大”、“团结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标语，并组织串联罢课和游行。迫于学生的压力，校方不得不宣布解封。受到四川大学学生运动的鼓舞，其他一些学校学生也争相效彷，例如武汉科技大学学生也挂出了抗议封校的条幅，最终迫使校方妥协。五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遭到控制，校方在隔离区外修建了临时的外墙，被愤怒的学生推翻。学生代表还要求校领导签字承诺不追究抗议学生。而另一些抗议者就没这么“好运”。鲁东大学学生孙健在校园内举着自己写的标语游行，遭到校方和警察的抓捕，最后遭到校方开除。

相比于举横幅或举牌抗议，更多大学生选择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大学生用户较多的豆瓣、知乎和B站，“躺平”和“润学”（意为逃离中国）这样的话题再一次被激烈地讨论。在微博上，大学生们发布了抗议封校的言论。这些信息大多数都遭到网络审查，校方和政府更是沆瀣一气，通过技术手段找到发布此类言论的学生，然后“谈话警告”，以开除作为威胁要求他们删除微博。珠海市一名大学生在公众号中写道：“他们（校方）半夜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质问我是不是在网络上发表了抹黑学校形象的言论，并多次强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武汉，校方禁止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和讨论与抗议有关的言论或图片，否则将“给予处分。

大学生目前遭到的高压管控显然已经脱离了正常疫情管理的范围。统治阶级害怕政治动荡影响到他们的权威，因此宁可牺牲大学生的基本权利。我们也看到，大学生组织了一系列的抗议运动，虽然这还处于一个自发和初期的状态，但他们的思想转变有目共睹，很多过去支持中共的大学生也在网络上表示自己感到失望和不满。我们认为，必须要用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来替代现在这种政策僵化的独裁制度，这样才能保障学生和工人最基本的生活权利。

中国社会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作者 王江松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1）工资的欠账。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壹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721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壹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数千万留守妇女、上亿留守老人。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思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复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里，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劳动法规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壹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进壹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着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堆起来有壹座山那么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壹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壹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实，后者付诸阙如，当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进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复，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2、劳工被严重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和与之珠联璧合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判断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当前制造业衰退以及正在到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灵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来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劳工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30年来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1）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目前中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15.2万元；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早就超过了世界警戒线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产能过剩的现实，却不愿承认这种过剩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需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过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只是简单地去产能。其实中国最为急迫的应该是进行需求侧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几年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分配体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手里没钱，同时又缺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就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内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国内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吸收由GDP至上主义的投资冲动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多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更加严重的出口的萎缩，使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市场结构更为倾斜。供给侧改革不会触动而只会强化政府主导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扩大才会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需求侧的改革才会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内在的动力，但这恰好要以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为改革对象。

（2）廉价劳动力劣势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工厂”，廉价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中国经济因此而保持长达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而言，由于吸收了过多的国际资本，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使成百上千万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撤回部分资本和制造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速了这壹回迁的进程；对内而言，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相反，劳动力被大规模严重剥夺的劣势正在迅猛地显现出来。这两者都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形成无法突破的瓶颈：外国资本在撤离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会严重拉低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力大军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适应极为必要的工业升级。

（3）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低弱使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无法得到发展。第二产业的升级换代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会被第三、四产业即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所吸纳，在发达国家，第三、四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和所吸纳的劳动力，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国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太低了，他们对于第三、四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进这两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因此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撇开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方面而进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工权益问题首先是壹个经济问题：劳动是壹个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权力和资本双重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的市场经济，是壹种畸形的、跛足的、病态的市场经济；由权贵官僚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严重破坏供需均衡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壹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绝对不会承认这样壹种经济学分析，他们壹厢情愿地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认剥削（包括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存在；他们反对劳工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他们不是向权贵统治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求资本的自由和企业的公民权利，而是把它们剥夺和压榨资本和企业的代价转嫁到劳工头上；他们不是要求降低由专制政府掌控并抬高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经济下滑、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归结到人工成本头上，不是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而是要求把劳工关进笼子。他们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会解除而且必然会进壹步激化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

3、劳工权利需求和意识的觉醒是劳工运动兴起的主观原因

所谓权利需求，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内在地产生的壹种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人类打破奴役性和等级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发展的冲动，是人类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对这种权利需求的自我意识，就叫做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壹阶段是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阶段是92年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第壹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第二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第三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以经济权利诉求为第壹权利诉求，但它们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是不壹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和人力资本收益权，而劳工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就业权、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保险权等劳动权益。正是劳工阶级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业对自己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壹种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1、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因为不满工资、福利、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罢工，并且获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层浪，由南海本田开启的劳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大连开发区创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罢工人数（7万人）、发生罢工的企业数量（73家）最多的地区纪录，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虽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罢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的当属南海本田罢工，所以我们把2010年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开始年份。此后几年，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网络统计数据，全国较大规模的劳工抗争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翻倍的趋势。

2014年的“嵩山会议”，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形成“自我意识”的壹个标志，是中国劳工界作为与政界、商界、学界四足鼎立的独立社会力量，正式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壹个标志。会议以湖南常德沃尔玛员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壹系列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劳工代表、劳工NGO代表、劳工律师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劳工媒体代表，以及部分体制内官员、工会干部和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完整地体现和彰显了以劳工为主体和核心、以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劳工界”范畴。会议发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简要宣告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纲领和方向。嵩山会议之后，劳工界积极介入重大劳工事件，初步显示了劳工界的合作、团结、互助的集体力量，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劳工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和惶恐不安，并终于痛下杀手。2015年12月3日，广州大举抓捕当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厂劳资冲突的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积极分子，传唤数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举报道，其中央视新闻频道竟然做了长达24分钟的舆论审判。历经10个多月的侦查起诉，最终有4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劳工运动的人士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警告、监控和处分。壹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劳工机构纷纷停止活动，各劳工网络社区和自媒体也趋于消沉，受此影响，虽然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劳资矛盾更加激化，劳工抗争事件也没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几年那种爆炸性增长和成倍增长终于被遏制。因此，12.3劳工案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及其主要诉求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大部分就业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相当壹部分作为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就业于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少量发生在国有企业；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抗争，也主要来自于其中的农民工。到2018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8836万人，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绝对主体。

新工人发起抗争的主要诉求和目标是：

（1）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这主要由于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会发生大量建筑工人堵路游行讨薪的群体性事件。

（2）依法追讨应得的补偿和赔偿。这主要发生在企业大规模裁员、搬迁、破产倒闭的时候，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工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企业给予不低于每年壹个月工资的补偿，此外还有追讨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给工人的补偿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与前两类依据现行法律和法定劳动标准的维权诉求不同，这壹类是壹些增长性、发展性的权利诉求，往往超出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质是，劳工阶级要求依据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与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求进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断提升应得的收益和份额，并降低自己付出的牺牲、成本和代价。

（4）对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的诉求。中国劳工已经逐渐意识到，没有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以上那些诉求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罢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样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要求依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或者绕开现行工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

（5）对普世价值、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是壹部分工人已经达到的最高诉求。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时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人权和尊严的”的横幅；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辩时沉痛指出：“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尊严”、“作为壹个老工人，如果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里度过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

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形式：改选工会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组工会，并且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对工会的民主改造遇到两个强大的阻力，壹是工会通常掌握在资方的手里，工会主席通常由企业高管兼任，绝大多数工会是所谓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资方当然会极力阻止工人办自己的工会；二是对于企业工会具有审批注册权和管理权的地方总工会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诉求。工会不能发生作用，而集体行动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工人们和劳工律师创造了壹种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机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链表厂1100多名工人罢工，遭到维稳系统的打击后，找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数以上工人的签名委托之后，着名的劳工律师段毅率队进入工厂，指导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随即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从这个案例中，段毅律师总结了壹个“工人代表制”的模板，并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运动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争的行动方式：罢工、集体谈判和集体上访、示威游行。欧美早期劳工运动都以自发罢工为主，只有在工会获得合法存在以后，才过渡到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辅。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也处在早期阶段，也是以自发罢工为主的，只有少数事先在劳工机构帮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组织起来的案例中，才是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后盾的；由于工人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损害正在发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行使壹种自然的权利，自发地切断与资本的结构性联系，亦即收回劳动、中断生产链条，从而对资方构成实际的威慑和压力。罢工和集体谈判通常发生在那些正在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在那些悄悄转移资产突然宣布搬迁或者破产倒闭的企业，原来工作场所的生产经营已经终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筑业层层分包的体制下，罢工和集体谈判因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具体对象而变得无效了，工人们只好向监管部门（劳动局、信访办、维稳办、工会）或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发生了走出厂区的上访请愿和游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业性集体行动标志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2015年12.3事件之后，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低潮。正当人们灰心丧气之际，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其中上海市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壹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着的行业性：壹是参与人数在整个行业显着放大，行动扩及行业里很多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进而对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阶段中，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壹家企业范围之内。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是劳工运动的低级形式，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是劳工运动的较高形式。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是壹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原理在于，同壹职业、同壹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壹种劳资关系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成本最低而规模力量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规模效益最大，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壹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跨企业的、跨地区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壹历史性转变的开端。2018年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足以使生产经营链条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使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壹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以至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塔吊司机、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微信群进行横向联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壹行动，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环卫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产生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环卫行业、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都有利。中国劳工运动下壹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行业形成劳工的联合和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将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着与行业雇主协会进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5、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渐进政治化趋势

初级阶段的劳工运动迎头碰上传统政治体制的严厉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壹方面，罢工工人把行动严格限制在厂区范围，以“集体散步”的方式实现集体停工，淡化了“罢工”在人们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宽容，没有采用维稳思路，没有动用警力强制驱散罢工工人，没用对罢工组织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学者用“去政治化”来概括这次罢工潮的特点：罢工只是劳资经济纠纷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于企业劳资关系的层面，不涉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层面。

但是，某次劳工集体行动“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个劳工运动“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南海本田案例并没有成为壹个范例得到普遍推广，相反，此后发生的劳工集体行动，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也就是说，即使工人仅仅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被政治化”了。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个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方面，区别只在于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义，而不能成为劳工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说，在劳工运动受到专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不能提出宏观的乃至中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微观政治、基层民主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或这个层面的劳工集体权利得到较好的实现、劳工运动的基础得到夯实、劳工运动的规模得到扩展之后，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悬搁中观和宏观的政治要求，而不是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放弃壹切政治要求。

再进壹步，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话，“去政治化”也是过于消极的，最多只是表达了企业公民和工业公民对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的诉求，但同时取消了公民对积极自由（即通过国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得了“去传统政治”的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后，又推进到积极地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政治关系的更高历史阶段——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劳工政党产生了，并通过议会民主制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立法、参政乃至独立执政，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由于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社会人数最多的部分加入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方面地运用国家政权镇压工人阶级了，属于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工人阶级谈中国移民潮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已经陷入2020年以来最严重一波新冠疫情，在恶劣的封控实施当下，“润学”在中国网络上兴起——“润”字谐音英语“run”（跑），“润学”就是呼吁大家尽量“逃离”中国。

3月最后一周（上海封城第一周），百度移民主题的“移居加拿大条件”搜索量暴涨28倍多，位居中国搜索引擎排行榜榜首，对于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检索也非常多；中共官方4月3日于宣布坚持“清零”政策后，对于移民政策讲解的视频搜索量激增逾14倍。移民机构收到的业务量骤增，咨询者大多为中产阶级，也有不少专业人士。中共警觉事态严重，因此中国各大网络平台很快便不再提供移民相关的搜索量相关信息。

严格限制“非必要出境”

由于感到民族主义宣传愈发无力，以及害怕外汇储备不足、专业人才外流等因素，中共官方用各种办法收紧中国人出国出境的空间。5月初，移民管理局颁布新规，称严格限制、“劝阻”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包括旅游和探亲）。即使出国留学、就业等在名义上还是必要事务，边检人员仍然会对出国人员百般刁难，很多人最终仍然被阻拦；很多网民也爆料说，自己不能以留学为名义办理护照，甚至自己的护照被剪角作废，而官方“辟谣”并不可能打消社会大众疑虑。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自诩自己严格封控的措施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比起西方有着“制度优越性”，试图在中美帝国主义冲突下巩固自身统治；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对于疫情的灾难性应对不当（5月17日，美国官方通报死于新冠人数破100万大关），也很大程度帮到这一宣传，但今年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攻破中国防疫大门，广大工人阶级甚至很多中产阶级都面临收入更加不稳定、生活水平恶化、“内卷”进一步加剧的现状。这些无疑都挑战着中共官方民族主义胜利叙事。可以说，很多人“润”的念头，并非始于防疫乱象，但疫情封控加剧了这一念头。

当前“润学”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很多中产阶级人群对社会的愤怒，当中部分会走向激进化。所谓“中产阶级”，其实主要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人；总的来说，因其所处地位，在社会未处于深重危机之时，这一人群总体上政治冷感、“岁静”或保守，是中共独裁的重要社会基础。但现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一步下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内卷”太严重、生活压力太大，政治环境更加高压，很多人便觉得中国并没有比世界其他国家优越，因而动了移民念头——这其中便包括很多中产人士。

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大部分其实也不具备“润”的硬性条件，大多数人想“润”也只是在封城下的本能反应，而不是有实际计划，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会留在中国。那么广大基层工人怎么办呢？特别是，中国只有约5%的最富裕人口月收入超过5000元，而这样的收入距离移民也差很远。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升温的情况下，不但西方“民主”国家不可能为了展现自身“民主”“自由”而真的敞开移民大门，而且中国移民也不可避免会成为他们移民所在地种族主义攻击、歧视和归罪对象。这正反映资本主义的本质：需要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化来维持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权力。同时，很多民众也会觉得“润”是一种消极的逃避行为，因而不甘心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一切就移民出去，仍然坚守在中国。

“润学”兴起的背后

最终真的“润”出去的人有多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润学”兴起显示，民间对于倒车的社会现状失望和不满的情绪正急剧升温。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以防疫为名的粗暴的社会控制持续升级，令中国广泛人口集体震惊，并且惊醒起来。仍然留在中国国内的普罗大众，如果不默默接受现状，或者是“躺平”消极抵抗，就只能起身更激烈反抗。现在中国一切从上到下的社会问题，根源都是在于中共独裁统治，以及其捍卫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群众的社会反抗若要触及根本，必须联系到推翻现行威权资本主义体制，而这需要工人阶级迈出第一步，发展自己的战斗性独立组织、独立工会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

工人阶级谈中共政权的共同富裕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如坐火坑：虚幻的“共同富裕”

在巨大的经济内爆风险下，如坐火坑的习近平政权屡提“共同富裕”承诺，渴望用一层薄薄的土将要爆发的火山缝合，来维持其下一届任期的稳定。

中共的“共同富裕”承诺提高人民福祉，缩小收入差距，但却内容空洞，没有任何具体方案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同时亦用不“杀富济贫”向资本家保证政府不会太过火。这种矛盾的措辞，体现了习政权渴望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同时要保住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对制度本身造成的危机束手无策。

疫情急剧扩大了中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2020年胡润年度排行榜显示，中国亿万富豪数量增加了253人，为世界第一。而在2021年，中国亿万富翁有1058人，而美国有696人。这只是资本家之间的共同富裕罢了！

改善民生？

“共同富裕”承诺要“先富带后富”、“精准扶贫”，期望资本家富起来后，会把财富进行“第三次分配”，即资本家会将财富由上而下滴熘给民众，实现“第三次分配”。这分明是新自由主义的“滴熘效应”，但他们才没有那么疏财仗义呢！

中共政权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在危机上走钢丝，但毕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原有的宏观调控手段正不断失去效力。

政府面对房地产泡沫危机，进退维谷、拖延时间。恒大爆雷敲响了“三道红线”“房产税改革”的警钟，习政权与红色资本家都害怕过度控制资本，会导致连锁效应性的经济崩溃。只得在放松房贷、加速放贷上走的更远，央行亦配合新一轮放水。泡沫与债务继续累积，在畸形的经济结构下，新一轮放水的资金或流向金融、地产市场或由于储户信心不足淤积于银行。这表明习政权无力提振消费、亦无力改善工人阶级住房、负债现状。所谓民生改善，在积重难返下成为一句空谈。

在深重的财政危机下，中共政府亦无法负担起未来社保支出。人口压力的增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政府无力监督资本家缴纳社保金，都造成了估计在2025年底退休储蓄缺口或达到十万亿人民币的现状。而中共采取的对策竟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更遑论去年十二月爆出的发达省份公务员减薪，东三省部分地区事业单位公共人员工资被拖欠的消息。这都体现了，财政、人口双重危机下中共自我吹嘘的所谓“再分配”的虚伪。

中共将高质量发展，通过实现产业升级、科技进步来做大经济蛋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这一提法体现了在人口红利丧失时，中共渴望通过经济转型来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借以提高民族资本所分得到利润。但自相矛盾的是，习近平一方面要靠科技走经济转型，但又害怕科技企业带来过高的金融风险。因而在前年开始喊出反垄断口号， 并希望通过打击个别高科技企业的举措，挽回部分民心。当然，中共绝不会打击996这种剥削工人的制度。

再者，新冷战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技术和资源封锁，使中国科技业陷入了严峻危机。即使科技战爆发前，科技业的利润来源往往是金融投机，实体科技业发展占其份额根本少得可怜，因此中共才要压制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企业的垄断。

反垄断的过程进退两难，因为如果过于大力打击金融科技业，只会令经济更加难以转型，甚至造成金融业的崩溃。所以，去年“反垄断法”修法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即使对企业罚款上限提升至人民币五千万元，不过还只是九牛一毛。中共最多能用政治恫吓来确保科企老板听话，但不能改变行业垄断的局面。

幻想及呼吁

我们必须指出，自身难保的官僚阶层的虚假承诺和面对危机作出的经济努力，毫无反资本主义性质，反而是资本主义危机中统治阶级挽救自己制度的挣扎之举。内地部分左翼（一些毛派）对官僚与资本家抱有所谓“共同富裕”的幻想，误以为习近平在对抗资本主义，实在是彻底的错误。

改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不能依赖所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资本家施舍，也不能依赖官僚开出的空头支票。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将私人企业公有化，并将所有企业收归民主控制，对经济系统实行民主计划管理的方式来达到。这就要推翻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谈中国社会的极端防疫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上海疫情的悲剧：一场无可推卸的人祸

至五月，上海终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本市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这个乐观的声明所不能掩盖的，是上海市的灾难很大程度上绝非天灾，纯属人祸——这场人祸并没有随着官方所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终止。

我们处于新冠疫情的第三年，但习近平政权却没有汲取任何科学的教训。连之前与中共友好的世卫组织最近也客气地表示“清零策略是不可持续的”。

在封城后的上海，哪些品牌能提供生活保障物资、哪些企业能成为保供企业，统统由官方拍板决定。于是，受严格管制的物资供应为当地留下了巨大的贪腐空间。在暗箱操作下，大量皮包公司和劣迹斑斑的企业成为了红头文件上的“保供企业”。

上海因为官僚的低效与腐败而出现了生活物资的紧缺，反过来生活物资的紧缺又使官僚与投机者得以更加疯狂地盈利。就这样，上海出现了一幅奇观：在京东等相对有保障的电商平台卡在了保供资格审批上不得送货的同时，一些资质存疑的“保供单位”却顺利获得批准，一路绿灯地为居民送来了臭掉的榨菜、变质变味的猪肉等各路劣质食品，而各地无偿捐赠的物资有的被捂在仓库里，有的被高价倒卖，有的甚至被扔进了垃圾桶。

有人会问，难道社区居委会不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吗？他们难道不能从基层做起、抗衡这种恶劣行径吗？

很遗憾，不能。居委会名义上来看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他们只是自上而下承接上级命令的体制末梢，严格听从上级“从严从紧防控”的指挥，既不群众又不自治；一些居委干部更是颇有官老爷风范，有趁火打劫索要珠宝的，有放任菜蔬在仓库里烂掉的，不一而足。群众即使试图参与到社区工作中去，也只能担任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志愿者，进行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并没有民主、自治的机会。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都是基于“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

可事实呢？截止五月六日，上海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共计五百馀例；而作为对照，上海群众自发记录的、不计入卫健委报告的疫情“次生灾害”死者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近两百例。这些死者中很多本来可以救回来。但是，有的医院“为了防疫”已经关掉了急诊和发热门诊所以不接收病人入院，有的医院要求病人必须先做核酸检测再抢救，哪怕病人已经不可能活着看到核酸结果；有的社区底气十足地拦住准备就医的重症病人，以防疫之名叫他们“想出去就别回来”；而因为封控而断药、断氧、救护车调度困难则使众多病人只能在小区、养老院里等待已经来不及抵达的治疗，然后默默死去。

他们没有死于疫情——他们死于疫情“防控”，而他们的死在官僚眼里甚至连疫情死亡数字都不是。

“大概在10号到11号，氧气瓶就完全没了，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

我们养老院在一个市中心的位置，被上海市的大医院包围，平时救护车也就是5分钟的车程，是很方便的，但是现在拨了120，车子得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要2~3个小时。等待的过程中，老人氧气跟不上，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

——上海一家养老院长的口述

自始至终，上海和北京的官僚都只考虑了疫情数据与经济数据的权衡取舍。对他们而言，上海的民生在经济数据与疫情数据面前分文不值，所谓“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只不过是政绩单子上的“数据至上”。

在中国官方的神话里，党中央的方针和官僚集团的领导彷佛已经成为了万灵的处方，但在群众目睹了政策的左右摇摆，并为官僚集团的“政绩”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这一套谎言就再也不能欺骗他们了。群众政治意识的逐渐复苏——从观察与思考现状出发，他们积累下了对官僚的无能、残暴、腐败、乱指挥的愤怒。工人阶级需要组织民主的救灾委员会，接管分配物资和管理社区的权力，才能有效使居民自我组织起来，并严惩扣押物资的腐败官员。

工人阶级谈经济环境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

自2008年危机以来，中国劳工论坛（ISA中国）指出中国在2008年危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让中国经济、某程度上乃至全球经济都避免了美国华尔街式的全面爆破，但这不过将危机的炸弹延后爆破。中国自此陷入债务严重、充斥高风险投机、大量无利可图的僵尸企业。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日本式的经济危机——债务严重、通货紧缩压力巨大、消费水平低下，使经济长期处于低迷而难以反弹。

中共比日本当年更长期、更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作为经济驱动力，制造了全球最严重的房市泡沫。恒大危机发起了警号，使越来越多评论员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会否步向日本的泡沫爆破。《社会主义者》杂志在此回顾日本房产泡沫爆破的历史，协助我们在经济、政治和帝国主义衡突方面分析中国危机的愿景。

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使日本成为其亚洲区抵御苏联和中共的盟友，扶助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上斯大林主义的中苏阵营就在邻国，美国在政治上要通过经济力量压制日本的工人斗争。美国从1945年－1969年间向日贷款和赠款总数超过40多亿美元。日本经济大力发展，在1968年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状况使美帝国主义感到老大哥的地位受威胁，并开始要改变对日本的政策，压制日本的经济发展。

美国70年代经济危机

美国陷入了通货膨胀，整个70年代美国通涨率，是此前20年平均的三倍，但通胀并无带来经济增长，企业无利可图而殆于扩大投资使失业率持续高企。这就是所谓“滞胀”。

通胀原因之一是1973及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即使后来解除了石油禁运，全球油价至1980年代中期才回落至危机前水平。通胀使国内消费水平降低，而由于美元价格高企以至进口商品价格便宜，至1970年代的中后期，美国对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在1983-84年间差额达到GDP的3%。

美国统治阶级开始发起贸易战，并以里根1981年上台后成为转折点。到了1987年，华府对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进口货品加入了100%关税，几乎等同封锁了日货进口美国。美国亦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让美国投资，包括电视机和汽车等关键市场，并打击在美的日资企业（如东芝），就如今天对抗华为那样。

日本虽然成为经济强国，但在政治和军事上极为依赖美国，尤其面对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官僚计划经济的国家更需要美国保护。虽然当时中苏交恶，但资本主义的日本与计划经济的中国与苏联是社会制度上根基性的敌对。加上当时东南亚经济步入极迅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即使减少对美国的出口，还有其他新殖民的国家可以剥弱和掠夺，因而接受对美国的让步期望买来和平。

然而，日本的让步并没有缓和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贸易赤字占GDP从1980年的1.3%增长到1989年的3.7%。可见即使当年美日两大国愿意作出协定，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后来决定性的广场协议更引起大灾难。今天中美之间强硬的态度以至全球国与国合作的撕裂，各国在经济政策上互相协调去走出经济困局，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到了1985年9月，在美国的压力下，美国、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定，同意将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作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日本，以为可以缓和与美国的贸易战、日元升值可以推进日元国际化、吸纳外资到日本投资、帮助日资在世界市场上扩充。与其像资产阶级评论员那样说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倒不如这是帝国主义冲突不可避免造成的灾难。

日元升值陷入了失控境地，在两年间日元对美元升值超过50%，日本出口总额下滑了20%。日本政府以量化宽松政策企图刺激经济，一度推出过6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使大量信贷涌向房产和股市。地价暴涨，1989年底，日本土地资产总额约为美国的4倍，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而美国的面积则是东京的1.5万倍。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时间里面，日本的房价翻了5、6倍。

泡沫爆破

当时无疑日本的中产阶级以至劳动者都陷入疯狂炒卖。但与大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描述的不同，当时并非真正“全民致富”。资产泡沫带来了贫富悬殊严重化的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以至工人上层都为了避免资产贬值而纷纷买房。基层年轻人买不起房，于是日本政府甚至推出了50年甚至100年的贷款。最为陷入疯狂投机的是各大企业，例如丰田汽车、富士重工、日立电机等公司也将资金投入股市及房产。丰田甚至炒卖收入曾超过主要的营业的汽车制造业收入。日本企业的市值总额，在最高点时甚至膨胀为美国企业的1.5倍，占整个世界的45%。

1989年开始，日本政府害怕通货膨涨以至国内消费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经济泡沫过大失控，因而在一年之内三次加息以收紧信贷，期望作出调控。1987年日本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收，限制土地和房产的频繁交易。199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地价税”政策，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

大灾难来临了，房产泡沫迅速爆破，危机蔓延至银行系统。1991年日本全国房价暴跌70%、东京房价暴跌90%。当时房产与银行资本紧密扣连起来。银行贷款向投机房地产的日本公司和个人放贷，从而提高了土地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土地被用作抵押品获得更多的贷款（甚至可以获得地价120%的贷款），然后这些贷款又被用来炒股或购买更多的土地。

日本的经济增长近乎停滞，GDP增长仅有年均0.75%，远低于之前十年的年均4.6%，这一时段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到了2002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人均GDP差距，甚至比1980年代30%还要大。日本的国家债务占GDP由1991年不到40%，持续上升到2012年超过200%。债务利率偿还长年拖累经济复苏，而巨大的通缩压力又使实际债务负担增加，经济更加一沉不起。2012年政府推动所谓“安倍经济学”，以贬值日元和刺激信贷方式想刺激经济，但涌进股市的资本只令资本家更富有，没有解决任何真正问题。

工人阶级当然受到最大的打击，30年来年实际工资没有上升。在战后普及的终身雇用制，到经济爆破后，约聘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劳动大大普及化，到今天非正式劳动比例高达40%。非正规员工跟正规员工就算做一样的工作，不仅薪水只有正规员工的五到六成，大部分都没有社会保险，也少了福利！工人阶级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消费能力低下，使经济更加长期疲弱。中产阶级也因为房产泡沫破灭而陷入负资产，即房产市价低于贷款总额。自杀率和离婚率急升。91年到98年，日本的每年自杀人数一直在两万到两万五之间。

今天中国与当时日本比较

如果单单以房产泡沫的规模和杠杆比例来看，中国今天的房产泡沫在各方面的收据都远超于日本当年。上文提到当年日本资本家吹嘘东京的土地总额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中国房地产总市值65万亿美金，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也是中国2018年GDP的5倍。即使是1990年的东京，房价收入比也只有18倍，而日经中文网引述如是金融研究院的统计，今年广东省深圳市的住宅价格平均为年收入的57倍，北京市也达到55倍。

中国房地产业20年增加值接近北京2019年GDP的2倍。“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日本地价每年的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3倍。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所得比率高达120%，正是80年代的日本泡沫爆破前的高峰。从整体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所占的比例来看，目前中国接近3成，高于日本泡沫期的22%。这证明住房负担在中国更严重。

当然，不能单凭这种数据就能僵硬地论断中国的泡沫会在短期内爆破，因为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脱离国内政治和全球经济因素。无疑，今天中国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比当时日本牢固得多，无疑中共对国有银行的政策有相对较强的控制。这是因为中共由毛泽东官僚计划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以来，必须维持强大的国家控制来指导经济发展，才能确保政权可以制衡私人资本家的力量。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冒起比二战后的日本更迟来，意味着过程更不平衡，且中共确保国家权力凌驾于私人资本家之上。

人口危机

但更牢固的控制不代表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首先，中共不同派系已经就处理经济危机的方针出现分歧，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两派的政策长期都无法有效推行。例如，在中国的房产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紧密挂勾。土地出让为政府带来超过1/4的财政收入，因此打击房产业等同削减地方政府预算，并且伤害官员利益。加上一党专政的体制，中共各资本派系一定程度以地方为割剧，因此形成巨大的阻力使习近平的打房政策难以有效执行，最近房产税也胎死腹中。万一危机爆发，各省市的地方财政一定程度上根据中共派系斗争而各自为政，更难互相协调去解决危机。

有种说法是，日本当年已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而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还有很大增长空间。这种说法实属异想天开。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已大大放缓，加上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新冠病毒，难以发展为“高端”经济，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制。中国正陷入“中低收入陷阱”而难以转型为先进经济体的模式。

日本青年可谓“躺平主义”的始祖。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以及高压劳动条件，这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人口危机，自2005年就开始人口负增长，而今天每34秒才有一个人出生，但每23秒就有一个人死亡。主因是年轻人越来越趋向不婚，2019年的结婚数字创下二战以来最低。由双亲育儿女的家庭之比例已经从泡沫时代的 40% 降到了今天的 27.9%，意味着离婚率和不生育率大大提高。

问题明显与就业息息相关。根据厚生劳动省调查，2018年以30岁到40岁的男性来说，正规员工未婚率约三成，非正规员工则高达75.6%；非正规员工就算到了40多岁，未婚率仍有45.7%。

中国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已在追上日本。但中国人口危机除了有类似的经济原因（实际上中国对待产假、公共教育和托儿服务等生育保障比日本更不堪），还加上更复杂的社会制度因素——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并剥夺了外省人的社会及劳动保障，加上比日本更巨大的城乡差距，造成变相的族群/地域隔离制度。作为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比日本有着更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今天与30年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局势却不一样，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更强硬的攻击和围堵，而且国内政治和社会危机严重程度比日本当时严重得多。日本80-90年代初处于东亚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而今天却是全球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比起美日帝国主义80年代的冲突，今天中美帝国主义更加难以作出有意义的互相让步，因为帝国主义争夺地缘政治利益、占据市场和掠夺资源上更加竞烈。同时，中美统治阶级都面对国内的群众反抗和不满的压力，他们必须展示自己的以煽动民族主义。中美统治阶级内部形成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势力，争相以反中、反美议题来夺取声势和权力，驱使两国政府必须在国际权斗中强硬起来避免失去权力。

今天中美帝国主义牵涉的除了是美日当年也有的贸易战和市场开放问题外，还有更全面和更难让步的斗争：在军事（南海、台湾、中印度边境）、科技战和政治议题（美国用民主人权的旗号向中国施压，借以夺取政治斗争优势，而中共作为独裁政权在此问题上不能让步）。这使中共面临经济危机时面临更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威胁到其统治。

总结

中国经济危机，然而国内政局和全球危机的情况如此多变，没有人可以完全论断未来会如何发展。无疑比起日本资本主义，中共的国家机器干预的力度将会更强大，加上汲取了日本当时刺破泡沫的惨痛教训，害怕经济连锁效应崩溃，使中国统治阶级今天面对房产泡沫时更加步步为营。这使中共面对恒大以至整个房产危机时陷于瘫痪状态。即使恒大和房产业泡沫不会全面爆破，其对经济造成的债务负担和通缩压力也可以使中国经济走入缓慢和长期的低迷甚至停滞。

另一方面，没有人可以排除美国华尔街式的爆破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中国整个金融制度也埋伏着高风险的产品，随着债务水平越来越高，中共拯救违约债务的能力也在削弱，因此习近平才要发动对资本家的攻击企图限制投机。但这同样有危险会招致日本政府那样自己将泡沫刺破。走钢线一次失手足以致命。

当然，今天中国与日本最重要的不同，是中国群众的愤怒情绪远超于当年的日本。当年日本泡沫爆破适逢苏联倒台，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因而获得了历史的胜利，使全球工人阶级意识大大倒退。在日本更加因为左翼运动的历史性失败而使工人组织力量薄弱，长年都欠缺大规模的工人斗争。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拥有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力量，社会矛盾的极端程度已使青年大大激进化，阶级意识正在形成和发展。即使在独裁镇压和疫症压制下，工人斗争的力量还是正在酝酿。中共若果要工人阶级为危机埋单，将可以面对群众革命斗争的局面。惨痛的历史经验会向工人阶级表明，必须打倒资本主义，才可以有计划重组经济，摆脱将至的危机。

中国社会的人权灾难的基本状态

作者 王江松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一、从几个舆论热点说起

在八孩铁链女事件引起的舆论风暴中，有三个人的言论受到特别的关注，并招致了无数的批判和痛骂，他们是贾平凹、王志安、胡平。贾平凹接受采访谈自己作品《极花》中的人物时，一方面责怪被拐卖妇女蝴蝶缺乏防范意识，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另一方面又说：“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当北青报记者问“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贾平凹并没有断然予以否认，而是顾左右而言他：“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贾的这些言论引起舆论公愤，实在不算冤枉了他，我当时也做了如下评论：

贾大废人的逻辑与铅笔社歹徒以及一切极右分子的逻辑有惊人的相似：

——如果不允许拐卖妇女，很多村子就会因绝种而消亡了

——如果不允许雇佣童工，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命运就会更加悲惨了

——如果不允许工资单方面由资方和企业（所谓市场）决定，农民就连农民工也做不了，只能退回农村刨食了……

另一个引起舆论轩然大波的是王志安的三条推文：“如果尊重妇女的个人意志，让她们继续留在被拐卖的家庭，你们觉得单纯处罚她现在的丈夫，做得到么？比如把她丈夫抓起来判三年。这个女的都不干啊。她会说你们为了保护我的利益判我丈夫刑罚？不对呀，求你放过我们呀，让我们好好过日子”；“但强行解救走，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娘家人不愿意接收，夫家或买家这边强烈抵触，甚至全村出来抵抗。社会现实远比想象的复杂，不是网上敲几个字就能解决的”；“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很多被拐卖的妇女是不愿意被解救走的。我们当年做节目就遇到很多。原因：第一，家乡比这里穷很多，即便回到故乡，也会备受歧视，很难嫁出去；第二，有孩子了，无法割舍；第三，丈夫人也还行，凑合过日子是个可以接受的对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尊重她自己的意见，似乎是纵容贩卖。”对此我也发表了如下评论：

王局这几条推文纠缠在一堆浆煳之中，完全缺乏制度分析和国家责任的维度：一胎化计生极度恶化了男女生态、国家对拐卖妇女的严重纵容……基于此，一个有文明底线的国家必须弥补自己的过失，在依法打击拐卖妇女罪犯的同时，启动对于被拐卖妇女的国家赔偿，帮助她们的后续生活，包括经济补偿和心理抚慰。

我的朋友@老是扑空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多数人表达“应该”“必须”，少数人提醒“事实”“现实”。前者正义、美好；后者冷峻、骨感。没必要互不买账，更没必要批发帽子。推动社会未来进步、促成现实问题解决需要两者合力。做过新闻的人能看懂王局说什么。我回应他说：我做评论，力求“应该、必须”与“事实、现实”的结合，不喜欢抽象的道德谴责而追求具体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头扎在事实堆里而不能自拔。正因为我看到并承认他说的那些实际情况，才说出一条走出困境的思路（国家赔偿同时开放社会救助），否则，罪犯不能审判、受害者继续受害、拐卖妇女的链条依然如故……

纽约政论家胡平的言论在推特上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反应，他的基本观点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拐卖妇女现象？主要是因为一胎化政策造成了3000万光棍。他引用人口学者易富贤的话说：“1982年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最准确的人口普查。0-4岁性别比107，略高于正常的102-106；5-9岁106，10-19岁105，20-29岁105，都在正常范围。说明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前，溺女婴现象极为罕见，无统计学意义。是计划生育才导致出生性别攀升，导致光棍危机、女性安全危机。”国家统计局数据也表明，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之内。正是在强推一胎化后，性别比才大幅度突破正常范围。国家统计局说，“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下降。” 这等于间接承认，性别比严重失衡，首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他推荐的一篇文章也有这样的数据：“从80年代初期，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就超过正常的上限107，然后一路向上，九十年代攀升到110以上，在2004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121.18，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出生121个男婴。那一年之后，中国连续十年的新生儿性别比，都超过115。这是全国平均数据。放到农村，男婴的比例更高，有些地方高达140以上。”

胡平总结说：“人们对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对人贩子的无人性，对当地村民的底层之恶，口诛笔伐。这些批判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以为我们切不可忘记，导致当今中国拐卖妇女现象恶性泛滥的根源，是中共，是中共强制推行4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胡平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因果关系，也是为了寻找解决拐卖妇女问题的更为公正、有效和全面的办法，他说：

——我2004年写文章就提出对三千万光棍大军怎么办，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几个人愿意思考，只满足于某个案例曝光后去对恶行谴责一番就算完。如果还不提出解决、至少是缓解的办法，这样下去，很不幸，因为中国男女失衡的状态至少还会持续15年，因此类似的大量罪行在中国至少还会持续15年。

——贾平凹告诉我们光棍村以拐卖妇女才能繁衍这个冷酷的事实。凡有正常心智的人自然想到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光棍村能正常繁衍而不靠拐卖妇女。可是某些人想到的却是，既然光棍村靠拐卖妇女繁衍，而拐卖妇女是罪恶必须严禁，那就让光棍村断子绝孙吧。——而就是这些人还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呢。

——因为中共长达40年的强制一胎化政策，导致男性比女性多三、四千万，其结果就是在底层社会造就了三、四千万光棍大军，他们的性需求、对家庭的需求，对繁衍后代的需求，都被无情地否认，再对比权贵们二奶三奶小蜜蔚然成风，这个（视频里的）年轻人居然说那些光棍们活该断子绝孙。

——中共要强推一胎化，他当然知道那必然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必然造成数千万光棍大军，必然导致拐卖妇女猖獗。中共不提出任何缓和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放任。很多人只知道在基层官员-人贩子-村民这个链条上做文章发议论，却放过对中南海施压，岂不是避重就轻？

——老话“饥寒起盗心”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真实。那么这是不是说，人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偷盗抢劫就有理了、就正当了呢？当然不是。尤其是你偷盗抢劫的对象并非掌握不义之财的权贵，而是和你一样的平民，甚至是比你还弱势的平民，你的偷盗抢劫就依然是错误是犯罪。但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如果一个社会由于天灾尤其是由于人祸，致使不少人陷入饥寒交迫，这个社会一定会发生大量的偷盗抢劫行为。在“天灾人祸-不少人陷入饥寒交迫-发生大量偷盗抢劫”这三者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你不能克服天灾人祸，因此不能减少饥寒交迫，你就不可能减少偷盗抢劫。

胡平挨了无数的板砖，但我是比较赞成他的观点的，于是接连发表了五条推文：

1、贾平凹和王志安固然应该挨批，但精英们纷纷在“继续允许光棍村买媳妇”与“让光棍村灭绝”这两个选项中，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甚至以此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这令我不寒而栗。这个二选一暗含两个前提，一是光棍之所以成为光棍，责任完全在他们自己，二是绝对没有第三个选项了。问题是这两个前提成立吗？

2、我当然是坚决反对拐卖妇女的，我只是在深化问题，请大家一起找出解决方案，毕竟让3000万光棍自行灭绝也是骇人听闻的人道惨剧。问题可细化为两个：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并可以为此采取哪些政策、创造哪些条件？民间社会在这个事情上可以做出哪些贡献？如果政府不作为，民间如何追责？

3、假定有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号召光棍阶级革命：光棍阶级是由暴力计生造成的，我们的贫困是由极权计划经济和权贵市场经济对农民的漫长剥夺造成的，却让我们承担所有的苦难和罪恶——要么孤独终老，要么犯罪伏法！今认命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处于道德和法律安全地带的人，如何回答这篇起义檄文呢？

4、对于拐卖/强奸/奴役妇女的现象，予以严厉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当然是正当的，但也是相对容易的，而根治这一现象却是更为困难的。正如它是由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原因造成的，解决途径也相应地是综合的，仅有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是不够的。我的推文只是提醒这一点，办法得由大家一起来想。

5、你有道德义愤，很好！你要求政府公布真相严惩犯罪，很好！不过这其实只是不能突破的道德底线。更重要的是，应该追究政府用暴力计生造成3000万光棍与纵容拐卖妇女的双重责任，建立保护妇女权益和解决光棍困境的制度环境，否则此类现象还会反复出现。但你在此处围观后转到彼处围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五条推文也引发热烈议论，统计一下，有评论328条，转发202，点赞188。

二、对拐卖妇女现象的几种分析范式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析范式

它具有显隐两套，显的一套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然是绝不容忍拐卖妇女，也是要努力、妥善解决3000万剩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隐的一套是无法明言而实际运行的潜规则。就历史原因而言，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3000万之巨的剩男光棍的形成，主要是将近40年的暴力计生造成的，这一极权主义计划生育体制至今也没有被废止，只不过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压力下，由强制计划少生摇身一变成了强制计划多生而已，这是解决剩男光棍和拐卖妇女问题的巨大的历史包袱；就现实条件而言，现行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恰好构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障碍，真要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与24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无异于左右手互搏，完全乱套了。一个政府要根本解决一个由自己造成的并且其权力和利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其上的巨大的社会弊端和灾难，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潜规则就发挥作用了，无非就是一招拖字诀，在瞒和骗有效时无限地拖延问题的解决，纵容和放任拐卖妇女黑色产业链条的滋长蔓延，在突发性群体和个体事件曝发时，采取杀几只替罪羊的应急管理措施来平息汹汹舆论。胡锡进的叼盘艺术最能够把握这种维稳模式的起承转合。可以预料的是，徐州丰县的八孩铁链女事件，在持续不断的舆论倒逼下，会刑拘几个罪犯、处理一些官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反正舆情热点总会转移，只要没有有组织的民间力量进行持续不断的制度性追责，过几天就会风平浪静了，况且，我们政府已经依法处理了，还有人要纠缠不清的话，彻底封杀这个话题、解决这些提出问题的人，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2、毛左、极左分析范式

毛左对于暴力计生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和3000万剩男这个事实，以及这一事实与拐卖妇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三缄其口，正如他们坚决否认大跃进造成了3000多万人饿死一样，为何？人口生产的公有制和计划生育正如物质资料生产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样，是极左和毛左的基本信条，为了坚持这一信条，他们不惜否认明晃晃的事实。他们把拐卖妇女归因于改开以后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而贫富两极分化又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针对胡锡进的“穷是很多悲剧的源头，也是很多罪恶的源头……丰县八孩妈就属于穷生恶、恶成常的典型情况”，毛左人士直斥其为地主资本家的代言人；针对自由主义者易中天说自由和财富造就了谷爱凌、贫穷和愚昧产生了铁链女，毛左人士指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就了谷爱凌，是剥削和压迫造成了贫穷、愚昧和铁链女。至于如何消灭拐卖妇女和大规模光棍现象，毛左除了近期内要求当局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和严格执行法律外，远期则诉诸于新的消灭私有制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

3、民间极右派分析范式

它们是反体制的，但同时又是极右的，包括自由放任和自由至上主义、极右无政府主义或最小政府主义、诸亚独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逆向种族主义（中国人性败坏论、中国文化邪恶论）等等，具体人群有郭粉、川粉、普粉、姨粉、哈粉、土奥、田园基等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是逢左就反、唯右是从、左错右对、越右越对，在现代世界思想政治光谱上，他们自我定位于极右，左翼人士称之为黄纳粹、华人法西斯。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华裔美籍学者何清涟对我的推文的几条评论：

——如果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包办3000万光棍问题，我觉得好办：

一、提此议者如果是女士，请她率先垂范，学习文革时期主动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那些人不少成了先进人物；

二、如果是男士，先请他动员女儿、姐妹身体力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婚姻本来就是
个人事务。事实上，西方国家不婚族也相当普遍。

——提出这种建议者，比世界所有左派都“进步”。毛左当年改造中国时，强烈反对包办婚姻，连父母作主都不行。不信请看《小二黑结婚》与中共党史。西左女权是“我的身体我作主”，自己愿意什么都拦不住；自己不愿意，政府别想代替她们作主。因此，提出要为三千万光棍解决老婆问题的人，超越了共产主义理想。（徐思远跟推：那个女知青叫廖小东，家境优渥，最终惨死在农村。王江松这蠢货还是欠鞭子。）

之后，她又在别的地方发推说：美国既是民主政治，也是市场经济，美国也有很多光棍，男女皆有。美国左派想要政府包办的事项很多，包括变性费用的支出，独独没想过要政府消灭光棍现象。BTW，美国人口买卖也是地下经济的主要门类，与贩毒一样。以为民主代表消灭罪恶，只能说是无知；关于是否由政府出面直接解决3000万光棍婚配问题，谈最后一次：没有政府是万能的，自古及今，只有苏维埃政权时期及中共草创至1950年代初，用制度化暴力将强迫（或强抢）女人配婚。时至今天，一边骂着共产党，一边还做着“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的新版梦想，那就赶紧表现，加入1950年代以前的中共；不少人张嘴就来：溺杀女婴只因计划生育政策，因此才有性比例失调。

另一位与何清涟密切互动而且更加嚣张的极右分子徐思远一路破口大骂：

——罗翔是极少数中国能把法律与自由说的明明白白的人。至于胡平、王江松、贾平凹这些智障，还是及早准备后事吧，活着都多余。（罗翔：“有作家曾经认为如果打击拐卖现象导致村落消失怎么办，对此我的回应是一句法谚：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如果天塌下来，正义才能得到实现，那就塌吧。”这句话很像康德引用过的另一句：Fiat iustitia,et pereat mundus. 即便世界毁灭，也要让正义声张。）

——太平天国也是男营、女营分开，需要领导允许才可以有夫妻生活。胡平、王江松、贾平凹这些人的脑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体两面。

针对人权律师王清鹏的一条推文——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有拐卖妇女的现象。但是这么大规模，政府联手默许、村民多人参与，把被拐妇女折磨成这个惨状的，还是超出了我的认知。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共产党政权只要存在一天，都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威胁——徐思远评论说：“看来，在没有共产党的时代，中国人是不拐卖妇女儿童的，老舍这个骗子公然撒谎（指《茶馆》里有庞太监买媳妇的情节——引者注）。”

着名网红@五岳散人 的一条推文，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极右分子的观点：有人问我怎么看“光棍村”。很简单啊，灭绝就好了。哪儿有祖宗造孽、后辈不还的道理嘛。量子世界里因果律可能失效，但宏观世界还是有因果律这件事的。简而言之三个字：活逼该。

疯狂的神棍和川粉@询经问道 则在胡平推下发出歇斯底里的咒骂：我一直没有对胡平先生做过什么评论，但丰县引起的话题我实在按耐不住了。一个自古以来依靠绑架拐卖强奸监禁杀害妇女来维持正常运转的社会，还需要家庭和繁衍么？难道不该灭绝么？支持这样观点的人都最好断子绝孙！愿上帝的公义降在你家！

跟推评论的推友有三类，第一类是紧跟在上述四人后边蜂拥而上的、一些受他们影响的、极右化的中产或小资，他们在胡平和我的推下尽情地发泄其道德义愤：

——好神奇的逻辑啊，光棍村的问题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先把“买媳妇”这个念头放下行不？你还不寒而栗，我看你为你那些苦难兄弟摩拳擦掌一副准备为他们买媳妇说话的样子才不寒而栗呢！

——先杀掉女婴，导致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再拐卖妇女，强奸怀孕后再杀掉女婴，这种恶性循环不该终止吗？

——像阿Q一样的光棍的灭绝是普遍现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生物现象。无法解决，也没必要解决。只是以前是比较分散，不是集中在一个村子里而已。保护妇女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难辞其咎。

——这个案子好像不牵涉计划生育政策好坏吧？就事论事，犯罪就是犯罪，犯罪就得伏法。即使光棍是一胎政策造成的，光棍也无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她人的不幸上吧？

——有三千万光棍男就必有三千万女婴女童被虐杀。那时候你感到不寒而栗了吗？拐卖妇女和光棍男有联系吗？为什么不提高犯罪成本，不全力打击拐卖虐待强奸拘禁行为？买卖人口就不应该存在，这把人物品化奴隶化，跟男人没有关系。

——让几千万连兽类都不如的野蛮邪恶之辈消失在地球上，不仅道德，而且必要！

——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锁起来，十几二十年反复强暴轮奸至其精神失常，你tm就心安理得了？？？？变态吧！！！！

——在你饿死和吃掉别人之间，你是不是毫无犹豫选择吃点别人？这村子为什么男女比例失调？还不是自己重男轻女？这样的村子散了有什么不好？要不你把家里女人送给他们繁衍后代？

——光棍村灭绝怎么了？你可以去外面打工找老婆，你可以搬去别的地方啊！这能成为拐卖拘禁强暴无辜的女人的理由吗？如果这个理由成立 那任何出于自私目的的犯罪都可以被原谅了！我今天没钱花了是不是可以抢邻居的钱来花？我今天饿得快死了是不是可以把邻居的孩子煮来吃？

——3000万女婴被溺杀，你有过不寒而栗吗？

——让3000万光棍灭绝是骇人听闻的人道惨剧？不就孤老终身而已吗？能比得上杀害3000万本该来到这世上的女性残酷？

——三千万光棍自行灭绝……你怎么看出来的呢？比拔掉牙齿剪掉舌尖拴上铁链关小黑屋被强暴了生孩子还惨无人道吗？你不是蠢，是坏！

——谁灭绝了3000万光棍？不结婚不生子就叫做灭绝，这世上的丁克和不婚者叫自杀/被杀了吗？明明是中国人先灭绝了至少3000万女胎/女婴，该追究的是真正的杀人！结婚生子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必须提出供的社会保障，而且是必须改变的社会观念及压力。

——3000万光棍自行灭绝是人道惨剧？说的好像他们要被集体屠杀一样，不就是没有媳妇没有后代嘛，他们有生之年该怎么活还是怎么活，他们肉身谁也灭绝不了，难道有后代大于天？没有后代的人多了，他们是不是也是自行灭绝，人间惨剧？看来无后为大的落后观念真是深入人心。

——农村人他妈的本身就是罪恶本身，一直追问制度，你们老左有本事让全世界人都共同富裕吗？社会本身就是这么运作的，就是分层的，分层不代表可以去虐杀女婴，然后现在刷光棍就他妈的开始说买卖妇女是有制度原因的，要脸吗？

——请问你到底要到什么岁数才能摒弃政府是用来“管”人民的这种儒家思想。人民不要宏观叙事，不要毒鸡汤，只要自由。三千万光棍不是巨婴，不是小人，不是子民，他们的生活、身体不需要统筹规划安排。而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公民过着自己的意愿生活。

……

以上基本都是右愤，完全不讲逻辑：从我们主张需要解决3000万剩男光棍的性爱婚姻这个前提出发，怎么能够推出我们就主张可以和应该通过买卖、绑架、强奸妇女来满足这些男人的结论来呢？我们也跟你们一样坚决地反对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并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啊！原来在你们的二极管脑子里，要么3000万剩男光棍只能孤独终身，要么就只能用违法犯罪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权利和需求！对我们来说，尊重女权是不言而喻的底线和绝对前提，你们制造和痛打一个稻草人实在跟我们毫无关系。还有，从我们说3000万剩男光棍是暴力计生的受害者，怎么能推出我们不知道3000万溺婴也是受害者呢？我们所反对的暴力计生，侵害了数亿对男女的生育自由、损害了数亿怀孕妇女的身心健康，杀害了数亿胎儿，逼着老百姓溺死或经B超检测后引流3000万女婴，最后，造成了3000万剩男光棍，这些是不可分割的罪恶和苦难！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不亚于那场饿死30 00多万人的大饥荒的大浩劫！其所造成的人道灾难岂止3000万剩男光棍而已！

第二类推友则相对比较理性，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拐卖妇女是个法律问题，3000万剩男光棍是个社会问题，两个问题不要混为一谈，而且在前一个问题万分紧迫的时候提出第二个问题，至少是冲淡了主题：

——大部分人只是反对光棍拐卖妇女。他们是有同理心的人，不忍现实对被拐卖妇女的侵害继续发生。如果非要二选一，当然选择后者。如果有其他选项，第一个选项也必须包括，而不是单一互斥选项。不过，其它选项很可能超过了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反而导致包庇和纵容人口买卖了。

——我不明白什么时候传宗接代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了。这种繁殖癌背后其实多是对老无所依的恐惧，应该重视养老问题这是社会保障的问题，而对买卖人口应该零容忍。

——村落只是人的聚集地，反对的是拐卖这个行为，光棍们是有主动性的，他们可以穷尽办法在拐卖之外的方式去解决自已的个人问题。如果最终有光棍没有任何办法，那这样的光棍村消亡只是必然发生的客观现象而已.。至于光棍为什么成为光棍，这是另一个议题。没必要混为一谈。

——华人不讲逻辑的又一个例证。首先面对的应该是：拐卖、非法拘禁、虐待妇女犯罪。至于如何应对男女比例失调，光棍村的问题，应该是另外的话题！跟前述犯罪混为一谈，不是逻辑混乱，就是心眼大大地坏了！

——如何打击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如何解决光棍村打光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扯到一起议论，两个问题没有交集，不构成法律意义的因果关系。（因各种原因）打光棍不是拐卖妇女的理由，即使光棍村断子绝孙也不允许拐卖妇女，这是法律规定。拐卖妇女属犯罪行为必受法律制裁，用法治解决法律问题。

——胡平老师，您与他人的分歧并非应否解决光棍问题，而是讨论的焦点放在何处的问题。就徐州八孩母一案，其首先是突破人类良知底线的作恶，因此，多数人当前的关注点放在公平正义和善恶的讨论。至于发生这类恶性案例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您说的三千万光棍这个延伸社会问题，应该放在以后讨论。

这些推友的问题是割裂了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目前解救八孩铁链女固然是最紧迫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讨更深层和广泛的问题，要知道，拐卖、绑架、拘禁、强暴妇女的土壤和根源不铲除，还会连绵不绝地出现更多的八孩铁链女。仅仅依靠网络舆论，也许可以解救个别的受难者，却不可能解决整个上述对妇女的犯罪问题。

幸好，还有第三类推友，虽然人数不多，但具有清醒的认识：

——几千万光棍如果任其自生自灭，不知道会产生多少杀人犯强奸犯变态连环杀手或恐怖分子，仅仅从功利的角度，底层民众不能被忽视，否则整个社会买单。反对拐卖妇女和关心底层民众根本就不冲突，后者做好了反倒能支持前者。不贩卖妇女必导致光棍自生自灭或关心光棍就必导致拐卖妇女，纯粹是脑残或带风向。

——“继续允许光棍村买媳妇”与“让光棍村灭绝”这两个选项都是混蛋逻辑。一个不小心在网上说自己早餐吃了包子，都可能被监视追踪，如此普遍的人口拐卖，政府却视而不见。另外，一个政权建政已70年，却还存在如此普遍的贫困，并且这种贫困很大程度是由罪恶的户籍制度引起，并将这种贫困固化。

——光棍村的问题上，主要责任在政府，次要责任在家庭，以及光棍们自己。但在购买妇女问题上，光棍们的家庭，他们自己，都应承担主要责任，地方政府，警察们也是同案犯。挡国政府没有像对待那些批评当局的人一样认真对待拐卖妇女儿童事件，否则不会有如此猖獗的妇女儿童权益受害现象。

——胡先生当然是尊重女性意志的，也当然是反对非法的人口买卖的，这和解决单身汉婚恋问题不矛盾啊。为什么那么多人误读？不过是呼吁大家正视这个问题，从根源上人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仔细想想，让单身汉永远单身汉，这要怎么才能做到？不又要动用权力去宰制他人自由了吗？走到了诸位痛恨的专横权力同谋。

——华川粉喜看光棍村自生自灭，甚至主张“核平文明洼地”一点都不奇怪。但有些朋友不察这场讨论隐藏着极右陷阱。当骆驼的鼻尖出现，我们毫不在意，但它庞大的身躯马上就会钻进帐篷。对伪装在异见袈裟后的纳粹分子，当时刻保持警惕。他们是这国未来的恐怖分子。

4、宪政民主分析范式

宪政民主范式本身又包括宪政民主右翼（中右）和宪政民主左翼（中左）两种范式，根据我的了解，胡平属于中右/自由主义，而我属于中左/社会民主主义。上面提到的第三类推友都属于或偏右或偏左的宪政民主派。这两派之间有很多不同和竞争，但有两点是完全一致的：坚决反对极右或极左的极权专制，坚决尊重宪政民主的共同规则和基本框架。面对来自何清涟等极右派的汹汹进攻，我回了两条推文：

——来看黄纳粹华川粉的一贯逻辑：左就是极左，要求追究政府暴力计生造成的恶果就是认为政府应该包办3000万光棍问题；婚姻是个人事务，光棍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与政府无关；你们左派非要强调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那就让你们或你们的姐妹女儿率先垂范……一帮极右垃圾在这个推下集体发泄对光棍的仇恨！

——连暴力计生造成3000万光棍这一基本事实也敢否认，把光棍之成为光棍、穷人之成为穷人的责任完全归之于他们自己，那还有什么历史真相和正义，以此类推，死伤于暴政的数千万人不就是咎由自取吗？这不是弱肉强食的社达主义和强盗逻辑吗？这样的极右分子还好意思说自己反对极权专制追求宪政民主呢！

我这两则推文揭示了极右派的三个要害之处：

一是按其逢左就反、中左即极左的逻辑，从我提出的政府和社会应该为解决剩男光棍问题创造有利条件，荒谬地推出政府应该包办剩男光棍的性爱婚姻问题、一人分配一个老婆的结论，扎一个稻草人作为其攻击目标；

二是学者、公民、政治人物不能提出任何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只要你一提，就要求你贡献出自己家里的女眷，这真是下流之极，是以人身攻击代替理性辩论，从而取消了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公共性和可能性，要知道，公共政策不是一对一的私人契约，对于公共讨论，是不能直接代入或被代入讨论者个人状况的，比如说我当然不主张违背自己女眷的意志去满足某几个光棍的性爱婚姻需求，但并不妨碍我承认和支持他们的合理权利和需求，可以在有其他女性自愿同意的前提下得到满足，如果你说我不以身作则牺牲自己的女眷我就不能提出某项公共政策建议，你就是在耍流氓，你就是一条咬人的疯狗，根本没有资格与我讨论公共问题；

三是为了维持和固守其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执念，不惜否认极权政府的暴力计生是制造3000万剩男光棍的主要原因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并举证说中共建政以前，就存在溺杀女婴和拐卖妇女的情况，因此3000万剩男光棍与暴力计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以此证明，不管是极权专制政府，还是宪政民主政府，都不能包办个人的性爱婚姻事务，而且即使是宪政民主政府，只要包办个人事务，就一定会变成极权专制政府。极右派完全无感的是，包办个人事务固然是极权专制政府的特征，但一个宪政民主政府，却既有责任也有能力，为那些由于并非自己原因造成的、个人无法摆脱的困境，创造一些有利的制度条件，而不是听任那些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挣扎在困苦的深渊。宪政民主派为何要追问“拐卖妇女现象—3000万剩男光棍—暴力计生”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是出于知识论的诚实，还原历史真相，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本来任务之一；

二是从源头上根治浮现出来的问题，提出综合性的治理方案；

三是确定历史和现实责任，承认3000万剩男光棍首先是无辜受害者，政府和社会对他们陷入的困境也有解救的责任。自然，受害者绝对没有用拐卖、绑架、拘禁、强奸妇女等违法犯罪方式满足自己基本需求的权利，对此类行为和责任人理当予以严厉惩治，但不能因此就说3000万人孤独终身，或者是他们自作自受的结果，或者是他们必须无条件承担的、人力所无可更改的命运。

我说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人道惨剧或许有点夸张，但听任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人口数量的男性群体不能实现甚至是被剥夺性爱婚姻权，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人道主义灾难，也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须知这些人不是木头，他们当中的少数人会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形成拐卖妇女的黑色产业链条，多数人出于自我道德要求或慑于法律制裁，只能默默地忍受孤独的命运——但他们的沉默、他们被视作窝囊废的羞辱、作为异类被歧视的屈辱、作为失败者被抛弃的痛苦/愤怒/怨毒/仇恨/绝望，也会给他们身边的环境和整个社会投下浓厚的阴影。有人说，性爱婚姻权不是像人身自由那样的基本人权或天赋人权，光棍就光棍，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说的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成为光棍或者即使成为光棍也心甘情愿一样。

自有人类以来，食色性也，性爱/婚姻权和生存/生命权，就是两大基本人权，其与财产权、安全权、人身权、人格尊严权、社会交往权、自我实现权、政治参与权、社会保障权等等，构成完整的人权体系。无论我们如何论述各种人权之间的关系，生存/生命权与性爱/婚姻权也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可以说，男女性本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实现，除了自愿禁欲者另当别论，对于一般人而言，那就是人性未能得到正常实现，那就是残破不堪的人生，个人的痛苦自不待言，涉及的人多了，还会影响到人类正常的繁衍。当然，像任何一种人权，这两种人权的实现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和法律准则，而所谓道德和法律，无非就是各种人权实现之间以及各人人权实现之间的规则。胡平和我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没有说过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性爱婚姻权，指控我们主张3000万独身男士拥有性爱婚姻权就是为董志民们拐卖、绑架、拘禁、强奸妇女以逞兽欲做辩护，纯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血口喷人，栽赃陷害。

宪政民主派还要追问的另一个因果关系链条是“拐卖妇女现象—3000万剩男光棍——贫穷/贫富两极分化”。应该说，暴力计生造成了男性多于女性的绝对数量，而贫富两极分化把这个数量相对固定到贫困男性身上，以至于绝大多数剩男光棍都是贫困男性，拐卖妇女也主要发生在边远和贫困的农村。如果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由于暴力计生造成的多余男性数量仍会存在，但会相对分布到各个阶层和地区，而不会集中于贫困农村，那就很难形成顽固不化的拐卖妇女产业链条了。

三、化解3000万剩男光棍、彻底治理拐卖妇女问题的公共政策

如果我们不是执着于不是极右就是极左的二极管思维，那么就不会出现要么允许拐卖妇女要么让光棍村自行消亡、要么对3000万光棍不闻不问要么由政府给他们每个人分配一个老婆这样的二难困境，事实上，在极右与极左之间、在无政府和极权专制政府之间、在绝对自由与绝对平等之间，存在着宪政民主右翼（中右）与宪政民主左翼（中左）的广大空间，可以就这个问题做出广泛深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公共政策。

率先提出这个议题的胡平说，当今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三千万，这种巨大的性别差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还将继续二十年。对于这三千万光棍的性的需求、家庭的需求、繁衍后代的需求，怎么办？我和一些人的分歧说来就在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至少缓解，他们则认为，就让他们一辈子光棍断子绝孙吧。

他提出的对策是：

（1）允许或默许一妻多夫；

（2）成立正式的婚姻中介，以便规范，加强监管；

（3）对拐卖妇女及虐待强暴等罪行从严处理。有网友说还可以再增加几点：

（4）卖淫合法化；

（5）发展国际联姻，鼓励洋妞嫁进来；

（6）彻底废止计生恶政。更多网友纷纷建言：

——东南亚女多男少，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女孩一大把一大把。搞好跟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促进跨国婚姻，娶东南亚媳妇国家补贴，将城里闲置房罚没当公租房给他们当婚房，几千万男丁的婚姻问题就解决了。

——你们俩男子，说光棍问题说了这么多，没有一个说到点子上，没有一个说到“女权的、平等的”解决方法：大力扶持农村女童，从上学到就业都优惠女童，这样女性收入高了地位高了，父母自然不堕女胎杀女婴了。江西是溺杀女婴的重灾区，但是茶叶产区，女婴存活率明显地高，因为采茶要靠女性。

我记得一项研究，中国农村，女性收入每高多少多少个百分点，女婴存活率就高多少多少个百分点来着。所以如果农村女童得到倾斜扶持，女性收入高了自然存活比就高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靠的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只是这样下功夫提高女性地位，是中共统治者以及很多很多男人不愿意做的。

不准拐卖了，光棍村的男人有三个办法，一，奋斗上进。二，对女人好，彩礼提高。彩礼提高了农村女婴存活率自然提高。三，革命。中共就是怕光棍革命，才纵容拐卖，敢拐卖强奸的男人，都是比较“狠”的男人，革命的概率高，所以中共才要以最弱的女人，去给比较狠的男人填坑。

——政府可以普及自慰知识，发放充气老婆，推广同性配偶，放开服务产业等等。

——啥叫孤独终老？城里女性寿命往往比男性长，60岁以上女光棍比男光棍多，为什么没人考虑阿姨辈女光棍怎么办？你关心的3000万男光棍能不能去城里找这些阿姨辈们脱单？农村贫穷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但不是他们单身问题！他们并非没选择！

——胡老师，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一点，多出来的三千万的男性可能没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要离婚自由 可以有更多的离婚女性可以重新组成家庭，所以实际上也许并不会形成3000万光棍，只不过女性会更吃香，离了婚可以更方便地重新结婚。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善婚姻法律，保障女性的离婚自由和财产，让更多女性可以放心离婚。

——这个问题主要不是男女比例失调造成的，是女人多爱钱，嫌贫爱富傍大款。官员、富人占有大奶、二奶、小三、四、五……，穷人却买不起女人。建议国家推出新政策：嫁穷男人的女人有住房、老年保障和医疗优惠，生孩子的还有补助！

——这个问题当然要解决，因为是政府之恶政策等一系列问题造成的，但绝不是靠拐卖人口，问题有两个，一是生理需求二是传宗接代，第一个问题可通过放开性产业和硅胶产业解决，第二个问题可通过试管婴儿和代孕方式，当然还可跨国通婚，前提是都需政府的大力补助，但政府会主动作为吗？

——可以考虑跨国调剂。世界上还有大量女多男少的高，中，低端国家。可以通过发展以寻找友谊爱情导向婚姻为目的的旅游业来舒困。未来利民的民主政府可以对寻偶困难男性提供语言文化培训，以无息，无抵押，无期限足额贷款对因暴力一胎化受害，寻偶特困男提供特困经济和婚房资助。从东南亚和中南美洲娶新娘。

当然，几乎以上任何一条建议都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反对，比如，针对最后一条，有推友跟评说：“看你们的德性比窑洞那帮流氓能高级多少？都是准备调配女性，分妻制，还未来的民主政府呢，我喝了口水差点被自己呛了，怪不得你们革命不成功，缺少对女性的尊重，不问女性同意与否，不但分配本国的，还分配全世界女性，你们为光棍的交配和泄欲权真是操碎了心。你们的新头衔是无产阶级配种师！”更多的留言则是要求胡平和我从自己做起，贡献自己的女眷给为光棍脱单的伟大事业！这些人就不值得与他们计较了。我梳理和总结了一些公共政策，希望它们能够形成一个逻辑自洽、配套成龙的公共政策组合和体系。

1、经济政策

——在第一次分配领域，增加劳动收入比重，普及劳资集体谈判这种社会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开放工会和农会的自由组织和发展空间，这样可以提高占我国就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从源头上缩小贫富分化，绝大部分农民进入城镇，绝大部分贫困村庄自然消失，从而实现光棍和穷人的身份分离，大大缩小拐卖妇女市场的需求主体，使贫困村庄无法成为拐卖妇女产业链条的核心环节。脱贫以至致富的男性农民和农民工也会提高自己在性爱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会降低铤而走险违法犯罪满足性爱婚姻需要的冲动。

——倡导和发展穷人经济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的理念、知识和技术，提供优惠的产业、金融、税收政策，鼓励穷人经济合作互助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2、社会政策

——在第二次分配领域，建立城乡平等的、一体化的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彻底解决穷人病无所医老无所养的问题，这样，所有鳏寡孤独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终于找不到老婆，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彻底废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城乡居民可以自由迁徙，农村多出的部分男性与城里很难找到伴侣的部分独身和离异女性可以无障碍地自由结合。现代社会的离婚率和婚外情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这种性爱婚姻状态的流动性，客观上为农村和城市下层单身男人提供了较多的机会。我昨天理发时向师傅问了他们行业的婚恋情况，他说30～40岁之间单身或离异的男性高达三四成，但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大家也能比较方便地找到一夜情或短期同居的女友，其中有的也可以发展到婚姻阶段。

——国家鼓励民间社会服务组织、性爱婚姻中介机构的发展，对于有效地促进了跨国婚姻、跨地区婚姻的组织和机构，在予以税收优惠的同时，予以适当奖励；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还可以拓展年龄相距较大的男女之间的交往空间，提高大男小女和大女小男结合的可能性，只需要适当拉大一点本来就存在的男女婚龄差，就可以让很大一批男性脱单，多少年以后，又会恢复到原来比较自然的婚龄差。

3、文化政策

——首先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光棍”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含有明显的贬意和歧视，“3000万光棍大军”这个词组（能指），包含了有这么一个固化、标签化的特定的人群的意思（所指），是相当严重的身份歧视，相当于“社会贱民”，这对他们的生存、交往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本文行文上虽然暂时沿袭了这个概念，但强烈建议放弃和废止这个概念，而改用单身汉、单身男士、男多女少现象等比较中性的概念，这是相关文化政策的一个概念基础。一个重要的区别是，“3000万光棍大军”是一个固化的群体，而3000万富裕男性或单身男性却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从前的已婚男士很可能成为单身男士，而从前的单身男士很可能会成为已婚男士，其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政府和社会组织倡导和普及性爱和婚姻的多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的知识，让每一个单身男士意识到自己在性爱婚姻市场和关系中的三个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不是茫然无知地随波逐流或误打误撞。

——政府和社会组织也要倡导和普及单身文化，搭建单身男性、单身女性的精神文化交流平台，引导那些自愿单身或被迫单身的人拥有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活出单身人生的精彩和幸福。应该让单身人士享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资源。

4、政治决策和法律规制

——要有一个对于3000万单身男士的性爱婚姻负有一定国家责任的政治共识和政治决策，这当然不是运用行政权力强制婚配，而是提供上述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和相关法律，拓宽单身男子性爱婚姻的机会、可能性、空间和平台。这不仅是对他们作为暴力计生受害者的一种历史补偿，而且是一种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如果对他们不理不睬甚至歧视挤压，必将导致其个体的和群体的反弹，从而产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要真正严格执法，依法惩治拐卖、绑架、拘禁、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单是这一点，就至少要求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正如胡平所指出的，之所以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严、违法不究，一是因为出现了“村庄—人贩子—基层官员保护伞”的黑色产业链条，二是因为中央政府对这种不直接危及统治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是维稳体系的基础和第一线，中央政府也不敢得罪。雷洋事件就是一个明证：数千警察一跺脚，中南海也要抖三抖，最终对当事人只是轻判了事，估计八孩铁链女事件的结果也会差不多。

——对于性服务和性用品产业、同性婚姻、一妻多夫、试管婴儿、代孕等业已存在的现象，一方面放宽法律限制，允许其合法存在，并保障其从业人员或当事人有关民事法律权利，另一方面也加强法律监管和规制，使之在公开的规范和阳光下运行，一旦出现诱骗、强制和暴力伤害妇女或性伴侣的情况，及时依法予以惩治。

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这些看上去很好，但中共政府大概率不会接受和采用，所以说了也白说。 我认为即使白说也要说。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就是研究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至于当政者是否采用，那是他们的问题。此外，每一个追求自由平等价值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学者、公民、异议人士，都有权利和义务为收拾和重整中国这个烂摊子、为解决所有重大的社会问题（三农、劳工、环保、尘肺等职业病、民族冲突、历史真相与转型正义、经济和政治、国际关系等等）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达成宪政民主共识，否则民众凭什么相信你们呢？一天到晚高喊反对、打倒、推翻、消灭，你们就能引导人民走出埃及，噼开红海，到达流淌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吗？

工人阶级谈经济困境

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中国经济骨牌已开始倒下

甫踏入2022年，中国的经济情况接二连三地发出警号，国内舆论普遍已经相信经济衰退的日子已经到来，更甚者已对前景失去信心。即便官方统计指去年GDP增长8.1%，但即便是这不可靠的数据也显示出，“增长”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的“增长”已急剧放缓，第四季度更只得4%，属2020年疫情大爆发以来增长率最低的季度。

自去年年底开始，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十二月中，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相继传出消息指当地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将面临减薪，且减薪幅度相当大，平均被削减了15-20%。据悉被扣减的主要部分不是基本工资，而是“绩效奖金”以及其他各种津贴，普遍而言，这部分的收入占中国公务员总收入的70-80%。有消息指广东部分地区甚至已停止发放公务员津贴，只发放基本工资。与此同时，中共纪委发出公布称，公务员在下班后开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为“原则上不算违纪”。这被视为是在默许或者变相鼓励公务员赚外快，自谋生路。

事实上，中国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过去在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一直普遍存在。自2018年开始，东北三省陷入财政危机后，这一情况开始蔓延到该处。东北三省的一些任职于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人员，如公交车司机之类的工人，已被拖欠了数月工资。但在去年年底，减薪欠薪的现象首次蔓延至沿海发达省份，令民众对经济情况的预期更为暗淡。

民众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直接导致了消费疲弱，使得中共一再口讲的“拉动内需”又一次成为空洞的口号。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去年12月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比2020年同期增长1.7%，远低于外界预期的3.8%。显示了普遍民众在对前景不乐观的情况下，正在收紧自己与家庭的消费额。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下，这正是传统经济危机所倒下的第一块骨牌。

承接着以恒大危机为标志的房地产市场动荡，根据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韩复龄教授在微博称，在2022年开始仅仅两星期内，中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已经起诉了超过二十万名断供房贷的业主。他的这则微博随后不久就被删除，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如《新华日报》等仍在文章引用转载这一消息。同时网上亦有大量民众在这一话题下纷纷诉苦，分享自己遭遇因房价暴跌、无法如期还款所遭受的损失，不少更表示自己房子被拍卖后仍不足以抵偿银行欠款。作为佐证，查阅历年中国司法拍卖住宅房产的宗数，过去四年整整暴增186倍！由2017年的9000宗上升至去年至少168万宗。可见情况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令不少城市中产阶级转眼间变得一贫如洗。

对地产市场的政策收紧同时亦打击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黑龙江鹤岗市地方政府传出“财政重组”，被视为第一个陷入破产的地方政府。根中共官方报告，鹤岗市政府的主要收入除了上层政府所调拨的资金外，主要就是依赖于土地出售，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已使得市内土地变得一文不值。相比其他城市平均每平方米1万至2万元人民币的售价，鹤岗市内的房价每平方米甚至下跌至不到1000元，甚至有报导指不少出租屋的租金为零，只要求租客自行缴交管理费和暖气费等即可入住。而在2020年，鹤岗市的本地财政收入更进一步的下跌了7.8％至23亿元人民币。但同时，市政府的开支却高达鹤岗市136.8亿元，处于极其严重的入不敷支状态，更无法偿还到期债务。

这一情况敲响了警号。习近平政权提出所谓“住房不炒”的口号，以至早前以各种政策如“三道红线”、房地产税等以图控制过热的地产市场并压低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以致引发了恒大危机，随后大批根基不稳的房地产企业亦摇摇欲坠，整个房地产市场现时哀鸿遍野。不仅大量住宅地产项目烂尾，不少城市连一些筹备多年的巨型产业园区计划也由于开发商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被迫搁置甚至下马。尽管中共想方设法试图加强对资本企业的控制，但中国资本主义的投机市场并非中共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忠仆。中共的寡头资本家与官僚担心地产市场这一头骆驼已无法再承受多一根稻草，习近平早前尝试推动房地产税的计划在政权内部遭到猛烈反对并被搁置就变得毫不意外了。

因此，中共对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摇摆，种种迹像显示出政权正准备重新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输血。在1月19日，新闻消息指中国的主要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科兴成立了房地产公司，以7.7亿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进军房地产市场。虽然科兴表示，成立房地产公司是“为了面向员工的租赁房屋”。但庞大的注册资本令外界认为其目的并不仅限于此。在市场整体看淡房地产市场的环境下，科兴一家生物制药企业逆流而上，豪掷大笔资金插足房地产市场，亦令人怀疑其是否在中共的授意下所做出的姿态以尝试挽回资本的信心？

根据中国《证劵日报》整理公开资料，在2021年12月1日至26日，多个地方重大基建项目密集提前动工，这不到一个月内的总投资金额已高达2.28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中国发改委16日发布通知，要求地方“稳定和扩大消费，促进住房消费发展……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等。国务院、财政部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出现，包括放松房贷、加速放贷，被称为“史上促进购房政策最密集的春节”。

在次日，中国央行亦随之配合降息，1月17日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和逆回购利率，幅度达此前预期的上限10个基点。以冀促进银行对市场加大借贷。在此前，中国企业2021年12月新增的中长期贷款为3400亿元人民币，对比2020年同期的5500亿元暴跌了2100亿。企业大举收缩借贷意味着资本家减少投资，这亦是经济危机倒下的第二块骨牌。

因此，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要“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直白地表明了现时正遭遇到信心危机，因此必须立即将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

这表示，过去习近平所提倡的“内循环”“提振消费”“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等等这些口号已成黄粱一梦。在瘟疫的持续性负面影响以及新冷战的压力下，习近平政权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对资本的控制，以在内忧外患的险境中维护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却是资本家不愿承受也无法承受这一时间的阵痛，更将这些经济阵痛放大并转移到民众身上。当中共官僚意识到这一进程可能触发无可挽回的危机时，只能低调地放弃这一路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转向是否为时已晚，无法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正如我们在2019年对于中国的展望文件所指出：“政权在宽松与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走钢丝，这将造成风险——要么触发房价再度上涨，要么可能导致市场崩溃。这只是在现在还是日后泡沫破裂之间作出选择。”现在的情况正是中共站在钢丝之上，却被新冠疫情与新冷战两股强风吹得左摇右摆。

归根究底，中共施政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政权的执政地位，而非“为人民服务”，民众的利益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维稳而抛弃的幌子。中共在过去一年连续多次的政策摇摆正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对当下的危机根本没有一个具体而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中共本身也正是危机的一部分。对民众而言，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地管理经济才是彻底解决危机唯一途径。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中共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 二零二一年

「自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奋斗的永恒主题，但自由似乎也是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争议不断的主题。实际上，在马克思及其相关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发展和演进的清晰历程和具体内涵的。 作为终生都在为自由而斗争的「自由之子」，马克思对「自由」及其实现有着相互关联的「三部曲」。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是摆脱「宗教神权」统治的抽象的「精神自由」，即通过「服务哲学」来唤醒「自我意识」而实现的「哲学自由」。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是摆脱「封建王权」统治的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也即通过「出版立法」来保障政治权利而实现的「政治自由」。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通过解剖、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识到追求自由仅仅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摆脱「资本」这一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统治的人之「个性自由」，也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否定资本主义的私有製而重建「个人所有製」，从而实现人之个性全面发展的「最高级自由革命」。

「欧洲的自传始于对自由的爱」( 赫勒语) 。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为人之自由而奋斗的「自由之子」，马克思的自传也始于「对自由的爱」。马克思就是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战和为自由而逝的。「自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和奋斗的永恒主题，但自由似乎也是马克思思想中最琢磨不定和争议不断的主题。实际上，在马克思及其相关着作中，自由是有着其自身发展和演进的清晰历程和具体内涵的。在此，笔者尝试总结出马克思自由思想发展的「三部曲」。

一、《博士论文》时期: 抽象的「精神自由」

青年马克思是一个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 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一直影响和鼓舞着他，他希望把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从一切对超验对象的迷信———宗教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之口，喊出了自己的「自由( 哲学) 宣言」: 「只要哲学还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裏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把众人的意见强加于众神的人。」并强调自己「痛恨所有的神」，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的神性」。对青年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代表着反抗一切形式的限製人之精神自由的外在权威，不管它是来自宗教教义还是希腊神话。尤其是在伊壁鸠鲁这裏，青年马克思还找到了最明显、最关键的反抗宗教神权的「精神支柱」。由此可见，马克思追求的已不再是宗教的高高在上的神之自由，而是现实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这裏，马克思还是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为了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反对和否定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色彩，而向宗教开战是当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流。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斯多葛派、怀疑主义都是古代自我意识哲学的典型代表，而伊壁鸠鲁代表的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此时正热心于自我意识哲学和精神自由的张扬。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只关註原子的「直线运动」，註重的是原子的物质存在，而伊壁鸠鲁则还说明了原子的概念本身———它的质料和形式: 「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原子不仅是现象世界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抽象个别性的自我意识的形式原则。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否认原子的「偏斜运动」。原子的「偏斜运动」并不仅是一种物理现象，而是意味着一种摆脱必然性控製的自我意识和精神自由。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作为德谟克利特直线运动的「反题」，既代表人的自我意识对物质自然的否定，也代表人类思想超越盲目命运和自然法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之所以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仍然受盲目命运和自然法则的必然性的束缚，而否认偶然性的意义。而马克思认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观点，认为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正是在承认原子偏斜运动和偶然性也即打破必然性和「命运的束缚」而追求个性和自由的意义上，马克思称伊壁鸠鲁是「古代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原子偏斜说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先声，他的哲学给人类精神披上了「芬芳的春装」( 马克思语) 。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选择，虽然还没有完全超出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但也预示了未来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聪明的唯物主义」( 列宁语) 之路。

在马克思这裏，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也是人的精神自由的丧失，他反对宗教把多姿多彩的人类精神变成单一的黑色。在《博士论文》中，为摆脱宗教束缚而获得抽象的精神自由，马克思诉诸的已不再是对神的顺从和屈服，而是作为哲学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马克思主张自我意识哲学自己创造自己的自由，只有自我意识哲学能使人从「阿门塞斯王国」的阴影中脱离出来，投入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能够进行独立哲学思考的人就摆脱了宗教命运的束缚，从而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主张通过确立自我意识哲学来通达精神自由的。因此，马克思此时与伊壁鸠鲁有着共同的哲学理想，也即哲学的「目的在于求得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而不在于对自然的认识本身」。在这裏，马克思认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灵的宁静，比自然本身更有利于精神自由的获得。所以，马克思也认同和主张到哲学即人的自我意识中去寻找和实现精神的自由。借用伊壁鸠鲁的说法就是: 「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誌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正是在「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意义上，马克思把哲学与自由等同了起来，其实质就是自我意识摆脱神的统治就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确立。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指认的反对宗教的「哲学( 自由) 狂欢」，以致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甚至说「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是彻底站在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立场上来理解和追求自由的，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他作为黑格尔的最优秀的学生颁给自己的「毕业证书」。

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此时的马克思还带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强烈的反对宗教色彩和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思辨意味，还意识不到唯心主义哲学那「醉醺醺的思辨」和喜欢幽静孤僻、自我直观的实质。虽然他批评康德和费希特只是在天空飞翔，也不太喜欢黑格尔的古怪调子，并强调自己只关心地上的事情，但这时马克思所追求的作为摆脱宗教束缚也即神权统治的自我意识的精神自由，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脱离现实的「哲学自由」，还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础做支撑。而这正是马克思后来在《莱茵报》时期开始接触，并最后在《资本论》时期才得以真正面向和完成的。

二、《莱茵报》时期: 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追求个性和自我意识解放的「精神自由」只是摆脱了「宗教神权」的统治，那么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追求的「新闻出版自由」则是为了摆脱「封建王权」的统治。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强烈反对的就是普鲁士政府的「封建王权」。但这也同时表明，马克思开始从关註一般哲学问题转向分析具体的政治现象，也即从「哲学的自由」走向了「政治的自由」。对此，马克思的传记作家梅林有着明确的指认: 马克思已经被一种远比哲学更强烈的兴趣吸引住了。自从写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的文章以后，马克思就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现在他在《莱茵报》上继续进行这个斗争，而不再是去「纺他那哲学的线了」。特别是在《莱茵报》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更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这一「政治斗争」和新的自由追求。马克思此时最为关心的不再是抽象的所谓精神自由———哲学自由，而是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政治自由，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从书斋走向社会，面向和解决具体现实生活问题的开始。

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对「自由」马克思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在这裏，马克思通过与现实的亲密接触而深刻认识到: 「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 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本性的装饰品而摒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由此可见，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已不再是被当作人类本性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就是人类本性自身所必不可少的最珍贵的「装饰品」。马克思对作为人类本性的自由的这一理解，也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卢梭的观点: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所以，马克思在该文的最后借斯巴达人之口号召人们奋起、甚至用「斧头」去「为自由而斗争」: 「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 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但此时，通过报纸与现实亲密接触之后，马克思已不再认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而是强调「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在这裏，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已不再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本身，而是外在的政治权利的获得和保障，自由报刊就是号召广大人民为彻底改变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而斗争的有效手段和直接体现。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製度是不自由的体现，而新闻出版自由却是自由的体现，自由报刊的本质就是自由的本质，也即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和道德的本质，自由报刊就是现实的自由。如果人们享有新闻出版的自由，也就享有具体的现实自由: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可以说，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中，马克思已经把自由的本质及其获得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而不再单纯依靠精神的自我运动和自我演绎。为此，德国那些脱离现实、喜欢幽静孤僻而空谈自由的所谓的「自由人」和「自由派」，就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评: 「把自由从现实的坚实土地上移到幻想的太空就是尊重自由。这些流于幻想的空谈家、这些伤感的狂热者把他们的理想同日常的现实的任何接触都看成是亵渎神明」，因此「对我们德国人说来，自由之所以直到现在仍然只是一种幻想和伤感的愿望，一部分责任是要由他们来负的」。由此可见，在走出书斋开始接触现实之后，马克思已不满足于抽象的、空洞的、单纯说教的精神自由，而是越来越关註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应该享有的各种真实的政治权利的自由。马克思需要的，是站在稳固的大地上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

当然，马克思此时还只是看到和反对封建王权对人的政治自由的限製，还不能深入王权背后深刻认识到和挖掘出真正製约和束缚人的自由背后的强大「物质力量」———经济利益根源。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裏还不能具体确定是何种社会关系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所以，马克思此时反对的还只是作为普鲁士政府王权的外在体现的书报检查製度，并意识到「在法国，为革命准备基础的不是新闻出版自由，而是书报检查製度」。正是书报检查製度阻碍了人们追求和获得现实的自由，并引发了革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张通过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 「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法律不是压製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追求的人的政治自由的获得和实现，寄希望的还不是根本推翻封建王权统治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立法」，认为有了立法的保障，也就有了自由的保障，所以他才强调「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同时，针对封建统治者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担心，马克思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指出: 「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与之相反，新闻出版自由正是人的自由的实现，而决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在这裏，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才是人的最真实的自由，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文明的体现。

与《博士论文》时期相比，马克思此时对人的自由的本性及其实现的理解和追求，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他已经从宗教批判前进到了批判政治与社会製度，这也是马克思离开书斋开始走向社会的真实反映。但总体上看，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和追求，还是处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善良愿望和理想主义阶段，幻想着通过和平的「立法」来实现和解决问题，仍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在《莱茵报》的实际工作，却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了必须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从而埋下和获得了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的「种子」和「原动力」。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后来为什么特别强调对「自由」( 市民社会) 问题的解决必须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求，而这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做的工作。

三、《资本论》时期: 全面的人的「个性自由」

如果说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是到「哲学」和「法律」中去寻找自由的真谛及其实现，那么到了《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时期，马克思开始逐步认识到对自由的真谛及其实现所依托的不再是抽象的哲学和形式的法律，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语) 。对此，恩格斯后来也有着深刻的认同: 对自由及其可能的追求，「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到「经济」中去寻找，实际上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获得，不仅需要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更要摆脱「经济权力」———「资本」的统治。在第一次正式面向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认识到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后来又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裏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在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集大成的《资本论》中，资本更是摇身变成了具有「幽灵般现实性」的统治一切的「自动的物神」。因此，要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裏获得和实现真实的自由，仅仅摆脱「神权」和「王权」的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摆脱资本这一「神权」和「王权」附体的「经济权力」的支配。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真正认识到实现自由背后所必须摆脱和克服的巨大物质力量。而马克思此时已经深刻认识到，要想彻底摆脱资本这一「经济权力」的支配，仅仅「献身哲学」和「出版立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行最彻底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和批判。

自马克思开始真正接触和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就逐渐认识到商品、货币和资本等这些「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作为支配力量的物与物背后所隐藏着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和革命性，就在于揭示和强调资本的本质并不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可感觉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超感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但这一关系又是以资本与人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颠倒」的形式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一关系，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天网，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纳入其中，完全受其控製。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裏「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现实。这一「抽象统治人」的实质，是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的，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实际上体现的就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马克思语) 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在资本作为「经济权力」的这一强大抽象力量的统治和压榨之下，工人确实毫无自由和个性可言: 「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所以，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工人对资本都是一种「绝对从属」和「被统治」关系。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通过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和实现的自由，已不再是之前的「哲学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是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人之自由」，也即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性，还在于使政治经济学由关于「物」———资本增殖的理论，转变成了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理论。所以说，《资本论》的「中心思想」就是: 「把人和人类从压迫他们的种种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负责的个性的形成的思想。」也就是说，马克思最关心的，就是在资本逻辑的全面统治之下人的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突破资本牢笼的无形统治，形成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个性，仍然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特别是《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中心主题。

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们看来，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製是自由的源泉，而作为「看不见的手」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在进行「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同时，就已经在实现着所谓的自由。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通过「私有製」和「价值规律」完全实现了自由，历史在资本主义这裏「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哲学在这裏殊途同归了。但马克思却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製正是异化和不自由的根源，所谓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也只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自由，是贸易的自由、财产的自由和资本的自由，对广大无产阶级来说，只具有表面的和形式的意义，只是一种「自由的错觉」，而决不是真实的自由。为此，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们认为「自由竞争」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同义语」的妄断: 「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价值规律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它掩盖了为什么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反而走向了不等价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德意誌意识形态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人们要想摆脱资本的权力统治，获得真实的个性自由，就必须通过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製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製」。正是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製」，才能彻底取代私有製而消除雇佣劳动和异化，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这实际上就是用「自由劳动」来代替「雇佣劳动」，用「合作化生产」来代替「私人化生产」，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的个人」，从而真正使人从「依附性」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走向共同生产的「自由个性」，最终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 马克思语) 。在马克思这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是彻底的、绝对的和全面的: 人应当从一切类型的非人的统治关系———统治、压迫、奴役、剥削、疏离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真正还给人自己，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所以说，正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所有製革命」，才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这裏，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实际上也就是「自由王国」的建立，其共同的本质都是使人彻底摆脱外在「必然性」———资本、必然劳动和自然的盲目控製，获得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强调: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製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此「联合生产」的基础上，也即「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 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在马克思这裏，「自由王国」的建立和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是同一个过程，都是人摆脱资本的统治而获得独立性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也即人的个性摆脱劳动必然性而在自由自觉的自主劳动中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註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此意义上，《资本论》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追求的废除雇佣劳动的「劳动解放」，的确是「最高级自由革命」( 塔克语) 。这一「最高级自由革命」的实质，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或「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胜利。正是在「劳动解放」这一「最高级自由革命」的意义上，我们说体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劳动自由」才是《资本论》的灵魂，这一灵魂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也同是在「最高级自由革命」的意义上，劳动才不仅仅是人单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马克思这裏，作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说到底，《资本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证明，更是人的「个性自由」的第一次唯物主义实现。

马克思「倾其一生」并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健康和幸福」而撰写的三大卷《资本论》，决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赚钱作合法性论证，更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上是为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自由而斗争」。因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马克思「还在努力探求整个世界以及人类自由的原动力」。为自由而斗争，正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幸福的真谛，他的一生都是在迎着「自由的旭日」而不停地飞奔。中共实行共产极权统治，中共的所作所为与马克思的自由观水火不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成为反对中共的反共人士。

中国经济社会的本质

作者 邱国权 写于 二零一七年

　　二零零八年以来，全球经历了壹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却壹支独秀，据世界权威的经济部门预计：近年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率达百分之九左右。习近平上臺后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也达百分之七左右。而据中共各地方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不止百分之七，或许百分之九都绰绰有余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共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这让西方壹些研究了壹辈子经济的权威、专家们大惑不解。

　　当年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拒绝中国各大中央媒体的专访，专门指定地方媒体《南方周末》接受专访。让世界惊讶的是《南方周末》在对奥巴马进行专访后不敢全部刊登访问内容，而是开了壹个大大的天窗，天窗中有几个醒目的大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裏读懂中国。”

　　但是读懂中国谈何容易！不但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读不懂中国经济，就是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直到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中国人又有几个人能读懂今天的中国经济？

　　如果世界着名的经济学家用西方的经济规律来看待中国的经济肯定会走入误区。壹个西方的经济学家想研究中国的经济，只有来中国生活、工作二十年以上，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才能最终搞懂什么是“中国经济”。

　　如果壹个前苏联的经济学家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学家想研究今天的中国经济，肯定几十年也研究不出壹点名堂来。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被斯大林、毛泽东之类的铁血统治者们方方面面的公有制搞成了壹个僵化的工具，没有任何的思维能力。

　　如果让今天中国的共产党的“经济学家”如茅于轼、张维迎、厉以宁、吴敬涟之流来研究今天的中国经济，他们除了唱贊歌外，什么也不会说。因为他们早已被中共的极权统治和金钱收买政策所奴化，变成了壹群犬儒。

　　正如很多文科毕业的博士生鲜有好的文学作品问世壹样，从中共经济学院毕业的经济专家其实也对中国经济完全搞不懂。或者搞懂了而不敢说出来。因为他们壹但说出实情，中共就会砸烂施舍给他的金饭碗。

　　研究中国经济并不需要多少经济理论，因为世界现有的所有经济学理论都不能描述中国经济兴衰成败的规律。壹个正常的人只要有独立思考能力，不惧任何权威，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敢说真话，他就完全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虽然这壹类人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真知灼见壹点也不会比那些名满天下的“经济学家”们差。

　　我在中国土生土长五十多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发表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独家看法的系列文章。暂定名：巴山老狼《中国经济学》研究系列。如果老狼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说得有道理，能引起读者的共鸣，那么老狼就自封壹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和“中国经济学家”。

　　我期待与世界、经济学界的专家们，中国官方认证的经济学家如吴敬莲们壹道对世界独特的中国经济进行壹番共同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从理论上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较为准确的描述。寻找出中国经济的真正规律。

　　我认为被共产党洗过脑的吴敬莲先生其实对中国经济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不然中国经济如此乱象丛生吴先生还要唱贊歌。吴先生不过是奉共产党的旨意从经济角度去捧官方的臭脚罢了。只有巴山老狼对中国经济的独到思维，才能揭示中国经济之本质。

　　要谈中国的经济，首先要谈中国的基本国策。有什么样的基本国策，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壹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基本国策。

　　中国的基本国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壹、 愚民政策。对中国人灌输共产主义的壹套历史、政治观，用充斥谎言的书籍对中国人进行欺骗宣传，让所有中国人对真实的世界不知情，让中国人认为西方民主是壹套邪恶的理念，让中国人永远屈服于共产党的独裁和专制，让中国人把共产党当成中国的救世主，让中国人从小就认为中共有权力凌驾于中国、中国法律、中国社会和所有中国人之上，让中国人知道不服从中共的独裁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二、 官员世袭。官员的儿女永远是官，农民的儿女永远是农民。中国人做官的途径是靠上级选拔，上级官员在提拔下级官员时首先把上级、上级的上级的官员们的儿女作为选拔的重点，例如前中国总理李鹏的儿子和女儿当上了大型国企的老总。

　　三、 让官员及其亲戚儿女先富起来。让他们最先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今天中国亿万富翁中百分之九十是高干儿女和亲友。

　　四、 对普通的中国民众要用宏观的调控方法，尽量把他们手中的余钱收到政府手中供政府挥霍消费。搜刮民众钱财的主要手段是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高房价、生活必须品涨价……总而言之，中国普通民众有什么需求，就从他们基本需求入手把钱财搜刮到政府手中。让中国的老百姓永远处于半饥半饱、不死不活、只能做事、不能说话、不能思考、不能反抗的奴隶状态。确保中国有壹大群世界最廉价的奴隶工供政府驱使，供官商剥削，供外国老板压榨。例如：今天的中国的农民进入中共压榨循环机中。农民外出打工，挣的钱再通过医疗、教育从农民手中抢回政府手中。农民们打工，不得带儿女同行，造就出五千万留守儿童。当农民工们老了再回到农村中。农民工只为共产党创造财富，没有资格享受财富。

　　五、 严禁中国人集会结社。懂得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造反是从集会结社开始的。从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到共产党的闹革命，无壹不是从结社、成立组织开始。所以今天的中国严禁几十人在壹起的结社行为。哪怕是在壹起健身、炼气功和信仰宗教也在严厉打击之列。如对法轮功的镇压和对家庭都会的镇压。中国宪法虽然有“集会、结社、信仰”之自由，但这“集会、结社、信仰”必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如果有中国人要反抗，坚决地武力镇压。

　　六、 在对外关系上，只要洋人不威胁我中共的独裁统治，就尽量让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实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近年宣布对外援助达数百亿美元之巨，但许多中国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委内瑞拉壹送几百亿美元、菲律宾去年送了壹百六十多亿美元，“壹带壹路”是向全世界撒钱。汶川大地震，我们的政府却挂出了这样壹个横幅：“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怪政府”，把政府的救济、救援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中石化以二元四壹升的价格向国外低价出口成品油，但在国内卖给中国人的汽油六元多壹升。有文章揭露：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二十九亿美元，同时中石油每年在美国派发股票红利累计达几百亿美元。中石油在国内的股票从没见如此分过红。

　　谈了中国的基本国策再说中国的经济模式。壹个国家的经济模式是为实现其国家的基本国策服务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的模式？客观地说，今天中国的经济模式既不是西方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也不是前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经济。要深入研究今天的中国经济，得先给中国经济模式下壹个定义。遗憾的是中国这壹特殊的经济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世界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想过要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定义。中共也没给自己的经济模式下个确切的定义。笔者在此大胆给中国的经济模式下壹个定义：中国的经济模式乃是壹种“政府经济”、“权力经济”、“国有经济”、“权贵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N种经济的混合模式。这壹经济模式是中共在世界的首创，是独壹无二的。只此壹家。

　　“政府经济”与“权力经济”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有紧密的联系，但也有区别。举例说明：政府为发展经济而搞的投资、卖地、建厂、开矿、建豪华办公楼……都是“政府经济”。今日中国政坛以打黑着称于江湖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大连市长任上提出的“经营城市”概念也属于“政府经济”范畴。

　　而政府官员搞的政绩工程或为了任期内的GDP的高速增长好向上邀功升官而而主观决定的投资项目或在统计数字上搞假的就应该算是“权力经济”。之所以在“政府经济”后面再加“权力经济”，是强调官员手中的权力对经济的影响与控制力。以及官员靠手中权力在本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得到巨大红利。经济越发展，官员手中权力所分红利越多。

　　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头是“政府经济”和“权力经济”。

　　“国有经济”主要是指国家控制的企业，包括银行、电力、石化、建筑。现在国有企业基本已经成为政府官员们小金库。国企与政府在人事方面和经济方面有理不清的关系。中国国有企业老总随时可到政府机关任职。例如原中石油的老总周永康后来担任了政治局常委。政府官员很多财务支出随时在国企内报销。

　　什么是“权贵经济”？老狼的“权贵经济”概念指的是壹个宏大的企业虽然是在私人的名下，但与权势者和官员亲戚、后代都有巨大关系的企业。例如：死了的徐明曾经控制的“实德集团”就与权势者薄熙来有扯不清的关系。“实德集团”就是薄的金库。想从中要多少钱，只需给徐明打个招呼。薄再用手中权力让“实德集团”发展壮大。例如民生银行的大官太太俱乐部。也是“权贵经济”的典型。还有万达集团据海外有文章说众多的红二代、高官们在其中有股份。这也是“权贵经济”。

　　“私有经济”壹般在服务行业居多。但很多的建筑私有公司几乎是政府官员们亲戚所开办。例如重庆市原北陪区区长雷政富，官做到那裏，其弟就把建筑公司开到那时，在雷政富任职的地区，大多数建筑工程归其弟承包了。官员通过权力让其亲戚发财，也就是自己发了大财。象雷政富亲戚式的“私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了相当大比例。

　　今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占了相当大比例。

　　既然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政府经济”加“权力经济”、加“国有经济”、加“私有经济”加“外资企业”的混合模式那么今日中国的经济模式能否实现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取决于中国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官员决定和外国投资的多少。与西方经济的市场法则、经济规律没有任何关系。所有西方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作出的任何预言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任何预言中国经济将衰退或出现危机的说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壹厢情愿而已。

　　当今世界有三大经济模式：壹种是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这壹模式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经济，私有企业以市场的需求为主要目标，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对这壹种经济模式西方的经济学家们研究得很是透彻。另壹种是前苏联和现在的北朝鲜计划经济模式。这壹模式不顾市场的需求，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只要按时计划进行生产就行。第三种模式就是今天中国“政府经济”、“权力经济”、“国家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的混合模式。这壹模式有市场的因素，但经济的增长以政府的操控和权力者的意誌为主体。这壹模式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围绕壹个中心：肥官穷民，确保壹党政权。

　　今天中国这壹“政府经济”加“权力经济”的混合模式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来的是壹种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思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各地诸侯们在本地发展经济只考虑本省利益，不从全国大局考虑。这样每个省的诸侯们就在自己地盘上搞“小而全”、“大而全”。妳外省有汽车工业，我也要有，妳外省有钢铁工业，我也要有。妳外省有彩电工业，我也要有……结果是大家壹哄而上，产能严重过剩。今天中国有汽车厂近百家，产能达两千多万辆。大型钢铁企业上百家，产能十多亿多吨。就这样，没有汽车和钢铁的省份还在喊上钢铁和汽车项目。前几年，广东省拟在湛江市征地二十平方公裏，建壹年产两千万吨钢的大型钢铁企业。重庆市钢铁产能严重过剩，但最近几年还在大力兴建新的钢铁企业。

　　不但要“小而全”、“大而全”，还有计有步骤地制造出“经济圈”。有跨地区的什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长沉大经济圈”，“津京唐经济圈”。各省又依样画瓢地復制出四川的“绵德成经济圈”，湖南的“长株湘经济圈。”这些都不是市场的决定，而是政府的决定性。中国政府成了经济发展的主体。

　　在以前的经济理论中，“支柱产业”是壹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头，是壹个国家经济的重点。但笔者文中的“支柱产业”与壹般意义的“支柱产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本文中“支柱产业”的含义是：是由中国政府操控的、能确保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府及官员和公务员们从中受益最大、不受任何经济危机的影响、并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率高速增长的产业就是“中国支柱产业”。这就是“中国特色经济”。

　　“支柱产业”之壹：“卖地产业”。中共红朝在毛泽东时代把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农村土地名义上是归集体所有，但政府有权力随时征用，温家宝总理上任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发现了壹发财捷径：卖土地。先把农民的土地以几千元壹亩的价格收购来，再以几百万、上千万壹亩价格转手卖给开发商。据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二OO七年，中共各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达四万多亿。二OO九年，上海市壹块百多亩的地皮卖出了十壹亿元的高价。估计二OO九年中国各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不会少于二OO七年的四万亿。中共“卖地产业”以每年各地政府卖出壹千平方公裏土地计算，现有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裏土地可供中共卖九千六百年！再说中共卖地并不是真的“卖地”，只是卖的七十年使用权。七十年后，中共可名正言顺地把今天卖出的土地收回来再卖第二次。这“卖地产业”将是中国最大的、长盛不衰的、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产业。

　　“支柱产业”之二：公款住房消费产业。中国的公务员们住房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几倍的低价分配。以全中国现有公务员四千五百万计算，每年新召收和退休补充公务员壹百二十万，壹个公务员分配九十平米住房，每年公务员们“消费”住房壹亿多平米。以壹平米市场均价壹万二千元计算，中国每年用于公务员的住房达壹万多亿元。

　　“支柱产业”之三：公车消费产业。之所以把“公车消费”作为壹个“产业”，是因为今日中国汽车工业主要是为各级政府和官员们服务的行业。中国的公车产业兴旺程度如何？有文为证：二OO七年底笔者在《华西都市报》上见壹则报导：四川全省小车保有量六百壹十多万辆，其中私家车壹百五十多万辆。也就是说四川全省大街上跑的小车四辆中有三辆是“阿公”的车和出租车。公车和出租车的比例以2：1计算，四川就有三百多万辆公车。四川有多少公务员？以四百五十万计算，这不是每三个公务员就有两辆公务车吗？四川如此，全国肯定也差不离。在北京、上海等冠盖云集之地，公车比例可能更高壹些。壹般私车开七、八年或更多时间再换代。公车怕是二、三年或更短时间就换代。

　　“支柱产业”之四：公款吃喝产业。当今中国壹年公款吃喝有多少？笔者估计不少于六千亿元。今天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及乡镇凡高档餐馆主要顾客都是公款吃喝的。壹般百姓没钱进高档餐馆，私人老板也舍不得胡吃海喝，唯中共党政机关的大大小小官员们才有钱、有胆吃喝。而且越是高档的越好。

　　“支柱产业”之五：医疗产业。中国自朱基任上搞起了医疗产业化后。中国的医疗产业是高速发展。医院院长为了多挣钱，药品壹般都以十倍于进价的价格卖给患者。几年前惊爆上海药品是二十倍于进价的价格卖给病人。去年又爆出中国以二百五十元壹盒从印度进口的治疗白血病药卖给中国患者达二万五千元壹盒！壹百倍的暴利！医院院长又命令医生对所的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和多开贵重药品。甚至发出红头文件要医生们面对患者不得壹次把病人治好，要确保病人第二次到医院就医。同时院长指使结账的部门给住院的病人无中生有地“制造”几倍到几十倍的医药费和治疗费。估计今天中国的医疗产业总产值达每年壹万多亿人民币！医疗产业每年产生的巨额利润有三个去向：壹医院领导们分配，医生分配，还有部分供官员、公务员们的免费医疗。

　　“支柱产业”之六：教育产业。今天中国的教育是壹个包赚不赔的产业。壹个中国人从三岁入幼儿园就得交数万元的“建园费”。到小学和中学，政府又抓住孩子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理，“制造”出劳什子的“重点学校”、“实验学校”、“外语学校”、“联合中学”、“示范学校”，还有什么“省重点学校”、“市重点学校”、“县重点学校”、“公办民助”……之类的东西，每年又是数万元的高价学费。大学产业更是发展惊人，中国每年大学生的增长幅度世界之冠。现在在校大学生的保有量二千五百万。以每年每个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平均壹万五千元计仅大学教育每年的GDP就达四、五千亿元人民币！就是这样，还有茅于轼这样的御用学者鼓吹“提高大学收费标准”！保守的估计中国壹年教育的GDP也达壹万数千亿元！教育产业每年的巨额利润部分是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分配了，还有部分补贴官员子女们上学开支。据说官员们子女上学壹般都不会交什么这样费、那样费。

　　“支柱产业”之七：公款旅游产业。今天的中国旅游景点的价格至少是几百元。搞得普通的百姓轻易不敢外出去旅游景点。同时中国各地党政大员们动辄花公款到旅游地“考察”游玩。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年都有半月的旅游休假。出外旅游后回单位报销。国内玩腻了，又到国外游玩。中国现有党政机关人员近五千万，壹年旅游费用达数千亿元人民币。

　　“支柱产业”之八：卖房收税产业。中国政府卖了地后，开发商建房出售，中国政府以收税为名，对住房课以高额税。去年有房地产专业人士透露：房价的百分之七十被政府收去了。也就是说：壹个中国公民如果花壹百万买房，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七十万左右是政府的收入。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房价中有四万元元是政府的收入。中国壹年要卖出多少平方的住房？中国政府壹年住房的税收中收入达万亿之巨。

　　“支柱产业”之九：公款抽烟产业。今天的中国政府公款抽烟开支惊人。壹个小小的县政府，居然公开发出红头文件，规定壹年要抽壹千五百万元的公务烟！全国几千个县级机关，再加上乡镇机关、市级机关、省级机关、中央机关，全国壹年公务烟保守估算也有两千亿元！几年前，全国的高档烟仅“中华”、“玉溪”两个品牌，也只有三百多元壹条。近几年，全国各地的烟草公司动辄搞出壹、两千元壹条的高档烟，专供公款消费。以示抽烟者身份与众不同。笔者有壹医生棋友，十多年没见他抽烟，去年高档烟壹包接壹包。据他说：“不抽白不抽”。原来他从壹个医生提拔成了科室主任，有资格享受高档公款烟。笔者在国营企业，有同事没提拔前，几十年不抽烟。提拔后每天要抽几包高档烟。如果让他私人掏钱，他决不会抽壹支烟。

　　“支柱产业”之十：印钞产业。中国印钞产业发达程度世间少有。这么说吧：政府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想救市，不敢多印钞票。得满世界求爹爹告奶奶地借钱，美国从中国壹借就是八千多亿美元。中国政府要救市，温家宝壹撒手就四万亿。后来又追加四万亿。其实中国政府年年财政是赤字几千亿，这救市的钱从何而来？还不是开动印钞机就搞掂了。

　　“支柱产业”之十一：经济统计数字做假产业。今天中国经济统计数字水份含量之高是世界之最。各地方官员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随意在统计数字中把本地的GDP搞大做强。因为GDP的多少与官员的政绩有关，更与官员是否升迁有关。如果壹个官员为政壹方，这GDP增长不高，那么下壹轮中共官员的提拔肯定就没门儿。所以各地官员就在上报的统计数字上做文章。没有实际增长的GDP不要紧，只要上报的GDP有大的增长就行。反正上级也不会为验证GDP的准确性而大动干戈。这样虚报统计数字就成了各地政府的日常事务。只要大笔壹挥，这经济就会以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长。据报导：今年壹至九月，各地上报的GDP超出中央政府统计的GDP两万多亿元之巨。只是这壹“支柱产业”是“虚拟”的。虽然是“虚拟”，但这壹“支柱产业”对中共上层决策者的影响、对中国、世界传媒舆论的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此在研究中国经济时得把它作为壹个实在的“支柱产业”对待。

　　“支柱产业”之十二：公路收费产业。全世界收费公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国。这壹产业每年为中国各级政府创造了数千亿元以上的净利润。

　　“支柱产业”之十三：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壹个新兴的、隐性的经济产业：乌纱帽买卖产业。每年中国要提拔数十万、近百万的官员，提拔的程序又是对内、对外保密的，而提拔与否只是上级壹把手的壹句话。由此向上级官员行贿以换取壹顶乌纱帽就成了无数有誌于官场之士的必修课。今天中国的乌纱帽是“不挂牌悄悄出售”，且价格随行就市。壹顶局长壹级纱帽交易价估计达五十万。而壹个大都市的市长没有五百万难以成交。前深圳市长许宗衡对其密友师东兵说：为了当市长花了几百万。送了银子后当官的，上任后肯定又要拼命捞钱。这理由也是现成的：“我为乌纱帽投了资，哪有投了资不想赚钱滴？”乌纱帽的买卖产业所产生的巨额利润每年至少几千个亿！全部被大大小小手握“乌纱帽派发权”的官员们吃了。随着中共统治的长期化，这壹产业有越来越兴旺发达之势。因此笔者把这壹产业也列入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壹。

　　只要共产党继续执政，上面提到的产业就会永远兴旺发达，不会受任何经济危机影响！

　　中国其它的产业如钢铁、能源、运输、建筑、国防生产等算是“基础产业”而不是“支柱产业”虽然其GDP有可能比以上产业高，但总的来说是为以上十四大支柱产业服务的。“基础产业”因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和其它经济因素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赶不上前面提到的“支柱产业”。这裏就不壹壹介绍了。

　　中国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对于这个问题有壹个非常简单的回答：今日中国经济运作的三大法宝：贿赂、垄断、涨价。

　　先说贿赂。今天的中国，贿赂已经进入了与经济相关的每壹个环节，贿赂已经侵入了经济领域的每壹个细胞，贿赂已经存在于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没有贿赂，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转。

　　银行对私企提供的信贷，决策者壹般都能得到信贷额百分之几的好处。私企要贷款得有熟人和关系，或买通政府大员为其撑腰。贷款前私企业主是个奴才，整日裏跑关系找门路。壹但把贷款搞到手，妳就从奴才变成了大爷。笔者壹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为收回贷款不知跑了多少路。但贷出的钱很难收回。中国几大银行改革开放后累计坏账、呆账数千上万个亿，最后还是政府开印钞机为其买单。

　　对壹般的生产企业而言，没有贿赂，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产品找不到销路。没有贿赂中国百分之五十的生产厂商将面临倒闭的危险。

　　在中国经济中，房地产及建筑业成了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下面就以房地产建筑业为例剖析中国经济的运作方式。

　　在建筑工程的招投标中，壹个建筑公司想中标壹个工程，得给有决策权的人送壹大笔钱，这笔钱的数量壹般是中标工程标底在百分之八到十。如果决策人想让自己的熟人或亲朋中标，这很容易的了。只需要熟人或亲友找壹个有资质的建筑企业挂靠壹下。亲朋好友中标后或自己当老板自己干。或转手给其它建筑队，自己吃中价费。据报导：山东某市委书记把本市的所有建筑要程全部包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几年下来，这个书记与他的亲友身家就达数十亿元之巨。

　　生产厂商如电梯和工程机械生产公司向建筑企业推销自己的产品，相关决策人员有五到十个点子。建筑材料商向施工项目部推销钢材、水泥、河沙、碎石等材料，得给签字者五到十个点子。

　　其它如政府采购。决策者或经办人将会得到有五到十个“点子”（即百他之五或百分之十。下同）的回扣。医药代表到医院推销药品，决策者和医生都将得到高额的贿赂回扣，其“点子”在二十以上。

　　这么说吧：在中国，只要妳的产品不是在商场或超市货架上公开出售的；不是国家指令性要生产并购买的，不是生产军工产品的，就必须送给决策人员十多个的点子才销得出去。这已经是中国市场的“行规”。这壹点，外国厂商是深有体会。前不久，美国国会调查美国公司在中国行贿的事就是证明。如果美国的厂商在美国靠行贿推销自己的产品是要判重刑的。但美国公司到中国来也只得适应中国国情，给相关人员五到十个点子的贿赂。否则妳的产品质量再好也没有销路的。

　　再说垄断。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基础产业又以垄断经营为主，如铁路运输、电信、电力、石化、联通……等。这些企业依仗其垄断地位以高于发达国家的价格进行经营，且编造出无数的圈钱理由搜刮民众的钱财。如中国电信十多年前电话座机壹部四、五千元的座机安装费；电力公司随意提高电价；中国的汽油价格比美国高出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移动、电信收费价格远远高出世界其他各国价格。中国的电费想怎么涨就怎么涨。中国的垄断企业因有国家政权的强力支撑，自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处于强势地位。

　　用垄断经营的高价位赚民众的钱来补贴政府的开支和用于向世界撒钱。中国人抱怨中国的油价比世界其它国家都高。其原因在于中国有大量的公务用车，公务车耗油的钱得让百姓们买单。还得向美国的中石油股票股民分红，自然这油价就高。中国人抱怨中国电信的话费收得贵，殊不知政府机关的无数电话开支费用也得从百姓身上赚取，这话费当然就贵。

　　再说涨价。中国政府为了搜刮百姓钱财，最常用的手段是让百姓手中的钱不断地贬值，让物价飞涨。政府让物价上涨时采取的办法是“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等老百姓睡壹觉醒来后，才发现物价已经上涨三十个百分点。物价上涨后，政府大官员又出来大吵大闹要“控制物价涨幅”，他这个“控制物价涨幅”不是让上涨的物价降下来，而是物价上涨百分之三十后，暂时不再涨。或再涨百分之十后，政府就说是：“物价涨幅放缓”。这样壹来，政府是当了“涨价”的婊子后，再为自己立了壹个“控制物价”的牌坊。这几年中国政府抢钱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中国物价上涨的周期是越来越短了。九十年代物价是五年左右上涨壹次。进入二十壹世纪后大约两年就上涨壹次。涨价最快的是房地产业，只几年时间就上涨了五、六倍。其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上涨达二、三倍。

　　中国的财富分配问题壹直是困扰在中国人心中的壹大难题。从理论上讲，中共从其马教的基本教义出发，确定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按官分配”。从公开的工资单上，壹个单位的最高级别官员的工资是最低级别普通员工的五到六倍。而实际上远非如此。

　　中国财富分配的多少基本是按以下顺序排定坐次。

　　壹、官员阶层。在中国各个阶层中，党、政机关领导人员除享受数倍于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外，还有各种高额补贴。如每月六、七千元的公车补助。更有无数的灰色收入。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落马，查出其有亿元的身家。钱从何来？让人悲哀的是文强落马不是因其贪汙，而是因其“涉黑”。若文强不“涉黑”肯定没事。如今中国有多少官员身家没有千万的？笔者有壹熟人是某县民营企业家。据他说：壹个县委书记，壹年收入至少五百多万，五年壹届下来至少有几千万。县裏的大、中型民营企业每年都得给相关县领导送钱。送钱多少以官员级别而论。如果不送，县委书记壹句话，就能把妳的企业搞垮。壹个县委书记相当于在本县内所有的私营企业入了干股，到年终只管分红。其他市级，省级官员呢？中央级官员呢？

　　二、国企老总。地方官员生财有道，国企老总们也有办法。本来国企老总公开的薪水是普通员工的十倍左右，但不满足。要想其它办法。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老总自己给自己定每年六千多万的年薪！笔者的侄儿大学毕业应聘到平安保险公司，所签工作合同是：出去拉客户，拉到客户后每壹笔款项提成百分之三十，无底薪。工作两个月下来，壹个客户都没拉来，薪水没挣到壹分钱，自己倒贴三千元进去。

　　国有企业老总们洗钱是行家。某国企很有钱。经理和党委书记把几千万元投入自己熟人开的公司搞“合资经营”，几年后，这个公司倒闭，几千万元泡汤。国企老总们只要稍动脑筋，就能轻松地把国家的钱划进自己的腰包。

　　三、大学教授。八九“六四”后，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政策。大学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们除了每月发放壹、两万元的薪水外，还放手让他们的搞各种培训班挣外快。壹年下来也有几十万到百万的进帐。如此壹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整体道德沦丧。坠落成了犬儒。当然也有壹大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郭泉、高智晟等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呐喊。

　　四、公务员群体。中国公务员收入在中国是高收入群体。公务员收入有地区的差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公务员壹般都有壹万几千元左右收入。但在内地壹般县、市只三、五千。个别贫困地区二千多。但仍是当地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数倍。公务员不但享受高出普通劳动者几倍的收入，还有普通劳动者没有的福利：免费分房、免费医疗、高额养老金。公务员的养老金是普通国企退休职工的三倍以上。

　　五、医生群体。为了收买医生群体。政府默许医院乱收费提高医生收入，又允许医药代表直接到医院找医生推销药品，让医生看病时专开某种药，壹年下来，医生也有数十万、上百万进帐。

　　六、中小学教师。国家开办的学校搞起了“公助民办”，大收高价学费，所收学费校长和教育局官员吃大头，老师得小头。为了让老师心理平衡，默许老师把该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不讲，拿到补课时再讲，大收学生“补课费”。

　　七、外资企业白领阶层。这壹阶层收入有数千元到万元不等。

　　八、垄断国企职工。中国政府的垄断企业如电力、电信的职工壹般都有壹万多元的高薪。

　　九、普通国企职工。在普通国企就职的职工壹般有四千多元到五、六千元。在偏远山区的国企员工被剥夺得更惨些，每月有两千元就很不错了。几年前陕西某地国企职工闹事，记者调查时发现这裏工作二、三十年的老职工每月仅六百多元的收入。普通国企现在所有苦、累的事壹般是找农民工干，农民工在国企每月有七百到壹千多元不等。

　　十、国内私有企业和小商贩雇员。这些员工壹般每月有两千元到四千元不等的工资收入。

　　十壹、在中国被剥削得最惨的当数农民工群体。现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几乎所有的脏、累、苦活全是农民工们在干。外资企业也专门找只干活少拿钱的农民工，以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但他们每月薪水十几年如壹日只有五、六百元。中国对农民工的剥削之惨烈世间少有。农民工除拿世界最低的工资外，中国政府把农民工当下等人看。他们在壹个地方打工，身份证是没用的，得花钱买“暂住证”。中国政府不准农民工融入所在城市，教育把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造就了世界独壹无二的中国几千万留守儿童！农民工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更挣不到购买壹套城市住房的钱。壹个农民工在壹个城市打工几十年，除去生活开支外，最多有几万元积蓄。这几万元还得应付政府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回自己的农村老家。农民工在中国社会是处于最底层，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鲜血。

　　中国的执政党手中有壹个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中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时髦的说法就是“公务员”。他们是壹群无所事事的、专吸民脂民膏的、比普通劳动者收入高出十倍以上的、享受着普通劳动者所没有的惊人的高福利群体。

　　说他们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上班时间多数是在上网打游戏。笔者在棋园认识壹位处长级公务员，此人每周五天工作时间有四天的下午泡在棋园下棋。因为上班没多少事。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那是令祖宗几十代脸上都光彩的壹事。今天中国公务员考试的录取比例最高达四千比壹！远比皇帝老儿时代考状元的难度高出百倍！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政府立马就无偿分配壹套宽敞的住房。就算要付钱购买，也只是象征性付极低费用就得到壹套高标准住房。而普通百姓想买壹套房得花光几代人积蓄不说，还得向银行货款。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妳的收入就是普通劳动者的几倍到十几倍。今天广州、苏州、上海……等城市公务员月收入壹万几到几万元不等，但在那裏打工的农民工只有壹、两千元。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妳就可经常出入高档酒楼、餐厅享受美食。再开张发票报销。吃两千元的就开五千元发票。又白吃还白赚。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妳就可以经常地花纳税人的钱到风景名胜地免费旅游。

　　如果妳是公务员，每个工作日都能尽情享受二元钱的“工作餐”。这“工作餐”的豪华程度，在正常餐厅中八十元到壹百元都买不来。

　　在中国壹但成了科室科长或处室处长壹级的公务员，妳就有壹辆免费的公务用车。如果妳的车壹月花销壹千元，政府至少会补助妳两千多元。如果妳是什么区长、市长什么的，政府会壹月补助妳几大千元！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妳没病时，每月发上千元的医疗补助，局长、区长、市长更有几千元以上补助。如果妳生病住院，妳的全部医疗费用政府给妳报销。如果妳是企业员工，对不起妳得自己掏钱买医疗保险。平时有病得全部自己掏钱。如果住院再按比例自己付医疗费。如果妳是农民工那所有的医疗费全部自掏腰包。

　　如果妳是公务员，妳的儿女上学不用掏高价就能上最好的幼儿园和学校。而普通民众儿女读幼儿园起，就得交什么建园费、择校费、议价费、重点学校高价费。

　　在中国壹但成了公务员，哪怕妳每月收入壹万到几万元，但不交壹分钱的税。因为哪有吃税的人还交税的道理。如果妳是普通劳动者，那么妳收入超过了三千多元就得交税。

　　在中国如果妳是公务员，不用交壹分钱养老金，退休时就有比普通劳动者高出三倍以上的退休金。而在私企和国企的劳们动者得自己每月交钱作自己的养老费。最惨的是农民工群体。他们干了几十年的活，最后只有回到自己的乡下，每月有七十元的养老金。

　　中国公务员有如此超过普通劳动者们几十倍的经济待遇在今天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世界文明国家的惯例是公务员的收入是最低工资的两倍，或者与全国民众平均收入水平相当。

　　难怪今天中国普通民众们穷得壹贫如洗，因为中国公务员们靠吸中国人民的鲜血而养肥的！

　　中国现有公务员五千万多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共预算的壹年开支竟达到二十多万亿元，人均四十多万！每年到年底，国库都有几万亿元花不出去。最后估计是按人头，以发年终奖的名义由公务员们分了的。据说公务员们人均年终奖金以职位高低分红，从数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远比普通劳动者壹年的收入高出许多倍！

　　在中国虽然公务员名义上是在公开招考。这几年报考与录取的比例平均达几百比壹，有的专业更是四千比壹。但公务员不是谁都能当的。沉阳两个人报考公务员，其考分都是本专业第壹名，但被淘汰。人人都知道中国公务员录取是有“潜规则”的。如果妳没有背景，没有后臺，没有关系，没有送银子，考试成绩再好也不行。

　　正因为“公务员”有远远超过普通劳动者的经济待遇和福利，所以中共开始把“公务员”作为壹个奖品，专门奖励在维护中共统治方面有功的人员。几年前有壹新闻：中共决定把在新疆骚乱中有功的武警转业战士壹百五十八人转为“公务员”。 当年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时，中共把“乌纱帽”作为奖品，女排队员退役后几乎人手壹顶“省体委副主任”纱帽。现在“公务员”的身份又变成了壹个“奖品”，这样荒唐的事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独裁专制国家裏才会出现！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中，股市是壹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当经济状况好时，股市就红火。当经济状况糟糕时，股市就冷清。

　　但中国股市却不是这样。当中国经济状况好时，这股市反而直线下跌。当中国股市从六千多点的高位狂泻到壹千八百点时，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大好之时。

　　中国股市是中国政府开的壹个超级大赌场，让几亿中国股民在这个大赌场裏做壹下发财的美梦而已。当然能在裏面做发财美梦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多数人在裏面做的是壹场恶梦。在这个大赌场裏，政府是最大的庄家，政府以“证监会”的面目出现在大庭广众的面前。“证监会”也是最大的赢家。不论赌场裏的输赢如何惨烈，它都包赚不赔。

　　中国企业把中国股市当成壹个圈钱的地方。壹个企业千方百计想上市，是想通过股市把股民的钱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时圈壹次钱还不够，以后多次以送股、配股为名再圈钱。

　　中国企业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兑“证监会”的高官。这就给了“证监会”大员们吃黑钱的天大良机。

　　各地的券商和庄家实际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们在操纵着股市的涨跌。

　　外国壹只股票的涨跌看的是经营业绩。中国壹只股票的涨跌炒作的是题材。什么“企业重组”；什么“中共多少大召开”乱七糟八，什么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涨的理由。炒作题材的目的只有壹个：让散户们成为股票的最大买主，再跌下去逼散户们割肉出局。

　　中国股市庄家的操作手法也不復杂。当庄家在低价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点价位）时，就抄底购入。当庄家抄底成功后，就拉抬股价。当然在拉抬股价的过程中，找上几个股评员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过来这效果就更好。当股民追涨股价达到庄家的预期（4000点价位）后，庄家也不壹定马上出手抛盘。当股价超过庄家预期（5000—6000点价位）后，庄家开始抛盘。庄家抛盘股价有所下跌（4000点到4500点价位）。这时股评员就力劝股民们“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这壹股票跌了这么多了，肯定会有“报復性反弹”，现在买入正是时机，遂大量购入。这时才是庄家抛盘的最好时机。壹但抛盘成功。这只股票就直线下跌。股票下跌，散户心慌，忍痛割肉，庄家再低价抄底接盘。再拉抬，再抛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户们的钱不知不觉就进了庄家手中。十几年前，中国股市到六千多点的最高点位时，正是散户们持股比例最高时。从此以后，中国股市飞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钱被庄家洗劫壹空。

　　许多股民热衷于看有关专家的股市专着，搞什么“股市技术分析”。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国的股市当成西方国家的股市了。而没看到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涨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庄家们控制着，岂是股评家和专家们能把握的？岂是股市专家们所能描述出来的？

　　中国股市从第壹个最高价位1700点跌下后，经许多年的沉寂再被抬到了第二个最高价位2400点，又是许多年的沉寂被壹呼拉地抬到第三个最高价位6000多点。暴跌后又于2015年拉到5000多点。随后又是暴跌。虽然有李克强总理的“暴力救市”，也无济于事。如果没有七到八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股市就没有復苏的可能。而中国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来的前提是：中国散户股民的资金再次大量入场。中国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涨加暴跌。持续时间很短暂。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状态，等待下下次的暴涨暴跌。

　　温家宝当上中国总理后，中国的住房价格疯涨。从二零零二年至今的十多年间，中国的房价平均上涨达十倍以上！温家宝是中国房价上涨的政策制定者。

　　中国的房价是如何涨上去的？以南京为例：二十年前、南京房市低迷，房价仅三千元壹平米。但政府阻止开发商以此价格出售。理由是：这个价格低于成本价。因为政府要从每壹平米的售价中提取三千元的“土地价”。在政府的干预下，南京市房价猛涨到五千多元壹平米。（现在已经达两万多壹平米）本来商品房的造价仅每平米壹、两千元，因政府强行收取高额地价，高额税收，极大地推高了房价。中国的房地产业成了中国政府的提款机。几年前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公开说：房价的百分之七十是被政府收走了。可见：房价上涨，政府是第壹推手，受益最大的也是政府。

　　房价的疯狂让人眼热。几年前在城市附近居住的农民们也打起了房地产的主意。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修房，以村、镇壹级政府颁发的产权证方式向城市居民出售，其价格仅壹千多元壹平米。统称“小产权房”。但中国政府把暴利的房地产作为自己的专利，不准农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出售。也禁止居民购买农民的“小产权房”。并威胁说：那是非法建筑，随时都有可能拆迁，没有任何补偿。如此壹来没人敢买“小产权房”，只有花大价钱买政府与开发商联手搞的“大产权房”。

　　各级政府是如何操控房价的？第壹步：推高地价。中国政府卖出的土地价格从十多年前壹亩几百万猛涨到壹亩地上亿！去年底，杭州市土地拍卖会上拍出惊人的天价：如果在这块地上建房，单是地面价格就达六万壹个平方米！如果加开发商的利润，出售房屋时至少得七、八万壹平方米的价格，否则就没有钱可赚了。第二步：每年的年初，政府就暗中指令房产商将房价上涨百分之十。房产商找房托演出昼夜排队摇号购买的闹剧，想买房的吃瓜群众壹看这架势，感觉房价还要涨，再不买就亏壹。也蜂拥而来抢房。政府再宣布“限购”，把上涨了的价格固定下来。真实的情况是房子并没卖出多少，但达到了房价上涨的目的。到第二年春节壹过，再暗中指令房产商涨价，政府再来“限购”。政府在房价上涨壹事上，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年年重復昨天的故事，导致了今日中国房价高得离谱！

　　推高房价的受益者是谁？首先是官员群体。中国的官员们谁家没有几十套、上百套房子？这些房子都不是官员们靠工资买来的，有的是用贪汙的钱买来的，有的是用受贿的钱买来的，有的是行贿者主动送的。再就是公务员群体。当今中国的公务员们，他们因有福利分房，壹般都有四、五套以上的房子，房价壹推高，他们瞬间就成千万富翁！

　　政府反復推高房价的结果是中国的房地产业畸形发展，近几年来，各地政府大肆圈地、卖地，开发商大量建房。大家壹哄而上的结果是中国存量房严重过剩。去年下半年，有报导说：中国现有住房能居住地球上壹半的人口！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住房够地球三十五亿人居住！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建了几倍于人口的住房！中国的住房远远是供大于求！全国各地出现无数的鬼城：修建无数的高楼大厦却没有几个人入住！但就是这样，中国各级政府也不会让房价降下来！因房价壹降，对中国的经济是壹致使打击！官员们手中几十、上百套房产的财富就会缩水。

　　今日中国房地产的现状是什么？

　　其壹，这些年，中国政府印钞无数，各级政府的钱多得花不完，就把这些钱用于大幅度提高军官、官员、公务员、教师的工资，这壹批人工资调整动辄翻倍。这壹批人有政府送房、有公款吃喝、有公车消费、有公费旅游、有公费香烟，现在又工资翻倍，钱还真找不到地方花。怎么办？那就买房升值。这壹大群体身在中共体制内，深知中共政府永远都不会让房价下跌，那么手中巨额现款用于买房就是最佳的保值、升值办法。这壹群体手中的余钱数额惊人，这壹群体哪家没有三、五套到十几套住房？

　　其二、中国大大小小的上千万党、政官员们依靠手中权力公开腐败，聚敛了巨额财富，再将贪汙受贿来的钱财用于购买房产保值增值。今天中国局长壹级的官员手中有几十套房产已经平常。最近暴光的某官员房产达千多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是大小官员们用贪汙受贿来的钱在支撑着。中国在建的房地产最大的买主是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当然还有公务员们。

　　其三、作为壹个中国人，要懂得的壹个基本道理就是“中国的住房不是为普通中国民众建的，是为官员们和公务员们和特殊利益集团建的。”笔者的侄儿大学毕业八年，现在月收入四千多元。现在成都的房价高达两万壹平米，照这样下去，他壹辈子都买不起壹套房。笔者所在单位请的农民工，月收入仅壹千多元，只够生活。笔者在成都棋园喝茶，棋园的服务员壹月仅壹千七、八百元。买房对他们只是天方夜谭。不但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就是中等收入的白领也无力购房。2010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经济蓝皮书》中称：中国85%的家庭都买不起住房。这倒是说的壹句大实话。老狼现有住房六十平方米，还是工作单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再购买的。如果没有当年的福利房，象老狼这样工作四十几年的“老革命”，是无论如何也买不起壹套房的。

　　壹方面房价大幅度上涨，远远超过了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让他们只能望房兴叹。壹方面已有多套房产的阶层在疯狂购房保值增值。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这是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三十年改革开放坚决推行“肥官穷民”政策而制造出来的罪恶！那些手中有数套房产的统治者们再把手中的住房出租给买不起房的打工者，从他们瘦得只有皮包骨的身上再榨出剩余的骨油。这样的当政者可谓天良丧尽！

　　但市场自有市场的规律，这规律是任何政府也扭转不了的。或许五到十年后，中国住房市场上成品房远远超过人口需求几倍，其房价很可能完全崩溃。中国经济名人马云就说过：八年后，中国的房价会如同白菜壹样的便宜。

　　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经济理论中，壹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普通人民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在中国却完全不是这样。

　　今日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

　　第壹动力：政府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各级政府每年对基础产业进行投资，比如开矿山、修铁路、建高速公路、建电站、投资通讯、城市建设、建豪华办公大楼、建豪华宾馆餐厅……等。自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呈大幅度上涨趋势。独具中国特色的“豪华办公大楼”遍及中国大、中、小城市，甚至壹个乡政府也造出了豪华的“彷白宫”建筑，这又使中国的经济上了壹个更大的臺阶。前几天有报导：深圳市的高楼大厦超过了美国全国高楼大厦的总和！照这样推算：中国高楼大厦的总数是全世界高楼大厦的总和的百倍以上！这样多的大楼使用情况如何？只有天知道！如果做宾馆，中国壹年有这么多的游客吗？如果做办公用地，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吗？这样多的高楼大厦，可能更多的是被官员或他们的情人们占用了吧？或空闲不用？中国政府投资有壹最大特点：只管投入，不管产出。只管砸钱，不管效益。重庆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完全靠政府投资、重復建设，从来不考虑这投资有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投资后，GDP增长了，官员从中吃了回扣，官员有了业绩，官员有上继续往上爬的资本。至于投资的钱，除了制造出过剩的产能、空置的高楼……还有什么？倒不如把政府投资的钱分发给民众还有真正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二动力：中国每年公款消费的大幅度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发展。

　　据报载：某地局长九年来每年都更新自己的高档公务车。某地局长壹人有七辆高档公务车。如此以来，中国公款买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多少？

　　中国每年免费为公务员提供住房，多数官员手中都有数套住房。这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多少？

　　中国壹年公款吃喝增长率达两位数，壹桌酒席的价格动辄几千上万，这会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多大贡献？

　　中国壹年公款消费香烟增长怕不止百分之二十，各烟草企业再开发出四、五千壹条，七、八千壹条的超高档烟供公款消费，这又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多少个百分点？

　　中国每年公费出国、公费嫖娼、公费旅游……这些消费每年的增长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多少？

　　今天的中国，公仆们花纳税人的血汗钱毫不手软，似乎公款花得越多越光荣，越会花公款这升官的概率就越大！

　　总而言之，中国的公款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的推动力。公款消费在支撑着中国整个的经济大厦。

　　第三动力：“教育产业”、“医疗产业”高速增长。教育和医疗是壹个国家国民的“刚需”。中国政府在人民“刚需”上大做文章，想怎么涨价就怎么涨价，想涨多少就涨多少！这两项每年产生的GDP有几万个亿！也是中国经济的强大动力！如果中国象民主国家印度壹样没有这么多的公款消费，没有劳什子的“教育产业”、“医疗产业”，那么中国的GDP可能还不及印度。

　　第四动力：外国投资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之所以对外国投资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外资的涌入能带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但外国投资（包括港、澳、臺商人的投资）主要是建立壹些血汗工场，招募中国的农民工们做奴工，农民工每月薪水仅六、七百元。农民工们创造的财富绝大多数被资本家老板掠夺走了，壹部分作为政府的税收留在了国内。去年以来世界出现了经济危机，外国投资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已有的外资企业订单大幅度削减，致使中国出口大减。

　　四大动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普通的民众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很少受益。近三十多年，中国的GDP翻了很多个翻，但中国民众的实际收入并没增长多少，生活水平也没提高多少。在广东等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们的收入不是增长而是大幅度下降。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几乎被官僚阶层、资本家、外资老板们洗劫壹空。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如何？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经济专家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海外着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何清涟女士曾经发表了《中国经济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号》壹文，认为有五大因素阻碍世界经济復苏。这五大障碍是银行有毒资产（包含坏帐与风险较高的贷款）、银行监管缺位、大规模失业、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壹些难以预测的因素，如壹波又壹波让人类头痛的疫情猪流感之类。而这五大因素中国都有。再加上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不仅低于处于经济萧条期的美国（70.1%），甚至低于印度（54.7%）。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将成为壹艘“泰坦尼克”号。

　　但老狼对于中国经济会成“泰坦尼克”号的看法完全不贊同。

　　中国经济壹方面与世界经济有千丝万藕的联系，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中国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体系又与世界经济体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依赖公款消费和官员主观的、随意的投资行为，这与世界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危机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世界经济问题专家依据自由经济规律对中国经济进行的推论不壹定有实际的意义。中国经济兴衰成败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中国的官僚体系和政治制度。

　　如果中国现有体制继续存在，那么中国的公款消费还会恶性膨胀，官员为满足私欲而胡乱投资行为还会大大盛行，中国总体经济还会恶性膨胀。中国的GDP超过美国的目标在十年内就很可能达到。但GDP超过美国只是极权专制者的福音，只是大小官员们的福音，这标誌着中国的统治集团能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从这种经济膨胀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而且由公款消费推动的GDP大幅度上长，只会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多更大地刺激出中国人民对中共统治的强烈不满情绪，造成中国社会大崩溃和大灾难。

　　如果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将会出现严重的下滑。原因是壹但搞政治改革，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有监督权，那么中国的公款消费就会大幅度下降，随意投资行为将得以遏制。但人民群众很可能从中得到巨大的实惠。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问题，笔者认为现在要探索中国经济的发展规律似乎还不是壹件易事。客观地说，中国经济无规律可循。如果某市想提高自己的GDP，只消花几十亿修豪华办公楼就行。九年前，笔者在网上见壹消息：石家庄市计划三年内投资壹千四百亿建山水城市。仔细计算壹下：二零零七年石家庄市的GDP如果有五百亿，可是在以后的三年中平均壹年就投资近五百亿，这不是GDP翻了壹番吗？如果全中国都这样搞法，那么中国壹年内这GDP也就能再翻壹番！这样的搞法有经济规律可循吗？九年过去了，石家庄市壹千四百亿投资完成了吗？石家庄建成了山水城市了吗？完全就是在哄鬼！如果哪天中共想廉洁了，发壹个红头文件，禁止公款吃喝，这GDP立马下降百分之二十。所以要找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是壹件很难的事。

　　老狼的《中国经济学》系列文章在此就暂告结束。但老狼对中国经济的研讨并没有结束。如果哪壹天笔者对中国经济有了新的看法，再提出来与读者们共同探讨。老狼希望自己的文章起到壹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使有更多的中国和世界经济专家和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这壹世界特殊的经济形态进行研究，用准确的语言客观描述中国经济的现状、发展方向，找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规律。

反共事业的演变过程

作者 周德才 写于 二零二零年

自从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以来，老百姓壹直生活在灾难之中,大跃进致使好几千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农民负担过重时期，全国各地每年都有很多农民因为交不起税负被活活的逼死，壹些人甚至被活活的打死；同时，由于中共反“市场经济”及腐败官员窃取国有资产而导致很多工人的劳动权利和工作岗位被剥夺，下岗沦为无业游民而没有饭吃；减免农业税之后，很多农民的土地经常被强征和抢占，还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强拆，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很多老百姓遭到无端的打压和流血。

  中共及其执法机关“反法律、反法治”的行为又导致了中国大陆无计其数的冤假错案，很多无辜者冤屈致死、还有很多无辜者在监狱之中煎熬、浪费生命。

  作为普通的中国农民，在有着深重“专制独裁”历史的中国大陆（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深水区”），少数和我壹样觉醒了的人们正在试图“以法治推进民主”，无奈于阻力太大，中国的民主事业举步维艰，甚至都很难说是在缓慢向前。

  因为中国的民主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自由和公正，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以全世界正义的力量都应该支持中国老百姓去开创出“以法治推进和实现中国民主”的历史奇迹；而我们这些代表中国民主的新生力量的公民，如果有了国际社会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就壹定有信心引导和组织中国老百姓开创出历史的奇迹！

  我虽然只是中国普通的农民，但我实践民权的经历写出来不亚于壹部“传奇文学”，愿在此与关心中国民主的各界人士分享我的经历。

为减轻农民负担而抗争

  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方励之先生的言论引发了第壹次“要求民主改革”的学潮。当时我正在本县（河南固始县）石佛中学读高三，从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裏了解到科大的学潮后，我异常的振奋！于是我就在本校的中学同学中组织联名活动，声援科大学潮，结果被取消参加高考资格并开除了学籍。

  回家务农后，1987年年底我到本县杨山煤矿当矿工下井采煤。沉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压垮我，我还在思考着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

  1988年3月份，我在杨山煤矿给方励之先生写了壹封信（这封信手写体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中共的安全部门），除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外，建议并鼓励方励之先生继续发动组织学潮，要求中共进行“民主改革”，我在信中预言“共产党的腐败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不久的将来，中国必然会爆发壹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因为从中央人民广播电臺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裏了解到方励之先生被调到“北京天文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我把写给方励知先生的信寄给了原科大校长管伟延先生（因为科大学潮的事情，这个时候管伟延先生已经被免去了科大校长的职务），委托管伟延先生转给方励之先生。

  没想到这封信被信阳地区公安处截获，1988年的农历八月十四那天下午，我和新婚的妻子带着月饼等礼物到嶽母家（本县南大桥乡陆桥村新房村民组）准备第二天过中秋节。不料刚过午夜零点，由当时的固始县公安局政保股副股长高昌峰（后升为信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应该退休了）带队的壹伙全副武装十几人闯进嶽母家将我抓走。随后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我关在固始县的行政收容所壹个月时间，于1988年的农历九月十四那天下午放我出来。十六的那天上午，我和妻子再到嶽母家去报平安，走到春树岗村曾闸村民组（原村支书熊德发房前）的壹片丘陵地，正在秋种的几个农民（我是玄中村人，他们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已经被放出来了）正在谈论我的事情，其中有个人说“听说这个姓周的有壹支钢笔是美国给的，只要公安局想抓他时这支钢笔就响，只要钢笔壹响他就跑，他跑了好几次了，这次没有跑掉”。因为高昌峰等人在闯进我嶽母家之前先到的是我家，我父亲是壹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民，看到壹群全副武装的公安，吓得连话都说不好了，带路的村干部就找来了我们家的壹些邻居让高昌峰等人问话，高昌峰等人问过“周德才是不是经常写材料、用什么笔、什么纸”之类，又当着我们家邻居的面从我家裏搜出了我的钢笔和壹些材料，所以我的钢笔后来就被传说成了“神笔”。

  正如我给方励知先生的信中所预言，1989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至2003年费改税之前，中国的“农民负担过重”举世闻名，中国农民的生存权被普遍的剥夺，生存状况非常恶劣。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农民维权，壹直在组织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联合抗争，连续几年组织固始县农民搞“万人大联名”活动、各乡镇小规模的游行活动，以及群体上访活动。为了不引起中共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公安局和派出所）註意，我多次的改名换姓深入到固始县各乡镇，多次深入到与固始县紧挨着商城县鼓励动员农民联合抗争。

  1998年的秋征开始后，两个县农民的“万人大联名”活动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压力，农历十月二十三夜晚，以固始县公安局政保股陈股长（陈家福）带队的壹伙人闯进我们家将我带走审查。后来迫于民愤，他们不得不将我释放。

  当时我已经是有了两个儿子的父亲，因为在老家组织农民抗争而导致家庭贫困，所以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广东东莞打工。

  虽然我人在东莞打工，但我的心仍然牵挂着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和维权。因为我去广东打工比较晚、加上年纪大而找不到好工作，所以壹开始不得不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干着沉重的体力活，这样不仅工资低而且时间长，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操作老家农民维权的事情。我意识到要想以“远程通信”的方式组织老家的农民抗争和维权，必须先找到壹份好工作，不仅能够挣到钱、更要让自己体力轻松、而且还要有空余的时间。2001年7月份，我被应聘为东莞市壹家公司的业务员，我不仅拿上了高工资和业务提成，而且体力轻松还有空余的时间了。我通过公用电话联系上了固始县胡族乡的维权农民邬文新、张入喜等人。这时商城县正在酝酿以洪茂先等人为首的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带动地区性农民群体维权运动，我让邬文新到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把情况了解清楚。

因为当时中国普遍性的“农民负担过重”，所以形成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抗争，很多组织者遭到中共的打压和关押；为了推进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运动，必须要保护洪茂先等组织者的安全！

我能够做到的是只有要让国内外的媒体壹齐关註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的农民抗争，所以我多次打电话、发传真材料给广州的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的编辑部，希望他们到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徐堰村进行实地采访，但没有用。我只得拜托他们私下裏把发给他们的材料转发给外媒的记者，只有《羊城晚报》政法部的江小姐答应我想办法让外媒关註，其他人后来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

不得已，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联系驻北京的外媒及国际上的人权机构，我先后与驻北京的美国广播公司齐先生（美籍菲律宾人，2011年退休回国）、驻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中心”的刘青先生、驻香港的“中国中国劳工中心”韩东方先生联系上了。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把自己组织农民维权的经历写成“个人简历”与材料壹块发给了他们，希望他们关註、支持、帮助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运动。

壹边联系外媒关註商城、固始两个县的农民运动，另壹边用公用电话建议维权代表们有策略的组织发动农民。为安全起见，我从来不直接打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本人的电话，而是通过公用的磁卡电话（当时的东莞遍地都有）拨打他们邻居的电话，再让邻居找洪茂先等人过来接电话。

2001年10月份以后，在洪茂先等人的组织下，枫树、徐堰两个村的农民壹边派代表轮流的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的同时，几乎每天（下雨天除外）都有壹百多名有文化而且身强力壮的农民沿着周边乡村的公路拉着条幅、敲打锣鼓的宣读《中共13号文件》，沿途所到之处招来了很多老百姓的参与和响应。由两个村这样带头的宣传活动坚持壹段时间后，周边乡村数十裏的老百姓都被带动起来了。

这样壹来，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的关註。进入2001年12月份，信阳市公检法和商城县公检法的大批人马开始每天成群结队的开着警车到枫树村、徐堰村强行制止两个村的农民搞宣传活动。他们公开的威胁恐吓两个村抗争的农民，两个村以外的周边农民便壹齐到枫树村、徐堰村助威，官民双方形成了严峻对立而剑拔弩张的形势。

2002年元月2日凌晨的两点多，老百姓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两百人左右的信阳市公检法和商城县公检法被老百姓打的丢盔卸甲，这些人大部分纷纷开着车跳跑了，小部分来不及上车的便四下逃窜。留下的没有来得及开走的警车被老百姓推翻砸烂了，这就是有名的信阳市“伏山事件”。

“伏山事件”是农民以暴制暴成功的典范，中国农民的这些抗争迫使中共后来进行费改税，直至减免了农业税。全国各地农民风起云涌的抗争为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普遍好转、争取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固始县、商城县维权农民的抗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开创了壹个奇迹”！

“伏山事件”发生后，迫于国内外舆论和国内地方老百姓民愤的双重压力，中共当局暂时没敢加害老百姓，也不敢再征收枫树村、徐堰村农民的任何税负了。

这个时候壹定要保证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的安全,如果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因此而遭到打压和关押，不仅会给固始、商城两个县的维权农民们带来心理上和精神上是重创，同样会给全中国抗争的农民带来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创;那么，全国老百姓抗争维权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重挫！

因为生活所迫，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随即到外地打工，他们并不是因为害怕而外逃；但事实上中共当局并没有放弃对洪茂先等几个组织者的报復，这壹点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必须要有后续行动，进壹步的引导国际舆论追踪报道“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事实及根源，让国内外都清楚中共当局才是制造“伏山事件”的责任者，而不是抗争的老百姓！

我在东莞市当业务员不到壹年的时间裏，多次与海外媒体及人权机构联系，鼓动策划了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农民抗争运动，由此而引发了“伏山事件”，早就被中共的公安和国安壹齐盯上了。我知道被盯上，但我没有丝毫的畏缩。当时正在“中国改革杂誌社”工作的李昌平（之前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壹份报告《我向总理说实话》在海内外反响很大，也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认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熊老师建议我向李昌平寻求帮助，并把李昌平的工作电话及手机号都告诉我了。随后我联系了李昌平，希望他就“伏山事件”组织有关的专家学者到河南省商城县调研，再能给朱镕基总理写壹份建议“农村体制改革”的报告，争取中共的高层不要追究洪茂先等人。令我失望的是，李昌平很生气的问我从哪裏找到他的手机号的，要求我以后不要再打他的电话，免得给他找麻烦等等。后来到2006年9月22日至23日，我在广州出席“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时曾多次与李昌平照面，但双方连个招呼都没有打。

国内媒体、机构靠不住，我只能继续找外媒了。为此，我不得不从东莞市那家公司辞工，于2002年6月份回到固始县老家。先到胡族乡迎河村邬文新、张入喜那裏，将1998年秋征时叶臺村农民孙元海被打死的照片拿到手，又到商城县伏山枫树村呆了好几天，与余弟久、余弟红、吕皇银等人（洪茂先当时在温州打工）收集了很多从土地联产承包到户以来周边几个村农民负担（农业税、乡镇统筹、村提留）逐年递增的原始单据，还有“伏山事件”发生时没有来得及跑掉的、被推翻的几辆警车照片等等。然后，我去北京约见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齐先生，我把资料、单据、照片亲手交给了齐先生，拜托他想办法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曝出去。

完成这些事情后，我又从北京乘火车到东莞高埗镇应聘为另壹家公司的业务员，此后经常与齐先生电话联系。就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的2002年10月中旬，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就“中国农民生存状况恶劣”这壹突出的人权问题向中共交涉，要求中共切实的改善人权状况；中共不仅不承认事实，还让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公开发表讲话，以“美国无视中国人权正在持续改善”抗议美国政府；为了争取美国政府不要在十六大召开之时再向中共发难，江泽民随后访美并与老布什在图书馆会面，这些中共的央视当时都进行了公开的报道。

为了促使中共进行必要的改革，我准备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几天组织固始、商城两个县的壹些农民维权代表在北京搞壹个记者招待会，再壹次向全世界介绍壹下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我拜托齐先生帮我约了壹些外媒驻北京的记者，我又分别的与这些记者进行了电话联系，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没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1点以后），以国家安全部韩处长带队的广东省安全厅、东莞市公安局、高埗镇治安队壹百多号人封锁了“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所在的住宿楼（同在该住宿楼住宿的还有其他公司的人，“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住宿在三楼），当时该住宿楼傍边的公路边上停满了国安和公安的车子。高埗镇治安队的人（那时广东的治安队员大部分都是无恶不作的匪徒，在广东找工作的内地大学生孙誌刚就是在收容所裏被治安队的人活活打死的。）不由分说的把“高艺装饰公司”的办公室人员壹个个拽到下边的公路边上，有几个女文员的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张保、邓旭东两名男性因为抗议匪徒们的暴行而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饶；国安和公安没有参与打人，但也没有制止那些匪徒的暴行，他们直接找的是我。他们先仔细看过我的身份证，接着盘问我是哪裏人、在东莞打工有多长时间了、办没办暂住证等等，半个多小时以后国安和公安才把我带走，直到这时高埗镇治安队才饶了其他人，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为不容抵赖！

2003年8月份，我特的打电话给“高艺装饰公司”的老板李连枝，就2002年11月3日夜晚给他带来的惊吓和麻烦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只要壹提起2002年11月3日夜晚的事情，自己就会“浑身发抖”、“不寒而栗”！

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时为了抓我壹个人，中共当局为什么要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国安和公安先把我关押在高埗分局的黑屋子裏，两天之后把我转押到东莞看守所关押了壹夜，2002年11月6日下午安全部的韩处长、广东省安全厅的两个国安、信阳市国安局的刘勇、固始县公安局的杨忠良、樊广宏把我从东莞看守所押往广州市火车站，我被押上火车后，韩处长和广东省安全厅的两个国安下了火车，再由刘勇、杨忠良、樊广宏三个人把我押回到老家固始县，关进了固始县的行政拘留所。

行政拘留15天结束后，我被信阳市国安提押到信阳市，河南省安全厅的季处长和信阳市国安局副局长潘应明，还有曹思源、刘勇等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门威胁我，要我替中共的国安部门做事，继续与韩东方、刘青等人联系，为中共的安全部门套取对方的资金和情报；如果我不答应，他们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红、吕皇银、邬文新等多名农民维权代表与我壹块治罪判刑，而且还要取消我们这些人子女将来就读大学的权利、甚至还会限制我们的下壹代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答应他们，他们逼迫我写出了保证书。

我提出了“壹大壹小”两个条件，大条件是“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善待老百姓，希望党和政府能够逐步的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小条件是“我希望能够经常的去北京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请教他壹些关于农民的问题，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和多长点见识，这样也有利于为妳们做事”。当时我很敬慕于建嵘先生，觉得他才是真正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于建嵘先生的帮助下，我参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广州增城大酒店的“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才有机会结识了壹些知名的、有良知的学者，特别是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后来他为保护固始县农民的土地帮助很大。中共的国安们虽然表面上答应了我的条件，但却没有写保证书给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盘算着如何与中共的国安们斗智，凭着感觉我有把握能反过来利用中共的国安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与中共国安“斗智”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中共安全部门的“指导”下，我通过多次与韩东方先生的电话交谈而取得韩先生的信任，2004年中秋节前夕，韩东方先生邀请我去香港见面。之后在中共的安全部门安排下，我先后（2004年至2005年）三次去香港与“中国劳工中心”的韩先生和罗先生见面，罗先生分三次汇给我总共不到二十万元的人民币，给了我几万元的“奖金”外，余下的钱被中共的国安拿去了。

国安拿去的钱为我买来了好几年的时间，有了这些年的时间，我才能成功的组织了这么多次的农民维权（还有烟草下岗工人的维权）。 至于为中共安全部门套取的所谓的“情报”，只不过是“中国劳工中心”可以直接对外公开的信息而已。

组织农民土地维权

2003年年底中共实行费改税，2005年中共免去了农业税；但从此中国进入到规模化的、不择手段的强征、抢占农民土地搞房地产开发、制造泡沫化经济的时代了。

随着农民抗争意识的增强和抗争行动的升级，中共的手段也越来越恶劣了——公检法执法机关直接沦为官商勾结的暴力工具，同时还公开的操纵扶植黑社会恶势力为抢占农民土地打冲锋，全国各地的流血事件此起彼伏，抗争的农民惨遭打压和伤害，很多失地的农民们变成了生活无着落的无业游民。

固始县县委县政府以城区为中心向周边大面积强征强占农民土地的同时，下边33个乡镇的党委政府也在争先恐后的强征抢（强）占农民土地搞房地产开发；从固始县城区到各乡镇都在不断的发生着不同程度的流血冲突，赵岗乡农民卢先道土地被强占后吊死乡政府的办公室；而坑民害民事件频发的固始县居然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县”！

中共的地方政府壹边操纵黑社会强占掠夺农民的土地，囤积的土地作为“期货”并进行公开的“炒卖”；另壹边实行银行贷款支持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的“高杠杆调节”金融政策；“掠夺加垄断”的专制体制硬是把“土地资源扭变成财富后来拉动GDP的增长”，这种繁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及行为不仅严重的践踏了法律、破坏了法治文明，同时也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市场经济。

中共所谓的“繁荣中国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中国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越来越大，而受害的农民则是高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

2007年6月份，固始县方集镇独山村发生了壹起土地流血事件，沉子明及多名抗争的农民被黑社会打成重伤和轻伤，维权代表刘西举、沉子付、沉子刚被公安局抓捕（后被判刑），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与信阳市的国安们进行交涉，我质问他们：当初我答应为妳们做事的前提条件就是共产党要善待老百姓，就是这样善待的吗？他们竟然不认账的反问我：妳有什么资格驱使共产党呢？流氓无赖嘴脸暴露无遗！

2007年年底，商城县五桥乡的农民金荣山、王幼德两人因为经常上访被商城县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我又找到信阳市的国安们进行交涉，要求中共的地方政府放人，遭到他们的拒绝，2008年年初，我写出了壹篇《中国政府只有尊重法律 才能确保北京奥运安全》的文章，公开的在美国的博讯网站上发表,紧接着我就与信阳市的国安们讲明，因为妳们（共产党）违背了当初答应我“善待老百姓和改善中国人权”的承诺，所以从此以后我不会给妳们做事了，妳们想怎么样悉听尊便！

2007年我大儿子参加高考后成绩不佳，我壹直怀疑是中共的安全部门捣的鬼，大儿子周剑不得不復读了壹年高三。

2008年我的两个儿子要同时参加高考，我们壹家人都担心中共的安全部门暗中捣鬼，但我仍然没有放弃营救金荣山、王幼德两人的事情。 

为了营救金荣山、王幼德两人，我和洪茂先组织了商城县好几个乡镇的壹些农民维权代表们壹起抗议商城县公检法的非法行为，并且轮番的与商城县公检法交涉，要求公检法放人。为了威胁我，2008年5月13日夜晚凌晨两点多，商城县公安局国保壹群八个人在固始县公安局国保队员朱林翔的带领下，来到我们家在固始县慈济高中对面所租的房子门前，用万能钥匙打开防盗门后闯进去。我们壹家4人于睡梦中被惊醒，我被这群“不速之客”带到了商城县公安局，他们威胁我说，如果再不放手金荣山、王幼德两人的事情，政府就不会让妳的两个儿子今年高考有好成绩，妳想不想让妳的两个儿子上大学了？

我对这群流氓们说，妳们今天对我的威胁，恰恰证明我大儿子去年的高考成绩不佳原来正是妳们壹伙流氓做的手脚；如果今年妳们再捣鬼，我就把妳们的丑恶行径公布到国际社会！

这群人见威胁不了我，不得不把我放了。

没想到2008年高考结束后两个儿子的成绩仍然不佳，是不是中共当局真的向“它们威胁和要挟我的那样”而做了手脚？以他们兄弟两人平时的考试成绩完全可以考上重点大学，为什么高考成绩与他们平时的考试成绩大相径庭呢？既然上不了理想的大学，那就只能让他们兄弟两人读壹般的大学了！

因为争取民主、实践民权，我们家遭受了四次深更半夜被中共的公安和国安非法闯入的惊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个人虽然养成了“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心态和习惯，但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他（她）们母子三人心理上、精神上能不能承受了这样的惊吓呢？ 所以，我壹直觉得我妻子的心脏病是中共的公安和国安吓出来的。

金荣山被关押8个多月后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释放。王幼德被判两年半有期徒刑投进信阳市监狱，因为有病加上狱中折磨，所以释放后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他临死时对他的家人们说：就是到了阎王爷那裏也要告！

既然中共这样打压残害老百姓，我就继续着手组织老百姓维权。为了制止中共“反法律、反法治、反正义、反人权、反市场经济”的行为，我动员固始县多个乡镇的农民此起彼伏的集会游行。

2009年春季，商城县公安局又开始着手报復7年前“伏山事件”的农民维权代表们了，先后抓捕了余弟红、吕皇银两人，我们组织两个县的很多农民维权代表多次壹起与商城县公检法交涉，要求放人；国内知名的维权律师刘晓原、王全璋等人帮助代理和辩护。余弟红、吕皇银后来分别的判处有期徒刑壹年。如果是在“伏山事件”刚刚发生后这些人就被中共当局抓捕的话，刑期肯定不只是壹年。

为了预防不测，我把中共国安威胁我、要挟我为它们做事、还有我三次去香港见韩东方先生和罗宾先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了金荣山，如果我真的遭到中共的毒手，希望金荣山把事情真相公布出去。

2010年4月4日，固始县公安局警察公然的与黑社会匪徒壹道强占汪棚乡大皮村农民的土地，在公安局的指使下，黑社会头目谢运军带着壹群打手准备将我活活打死，后来因为很多农民壹起赶过来才救了我，这就是固始县有名的“4.4事件”，现在从国内外网站都能搜索到。

我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缩，继续组织农民集会维权的同时，还介入组织烟草下岗工人们的集会维权，公开地在网上发出《维权农民周德才发给烟草下岗工人们的倡议》。

固始县公检法执法部门及乡村干部们公开的散布谣言诽谤和汙蔑我，同时威胁恫吓维权的农民不要跟我走；但两个县的农民及烟草下岗工人对于中共的威胁不予理睬，依然相信我、跟着我继续维权。政府非常清楚自己早已“失信于民”了，它们自己说的假话、瞎话老百姓不相信，便想出收买利用和我壹块维权的农民攻击汙蔑我。

2011年8月1日那天，洪茂先和邬文新两人壹块来到我们家吃中午饭，告诉我商城县公安局有人透露，上边已经明确指使县局这几天对他实施抓捕，今天之所以和邬文新到我家来，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想办法救他。从中共要挟我为它们做事那壹天起，我就认真的考虑过了：当局肆意践踏法律而又毫无道德底线、流氓土匪本性不改，他们迟早会报復我们的，洪茂先我们这些维权代表都免不了牢狱之灾，该来的迟早都会来，我只能劝洪茂先坦然壹些，既然敢站出来为老百姓伸张正义，就不能怕中共的打压！

2011年8月4日的夜晚，商城县公安局抓捕了洪茂先，我紧接着就与中共信阳市的国安、还有商城县、固始县的公安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放人；同时我又给中共的国安部写信，交给信阳市的国安，要求信阳市的国安转呈它们的国安部；信中有这样壹段内容：洪茂先的父亲曾经是妳们中共的军人，在为妳们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商城县的战斗中炸掉了壹条胳膊，洪茂先本人也是上过越南战场的军人，而且是在战场上申请加入妳们中共党员的，洪茂先父子两人为妳们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伏山事件”是因为公检法大队人马抢劫、镇压老百姓而造成的后果；为了维护妳们中共的整体形象、制止公检法大队人马的非法行为、维护妳们中共的执政地位，洪茂先才带领老百姓这么做的；如果洪茂先对公检法胡作非为的行为视而不见的话，妳们的公检法执法部门就会变本加厉的胡作非为，最后必然会走向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到那个时候自然会危及妳们的执政权；妳们这样打压陷害洪茂先这样壹个有良知的中共党员，肯定会让更多有良知的中共党员而感到寒心，只能加速妳们中共的众叛亲离，希望妳们能“三思而后行”！

与中共的国安交涉没有作用，我只有组织商城、固始两个县的农民维权代表们多次壹起到商城县公检法要求放人，在把洪茂先及其“伏山事件”的相关事实公开的发布到国内外网站上的同时，我公开的接受了新唐人电视臺的视频采访，控诉“共产党大逆不道、与正义背道而驰”的行为，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壹切组织；商城县公检法承受不了洪茂先案子的压力，便把洪茂先异地关押到潢川县，洪茂先的案子也移交到潢川县公检法审理。

2012年2月28日上午8点多，固始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冯文刚打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我们俩见面后他说是受上级的安排才约我谈话的， 冯大队说上边明确警告我不要再插手洪茂先的事情、还警告我必须停止所有组织老百姓维权的活动，并问我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唯壹的要求就是中共执政党尊重法律、依法行政，善待老百姓、切实的改善和保障中国的人权，立即释放洪茂先和中国所有的政治犯、良心犯，停止非法强征抢占（强占）农民土地及强拆老百姓房屋的行为。我还就固始县突出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尽快妥善处理城关镇东大店子的土地问题；尽快处理郭陆滩镇东园村的土地问题；尽快处理赵岗乡残疾农民卢先满的土地被强占问题。

冯大队说会把与我谈话的情况及我的要求如实地反映给上面的，与冯大队见面后我回到家裏换了壹身衣服，再打出租车去汪棚乡组织农民集会维权活动，当出租车行驶到城南新区怡和小学门口时，被固始县公安局刑警队的警车从后边追上来拦住，以刑警队柯连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为首的壹群匪徒（都穿着便衣而不是警服）不由分说的把我从出租车裏强行拽出来、又强行把我塞进它们的警车裏，再把我强押到固始县公安局的旧址问话，于夜晚12点之后驱车把我异地关押到罗山县看守所。

拒绝认罪而入狱

在罗山县看守所关押期间，两位知名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庞琨代理辩护我的案子。庞琨先到罗山县看守所看望我，我向庞琨讲明了自己正在拒绝干活并以绝食抗议，希望他尽快把我看守所“绝食抗争”的行动发出去，让国内外关註我的朋友们知晓。

2012年3月30日下午我又被押回到固始县看守所，随后王全璋、庞琨两位律师壹起来到固始县看守所看望我。我问起洪茂先的情况，两位律师说洪茂先案子的壹审判决是“三年有期徒刑”，案子正在上诉期间，虽然我们做的是“无罪辩护”，但公检法肯定不会“无罪释放”洪茂先的。果然不错，后来洪茂先被判处有期徒刑壹年。

王全璋、庞琨两位律师到固始县看守所会见我时，我把中共国安威胁、要挟我为它们做事等过程简单讲述给了他们，并告诉两位律师我正准备绝食抗争。为了预防不测，我口述自己的“遗书”并让王全璋记录下来，我希望王全璋想办法转达给国际社会，尽快的安排我的家人到国外安全的生活。王全璋当时跟我说，就算妳为老百姓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妳跟国安的合作很可能被认为是妳在出卖韩东方他们。

绝食三天后，固始县看守所副所长张明华用自己的手机把我绝食的情况告诉了王全璋律师，王律师随后就把我的绝食抗争的事情发布到了新浪微博，微博内容是这样的：维权农民周德才看守所绝食抗争，请关註周德才的朋友拨打看守所副所长张明华的手机（附有张所长的手机号）询问详情。

因为这件事固始看守所所长徐建及副所长张明华两人差壹点受到处分，但他们两位都对我说“不后悔”！

实事求是的说，代理我案子的律师肯定会遭到中共公检法的威胁和刁难、甚至是报復，王全璋律师不惧威胁和报復、敢于继续代理我的案子确实难得。庞律师后来退出我的案子，改由李誌勇律师代理。

开庭的前壹天（2012年6月12日）下午，固始县公安局的两位副局长甘海涛、李国平及治安大队队长殷慧兵等人特地到看守所让所长徐建、副所长张明华劝我，只要妳老周在法庭上别吭声、主动认罪、请求政府宽恕、给党和政府留个面子，到时候就会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者缓刑”释放妳，被我拒绝。

2012年6月13日，我的案子壹审在固始县法院开庭，我和我的两位代理律师王全璋、李誌勇的法庭辩护是成功的，固始县检察院的潘景亮等三位公诉人被我们驳斥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我不构成任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随后不久，《维权农民周德才的法庭陈述》就发表到了海外网站。虽然法庭上三位公诉人被驳斥的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但固始县法院的壹审判决竟然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案子的二审由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维权律师马刚权介入代理辩护；但中共的公检法却不予重审，而是直接下达了维持壹审原判的二审判决书，中共公检法执法机关的“反法律、反法治”丑恶无耻嘴脸暴露无遗！

2012年12月4日我被押往信阳监狱，刚到信阳监狱我又开始了绝食抗争。入教监区的监区长赵宝臣、副监区长陶勇劝我，陶勇说在监狱死个人根本就不是个事，就是壹个骨灰盒而已，妳有本事就别吃饭吧；赵宝臣劝我说，如果妳是真英雄就应该养好身体，出去再干。

因为绝食，2013年元月3日我被转入开封市河南第壹监狱，为了唤醒中共的人性，我仍然继续绝食抗争。入监教育队的大组长朱之霖（加拿大国籍的臺商，以“诈骗罪”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劝我不要再绝食，否则就会被转入到离家更远的监狱，到时候家人探监也不方便；89年的“6.4”绝食换来的只是共产党的屠杀，妳在监狱绝食只会伤害妳自己的身体，除此之外什么用也没有。

听从他的劝告，我停止了绝食。2013年春节之后我被下放到14监区劳动，我拒绝到到车间劳动，每天就坐在监管犯人们干活的狱警房门口。壹个礼拜之后，监狱狱政科便把我转入到“老弱病残”的十二监区；其实十二监区的大部分犯人都是健康、能够干活的正常人，真正有病的犯人不到壹半，这裏的犯人同样要干活的，经常做的活就是粘叠纸质手提方便袋；没有病的正常犯人大都是关系户和贪汙受贿的职务犯们。

十二监区有三层楼，壹楼、三楼是正常的犯人，二楼是神经病犯人，十二监区的犯人们就在监舍裏裏干活，少数实在不能干活的神经病犯人及重病犯人可以不干活，大部分的犯人仍然是被逼着干活，特别是那些神经病较轻的犯人们，在正常犯人的强迫、殴打之下，活干的往往比正常犯人干的还好。

我被关押在壹楼的十二监区壹分监区，基本上是138人左右（有时多壹两个，有时少壹两个），2014年8月份壹楼壹分监区的犯人与三楼的三分监区的犯人调换了。

我壹直拒绝干活，也没有犯人强迫我干活。2013年5月27日那壹天，壹楼壹分监区能干活的犯人都到监舍后边挖土和拉土，把挖的土装上人力斗子车后拉到九监区（严管队）前边的壹片空地上，我虽然没有干活，但在傍边看其他犯人们干活而打发时间。第壹层土挖过之后，就挖出来了很多死人骨头，壹个叫张明刚的河南商丘市职务犯（贪汙受贿罪）被吓的昏死过去了，几个犯人赶忙用人力斗子车把他拉到监狱医院进行抢救。

当天夜晚我就做了壹个奇怪的噩梦：我被壹大群光着身子、戴着手铐脚镣、壹齐高喊“冤枉”的人追赶着，正满头大汗的拼命往前跑；突然对面出现了同样的壹大群人挡着了我往前跑的路；我赶忙往傍边拐，又被同样的壹大群人挡着了路，我再往另壹边拐依然如此；最后我就被这些光着身子、戴着手铐脚镣、壹齐高喊“冤枉”的人团团围住了；他们便壹齐跪下来向我磕头，壹边齐声说“青天大老爷呀，我们没有犯罪，求妳赶快救救我们吧！”，我说“妳们找错人了，我不是青天大老爷，救不了妳们呀！”，他们就围着我不让我走，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对他们说“我给三位青天大老爷共同写壹封信，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的蔡继明、北京大学的贺卫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妳们去找他们求救吧！”；没有笔和纸，有壹个人站起来走到我傍边，用嘴咬开了自己的胳膊，他的血流出来滴到了地上就形成壹滩血；另外壹个跪在地上人转过去身去将后被朝着我，我从地上捡起壹个小木棒，粘着地上的血往跪在我面前人的后背上写着给三位老师的信，信写完了这些人才千恩万谢的离去。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我被关进看守所到监狱，遇上了不少冤假错案，我经常想如何才能把遇上的冤假错案写出来转交到我所尊重的三位老师手裏，拜托他们三位呼吁民主党派和学术界壹起督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纠正冤假错案；经常这样想、再加上5月27日那壹天看到狱中的那么多死人骨头，感觉这些死人骨头可能是“屈死鬼”的，所以才做了那样的噩梦。

在十二监区壹分监区关押几个月后，了解了不少冤假错案，我就写出了《拯救中国法治》的文章，委托壹个许姓犯人通过来监狱拉货的司机转发给他的妹妹；再由他的妹妹寄给蔡继明、贺卫方、于建嵘三位老师和其他壹些人，三位老师的手机号及具体安排写在另外壹张纸上。

看守所、监狱的五年时间裏，我为了把自己写的东西发出去花出去了两万多元钱。《维权农民周德才拒绝出庭及绝食抗争的声明》和《维权农民周德才的法庭陈述》两篇文章是从看守所发出去的，我没有花壹分钱，现在这两篇文章从海外网站上还能看得到；而监狱裏写的东西并没有发出去，两万多元钱是分无数次的犯人购物而被河南第壹监狱利用许姓犯人骗去了。

我之所以找这个许姓犯人帮忙，因为他是专门负责与外面进来的货车（囚犯们做好的手提包装袋要运出监狱卖掉）车司机交接包装袋数量的囚犯，有条件把我写的文章带出监狱；其二，据说他在未犯罪之前，他的父亲是被公安局警察关押期间打伤了头部而死的，许会敏为了给他父亲讨回公道，居然把他父亲的头割掉，背到公安部上访。许对我说，他有壹个妹妹在洛阳市海关局上班，妹夫是派出所的户籍警，他妹妹和妹夫愿意想办法把我写的文章寄到有关人士的手裏。许还把他妹妹手机号告诉了我。当时我也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会上当受骗，但为了把中国监狱裏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披露出去，不得不抱着试壹试的希望。为了让许把我写的文字寄出去，我经常打电话向大儿子要钱。

后来壹分监区的壹位有良知的狱警对我说了实话，是狱政科安排许骗我的。那监狱狱政科后面的真正操作者肯定是中共的安全部门。 许姓犯人不仅因此立功减刑，后来还当上了壹分监区囚犯们的大组长。

从欺骗和套取我两万多元钱的这个事实可以进壹步看清楚当局是如何无耻下作！ 那个时候我小儿子正在江苏科技大学读最后壹年，我大儿子参加工作不久，在杭州市保险公司上班，每个月就四千多元钱，除掉生活和房租外基本上无剩余了。两个儿子的妈妈还有病需要治疗，为了给我往监狱裏寄钱，大儿子只有向他的同学借钱。 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我们壹家人遭受了中共的严重迫害！

极权中国的税收制度

作者 金剑平 写于 二零一六年

虽然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但是中国人却背负了比西方国家的税负更严重的高税收。

很多年前，福布斯发表《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位居全球第二（经济学家王福重说统计有错，应该是全球第壹）。这壹排行壹下震惊了中国人，众人开始沉思。

纳税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质量，是人民的幸福指数的重要依据。

中国的税与他人有何不同？中国有何特殊之处？为什么我们税负会那么重？中国人应不应该纳税？

壹、中国理应是世界上纳税率最低的国家

税负就像绑在国民身上的重物，负担越轻，跑得越快，国家发展得越快。税负越重，跑得越慢，当税负达到某个程度时，会把整个国家给压得坍塌。现在中国的税负就在坍塌的边缘。

按照经济学原理，国家的总人口越多，国民个人的负担就越轻，国家的税率就越低。举个例子：甲村三千人，乙村三百人，其它条件相同，要修建壹条相同长度与质量的公路，村民个人出钱数额，甲村只是乙村的十分之壹。在行政开支上，乙村如果有壹个村长、壹个会计、壹个出纳，壹共三个脱产干部。那么甲村可能有壹个村长和壹个付村长、壹个会计、壹个出纳、二个办事员，共六个脱产干部也就够了。对于脱产干部的负担，甲村只是乙村的五分之壹。只有甲村的脱产干部是乙村的十倍、甲村路的长度是乙村的十倍时，两个村的村民负担才相同，这又是不可能的。其他方面的开支也是壹样，甲村村民永远比乙村村民负担少、生活轻松舒适。甲村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而乙村被负担压得越来越弱，长此以往，甲村的实力将远远超过乙村的十倍。

国家就是壹个村，道理是相同的。在国防开支、外交开支、科研开支、行政管理开支等等各方面，国家的总人口越多，分摊到国民个人身上的负担就越轻，那么税率就越低，国家就越发达。人口多，能形成产业链，产品的成本会非常低，还有巨大的市场，产品就会有巨大的竞争力。中国具备这个特点，所以才有“世界工厂”的美称。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也主要是这个原因——人口多。

说那么多，只是告诉妳壹个道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理应是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但是中国的税率非常的高，居全球第壹，钱去哪裏了？

从这裏也可以看到，中国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相比的，如果中国是壹个正常的社会，中华民族将快速腾飞，起码在经济上会占世界巨大份额。中国人的强国梦现实起来非常轻松。

二、中共搜刮中国人数额巨大，非常血腥

中国理应是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最起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税非常之高，2009年世界排名第壹。有人计算得出：中国人的真实税赋超过 GDP 的 60%，人均交税超过壹万五千元，很恐怖的比率，排名全球第壹，远远超过排在第二名的法国（註1）。没有壹个非共产党国家可以稍为相比。

这裏还有壹篇文章《揭中国隐蔽税网:普通人壹辈子要交100万元税》，光看题目就够惊人的。这不是富豪们的故事，而是妳，我，这样普通的工薪阶层身上正在发生着的现实。这个让妳我心惊肉跳的数字，远远大于我们每个月工资单上的缴税额，因为大量的税都被中国现行税制所遮蔽。不要以为是造谣，这是青岛新闻网登的（註2 ）。

2011年，TCL集团净利润不到17亿元，但纳税高达42亿多元。还不包括为其它企业带来的税利和TCL的75000名员工个人消费交的税，赚的钱远没有交的税多（註2 ）。在股东大会上，很多股东责问董事长李东生干嘛交那么多税。李东生无奈地表示：“我肯定没有多交税”。中国的企业经营异常艰难，甚至出现老板跑路潮，就是被税等东西压垮的。

在中国，房地产的正常税费超过70%，这还不包括官员们的红包和收贿。经济学家郎咸平说：“只要把房地产市场的各种税费取消，中国的房价马上下降 70%。”那是前几年喊的，房价已经又涨，取消各种税费，房价应该下跌80%。

2010年4月13日《大连日报》纳税宣传专版的壹篇文章：《纳税宣传勿忘负税人》介绍说：壹盒50元钱的烟，含8.5元的增值税、30.5元的消费税、3.12元的教育费附加、2.73元的城建税，税款总共44.85元。相当10元的香烟，税款高达8.97元（註3）。看客们，看到这段是否出了冷汗。

据浙江电视臺ZTV-7《汽车周报》2012年12月30日报道：20万买辆车（18.2万车款+1.82万购车税），税费6.9万！汽车厂家利润只有1.8万！税率占38%（这只是购车者与汽车厂家交的税，还不包括销售企业和零部件厂家自己交的各种税）。相同价格的车，美国的税平均是5%，日本是7.5%，我们的汽车税是美国的7.7倍，是日本的5倍。有评论说“是不是很血腥？只有中共才做得出来！”（註4）。

在中国，不但购车成本高，用车的成本更高。美国的高速公路90%免费，中国不但高速公路全收费，而且是高得离奇，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拥有世界90% 的收费公路（註1），还有各种桥梁、路段收费。还有各种罚款，北京某年车均罚款400~500元。2012年北京市各项罚款43亿元，多数来自交通罚款。汽油还比美国高出壹倍多，大陆官网证实，2016年2月美国汽油均价2.6元，相同汽油在中国是5.5元（註5）。这才是吃人不吐骨的黑社会。如果妳有壹辆轿车，壹年开2万公裏高速公路（收费0.5元/公裏），100公裏8个油，壹年共产党就多吃了妳13640元。壹辆16吨壹年跑20万公裏高速公路的长途货车（收费2.0元/公裏，也有2.5元/公裏的路（註6），假设美国收费标准相同（其实美国的收费低得多），仅高速公路费就比美国多交36万元，加上油料的差价达到50万左右。美国人的人均收入高过我们6倍啊。中共不只是吃人不吐骨头，连破衣服破鞋都没吐出来啊！中国人的物价为什么这么高？壹部分是被高到这种程度的运输成本催起来的。

中国人的纳税不是正常的纳税。中共强迫人民纳税，数目巨大，非常血腥残暴，用“横征暴敛”这个词都无法形容得了。中国人被吸干了血肉，只剩壹口气趴在地上延口残喘。

中国的企业家是风险最大的。因为自从妳开始创业，妳就已经是半个犯罪分子了，半只脚就在监狱了。涉嫌偷税漏税、行贿等罪名。中共治下就这样，守法是不可行的，妳非得走其他套路。就这环境不偷税漏税谁能活下去？想整垮妳也简单，查税即可。壹个查税，每个企业都在劫难逃。中国的大名人刘晓庆据说得罪某人，被查税，结果又坐牢又罚款。如果她不识相，未必能活着出来。她又有名又有后臺又有钱，尚且如此。像我们普通人，并非官二代无爹可靠，又要打拼技术，又要打拼销路，又要打拼关系，又要交天量的税，何其艰难！中国为什么出现世界上特有的老板跑路潮？不逼到那个份上，谁能抛弃家乡、抛弃几十年辛苦打下的基业，漂洋过海，隐姓埋名，了此余生？！中华民族是壹个非常讲亲情的民族，却偏偏离乡背井跑到壹个语言、习俗、文化、人种都不相同的地方，举目无亲，被人歧视，那是何等悲惨啊！还不是被中共逼的！（贪官不在此列）！！马克思还说老板如何如何剥削人，真是汙蔑。马为什么不说中共剥削？为什么不说中共抢劫？苛政猛于虎也。

税率过高，按章纳税就是按章破产。逼得企业都做假账，这是对血腥残暴的中共暴政的正义反抗，可见在中国大陆偷税漏税是正当防卫，是正义行为。

我真心地向中国人呼吁“人不漏税，天诛地灭。”

三、中国的税无处不在，纳的是劫贫济富的穷人税

美国主要实行的是直接税（直接税是纳税人知道自己在纳税，直接税是富人税，收入超过某个水平才纳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比例很高（2011年是55．1％），这种税制对富人不利。遗产税和馈赠税也是富人税，美国的遗产税高达55%，而且遗产越多税率越高，150万美金以下免税，最受益的是无产阶级，吃亏的是资产阶级。

在美国，有不纳税的人，穷人就不纳税。

美国的税是劫富济贫的富人税。

中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间接税（间接税是隐形税，是纳税人不知道自己在纳税。间接税是只要花钱就纳税，几乎等同于人头税：增值税17%+营业税3%+教育付加费5%，全部打入价格裏面、、.总共18种税）。10元的烟，8.97元的税。吃饭、抽烟、花钱就纳税，这是穷人税。从消费即纳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壹个人壹出生就成了纳税人，吃奶粉、用尿布都纳税，叫做“婴儿纳税人”。中国人睡觉时都在交税，因为脸上用了护肤品、空调或暖气正在运转，叫“睡觉纳税人”，房东拿到妳交的房租去消费得纳税，不消费存银行还有存款税。在中国，不存在不纳税的人，是人就得纳税。乞丐吃饭得纳税，叫“乞丐纳税人”。狗吃狗粮也纳税，叫“纳税狗”。最惨的是“纳税猪”纳双税，活着的时候吃东西纳税，被杀后卖猪肉还纳税。名符其实的“中国万税”。

个人所得税是有钱才纳税，是富人税。中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比例非常低（2013年是5.9%）。现在中国还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中国的税制对穷人非常不利，对富人非常有利。

在中国，不存在不纳税的人。

中国的税是劫贫济富的穷人税。

中共经常超量印钞票，即使妳不纳税，也把妳的钱拿走，纵使不吃不喝不用钱，存放在银行裏的钱也自动被贬值，贬值部分就是被中共在妳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拿走的。这与抢劫何异？与小偷何异？其实中国实行的隐形间接税，就是在我们纳税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抢劫。中国人被纳税。

四、中国95%的税应该取消

在中国，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出人、出资金、出技术、出土地、出政策等等成立起来的，并且政府维护其垄断地位，特别是银行、证券、石油石化、铁路、媒体、电信电力电网等。由于国企的垄断，我们通讯费高出美国与臺湾等等许多倍，我们的成品油高出人家2倍多……。因为国企的存在，我们被搜刮得很惨，所以垄断国企的盘剥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制税收，而且征收的税率非常非常高昂。这时已经算是纳了壹次税了，再交税就是多重计税。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公民所有，它的利润就应该上缴国库，替代税款。本该属于全体公民的国企利润，中共却退给国企，就是让国企的人瓜分我们的财产。这就是政府制造和帮助的光明正大的贪汙行为！

经济学家王福重说：中国跟其他国家不壹样，中国有很多国企，特别是央企。国企、央企的存在不是为了赚钱，它要履行财政职能。2013年，光央企就有1.3万亿的利润，全部国企加起来至少有2万多亿的，国有银行的净利润1.38万亿，全国土地出让金4万亿左右，再加上各种资源性收费，足有十万亿。如果再考虑到，现在政府做了很多不属于政府该做的事，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如三公，更是绰绰有余了。现在的问题是，本该属于全体公民的国企利润等，大部分没有上交财政，返还给大家而是企业内部自己挥霍了！

央企的利润，应该全部是财政的。如果央企需要钱的话，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再给它。因此，中国的税负应该是最低的，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低得多才对。但是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总体税负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很多，直居第壹，是不合情理之极。

王福重经过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和各种收费已经足够支撑政府的整个开支，中国除关税等少数税种外，95%的税应该取消。

中国现有18种税，公认是世界上税收负担最重的国家（这还不考虑各种收费、罚款、管制、乱收费等）。应该和可以取消的税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烟叶税、契税。可以保留的是：个人所得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股票交易印花税（其他印花税取消）等几个小税，就可以了。

减轻95%的税收负担后，中国的所有产品的价格，平均会下降壹半左右。居民负担大为减轻，并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註7）。

95%的税应该取消，也就是说，原本应该只交5元的税，中共却强迫我们交了100元。很恐怖很血腥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中共大口，中共的贪婪程度，连毒贩子都望尘莫及。

鉴于中共搜刮之血腥，中国人应该拒绝纳税。

中国的官府是最富丽堂皇的，许多乡镇县的官府美过美国白宫。中国的学校是最寒酸的，中国的校车是最破的，中国的公务车是很贵的。比起民国时期，刘文辉主政四川时曾经告谕：“凡是县政府比学校漂亮的，县长就地枪毙”。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天堂。

为什么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经济上垮掉，唯中国能不死不活地生存，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中共搜刮的重，才能把中共养活。想像壹下，中共从每壹个中国人的身上搜刮1000元，就是14000亿元，这是何等巨大的数目。中共每年实际从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少搜刮的是15000元，养得中共白白胖胖的。

对比壹下朝鲜和韩国，就能看出哪种制度最优越。

中国政府收了不该收的税，说明是非法的。这是对中国人的血腥搜刮。中国人经济生活的质量如此之低，负担如此之重，这完全是中共搜刮的结果。在北京，白领阶层的两口子要不吃不喝不生病不尽孝不生孩子，工作几百年才能买得起壹套合适的住房。看看人家900年前所谓万恶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武大郎，壹个社会底层卖烧饼的流动小贩，壹人干活全家还能住上着名繁华县城的临街上下两层楼，多么令现在的大陆人民神往啊。《水浒传》很久没见播，是不是有人担心妨碍“和谐”而“和谐”了它？

五、税款的非法用途

本文开头，仅从人口最多这壹点上来看，中国就应该是税率最低的国家，再加上中国有天量的国企，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纳税。如果不乱用纳税款、如果我们有壹个清廉为民的政府，我们不但那95%的税不用交，连那5%也不用交，反过来我们还有钱分，连养老金都不用交，国家就能为我们养老，水电费很低，医疗费也可以免除，从小学到大学免学费。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是因为我们有壹个这样的党。睁大眼睛看看，我们的钱哪裏去了？

税款是全体公民的钱，只能用在全体公民的身上、政府开支上、公共事业或者照顾弱势团体上，用于其它方面，就是非法行为，我们公民有权拒绝纳税。

下面仅举几个税款的非法去处：

1、收买帮凶组织和无良文人

工会妇联共青团作协民主党派等组织，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

工会、作协、妇联、共青团等组织，都是由壹些特殊群体组成且为该群体服务的，属于民间组织，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作为酬劳和经费。在中国却是由纳税人出钱，由全体公民供养他们，合理吗？中共这么做，不是这些组织的人可以拒绝纳税。

比如妇联，它是由妇女群体组成的，是为争取妇女权益的，它争取的权益不是从自然界猎取的，而是从男人这边拿走的，有时甚至伤害了男人的权益。凭什么我们男人还要出钱供养它？

又如工会，它是为部份工人服务的，与农民何干？作为农民，凭什么拿钱来供养他们？所以说我们农民就不用纳税了嘛！工会抢夺的是企业家的利益，企业家为什么还纳税养工会？

又看作协，写不写作是妳个人的事，拿不到稿费就别当坐(作)家，凭什么拿我们纳税人的钱？作鞋（作协）的人写的书，谁愿意看谁拿钱买就是了，凭什么让我们不看的人也掏钱？作鞋的人知不知耻？

又看共青团，只是壹些小青年组成的，有壹些纳税人是他们爷爷辈的人了，这些孙子辈的凭什么拿他们的钱？

再看民主党派，他们要当花瓶、就算喜欢当婊子就当嘛，那是他们的事，为什么要拿我们纳税人的钱？我们给他们钱，不就表明我们支持他们这样做了吗？从法律角度上讲，如果某人要去犯罪，而有人拿钱给这个人去的，那么给钱的人就是同案，壹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们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当婊子，那么他们当婊子不也有我们纳税人的份了吗？想起这事真让人恶心，他们够损的。

……

总而言之：

妇联拿纳税人的钱，男人就可以不纳税。

工会拿纳税人的钱，农民就可以不纳税。

共青团拿纳税人的钱，非共青团的人就可以不纳税。

作协、民主党派拿纳税人的钱，所有人都可以不纳税。

……

中共用税款收买了这些组织作帮凶欺压人民。如上面所提的工会、妇联、共青团，还有作协、民主党派等等，它们都应该是民间组织，经费自己解决。这些组织使用纳税人的钱，都是非法的，他们要不要脸？

不该拿纳税钱的拿了纳税钱，我们有权拒绝纳税

我们被强迫纳税，我们就是被抢劫。

说“中国人有纳税的义务”，实际就是说“中国人有被抢劫的义务”。

2、党库通国库——中国人交了双税

除了上面那些小毛贼，还有更大、更凶的大税贼，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党的书记、宣传部长等都是党务员，是党的官并为党工作的，不是公务员，凭什么拿纳税人的钱？中共把税款当成自己的私有资金，给中共的党务工作者发工资，并给中共自己的组织提供壹切经费，（党校是党的学校，当然也是党的机构，不能拿纳税钱）。中共的党务系统人数众多，党务费用数额巨大，与公务员和政务开支差不多。

党务工作者及党组织拿纳税人的钱，这是非法的，也是无耻的。世界其它国家，没有哪个执政党敢拿纳税人的钱来给自己党派使用，只有共产党才敢这样做，太欺负人了！中国人不但交了国税还交了党税，是交了双税，所以中国人的税才那么重。

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行政诉讼法》是民告官的法律。大陆的《行政诉讼法》裏明文规定，老百姓对政府部门（如市政府、公安局、法院）和公务员是可以用《行政诉讼法》来起诉的，而对党委部门不能用《行政诉讼法》来起诉。那么只能用《民事诉讼法》来起诉。这说明在法律上党委不是官府，党委的官不属于公务员，它与我们普通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相同的。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

党库通国库，中国人不但纳了国税，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纳了党税。既然共产党拿纳税人的钱，非党员就应该可以不交税。

中国人不但养了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还养了庞大的党务员队伍，他们都是高工资高福利的，而且付了党务经费及其帮凶组织的经费，难怪中国人的负担沉重啊！

中国人有权拒绝纳党税，鉴于党库通国库，中国人也有权拒绝纳税。

3、贪官血口吞天，吃尽我们的血肉

公务员壹年公费吃喝玩乐费用超出9000个亿，而工薪阶层交纳的个税才1861亿元，仅这壹项，公务员壹年就糟蹋纳税人5年的税钱（註14）。

由于整个官僚系统贪汙腐化，必然是低能的，头脑壹定是歪歪的，想问题也是邪邪的，造成错误决策，致使非常大的浪费，也是巨大的无底洞，陷进我们大把大把的血汗钱。有的官员故意造成投资失败，从混乱中趁机捞壹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壹条路翻来复去地修，每修壹次，又有赃款落入贪官口袋。

中共的官，是大官大贪，小官也大贪，无官不贪，贪得无厌，血口吞天。

每年有大量贪官携钜款外逃，平均每人带走纳税人的钱壹个亿，转换成壹百元大票是1.15吨，让他们扛着，把他们压成肉泥。据说现在要出来千元超票，那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百元就很方便了，作生意从账户上转钱，根本不需要带那么多现金。钱的面值大了，只方便贪汙和各种非法勾当。中共想干什么？看来这是中共为贪官和毒贩子着想啊！千元钞票出来后，货币贬值随之降临，百姓又被中共再次狠狠搜刮。

徐才厚家裏搜出的现金16亿元。那是什么概念？A4打印纸纸箱壹箱只能装250万元左右的百元大票，16亿就得装640箱，如果用面包车拉的话，得拉40车，每车16箱，装多了开不动。

大家知道，在个人财产中，现金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可以想像徐贪官的财产有多少吧。清朝的和绅有这么利害吗？而徐还不是贪得最多的，听说周永康贪的钱，比除才厚还多。

银行贪汙最利害，银行的员工近水楼臺先得贪，而且贪得了无痕迹，动不动就上亿的（註8）。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开平市支行行长“余振东”涉案金额约40 亿元巨款。可能还有比他贪得更多的没被发现。

中共的贪官多如牛毛，抓到的只是壹小部分，天文数字的贪官还没抓呢。有人说，把中国的官拉出去枪毙了，十个有九个不冤。

现在太子党更利害，通过企业改制，空手套白狼，直接把企业光明正大地改成他们家的，连贪汙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都不屑壹用。

山东鲁能集团的惊天大案：据大陆杂誌《财经》2007年1月8日揭露，山东最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在“转制”中，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北京私人企业竟以37.3亿的收购价获得鲁能集团总资产738.05亿的91.6％的股份，导致700多亿国有资产的流失（註9）。两人之壹是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曾伟。曾衙内在山西太原花7000万人民币买壹个煤矿，然后经过壹个有关系的评估公司，评估到7.5亿人民币，由鲁能出资7.5亿收购，这样几次的操作，他们两个年轻人的资产就达到了33亿的资本！最后以33亿吃下了738.05亿元的鲁能企业。总共只花了7000万元吃下比它大1054倍的企业，那7000万还可能是贷来的，如此高超的杠杆，连徐才厚都自愧不如，和绅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738.05亿是什么概念：如果换成壹百元的大票，重达849吨，用A4打印纸纸箱装，得装29522箱，用面包车拉得1845车，壹张张接起来，可围绕地球2.86圈。如果让壹个银行职员用正常上班时间来数这笔钱，每秒3张大票的快手，壹年251个工作日，上班八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不闲聊拉瓜争分夺秒、老僧参禅般数钱，得用34年零8天外加1小时57分47秒。从26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整整毁掉壹个金融人士壹生的工作作为。如果这些钱是毒资或者其它赃款，得经过洗钱漂白。这会给洗黑钱巨匠们出了壹个巨大的世纪难题，洗1000万都难，何况是它的近万倍，可能造成巨匠们因无法完成工作而自杀以谢他们的无能之罪。毒贩子们看到这些，说不定也会造成毒贩子的自杀狂潮，他们觉得利润太低、收入太少、工作太辛苦、没后臺太危险，纷纷自杀以求转生当衙内。

这只是曾衙内壹次的杰作，他还有许多次杰作呢！

曾衙内的爷爷曾山，是在抗日时接受共产党之命与日本人秘密谈判的汉奸（註11），曾任中共的内务部部长。现在这壹家族又来害中国了。曾衙内仅从壹家企业就捞到那么多钱，全国他捞了多少企业？《财经》杂誌有这个胆量敢揭露，只手难擎天。中国只有壹家《财经》，而中国有多少衙内？总共捞了多少钱？这个数估计爱因斯坦都算不出来。

更加无耻和恐怖的是，在媒体曝光之后、全国人民喊打喊杀时，不但曾衙内们全身而退，没有被任何处罚，还有赚头。2007年底，国务院国资委批復，对鲁能集团股权的重新处置做出决定，鲁能主管单位以高出曾衙内价钱9亿元收回鲁能的股份（註10）。也就是说，曾衙内在壹次失败的投资中，赚了9个亿。是国务院国资委帮他赚的。这样下去，国务院很快就成他家的了。不久的将来，如果出现“国务院太上皇曾伟”的称号时，切莫慌张和置疑，那壹定是真的。

再看看另壹衙内的杰作：2009年，周永康的儿子周滨经人介绍，准备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投资买矿山。时任旗书记的肖万寿受宠若惊，极力巴结，以2千万元的白菜价格，将壹座价值达百亿的矿山半卖半送给周滨。但不料周滨买下矿山后不久，即因当地交通不便、难以开采而后悔，于是找了个理由悔约。肖万寿不但欣然同意，还以矿山已增值为由，向周滨支付了高达4亿元所谓〝赔款〞，该款项全部由当地财政来支付。而四子王旗是国家级的贫困县，2015年全旗(县)财政收入才1.8亿，给周滨的“退款”相当当地两年多的财政收入。肖万寿此举名为赔款，实为变相贿赂（註12）。真是壹帮活学活用〝赔款〞壹招的卖国贼。周永康不倒臺，这宗卖国大案还揭露不出来。失败的投资都能赚回4亿，那成功的投资能赚多少呢？天知道！

只要是衙内，投资失败都能赚得盘满钵满，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由于贪官太多贪得太大，我们中国人应该拒绝纳税。

是官即贪、贪汙太泛滥太普遍，中国人已经麻木了，把贪汙当成正常，当成普世价值，觉得天下乌鸦壹般黑，好像全世界都在贪似的。这是中了中共的圈套。其实不是，就大陆的官贪，香港臺湾的官不敢贪。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由于在提税的壹个半月之前买辆车，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避税19万元港币（仅是免税不是贪汙），被搞得名声狼藉，灰熘熘地下臺。19万港元x0.8355＝15.87万人民币，不到9分钟就数完了。梁锦松如果壹年避税壹次，得46万5千零六十年才达到738.05亿人民币，香港财政司司长比起百姓之身的曾伟是何其淼小和无能啊！

前几年，加拿大国防部长由于给了女朋友所在的公司10万美金的生意，（这不是贪汙，只是把订单给熟人而已，他本人在其中有没有金钱的回扣还不知道），被媒体揭露出来，国防部长只能辞职，并且遗臭万年。10万美金就算全贪汙掉，也就是60、70万人民币，还不够壹个村长壹次的贪汙额。可见，外国的官，贪汙能力太低了，被中共的官同行鄙视了！

可见，中国与外国相比，是何等的腐败？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贪汙行为带坏了整个社会、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遍地豆腐渣公路、豆腐渣桥梁、豆腐渣校舍、三聚氰胺牛奶、转基因豆腐、激素鸡翅、激素黄瓜、地沟油、毒大米……矿山乱开采、森林乱伐、江河枯竭、草原沙化、汙水横流……在中国就没有安全的地方、没有安全东西。中共加重了中国人的自私心裏，变异了中国人的行为，败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把中国从壹个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变成万国唾弃的国家，把华人从被人争相效彷的人群，变成被人诟骂的群体。让中国人承受着这无佞之灾。

中共是中国之贼，它就如带病毒的蚊子，不只是吸了中国那口血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它把病毒註入了中国社会，毁灭着中国人的未来。

4、结交匪类，买来仇恨

物以类聚，臭味相投。中共到处都能找到它的同类，匪类都能找到中共。

中共历来慷中国人之慨——把中国人的血汗结交匪类，养的都是白眼狼。以下随便就找出几个：

A、欧洲的社会主义明星——阿尔巴尼亚：

毛时代，为了社会主义的面子，把阿尔巴尼亚捧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星”。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全面援助，累计支援该国平均每人高达四千多元人民币，这些援助很多是大饥荒时援助的。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二、三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壹个天文数字！按照当时的物价，阿尔巴尼亚每个家庭可以建造壹栋不错的别墅。对于在北京和上海打拼几百年才能买得起小房的白领壹族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中国白日梦！

阿尔巴尼亚人对于中国援助的东西随便浪费，当中方人员指责时，他们很无所谓地说，没关系，没了再向妳们要嘛。

中国的大量金钱养了壹个仇人，现在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最亲美的国家。

B、反咬壹口的白眼狼——越南：

越南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历史上也曾以小中华自居，我们把它当兄弟。

我们对越南的援助更多更大。北部湾有个白龙尾岛，毛送给了越南。岛上的居民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当中越双方政府搞庆祝移交岛屿成功时，没有居民参加。

我们什么都援助他们，武器粮食铁路……我们还帮助越南打跑了美国人，使北越吞并了南越。1977年刚统壹不久的越南开始“排华”，把华人驱离越南，并强迫每个离开越南的华人交纳12两黄金。驱赶百万华人奔向大海。这些华人被赶上破船上，导致大量人员被抢劫、杀害及饿死病死。

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当时的越南政府就是恐怖组织。至今越南政府没有为他们这种反人类罪行道歉，并且不承认其历史行为是错误的。

我们与越南还打了壹场战。2014年越南反华打砸大陆与臺湾的工厂。

现在越南动不动就成为围剿中国的急先锋。

C、人间魔政——红色高棉：

红色高棉正式名称叫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人叫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学生，毛指派自己的秘书——马克思理论家陈伯达给波尔布特上课。中共帮助红色高棉抢夺了政权。在红色高棉三年零八个月的执政期间，消灭了柬埔寨三分之壹的人口，大部分华人华侨被消灭。毛还夸奖波尔布特，说他做得好，壹举消灭了阶级。

后来中共还阻挠国际组织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

D、世界小流氓——朝鲜：

朝鲜的金家王朝是中共壹手保护下来的，还花了大量的金钱养着它。韩国《中央日报》此前披露，过去30多年间，中共向朝鲜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援助。前英国驻朝鲜大使艾维拉德（JohnEverard）曾出书介绍，当中国本土还有大量地区尚未脱贫等待救助时，中共平均每年至少向朝鲜无偿提供10万吨粮食、50万吨石油，以及价值2000万美元的其它物资（註16）。

现在朝鲜不顾中国人民的安危，就“爱”在中国边境上“试”核弹。还影射中国是“没原则的国家”、“修正主义”。虽然他说得对，但我们心裏总是不舒服，毕竟是他的恩国嘛。

对于手裏有核武器的小流氓是不能得罪的，要么弄死他，要么哄着他，绝对不能得罪，不能与小流氓较真。习近平不懂，与朝鲜讲道理，大流氓与小流氓讲正义，世界真荒唐。朝鲜的核弹打不到美国，但是扔到中国甚至北京还是可能的。将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不是美国，而是朝鲜。既然姑父都可以“犬决”，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核决”。壹个小流氓随时都可能把仇恨放大，调转枪头把核弹扔到中国。

朝鲜成了我们最大的安全隐患，相当于在我们身边放了壹堆颗随时可能爆炸的核弹，遥控器在壹个把姑父“犬决”了的小流氓手裏。

荼毒朝鲜人民的金家王朝就是中共保护下来的，将来朝鲜走向民主，明白后的朝鲜人最恨只能是中国。没有中国，朝鲜人不会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唯壹可以做的是，找个破绽灭了金三胖：与金三胖套近乎，请他带领庞大的党政军代表团访华，让美国韩国发动进攻，我们趁机灭了它，让南北韩统壹，还朝鲜人民壹个公道，这样才能化解朝鲜人民对我们的仇恨，同时也拆除了我们身边的核弹，这是我们睡得安稳的最好办法。

E、中共的用“领土换政治”的卖国蠢招：

与中国有领土接壤的国家有14个，朝鲜、苏联（俄罗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同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还有6个：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印度尼西亚。

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共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谈判中，全部做出了巨大的退让，想获得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结果是事与愿违，换来这些国家更大的贪婪和索求、换来这些国家更大的敌意和围剿。中国与周围国家的关系都不好，就是中共卖国求荣造成的。

“用领土换政治”，这从理论上来讲，就是卖国行为，赵构秦桧当年也是“用领土换政治”。这在清朝那样没落之时都没有敢做的事情，被中共强大之时做出来了，中共卖国比清朝还利害。中国人睁大眼睛看看，大陆的历史学家是如何说的《沉誌华：毛泽东用领土换取邻国支持内幕》（註13）。看到这段，中国人心裏不滴血吗？五毛看到这段不知如何感想？

中共壹次次地送钱、送领土给别人，买来的都是仇恨。

F、中共的头人游问不止撒钱不止：

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与胡锦涛，中共的头人壹路来都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到现在，习近平秉承他的先辈、恶习不改，边旅游边访问，潇潇洒洒走遍全世界，人走壹路钱撒壹路。中国有壹半人口生活在世界公认的贫困线以下，非洲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我们，可中共每年给生活比我们还好的非洲百亿元的援助。我们开着破校车，却把漂亮的送给别国。习近平游问壹次，就坑中国人壹次。看到他春风得意地与他人握手时，我知道他伸出的手心裏藏着中国人的血汗金币。

2015年4月，习近平最近访问巴基斯坦，壹天之内签署中国出资达460亿美元的51项协议。为这个年仅GDP只有2500亿美元的国家输送了巨大的血液，却吸干我们的血液。

中共不把钱当钱花，而是当手纸花。中共慷中国人的慨。

鉴于中共胡乱撒钱，中国人有权拒绝纳税。

六、中共用纳税钱迫害纳税人

税收犹如和尚化缘，政府收到税后要对纳税人说句“阿弥陀佛”。把纳税人的纳税行为看作是慈善之举，政府要对纳税人有感恩之心，不能肆意挥霍纳税人的钱，更不要把纳税人的钱悄悄装到自己腰包。要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全民福利上，为低收入家庭（包括农民家庭）提供补贴，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的全程免费教育，实现全民的免费医疗，用纳税人的钱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事情。

中共不但不这样做，更可恶的是，党还用纳税人的钱作为迫害纳税人的资金。

纳税人中有工人、农民、地主（地主也是农民，是富裕农民）、资本家、右派、反党、反革命，党的政策是制度性的迫害后面五种人的，党与生俱来是害（这些）人的。现在又加上上访者、异见人士、人权卫士、正义律师、各种宗教信仰者……这些都是纳税的国民，党不喜欢的人多了去了，党对所有它不喜欢的人都进行迫害。党把自己的恩公（农民）都迫害成二等公民，还有谁不能害的呢？所有的迫害资金都是纳税款。我们纳税人出钱党出力迫害国民，我们纳税人不就是支持党对国民的迫害了吗？我们纳税人与党不就成了是同案了吗？我们纳税人不也有罪了吗？有人作过统计，长期来遭党的政策制度性迫害的无辜国民达到几亿，这与我们纳税人的“被迫支持”分不开。

鉴于中共用纳税钱迫害纳税人，中国人应该拒绝纳税。少纳税，少犯罪。

党的迫害范围，不仅仅是上面所列的那些，其实所有的国民都被党迫害了。党用纳税钱行了许多恶政，比如“华人比狗不得言论”、“华人比猪不得生仔”、“民有七巧党封五巧＿封眼口耳”、“号称‘解放’其实是捆绑”……，党剥夺了我们纳税人本来在“旧”社会就有的、现在世界上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都有的言论自由、信息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迁徒自由、生仔自由、选举自由、保护私产的自由等等各种权利，现在还花大量的纳税钱搞了金盾工程，把互联网锁上。由此可见，除了党核心领导层的壹小撮之外，所有的中国国民都被党迫害了。

可见中共使用税款，有许多非法之处，有许多害人之处。所以中国人纳税是不应该，强迫中国人纳税是非法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拒绝纳税。

社会在发展，中共迫害纳税人的手法也在与时俱进：

说过“《人民日报》六十年来没有说过假话”的金牌机器人邓亚萍，她为了再迫害我们，搞壹个“即刻搜索”壹下子就败光了20亿，那都是我们的血汗啊。幸好没成功，否则我们受到更大的迫害，可见钱扔掉都好过给中共害人。

中共用纳税款来建造网络封锁、成立五毛网军捣乱网络环境、暴力征地拆迁、……总之，中共所有迫害中国人及危害天下的资金全是中国人的纳税款，所以中国人不应该纳税，否则就是在支持中共对人民和对自己的迫害。

中共不但迫害汉族，还迫害了少数民族。中共对藏族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罪行。拆寺庙驱僧尼杀平民，毁灭藏族民族文化。

中共不但迫害中国人，还迫害世界人民。中共天真地把马列主义当成宇宙真理，向世界输出，特别利用华人向东南亚输出革命，把马克思的祸害撒向世界，造成东南亚政府与人民对中国人的仇恨，引起广泛的反华潮。当出现反华潮时，中共却坐视别人对华人的暴行，连吭都不敢吭声。印尼、越南、缅甸到现在都存在对华人的巨大仇视和警惕，都是中共惹的祸。

可见中共的税法是恶法。恶法非法，就是说，恶法不是正常法律，不应该被执行和尊重。中国人应该明白这壹点，如果只能在纳税与给黑社会之间选择，我觉得还是给黑社会好，起码黑社会不会拿这些钱来害人，而中共却拿来害人。作为在税务机关工作的人，更应该明白这层理，能让老百姓少纳税就是好，不能成为中共横征暴敛的工具。中共的钱越多，为害越甚。

七、“拿人钱财与人生灾”的坑爹党

黑社会还讲究“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要对得起拿的那份钱呢！党既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又无故迫害我们纳税人，这不是“拿人钱财与人生灾”吗？难道党比黑社会还黑吗？！

国民都是纳税人，党拿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就是党的养父养母（不是衣食父母，而是养父养母）。党迫害纳税人，党就是在迫害父母！畜生乌鸦还懂得反哺，羊羔还知道跪乳，它们从来不坑爹，唯有党才反害父母，难道党连畜生都不如吗？！

共党还搞“反子为母”的游戏：党明明是从国民中产生、是我们纳税人养大养肥的。没有母亲就没有儿子，没有国民就没有党！没有纳税人就没有肥党！国民是父母，纳税人是养父养母，党是子，这是铁打的事实！党却骗中国人认儿作父，让中国人高喊“党啊，妈妈”、“把党来比母亲”，乱了中国人的伦理，变异了中国人的心智。党强迫国人“认子为母”、向儿子行孝道、向儿子献媚歌，如此诡异的言行，违背天理，使中国人成为世间笑柄，遗羞千年！

“请党认父归宗，向国民行孝！”

“请党向乌鸦学习，不要坑爹！”

“请党提高自身道德，以达到黑社会的水平！”

极权中国的生活环境

作者 朱振和 写于 二零二零年

　　2018年网上盛传壹篇微博《余秋雨：我病了，社会也病了》，说余秋雨得了重病，住院治疗，花了约30万元。他亲眼看到有的病入缴不起费，医院不给治，拖几天病入死了。不久，余秋雨发表辟谣声明：“该文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件事是谣传，但该文反映的现象确实存在。我花很多时间写了本文，在最近完稿。在“十壹”之前中共广为宣传70年建设成就，声称到2025年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行列；2049年赶超日本和法国，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提供治理方案。我推出本文，针锋相对地以客观事实驳斥中共的自吹自擂。

　　在2018年10月的三天内重庆发生了两起惨剧：（1）2018年10月26日，重庆壹妇女持刀闯入壹家幼儿园，砍伤14名幼童。据说那个妇女在砍人时大喊：“政府对我不公平！”她因而采取极端措施，报复社会。（2）2018年10月28日，重庆22路公交车在桥上发生交通事故坠江，车上人员全部遇难。11月2日，重庆市警方公布公交车坠江的原因，指刘姓女乘客因未能在前壹站下车（22路公交车因修路而改道，不经过该女乘客的目的地站，她应该在前壹站下车。公交车公司已贴出通告；而且公交车司机在车上也已经提醒乘客），而与司机激烈争执并互殴，导致公交车失控而发生这场惨剧。这并非偶发事件。在这次坠江事件的翌日，在北京市的壹辆公交车上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重庆市的公交车上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在其他城市还发生过很多起类似的事件。

　　这两件事说明了，目前在民众中充满了怨气、怒气、邪气、暴戾之气，中国社会的确病了，而且病入膏肓。这个社会显现出来的病态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也数不清，讲也讲不完。我把这无数的病态大致归纳壹下，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很可能有遗漏，若有遗漏，请读者们自己补充）：

　　（壹）绝大多数官员贪腐

　　中共当局传统的说法是：绝大多数（95% 以上）干部是好的，贪腐的只是极少数（不到5 %）。而我们说绝大多数官员贪腐。中共的喉舌就说，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造谣汙蔑。究竟有没有事实根据？海外媒体多次披露了中国权贵、高官的子女、亲属在海外拥有巨额财富，很多权贵榜上有名，这是事实根据之壹。其次，我们只须看壹下中共自己公布的“反贪”的重大成果。习近平上台以来“打老虎，拍苍蝇”，每年都抓出许多贪官，个个贪腐的金额巨大，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的人数，超过了省部级以上高官总数的5 %，这证明中共当局的传统说法并不成立。而且每年都抓出那么多贪官，人数并不减少。这足以证明，习近平的“反贪腐”对贪官起不了震慑作用。贪官们心里都明白，贪腐并不会被抓，被抓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抓的贪官只占贪官总数的极少壹部分。这就从另壹方面证明了绝大多数官员是贪腐的。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以权贵为核心形成了壹个官僚资产阶级，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 3%，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霸占了巨额财富，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工阶级、中产阶级实行严厉的全面专政，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公、检、法、司部门及整个国家机器是官僚资产阶级对其他四个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

　　（二）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为全社会、全民的主流价值观邓小平上台以后就大力宣扬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壹时间“猫论”被奉为办壹切事情的金科玉律。“猫论”的实质就是：不管黑道、白道，只要能弄到钱，就是好道道；为了钱用什么办法都可以，采用伤天害理的办法也理所当然。邓小平上台以后提出“壹切向前看”，群众把此口号说成“壹切向钱看”。这股“壹切向钱看”、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邪风壹直刮到今天。导致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是腐败社会化、社会上出现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也是绝大多数干部变得贪腐的根源。

　　（三）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

　　“猫论”毒害了中国人的灵魂，全社会“壹切向钱看”，大多数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敢干，毫无道德底线，《厚黑学》传授的“厚黑经”成了壹些人处世哲学的“圣经”，社会风气变坏，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可以说已经到了道德沦丧的程度。

　　人们经常谈到“小悦悦事件”，这是证明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壹个典型事例。两岁女童小悦悦在马路上被汽车撞倒，躺在地上。18个路人经过她的身边都不施救，径直走了过去。第19个来了壹个女清洁工，把小悦悦送进医院，可惜耽误时间太久了，小悦悦不治身亡。

　　“小悦悦事件”说明了人们的冷漠无情，另外壹件经常被人们谈到的事情则说明了很多人经常做很缺德的事，那就是“彭宇事件”引起的热门话题：见到路上有老人跌倒，要不要把他扶起来？有人说，被扶老人诬赖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赔偿，毕竟是个别事例。于是有壹位记者，从各地的地方报刊及媒体中搜集在路上有老人跌倒、有人把老人扶起来的报道，搜集到壹百多个报道。发现有70% 以上的被扶老人指认扶者撞倒了自己，索要赔偿。“70%以上”这个数字让我大吃壹惊。这是壹种诈骗行为，竟有如此高比例的老人进行诈骗！

　　这是诈骗钱财，还没有到害人的地步。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为了钱会去害人，乃至谋财害命。大家壹定还记得十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粉事件”，有成千上万人干着往加水的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这样伤天害理的勾当长达数年之久，全国有上百万名儿童受害，其性质之恶劣、问题之严重震惊世界。此外，还有很多人生产出各种各样有毒、有害的食品、药品供中国老百姓消费，如：地沟油、苏丹红鸭蛋、硫磺木耳、毒胶囊（皮鞋胶囊）、各种各样不知其名的有毒食物添加剂、用病鸡、死鸡、病猪、死猪制成的熟食......等等，菜农在被汙染的土地里种菜，用被汙染的水浇菜，种出来的菜他自己及家人绝对不吃，但是他把菜挑到集市上去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例子。这个社会有这么多人为了钱就坑害别人，确实是道德沦丧了。

　　（四）诚信缺失，弄虚作假、讲假话成风，骗子横行全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壹个必然结果就是大多数人没有诚信，说话不算数，签了协议不遵守，讲假话成风，弄虚作假。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骗子横行四方，人人都接到过诈骗电话，遇到过骗子。传销活动屡禁不止。很多集资活动（往往有官方背景）其实是“庞氏骗局”。在媒体上有大量关于假冒伪劣产品、行骗的报道，我在此只讲壹件壹般人不会遭遇到、我亲身经历被骗的事：

　　2011年3月我打算到德国旅游，为图省事，我委托壹家比较着名的旅游公司替我办理签证。办手续时工作人员对我说，必须至少向壹家德国旅馆预定房间，我计划在德国旅游15天，时间较长，最好向两家德国旅馆预定房间。我请旅游公司替我预定房间，他说每壹处预定房间收费人民币400元，我就交了800元。后来旅游公司通知我在4月20日到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interview。4月20日早晨我到签证处门口去排队，旅游公司派人送来壹包文件，我查看了壹下，内有用英文填写的壹式多份签证申请表格及壹切必要的文件，包括在波恩和科隆两家德国旅馆预定房间的订单。面谈时我把壹包文件都交给问询员，面谈结束时她留下壹些文件，把大部分文件退还给我。回到家我查看退还的文件，发现预定旅馆房间的两张订单没有还给我。这时我无法再进入签证处，只得给签证处发E-mail；签证处的回复是必须用德文或英文写E-mail；我就发了英文的E-mail，索要预定旅馆房间的订单；签证处又回复，要我列出交给签证处的文件；我用英文列出文件清单，发了过去；此后就没有答复了；我又发了三次E-mail，都没有答复。去德国出发的日子快到了，出发前有很多事情要办，我家离旅游公司比较远，我抽不出时间到旅游公司去，只得给旅游公司打电话，要求再给我打印向德国旅馆预定房间的订单，旅游公司回答说这办不到。我到达德国以后，前往据说替我预定了房间的波恩的那家旅馆，我出示我的证件并说，我在贵旅馆预定了房间；旅馆接待处的人在电脑上查了壹下，回答我说：“没有妳预定房间的记录。”这时我恍然大悟：我被旅游公司骗了，他们并没有为我向德国旅馆预定房间；而且他们与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的中国籍问询员串通好了，这个骗局才能成功。在签证申请表格中必须填写我到达德国后入住旅馆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问询员理应对表格中填写的内容逐壹核实，她只须用几分钟时间打电话给那家旅馆问壹下，就会发现那张订单是假的。她大概知道那张订单是假的，不“核”就认为那是“实”的，给我发了签证，并把假订单扣下了。当我发E-mail去索要订单时，她就不予理睬，反正我无法再进入签证处去当面理论。旅游公司也不怕我日后去找他们质问，因为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他们完全可以耍赖不认账。

　　我遇到的这起诈骗可以算作国际诈骗，骗子的黑手伸入到德国驻华大使馆签证处里面去了。由此可见，在当今的中国，骗子已经进入到社会的每壹个角落，骗子无处不在，谁也躲不过。

　　（五）教育的溃烂、溃败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导每壹个学生怎样做人，也就是说教育的核心是德育。中共统治中国，折腾了70年，导致中国的教育全面溃烂、彻底溃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都停课了，教育全面停顿。文革结束以后，虽然恢复了学校教育，但是恢复的只是智育，而且是偏重于应试的片面的智育，把学生培养成应付考试的“机器”，并不注意真正发展学生的智力。至于教育的核心——德育，则实际上变成了反道德教育，孩子们从小到大，在家庭、学校、社会中受到这样的教育：要听话，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就是在各次考试竞争中战胜对手，在考试中名列前茅），考上壹个好大学，毕业后找壹份好工作，赚大钱，更有出息的就是当大官；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采用任何办法，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是理所当然的。

　　以下我们举出壹些具体的事例。壹个小学壹年级的新生，初进学校，见到、遇到什么都是新鲜的，壹放学回家就向妈妈讲学校里发生的事。开学没几天，他回家向妈妈讲了这壹天发生的大事，他说：小学校长向全校学生训话，明天教育局的领导来视察，领导会随机地找学生问问题，校长列出了壹串问题，并壹壹给出学生应该回答的答案（这些答案全部都是谎言），校长厉声嘱咐全校学生：“妳们要记牢了，不许回答错了，谁回答错了，就要受处罚。”小学壹年级新生刚入学，就听到校长教导大家如何说谎。

　　小学生聚在壹起喜欢互相攀比，比什么呢？壹比谁的爸爸官大，二比谁的爸爸钱多。小学生选班干部，就懂得了用钱买选票。不仅小学生，幼儿园的孩子就已经懂得叫家长给老师送礼，送礼优厚，会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不送礼，老师会给妳“穿小鞋”。

　　在我的学生时代，有学生作弊的现象，但那是极个别的现象。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弊成了学生的家常便饭。我的职业生涯最后的将近20年是在大学当老师，当我目睹了极为普遍的种种作弊之举，我无语了。中国学生把作弊的恶习从国内带到了国外，在国外获得了“中国学生最能作弊”的恶名。在国外也出现了网上出售论文的网站，大多数客户是中国学生。

　　我再讲壹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我从教的大学是列入“211工程”的大学，教育部曾派出工作组到各个“211 工程”大学搞了壹次教学评估。对每壹所大学抽取壹小部分教学单位进行教学评估，我校的物理实验室被抽中进行教学评估，在工作组来评估半年多以前就通知下来了。物理实验室在接到通知以后就忙碌起来了，原来的物理实验室在壹座破旧的房屋里，立即搬进新建的实验大楼里；学校拨给几百万元的经费购买实验设备和仪器。教学评估有壹项要求：学生们做了每壹个实验之后都要写出合乎规范的实验报告，老师必须批改每壹份实验报告，实验室要保存五年内的全部实验报告。以前的实验报告保存两年以后就销毁了，少了三年的实验报告怎么办呢？系领导就发动物理系全体学生来补写实验报告（当然，署名是署以前的学生的名字），把五年的实验报告都补齐了。这当然是造假，不过缺失的实验报告以前是存在过的，被销毁了，现在复制出来说是以前的实验报告，这样的造假错得还不是太离谱，毕竟以前曾经存在这些实验报告。教学大纲规定了壹系列必做的实验，其中有几个必做的实验，我校的物理实验室因为没有实验仪器、设备，而没有做，这怎么办呢？就让实验老师对每个实验编造出几种式样的实验报告，同样发动物理系全体学生来抄写这些实验报告，署上以前五年学生的名字。于是所有必做的实验的五年实验报告都齐全了，大功告成。几个老师带领全系学生进行了壹项大规模的造假欺骗工程，这样教导出来的学生，在自己作弊的时候会有羞愧感吗？

　　在教学评估的过程中，我的壹位青年教师同事对我讲了这样壹个情况：他的壹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在另壹所大学当老师，担任教研室主任。他们学校也要搞教学评估，在准备迎接教学评估时，领导要求他的教研室造假，他不愿意配合，领导就撤了他的职，让另壹个同意造假的老师当教研室主任。这件事说明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壹个人想完全不说假话，不弄虚作假，是寸步难行的。

　　中国的中小学（尤其是中学）办各种补习班非常普遍。补习班的老师在学校正规的课堂上故意不讲教学大纲规定必须讲的某些内容，把这些内容放到补习班上去讲。这样逼迫学生必须参加收费补习班才能通过考试。这些老师已经堕落成为不法奸商，残酷地榨取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大学教师也是如此。有壹个大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公开宣称：“我的学生在40岁以前必须能挣到至少4000万元。如果到时候妳挣不到这么多钱，就不配当我的学生，我不承认妳是我的学生。”中国有这么壹群掉进钱眼里的大学、中学、小学老师，他们培养出来的必然是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者。中国的大学培养出了壹些“精英”，他们是“精明”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者，他们善于用更“高明”、更“精明”的坑蒙拐骗的手段，如此而已。这就是中国的教育！

　　（六）学术界、知识界的溃烂

　　伴随着教育的溃败，学术界、知识界自然也溃烂了。在中共壹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下，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被中共完全控制，可以说，在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家，只有替中共的政策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由西方国家培养、长期在西方国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没有放弃中国国籍的社会科学家，不能算作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虽然有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科学家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但由于整个自然科学领域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受中共的控制，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同样充斥着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坑蒙拐骗等恶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界、知识界也溃烂了。

　　中共的宣传机器喜欢吹嘘以下三件事来标榜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1）中国每年培养博士的人数居世界第壹位；（2）中国每年在科技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壹位；（3）中国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居世界第壹位。了不起的三项世界第壹，很牛，但这只是数量上的世界第壹，这些博士、科技论文、专利的水平又如何呢？我们来分别剖析壹下。

　　习近平是中国最着名的“博士”，众所周知，他是壹个假博士，中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假博士，都是中共的高官。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家，当然也培养不出真正的博士，即便是经过正规的硕士生、博士生学习和论文写作与答辩的过程，培养出来的博士也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情况有些不同，我先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副教授、教授提职的事情。

　　我曾经在另壹所大学的学报上发表了壹篇论文，从投稿、审稿到论文刊出，我与学报的主编打过几次交道，成了朋友。有壹次他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他们学校有壹个教物理的老讲师，课教得很好，只因为没有科研工作，没有论文，所以壹直不能提升为副教授。现在眼看着快要退休了，不赶上这趟“末班车”，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写了两篇论文在学报上发表了。按规定，申请提升副教授的人提交的学术论文中两篇主要的论文，必须通过壹个外校教授的评审。主编先生请我评审这两篇论文。他对我说，这两篇论文水平不高，但为了让这个老讲师能顺利地提升为副教授就必须通过评审，写上好的评语，请我在评审时务必高抬贵手，条件是付给我的论文评审费是每篇论文400元（国家规定的论文评审费是每篇论文50元）。真是天上掉馅饼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收入800元。而且如果这笔交易做成了，以后还可能有类似的“好事”找上门来。但是这样做违背了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就借口“太忙、没时间”而婉言谢绝了。我谢绝了，他还会去找别人，我相信那位老讲师在那壹年提升为副教授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有壹天我校的学术委员会交给我三篇论文，请我评审。是另壹所大学的壹位物理学副教授申请提职，按规定他提交的学术论文中三篇主要论文必须通过两个外校教授的评审。我校学术委员会收到该校学术委员会送来的三篇论文以后把论文交给我来评审。我阅读了三篇论文，发现有两篇是错误的，而且犯的是很低级的常识性的错误；第三篇论文只有壹个大学生做壹道大型理论力学习题的水平。单凭这三篇论文来判断，这个副教授连当讲师都不够格，真不知他怎么混成了副教授。我当然对这三篇论文写出否定的评语。从此以后我校的学术委员会再与没有请我评审外校申请提职者的学术论文了，大概我的这种评审态度是不受欢迎的。那位物理学副教授在我这里碰了钉子，我相信他申请提职的努力绝不会停止，他会锲而不舍地继续申请提升为教授，说不定后来他真的混成了物理学教授。

　　我被提升为教授以后当上了系职称评定小组的成员，有时候担任组长，多年来，经过我参与评审而被提职的教授、副教授有几十人。说老实话，其中大部分人是不合格的，合格的教授和副教授只占壹小部分。我对我认为不合格的人选投了反对票，但是职称评定小组有五个人，其他四个人投赞同票，我壹个人反对没有用。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真理只在妳壹个人手里，其他四个人的观点都是错的？我多年参与职称评定工作，这真是壹幕幕的人生大戏，饱览了人生的种种丑态，就无法在此细说了。上面谈到的两件事只是揭开了外校评教授、副教授工作阴暗面的冰山壹角，我校评职称的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始终坚持真理的真的只有我壹人，我在评职称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另壹个像我这样始终坚持真理的人。

　　我可以肯定地说，经过我参与评审被提职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我大胆地把这种情况推广到全国，全国近年来晋升的教授、副教授中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的教授能培养出合格的博士吗？近年来中国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据我的了解，各大学滥招硕士生、博士生的现象非常普遍，往往壹个教授同时指导许多硕士生、博士生，有壹个教授竟带了约30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大部分硕士生、博士生其实只是教授导师招来的高级劳动力（为教授打工、实习、考察、做实验、查资料等），导师很少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给予具体的指导。这样能培养出合格的博士来吗？我也见识过壹些新培养出来的博士的水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新培养出来的博士，大部分是不合格的。

　　中国每年在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居世界第壹位，同时还有壹个世界第壹，那就是每年在国际科技期刊上因剽窃、抄袭、造假等原因被撤销的论文数量高居世界第壹位，而且数量远远超过其后面几位的数量之总和。在国内科技期刊上充斥着大量的垃圾论文，上面提到的提职报告的五篇论文就是典型的垃圾论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很多大学学报刊登的大部分论文是毫无用处的垃圾论文，即便是国内的壹流科技期刊也经常出现垃圾论文。

　　专利分为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与外国相比，中国申请的专利中，发明专利所占的百分比明显地偏低，后两类专利所占的百分比明显地偏高许多。中国人申请专利，极少有人是为了希望他人应用他的专利；大部分是以提职、评奖等为目的。申请专利如果被批准，在缴纳了壹次专利费以后，达到了提职、评奖等目的以后，就把该专利弃之不顾了。中国申请的专利，真正被实际应用的只是极少数。

　　由于有不少自然科学工作者、科学家在兢兢业业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在尖端科学技术的某些具体领域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中国的学术界（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在总体上已经溃烂了，中国的科技水平从总体上来说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差距在日益扩大。接下来我们列出壹些说明中国学术界已经溃烂的具体事例。

　　杨玉良，中共党员，复旦大学毕业、博士、教授，曾到德国做访问学者。谎称获得德国莱布尼茨奖（着名的科学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来提升为复旦大学校长。在有人揭发他没有获得莱布尼茨奖以后，宣布免去杨玉良复旦大学校长职务，未对他作任何处理。

　　何祚庥，中共党员，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2001年发表了壹篇论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纪念普朗克创立量子论100周年》，论文的内容没有必要在此详述了，只引用论文摘要中说明论文中心思想的壹句话：“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如此奇葩、荒诞、无耻的学术论文，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篇来了。壹位中科院院士居然发表了这样壹篇论文，足以说明中国学术界溃烂到了什么程度。

　　哈尔滨的壹名司机王洪成在1984年3月宣布发明了“水变油”，声称在水中加入极少量的“可燃炔”制剂可以变成为“水基燃料”。“水变油”是壹个骗术并不高明的骗局，稍有壹点基本科学常识的人都能壹眼看破这个骗局。可是中国偏偏有如此多科盲官员和科技部门干部，他们轻易地相信了这个骗局，把王洪成尊为贵宾，在各种报刊、媒体上大肆宣传，称“水变油”是中国第五大发明；给他钱办厂、开公司；使这个骗局持续了十年之久。真是天下奇闻，令人匪夷所思。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在2003年2月宣布研制成功“汉芯壹号”芯片。经过国内权威专家鉴定，认为这壹成果接近国际先进技术，在某些方面的性能甚至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上海市科委宣称这是中国国内首个具有自由知识产权的0.18微米DSP芯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申请六项专利。随后拨给陈进壹亿壹千万元科研经费，开展芯片研制工作。2006年1月有人举报陈进造假，陈进在美国购买摩托罗拉的芯片，雇民工把芯片表面的摩托罗拉logo等字样及图案全部用砂纸磨掉，再打上“汉芯壹号”字样。经调查后上海交通大学证实“汉芯壹号”造假，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他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撤销他的各种荣誉称号及待遇，追缴科研经费及拨款。不过陈进及相关的责任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上的追究。

　　2017年5月18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宣布，我国在南海神狐海域成功地完成了“可燃冰”试验开采工作，在技术上领跑全球。宣称登上了世界科技新高峰，推动了整个世界能源利用格局的改变。“可燃冰”是“甲烷气水合物”或“天然气水合物”，存在于低温高压的环境下。人们已经发现，在世界上多处海域的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开采“可燃冰”并非难事，但是如果进行商业开采（达到壹定数量的开采）就会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甲烷气，大大加速全球气候暖化。目前世界上无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目前不能商业开采“可燃冰”。中国并非世界上第壹个进行试验开采的国家，2017年5月4日，日本成功地试验开采了“可燃冰”。所以，试验开采“可燃冰”是壹件不值得大肆吹嘘的事情，中共官方及官方媒体却把它吹嘘为“攀登世界科技新高峰”，这完全是吹牛。

　　长江三峡工程是长江上游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其水坝是中国以及世界上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的水坝，建成的水电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在论证的过程中，正、反两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最终决定暂缓实施三峡工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心要尽快实施三峡工程，国务院召集几百位专业人士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党的领导全面支持正方的意见，大力打压反方的意见。排斥持反对意见的人，不让他们参加论证会；禁止出版表明反对建设意见的书；对反对者提出的三峡工程建成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是简单粗暴地否定，根本不予考虑。1992年李鹏将三峡工程议案提交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1992年4月3日该议案获得通过。

　　如今三峡工程全部完工已经十多年了，工程总投资约2000亿元，现在回顾壹下三峡工程的得失。（1）三峡水电站的发电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是这些发电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远不如当初吹嘘的那么大，收取的电费远远超过了预期值。（2）三峡大坝预期可以大大提高抗洪、防洪的能力，事实上大坝建成后长江中下游的洪水灾害确实减少了，但是没有预料到的是：大坝蓄水后使长江中下游水文情势发生了大改变，使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变化及水灾、旱灾的格局出现了新问题，大坝建成的好、坏影响究竟哪个大，现在还很难下定论。（3）三峡工程改变及破坏了长江流域及更广大地区的生态环境。（4）大坝周围地区的地质灾害大量增加。（5）移民问题没有解决好，移民中很多人失业，陷入贫困状态。（6）其他的负面结果。（7）三峡大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不管不问的话，三峡大坝终有壹天将会溃坝。三峡工程投入了巨额资金，最后只得到发电这么壹点收益，两者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再加上三峡工程的那么多负面后果，完全可以说，三峡工程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我不赞成“马上炸掉三峡大坝”这样极端的主张，但是我们必须反思，当初绝对应该认真听取反对的意见，对于他们所预期的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认真深入的讨论，采取更好的预防措施。现在还必须时时警惕三峡工程可能存在的隐患，如果对此掉以轻心、不管不问的话，三峡大坝终有壹天将会溃坝。我认为必须马上成立壹个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独立的三峡大坝监测组，每两年对三峡大坝进行壹次全面彻底的监测，根据监测的结果再决定是否需要把监测的频度增加到每年壹次。最后总结为壹句话：壹党专政、坚持党的领导，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大敌。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重大的战略性水利工程，也是在党中央决心要实施这项工程的情况下组织专家论证，在论证过程中排斥和大力打压反对的意见，最后草率地强行通过了南水北调工程。2002年开始施工，东线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和中线工程的第壹期工程分别于2013年12月8日和2014年12月12日完工并正式通水。已经投入资金1000多亿元。通水以后，调出的水绝大部分都浪费掉了，调运到北方的水只有壹小部分在北京市得到了利用，调水的利用率极低。于是南水北调工程处于停顿状态。东线工程的第二期工程和中线工程的第二期工程的开工日期遥遥无期，西线工程是永不再提了。整个南水北调工程成了壹个劳民伤财的巨型烂尾工程。再壹次证明了，壹党专政、坚持党的领导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大敌。

　　2016年9月9日至11日，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天河工程”论证启动会暨第壹次专家组会议。所谓“天河工程”是指，采取人工干预方法，实现不同地域间大气、地表水资源的再分配，说得通俗壹点，就是“空中南水北调”工程。这完全是壹个吹牛的工程计划，毫无实现的可能性，很多气象学家痛斥它是荒诞的工程计划。可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2018年11月5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获悉，已经正式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研制，计划2020年完成“天河壹号”卫星首批发射。天哪！这下子又有至少几百亿元“蒸发”到天上去了。

　　最后引述两则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1）电子科技大学教师郑文锋在课堂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不可夸大其历史作用”等言论。2019年7月16日，校方因此而对郑文锋作出处罚决定，取消郑文锋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的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表这样的言论实属很平常、很正常的壹件事，电子科技大学校方竟作出停职的严厉处罚决定，可见中共对学术界言论管制严到了什么程度，任何与中共官方的标准说法有半点偏差的言论都不允许，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2）2019年7月22日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进会在北京授牌成立，有十多个教授、学者、专家发起成立这个研究促进会，杜钢建教授为会长。他们认为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中国，他们的荒唐观点有：王佩良、李国防教授认为英语起源于汉语；陈兆乾教授也认为英语起源于汉语，还认为英语词组与字母乃至发音都遵循易经原理；诸玄识教授：1755年的《约翰逊英文词典》抄袭自《康熙字典》。

　　他们荒唐的观点还有：18至19世纪现代欧洲的经济、科技、教育、哲学都是学习中国、拷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起源，源头都在中国；莎士比亚作品是伪作，莎士比亚是壹个文盲演员，根本不懂英语，因为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英语还没有从中国传过去；英国人的祖先生活在印度、巴基斯坦壹带，而在古代夏朝、黄帝、炎帝时期，印度是华夏的领地、封地，所以英国人也是中国人的后代。如此等等。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些观点是何等荒唐，简直就是神经错乱的壹群人在胡说八道。这样壹帮胡说八道的人都还是大教授、名专家，还纠集在壹起成立了这么壹个荒诞的研究促进会。由此可见，中国的学术界、知识界溃烂到了什么程度，荒唐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七）医疗业、医药业的溃烂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像走马灯壹样变换不定，可以说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壹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在所有的政要、学者中间流行着这样壹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和曲解，严重地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进行了医疗改革，把全部医院都市场化（产业化），就是停止给医院的拨款，让所有的医院都自负盈亏。这样壹来，所有的医院都办成了医店，以盈利为首要目的，治病救人成了达到盈利这个目的的手段。医院怎样赚钱盈利呢？首先想到的是以药养医。很显然，医院卖给病入的药越贵，医院获利就越大。为了有效地推行医院市场化，医生个人的收入也与他开出的处方挂钩（按比例提成），开出去的药越多越贵，医生的收入就越高。这时各医药公司也发现了牟取暴利的大好时机，纷纷派出医药代表进入各家医院去推销高价药品，办法就是给医院和医生高额回扣。这样壹来药价就火箭式地往上涨。

　　现在壹个人得了壹点小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往往会开出壹大堆贵重的药。现在在中国的医院里还能经常见到壹种怪现象，那就是到处都是打吊针（静脉输液）的人，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必打吊针的。其中有很大壹部分吊针输入的是抗生素，中国医生特别喜欢在处方中使用抗生素，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根本不必使用抗生素。之所以滥用抗生素、滥打吊针，唯壹的原因就是为了多赚钱。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发出禁止滥用抗生素的警告，因为滥用抗生素已经导致很多细菌变得越来越耐抗生素，自然界中耐药（耐抗生素）细菌的大量增加使得抗生素的功效变得越来越低，治病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可怕的是自然界中出现了耐壹切抗生素的“超级细菌”，被这种“超级细菌”感染的病入几乎无法医治。中国医生对于自然界中耐药细菌的大量增多与“超级细菌”的出现负主要的责任。这些滥用抗生素的中国医生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在危害全世界人民。

　　现在到医院去看病，还经常遇到医生让妳用昂贵的进口仪器做各种各样的检查，这些检查收费昂贵，绝大多数是不必要做的检查，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医院的收益和增加医生的收入。这种现象加上上述的开大处方、贵重药的现象，使得看病越来越贵。

　　现在如果有人生了大病需要住院治疗，即便有大病医疗保险，也只能报销大部分（不是全部！）医疗费用，个人壹般还必须支付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普通人生了大病住进医院，付不起这么昂贵的费用，医院铁定的原则是先缴费后治病，不先缴费医院不给治病。所以在医院的住院部，经常可以看到有病人因为缴不起费，医院不给治，拖了几天病人就死了。这种现象很普遍，而医院在报告中绝不会把真相写出来，总是说病人因病重而死亡。在贫穷的农村，壹些老人病了，根本看不起病，他们自知迟早要死，为了及早摆脱病痛的折磨，也为了不因自身生病而连累晚辈，他们选择了自杀。这种现象也相当普遍，中共当局壹贯隐瞒真相，在统计报表中只说“病故”，绝不提“自杀”。

　　医院对待穷人是壹副冷漠无情的嘴脸，对待富人又怎么样呢？有壹个企业家，他的父亲得了重病，送进医院去治疗，住院壹个月，病人没有救过来，还是死了。结账壹算，费用竟高达几百万元，比正常的实际花费高出好多倍，这岂不是明目张胆的诈骗和抢劫？！

　　有的医院还干起了骗取医保费的勾当。某医院的住院处有壹天招来壹群中老年人，收取每个人的医保卡，并且交给每人壹叠空白的表格和单据，要求每人在上面签字，然后招待每人吃午饭（壹份盒饭），饭后让大家自由活动，大多数人去逛街或逛商店。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拿这些医保卡和签了字的空白表格和单据去伪造这些人住院治疗并已缴费出院的文件，凭这些文件医院可以到医保部门去领取医保费。几小时以后医院工作人员伪造住院文件完毕，这壹群人陆续返回，医院发还医保卡，每人发100元并叮嘱他们，如果有人问，妳就说从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因某病在此住院治疗。这样医院可以通过每个人骗取几千元乃至上万元医保费。这种事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这样的医院完全沦为诈骗机构。

　　2016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暴露了百度搜索发布非法医疗欺诈广告，也暴露了我国很多高级医院将旗下的科室非法对外承包给壹些不合格的医疗单位或个人的普遍现象。这样的广告和这些外包的三甲医院的科室，根本就是在谋财害命。魏则西事件曝光以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央有关部门也下令严加查处。可是事情过去以后，非法的医疗欺诈广告和非法医疗机构照样大行其道，没有壹点收敛的趋势。

　　十多年以前接连发生了“齐二药”、“欣弗”、“奥美定”等令人震惊的假药事件，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严重地违法违纪、贪汙受贿，对这三起假药事件及其他假药的审批负主要责任。2007年郑筱萸被判死刑并执行。郑筱萸被惩罚、处决了，但是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腐败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是越来越严重。药监局每年都要审批壹大批新药，其中绝大多数是所谓的“新药”，其实就是原来的药，只是把附加成分稍作修改，或外观修改壹下，或稍微改动壹下制药程序，就成为壹种新创造出来的“新”药。每年上市名目繁多的“新”药，疗效壹点也没有增加，药价却飞快地上涨了。任何假药、有毒有害的假食品，只要“公关”到位，“好处费”给足，都能通过食品药品监管局审批的关卡。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就是中国药价火箭式地上涨，假药、假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的罪魁祸首，造成的影响最广、最深远的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它的恶劣影响至今尚未消除。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几起假疫苗事件也非常严重。2007年山西省发生多起儿童注射疫苗致伤致死事件，官方强力掩饰，直到2010年才披露出来；2013年南方发生多起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致伤致死事件，官方又掩盖事实真相；2016年发生山东疫苗事件，18个省市都出现问题疫苗；2018年传出吉林省长春市长春长生疫苗公司生产的狂犬病疫苗造假；又披露该公司生产的白百破疫苗不合格，有20多万儿童已注射了这批疫苗；2019年4月报道，有38人被接种了假宫颈癌疫苗。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要严查严罚杜绝假疫苗，但是假疫苗仍然继续不断地产生。在中共的统治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就是腐败的温床，假疫苗、假药必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在今天中国的医院里，大病不治、小病大治、有病乱治、过度治疗等现象非常普遍；做手术时，被手术的病人要向做手术的医生送红包；医骗盛行。这样壹来，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很糟糕。很多医生对待病人不是全心全意地治病救人，而是把病人看作赚钱的对象，首先考虑的不是治病，而是经济利益。其结果当然是医疗事故发生率非常高，医疗事故层出不穷。另壹方面，病人知道医院和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他们对医生当然是抱着不信任，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出了医疗事故以后，病人及其家属、亲人十有八九会责怪医生；医院则千方百计地为医生辩护。于是往往会发生病人家属及亲人聚众闹事，包围医院，围攻医生的事件。这样的医闹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最严重的医闹事件是暴力医闹，壹大群人包围医院，砸坏医院的设备，殴打医生。最严重的情况是政府派武警部队保卫医院。医患关系恶化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医闹事件，甚至暴力医闹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严重到要派武警部队来维安。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葩现象。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令人吃惊的具体事例来，限于篇幅就到此为止了。上述事例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医疗业、医药业溃烂到了什么程度，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医生、医药业从业人员，有相当壹部分人不是在治病救人，而是在害人；其中更有壹小部分人，可以说是谋财害命、无恶不作的歹徒。

　　（八）生态环境严重汙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壹段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属于所谓的“三高壹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益）模式，这是壹种很糟糕的发展模式。高投入是指每年国家都投入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GDP的增长；高消耗是指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巨大，浪费严重；低效益是指我国产业的效益很低，我国的GDP是依靠投入大量资金和大量劳动力获得的，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很低。

　　中国的这种糟糕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汙染，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生态自然环境。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森林被采伐，使得原来就比较低的我国森林面积复盖率进壹步急剧地下降。这导致我国原来就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变得更加严重了，使得我国的水灾、旱灾变得更容易发生了，发生水灾变得更频繁了，水灾的规模也变得更大了。森林复盖率的降低和我国西北部、北部地区的过度放牧、过度开垦和开发造成了我国土地荒漠化的面积日益增加；我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和浮尘、扬沙天气变得越来越严重，每年发生沙尘暴的次数和强度不断地增加，沙尘暴和浮尘、扬沙天气影响的区域也越来越大。

　　中国的工厂、企业大多缺乏环保意识，它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不顾社会的公众的长远利益，它们不愿花钱建立处理废水、废气的设备，或者建立了处理废水、废气的设备也不使用，只是在应付环保部门的检查时启动壹下做做样子，平时壹直闲置着。由于大量工业废气不作任何处理就排放到空气中去，致使我国的空气汙染非常严重。很多地方空气中PM2.5微粒及PM10微粒的含量在很多日子里严重地超标；中国北方很多城市经常笼罩在“雾霾”之中。目前全世界空气汙染指数最差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四。壹项最新国际研究项目的成果显示，每年全球因空气汙染而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550万，中国占160万。

　　由于大量工业废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放到江河湖泊中，中国的水汙染的情况更加严重，大部分江、河、湖水及浅层地下水（或称为地表水）被严重汙染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壹部分深层地下水也被汙染了。有些工厂、企业主（当然是受中共领导和控制的）觉得往江、河、湖排放工业废水会被人发现，就往地下打深井，把工业废水往地下灌。江、河、湖水及地表水被汙染了，花几年、十几年是可以治理好的；而深层地下水被汙染了，是壹千年也治理不好的。中共当局干出这种断绝子孙后代生计的缺德勾当，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过度施用化肥以及工业废水、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经处理就置入土地中，我国大片土地的土壤被严重汙染了。在这种土地上种出来的农作物也是被汙染的，如：镉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大米等。这些大米都轻易地进入了消费市场。菜园的土壤被汙染了，用被汙染的水浇灌，种出来的蔬菜自然是有毒有害的，菜农及其亲属绝对不吃自己种出来的菜，但他们把这种有毒有害的蔬菜送到集市上去卖。中国有几亿人经常吃这种被汙染的农作物及其制成的食品。

　　（九）中国老百姓被有毒有害的食品所包围，很多地方成了不宜人类居住之地以上谈到的有毒有害的农作物和食品（镉大米、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大米、有毒有害的蔬菜等）是环境汙染导致的，中国人经常食用的有毒有害食物，更为大量的是人为制造的，如：三聚氰胺奶粉、牛奶、黑心米（把发霉的大米作特殊处理，使其外表很象好米）、黑心面（在面粉中掺入对身体有害的增白的化学品粉末）、地沟油、用硫磺蒸气熏蒸过的白木耳、用化工原料化学品加工处理过的粉丝、腐竹等食品、苏丹红鸭蛋、孔雀石绿处理过的鱼、含甲醇的假酒 ......等等；在中国市场上出售的熟食品有很多是以病、死猪肉、病、死鸡、鸭、变质的牛、羊、猪、鸡、鸭肉为原料制成的，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各种不知其名的添加剂、化学品，制成的熟食品当然是有毒有害的；在很多餐馆里也普遍存在往食物里加有毒有害的添加剂、化学品的现象。中国老百姓被这些铺天盖地的有毒有害食物包围着，有好几亿人经常吃有毒有害的食物。

　　再加上中国的环境被严重汙染了，空气、江、河、湖水及地表水都被严重汙染了，大片土地的土壤被严重汙染了。几亿中国人喝不到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清洁的空气，被有害有毒的食物所包围，居住在土壤被严重汙染的土地上。空气、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地，这些基本条件都出了问题，中国很多地方确实已经成了不宜人类居住之地。中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癌症村，就是壹个例证。还有很多地方虽然还没有变成癌症村，但也是不宜人类居住之地，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经常患各种莫名的疾病，人的平均寿命大大降低。

　　（十）中国成了壹个大集中营、大监狱

　　中共当局在新疆设立了许多集中营（再教育拘留营），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此消息揭露以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壹致谴责。其实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壹个大集中营，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处在中共统治集团的严密、全面的监视、控制、管制、统治之下。

　　共产极权政权建立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的鼻祖是苏联的“克格勃”。东德完全效法“克格勃”，建立了“斯塔西”。“克格勃”和“斯塔西”分别在苏联和东德建立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是秘密进行的。我参观过“斯塔西”博物馆，在两德统壹后解密了“斯塔西”秘密档案，有壹个原东德公民查阅了“斯塔西”秘密档案后，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多年邻居是壹个“线人”，多年来这个邻居壹直在向“斯塔西”告密自己的言行，而他自己壹直毫无觉察。而中国的“习卫军”建立全面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已经公开化了，人人都知道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线人、信息员、情报员、告密者、网络监督员，走到哪里都能见到监控摄像头，而且使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人脸识别、行为识别技术。习氏极权皇朝对十四亿民众的严密监控、打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在中国的高校中普遍建立了学生信息员制度，严密地监视全体师生的言行，壹旦发现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迹象，随时向中共领导告密。这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在中国的高校已经发生了好多起学生信息员告发老师、使老师受到处罚的事件。中共在中学甚至在有些小学里也设立了情报员（即信息员）。在居民委员会中历来就安插了告密者。中共在全国全民都建立了严密监控人民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共早就建立了“金盾工程”、“防火长城”等网络监控系统，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综合监控；后来，公安、国安、解放军总参谋部建立了中国网络监控和审查系统；中共的网络监管部门招聘了成千上万名网络监督员。中共还在各机关单位、在大街小巷安装了无数个监控摄像头，而且采用了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的高新技术。现在整个中国已经成了壹座在中共全方位、全面严密监控下的庞大的集中营。每个中国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处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中共不但对全民实施严密的监控，而且利用公、检、法、司系统及监狱等专政机构来管制、统治、压迫全国人民。在中共专政机构的严密管制下全国人民都必须听党的话，不许乱说乱动，犹如在壹个大监狱中。如果有人在网上发表了壹点中共当局不爱听的言论或是转发了诸如此类的消息，立刻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拘捕，这样的事例经不计其数了。任何人只要发表了壹星半点中共当局不爱听的言论，立即就会被惩罚、被刑事拘留。例如，南京市市民秦沪辉，只是因为在自己的私家车上写标语，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民主、宪政、司法独立，就被刑事拘留，以“寻衅滋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问罪。“709事件”是2015年7月9日开始，在短时间内中共当局大规模地抓捕了数以百计的维权律师、律师助理及其他维权人士。从2019年12月26日开始，在中国又发生了类似“709事件”的“1226大抓捕”行动，大规模地抓捕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政治犯、良心犯、维权人士、异见人士，乃至无辜的普通百姓被关押在监狱、拘留所、拘留营、再教育营、精神病院中，遭受折磨。所以说，整个中国就像是壹座大监狱。

　　中共的专政机构不但严密管制、统治、压迫全国人民，而且采用法西斯手段，草菅人命，甚至伪造证据冤枉屈死了成千上万人。举几个例子说明之：（1）广东作家廖祖笙，因写作得罪了某些官员；他的儿子廖梦君（15岁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学生）在2006年7月16日被人打死后，抛尸在壹高楼下，公安机关谎称廖梦君是自己跳楼死亡；廖祖笙追求儿子遇害的真相，不断上诉，均无果，他本人反倒被非法监控、禁止出境，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2）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在政府征收了村民的土地以后，为了维护被征地的村民应有的权益，多次找上级官员申诉，惹恼了上级官员；2010年12月25日钱云会遇害，作案者把钱云会的尸体放在壹辆卡车的车轮下，伪装成交通事故的样子；公、检、法机构协同伪造证据，最终将这起杀人案当作“交通事故案”处理了。（3）湖南省邵阳市维权人士李旺阳在刑满释放以后仍然受到非法监控和迫害，于2012年6月6日“被自杀”身亡。（4）2015年5月2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火车站，壹名警察开枪击毙无辜的乘客徐纯合；事发后公安机关谎称徐纯合“袭警”，开枪杀人的警察未受到任何处罚。（5）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已参加工作的雷洋，在2016年5月7日从家中出发去首都机场接客人的途中被壹群便衣警察拦截盘问并拘捕，雷洋被抓进警车，在警车中被打死；公安部门伪造证据，硬说雷洋“嫖娼”，放过了肇事的警察。（6）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中共当局判刑关押狱中，刘晓波患有肝病，狱中的医院故意拖延治疗，致使病情恶化发展为肝癌晚期，刘晓波于2017年7月13日病故。（7）有很多精神完全健康的维权人士、政治犯、良心犯，被中共当局硬说成患有“精神病”，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中受尽折磨，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严重摧残了被关押者的身体健康，有很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共极权政权对全国人民实施严密的监控、管制和统治，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关押在监狱、拘留所、拘留营、再教育营、精神病院中受尽折磨，有成千上万人被冤屈迫害致死，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了壹座法西斯式的大集中营、大监狱，全社会成为壹座人间地狱。

　　罗列说明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就到此为止，读者们壹定还可以补充列出更多事实来说明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病入膏肓”意味着无医可治，无药可救。就是说，指望中共进行政治改革，改变病态的社会，走改良的道路是绝对不可能的。唯壹的出路只有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统治，壹切都推倒重建，重建整个社会。

　　推翻中共的专制极权政权，意味着必须走革命的道路，进行民主革命。由于中国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成为全社会全民的主流价值观，绝大多数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他们根本没有要推翻中共政权的念头，对政治漠不关心，所以目前在中国不存在发生民主革命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

　　在中国的近代、现代史上，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很多革命运动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广大学生怀念和悼念胡耀邦，掀起了四、五月份的学生运动，继而爆发了百万北京市民支持学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6月3日、4日，发生了中共军队镇压、杀害北京市民和学生的惨案。这说明，在1989年绝大多数学生是关心政治的。可是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呢？近年来，发生了很多次比胡耀邦逝世更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没有在学生中引起多大的反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学生只关心今后赚大钱，不关心政治。在短期内、在几年内，绝大多数学生不关心政治这种情况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在近期内中国不可能发生民主革命。

　　那么在中国有没有希望实现民主宪政？还是有希望的，以前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详细分析说明了，中国在几年内必将爆发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危机主要表现是：GDP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企业倒闭；大批职工失业；地方债务危机总爆发，政府没有钱给公务员发工资，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当然政府可以大量印钞票来发工资、养老金，但是那会导致物价飞涨，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中国经济崩溃了，人民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人民群众的抗争、维权运动将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而政府的财政已经破产，政府再也无力支付巨额的维稳经费了，它想要平息全国各地的维权运动也力不从心了。中共政权的政令根本没有人听了，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瘫痪了，这就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崩溃。当中共专制政权崩溃的时候，如果有壹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这股政治力量就可以站出来收拾残局，组建壹个民主过渡政府取代中共政府。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股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在哪里？目前在中国除中共以外不存在这样壹股政治力量。如果在中共专制政权崩溃时，中国不存在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那么就可能出现类似于清朝灭亡以后四分五裂的局面。也许还存在壹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许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也没有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民进党必然乘大陆大乱之机迅速实现台独；新疆、西藏有可能宣布独立，新疆很可能发生战争；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发生内战。如果想要避免出现这种局面，那就必须建立壹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呼吁所有的民运人士都来讨论这样壹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建立壹支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力的、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政治力量（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

　　这是民运人士当前面临的最迫切、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

作者 穆正新 写于 二零零五年

　　壹、中共壹个月的养党费用 国民党党产加上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开销，相当于中共壹个月的养党费用。 相信不少人听说过中国国民党的“钜额党产”。根据据臺湾媒体的报道，国民党各种党产的账面价值约为四百亿臺币，但实际净值可能不到二百亿臺 币。在臺湾的政治环境下，这笔党产非常惹眼因而备受民众的攻击。以西方国家的标准看，钜额党产让人觉得该党奢侈甚或够得上腐败。但如果和海峡对岸的中共 比起来，国民党只能算超廉洁。从数量上讲，国民党的党产只是中共养党费用的零头。四百亿臺币党产折合人 民币约壹百亿元。按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消费水平算，约等于两个星期的花销。 中共还喜欢宣传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如何如何巨大。根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网站公布的数字，2004美国总统大选花费总额为十亿零壹百六十五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八十多亿。还不够中共两周的养党费。 国民党党产累积了近百年，美国总统大选经费筹集了四年。中共把这么多的钱用光，只要壹个月。 这还是从低估算中共养党开销的水平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把全部被中共独占的资源都算成养党费的话，上述两笔钜款还不够中共壹个礼拜的花销。本文稍后会就估算 方法作具体说明。欢迎各位挑剔或者提出不同的估算方法。但本人自信其他人不太可能找到更保守更省的演算法。 有人想说：“中共根本没有党产！”。这没错。中共从未造册登记过党产。但没有党产不等于不需要花钱养党，更不等于养党花销水平低。上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定 好了“能量守恒”的定律。谁也违背不了。没有能源就不能活动，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经济基础，哪来上层建筑？妳看看那些占地广大设备优良的中共中央机 关区以及各省委大院、市委大楼、直至县区乡镇街道党委、各种院校及军警部队党委所使用的办公设施等等，难道都是当初毛主席拔了几根毫毛吹口气变成的吗？那 数百万红润饱满、仪态轩昂的书记常委主任政委等专职党干们，难道都是喝着西北风为党工作的吗？那隆重排场的全国党代表大会，难道是各地党代表们背着干粮夹 着雨伞步行到北京，在农贸市场边上捡个旭旯蹲下来抽几袋烟就能开成的吗？不靠报纸电臺电视臺电影戏剧歌曲图书教材直至连环画等壹切宣传形式进行长时间高强 度的自我表扬，光凭着毛主席那“女高音男声”叫两嗓子，就能让全国人民来个“募然回首，那党正在，伟光正亮处”？

　　二、维持任何组织都需要资源 维持世界上最庞大的执政党当然需要最大量的钱。不夸张地说，中共壹党的养党经费足够供养全世界所有非共产国家的执政党还有很大剩余。这事实已经存在了几十 年，证据俯拾皆是，任何人均可自行观察验证。比较壹下壹个中共普通县委和壹个西方国家执政党省级党部的花费，前者肯定是后者的许多倍。富壹点的中共县委的 花销水平还可能盖过西方执政党的中央机构。不信妳到加拿大任何壹个省会城市的街上去打听壹下执政党的“省委大院在哪裏？”。壹开始被问的人会感到莫明其 妙。请妳契而不舍坚持打听，最终会被引到某栋商业写字楼中的几间屋子裏去。这就是西方执政党的“省委机关”。这裏没有威严的大门高墙以及把门武警；没有多 到需要编号的楼宇和别墅群；没有气派非凡的公用大车队和首长专用小车队；没有“省委印刷厂”、“省委招待所”、“省委机关幼儿园”、“省委大礼堂”，大、 中、小餐厅、诊所商店等等，通通没有。壹共就是三几间屋子几部电脑加上不到十个雇员而已。请问中共哪个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少于五十个？哪个县委书记不配备公 家小车？有几个县委机关不盖办公楼？别说县委，很多中国乡镇党委的机关都比西方的省级党部阔。曾见报道说，河南某乡党委机构，与乡政府壹起坐落在壹个占地 14亩的宫殿式建筑物裏有城楼、有观礼臺、有花园，还有个小广场。仅楼顶的两座钟，就花掉三万元人民币。相信妳走遍美加两国也找不到壹个执政党的“省委机 关”能有这等的气派。 西方执政党的中央机关呢？通过水门事件我们知道，美国主要执政党之壹的民主党中央机关也没有自己的办公楼。该党长期租用商业楼裏的几间屋子来办公。且连个 “保卫处”也没有，“中央警卫团”对他们来说是域外辞汇。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是由物业公司的看门老头承担的。这付穷酸样，和那些拥有独立豪华办公楼的中共县 委机关怎么比？ 西方执政党更不可能象中共那样把党务机构从中央政府壹直办到幼儿园裏去。他们在省/州以下基本不设党务机构。就算设了也往往没有办公室，党务工作全靠党员 们义务维持。本人在加拿大出席观察过壹个大城市党部的年会。会上“市委第壹把手”（壹退休老太婆）在报告上年党务活动时先感谢几个党员无偿提供家中场所让 她们开“常委会”（董事会）。分管财务的女士报告说该“市委”去年募捐所得四千多加元，加上“党中央”下拨三千加元用于全国性竞选活动，总收入七千余加 元。而光是给全市党员发壹封信就要用掉近千。所以各方面只能从简。开小会就借党员的家，大壹点的会则租教堂举行。壹个在级别上相当于中共南京市委或者武汉 市委的党部如此贫穷，实在有辱“资产”阶级政党的称号。七千加元相当于四万多人民币。还不够壹个中共县委壹星期的开销。也就是说，抽出中共壹、两个县委的 经费，就能把美加两国所有省会城市执政党“市委”的财务摆平。抽出十来个条件好壹点的中共县委的经费，还能把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党务机 构维持费统统包下来。牛不牛？

　　三、由中国统计年鉴得知 由中国统计年鉴得知，中共目前有44067个乡镇街道党委、2861个县级党委、333个地市级党委、31个省级党委和壹个庞大无比的党中央。此外还有成 千上万的院、校、系、所、军、师、旅、团党委等等。养党经费之巨可想而知。可以很保险地说，剔除朝鲜越南古巴等几个同样昂贵的公养政党后，拿出养活几百个 中共县委的资金，便足够维持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的党务机构。说中共全党的养党费足够维持十来个地球上的所有非公养执政党的党务机关，决不是开玩笑。 中共标榜自己“从不花壹分钱搞竞选”。这是很无耻的说法。中共不搞竞选并非为了给国家省钱，而是知道自己经不起竞选故而禁止竞选。为了保证本党“无论如何 也要当权”的不光彩事业，中共把百倍以上的钱填进去了。各国的竞选经费是为国家花的钱而不是养护执政党的钱。反对党筹集的竞选经费无疑是“反党反政府活动 经费”。实际上，各国竞选经费相当于社会为汰旧换新而付出的代价。它有如四年壹次的“月经来潮”，出点血以达到暴露弊端、排遣废旧组织、更新国家机能的目 的。而中共养党花销完全是从利己原则出发的损公肥私开支，它如同将多个针头插在国家的血管上，让全民的财富日夜不停地往自己身上滴。请问到底哪种花销对人 民的损耗更厉害？

　　四、不置党产是因为用公款养党 1949年解放军进军全国时，许多民众幸灾乐祸地看着国民党败退。他们讨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期盼着中共这声称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权会让他们的日 子过得松活些。然而没过几天人们就吃惊地发现这“人民政权”比国民党政府贵多了。国民党的省市县党部是靠党产维持的大财团。而共产党的省市县党委却是坚 决吃公款的“国家机关”。中共所说的“我党壹切为人民”，原来是“人民养我之壹切”意思。羊毛出在羊身上，“人民政权”吃人民。中国人身上的税捐负担倒比 国民党时期更加沉重。壹些老辈人说，解放初期人们常在私下裏慨叹的壹句话是：国民党千岁（税），共产党万岁（税）万万岁（税）呀！

　　五、万官贪汙不抵壹党窃国 公款养党的罪恶程度超过壹切经济犯罪的总和。国共党员都有贪汙行为。台湾民主化之后，国民党确实还是很腐败，但是国民党贪汙腐败毕竟是不可告人的暗中舞弊捞财行为；而共产党是全党出动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波澜壮 阔地吞噬公款。中共几十年来壹直旗帜鲜明地用公款养自己。共产党人 从不以窃国为耻，倒气势汹汹地随时准备捍卫党的窃国权。在他们看来，党既然打下了江山，接着坐江山吃江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谁敢在中国大陆公开主张停止使 用公款而改由自行募捐养党的话，谁就是共产党的仇敌。别说提停止公款养党，哪怕提壹提“削减养党开支以减轻人民负担”的建议也是严重犯忌，共产党决不容 忍。 各国“资产”阶级执政党之所以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沾公款很难。政党私营，募捐养党是世界通则。各国的舆论界和反对党盯得很紧，执政党稍 不留意就会被抓把柄。美国民主党人出任过多届美国总统，但他们别说批点钱给本党盖栋办公楼，更小的事都不好办。克林顿当政时，曾有国会议员追究副总统戈尔 用白宫的电话和党内干部讨论为党募集经费的事情。那议员说戈尔用公家设备办私事，壹旦查实就要判他的罪。这样的指控让我们中国人听来简直荒谬透顶：明明是 党中央领导上班时间打电话过问壹下“党的建设”情况。居然会有罪！如果哪天中共领导愿意讨论放弃公款而改靠募捐过活的新“党建”方针的话，中国人民只会烧 高香道万福举行大庆贺，哪裏会想到去问什么罪。这美国议员要在我们中国，轻松点说是有病，严肃点说就是欠劳教。

　　六、怎样界定“养党费” 中共要人民养党，是不可拒绝、不可讲价并且也是不可查询的。中共几十年如壹日地吞噬公款，从来不向人民报个帐、说明壹下本党的花销。自己不报告也不许他人 过问。这使得清查中共养党费用相当困难。目前这方面的资料几乎是空白。不能不承认，我们对支撑共产党生存的庞大经济基础的了解是粗浅的。而不能全面正确地 了解共产党生存的经济基础，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因此核算中共养党费用的事必须做，早就该做。如果目前还做不到精确计算，估出壹个比较合理的数 额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估算中共的养党费用？哪些开支应该包括在内，哪些不应该？ 广义上讲，任何被共产党用于养护自己的费用都是养党费。被共产党占用谋私的国家公器，比如解放军、国家电臺电视臺报刊出版机构等等，所发生的费用都可以算 入“广义养党费”。从资金来源上看，“广义养党费”既包括公款，也包括私款。考察“广义养党费”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它让我们知道支撑共产党存在所需的经济 基础有多么庞大：“从不花壹分钱搞竞选”的说法多么虚伪；共产党长期霸占国民公器是怎样壹种大规模的以权谋私的恶行等等。 但本文要考察估算的并不是上述广义的养党费用，而是比较严格限定的“专用养党费”。“专用养党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壹条、项目上，必须是专为共产党而创设的项目。 就是说该费用除了服务于共产党外再没有别的用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种费”。正常国家的纳税人不负担这种开支。壹旦中共下臺，中国也会废除这些养 党项目，人民就可以卸除这部分经济负担。例如从中央和各省市县乡街道、以及学校及军队裏的党委、支部等党务机构所耗用的资金，无疑属于“专用养党费”。正 常国家裏的纳税人养政府养军队，但不养执政党。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楼裏没有自由党“中央办公厅”的位置。臺湾淡江大学各院系不必向民进党“校党委”的请示汇 报；小鹰号航舰上也不会有共和党“舰党委”办公室。中国人从1949年起就毫无道理地供养着上上下下成千上万个中共党务机构，实乃千古奇冤、旷世奇冤。把 中共赶下臺也等于在经济上从中国人民头上搬走N座大山。人民辛辛苦苦缴纳的税金就可以省出来用于人民的福利。中国大批失学的孩子、贫困的农民、严重汙染恶 化的生态环境，将能得到好壹些的照料。

　　七、以军费为例来说明 让我以中国军费为例来说明这壹条的应用。 如果采用广义标准的话，整个中国军费都算中共养党费。因为中共独占国家军队并坚拒军队国家化，解放军成了中共壹党的“党卫军”或私家卫队。国家军费即相当 于中共的“家丁费”或者“护党费”。中共既然有胆公开地独占国家军队，自应当负责任地认下这笔军费开支账。既想独占服务而又拒绝买单，用社会学辞汇讲叫做 “黑社会组织消费行为”，用刑法衡量就是“流氓团伙罪”。所以，除非中共把军队还给国家，否则这笔“广义帐”赖不掉。 但用“专用养党费”标准衡量，国家军费不符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这种费”这壹条。国家横竖要养军队，即便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也这样。因此军费不能全部算入 “专用养党费”。中国军费中应该算入“专用养党费”的，是那些用于政委、教导员、指导员、中共中央军委以及军内各级党委支部的费用。这些是专用于保证中共 控制军队的费用。壹旦共产党下臺，国家就不再需要养活党中央军委和军内各级党委，中国军队也不必保留政委教导员指导员等等党干的编制了。因此，我把这些开 销算入“专用养党费”。这样算起来，中国军警武装部门计入养党费的金额约为六十多亿人民币，而不是几千亿的军费。 第二条、来源上，必须是公款。 具体说，“专用养党费”的资金来源限定为国家财政资金，国有企、事业资金以及各级政府以不同名目向人民摊派征收而得来的资金。这壹条把私人自愿贡献的资金 排除在外。这是因为公款养党是壹种罪行，而私款养党则是正当行为。将来中国所有政党都必须私营。中共下臺后如能依法登记并以募捐养活自己的话，我们将乐见 其存在。依这壹条，以下两项开支不算“专用养党费”：1、中共党员个人交纳的党费支付的项目，这属于私人贡献。2、非国有企业内的党委、支部、党办等机构 的维持费用。虽然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并非自愿地供养中共党务机构，但这类企业接近民营性质，国家壹般不为它们承担风险。所以它们的养党开支勉强可以算 作私款贡献。共产党下臺后，国家应制定法律，让民营企业在规定的限额与方式下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但国有企业就不行。国有企业资产是全民公有的财产，国有 企业的风险由国家承担着。用国有企业资金维持党务机构就是公款养党。将来必须禁止。

　　八、顺便说说中共党费的价值 中共有几千万党员，交纳的党费数额也很大。但相对于天文数字般的养党开销来说，这笔收入仍然是个微不足道的量。人无横财不富，党无公款不壮。单靠党费维持 的话，中共很可能在1921年8月就散伙了。中共领导向来不把党费收入看在眼裏。中共中央组织部1998年1月6日印发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管理 和使用的规定》，其中第三条“党费使用”规定：“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其具体使用范围是：（1）培训党员；（2）订阅或购 买用于开展党员教育的报刊、资料和设备；（3）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4）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看见了吧？“主要作为党员教育经费的补充”而已。壹个支部的党员每月所交的党费，也许够支付该支部当月的书报杂誌、学习材料、周末郊游、联欢抽奖、观看革 命电影等费用了。但那办公楼宇、那辉煌装修、舒适空调、电脑手机，丰田宝马，头等机票、星级酒店等等重大革命开销从哪裏出？国库，只有国库，才是共产党活 力旺发、威严长存的源泉。 考察“专用养党费”比考察广义养党费更有意义。因为“专用养党费”是由于共产党的存在而额外产生的社会开销。是伴随着共产制度而发生的特有的罪恶。各国都 有执政党滥用国家公器以谋私利的现象。但谋私谋到为壹党利益而专门设计出壹整套吞噬公款的养党体系的现象就只有在中国朝鲜等极少数国家裏才有。这套养党体 系将会随着共产制度的灭亡而被永远抛弃。考察“专用养党费”还使我们了解中国纳税人比正常国家的纳税人多承受了哪些额外的负担。为什么中国人的社会福利远 远不如法国而“税负痛苦指数”却紧随法国而名列世界第二。考察“专用养党费”更使我们知道，推翻共产党统治不但是政治上的大解放，同时也是经济负担的大卸 除。 如果没有专门说明的话，本文中提到的“养党费”都指“专用养党费”。下面把养党费的几个主要项目列出来，欢迎各位评判。

　　九、各项养党费用估算 利用上述两条标准，可以采用壹个简便的方法去认定具体项目。那就是把机构和其他国家对比。凡是中共的养党机构，要么在正常国家裏找不到对应的机构，要么虽 然能找到名称相似的机构，但资金来源完全不同，功能性质也完全不同。以下分项目说明中共的养党费用。 第壹项，中国各级“五套班子”中，有三点壹套养党。 各国政党执政是指该党“组阁”，党务机构仍靠自己募捐养活。中共则把全套党务机构甩给纳税人供养。中国的各级政权，除去乡镇壹级外，每级都有五套班子：党 委、纪委、政府、人大、政协。和正常国家相比，这五套班子中只有政府和人大这两套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对应的机构。而党委、纪委和政协这三套完全多是出来 的。中国的政府本来就以臃肿庞大着称，中国人民负担世界上最庞大臃肿的政府机构已经很不公平了，在此之上还要再供养三套以上同样臃肿的养党机构，就更不公 平了。 前面已经提过中共各级党委机关的庞大与阔气。人们此也早已熟知。这裏再补充壹点人们在各级党委驻地所看不到的奢侈。中共不但用公款兴建办公设施，还用公款 兴建休养设施。这些休假的设施经常占据着风景旅游胜地内的最好地段。省委的休养地通常建在本省壹两处地方。而中央级的休养设施则遍布全国多处地区。这些设 施常以隐秘独占方式管理。宁可长期闲置也不对游客开放。而在闲置期间始终保持足够的招待和维护人员，定期清扫更换，日夜值班待命。这种管理方式给中共领导 人的穷奢极侈提供了良好的掩护。人们偶然从陈希同案中看到壹点点这类安乐窝的真面目。各级党委究竟经营着多少同样或者更奢侈安乐窝，谁能说得清？根据丁抒 的《人祸》壹书，１９６０年前后正当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大饥荒时，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以及带游泳池的“水晶宫”。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原本已有许 多高级宾馆的情况下，又为毛兴建规模宏大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花木，占地壹千多亩。（上海市委称它为“四壹四工程”。）内有壹百多人长年守着空别墅待 命。而十几年裏，毛总共只住了几天，浪费的金钱不计其数。毛泽东壹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时，指定在滴水洞为他建别墅。毛自己当然壹分钱不出。国家为这工程从 壹九六○年下半年开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从此壹个连守卫着那片空房，直到壹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即使用不着也要照花钱，可见共产党挥 霍人民的血汗劳动成果是多么地随意。 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政协机关经费也算入专用养党费。其实对照专用养党费的两个条件不难理解。政协机关靠公款维持这壹条是众所周知的。政协机关的日常 维持费用以及每年的政协会务费用均由国家财政拨款提供。这壹点不会有疑问。可能产生疑问的地方在于政协机关是否是“专为共产党利益而设置”。让我做进壹步 说明。

　　十、进壹步说明 众所周知政协主席必须是同级中共党委的常委。而政协常委人选，要么须经中共审核批准，要么干脆由中共派人去充任。我的壹位中学老师，就是被共产党派去当本 市民盟负责人兼市政协常委的。我们同学曾听说老师争取加入中共，没想到他最后入了民盟。师生相聚时有同学戏问老师道：是否因为中共不收，您才愤然改入民 盟？老师否认并郑重其事地说：“组织上认为我在党外能发挥更好的作用。到民盟去不过是在不同岗位上为党工作而已。我不能和组织上计较这个”。我这才知道原 来老师是被“组织上”派到民盟去“工作”的。怪不得他入民盟不久就被该盟“选”为副总干事后来又被“推举”进了政协。原来壹切早由“组织上”安排好了。老 师是中共长期“思想改造”恶政的受害人。显然认为党的“团结知识份子的政策”是好的，用什么手段去执行都可以。其实不仅民盟，任何壹个中共掌股中的“民主 党派”都不例外。这些名为“政党”的团体却坚决不要执政，唯壹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共产党打下手，让党永远放心。它们跟中共的下级支部同样忠诚。政协会议 “协调各党”其实不过是“召集党外支部做出拥共姿态”的另类说法。这种“多党合作”分明是壹党操盘的多簧骗局。这是共产党所干的最不要脸的事情之壹：派党 员去扮成“外党人士”的样子，然后再凑过来深沉凝重地秀壹番“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戏。真叫人恶心。 由执政党批钱养壹群“在野党”。这种奇事好像在前苏联也没有过。这既说明中共对国库极尽挥霍之能事，更反映出中共领导人深重自卑的内心。中共领导虽然铁心 要独裁，但也知道独裁不光彩。“称孤道寡”的确很受世人鄙夷。为了填补这种难忍的自卑，就挖空心思地组织人马演出“多党合作制”。希望通过“民主”表演活 动来冲淡独裁者丑陋的形象。每年的“两会”期间，这种多簧配合的段子照例上演壹回。别看戏路单调乏味，演出的费用却很沉重。虽然每年演出时间只有几天，要 命的是所有的“戏班子”都必须常设。从中央到每个县市都必须设立政协并“按规定”组建若干“民主党派”。这样壹来，中国纳税人还得常年供养着从中央到县级 这样壹套数目庞大的“在野党”。其他各国纳税人只养政府。而中国纳税人养了政府还要养执政党，已经够冤了。岂知这还没完。中共意犹未尽还要人民再养些“在 野党”以美化自己。税上加税，冤上加冤。有朝壹日政权还给人民，政协这骗人的养党机构必须废除，肮脏开支必须立即停止。现有的这几个冒牌的“党”，要么去 组建独立的政党，要么正式并入中共恢復其“支部”的本来面目。不管执政还是在野，统统都自行去向民间募捐养活自己，不许再吃纳税人的钱。

　　十壹、养党机构在哪裏 五套班子中还有零点壹套养党机构在哪裏？ 党委、纪委、政协，这是各级五套班子中的三套班子。但何来三点壹套之说？这“零点壹套”养党机构在哪裏？它在“人民政府”这套班子裏，是中共安插在政府裏的党组、党办和壹些神秘性的党务机构。 美国劳工部裏有共和党“党组”的编制吗？不可能有。布希最多能派共和党人去当部长。他要敢在裏面设本党党组，国会壹定饶不了他。而中国的各级“人民政府” 裏却设立着大量的中共“党组”。外加壹个统管性质的“直属机关党委”。从国务院各部委司局到省市政府的各部门均照此办理。党组比党委小，但往往也有专门的 办公室和秘书等专职干部。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的简历中，有“1982年后，任电子工业部党组办公室副处级秘书、副主任（正处级）”的记录。显示壹个部级党 组的摊子还不小。这些党组占用政府公务员编制和办公设备。给国家增加了额外负担。中共本来没有必要在政府部门裏叠床架屋地设那么多党组。明明已经有了各级 党委，且政府各部门裏重要的职务也都由中共党员担任。有些地方的市委和市府还在同壹座大院裏或同壹栋大楼裏办公。市府的壹举壹动都逃不过市委的眼睛。党对 政府的控制已经达到超严密程度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可见共产党是壹类内心永无安宁的政治动物。“失控”的忧虑永远存在，监控的机关永远不嫌多。反正是国 库的钱，不花白不花，机构不设白不设。壹切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党组织看管着。支部要建在幼儿园上，党组要设进部委厅局。“党组”遍布政府各个部门，数量很 多，所耗用的公款不是小数字。 各级政府裏还有壹些神秘机构。妳也许听过“省府或市府N办”这类名称。这种机构通常是政府裏的壹个专项办公室或者某个工程项目。但有的却是共产党设立的特 殊机关。共产党性喜黑暗。哪怕在自己统治的天下裏也爱搞“地下活动”。这类特殊的机构名称虽然是“政府”的什么办，实际上是党的机构。其人事和日常运作都 归同级或者上级党委掌控。这样的神秘机构具体情况不容易弄清。过去外界知道略多壹点的是中共的特务机关“调查部”的派出机构。调查部在中央的机关为“中央 调查部”，但省市级却不以“省/市委调查部”而是以“省/市府第二办公室”的名义出现。现在二办并入国家安全局。这些机构依然专为“党的安全”而非“国家 安全”而工作。江泽民与俄国人的秘密领土交易有损害国家安全之嫌，但国安局不会去调查。相反他们会严查并迫害那些揭露这种交易的人士。在正常国家裏，“反 党”是公民的权利。国家安全机构不会去调查制止反党行为。因此中国政府中这些专门为党提供的服务就是额外多出来的。其所开支的费用，理所当然应当划入“专 用养党费”。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零点壹套”养党机构。

　　十二、养党费用的估算 对各级“三点壹套”政权班子所需养党费用的估算。 我在前面说过，中共以公款养党自己不报账更不许别人查账。这给我们估算养党机构的费用造成壹定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壹些已知的事实入手进行推算。具体方法是：第壹步，估算养党机构供养的人数。这个人数包括在职人员，也包括离退休人员。 在职人数的估算。首先要指出，估算时不能不考虑中国党政机关超编的现实。中国学者和官方已经提供很多资料证明了超编现象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视而不 见。民政部官员詹成付的壹份调查分析论文指出他调查的15个乡镇定编只有404人，而财政实际供养人员达882人。超编118%.在估算各级三点壹套养党 班子供养人数时，必须对其定编人数乘以壹个超编系数。若按詹成付调查的资料来定，这个系数会高达118%.显然偏高。但从国内各方面报道的情况看，超编 20%-50%是很常见的。我从低估算取20%.养党机构的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住房医疗福利，无论是由原单位支付，都是公款开销。离退休人员的待遇并不 比在职人员低多少。特别是离休人员，不但离休金高于普通干部工资，还享有优厚住房补助和医疗保健服务等。所花公款不菲。离退休人员数量，可按在职人员的壹 定比例推算。近年来离退休人员生活质量提高，活到七、八十岁以上者已很常见。就算平均活到七十五岁。则退休生活年龄段为15年（60-75岁），在职工作 年龄段为40年（20-60岁）。假定机构规模基本稳定，则离退休人员比例大致为15/40=37 .5%.我从低按三分之壹（33%）估算。 我估算各级“三点壹套”机构的在职人数时，能找到定编资料的，就以定编资料乘以超编系数推算。找不到定编资料的，就用其他间接的方法估算。我找到壹些市县 和乡壹级的定编资料。估算出市级“三点壹套”养党机构约供养400人，县级120人，乡镇街道级１2人。这些是大概数，但也是低估数。目前还没有找到中共 中央和各省、直辖市“三点壹套”机构的定编资料，只能通过间接方法估算。 关于中央级“三点壹套”机关。偶见不同途径所透露出数字，即令人觉得其规模出人意料地庞大。根据网上流传的高新所着《领导中国的新人物》壹书，仅中共中央 办公厅系统就有编制三千八百四十八名。而知名度不算高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自称有党员三百壹十三人。考虑到壹个单位裏党员比例通常少于三分之壹的普遍情况， 这个局的总人数当在千人上下。中共中央的每个部有多个局、室。中央统战部有六局壹室壹个办公厅和壹个机关党委。而中联部则有十局两室壹个办公厅和壹个机关 党委。这两个部的编制人员不会少于编译局。中宣部中组部这种大部所供养的人数应当更多。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拥有上将军衔，所辖警卫部队当在师级规模以上。 扣除警戒国家机关的兵力后，应有千人以上用于保卫党中央。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紧急成立凌驾于政府和司法部门之上610办公室。不惜代价地对法轮功进行野 蛮镇压。显示中共中央机构可以不受编制限制而随意扩展。保守地估计，单是中共中央机构的规模就在万人以上。加上中纪委、全国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总部、 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司局裏的党组党委机构等等，中央壹级“三点壹套”机构人数应该超过壹万五千人。最少不会少于壹万二千人。 省级“三点壹套”的规模，也靠间接推算。安徽省委机关幼儿园的网页上介绍该园情况说：“省委机关幼儿园座落在省委大院内，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现有 14个班级，450多名幼儿、40多名教职工。”在没有更好资料的情况下，我用这个数字推算该省委机关供养的人员数。我们知道，在中国壹胎化政策下，壹个 职工从二十岁左右就业到六十岁左右退休，四十年裏最多有三年时间能够向幼儿园提供生源。假设省委机关工作人员的年龄段是均匀分布的，那么任壹个时刻裏能够 提供壹个幼儿生源的职工群体为40/3，即13个职工可提供壹个。考虑到拥有幼儿的职工可能选择其他寄讬幼儿的地方，比如在配偶壹方就近的幼儿园，在住家 附近的幼儿园或者交付老人照看等。这个比例还要增大约壹倍。即相当于26个职工能向省委机关幼儿园提供壹个幼儿。这样，该省委机关幼儿园裏450名幼儿就 代表着壹个11700人的职工群。当然省委机关幼儿园可能还招收非省委机关职工的幼儿。但外来职工提供的生源比例会小于省委职工生源的比例。就算省委职工 和外来职工的孩子各占壹半。我们还可以保险地说，中共安徽省委机关供养的人数不少于5850人。考虑到各省差异，我再向下打个折扣，按平均4000人估算 省委省纪委机关人数。加上省政协机关、省级“民主党派”总部和省府各部门中的党组党委等等，省级“三点壹套”养党机构的规模估算值为5000人。这应该是 很保守的数字。 第二步，乘以中国公务人员平均的工薪福利率，得出人员经费。工薪福利率指人员的工资津贴住房医疗的福利等。不包括办公设施和用品等开支。关于这个工薪福利 率的资料差异比较大。网上有些文章算出的数字很大，声称养壹个党政干部每年需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我相信，把党政官员壹些不正当（所谓灰色）收入都 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数字并不太高。但本文采取保守估算方法，不考虑比较不确定的灰色收入。浙江省金华市政府今年二月发出《关于完善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经常性 经费支出包干办法的通知》的文件。文件中关于人员经费的包干标准是：最高的厅局级干部每年7 .5万元，最低的科员以下者为每年3 .3万元。如用这个标准作 为全国性标准仍然会偏高，因为金华是比较富裕的市。贫穷地区的党官们的花费会比这个低。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按每年人均三 万元计算中国公务人员的年人员经费。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低的标准，就用这个值。 第三步，由人员经费在总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推算出总费用额。人员经费以外是建筑、设备、用品等硬体以及公务差旅会议等费用。各级别各行业中人员经费在总费用 中的比例很不相同。在超编严重以至于出现办公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人员经费比例可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教育系统更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我们考察的是有权有势 的养党机构。这些机构在壹方土地上总是在最好的楼宇裏办公。乘用最高级的车辆，使用最先进的电脑手机等等。出差办事总是乘坐高等的舱位住星级酒店，壹顿会 务“工作餐”就要吃掉几百上千元。他们的各种开销水平怎能和那些在陋室危房中上课的民办教师相比？怎能和连壹部小车也没有的县中学相比？因此，“三点壹 套”机构裏的人员经费比例不会高，我按55%到65%计算，中央和省级按55%，地市级按60%，县乡两级则按65%计算。 以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中国行政区划数为基础，按照上述三个步骤，我估算出各级“三点壹套”养党班子供养壹百五十六万余人。每年耗用养党资金约七百二十亿元人民币。

　　十三、第二项，学校系统中的养党机构 如果美国某大学都根据谁在白宫掌权而相对应地在本校设壹个“校党委”和壹个“校团委”，同时每个系或专业也都养个“党支部”的话，很可能成为轰动全美的丑闻。该校学生壹定会拒绝为养活这样的机构而支付额外的学费。 而在中国，岂止大学，从幼儿园起就有党支部了。支部建在娃娃头上。又壹项具有中共特色的养党体系。小学壹般设党支部。编制上是壹两个人。中学多设党总支， 下辖若干支部。中专学校以上基本设党委。高校裏的党务机构层次更多，从校到院系所再到学科专业都有专职的党务工作人员。多的可达上百个党务机构，少的也有 十多个。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０4年统计公报，全中国在２００3年拥有高校１５５２所，中专与中学８９３９８所，小学４２５８４６所，幼儿园１１６３９０所。按 每所高校（包括下属院系所）供养党、团机构工作人员２0人，中专与中学３人，小学１人，幼儿园0 .1人（部分幼儿园不设党支部，故按平均每10所幼儿园拥 有壹名党干估算）。估算全国学校（不含党校）系统裏的党务机构供养约九十六万人，每年消耗养党资金约三百六十五亿元人民币。 中共各级党校不同于普通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是专门为共产党培训党官的场所，它们直接为共产党掌权服务的性质是明显的。党校的费用应当全部算入“专用养党 费”。根据中国《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透露，全国有２５００多所党校。按每所党校拥有３０名在编教职工、１０名离退休人员算，全国党校系统每年约 需资金三十亿人民币。 学校系统还有壹项重要的养党开支，就是设置专为共产党服务的政治课程。从幼儿时代起，中共就有系统地对人民进行愚弄性的灌输。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生课程， 都被中共塞进美化自己、贬损政敌、歪曲历史的内容。各级学校都设专门教研部门负责这些教育。学生被强迫学习这些课程，还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毕业升学。这种课 程和其他各国学校裏的历史和社会学知识课程是不同的。因为它是专门为壹党服务的课程。这种课程封闭学生的思想，灌输虚假的历史资料，造成学生终生性的思想 方法错误。这种教育壹个显着特点就是教师和学生都不相信教材的内容，但都认认真真地完成教与学。显然共产党推行这种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相信课本的内 容，而在于训练学生懂得服从权威服从教条而忽略真理泯灭良知。中国人民今日对高官权贵的逢迎、对弱小同胞的冷漠、对投机取巧的热衷、对作假行为的容忍等等 都显着于他国人民，也显着于港臺同胞。这种整个民族在品质上的退化现象，正与中共在学校中推行反人类的政治灌输密切相关。 我用估算学校党务机构相同的方法，估算出这项护党课程的校内机构开支约为每年三百六十亿元。必须指出，这壹项所开支的养党费用，不仅仅增加了中国人民的负 担，更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前程。共产党下臺后这壹套洗脑体系壹定要废除。但中共毒化华人心灵的教育后果还会延祸许多年。

　　十四、第三项，公款养活的“社会团体” 中国有壹类党办的“民间团体”。它们在名称上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团体很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作家协会等等都是以民间团体名义存在的共产党分支机构。 1、它们是“官”而不是“民”。在正常国家裏，“社会团体”和“官方机构”相对，即“非官方机构”ＮＧＯ。而中共搞的“社会团体”却是官方机构的壹部分。 这些团体裏的领导人由共产党任命，具有“国家干部”身份，吃着皇粮。壹个人离开政府机关去从事工会活动，在正常国家裏叫做“弃官为民”，而在中国却属于 “工作调动”。用党的话说是换个岗位为党工作，或者叫党往不同部位上拧螺丝钉。 2、正常国家裏社会团体的经费基本来自民间募款或者会员缴费，国家只给个别团体极少的补助。中共搞的“社会团体”基本靠公款过活，其机构设置都在国家“定编”之内。 3、正常国家裏社会团体与执政党间没有隶属关系，而中共搞的“社会团体”在章程裏明明白白地写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字样，毫不掩饰它们是共产党分支机构的性质。这些团体的机关裏，都设有共产党的党委和支部。 4、正常国家裏的社会团体多元化，五花八门的工会、商会、妇女、青年等组织并存发展。而中共搞的“社会团体”具有完全垄断排他的性质。中国“妇联”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国妇女自行联合起来；中国“工会”的功能就是阻止中国工人建立自己的工会。 毕竟是吃公款的养党机构，它们内部机构设置也很像党委机构。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设有办公厅、组织部、宣教部、机关党委、机关工会、离退休干部局、国际联 络部等22个部门，每个部门下面再分若干处室等。完全就是大官府衙门的派头。正是这种衙门的存在，中国工人们无法组织自己的工会，工人的权益长期遭到剥 夺。 中共搞的这些“社会团体”是针对某壹方面人民进行控制的机关。其真正功能是监视和防止各界民众对中共不忠诚不顺从，禁止各界成立维护自身权益的独立组织。 这种吃皇粮而帮助执政党压制各界人民的“社会团体”在正常国家裏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些团体的经费，完全属于专用养党费。壹旦中共下臺，它们必须转为非政府 组织，不能再靠公款生存，不能再为壹党服务。 这些党办“团体”的在职人数，按中央级1000人，省级300人，地市级60人，县级25人估算，乡镇级不计。每年消耗六十多亿元人民币。

　　十五、第四项，军警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等国家机器中的的养党支出 2002年10月10日新华网发表记者徐壮誌、孙彦新所写的报道《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我军党建水平明显提高》。报道指出：“据统计，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 会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有上万个党支部受到团以上表彰”。我们可以据此大略推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裏党务机构的规模。就算解放军和武警当局滥用表彰手段，平 均每三个支部就有壹个被表彰，则解放军和武警大约拥有三到五万个基层党支部，按四万个算。每个支部必有壹个正职（比如指导员），大壹点的单位还有壹至数名 副职（副指导员）。平均每个支部按1 .5名党干计算，全解放军和武警就拥有九万左右的基层党务人员。基层以上还有党务机构，壹般营设总支，团以上设党委， 直至最高层的中央军委。通常壹个师级单位有二十个左右的党委和总支，下辖五十到两百个基层支部。按照八个支部有壹个党委/总支，每个党委/总支平均用三个 人算。全解放军和武警就拥有七千五百多个党委，供养人员约两万多。基层支部和上级党委相加，估算全解放军和武警共拥有党务干部约十壹万人。 除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国还有地方武装单位。从省军区到地方军分区再到市、县区的人武部、县中队等，每壹级都有党委或支部，都有政委指导员编制。全国算下来，也该有壹到两万的党干，按壹万五千估算。 这样，估算中国军警和地方武装机构裏党务干部的总人数为十二万八千人。每年支出的专用养党费约六十四亿人民币。 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内的党组。根据中国检察日报的“正义网”，中国有各级人民法院3556个，人民检察院3846个。按每个院内平均两个党干来算，共有近二万人，耗用养党费用约十亿元。

　　十六、第五项，国有企业内党务机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全国国有经济企业按规模划分的统计数为：万人以上的大企业有566家，五千至壹万的1281家，壹千至五千的 18804家，五百到壹千的30830家，壹百到五百的269496家。分别估算上述各规模企业中平均党务机构人数依次为：20，15，5，2，1人。其 他条件与前面项目相同。这样算得国有企业内养党机构供养人员六十多万人，每年耗用国有资金二百八十多亿人民币。

　　十七、第六项，党的喉舌以及为党宣传项目中开支的养党费用 宣传，是共产党花钱力度最大部门。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强大影响力来欺骗操纵影响人民，是共产党政权得以存活延续的保命法术。为了保命，共产党花钱决不 手软。这方面的养党花销数额巨大，可能占到中共整个养党开支的三分之壹。但由于这方面的开支非常庞杂，很难估算。这裏把壹些滥花公款的现象列举出来。然后 做壹个粗略的估计。 西方竞选期间，各党花不少钱上电视臺做广告。那些广告基本是按秒算钱的，时间长了吃不消。而中共的喉舌电视臺每天都必须美化党的领袖，吹捧党的政策，攻击 党的敌人，欺骗党统治下的人民。这些节目绝不晃几秒就过去的。而是数分钟甚至数小时地延续下去。如果按照正常价格购买电视电臺广告时间这样做的话。每天该 支付多少钱？ 西方媒体也追逐报道政治领袖。但註意力集中在领袖人物的丑闻和弱点上。而中共垄断下的成千上万媒体只能为树立党的威望歌颂党的恩德而工作。谁能算得清，有 多少中共官员受到公款制作的影视作品和音乐戏剧的歌颂？这方面花钱最多的是毛泽东。他的威望因而最高。“老壹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要不在党内斗争失 势，都享有公家出钱编制的音像作品的歌颂的服务。１９９０年代有段时期不知来了什么毛病，掀起了壹阵歌颂政治局委员爹妈的热潮。江泽民的继父（江上青）， 李鹏的养母（邓颖超）、生父（李硕勛）和生母（赵君陶），邹家华和李铁映的父亲（邹韬奋、李维汉）等等都出了专门的影视片子。而李鹏自己几乎天天要出镜， 那壹阵的中央电视臺简直就成了李鹏的“全家福”表演站。李鹏父亲的电视片前后至少出了三部（10集电视连续剧《李硕勛将军》、6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李硕 勛》、电视纪录片《革命烈士李硕勛》）。不但在电视上生辉，还要在各地光耀。李硕勛故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高县建了他的纪念馆。海南海 口市建了他的陵园、纪念亭。还把海口市壹条路命名为“李硕勛路”，把壹所学校命名为“硕勛学园”等等。这壹切都是用借助国家权力动用国家公款办到的。不是 以权谋私又是什么？问问各国财政官员，他们国家财政开支裏有没有这壹块？美国纳税人能不能允许小布希从美国财政裏拨几百万请好莱坞拍部歌颂老布希的电影？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不算经济账。这是几十年来的既定规章。在文革前后十多年时间，国家计委制定计划时必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列为国民经济建设的首要任 务。资金、设备、材料、人力，技术等资源必须绝对保质保量供应，不得挪用，不得延误。1960年代中国遭受严重饥荒的时候，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不但没有 减缓，还增加了力度。那几年裏大多数国民经济社会统计数字都下降了，只有人口死亡率和毛泽东的威望等少数指标保持了同步增长。这是中国历史上壹个最奇特的 现象。宣传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电影戏剧总是兴师动众搞全国性协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动用十几个省市和各军种的宣传力量，经历壹年多才完成。九十年代拍 摄电影“大决战”，总导演李文化向外国媒体透露：初步预算七千万人民币，但实际耗费在两倍以上。影片动用全国5个军区100多万部队和大量人民参加拍摄。 陇海铁路被停运几十分钟以拍摄“实景”。天津市封锁市区最繁忙的交通地段达十几个小时，市政府大楼被用于拍外景，故意把上百个玻璃窗打破。壹部电影，直接 成本就上亿。还有这扰民伤民的间接损失怎么计算？ 还有，宣传党的书籍出版了、报刊印成了、电影电视拍完了，但是没有什么读者观众怎么办？有了公款就好办。共产党无非再动用些资源进行推广罢了。当年推广毛 选，搞到人手壹册至多册的程度，以便妳在车间、在地头、在家裏、在办公室、在旅途中、在病床上等都能读毛选。免费赠送毛选成了制度。下乡时送壹套、返城时 送壹套、招工时送壹套、参军復员、入学毕业、住院出院、结婚离婚等等都是送毛选的时机。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毛选则是按书分配，印多 少就得送多少。而毛泽东在动用钜额公款给自己编制发行着作之后竟然还收取了上亿的“稿费”。近年来为现任领导人公款出书情况收敛了壹些。但为美化中共以及 “老壹辈”高级党官而大量动用公款编写出版宣传物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严重。各级图书馆中“革命史”、“革命事迹”壹类的出版物早就堆积如山了。然而中共仍 然不知疲倦地组织力量编写发行着。 党报党刊没人订？于是就靠行政命令搞强制订阅，每年各级党的宣传部都要开壹次“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下指标压任务，外加“私订公助”、“集订分送”等等 花样软硬兼施保证党报的“稳定发行”。对于乏人问津的革命电影，则采用公家出钱买票，组织干部群众观看的方法。不惜中断正常工作在上班时间组织观看。幼儿 园教师“接上级通知”要去看革命电影，家长就必须提早半天把孩子接回家。这样的事本人就经历过多次。 铺天盖地的宣传，必然要花掉铺天盖地的钞票。我们知道中共在媒体、出版、影视艺术等等方面的养党护党花费是巨大的，粗略估计应该不少于壹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不但要搞正面宣传，还要压制“敌人的声音”。中共干扰国际广播，封锁网路的强度是世界首屈壹指的。而干扰封锁需要昂贵的设备和大量人力。有中国学者指出， 苏联曾在所有人口20万以上的城市裏设立了干扰臺。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大约有3000部干扰机，设置费用共花了约2 .6亿美元，每年还要花维护费约 2 .5亿美元。这笔费用比苏联办国内广播的经费还要多。鉴于中国人口众多，2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是前苏联的好多倍。中共封锁真相上壹向是不惜血本，宁滥 勿缺的。因此在干扰国际广播方面所花的钱肯定是前苏联的许多倍。此外中共还要在东南沿海省份压制港臺电视节目的传播，更要对电脑网路和电话手机通讯等进行 严密的政治性控制和封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保守的估计，中共在此方面的每年的花费不会少于20亿美元。即在壹百六十忆人民币以上。 此外，中共还有壹项很大的“革命传统教育”的开支。就是为共产党自己高级党官以及英模人物建立纪念馆纪念碑物。共产党的历史实在充满了罪恶。它掌权以前大 部分的时期裏都是搞武装暴动割据国土建立洋式马列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躲避日寇袭击国军破坏抗日的。出兵朝鲜则是支援侵略者服务于苏联帝国的野心。这 些历史的真相对共产党很不利。为了对抗真相美化丑恶的过去，为了粉饰本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中共不惜工本修建了大量的纪念馆纪念碑和其他纪念建筑物。这些 设施的投资和维护费用由民政事业费中开支，挤占了扶贫、抚恤方面的资金。这类建筑物早已多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各地每年还在抽调资金用于新建扩建和维护。 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兴建“红色旅游”线路的消息，动则投资百万、千万甚至更多资金上去修陵树碑建堂立馆。照看这些碑亭堂馆亦成为党官们安插亲属吃财政供 养的好机会。新华网报道过某地居然可为壹座只有三个墓碑的陵园安插二十多份职位的奇闻。全国这方面的花费，每年应达数十亿元。按三十亿计算。

　　十八、第七项，资助他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非法外交费用 中共在夺得政权之后的头几十年裏向外输出革命。资助着几十个国家裏的共产党和反政府的武装力量。有些是暗中进行的，有些则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这些行动耗 费了人民大量的钱财。给中外国家人民都造成了灾难。这种对外资助无助于国家间正常的外交关系。相反这种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破坏了中国和邻国的正常关 系，激起了邻国的反华浪潮，给华侨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因此这些钱称为“破坏正常外交关系费”比较妥当。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壹九六五年支援印尼共产党搞 武装政变。造成印尼与中国断交，并在印尼激起了长达几十年的反华排华浪潮。但是毛泽东不在乎。因为他是受益者。败坏中国国际形象地活动总会导致毛泽东在国 内威望的提升。因为中共喉舌可以不理睬各国舆论，单单报道海外亲毛组织认真学习“毛选”，运用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等方针去战斗并且 “取得壹个又壹个胜利”的消息 .这些虚假消息对国内人民有很大的愚弄作用。毛泽东就从“中国人民的红太阳”顺利升级成“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了。 还有些洋人利用毛泽东这种挟洋心态搞欺骗，骗走了不少资金。ＢＢＣ曾经报道说，荷兰秘密情报人员贝维伪装成壹个荷兰共产党的领导人骗得毛泽东的信任。在中 苏决裂之后中共为贝维出资成立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还出钱供贝维周游世界。所花费的资金在壹百万英镑以上。在1970年代，壹百万英镑不是壹笔小钱。 但中共不会在乎，老毛更不在乎。就算知道了真相，毛泽东也不会心疼。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个洋人只要每年七壹或国庆节打着西方“反修”政党的旗号给毛泽 东发壹封贺电，就足够让老毛增添不少“自重”了。 邓小平掌权后，为了引进外资挽救中共的濒临破产的经济，需要和东南亚各国修好。于是邓断然背弃了东南亚各国裏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党”。中止了对他们的支 援。听任他们被本国政府军队壹点点围剿消灭。从此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就正常化了。这也反正了毛泽东那些“援外”支出对正常外交关系只有破坏性。 现在中共不再支援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了，这是好事。但中共中联部对外活动仍然很频繁，其任务仍然是联络世界上残存的“兄弟党”，为挽救必定衰亡的国际共运进行最后的努力。这个必定失败的努力继续耗用着中国纳税人的钱。 此外，中共这些年来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放在海外媒体的扩展和收购、社会团体的渗透、加强公关运作等方面。根据大纪元揭露，中共官方媒体中央电视臺的节目不 断扩大向世界传播的范围。原本只要6-8颗卫星就可以把全球复盖住，而中央电视臺却在全世界租用了37颗卫星！中共希望操控海外华人组织和华文媒体为自己 所用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光是为了压制法轮功就进行了多方面多年的努力。为了中止新唐人电视臺与欧洲卫星公司的合约，中国有关公司向欧卫提供大批合同。这种 明显带有政治意图的大规模利益输送，没有中共的背后支援是不可能的。中共在海外扩张势力的规模是很大的，所耗用的外汇也不是个小数目。估计每年应该达到数 亿美元。这裏且按二十亿人民币估算。 以上七项的总和，为两千二百六十多亿人民币。这就是我估算出来的中共每年所耗用的养党费用。我知道大陆有学者声称当前单是中国官车的车费每年就达四千亿 元。而我估算出来的养党费才刚过该数值的壹半，因此我可能估算得太保守了。但我觉得我的演算法有理，就不打算去改它。不过毕竟由于资料不足，又是第壹次进 行这样的估算。难免会有误差。衷心欢迎读者挑剔纠正。经过不断地改进修正，最终总会找到比较精确的估算值的。只要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共经济消耗量和 剥削量的更多分析与思考，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十九、雨露滋润禾苗壮，公款养肥共产党 这世界上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壹就是公款养党。公款餵养和“伟大光荣正确”政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包括金正日那个瘪三王朝在内的全球仅存的几个 “无产”阶级政权无壹例外地被公款养得十分光鲜肥壮，就是鲜明的证据。而苏共到俄共的变迁，也从另壹面提供了证据。我们都记得苏联共产党曾是怎样地荣耀。 叶利钦把该党取缔并将其财产收归国有。但并不阻止苏共换个名称重建。叶利钦毕竟是老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生存机制壹清二楚。深知“恢復无产阶级本色”乃是 打击和共产党最有效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换名成立后的俄罗斯共产党，在规模上为俄罗斯第二大党，且其党员也还占据着政府、军警保安以及学术机构裏面的部分要职，各方面条件都很强。仅仅因为失去了公款餵养的条件，该党维持“伟光正”形象的任务立刻就难于李白过蜀道。谁不相信这个说法可以去问问俄共中央 宣传部，看他们下壹次“百部优秀革命传统影视作品大推广”的计划何时能启动？资金设备何时到位，专业技术人员和何时配齐？作品出来后如何组织各条战线干部 群众观看讨论接受教育等等。我想可能还不等妳问完，他们就会回答说：党库裏那几个卢布还不够给中央领导以及老布尔什维克亲属们供应伏特加呢。革命传统教育 的事就先放壹放吧。 最令人称奇壹点的是钜额公款能养出壹个党的“大公无私、艰苦朴素”形象。如今普通中国人并不会觉得自己辛苦纳税供养着壹个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党，反倒坚信是 其他国家那些需要借党员的家开会的穷党们在搞“金钱政治”。中国老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鬼推磨”是怎么样的，没人看到过。但共产党借助公款的确做到了 “有钱能使鬼蒙人”。公款鬼蒙人的特点是多方位大剂量天天蒙月月蒙年年蒙。中国人从童年开始所接触到的教师、干部甚至长辈以及所有的文字和音像都反復地 说，不是人民供养了党，而是党养育了每壹个中国人。妳有饭吃有衣服穿是党恩，妳能上学是党恩，能成长能进步都是党恩。妳“自然而然”地确认了共产党的无上 威严和恩情。党没有告诉妳说党花了多少钱来养自己，妳也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们没花钱就拥有了办公大楼，就有了优厚薪俸，就能坐着豪 华小车到处转等等。这裏妳丝毫感觉不出这严重的能量不守恒。妳只是从心裏觉得拥有这样的党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不由分说强征每个人100元用于养党，这党壹定要遭到人民痛骂。再强征每个人200元，100元用于镇压对党不满的声音，另100元用于对人民进行“正面 思想教育”，这党就会受到人民高度拥护。这就是共产党的“辩证法”最绝之处。花钱力度和额度登峰造极时，“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辉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厚至而 成无形，黑透而显无色，奢极而成“无产”。这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能出现的壹次恶迹。

中共垮台之后处理中共党产的方法

作者 李昌庚 写于 二零一二年

　　结束壹党专政之后的中国如果要重建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废除中共当局建立的国家所有制，剥夺让政党垄断国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国家所有权是解决私人所有权不足的壹种重要途径，但是事实上国家所有权面临着主体抽象性以及“政府失灵”的困惑，在实践中往往出现党国不分的现象严重伤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国家所有权国有财产的合理定位及其治理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的公权力制度安排。国家所有权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体现人民利益，理应接受纳税人监督；国家所有权应当实行分别所有原则。法人所有权是壹种非所有制性质的相对所有权，是更好地实现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壹种重要方式和手段，是私人所有权向公共所有权迈进的壹种阶段性客观反映。它作为所有权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能进而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更高层次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最终达致公共所有权目标。

　　长期以来壹直习以为常的“国家所有权”概念自从中国起草《物权法》以来就在法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比如：国家所有权概念有无存在的必要？国家所有权能否适用私人所有权的法律规则？国家所有权能否在《物权法》中加以规定？等等。这些争论直接关系到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国有财产内涵的理解以及国有财产法体系的构建。某种意义上说，对国家所有权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是国有财产立法的前提和基础，是国有财产法治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其重要的法理基础。

　　壹、国家所有权理论反思

　　1、国家所有权概念产生

　　所有权是壹个众所周知的概念，无需加以阐述。但为了解抉国家所有权争议，而不得不为之。所有权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后被註释法学家加以解读。罗马法规定，所有权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于物的占有、使用和滥用权。註释法学家将其“滥用权”解释为“完全的支配权”。《拿破仑民法典》第544 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国民法典》第903 条规定:“物之所有人，在不违反法律和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可以随意处分其物,并排除他人的破坏。中国有学者认为所有权是“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权能为内容之权利”。也有学者认为，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独占和垄断的财产权利，是同壹物上不依存于其它权利而独立存在的财产权利，是最充分、最全面的财产权利，这也就是所有权的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中国的《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中国的《物权法》第39条规定，所有权是指“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由此可见，所有权就是财产所有权，所有权是壹种权利，“物”则是所有权的客体。

　　英美法系则没有大陆法系所具有的高度抽象和逻辑严谨的物权法暨所有权概念，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开放与灵活的财产法暨财产权概念。尽管民法学界对大陆法系“僵化”的物权法暨所有权概念存有异议，认为其对财产的充分利用不如英美法系的财产法暨财产权概念的灵活与实用。物权法暨所有权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关于财产制度历史实践的产物，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故对于存在所有权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所有权基础上，适当吸收和借鉴英美法系的财产法经验乃是明智之举，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所有权制度而另起炉灶英美法系的财产法体系。这也是本文阐述所有权暨国家所有权重构的逻辑前提。

　　讨论所有权概念不得不正视经常困扰人们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与所有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产权就是广义的所有权。也有学者认为，“广义的产权与广义的所有权在内涵上可以等同。”很显然，经济学界所理解的产权暨所有权概念与法学界存有很大差异。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就是财产权，相当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财产权概念。如果把产权作狭义理解，产权就是所有权；如果把产权作广义理解，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继承权等，其中，物权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严格而言，知识产权也属于物权范畴，但如果把物权主要限于有体物暨考虑到知识产权体系的庞杂，故把知识产权从物权中分离出来，这种立法也成为国际趋势。考证产权与所有权关系的意义在于，除了概念正本清源外，更希望从本源性认识到，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基于人性自私的壹面和“经济人”角色，必然要求产权主体明晰，这就决定了法学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必然要求清晰。

　　由于“国家”或“全民”的抽象性，无法保障人们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和“所有权主体明晰”的要求，这就不难理解无论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还是英美法系的财产权概念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财产的解读，所有权概念产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权的内涵，私有财产壹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洋，罗马人的“主要兴趣是发展和规定那些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的关系”。杰裏米 沃尔德伦认为，“所有权”是壹个只有私人财产制度才能加以具体说明的概念。布莱克斯通认为，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如此严密，以至于不能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甚至哪怕这种侵犯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考虑。《牛津法律大辞典》对“财产”也作如下解释：归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即受法律保护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等等。至于涉及国有财产问题，则具体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壹国主权问题。在布莱克斯通眼裏，只有私有财产权才是所有权，国有财产权是壹个“主权”问题。公法人对公产行使的权利并不是《民法典》意义上的所有权。言下之意，所有权暨财产法是壹个私法范畴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并没有国家所有权概念。人们所理解的“国家所有权”问题常常是他们眼中的“主权”问题。因此，西方国家壹般都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标准规定所有权的先例。无论国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西方国家要么按照所有权客体的动产与不动产加以区分规定所有权，同时对国有财产再以公法加以区别对待；要么按照不同的法律和取得方式规定所有权，比如德国宪法中的所有权、税法中的所有权、民法中的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等。有些学者认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就具有完整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概念”。有些学者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权概念”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

　　那么，国家所有权概念最早产生于何时何地呢？据历史考证，国家所有权概念是前苏联东欧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物。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经济基础问题,法律是上层建筑问题。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壹个表像,其决定因素是社会的所有制,即“壹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据此，前苏联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西方国家具有私人属性的所有权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所有制”结合起来，认为“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所有权、有什么样的所有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所有制”，进而以所有制形式把私人属性的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等。这在1923年实施的《苏俄民法典》中得以体现。这实际上是对私人属性的所有权壹种破坏。前苏联关于所有制与所有权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将所有权划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等。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将罗马法私人属性的所有权概念借鉴运用到公有财产身上并发展成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等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基于公有制的绝对主导地位和传统的意识形态等因素，所有权概念本身以及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均发生了异化。

　　正如列宁在20世纪20 年代起草《苏俄民法典》时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壹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前苏联法学家认为，在苏联，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私法作为壹个体现个人利益的法律这壹概念是不必要的，要求壹个独立的公法和法律体系中的二元论的基础已不再存在。因此，私人属性的所有权概念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异化为公有制的化身，成为共产党掠夺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而非私有财产的概念。所有权概念失去了私有财产存在的空间。当然，有些前苏联学者也认识到了西方国家的所有权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差异性，但却受到制度因素的限制，并没有认识到所有权的异化问题，而是基于公有制的意识形态立场对“所有权”进行了重新解读，因而进壹步助长了所有权的异化。比如前苏联着名学者维涅吉克托夫曾在其《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壹书中批评了了《苏俄民法典》继承罗马法而给所有权下的定义，认为罗马法中的所有权概念是壹个抽象的、壹般的“商品所有权”的概念，不能体现出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的所有权的阶级特点，因而不能以此来解释国家所有权的概念。因而，他将所有权定义为：个人或集体以自己的权力和为自己的利益，在特定社会存在的阶级关系结构并与该结构相壹致的基础上，支配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权利。

　　2、国家所有权困惑

　　所有权概念的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权概念异化的产物“国家所有权”。中共当局的御用文人普遍认为，国家所有权是指国家对国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将国家所有权理解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所有权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被异化为简单的“全民所有”，从而有违“所有权主体明晰”的要求。“全民所有”在宪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作为价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语固然可以，但是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制度的法律构建将“国家”或“全民”加以泛政治化则扼杀了具体的个人的权利，因而万万不可。其实，早在前苏联东欧时期，就有壹些学者认识到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抽象性，“全民所有”难以量化到个人所有，其结果可能是少数人获益。比如前南斯拉夫学者卡德尔认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构成了这样壹个矛盾，即“公有制还始终被认为是以劳动人民为壹方，以社会资本集体所有者的某种法律上和事实上的职务行使者为壹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学者凯纳普进壹步认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会所有，所有者虽为全体人民，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壹个所有者”。人民所有权是“壹个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会意义上所使用的概念”，并不是明确的法律概念。

　　如若缺乏国家所有权具体主体制度的法律构建，加以国家所有权的公权力属性，必将导致国家所有权的异化。首先，从政府等国家机关来看，虽说其代表“全民”行使国家所有权，但是因为“国家”或“全民所有”只是名义上的，这洋让政府领导的各级国家机关对国有财产主体界定不清，造成不负责任、行政效率低下的结果，共产党的权贵壹旦遇到利益就以“国家”名义进行掠夺、遇到责任以“国家”名义推卸责任。比如中国的很多国营企业由中央、省和市等共同投资设立，壹旦遇到问题，则各级政府在“国家”的名义推卸责任，谁也不承担责任。即使“问责”，往往共产党的纪委以党纪要求首先领衔主导，问责的约束难以上升到法律层面，国营企业沦为共产党的党营事业。其次，从人民群众来看，虽说国家所有权是“全民所有”，但人民群众基于人性自私的壹面不满足抽象的“全民所有”（尤其全民利益被少数人蚕食的情况下），往往对国有财产漠不关心，并利用壹切机会损公肥私。再次，从国营企业的性质来看，国家所有权的“全民性”决定了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壹直不承认企业法人所有权，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国营企业名义上的主人壹直不能享有对国有资产的处分权等权利，国有资产成了国家的附属物。正如前苏联着名学者维涅吉克托夫所言，“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营企业，是把全部国家权力同所有人的壹切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营企业与国家权力的结合进壹步助长了国有垄断经济现象。而且，这种强调“国家是国营企业唯壹股东”的做法也使国家成了所有国营企业的“无限责任股东”，导致国营企业最终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国营企业之间承担没有必要的责任的荒唐现象，从而造成企业发展的困境。比如：中国某地区壹个国营企业向埃及出口羊肉，因为羊肉上没有埃及人需要的标誌，被埃及方面视为不洁之物扔进大海。　埃及方面随即向这个国营企业索赔，被这个国营企业拒绝。埃及方面请求埃及法院将中国某远洋运输公司的巨型集装箱货轮扣押。埃及法院扣押的理由是，该羊肉出口企业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中国的远洋运输公司也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依据中国法律和中国学者的解释，这两个企业的所有权只有壹个，所以这两个企业是同壹个所有权人名义下的财产。既然如此，远洋运输公司的财产当然可以用来承担羊肉出口企业的责任。对于中方，虽然此案例按照《公司法》股东下属子公司之间的责任关系未必败诉，但面对国际法则，足以证明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模煳性和面临的实践风险。

　　与此同时，当国家所有权占据主导地位时，即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成为壹个国家财产的最主要所有者时，往往也是实行壹党专政的国家和地区，国家作为中立管理者的地位更容易发生异化。比如中国，掌握国家机器的极少数人基于人性自私的壹面往往假借“国家”或“全民”的名义使所有权与公权力相结合而大行其道，导致“官商勾结”的“官僚经济”以及国有垄断利润未能足够惠及于民现象的出现，与民争利，形成特权阶层，从而挤压私人生存空间，危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正如前南斯拉夫学者卡德尔认为，国家所有制造成国家有管理整个社会资本权利，从而为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敞开了大门，并使在革命的行动上的集中越来越蜕化为行政管理的中央集中制。同样，前苏联着名民法学家约菲表达的更为直接，他认为，“政治统治阶层、官僚阶层是苏联经济的真正所有者，壹旦这个真理被揭开，那么苏联制度的全部秘密也就壹目了解了。”

　　而在中国，这种“异化”并非如同前苏联东欧国家因市场经济的推行而自然的消解，恰恰基于中国的“国情”与市场经济的衔接问题，即国家所有权市场转型的非彻底性以及较低的公权力法治化水平，从而使国家所有权在中国除了原有的“异化”外，还产生诸多新的变异与困扰，并影响到国有财产的实现机制。面对国家所有权的异化，国家所有权该市场转型的领域未能转型或未能彻底转型，不该市场转型的领域却发生了转型，在此背景下，强调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壹体化平等保护，强调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功能，强调政企分开，势必导致国家所有权的职能错位和越位。其结果是：壹方面，中共当局纵容“官商勾结”的“官僚经济”，导致与民争利和挤压私人财产空间；另壹方面，导致所有权制度的缺失，国家资本的逐利性，发生与民争利和公共产品的短缺等。比如政府不宜进入市场的领域如房地产业等却过度介入而与民争利；应当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如历史文化古迹、公园、博物馆、公路、殡葬服务、公立学校和医院等却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而牺牲公众福利等。此外，即使在国家所有权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因为中国不承认全社会参与的私有化的合宪性，为了实现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就只能更多的借助内部私有化。这种缺乏宪政基础的内部私有化极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国营企业的员工的利益受损，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并因此影响到国家所有权市场转型本应正当性的合法化问题，其结果反而危及到国家所有权市场转型改革本身。

　　二、国家所有权理论完善

　　国家所有权的异化随着国家所有权比重高低而程度不同。这种“异化”在以公有制为绝对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似乎理所当然，即使所谓的“异化”亦无改革的环境。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选择，这种“异化”愈益凸显出问题解决的迫切性。

　　面对国家所有权的异化，如何重建中国的所有权制度，主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壹）国家所有权的市场转型及其定位

　　鉴于人的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早在古希腊时期，亚裏斯多德就认为，“财产只能在特定意义上应该公有，但作为壹般规则，应该私有；因为，当每壹个人有其明确的利益时，人们才不会彼此抱怨，而且他们将更进步，因为所有人都会照顾其自己的事。”因此，让所有权概念回归私有财产范畴，实现国家所有权的市场转型及其合理的市场定位，将国家所有权限制在私人所有权无法或难以解决的特定领域，这是从源头上解决国家所有权异化的关键所在！如前所述，所有权概念壹经产生就是壹个私有财产的问题，基于国家职能需要确需存在的国有财产更多地是壹个国家的“主权”问题，理应主要通过公法解决。如果将具有公权力属性的国有资产毫无例外地引入私人属性的所有权范畴并通过国家所有权介入私法性质的私有财产领域，不仅异化了所有权概念本身，而且还导致国家所有权暨国有财产的职能错位和越位，同时还腐蚀了私人所有权及公民社会，最终危及民主化的进程！进而言之，国家所有权异化的源头在于国家所有权本身。如果脱离国家所有权自身定位去解决国家所有权异化问题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做法。这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前南斯拉夫历史上的社会所有制改革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承包制、租赁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等改革为何难以根本解决国营企业问题的症结所在！即使中国学术界经常论述的政企分开，如果仅仅解读为中国学术界普遍理解的“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与出资人职能分离”，而没有解读为“国家所有权应当退出不应进入的领域”，则政企分开依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只有实现了国家所有权的市场转型及其合理的市场定位，才能把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或“全民”以及有学者认为的“国家所有权”或“国家所有权是壹个伪概念” 这壹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国家所有权重构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确需要保留的国家所有权，鉴于国家所有权的固有弊端，抱着非理想化的态度，以壹定的可容忍的成本与代价，按照有别于私人所有权规制路径的理念进行国家所有权二元结构设计。如果回避了国家所有权的固有弊端，怀抱理想化的模式，往往欲速而不达，最终将陷入传统公有制的“乌托邦”。历史教训依然触目惊心！良好制度的构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二）国家所有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

　　从国家所有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主要包括两种观点：壹是“统壹所有说”，二是“分别所有说”。

　　1、“统壹所有说”

　　从“统壹所有说”来看，是指国家所有权由国家统壹行使，也就是中国学术界和立法界通常所述的“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统壹性和唯壹性”。有学者认为，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这就从法律上确立了除国务院之外任何部门、地方和单位都不能作为行使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权的主体，也否定了那种“部门所有、地方所有”的主张，维护了国营企业财产所有权的统壹性和完整性。早期的“统壹所有说”采用了“统壹所有、统壹管理”原则，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全部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自主权。或许“统壹所有说”也认识到了这壹弊端，进而提出了“统壹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中国的立法即如此。比如中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第4条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相比较而言，这比以前要进步许多，但关于国有财产依然没有确定中央与地方的所有权边界，因而常在“国家”名义下中央与地方的随意性越权，要么掠夺，要么推卸责任。因此，无论中国的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愈来愈多的学者还是反对“统壹所有说”，提出了“分别所有或分级所有”的观点。

　　2、“分别所有说”

　　从“分别所有说”来看，是指国家所有权或国有财产由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无论中国的法学界还是经济学界对此都有阐述。从经济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来看，往往是从“国有资产”的视角分析了“分别所有”的必要性。比如：有学者认为，对于国家所有制来讲，根本而言则需要打破国家所有制或所有权内部结构的认识和做法，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的国家所有制。也有学者认为，要将中央统壹所有的管理格局，改革为中央与地方分级所有。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突破政策的束缚，明确提出国有资产“分级所有、分级管理”原则。也有学者认为，建立壹级政府，壹级所有权的国有资产所有权管理体制。也有学者对竞争领域的国营企业建议采用“分级所有”原则，但是对于具有自然资源性质的国有资产等仍采用“统壹所有”原则。等等。

　　很多学者在分析“分别所有”时，并没有涉及国家所有权主体，到底是国家、国家和地方还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等，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如果在承认国家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前提下，又提出要“明晰产权，必须分割所有权，必须承认所有权主体可以分为多个层次，必须破除所谓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唯壹性与统壹性的理论，必须承认壹物可以多主。”如果把上述话理解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这与“国家统壹所有、分级管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把国家视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又承认“分别所有”原则，则存在严重的矛盾，因为国家作为公法人整体概念是不能分割的，就如同企业法人、自然人等壹样。因此，如果想把国家所有权分割为具体的主体制度如政府、企业法人等，则必须对国家所有权进行重新设计。对此，中国的法学界有些学者从“国家所有权”视角认识到了这壹点。他们所认为的“分别所有”就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所有，明确了所有权主体，进而抛弃虚幻的国家所有权；即使保留国家所有权，也仅指中央政府所有权。前已述及的持“政府说”观点的学者壹般均认同此观点。

　　从中国实践来看，虽然中国并没有采纳“分别所有”观点，但是在中共建国前有“分别所有”的实践做法。比如中国1930年制定的旧土地法第4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有土地，为国有土地、省有土地、市县有土地、乡镇有之土地。本条中的国有土地，即区别于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土地。

　　从国外来看，前已述及，国外壹般很少有国家所有权的概念，关于国有财产壹般是以政府所有权、公法人所有权或公共所有权形式出现，即使使用“国家所有权”概念也是解释为中央政府的所有权。从政府所有的财产来看，壹般采取分别所有原则，并已成为国际惯例。比如：美国分为联邦、州和市镇所有财产；德国分为联邦、州、县区或镇所有财产；法国分为国家、省和市镇所有财产；意大利分为国有、省有和市有财产；西班牙分为国家、省和村镇所有财产；澳大利亚分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所有财产；墨西哥分为国家、州和自治市三级所有财产等。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也纷纷放弃了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即全民所有的理论，回归所有权本来面貌。比如：俄罗斯除了国家所有权，还有自治地方所有权，实行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各主体以及自治地方所有财产；越南实行国家和省分别所有财产等。而且，壹般而言，只有中央政府所有的财产才称为国家财产或国有资产，地方政府所有的财产有类似于地方财产等称呼。

　　然而，也有壹些学者不认同“政府分别所有”的观点。比如前文提到的“国家与地方说”。也有学者认为，“公法法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理论”只适用于联邦制国家，其各级政府机关享有国家财产所有权，是以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相对独立为前提的。中国是单壹制国家，不具备适用这壹理论的基础。但前已述及，这类观点关于国家所有权主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国家和地方，最终还是落实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均摆脱不了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的异化问题，而且也摆脱不了地方能否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严重矛盾。

　　综上所述，应当将确需存在的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解构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如果保留国家所有权概念的话，狭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广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则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至于“全民所有”说法在立法或相关政策中仅仅可以作为价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语，以强调国有资产实现机制的最终价值目标。前已述及的利弊及其理由在此不再重復。简而言之，有助于克服所有权的异化，回归所有权的本来面貌。

　　或许有人认为，过分计较国家所有权主体并无多大意义，这仅是形式问题，无论“全民说”还是“国家说”最终都落实到代理人“政府”身上，从而与“政府说”似乎殊途同归。无论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政府”还是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代理人的“政府”，能否充分实现国家所有权的利益和目标，关键取决于壹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水平。国有资产的实现机制关键确实取决于壹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主化水平，这也正是本文以“国有材产法”为讨论的重点的重要因素。但需补充的是，在中国“政府”作为“代理人”角色还是作为“主人”角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作为“代理人”角色的“政府”实际上常以“主人”角色出现；享有事实“主人权利”的“政府”壹旦面临责任常以“代理人”角色推卸责任，导致“政府”利用其模煳身份游刃于权益与责任之间，权益与责任不规范，随意性较大，权责不壹致。因此，将国家所有权主体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级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的逻辑，也是还原政府的“事实占有”的真相；将抽象、空洞且“动听”的“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落实到具体责任人“政府”身上，有利于明晰产权主体，实现“责权利”统壹，避免各级政府等利益主体在“国家”或“全民”的名义下掠夺广大人民群众或者推卸责任；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有效衔接财政联邦主义和分税制等财政体制，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实现国有财产的相对市场化；借此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完善国有财产的法治环境。比如日本新潟市原先考虑将该市中央区东万代钉的市有土地约1.5万平方米出售给中国总领事馆作为新址用地，但该市2010年11月18日以“市民感情恶化”为由暂时冻结了卖地计划，因为市有土地是全市公共财产，得不到市民的理解则无法出售。姑且不论日本新潟市政府的做法有无政治企图或是否妥当，但就市有土地的处置则具有充分的地方自主权和法治色彩。而这在国有财产国家统壹所有的背景下是难以想象的。也正因为这种“补充”决定了将国家所有权主体分解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身上应是相对明智的制度设计，从而尽可能降低所谓的“公地的悲剧”。若此，中国现有的立法诸如《物权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均要改变折中且模煳的立法模式，中国民主化之后应作出相应的修改。

　　（三）国家所有权主体建构

　　从国家所有权主体来看，学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最主要的观点主要有三种：壹是“全民说”，二是“国家说”，三是“政府说”。

　　1、“全民说”

　　从“全民说”来看，是指国家所有权主体属于全体人民。这种理论又被称为人民所有权理论，曾在共产党统治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流行。前苏联学者克利申认为，“国家只是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监督全民财产的合理利用和增值。”这种理论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国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不能成为所有权的主体，应改为人民所有权比较适宜。”但人民所有权理论也壹直备受争议。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学者凯纳普的观点比较典型，他认为，“全民所有是直接的社会所有，所有者虽为全体人民，但在法律上并没有壹个所有者”。人民所有权是“壹个经济意义上的所有概念”，或“是在社会意义上所使用的概念”，并不是明确的法律概念。中国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并不是壹个法律范畴，不是法律上的主体，即使全体人民作为所有权主体，也无法落实所有权的权能行使。结合中国学术界的学者的共识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洋的结论，人民是壹个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过于抽象，不符合所有权主体明晰的要求。退壹步而言，即使将人民作全体公民理解，则就成为所谓的社会佔有，而整个国家的国有资产所谓的社会佔有就失去了公有的意义。其结果势必存在委托代理的异化问题，反而事与愿违而有损人民利益。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为价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语可以，但在所有权主体制度构建则不宜采用。

　　有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全民所有的观念也有所体现。其理由在于：西方国家的“全民所有”仅是价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语，其实国家所有权主体最终都落实到具体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权或公法人所有权。

　　2、“国家说”或“国家与地方说”

　　从“国家说”来看，是指国家所有权主体属于国家。比如有学者认为，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的人格，不仅应当得到法哲学的确信，甚至更应当得到张扬。也有学者直接表达为国家所有权的主体就是国家。这种理论认识到“人民”或“全民”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弊端，代之以“国家”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他们认为，“国家”作为法律概念，可以成为特殊的民事主体。相比较而言，这种理论比“全民说”进步了许多，也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普遍认同此观点。比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94 条明确规定：“国家是国家财产的唯壹所有人”等。但“国家说”依然摆脱不了“国家”的抽象性问题。从前南斯拉夫来看，虽然他们认识到国家所有权的弊端，并希望通过社会所有制加以改革，但是因为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限制仍无法摆脱“人民”的抽象性问题以及委托代理又涉及“国家”的抽象性问题。

　　其实，“国家说”也认识到上述问题，因而并不仅仅停留于国家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法律界定问题，还涉及到由谁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对此，中国又有三种观点：壹是认为由人大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二是认为由政府即国务院代表国家统壹行使国家所有权；三是认为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中国的立法采纳了第二种观点，但又似乎兼顾了“全民说”。这是立法妥协的产物。比如：中国的《物权法》第45条规定：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国家所有就是指全民所有。中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第3条规定：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等。

　　就国家所有权由人大还是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而言，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倾向于由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理由主要在于：虽然，国家所有权利益最终归属于全体人民，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似乎理所当然。但是，国家所有权的行使无论管理还是经营，只有政府职能更适合，而人大作为立法机关显然难以胜任。至于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取决于人大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中国实行壹党专政，人大本质上没有独立于中共当局的立法权，根本不可能对中共当局构成有效的约束。

　　在“国家说”并同意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国家所有权主体为国家和地方。比如有学者认为，国家与地方分别所有不同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别所有，即在国家所有权主体上，只承认国家和省级地方为国家所有权主体，而不是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人。但是，国家所有权主体分解为国家和地方，依然摆脱不了前已述及的抽象性及其委托代理问题，而且也摆脱不了地方能否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逻辑悖论。

　　因此，无论“国家说”还是“国家与地方说”均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最终还是将国家所有权主体落实到政府等公法人身上，势必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成本及其异化问题。为此，有些学者大胆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比如有学者认为，公法意义上的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不符合民法基本法理。民法意义上的国家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在主体制度上，或取消国家所有权，根据法人制度理论将其确定为各级政府的公共所有权；或保留国家所有权，但以立法说明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其为区别于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权。等等。

　　3、“政府说”

　　从“政府说”来看，是指国家所有权主体直接属于政府，政府不是国家所有权人的代理人。对此，有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观点：

　　（1）在承认国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认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属于政府。其中又包括两种观点：壹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只能属于中央政府，比如前文述及的“或保留国家所有权，但以立法说明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其为区别于地方政府的中央政府所有权”；另壹种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主体属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2）在不承认国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直接以公共所有权或政府所有权替代国家所有权。比如前文述及的“在主体制度上，或取消国家所有权，根据法人制度理论将其确定为各级政府的公共所有权”。有学者认为，国家所有权是壹个伪概念，应当把国家所有权分解为各级政府所有权，即各级公法人所有的形式。

　　总体而言，持“政府说”的观点，壹般都对国家所有权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了大胆质疑。相比较而言，“政府说”克服了“全民说”和“国家说”的缺陷与不足，使国家所有权主体从“抽象”到“具体”，相对吻合了所有权及其责任主体明晰的要求。将国家所有权主体直接落实到政府身上，减少不必要的抽象代理环节。进而言之，从政治上，国家所有权主体当然属于国家及其人民；但从法律上，国家所有权主体必须明确到政府身上，同时建立民主制度对政府的公权力加以有效制约，方能体现国家所有权的人民利益。否则，所谓的“全民说”和“国家说”会沦为政治宣传失去实际意义。

　　三、法人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的关系所谓法人所有权，是指法人对其依法获得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中国，长期以来，关于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权壹直存有争议。法人所有权争议起源于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的争议。这在计划经济时期不是问题，因为法人壹切财产都用了抽象的国家或集体加以概括，甚至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企业往往是政府的“附属物”。但从中共当局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营企业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企业是否享有独立的财产所有权则成了争议的问题，从而引发了法人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不成问题，但在公有制为主导的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下，则成了敏感问题。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承认企业法人所有权似乎动摇了国家所有权在内的公有制。正如有学者认为，“关于企业对其资产是否具有财产权，以及这种财产权的性质是什么，在私有制主导的条件下是不需要讨论的，之所以在中国出现这壹概念，是与公有制主导的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关于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广泛争议，没有结论。主要有“所有权说”、“经营权说”、“双重所有权结构说”、“股权与公司所有权说”的观点，其中“所有权说”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主流观点。尽管如此，因为法人所有权与传统公有制不协调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官方提出了模煳所有制的“法人财产权”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这壹概念最早出现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中国修订的《公司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同样，中国制定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也没有明确国家出资企业的法人所有权。

　　从国外来看，随着社会发展，公司以及各种组织形式的出现，西方国家基于传统私人所有权的价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财产的属性加以规范公司等各种组织形式，因而出现了法人所有权。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进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权的基础。即便国有财产，也是尽量避免抽象化的“国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体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现，以吻合所有权主体明晰的本性。这种所有权价值观不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即便英美法系国家后来也采纳了这种价值观，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权等。因此，在西方国家壹般没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说法。

　　中国民主化应当从立法上明确承认包括行政事业单位、企业等在内的法人单位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其理由在于：（1）有利于法人制度构建，使法人尤其公法人制度名符其实，也符合政府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理论逻辑。法人存在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独立的财产与经费，并能独立地承担有限责任，必然要求法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反之，必然容易存在法人财产随意划转、调拨的可能性，又谈何法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呢？中国壹方面承认法人制度，另壹方面又模煳法人对其财产是否享有所有权问题，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其结果是，对于政府等公法人单位仍然背负着无限连带责任。（2）以企业为例。投资者对法人企业投资享有的是壹种股权并承担有限责任，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也是如此，而法人企业则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并承担有限责任。至于股权则是壹种新型的权利形态，是投资者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但投资者并不直接拥有法人企业本身。这种制度设计既符合法人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逻辑特征，也有利于投资者与法人企业的相对独立性，较好地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适应人们实现经济利益以便于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也适应了所有权社会化及其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极大地加速了资本积累，解放了生产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公司不仅服务于所有者或者支配者，也服务于整个社会。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等公法人而言，其法人所有权原理与企业法人所有权壹样，类似于股权关系，国家治理某种程度上如同公司治理。以行政单位为例，中国某市公安局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它的投资主体是该市政府，并授权市政府财政局行使出资人职能；而市政府的法人所有权由其上级政府投资。依此类推。再以事业单位为例，某国营企业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它的投资主体是某省政府，并授权省财政厅行使出资人职能，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仅是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依此类推。

　　承认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权，是否会动摇中国目前所确定的国家所有权或与之发生冲突呢？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实行国有财产统壹所有的情况下，任何公法人单位所有权投资主体最终都追溯到国务院那裏，由国务院行使国家所有权。即便在实行国有财产分别所有的情况下，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任何公法人单位所有权投资主体最终都追溯到中央、省、市或县各自政府那裏，由其行使国家所有权，此时国家所有权被分解到中央和有权地方政权代表行使。当然，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取消国家所有权说法，而直接以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权来取代的可能性。

　　法人所有权也是壹个抽象概念，无论在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存在不少争议。就“法人”整体而言具有抽象属性，但论及法人所有权本身均是针对具体的法人，比如社团法人所有权、企业法人所有权、政府机关法人所有权、学校、医院等事业法人所有权等。相比较“国家”和“集体”则要具体得多，而且法人背后涉及具体股东，尤其私法人背后涉及具有私人利益属性的股东。因此，采纳法人所有权既克服了公民个人所有权无法涵盖财产发展趋势的不足，也克服了国有财产产权主体抽象性缺陷。将个人性质的财产变成非个人性质的财产，建立起的资本主义集产制，即是法人所有权的体现，是所有权社会化的壹种结果。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所有权社会化是为了克服私人所有权的不足，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克服私人所有权不足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则是共产党为了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忽略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所有权社会化过度发展的产物。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所有权思想又如带有两面锋刃之利剑，如用之不当，适足以抹杀私人财产权，戕害个人自由，最终酿成人类之悲剧。”而法人所有权则是适应现有生产力发展、国家治理及法治化水平情况下的所有权社会化较好表现之壹，既克服了传统私人所有权的不足，也克服了传统国家所有权主体过于抽象的问题。从个人占有向非个人占有的转变已经改变了而不是消灭了资本家阶级。那么，法人所有权是什么性质的所有权呢？法人所有权不是所有制意义上的所有权，而是从所有权持有主体所做的壹种分类说法。也就是说，从所有制意义来看，既有国家所有权，也有私人所有权，以及前已论及值得商榷的集体所有权。从所有权持有主体来看，既有公民个人所有权，也有法人所有权。从所有制来看，法人所有权从终极意义上到底属于私有还是公有，取决于法人所有权背后投资者的终极所有权性质。如果投资者具有私有属性，则法人所有权具有私财产性质；如果投资者具有公有属性，则法人所有权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如果投资者兼有公有属性和私有属性，则法人所有权则具有公私混合财产性质。但法人所有权的财产本身愈来愈体现社会化，而这恰是传统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所难以达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权过度发展阻碍社会发展的不足，也克服了国家所有权主体抽象带来的“政府失灵”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掠夺的不足，同时又能达至以弥补私人所有权不足为己任的国家所有权所期望达到而其本身又无法达到的目标，即既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又能较好地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可见，法人所有权仅是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实现的壹种方式和手段而已。

　　虽然法人所有权的投资者层级愈多，其所有权社会化程度也愈高。但同时也增加了法人治理成本。对于私人所有权而言，因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通过法人治理与社会化大生产，较好地解决了此问题。但对于国家所有权而言，由于主体的抽象性所造成的“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则难以克服治理成本增加的困境。这不仅告知国家所有权在构建法人所有权时，投资层级不宜过多，也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从私人所有权视角去解构法人所有权更具有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法人所有权仅是所有权实现的壹种方式和手段。确立法人所有权既非否定国家所有权，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权，仅是不同层次的表述而已。法人所有权既包括国家所有权内容如公法人所有权，也包括私人所有权内容如私法人所有权。从某种意义上面讲，法人所有权是私人所有权向公共所有权迈进的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国家治理水平的阶段性反映，是更好地实现国家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壹种方式和手段，以弥补二者实现机制之不足。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治理及民主化水平还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种克服了传统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两者之长的兼具公民个人对法人财产拥有股权和法人对其财产拥有相对所有权的法人所有权理应成为所有权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进而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更高层次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最终实现公共所有权的目标。

　　四、所有权分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如前所述，所有权从起源来看，所有权本是私有财产的概念，是私人所有权的化身。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司以及各种组织形式的出现，西方国家基于传统私人所有权的价值理念，也是比照私有财产的属性加以规范公司等各种组织形式，因而出现了法人所有权。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进壹步奠定了法人所有权的基础。即便国有财产，也是尽量避免抽象化的“国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体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现，以这应个人发展的需要以及所有权主体的明确。这种所有权价值观不仅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即便英美法系国家后来也采纳了这种价值观，包括公司法人所有权等。因此，在西方国家壹般没有抽象意义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说法。在西方国家《民法典》或《物权法》中关于所有权的分类往往是从权利的客体加以划分，比如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等。

　　然而，前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了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将经济学意义的公有制当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以致将西方国家的所有权概念移植时发生异化，并与所有制关系联系，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并使由共产党行使的国家所有权异化为公有制，而失去了私有财产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中国也深受前苏联的强烈影响，无论相关立法还是理论界壹般都将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比如《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均是如此。

　　前已述及，国家所有权的异化需要对国家所有权进行重新设计。其实，集体所有权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集体所有权也是壹个受到前苏联东欧国家教条主义强烈影响下的特定历史产物，与国家所有权壹样，都是所有权与所有制关系简单结合下所有权异化的产物，甚至存在着比国家所有权异化更为严重的结果。集体所有权虚置现象更为凸显。中国的学术界对集体所有权早有质疑。比如有学者认为，集体所有权主体是“个人化和法人化的契合”，集体财产应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享有股权或社员权。也有学者提出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要么国有化，要么私有化，要么部分国有化、部分私有化等。因为集体所有权存在大量的主体不清、产权虚置、权能不全，中国民主化之后应该实行集体土地所有权部分国有化、部分私有化的所有权制度。集体所有权除了极少部分回归国家所有权本来面貌外，应当改革为私人所有权。中国民主化之后需要进行的国营企业所办的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改革目标也应是如此。

　　由此可见，不得不反思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分类。虽然有些学者对所有权分类提出了壹些新的观点，但均没有跳出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框架，而且这些分类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比如有学者把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社会团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这种分类借鉴了《民法通则》第77条的规定，是壹种所有权分类；而且依此观点，社会团体所有权实际上是壹种法人所有权，将之与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归类存在分类标准不统壹的缺陷。也有学者将所有权分为私人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团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这种分类表面上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做法，但是实质上未彻底打破中国国内的传统分类，导致彼此交叉与模煳。比如公共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交叉与模煳，而且这种公共所有权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国家材产制度；团体所有权有点类似于集体所有权，又有法人所有权的特点。也有学者把所有权分为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其中私人所有权包括公民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这种分类忽视了法人所有权的全部内涵，其实，法人所有权既有私法人所有权，也有公法人所有权，而公法人所有权则涉及该学者所认为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而且，这种“公共所有权”提法既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国内《宪法》第12条规定的影响，不能真正保障人们的法人所有权。

　　对传统所有权分类，早在中国的《物权法》设计的时候就有了激烈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按照权利主体划分所有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的反应，更多的具有政治意味而缺乏法学意味，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权性质相同，保护手段并无差异，因此没有必要进行区分。也有壹些学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也有人除了同意上述观点外，还认为，将所有权分为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所有权还不是完全从权利主体角度进行划分的，更多地是从权利性质来划分的，因为所有权主体从本源来看不存在国家和集体这种抽象的政治概念，也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明晰的要求。权利主体真正涉及的应当是公民、法人等范畴。此外，这种说法是从《物权法》关于物权分类的角度论及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废除，并没有涉及政府所有财产的专门法律保护问题，而这也不是《物权法》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在此之前就有学者不以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为标准对所有权加以分类。比如有学者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将所有权按照权利客体分为不动产所有权和动产所有权。

　　壹旦确立了法人所有权，那么前已述及的将抽象意义上的确需存在的国家所有权解构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以及将抽象意义上的集体所有权改革为公民个人所有权、私法人所有权和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就有了法理依据。对于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投资形成的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客体则是针对股权，而各类企事业单位则具有独立的法人所有权，这有利于国有产权主体的明晰化及其权责统壹，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的市场转型以及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开。

　　确立法人所有权是所有权分类理论重构的关键前提。在此基础上，所有权可作如下分类：

　　（1）从权利客体来看，所有权可以分为动产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其中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还可以进壹步细分，比如不动产所有权可以分为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

　　（2）从权利主体来看，所有权可以分为公民个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其中法人所有权可以细分为机关法人所有权、事业法人所有权、社团法人所有权和企业法人所有权。但法人所有权在中国存在诸多特例。从机关法人所有权来看，虽然机关法人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从国家机关职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财产来看，理应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财产。在中国，像诸如政协、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等从性质上说应当属于社团法人，这也是国际惯例。但是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是实行壹党专政的国家，上述组织财产壹般均由政府出资，且呈现“行政化”现象，行使着国家职能，成为事实上的“机关法人”，因而，也应由政府管理上述组织的财产。故机关法人所有权实际上就是指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从事业法人所有权和社团法人所有权来看，但是因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是实行壹党专政的国家，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壹般也多是由政府投资设立，多具有“准官方”色彩，其职能尚未彻底转型，因而对于这种类型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财产也应纳入政府管理，属于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在西方国家，社会团体壹般都是纯粹民间机构；事业单位要么企业化经营，纳入企业法人所有权；要么承担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纳入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比如医院、学校等。因而，中国民法中关于机关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的分类在中国的民主条件还不是很成熟，相应的机关、事业和社团法人所有权的分类意义也无法凸显，这要取决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公民社会的变革。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主要的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比较迫切，确立企业法人所有权有其现实急迫性和必要性。至于非法人组织的财产问题，则属于投资者个人所有，无论公民个人单独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比如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等。

　　（3）从权利性质来看，所有权可以分为私人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和公私混合所有权。私人所有权包括公民个人所有权和私法人所有权。其中，私法人所有权既包括私有法人企业所有权，也包括由私人投资设立的像学校、医院以及行业协会等所谓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即是公法人所有权，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以及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投资并承担诸多公共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法人所有权。如前所述，如果保留国家所有权概念的话，公共所有权即指广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如果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企业由政府和私人集体投资创办的，则属于公私混合所有权。

　　如果说人类社会已经证明的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痕迹是当初人类不得不为之的事情，那么，私人所有权则满足了保障个人发展的需要，是人类顺其自然的事情。尽管私人所有权的诸多缺陷使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的痕迹中憧景未来的共产主义，并诞生了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但是在人类可预期的范围内，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异化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归私人所有权的思考。西方国家的法人所有权制度则是所有权社会化的较好表现，充分实践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法人所有权制度中，虽然公法人所有权相对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开，以及政府公权力的市场边界，但仍无法克服终极意义上所有者主体的抽象。因此，克服了传统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之不足而兼采两者之长的兼具公民个人对法人财产拥有股权和法人对其财产拥有所有权的私法人所有权理应成为所有权社会化的中坚力量。因此，也就充份实现了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要求。而这对于中国民主化之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及其国有财产的改革尤具有重要意义。结束一党专政之后，才有机会建立民主公营事业，才有机会建立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民选国会负责监督与支配企业利润的使用的公有制经济。

极权社会的贫困人口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据中国官媒报道，2020年11月23日，贵州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批准紫云县等9个贫困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并称这标誌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中国央视继而报道称，“这也标誌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扶贫办主任李建在新闻会上称，贵州“9个贫困县受访建档立卡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平均为11487.39元，比2020年脱贫标准高7487.39元，比全省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9925.38元高1562.01元。”

今年9月以来，中国的省级政府密集宣布本省贫困县“清零”。9月14日，湖北的贫困县宣布“清零”；11月14日，新疆和云南在同壹天宣布贫困县“清零”；之后，宁夏、四川、广西、甘肃分别在11月16日、11月17日、11月20日和11月21日相继宣布所有贫困县退出贫困序列。

贵州省政府宣布正式脱贫，成为中国最后壹个完成全面脱贫的省区。这也代表中国如期在2020年结束前，完成官方定义的“全面脱贫迈入小康社会”目标。中国真的消灭了贫困吗？举国体制消灭贫困真的优于民主体制吗？下面，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壹，中国真的消灭贫困了吗？

贫困是中华民族的难以摆脱的梦魇。千年来，中国人无不希望中国国富民强，但皇权专制和中共极权制度不仅破摔了他们的梦想，而且不断制造人间惨祸。仅仅1959-1961年间，中国就饿死农民4000余万人。

近年来，中国因为贫困而引发的悲剧不断发生。2016年8月24日下午，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年仅28岁的母亲杨改兰，亲手杀害四名年仅三岁至八岁的子女，然后自己服下农药自杀。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儿后事，9月2日离家出走，两天后他被发现在离家不远的树林裏服毒自杀。据媒体报道，杨改兰壹家是阿姑山村最贫困的壹家，家徒四壁，孩子连壹件新衣服都没有，全家仅有壹头猪、三头牛。2018年8月2日，在福州，壹个贫困的母亲，为救重病的孩子，裸身抱着孩子在街头呼救。2019年4月21日上午11时许，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27岁的杨某某因贫困，背着她的两个双胞胎，怀中抱着大儿子从当地的彩虹桥跳下。她的三个孩子中长子4岁、次子和三子，双胞胎，2岁。后她们母子四人的遗体被打捞上岸，她们紧紧拥抱在壹起。

中共提出“十三五”期间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固然振奋人心，但它能做到吗？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制定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以下被认为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但中国壹直有壹套低于国际贫困线的自己的标准。今年3月，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曾在壹次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脱贫标准是壹个综合性的标准，包含“壹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其中“国家的收入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按照物价等指数，到去年底现价是3218元，今年为4000元左右”。他还说，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目前已经做到。“三保障”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按照他提供的信息，“已经脱贫人口的收入人均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6000元以上。”且不说国际脱贫标准，中国自己的标准“壹收入、两不愁、三保障”达到了吗？收入靠数据说话，但“两不愁”和“三保障”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脱贫作为壹项政治任务，也是中国官员晋升的重要参考指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强制农民脱贫的现象。据《新京报》11月20日报道，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茶蔚村壹村民，因拒绝签字脱贫被村委会通报。据通报内容显示，该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为5811.76元，经村委会会议研判，该村民达到脱贫标准。但当干部通知其前往村委会签字认可时，该村民却自称“什么都没有得到”，并拒绝脱贫。

李克强总理5月底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失业人口剧增，李克强的数字自然引起人们对当局提出的年内“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的质疑。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也破天荒地没有提出今年的经济目标，显示形势严峻。但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为何还能圆满脱贫和进入小康社会吗？

第二，运动式消灭贫困靠谱吗？

今年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誌刊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4月22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题为《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这壹讲话的刊登被视为中央要按照十八大计划，今年底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壹个重要信号。据中国官方媒体说，“脱贫攻坚”是习近平对全党订下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求在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壹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贵州学者李明说，中国领导人惯常用政治运动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比如到哪壹年要实现什么目标，当年周恩来提出2000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结果不了了之。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其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问题，这也造就了镇反、土改、反右及文革等等壹系列人间悲剧。改革开放后，政治运动的风潮才得到缓解，但是中共领导人仍然在体制内喜欢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比如教育问题、扶贫问题，最后变成表格扶贫、数字扶贫、形式扶贫。最近几年政治解决国内壹切问题的风气愈演愈烈，大有社会退步的趋势。

自中国政府五年前提出全民脱贫计划，并要在今年进入“小康”后，江苏省扶贫办就曾公布了惊人的业绩：该省脱贫率达到99.99%以上。但该消息引发普遍质疑，认为官方宣传造假犹如“大跃进”再现。在北京长期从事人权工作的胡佳认为，政府在说谎，民众知道官方在说谎，政府也知道民众知道官方在说谎，但他们仍然选择说谎。

胡佳说：“那些在底层的人是食不果腹，温饱无着，所谓脱贫的统计数字把这些人放在哪裏？中国的经济下行已经持续了几年时间，那么多人失去工作，这些都造成了贫困。每年那么多天灾人祸，产业大范围衰落、消失，贫困是壹直不断冒出来的、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旅美政治学者胡平说：“中国式脱贫是账面式的脱贫，实际情况如何则是另当别论。领导出个目标，下面就给出个数字，为了看似有说服力，这个数字还给的很细致。这跟大跃进时期的万斤粮、万亩田的形式壹样，写壹万几千几百几十几斤，连零头都有，看上去是成果，但根本就是造假。”

由于脱贫成为壹项政治任务，也是中国官员晋升的重要参考标准，为追求政绩，地方政府造假的现象屡见不鲜。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浮夸风殷鉴不远。

第三，举国体制脱贫超越了美国民主体制吗？

由于中国官方数字造假已经不是新闻，我们对中国式脱贫颇感质疑，尽管我很希望它是真实的。但也有学者不但不质疑，相反认为美国的贫困人口比中国多，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真的吗？

2019年，中国復旦大学特聘教授、復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壹次电视节目中指出，“美国4千万人贫困，1850万极度贫困” 。但张维为没有指出的是，美国的贫困标准不同于中国。美国的极度贫困标准也不同于2015年世界银行制定的“极度贫困“的标准。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0.5%，大约3400多万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今年10月公布的壹份最新报告说，今年5月以来，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贫困人口新增800万之多。所以，2020年，美国的实际贫困人口确实差不多4000万人。根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调查：2020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1万2760美元，相当于8万4000元人民币、4口之家低于2万6200美元，相当于17万2398元人民币。美国“极度贫困”人口指的是那些收入水平低于上述贫困线标准50%的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国家给穷人提供的救助福利，比如住房、医疗、食品以及各种补贴。

可见，张维为如同李毅壹样功夫了得。李毅10月16日在“深圳湾论坛”演讲时笑称：中国死了4000人，但和美国死22万人比，等于壹个人没死，差不多等于接近零感染，接近零死亡。妳说这是人话吗？4000人就该死吗？这种满脑子反人类思维的人居然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这又是怎样的壹个荒唐的国家。

现在，我们总结壹下。中国政府开展脱贫攻坚，建立小康社会本是造福于民的好事，但举国体制运动式消灭贫困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官员为了政绩大肆造假，甚至逼迫老百姓脱贫，结果使老百姓更加贫困。当脱贫和小康社会成了中国政府的壹个数字和壹个政治游戏时，中国就会在脱贫中更加贫困，在小康社会中饿殍遍野，易子而食。没有民主自由和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统治者再美好的蓝图都会成为人民的苦难。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属性

作者 王维洛 写于 二零二零年 

1992年邹家华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代表解释，三峡工程需要筹款的数目是投资额的壹半，发电收入可以复盖投资额的另外壹半。筹资有多种渠道如发行债券、银行贷款、利用外资等。

国家审计署于2013年6月7日发布《长江三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草案审计结果》，表明三峡工程的财务审查尘埃落地，只发现了壹些小问题。三峡集团两位老总调离算是问题处理完毕。对不起，笔者也轻信了国家审计署的审查。

对任誌强的判刑说明，原来审计结果也可以翻盘的。必须对三峡工程进行再审计。不审不知道，壹审吓壹跳！虽然都是枯燥的数字，但是起码能回答壹个问题：老百姓缴纳的1615.87亿元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到哪裏去了？！

壹、对不起，轻信了国家审计署

笔者曾答应黄万裏先生，帮他看住三峡工程，所以也壹直关註三峡工程的筹资、投资的数据。由于三峡工程是黑箱操作，所以透露出来的数据十分不完整，又有意不断地更改数据的定义。所以要找出全部的真相目前看来是壹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根据2013年6年8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国家审计署历时17年、投入了1400多人、翻阅了3.4万份资料、审计了2078.73亿元，编写了壹份近万字的审计报告。3.4万份资料可以堆满两个房间。在此之前，审计署根据国务院要求，已经组织对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了5次审计、对输变电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了1次审计、对移民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13次审计，共发现34.45亿元违规金额，移送有关部门处理76起违法违纪和经济犯罪案件，涉案的113人分别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由此看来，国务院对三峡工程的监管十分严厉，审计署长期、连续、多方位、全面的审计壹直在进行之中。对壹项工程如此的监管和审计绝对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

2013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审计报告的结果（这是第20次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工程在资金使用五个方面的问题：多结算工程造价3.57亿元；多分摊工程建设成本3.98亿元；少计应摊未摊的工程建设成本1.58亿元；三峡工程中因为建设管理不到位，导致增加投资8.08亿元；移民资金被挤占挪用等涉及金额2.79亿元。[2]2014年3月下旬三峡集团的两位老总被免职，[3]其中当时部长级的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是最年轻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4月中旬被任命为湖北省非常委的副省长[4]。在中共十九大上，失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连党代会代表也没有被“选上”。

虽然笔者认为对三峡工程腐败案中的处置是避重就轻，比如曹广晶和李鹏女儿李小琳之间数目巨大的钱财关系没有交代清楚，但是还是轻信了国家审计署对三峡工程决算。也许是德国生活得太久。在德国通常壹个工程经过了审计，就会认为没有问题了，即使之后浮现出壹些资料证明可能有问题，也不能再对工程提出再审计的要求。

二、原来审计结果也可以翻盘的

2020年9月22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任誌强作出宣判：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誌强于2003年至2017年间，利用职务便利，贪汙公款4974万余元；收受贿赂125万余元；挪用公款6120万元；滥用职权致使国有控股企业遭受特别重大损失1.167亿余元，其中国有股东华远集团财产损失5378万余元，任誌强个人获利1941万余元。任誌强的行为分别构成贪汙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二十万元。[5]

长期以来笔者关心任誌强的言行，不但是因为他的言行独树壹帜，而且还因为任誌强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笔者也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记得2011年任誌强辞去华远集团总裁的时候，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就曾对任誌强进行过离职审计，宣告任誌强无任何经济违纪违法问题。[6]按照德国的惯例，任誌强的“犯罪行为”应该是在2012年至2017年间发生的，而在2011年辞职之前已经被证明是清白的。

任誌强的被判说明壹个问题：在中国原来经过审计也不说明任何问题。这让笔者想到了国家审计署对三峡工程的审计，最后只查出需要整改的几亿元资金，问题不大。三峡集团的两位老总调离岗位，算是腐败问题处理过了。本以为经过国家审计署的审查的三峡工程应该问题不大。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审计署对三峡工程的审计可信吗？

所以笔者以为，必须对三峡工程进行再审计。

三、三峡工程再审计的基础

对三峡工程再审计的基础是1992年3月21日邹家华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的《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报告对三峡工程的投资额以及筹款方法做了说明，中心内容是三峡工程国力能够承担，这是国务院对全国民众的承诺。

3.1三峡工程的投资额

邹家华说：三峡工程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70亿元（1990年价格）。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5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7]这是官方以最为正式的方式公布的三峡工程投资额数字。

1988年/1989年三峡工程论证结束时，三峡工程造价有三个数：157亿元，361亿元和1908.68亿元。157亿元是动态投资额，361亿元是静态投资额，1908.68亿元是早建三峡工程的投资额。参加综合经济评价组、后来成为工程院院士的李京文于2014年12月6日在科技日报上撰文说：“当时（笔者註：应该是指1988年/1989年）我们预算整个工程建设需要资金1900亿元，后来结算时花了1850亿元，说明预算还是基本准确的。”[8]当时还有壹个结论是，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的结论。早建方案投资1908.68亿元，晚建方案投资1981.38亿元，不建节投资2018.78亿元。当年综合经济评价组得到的结论是：早建（方案）比晚建节省46.4%，早建比不建节省70.2%。[9]为了让象耿大娘这样的人大代表能听得懂的话，就改成：没有建比不建节省大半个三峡工程，早建比晚建节省小半个三峡工程。

3.2三峡工程资金的筹集

那么这些钱从哪裏来？

邹家华说，三峡工程投资基数较大，但资金投入流程长，发电前资金需要量约为总量的壹半左右。发电后的建设资金相当部分可以靠发电收入自筹，据测算，在建设期间可以发电4300多亿千瓦时，创利税近400亿元（当时上网电费按1千瓦时0.09元计算）。在工程开始发电以后靠自身和葛洲坝电站的发电收入基本上能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因此，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筹措的关键，是解决发电前近300亿元（1990年价格）的建设资金问题，平均每年投入25亿元至30亿元，约占1992年全国基本建设总规模5700亿元的5‰左右云云。[10]

通过邹家华的解释，解决三峡工程570亿元的投资问题就变成了解决发电前近300亿元的资金问题，每年需要25亿元至30亿元的投资。

邹家华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采用多渠道筹集来解决所需资金问题，具体有下面壹些办法：

——适当提高葛洲坝电站发电电价；

——征收水电建设基金；

——债券；

——股票；

——贷款；

——利用外资等。[11]

邹家华说，三峡工程需要筹款的数目是投资额的壹半，发电收入可以复盖投资额的另外壹半。而且是水涨船高，如果三峡工程造价涨了，相应的电费也会涨，发电收入也会涨。这也是刘国光等诸多专家所计算和建议的，刘国光认为只需筹集44%的投资额，其余可以通过三峡工程在建设期间的发电收入解决。[12]邹家华代表国务院的这个投资和筹款计划就构成对三峡工程审计的基础。

请读者记住邹家华的话：

第壹：三峡工程需要筹款的数目是投资额的壹半，投资额的另外壹半来自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

第二：三峡工程投资额的壹半可以通过征收水电建设基金、债券、股票、贷款和

利用外资等途径来筹集。

四、三峡工程审计的时间

三峡工程全部工期17年，可分三个建设阶段：

第壹阶段是1993年至1997年实现大江截流；

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2003年实现水库初步蓄水：

第三阶段是2004年至2009年实现全部机组发电。

根据三峡工程的三个建设阶段，审计的时间也分三个时间点：

第壹时间点：2002年底，相对于2003年中开始发电。

第二时间点：2009年底，第壹，三峡工程初步设计规划的26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至2009年底全部安装完毕；第二，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至2009年底；第三，自2010年1月1日起征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用于南水北调工程和三峡后续工程。三峡集团拒不承认三峡后续工程和三峡工程有关。把审计的时间点定为2009年底，可以截然区分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把復杂的问题简单化。

第三时间点：2011年12月底，国家审计署的截止时间是2011年12月底。

五、第壹审计时间点（2002年底）

根据《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03，截至2002年底，三峡工程完成投资896.311255亿元。[13]

三峡工程1993年至2002年共筹资910亿元，其中

——国家投入资本388亿元（42.64%）；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269亿元（29.56%）；

——企业债卷（余额）140亿元（15.38%）；

——国外出口信贷及国际商业贷款37亿元（4.07%）；

——国内商业银行中短期贷款76亿元（8.35%）。

国家投入资本388亿元，应该是征收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国家开发银行从1994年至2003年每年为三峡工程提供贷款30亿元，总额300亿元，贷款期限15年，利息高低并未公布。

企业债卷：从1998年到2002年底共发行5期三峡债卷，发行总额160亿元。至2002年底余额140亿元。三峡工程发行5期企业债卷，发行规模越来越大，期限越来越长，投资者由个人投资者为主向机构投资者为主转变。最初发行10亿元，后来发行单笔50亿元；最初发行期限为3至5年，2002年推出20年超长期限债卷，到期时间是2022年。

国内商业银行中短期贷款：1998年与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签订贷款总额为110亿元人民币的授信协议，为二期工程提供可靠保证。贷款期限三年，滚动使用，借新还旧。这个数额到2002年底并未全部使用，数额为76亿元。

国外出口信贷及国际商业贷款：指1997年9月2日三峡工程左岸电站14臺水轮发电机组招标，引进协议金额达11.2亿美元的长期信贷，包括7个国家提供的出口信贷7.2亿美元和两个商业银团贷款4亿美元。

结论：截至2002年底，三峡工程筹资910亿元，完成投资896亿元，筹集资金总数略高于投资额，说明三峡工程未出现资金短缺问题，这主要得益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在筹资910亿元中，388亿元来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42.64%（388亿元占完成投资额896亿元的43.29%）。筹资的途径与邹家华所说基本相同，唯壹缺少的是通过发行股票筹资。当时三峡工程还没有壹臺水轮机组投入发电，发电收入为零。至2002年底，三峡工程完成工程投资额的约壹半，与邹家华的估计基本符合。

六、第二时间点2009年底

根据《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10[14]的三峡工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总投资15921618.07万元（即1592.161807亿元）。

根据《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10，自开工至2009年底累计到位资金如下：

项目

数额（单位：万元）

换算为亿元

比例%

资金到位

21113491.52

2111.349152

100.00%

其中

——三峡专项基金

11156612.52

1115.661252

52.84%

——银行贷款

3128989.00

312.898900

14.92%

——利用外资

841009.00

84.100900

3.98%

——三峡企业债卷

3450000.00

345.000000

16.34%

——其他资金

2536881.00

253.688100

12.02%

与2002年底到位资金的详细程度相比，截至2009年底的数据不如前者明了。

三峡专项基金1115.661252亿元，应该是征收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52.84%，所占比例增高；

银行贷款312.898900亿元是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占14.92%，所占比例降低；

利用外资84.100900亿元是进口水轮发电机组和其他设备的国外出口信贷及国际商业贷款，占3.98%，数额增加，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三峡企业债卷345.000000亿元是发行的企业债卷，数额增加，所占比例基本略有增加；

其他资金253.688100亿元，占12.02%，来源不明。笔者推测，应该是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已经投产的水轮发电机组。

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累计到位资金2111.349152亿元，三峡工程的总投资1592.161807亿元，到位资金高于总投资519.187345亿元。这519亿元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115.661252亿元占到位资金的52.84%，成为主要支柱。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总投资1592.161807亿元的70.07%，承担了七成的投资额。邹家华说过，三峡工程筹资部分约为三峡工程总投资的壹半，而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筹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总投资的七成，这就超过了国务院的承诺。

如果读者还记得邹家华的报告，那么还有两项资金尚未计算在三峡工程到位的资金之内，这就是葛洲坝电站的发电收入和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这是当初国务院认为是支撑国力可以承担三峡工程资金需求的主要支柱。

从2003年三峡工程发电以来，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共发电3683.72亿千瓦小时。[15]按每千瓦小时0.25元计算，共计发电收入920亿元。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全部计入三峡工程的资金内，因为三峡工程发电的运营费用、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等，在三峡工程建设期间，全部计算在三峡工程的造价之中。

目前不能确定的是，葛洲坝电站的发电收入是否已经纳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根据邹家华报告的内容，应该没有计算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之内。葛洲坝电站设计装机容量为273.5万千瓦，多年平均年发电量157亿千瓦时。[16]从1993年到2009年底共计17年，总计发电量2669亿千瓦小时，共计发电收入667亿元。对于葛洲坝电站的发电收入则需要扣除运营费用，只计算发电收入利润。按运营费用60%、利润40%计算，葛洲坝电站的发电利润为267亿元。

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发电收入与葛洲坝电站的发电利润共为1187亿元。加上已经到位的资金2111亿元，三峡工程共有可使用资金3298.93亿元，约3300亿元。

如果其他资金253.688100亿元，是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已经投产的水轮发电机组，那么这253.688100亿元应该从三峡工程共有可使用资金约3300亿元中扣除，三峡工程的可使用资金约3046亿元。

结论：截至2009年底，三峡工程可使用资金约3046亿元，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仅为1592.161807亿元，三峡工程可使用资金高于总投资约1454亿元。这1454亿元资金到底流入谁的口袋之中？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总投资1592.161807亿元的70.07%，承担了七成的投资额。

回到邹家华的报告，三峡工程在建设期间的发电收入可以解决总投资的壹半。三峡工程建设资金筹措的关键，是解决发电前的另外壹半。三峡工程的总投资为1592.161807亿元，总投资的壹半约为800亿元。从累计到位资金表中可以看到，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银行贷款312.898900亿元，利用外资84.100900亿元，三峡企业债卷345.000000亿元，基本可以总投资的壹半的需求，即便有缺口，也是很小的、短期的缺口。在三峡工程的投资和筹资平衡中，原先应该承担壹半投资的三峡工程在建设期间的发电收入，并没有投入三峡工程建设，这是违背国务院对全国人大的承诺，这是政府欺骗全国人民的行为。

七、第三时间点2011年12月底

2010年10月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三峡工程总投资预算2039亿元，实际总投资1800亿元。[17]

2013年12月20日三峡集团公司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王儒述在“三峡工程与生态环境研讨会”上说：1992年国家批准的三峡工程建设的静态投资概算为900.9亿元，当时并未考虑资金消耗中有物价指数的变化和银行利息消耗等，后追加900亿元，最终三峡工程动态投资达到1800亿元。[18]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7日公告的《长江三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草案审计结果》，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2.76亿元，包括枢纽工程871.95亿元、移民资金856.53亿元和输变电工程344.28亿元。[19]减去输变电工程344.28亿元还剩1728.48亿元。

如果粗略计算，枢纽工程约900亿元，移民资金约900亿元，合计1800亿元。与曹广晶、王儒述所说的1800亿元基本相符。

国家审计署又说：截至2011年12月底，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8.73亿元。其中：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78%；向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发电机组收入350.31亿元，占投资总额的17%；电网收益再投入110.69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基建基金等专项拨款1.86亿元。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等筹措的资金，目前已全部偿还。此外，在移民搬迁安置中，国家还通过相关政策给予了资金支持。

在这裏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8.73亿元，与前面所说的三峡工程建设资金投入2072.76亿元，有5.97亿元的差额。这是国家审计署在审计过程中的调增和调减结果：[20]

调整后的三峡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如下表（单位：亿元）：

项  目

决算草案

金额

调减

调增

调整后金额

合  计

2078.73

7.55

1.58

2072.76

其中：枢纽工程

873.61

3.24

1.58

871.95

    输变电工程

348.59

4.31

0

344.28

  移民资金

856.53

0

0

856.53

    註：按照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原则，本调整不涉及移民资金。

国家审计署在报告中说，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等筹措的资金，目前已全部偿还。这是撒谎！彻头彻尾的撒谎！前面已经提到，国家开发银行给三峡工程的每年贷款30亿元是长期贷款，贷款期限15年，不可能已经全部归还。三峡工程发行企业债券，部分也是长期债卷，期限20年，也不可能已经全部归还。还有国外出口信贷及国际商业贷款，根本不可能已经全部归还。

下面是中国三峡建设年鉴2009年提供的筹资组成和审计署提供的2011年底的筹资构成的对比：

2009年底

筹资（亿元）

2011年底

投入（亿元）

资金到位

2111.349152

资金投入

2078.73

——三峡专项基金

1115.661252

——三峡工程建设基金

1615.87

——银行贷款

312.898900

——银行贷款

已经还清

——利用外资

84.100900

——利用外资

已经还清

——三峡企业债卷

345.000000

——三峡企业债卷

已经还清

——其他资金

253.688100

——出售发电机组收入

350.31

——电网收益再投入

110.69

——基建基金等拨款

1.86

——发电收入

？？？

——发电收入

？？？

——葛洲坝收益

？？？

——葛洲坝收益

？？？

这个对比说明壹个问题，国家收取了巨大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为了保持三峡工程的收支平衡，就把已经筹集到的来自国家开发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三峡集团发的企业债卷和国外出口信贷及国际商业贷款掩盖起来。这样，征收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构成了三峡工程建设资金1728.48亿元（包括枢纽工程871.95亿元、移民资金856.53亿元）的93.49%!!!

在国家审计署在报告中，对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以及葛洲坝电站的发电收入只字未提，而这应该是承担三峡工程的主要资金来源。

截至2011年底三峡工程共发电5310.35亿千瓦小时。按每千瓦小时0.25元计算，共计发电收入1327.59亿元。三峡工程的发电收入全部计入三峡工程的资金内，因为三峡工程发电的运营费用、包括管理人员的工资等等，在三峡工程建设期间，全部计算在三峡工程的造价之中。

葛洲坝电站多年平均年发电量157亿千瓦时。从1993年到2011年底共计19年，总计发电量2983亿千瓦小时，共计发电收入745.75亿元。对于葛洲坝电站的发电收入则需要扣除运营费用，只计算发电收入利润。按运营费用60%、利润40%计算，葛洲坝电站的发电利润为298.3亿元。

截至2011年底，三峡工程发电收入与葛洲坝电站的发电利润共为1625.89亿元。国家审计署并没有这笔收入计算在内。为什么国家审计署不把这笔资金计算在内？可能是因为向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发电机组获得了350.31亿元资金。在2009年底的审计中也有壹笔高达253.688100亿元的其他资金。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02年9月，至2011年底壹共花350.31亿元人民币购买了三峡工程的26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葛洲坝电站的水轮发电机组也归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结论：截至2011年底中国百姓缴纳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共达1615.87亿元，承担了三峡工程造价1728.48亿元的93.49%。截至2011年底，三峡工程发电收入与葛洲坝电站的发电利润共为1625.89亿元。按照邹家华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报告，解决三峡工程发电后的建设资金相当部分可以靠发电收入自筹。所以应该用发电收入1625.89亿元来归还征收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用350.31亿元的低价“购买”三峡工程的水轮发电机组，将1615.87亿元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占为己有。国家审计署在审计报告中掩盖了这个非法占有。

八、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亿元占有了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

为了作实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非法占有，把这个审计工作再深入壹步。

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亿元人民币购买了三峡工程的26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葛洲坝电站的水轮发电机组也归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那么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了350.3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形成的国定资产又是多少呢？

《正确认识长江电力的折旧》壹文指出，水电行业的投资巨大，水电资产最后的价值是摊入前期费用、建设管理费用，移民费用，设计费以及建设期间利息费用等全部费用的。水电行业的固定资产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设投资的95％甚至更多。壹般建设期利息和移民费用要占到投资的30％甚至以上。三峡工程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大坝、水轮机、辅助建筑以及设备等等。其中的两个大块是大坝和水轮机。[21]

可见，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了350.31亿元，获得的不仅仅是26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而是整个枢纽，包括大坝、水轮机、辅助建筑以及设备等等。

根据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公司资产总额约1584亿元（158,385,026,444.24元）。[22]用350.31亿元的投资获得1584亿元的总资产！这样的好事到哪裏去找？！

壹般认为，水电行业的固定资产形成基本可以到建设投资的95％。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584亿元的总资产，是1615.87亿元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的98％。从老百姓那裏征收的1615.87亿元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全部成为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

同样从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每年的折旧计算中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猫腻。还是根据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2011年公司营业总收入207亿元（20,700,377,511.27元），其中净利润77亿，费用130亿。在130亿元费用中包括了折旧60亿元！

《MBA智库百科》是这样定义的：折旧是指资产价值的下降，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23]

比如壹辆卡车资产价值200万元，经济使用寿命10年。按照平均年限法，10年折完，这样每年的折旧为10%。

2011年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资产为1584亿元，折旧60亿元，折旧率为3.79%，相应的平均经济使用寿命仅为26.4年。有文章指出，三峡大坝的经济使用寿命为45年，水轮机组的经济使用寿命为18年，还有的设施经济使用寿命更短。[24]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用350.31亿元的投资，创造了壹份资产，它的每年折旧高达60亿元。只用差不多六年的时间就可以全部获得投资的全部。三峡工程的高额折旧费，又给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带来许多税务上的好处，可以少缴很多税，同样也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现金流。这是曹广晶与李小琳肮脏交易的关键。

江泽民、李鹏等说，三峡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指三峡工程的经济使用寿命在壹千年以上。中国许多的专家们告诉老百姓，三峡工程的经济使用寿命起码在500年以上。如果真是这样，三峡工程每年的折旧又能是多少？

三峡工程是壹个充满谎言和罪恶的工程。就是国家审计署也无法将三峡工程洗白！

中共政权的精神剥削的本质

作者 吴国光 写于 二零一三年

妳看西方的报纸每天都有几篇批判国内体制的社论，也有许多评论国内体制的专栏。那么中国的报纸的这种评论就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审，那么写的积极性也就不高。领导人也没那么多时间看，而且言多必失，妳写那么多干嘛。领导人讲完话，妳把它重復壹遍就完了，去发挥，再发挥出毛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中国报纸的“评论”的量，也是比较少的。

我记得壹九八七年的时候，有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广州去采访，他们就写了壹篇分析性的报导。文章讲，广州临近香港，它们不断经受西方“腐朽”文化这些“坏”东西的影响。当时主管文化和宣传事务的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胡启立看了以后就说，妳们要写壹篇评论，要鼓吹这个思想。 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啦。我当时就不想写，我想什么腐朽文化，我不觉这个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说西方也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的壹个过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写这个文章，这样壹拖就拖壹个星期。有时候会拖“黄”的，因为领导人事情很多，就会忘掉。

结果没想到胡启立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人民日报说，这个评论怎么还没写出来呀？ 那么没办法，就只好写了。但我扭了壹个角度，就说广州由于面临文化的前沿，那么不断地接受西方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在改革开放中有动力，不断地往前走。这个话题就等于是扯到另外壹边去了。就没有讲西方的影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实际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华社的报导和我的“评论员文章”就同时登出来了。“广州日报”即广州市的机关报，马上登了广州市市委书记许世杰的谈话，他在谈话裏边只字不提新华社的报导。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我们指明了下壹步改革开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们报社内部的评论栏上，也有很多争论。 有的人早就对新华社的报导非常反感，他也没有看懂我的评论，就说这个评论是壹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另外的人就说，这个评论写得好，把这个意思给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当时既有上面给妳出主意，给妳出题目，也有评论员当时在八十年代自己发挥的空间，这两个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最大感触就是，中国的媒体要想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意见，能够自由报导自己的见闻，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领导人相对比较“开明”，整个政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独立的报纸，报纸的壹切资源都是由党来控制的，因此，无有自由可言。

比如说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报的纸。那种纸是壹种特殊的纸，俗称“白报纸”。这种纸每个报纸能得到多少是由国家计划批给妳的。妳的报纸再受欢迎，但国家不批给妳这个“白报纸”的量的话，那么妳就不可能扩大妳的发行量。也就是说，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办壹份报纸， 但由于妳根本得不到这种印报的纸张，妳也不能印新的报纸。当然还不用讲政府从财务啊，从人事，从发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个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统，从物质的到心灵的控制，有非常復杂，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运作体系。妳要冲破它，那就会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的评论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于“自律”的这样壹个精神，当然后来的情况就比较不壹样了。

比如说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个比较“反动”的阶段。那么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贊成这个做法。从壹月初到大约四月底，大约四个月的时间裏，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间，妳会发现人民日报发的评论员的文章裏边，可能会有三到四篇是讲植树造林的。因为正好是春季嘛。那么本来壹年发壹篇这样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时候壹年也不会发壹篇。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写植树造林呢？就是说妳不想讲“反自由化 ”，但他说妳为什么老不发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写植树造林。妳看我们还是不断地在写呀。像这种非常微妙的壹种反抗，可能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种个体的行为吧。

毛的时代中共的媒体控制基本上是壹个粗犷的作业，因为他的控制是没有挑战的，毛要怎样控制党国宣传机器，就怎么样控制。 那时国外的媒体也不可能进来，妳那时候要收听“美国之音”就把妳抓到牢裏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控制就比较为所欲为啦，那么比较放肆啦。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共产党控制媒体的壹些基本格局，从党拥有所有的媒体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出发，然后到这种“洗脑”的运作方式。

那么邓的时代是壹个比较復杂的时代，因为邓固然是说壹不二的领导人，但是其间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阶段，他们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开明的政策。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从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这十年当中，它是壹个毛的这样壹个控制机制在不断地衰退，不断地减弱，那么共产党也还没有建立新的控制机制的这样壹个阶段。

那么到了壹九八九以后，邓还在，从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机制，并在不断地参考新的发展，新的手法，来建立新的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和毛的时代相比有壹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它是“有限”控制机制，而不是“无限”控制机制。就是说毛的时代就是什么都要控制，从妳要穿什么样的鞋，留什么样的头发，也认为是意识形态。当然在宣传上也是从第壹版头条标题是毛的讲话，到“报屁股”上最后壹个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须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控制就有所减弱，有所放松。那么市场化的冲击，新闻工作人员寻求新闻自由的这样壹个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么现在呢，可能对“报屁股”就比较放松了。妳在这裏可以讲壹些风花雪月，讲的可能和党的基本的东西完全不相干的，在过去认为这是腐蚀党的基本的东西，现在妳可以说了。就是说，妳去腐蚀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经收缩到核心部位。但是对于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强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妳在这些“报屁股”上出现壹个真的和他的核心针锋相对的东西，可能吗？是不可能。 那么这个就让妳感觉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实上，妳对它的反感就减弱了。那么它这个核心控制再说出的话，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么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确实是进入了壹个新的阶段，有新鲜的因素介入， 壹个就是媒体开始追求市场的利润，新闻从业者也开始追求专业的素养， 那么再加上全球化的这样壹个冲击，国外的资讯也大量的涌入， 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这都使得传统的党和政府来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失灵了。

实际上，妳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呢，包括官方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学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灵的壹个表现。妳看他们在总结“六四”的时候，首先讲的就是“舆论导向”。“舆论导向”这四个字是他们在经过“六四”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舆论导向”错误，所以发生了“六四”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么他既花功夫重新把过去毛的那个通过党的组织，通过中央宣传部的这个层层的“吹风会”恢復；又通过对媒体的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控制，把这壹套东西重新加强。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传统的手段来加强的。加强以后呢，大家就没有兴趣看他的媒体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开始把这个出现的这些新因素 包括市场化的因素，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纳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扩大他的宣传的可信度。这个能赚钱，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线，我就让妳去做。那个东西虽然能赚钱，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线，我就卡得死死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中国民众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别。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我们想了解。那么现在的民众会说，我很了解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到国外访问的这些官员的话，那么壹九八零年代出访的官员，他们急于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这个我都知道，那个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个说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这样壹个世界裏，但是他们却认为，是生活在壹个信息充分的世界裏。这是近几年出现的壹个非常新的壹个情况。

这个不是冷战时期那种讯息的“珠目”，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这样壹些民众， 他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也不是壹个自由竞争的媒体，给妳报导这个尽可能的充分资讯的社会。

中国的媒体作为党“喉舌”的这个本质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应该就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办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向导”。共产党从成立之处就有舆论引导的传统，虽然舆论引导的方式在不断地调整，可是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完成巩固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的。

过去毛的时代就他壹个人在讲话，那么他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呢，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壹般来说，妳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壹个人就不需要那么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骂，那么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在那裏“作诗作赋”，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那么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已经失败，那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紧紧地纳入了这样壹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壹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喉舌”功能；要这个媒体实现“喉舌”功能，他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他就必须发展新的办法，那么这些新的办法应该说是很多的。

妳会看到两会期间，有壹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中国的记者很热心地去采访他们外国记者同行。让他们发表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个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选择的老外同行往往是来自哈萨克的电视臺记者呀；或者是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电视臺记者呀；或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电视臺记者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长得是老外。这些记者的国家呢，应该说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没有，有的是非常薄弱，这些人就对中国的东西还是满欣赏的。 所以他就讲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电视上壹个“洋鬼子”在那裏大讲中国的两会报导是很自由的话，他当然想人家“鬼佬”也这么讲，看来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国的自由也不过如此啦。那么这个欺骗性就很强啦 。

再壹个，我们知道即使是采访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见解的记者， 那么当然就是说他知道 如果妳要讲不好的话 可能明天不让妳在中国采访啦，所以他们也会“自律”。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壹种巧妙的利用了。就说它的开放程度确实是在增加，但是越开放欺骗性反而更强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体。因为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多元的，就是竞争的。那么有人讲这个东西；有人讲那个东西。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很喜欢揭露西方的阴暗面的，中共把这个东西拿来为我所用。

西方的媒体了解中国，是通过西方媒体驻中国的那些记者。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在中国，他们的活动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严密的监视。曾经有壹个驻中国的记 者几年以前写过壹篇文章，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他说，他在中国做壹个新闻记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个间谍壹样的感觉；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说裏写的那样； 电影裏写的那样的镜头，电话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地方妳不能去啊，很多人妳不能见啊。这是壹个。

那么再有壹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国驻中国的记者“放风 ”。特别是现在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这个东西，那妳会看到经常经常是路透社在报导这个东西；“纽约时报”在报这个东西。那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信息啊？当然 是有在高层领导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风声给他们的。那么我们知道，比如说妳在中南海工作，如果妳把风声透露给外国记者，壹旦被发现了是不得了的事。 说妳泄密也好，说妳裏通外国也好，整个妳的生涯就完全毁掉了。

那么是我相信呢。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风声透露给西方记者呢？当然是有权力斗争之间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 到有些风声透露说，因胡和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些事情胡锦涛就做不成啦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就会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呢某某某领导人也很开明的，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事情。使得妳感觉 到这样壹种对现政权寄有希望也好；对某个人寄予希望也好。这也是壹种很精致的壹种宣传。

这当然壹个很好的新闻，那么西方媒体当然为了抢这个料。 本来壹个外国记者怎么可能了解到中南海裏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有人透露给妳这个信息，妳就非常乐意用这个，这种非常细致的手法现在都在发展起来了。

二十世纪的中后叶，有壹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尔波普尔，那么他就提出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那么我现在要加壹条就是说有那种“部分开放”的社会。它本质上还是壹个封闭社会，但它是部分地开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闭的社会。

那么这个开放也好，封闭也好，讲的主要是资讯嘛。那么部分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现象，我认为这个现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表现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说，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吧，那么在毛的时代，宣传说西方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剥削啊，吸毒啊，所谓腐朽的东西泛滥啊。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是这样子，那么到了八零年代时候，大家就会说，哦，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就急于想了解外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当妳看到西方的报导，妳就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不拒绝报导西方的东西，甚至让西方的媒体也可以部分进入中国，那么这个时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体本身报导负面的东西，来引入到中国。看了以后，妳会觉得说，妳看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所以显然西方社会很黑暗的。那中国的媒体在揭露西方黑暗，当然说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说“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份报纸在中国是内部发行的壹张报纸，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取消它内部发行的限制。这个就是壹个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说根据我几十年看“参考消息”的经验，“参考消息”已经越来越从壹个过去是报导西方那些对中国比较有负面批评的那些东西，然后让领导人看了以后，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这么壹个功能，变为壹个越来越给更多的老百姓做宣传的那么壹个工具。所以现在妳去看这个“参考消息”的话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媒体上摘的那些讲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壹个报纸它的发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参考消息”可能是中国仅次于“中国少年报”之类的，最大的发行量的壹个报纸。

那是因为少年儿童各个班都要订啊，所以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大。那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市场利益 ，但这个“参考消息”呢，它这个市场参考指数是很大的，如果妳在“人民日报”登了壹句话中国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参考消息”上登了以后，他们就相信了。

中国是壹个“部分的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政府对西方媒体有非常强烈的选择，他不会让整个西方的媒体全部进入中国社会，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会说西方媒体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那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他有控制的权力；有垄断中国整个社会，让它接受什么资讯，不接受什么资讯权利的权力，那么他就制造壹种假象。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壹个充分开放世界，妳西方讲什么我们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甚至还多，那么当然是非常片面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要说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个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种宣传，想不出来说什么话说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传； 壹看就是强加于妳；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么现在呢？当他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好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有这壹方面，也有领导人出来 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好什么之类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这种就是说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讲，妳看西方媒体在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如何如何的好；看我们留学西方的学者回来是讲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还让妳了解壹点改革开放出现的壹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贪腐吧。贪腐是中国的民众容易切身体验到的壹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如果美国发生了壹个腐败案件，他会大肆地宣传。那中国人会想说中国固然是很腐败，那美国也很腐败呀，那政治都这么腐败，所以中国也不比别的国家差。 又不断地说，要成立壹个新的反腐败局，然后媒体就大肆地报导，作深入的报导，然后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说，中国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员等。 其实，这个是很荒唐的现象，妳壹年查出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官员，说不定妳们官员腐败的很严重嘛。他说，妳看，我们成绩很大呀，我们这个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现在延续的宣传手法，不是完全回避问题，也不是直接这样王婆卖瓜，而是壹种非常迂回的方式，让妳感到可信方式来进行。

孙誌刚因为没有携带某些证件出门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发生之后，当时有几个法学博士，他们就连名上书，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变这些所谓“外来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后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了这个“收容条例”，并撤销了很多收容站，当时中国很多媒体就拿这个大做文章，说公共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样壹个政策，改善了中国政府的这样壹个决策过程。那么这个就被当作是中国的媒体不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使得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靠近民众的需求的地步。那么我觉得这裏边就有很多隐藏的因素，没有被大家註意到。就是说这几个法学博士勇于上书，是引起了壹场公共讨论这个公共讨论。它首先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而中国的这样壹个平面媒体涉及得是非常少的；电视媒体根本就没有报导这个。就是说这个消息的报导是有很大的壹个限制的。

那么再有壹个就是，根据我个人了解到的信息，这个收容站取消以后，基层的警察就反弹得非常强烈，因为他说，我就没办法搞这个社会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见谁乱晃荡，也没有理由来质问他。而且当时有的警察甚至说现在妳在哪个地方如果遇到壹个人他乱晃， 妳问妳叫什么名字？他就会说，我叫孙誌刚。显然就是要和警察对抗嘛。

根据我当时得到壹个信息，整个广东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么这个就给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当时妳如果註意看报导的话，就会发现互联网上有报导说，在北京新华门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门前，有几十个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裏静坐示威。究竟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警察来示威，这也可以理解。还穿着警察制服？ 那么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在支持的话，他也不敢干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有关的执法部门，对这个变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我就註意到在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撤销“收容条例”以后的大约壹个多月后，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另外壹个问题，但报导最后壹句话说，也讨论了“收容条例”问题。那这就很奇怪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不是已经取消了“收容条例”吗？干麻又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在壹个多月裏面要讨论两次这样壹个问题？那么我个人没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据我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这第二次这次讨论，是对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能公开地报导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中国媒体就不能跟踪报导，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收容制度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这些不能敞开报的话，那么我可以假设，当初撤销收容制度这个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完全做到。这就是说，当妳说这个公共舆论影响了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把那些带有进步的那壹个小因素让妳报导了，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妳谈。

那么这个也是壹个非常巧妙的。他让妳感觉到说，他有进步，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妳去追踪，不追踪呢，这裏面就有壹个很大的很大的“猫腻儿”。按这个北京话来讲，是有很大的蹊跷。这是壹个例子。当然，它有媒体冲破封锁影响政策的那壹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在现制度下也许某个中共领导人，甚至都愿意听妳的意见，但是整个这个机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当它施加压力反过来走回头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媒体就不可能跟踪再报导它了。

资讯中有虚假的东西也有真实的东西，所谓“虚假”，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完全和现实是合不上拍的，这个是虚假的 。

那么“真实”，就是说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充分去反映它。那么所谓“超真实”，就是说他从真实中撷取壹些细节，然候重新构造，扭曲 。妳要说它是假的呢，那个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妳要说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诉妳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总体的真实它没有告诉妳，但是他构造出来以后呢，妳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真实，但实际上它和真实是不壹样的。就是说，他用的可能是真实的部件，但组建出来的是壹个虚假的东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其实妳如果对比西方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报导，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对同壹个突发事件，妳如果去看西方的媒体，他们肯定报导是不壹样的 。“纽约时报”可能这么讲；“华盛顿邮报”可能那么讲；妳们的媒体可能这么讲，这是壹种现象。 那如果妳要看中国的报导呢，大家的报导都是壹样的，每壹个细节都是壹样的。那么壹般的人就会想，那中国的报导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见大家说的都是壹样的嘛，那显然就是这样子。 那么西方的媒体显然是虚假的，怎么妳说这样？他说那样呢？

当然也不可能说西方媒体是完全充分报导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个根本的自由， 这个根本自由就是竞争的。 那么这个竞争就使得这些不同媒体之间要来争夺读者，那么争夺读者靠什么呢？并不是靠妳说得花言巧语，也不是靠妳说得这个版面做得漂亮， 当然是要靠妳能不能给大家提供大家关心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既是大家关心的，也是真实的，有助于大家了解周围的世界，媒体主要在竞争这个东西。

还原到我们的现实的，真实的认识世界，就像让我们两个人现在描述这个房间的情况，我们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样的，我会说那裏有两盆植物，妳会说我看到那有三个沙发。那么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为它说妳只能看到这个，妳不许看到别的，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呢实际上妳的认识过程是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能够自己来看这个东西，那每个人看到的东西肯定不壹样嘛。所以我觉得他利用这种细节的真实，那么构造了壹个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样壹个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我在中国的网站看到这样壹个文章啦，它是在贊扬温家宝。那么就透露这么壹个细节，就是温家宝去染头发。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头发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岁的人了，而我们看到他们都是满头乌发。 温家宝在就染头发的时候，就跟他的染发师说，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了，搞得满头都是黑发，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妳不要给我染成那样子了，妳就把我的两个鬓角给我留出来，那至少看上去还真实壹点嘛。

我个人对温家宝这种美学品味，还是很贊赏啦。就是说搞的那么全都是黑发，像个玩偶壹样，是很难看啦。就从这个事例，我觉得就是说温家宝也知道，如果留存壹点真实来，那么好像那个虚假的部分，也会看起来很真实啦。我们知道“红楼梦”裏面有壹句名言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但是反过来也是壹样的。这个真呐，就是在假的过程中，在整个假的海洋中，留出壹点真的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整个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当然我们看到温家宝那花白的鬓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怀疑其它地方的黑发是染的了，我们认为那其实真的是黑发啦。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这样壹个宣传，就不像毛的时代全部给妳染黑了，让妳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现在的宣传，它给妳爆料了壹点真实，那妳觉得说哦 其实他说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点啦。 我觉得就是这个美学品味的这样壹个精致，这样壹个“高级”，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这样壹个控制，它控制的这套方法，也在进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媒体运动跟宣传跟以前比起来很不壹洋，中共开始利用市场的力量。以前党的媒体的钱，是国家预算来供给的。那么现在它给妳壹些空间，让妳赚那个钱，就把妳引导到那个方向去了，那么其它的妳不能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机制，来控制媒体。但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不是壹个充分的市场，所谓“不是壹个充分的市场”，就是说它有壹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说有些东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场，妳也不能碰。

其实毛泽东就非常懂得这壹点。毛泽东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说过：“如果办壹张报纸天天讲反面的东西，它会很畅销，讲上三个月我们就垮臺了”。毛是完全没有市场观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办壹张揭露政府黑暗的报纸，这个报纸会非常有市场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有所谓“扒粪”的说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领导人负面的东西报导，这样做不仅有政治监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场效应。

那么如果中国现在办壹个天天揭腐败的报纸，我相信它会是全国销量第壹。如果有人能办这样壹份报纸，壹定会赚大钱。它有市场啊，但是有市场又怎样呢，它就是不让妳办。明明有市场需求为什么不可以办？所以说即使是有市场，它也是有壹个“底线”的，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壹个不充分的市场。

所谓“市场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场化。这个有限制的市场化，就是说妳可以登大家关于歌星的追求啊，妳可以登关于地方的凶杀案件啦，但是妳不可以登那些大家关心的公共问题上的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妳可以说对于整个市场本身，它有壹个大的控制，这个大的控制就是说这个市场有个铁桶似的“边界”，妳不可能越出这个“边界”，在这裏面妳想怎么追求利润，妳都是可以的。但是，妳要想通过揭露公共问题来追求利润，它也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但那是不允许的。这是壹个总体“边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会，每当这个国家的公众预算、财政预算出来的时候，那都是壹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财政预算会影响到每壹个人的生活品质。但是，每壹个人挣多少钱，朋友之间都不会谈论的，因为它不是公众信息。但是，那些能够影响每壹个人挣多少钱的基本因素，就是公众信息啦。再比如说，妳个人怎么养生，那么这是壹个私人信息。虽然它关系到每壹个人，但是我怎么养生，并不会影响到妳怎么养生，所以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卫生-人们怎么样看病，这既会影响到妳，也会影响到我。那么媒体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那才是实现了媒体的品质和功能了。

我们现在看到，和毛的时代对比，有了壹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妳私人，作为壹个个体关心的事情，它可以给妳提供信息。比如说，妳想了解这个世界上有甚样的歌星啊，妳喜欢大六歌手，他喜欢臺湾歌手，他喜欢西方的某个歌手，这些个信息它是给妳充分地提供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个体的信息。也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和妳喜欢的东西可以差别非常大，但是，这些东西不涉及我们大家共同的生活会被影响，这样的信息它给妳提供。这个比毛的时代进步了。但是，中国媒体恰恰不提供那种大家都关心的，发生在大家身边的，那样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响的东西。歌手的生活琐事不是政治新闻，那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歌手，妳喜欢那个歌星，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也不需要民主表决。但是公共财政怎么使用，这个既影响妳，也影响我，而且影响到我的话，可能对妳就是另外壹种影响。所以必须通过某种讨论程序来让大家了解，然后让大家公众的意见纳入。像这样的新闻在中国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维多利亚这个城市，我看本地的报纸。那报纸上说，我们旁边的某个街道需要修理，那么现在预算上发生了争执，市议会说这个预算应该这么用，那么市政府负责修路的部门就说预算应该那么用，报纸也报导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预算是从我们纳税人的钱裏出来的，所以我们纳税人看了这个报导就会关心。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能就会去判断这样做是对的，或那样做的不对。

另外，比如说，我居住的小区有壹个小学要关闭，这个小学是政府资助的公立的小学，那么为什么要关闭？关闭以后这个校舍怎么用？教师到哪裏去？学生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因此这样的信息我们叫做大众信息。那么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对大家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传递这样的信息是大众媒体首要的壹个责任。中国的这个大众媒体哪，它之所以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有走入歧途的这样壹个方面，就是它没有在提供这样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实上，说得难听壹点，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妳上部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许妳自由发展的，但是对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中国人说的很粗俗，就是裤腰带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许妳可以自由发展的。所以妳看现在中国的对互联网控制，壹边它在那裏标榜说，我是为了“扫黄”啊；我是为了让互联网纯洁啊，我才要控制互联网。但是实际上妳看，每壹个官方网站上边，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黄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就有妓女的广告。显然，它愿意开放这壹个层面，把妳的註意力引导到那裏去。

我们知道如果壹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共讨论的空间的话，那么每个人就会向他私欲的方面去发展。壹个社会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导的话，它就是道德败坏的。因为妳可以不必考虑其他人啦，妳就只考虑妳自己啊。那么，对政府来讲，它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当妳道德上堕落以后，妳就不会再关心公共的事情，那样妳就不会去关心公共的话题了。因为关心公共事情是壹个有道德人的表现。壹个没道德的人，他为什么要关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们很难想像，当壹个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去讨论公共空间，还会去关心其他人的事情，还要大家对整体社会有所奉献？也就是说壹个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会对壹个弱势群体表示关心？这个两个东西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当共产党开放那样壹个下欲之门，下流之门，让妳去走的话，当然妳就对整个社会的提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妳也就不会对共产党的这样壹个权威提出任何的挑战了。实质上，这十几年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的。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共产党不惜让中国人在其它的方面堕落下去，因为越堕落对它的统治越有利。

我们知道随着市场化兴起，党报它要赚钱就比较难。因为党报都是壹副让人憎恶的面目，大家都不愿意看嘛。那么那些小报呢，比如说，登壹点经济信息啦，登壹点风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么这些东西就很赚钱。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国的宣传部系统搞了壹个所谓报纸的集团化、产业化的措施，就把这些小报全都收拢到大报底下。比如说《广州日报》吧，它是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它把那些赚钱的小报全都放到它的底下，这个叫“子报”和“母报”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子报”赚的钱，就来养这个“母报”，而“母报”就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小报。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纳入整个《南方日报》系统以后，当它的报导壹旦超出党所能容忍的范围，就马上把它原来的编辑换掉，派《南方日报》-过去党报的领导人去做他的编辑，这个人事的控制会被强化。当然，它每天有“吹风会”，每天给妳“打招呼”，用这样壹些方法来影响报导的倾向。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可以利用这种妳得到的所谓“自由”，来装饰它的整个的控制机制。而且，妳媒体通过市场化赚的钱，最后实际上这些资源也都进入了共产党控制的荷包裏面去了。所以，它反过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控制媒体。

像类似这样的控制机制，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有很多的发展。我们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报纸，它也不会碰触那些“边界问题”，明明就是那个赚钱，它也不会碰触。

我们知道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他可以去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让他死掉，他都会在所不辞。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就没有这个胆量呢？问题就在于党的这样壹个控制机器，它有壹个比利润损失所带来的更可怕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让妳不仅钱赚不到钱，而且可能人最后都要进监狱啦。所以这个控制是相当严厉的。它从强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纵两个层面都有。

所总的来讲，市场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壹个方面，就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经济的进步；但另外壹个方面，它也使得中国人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于政治上这样壹个权力的追求。因为妳知道，妳在追求政治权力的时候，那裏有壹个铜墙铁壁在挡着妳，与其是到那裏去碰壁，为什么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钱呢？这个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横流，政治上并不产生进步。我想媒体受到的市场化影响的两个方面影响和这个总体上是壹致的。

现在因为“全球化”力量这么强大，要完全隔绝中国民众对于外部事业的了解也是很难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它不仅能够影响在中国大陆的媒体，而是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在外面的媒体。

中国毕竟能读外文的人还是很少的，直接能读西方媒体的人还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国家，比如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能看《纽约时报》的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还都是以看中文报纸为主。那么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体，它要控制这个资源。那么控制了这个资源以后呢，即使妳在中国上了外国的媒体，妳以为它是外国的媒体，实际上那个媒体也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因为现在它的力量已经扩大到能够控制海外媒体了。

比如说，现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体。当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这种模式。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从业人员都是从中国派来的，总编辑、党委书记都是从中国派来的。现在不再是这种模式，而是当地华侨自己办报纸，讲的是当地华侨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当地华侨办报的资金是从哪裏来呢？我们不知道。当地华侨要办壹个当地小报，往往生存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看到这样的小报却越来越多。当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华人在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华侨，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和中国做生意，那么中国的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来影响他们媒体的倾向。它并不是明确地告诉妳要怎么样做，只是大使馆请妳吃吃饭啊，参加宴会啊，介绍几个生意给妳啊，然后呢？当然妳也就会想，那我讲话我就不要去碰触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这就是壹种巧妙的控制。

我们也看到，如果中国政府它现在再要在香港再办壹份的媒体的话，它也不会自己去投资办，它会跟某壹个华人资本家说，我想办壹份这个媒体，妳在中国可以有某壹个生意，但是妳把妳这生意赚的钱拿到香港，去帮我们资助某壹份刊物。那这个刊物实际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时我还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裏，因为香港本地的媒体都是广东话的，我就收看当地的中文普通话的电视臺。本来我是可以看到美国媒体报导的新闻，可以看到英国媒体报导的新闻，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宿舍的电视是由学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后，基本上海外的频道，就不断地被减少，不断地被减少，最后就没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我通过电视已经看不到美国的媒体报导的新闻了，看不到英国的媒体报导的新闻了。说起来这简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过电视我看不到美国媒体报导的新闻，看不到英国媒体报导的新闻。而我又不懂香港话，我就只能看在香港办的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臺啦。

那么我看这个电视臺壹个晚上，就看到说美军在巴格达遇到抵抗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想这个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来报纸，通栏标题说“美军攻占巴格达”。我想，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壹看说，我昨天看电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电视，都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啦。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臺时，它还在那裏讲美军在巷战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妳说它没有报导巴格达的事情，没有报导伊拉克战争吧，不，它是充分地报导了。

我看到壹个材料说，中国的中央电视臺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导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于中央电视臺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收视率，翻了二十八倍。这可是极大的壹个数字啊。那就是说它报导的很多。打战，很多人很喜欢看。所以收视率飙升。可那又怎么样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却不知道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中国也有很多在媒体从业的朋友，他们也有特权可以看到这个在香港的普通话电视臺的频道，他们也没有看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看中央电视臺，也看香港的这个普通话电视臺，可是三天以后他们还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们壹定会相信我说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在中国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现在他会说，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电视臺呀。他相信那个在香港的这个媒体是自由的。就是由于这样的壹种非常巧妙的壹种控制手段，使得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我们认为互联网相当地自由，没有边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壹个媒体传播世界是壹个强力地冲击。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联网。我们现在看很多中文网站的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国政府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金融的、财政的、经济的合作关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关系也好，甚至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合作关系。很简单，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问题，它也不能碰。妳不能说这些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来是独立的身份，但是扮演类似共产党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产党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为共产党舌讲的话妳不相信，但是它讲的话，妳想它是壹个海外自由媒体，妳会相信，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还有壹种控制媒体的机制，是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地高涨。这就使得中国人在看待事件的时候，有壹些“盲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机构裏，包括媒体机构，包括这个学术机构，包括经济机构等等，都有很多的华人，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增大以后，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很乐意替中国讲壹些“正面”的东西。本来这个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国政府就借助这个东西影响这些人，使得他们有意无意之间按照中国政府的调子来讲话。那么这些人讲话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力就比党的官员讲的话有说服力。这个控制并不是说壹个党的宣传官员来告诉壹个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中国后裔的教授说妳要怎么讲，而是利用他们民族主义情绪，利用妳对中国的这样壹个自豪感，妳要到中国去的时候跟妳谈谈话、吃吃饭，让妳多看“正面”的东西，那妳就很不自觉地就会接受了他们那样壹套东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独立机构主办的壹些媒体，但是它要进行中文广播，或者是进行中文报导，它也要借助来自中国的人。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来影响他们，使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替中国政府讲话。那么他们哪怕只讲壹句，也比共产党的官员在那裏讲壹百句要起作用。这也是它精致化的壹种表现。

包括引入西方资金为它服务。就是说妳可以竞争中国这样壹个媒体市场，但是它给妳设置“底线”，这也是我们能够看见像雅虎和谷歌这样的大的电子化国际媒体公司，他们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也要和中国政府合作。这个很简单，中国的市场就是这壹个，那么能够控制市场准入的就是中国政府，那么这样的公司有很多，妳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底线”，他接受，他就赚钱啦。所以呢，即使是这样壹个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即使中国媒体市场向外资媒体开放，但是妳也很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结果还带给大家壹个假象，说妳看这么开放了，外国媒体也都进来了，这个东西不是《人民日报》说的，这个东西是雅虎说的，那当然是真的啦。但是妳要知道雅虎和共产党也要有这个交易，否则，它在中国怎么能够混得下去。当然就是说，它的控制有力不从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开放因素的壹面，那么这些种种因素的壹个总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体，那么还显示出实际上没有控制住的这样壹个假面目。

全球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它还有壹个很大的负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个以为已经媒体自由的假象这样的壹个社会生活当中。所以，对于新闻自由的那种强烈的追求，都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现在中国的新闻官员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耻地讲，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当然这个简直就是笑话。那么，中国民众、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等，很多人都会讲我也很自由啊，他们就现在认同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刚才讲，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这壹方面，但是媒体的工作者也不断地试图要踩它的“底线”。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啦。叫做这个“踩线论”，“打擦边球”等等。现在他们追求新闻自由的这个冲动，比以前从总体上来讲小了。当然也有人不断地在追求新闻自由，我们看到像《冰点》啊，像《南方都市报》啊，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从总体上来讲都小了。那么原因呢，壹个就是说经济的原因，媒体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改善了很多，他们现在成为整个政治菁英，知识精英联盟的壹员，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妳听它的话，妳经济上会得到好处，那如果妳不听它的话，妳不仅得不到好处，妳可能整个都会遇到生存的威胁，它可以让妳坐牢。所以，在两相权衡之间，大家都自动地按照它的指示跟着走，去赚钱，享受现在这样壹个地位呢。“八九”以来，大家都明白这个“边界”在那裏，没有人再去肯碰触那个“边界”了。那另外壹个呢，它给妳的指示也比较委婉，比较柔软。它现在不是给每壹个新闻工作者讲，妳要做党的喉舌。它现在也在讲，但是主要的是给那些老总们讲。那么这些老总对底下的新闻工作人员，就是说妳要加强妳的专业素养；妳要把这个东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后，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的今天的这样壹个媒体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发明壹个新词来描述这个世界。就是说它是壹个扭曲到，妳也不能说它虚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么这是壹个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制度和相当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说中国拥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国家拥抱得都积极，是相当充分的经济“全球化”，这样结合起来，形成的这样壹个非常怪的这样壹个现状。

毛的时代是以“洗脑”为主。他要说服妳，让妳从真心裏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么他讲的这些东西要进入妳的灵魂，要进入妳的血液，要化为妳的行动。那么现在呢，其实共产党并不是太在意说妳相信不相信它讲的，妳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则，他不是太才在意。那么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够说服妳，让妳说不要采取行动和他对抗；让妳觉得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妳可以以妳的行为方式，妳的思维的方式，就是说妳回到家裏根本就不要听共产党的所谓“主旋律的歌曲”，现在妳要去听那些毛泽东时代说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妳。那么妳原来回到家裏，妳要看革命的小说，那么现在妳要去看其它的东西，他也不管妳。但是只要在政治问题上妳不要冒犯我，妳不要冒犯我。妳可以心裏想共产党真是坏，但是要通过宣传让妳意识到就是说中国离了共产党不行，那妳要反抗共产党，妳会非常倒楣的。而共产党呢，虽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它还在不断地改善，那么它在不断地使中国在改善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好处。就是说，妳不是从世界观层次相信它，妳是在现实层次相信它，这就足矣啦。这个就是壹个很大的区别。

就像商业宣传壹样，妳说我这个产品如何地好。妳不必要相信说这个商家就是独壹无二的，只要妳买他的东西就好了。共产党现在也是这样，它已经从总体上分解为个体，妳只要买它的货就足矣啦。妳在这个事情买它的货，那个事情买它的货，最后妳会发现，在政治上中国只有壹个供应商，这个供应商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妳回去中国壹个月，那妳就完全不知道中国每天在发生什么啦。妳回来以后，妳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闻报导，那妳才能知道这些日子裏中国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知道，很多年前四川汉源的农民对修水库强占他们土地不满，把省委书记都扣留了壹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广东汕头和汕尾这两个市，发生了农民因为失地抗议，被警察枪杀的事件。那么我相信在中国生活的人，可以说绝大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更简单就是“天安门事件”也是壹样的，这么大的壹件事情，改变了中国历史，震惊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大家也不知道。

我们从这样壹些最简单的生活现实，就可以看到，妳虽然生活在中国，虽然妳从本质上对中国肯定有所判断，比如说妳可以知道它其实很腐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这样壹个选择性和过滤性的宣传，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完全的这样壹个隐瞒和扭曲，其实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这样的壹个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妳每天只是看中国政府的那些媒体，去了解世界的话，妳就是壹个聋子，妳就是壹个瞎子，妳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在没有壹个政治上大的变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突破中共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资讯的封锁的。当然他们也在不断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个努力都会带来新的这样壹个镇压，然后中共也在相应地加强这个控制的手法。

可以从“反控制”当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这样壹个斗争或者胜利，都会引起控制机制的调整和加强。当然也有削弱的层面，但是它为了要加强控制，它必须进壹步地调整，进壹步地精致化。

比如说，我们看《冰点》这个事件。《冰点》原来主要的编辑就试图反控制，他们要利用自己的版面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做了这个反抗以后，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粗暴，而把《冰点》完全撤掉，他做了壹点让步，还继续让《冰点》办下去，但是，它把编辑换掉，进行新的重组。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讲现在这个《冰点》如果还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话，妳也许感觉到它还是很进步的，但实际上这个《冰点》已经不是原来的《冰点》了。那么过去的话，它会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没有这本杂誌了。

我认为如果要让中国人瞭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独立的自由媒体，要扩大对中国的信息输送的渠道，广播啊、电视啊，我认为平面媒体是比较难，当然还有网酪媒体啦。我认为这裏面真的有壹场争夺，有壹场争夺。因为中共也试图占领这个阵地。当然我认为自由的、独立的媒体也要去充分发挥这个功能。

极权社会的社会环境

作者 张杰 写于 二零二零年

随着选票统计结果的宣布，美国新壹任总统已然诞生。在大洋的彼岸，无数中国人正热切地关註着美国大选。即使目前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没有选票，也无法参与民主选举，但他们深信这壹天迟早会到来。有壹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那就是中共极权何时会土崩瓦解？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知道中共的垮臺只是时间问题。参考借鉴弧度度的文章《中共极权崩溃的五个步骤》，我认为，中共走向溃败需要经历五个阶段：

壹、谎言欺骗，洗脑宣传

壹般来说，民众最迫切地需要什么，极权统治者就会投其所好地宣传什么。譬如，民众需要土地养家煳口，它就会宣扬“打土豪分田地”；民众觉得司法不公，有冤无处申，它就会宣扬“依法治国”；民众憎恨贫富分化，财富向既得利益家族倾斜，它就会宣传“共同富裕”。总之，它会动用壹切手段来极力宣传自己独具特色的“伟光正”形象，同时还会夸大宣传西方强国正处于内乱不断的水深火热之中，塑造风景这边独好的虚幻假象。比如中国官媒就大肆宣扬美国大选的争斗和混乱。然而，宣传是壹回事，现实却是另外壹回事！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只获得了土地的租赁权却无实际拥有权；所谓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以法治民，中共特权却壹直凌驾于司法之上；所谓的“共同富裕”，实际上却是官商勾结，加大盘剥力度。“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早已将金山银山搬离中国。所以，不管这些年GDP到底增长了多少，民众的实际收入往往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节奏，永远都只会处于壹种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的状态，穷几代人的努力甚至都不够凑钱还房贷，甚至酿成生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悲催人生。

现今，中共的宣传机器壹直将习近平打扮成民族英雄，具有雄才大略。习近平自己也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壹个政治领袖是否具有雄才大略不在于他想什么，说什么，而在于他有哪些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和裏根总统；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英国的丘吉尔；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以及臺湾的蒋经国总统等等都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壹个有手腕、有想法、有使命、有意誌和深谙黑厚学的独裁者就是雄才大略的人物吗？如此认知，我们是否应该将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恶魔都封为雄才大略者？如果没有是非观念，我们还有公理正义吗？我认为，当权者可能在上位前有壹套治国谋略，但关键在于他的红色帝国是否行得通，是否符合民意和历史的潮流。壹个行不通的蓝图，即使它美艳如画也是废纸壹张，即使设计者皓首穷经，也是痴心妄想。壹个伟大的建筑师是要把它头脑中的蓝图变为现实，为人类增加福祉，而不是制造灾难。看看今天中国人对于美国大选的嫉妒羡慕恨，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人心所向。

二、社会急剧动荡

中共官商勾结，政经、政企从不分开，利用国企垄断民生领域肆意涨价、狂敛民财，不断挤压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生存空间，而国营企业最终又无法抑制住贪腐造成的全面亏空、千疮百孔。随着大批企业的跑路、倒闭和外资企业的撤离，大面积的失业潮随之降临。与此同时，中共极权所壹贯采取的“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和高税收”模式的负面影响也逐步呈现，大多数民众壹直处于负债生存、房奴卡奴的状态。经济内循环不仅无法振兴经济，相反使中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随着国际社会的脱钩和国内经济危机的爆发，民众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洗脑教育、谎言欺骗开始不起作用，社会将陷于剧烈的动荡不安之中。

三、暴力维稳

壹方面，劳死累死的人家徒四壁，另壹方面，不劳而获的人却家藏吨金。随着互联网技术对中共防火墙的摧毁，真相壹层层地被揭穿，拒绝接受洗脑教育、日益清醒过来的人群越来越多。当谎言失去欺骗的效应，中共极权就会陷于塔西佗陷阱。当权者所说的每壹句话、每壹个标点符号都会成为民众调侃的笑料。于是，恼羞成怒的中共就会撕下最后壹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开动暴力机器，壹手刀把子壹手笔杆子，采取高压维稳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随着有权任性者的狂妄无知与傲慢无耻，止不住的贪腐巨手会进壹步伸向最底层的民生领域，于是，荒诞不羁、惨不忍睹的强砸血拆、驱摊撵贩、非法拘禁、驱赶低端人口等阴招损招百出。中共不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却致力于暴力维稳的结果，只会使社会矛盾进壹步被激化！壹方面，民众不可能停止追求自由幸福的脚步，另壹方面，统治者却壹厢情愿地要加大盘剥、奴役力度，整个社会就像壹个千疮百孔、处处对立、暗藏危机的巨大火药桶，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会引发爆炸。

四、互害互斗

为了平息越来越大的民愤，中共不得不采取“扫黑除恶”，打掉壹大批民怨极大的贪官汙吏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恰恰出在这裏，哪家利益集团都不是省油的灯，谁想灭掉谁都不容易，两虎相争的结果，势必会激起来自于集团内部的强力反弹与激烈的争斗。所以，选择性反腐只会带来两种结果：壹种是像津巴布韦的穆加贝那样被既得利益集团政变掉，另壹种就是像北朝鲜那样造成所有官员都唯唯诺诺、阴奉阳违、毫不作为，造成国力的进壹步衰败。底层互害、高层互斗的结果就是人人自危，人人都深怀恐惧，造就壹种人人都成为施害者、同时又成为受害者的双重人格的怪胎。谁都知道极权是壹种恶疾，但是壹旦涉及到贪腐家族的既得利益，便谁也不会松口放手——宁肯翻船沉船、举国沉沦也不愿放弃到手的权力，这才是最致命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结果，就是外面光鲜亮丽无比、百花齐放齐唱贊歌，而裏裏却早已癌变溃烂，想彻底根治越来越难。直到最终纸包不住火了，癌变溃烂到连捂都捂不住了，这时候再想起从根子上医治也已经晚了。于是，历史的悲运与复辙便会再壹次重復上演。

五、瓦解和分裂

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失业人口的增多，群体冲突频繁，谣言盛行，整个中国就像壹个壹点就燃的火药桶，而暴力维稳、杀鸡骇猴失去其应有的威慑力。这时，社会秩序混乱，中共统治集团分裂，基础组织涣散，官员们乘机盗取公共财产，为跑路做准备。中共高层内斗加剧，改革派会利用民间力量为自己赢得政治优势。海外民运人士会为国内抗争提供国际声援。公共知识分子发表声明，呼吁中共高层顺应改革的潮流，实行宪政民主，并发表各类政治转型纲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暴力维稳和镇压予以谴责和制裁，军人集团宣布政治中立。此时，中共极权就到了最后的惨淡光景。各类政治团体开始展开激烈的博弈，最后，它们会折中提出壹个类似联邦制的宪法。全国治安秩序开始逐渐恢復。但久经奴役的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纷纷走上了街头，强烈要求民族自决权，要求独立；臺湾、香港和澳门也宣布独立，中国面临分裂。坚持“大壹统”思想还是尊重民族自决权？中华民族将再次来到了历史的风陵渡口。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无论红二代们如何折腾，如何如何热衷红色崛起，如何向往红色帝国，但都无济于事。蒋经国先生在1986年决定开放党禁和报禁时，留下壹句常识性名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革命政党在暴力夺权后实施壹党专政，迄今没有连续执政达到八十年的先例。在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几个政党中，苏联共产党从1917政变成功到1991苏联解体，执政74年；中国国民党从1928年壹统江湖到2000年中华民国第壹次政党轮替中下野，连续执政72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民主的独裁党”，它从1929年上臺到2000年大选败北沦为在野党，连续在位也只是71年。朝鲜劳动党是1948年上臺，中国共产党是1949年上臺，这两个政党虽然苟延残喘，能突破“七十年大限”的机会很小。中共党国已是亢龙有悔、国势日蹙、天命已殆、来日不多。中国人终会得到壹张属于他们自己的选票，宪政的阳光终将照耀到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上。

2017年1月27日凌晨，十几名男子将富商肖建华绑在轮椅上从香港四季酒店带走，然后登上壹条船，将肖建华交给中国警方。

肖建华是壹个低调、神秘的人物。说他低调，肖建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说他神秘，他的背后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家族，可以支配的资金高达千亿。

肖建华，1972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肥城市壹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壹名中学教师。肖建华天资聪慧，15岁就读北京大学法律系。肖建华在北大求学期间，“八九六四”运动爆发。在这场运动中，他开始似乎想扮演壹定的角色，但很快就调整了方向，开始跟校方合作，劝说同学放弃示威。

肖建华毕业后，进入商界，从此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商业人生。1993年，肖建华创办了北大明天资源科技有限公司。1998年，明天系先后参股、控股华资实业、明天科技等6家上市公司。1999年5月，明天控股（即明天系）成立。2009年，明天系利用增资扩股和国有股转让的机会，快速壮大。他操盘了中国平安94亿的 H股交易。

肖建华的明天系是壹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它积聚了银行业和保险业，以及稀有金属、煤炭和房地产等行业。该集团投资了保险巨头平安，哈尔滨银行、兴业银行和华夏银行等金融机构。据新财富的杂誌报道，明天系掌握了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企业。“明天系”是大陆唯壹持有金融全牌照的民营资本集团，且建立起了总值3万亿明天系金融王国。肖建华的财富预计高达58亿美元。

肖建华从壹个穷孩子走到富可敌国应该说是成功的。中国人常说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或许这是肖建华从小的壹个梦想。这的梦想指引着他开始了资本与权力的交易，也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

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肖建华感到了瑟瑟寒意，他决定离开了中国这个是非之地，常住香港。

肖建华被绑架回内地后，壹直淼无音讯。时隔三年半后，肖建华突然又出现了。2020年7月17日，中国两家监管机构宣布，已采取联合行动接管了明天系旗下九家价值数亿美元的公司，但是，第二天明天系就在社交网络发布“严正声明”反对接管决定，声明对其遭到的“恶意诋毁”进行反击。明天集团还指责政府不允许公司开展正常业务，夸大了九家公司的风险。在中国，民营企业在受到监管部门查处后公开挑战当局的决定是罕见的。有知情人士披露，肖建华壹直被软禁在家。

有壹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那就是中共为何要抓捕肖建华？

肖建华壹直与中共权贵家族关系密切，是他们可靠的白手套。2013年1月，习近平在18大当选总书记几周之后，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和姐夫邓家贵将他们持有的壹家投资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肖建华创建的壹家公司。肖建华曾帮助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的儿子曾伟参与收购了鲁能集团。2019年1月，明天系的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前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女婿李伯谭主管的公司。

据媒体披露，肖建华之所以被抓捕源于三宗罪。

第壹宗罪：与权贵家族过往甚密

肖建华被指与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李岚清儿子李迅雷、梁光烈的儿子梁军、贾庆林女婿李伯谭、戴相龙的女婿车峰等中共红二代交往频繁。肖建华曾试图拉拢习近平的小舅子彭磊。习近平得知后龙颜大怒，习想借此敲打肖建华背后的权贵家族。

第二宗罪：财阀干政

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中国富豪在政坛渐成气候，他们与权贵互为利用，介入或干预地方甚至中央政务或人事安排。曾有港媒称，肖建华案已被定为中南海头号要案，肖已经供出与多名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等权贵家族关系。而习近平很可能正在以肖建华做人质来打击政敌。

第三宗罪：2015年股灾

当时在政府投入万亿元救市下，两地股市仍暴跌不已，市值蒸发约5万亿美元，甚至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公安部调查发现，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这三大券商做空股市，中证监副主席姚刚等则充当内鬼。该事件也被视为“金融政变”。当时肖手握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调度实力，当局认定他与股灾有关。

肖建华的明天系已经坍塌。中共要针对的不仅仅是肖建华，蚂蚁集团的马云、联想集团柳传誌、万达集团王健林、復星集团郭广昌等等都是中共要掌控的，防止他们做大，危及中共政权的安全。

商人与权贵的勾结，在中国并不新鲜，但在肖建华的背后隐藏着壹个巨大的魔影，那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问题要从中国的改革开放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说有两个阶段，第壹个是以十壹届三中全会为标誌，也就是文革结束到六四屠城这壹段，这次改革开放是良性的。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官民都不愿再折腾，希望安居乐业，所以上下齐心，官民壹致，大家都急于摆脱贫困，让国家走向富强。

邓小平重用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个得力的干将，开创了中国的黄金时代。中国经济开始崛起，思想突破过去的禁锢，开始出现自由的风气。但很不幸“六四”屠城，扼杀了这壹次民主运动，也中断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开始南巡。邓小平的南巡是不寻常的，因为江泽民成为总书记以后，他们似乎没有正确理解邓老爷子的想法，他以为是要回到了毛泽东时代，所以政策非常“左“。但邓小平壹生的贡献就在于改革开放，当然他不愿意看到历史回转。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行了南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启了第二次中国的改革开放。但这壹次改革开放不同于第壹次，因为它开启了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之门。

在“六四”以后，陈云就曾经跟邓小平说，看来这个江山还是交给我们的孩子比较放心，最起码不会刨我们的祖坟。也有消息说，中国高层曾经有壹个决定，每壹个中央领导的家庭，可以有壹个孩子出任副部级，其他的孩子可以进入商界。从此，中国权贵集团开始崛起。

于是，权力和商业就密切勾结在壹起了。官员通过权力寻租，资本可以购买权力，谋求更大的利益。权贵资本主义是权利与资本的勾结，它的背后充满了权力的斗争，充满了利益的博弈，充满了血腥。

1997年，朱镕基开始进行国企改革，他鼓励什么？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红二代侵吞国有资产。在2004年左右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中，这些权贵家族协助中国银行业引入西方战略投资者，“中西合璧”大大地赚了壹笔。

有人说中国500个家庭家族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所以权贵资本主义是非常可怕的。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早已经是赵家人的天下，红二代的天下。他们掌握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命脉，他们可以随意的进出官场、商场，可以左手拿权力，右手拿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操盘，充当白手套，于是肖建华和其他资本运作高手开始跑马圈地。

这时，我就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上壹位着名商人，他也是跟权力紧密勾结，曾经也创造过辉煌。他的名字叫胡雪岩。胡雪岩出身于贫寒家庭，少年非常的勤奋，读书非常聪明。成年以后，他曾经想帮助杭州巡抚王有龄，但是王有龄因城破殉国。胡雪岩转头又去支持左宗棠。左宗棠可不是壹般的人，应该说地位跟曾国藩几乎相当，是国家的大臣要员，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在三天之内筹集了10万担粮食，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

他由此穿上了黄马褂，也佩戴红顶子，所以我们称他为红顶商人，曾经富可敌国，开了药房，开了钱庄，甚至跟洋行展开竞争，可以说富甲天下。但是，李鸿章跟左宗棠的权斗，最终又导致了胡雪岩的复灭。李鸿章借着盛宣怀打压胡雪岩，最终胡雪岩破产，被抄家，郁郁寡欢而亡。所以说，前有胡雪岩，现有肖建华，他们似乎都有相同的命运。我们来总结壹下，他们有哪些共同点呢？第壹，都是资本跟权力紧密勾结。第二，他们的事业都曾飞黄腾达，走向了事业的顶峰。第三，他们最终都因为失去权力的庇护而复灭。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什么中国会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有壹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中共的极权主义制度。极权制度对公共权力绝对垄断，从而带来权力寻租。权力的寻租，就会带来官商的勾结。

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但凡市场经济都有壹个特点，那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都追求公正、公平、公开。但商人与权贵的勾结，恰恰违背了正义。

中国能不能走出极其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呢？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有无数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实行民主宪政制度，进行权力的分权制衡，是可以打造出壹个清廉的社会。我们看看臺湾，看看其他的国家，我们就会得出这么壹个结论。因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我们只有通过权力分立，分权制衡，我们才可以走出这个陷阱。民主宪政不是什么西方的东西，它是人类共同的文明财富。

肖建华未来的命运我们可以预料，马云的命运我们也可以预料，但中国爬不出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就会不断上演红顶商人的悲剧，中国经济继续强势崛起就是壹个梦话和笑话。

共产主义的不可行性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二年

　　引言：对于共产主义，我总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或说很像是一句谎话、疯话。但让我很困惑的是这世界上却有那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而研究它的人至少应该也是按百万单位计的，怎么也应该有个百万千万吧！其中也不乏学者、博士、教授等一众人精，而且研究了这么多年都没研究出来这是一句谎话、疯话，或说一个空想吗？

　　难道是空想想的太真了太入戏了？或者这是一个大大的阴谋？又或者这就是所说的皇帝的新装吗？如果是这样，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我愿做那个无知的小孩。

　　正文：

　　大家好，今天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一下共产主义是什么？和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这两个问题。

　　说到共产主义，大家若查询一下资料或到网上搜一下，马上就能找到一大堆的解释与描述。如什么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等等。反正总之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但是好坏总是相对的，比如对于奴隶主来说可能奴隶社会才是人类最好的社会。所以不要看那些表面的解释与描述，我们要了解一个名词或某种事物与某种现象要看它的核心、本质或说定义。共产主义的核心与定义，其实就是一句话：共产主义是一种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为原则的生产与分配制度。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种生产分配制度，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制度。先看下这个定义的前半句‘各尽所能’，这是说社会的生产制度，这解释起来就是在社会生产当中大家按照自己的能力进行社会生产活动。但这里就会有个问题，这里的能力是由谁来决定的呢？谁来做低级工作谁来做高级工作？谁来管理谁又被管理呢？有人或许会说那时的社会经济生产力已经极度发达，没有工作高低的区别，而且人们的觉悟也非常高根本不用别人来管理。那时社会的所有基本工作或一般工作可能都有机器人来做了，人类只做一些创新型的和原创性的工作，社会的管理也可以由人工智能来管理，可以说人类进入了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社会。但不管是怎样的社会，只要是人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并就会产生不同的意见与矛盾，当然这肯定不能每个人自己觉得自己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这难道所有的矛盾都要交由机器人、人工智能来管理裁决吗？如果真这样人类岂不成了机器人的宠物了！

　　回过来看，如果说做决定的最终是人，那应该是由谁来决定呢？如果说最终是由某个个人来决定，那这样的经济政治制度最后只能是君王制，或说是独裁专制的制度。独裁专制可以说是从奴隶社会起就有的制度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君王或独裁者可以决定所有人在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最终是经由一定的程序或说选举来决定，那这就应该是民主政治经济制度，而又如果说是由自然市场来决定的，那这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嘛！所以说如果‘各尽所能’不能指明是由谁来做决定。那我真是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这种‘各尽所能’的生产制度与其它社会的生产制度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因此我们也无法知道共产主义社会将会用什么样的规则来组织生产。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定义的下半句，上半句讲的是生产，下半句讲的是分配。下半句在不同时期稍有差异，之前是‘各取所需’后来变成是‘按需分配’，这两者描述的差异是前者反映的主体是个人意志，即由需求者自己决定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而后者则反映的是整体意志，即个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不能自己说了算，而是由集体或整体社会来决定。若按前者‘各取所需’来看，每个人自己决定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这种分配原则那肯定是玩不转的。不要说资源与新产品是有限的，就算是遇到两个人的需求有冲突时，谁来决定谁来裁决该分配给谁。而同样对于后者‘按需分配’来说，也就是由集体或整体社会来决定，那最终还是同样的情况，其实就是谁有权利分配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最终决定分配的是人，那就跟上面所说的生产方式是同样的逻辑。要是最终是由某个个人来决定分配，那这样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是君王制或说独裁制。如果是由一定的程序或说选举来决定，那这其实就是民主经济制度。而如果说不是由人来决定，而是由个人能力来决定，那这就是按劳分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所以不管怎么看，不管是从生产方式或分配方式来看，共产主义与其它社会形式并没有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只要是由人来管理决定，它都跑不了上面这两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是君王的独裁专制，二是民主制。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还有第三种，那就是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的，是由一个集团一个群体对国家进行专制，而在集团群体内部则实行适当的民主制。所以我认为一种经济政治制度不管它怎样描述，最终最重要的是要看它是以什么形式以及是谁来决定生产和分配的。再顺便说一下如果最终做决定的不是人而是机器人或是人工智能，那人类也就成了机器人宠物乐园里的宠物。

　　总之我感觉共产主义真不太像是一个真实有序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并没有说清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执行机制是什么。也就是说‘各尽所能’的这个能是由谁和怎样决定的，以及‘按需分配’中的需又是谁来决定及怎么分配的。总不能每个人自己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每个人自己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若是这样那岂不是进了疯人院？！大家可以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不能说明在生产与分配当中到底是由谁来做主和怎样分配与管理的，那“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实根本没什么确定的意义。当能力与需求，或说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财富是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那这样的社会肯定是玩不转，它不是到了原始社会就是进了疯人院。而当能力与需求，或说所做的工作和所得到的财富是由别人来决定，那这里的能与需体现的到底是谁的能与需呢？若是交由自由市场经济来决定，那不就是按劳分配嘛。不管怎样，其实这些经济规则制度在别的社会也都有，它们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那为什么要叫共产主义呢？！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主义其实指的是社会财富共有，而大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不分彼此。我只能说这只是一个很好的愿望，很像所说的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但却不能实现。大家可以仔细想想，是所有的东西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内都可以共有的吗？或再说的细点能共同使用吗？会存在这样一个没有一点私人财产的社会吗？你的房子、你的床、你的衣服、你的个人物品，或领导的房子、领导的床、领导的衣服、领导的个人物品。这些东西能共同使用吗？并且有些东西是稀缺的是唯一的，如，故宫紫禁城世界上只有这一个。而且在共有的名义下，总会有人假借一些，如，‘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行使自己的私权。其实有时候拥有并不重要，而其使用权与控制权才是最重要的。如，在国营单位或集体企业，财产属于国家或属于集体所有，但可以用车接送孩子上学的是领导，而不能用车送母亲看病的则是员工。所以不管怎么表述最重要的是看这个制度是由谁做主，如果有人说是人民做主，那就要看人民是以怎样的方式做主的，不要被代表了。另外事实上在一定的空间与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很多东西，或可以说每一件物品都是独一的，它只能被某个人在某一时间所专用。因此对于社会财富来说名义上可以共有，但却无法同时一起分享。这要是同时一起分享，我感觉这世界不是马上要疯了，就是马上要完蛋。这个之前我们已经用大锅饭验证过了，这还不要说这个大锅饭也只是在底层实施了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所以所谓的共产那都是名义上的，并且没有一点私产的社会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所谓的无产那都是相对的，今天你无产身无分文，或许明天你就富甲一方成为有产者变成资本家，对吧。而谁愿意把自己劳动获得的财富无偿地分给别人呢？或许只能是像所说的那样，当社会财富极大极大极大到不可想象的丰富，社会已经不再发展时才有可能。但到了这种程度，我想社会也该结束了。另外要说共产其实就是一种口号，像这种口号在历次农民起义中经常被使用，如，天补均平，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一律平均等等，一大堆。这些口号都是当时用来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当时的统治者所用的，但口号毕竟就是口号，最后没有一个能实现的。所以不要把愿望口号当真了，假戏真做当成真的目标来实现。

　　最后总结一下，对于共产主义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也或许是皇帝的新装。至于共产主义能不能实现？我个人认为是不能。这样回答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人性是自私的，这点就不用解释了。第二、只要社会还在发展，那么财富与商品就必然会存在差异。如，新发明新创造不能瞬间普及，还有不可再生资源的不断枯竭等等。而这种差异必将导致商品与财富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第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规则制度。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说明是谁对社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管理的，而原本制度的设定就是为了规定由谁及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社会的。因为人与人是有差异的，这就必然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思想、分歧与矛盾。而不同的意见、思想、分歧与矛盾就必然会导致需要一个机制来管理和解决，而这个机制就是社会的制度。所以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它并没有回答制度的本质问题，而只是描绘了许多美好的愿望。

　　好，对于共产主义我就讲到这。谁要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与解释请留言，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请同意与支持我观点的朋友多多转发与订阅，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的水质汙染

作者 王维洛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前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些都是几十年来中国人听惯了的歌声。2020年中国在习近平的引领下，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就是中共的红太阳、毛泽东式的英明舵手。

　　2021年4月23日晚，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在CCTV《经济半小时》被曝光，脱贫掺假主要涉及的是农村贫困人口饮用水问题。本文并不关註这个爆料是否是剑指习近平的脱贫奇迹，而是关註人们忽略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人类逐水而居。过去中国农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存，就是说依靠水资源的自然分布而满足生活用水需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物理学系教授富兰克林·H·金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指出，中国乡村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裏依靠的是自然净化的环境，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富兰克林·H·金在1909年到访中国，1911年撰写了这本书，那时中共还没有成立。中国五亿农民依靠老天恩赐的资源，循环利用，精耕细作，造就了东方的永续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农村土地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与城乡二元户籍製使得居民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加上中共推动的改造山河运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河流干涸和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上掠夺性的矿产资源开采、工业汙染以及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所形成的汙染等，农村人口的饮用水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逐步显现出来，一步一步地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主要问题。遍布中国广大农村的癌症村、不断升高的癌症得病率与癌症死亡率就是最好的实证。

　　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决定：为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自1981年至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中国政府参加了这个行动，世界银行等组织提供大量贷款，外国专家给中国带来了农村给水设计规范、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新知识。两年后的1983年中共政府才第一次转发了关于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文件，1991年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资金才纳入五年规划。参照世界银行专家带来的标准，2004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和水利部製定农村饮用水评价标准，包括水量、水质、范围和保障程度。2006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製定《中国饮用水质量标准》，其中包括附件表4的农村饮用水质量标准，与城镇饮用水质量标准的106项检测指标相比，检测指标只有14项，而且限值标准低。可以说这是最低要求了。

　　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目标：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而确保饮水安全被认为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但是按照2006年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委员会製定的农村饮用水质量标准，中共的脱贫目标根本无法按期实现。为此，一个根本无权製定国家标准的中国水利学会于2018年出臺了一个新的农村饮用水评价，再次降低了农村饮用水标准，特别是在水质方面，只要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即算符合标准。就这样2020年的中共如期完成了所谓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最后回到陕西洛南县，这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素有“小关中”之称。洛南县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号称森林复盖率68.9%。在水土资源如此丰富的地区，出现缺水贫困现象，这不是老天待洛南县不公。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只是揭开了中国脱贫黑幕的冰山一角。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发现问题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如今已经40多年过去了，中共依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为什么大量资金投下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下去了，问题还是不能得到解决？还是需要依靠瞒报、需要数据造假、需要降低标准来粉饰。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敢于追究问题的来源。不知道问题的来源，是无法最终解决问题的。爱因斯坦说：思考是件苦差事，因此很少会有人这么去做。本文尝试着去思考这个问题。

　　一、陕西洛南县脱贫造假

　　2021年4月23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臺财经频道在《经济半小时》栏目中，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被曝光[1]，引起国内外媒体和民众的哗然，因为脱贫是习近平上臺以来可以标榜的最大成就。

　　根据记者的报道，洛南县脱贫掺假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的生活饮水安全问题上。这裏摘录其中的几段报道[2]：

　　——无水可用的村镇，水利部门竟然“政绩斐然”。

　　——这位大姐介绍，从她住进这个院子就一直没有通水，取水设施旁，记者看见水泥池子已经废弃了，水管上的水龙头也早已不见踪影。

　　——程线军家真实的用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程线军说，几年前，他咬紧牙关、东拼西凑买来了拉水用的三轮车，一次最多可以拉一吨水。夏天一罐水用十几天、二十天，去拉一回水至少得两小时，烧油就得二三十块钱。

　　——为了更准确地调查脱贫群众家庭用水的实际情况，记者决定跟着丁先锋一起去拉一趟水。从村裏出发，行驶了半个多小时，终于从陕西省来到了河南省的一个蓄水池。丁先锋和儿子轻车熟路地做起了准备工作，把一节节水管接起来连到塑料桶裏之后就开闸接水。在接水过程中，为了防止管子断开，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裏，丁先锋一直用手抓着接口处。记者发现，水裏明显能看到很多杂质。丁先锋告诉记者，在当地，像他这样有车有桶可以自己去拉水的村民其实并不多。由于大多数劳动力都已外出打工，现在大多数村民还要花钱请人拉水，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

　　——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由于取水困难，村民们只能是省之又省。

　　——灵口镇三星村同样是在2019年退出了贫困村的序列。乔春娥是三星村的村民，在她的眼中，家裏从来不出水的水龙头，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她指着一个长满了青苔、直径不到两米的水池说，这就是周围十几户人家的水源。乔春娥娴熟地撇开水面上漂浮着的杂物，记者看到在水中还有蝌蚪和一些浮游生物。乔春娥告诉记者，这个水洼可是周围十几户街坊眼中的宝贝，等到天气热一点或是农忙的时候，大家伙甚至抢着来挑水。

　　——为了解决吃水难题，三星村的村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去水洼裏挑水，一位村民还在房檐上铺设了管子，这样雨季来临时就可以把雨水收集到自家的旱窖裏了。

　　——在灵口镇的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面临饮水难题的乡亲们都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在他们家中的“明白卡”上，饮水一栏却都打上了饮水安全的标誌。

　　（摘录完）

　　洛南县脱贫掺假主要涉及脱贫中确保饮水安全的四条标准：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农民无力支付和不愿支付的高水价。 二、陕西洛南县的自然地理环境评价首先要纠正央视报道中对洛南县区位和自然条件的评价。报道说，陕西省洛南县是个偏远的小县城，在秦岭南麓的山区裏，受区位和自然条件的限製，这裏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一直是当地一项重要的任务。

　　洛南县位于陕西省东南，秦岭东段南麓，华山之阳，洛河源头。这裏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史官仓颉5000多年前在洛南指掌而创文字。《河图》《洛书》为《周易》之源，其中“洛书”，俗称“神龟负书”出洛水于洛南灵口。曹植写的《洛神赋》开篇就是：“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洛神是指宓妃，她是传说中古帝宓羲之女，溺水死于洛水而为神。关中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秦始皇就是利用关中平原的经济实力统一了中国。而洛南县则有陕西小关中之称，可见当地水土资源的富裕。

　　洛南县面积2830平方公裏，2016年户籍人口46.33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裏164人（实际常住人口更少）。洛南县属于暖温带南缘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11.1℃，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入选“中国避暑名县榜”，全域处于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洛南县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在中国北方地区、在陕西省属于降雨多的地区。洛南县河流众多，境内长度在1公裏以上大小河沟1366条，构成扇形或叶脉形的水系网络，河网密度为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大的河流上有属于黄河水系的洛河和属于长江水系的丹江。水力资源较为丰富，总径流量8.449亿立方米，人均径流量1824立方米，高于陕西省人均水平。洛河正好横穿洛南县灵口镇。洛南生物资源得天独厚，种类繁多。大鲵、林麝、青羊等珍稀生物在此栖息，设立灵口大鲵自然保护区。林业用地面积248.91万亩，常见树种160多个品种，主要有柏、松、壳斗、桦树、杨树、玄参、核桃、柿子、蔷薇、漆、苦木、槭及竹亚等科，号称森林复盖率68.9%。这裏做个简单对比：德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237人，年降雨量500至1000毫米，森林复盖率33%。

　　秦岭被认为是中国的龙脉，中国风水最好的地区，也就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在平均年降雨量760毫米、河网密度每平方公裏0.754公裏、森林复盖率68.9%、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裏164人的地区，出现农村贫困人口缺少安全饮用水的问题，确实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三、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据说中国现行的脱贫标准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指标，2020年收入达到人民币4000元左右，并且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简单说一共是三个概念：

　　——年收入4000元； ——两不愁； ——三保障。

　　脱贫标准中并没有关于饮用水安全这一条，有人解释说，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这一条之中；也有人解释说，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条之中。

　　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不愁吃这一条之中，中共政府部门在政府信息公开中是这么宣传的：提高政治站位，确立农村饮水安全首要位置。农村饮水安全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最基本的目标和底线性任务之一[3]。2018年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的《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水农[2018]188号）指出：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是实现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中“不愁吃”的重点工作，是中央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4]

　　饮用水安全包括在三保障的住房安全有保障这一条之中，这个说法是来自习近平的指示。2019年4月16日习近平指示说：“还比如，‘三保障’工作不扎实，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5]

　　2021年3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今天，我们隆重召开大会，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习近平特别指出：“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显着提高，全部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

　　可是习近平并没有说明，贫困中的饮用水安全问题是自什么时候开始？产生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到2020年底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是否真正得到了解决？ 四、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原因是人口不能自由迁徙，生态环境破环、水资源过度开发和工农业汙染以及中共政权对水资源的完全控製中共党史认为，中共取得政权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共最为关心的问题。“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决支持和拥护。中国农村有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有一些人吃不饱饭的问题，有粮食产量不高的问题，有水利灌溉设施匮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农村人口的饮水长期以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中国是个水资源条件相当不错的国家[6]。人类逐水而居，过去中国农村人口依靠河水、泉水、水井而生，就是说依靠水资源的自然分布而满足生活用水需求。宋代词人李之仪的《蔔算子》中有：“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正说明，地表河流是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此外浅层的地下水、泉水也是生活用水的来源。富兰克林·H·金教授在《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乡村四千年依靠的是自然净化的环境，实施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并没有缺少饮用水的问题。笔者1969年到北大荒、黑龙江省富锦县二龙山公社龙阳大队插队落户。村子裏的老乡大多数是从山东胶东半岛“闯关东”到这裏来的。龙阳大队四百多口人，村子裏有几口水井，满足村民的生活用水要求。

　　中国有不少研究毛泽东水利思想的书籍和文章，有纪录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关心水利建设的书籍和文章，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没有把中国农村饮水视作是一个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7]

　　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现在官方版本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程建设……[8]专家们用笔轻轻一带，时间就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的一些学者把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人口缺乏饮用水安全的问题归之于老天，老天待中国不公。张春玲等在《浅析中国水资源短缺与贫困关系》一文写道，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多，减贫任务艰巨。多数贫困农村水资源相对短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供水安全难以保障，农业靠天吃饭现象严重。张春玲等认为，中国水资源短缺是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供水安全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9]

　　笔者认为，中国农村饮水问题之所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正说明农村供水安全难以保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的不均匀，而是另有原因。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禁止人口的自由迁徙，中共用城乡户口製度将农村人口牢牢地绑在那一块土地上，哪怕是某个地区的自然社会条件发生了很大的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其次是中共提倡改天换地重整河山、大跃进、人民公社、砍伐森林、围垦河流、湖泊、湿地等等运动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再者是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近10万座水库大坝控製了几乎所有的河流，阻碍了水的自然流动，致使河流自净能力锐减；第四是工业和农村中小工业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汙染，汙染程度可谓名列世界前茅；第五是农村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地表水、地下水汙染，汙染范围之广，世界第一；最后是中共对水资源的垄断，控製取水权而收取高额水费。

　　黄河、海河、辽河、淮河、西北诸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已接近其可利用量，海河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量已达其可利用量的133%。为了弥补地表水的不足，继而大量开采地下水乃至深层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破坏了原有的农村人口的供水设施，导致农村人口饮水问题的范围和严重程度不断扩大。

　　刘昌明等在《浅析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文认为：世纪之交，当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时，又面临着第二贫困——水贫困，水的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的重大问题。这个判断是十分中肯的。刘文以黄河流域加以说明。首先是水资源开发过度，水资源利用率太高。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水资源利用率超过40%的极限利用水平就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黄河流域及内流区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仅为719亿立方米，1990年黄河流域工农业及城乡生活总取用水量为478亿立方米，1990年为517亿立方米。第二是用水浪费，地下水严重超采。随着工业与城市生活用水的不断增加，西安、太原、洛阳、呼和浩特等城市，由于连年过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位逐年降低，形成了较大范围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第三是水资源汙染严重。废汙水排放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18.5亿吨增加到80年代初的21.7亿吨，到90年代初达到32.6亿吨。在90年代初，水质满足III类标准以上的河段长度已不足总河长的三分之一。水质呈明显恶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危机。[10]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共实行的就是计划经济，对黄河水资源的分配上也不例外，五年规划中都有黄河的分水计划。刘昌明等文章中所提到的黄河流域及内流区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719亿立方米，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不可靠的数据。贾绍凤，张士锋在《黄河流域可供水量究竟有多少？》的文章中指出，在平水年条件下，黄河流域的可供水量只有550至560亿立方米，比原来估计的最高数低出许多。[11]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做黄河流域水量分配，出发点是那个多年平均值。但是自然河流每年的径流量并不是按照多年平均值流淌的，它总是偏离平均值。遇到枯水年，径流量达不到平均值，但是各省区还是按照中央製定的计划定量取水。这样有的省区就无法得到计划分配的水量。特别是特枯年份，径流量的差额就更大。黄河三门峡站的实测年径流量最大值为544.4亿立方米（2012年），最小值仅为267.2亿立方米（2002年）[12]。黄河干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不同，各支流径流量的年际变化更大。在这个平均值基础上做的各省区的分配水量计划，最后结果造成各省区抢水，使得原有的水资源显得更加匮乏。而沿河省市抢水的结果，导致了中央政府对黄河水量更加严格的管控：先保大城市，先保国有工业。农村人口生活用水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尽管黄河支流洛河发源于洛南县，并穿过县境，但是洛南县的百姓，并不能直接到洛河去取水，他们没有中央政府颁布的取水权。在中共推荐的电视剧《山海情》中就有具体的表现：黄河上刘家峡水库管理处不给移民点放水、移民点不支付高昂的水费，就得不到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水。[13]洛南县的另一条大河是丹江，它是汉江的支流，流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所以丹江的水就是要进京的贡水，洛南县的百姓也不能直接到丹江去取水。中共垄断了洛河、丹江的取水权，洛河、丹江流域的洛南县农民不能得到洛河、丹江的水，自然也就成为所谓的“水资源匮乏地区”。

　　下面一张画颇能说明农村饮水问题的发展，特别能说明海河流域、华北平原水资源缺乏的演变。

　　中共取得政权以后，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建造水库大坝的运动，最早是在海河流域展开的。不久海河诸河流上游都建造了大水库，控製水源，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控製洪水。在建造水库大坝的运动中出现了人民公社这样半军事化的组织。人民公社又大大推动了水库大坝的建造。党委书记一挥党旗，几十万农民上阵，推车挑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海河流域甚至出现一炮炸出一个东川口水库大坝的奇迹。海河诸河流汇集到九河下梢的天津，流入渤海。为了防止渤海海水的倒灌，中共政府决定在天津建海河闸。工程于1958年7月1日开工，1958年12月28日竣工。海河闸的泄洪能力仅为每秒1200立方米。1963年8月海河流域出现大暴雨，之前建造的水库大坝没有发挥所期望的防洪效益，相反300多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坝，也包括一炮炸出来的东川口水库大坝。一时间海河洪水的最大流量大于每秒78000立方米。受海河闸的阻挡，洪水不能像以前一样流入渤海，只能平地行洪，冀中，冀南平原及天津市南郊广大地区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特别严重。大洪水过后，196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11月18日周恩来带着钱正英等一大批官员到达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主要措施就是在山区再多建水库大坝，在平原开挖新的入海河道，如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等五条新河，扩大海河泄洪能力，以弥补建造天津海河闸后海河泄洪能力不足的问题。开挖的五条新河及渠道破坏了华北平原的水系。平日裏这些新河中无水，但华北平原的地下水位随着新河的开挖迅速下降。这就必须把原有水井加深再加深，井裏才能有一点水。1965年之后，海河流域出现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干旱，加上当时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修水利多产粮食，钱正英等号召在华北平原打深井、建机井。过去这裏提取的是浅层地下水，可以得到降雨的及时补给；现在提取的是隔水层下面的深层地下水，重新补给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这样华北平原上的机井越打越多，地下水位越降越低，于是又促使机井越打越深，不久便出现了地面沉降问题，出现了深层地下水的水质问题。中共政府采用汙水回灌地下水，期望地下水位下降的问题得以製止，结果是导致地下水全面汙染。这样，海河流域、华北平原就成为了中国水资源特别贫乏的地区。这个水资源的缺乏不是原有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而是中共人定胜天、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结果。黄万裏先生在《致水利部钱正英部长的一封信》中对此事有深刻的揭露。黄万裏先生还指出，沦陷（日本侵华）期间华北普遍设有手压吸水机，每机可吸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五亩地[14]。这也是当时华北平原农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淮河流域则是中国地表水汙染最严重的地区。淮河流域第一次爆发大规模严重水汙染的时间是1994年7月。当时淮河上游突降暴雨，一些水库乘机开闸泄汙。洪水所经之处鱼虾尽死。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长达54天之久，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中共政府出臺淮河流域治汙规划，从1995年开始在淮河流域进行大规模治汙行动，要实现在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汙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经过10年时间，花费巨资集中治汙以后，淮河流域严重水汙染依旧。2004年7月，淮河又爆发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汙染事故。据说淮河裏“有史以来最大”的汙染团，“如同巨大的黑蘑菰，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裏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汙染水团全长133公裏，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洪泽湖上氨氮超过平时的60倍，水质全为劣五类。洪泽湖湖面约3500平方公裏，蓄水总量约30亿立方米，成为完全没有水功能价值的一湖毒水[15]。2018年受“摩羯”“温比亚”臺风影响，淮河流域出现大暴雨，上游水库泄洪夹带汙水，造成洪泽湖湖水汙染，大量鱼蟹死亡。[16]

　　淮河流域是中国癌症村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署名为“徐超-环保研究员”的新浪微博用户表示，中国数十“癌症村”中，64个由水汙染导致，排名第一。国内网路上更是出现了《在中国，90%的癌症，是水汙染引起的！》[17]的文章。2013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製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中国协和大学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联合推出《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发表，图集包括淮河干、支流水环境变化、水汙染频度时空变化以及淮河流域人群消化道肿瘤死亡率分布等108幅地图。图集利用现有监测数据，通过对数据进行再分析，描述淮河流域过去30年来水环境变化和当地人群死因，尤其是消化道肿瘤死亡水平变化。图集向中国民众揭示了水汙染与肿瘤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中国环保人士认为这是官方机构首次证实淮河两岸数十个“癌症村”的出现与水汙染有直接关系。[18]最近几年，“中国癌症发病率全球第一！”“中国的癌症死亡率排名世界第一！”这样的消息在网路上广为流传。[19]由于高额的治疗费用，一个癌症病人可以摧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谈癌色变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图5展示的癌症村居民拿着受汙染的水，请求环保团体帮助检测，希望能有科研、卫生部门和环保团体写出评估报告，具体证明癌症村居民得病与企业排放汙染物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没有一个科研、卫生部门或环保团体愿意伸出双手帮助受害的居民，也没有一个法院接受这样的案件。科学家只是提供理论性的、宏观的认识，不敢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唯恐触犯某根红线。

　　唯色在《西藏的汙染与中国式“气候变暖”》一文中写道：佛教大师阿底峡用优美的诗歌贊美西藏高原的水：“雪域之水，尝一口冰凉爽口，新鲜纯净，清澈又香甜；喝起来不伤脾胃又滋润水田，这就是有八种优点的藏地之水。”而如今呢？祖拉康僧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年他出家时，拉萨河水可以喝，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病毒，但现在很可惜，河水已经不能再喝了。原因是河流上游地区对黄金等矿藏的野蛮开采。有的矿区甚至就没有设置汙水处理，导致含有化学药物的汙水横流，使得附近村庄不但失去饮用水，只能从遥远而崎岖的山后连接简陋的水管来解决生活用水。不少农牧民患上难治的怪病，生活变得很艰难。[20]西藏高原地表水水质变坏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原大地地表水水质变坏的过程。 五、联合国的国际饮水供应十年活动和世界银行帮助中国建设贫困农村地区供水工程中国农村饮水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显露出来。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7年3月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召开的联合国水事会议上．提出了开展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活动的建议[21]。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决定：为实现“人人享有安全饮水与卫生”的全球性目标。自1981年至1990年定为《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以便向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安全饮水和卫生设施，预计这项活动将耗资1400亿美元。[22]。

　　中国政府决定参加这一活动，看重的是由此可以直接获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这框架下，联合国所属机构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开发计划署等多项国际支援与合作项目在中国多个省份展开，加快了贫困农村地区供水与环境卫生改厕的进程。从1985年至2004年联合国机构在中国共投资约69亿美元，其中世界银行贷款约33亿美元，共建集中式供水系统6042处，分散式供水系统65772处，供水受益人口2437.71万人，其中自来水供水受益人口占97.15%。[23]

　　随着世界银行等机构资金的投入，外国专家也给中国带来了农村给水设计规范、农村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新的知识以及规范、规程和标准等。比如世界银行投资项目规定了世行贷款项目供水工程建设的人均综合用水量和人均投资额的指导控製标准。在中国气温较高的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中国气温较低的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60至80升。人均投资额控製的标准为30美元/人以下。[24]请读者在这裏註意一下当时定下的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每人每日60至100升。 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批转了第一部有关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配合联合国的活动，1983年国务院批转了《改水防治地方性氟中毒暂行办法》。这是中央政府批转的第一部有关农村饮水问题的文件。1984年中央政府批转了《关于加快解决农村人畜饮水问题的报告》以及《关于农村人畜饮水工作的暂行规定》。[25]

　　刘善建《中国的用水和供水》一文中介绍说，根据1987年的统计，中国农村人口8亿多，用水标准不一。北方农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0至25升；南方农村生活用水，每人每日25至40升。中国共有牲畜2.8亿头，其中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吉林和四川等7省区占40%以上。一般大牲畜每头每日饮用水25至35升，中等牲畜每头每日8至25升。

　　除了上述水量标准，当时还定下一个饮用水困难的取水距离标准：

　　——用水距离1000米以上；

　　——高差在100米以上。

　　由此得出，中国农村需要解决饮用水困难的地区的人口1.65亿，牲畜1.07亿头[26]。这篇文章收在钱正英主编的1991年出版的《中国水利》一书中，该书份量很重，有中英文版，作者都很有来头，该书钱正英主编的最重要书籍。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解决农村饮水困难才正式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在中国一项工程只有编入五年规划才算是受到了重视。1991年国家製定了《全国农村人畜饮水、乡镇供水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八五”计划指1991年至1995年）。1994年把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纳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一步通过财政资金和以工代赈渠道增加投入。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中国多个省市开展了解决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的工程，如甘肃省实施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贵州省实施了“渴望工程”，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了“380饮水解困工程”等等。[27]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在国家统计局编写的《新中国五十年》一书中指出，到1998年全国农村70%以上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卫生水[28]。

　　《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指2006年至2010年）回顾历史指出，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按照1984年发布的农村人饮困难标准统计，到2000年底，全国农村仍有4639万人饮水困难，其中2042万人属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的，2597万人是由于人口增加、水源枯竭、工程老化等原因新增的。2000年，国家编製了《全国解决农村饮水困难“十五”规划》（“十五”规划指2001年至2005年），提出了分阶段解决农村饮水困难的目标，第一阶段解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的饮水困难问题，尽快完成和实现该计划所确定的饮水解困任务和目标；第二阶段解决新出现的饮水困难问题，力争到“十五”末基本解决我国农村现存的饮水困难问题，保证群众基本的生活用水要求。2001～2004年，中央共安排国债资金597亿元，地方和群众筹资85.5亿元，解决了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29]

　　根据中共政府发表的数据，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再解决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中国农村的饮水困难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七、没完没了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到了2004年底，出来了新的数据。根据全国调查结果，截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分散式供水人口为5.8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62%；集中式供水人口为3.6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8%（主要为200人以上或日供水能力在20立方米以上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工程）。中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2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4%。其中，饮水水质不安全人口为2.2722亿人，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70%；水量不足、保证率低、取水不便人口为9558万人，占饮水不安全人口的30%。[30]新数据暗含中国农村人口9.4亿。

　　经过2001～2004年四年时间，投资682.5亿元资金，原有的有饮水困难问题的5618万农村人口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增加到3.228亿人，其中70%的人是因为饮水水质问题，而另外30%是水量不足、保证率低、取水不便，可见中国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是主要问题，而不是中共所称的水资源不足或者分布不均匀造成的水量等问题。扣除2005年《应急规划》已解决的1104万人，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为3.1176亿人。原定的目标，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存在的饮水困难问题可以基本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用水要求得到保证，全部泡汤。中共政府未解释其中的原因。

　　按照《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计划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解决3.228亿人中一半即1.6亿农村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以2005年为价格水平年，实施“十一五”规划全国人均需要投资403元/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423元/人、392元/人、386元/人，共需要投资650亿元。

　　五年之后，出臺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十二五”规划指2011年至2015年），文件总结道：“十一五”期间，国家累计安排投资1009亿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590亿元，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超额完成任务。《规划》还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解决农民饮水问题，不断加大投入和工作力度，已累计解决了4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问题，其中“十一五”期间解决了2.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这裏暗含从中共执政以来至“十五”期末，解决了1.9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这个数据与《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中的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了约2.16亿人的农村饮水困难问题的信息是矛盾的。《规划》又提出了“十二五”时期要解决全国2.98亿农村人口（含国有农林场）的饮水安全问题和11.4万所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使全国农村集中式供水人口比例提高到80%左右，供水质量和工程管理水平显着提高。[31]

　　据说“十一五”期间超额完成任务，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一五”规划时，中国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是3.228亿人，解决了2.1亿农村居民的问题，应该还剩1.128亿人，但是“十二五规划”期间却要解决全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人口是2.98亿，又多出了1.148亿人。

　　“十二五”结束时，水利部部长陈雷宣布，“十二五”期间解决了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中2015年一年就解决6434万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32]又比原来饮水不安全的2.98亿人多出一些。

　　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张汉松总结说，2005年至2015年（即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共安排2817亿元，其中中央投资1825亿元，解决了5.2亿农村居民和4700多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十三五”期间（2016年至2020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拟安排中央补助资金220亿元，重点用于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情况。

　　2020年8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宣布，中国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得到全面解决。“十三五”期间，中国决定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水利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巩固提升受益人口2.56亿人，其中解决了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由2015年的82%和76%分别提高到2019年底的87%和82%。[33]

　　2021年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将“十三五”期间的成绩做些修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和巩固提升工程，累计解决2889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饮用水量和水质全部达标，3.82亿农村人口受益；贫困地区自来水普及率从2015年的70%提高到2020年的83%。”[34]

　　从上述发表的数据可以得到下述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的累计数字：

　　到1999年底中国累计解决农村饮水困难问题的人口：约2.16亿人；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期间（2005年至2015年）：5.2亿人；十三五规划期间（2016年至2020年）：0.2889亿人（不包括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累计7.6489亿人。

　　按照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人口9.4亿人。那么从1949年到2020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2020年，一共解决了7.6489亿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占农村总人口的81.4%。

　　按照水利部官员刘善建《中国的用水和供水》的文章，根据1987年的统计，当时中国农村需要解决饮用水困难的地区的人口为1.65亿，占中国农村人口8亿多的20.6%。

　　对比两组数据，5.9989亿有饮水安全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是在1987年之后产生的。这些有饮水安全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的产生，不是确定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指标有所提高了，恰恰相反，指标是大大降低了，特别是水质指标。 八、2004年中国农村饮用水的四条标准下面谈谈农村饮水水质标准的变化。

　　根据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提供的数据，2001年至2004年，中央政府安排国债资金97亿元，地方和群众筹资85.5亿元，一共解决了561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基本结束了中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35]。

　　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问题已经基本结束，这本是大好的消息。但是此时中国农村饮水的严重问题才真正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的议事日程，这是中共最高层对大好消息的非逻辑信反应。2005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提出：“要把切实保护好饮用水源，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作为首要任务。科学规划，落实措施，统筹考虑城乡饮水，统筹考虑水量水质，重点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等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的问题以及局部地区饮用水严重不足的问题。”

　　按照中央领导关于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卫生部编製了《2005～2006年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规划》，2005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规划。按照国家对“十一五”（2006至2010年）规划编製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和卫生部共同编製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在这个规划的附件中，包含了2004年11月水利部、卫生部颁布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体系》。[36]

　　《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分安全和基本安全两个档次，由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四项指标组成。四项指标中只要有一项低于安全或基本安全最低值，就不能定为饮用水安全或基本安全。

　　四项指标如下：

　　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为安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基本安全。

　　水量：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40－60升为安全；不低于20－40升为基本安全。根据气候特点、地形、水资源条件和生活习惯，将全国分为5个类型区，不同地区的具体水量标准可参照附表确定。

　　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为安全；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为基本安全。

　　保证率：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5%为安全；不低于90%为基本安全。

　　2004年11月水利部、卫生部颁布的《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体系》中的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指1985年由卫生部提出的国家标准（GB5749—85），该标准适用于城乡供生活饮用的集中式给水（包括各单位自备的生活饮用水）和分散式给水。这个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共有35个指标。

　　对于农村饮用水则采取更低的要求，即农村则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检测指标从35个减少到20个，许多指标的限製值也都放宽。

　　城镇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高，农村居民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低，在中国这个二元社会一直被认为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城镇居民的命贵，农村居民的命贱。 九、2006年中国颁布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

　　2006年12月29日卫生部联合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取代了1985年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85）。新标准自2007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实施。1985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只有35项水质指标，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增加至106项水质指标，其中新增71项，并修订了8项。

　　据说2006年《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third edition. Vol. 1, 2004, Geneva）、欧盟（EU’s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Council Directive 98/83/EC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intend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Adopted by the Council, on 3 November 1998）、美国（US EPA.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and Health Advisories, Winter 2004）、俄罗斯（俄罗斯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2002年1月实施）和日本（日本饮用水水质基准（水道法に基づく水质基准に关すゐ省令），2004年4月起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共媒体确实好好吹捧了一番。

　　在2006年新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也有针对农村地区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在城镇供水方面，水质指标从35项增加至106项，限值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对农村的水质要求，水质指标从1985年的20项减少到2006年的14项，一些水质指标的限值也有了放宽。

　　《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的标准比城镇使用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低了许多。

　　农村和城镇饮用水标准对比：

　　指标 农村标准 城镇标准 菌落总数（CFU/mL） 500 100 砷（mg/L） 0.05 0.01 氟化物（mg/L） 1.2 1.0 硝酸盐（以N计，mg/L） 20 10，地下水源限製时为20 色度（铂钴色度单位） 20 15 浑浊度（NTU-散射浊度单位） 3，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製时为5 1，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製时为3 pH（pH单位） 不小于6.5且不大于9.5 不小于6.5且不大于8.5 溶解性总固体（mg/L） 1500 1000 总硬度(以CaCO3计，mg/L) 550 450 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mg/L） 5 3，水源限製，原水耗氧量＞6mg/L时为5挥发 铁（mg/L） 0.5 0.3 锰（mg/L） 0.3 0.1 氯化物（mg/L） 300 250 硫酸盐（mg/L） 300 250 表1：农村和城镇饮用水标准对比，笔者製作 十、2018年颁布的中国农村饮用水的四条标准按照规定，2006年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全部指标最迟于2012年7月1日实施。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没有一个城市的自来水厂可以说，它的自来水百分之一百地符合这106项水质指标的要求。大多数自来水只能满足部分水质指标的要求，所以自来水厂只是公布它们检测合格的指标，不合格的、没有检测的指标就不公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云川曾经指出：“不管北方南方，对于国家规定的106项饮用水指标，能够满足检查的仪器设备不足50%。最严重的、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指标，没有办法检查，甚至连装备都没有。”[37]国内媒体时有报道说，某某水厂的自来水106项指标全部合格。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按照质量标准，自来水中不得含有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但是无论自来水厂设备如何先进，也还是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城镇自来水质量不好的关键在于原水质量不好。按照中国现行标准，自来水厂水源地的水质达到III类水即符合标准。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陶涛教授认为：“我们希望水源区的水可达到II类。但由于汙染严重，即使水源地标准已降至III类，许多城市仍然尚未达标。”[38]陶涛教授没有道明的是，现行的III类水只是过去的IV类水，是汙染水，是不能做饮用水水源的。现行的II类水是过去的III类水，是合格的饮用水水源。中共也是通过降低标准，才使得中国地表水水质的数据变得好看一些，但是这不能更改地表水受到严重汙染的事实。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笔者的《连个水都没法喝 厉害啥？我的国！》[39]。

　　同样，针对农村地区的《小型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部分水质指标及限值》也难以得到完整的落实。如前面已经论述的，确保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中最基本的底线。201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目标：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40]

　　到2020年，确保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习近平定下的死任务，而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是实现脱贫的前提。如果继续执行2004年版或者2006年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那么“全面完成脱贫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都说中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上，中共的办法是不断降低标准。

　　2017年11月，中国水利学会开始《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的编製工作。标准于2018年3月29日通过理事长办公会审议并发布，201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2018年8月，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了《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水农[2018]188号）。该《通知》规定，各地可直接使用中国水利学会发布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开展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工作。[41]

　　2006年之前，中国有两套《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套是卫生部编製的，一套是建设部编製的（两个部的名称时有变化），闹得不可开交，特别是是各地自来水厂属城建部门管理，根本不听卫生部的。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其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组织、协调和编製国家标准。2006年卫生部联合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编製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国才有统一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如今，中国农村地区又有了两套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一套是卫生部联合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编製的；一套是中国水利学会编製的。中国水利学会编製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并不是国家标准，而只是行会标准，并不具备权威性。而且中国水利学会编製的《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标准低，起不到保护公民身体健康的目的。但是2018年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却同意采用了这个低标准。

　　2018年与2004年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的对比

　　2018年的标准 2004年的标准 水量方面 丰水地区每人每天可获取的水量不低于35升，缺水地区不低于20升。 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40－60升为安全；不低于20－40升为基本安全。根据气候特点、地形、水资源条件和生活习惯，将全国分为5个类型区，不同地区的具体水量标准可参照附表确定。 水质方面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的用水户，要执行现行水质标准；分散供水工程的用水户，要求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用水户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 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的为安全；符合《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的为基本安全。 用水方便程度 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取水距离不超过800米；牧区可适当放宽。 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为安全；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分钟为基本安全。 供水保证率 供水保证率要大于90%，即一年90%以上的时间供水能得到保障。 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5%为安全；不低于90%为基本安全。 表2：2018年与2004年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的对比，笔者製作通过对比可以看到，2018年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比2004年的标准更低，特别是在水量和水质方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银行帮助中国搞农村供水设施，製定的人均综合用水量标准是：在气温较高的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80至100升；在气温较低的北方，人均综合用水量的标准为每人每日60至80升。

　　到了2004年，标准降低为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40－60升为安全；不低于20－40升为基本安全。

　　到了2018年，标准再次降低，丰水地区每人每天可获取的水量不低于35升，缺水地区不低于20升。

　　农村饮水安全中的水量，不但包括每天必须的饮用水，烧饭烧菜用水，还包含日常个人卫生用水，即洗脸、洗澡、漱口用水等，并统筹考虑饲养畜禽和二、三产业等用水等等。

　　作为对比，2018年中国城市人均家庭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天131升[42]。中国农村地区脱贫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不低于20升，仅为城市人均消费量的15%。用这个标准来判定是否脱贫，实在是太低了。

　　在水质方面，2018年的评价标准更是没有了道德底线。2004年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裏面有水质标准20项，与当时城镇实施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质标准35项相比，一半多的指标要求检测，虽然各项标准的限製值有所差别，但也要经过实验室的化验，才能确定是否合格，就是说，还有个科学的、客观的标准。到了2006年，水质标准下降到14项，但是各项标准依然保留有限製值，也还要经过实验室的化验。到了2018年，水质标准只剩下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和无异色异味。就是说，水质检测不用到实验室去了，没有任何定量的指标，只要用肉眼看一下，用鼻子闻一下，就可以知道水质的好坏了。难怪洛南县农民从取水点拉回来的水，用纱布裹住管子，就算过滤了。这样经过纱布过滤的水，就能满足2018年水质标准的要求了。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喜欢说“与时俱进”。但是中共在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方面，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正是依靠2018年颁布的农村饮水安全的低标准，才有了2020年全面脱贫的胜利。这种胜利有意义吗？喝了这种“合格”的饮用水，能保证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吗？能保证不得癌症吗？能保证不返贫吗？

　　就是《百度百科》也看不下去，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词条中关于水质的解释，还是说应该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要求[43]，就是2006年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十一、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戳穿了中共的谎言谈到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一些专家都把问题推到中国城镇化率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有9.4亿之多。说到中共的伟大，就是截至2020年一共解决了7.6489亿农村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但是根据中国第一次（1953年）至第七次（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人口从来没有达到过9.4亿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农村人口达到8.0739亿人，这是农村人口的最大值。如果说，从1949年到2020年一共解决了7.6489亿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占农村总人口最高时8.0739亿人的94.7%。

　　人口普查 全国人口 城镇人口 比例 农村人口 比例 2020年 14.1178亿人 9.0199亿人 63.89% 5.0979亿人 36.11% 2010年 13.3972亿人 6.6557亿人 49.68% 6.7415亿人 50.32% 2000年 12.6583亿人 4.5844亿人 36.22% 8.0739亿人 63.78% 1990年 11.3368亿人 2.9971亿人 26.44％ 8.3397亿人 73.56％ 1982年 10.0818亿人 2.1082亿人 20.91％ 7.9736亿人 79.09％ 1964年 6.9458亿人 1.2710亿人 18.30％ 5.6748亿人 81.70％ 1953年 5.8260亿人* 0.7726亿人 13.26％ 5.0534亿人 86.74％ *1953年人口按城镇人口加上农村人口计算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与其他来源略有不同 表3：中国历次人口普查中的农村人口，数据来源：维基百科如果中共政府发布的数据为真，那么，中国农村有饮水安全问题的7.6489亿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产生的，其中绝大多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是在2000年之后产生。人们不仅要问：中共到底是问题的解决者？还是问题的製造者？

　　如果中共政府发布的数据为假，没有解决7.6489亿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那么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特别是是2000年之后，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五、六千亿元的投资[44]到底进了谁的腰包裏？

　　回到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脱贫掺假被曝光，村民拉来的地表水经过纱布的过滤，便达到了饮用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的要求，也就达到了脱贫的要求。

　　就是这样饮用水的水质，村民一个月要花50元拉水。再把拉来的水存在旱窖裏，折算下来，一吨水需要花费50到60元钱。水费是中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中共政府现在最为焦急的问题就是农村地区的水费收不上来。2021年3月2日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在全国农村水利水电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完善农村供水水费机製[45]。这些年来，水利部的领导喋喋不休地宣传要建立合理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製。采取刚性措施收缴水费，指导督促地方落实现行水价政策，合理核定供水成本，因地製宜实施单一製、两部製、阶梯式等水价製度，推行计量收费等等。

　　四、五千年中国农村居民习惯于直接取用井水、泉水、江河水、山溪水、池塘水，那时的水质也都能满足水中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的要求，现在他们并没有获得安全洁净的自来水，没有享受到便利优质的供水服务，当然不愿意缴纳高昂的水费，因为商品的质量低劣。但是，如今中共垄断了全国的水资源和水权，所以中国农村居民将不得不为低质的饮用水交纳水费，而且水价只会越来越高。

中国农民谈维权经历

作者 周德才 写于 二零二二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十几年间，中国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目共睹，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发生了一些“举世闻名（瞩目）”的事件——国际社会往往能够通过驻中国的外媒机构及时的了解到，而很多中国老百姓却毫无知晓，原因仅仅是因为中共宣传部门在中国国内“一手遮天”！

　　每年秋征开始后，全国各地的乡村干部纠集地痞、流氓、黑社会恶势力横征暴敛，到处搜刮和抢劫居住在农村的老百姓，有时候公检法“大队人马”也一起披挂上阵，做出无计其数令人发指的事情，很多农民因为反抗被打死打伤，还有很多农民遭到非法关押和拘禁。

　　为了搜刮、抢劫、掠夺老百姓，特别是为了强制执行计划生育，中共的县乡村三级体制一齐大力扶植豢养地痞、流氓、恶棍等黑社会恶势力，很多农家妇女、农家少女遭到了这些恶势力的强奸和轮奸（我在组织固始县农民“土地维权”时，一些受害者曾向我陈述自己被城郊乡派出所所长杨明孝等人、隔夜村村支书祝义林等人、六里棚村村支书汪志宏等人严重伤害的事实和过程，我劝这些受害人公开站出来指正杨明孝、祝义林、汪志宏这些作恶多端的人渣，但这些受害人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公开指正杨明孝等人）；绝大多数的受害人至今仍然不敢揭发、检举、指正作恶多端，一直伤害着自己的乡村干部、公安干警及其黑社会恶棍们——可见中国的法治问题是多么严重。

　　虽然经过了很多次所谓的“换届选举”，但这些“反法律（践踏法律）”、“反法治（破坏法治）”的黑恶势力、人渣却一直延存滞留在政府的体制中——以至于中共这个执政党在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异化为地地道道的黑社会恶势力、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了！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长期在老家固始县、商城县组织农民联合维权，后来自己家里一贫如洗。为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上学读书及一家人的生活，也是为了给那些因为反抗而受到打压和伤害的农民讨回公道，1999年年初我不得不到广东东莞打工。我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机会与国际媒体及人权机构取得联系、以披露中国内地农村的黑暗与罪恶，一边用电话继续组织老家的农民维权抗争。

　　2002年元月2日，河南商城县伏山乡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伏山事件”，公检法“执法大队”因为搜刮抢劫老百姓而引发冲突，参与抢劫的警察被怒火冲天的老百姓打的丢盔卸甲、猖慌逃窜，六辆警车被掀翻并砸毁。

　　“伏山事件”发生之前的2001年，我正在广东东莞的“中兴公司”做钢结构工程联系业务，利用“工程业务员”的便利我通过电话与海外媒体（美国之音、美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的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并且通过外媒的介绍与中国劳工中心负责人韩东方先生联系上了，随后就把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实材料转发给美国广播公司及韩东方“国际人权机构”。其中有两起最为恶劣的事件。一起是固始县往流镇某村（村名我忘掉了） 的一个叫尖黎园村民组的寡妇张开英因为交不起村提留，先是被乡村干部纠集的一群黑社会恶势力作为人质关押起来，紧接着乡村干部们又把张开英膝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从村小学里赶出去，硬逼着两个小女孩去向亲友家借钱赎回她们的妈妈。因为张开英长得漂亮，关押期间遭到乡村干部及匪徒们的轮奸，张开英释放回去后便上吊自杀了。另一起是固始县胡族乡叶台子村农民孙元海因为拖欠村提留，被乡村干部纠集的一伙恶棍上门强行牵猪扛粮，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孙元海被活活的打死。

　　张开英的事情是我根据周边农民的口述而写成的材料、附有很多证人的签名证言，孙元海被打死后周边的农民对其尸体进行了拍照，有很多照片成为扎实的证据。

　　那个时候的我一边打工养家煳口，一边争取海外媒体了解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农民负担过重、内地农民生存危机严重、法治状况恶劣等，一边用电话引导两个县的农民联合行动、共同维权抗争；“伏山事件”发生前后，国际上的很多媒体一直在关注河南固始县、商城县两个县的农民维权。

　　“伏山事件”发生后，为了保护维权代表洪茂先等人的安全，2002年5月下旬我特地从“中兴公司”辞掉了“工程业务员”（当时公司规定“工程业务员”请假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月，加上我用公司的电脑和传真机给外媒发过很多资料，在公司没有发觉之前我决定辞工），6月份我赶回老家固始县和商城县，特别在伏山乡的枫树村和徐堰村呆了好几天，搜集具体证据材料的同时还做了一些具体安排，6月下旬我专门到北京与美国广播公司的老总齐先生见面，把很多具体事实证据交到齐先生手里，一再恳请拜托他想办法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把固始县、商城县农民所遭受的“严重人权迫害”事实证据递交到美国政府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后来改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些事情办好后我又从北京乘火车到东莞，应聘于高埗镇“高艺装饰公司”业务员。

　　为了促使中共尊重人权和进行政治体制（结构性）改革，我计划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几天再组织一些固始、商城两个县农民维权代表在北京举行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再一次向全世界真实的披露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所以拜托齐先生帮我约了一些外媒驻北京的记者，我又分别的与这些记者进行了电话联系，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没想到2002年11月3日夜晚（凌晨以后），以国家安全部韩处长为首的广东省安全厅、东莞市公安局、高埗镇治安队“大队人马”将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的住宿楼（该住宿楼还有其他公司合伙租赁）团团包围，一排排小车停放在住宿楼下面的大道上，高埗镇治安队的一伙人不由分说地将高艺公司办公室人员们一个个的拽到下面（高艺装饰公司办公室人员的住宿在三楼），还有几位女性，有的连衣服都没有穿好。张保、邓旭东两个人因为抗议，结果被打的跪在地上求饶，众目睽睽之下的所作所为不容中共抵赖！

　　国家安全部韩处长为首的一伙人不准许我在东莞打工了，他们让河南信阳市国家安全局的刘勇和固始县公安局的国保杨宗良、樊广宏等人把我押回到固始县的老家，行政拘留15天后，我又被信阳市国安局提押到信阳市，河南省安全厅的一些人代表中共的安全部门威胁（要挟）我，要我替中共的国安部门做事，继续与韩东方、等人联系，为中共的安全部门套取对方的资金和情报；如果我不答应，他们就要抓捕洪茂先、余弟久、余弟红、吕皇银、邬文新等多名农民维权代表与我一块治罪判刑，而且还要取消（剥夺）我们这些人子女将来就读大学的权利、甚至还会限制我们下一代就业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答应他们，我提出了“一大一小”两个条件，大条件是“希望党和政府善待中国老百姓，希望党和政尊重和改善人权，希望党和政府顺应民意、主动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小条件是“能够让我经常的去北京拜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于建嵘先生，请教他一些关于农民的问题，以开阔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见识，这样也有利于为你们做事”（后来在于建嵘先生的帮助下，我参加了2006年9月22日至23日广州增城大酒店举办的“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才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知名的、有良知的中央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特别是清华大学的蔡继明教授，他们为我们固始县农民保护自己的土地做出了很多、很大的帮助），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盘算着如何与中共的国安们斗智、险中求胜，凭着感觉我有把握能“反过来利用”中共的国安继续为老百姓伸张正义、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

　　在中共国安的逼迫下，我写了“不再参与和介入任何维权”的保证书；我的要求（条件）就是“中共必须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切实的改善和保障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中共的国安们只是口头上答应而没有给我写保证。

　　中共之所以“全面免去（取消）农业税”，全国各地农民的普遍抗争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农民的抗争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虽然“全面免去（取消）农业税”，但很快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强占掠夺农民土地，并且不择手段的以武力镇压反抗的农民，全国各地的农村又继续上演了农民普遍流血的悲剧、惨剧，而且我老家固始县的血案、惨案、冤案更是频频的发生。

　　我不得不找到把我押回固始县老家的中共国安们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兑现2002年11月份和我谈话时许下的“口头承诺”，他们居然抵赖和狡辩：谁承诺你了、承诺你什么哪？

　　但中国的宪法还有明文规定在那里呀，所以我要求中共遵守自己所制定的宪法，中共的国安们竟然反问我：就算共产党公然的违反宪法，你又能怎么样呢，自不量力。

　　——无耻的流氓嘴脸暴露无遗，所以我不得不公开地站出来继续组织老百姓维权！

　　当今的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被中共随意强占、侵害、掠夺，人权被中共肆意摧残、蹂躏、迫害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下岗工人及其他社会公民。

　　强占掠夺农民土地加上“高杠杆调节的金融垄断”、大规模房地产开发，制造了泡沫经济。这期间政府部门勾结大大小小的奸商们合伙搭建P2P平台（互联网金融）共同诈骗老百姓、导致三亿多的“金灾难民”上当受骗，可见当局从下至上“坑民害民”手段及行为是多么的恶劣！看看最近一两年发生的事：

　　山东平度的女乡党委书记王丽公开的声称：可以用一百种方法刑事（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老百姓，可以随便要（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老百姓一家人性命、包括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可以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收拾“任何一个不听话”的老百姓，王丽的话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湖南湘西永顺县的乡村女教师李田田因为中国教育问题写文章、说实话发到网上，遭到了绑架、被关进精神病医院。

　　当金光闪闪的奥运金牌挂上中国女子滑雪运动员谷爱凌脖子上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另一位中国女子20多年前就被铁链子锁住了脖子，一直关押在徐州丰县农村一个漆黑、冰冷的小屋里，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当初我在中共安全部门的威逼要挟之下，为中共的安全部门套取了中国劳工中心韩东方先生的资金和情报，也算是为中共做出了“不能公开的特殊贡献”（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公开了），但我要求中共尊重和保障人权、顺应民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改革、放弃专制独裁、主动实行民主而造福于中国老百姓及全人类。

　　我被关进看守所和监狱后才发现，原来中国的看守所和监狱正关押着很多“河南赵作海”。当今的中国，因为捍卫中国人权和拯救中国法治而被中共关进看守所和监狱的许志永、丁家喜、孙大午、张海滨父子、黄琦、秦永敏（还有很多）等人目前的处境与“铁链女”的差别多大呢？

　　中国的法律已经完全沦为当局坑民害民的工具了！

　　与之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各方面的确是取得了发展和进步，第一是“自然进化”的作用，第二是中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中共顽固派们的施舍和恩赐，更不能作为中共官僚“黑社会“组织“坑民害民”和“侵犯人权”的资本和理由。

　　作为“捍卫法律尊严”、“拯救中国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中国维权农民，为了给全国各地三亿多“金灾难民”追回损失和讨回公道、为了中国的下一代生活的美好幸福，我特地向广大的“金灾难民”们发出呼吁，只有大家团结起来维权抗争，“金灾难民”的维权才能取得成功和胜利！

中国邓右的邪恶本质

作者 曾节明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零年

      壹，邓小平没有理论，江贼民没有思想

　　中共长期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高唱：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邓小平根本没有理论，与毛贼东不同，邓小平本人从没能写出过任何系统的论述文章， “ 邓选 ” 仅仅是邓进行政治活动时作的报告、讲话、指示的七拼八凑，经常自相矛盾、极不严肃，根本不是壹个理论体系。邓小平在復出的时候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 1 。扬言要废除干部终身制，建设党内民主。但是没过几年他却大力倡导新权威主义，復辟慈禧的垂帘听政，并非法罢黜要求他退休的胡耀邦。邓小平 1986 年说，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改 2 ，但是他转过背去就反对政治体制改革，为之不惜制造六四惨案。邓小平为什么自相矛盾，反復无常，因为他没有理论，没有理论的人做事就不会有道德原则，邓小平是壹个十足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小人，他的唯壹原则是保住中共壹党专制，因为保住中共的统治就能保住他的家族利益。邓小平顽固坚持共产党专政，因此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厚黑之道，邓小平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厚黑术和实用主义庸俗市侩思想的杂烩。

　　江不仅没有理论，甚至没有自己的思想。江贼民提出的 “ 三个代表 ” 的思想，实际上是御用文痞王沪宁拼凑的欺世盗名口号。 “ 三个代表 ” 说中共 “ 始终 ” 是 “ 三个代表 ” ，中共的权力却从来不经过选票的授予，这完全是强行代表、强奸民意； “ 三个代表 ” 说中共 “ 始终 ” 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中共制造的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三个代表 ” 也是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三个代表 ” 完全是欺世盗名的无耻谰言。

　　江在治国上走的完全是邓小平引领的道路，只是走得更远而已：他顽固的阻断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更加疯狂地鼓动中共官僚特权阶层掠夺国家资源和弱势群体，这表明他完全继承了邓小平的思想；江贼民丧权辱国，轻率地签字承认了连毛贼东、邓小平都不敢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过去被沙俄侵占的壹百五十多万平方公裏的土地从法理上再无收回的可能； 1999 年印尼当局再次掀起排华骚乱，残酷屠杀、抢劫和强奸印尼华人和在印尼的中国人，江对自己同胞受到外国的野蛮迫害视而不见，不仅没有壹声抗议，还和苏哈托握手言欢，承诺给与印尼经济援助；江贼民当政十三年来，使中国经济完全委身于国际垄断资本，以极端廉价的出卖国家资源、极端廉价的出卖劳动力和空前严重的环境汙染为代价换取专制统治的稳定，罔顾中华民族的未来。

　　以上种种表明：江有严重的卖国思想。江贼民的思想，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庸俗厚黑思想和他自己的汉奸父亲卖国求荣思想的大杂烩。

　　二，邓式改革开放的本质：腐蚀人心败坏道德转移视线堵死政治改革大门邓小平亲眼目睹了毛贼东搞共产主义试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他自己也壹度被无产阶级专政整得丧魂落魄，因此邓小平完全清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邪恶。但是邓小平明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错误和邪恶的，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中最邪恶的东西 -- 共产党壹党专政的体制，并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有价值的理想成分（如对弱势群体经济上的关註）。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比列宁、毛贼东更邪恶。

　　虽然说在毛贼东统治下，壹系列政治运动搞得整个中国假大空盛行，但是由于毛贼东思想的表面上的理想主义性质，在政治以外和与政治关系不紧密的领域，虽然毛时代的中国人会因为政治忠诚，积极的服从党国的压榨，积极的接受党国的洗脑宣传，积极的批判与殴打伟大领袖讨厌的人，但是人心并未全面败坏，那时候远没有现在社会上这种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见死不救等恶劣风气，不属于党国定义的反革命群体的内部助人为乐的现象直到八十年代初还相当普遍。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教人做好人、做好事，理想主义之所以非常邪恶，是因为严重的错误，而不是因为它明白教人学坏。毛贼东思想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受毛贼东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在政治运动做了坏事，这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坏人，实际上大多数这些人都是正直善良的人，他们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去搞破坏和整人，自己还以为是在 “ 干革命 ” -- 作大好事。这些人之所以做坏事，是因为毛贼东思想的错误，由于毛贼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用来教育人民，註定祸国殃民。同时应该看到，毛贼东思想的理想主义的另壹面： “ 大公无私 ” 、 “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 、 “ 学习雷锋 ” 等等在当时并不是虚假、僵死的政治口号，而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道德催化剂，当时确实有效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所以五十年代大陆会有 “ 夜不闭户 ” 、 “ 路不拾遗 ” 的普遍现象，中共会出焦裕禄这样正直廉洁的干部。

　　当然，这样的社会道德是要以对毛贼东的信仰为维系的，随着毛贼东神坛地位的崩塌，这种共产主义道德就难以维系。这个时候要使中国社会保持好的道德风尚，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迈开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步伐，以民主宪政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但是邓小平在历史的关头完全走向了进步的反面。

　　经历了文革之苦，邓小平仍然原封不动地坚持共产党壹党专政的极端厚黑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顽固拒绝认真反思毛贼东和中共过去的错误和罪行，说什么：对文革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3 。为什么宜粗不宜细？邓小平却拿不出壹纸半片的理论或思想来自圆其说。以前毛贼东虽然搞 “ 阳谋 ” ，却拿得出壹套系统的东西来迷惑人，毛贼东也从没有号召全党不管原则是非，毛贼东非常强调立场和性质。邓小平的 “ 宜粗不宜细 ” 的要求，就是号召全党无所谓是非原则对错，甚至无所谓中共自身的规则和 “ 道统 ” ，这是赤裸裸的厚黑路线，邓小平首开中共完全不要原则的混账之风，把中共带上完全抛弃原则理想，不择手段保特权的新厚黑道路。这是壹条毫无理想、明知故犯的道路，比毛贼东的共产主义道路更加厚黑。

　　邓小平发起的 “ 改革开放 ” ，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给经济松绑，丝毫没有推行政治民主化的意思。 “ 改革开放 ” 的目的，是想以私有经济带来的效益，来挽救和维持文革后已经奄奄壹息的共产党政权。邓小平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全面败坏社会道德。

　　邓小平说：致富光荣，贫穷可耻 4 。公然以国家机器刺激人们的发财欲望。发财的欲望是人的本性，用不着国家去刺激；况且，人的发财本性膨胀起来很容易造成恶行与不公，因此，国家因该教导人民诚信和公义，而不应刺激人们的发财欲望。再说，正直廉洁的人难免有些会贫穷，比如说当时壹些清正廉洁的基层干部就比较贫穷，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贫穷的清官就是可耻的，邓小平是在带头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发财。在 1980 年的中共高干春节团拜会上，邓小平在给高干拜年时带头使用 “ 恭喜发财 ” 的拜年辞，这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当作改革开放开明风尚而向全国报道。实际上，接受那些高干都是权力几乎不受制约的特权阶级，邓小平刺激这些人的发财欲望，实际上是在鼓励中共特权阶层贪汙腐败。

　　邓小平说：要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哪些人容易富起来？ 1982 年 --1985 年间，由于中共对农民新的盘剥的大网还没有展开； “ 官倒 ” 阶层还没有坐大，农民和城市裏的个体户确实得了短短几年的 “ 实惠 ” 。但是在中共的体制下，要想发财很难离得开权力，当时最容易富起来来的少数人是中共高干子弟 “ 太子党 ” 。邓小平和王震等人的子女都富了起来。在高干子弟的带动下，中共各地官僚的 “ 衙内帮 ” 也开始利用权力发财致富。邓小平的路线，使得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 “ 不正之风 ” 盛行 -- 贪汙腐败蔚然成风，整个社会 “ 向钱看 ” 的意识兴起。

　　因此，邓小平所说的 “ 解放思想 ” ，实际上是鼓励中共特权阶层丢弃教条束缚，放胆大搞贪汙腐败。

　　邓小平的厚黑路线，不仅败坏了党风民风，也彻底断送了中国民主化的最好的壹次机会：毛贼东的倒行逆施，既害惨了中国，也将中共政权搞得奄奄壹息。邓小平復出之初，包括中共大多数干部在内，整个中国社会涌动着对毛贼东及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反思和厌弃。那时候权钱勾结的中共权贵既得利益集团远未形成，经历了毛贼东时代阶级斗争的残酷整肃，中共各级干部心有余悸，贪欲远未膨胀、几乎没有搞腐败的胆量和心理习惯。因此，在 1980 年前后，邓小平只要认真吸取毛贼东的教训、认真反思中共的错误和罪行，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是壹个顺水推舟转变观念的问题，根本不会有多大的阻力。经历过文革的冲击，中共的广大干部对毛贼东的残酷斗争路线已经厌倦，容易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宪政理念。

　　但是，邓小平在此关键时刻，不是推动中国进步，而是大力刺激和释放中共官僚特权阶层的贪欲，抱定 “ 把文革中失去的壹切捞回来 ” 的报復社会的想法，带头大搞 “ 不正之风 ” ，导致中共产生了壹个权钱勾结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彻底断送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最好时机，使中国走上了壹条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阻挡政治民主化的积重难返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之罪，更在毛贼东之上。

　　邓小平在 “ 改革开放 ” 当中，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大力鼓吹和兜售庸俗市侩理念和人生观。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最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厚黑座右铭，八十年代中后期，民间制贩假冒伪劣的奸商邪贩和投机倒把者开始抬头；贪官恶吏蠢蠢而动，开始形成利益集团裙带官关系网，邓小平的 “ 猫论 ” 就是这些人的最好的 “ 理论 ” 依据。邓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则，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统治，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权力和家族利益，在和平时期不惜出动国防军荷枪实弹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本国公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 六四 ” 惨案，邓小平的残暴，连金日成都自叹弗如。邓小平创造了运用 “ 猫论 ” 的最高经典范例。

　　邓小平的手段比毛贼东更狠辣，当年毛贼东只敢动用民兵和木棒驱散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毛贼东犯下的罪行邓小平都有份；毛贼东不敢做的坏事邓小平都敢做，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比毛贼东更邪恶。

　　除了经济上壹定程度的松绑以外，邓小平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自由，反而用残暴野蛮的手段，严酷的剥夺了中国老百姓生儿育女的自由权利。为了让中共国甩包袱、卸责任，以最大限度地将财政用于巩固中共专制政权、保证中共特权阶层的特殊享受，邓小平借鉴新加坡李家王朝太宗李光耀，推行法西斯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且抛出 “ 中国贫穷是因为人口过多 ” 的歪理邪说。为了减少老百姓的生育，中共不惜采取杀婴、强迫结扎、阉割、毁人房屋、夺人财物的野蛮残酷手段，恍若当年的日本鬼子进村。现在城市裏的夫妇只生壹个还不行，还要办 “ 准生证 ” ，规定什么时候生。中共壹方面极其野蛮地剥夺老百姓的生育自由，中共自己的高干子弟却有着生育的特权，生几个都可以。邓小平完全继承了中共壹以贯之的草菅人命和无耻。

　　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5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要发展（发财，发展经济），发展（发财，发展经济）强过人命，更强过自由、民主、人权，为了发展（发财，发展经济），怎样做就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壹个十足的厚黑口号。现在全社会各个行业假冒伪劣空前泛滥成灾，连教育和医药都不能幸免；中共各地官僚为了 “ 发展经济 ” （实际上是掠夺民脂民膏），而不惜毁人房屋、害人性命，干尽伤天害理的勾当。这些，都是 “ 发展是硬道理 ” 的充分实践。

　　邓小平抓住中华民族重实惠，轻原则的弱点，想通过 “ 改革开放 ” ，把中国人的註意力转移到物质利益上去，从而忽视中共的专制独裁统治的不合法性。邓小平想学新加坡李家政权，就是使中国人庸俗堕落，诱使中国人做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

　　三，邓小平废黜胡耀邦、赵紫阳的真正原因

　　但是，由于邓小平的政治代理人胡耀邦、赵紫阳的正直和开明，壹定程度的偏离了邓小平引领的厚黑路线，中国人的参政议政热情仍然很高，间接造成了八六、八九两次学潮，使得邓小平的全面厚黑化中国的如意算盘在八十年代没有成功。所以，邓小平就先后废黜了胡耀邦和赵紫阳。

　　有人认为，废黜了胡耀邦和赵紫阳是邓小平自毁左膀右臂的无奈之举，这是大错。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行动中已经和邓小平分道扬镳，胡、赵二人已经不是邓小平的左膀右臂。任由胡耀邦搞下去，邓小平就得下臺，他的家族的贪腐罪行就会受到追究；任由赵紫阳搞下去，共产党壹党专制就要瓦解，邓小平等老红军首长们家族的特权就会丧失，因此，邓小平非要胡耀邦、赵紫阳下臺不可。邓小平根本不是壹个重感情的人，而是壹个经验老到、冷血诡诈的黑道枭雄混世魔王，对邓小平来说，废黜胡、赵不是什么忍痛割爱的无奈之举，而是妳死我活的严肃斗争！

　　四，邓小平废黜杨尚昆、成全江贼民的真正原因有人说，江贼民上臺不是邓小平的本意，而是陈云和李先念等人逼宫的结果，邓小平真正属意的是李瑞环。这是煳涂的认识。邓小平就是要用江这样壹个道德品质极端恶劣的十足小人和上海滩流氓瘪三，因为只有这样的狗东西才能忠实地贯彻邓小平的厚黑路线，只有大力贯彻 “ 改革开放 ” 的厚黑路线，把老百姓的註意力全面引向物质利益和声色犬马，中共壹党专制才最安全。邓小平吸取了使用胡耀邦、赵紫阳的教训，即决不能再用正直善良的人做党的领导，因为李瑞环不够邪恶，邓小平不可能真正信赖他。

　　江贼民是反对 “ 资产阶级自由化 ” 的急先锋， 1986 年，江同时动用法西斯棍棒和腐化堕落诱导术对付上海学潮，搞得上海壹潭死水，维护稳定的政绩斐然，各路诸侯皆莫能及。江疯狂取缔上海市各大高校的社团组织，却放手大搞舞会、娱乐休闲俱乐部，有效地把学生的註意力引向声色犬马，以致于八九民运高潮迭起的时候，全国响应，上海却成为另类。 首开中共之先例，借鉴当年日伪法西斯统治的经验，壹方面把壹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中，为之不惜铁腕查封《世界经济导报》，开赵紫阳时期查封报纸的全国先例；壹方面诱导大学生们纸醉金迷、腐化堕落、纵情声色犬马而不问政事，为之不惜全面败坏学风校风。这样的厚黑手段、厚黑效果和厚黑 “ 人才 ” ，难道不是邓小平最想要的吗？

　　江之所以有这样高超的厚黑手段，不是因为他比邓小平更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他道德品质的极端败坏，也因为他成长于汉奸高官家庭，耳濡目染日伪法西斯统治手段，使用起来轻车熟路而已。

　　六四屠杀之后，江贼民跟在陈云屁股后面两年多，这不是因为他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教条，而是因为他的愚蠢：江贼民壹度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误以为邓小平势力已经衰落，陈云等保守派势力已经復辟 , 因而竭力地讨好陈云和李先念。江贼民重走保守派路线，说明他没有眼光，也不够狡诈。江贼民的两年保守派路线，再次把中共政权搞到摇摇欲坠的地步。因为六四屠杀和官倒腐败，老百姓对中共政权抱着强烈的仇恨与不满，又因为江贼民的保守派路线，广大人员没有出路，没有发展（财）的机会，这些仇恨与不满无处消解和转移，知识分子尤其压抑。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初，整个中国社会的压抑和不满情绪有如干柴和火药桶，民间对中共政权的不合法性怀着强烈的关註。 1989 年七、八月间，大陆很多电视臺播放了新加坡电视连续剧《天涯同命鸟》，其主题曲唱道：

　　“ 终生困在命运之中，无边黑暗夜色茫茫，哪年哪月天际露曙光？壹心飞往传说中天堂 ......”

　　这实际上是六四之后，电视传媒对中共暴政的委婉抗议，歌词强烈的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极端压抑和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歌曲《昨夜星辰》电视剧《渴望》莫不如此。

　　1991 年底，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波强烈强烈的震撼着中共政权，江、李月月鸟为代表的最高统治集团惊慌失措，而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却受到极大的鼓舞，壹时间举国上下，人心思变 ...... 邓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就起来 “ 南巡 ” 。

　　邓小平之所以不顾八十八岁的老迈之躯进行 “ 南巡 ” ，不是为了坚持十三大路线，而是认为在让江贼民这样左倾下去，中共政权很快就会步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后尘。邓小平看得很准，如果照当时江贼民那样左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停滞，也不会得到外资 “ 输血 ” ，人心的不满就会更加鼎沸，中共很可能已经在九十代垮臺。

　　邓小平理想的厚黑方向，就是要刺激全民的物质贪欲，诱导老百姓只关心眼前的物质利益、纵情声色犬马、纸醉金迷、麻木堕落，沦为无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经济动物，以此来维持中共壹党专制的 “ 长治久安 ” 。这就是邓小平发起 “ 改革开放 ” 和南巡的真实原因。

　　邓小平的 “ 南巡 ” 完全开启了中共官僚特权阶层权贵私有化的闸门，从此中共在经济全面胡开乱放，在专制高压的政治体制保护下，中共各级官僚全面疯行权力寻租，勾结国内外奸商，黑箱作业、贪赃枉法、大干快上、大搞权钱交易、变本加厉地榨取民脂民膏。对外，中共全面开放市场，以极端无视环境汙染、极端无视国家资源流失、极端不顾劳动者权益为代价，大力招商引资，逐步走上壹条依靠外资输血的 “ 外向型发展道路 ” ，这根本不是什么 “ 摸着石头过河 ” 的 “ 前无古人的事业 ” ，实际上就是当年满清勾结西方列强虐民卖国路线的翻版。 “ 南巡 ” 进壹步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松了绑，使得众多的人在体制外找到了出路； “ 南巡 ” 之后，中共先后实行教育、医疗产业化的滥产业化 “ 改革 ” 、壹再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的待遇，这虽然制造了庞大的弱势群体，但是大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待遇。 “ 南巡前后 ” ，面对意识形态危机，邓小平通过国家机器，大力宣扬 “ 不争论 ” 、 “ 不管姓资姓社 ” 、 “ 不管黑猫白猫 ” 等等庸俗、市侩的厚黑信条，明确放出 “ 只要不问政治，怎样过都行 ” 的信号。 “ 南巡 ” 之后，中共以经济上的进壹步全面胡开乱放为手段，诱使整个中国社会彻底抛弃崇高的精神，完全追求物欲、纵情声色犬马，整个中国社会彻底厚厚黑化。

　　1992 年以后，中共以专制的高压和物质利益的利诱、腐蚀、收买，使得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国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全面市侩化、犬儒化。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六四的伤痛已经淡忘，当年对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普遍关註早已转移，八九民运时期民间的那股质朴、正义、崇高、仗义之风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今天的中国，道德风尚全面败坏，全面厚黑化，见死不救比比皆是；忘恩负义家常便饭。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如陈泱朝所说的： “... 官是官匪、商是商匪、警是警匪、教是教匪、医是医匪 6...” 社会的壹切领域全面败坏，没有壹处可以安居之所。

　　继 1978 年 “ 包产到户 ” 之后，邓小平 1992 年的 “ 南巡 ” 再次救活了中共。邓小平抓住中华民族重实惠、轻原则的劣根性对症下药，施以毒药，把中国人的註意力引到了追逐物质利益和声色犬马上，这确实大大延缓了中共灭亡的进程。邓小平南巡时说 “ （中共）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 ”7 ，在如何动用厚黑手段维持中共壹党专制上，邓小平比江贼民看得更准。中共政权在六四以后，能够维持至今，不是因为江贼民有什么能耐，或者有什么 “ 江贼民主义 ” ，而是中共更加准确、更加死心塌地地奉行了邓小平厚黑路线的缘故。

　　有人认为，江贼民和曾庆红挑拨离间，蒙骗了邓小平，所以邓小平在中共十四大上废黜了杨尚昆兄弟。这是肤浅的认识，邓小平和杨尚昆共事五十年，又是生死患难的 “ 革命 ” 同誌，邓、杨之间的关系，是江贼民和曾庆红挑拨得了的吗？

　　其实，邓小平拿掉杨尚昆的真正原因，是杨尚昆对赵紫阳和民运的同情。杨尚昆于赵紫阳的关系向来很好，在八九民运期间，对赵紫阳的态度暧昧，对民运长时间采取骑墙的立场。对此，邓小平看得十分清楚。那个时候杨尚昆野心勃勃，暗中期盼着与赵紫阳联起手来，改天换地。邓小平是个精于权谋诡诈术的厚黑老手，以他政治嗅觉，完全能够嗅到这股气味。邓小平决不会允许杨尚昆成气候，杨尚昆与他同为 “ 老革命 ” ，资历接近，杨尚昆在军队中威望不低，更难以驾驭，壹旦出轨非常危险；杨尚昆壹旦成气候，赵紫阳就很有可能復出；赵紫阳壹旦復出， “ 六四 ” 就必然会翻案； “ 六四 ” 翻了案，邓小平就会胜败名裂。这是邓小平决不愿意看到的。邓的年龄比杨大，身体也比杨差，如果继续重用杨尚昆，就要冒 “ 六四 ” 翻案的风险，邓小平决不愿冒这样的风险。

　　杨尚昆不是 “ 六四 ” 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江贼民却是镇压民运的急先锋，江贼民赤膊上阵，疯狂、严密、狡诈地镇压了上海的 1986 年和 1989 年学运，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先斩后奏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江贼民是靠镇压民运的 “ 政绩 ” 上来的。 “ 六四 ” 如果平反，江就成了罪犯，他的领导位置就是非法的；杨尚昆却可以不承担责任。所以如果江贼民掌权，他决不会给 “ 六四 ” 平反。

　　不会给 “ 六四 ” 平反，这就去掉了邓小平的头号心病。这是邓小平在十四大上废黜杨尚昆，全力支持江贼民的首要原因。

　　再则，邓小平通过 “ 南巡 ” 发现，江贼民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和自己类似的无原则的机会主义分子，江贼民决不会因为马列毛教条而毁了自己的 “ 改革开放大业 ” 。对邓小平来说，江这样的人用起来放心。

　　有人说，邓小平厌恶江贼民太坏，要把他拿掉，只是因为精力太差而没有做到。这是煳涂的认识，因为江贼民的道德品质恶劣，正是邓小平放心的地方。江贼民浑身臭史丑闻，他出身大汉奸 -- 汪伪政权宣传部长家庭、曾经充当日伪汉奸、苏联特务、伪造身世、家史、党龄 ...... 中共的情治机构向来特别发达，对于这些竟壹无所知？其实，邓小平就是要重用象江贼民这样的乌七八糟的臭虫，这样的人浑身都是把柄，不怕他不听话。况且，江贼民向来不得人心，无威无德，要依赖李鹏、曾庆红等 “ 老革命 ” 首长们的后代 -- 太子党，才能维持其统治，他没有对邓小平图谋不轨的能量。这样的人，小平用起来怎么不放心？

　　事实上，在中共十四大之后，邓小平不仅没有废除江的想法，还壹再以自己的淫威，帮他巩固地位：邓小平在十四大以后公开树江贼民为核心，壹再号召全党 “ 紧密团结在以江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1995 年，邓小平还把陈希同揭发江贪腐罪行的密信交到与江贼民关系很好的薄壹波手中 8 。这些都表明，邓小平没有废除江贼民的想法，邓小平就是要重用江贼民这样的坏人。 1992 年以后，江贼民就是邓小平的接班人。

　　五，邓小平容许对气功组织实行 “ 三不 ” 政策的原因邓小平虽然狠毒，却非常精明老道，他能够敏锐地察知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哪些方面该紧、哪些方面该松， “ 收放自如 ” ，拿捏得当。在邓小平的示意下，中共 ” 改革开放 ” 的初期壹直对气功修炼团体实行 “ 三不政策 ”--“ 不提倡、不禁止、不辩论 ” ，允许老百姓享有炼功自由。这是因为所有的中国大陆气功修炼团体壹直都远远的避开政治领域，其行为也小心翼翼的不敢涉及政治，因此所有的中国大陆气功修炼团体队中共的统治很难构成威胁。气功修炼团体不仅很难威胁中共的统治，而且起到了很大的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所有的气功修炼团体都有着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目的；几乎所有的气功修炼团体都教人隐忍向善；大多数气功修炼团体确实有着祛病健身和改善人的品性的功用。因此，气功修炼团体能够减少纠纷、化解仇恨、在医疗费用高涨的 “ 改革 ” 年代，能够节省人民的医疗开支，大大慰籍弱势群体的艰难和苦难。气功修炼团体也能够起到很大的转移视线的作用，在中共的专制独裁的压制和拜金主义的腐蚀下，气功修炼团体为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心灵的避风港湾，减缓了社会道德的败坏趋势。由于中国没有宗教传统，可以说，气功修炼团体客观上中帮助中共稳定了社会。

　　像邓小平这样精明老道的中共政客都清楚：中共早晚都得灭亡，气功修炼团体能够安抚社会，延缓中共灭亡，可以让中共得个 “ 安乐死 ” 。这就是邓小平壹直不镇压气功修炼团体的真正原因。

　　1999 年，如果邓小平还健在，他决不会允许江贼民镇压法轮功。江贼民镇压法轮功是因为他自己的邪恶和愚蠢，也因为中共的专制体制无能阻止其党魁的独裁。由于中共的掠夺式畸形 “ 改革开放 ” ， 1999 年的时候，中共的统治已经搞得民怨遍地、政权危机四伏、又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危机的危险，江贼民在这个时候不去抓现存的主要矛盾，反而去把壹个信众上亿、完全与政治无关的壹个庞大的气功信仰团体打成中共的敌人，这大大加剧了中共政权的危机。

　　江贼民说：法轮功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不镇压法轮功就无法维持稳定。这完全是为自己的愚蠢找借口的无耻谰言。越共壹直没有镇压法轮功，法轮功破坏了越南的稳定了吗？今天到底是中共稳定还是越共稳定？现在中共败象尽显、日暮途穷，而越共却生机勃勃。由于没有像中共那样坏事做绝，越共必然能够和平转轨，今后后即使越南民主化，越共在相当长的壹段时间裏必然能够继续执政，历史将会证明：越共将比中共存在得更久。

　　中共镇压法轮功是自取灭亡。法轮功有着凝聚力极强的信仰，奉行和平抗争的路线，其信众中又有着众多的海内外精英，因此其反迫害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中共镇压七年，资源耗费巨大、加重了经济危机的危险，但是不仅没有把法轮功打下去，自己反而在全世界面前原形毕露、丑态百出、日益被动。江贼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大大加快了中共灭亡的时间表。

　　邓小平死后，江贼民的大权独揽，导致中国社会更加厚黑，连中共自己都承认：江贼民时代，是社会治安最恶劣、道德严重败坏的时代。江贼民不仅将邓小平的厚黑路线走到极端，而且为了满足自己的嫉妒心和虚荣心，还要剥夺人民修练气功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江贼民比邓小平更邪恶。

　　江贼民强调：评判干部要註意区分大节和小节，对于大节正确的干部，可以不拘小节。江贼民明确表示： “ 讲政治 ”-- 与他江某人保持壹致是大节，贪汙腐败淫乱等问题都是小节。邓小平鼓励人们腐化堕落还要用冠冕堂皇的外衣包装，江贼民则是公然赤裸裸地鼓励中共官僚腐化堕落。江贼民大搞任人唯亲，大肆提拔贪官汙吏，全面彻底的腐蚀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 “ 上梁不正下梁歪 ” ，江贼民推行的公开的赤裸裸厚黑路线，彻底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

　　六，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的真正原因

　　邓小平在满清倒臺几十年之后又重演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厚黑丑戏，邓小平还抓住江贼民没有权威的弱点，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江贼民的接班人。在这两个方面，邓小平厚黑乱政的恶劣程度，不仅超越了毛贼东、超越了慈禧太后，也超越了中国绝大多数封建帝王。

　　邓小平拣选胡锦涛，不是因为胡锦涛才华出众或者思想开明，而首先是因为胡锦涛是壹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当年，胡锦涛眼见赵紫阳的软弱犹豫和党内顽固派势力的抬头，放手壹赌，于 1989 年 3 月 5 日 亲自指挥武警部队向和平示威的藏人开枪扫射， “ 先斩后奏 ” ，胡锦涛在拉萨的屠杀，为邓小平三个月后在北京屠城呈上了壹副壮胆强心药剂。胡锦涛涛在拉萨事件中双手沾满藏人鲜血，是邓小平的屠夫同誌和政治坐垫。在拉萨事件中，胡锦涛充分的表现出了冷血和残暴的刽子手秉性；在 “ 六四 ” 屠杀后，胡锦涛抢全国各路诸侯之先，第壹个发出拥护中央 “ 平暴 ” 的公开声明，这充分的表现了他对中共邪党的忠诚。这些，充分表明了胡锦涛是壹个为了维护中共壹党专制，不惜采用最血腥、最残暴的手段、 “ 绝不手软 ” 的厚黑之徒，这样的 “ 人才 ” ，邓小平怎么会不喜欢、不拣选呢？

　　邓小平壹定要隔代指定领导人，因为只有通过隔代指定接班人，才能够把必将到来的 “ 六四 ” 翻案尽可能的往后推迟。邓小平之选择胡锦涛，首先就是看中了胡锦涛是第四代接班群体中最不可能平反六四的人。只要还能撑下去，胡锦涛就不会平反六四，因为壹旦平反六四，他在拉萨的屠杀罪责就会暴露于天下。

　　七，胡锦涛比江贼民更加反动

　　胡锦涛的反动立场甚至比江贼民更坚定：江贼民拒绝平反六四，主要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和利益；胡锦涛拒绝平反六四，是为了维护中共壹党专制的 “ 道统 ” ，除非撑不下去了，否则，胡锦涛决不会平反六四。

　　很多法轮功朋友至今仍在期盼胡锦涛平反法轮功， “ 另立新党 ” ，那是上了胡锦涛的当，胡锦涛很会装孙子，他就是靠装孙子上来的。胡锦涛决不会平反法轮功，只要还有壹口气能撑壹撑，胡锦涛就不会平反法轮功。 2004 年九月以前，胡锦涛拒绝给法轮功平反，是因为平反法轮功会损害中共的 “ 伟光正 ” 假象； 2004 年九月以后胡锦涛更不可能给法轮功平反，这是因为法轮功已经彻底的否定了中共，平反法轮功，《九评共产党》就会合法的传入千家万户，中共就会立即垮臺。如果实在走投无路，胡锦涛宁可给六四平反，也不愿给法轮功平反，因为六四的诉求没有彻底的否定中共。

　　善良的法轮功朋友中很多人以为胡锦涛与镇压法轮功没有干系，这是太天真的认识。当年虽然镇压法轮功的决策不是胡锦涛作出的，当年胡锦涛确实也有可能对镇压持保留意见，但是在胡锦涛时代，中共壹如既往的镇压法轮功，镇压与胡锦涛没有干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四年多来，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迫害和虐杀法轮功信众数万人，这样大规模的国家迫害行为，是不可能绕得开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因此，胡锦涛时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少是得到了胡锦涛的默许和纵容。四年多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形式，由江贼民时期的大张旗鼓、夸张狂暴变为不动声色、不留证据 ... 壹切都低调进行、手段既阴且狠、迫害丝毫没有减轻，迫害的形式打上了鲜明的胡锦涛的性格特征，这些细节，难道不能说明壹些问题吗？

　　善良的人们盼望胡锦涛主动解散中共， “ 另立新党 ” 更是异想天开，除非在大革命或政变的逼迫下，死到临头，为了保命，胡锦涛决不可能告别中共。因为胡锦涛早已经是壹个中毒极深、邪灵入骨的邪党卫道士。胡锦涛和江贼民的唯壹区别是：胡锦涛比江贼民更反动。

　　江贼民虽然残酷镇压法轮功，但是他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管制相对较松、他对言论、出版、传媒、影视的官职尤其宽松，他还号召全党看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镇压法轮功之前，互联网很少封锁和过滤， 1999 年以后，江贼民后虽然大力封锁互联网，封锁程度也没有现在严酷，江贼民之封网，主要是封锁法轮功的信息。江贼民的党性并不强，因为他对中共的长远利益没有责任心。江贼民镇压法轮功不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多数意誌要镇压法轮功，而是因为自己的愚蠢和恶劣品行。可能是因为出身日伪汉奸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 “ 解放 ” 前的缘故，江贼民与中共的事业没有共鸣，他壹生就是壹个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努力的无原则投机者。

　　与江贼民很不壹样，胡锦涛所受的整个教育，都是毛贼东时代的教育，胡锦涛对毛贼东时代高度评价、视为样板；他对朝鲜金家共产政权非常向往、高度评价，这反映出他完全是壹个毛贼东主义者。胡锦涛与中共的事业有着强烈的共鸣，对维护中共统治有着极强的责任心。

　　胡锦涛不仅坚持镇压法轮功，还在众多的领域全方位的搞倒退。早在萨斯事件未了之际，胡锦涛就提出：警惕某些人利用维权向党发难。对维权人士露出了杀机，后来又通过新《上访条例》等恶法，严禁群体上访、越级上访、 “ 无理 ” 访，动辄把合符宪法的上访行为打成 “ 危害国家安全 ” 、 “ 破坏社会秩序 ” 的 “ 违法 ” 行为。胡锦涛上任以后，大力整肃媒体、封锁互联网、疯狂打压、侵犯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知情权，其钳制舆论之恶劣程度，大大超过江贼民时期。 2003 年，胡锦涛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地禁播《走向共和》、禁版《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壹批讲了真话的作品。很多江贼民时期能够出版和播出的书刊和影视作品，都被禁止。胡锦涛大力封卡民营出版业，弄得在江贼民时期产生并渐有起色如今壹片肃杀之境；胡锦涛整肃网吧之苛严程度，远超过江贼民，在江贼民时期生机勃勃的网吧业，现在数目大减、壹片萧条、艰难度日；胡锦涛强硬打压独立社科研人文机构、社团组织、敢言网站，并且严控新兴的网络部落格，好些在江贼民时期长期存在的独立社科研人文机构、社团组织、敢言网站现在都被查封。胡锦涛疯狂的钳制舆论、打压人民的自由权利，进壹步大力鼓励了中共各级贪官汙吏胡作非为，使整个社会更加虚伪和犬儒化，胡锦涛时代整个中国社会比江贼民时期更加败坏，而且加速败坏。

　　胡锦涛的倒行逆施，在他上任两年多立即收到了恶果：社会矛盾全面加速激化。 2004 年下半年，四川重庆和汉源连续发生大规模暴动。胡锦涛不仅没有因此改弦更张，反而强化倒行逆施的力度。 2004 年 9 月，胡锦涛站稳脚跟伊始，就发表杀气腾腾的讲话，斥责戈尔巴乔夫为叛徒，誓言决不给 “ 错误 ” 思想提供传播渠道，对于 “ 敌对 ” 、 “ 西化 ” 、 “ 分化 ” 势力决不手软。胡锦涛又发表内部讲话，表示：朝鲜在意识形态上是壹贯正确的，中国应该向朝鲜学习。胡锦涛的讲话作为内部文件下发，使得壹些中共元老都目瞪口呆。对于社会矛盾激化，胡锦涛的办法是进壹步全面法西斯化，拉萨经验治国。

　　2005 年，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抗争，胡锦涛下令在全国三十六个城市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反抗；胡锦涛将坦克、装甲车装备武警部队，并且以广东为试点，鼓励、纵容张德江出动装甲化武警部队，血腥屠杀汕尾的维权农民，此例壹开，浙江也出动装甲车镇压农民，如今中共各路诸侯纷起彷效，动辄使用重兵镇压人民。六四时期，邓小平因为北京群众提出自由民主的政治诉求而下令杀人；如今胡锦涛连老百姓为维护经济权益的抗争也容忍不了，他对人民诉求的唯壹回答，就是把坦克装甲车开上街头，用自动武器回应人民的任何抗争。胡锦涛视本国同胞为战争敌人，其法西斯化的程度，比起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锦涛对社会舆论抗争的回应是变本加厉地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公民权利，刘军宁、曹思源、秦晖、茅以轼、袁伟时等壹大批自由派学者，在江贼民时期都享有充分的发表自由，在胡锦涛时代都处于被封杀和半封杀状态。胡锦涛不仅继续大整媒体，而且连体制内打打擦边球的嫡系媒体都容忍不了，《中青报》的《冰点》主编李大同，在江贼民时期活跃了近十年，仅仅因为刊登了袁伟时教授的壹篇在江贼民时代早已发表过的文章《现代化和历史教科书》，李大同本人和《冰点》就横遭胡锦涛的整肃。胡锦涛还违宪剥夺 “ 四种人 ”-- 法轮功信仰者、民运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维权人士的出境权力。孙文广教授于江贼民时期在香港出版了《百年祸国 -- 从毛贼东到江贼民》，仍然享有出境自由，江贼民也没有抓他，现在胡锦涛却非法剥夺孙教授的出境自由；胡锦涛还以 “ 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 这样的莫须有的帽子剥夺高智晟、杨再新、廖亦武等壹大批良心人士的出境权。胡锦涛又下令出臺 “ 新护照法 ” ， 2007 年实施，明文规定： “ 五类人 ” 不准出境，以前的护照到期不予延期，必须重新审查，这就更加苛严的剥夺公民的出境权利。可见，胡锦涛实在实实在在的向朝鲜学习，要把中国变成壹个不愿当奴才的人的大囚笼。

　　在封锁、监控互联网方面，胡锦涛更是想出了壹个空前绝后的倒退绝招，他下令以重庆为试点，推行居民在家中上网必须向公安申请、备案的制度，准备今后在全国推行。这是壹个復辟极权统治的极其危险的举措！是企图恢復毛贼东时代深入千家万户的极权触角。可见，胡锦涛提出向北朝鲜学习，绝不是像壹些人认为的那样，煳弄毛左、做做样子，而是真是在着手復辟北朝鲜式的超级专制奴隶政治制度！

　　胡锦涛时代，变着花腔高唱 “ 以人为本 ” 、 “ 依宪治国 ” 、 “ 建设和谐社会 ” 、 “ 树立科学发展观 ” 、 “ 八荣八耻 ” 等高调，壹方面极尽倒行逆施之能事，人装得憨憨的，手下的狠狠的，中共 “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 的厚黑术，胡锦涛真是运用得淋漓尽致。同样是奸邪之辈，同样大搞倒行逆施，而且后者比前者的倒行逆施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贼民遭人民深恶痛绝，胡锦涛却至今还迷惑了不少善良的人对之继续热切期待。这是胡锦涛比江贼民更厚黑、更危险的地方！

　　胡锦涛明知道邓小平的跛脚改革开放路线已经穷途末路、却还要硬着头皮继续走。胡锦涛顽固地抗拒世界进步潮流，丝毫不允许半点政治民主化改革，致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再次错过民主化和平转型的战略机遇，胡锦涛是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又壹历史罪人！

　　胡锦涛明知道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为了维护中共邪党的生命，他要坚持镇压到底；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都是灾难的事实视而不见；对苏、东解体，共产党专政体制行不通的事实视而不见；胡锦涛对 “ 改革开放 ” 正是在经济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教条才取得了壹点成果的事实视而不见，顽固地坚持马列毛反动思想，在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政治体制也亟待与国际接轨的时代，居然痴人梦呓般地下令向北朝鲜学习。

　　胡锦涛在拥有丰富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壹意孤行，死不悔改，不仅丝毫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从毛贼东旧货箱底翻出延安式的套路，大搞假大空 --“ 保先 ” 、 “ 八荣八耻 ” 、 “ 革命传统教育 ...” 等等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欺骗；另壹方面，百倍疯狂地钳制舆论媒体书籍报刊、进口美国、法国设施封锁互联网、干扰电臺、还要严控灾难事故报道，妄图进壹步愚弄人民。以上行为实实在在的表明：胡锦涛是明知故犯的罪犯，是壹个比毛贼东、邓小平、江贼民都更加明知故犯的反人类、反文明罪犯！

　　八、习近平时代的共产党比胡锦涛时代的共产党更坏最近，以“加班文化”为主要特征、十多年来壹直时髦、光鲜的“狼性文化”，终于接近了社会承受临界点，在中国大陆激起了愈来愈大的争议和反弹。

　　许多人指控奸商们塑造了这壹毫无人性的文化，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工薪族，然而鲜有人註意到，“狼性文化”的幕后推手是中共：

　　根据中共当局早在1995年就实施的新劳动法，劳动者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4小时，超时算加班，须得到加班费或补休。但十多年来严重违反劳动法的、以无偿加班（美其名曰主动加班）为特征的“996”工作制，却疯行全国，成为引领潮流的时尚：

　　世界经合组织的调查，2018年北京工薪族工作时间长达60个小时，短短几年就远远超过了2015年排名第壹的墨西哥人；据中国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加班职工中，拿到加班费或得到补休的仅有44%。

　　没有中共的默许和放纵，是不可能的。

　　明白人都知道，倘若中共拿出在国内迫害民运人士能量的千分之壹，来对付违反劳动法，则大力鼓吹企业“狼性文化”的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之流，早就锒铛入狱了，中国今天哪有“996”工作制的生存土壤？

　　而且，创造企业“狼性文化”和“996”工作制的马云、马化腾、刘强东之流，本身就是依靠中共、服务中共、听命中共的红顶商人，马云本人更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们创造和鼓吹的“狼性文化”能够在中共国大行其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显然，“狼性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就是中共的本意。

　　中共为什么要鼓吹“狼性文化”？是“维稳”的需要。众所周知，虽然现在习近平高举马列毛破旗，但在现今老板遍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列意识形态早已经没有说服力，官民都普遍不信——当习近平高唱马克思的时候，别人都知道习近平在撒谎，习近平自己也知道：别人知道他在撒谎。

　　马列假意识形态既然早已无用，只能当假羊肉店的羊头招牌，就需要别的意识形态来偷偷摸摸的填补。中共利用“改开”，资本主义价值观在大陆社会已经深入人心的现状，转而宣扬原始资本主义丛林价值观，树之以为隐性的意识形态——企业“狼性文化”就是其典型；“狼性文化”的本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核心价值就是主张社会性的弱肉强食（所谓社会的优胜劣汰），漠视生命，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就是这种价值观的派生，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投合了维护原始资本主义的寡头资本家们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以牟取最大利润的需要，也是后来以哈耶克、撒切尔、皮诺切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骨子裏的核心价值。

　　中共暗树社会达尔文主义为隐性意识形态，用意很明显——就是以“资本主义”的时髦方式，诱骗中国民众主动反对“普世价值”，以更有效地达到“维稳”的目的。

　　想必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之流已经想通了：与其象胡面瘫那样“防微杜渐”的，象救火队员壹样被动防御，不如出动出击，以新东西诱骗广大愚民主动反平等、反人道、反福利、反民主。就算是活不下去了，也不会维权上访上街和政府过不去，最多抱着自己的脑袋哀叹：“唉！我咋的这么没本事呢？”并象杨改兰壹样地把壹家五口毒死（就是狼性文化信徒宣扬的为社会减负），骗得屁民受了冤屈压迫非但不反抗，反而狠刨自己的命根子。这样，就可以把党和政府“维稳”的成本，降到最低。

　　那为什么中共不直接出面散播“狼性文化”呢？因为“六四”后共产党已经恶臭不堪，中共直接出面鼓吹“狼性文化”的效果，自然远不如新兴资本巨子马云、马化腾之流出面鼓吹的效果好，因为马云、马化腾之流，头顶平民商界巨子、个人奋斗成功楷模的耀眼光环，受到已经“经济动物”化的大陆亿万民众的追捧和顶礼膜拜。

　　君不见，借助马云、马化腾之流对“狼性文化”的推播，中共新时代的愚民效果卓着，远超过中宣部、文化部的照本宣科：

　　亿万大陆工薪族，明明自己被高房价、高物价压得透不过气、被“996”逼成身心疲惫亚健康。却无怨无悔——丝毫不怨奸商老板、更不怨党和政府，反而自觉无偿加班是“本事”，面上有光，充满自豪；亿万屁民起早贪黑、睡眠不足、累死累活，比工蚁还勤奋，依这样的冲天干劲，在美国、臺湾早发财了，完全可以壹人上班，养活全家，可在大陆依然是扣除房贷、房租即成“月光族”，两公婆全职血拼，依然紧张兮兮，甚至因为压力大连孩子都不敢多要壹个。即便这样，愚民们仍不懂想：累死累活手头怎么还这么紧？大头被谁拿走了？反觉得自己很充实、很“时髦”、压力大是“强者”是有本事的标誌；反觉得自己不够拼命、不够“励誌”。甚至还为对违反劳动法不作为的党和政府辩解说：谁让中国人多呢，中国的竞争就有这么激烈。

　　于是乎，干脆壹夜只睡四小时，以为这样就“马化腾”了!于是争相响应马云、马化腾、郭文贵之流的号召：

　　“对自己狠壹点！”好像已经被“狼性文化”逼成身心交瘁、神经衰弱、亚健康和癌症低龄化的他们，这么狠下去，明天即可成为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第二，而不会心脏死、过劳死、脑溢血、癌症死，愚民也不想想，等到自己被送进急诊室、抢救室。之时，马云、马化腾、刘强奸之流，会为自己刷壹分钱吗？

　　君不见，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压力山大的亿万愚民，不仅没有给党和政府添乱，反而在“狼性文化”感召下，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人渣特疯子的屁股后面，壹根筋地大反起“白左”来：

　　这就怪了，难道现在骑在亿万中国老百姓头上的，是“白左”吗？

　　君不见，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的亿万屁民，不仅没有给党和政府添乱，反而莫名其妙地跟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人特疯子屁股后面，壹根筋地大反起“西方的政治正确（即普世价值）”来：

　　这就怪了，难道屁民们手无选票，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的悲惨处境，是“西方的政治正确（即普世价值）”造成的吗？

　　君不见，在“狼性文化”的感召下，累死累活仍是“月光族”、且压力山大的亿万贱民，不仅没有给党和政府添乱，反而莫名其妙地大反起欧洲社会的福利来，彷佛党和政府恩赐给他们的“负福利”社会是天堂，而欧洲的福利社会是地狱。

　　在“狼性文化”的浸淫下，中国大陆社会道德的沦丧，加剧加深，整个社会之势利和冷漠，达到了超越底线的程度，君不见，大陆现行网上风靡的“励誌”名言：

　　“选择安逸就别再哭穷，混吃等死就别怪社会心狠！”

　　这哪裏是什么励誌？分明是有专制特色的原始官僚资本主义丛林黑社会的狠恶叫嚣！

　　眼看到屁民受到制度性敲骨吸髓的压榨，非但不思反抗，反而加倍卖命透支健康，为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服务，并且相互之间超级冷漠、尔虞我诈自相倾轧，狠刨自己的命根子。中南海以及中共特务红顶奸商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之流，恐怕做梦都要笑醒几回。

　　所以，最近马云有恃无恐地咋呼：“996是妳们巨大的福气，我是12乘以12以上”，又说：“如果妳年轻的时候不996，妳什么时候可以996？”马云忽悠：“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壹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妳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妳怎么能够实现妳想要的成功？”

　　在这裏，马云竟把自己以无偿加班“狼性”文化进行压榨，说成是赐福，而受压榨反成了“福份”，这和黑社会流氓打人时的口头禅“打妳是看得起妳”是壹样的逻辑；马云诡称自己是“12乘以12”，比“996”还辛苦，问题是妳是老板，怎样都行，别人不加班行吗？妳马云的收入比“996”者如何？

　　马云还以“成功”和“美好”忽悠无偿加班族再接再励，问题是这么“加班”下去，人家能成妳马云第二么？这么加下去，迎来的是“成功”和“美好”，还是精神病院、抢救室或太平间？

　　马云之流，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仰仗的无非是推播“狼性文化”的巨大成功，十多年来，中共假手红顶资本家推播社会达尔文主义，以诱骗中国民众反对普世价值，并为专制统治维稳、张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迄今却未引起中国民运异议界的註意；值得壹提的是：中共散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手法，也不仅限于推播“狼性文化”，还有壹种新的方式，就是刻意点煽对西方国家的极右种族主义的认同，以借助时髦的新手段，成功地诱骗国内外广大华人反对普世价值，并把并非中国迫切问题的穆斯林问题，当作迫切问题来炒作，以转移对共产党专制的视线。

　　大小中共特线，大反以佩洛西为代表的“白左”，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坚持人权同经贸挂钩的佩洛西，不是刻意用经贸摆平的人，所以现在中共特线最恨佩洛西。

　　在共产党马列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不中用的情况下，暗树以“狼心文化”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以为隐性意识形态；中共针对当今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利用马云等“个人奋斗”商界巨子的时髦形象，诱骗中国民众反对普世价值，即反“西方政治正确”——反人权、反人道、反福利、反自由、反平等、反民主，潜移默化地认同中共的专制流氓价值观，而不去关註和挑战中共专制流氓暴政、中共打造的“负福利”社会，以及种种不义和不公。

　　并且，以此种“狼性文化”为代表的弱肉强食丛林价值观，中共刻意加剧加深中国社会的势利冷漠，散播暴戾之气，挑动中国民众相互猜忌、恶性竞争、冷酷互撕。令中国社会进壹步散沙化、粉末化，形不成挑战共产党专制的民间合力。

　　客观上应该承认，中共假手马云之流推播

　　“狼性文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今巨量的中国民众，就象天津大麻花壹样扭曲，莫名其妙地狂捧极右种族主义，发了疯地反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正确）、莫名其妙地反“白左”、反“圣母”、反福利、反平等（如反移民、反难民、反低端人口）。就是中共此种愚民新手法大获成功的标记。

　　其实中共推播“狼性文化”，是壹条壹石两鸟的毒计，既可大收“新时代”隐性意识形态愚民洗脑之功，又可效率翻倍地饱受榨取的效果：十多年来，马云等塑造的、亿万“996”无偿加班族“励誌”血拼愚民愤青，以自己的青春血肉浇筑成了世界第二的GDP，为党国装上了“崛起”的翅膀，让习近平满面生辉，在世界舞臺上风光无限。而亿万“996”无偿加班族自己，却无数人加班死、心脏死、癌症死、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精神病统统低龄化、不孕不育断子绝孙。尽管他们始终积极响应个人奋斗巨子“马老师”的号召，对“自己狠壹点”，并且壹狠再狠，讽刺的是却没有壹个能成为马云第二的。

　　这就是榨取的最高境界。愚蠢的纳粹，只知道把别人关进集中营，费力地用刺刀逼迫别人做工，导致骂名留世；殊不知“厉害国”元首习近平仅用壹个“狼性文化”，就可以不用刺刀、不用集中营地把亿万屁民 忽悠得把自己望死裏榨，争相“对自己狠壹点”，而且无偿加班、超时工作、透支健康的同时还很有面子，觉得自己“很有本事”。

　　结果，党和党的红顶监工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李彦宏、陈壹舟之流，就舒舒服服地拿走了“996”血汗的大头，而且马云还要装逼说“996”的屁民愤青们还不够“拼”，他马云是“12乘以12”，诱骗傻愤们对自己“再狠壹点”。

　　中共之所以要变本加厉地增加榨取的力度，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是癌细胞，具有无限自我復制和不断膨胀的天性——因为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中共走上了主要以暴力维稳的道路，需要越来越多的钱来供养壹个日益膨胀的公务员官僚队伍，所以中共的榨取必然会变本加厉、“与时俱进”。

　　邓小平眼看“苏东变天”，发觉靠老壹套的计划经济、壹大二公低工资来榨取，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屁民们没有劳动积极性；邓小平看到：壹大二公的共产党国家壹个个都垮了，虽然朝鲜、古巴靠中共的大力援助苟活至今，但若继续共产的话，谁能扶得起中共国这个大国呢？

　　于是转而向哈耶克、撒切尔、皮诺切特等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极右派取经，走共产党领导下的官僚原始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胡面瘫、习近平手上终于结出了硕果：

　　在高房价、高物价、“负福利”等大山的压迫下，在马云、马化腾、刘强东等“平民”商界巨子“狼性文化”的时髦诱骗下，亿万愚民经济愤青，就象毛泽东时代吃了政治迷魂丸的红卫兵壹样狂热，争相主动透支健康，为习大帝的“崛起梦”、为马云之流的利润最大化无偿卖命。

　　现今由于中共国面临“计划生育”恶性老龄化、年轻人口崩塌而发展成本高涨、房产泡沫空前、制造业大滑坡等重重困境，习近平治下“五毛”大增、国保继续强化、“壹路壹带”大撒币、扩军备战准备武统臺湾。公务员队伍继续膨胀，财政支出巨幅增长，这些大幅增加的开支，不靠榨取以“996加班族”为代表的屁民，又靠什么？

　　为了抢钱，中共不断增加企业的负担，尤其是私企，而私企老板为了维持利润，必然把负担转嫁到亿万屁民的身上；对此，中共心知肚明，并故意放纵 ，因此通过马云等私企大老板鼓吹“狼性文化”，诱骗亿万屁民无偿加班、主动献身、配合榨取，中共深知：通过马云来诱骗，远比中宣部、文化部亲自出马“提倡”的愚民效果好。

　　由共产党的无限繁殖、无限膨胀的癌细胞属性可知：为了维稳，中共的官僚公务员队伍必进壹步膨胀，为了维系不断膨胀的共产党队伍，为了保障不断坐大的中共官僚特权阶层“上不封顶”的共产主义特供生活，中共及其麾下的大小奸商下壹步必然更加“周扒皮”，“996”式的“励誌”愚民傻愤如果不觉醒反抗，只有被榨死、榨废、榨疯。

　　九，应该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慈禧太后玩弄权术、阻断变法，葬送了满清，也害惨了中国，但是慈禧太后没有破坏中国的生态环境，也没有意识形态败坏人心。

　　毛贼东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在中国搞血腥的共产主义试验，害惨了中国、败坏了人心、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但是毛贼东的路线还没有彻底的破坏中国的生态环境；毛贼东的路线也没有厚黑化中国的壹切领域。毛贼东带来的厚黑之病也容易祛除，随着马列毛信仰的崩溃，毛贼东路线的厚黑之病的病根便会拔除。

　　而邓小平的 “ 改革开放 ” 厚黑路线，几十年来已经彻底的败坏了中国社会的壹切领域、彻底的败坏了人心、彻底了破坏了生态环境，邓小平炮制的 “ 壹切以经济为中心 ” 的唯经济论歪理邪说，极大的转移了中国人对社会公义的註意力、极大的消蚀了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心、极大的浇灭了中国人的政治（追求正义）热情，邓小平以经济上的 “ 改革开放 ” ，完全堵死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大大加重了中国民主化的难度，导致中国今天坠入积重难返的深渊。邓小平带头鼓吹的无所谓信仰、无所谓理论、无所谓原则、无所谓道德、无所谓人命的挂羊头卖狗肉、不择手段向钱看的歪理邪说，是壹种融马列草菅人命的邪恶与中国五千年本土化流氓无赖厚黑术于壹身的剧毒迷魂散，邓小平及其继任者施放邪毒，就如艾滋病毒壹样，如今已经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愚劣基因牢牢结合了起来，这已经不是单单清算马克思主义就能解决得了的了。邓小平的危害，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今后正本清源的难度 从这些个意义上讲，邓小平造成的罪恶远远大过慈禧太后、毛贼东造成的罪恶。

中共政权对中国社会的极权统治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前言

　　独裁是全人类的共同历史，也是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正在蒙受的中国共产党犯下的暴行和罪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政72周年。72年前，中国共产党利用其在抗日战争中游而不击所保存的实力，与苏联军队在东北所提供的地缘优势，击溃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此后，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遏製其横征暴敛、草菅人命。72年来，中共滥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列宁主义暴力统治之实，让一个已经蒙受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压迫、近代又惨遭殖民主义剥削蹂躏的、苦难深重的国家，再次沦为暴君的玩物，令中国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的独裁是一党专政，全党从上到下勾心斗角、汙蔑陷害、明杀暗害的政治斗争，是一党专政的本质和核心。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利益结合体，完全废除了中共党内权力交接的秩序，使全国范围内最后仅存的民主也不復存在，中共开始实施「全过程独裁」政治。全过程独裁，包括了程序独裁和内容独裁、事前独裁和事后独裁、宏观独裁和微观独裁，党首一人的意誌完全支配了全国所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个人的意誌，是全链条、全方位、全复盖的独裁，是最严苛、最恐怖、最无情的君主专製。

　　独裁是历史的，但也是现代的、发展的，各国独裁来源于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灭亡于本国人民的政治观念的觉醒和人权需求的增加，葬送独裁与实现民主的道路不同、方法各异。评价一个独裁国家的政治製度能否最终走向民主、是否正在走向民主，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践行民主价值；全体人民能否了解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机製、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目标；全体及每一公民能否有效使用法律手段维护权利、有效使用政治手段表达改革意愿；社会各方面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合理分享话语权；科学家及专业人士的意见与政治家的个人偏好和痴心妄想冲突时是否能得到尊重；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被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能否忠于法律而不受上级的非法意誌操控，并按其才能被赋予决策权；执政党能否被法律有效製约，公民能否自由结成在野党监督政府。中共政权背离了上述任何一条。

　　独裁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迫切、严重的现实危险。一个独裁国家的製度应当如何评价，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集权下的高效率、统一下的发展与繁荣。要看宏观经济的体量和增速，更要看财富与资源是否平等分配；要看人民在独裁体製中获得了什么好处，更要看人民在独裁体製中受到了什么伤害；要看独裁政策预期了什么样政治成果，更要看这些政策是不是被怠于执行、偷梁换柱、夹带私货；要看权力运行是否顺畅，更要看权力是否被不受监督地滥用和谋私。以上种种，中共政权好的几乎没有，坏的一条不漏。

　　独裁是一国人民的灾难，更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灾难。一个国家是不是独裁暴政，应该由这个国家中体验过其他民主国家製度的人民来评判，更应该由全世界热爱和平、谋求发展与繁荣的人民来共同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独裁暴政，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尤其应该由已经葬送独裁的民主国家来评判。历史告诉我们，民主有多种方式，但独裁到最后只有一种——就是暴政。用花言巧语来粉饰独裁暴政，用金钱美色来收买外国政要，无法掩盖其人民在暴政下所受的痛苦，哪怕是其十亿分之一。

　　独裁是有毒的，是会被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在世界上几个独裁最严重、人权最恶劣的国家中，遍布中共的独裁输出。遏製中共在本国与全球的暴行、揭露其粉饰行为，已经成为全球人类社会不可再拖的紧急事务。

　　一、中国共产党压迫人民实施全过程独裁

　　中华民族是忍辱负重、屡受苦难的民族，几乎从未对世界政治史作出任何贡献。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政治一直是君主专製，中国人民承受着从朝廷到地方官再到士绅的多层级压迫，农民与体力劳动者始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最底层。近代以后，中国被殖民主义的侵入，形成了人民、朝廷、殖民者的政治三角，人民时而在朝廷与殖民者的斗争中获得喘息，时而在朝廷与殖民者的和解中遭受加倍的压迫。嗣后，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各种革命变革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臺，但都未能成功製胜清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但袁世凯、张勛接连试图復辟，妄图将中国带回皇权专政之下。国民政府北伐的成功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地方政治仍然被各地军阀控製。嗣后，中国经历了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948年，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行宪」，但随后彻底输掉了国共第二次内战，败退臺湾。在此期间，中国有对议会製、多党製、总统製等西方政治製度模式的各种尝试，但从未有过和平稳定的政治局势作为这些尝试的基础，因此全部以失败告终。中国以「民主」「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成功，只标誌着科学、教育、文化的进步，而从未带来政治体製的改变。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立，成为苏俄（苏联）在华代理人，开始在华兜售共产主义包装纸中的列宁式暴力革命。依靠「七二一方针」的保存实力与日本投降后在东北苏军的直接支持，中共很快赢得国共第二次内战并在北京建政。此后，中共开始大肆篡改历史、自我美化，自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并「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现实绝非如此。中共以暴力实施 「土地改革」对旧朝地主富农草菅人命，随后又以「人民公社」为由强製收归国有；以「三大改造」和「公私合营」掠夺国旗上两颗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鼓励人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断以「三反、五反、四清、反右」为借口杀害反对派或潜在的政治异见者；出臺「大跃进」等颠复常人认知的政策，造成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混乱；后造成饥荒，但中共高级官员却在特供体製下享受奢靡的生活。1966年，毛泽东为了确保其个人独裁凌驾于中共集体独裁，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十年内乱。1978年，邓小平为了挽救经济，重新实施市场经济製度；独裁下的市场经济迅速沦为寡头官倒的天堂、官商勾结的温床，实现了从「君主专製」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飞跃，而中共将后者无耻地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纵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未忘记粉饰自己的暴政。其于1954年製定了其政权的第一部宪法，但其国家主席刘少奇却拿着这部宪法被活生生批斗致死。其确立了「申纪兰式」的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贊歌花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製度、少数民族党员代理人式统治——民族区域自治製度，为其独裁提供提供法理框架。城市化之后，中共使用网格式管理操纵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实施所谓「基层群众自治製度」；大肆利用警察机关对体製外的人大代表、村（居）委会候选人实施迫害，製造寒蝉效应。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总书记职务为媒介，强化中共的独裁暴政权力、架空国务院等行政机关的领导人，为其终身个人独裁铺路。大搞假选举、假协商，实施决策独裁、管理独裁，用「定于一尊」架空一切监督、扼杀一切反对声音。用「篡改字典」「发明新限定词」等意识形态手段，塑造了「人民民主」「有序参与」「爱国者治港」等新话(newspeak)，攻击迫害正当行使政治权利的人民。将游行示威描述为「混乱分裂」，将奴性服从标榜为「安定团结」。历史上的中共先用暴力无情杀戮反对者取得政权，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者是「反华」，强行将国家民族与党划等号，将爱国与服从党乃至于服从总书记本人划等号，绑架中国人民固有的、不可侵犯的主权。今天的中共先用橡皮图章肆意立法，再指责不服从者是违法分子，把「公民立法、公民守法」的民主秩序断章取义为「党代表公民立法、公民守法」；一边对人民施加剥削，将利益输送给中共高官、其亲属、其代理人，一边对反对者施加监禁、酷刑等残酷迫害，一边毫无廉耻地声称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时至今日，中共的自我美化已经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对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病毒追求不切实际的清零目标，反復实施大规模「封城」，强迫人民自费在高价酒店隔离，官商勾结输送利益，却自我标榜为「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用数据造假、强製公务员捐款、强製国企购置产品等方法，违背经济学客观规律实施所谓「扶贫政策」，最终通过固化标准的方式声称「现行标准」下脱贫，却自我标榜为「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以「共同富裕」为幌子打击敌对派系的资本代理人，直接造成大量民众失业。中国人民今日所承受的独裁灾害，是1978年以来最为严重的。

　　全过程独裁，是中国共产党欺骗人民接受独裁、深化独裁、滥用独裁的残酷过程，是中共不断推进意识形态诳语、强化压迫製度、欺骗全球人民的最新方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杀人、抢劫、自我美化的法西斯历史。全过程独裁，是中共在「六四事件」之后更新意识形态话语、改变独裁方法、提升独裁强度的必然结果，反映了中共的压迫人民的本质属性和製造红色贵族、红色帝王的根本宗旨。 全过程独裁，充分彰显集权国家性质，充分彰显人民奴隶地位，使中共高官的剥削得到更多产值、其本人及亲属的腐败利益得到更好保障、其买办代理人资本活动进一步扩张。全过程独裁，形成和发展于「六四事件」之后，扎根在全体公务员的行政思维中，蚕食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社会财富，学习借鉴其他独裁政权的暴行经验，延续着中华民族长期被压迫为奴隶的历史，得到体製内既得利益者的同流合汙，具有长期历史血债和永续压迫的卑劣企图。全过程独裁，具有完整的压迫范式和完整的爪牙网络，使假民主和真独裁结合起来，构建起复盖960多万平方公裏土地、14亿多人民、56个民族的压迫体製，导致所有人民在恐惧下服从。全过程独裁，既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奴性特色，也体现历史上所有独裁体製的共同模式，是现代君主专製暴政的中共版本。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中国发展出全过程独裁的根本原因。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正让14亿多人民在恐惧下闭嘴、在痛苦中跪下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残酷地镇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压迫人民、坚持红色恐怖地位，真正骑在人民头上、利用人民续命；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央集权体製，保证党压迫人民有效剥削社会，保证独裁的理念、方针、政策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坚持一切为了高官获利，一切来自剥削群众，财富从群众中剥削来，重担到群众中摊派去的「群众路线」，密切监控评估人民群众反抗的可能性，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恐惧和服从；党内假民主同样泛滥，实行走过场选举、拍马屁决策、法西斯管理、做样子监督，使独裁风气日益严重；实施选奴用奴製度机製，使各方面优秀人才沦为党的奴隶、国家治理体系的螺丝钉，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现任最高统治者及其指定的继承人的手中；坚持拿法律当挡箭牌，肆意立法、强力执法、干预司法、假装守法，通过暴力机关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强迫人民绝对服从。

　　二、实施符合政治学经济学的独裁製度安排

　　在中国，国家各项製度都是围绕一党专政构建的，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绕实现独裁统治运转的，全过程独裁具有完整的製度程序。这些製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广泛、强力衔接的独裁製度体系，构建了多样、可行、低成本的假民主舞臺秀，有效保证了党的主张能够成为国家意誌，能够强奸人民意愿，有效保证了党的独裁统治。

　　（一）以意识形态作为专政的挡箭牌

　　中国共产党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宪法中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发製人，定出「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等没人懂的术语。建政后反復横跳，甚至举办「真理标准大讨论」来讨论这些术语——除了「党的独裁统治」不可讨论外，其他的意识形态可以随意阉割、模煳、篡改。

　　中共坚持「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为独裁统治盖遮羞布。一方面，符合中共意图的政策，通过虚假的民主程序，描述为人民的意誌、人民的需要，保证党对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控製能披上民主的外衣；另一方面，毫不留情使用专政机关，打击其政敌、异见者、利益竞争者，维护其独裁统治和利益专享，保护其高级官员及其亲属、代理人。把党的利益与公民利益少得可怜的一点点交集冠上民主之名，而后大肆这层外衣下实施专政，压榨剥削人民。

　　（二）以橡皮图章人民代表大会掩盖党大于国

　　人民代表大会製度，是中共独裁政权党大于国的遮羞布，是绝对独裁的根本保证，是中共筛选机製漏网之鱼的民主天花板，是实现全过程独裁的重要工具。人民代表大会製度，假装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党的独裁统治，让党的独裁强奸人民当家作主，然后包装为「依法治国」。给广大奴隶自己是国家主人的错觉，最大限度延缓中共独裁陷入「暴政必亡」历史周期率的时间。人民代表大会製度，是「党大于国」的有效实现方式，让中共的中央机关有效控製各项事业，是地方割据和少数民族自决的法理否定，有效保证独裁下的奴隶既努力生产又不会造反。

　　中共筛选基层人大候选人、操控上层人大选举，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中共的代理人会议，并以国家权力机关的姿态批准中共控製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使他们无需对人民负责、也不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供中共肆意使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中共中央以国器号令全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事任免权，使中共闭环控製整个国家机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重大问题、发展计划及其执行报告、预算决算行使审查批准权，使中共中央党库直通国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权，使中共中央能任意撤换官员、打击政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相应职权，使中共对地方官员的任免被无条件的执行，产生对全国的控製力。人民代表大会製度，提供了民主外衣，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高度浓缩权力后向中共输送，保证了中共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

　　人大代表充分反映人民马屁。人大代表来自被筛选的体製内人员和既得利益者，横向上来自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各阶层，纵向上分全国、省、市、县、乡五级，实现了全国范围内马屁精的广泛复盖。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人大代表262万名，其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94.5%。人大代表充分发挥冒充人民的优势，走过场、睡大觉，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把中共的既定政策包装成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乡、县、市、省、全国自下而上、逐级召开，使得中共的代理人从基层逐级向上、控製全国。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共拍马屁、共吹政绩，供党的高级官员当面享受，给人民灌输国强民富的错觉。各国家机关依法认真敷衍人大代表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建议；许多废话被吸纳进政策文件中，充实空白部分，成为中共恶劣政策得以藏身的林海雪原，削弱人民的关註。

　　人民代表大会製度，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製度形式：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製度，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誌，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製，维护党的独裁权威、维护全国臣服在党的脚下。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製度是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奴性和1949年以来中共独裁暴政实际、体现列宁主义暴力专政国家性质、冒充人民当家作主、兜售中华民族伟大復兴假说的好製度。中共必然长期维持橡皮图章、全面贯彻党的独裁、不断发展假民主的包装水平。

　　（三）导演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

　　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是中国的一部政治舞臺剧。这一製度起源于大臣高呼「吾皇圣明」的封建传统，彰显独裁者请人拍自己马屁的专製智慧，又对近现代政党政治中体西用，是中共的新型公关模式。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将长期上演，不断改良。

　　在中国，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花瓶党派（註①）。在中共独裁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演戏、互相吹捧、利益分享、一绳蚂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这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和戏剧效果的新型公关模式。中国共产党是导演，八个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地下分支、是同中国共产党一起演戏的演员，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屁精、灭火器、工具人。在中国，反对党都在秦城监狱，在野党都被迫害监禁。中共不是一党独角戏，也没有反对党、在野党，而是「中共导演、花瓶表演，中共独裁、花瓶站臺」。

　　各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以拍马屁大会、叼盘站臺、专折密奏等形式，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站臺。中国共产党在分配利益时全员召集、接受监督，确保不因分赃不均发生窝裏反。中国共产党和各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在压迫人民时合作共事，花瓶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被安插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专门委员会成员中，一些花瓶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担任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各花瓶党派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紧紧围绕中共政权工作，积极熘须拍马、硬叼死撑，为维护中共独裁发挥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作为公关舞臺，在「协商」中促进全员参与、推进硬叼死撑、实践熘须拍马，既秉承「吾皇圣明」的历史传统，又冒充现代政党政治，充分体现了中共独裁政策压迫前试水温、反弹时稳民心、破产后强狡辩的特点，是独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共特色的製度安排。在人民政协製度平臺上，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发挥在界别群众中的公关、代理人作用，通过任务布置会议、任务设计会议、拍马屁会议、专业人士会议、灭火会议、试水温会议等，开展公关、走秀、公费旅游、拍马屁等经常性工作，对国家大政方针、经济社会各领域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宣传造势、无耻追捧、硬叼死撑、包装欺骗，提出各种方案。中共先发稿再收回，假装采纳了、集中了他们的意见建议。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收受利益后公开宣扬自己接受党的主张，并在各界别群众中强推硬卖党的方针政策，连哄带骗，能哄骗多少人就哄骗多少人，高明地哄骗，大声地哄骗，巩固村夫愚民的暴政基础。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与全国人大会议每年同期召开，政协委员不仅要在政协表演一次，还要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参加对有关法律修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等的讨论，再演一次。这样的製度安排真正实现了大家一起吹、大家一起骗，形成了具有中共特色的「双赢」（赢两次）。

　　中国共产党导演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公关秀，花钱少、效果好、可持续，能欺骗最广大人民、全国各族各界跟党走、被党坑，有效避免了旧式独裁製度形成主奴对立的弊端；让各个花瓶党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紧密团结起来，吹同一个牛、站同一个臺，有效避免了精英阶级造反或恶性内耗的弊端；通过製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分配各种利益、推动剥削政策科学化有效化，有效避免了旧式独裁製度大撒币低回报、撒币不精准、撒币比例不当导致官绅阶级撕裂社会的弊端。

　　（四）建立和维护最广泛的腐败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笼络人心、买凶杀人的重要法宝。在独裁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能笼络的都笼络，坚持支持我的反对我的一起笼络，统筹做好花瓶党派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工作、「砖家」工作、少数民族代理人工作、宗教代理人工作、红顶商人工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移民能力者）工作、港澳臺建製派代言人工作、外国代言人工作和渗透至外国的华侨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製造共同利益，用钱收买人心、谈判各取所需，不断促进花瓶党不造反、少数民族不自决、宗教经典加塞党理论、富人穷人对立、境内境外居民对立，最大限度让所有中共剥削不了的人都和中共一起剥削其他中国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共腐败统一战线的组织。全国政协设34个界别，由中国共产党、各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中共控製的人民团体、中共收买的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製派、澳门特别行政区建製派、臺湾中共代理人和海外中共代理人以及其他有利用价值的人组成。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共有委员2100多人，其中非中共党员占60.2%。这样的组织构成，体现了「应笼络尽笼络」的重要特征，能够在认同中共独裁、拥护中共独裁、共同致力于吹牛皮、共赚黑心人民币的政治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把可能反对中共独裁的人变成支持中共独裁的力量。

　　（五）培养少数民族代理人

　　中共治下有若干少数民族。铸牢奴隶共同体意识，始终保持少数民族不自决，实现各民族一起被剥削、一起被专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方针宗旨。少数民族代理人製度，是指在中共统一控製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选出一些代理人，设立「自治机关」假装在自治的製度。

　　中共选拔少数民族代理人，以不造反、不自决为前提和基础，是假自治真独裁、假少数民族真中共党员，是防止少数民族造反、自决的权宜之计。中国少数民族代理人，是在中共控製下的代理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共决不放弃的剥削对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共控製的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统一领导。

　　设立民族「自治」地方，是从製度和政策层面假装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均安插了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代理人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主席、州长、县长或旗长，均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理人担任。中共根据各少数民族的觉醒程度和抗争性，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差异化剥削策略。

　　少数民族代理人製度，把中共在民族自治地方实施的暴政包装为少数民族 「当家作主」，对各少数民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控製和压榨。在这一製度框架下，少数民族的反共情绪被削弱，少数民族逐渐沦为中华民族奴隶共同体的一部分。

　　（六）渗透基层群众

　　中国人口多、地域广，基层治理差异大。中共设立和控製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村民、居民、职工被基层党组织直接压製，剥夺一切民主权利，实现极限管理、自生自灭、自我审查、相互批斗，有效防止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从假象变成实质。

　　村（居）民中选用代理人。村（居）民代理人在基层党组织的控製下，成立村（居）民委员会，直接垄断一切民主权利，将中共上级组织的意誌下压到基层，渗透把控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假选举，代理人之外的村（居）民只能走过场投票，没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实行假协商，由收受中共利益的村（居）民代理人采取多种形式给中共站臺、造势；实行压迫政策，由村（居）民代理人通过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将中共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等的既定政策强製合法化；实行集权管理，由村（居）民代理人强行製定压迫村（居）民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用各种形式和「移风易俗」借口非法干预婚礼葬礼、消灭传统民风民俗，加塞中共党性文化；实行官官相卫，由村（居）民代理人进一步控製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包庇村（社区）事务中的腐败、防止村（居）务恶行被公开。截至2020年底，50.3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民委员会，11.2万个社区全部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实现无死角渗透控製。

　　国企、事业单位职工被迫服从中共。国企、事业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由其党委人员及其代理人把控，把中共在国企、事业单位的重大决策和剥削职工利益的事项包装为职工的意誌；国企、事业单位安排党委人员和代理人担任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防止职工利用董监事代表争取权利、接触账目，探索领导安抚日、劳资舞臺剧、领导信箱等虚假协商形式，掩盖职工真正诉求，压迫劳动者、保障中共的剥削利益，使单位加强劳动力剥削和强化压迫控製，为红色资本扩张提供低人权低劳权的有利环境。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以「工会委员会」为名，彻底葬送职工建立不受中共控製的工会的可能。现阶段中国共有280.9万个基层工会组织，复盖655.1万个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员工生活在劳权的沙漠。

　　基层假民主活动纷繁扰民。从城乡社区裏的村（居）民议事会、村（居）民论坛、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到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进社区，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的基层生活中，被迫付出大量时间精力为一个又一个没有实质功能的民主舞臺秀鼓掌喝彩。中共通过这些人模鬼样、晕头炫目的假把式，逃避讨论关乎人民利益的实际问题，强迫人们以意见建议的方式拍中共马屁，并向其代理人和爪牙定向输送利益，不化解任何矛盾，只解决涉及矛盾的人，使基层原子化、去组织化，丧失反抗能力。基层渗透许多经验做法被全国推行，为中共维护独裁统治不断註入新的动力。

　　基层群众渗透製度，增强了中共对基层群众的控製和压迫，培养了基层群众的奴隶心态，充分彰显了中共独裁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基层群众渗透，使得社会细胞彼此丧失联系，使被压迫的人失去帮助、不敢反抗，为建设人人害怕、人人奴化、人人卖命的基层独裁结构体提供了坚实製度保障。

　　三、披满有名无实的民主外衣

　　中国发展全过程独裁，既有残酷的专製压迫，也有虚伪的民主外衣。全过程独裁，把操纵选举与政治公关结合起来，把假选举、假协商公关秀、专断决策、维稳管理、空白监督贯通起来，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国家发展大事「定于一尊」、社会治理难事「暴力维稳」、百姓日常琐事「删帖禁评」，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行上的协同性、国家机器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服从中共意誌、冒充人民声音，有效防止了选举时被迫许诺、选举后被人监督的「民主难题」。

　　（一）假选举

　　中共通过操控候选人，阻止人民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是中共独裁的一条重要防线，是人民被中共僭越主权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假选举是广泛的：国家机构选举、村（居）委会选举、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无一幸免，涵盖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的选举是按剧本进行的：人民根本无法行使被选举权，党委一把手「一人」「一票」，照本宣科。中国的选举是可控的：不受体製外任何影响，中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自己信任的人。中国的选举是停滞的：迫害独立候选人的手段越来越辣、愈演愈烈。

　　国家机构选举。国家机构选举是指，选举产生全国和地方各级橡皮图章人大，再绑架人大产生同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在中国，合资格人士行使选举权困难重重，行使被选举权绝无可能。从全国人大到乡级人大，五级人民代表大会反復实行经中共筛选的间接选举。按照独立候选人强行剔除、党的代理人长驱直入的原则，通过把大量选区划分到国企事业单位等中共阵地，由中共代理人占绝大多数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由下一级人大间接选举，通过中共控製的名单而产生。各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均由同级人大假选举、等额选举产生，或者直接决定任命。

　　基层选举。基层选举是中国最虚假、最离谱的选举实践，包括村（居）民委员会选举和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村（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村（居）民委员会选举与县乡人大选举同步进行、一同被中共控製。村（居）民定期走秀，选出中共控製的村（居）民委员会成员。在国企、事业单位中，职工代表大会是中共强奸职工意愿、实施独裁控製的机构，职工代表中共操纵控製的假选举产生。

　　中国的假民主选举是符合「选民奴化——中共独裁——选民更奴化」的中国国情死循环的，是与中共永无止境的剥削压迫相适应的，是随着人民的觉醒不断改头换面的。几十年来，中国适时添置遮羞布：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农村和城市每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1，到1995年的4∶1，再到2010年的1∶1，用冷冰冰的数字逐步掩盖中共昔日对广大农村人口血淋淋的压迫。人们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中共的残酷迫害也不断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进行12次乡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11次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独立候选人长期被拒之门外、惨遭迫害。

　　（二）假协商公关秀

　　暴政假商量，伤害群众的事情由既得利益者站臺，强奸全社会意愿、冒充最大公约数，是协商公关秀的本质。人民失去选举、投票权利之后，中共在重大压迫前和压迫过程中吹风、演戏、找人站臺，尽可能製造社会拥护压迫政策的假象。协商公关秀是中国独有的、奴才独有的、恬不知耻的独裁形式。

　　具有深厚基础。协商公关秀源自帝王专製下长期形成的「吾皇圣明」、魅君惑主、明哲保身等官场堕落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沦为集权政治的现状，源自中国共产党政治斗争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卖身投共的实践，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市场经济中的官商勾结、利益代理，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製度基础。

　　形式广泛多样。在各领域各层级，公关秀参与者对中共的意誌吹捧站臺，为自身的利益与中共同流合汙，通过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巧立的名目，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营造社会支持的假象。侵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洗地；侵犯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洗地；侵犯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洗地；侵犯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在基层群众中广泛洗地。

　　体系不断健全。中国不断完善公关秀的种类，探索形成了花瓶公关、橡皮图章公关、官员公关、政协会议公关、人民团体公关、基层公关、社会组织公关等渠道，推动政治公关秀广泛多层製度化发展。花瓶公关，是中国共产党就各种製度性问题，邀请花瓶党派站臺洗地；橡皮图章公关，是各级人大在审议中要求官员、社会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基层代理人站臺洗地；官员公关，是各级政府在强推政策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花瓶党派、无党派既得利益者、受中共控製的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基层代理人等站臺洗地；政协会议公关，是在中国共产党控製下，参加人民政协的各花瓶团体、各族各界代理人站臺洗地；人民团体公关，是中共控製的人民团体冒充特定群体为中共站臺洗地；基层公关，是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渗透组织、经济社会组织和基层代理人等为中共站臺洗地；社会组织公关，是各类社会组织配合中共政策为中共站臺洗地。这七种公关渠道，极大营造了民主假象、欺骗了国际社会、压迫了中国人民。

　　中国的政治公关，照本宣科，发稿读稿，利用各类人士为中共站臺洗地，做到强奸民意、杀人诛心，既搞一言堂、又立牌坊，打感情牌、连哄带骗，形成充分协商讨论的政治假象，充分实践了独裁政治，广泛营造了虚假民意，淹没人民真实话语。

　　（三）专断决策

　　专断决策是独裁政治的重要一环。独裁决策，造福中共高官，镇压人民反抗，剥削人民劳力。在中国，辣剥削、强说谎、硬维稳，肉麻马屁、寻衅滋事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不敢发出声音，越来越多的支持意见来自中共的代理人和公关演员。

　　人大「为党立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党立法、党性立法，保障中共对人大的全方位控製，努力让每一项立法得到领导满意、掩盖人民哭泣。法律立项，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收集马屁，在立法的最初阶段就营造人民支持的假象；法律草案起草，假装听取公众意见和专业人士建议，收买第三方谎称中共内定的法条是他们起草的，让领导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法律草案公布，凡是有争议的（如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才公布，强行把生米煮成熟饭。基层代理人通过联系点，直接参与法律草案的吹捧、站臺、洗地等多个环节。

　　政府「强行执政」。各级人民政府就即将实施的重大决策和各方提出的重大决策建议，提前找人站臺洗地，营造人民参与决策的假象。在决策启动环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中共代理人通过建议、提案等方式吹捧站臺；在决策研究製定环节，通过座谈会、公开征求意见、听证会、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广泛哄骗洗地、特别是向直接关系人哄骗洗地；在决策草案公示环节，通过政府网站和各类媒体，用虚假的社论吹捧决策草案；在决策最终确定环节，「一把手」利用党内独裁，绑架其他党委成员的意见作出决定；在决策后评估阶段，禁评删帖封号、防民之口，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专家等中共代理人事后叼盘。

　　基层代理人提供渗透策略。基层代理人通过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小组会议等形式，就如何利用本地区人民特点强硬推进中共政策提出意见建议。

　　（四）维稳管理

　　中国的事中共管，人民的事中共更要管。在中国，中共的渗透控製无孔不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干预国家事务、干预经济和文化事业、干预社会事务。

　　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共阻碍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把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权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人民无法有效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干预城乡社区民主管理。基层中共代理人製定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向村（居）民施加超越宪法和法律的限製，在经济管理、社会治安、消防安全、环境卫生、婚姻家庭、邻裏关系、计划生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打着「文明」的旗号干预一般民众最日常的生活方式、行为细节，对村（居）民实施蛮横管理、隔绝上访（「矛盾不上交」）、自我审查、互相检举揭发。

　　压迫企事业单位职工。全国超过1.5亿市场主体蒙受工商、税务、城管、卫生、消防等机构的随意执法，经商环境恶劣； 7亿多人就业，大量劳动者的待遇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最低限度规定相差甚远，员工行权难、维权难，完全无法组织工会。中共操控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利用「厂务公开」搞舆论宣传却从不公开核心信息，操纵职工董监事选举、阻断职工代表进入管理层。中共不断扩大其在私营经济中的控製力：目前，全国已建工会企业中，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企业有314.4万家，其中非公有製企业293.8万家、占93.4%。

　　介入一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凡国家设立的均被中共控製，凡民间设立的都受到民政机关的控製。中共控製组织成员，限製其开展活动，禁止其组织成员或服务对象发出反对声音，插手干预社会公共事务。以「行业自律」为借口操纵律师会打压律师、以「社会服务」为名目实施官商勾结和定向利益输送、操纵红十字会滥用善款截留口罩等物资，将独裁统治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截至2021年11月，各级民政部门共登记社会组织超过90万家，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284家。形式多样的社会组织成为中共操纵社会的抓手。

　　（五）空白监督

　　中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切断人民的维权渠道，保证权力运用不受製约。解决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的问题，靠所谓的「中纪委」和「监察委」搞自我监督是完全无效的，要靠三权分立和多党执政。中共大搞「伟大光荣正确」，屏蔽一切监督体系，对权力的监督沦为中共当权者打击政敌的工具。

　　人大无法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常年闭会，其常委会全由中共党员或代理人控製，反受製于当地党政一把手。 人大走过场式通过「一府一委两院」工作报告，从不行使质询权。人大代表座谈会、基层群众座谈会、问卷调查、网络调研等活动沦为中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舞臺。

　　花瓶无法监督。花瓶党派和无党派既得利益者由中共挑选，与中共沆瀣一气。政治协商沦为马屁大会、调研考察沦为公费旅游，名为监督检查、实则熘须拍马。偶尔受党委委托，对中共已经在党内打倒的政治派系实施二次清算。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中共代理人的主要职能是为党的政策站臺、吹捧、拍马屁，协助党和政府「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行政无法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升迁规则与腐败直接挂钩，上级只有指令下级实施腐败、滥权、徇私枉法等行为，绝无可能「监督」下级。

　　监察无法监督。监察机关与中共纪检委一个机关两块牌子，是打击政敌的工具。政治品行恶劣、违反道德操守、滥用公权力等常见的处分理由，都是打击敌对派系人马的借口。

　　司法无法监督。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均设立党组，受製于其所在行政区的党委，法官均有中共任命，并受製于由中共党组控製的「审判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不享有独立决定权，反要替领导背黑锅。其只能扮演司法演员，处置已经被中纪委开除党籍并「将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的已落马人员，按剧本起诉、审判、定罪，没有任何自主权。

　　审计无法监督。审计机关是其所属政府的下级机关，人事任命、资金预算均受製于上级机关和党委，其不敢审、不能审、不想审。

　　财会无法监督。财政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是利益共同体，后者为大量上市公司签署审计报告，利用股市债市为中共代理人提供经济利益，绝无可能采取主动措施遏製财会造假行为。

　　统计无法监督。统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配合中央机关造假数据，确保统计资料符合宣传口径、互相不发生矛盾。真实的数据从不公开至中共党外。

　　群众无法监督。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轻则不予受理，重则遭受寻衅滋事罪、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司法迫害。行政復议、行政诉讼不是调解撤回，就是机械适用法律予以驳回，纵有成功案例，当事公务员几乎不会受到严厉处分。监察机关收到控告，就向被控告人通风报信，致使控告人遭受打击报復。

　　舆论无法监督。媒体全部为中共或政府所设立，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揭露曝光公职人员行为都是「蜻蜓点水」「打苍蝇」。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中共加紧建设境外网络屏蔽网关「防火长城」(Great Firewll, GFW)，并以网信办向社交境内媒体服务提供商不时发送审查指示，审查清除不利舆论。

　　四、广泛严厉残酷的独裁

　　完整的製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全过程独裁从政治方案变为横行神州大地的毒瘤、灾难和人民的苟活方式。人民被中共骑在头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中共几乎全部的政策措施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国家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机构中，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实现一切行政程序和手续上。独裁的暴风雨蹂躏中华大地，中国人民遭受广泛恶劣、真实恐怖、残酷血腥的独裁。

　　（一）人民权利被广泛剥夺

　　中国有一部浪漫的宪法，但完全没有违宪审查製度，司法机关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作为审判依据。宪法成为中共中央机关肆意蹂躏的废纸和反驳人权指控的挡箭牌，人民完全无法行使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中国的政治权力是无法通过提高社会地位和财富来取得的，而是被中共垄断的特权。国家权力不是为公民服务的，而是为中共服务的。

　　中国实行以公有製为收割机多种所有製经济共同被割、向中共分配为主向其他人分配为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等经济製度，国民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共及其代理人手中，中共独裁统治和镇压人民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在中国，人民行使选举权异常困难，行使被选举权几无可能。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将会触犯寻衅滋事罪，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极有可能招致打击报復。几乎完全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民无法参与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行使民主权利。每个人都只有一个角色——奴隶，除了配合中共演戏外，无法实质性行使任何民主权利。

　　在中国，人权状况极端恶劣。中共控製的资本从住房、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方面大肆剥削民众财富。社会保障体系不堪描述：医疗保险颠复了医患关系，提供进口药品将导致医院亏损，患者因而「买不到药」；医疗保险对严重疾病的复盖非常有限，因病致贫成为常态；基本养老保险濒临破产，部分省份已经需要依靠其他富裕省份调剂资金。为了塑造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中共实施劳民、伤财、无效的脱贫政策；大搞「一带一路」对外撒币；以「共同富裕」为口号打压民营资本，导致人民失业。

　　中共长期以意识形态话术混淆经济成果与人权的关系，否认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应有的人权。在中国，司法机关沦为打压政治犯的工具，媒体与出版社沦为中共的宣传机器、民间媒体和自媒体被严厉审查取缔，游行示威被视为最严重的扰乱社会治安行为。法轮功修炼者、家庭教会牧师、政治异见者长期遭受迫害，甚至蒙受酷刑和活摘器官，连基本的生命健康权都被残酷侵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空虚感、困顿感、绝望感不断增加，生存权、发展权、健康权无法得到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败涂地。

　　中国人民享有的权利不断被限缩。「六四事件后」，政治体製改革全面停止。习近平成为总书记之后，强化个人崇拜，製造了「脱贫攻坚」「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各式各样的谎言，中国人民被迫唱贊歌、拍马屁；互联网审查全面加强，说真话的人会被起诉「造谣传谣」；以疫情为借口停发护照、限製跨境旅游；抵製澳大利亚动力煤，煤价应声上涨，导致电厂亏本生产、拉闸限电；强製实施清零政策，强迫人民自费隔离。人民的生存权利、发展权力、旅行权利、政治权利都受到严重的限缩（二）人民对政治心灰意冷

　　人民连票都没有，政策连口号都假到骗不了村夫，长期被打压、维权就被更残酷的打压，这样的独裁是最无情的统治。在中国，被迫害的恐惧深入人心、人民习惯于忍受和沉默，奴颜婢膝成为人们的日场☆态，中共吆五喝六，社会死气沉沉。

　　人民对改革的希望不断灭失。人民无法参与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管理，事前提不出意见、事后搞不了抗议；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由中共一手遮天；人大、政协沦为中共代理人，社会组织、网络平臺被严密监控，表达诉求立刻招致打压、甚至是迫害。从迫害「白专典型」到迫害武汉的医生，从进不了门到办不了事，独裁的本质从不改变、手法日新月异。党和国家要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么样，人民无权置喙、只能默默承受。

　　人民利益要求不仅无法实现，甚至无法表达。独裁，起始于强迫人民服从，堕落于颠倒因果黑白。人民意愿只能表达、不能实现，只是浅层次的独裁。在中国，人民的期盼、希望和诉求，从国家大政方针，到社会治理，再到百姓衣食住行，没有地方说、说了是造谣、做了是煽颠。人民的意愿和呼声，在中共的压迫下，成为「谣言」和「煽动」，并通过中央、省、市、县、乡镇各个层级的警察机关联手作恶、层层打压，通过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主管、主办、协管、协办的比拼竞赛，通过决策、执行、检查、监督、问责等各个环节的环环紧扣，转化为迫害人民生命、自由、良心、信仰的酷刑和迫害。对于涉及自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人们通过信访平臺、领导信箱、政务热线、网络「留言板」等提出意见和诉求，不是「涉法涉诉不予受理」「没有法律依据」，就是招来更残酷的迫害和镇压。

　　（三）国家濒临崩溃

　　独裁严重危害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二者相伴相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绝无独裁暴政大行其道，却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人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荒谬现象。独裁製度一定是残酷无情反人道的，一定是把国家推下深渊的。

　　中国独裁的高强度，导致了国家机关的高腐败，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困厄在人治、官治的中世纪水平。中国的独裁，充分彰显了中共的残暴无情，极大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人民既是独裁的受害者，也是中共的印钞机，前途一片黑暗失落，为了生存只能为中共做牛做马、为奴为娼。中国的独裁，粉碎了国家和公民、国家和政党、民族与民族、宗教与无神论、富裕与贫穷、国人与侨胞的关系，扼杀民族主体性独立性，最大限度製造了牵扯，切实利用了相互掣肘、内耗令中共渔翁得利，形成了一党暴政的政治局面和滥杀无辜的悲惨历史。中国的独裁，把党的主张凌驾于国家意誌，用党的意识强奸人民意愿，使得党绑架国家、绑架人民为其统治服务，产生极大压迫，形成极少数剥夺极大多数的恐怖製度，控製了全社会的生产力，拖累了各项事业现代化，只有中共高官及其在海外的亲属，生活令人咂舌地日趋腐败奢靡。中国的独裁，始终把中国人民利益当作提款机，以国家独立自主抗拒先进文明，强势维护党大于国、党凌驾一切、党劣化扩张，毁灭性破坏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中共建政70多年来，不断犯错犯浑，不断造成在其他正常国家裏不会出现的灾难。中国人民经过水深火热的忍耐，终于在1978年后开始发展经济、回归民生。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后起直追。而中共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其独裁领导下「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无民主、无自由、剥削压迫严重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忍辱负重，没有亿万人民的舍己求全，实现这样的自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独裁，真正把草菅人民、迫害人民、剥削人民实施到极致，逼得中国人民在骷髅堆、饿殍堆中死裏逃生。这是中共犯下的罪孽，是举世罕见的暴行。

　　（四）社会动荡不安

　　独裁是人类的一段历史。终结独裁，要推动社会向着自由、平等、公正、文明、团结、和谐的方向前行。良好的社会，应百家争鸣，而不是搞一言堂；应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製造红色贵族皇帝；应保持社会稳定有序，而不是带来缺电和失业；应让社会充满美好善良温情的人性，而不是充斥假大空残厚黑的党性。

　　中国人软弱顺从，中共却变本加厉、赶尽杀绝。中共的独裁，实现中共意誌和利益的绝对凌驾，造就颠倒黑白、贪赃枉法、永续暴政的国家机器，人民苦不堪言、绝望无助，社会动荡不安、「献忠」频出。中国人民用几十年时间填起了中共建政三十年来的毁灭性灾害，但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中共再次趁机夺利，造成官倒、下岗潮、学潮、民工潮，社会动荡不安。中共谎言成性，自称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全然不顾人民血泪纵横、泣不成声。中国人民从清雍正朝皇权专製以来，在辛亥革命之前从没有经历过思想可以自由地表达、人员可以自由地流动的时代；中共建政后，因言入罪、户籍造墙，一夜回到辛亥前。今天的中国，人们被迫高价自费隔离于旅馆之中；每月有12.26万户企业註销；10亿网民无法使用Google、Facebook/Twitter、Whatapp/Telegram……中国社会封闭高压，只剩下官媒口中「团结和谐、稳定有序」的弥天大谎。中共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五）权力运用不受製约和监督

　　权力是金钱和美色的製造机。当权者恣意妄为，无节製地滥用权力，是独裁的必然状态。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对基层权力製约和监督，始终坚持中央先贪、始终坚持党内三六九等，形成滥用权力和贪汙腐败的央地矛盾，必然导致当权者「趁着权力没过期」竭尽所能剥削人民。

　　把权力放在画出来的假笼子裏。利用製度的迷惑性、復杂性、形式性和欺骗性，做足製约监督权力的表面文章。持续使用党纪打击敌对派系，持续滥用司法打击敌对派系，法律即造即用、行政任意裁量，创造权力、分享权力、滥用权力、转租权力，让权力在恐怖下肆虐。织密党内法规网络，创造纪律借口，使敌对派系和政治敌人都被纪律处分扼杀。除总书记外，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製，实现总书记掌握人事权控製整个党。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拉拢，大开滥权之门、大搞奢靡享受，用特供特权製造忠诚的爪牙。架空党和国家监督製度，运动员自己当裁判；保守腐败秘密，只公开套话、废话、舆论宣传，保证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和人员坏事不被揭露、丑事不被张扬、蠢事不被关註，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爆发、人民造反。

　　态度上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反腐是骗取民心的大戏。中共以「杀掉千百人、稳住十四亿」的丢卒保车策略，坚定不移上演反腐表演。坚持暗箱操作、离岸交割，看不见、查不到、追不回三位一体，嘴上一套、心裏一套、澳门一套合体发力。坚持反腐败天天演、大小演、案案演，坚持集体学习、电视认罪、作秀公审，坚持反腐反贿「赢两次」，坚持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以政治安全、统治地位的高度，以过河拆桥、打击政敌的宗旨，「打虎」「拍蝇」「猎狐」三声部大合唱，以官媒报道、拍电视剧宣传反腐，持续形成廉洁错觉，消灭异己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在假装解决腐败这个政治大戏中，中共不仅吹牛皮，更上演苦肉计。

　　评判一种独裁可不可怕，现实最有说服力，被迫害过的人最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要看独裁者是否自我收敛。中共的独裁是否残暴、是否无情，归根结底要看中国人民害怕不害怕、中国人民下跪不下跪。有视频显示，近年来，上访群众在政府门前不再是抗议，而是在下跪，这是中国独裁榨干中国人民最后一滴血最真实的反映。中共的独裁道路杀过人、放过火，而中共仍将沿着这条道路变本加厉地走下去。

　　结束语

　　独裁没有最惨，只有更惨。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

　　民主的中国能造福中国人民、造福整个世界。与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渴望相比，中国的民主之路还需要不断艰难前行。在中共变本加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中国人民必将在迫害中不断觉醒，始终坚持人权、自由、法治等普世价值，坚定不移反对中共全过程独裁，让中国人民早日加入文明世界、先进国家的大家庭。

　　当今中国，正处于最动荡的时期。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蒙古族人失去了他们的母语、西藏人失去了他们的宗教、香港人失去了他们的立法会和普通法；全国人民在强製高价自费隔离和停工停产停电失业的大潮中痛苦挣扎。这固然是磨难，但也是转机。随着世界各文明国家开始关註中国、关註中共独裁暴政，中共再也无法上演骗局。坚持民主製度，维护普世价值，拓展文明世界，提升人民幸福，才能汇聚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互帮互助、分工合作，推翻一切压迫人民的独裁製度，共建人性之上的蓝色星球。

中共对中国的专政

作者 宋时雨

　　说明

　　本文论述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中共定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是西方左派支持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

　　前言

　　壹场疯狂的经济浪潮渐渐退去，裸泳者越来越多。人们无法掩饰的茫然和困惑表明，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芸芸众生，均未能从成熟的自由概念和理论中领悟到“自由的真谛”。然而，当七十年前那场高昂的自由解放悲剧式的落幕后，另壹场真正的自由解放正在开启。事实上，中国己经临到非变不可的关头！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只有迎上前去，最后壹搏。

　　第壹篇 中国向何处去

　　自由的真相

　　中国曾是壹个文明古国。

　　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方面都开始落后于人，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中国落后的原因很多，但是，壹切落后归根结底是制度落后，而制度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壹个保障个人自由的国家。

　　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上天赋予每个人不可让度的权利！自由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早己从保障个人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身上显明出来,实在是有目共睹。事实上，人类文明史就是壹部自由史。

　　然而，自由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穿上壹件自由的丅裇衫就自由了，自由的灵魂是勇气和行动。人类社会各国各族为追寻个人自由曾经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走过让人匪夷所思的弯路，中华民族尤其为甚！自古以来，由于中国人对自由有太多的漠视和认识的误区，于是，正应验了索尔仁尼琴的壹句话：“权力无所不能，正义壹事无成”。

　　浮华后面的真相

　　全世界大多数极权统治国家都已经崩溃转型，中国似乎成了壹个例外。

　　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五年来，虽然政治制度上没有丝毫改变，但是，经济发展似乎让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特别是道路、交通、通讯、电子商务、房地产以及某些中国制造，大有领先世界的势头。然而，这些经济增长的亮点并没有带来国家的根本进步。

　　认识中国，必须透过光鲜靓丽的表皮看到它的本质。

　　专制极权凭借垄断专权和对巨量人口的控制，利用文明世界的宽容和良善，诡诈入世，低价倾销，不惜背负“血汗工厂”、“低人权”的骂名，大肆贱卖中国制造的产品，也就是贱卖中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超乎常人想象的低价出口创汇，再以贱卖获取的天量外汇，在世界范围内高价购买各种新技术和发明创造，再用这些买进的先进技术和引进的外资拉动经济：建世界工厂、造广场高楼、筑路架桥、发展高铁，扮靓了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又从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买入天量的粮食和饲料，以此封堵恶性通货膨胀的源头，使得权贵们有充分的底气超发货币拉动各种投资；借助于流动性泛滥，各级政府拼命推高房价制造房贵和财富效应，壹方面把天文数字的货币吸入房产和股市，另壹方面借助房地产扩张和股票上市的造富运动，让权贵们整体暴富。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国外到处撒钱，高价购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因此，中国经济繁荣的多彩拼图可以简单归纳为：贱卖贵买。

　　虽然和贫困洼地时的中国相比，今天中国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长，物质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年年不断的通货膨胀让人们的实际收入大打折扣，房地产泡沫更是让多数家庭生活在自我陶醉的富贵梦中，事实上，多数民众日益陷入相对贫困化的深渊：他们享有国民财富的份额或比例与权贵们的所得相比大幅下降；城市裏有房有车的富裕民众与骑电单车养家的普通民众之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贫富差距很大且在不断扩大。总之，今天中国人财富占有的平等指数不仅远远低于毛泽东时代，甚至连许多最落后国家都不如。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不仅史无前例，更是当今世界之最。

　　虽然和毛泽东时代的落后中国相比，今天中国，买来的文明和农民工的血汗，把大大小小的城市装扮成了壹个个光鲜靓丽的玻璃球，而高速公路、高铁、航空则把这些玻璃珠子串成壹条条光彩夺目的风景线。但是，在广大的农村、边远城镇和大城市的小街小巷，在许多高大建筑的背后以及它们的内部，我们看到的除了极少数的奢华外，更多的是破败、粗糙、简陋以及下层百姓的艰辛生活，还有他们在生老病死中的苦苦挣扎。

　　虽然和物资短缺的前三十年相比，今天的物质财富杯满四溢，人们穿得更加体面，公共场所更加整洁漂亮，吃喝玩乐丰富多彩，但是满社会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强抢强拆、冤假错案、食物有毒、空气雾霾、水源汙染，这壹切使得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壹个人，在付出巨大健康代价的同时，人人都缺少安全感。

　　虽然和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相比，人们逃脱了各种政治运动的灾难，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各个层面，党官之间的争权夺利越演越烈，壹批又壹批的官员（包括上层高官）失势后被反腐抓进监狱；壹茬又壹茬的大小富豪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丧命的丧命，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最近，人们似乎已经感觉到，壹场围猎前朝巨商，以及国进民退的运动正在拉开帷幕，那些曾经春风得意暴发横财的巨富、明星，今天倒霉地被“成也权力败也权力”的历史逻辑碾碎；在社会的下层，异见人士、持不同政见者、各类维权人士等等无数被迫害的人群，在政治高压下，成了壹个个被维稳的群体，而贪汙腐败、强权欺诈、司法不公则每天都在孕育突发事件和隐形炸弹。因此，这个让人自豪的举国体制在它狂推经济的过程中，在陷中国大众于不利的同时，也陷权贵豪强于不义，更使得壹茬又壹茬的风光人物们难得善终！

　　总之，普通中国人这些年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所有好处，比不上国家被掏空家底、资源浪费、环境汙染、道德败坏、残酷权斗、人人互害中遭受的损失，更比不上他们忘命打拼、辛苦劳动、充当房奴等各个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打造世界工厂狂推经济的果实被权贵占有，不良恶果由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来承担，贵买的技术和创新，不是服务于权贵和不到人口三分之壹的城市人群，就是源源不断往政府脸上贴金，改革的大部分红利被权贵们巧取豪夺并转移到国外。因此，贱卖贵买绝对不是壹种无知的二货行为，所有真相都指向壹个显明的事实：权贵们不断贱卖、贱卖、贱卖中国、贱卖中国人民！贵买、贵买、贵买他们的奢华、贵买他们的权力江山！由此可见，千万别说贱卖贵买不符合生意常规而不能持续，在中国权贵们的政治逻辑和聪明绝顶的算计中，只有贱卖才能获取大量外汇：才能贵买（收买）别人买不起的各种创新和新技术，才能跨越式发展；才能用自由世界的先进技术手段来限制和摧毁国内臣民们的自由；才能用自由世界的矛，戳自由世界的盾。更核心秘密是：不惜壹切代价的贱卖中国的资源和产品，损失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普罗大众的利益，延长的是专制极权的寿命，最终受益的是稳坐江山且亨尽荣华富贵和地球村红利的权贵们。

　　然而，正是这种背离市场经济规律、违背人类基本商业规则、颠复自由市场比较成本优势、脱离人类文明进步轨道的倒行逆施，打造出了让人耳目壹新的中国模式，至今仍在让无数海内海外的善良人们为之沉醉。

　　面对以上事实真相，作为壹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妳真的愿意国家在这样壹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吗？

　　谁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惊人的腐败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奇葩的表征，也是民愤极大的政治生态。权贵们打着改革开放旗号明修栈道，在十几亿人的眼皮底下公然把公有制壹步壹步暗渡陈仓为权贵私有制，上演了无数瞒天过海的把戏和绝顶聪明的人间罪恶！因权斗揭露出的贪腐不过是恶贯满盈中的沧海壹粟！然而，大量的真相告诉人们，腐败这个人民公敌不是官德沦丧的结果，它源于中国各级官员享有的无上特权。这些特权使得各级官员除了在党政军系统及垄断行业、特殊单位的肥缺上提拔安排自己人之外，更为张狂的是在发展改革、城市规划、政府投资、银行组建、银行贷款、不良核销、国企供销、国企破产、股票上市、股票交易、国企组建、资产重组、工程承包、项目审批、物价管理、土地征用、资源上下游链等等领域，在壹切政府管理的大小市场及这个国家“人、财、物”的方方面面，疯狂地牟取私利，化公为私。

　　权贵们享有的名目繁多的特权中，最大的特权是权力不受社会和百姓的制约。为什么官员们的权力不受制约？因为维系这个党国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需要垄断权力！不容许党官以外的任何人染指权力，也不容许任何民间力量挑战权力。总之，权力垄断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权力垄断不仅滋生、强化了权贵的特权，事实上，权力垄断剥夺了人民应该享有的大部分自由。

　　他们通过城管限制人们做小生意和贫苦人家摆摊的自由；他们通过发改委泡制各种条条框框，限制老百姓的小资本、以及独立民间资本的生存、发展和投资自由；他们通过民政局，限制人们互助、做慈善和公平获得社会救济的自由；他们通过计生委，限制了人民的生儿育女自由；他们通过国土局，剥夺了人们支配和拥有土地（私有财产根基）的自由；他们通过城建房管部门，限制了人们修房盖屋的自由；他们通过拆迁办，限制人们拥有和捍卫私产的自由；他们通过证监会，砍光了资本市场的梧桐树，限制了人们直接投融资的自由，掐断了私人资本独立发展的命门：不勾结官府，谁也别想做大。

　　他们通过银监会、保监会，限制普通民众自办（参股）银行、保险公司及涉足壹切金融领域的自由；他们通过宗教局，限制人民的的信仰自由；

　　他们通过教育局，限制了中国各种学校、教师及应属民众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自由；他们通过宣传部，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通过公安局，限制了人们的游行、示威、罢工、结社、组党、竞选自由及壹切政治自由；他们还通过工商管理等部门，限制人们因上述部门未能管住的各种经济自由，把各种交易市场、矿山、森林、河流、银行、证券、保险、交通、通讯、网络等重要经济领域和暴利行业，牢牢控制在权贵手裏，不准草民自由进入。

　　他们还通过税收、货币发行的独断，枉顾“无选票不纳税”的世界公理，毫无顾忌地对人民的血汗钱进行大肆掠夺。

　　总之，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权贵的垄断无处不在！哪裏有垄断和限制，人民在哪裏就失去自由。

　　当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要求打破垄断，于是，权贵们就借国际社会的声音，把国家的各种垄断性资源，通过各种明裏暗裏的手段，转化为他们私人占有，中国近十几年来，各行各业中迅速成长暴发起来的巨富，无壹不是这个政权通过剥夺人民政治、经济自由，或官商勾结，或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通过白手套），先垄断后私有化（民营化）的结果。

　　当妳看清了权贵贪官们如此肆无忌弹地剥夺百姓的各种自由，垄断资源贪腐盗国，我们不禁要问：妳生为中国人还有幸福感和自豪感吗？

　　当代中国人无不生活在自由的假象之中

　　比起毛泽东时代，也许妳会说中国人很自由了。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日常生活都被管得很死，现在吃、喝、玩、乐、打工、旅游、有钱人全世界找享受，自由得不得了，甚至比起号称自由之邦的美国人还自由。在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场所，到处可见人们自由抽烟喝酒、自由高声喧哗、自由乱扔杂物。更有甚者，人们自由的坑蒙拐骗、自由地推销假冒伪劣；朝堂之上，权贵们自由地掠夺天下、自由地宣传谎言、自由地花天酒地奢侈豪华，自由地强拆强征，自由地维稳打压社会良知，自由地抵制公平正义、贱踏人权，自由地无法无天、官德沦丧，自由地丧尽天良且活得很好。

　　用现代文明的普世标准剖析中国人的自由，如前所述，权贵们享受的是匪霸剥夺民众自由的恶自由，中国社会平头百姓享有的仅仅是辛苦劳动的自由、某些小生意的自由、日常生活的小自由。至于生育自由、财产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组党自由、集会游行罢工自由、选举自由、参政议政自由等，这些宝贵的、对人的壹生意义重大的自由，壹样都没有。殊不知，只有上述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才能保护小自由限制坏自由、铲除恶自由！否则，百姓享受那点经济和生活的小自由随时有可能被权贵剥夺，只要他们有政治上的需要，随时都有可能走回头路。那些至今陶醉在生活小自由和坏自由中的中国人，妳们醒醒吧！

　　为什么平民百姓很少分享到公共财富和经济发展的红利？为什么百姓找个好点的工作、过上称心如意的日子非常难？

　　为什么费力不赚钱的事都是平头百姓在干？而国家明文规定禁止私人进入的许多垄断暴利行业都有权贵私企在发展？

　　为什么铁定赚钱、发横财且不费力的事都捏在官员手中，而朝中权贵仍不满足还要贪？为什么贪官又多又大抓不完？

　　为什么官商横行霸道掠夺欺压百姓法律管不了?而司法衙门的大门总是向西开？

　　根本原因就是：民众没有政治自由！为什么中国人丧失政治自由？因为，公权被特权利益集团垄断。壹个被多数人忽略的基本常识是，按照自然法的逻辑，这世界上原本只存在私权或个人权利，由于人与人因为财产、人身安全、思想观念不同，会发生各种矛盾纠纷，需要有人出来主持公道，为了让主持公道的人正常工作，每个人都要交出壹部分私权来，这就形成了公权，因此公权是私权的让度，公权的存在目的是为私权服务或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捍卫私权，让每个人从公权服务中受益。个人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是对公权的约束！自由被剥夺意味着公权原本该为大众主持公道变成了维护少数人的特权。

　　公权产生的本原性质意味着政府就是壹个服务机构，意味着政党必须轮换！妳干不好就下臺，让别人来干。再如，如果官员以权谋私，每个人都有权揭发直到撤换官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党官可以反腐，上级对下级可以反腐，普通党员和百姓反腐就是“恶攻、“颠复”，就是维稳的对象，人民不要说政治自由，就连反贪反腐的自由权利都被权贵剥夺。

　　公权只有在宪法制约下才会保护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个人依法拥有政治自由权才能制约权力，以保证公权公用、公财民享。但是，中国官员手中的公权只受上级领导和党的约束，不受宪法管束，这就必然造成壹个党、壹群官员独占公权。中国的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公开享受着比普通百姓高出许多倍的教育、医疗、退休、养老等公共资源，乃铁证之壹。总之，公权私用，公财官享，都是党官对权力垄断的结果。

　　在社会经济的公共领域，权力垄断通过剥夺个人的政治自由权进而剥夺了老百姓对重大经济问题的知情权和决定权，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由权贵说了算。最严重的莫过于当官的拥有处置各类公共资源的特权，普通百姓无权过问，更无权参与，从而产生少数权贵“拥权自肥”的严重后果：大量公共资源和财富被权贵们垄断，又不断以股份制改造和市场化改革的各种名义变成权贵及其白手套们个人所有。而这些肥水流入的私人公司和集团，又以惊人的成长速度反过来鲸吞这个国家更多的资源，在党官的安排授意下，国有银行更是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巨额贷款资金；而那些所谓的大型国企壹方面垄断着各种产业链的上游牟取暴利，另壹方面每时每刻都在向权贵个人输送着利益而形成巨亏，最后让纳税人买单！

　　在这不公不义的世道，有良知的人总要发声，受欺凌的人总要反抗，于是，这个国家产生的维稳费用成了天文数字，甚至超过军费！而投资教育、医保、养老这些最基本的国民福利，官员说没有钱。中国的税费全世界最多，国家财政收入全世界最多，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肥的政府！然而，为什么上述公共福利等重大民生上的投入，且是世界最低，形成人类历史上最罕见的悖论，钱都花哪裏去了？妳懂的！

　　当明白了上述事实和公理，劳苦奔波的妳还会觉得生活在这个国家充满了自由和幸福？抑或妳真的觉得自己是自由公民吗？

　　中国特色红满天

　　中国社会是壹个全方位的垄断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被壹个东西所垄断，这个坏东西就是权力，而权力又被垄断控制在少数人手裏。

　　少数人垄断权力的真相被壹块巨大红布遮盖，这块红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讲它名不符实，因为国家权力不是人民的，有人说它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从来就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极权之实。正如崔健的摇滚歌中所唱“它蒙住了双眼，也蒙住了天”！天红、地红、人也红，人的眼睛更红。上世纪末，在壹个饥饿贫穷酿造的原始欲望世界裏，我们听到了壹个声音，“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大家都觉得这条路很好，当沿着这条特色道路不断走下来，我们终于发现它和文明世界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西方的富豪，他们的巨额财富不是科技创新（比尔.盖茨）就是自由投资竞争（巴菲特）的结果，而中国富豪们则无壹不是“特色”垄断的宠儿，人民丧失的自由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

　　正是权力垄断不受制约，中国的权贵们才能为所欲为，以自己独享之特权“拥权自肥”！权力垄断让权贵们享受特权，特权的巨大利益又刺激着官爷们兴奋的神经，促使他们更加拼命地维护权力在社会各方面的垄断，这就是中国的特权坏制度异常顽固不化的怪圈。

　　总之，垄断特权不除，无论怎样反腐也不可能根除腐败，中国人也永远不会享有“人成为其人”的真自由。人们必须警醒的是：如果我们满足于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得到的壹点劳动自由和日常生活自由，不思进取，不想争取更多的自由，中国社会很有可能出现停滞和倒退，国家也永远不可能进步到真正的长治久安。

　　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真的打破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邪道变成了世人垂范的正道吗？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如此贱卖贵买会不会走进死胡同？中国模式的投钱型经济和高压政治能持续多久？中国人家家户户拼命买房坐等升值发财什么时候到头？中国政府守着低人权的大锅，用“发展就是硬道理”和举国之力的柴火，煮出让人垂涎的中国饭，是不是成了人类的楷模、宇宙的真理？中国的政治经济矛盾是否潜伏着火山？总之，中国到底需不需要壹场社会变革？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怎么变？谁来变？变革的路径是什么？中国是不是处在大变革的前夜？

　　所有的问题及所有的真相都指向壹个天问：中国到底向何处去？

　　自由中国在呼唤

　　第二篇 中国的自由梦

　　自由的梦想

　　中国向何处去？往前走，必须过政治改革这壹关，主政者有这个担当吗？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时期，也不可能，因为中国不会再出壹个毛泽东。退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吗？更不可能，苏联这个中共的昔日靠山早己解体，何况完全的计划经济下人们缺衣少食，要退回去老百姓也不干。

　　时至今日，人们蓦然发现前后的路都断了。为什么会导致这般困局？因为，壹个国家、壹个民族的发展道路，不能由某个领袖说了算，也不能只是某个党说了算，否则是要摔大跟斗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绝对的权力主导了中国人的梦想，人们不再有思想。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这种没有思想的梦想正在变成改变人类的妄想。

　　中国需要自由梦

　　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梦想，壹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当今世界，无论国哪国哪族，如果想要要融入现代文明的话，有壹个梦想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自由的梦想。如果没有自由的梦想，其他所有的梦想终将变成恶梦。自由是壹切梦想之母！

　　中国向何处去？所追问的正是中国人的梦想和道路。如果大家仍然和过去壹样，只是梦想升官发财，现存的坏制度就不会有改变。如果妳认为走老路很好，那么我会告诉妳：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当买来的文明消耗贻尽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面对壹个更加落后、败坏、腐朽的中国。

　　我们的梦想是壹个自由的中国。

　　当今世界上文明发达的国家，无壹不是自由的国家。以苏联为首的极权国家之所以最终失败崩溃，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中国的党国极权制度今天仍活着且创造了经济奇迹，仅仅是因为它搞了壹点市场经济，利用了自由的国际大市场，把劳动和生活的自由施舍了壹点给人民。中国政府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小小善举，深深感动了国际社会，以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壹下子把中国政府拥入文明世界的怀抱，就是那场大屠杀也没能阻挡这“迟来的爱”。结果，旧制度整整年青了三十岁！而中国人的自由梦想则在权贵们的灯红酒绿中化成了泡影。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特权人物们也要追寻自由，只不过他们追求的是为所欲为的坏自由，是损人利己和剥夺他人自由的恶自由。特权剥夺人民的经济自由，就是为了他们自由地圈钱和霸占资源；权贵剥夺人民的政治自由，就是为了他们自由地控制每个人且不许人民反对和反抗。这就是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的原因。

　　中国人几千年来就缺失政治自由。权贵处处剥夺民众的政治自由，其实，他们自己也时刻被控制，和普通民众壹样，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也没有保障。

　　壹个良性社会，壹个理性善良的正常人所追求的自由，壹定是以不损害别人自由为前提；壹个民主国家保障的个人自由壹定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础，无论妳官大官小、财富多少，每个人自由的重量（权利）是壹样的。

　　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常说的壹句话就是：妳不看看妳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这个斤两就是自由度。因此中国社会壹切重大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乃是：权贵的自由千斤重，小民的自由仅八两。几千年农民革命为什么要“均贫富”？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就是放权？不就是为了解决“自由斤两”的公平问题吗？中国社会的壹切进步就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千斤重，特权的自由等于0！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壹个民族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只有明白了真相，怀抱着自由的梦想，找准了路子，不怕牺牲勇敢向前，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

　　自由的脚步声响不停

　　自由的梦想始终在人类的时空中徘徊。不幸的是，早在上个世纪，追寻自由的共产主义梦想被魔鬼引向了灾难。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结束这场恶梦的世纪大决战己经拉开了帷幕。

　　人类的壹些先进国家，大概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经过壹系列的政治革命，先后找到了政治自由的路子。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野蛮原始积累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诸多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反思。以欧文、圣西门、传立叶、拉萨尔、蒲鲁东等为代表的、追求经济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欧洲兴起。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类似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诉求汇成了强大的历史潮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工会组织、工人阶级的各种左派政党在欧美各国纷纷涌现。虽然马、恩提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但是，自由的政治空间化解了底层人民的暴戻情绪，迫使马、恩在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政治呼召。从此以后，议会道路主导的和平的政治斗争，通过左右两派无休止的争吵互斗，不断地限制公权、完善法治和社会保障，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使得自由资本主义各国在改良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然而，壹九壹七年，俄共借欧战政变夺权，列宁主义顺势把马克思主义引向极端，壹种党国极权的政治体制在共产主义的大旗下孕育诞生。经历了二战的狂风暴雨，在苏共的主导下，社会主义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地登上人类历史舞臺。顺着这股历史潮流，中国的国共两党，也先后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试验田裏，各自弄回来壹个极权制度。

　　尽管早在1516年，从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开始，共产主义思想就开始在欧洲徘徊，但是，它从来不曾在文明发达的地方立国。共产主义在落后的俄国落地也并不符合马、恩理论，因此，俄共建国壹开始就註定是壹个背离文明的自由怪胎。

　　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个党国壹体的极权政治怪物，喊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加自由民主”的口号，壹方面歌颂领袖的英明伟大，强化权威，另壹方面对人和社会实行无孔不入的严密控制，人们完全失了自由。几十年下来，它呑食了无数鲜活的生命和十几亿人民的幸福，就连他们的高官、党员也不能幸免。起初，社会主义国家表演出来的种种优越性还能迷惑不少人，然而，当人性之恶和极权统治融合后，社会主义各国的新阶级产生了。当人们发现，这个掌控壹切的新阶级比当年的地主资本家凶狠百倍。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人民心目中的美好梦想，这就从根源上动摇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改革”成了社会主义各国的时髦名词。

　　改革就是为了终止共产革命这场人类的灾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选择了自我转型和自我了断，国民党也走上了重生之路。而中共在邓小平等人主导下，选择了壹条单边经济改革的相反路子。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壹步步背离了“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庄严承诺。四十年来，在“不争论”的掩护下，这场由小平智慧主导的“聪明改革”，终于演变成了权贵们的盛宴。它不仅没有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让国家走向宪政共和，而且离早期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初衷也越来越远。在这个东方古国，十几亿中国人眼睁睁地看着特权新阶级打造的财富王国不断地登峰造极。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整体地陶醉在房价上涨的发财快乐之中，对这个国家因漠视政治自由出现的各种危机视而不见， 致使这场历史性的变革在中国陷入泥潭。殊不知如果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人们到手的钱财也迟早会在极权制度下的各种灾变中烟消云散。金钱至上，对政治自由的麻木，无疑是中国自由的悲哀。

　　谁说党国体制下中国人没有自由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原有政治枷锁中挣脱出来，恢復高考、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干部四化等，权力垄断壹度有所松动，壹大批草根官员应运而生，民众的反腐和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也越来越高。正当中国改革就要进入关键领域的时候，壹场流血的政治风暴扼杀了人们的自由梦。到了这个世纪，早前乘“干部四化”东风进入官场的草根官员早己犬儒化、特权化，权力阶层近亲繁殖成了新常态，就是有几个草根进入权力阶层，不是暗中有背景，就是官爷们相中的看家犬，更多的是买官入仕。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在经济上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人自由的脚步停了下来。

　　梦断政治唯物论

　　中国自由之路存在严重的思想障碍。最大的思想障碍是政治唯物论对人们头脑的桎棝。必须清除政治唯物论的蛊毒，中国自由的大船才能破浪远航。

　　壹个国家如果没有壹个保障自由的政治制度，就好比壹场比赛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和公正的裁判员，人人都在妳争我抢、大打出手。对此，为什么多数人包括某些天天讲“稳定”、“和谐”的上层精英都认识不到呢？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壹个很实在的民族，正因为太实在，太相信拳头和硬实力，以至于官民上下都被政治唯物论蛊惑！

　　政治唯物论就是壹种只见物不见人、把人当作物的政治哲学。是壹种把物质和利益抬高到吓人的高度，并以此主导政治思维的世界观。政治唯物论不是哲学上唯物论的分支，它仅仅是政治思想和理念上的壹种唯物至上的偏执思潮，也可称为“政治上的唯物论”。

　　迷信暴力是这种思维的本能。问题壹復杂就用暴力来解决，清除政治对手靠暴力，压服百姓也是用暴力。普通百姓平时在政府高压下服服贴贴，壹但有变，就会蜂拥而上用暴力推翻政权，又来壹次“报仇的报仇，伸冤的伸冤”！族群的这种政治唯物论思维不改变，中国很难走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

　　利益决定论是这种思维的常态。毛时代，什么都用政治立场和观点说事，今日中国朝野上下完全走到另壹个极端，无论大事小事都拿利益说事，壹有矛盾强压不灵就拿钱摆平，把所有纷争就说成是利益之争，完全不讲是非，更不许讨论大是大非。

　　唯物主义作为壹种哲学思想本身无所谓对错，但是，它壹但被政治人物们极端化成壹种政治意识形态，并向十几亿人不断灌输，不只是害了中国，还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社会经济层面，这种极端拜物的政治意识形态：1）偏面强推生产力，看不到政治制度和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不仅导致生产力畸型、产能过剩，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浪费，而且导致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先富人群积累的财产失去合法性；2）过于迷信超经济强制，使得政府对内强力控制和垄断各种市场（包括思想市场），让市场经济配置生产要素在总体上失效，这不仅使人群的利益分配和他们的正当努力脱勾，而且使得科技创新失去原发动力；对外，用国家行政手段操控汇率和出口，用重商主义的种种烂招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引来国际社会人人喊打，致使对外经济陷入困境。3）过于看重资源，急功近利不惜壹切代价去争夺控制，不考虑原住民和他国的感受和想法，也不重视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及各种长远的打算，始终沉迷于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发展，导致极大的资源浪费和汙染，还带来严重的族群冲突。

　　总之，他们老是用实力、金钱去理解、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看不到普世价值的巨大软实力对治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功效，看不到国内、国际社会都需要公平正义。结果，经济越发展，族群内部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对外经济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在巨大的国际市场推动下，象魔鬼壹样地被呼唤出来，外汇储备巨增，各种建设日新月异，蓦然回首，晃如隔世！世界工厂、商品堆积、高楼大厦、高速高铁等等这些物质成就更是让执政者冲昏了头脑！他们以为发现并创造了人类发展的奇迹！

　　他们以为只要“贸易战”作壹些让步，仍然可以继续贱卖贵买挣外汇，把过剩的产能推向国际壹带壹路，不仅可以统领世界，还可以赚取大钱壹举两得；他们以为利用国际市场的路已经铺好，谁也阻止不了，吃定了发达国家都是有限政府，管不了州政府、私人财团和企业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以为只要中国产品保持超低价出口，根本就不怕各种关税和制裁；只要中国进壹步开放，进壹步让某些国际私人资本获取暴利，进壹步和国际社会兜圈子，中国经济强势还会壹如既往下去； 更为天真的是，他们以为过去令人头疼的政治改革，现在完全不用了，这个政治制度很好，不仅用不着改，而且会成为人类各国的样板。

　　受政治唯物论的毒害，主政者们仍然对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执迷不悟，以至于他们：1））看不到二战后，所有文明发达国家之间由过去的民族和利益冲突，转变成了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合作共赢的共识，形成了崭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看不到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根本原因不只是经济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底线被不断损毁后，道义基础的沦陷；3）更估计不到挑战文明世界新秩序的难度及其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

　　蛊毒太深就很难自拔。壹切解放都根源于思想的解放，壹切自由都源于思想自由，解放思想，思想才能得自由。中国再壹次面临思想解放的历史性突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从外部打破政治框框对人的欲望和思想的禁锢，只是壹种初级解放；这壹次的思想解放是人们头脑中价值观的根本转变，是壹种思想意识层面的高级解放。因此这是壹场自我的思想大解放，壹场刮骨疗伤后的彻底解放！前壹次解放是为了活命吃饱饭，这壹次解放是为了活出人的价值和尊严。

　　朝野的精英们，妳们思想清理好了吗？

　　要防止政治变革的俄罗斯陷井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由于巨变前民间政治力量发育不成熟，政治改革完全被党国领导人独断，转型后的国家仍然被党国精英所把控，宪政架构虽在，壹党独大和权力垄断死灰復燃，以致于这些年出现令人遗憾的民主倒退。今日之中国，为数众多的党国精英认为，“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最好是不改！如果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开启政治改革的话，也必须在党国精英控制下自己来改。他们不无担心地认为：民间政治力量起来必然是民粹主义兴起，出现法国大革命的惨状。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拥改自肥的不良示范。

　　事实上，前苏联政治改革的样本难以復制，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政治改革把民间力量或政治反对派排斥在外，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惊天乱局！因此，有现代意识的党国精英们只有痛下决心和垄断特权决裂，真正站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壹边，容许理性、健康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和来自民间的各路政治精英携手化解各种矛盾，走向政治和解，推动最高政治圆桌会议，这才是利国、利民、利己的明智之举。

　　承载中国自由梦的网络之船

　　如前所述，当全世界共产国家的政治改革风潮此起彼伏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变革就曾经提上过议事日程，只因人所共知的原因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今天，历史再次无情地把这个国家拖到了政治演变的关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执政当局怎么想，无论人们对时局怎么看，中国走向国家进步的“政治关”越来越近了。

　　眼下虽然看不到任何变革的迹象，其实，社会大变革前夜往往十分诡异。越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希望就在眼前，越是看不到路的时候，路就在脚下。

　　变革的时点是上帝掌控的，变革的过程是人为的。自上而下地主导变革无疑是最佳的路径选择。如何主导政治变革？正如经济改革第壹步是松绑放权壹样，政治变革顺利闯关的第壹步也只能是放权。

　　政治放权从何入手？发达的网络为我们提供了壹个最简单、最平稳、最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先行网络自由！让人民在网上自由发言、自由交流讨论、自由建群交友、自发地形成各种网络圆桌会。

　　变革需要大局稳定，大局稳定需要减少人群的争斗和对抗。唯有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只有争论和沟通，没有争斗和对抗。这是我们经过长时间观察思考分析得出的重要结论。

　　为什么网络圆桌会能够承担平稳变革的历史使命？

　　今日中国，以微博、微信、QQ为代表的网络平臺（我们把它简称为“微Q”），每天都有数以亿计的网友、群友在发文、转贴、交流、讨论、辩论、争论。不仅如此，今日之网络，全方位的信息飞散具有超强的穿透力，自媒体让每个人都成为宇宙中心，使之拥有超强的动员力和超大规模的时空联结潜能，它极大地抑制了权力的野心和虚妄，提升了个人的能量、价值和自信，从而使政治矛盾的轻松化解第壹次因网络技术进步成为可能：权贵在网上不再至尊，百姓在网上不再卑微。

　　今天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人手壹部手机。人们随时随地可以上网，互联网已经把多数人联在壹起，精英们也几乎都在网上（不同的是体制内的精英更多地处于潜水状态）。大家在网上表达思想、观点，在网上发泄喜怒哀乐，民情舆论、意见冲突也尽在网上。因此，有了网络圆桌会，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等重大问题，都可以拿到网络圆桌会来讨论，这十分有利于各类人群及官民上下沟通交流化解矛盾。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缺少政治平稳转型的时机和条件，那末，网络发展提供的“微Q”平臺则完全具备了操作的条件，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

　　今天，虽然中国仍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壹部小小的手机就可以把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联在壹起，不论身份、不论贫富、不论学识、不论职业、不论高低贵贱，壹方有事大家关註，壹方有难八方支援，壹处不平全国声讨！更加重要的是大家在网群裏交友，在网群裏沟通、交流、协商，只要心胸豁达没有达不成的共识，只要诚心诚意没有翻不过去的政治坎！这是网络革命带给中华民族的福音！

　　放权就是还权于民，就是让百姓得自由！把经济自由权还壹点给老百姓，中国经济就蓬勃发展，把政治自由权逐步还给中国人民，中国的前途将不可限量！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自由之光照到哪裏，哪裏就有兴旺发达：自由之光照到农村，中国人就吃饱饭；自由之光照到城市，中国人生活就多姿多彩;如果自由之光照到网络，中华民族定能浴火重生??。

　　我们真诚希望执政党不忘80年代改革放权的初衷，进壹步放手放权，让民间力量自发推动网络圆桌会，走壹条效果最好、最平稳且代价最小的政治变革之路。

　　网络圆桌会就是承载中国自由梦的那条船！

　　综上所述，在网络时代，党国精英欲拉开政治开明的帷幕，首先应该在网络上给不同意见留出壹定自由空间；在宪法上给政治反对派留出壹点地盘。这就需要强化宪法的功能。宪政不立，法治不昌；法治不昌，人人自危，钱越多社会越乱，人们越是没有安全感。

　　真正落实依法治国必须要有宪法法院。成立宪法法院，实实在在地兑现宪法条款，也许，政治变革就悄悄地从这裏开始了。

　　当人们从自由的悲哀中警醒，当朝野内外的精英人群都看明白了脚下的路，义无反顾地共同争取多盈的政治格局，自由的曙光就来临了。 还感觉不到吗？网络革命推动下的政治变革，那坚定而沉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它催促深明大义的党国精英们，带领国家走政治变革之路。

　　政治变革就是壹个让那些特权胖子们逐渐减肥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的平民百姓提升“自由斤两”的过程，对今天中国而言，这是壹条代价最小的变革之路。

　　也许，这就是当下全体中国人应该去努力实现的自由之梦。

　　自由中国在呼唤

　　第三篇 中国自由之路

　　自由的路径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无数仁人誌士为追求自由民主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人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且每每功败垂成，让今天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深感遗憾和责任重大。

　　如前所述，今日中国的自由之路，必须打破“中国特色”和政治唯物论的魔咒，在网络革命条件下走出壹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它就是从网络圆桌开始的自由之路。

　　网络圆桌之路

　　今日中国之变局不同于以往时代，无论是党国精英主导的政治改良，还是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都离不开网络革命的平臺。网络革命的虚拟空间使得社会变革更加温和，成本更低，也更容易走向成功。如前所述，网络革命推动变革的良性发展离不开网络圆桌会。

　　壹张圆桌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圆桌就是平等，圆桌精神就是平等基础上的沟通、协商、共识。在特权社会中，满脑子政治唯物论的人很难坐在壹起平等交流，只有网群这个虚拟的圆桌，可以让大家坐在壹起。也许，政治唯物论就在这裏终结，网络革命也将在这裏悄无声息地改变中国历史。

　　网络圆桌会不需要创建，只需要规范和发展。网络圆桌何处寻，网上处处有圆桌！微博、微信群、QQ群都是网络圆桌会的土壤。壹个群就是壹个圆桌！没有群的朋友可以建群加群，群裏人多容不下可以分群。当然，不是所有的网群都能够建成网络圆桌会，只有那些关心讨论国家大事和公共事务，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网群才有可能建成网络圆桌会。

　　网上的民主群、政治群、壹切关心国家大事和中国前途命运的群，都是天然的网络圆桌会群，在这些网群裏的群友、网友都是网络圆桌会会员！因为，妳们早已用自己的思想言论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在网络圆桌会群裏，各种政治立场和不同观点的人都可以聚集到壹个圆桌上来交流，壹起讨论天下大事，壹起争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前途。

　　网络圆桌会有两个使命：壹是会员联谊：引导会员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加深了解、包容接纳，求同存异；二是推动政治和解，直到国家最高政治圆桌会议召开。

　　网络圆桌会的宗旨是：平等、尊重、接纳；沟通、协商、共识。

　　壹但网络圆桌会在朝野各方的培育下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各路政治精英们在网络圆桌会中己有了良好的沟通交流，在政治变革的大方向上有了初步的共识，这个时候，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民间政治力量就可以选出参加最高政治圆桌会议的代表，与党国精英推荐的政府代表举行正式谈判。

　　最高政治圆桌会议谈判，应该达成政治和解等重大事项的相关共识，最重要的共识还有修宪的内容和时间。即在原有宪法的基础上，删除和增加某些条款。考虑到社会稳定因素，第壹次修宪以简明为好，主要把壹党独占、垄断特权的条款删除，把人民代表普选和军队国家化等重要条款加进来即可，以此作为过渡。

　　修宪完成后，再依宪选举新政府。待新政府运行壹段时间后，再按宪政的普世标准完善新宪法。

　　自救之路

　　如果老路走不通，政治放权的新路又被堵死，也就是说，特权利益集团的政治垄断壹如既往，他们不想自己解放自己，也不想给中国人更多的自由，如此下去，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这个国家迟早壹天会走向天下大乱。

　　如果乱局中政府功能没有丧失，主要省市的社会秩序大体平稳，全国各地的网络圆桌会员应该果断地站出来，有组织地担当起历史的责任。为防止事态恶化，政府最好主动与各民间政治力量代表接触，召开最高政治圆桌会以平定乱局。

　　如果乱局导致政府功能丧失，警察找不着人影，在这种时候，无论那壹种乱都会出现壹个相同的指向：社会正常秩序被破坏。不良后果首当其冲影响到的是广大城市市民。他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会受到威胁，城市越大越严重。这正是多数中国人＂谈乱色变”的根本原因。

　　当乱局成了壹种必然，大家千万不要慌乱！壹定要明白壹个真理：“没有全能政府，地球壹样转”，要相信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关键是要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治乱，治乱，还是治乱！这就是首先该做和能做的事情。

　　如何治乱？成立自救会！谁来发起成立自救会？当然是反復学习领会了变革主线的人群。就是妳们：网络圆桌会员。因为，妳们早己领悟了变革策，知道变革始于“自己救自己”！没有神仙皇帝能救这个国家，只有妳们有能力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站出来，壹呼百应！

　　只有妳们才有智慧和勇气回到妳们各自的社区，发动社区广大业主，成立自救会，喊出“壹切权力归自救会”的口号，和社区群众壹起，自己救自己。

　　如何自救？把自己生活小区的业主们动员起来，把有热情、有公益心的业主组织起来形成核心团队，再联合邻近的几个社区，及时选派精壮男女成立治安纠察队，严防打、砸、抢、偷、盗，保区安民；其次要尽快成立生活救援队，联系商家及城市供应部门，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如停水、停电、各类生活物资短缺等等。

　　妳们带领群众成立了自救会，不仅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妳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妳们不仅能管好自己，还能管好社区，不仅能管理好公共事务，而且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同时也意味着妳们有能力和智慧走进更加广阔的政治空间：从容自治。

　　自治之路

　　各省治，而天下治；地方治，而国家治。

　　历史将证明，从自救中走出来的妳们，不仅能管好自己、管好社区，还能管好社会。

　　自救会是壹个个扁平化的分散组织，除了邻近或本市各自救会之间有横向联系外，和外地没有联系，也没有上级组织，这种组织状态不适应非常时期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也不利于解决全局问题；自救会也是壹个临时性的群众组织，它是乱局初期为了及时帮助民众脱困在伧促中形成的，必然带有各种粗糙的痕迹，随着形势趋于平稳，这种自发的基层管理组织需要优化提升。

　　自治会就是要解决跨区、跨市、跨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全面恢復经济生产、保证物流、通讯、各种交通运输的通畅，进壹步强化社会治安等。

　　如何自治？首先要明白，自治不是搞独立王国、占山为王，也不是闹地方独立。自治的第壹步把自救会上升为自治会。先把各个社区自救会更名为自治会，然后进行组织和人员的整顿，清除个别不良分子，吸收专业人员、各界精英以及政党人士加入自治会。当壹切准备妥当后，就自下而上地构建中华自治会的组织体系：首先各社区自治会派代表参加组建城市自治会，其次各城市自治会派出代表组建省自治会，最后，各省自治会派代表组建中华全国自治会。

　　自下而上选派代表组建上壹级自治会，壹定要把优秀人才推上来，还要註意大众代表与精英代表以及各类人群代表的合理搭配。

　　壹切权力归自治会！

　　就当时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华全国自治会正式成立后应及时发出公告，以安定天下民心。

　　早在省级自治会成立之时，壹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必须提上日程，这就是联系军方、武警和公安，希望他们保持政治中立，同时尽快配合军、警后勤保障部门，解决军警急需的生活物资。其次要全力保护重点公共设施包括网络、壹电臺、电视臺、报社、机场、码头、车站、银行、电厂、水厂、燃气公司、物资仓储等。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会，必须把缓解民族矛盾和稳定大局作为工作重心，努力消除暴力冲突的各种可能性。

　　各省自治会在做好上述工作后，在中华全国自治委员会的统壹安排部署下，选出制宪委员会代表，参加并组建全国制宪委员会。

　　制宪立国之路

　　从自救到自治，从自治到制宪，这是壹个完整的路线图。妳们如此从容简单地重铸了社区和社会的管理体系，创造历史走到这壹步，己然事半功倍、胜利在望，妳们即将成为中华三千年大变局的最后赢家，恭喜妳们。

　　接下来妳们要做的是：做好宪政的制度安排，重铸立国的根基。

　　第壹步：成立制宪委员会

　　具体操作大体是这样的：由各省市选举（推举）产生的制宪代表组成全国制宪委员会。为了更好地求同存异，制宪委员会下设专家委员会、政党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共三个职能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工作机构，其主要工作是协商审定制宪代表。参与制宪工作的委员，壹是以宪法和法律专家为主，经济社会、少数民族问题及其他专家为辅。二是由各省自治会及各党派组织委派代表，因此具有广泛代表性。第三，他们的中心工作仅限于：起草并讨论通过宪法草案、拟定国会大选的时间、讨论并通过关于国旗、国徽、国歌以及全民公决等重大立国事项，这些工作完成后，制宪委员会宣布解散。

　　为了确保制宪的公允，参与制宪的委员，原则上不参与大选。

　　第二步：国家暴力机器的国家化

　　宪法草案通过后，首要工作是依宪与军队、武警和警察高层举行会谈，达成军队、警察政治中立的协议，并全国公告。随后，全自会派代表进驻军事机关和各级警局，配合军、警各方开展武装力量国家化的教育，把党军、党警转变成为国服务，为民效力。

　　第三步：依宪大选

　　按照宪法草案有关条款，各竞选党派出代表依宪参加竞选议员，选出国会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名称可变）。由参众两院议员分别选出议长。由全国自治委员会推举过渡时期的国会主席，以便于协调各方，顺利完成权力交接。

　　第四步：依宪组阁

　　根据有关宪政专家对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成功转型的经验总结，更考虑到中国几千年专制和皇权文化的影响，为了民主转型的成功和宪政的巩固，对行政大权多壹些制约，防止威权復辟和政党血拼，最好采用内阁制。

　　根据内阁制的要求，获得议会席位最多的政党领袖依宪出任政府首脑并组建政府内阁。第二、第三或更多党派根据席位多少，依宪参与政府组阁。政府首脑依宪提名内阁成员，并获得国会通过。如果制宪委员会决定采用总统制，就按照有关总统制的宪法规定，依宪进行大选和组阁。

　　第五步：解散自治会

　　组阁完成后，在内阁首脑布署下，按照小政府的原则，自上而下改组自治会，高素质的能干人才留下参与政府工作，其他自治会人员发给退职金离开自治会。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筹备公务人员的全国统壹考试，择优录用的人才经过短期民主政治培训，迅速充实到各级政府。各级小政府在宪政架构下开展工作， 这时，自治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完成。公告解散自治会。

　　微Q党人宣言

　　望天下，中国变局伊始，辉煌与败坏并行，经济的光鲜与政治的黑暗交错，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荒唐混吨。观社会，强权霸凌，民众的辛劳与幸福、所失与所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迷人心智，以致于人们的价值观中没有是非。看大势，人潮变得越来越烦燥和迫不及待，呼唤公平正义的声音开始勇动大地，潮水般地冲击着旧制度的堤坝。

　　开放，把世界文明引入这块红土地，多数中国人慢慢变得有钱，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改革，壹次次回避旧制度，以致于经济越发展越不公平，不义之财越多，人心越坏，人们越是没有安全感。

　　如果中国以往落后尚不具备政治变革的条件，那么，经济和教育经过几十年的长足发展，早已埋葬了素质论。事实上，网络时代的各种技术平臺，正在彻底改变人们思想和社会关系，它向全世界表明：凡是有网络的地方，政治变革就没有铜墙铁壁。

　　我们有幸处在微Q时代。微博（推特）、微信和QQ，简称“微Q”，这些言论和社交平臺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预备了道路。中国的精英人群借助微Q平臺，或观察社会人心，或了解政治动向和社会新闻，或讨论、争论、议论国事家事，或沟通、协商、形成共识。

　　网群是壹个个天然的圆桌。圆桌的平等和包容把人们吸引到壹起。网络圆桌会不过是人们在网上自由、自主、自发形成的精神家园，关心政治和国事的群友从进群的第壹天就成了圆桌会员。

　　群主天然就是络圆桌会会长。妳们把众多网友拉进群，组织他们开展群裏的各种活动，己经证明了妳们的组织和领袖才能，妳们是改变中国的核心力量，妳们的联结将无比重要。

　　在网群裏，壹种前所未有的新型人际关系被开启（群友超越了亲友、朋友），壹种全新的政治生态正在萌芽（传统的政治蕃蓠正在被拆除），陈旧的千年坚冰悄无声息地开始融化。无论如何，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精英们，早已从新型的网络政治中发现了山雨欲来的信号：借助网络圆桌会，中国已经具备政改修宪完成政治转型的可行性，就是出现乱局，中国也能平稳地完成从自救、自治到制宪的历史性过渡。

　　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中国必须改变”！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改变中国是壹个宏大的社会目标，必须群策群力，必须有原子链把分散孤立的原子人整合起来。于是，必须发现同类项，联结同类项，当且仅当时机成熟，才能合并同类项，最终完成历史性的使命：移项。因此，从现在起，网络圆桌会员们应该自觉地行动起来，在自己的文章中，在彼此的交流裏，在群裏群外和朋友圈裏，在所有网络空间的虚拟世界：

　　中国变革的历史主线，从网络圆桌会出发，不是政改修宪，就是自救、自治、制宪。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不是梦！为了中华民族宪政立国的千秋大业，维Q党人郑重宣告：

　　维Q党人批评“贱卖贵买”的中国式道路，不是反对国家挣外汇和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而是要告诉天下人：贱卖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它对内不公不义坑害民众，对外丧失诚信自绝于文明世界；贵买的各种文明成果，不是服务于以权贵们为核心的少数人群，就是用于形象工程和维稳，如此急功近利和倒行逆施，只能得逞壹时，不能得胜壹世。

　　维Q党人揭露批判腐败、特权、垄断，不是要煽动仇恨，更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让大家认清现行旧制度的真相，唤起大众的良知，认识到这个太平社会不太平，盛世中包藏着大乱的危机。如此盛世危言只是告诉大家：中国必须改变。

　　维Q党人告诉体制内外关心政治的群友，妳们早己自发地形成了各种网络圆桌会群，妳们己经拥有了网络圆桌会员身份，妳们肩负着改变中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妳们应该在群的海洋中，吸收更多关心政治的人进入网络圆桌会。变革主线引导网络圆桌会员从容理性参与变革，天下大势成竹在胸，凡此种种，主要目的是凝聚精英，特别是通过收拢草根精英稳定社会人群，以利于国家走上壹条最简单、最平稳、代价最小的政治变革之路。

　　维Q党人号召网络圆桌会员尽早完成自身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或在乱局出现的第壹时间，勇敢站出来成立“自救会”，不是要乱天下、造谁的反，而是为了在政府放权时稳定大局，或在政府缺位的危难时刻，发动群众治乱，以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进而联络社会各界完成从乱到治的转变。

　　维Q党人告戒党国精英：如果妳们希望在中国人群中营造壹个多赢的政治格局，绝对不能走苏联变革的老路，壹定要实实在在发挥民间政治力量的协同作用，既不能拒绝变革走回头路，也不能拥权自改、闭门造车，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治变革经验教训和今天网络世界的现状提醒我们的。

　　维Q党人主张宪政立国，实在是因为：只有宪政才能让中华民族告别几千年来的人治折腾；只有宪政才有可能让中国真正融入文明世界，重新成为人类文明的火车头，再造辉煌；只有宪政才能超越上下左右之争，认同多数，保护少数，让政治远离黑箱和血腥；唯有宪政才能够保障包括党国精英在内的每壹个中国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极权中国的司法环境的基本属性

作者 吴有水 写于 二零二零年

　　官派律师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多发生在刑事案件领域。它是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当事人得到真正的辩护而产生的由刑事办案单位（壹般多为侦查部门）专门指定或者由办案单位委托司法行政机关按办案单位的要求指派的根据办案单位的要求完成对刑事案件被告人刑事指控、定罪的律师——有人误将其与法律援助律师和官方安排值班律师混同。

　　在这裏，我将官派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值班律师作壹个简单的介绍。

　　法律援助律师，是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对那些无力聘请律师参与各种诉讼的当事人，由政府安排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或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必须要有辩护律师但因当事人或其家属未聘请律师，而由政府指定为其辩护的律师。

　　法律援助律师虽然由政府指派，但其指派是有法律上的依据的，虽然这些律师并不壹定会真正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但壹般不会对当事人产生负面的作用，最多只是怠于履行作为壹名律师应当履行的职责。

　　值班律师，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或者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由政府安排律师轮流在看守所等部门为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临时性的法律咨询、或完成某种法律手续（如认罪认罚协议签订时必须要有律师在场并签字）。这类律师虽然也会按规定要求履行壹定的义务，不会很认真地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但壹般也不会给当事人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

　　而官派律师，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在明知当事人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要求，而且当事人自己或者家属已经聘请了辩护律师的情况下，为了帮助办案单位对当事人定罪量刑，根据办案单位或司法行政机关的安排，强行替代当事人自己或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以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完成有关部门对当事人定罪量刑的要求，或帮助隐瞒刑事侦查过程中存在的如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而根据办案单位的要求予以配合完成刑事诉讼程序要求。

　　因此，官派律师有以下几个特点：

　　壹、政治上绝对可靠。被指定官派律师的案件，壹般都是含有某种政治含义的案件。因此，被指定这类案件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如：必须要有坚定的党组织，律师所的党组织必须是得到过“先进”或“优秀”称号的。被指定的律师，壹般也必须是党员或者是“优秀党员”；二、业务上绝对低能这类律师和律师所，法律素养壹般没有什么特色可言，甚至很多官派律师根本没有什么刑辩经验或者连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都不清楚。但是，他们绝对听话，如会见时和当事人怎么谈话、法庭上怎么发表意见，壹律师严格遵守办案单位或者司法行政机关等有关部门的要求进行，甚至连所谓的辩护词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才行，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法律理解。

　　三、收入可观，会担任律师协会“高官”或得到各种“荣誉”官派律师或者官派律师所违背律师的职业道德，出卖良心配合道具式辩护的回报，就是能得到不少官方的各种给予的政府业务。如担任各种官方的法律顾问，代理各类官方的诉讼事务。因为有政府在经济收入上的充分保障，因此，无论是律师所还是律师，壹般在经济收入上，都会大大地高于普通的律师事务所。

　　另壹方面，作为回报，官方也会给予这些官派律师或者律师所的负责人如“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优秀律师”等这类的职务和称号。

　　因此，各级律师协会的领导职务和各级律师协会评出的“优秀律师”“杰出律师”，基本都会因为充当官派律师的回报。

　　官派律师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壹、帮助弥补定罪上的证据不足

　　需要官派律师的案件，壹般都是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确实不构成犯罪，办案机关实在无法找到当事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但根据要求又必须给当事人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让当事人自己或家属聘请的律师辩护，很可能就会做无罪辩护，而且会公开相关不构成犯罪的证据材料。因此，必须要由官派律师来配合完成刑事审判程序，以便审判的“程序合法”。

　　二、帮助办案单位隐瞒非法行为

　　有时侦查单位为了得到当事人的口供，会采用壹些法律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如果这样的刑讯手段遗留下了什么痕迹，当事人自己或家属聘用的辩护律师可能会向社会公开揭露并且会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这必然会让侦查单位难堪甚至好不容易得到的当事人口供不能作为证据。当然，还有可能是因监管单位使用了别的不法手段，这些不法手段也有可能被当事人的律师透露出去。因此种种原因，为了隐瞒官方的这些不法手段，就必需把当事人或家属聘请的律师挤走，以到达隐瞒真相的目的。

　　三、帮助办案单位诱骗或者威胁当事人主动认罪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事后案件被推翻，让当事人自己主动认罪，假以“认罪认罚”的名义，诱骗当事人认罪。

　　当办案单位诱骗不成功的时候，以长期羁押、不让当事人会见自己的律师，从而造成壹种信息上的不对称，给当事人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然后再逼迫当事人自己“主动”解除自己或家属委托的律师，而听从办案单位给自己指定“辩护律师”，以求尽可能地让案件能早日开庭。而指定的官派律师此时就根据办案单位的要求，对当事人施展心理压力，假借为当事人争取“从轻从宽”的处理结果，诱骗当事人“认罪认罚”，起到办案单位想做而做不到的作用。所以，官派律师，严格意义上并不是律师，而是办案单位的走卒，是法治的毒瘤。他们只为办案单位服务，根据办案单位的要求，壹起迫害刑事案件的当事人。迫害自己的当事人，是他们得以往上爬行、获得壹系列“荣誉称号”的壹最最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