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困境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

作者 中国劳工通讯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中国劳动关系常见弊端

根据中国法律，工人有哪些权利？法律是如何执行的？工会的作用是什么？ 中国劳工通讯为这些有关中国劳动关系的常见问题提供了简明扼要的答案。

根据中国法律，工人有哪些权利？

中国有为工人提供壹系列权利的完整法律框架，保护工人免受雇主剥削。工人有权按时获得足额工资，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每周工作40小时的标准工时和固定加班工资，享有涵盖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在内的社会保险，合同终止时获得遣散费，同工同酬权以及在工作场所免受歧视的保护。

工人也有权组建企业工会（详见下文），在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发生重大变更之前，资方必须征求企业工会委员会的意见。然而，自21世纪1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来，几乎没有新的立法来保障工人的权利。政府高级官员公开讨论削弱现有的劳动保护法律，以创造壹个更有利于商业的法律环境。

中国最重要的劳动关系法律包括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2年出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2009年修正），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以及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按此查看更多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法律如何执行？

中国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劳动法，并确保工人的权利受到保护。但是，地方劳动部门常常资金、人手不足，并缺乏执法的能力和意愿。与保护工人权利相比，地方政府壹般更关注促进当地经济和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在改革开放时期，政府逐渐将劳资关系的权力让渡给企业主，使雇主有能力决定雇员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工人需要自己去确保劳动法律能够得以执行——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要求企业足额支付工资和加班费，签署条款合理的劳动合同，要求企业足额支付社会保险费，并在受伤或劳动合同终止时，获得赔偿金。 

可以说，在过去十年中，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政府对当地投资的保护，劳动法律的执行力度已经减弱。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后，地方政府和工会着手推动确保中国最弱势的工人群体——农民工——按照法律规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然而，该举措从未获得足够动力。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显示，2009年42.8％的农民工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到了2016年，这壹比例降至35.1％。

中国工人是否有权罢工？

1982年，作为时任领导人邓小平“现代化”改革的壹部分，宪法中删除了罢工权。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工人采取罢工行动。事实上，如上所述，如果工人们想让雇主听取他们的要求，他们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罢工。

自2011年以来，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超过10,000起事件，表明罢工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抗议活动在整个中国的各个行业都很普遍。罢工活动通常规模小、持续时间短，但近年来中国也发生了壹些大规模罢工事件。例如2014年4月，东莞裕元鞋厂约4万名工人罢工两周。也有罢工同时发生在中国的不同城市，例如2018年5月和6月，分别由塔式起重机操作员和卡车司机组织的罢工。有时，工人在参与或组织罢工后被捕，但如果他们被指控，罪名通常是扰乱公共秩序，例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而不是“参加罢工”这壹行为本身。更常见的报復形式是罢工领导人在罢工期间或之后的几个月内被资方解雇，在中国，这壹过程被称为“秋后算账”。

中国的工人是否有结社自由？

没有。中国只有壹个法定工会，即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所有企业工会都必须通过地方工会联合会的层级网络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请参见简化的工会组织结构图：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和领导。任何建立独立工会运动的企图都被党视为政治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建立的唯壹独立工会，是于1989年短暂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BWAF）。在1989年6月4日北京军事镇压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并被解散。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81万个基层工会中拥有约3.03亿会员，其中包括1.4亿农民工。这意味着其入会率约为37％，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北欧国家除外）。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中国工会会员要么不知道自己是工会会员，要么对工会代表他们利益的能力缺乏信心。 《工会法》规定，已经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必须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拨缴工会经费，而工人缴纳的会费则微不足道。因此，中国大多数企业工会基本上由资方控制，并代表资方的利益。

企业工会领导极少在劳资纠纷中支持工人，黄兴国就是少数的壹例。2014年，沃尔玛位于中国中部城市常德的门店关闭后，黄兴国领导沃尔玛员工开展了长达壹个月的抗议活动，要求遣散补偿。据报道，全国各地工会雇用了超过壹百万名全职工会人员，他们本质上是政府官僚，对工人的需求知之甚少，也不知道如何在与资方的谈判中代表工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壹直以来认为，自己是工人和资方之间的桥梁或中间人，而不是工人的代言人。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正面临着变革的压力。工人和劳工积极分子正在施压，他们要求工会真正维护他们的利益。压力同样也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他们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确保普通工人能够获得体面的工资，并确保在改革时期就呈指数级扩大的贫富差距能够开始缩小。

公民社会在支持工人运动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在21世纪初，有数十个主要集中在南部广东省的劳工组织，积极支持工人追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些劳工组织基本上完成了真正的工会该做的工作：帮助与雇主发生集体纠纷的工人提出他们的要求，选举谈判代表，制定谈判策略，并维护工人之间的团结。他们还帮助工人利用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社交媒体向当地工会官员施压，以支持工人的合法诉求。然而，2015年，当局对公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打压，导致许多有影响力的劳工组织关闭。尽管遭受打压，但公民社会仍然以“个体活动家组成的非正式网络”的形式存在。他们可以为工人提供具体的帮助和指导，确保工人运动保持在正轨，并督促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其会员负责。 

中国有集体谈判吗？

中国的集体谈判仍处于萌芽阶段，没有正式的、国家级别的集体谈判机制。且工会目前无法有效地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因此工人们不得不自行处理劳资纠纷。集体谈判通常只发生在工人罢工之后。工人，尤其是广东的工厂工人，往往愿意选出自己的谈判代表，并对资方持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在许多情况下，资方会愿意对工人的要求做出最低程度的让步，以促使工人取消罢工行动。

壹旦争议得到解决，工人在罢工中形成的大部分团结力量往往就消散了，并很少有任何后续行动。为数不多的为集体谈判提供法律框架的地方法规之壹是《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该条例经过多次起草，于2014年9月通过了极度弱化的最终版本。这些规定未能给工人提供壹个真正参与谈判过程的机会，因此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该省真正的集体谈判至多仍是无序且随意的。

法院在解决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是什么？

在中国，解决劳动争议的程序分为四个阶段：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这壹过程中的关键机构是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LDAC），负责裁决大多数日常劳动争议。次要案件也可能由当地政府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负责处理，这是壹个负责确保雇主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行政部门。申请仲裁较为简单便宜，大多数案件都能尽快得到处理，但是仲裁委员会只接受原告能够证明与雇主有正式劳动关系的案件。这实际上排除了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在雇佣过程中受到歧视的工人，以及超过退休年龄、不再被正式视为工人的劳动群体。公务员和军事人员也被排除在仲裁程序之外。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壹年，这对于尘肺病等职业病的受害者来说是壹个主要障碍，因为他们往往在离职后几年才发现自己的病情。

仲裁委员会接受的劳动争议案件绝大多数都与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有关，工伤相关案件的比例较小。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6年劳动者胜诉率约为35％，而约45％的案件以劳资双方的妥协告终。

壹般来说，工人只能在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后，才能向民事法庭提出申诉。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在大多数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在于雇主（参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中规定，如果劳动争议是由雇主决定解雇雇员、减少薪酬或重新计算工作年限引起的，雇主应承担举证责任。对原告工人的不利之处在于法庭诉讼所涉及的财务成本和时间，即使在最直接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人也要支付至少5000元的诉讼费。雇主可以通过无休止地向上级法院上诉来搁置案件，即使原告胜诉，也无法保证判决会得到实际执行。鉴于法院必须处理大量积压的案件，他们经常寻求通过调解而不是正式判决来解决纠纷，而这可能损害工人的基本权利。法院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愿意受理集体案件，通常将集体维权者分解成单独的原告。中国法院不接受集体诉讼。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集体劳资纠纷？

地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民事法院不愿受理集体劳资纠纷，加上中国缺乏正式的集体谈判机制（见上文），这意味着工人通常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通过采取集体行动并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工人往往可以迫使当地政府和工会官员做出回应。但是，回应并不总是有助于工人的。中国的大多数集体劳资纠纷都与欠薪有关，这个问题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很普遍。大多数情况下，当地官员如能够找到雇主，将向雇主施加压力，要求其支付至少壹部分工资，然后说服工人接受这笔交易。地方政府和工会经常夸耀他们为工人追讨回多少工资，却不真正解释为什么他们最初能够允许用人单位不及时支付工资。在针对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罢工和抗议中，地方官员往往向劳资双方施加压力，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并让罢工工人尽快重返工作岗位。

然而，这些速战速决的解决方案很少触及产生劳资纠纷的根本原因。因此，壹场罢工平息后，六个月或壹年内再次爆发另壹场罢工并不罕见。将警察派遣到罢工现场是很常见的，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控制现场，确保抗议者不会离开工作场所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扰乱公共秩序。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只有大约5％案例的抗议工人被逮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工人通常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被释放。

中国有最低工资制度吗？它能保障最低生活需要吗？

中国有月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生活成本、工资和劳动力总体供需情况确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较贫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2018年7月，全国月最低工资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币），大约是湖南、湖北、辽宁和黑龙江等省份小城市的两倍。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壹次，尽管法律上并未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这样做。事实上，2017年，广东省政府决定每三年调整壹次最低工资，以减缓该地区向其他国家和中国内地业务外流的速度。其他省份也可能效彷广东，冻结最低工资标准。

国家方针规定，最低工资应至少为当地平均工资的40％。实际上，最低工资通常只有当地平均工资的20％到35％，勉强够支付住宿、交通和食品费用。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包括大多数生产线工人、非熟练工人、车间工人等，他们必须依靠加班费、奖金和补贴来赚取生活费。因此，如果雇主取消或减少加班费、奖金和其他福利，低薪工人通常会立即要求加薪。同样，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想要确保在他们在被解雇时，企业会全额支付应发放的每壹分钱。

不稳定用工在中国是个问题吗？

和其他壹些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壹样，在中国，不稳定工作和劳动力临时化是壹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壹些行业，如建筑业，几十年来壹直依赖临时工。但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臺以来，越来越多的雇主试图通过将长期员工重新分配为福利较少的短期或派遣员工，从而规避法律义务。中国“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许多工人正被雇佣为“网约工”而非正式员工。许多新工作报酬低、不安全，且需要员工在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例如，货运司机和快递员经常面临交通事故风险，但医疗保险政策（如果他们有的话）往往没有完全复盖他们的需要，他们必须自己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

中国工人有可靠的社会福利吗？

中国政府正寻求建立壹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使雇主和雇员负担起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责任。此外，政府设立了住房公积金，宣称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再拥有分配住房的员工购买自己的住房。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本家与政府官员囤积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制度，让政府与资本家可以把不愿意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分配给工人的工资以住房公积金的名义囤积起来。总的来说，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即使是最基本条款的执行也非常宽松，大多数雇主未能完全履行其义务。实际上，违规情况非常普遍，以至于电子商务巨头京东的负责人曾认为有必要炫耀其公司在2017年已经向其157,831名全职员工支付了超过60亿元的社会保险费。

政府正在寻求通过引入基于城乡居民个人缴费的新型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计划来解决社会保险缺口问题，并正逐步减轻雇主所需承担的责任，以期有更多雇主遵守法律法规。然而，数千万计的中国工人仍然没有基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他们不得不依靠家人养老。

本文首发于2014年12月，最后更新于2018年7月。

就业和工资

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壹直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然而，数百万传统行业的工人被下岗，许多新兴工作低薪且缺乏保障。十年前建立的保护劳工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甚至于无法保证数百万工人能按时获得劳动报酬。

在过去十年中，最低工资标准尽管稳步上升，但区域差异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没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尽管政府出臺了长期的扶贫政策，但城乡差距依然顽固存在。

关于就业和工资支付的法律规定

中国有全面的法律框架来界定雇主和雇员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法律规定有1995年的《劳动法》和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载有关于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资支付、福利和终止雇佣的明确规定。具体条例如下：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0条）
劳动合同应当载明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等内容。（《劳动合同法》第17条）
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在某些条件下允许弹性工作时间。（1995年《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超过标准工作时间的工作应支付加班工资，加班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劳动法》第41条）
加班工资不低于正常工作日员工工资的150％；休息日不低于200％；国家法定休假日，如春节，不低于300％。（《劳动法》第44条）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法》第50条）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劳动法》第51条）
在规定情况下，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有权根据受雇年限获得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壹年支付壹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合同法》第47条）
法律保护受到侵蚀

这些法律规定赋予了工人广泛的权利和合理的保护。然而，自从《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生效以来，雇主壹直试图削弱劳动法律，地方政府官员也未能有效执行劳动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过仲裁、法院系统或集体行动来捍卫自身权利。

迄今为止，雇主对《劳动合同法》最常见的应对是重新分配现有雇员，并招聘     劳务派遣工而非正式员工作为新雇员。这是壹种降低公司所需承担福利的方法，也使雇佣和解雇工人变得更容易。劳务派遣经常被滥用，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臺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确保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然而，许多雇主继续大量雇佣劳务派遣工，剥夺他们享有与正式雇员相同的工作条件和福利的权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国东北城市长春，中德合资汽车制造企业壹汽大众的壹千多名劳务派遣工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申诉，要求同工同酬。尽管采取了集体行动并诉诸劳动仲裁，工人们的不满在壹年多之后仍未得到解决。

壹些雇主通过引入灵活工时制度，削弱标准工时制的保护，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对中国约10万名员工实施了所谓“综合工时制度”。此举（根据现有条款，几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许公司根据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和其他福利，并使低薪员工无法同时拥有第二份工作。沃尔玛员工以罢工、法律诉讼和广泛的网络抵制作为回应。

为了逃脱劳动合同的法律限制，壹些公司，尤其是制造业公司，通过雇用职业学校的学生来满足高峰期的生产需求。最臭名昭着的学生工雇主之壹是电子制造商富士康，该公司于2017年9月从郑州城市轨道交通学校招募了3,000名实习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导致苹果iPhone X手机生产延迟之时赶制订单。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工厂的工作与他们学习的课程专业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被告知，只有参加工厂实习项目才可以顺利毕业。

新兴服务行业，特别是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中，许多工人没有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而是被雇用为个人承包商，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没有任何正式员工所拥有的福利和社会保险。例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食品配送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与个体承包商的非正式关系，这些承包商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竞标配送订单，而无需与该公司签署任何正式劳动合同。

在这些新兴服务行业中，许多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然改变。激烈的竞争导致许多新兴企业倒闭，工人因此被解雇，却得不到任何赔偿。

创造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失衡

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重要举措。政府声称，在过去五年中，每年平均城镇新增就业约1300万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失业率。

尽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6至59岁）自2012年以来持续减少，但就业人口继续逐步扩大，从2012年的7.89亿增加到2016年的8.07亿。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许多以前被排除在就业人口之外（或被排除在某些劳动部门之外）的人，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问题不在于缺乏就业机会，而是许多新创造出的工作岗位报酬低且不稳定，通常需要员工在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大批为网上购物提供包裹递送服务的快递员是壹明证，体现了中国涌现的新兴就业机会及其带来的新问题。壹名快递员描述了他们如何“每天工作12小时，运送300多件物品”。

我们分拣几吨包裹，即使是最轻的货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里，爬过46层楼去送快递。手机必须壹天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还要自己支付所有的电话费。我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3400元。

对于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政策规划师来说，关键问题不在于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而在于雇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员工提供体面且报酬合理的工作以及职业发展机会。

此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壹直难以为满足雇主的需求，为雇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训练有素、能力强的工人，以推动企业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当新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时，求职者和雇主的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尤其明显。 2017年，近800万毕业生怀着很高的期望进入就业市场，但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最终只能找到薪水相对较低的职位，他们的薪酬水平基本与高中学历工厂工人的薪酬相近。例如，《佛山市12个主要制造产业人才薪酬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佛山主要制造产业大学生的平均薪酬为3614元。

中国以学术考试为导向的大学培养体系通常无法使学生为就业市场的需求做好准备。同样，职业学校长期以来也因没有培养出企业所需的熟练或半熟练工人而受到批评。然而，政府试图通过促进私有化和鼓励企业更多参与来提高该体系的效率，但尚未产生任何积极成果。

另壹个主要问题是，许多企业不愿意在培训上投入任何时间或资源；相反，他们希望新员工能够具备立即开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许多企业主的观点是，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培训，只会鼓励他们跳槽寻找壹份报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国要填补由“低工资经济”转型向“技能型经济”的技能差距，就应改变企业这种短视的观点。

壹些制造商和物流企业正试图通过自动化来解决员工的招聘和培训问题。尽管机器人制造业蓬勃发展，但事实证明，找到机器人能代替的职位比预期困难得多。甚至，以“工业机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缩减了其自动化计划。该公司的神秘老板郭臺铭（Terry Gou）计划，2013年公司工业机器人数量有望达到100万个，但2015年，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开发委员会总经理戴佳鹏（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国工厂内仅安装了大约50,000臺完全可操作的工业机器人。他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每年至少在中国工厂内增加10,000臺机器人，取代所谓的“3D”工作，即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和沉闷（dull）的工作。此后，该公司更为实际的目标是到2020年，其在中国的工厂要实现30%的自动化。

失业管理

在2010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稳定在900万左右。这种“稳定”是因为统计数据的来源非常有限。城镇登记失业率只统计非农业户口的工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壹半），且仅包括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它忽视了所有农村工人和农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稳定工人、兼职者或临时工。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统计数据在衡量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方面几乎毫无用处。因此，2018年，国家统计局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将按月定期发布全国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其数据定义标准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相壹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全国水平略低，分别为4.9%、4.8%和4.9%。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城镇地区失业率水平仍低于发展中国家（5.5%）和发达国家（6.6%）平均水平。

虽然比起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新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肯定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反映整体失业情况。农村失业情况未被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稳定就业者也未被纳入统计。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采取了壹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确保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不会失控。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有600万工人下岗时，地方政府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为提前退休计划和再培训项目留出了1000亿元。例如，安徽马鞍山钢铁（马钢）的员工数量从峰值9万人下降到只有3.2万人。工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享受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早已不復存在，但正如前马钢工人张丽娟（音译）对英国《金融时报》所说，“国家不会对任何人完全撒手不管”，下岗工人享受到了体面的提前退休计划，并在达到退休年龄时获得有保障的养老金。对于许多年长的工人来说，这壹福利足以维持生活，而年轻的工人可以通过外卖或网约车等按需服务移动应用打零工来补充他们的收入。

拖欠工资

然而，大多数下岗工人不如马钢等国有企业的工人那样幸运。私营部门的工人往往难以获得按照法律规定应有的补偿和社会保险福利，很多人在被裁员时，还被拖欠着难以讨回的几个月的工资。

迄今为止，拖欠工资仍是中国劳资纠纷最重要的壹个原因。无论是下岗工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仍然无法保证能够按月足额拿到工资。2017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至少有约80%的工人集体行动与拖欠工资有关。在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普遍，约99%的劳资纠纷是由拖欠工资引起的。

中国的政府官员们非常清楚这壹长期存在的问题，承认建筑行业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且这壹问题正在蔓延到其他行业。在2017年1月《人民日报》的壹篇报道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壹名官员指出:

壹方面，老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建筑施工业、加工制造业和租赁场地经营业仍是欠薪高发的重灾区；另壹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显，“互联网+”模式等新业态企业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将新兴行业欠薪问题的恶化归咎于市场不确定性、经营扩张过快，以及不稳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提出若干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制定了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最后期限。然而，大多数措施仅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减轻雇主的过失，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关系不平衡问题，正是这种不平衡导致雇主不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并随意推迟支付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生活成本、工资和劳动力总体供需情况确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较贫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2018年7月，全国月最低工资最高的是上海（2,420元人民币），大约是湖南、湖北、辽宁和黑龙江等省份小城市的两倍。

自2010年中国从全球经济放缓趋势中崛起以来，北京、上海、重庆和深圳等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翻了壹番。然而，其他许多省份，尤其广东省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却没有跟上，且主要城市和较小城市地区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差距持续扩大。例如，2010年，北京与广东制造业中心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相同，但是到了2019年，北京市月最低工资比东莞高出480元。

东莞最低工资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是广东省政府希望减缓企业业务外流，特别是减缓该省制造业流向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和中国内地。总部设在香港的机构“劳动力”进行的壹项调查显示，最低工资增长放缓严重影响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工人的基本工资都达到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没有高出太多，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他们被迫住在价格低廉的劣质房屋里，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为了以节省交通费用，许多人步行上下班。“劳动力”在后续报告中建议，壹个更现实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相当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按照这样计算，2019年广州月最低工资应为3728元，东莞2331元，惠州2588元，河源等四线城市应为2298元。

2004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最低工资规定》，其附件说明，国际上壹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达到过这壹标准。过去几年里，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并未减小，反而在增加。如广州、重庆等城市，月最低工资不到平均工资的24%，而北京则不到20%。

收入不平等

根据2018年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最富裕的20%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比最贫穷的20%人口（仅为6，440元）高11倍。2013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城镇居民中最富裕的20%人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2万元，而城镇居民最贫穷的20%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4000元。

改革开放之后，收入最高的10%人口国民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额从27%下降到仅15%。Piketty等人还发现，从1978年到2015年，尽管中国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2%，但底层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长率仅为4.5%，而顶层1%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接近9%。超级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10.4%。据福布斯统计，2018年中国共有338位亿万富翁，科技企业家马云以346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榜首。

然而，与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富人之间的差距相比，中国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仍然相对较小。2017年，城镇居民中最富裕的20%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7，097.20元）是农村最贫穷的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01.90元）的23倍。如下图所示，过去十年间中农村居民中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最贫困农村居民与最富裕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例如，2010年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22倍，2005年大约是21.5倍。回顾改革刚开始的情况，城乡平均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约350%。

城乡差距可能是当今中国财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和城市家庭之间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而且因为几乎所有最好的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服务都位于城市地区。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制地获得这些服务，而农村居民需要支付高昂费用以前往并留在提供这些服务的城市。尽管中小城市已经开始放宽对农村居民的行政壁垒，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会向农民工开放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体系。

分析和结论

粗略看中国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壹个相当繁荣的社会景象：年轻、勤奋的中产阶级家庭，决心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这壹幻想在2017年末破灭了，当时北京市政府开始了为期40天的高调驱逐运动，清理城市棚户区，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正是这些人生产、销售、运送北京中产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务和生活方式。驱逐事件揭露了壹个残酷的事实，即中国城市的富裕几乎完全依赖于底层阶级的贫困。

中国政府已将减轻贫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扩大中产阶级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的讲话中指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我们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我们将拓宽人们获得工作收入和财产收入的渠道。我们将看到政府在调整财富再分配方面发挥作用，并尽快缩小收入差距，确保每个人公平获得基本公共服务。

然而，该演讲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真正具体做法。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获得体面收入，以及未能弥合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的壹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缺乏集体谈判制度以争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条件。过去十年来，工人们壹再表明，当劳工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有手段和能力集体组织罢工和抗议。然而，工人没有壹个能够代表他们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会。

作为中国唯壹的法定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在许多工作场所都有名义上的存在，但工会代表主要受资方控制，与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联系。中国工人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会，使工会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国政府也需要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施压，使其在改善劳资关系和维持长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本文首发于2008年，最后更新于2019年7月。

工作场所中的歧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公民生活（包括就业）的任何方面都不得歧视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者和妇女。 此外，中国还制定了许多旨在促进就业平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然而，私营雇主和政府机构都普遍存在就业歧视，并且这种歧视仍得到大众广泛的容忍和默许。受到技术缺陷、执法不力以及相互冲突的立法和政策的阻碍，旨在消除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似乎在助长而非阻止歧视行为的延续。

本简介将概述中国就业歧视的主要形式（基于性别、年龄、户籍、健康状况、残疾、民族和性取向的歧视），分析工人当前可获得的法律保护，评估仍然需要进行的法律和政策改革，以充分保护工人免受就业歧视。

中国就业歧视的形式

性别歧视

2019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出版了《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为女性在工作场所实现平等的长期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主张加强用人单位的责任，并增强工会在打击歧视方面的作用。 然而，该手册也很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性别歧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它指出，性别歧视并不仅仅局限于招聘过程中（通常会非常明显），而且存在于所有就业领域，包括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机会、职业培训、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工作条件，特别是职场暴力和性骚扰问题。

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法院等机构越来越支持性别平等，但也有壹些阻力来自于思想传统的雇主，他们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价值观的倡导者。此外，中国政府在愈发关注国家低出生率的同时，也强调妇女应该专注于照顾家庭，而不是自己的职业发展。

实际上，工作场所歧视早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高等教育中实行基于性别配额的招生和歧视性入学政策十分普遍，而这通常导致某些专业的女性在入学考试中得分不得不高于男性，才能被录取。教育部以“国家利益”为由，为军事和警察培训高校的这种做法辩护，而大学管理人员对于实施性别配额的解释，通常只不过是壹些“女性最适合做什么”的家长式判断。

女性壹旦开始就业，便立即遇到更大的障碍。 尽管法律明确禁止招聘中的性别歧视，但招聘广告往往公开宣称某些工作是针对男性的，而其他（通常不太有声望且较为低薪）工作则为女性保留。

人权观察（HRW）对2013年至2018年期间，在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以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36,000多份招聘广告进行调查，证实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广告。 例如，在2018年，在全国公务员职位表中，有19％指定“限男性”或“男性优先”。相比之下，只有壹项招聘指明女性优先。

壹般来说，男性被认为更适合做体力要求高的工作（实际上，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可以“保护”妇女免于伐木、矿山井下作业、脚手架组装拆除或高处架线等工作），男性也被认为更适合做白领管理人员、公务员以及与工程和技术有关的工作。

另壹方面，女性通常被认为更适合从事服务业、销售和文职工作。 此外，壹些需要与公众互动的职位，例如前臺接待员和航空公司乘务员，招聘时通常有最大年龄限制、最低身高限制和其他身体外貌要求。 

2015年9月，深圳举办壹个的招聘会上，壹间汽车维修公司的招聘广告十分典型：

修理师傅：男，高中以上学历，吃苦耐劳，3-5年以上维修工作经验，具有独立完成汽车维修及故障诊断能力。

中工：男，吃苦耐劳，工作认真负责，2年以上机电维修实操经验。

前臺文员：女性，18-25岁，富有亲和力，有良好的服务意识。

即使没有公开表明任何对于外表的要求，在求职申请中要求提供照片的普遍做法，也使雇主可以轻易根据外表歧视求职者。此外，人权观察的报告显示，诸如阿里巴巴等大型公司居然在招聘广告中，强调公司有“美女”、“女神”员工，以此吸引男性求职者。 尽管阿里巴巴后来承诺解决招聘广告中的歧视问题，但其他知名度较低的公司改变的速度不会有这么快。

多年来，女性壹直在反击并起诉雇主歧视。 2013年，女性求职者曹菊（化名）提起了被认为是中国首例就业性别歧视诉讼。曹菊在求职网站上申请了北京的教育培训机构巨人学校行政助理壹职，其后被告知“这个职位只招男性”，曹菊因此将巨人学校告上法院。经过长达壹年多的法律斗争，最终，巨人学校与曹菊达成和解，公开道歉并支付曹菊3万元赔偿金。这壹备受瞩目的案件被评选为2013年十大公益诉讼案件之壹，鼓励更多女性抗议歧视性招聘。

次年，杭州壹家法院宣判，新东方烹饪学校侵犯了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并通过“限招男性”的做法实施了就业歧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进壹步判决，被告新东方烹饪学校应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2015年11月，北京壹家法院判决，该市邮政局存在歧视女性求职者的情况。25岁的原告马户被“只招男性”的理由拒之门外后，将北京邮政告上法庭，并要求57570元的赔偿金和正式道歉。但是，法院驳回了她的道歉要求，只判决邮政公司支付与杭州案相同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尽管这些法院判决承认了就业歧视的存在，但所施加的象征性罚款难以对雇主产生威慑作用。

即使在招聘广告中没有明显的歧视性条款，雇主仍然可以设法对女员工实行性别歧视。由于担心女员工婚后会离职，雇主经常向女求职者询问其成家计划。有些雇主要求女性接受妊娠检查，或遵守公司有关结婚和怀孕计划的严格规定。许多雇主会通过制定不合理的工作时间或增加工作量，想方设法迫使怀孕的员工主动辞职。员工的产假申请经常被拒绝，使得许多女性别无选择，只能辞职以照顾新生婴儿。随着中国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并鼓励女性生育更多孩子，这种情况可能会进壹步恶化。

壹些妇女已成功起诉在怀孕期间遭到非法解雇的情况。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壹家法院判决因怀孕被非法辞退的尹婧胜诉，其雇主，北京市壹家商贸公司，向尹婧支付62,237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偿。 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尤其是工厂低薪女工来说，去法院起诉或进行劳动仲裁根本就不是壹个选项，因为她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来做这些。

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壹样，在职位相同的情况下，中国许多女性的收入明显低于男性。根据壹个在线招聘平臺2018年对相对高薪的白领员工的调查显示，女性平均薪酬为6497元，薪酬均值为男性的78.3%。该调查指出，女性更难晋升到管理职位，尤其在工程制造领域，男性在高级管理职位中占比超过95%。

鉴于许多行业都存在着几乎牢不可破的晋升天花板，无论中国女性还是男性，似乎越来越觉得女性获得成功的最佳方法是结婚，而不是追求事业。官方调查显示，2000年有37.7％的女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而到了2010年这壹比例上升到48％。然而，情况很復杂，也有许多年轻女性推迟结婚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例如，在2018年的壹项针对白领的调查中，只有49％的女性认为婚姻是必需品。

对于已婚女员工来说，要实现合理的工作生活平衡是壹项持续的斗争，尤其是在科技行业，该行业因工作时间长及日程安排紧张而着名。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显示，女性在做家务和照顾家庭方面花费的时间平均是男性的两倍，但是人们仍然要求她们像男同事壹样努力工作。由于繁重的工作量和严苛的管理态度，许多已婚已育女性被迫退出该行业。此外，在经济不景气或公司利润下降的情况下，女性通常是最后被考虑雇用和最先被解雇的群体。

工作中的性骚扰和恐吓在中国是壹个严重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壹点可以从#MeToo运动期间的大量投诉中得到证明，当时全国各地的女性主要对在大学、民间和宗教组织以及媒体中有权势和影响力的男性提出指控。仅在2018年的前10个月，就有至少36起重大#MeToo案件被曝光。尽管有网络审查，但事实证明，这场运动势不可挡，部分原因是#MeToo运动创造性地使用了符号和同音词，如米兔，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几十年来，相似案例的大量积累。

早在2013年，壹项对广州工厂工人的调查就显示，高达70％的女工是性骚扰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大多数受害者都不愿意提出正式投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调查中有约4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保持沉默，而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直接处理了骚扰。

但是，在#MeToo运动之前就已经出现壹些性骚扰诉讼。例如，在2009年，壹名28岁的上班族A女士因抱怨其日籍主管公然性骚扰而被解雇，尽管在壹次公司聚会中，主管的性骚扰行为已经被镜头拍摄到。法院判定该日籍主管行为构成性骚扰，须向A女士书面道歉并赔偿3000元，以补偿因该事件引起的精神痛苦。

基于年龄的歧视

年龄歧视往往与性别歧视密切相关，对于女性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尤为常见。 尽管性别歧视仍然是壹个主要问题，但由于中国劳动力的快速老龄化，年龄歧视的问题在过去十年已略有减少。

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繁荣时期，工厂老板和其他雇主可以靠来大量来自农村的年轻工人来填补他们的职位空缺。雇主通常会把求职者的年龄限制在30岁、甚至25岁以下，因为他们相信年轻员工比中年工人更便宜、更有效率、更顺从。 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工人减少，雇主被迫扩大招工网络并招募更年长的工人。 例如，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富士康现在仅规定其深圳工厂的求职者必须达到“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工作年龄”。

然而，年龄歧视在服务行业仍然是壹个问题，特别是在广受欢迎的专业职位上。 2015年9月，壹家名为“欧品屋”的网上购物平臺招聘拓展经理，提供人民币8000元至15000元的月薪及五险壹金，但将招聘年龄限制在23至30岁之间，并要求应聘者“性格开朗，善于表达”。

尽管与十年前相比，中国较为年长的工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许多工作机会仍然报酬低、不稳定且不安全。建筑行业是年长工人增长的壹个领域，工人的平均年龄可能超过40岁。然而，该行业因缺乏正式劳动合同，系统性拖欠工资及危险的工作条件而臭名昭着。2015年约35％的工业意外发生在建筑行业，通常与建筑倒塌、机械故障或高空坠落有关。

基于户籍制度的歧视

中国的户籍制度由共产党政府于1958年正式引入，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效用：政府福利与资源分配，内部移民控制以及犯罪监控。每个城镇签发自己当地的“通行证”或“户口”，使该辖区内的居民能够获得当地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其他人则不能。根据居住地点，户口被广泛归类为“农村户口”或“城市户口”。此外，户口是世袭的，因此对于父母持有农村户口的孩子来说，无论他们实际出生于何处，都将拥有农村户口。

户口制度本应确保中国的农村人口留在农村，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资源。 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步伐加快，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男女涌入中国沿海繁荣城镇的工厂和建筑工地。自那以来，农民工人口稳定增长，2015年达到2.74亿。

尽管许多城市放宽了对农民工获得社会服务的限制，但尤其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其子女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获取服务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实质性障碍。这些障碍，给通常比收入远低于城市工人的农民工，带来了额外且无力承受的医疗和教育费用负担。

基于户籍制度的歧视也影响到其他城市的专业人员。例如，2010年对大学毕业生的雇主进行的壹项调查发现，近60％的人为准雇员设定了具体的户口要求。壹些求职者在法庭上质疑这些要求限制，但除了2013年壹名安徽省毕业生以歧视为由，起诉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知名案例外，长久以来法庭壹直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因为这将会威胁到当局的利益。包括法官在内的法院官员，均由当地政府支付薪酬，因此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避开任何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的案件。

尽管中央政府官员多次宣称改革户口制度，使农民工的生活更轻松，但决定权仍然在各个城市手中，各城市将根据自身需求及容纳新 移民的能力来决定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

对身心残障工人的剥削歧视

身体残疾的工人，例如视障、听障和行动能力有限的工人，在中国正面临着普遍的歧视。 正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王治江博士所说：“实际上，没有不适合工作的残疾人，只有不适合残疾人的岗位。”雇主不愿创造无障碍和开放的工作环境，意味着残疾人很难找到任何形式的就业机会。

2019年4月，作为壹名视障人士，温州大学毕业的郑荣权报考了南京市盲人学校的教师职位，笔试面试均排名第壹，其后却被告知按照公务员录用相关标准，视力不合格不予录取。这引发了网民激烈的讨论，郑荣权本人也在壹篇微信贴文中指出，他的视力能够看清教室中人群的出入。他表示，自己的考试成绩和过往实践经验都证明他能胜任盲校的工作。他写道：“自从我进入正规大学以来，我壹直在尝试使用自己的行为来帮助身体健全的人了解视力障碍者。”他补充说：“如果我没法成为教师，被迫回去做按摩，那我又将回归那个相对封闭的视障人群体；反之，我将有机会向更多人展示视障人真实的生活和他们所具备的能力，从而让更多人了解视障人群，了解整个残障群体。”

2010年的壹份报告发现，在具有自理能力的残疾人群体中，只有34％的城市居民和49％的农村居民实际就业。此外，那些设法找到工作的残疾人，通常从事边缘、低薪的工作，例如盲人按摩师。残疾人长期失业是中国壹个严重的问题，数百万失业残疾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庞金鹏从1977年开始成为残疾人，壹直无法像普通人壹样工作生活。当时年仅19岁的他在当地国营煤矿工作，因煤矿斜井发生重大的跑罐事故而不幸被撞致重残高位截瘫。这几十年来，他在家中度过了大部分的成年生活。

为了增加残疾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于2007年出臺了《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达不到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然而，即使在地方政府部门，这壹规定似乎也被广泛忽视。根据反歧视非政府组织益仁平中心对中国30个城市的政府部门进行的壹项调查，政府部门中，残障雇员的最高比例仅为0.39％，而有些部门则低至0.02％。此外，也不能确定投入就业保障的资金的主要目的是否为向失业者和残疾人提供就业服务，报告表明腐败和资金滥用猖獗。对浙江省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发现，只有13.7％的资金实际用于残疾人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在湖北某县，80％的资金用于支付员工福利和行政开支。

最近，由于原因是残疾人人权活动家在法庭上对壹些制度提出了质疑，残疾人在就业权利方面取得了壹些小进步。例如，在残疾人权利活动家宣海于2012年对地方政府提起诉讼后，安徽省政府应视障考生的要求，提供了公务员考试试卷的电子版本和相关无障碍软件。

对于患有智力障碍的工人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工人来说，寻找和保住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例如，有精神疾病的白领专业人员经常因未能达到工作目标而被解雇等。2008年6月，壹名在IBM任职的研发工程师在被诊断为抑郁症、企图自杀并因此被公司解雇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该工程师获得超过57,000元的赔偿。但是员工很少能够因精神疾病的歧视而成功起诉其雇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员工很少求助于其他同事或公众，也很难获得其他员工和公众的同情或理解。

有严重学习障碍的人极易受到不道德企业主的剥削和利用。这种剥削最臭名昭着的例子可能是2007年的“黑砖窑”丑闻，数百名智障儿童和许多精神残疾的成年人被迫在中部省份山西的砖窑工作。但自那以后，中国媒体会定期报道类似案件。事实上，许多此类案件只有在调查记者揭露时才会被曝光。

在2010年的壹个案例中，记者透露，十余名工人在新疆壹家建材厂被奴役三四年，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长时间无偿工作。这家工厂的工人逃跑就遭毒打，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还领不到壹分工钱。据报道，这些工人中有八人为智障人士，他们被四川渠县壹个名为“乞丐收养所”的组织卖给了这家工厂。按协议规定，工厂应向这个中介机构壹次性支付9000元的费用，并支付每人每月工资300元给“乞丐收养所”，如果工厂丢失工人，每丢失壹名赔偿1000元，而工人自己收不到任何工资。

对乙肝病毒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

据估计，中国有1.2亿人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HBV），占中国总人口的近百分之十。与艾滋病病毒（HIV）壹样，乙肝病毒只能通过体液的直接交换来传播，日常接触不对他人构成风险。然而在中国，人们普遍误解认为乙型肝炎是壹种可以通过在学校或工作场所偶然接触传播的传染性疾病。

乙肝病毒携带者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外，直到2000年代中期，反歧视活动家开始对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雇主提起诉讼，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善。反歧视组织益仁平中心不仅在诉讼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宣传案件和向政府施压要求修改法律方面尤其成功。现在许多限制措施已经被取消，雇主不得非法检验准雇员是否携带乙肝病毒，罚款措施也已经出臺。尽管做出了这些改进，但是益仁平中心在2011年对180家国有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有61％的企业仍在对员工进行乙肝病毒筛查，35％的企业表示他们会拒绝携带乙肝病毒的求职者。实际上，对乙肝携带者的就业歧视仍然很普遍，以至于许多求职者选择在体检中作弊。在蓬勃发展的体检黑市中，许多“体检枪手”收取高昂费用，代替乙肝病毒携带者参加入职前的体检。详细信息请参阅益仁平中心在2009年发表的关于乙肝携带者就业歧视的深入研究报告。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面临相似，甚至更严重的歧视，而这同样是源于恐惧和缺乏基本的医学知识。 例如，北京大学的壹位教授在2010年称，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的人不应该当老师，因为“18岁以下的学生的免疫力可能不足以抵抗这种病毒”。2007年的壹项研究表明，48.8％的受访者和65％的雇主认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不应该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许多省级政府仍然禁止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担任教师。但是，在2013年的壹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壹位教师因在入职体检中检测出HIV阳性被拒绝入职，而起诉江西省教育局。这被认为是中国首例成功的艾滋病毒歧视诉讼，原告最终同意以45,000元的和解费用撤回诉讼。

民族和宗教歧视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尤其是在过去三十年中，由于汉族人口持续迁移到中国的维吾尔族和藏族地区，加剧了民族紧张局势。为了缓解这种紧张，中国政府出臺了壹系列对少数民族的 “积极区别对待”措施，包括向少数民族地区分配发展资金、放宽计划生育规则、放宽少数民族高考录取条件。然而，这些措施引起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并且在缓解针对少数群体的就业歧视方面收效甚微。在2011年对10,796个招聘职位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雇主通常对具有少数民族特征姓名的求职者存在严重歧视。只有大约壹半的公司不论民族，平等对待求职人。即使在政府部门，歧视也仍然存在并为公众默许。地方政府有时会指定部门职位的民族限制和要求。公务员和政府雇员的宗教活动也受到限制，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禁止新疆的公务员、教师等在斋月期间禁食。

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通常会在服务行业面临歧视，尤其是在低层零售岗位和餐饮服务职位上，雇主更愿意雇用对于汉族顾客来说更“熟悉”且 “威胁性更低”的员工。很多时候，少数民族实际上被限制在自己的社群内部，或壹些民族主题的餐馆中工作。

在制造业，工厂有时会集体雇用少数民族工人，以弥补当地劳动力的短缺。 然而，本地汉族工人经常认为少数民族工人得到了更好的待遇，这让工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并可能导致冲突的爆发。

可能最为人所知的壹个案例发生在2009年6月，广东省韶关的壹家玩具厂内。当时有传言称，厂内壹名维吾尔族工人强奸了壹名汉族妇女。其后，数千名工人爆发了大规模斗殴事件，造成两人死亡。雇主的应对措施是将所有维吾尔族工人转移到城外15公里处壹个小型工业园区内的另壹家工厂中。

对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歧视

直到1997年，同性恋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直到2001年才从中国官方的精神疾病清单中删除。在中国，尽管存在对同性恋的污名和大量误解，但大多数雇主都秉持着“不问，不说”的原则：只要同性恋者不主动表示他们的性取向，雇主就不会揭露、驱逐他们，但如果员工将性取向公之于众，就可能面临报復。壹项调查发现，约有四分之壹在职场主动公开同性恋倾向的被调查者，因此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或法规可以保护工人免受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案例显示，员工在被解雇时，用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在被认为是中国首个同性恋就业歧视诉讼中，何先生起诉了深圳壹家室内设计公司，据称，他因同性性取向而被公司解雇。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于2014年12月24日审理了此案，但最终判决原告败诉。何先生又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但法院最终维持了原判。

何先生于2014年8月28日入职担任设计助理，并很快晋升为销售主管。然而在11月初，其与和另壹位男性朋友当街发生争执的视频片段在网上流出，从视频中双方的争吵可以判断，两人是同性恋关系。该视频带引起了其雇主的注意，据称其后雇主告诉何先生，考虑到同性恋因素将对顾客产生的心理影响，他决定将何先生辞退。

2016年3月，壹名在贵阳慈铭体检中心工作的跨性别者C先生因在办公室穿着男士服装而被解雇后，向当地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他们说我是同性恋，有损公司形象”，C先生告诉澎湃新闻。 据进壹步指称，公司管理层告诉C先生，作为体检中心，不能雇用像他这样“不健康”的人。

C先生告诉纽约时报，他去找经理解释他是跨性别者，而不是同性恋者，并且这种身份绝不是“不健康”的，但无济于事。“我第壹非常气愤，第二非常惊讶，”C先生说，“我不想被叫同性恋，如果说是同性恋的话，就等于承认我是女的。即便我承认我是同性恋，她居然说我是不健康的？它壹个体检中心居然不知道同性恋不是病了么？”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4月11日审理了此案，但在5月份的裁决中驳回了C先生的申诉，称该公司没有违反法律，C先生获得了象征性的工资补偿。案件判决后，C先生接受美联社的访问时表示：

“虽然赢得了工资，但这不是我要的。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对性别表达和跨性别的歧视情况比我想象中还厉害得太多。希望法律不要继续纵容歧视。”

与就业歧视有关的法律法规

在2008年之前，中国针对职场歧视的法律保护可以说是较为理想主义却不足。《宪法》和若干法规强调了就业平等，但在实质性打击歧视方面却没有多大用处。1990年的《残疾人保障法》将就业歧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残疾人，1992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进壹步详细说明了妇女在工作场所应享有的权利。1994年的《劳动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根本上重申了宪法条款，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法律的含煳不清和缺乏执行条例，意味着许多法院和仲裁委员会拒绝受理就业歧视案件，特别是当歧视发生在原告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之前。

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公众对就业歧视问题的日益关注和积极行动促成了壹些旨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法规和政策：

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增加了禁止性骚扰的内容。

人事部在2005年制定的条例中规定，如果检测结果显示乙肝患者所携带病毒没有传染性，则不应禁止其担任公务员职位。

2006年中国政府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政府承诺采取广泛的政策反对就业歧视。

2007年《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

除了放松户籍限制的多项措施外，国务院还在2003年和2006年发布通知，敦促地方政府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性限制。

2007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发《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工过程中，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卫生部规定禁止从事的工作外，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原携带者。

200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试图解决现有反歧视立法中的壹些缺陷，也确立了关于就业平等的广泛原则声明。新法律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为歧视的受害者提供了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该法律明确规定，就业歧视属于法院的职权范围，而劳动者在受到歧视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律采取壹般性反歧视政策，呼吁各级政府努力消除就业歧视。该法律特别将免受就业歧视的群体复盖面扩大，包括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农民工。

同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用于补充新法律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根据该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与以前的法律法规宣布违规行为不予处罚不同，新法规规定，对违反法规的雇主可处以人民币1000元罚款。

建立法律救济机制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来说是福音。研究发现，该法律生效后，法院接受了70％以上的乙肝歧视案件，到2011年为止，审理了200多起案件。在该法律实施之前，反歧视组织益仁平中心每年提起不到20例诉讼；新法实施后，这壹数字立即上升到每年70-80例。除了将更多案件提交法院外，更强大的法律基础和法院更强烈的支持意愿也使工人在庭外和解中具有更大的杠杆作用和议价能力。

如上所述，反歧视社会活动家在基于性别，户籍和艾滋病毒歧视诉讼方面取得了壹些成功，但许多法院仍然对受理那些可以推进司法实践界限的案件保持警惕。此外，许多反歧视活动家，特别是那些与益仁平中心有联系的人，受到政府的打压，这使得反歧视活动家开展工作以及为遭遇职场歧视的人提供咨询和服务变得更加困难。

现行法律的缺陷

显然，《就业促进法》在管理、有效性和复盖面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该法律依靠人手不足而过劳的地方劳动局来监督和执行反歧视政策和法规。

由于准雇员实际上不是法律规定的雇员，因此招聘过程中的就业歧视案件不受劳动争议仲裁系统的管辖，受害者必须走正式的法院程序，而这可能会花费更多的费用和时间。

雇主如违反《就业促进法》，罚款是远远不够的。 对乙肝进行筛查的罚款为人民币1000元，但这并不妨碍雇主进行此类检测。 而且，雇主可以简单地要求个人签署文件，表明他们是“自愿”参加乙肝检验。

该法律规定，受到歧视的人有权提起法律诉讼，但该法律没有向法院解释应遵循的标准，应向受害者支付何种赔偿类型，以及歧视者应受到何种惩罚。众所周知，中国的法院不愿意在法律法规没有充分解释如何审理案件的情况下受理案件。

该法律仍然局限于保护人们免受五种类型的就业歧视：性别、民族、残疾、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和农民工，而缺乏对年龄、身高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等其他类型歧视的复盖。这些歧视在中国仍然很普遍，法律未能涵盖这类歧视也限制了该法律的有效性。

结论和建议

《就业促进法》被认为是中国打击就业歧视方面的壹项重大进展，但其实际效果相对较弱。尽管取得了壹些进展，就业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反歧视政策的执行仍然不足。 

中国的社会组织在推动职场的宽容和平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尤其在利用诉讼和社交媒体来点名批评歧视性雇主方面。雇主面临被起诉的高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许多雇主开始减少歧视性做法，这也鼓励地方政府更加严肃地对待歧视行为。然而，中国政府自2014年开始对公民社会进行有据可查的镇压行动，使近年来取得的许多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可能倒退。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不仅应该让公民社会在解决歧视问题上发挥作用，还应该采取额外措施，将反歧视斗争推向新的高度。有鉴于此，中国劳工通讯提出如下建议：

扩大反歧视立法的复盖范围，将广泛的就业歧视形式包括在内，例如基于年龄、身高、外貌、个人信仰和性取向的歧视。

授权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和裁决就业歧视案件，从而减少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所承担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将对歧视性雇主的罚款从目前的每例1000元提高到至少每例50000元。

阐明在反歧视案件中应遵循的法律程序，并具体说明受害者可获得的赔偿形式以及对违反者的惩罚。

建立壹个专门负责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综合性政府机构，类似于美国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该机构将负责执行反歧视法，拥有调查和调解就业歧视申诉的正式系统，并能够代表受害者起诉雇主。

上述措施的实施将向用人单位和公民社会表明，中国政府对工作场所权利平等持认真态度，并愿意为地方政府部门、法院和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打击就业歧视。

本文首发于2012年11月，最近壹次更新于2019年4月。

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

简介

2014年4月，约40,000名工人在东莞裕元鞋厂发起了为期两周的罢工。这场罢工成了中国劳资关系的分水岭，它不仅是中国近年规模最大的罢工，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裕元鞋厂多年来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几千名几乎在鞋厂工作终生的工人拿到的养老金远远少于应有数额。从某些方面来看，裕元工人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养老金已属幸运了：尽管中国政府尝试提升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复盖，但大多数工人仍处于有效的社会福利安全网之外，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由社会保险引发的罢工及抗议也在当下的中国变得更为普遍。

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两个关键事件：曾经给城市工人提供“铁饭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的国有经济崩盘，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长者养老能不再指望大家庭中的成员。换句话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及自由化，曾经支撑工人在老年、疾病和经济困难时期的国家和社会保障逐渐消失，留下巨大的社会保障真空有待填补。

中国政府推出了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基于个人劳动合同，让用人单位而非国家承担起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主要责任。此外，政府设立了住房公积金，旨在帮助不再享有福利住房的国企职工买房。

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原本散落在1994年出臺的《劳动法》和2008年出臺的《劳动合同法》中，直到2011年，这些零散的法律法规才被统壹纳入《社会保险法》，构成了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综合性框架。 《社会保险法》概述了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社会保险制度应该复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职工。

用人单位和个人（以不同比例）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应由用人单位而非职工缴纳。

各类保险基金由地方政府管理，并汇总到省或市级基金中。社会保险基金通常是由当地的劳动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而住房公积金则由地方政府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管理。

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即用于为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多部份组成：统筹基金用于所有合资格职工，个人账户则用于合资格的职工个人。

职工跨地区就业时，其社会保险关系应随本人转移。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高度地区性，该规定很难实施。让不同的辖区共享信息在行政及技术上都很困难，尤其是对于来自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而言。

总体而言，与中国绝大部分劳动法规壹样，《社会保险法》的大部分规定，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在执行上都非常松懈，许多职工应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仍被剥夺。然而，政府并没有提升执法的严格程度，而是推出基于个人缴费的新的保险制度，并逐渐减少用人单位及职工的缴费的费率，鼓励大家遵守《社会保险法》。例如，在2019年3月，政府宣布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

本文接下来会介绍中国当前社会保险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此外，我们集中研究了农民工在获得法定的福利时会遇到的具体问题，并评估了该制度的未来发展。

养老保险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始于1997年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壹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而用人单位缴纳比例壹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比例的上限均有规定，不同地区规定不壹。2016年中期，包括北京在内的壹些省份及城市，开始将单位缴费比例由原来的20%调整为19%，其后，包括广东省在内的部分地区将缴纳比例调整至14%。作为减轻企业纳税负担的政策之壹，2019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退休时，连同利息在内的个人帐户余额将被分为120期，在十年中按月发放。除了个人帐户余额，职工也会收到基本养老金，可在退休后按月领取直到死亡。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而定。基本养老金基本上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基金支付，但社保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应给予补贴。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的职工有权领取养老金。累计缴费不足15年者，可延迟缴费年限直至缴满15年、壹次性缴齐保险金额、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壹次性领取其个人帐户内全部金额。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者，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壹次性领取其个人帐户储存额。

过去几十年，公务员、国家机关人员和教师等事业单位人员享有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他们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且在退休后享受政府补贴的丰厚养老待遇。但是， 2015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引入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平衡公私两套制度间的差距。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履行缴费义务；但与此同时，政府也表示会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及养老金，从而弥补新养老制度下职工的经济损失。

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系统最大的问题之壹就是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女干部则为55周岁。

这些规定出臺于上世纪50年代，但当今天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到达75岁，且超过65岁的人口约占12%的时候，上述年龄限制显然不再现实。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宣部各种旨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例如，2018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唐涛表示会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明确法律规定。

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人们对基本养老金在未来的可持续性越来越担忧，壹份重要的报告预测，到2028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会首次出现负数，此后养老保险基金储备将迅速下降，并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尽累计结余。

在过去的十年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率几乎增加了壹倍，但仍仅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69％左右。然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能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总体而言，在许多省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仍超过支出，年度结余稳健，尤其是沿海地区。以广东省为例，其2018年度结余为2,120亿元，累计结余11,130亿元，是迄今为止结余最高的省份。但是，在退休人员过多、年轻人口匮乏的中部及东北壹些省份，养老保险系统已经开始感到压力。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基金赤字约160亿元人民币，总账户余额为负557亿元。有鉴于此，2018年年7月，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19年中央调剂基金预算规模4844.6亿元，主要由七个较富裕省份上缴资金，而22个人口流出、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拿到的下拨资金多。

近年来，政府壹直在推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未参保的城乡居民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的复盖之下，该制度要求个人账户供款时间达15年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虽然养老金有政府的补贴，但退休职工每月能领取的额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通常非常低。 2018年，共有5.24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中实际领取养老金的有1.59亿人。根据该计划，2018年支付的养老金总数达到2,910亿元人民币，即人均1,830元人民币，相当于每人每月153元人民币，这个金额即使在最小的城镇中也肯定不足以维持生活。相比之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平均支出为37,840元，即每月3,153元，约为2018年全国平均工资的壹半。

失业保险

国务院1999年出臺的《失业保险条例》建立了缴纳及支付失业保险的框架，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保险法》的确认。职工和用人单位最初分别以1％和2％的比例缴纳失业保险，但现阶段，许多省市政府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已经大幅降低了缴费率。以广州为例，自2016年5月1日起，用人单位应缴比例从1.5％降至0.8％，个人应缴比例从0.5％降低至0.2％。

截至2018年底，共有1.96亿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受保人壹旦失业，便有资格获得包括继续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在内的福利。该福利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职工缴纳失业保险的时间长度，对于受雇十年或以上职工，该福利最长可达24个月。然而，根据官方数据，在2018年实际登记失业的970万人中，仅200多万人实际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

尽管职工的缴纳数额是基于工资，得到的救济却非常低。 1999年的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必须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各地的最低工资已经设定得很低了，绝对不能视为足以应付生活的工资。参见《就业和工资》部分。尽管《社会保险法》强调失业保险金可随本人转移，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领取，但要使这种政策成为现实，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目前无法支付失业保险金的农村地区。目前，许多地方通过向农民工支付壹次性救济来解决这壹问题，但这笔费用远低于其合法应得的数额。

实际上，失业保险基金通常不是直接发放给职工，而是被重新分配用于创造就业或培训项目。例如，2019年3月，政府承诺“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截至2018年年底，失业保险基金的总结余为5,817亿元人民币。

医疗保险

1998年国务院出臺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中国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框架。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该系统与养老保险壹样，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尽管具体数额因地区而异，但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6%左右至12％，职工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壹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壹部分（通常为30％）划入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从个人帐户中支付或由个人自付。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主要从统筹基金中支付，个人也要负担壹定比例。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可以通过商业医疗保险等途径解决。如果职工的个人账户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少于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10%的部分，那么他们就只能自掏腰包。低收入职工的个人账户可能要花费数年才能达到10％的门槛，因此许多参保职工最终还是靠自己掏钱治病。同样，另壹种情况便是职工必须自己支付超出当地年平均工资4倍的任何医疗费用。

《社会保险法》强调，医疗保险基金应直接向服务提供者（通常是医院和诊所）付款来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必须先付款，然后要求相关部门报销。此外，若要成功报销医疗费用，医院的所有治疗必须在政府预先批准的清单内——超出预先批准清单的治疗必须由工人的个人账户或自己的口袋来支付。而且，门诊治疗和药物的承保范围更加有限，这意味着需要门诊治疗和药物的职工通常需要购买额外的私人医疗保险，或自费治疗或完全放弃治疗。

在过去十年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复盖的职工和退休职工数量稳步增长，但截至2018年底，仍然只有2.33亿城镇职工参保，其中退休人员达8,400万，大大少于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与此同时，据估算，2017年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数量仅为6,200万，约占当时农民工总人数的22％。

鉴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系统的复盖范围有限，政府壹直在大力推广针对城乡居民得补充医疗保险，涵盖个体工商户、临时工、未工作的配偶、老人和儿童。这主要包括两类制度：2007年推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旨在复盖参保者的大部分住院医疗费用，其资金筹集包括个人缴纳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补贴；类似的制度是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该制度下个人缴费金额通常很低。截至2018年底，这些居民保险计划的注册人数迅速增长，以至于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10亿人（10.28亿）受保，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复盖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总数的三倍以上。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复盖的人数喜人，但实际所能提供的福利却非常有限。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报告，2018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693元，这样的金额几乎不足以进入壹家大医院就诊。与之相比，主要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2018年共支出1.07万亿元，人均约3,380元。

此外，由于农村地区和小城市缺乏高质量或专业的医疗服务，这些地区的居民常常不得不前往大城市寻求医疗救助，从而给顶级医院带来巨大压力。据《南华早报》 2019年6月报道，中国2300多家顶级公立医院已满负荷运转以努力满足患者需求，而约95万所普通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诊所则面临着患者短缺的困境。

工伤保险

根据官方统计，与其他社会保险壹样，工伤保险的复盖率在过去十年中也在稳步增长（参见下表）。截至2018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达2.39亿。截至2017年底，在中国最危险的建筑行业中，有超过4,000万名工人（约占总数的80％）参加工伤保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2017年新开工建设项目参保率为99.73%。

工伤保险费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缴费额为工资总额的0.5％至2％，具体比例根据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工伤风险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职工可以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所遭受的伤害实际上与工作有关，则他们有资格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但这通常不是壹个简单的过程。壹旦工伤被认定，地方政府将对伤残程度进行鉴定，等级为1到10，其中等级1最严重。遭受严重工伤的职工比轻微工伤的职工有权获得更多补偿。确切的赔偿金额以及更关键的赔偿责任主要由《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和《职业病防治法》确定。但是，各地法规的实施情况和对某些规定的选择性执行意味着实际支付的赔偿因地区而异。而且，在赔偿金额、赔偿应由谁支付等问题上，用人单位与职工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经常产生纠纷。如果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则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用人单位拒绝支付职工住院期间基本医疗费用以外的任何费用。根据官方统计，2018年，共有198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共领取742亿元，平均每人37,475元。

职业病对职工来说是另壹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职业病通常会在职工离职后才显现出来，这壹问题对农民工群体来说格外严重，因为他们很少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据估计，中国有600万工人患有致命的肺尘肺病，但只有大约10%的人被诊断认定为职业病。更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CLB的研究报告《谁之责？— 对中国尘肺病群体的救助与赔偿研究》。

生育保险

截至2019年，生育保险由专门的生育保险基金运营，用人单位需按照当地政府确定的缴费比例缴纳，通常不到工资总额的1%。然而，中央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生育保险基金（2018年底的余额仅为580亿元）与更为庞大的基础医疗保险基金合并。政府声称这将简化用人单位的参保程序，并且不会给职工带来任何额外负担，同时又能保证母亲及其配偶现有的福利不变。 2017年，12个城市进行了试点项目，随着合并实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比试点前提升13%左右。壹些省份已经制定了具体措施，将在2020年1月1日完成两险合并，但实际实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生育保险涵盖所有与产妇有关的生育医疗费用，包括节育、产前检查、分娩和产前护理以及产假期间应支付的生育津贴。根据2012年4月28日生效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14周）产假，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应为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壹些地方政府也会要求用人单位为收入超过平均工资的职员提供额外津贴。尽管各地区间产假津贴仍存在巨大差异，但基本上都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标准。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2.04亿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然而，2018年实际只有不到1,100万女职工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平均每人7,003元。不同省份支付的保险金额差异较大，例如，广东省向190万女职工支付了114亿元人民币，而黑龙江省向8.4万女职工支付了5.4亿元人民币。

许多用人单位仍然想方设法避免向女职工支付她们应得的产假津贴。女性经常被问到自己的家庭计划，有时甚至被迫忍受非法的合同条件，例如，接受怀孕测试或作出延迟怀孕或不怀孕的承诺。许多用人单位通过给怀孕员工分配繁重、危险的工作从而迫使她们主动提出辞职，也有单位通过拒绝给产假，然后以旷工为由解雇怀孕员工。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法律行动。例如，北京某购物中心的柜臺经理尹婧在怀孕期间被非法解雇，2015年11月5日，二审法院判给她62,237元的赔偿。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尤其是低薪的工厂女工，去法院打官司甚至进行劳动仲裁根本不是壹种选择，因为她们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这么做。有关此问题的更深入讨论，请参见《工作场所中的歧视》。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不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式组成部分，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而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但是，由于运作方式类似，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通常将其与其它五种官方社会保险归为壹类。

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1999年，当时中国各地有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政府不能再依靠国有企业给劳动者提供住房，因此加快了住房公积金的建设，以此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购买以及维护房屋的途径。住房公积金存款人可以申请优惠贷款，用公积金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也可以交纳房租。若职工之前未曾使用，则可以在退休时提取本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因此，住房公积金实际上充当了第二养老金。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出臺修正案，允许将公积金用于非住房相关事项，例如紧急或严重情形下的医疗费用。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和单位的具体缴存比例应由当地政府确定，但均不得低于职工上壹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以北京为例，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5%到12%，上海市，单位和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各5%至7%。但总的来说，缴存都是按月进行，且该部分款项可以免税。

传统上，国有企业职工、政府职工以及教师、公务员等群体是住房基金主要的供款者和受益者。从2000年代中期到2014年，职工和单位的数量激增，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数量仍稳定在1亿左右。截至2014年底，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210万个，实缴职工1.19亿人。截至2018年底，四年时间里，实缴单位已增至290万，实缴职工增至1.44亿，增长了2500万人。数字上的突飞勐进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私营企业和城市专业人士的购房需求。2014年，在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上班的劳动者约有60%，到了2018年年底，这壹比例下降到51％，而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的职工从19％增加到约40％。此外，在2018年新开设的公积金账户中有61％是私企和外企的员工。

然而，对于大多数低薪工人而言，在城市购买房产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据政府2018年发布的农民工调查，租房居住的农民工占大多数（61.3%），购买住房的占19%，还有12.9％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如工厂宿舍中。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许多大城市的农民工只能负担得起位于城市郊区、年久失修、面积狭小的住房，即使是租住这样的房子，租金也可以占到他们月薪的很大壹部分。如果农民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他们有时可以将其用作壹次性提取的养老金，不过，在实际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许多行政上的障碍。

社会保险和农民工

《社会保险法》第95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但是，社会保险制度在设计上显然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社保是壹个高度本地化的系统，它假定职工整个工作生涯和退休后都留在同壹地方。尽管社会保险的复盖范围有所提高，但参加养老保险或任何形式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仍然很低。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报告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只有22％左右，参加工伤保险的27％，参加失业保险的只有17%，分别比2012年底增长36.5%、24.6%、9.3%和81.2%。

用人单位过去经常声称，他们没有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因为工人本身对养老金不感兴趣。他们表示，农民工认为养老金系统没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缴费比例高且养老金账户的可转移性差。但是，这种辩解完全忽略了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有为每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此外，农民工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缴费比例太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资扣除都将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壹个亟需注意的问题是农民工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中年工人已经在计划退休。 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008年仅为34岁，而这壹数据在2018年达到了40.2岁。第壹代农民工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许多人因为没有退休金而仍在继续工作。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年长工人壹直处于要求单位支付社会保险的最前沿。随着农民工群体不断老龄化，这些要求只会越来越显着。

结论

在中国开始其极力鼓吹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权威逐渐让位于给商业利益。随着私营部门的扩大，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任意规定其职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从而将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压榨职工几乎不存在的福利。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实施立法（例如1994年的《劳动法》和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来保护工人的权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也不会在工作场所严格执法。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壹个由用人单位主要对职工社会保险负责的制度注定无法成功。单位通常可以无视其法律义务，而且在当局的纵容下继续照常营业。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允许陷入财务困难的企业将社会保险费推迟六个月缴纳，该政策从未被正式废除。直到工人自己开始要求企业支付社会保险费时（最着名的是2014年裕元大罢工），企业才被迫遵守法律缴纳社保。

中国政府未能执行法律，也未能建立复盖所有人的社会保险体系，不仅使中国工人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严重阻碍了政府推进并实现其他重要政策目标的能力。

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经常宣称其关键政策之壹是拉动国内消费，以确保未来更加稳定和均衡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的大部分消费能力仍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这导致大量资本外流，而没有增加国内消费。大多数工人仍然不愿意消费，由于缺乏养老金或医疗保险，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钱用于银行储蓄和其他风险较高的投资上，以试图确保自己的未来不会遇到太大困难。

实际上，过去二十年里，应该缴纳的社会保险只落实了壹小部分，这意味着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随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尤其面临更大问题。如上所述，政府认为，如果要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将来所有预期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则需要提高退休年龄并进行广泛的改革。

但是，政府仍然不愿或无法强迫用人单位遵守现有的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相反，政府正试图减轻用人单位所承受的社会保险负担，并将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缴款的义务转移给劳动者个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正式劳动关系。

与其逃避社保体系现存问题，政府需要调和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建立壹个现实而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工人在年老和疾病时得到照料，并创造对收入满意的体面劳动者群体，从而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以及商品服务消费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本文首发于2012年8月，2019年10月最后更新。

农民工及其子女

2019年，中国的农民工总量达到2.9亿，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三分之壹以上。过去三十年来，农民工壹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引擎，但他们仍然被边缘化，并受到制度化的歧视，其子女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并且可能长期与父母分离。

农民工

定义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工作并居住在城市的壹个群体。他们不壹定来自农村地区，许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长大。他们认为城市是他们的家，但由于户籍制度缺乏灵活性，他们仍被归类为“农村移民”。

背景

几千年来，中国政府壹直使用户籍制度来管理税收和控制人口迁移。当前的户籍制度是共产党政府于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进三点：政府福利和资源分配、国内人口迁移控制和犯罪监控。每个城镇都签发当地的“通行证”或户口，使当地居民能够获得该辖区的社会福利和服务。根据居住地，个人户口大致被分为“农村”或“城市”。此外，户口是世袭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农村户口，他们的孩子无论出生在何处，都将拥有农村户口。

户籍制度本应确保中国的农村人口留在农村，并持续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资源。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如此壹来，数亿来自农村的年轻男女涌入中国沿海繁荣城镇的工厂和建筑工地，而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迁徙之壹。在深圳和东莞等许多城市，农民工人口迅速超过了当地城市人口。

很明显，随着农民工涌入城市，户籍制度对国内人口迁移的限制不仅无法执行，而且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壹名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孙誌刚在被警方拘禁期间殴打身亡的悲剧发生后，户籍所带来的限制才开始减少。孙誌刚之所以在广州被警察拘留，是因为他没有依法获得暂住证。孙誌刚的死，引发了公众对户籍制度的强烈抗议，许多限制自由迁移的规定因此被废除。尽管在许多较小城市，户籍限制已逐步取消，但该制度本身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实际上，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农民工及其家庭获得当地社会服务的难度——详情请参见下文有关城市化和户籍改革的讨论。

人口增长与地理分布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民工壹直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增长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约占8.96亿劳动力人口总数的32.4％。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农民工总量为29077万人，比上年增长241万人。然而，农民工总量的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且随着加入农民工群体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中老年农民工逐渐退休，未来几年的增长可能会继续趋于稳定。

按照工作地点分类，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将农民工分为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本地农民工和到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外出农民工。2019年，本地农民工的数量增加了0.7％，达到11652万人，而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加了0.9％，达到约17425万人。

在过去十年中，本地农民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外出农民工。自2010年以来，本地农民工数量增长了30％，相比之下，外出农民工只增长了13％。内陆地区的小城市已经逐渐开放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离家更近的就业机会，而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受限。约26％的农民工选择到省外工作，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和制造业中心。2019年，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1%。约74％的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工作，其中约40％在户籍所在乡镇工作，其余34％在本省内流动（通常是省会城市或县级市等）找到工作。

在中国，劳动力的迁移通常被视为壹种简单的单向流动，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的制造业和城市中心转移。在十年前，这种说法大致准确，但目前中国仅有约54％的农民工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工作，有约43％的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工作。2019年，中国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速较快，东部和东北地区出现负增长。

随着珠三角地区传统制造业中心的持续萎缩，2019年该地区的农民工人数减少了118万（2.6%），降至4418万。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也下降1.1%，比上年减少61万人，降至5391万人。而京津冀地区农民工数量略有回升，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区的农民工遭到驱逐，部分导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区农民工人数下降（1.2%），2019年该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0.9%，达到2208万人。

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情况

根据《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男性占全体农民工的64.9%，女性占35.1%，这与城市工人的男女比例大致相同。但是，本地农民工的性别差距明显更小，其中男性占60.6％，女性占39.4%，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强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过去十年，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稳步上升，越来越少年轻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年长工人由于没有养老金，不得不继续工作。201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仅为34岁，到2019年，平均年龄增长至40.8岁。其中，近四分之壹农民工已经超过50岁。16-30岁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42%下降到2019年的25%；而40岁以上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34%上升到超过49%。21-30岁、31-40岁、41-50岁和50岁以上四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分布如今基本持平。

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5.5岁，其中35.9%超过50岁。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岁，仅13%的人超过50岁。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农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变化也体现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而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7.6%，且下降0.5个百分点。

就业模式和工资

绝大多数农民工仍在制造业，建筑业和越来越多样的服务业中从事低薪工作。

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在内的服务业目前占所有农民工就业的壹半以上（51%）。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例从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27.4%，这既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业正在给予农民工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建筑业农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达到22.3%，那时基础设施、住宅和商业地产建设正处于发展顶峰，但此后该比例逐渐下降，2019年降至18.7%，约有5400万工人。

尽管增长缓慢，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中稳步增长，2019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比上年增长6.5%。2019年农民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月均收入4667元）和建筑业（月均收入4567元），而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工人不仅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于3000元），而且工资涨幅也最低，分别只有4.5%和4.2%。

去年，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427元，而本地农民工仅为3500元。在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工资增长最慢，年增长为5.7％和5.2％。

工作条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农民工通常还必须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不再包括工作时间、工资拖欠情况、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复盖率等数据。但是，有其他证据表明，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几乎没有改善。

国家统计局调查中最后壹次提到劳动合同签订率是在2016年，当时35.1%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远低于2009年的42.8%。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壹年后，各方曾壹致努力推进劳动合同的签订，但这壹举措很快消失，不稳定的工作逐渐成为常态。不仅在建筑业，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是陈年顽疾，在制造业和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新兴服务行业，农民工也经常通过代理劳务派遣机构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尽管社会保险复盖范围有所扩大，但农民工领取养老金或享受各类社会保险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到2017年底，只有约22%的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27%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7%的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分别比2012年底增长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开工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达到99.73%，但这主要是因为雇主缴费相对较低，而且鉴于建筑工地安全事故高发，缴纳工伤保险对雇主有利。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关于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章节。

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提到了农民工加入工会的问题，13.4%的进城农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4.2%。尽管加入工会和参加工会活动的比例在提高，但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农民工很少找工会。2017年数据显示，在权益受损时，仅2.8%进城农民工会找工会寻求解决。

生活状况

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0.4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2平方米。其中，在500万人以上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最小，但增加较多，由上年的15.9平方米提高到16.5平方米。

大多数农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于单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内，少部分人自己购买住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壹些大城市中，许多农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远地区破旧建筑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们月薪的相当大壹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宝山区，外来务工人员要租壹个带共用厨房和厕所的房间，根据租期长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备单独厨房和厕所的房间，价格要上千。2018年对该地区流动居民的壹项调查发现，住在这里的多是附近汽配厂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员、餐馆员工、清洁工、个体户、拾荒者等，他们中工资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为2600元。

对于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隐藏着致命风险。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壹栋人满为患的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也有许多农民工家长在城市工作时，会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但农村同样是壹个危险的地方。

农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国劳工通讯发表了题为《为经济发展付出代价：中国的农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报告。该报告概述了农村留守儿童以及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问题，并详细评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十年后，报告中提及的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定义和人口变化

农民工子女被广泛定义为受父母进城务工影响的18岁以下子女，既包括与父母壹起前往城镇的子女，也包括父母壹方或双方迁居时，留在家乡的子女。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农民工子女总数约合1.03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38%，包括3426万流动儿童与6877万留守儿童。

自2005年以来，农民工子女总数壹直稳定在1亿左右，但是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地区的吸收，农民工子女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

农村留守儿童人数的相对下降，有时被视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的证据。但是，许多农村儿童现在生活在新发展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的社会服务有限，合适的工作机会也很少。因此，他们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们仍然难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无论身处何地，或户口情况如何，中国的农民工子女都面临着壹系列大致相似的问题：他们获得家庭支持、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区和社会支持的机会不平等。

来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父母和家庭的对孩子的支持越大，他们在身体、精神和社交方面的发展能力就越强。然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时间、能力或资源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们要么长时间与孩子处于分居状态，工作时间长，要么教育水平不高，难以有效辅导子女的学业。与城市中产阶级相比，大多数农民工花在给孩子读书和帮助孩子学业上的时间要少得多，他们负担不起城市儿童习以为常的书籍和课外活动的费用。

2013年壹项对1518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家长为了生计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约壹半（52%）的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父母，“与孩子在壹起的时间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数农民工只有中学学历，许多人对孩子的教育方法过于简单粗暴，更注重成绩，而不是孩子发展的实际学习和成长过程。通常，父母会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而惩罚他们，并在他们成功后用金钱奖励他们。像所有父母壹样，农民工往往对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们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处于不利地位。

与父母壹方、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朋友壹起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面临类似的问题：缺乏与父母的直接接触，看护人无法提供他们所需的支持。

2013年在山东进行的壹项调查发现，75%的农民工父母每年只有在春节期间才回家壹次，5%的农民工父母每两到三年才回家壹次。只有20%的父母每年回家次数多于两次。有约61%的受访留守儿童表示，他们的父母“有时会给自己打电话”，28.6%的儿童表示“很少接到父母的电话”。非政府组织“上学路上”在2014年底对2130名留守儿童进行了壹项调查，发现15%的孩子已经习惯壹整年都见不到父母壹次，即使是在春节期间。他们和父母的电话联系也很少，大约25%的受访者每三个月接到壹个电话，4%的孩子壹年才能接到壹个电话。该组织在2017年进行了另壹项调查，结果也令人沮丧。例如，约11%的留守儿童会说父母“已死”，而中国年平均死亡率为不到1%，孩子是故意填错表达对父母的怨恨情绪。

在贫困和偏远农村地区长大的儿童，壹般由祖父母照顾，他们在心理和教育发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儿童遭受更多的磨难。研究表明，许多年迈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数人只读完小学，只会讲当地方言而不会普通话，而普通话几乎是中国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辅导孩子的学业，只关注孩子物质上的需求，而忽视他们的心理发展和情感需求。经常有报道称，留守儿童会表现出壹种与祖父母的疏离感。正如壹名中学生所说：“我帮助（我的祖父母）做饭，我们也壹起看电视，但我们并不会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教育

《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都应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学校、父母和监护人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现实情况是，并非所有儿童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对于那些有机会上学的孩子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质量差异巨大，主要城市和贫困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尤为惊人。

在农村地区和许多较小的城市中，教师努力为学生提供的仅仅是基础教育。农村学校资金、资源短缺，难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师。许多农村教师是所谓的“民办教师”，其收入大约是城市教师的三分之壹，而且他们通常无法享受法定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纪头十年，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政府出臺了“撤点并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农村中小学减少近30万所。学生们被迫要么上寄宿学校，要么每天忍受漫长而艰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镇上学。学生被集中至乡镇地区，班级规模激增，壹些地方的班级学生平均人数超过100人，给教职员工造成了巨大压力。“撤点并校”政策于2012年正式终止，但小型农村学校并未重新开放，为了节省资金，地方政府继续单方面关闭学校。仅在2015年，就有超过壹万所小学关停，多数在农村地区。

2014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调查估计，贫困地区学生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约37％的学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这壹比率是90%。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学校几乎是他们唯壹能够继续上学的选择，然而这些学校不能保证他们未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甚至无法提供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而壹些较低层次的高中和大学学费昂贵，许多学生不得不贷款以支付学杂费。

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农村贫困学生在中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些甚至在毕业前就已开始工作。根据REAP研究小组的调查，2013年农村初中生累计辍学率平均为24％，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6%。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2006年关于童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初中学生辍学是童工的主要供给源。尽管减贫计划在壹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但童工案件仍不时见诸报道。2017年8月，来自四川大凉山区的18名11-14岁的贫困“孤儿”辍学，到省会成都的壹家搏击俱乐部工作。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大凉山地方政府强迫他们重返学校，但孩子们不愿意回去。壹个孩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那里除了贫穷，我壹无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贫穷的家乡，我回去就会和那里的人壹样，吸毒，偷东西。我不想像他们那样。”

但是，没有人能保证，如果留守儿童和父母壹起住在城市里，他们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根据2019年7月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424.04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48.39万人，在初中就读375.65万人。与此同时，《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3.4%在公办学校就读，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5.2%在公办学校就读。对比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大约有174万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和约55万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被排除在公办学校之外。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反映存在本地升学难、费用高问题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34.2%和28.9%。东部地区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存在升学难、费用高问题，所占比重分别为44.9%、30.1%，显着高于其他地区。

从理论上讲，公立学校对所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开放，但为了给孩子找个地方读书，家长们通常必须与教育部门进行艰难而復杂的协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护本地教育资源的大城市。以广州为例，仅仅是为子女申请学位，务工人员就必须出示暂住证、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原籍证明和户口簿。流动儿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学校内上学，也常常会面临偏见和歧视。他们常被视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种课外活动之外。2012年的壹项调查显示，86.3%的流动儿童没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学，流动儿童接触的大部分是跟自己壹样的流动儿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调查中表示自己“没什么朋友”。

私立学校通常可以为流动儿童提供壹个更熟悉友好的环境，有些学校的价格相对合理，但它们往往不受监管，学生过多且设施较差。例如，有报告显示，北京约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除了63所拥有办学许可证外，其余都属于非法办学。教师的工资很低而工作量极大。许多教师只是把打工子弟学校的工作视为日后去公立学校的跳板，因此教师离职率很高。

而且，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农民工子弟学校不断面临着被当局以各种借口关闭的风险。在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里，北京政府发起了许多行动，以不安全为由关停无证打工子弟学校。但实际上，许多被拆除的学校已经通过了数次政府检查，在大多数情况下，拆除学校的真正原因是为新的商业和房地产开发让路。根据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领域的行动倡导机构“新公民计划”，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从2006年的300多所，减少到2014年的127所。北京于2017年再次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在此期间，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之壹，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拥有约2,000名学生的北京黄庄学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迁到城外，拆迁工作从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开始。

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后，家长将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远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要么尝试在公立学校申请学位，要么将孩子送回家乡读书。但不管是哪壹种情况，孩子们都要被迫迅速适应陌生环境，给他们的学习带来更大的压力。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最后壹道教育难关，是高考。即使在城里的学校学习了12年，但几乎无壹例外，他们都要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而且，由于每个地区的教材、学习内容不同，他们在考试中处于明显劣势。此外，由于难以适应家乡的新环境，许多回老家继续读高中的学生干脆辍学。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反映随迁子女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显，比上年提高4.3个百分点至14.3%。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存在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问题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个百分点，显着高于其他地区。城市规模越大，高考问题越突出，在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些问题更加显着。

已经有城市尝试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打开异地高考的大门，壹些学生现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参加高考。但是，由于政策门槛过高，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帮助不大。2013年，中国首度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打开异地高考大门，有二十余省实施异地高考，但实际上全国只有数千名随迁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进壹步放宽这壹制度的举措，都可能会遭到当地学生及家长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获得在当地考试的资格，那么高考的竞争程度将会越来越激烈。

2019年，有22.4万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比2013年增加了50多倍，但仍只占参加当年高考总人数的的2.17%。2019年，北京有5.9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其中仅373名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北京参加高职招生考试。

卫生保健

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而言，在商业化医疗体系中，看医生的费用可能会高得惊人。《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245.5元，人均住院费用8604.7元，日均住院费用914.8元；相比之下，2016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仅为3275元。如此高昂的医疗成本下，许多农民工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去医院治疗，但往往为时已晚。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相对便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次均门诊费用为107元，人均住院费用为2872元，而乡镇卫生院分别为63元和1617元。但是，社区和乡村诊所设备简陋，缺乏合格的护士和医生，只能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中央政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几种不同的保险计划，旨在使农民工和农村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医疗费用。但是，农民工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往往不在这类计划的范围内。

在中国，医疗保险主要有三种类型，但没有壹种能够有效复盖学龄前农民工子女。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应复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城镇企业职工，但实际上很少农民工能享受此类保险。正如上文所述，2017年只有约22％的农民工有职工医疗保险。即使有职工医疗保险，农民工也必须提供子女的就读证明，才能让子女享受福利。因此，学龄前儿童和在无证学校就读学生就被排除在保险受惠范围之外。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复盖城市无业居民，包括学生和退休人员等，但不包括农民工。

对于有学龄前儿童的贫困外来务工家庭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往往是唯壹的选择。但是，该计划旨在复盖农村居民，它要求受保人在户籍所在地购买保险并进行索赔，对于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在工作地无法享受到医保待遇。

壹些地方政府已经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医保行列，例如，生活在深圳和杭州的随迁子女，可以和当地户籍儿童享受同等的医保待遇，但这种制度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医疗保险计划，患者必须先支付治疗费用，再获得报销。在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只能报销少部分费用。根据2014年的壹份分析报告，当前我国儿童大病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在20%至45%，超过20万元以上医疗费用的疾病实际报销比例还会更低。

作为壹项公共卫生政策，部分地区政府已经实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动儿童在内的疫苗接种计划。但是，因为父母通常不知道这些接种计划，流动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较低。此外，随迁子女的高流动性也让政府难以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因此壹些地区政府建立了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以加强流动儿童家乡与居住地政府间的沟通，共享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数据。

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都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计划。但是，农村地区缺乏完备的医疗设施，这意味着患有严重或罕见疾病的儿童必须去大城市的专科医院治疗。为了治疗身患重病的孩子，许多农村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还有壹些家庭则干脆放弃。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遭到遗弃，很多都是因为身患残疾。

关于儿童营养和健康的几份报告都显示，农村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不及城市儿童。贫困地区营养不良高发，情况尤为严重。2011年壹项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揭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这些地区寄宿学校的学生明显较为矮小，体重也低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水平。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有65%至70%的学生不健康，其中有贫血、寄生虫感染或视力问题的学生，总体占比接近70%。此外，壹项2016年的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儿童死亡率（1.24%）远高于城市地区（0.52%）。

社区和社会支持

除了学校和医院等基本机构支持外，儿童还需要更广泛的社区支持，以确保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但是在这方面，农民工子女也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儿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种教育和娱乐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青年俱乐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时为儿童提供支持的儿童保育设施和家政工。城市还拥有壹系列紧急支援设施，例如热线和社区外展项目，可为儿童提供更安全、更适合他们成长的环境。

理论上，农民工子女确实可以使用这些设施，但实际使用率很低。大多数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相关设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馆和图书馆往往位于市中心，对于那些经常在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欢迎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它们似乎是壹个遥远的世界。即使他们想去，他们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或钱陪伴他们去。非政府组织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发现，流动儿童虽然生活在城里，但他们的朋友圈基本限于流动儿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同父母均会受到歧视。因此，他们不愿参与公共活动或使用城市儿童觉得平常的公共服务。

在农村地区，几乎所有儿童都无法获得合适的公共资源和社区支持。2014年对4,533名留守儿童的调查显示，有约17%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约23%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父母和社区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环境，许多留守儿童将成为欺凌、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16年的壹项研究发现，15%的留守儿童受到过暴力侵害，女童中超过4%受到过性侵犯。在许多村子里，年幼的孩子可能会沦为年长男人的猎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发后孩子们都会因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沉默，不告诉监护人。

由于缺乏父母的照顾，农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为各类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壹项全国调查显示，有将近壹半（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包括割伤、烧伤烫伤、被动物抓伤咬伤、坠落摔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

关于农民工子女，最受关注的问题之壹是他们有据可查的违法和犯罪行为。例如，2016年的壹项调查发现，某监狱男子服刑人员中，17％的人有留守儿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势社群的儿童壹样，留守儿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户籍制度确实给农民工子女造成了壹些非常特殊的困难，例如上文谈及的高考。然而，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城乡之间财富和经济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壹大批低收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有限。

城镇化、户籍改革与社会正义

中国政府预计，到2020年，国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政府还希望将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口比例从2016年的40%提高到2020年的45%。根据14.2亿人口的基数，2020年拥有城市户口的人数将达到6.39亿，即五年内增加近9000万人。

即使这壹宏伟目标得以实现，中国的新兴城市居民也不壹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上所述，只有在自有的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和主要房地产开发商联手强行征用后，许多家庭才能获得城市户口。作为放弃农村土地权的回报，新城市居民通常可以得到本省内中小城市中的壹套住所，所以通常也只能获得有限的社会服务。唯壹真正提供宽松户籍政策的是快速发展的城镇和县市，因为它们需要新的人口；此外，与大城市不同，这些小城市没有庞大而根深蒂固的城市原住人口，也不会将农民工视为对其社会资源的威胁。例如，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进高技能人才，帮助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但许多批判观察家认为，此举只是政府试图振兴迅速降温的房地产市场的壹种方式。

中国南方大城市广州每年发放大约10万个户口指标，但几乎所有受益者都来自广东省周边省份，来自湖南和四川等邻近省份的农民工仍在努力争取广州户口。在壹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况可能更糟，这两个城市分别宣布了2300万和2500万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驱除所谓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实现这壹目标，可能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强制策略。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同意户籍制度是过时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应享有更多教育、社会和医疗福利。

2012年3月，财新网在壹篇社论中，将户籍体系描述为“在当今中国道德上站不住脚”的制度，并补充说：

户籍制度的改革将是对人力资本的壹种及时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应进壹步调整户籍制度。国家多年来壹直在为变革做准备，如今已经迈出了第壹步。现在是时候做出更多改变了。

然而，六年后，“户籍制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议程中的重要议题。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这个话题。进壹步放松户籍限制的可能性也许不在中央政府，而是来自于壹直处在户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将取决于这些城市对土地、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资源的需求，而非对社会正义的渴望。

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户籍制度改革的壹个关键障碍，即中国警方的坚决反对，可能正在逐步减弱。因为人脸识别软件和社会信用评分等技术的进步，已经使警方掌握了比户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在未来，中央政府可能会鼓起勇气，下定政治决心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于加强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并增加社会流动。有鉴于此，中国劳工通讯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确保居住在同壹城市的所有儿童，不论其户口状况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并享有平等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参与机会。
投资兴建普通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这样农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险且人满为患的偏僻棚户区中。迄今为止，各大城市中只有杭州提出了这方面的倡议，并承诺到2020年，筹集建设外来务工人员临时租赁住房40,000套。
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向中小城市提供补贴，为当地居民和周边农村地区修建医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从而减少农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医的需求。
政府还应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补贴。地方政府应该建设新学校，提高工资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师。
各社会部门包括政府、学校、媒体和社会组织都应该致力于加速城乡融合，并抵制将农民工标签化为“低端人口”的做法。

本文首发于2010年，最新修订于2020年5月。

安全生产

简介

不可否认，过去十年，中国在生产安全上迈出了壹大步。然而，官方数据显示，事故总量、死亡人数以及职业病发病率仍保持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日均死亡人数81人。随着经济发展，工人们面临着新的安全生产风险，但不少企业仍然将效率和利润置于生产安全之前。

本文将纵览安全生产问题在中国的进展，并审视当前的法律、行政框架实际上给予了工人们多大程度的保护。通过官方公报以及中国劳工通讯制作的中国安全事故地图，我们尝试找出国内的高危行业，以及今时今日工人们普遍面临的生产安全问题，包括职业病、超时工作、居住条件差。在大众的想象中，煤矿是中国最危险的行业，然而实际上，在管理不规范的建筑行业，安全事故更加频繁。在中国安全事故地图上，有1/3的事故发生在建筑行业，大部分和工程坍塌或工人从高处坠落有关。

不幸的是，中国的工伤事故在处理上往往是例行公事，波及的人也极其有限。这些“小”事故并不会像2015年天津港爆炸等重大惨剧那样，引起传媒和政府的关注。因此，导致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隐患很少被重视，例如缺乏安全设备、安全培训不足。毋庸置疑，只有政府、雇主和工人壹同从基层改善这些问题，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真正安全的工作环境。

从煤矿工人到送货司机：十年间，危险正在变化

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时期，中国的安全生产表现不尽如人意。特别是煤矿行业，甚至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仅2002年壹年，就有至少7,000名矿工丧生。死亡人数过百的事故也有数起，通常由瓦斯或煤尘爆炸引起，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这5个月期间，共发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528名矿工死亡（见下表）。

死亡人数过百的中国煤矿事故（2004-2005年）
日期 地点 官方死亡数据 事故原因
2004年10月20日 河南省新密市，郑煤集团公司大平煤矿 148 瓦斯爆炸
2004年11月28日 陕西省铜川市，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 166 瓦斯爆炸
2005年2月14日 辽宁省阜新市，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孙家湾煤矿 214 瓦斯爆炸
2005年8月7日 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 123 透水
2005年11月27日 黑龙江省七臺河市，龙江龙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臺河分公司东风煤矿 171 煤尘爆炸
自00年代中期开始，安全事故数量及死亡率显着减少，到2019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316人，创历史最好水平。继2018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0.1后，2019年继续下降至0.083。事故数量和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归功于00年代末大规模关闭和整合矿山，特别是山西省的核心煤炭地带；与此同时，进入10年代，中国煤炭价格和需求均有所下降，约有100万名矿工被解雇。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煤矿经营者比以往更重视生产安全，而且若煤炭需求日后回升，煤矿企业或会为了增加产量而绕过必要安全程序，或重新启用废弃煤矿，这样事故数量仍可能回增。此外，重大事故仍每年发生，例如，2019年1月12日，在陕西省北部神木市附近，相对较新的李家沟煤矿发生井下冒顶事故，被困21名矿工全部遇难。

中国工人死亡数量和事故数量壹直稳步下降，虽然整体在速度上不及煤炭行业那么快（见下图）。从2005年到2019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了96%，而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总死亡人数仅下降77%左右。此外，2015至2016年度，事故死亡人数出现明显下降，不过这与生产安全事故统计制度的更改有关系——根据《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6年起，所谓的“非生产经营领域的事故”被排除在总数之外，但是，公报的确切计算方法仍不透明。

尽管生产经营场所的安全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但在安全隐患已经发生本质改变的情况下，生产安全仍存在显着问题。当中国经济从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向服务业转变，非正规就业模式普遍存在的电子商务平臺冒起，正是在这些行业中，事故、受伤和死亡数量有所增加。

当前，送货员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之壹。根据上海交通警察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但是，此类事故有许多都不被包含在官方统计数据中，例如重庆的外卖员阳松，2017年8月，他在壹次14小时的轮班中遭遇交通事故死亡。事后，警察告诉杨松的母亲说，杨松要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外卖公司坚持认为，由于杨只是“独立承包商”，因此他的案件不能被归为工伤事故，也不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内。

为了在市场中分得壹杯羹，美团等主要外卖平臺试图将成本降到最低，这种压力直接转嫁到了外卖送餐员身上——他们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因此事故频发。正如壹名美团送餐员在2017年昆明的集体抗议中指出的那样，苛刻的工作条件迫使送餐员只有冒着巨大的风险才能准时送达，“我应该开车闯红灯吗？这样压缩时间，就是在拿骑手生命开玩笑。”

安全生产的法律及行政框架

2002年出臺的《安全生产法》旨在创造并维持安全的生产工作环境，规定了从业人员、生产经营单位、政府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主要规定如下：

从业人员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停止作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此为由降低从业人员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第五十二条）
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此为由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第五十壹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第四十八条）
工会对安全生产有权要求纠正、提出解决的建议、依法参加事故调查。（第五十七条）
职工可以通过工会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生产经营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第七条）
新闻、出版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公益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 第七十四条）
简而言之，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责任保护工人并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同时赋予了工人和工会监督并参与安全生产管理的权利。可是实际上，单位可以无视自己的义务，而工人通常不了解其关于工作安全的权利。此外，由于工会干部通常处于资方的控制之下，他们不愿插手生产安全，更不会举报或纠正违规行为。

在应急管理部的总体管理下，地方政府官员有责任确保所有工作场所均遵守安全生产规定。 应急管理部组建于2018年3月，负责各类自然及人为灾害的监督管理。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不再保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划由应急管理部管理。

尽管国务院机构进行了重组，但大多数负责生产安全问题的地方政府办公室人手不足，很少有时间或精力来进行日常工作场所检查。官员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调查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事故，并撰写详尽且冗长的报告。只有在大型事故发生时，官员们才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力，有时他们会下重手，使用严厉的措施惩治违法者。

政府对于安全事故的应对措施可以说是被动反应和强制性的。只有当大型事故发生，地方官员才会启动危机管控模式，此时政府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要找出事故原因，其次，对过错方、企业主、当地官员进行问责。以2015年天津港爆炸为例，在事故发生的两周内，12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1位官员因渎职或滥权被调查。除天津港这类极端情况之外，大部分事故中，过错方能够逃避惩罚，特别是在救援措施罕有的小型事故中。

事故往往能催生安全检查，但当检查真的开展时，企业通常会提前做好准备，有时也会通过送礼或给其他好处，来让检查员对违规生产睁壹只眼闭壹只眼。即使企业被认定违规，进壹步的行动也少之又少，企业就算不做出任何改变，也能照常生产。在发生安全事故的企业中，不少是刚“通过”检查或者被批违规但未做出任何整改的。例如，2018年11月28日，河北盛华化工厂发生爆炸和火灾，造成22人死亡。在此之前，盛华于2013年和2014年发生过两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在2015年政府检查中相关部门就指出，该工厂的危险化学品存储设施及安全管理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另壹方面，高达2000万元人民币的重罚（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以及坐牢的可能，也导致壹些企业主和地方官员串通起来掩盖事故和死亡，尤其是在缺乏关注的偏远地区。众所周知，煤老板会隐瞒死亡并给予受害者亲属好处，以确保他们对事故情况守口如瓶。地方政府官员常常对这种做法视而不见，因为向上级报告事故只会制造麻烦。更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的报告《骨头与鲜血：中国的煤炭价格》。

但是，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对煤矿单位来说，想掩藏事故和工作危害越来越难。而且，正如下文所要说明的，工人们也开始采取集体行动，要求更加安全的工作环境。

追踪中国的生产安全事故

从中国政府公布的工业意外官方数据来看，安全生产呈现不断改善的趋势。但官方刻意使用模煳、不透明的描述，将与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高危行业以及伤亡原因相关的重要细节隐去。透明度欠奉使公众无法评估和了解中国安全生产领域中的实际问题。

中国劳工通讯在2014年12月设立了安全事故地图，以追踪和整理中国媒体报道的安全生产事故。地图汇集了社交媒体以及政府数据所披露的个案，个案收录的标准是：事故至少造成壹名工人死伤，或使三名以上工人受影响（但不壹定涉及伤亡），例如，工人被困煤矿或遇到大火被迫疏散。

截至2018年底，安全事故地图记录的个案数量超过2000件。当然，这只占事故总数的极小部分，但它依然有助我们从性质和数量上了解中国的生产安全事故和安全危害。无法否认，依靠官方报道和某程度的社交媒体消息会使数据产生抽样偏差。例如，煤矿事故和建筑业及环卫工人的意外被广泛报道，但发生在密闭空间如工厂和工业设施的小型意外，则可能被低估。

安全事故地图的另壹项偏差，是倾向收录获得媒体关注的大型事故。即便如此，截至2018年底收录的2000多起（死亡人数得到确认的）事故中，96.8%个案不足10人死亡，只有2.8%个案涉及10-29人死亡，0.4%个案（共8起）有超过30人死亡。

按照地图的分类，机械及结构故障是最常见的事故原因，占总数的31％。这些事故中约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建筑行业，通常涉及起重设备（起重机、电梯等）故障或脚手架倒塌。由于许多建筑工人系绳不正确，或者工地现场缺乏固定工人和设施所需的安全设备，因此，机械及结构故障通常会导致工人从高处坠落或被坠落物体击中。应急管理部2018年7月也指出了该现象，即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事故总量已连续9年排在工矿商贸事故第壹位，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自2016年起连续“双上升”。2018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732起、死亡1752人，同比分别上升7.8%和1.4%。应急管理部表示，大多数事故都与机械及结构故障有关，如果采取了适当的安全措施，本可以避免。在安全事故地图的记录中，大部分事故造成的伤亡较少，但迄今为止记录到的最严重结构故障事故发生在2016年11月，江西丰城发电厂三期在建项目冷却塔施工平臺坍塌，74名工人丧生。事故发生后，包括公司董事长和总工程师在内的9人被捕。

由于缺乏有效劳动合同，加之工伤保险参保率低，建筑工人往往面临更大的困难。如果发生人身伤亡，工人可能很难证明其劳动关系，或者由于壹个项目涉及多个承包商，难以确认承担赔偿的主体。受伤工人可能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寻求赔偿，而且最终得到的可能也只是象征性的赔偿，除基本医疗费用之外，其余并不囊括在内。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1月发布的壹份报告提议，应该推动建筑行业工人工会与建筑企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建筑行业年度集体协议，使建筑工将能够在工作现场直接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和维护。报告还明确提出安全事故及死亡的处理措施，而无需工人花大量时间和金钱申请赔偿。当然，这首先需要对工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以便通过劳资谈判达成集体合同。

约18%的事故与机动车辆相关，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扩张及道路拥堵加剧，机动车辆相关事故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外卖员及环卫工人。

环卫工人壹般天还没亮就要开始工作，该时段路上人少，司机对行人的警惕性较低。道路结冰及司机酒驾也提升了事故风险，实际上，环卫工人死亡事故中将近10%都是由醉酒司机造成。例如，2017年12月22日5时许，在北部城市哈尔滨二环桥上壹辆轿车将正在桥面清雪作业的多名环卫工人撞倒，造成5死2重伤。据报道，肇事者醉酒驾车，血液乙醇检测值超标两倍。

许多环卫工人年纪较大，壹旦发生事故，更容易受伤或死亡。年龄带给他们的另壹个问题是，由于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常常无法索取工伤赔偿，其家属也无法索取工亡抚恤金，例如70岁的环卫工人王守存在工作中遭遇事故死亡。地方政府认定其职位为“服务提供者”，与公司无正式劳动关系，因此没有资格获得工亡赔偿。

从年龄来看，外卖员与环卫工人呈现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大多数在30岁以下，不少仍是青少年，并无太多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或小型摩托车的经验，比起年长的外卖员，他们更不注意规避风险。许多外卖员没有驾驶执照或违反交通规则，因此，壹旦发生意外，他们往往无法获得赔偿。当然，也有壹些国企下岗的中年人改行做快递员或外卖员，在受伤和缺乏保险保障方面，他们与老年环卫工人面临同样的风险。

尽管爆炸和火灾没有机械及结构故障或者机动车辆导致的事故那么普遍，但和小型事故相比，爆炸和工作场所火灾通常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及更大的破坏，并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审查：有12.6%的爆炸事故及8.2%的火灾导致超过10人死亡。截至目前，近期最严重的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沿海城市天津滨海新区仓库发生火灾，经验不足的消防员试图以水扑灭，却不知道该仓库非法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会造成巨型爆炸。爆炸最终造成173人死亡，包括104名消防员，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天津惨案揭示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无视安全法规的问题，特别是有关危险化学品存储和分区管理的法规。爆炸发生后，政府发现了约1000个距居民区过近的化学生产工厂，并下令即时关闭或搬迁。但是，这并没能阻止重大爆炸的发生。天津爆炸后仅11天，山东淄博的壹家化工厂发生爆炸，1名工人被炸死，9人被炸伤；壹周后，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壹家化工厂爆炸，13名工人死亡，25人受伤。更近的事故发生在2018年11月28日，河北圣盛华工厂发生爆炸和大火，造成22人死亡，22人受伤。

地图数据显示，约有三分之壹的爆炸发生在制造业，涵盖了从锅炉或熔炉之类的重型设备爆炸，到烟花及其他爆炸物等易挥发物品的燃烧爆炸。爆炸最常发生在机器维护不当或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工厂未经许可或超出其能力范围运营也经常导致爆炸事故。例如，2016年，河南通许壹非法经营烟花厂爆炸，造成10名工人死亡。近年来最严重的工厂爆炸事故发生于2014年8月，当时昆山中荣金属公司抛光车间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46名工人死亡。该事故中，工厂建筑物通风不良，导致高度易燃的灰尘颗粒堆积。

在过去十年中，发生过数次大规模工厂火灾，包括2013年造成119名工人死亡的吉林家禽加工厂事故。各起火灾情况类似——出口被堵、消防设备缺乏、工人没有接受过任何防火培训或应急培训。 2018年12月，河南省商丘市壹家农副产品加工厂发生火灾，11名工人死亡。

暴露于有害气体或化学物质是工厂或工业设施工人们面临的另壹种非常普遍的危害。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2010年，当时苏州iPhone代工厂的数十名工人因吸入清洁触摸屏的化学物质正己烷而中毒。工人们头痛、头晕、身体虚弱且手臂无力，至少62名工人需要就医，其中壹些住院时间长达数月。近期，广东韶关松山炼铁厂发生煤气泄漏，造成18名工人中毒，其中8人死亡。

维修工人亦有暴露于化学物质中的危险，常见的情况是在诸如下水道的密闭空间中甲烷等有毒气体聚集。壹典型案例发生于2016年4月，某物业管理公司将下水道清洁项目分包给另壹家公司，该公司将三名工人组成的小组派往工作现场。当时，壹名工人在地下失去知觉，其余两名工人试图救援，但他们也被有毒气体熏倒，三人全部死亡。与许多同类事故类似，工人们既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面临的风险，也缺乏必需的防护设备。

2020年五月，国际人权服务社推出接触有毒物质工人权利的中英双语解释，其中中文解释包括通用版和中国版两个版本。中国版解释涵盖对中国现行有关安全生产和职业病法律法规的详尽分类。国际人权服务社将该解释发送给中国工会，以期加强中国工会在安全生产领域的作用。

职业健康及安全

职业病

中国法律承认的职业病十分广泛，2001年出臺的《职业病防治法》和2013年出臺的《职业病分类与目录》涵盖了10类132种特定疾病，主要类别包括尘肺病、放射性疾病、化学中毒等。

迄今为止，中国最常见的职业病是致命的尘肺病，由在矿山、采石场、建筑工地和矿物加工厂等工作场所长期吸入矿物粉尘引起。但是，要寻求自己患病是由工作导致的官方认定，几乎是工人们永恒的难题，因为他们既无法证明自己与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难以证明疾病是在该企业工作期间染上的。相当比重的煤矿和建筑工人是农民工，他们没有有效的劳动合同，且工作流动性高。而且尘肺病的潜伏期长达数年，工人往往直到尘肺病完全发展至三期时，才发现自己已染病。因此，据估计600万尘肺病工人中，只有大约10％被官方正式认定为职业病。

尘肺病致死的过程缓慢而充满痛苦，数年的医疗费用普遍超过10万元，对尘肺工人及其家庭来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工人患病后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向亲戚借钱或者甚至借高利贷来治病。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不愿向患有尘肺病的工人支付基本的救济金，因此，工人被迫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得应有的工伤赔偿。请参阅《谁之责？— 对中国尘肺病群体的救助与赔偿研究》。

2009年夏天，180名来自湖南南部耒阳市的前建筑工人回到深圳，试图向深圳政府寻求赔偿，他们于20世纪90年代在深圳建筑工地工作期间患上尘肺病。持续的维权获得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耒阳工人们获得了共计1,400万人民币的赔偿，个人赔偿则根据患病严重程度，从7万元到13万元不等。然而，在短短的几年内，所有赔偿几乎都花光了，仍健在的工人不得不挣扎着生存下去。 “所有赔偿几乎花完了，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有什么愿望了，能过壹天是壹天。”工人徐左庆在2013年对中国电视纪录片这样说。五年后，更多来自该地区的尘肺工人及其家属抵达深圳，只为寻求壹份涵盖所有医疗费用的长期补偿协议，并每月提供少量津贴。深圳政府最终同意了该项协议，但据悉，湖南政府仍在拖延协议的实行。

采取集体行动、要求赔偿的尘肺病工人经常受到当局的骚扰甚至拘留，因为政府视他们为麻烦制造者。四川省甘洛县的铅锌矿尘肺工人长期努力争取赔偿，其中壹名工人在2016年因试图联络正在甘洛县视察的省委书记而被行政拘留10天。

工厂工人也针对职业病采取集体行动。例如，2017年夏天，深圳壹家德国工厂宣布关闭工厂并搬迁，150名油漆工提出体检的要求。该批工人在没有任何适当安全设备的情况下工作多年，出现了持续头痛的症状。老板拒绝给工人进行医疗检查及做出赔偿，约有2,000名工人发起了罢工。六个月后，邻近城市中山的欧科电子厂约100名工人于12月6日罢工，以抗议危险的工作条件。该电子厂当年9月搬到新址后，约80％的员工出现头晕、头痛、咳嗽、虚弱和视力模煳的情况。工人自行购买了测试设备，很快发现甲醛等危险化学物质的含量超出建议的安全水平3到10倍。

危险的居住环境

过去十年里，传统工厂宿舍的使用急剧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约有壹半的农民工住在宿舍或工作地点，外宿于出租屋的只占35%。然而，到了2016年，同壹调查显示，租房居住的农民工超过60％，而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中的只有13.4%。

这壹转变可部分归因于许多老旧工厂的关闭以及不提供给住宿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增加。但与此同时，出于个人隐私及与家人团聚的考虑，不少工厂工人主动选择居住于工厂外。不过，也带来了更高的租金、较差的生活条件以及普遍增大的安全隐患等问题。

尽管不少老旧工厂宿舍本身存在消防隐患，但外宿工人的居住条件可能更加恶劣。 2017年11月18日，19人在北京南郊大兴壹栋公寓楼的火灾中丧生，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丧生的工人大部分在附的服装厂上班，他们三四个挤在壹间约十平方米的房间，尽管夜间温度已经降至零度以下，住处也没有中央供暖系统——这充分表明不少工人现时只能生活在肮脏和危险的环境中。

建筑工人和煤矿工人通常别无选择，因为在工作地点附近没有他们负担得起的住所，所以只能老板提供什么就住什么，哪怕住房不符合标准。通常，老板提供的住所会置工人于危险的境地。 2015年8月，严重的山体滑坡摧毁了陕西山阳壹小型矿区，数十间职工宿舍被埋，造成至少65名工人及其家属死亡。 2017年12月1日凌晨，天津壹栋正在翻修的建筑物起火，超过20名居住在作业现场的工人被困在大火中，最终10人死亡，5人受伤。

不少情况下，低薪白领也不得不忍受不达标的住房。其中壹桩悲剧便发生在江西壹个小镇上，5名共同居住于13平方米宿舍的年轻幼儿园老师在使用燃气热水器后壹氧化碳中毒，5人全部身亡。这五位女孩被聘为实习老师，因无法负担租房费用，不得不接受学校提供的车库改造出租屋。

超时工作造成的伤亡

过度劳累引起的严重身心健康伤害在中国壹直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制造业繁荣的90年代及00年代，工厂工人不得不频繁地长时间工作以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导致由疲惫、 重復性劳损以及睡眠不足引起的事故。尽管随着制造业增长的放缓，工厂的加班时间逐渐减少，但服务行业和白领的工作时间却增加了，尤其是在快速增长的科技行业。

按照中国薪资标准，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薪资较高，但是公司希望他们能每日工作、随叫随到。员工经常用“ 996”壹词来描述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除了默默遵守之外别无选择。曾在深圳游戏行业工作的产品经理说：“这个行业中所有岗位都不是非妳不可，后面有把大人可以顶替妳的位置。所以没有人会对老板采取任何行动或提出申诉，就是不想造成任何麻烦。”

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在2018年进行的壹项调查显示，中国约有85％的白领必须加班，其中超过45％的白领每周加班超过10个小时。新华社2017年的壹份报告显示，绝大多数中国人患有睡眠障碍，而工作压力是造成睡眠障碍的主要因素。 另壹篇《中国日报》的报道指出，超过60％的中国人睡眠不足，这有可能引起包括心血管疾病、焦虑症和抑郁症在内的长期健康问题。根据中央电视臺的报道，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心脏病发作，而工作压力大是病发的主要原因。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说，突发心脏性猝死的年轻人近年激增，这与年轻人工作压力过大直接相关。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运输和物流行业工人的工作量显着增加，尤其在每年11月11日的“双十壹”高峰时期。据估计，中国有3000万名长途卡车司机，他们经常连续开车壹个月，每日工作时间达到20小时，常常只能睡在车上休息。2018年12月，壹对卡车司机夫妇在从家乡河北到西藏的3,800公里行程中死亡，这凸显了卡车司机必须承受的工作时间过长、工作条件艰苦。

尽管有关数据不多且可信度有限，但过劳死（从日语“karōshi”借用的词汇）问题在中国十分普遍。中央电视臺2016年的报道指出，每年因劳累过度而死亡的工人超过60万。而10年前、2006年的壹份研究预计这壹数字超过100万。在中国，想要统计因过劳直接导致的而非其他既存原因导致的死亡几乎不可能，但很显然，过劳是非常普遍而严重的问题，而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无码科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冯大辉等壹些科技公司的老板很晚才意识到，“过度工作并不能保证更好的成果”，因此减少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可惜他们仍然是少数。

结论及建议

大部分安全事故涉及人数不多，常常被公众忽视。然而，若按照年度统计，中国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达到每年数万。中国政府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安全生产是壹个重要问题。不幸的是，他们仍将重点摆在重大事故预防上，对工人日常的生产安全问题无所作为。2017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上的讲话中提到：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壹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産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在2019年1月应急管理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强调，2018全年未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但对安全事故的实际数量壹笔带过。

要真正改善中国的安全生产问题，而不是仅仅消除重大事故，现有法规需要更强有力的执行。政府官员需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应对，同时，采取建设性的解决方法来改进工作安全，而不仅仅是对不遵守法规的企业主处以罚款。更重要的是，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必须发生根本改变，以防止雇主强迫工人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并确保事故发生后工人能得到适当的照顾和赔偿。需要强调的是，工会需要在安全生产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像天津市总工会在2015年8月天津港爆炸事故后那样，仅仅提供“心理咨询”、发放灾后自助手册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劳工通讯建议采取以下几条具体措施：

确保提高安全生产的透明度，以使决策者、公民社会及普通民众了解评估风险和制定补救措施所需的知识。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向传媒及公众无条件公开有关安全事故和已知危害的统计数据。
根据法律要求，为所有工人提供正式的劳动合同及工伤保险，以便在事故发生时，工人可以证明劳动关系，并可以更轻松地寻求工伤赔偿。
在所有工作场所中设立工人健康与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工人管理运行、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该代表负责监督和纠正现存安全隐患，并确保雇主遵守法律。
确保所有工作场所中都有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民主运作的工会分支机构，特别是在灵活用工集中的新兴服务业中。这将促进脱离群众的工会干部与普通工人建立更强的联系。
工会壹旦建立，应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工会官员应确保员工得到适当的安全培训，并拥有执行工作所需的安全设备，同时应鼓励工人提出安全问题，并保护提出意见的工人免受资方报復。壹旦发现安全隐患，工会应立即采取措施纠正，并在必要时要求停产。
在工作场所以外，政府应采取措施应对不合格住房给工人带来的危险。地方政府应为低收入劳动家庭建造保障性住房。此外，地方政府需要放宽对农民工获得教育、医疗保障及社会服务的限制。这些限制加重了农民工在大城市生活本已沉重的经济负担，迫使农民工只能接受危险的居住条件。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大火，87名年轻女工丧生，47人受伤。此后30年里，政府对安全生产的管理措施基本不变，即对重大灾难采取严厉的惩处，但这对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实质、在工作场所建立真正的安全文化完全无济于事。

事故及死亡人数在00年代初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但这与经济状况及政府政策不无关系。如果中国要创造壹个真正安全的工作环境，那就必须在政府政策、劳资关系及工会角色上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最近壹次更新于2020年3月。

工运人士谈工人运动

作者 中国劳工通讯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四年

维权工人吴贵军被拘一年多后获准取保候审 称将继续维权

深圳迪威信工厂维权工人吴贵军在被拘留一年多后被批准取保候审。5月29日，吴贵军在办理相关手续后被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释放。

当天下午，吴贵军的妻子周玉芝、刚刚刑满释放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人代表孟晗和刚刚获准取保候审的劳工公益人士林东等人前往迎接。

法院通知吴贵军的妻子周玉芝下午两点到深圳市宝安区看守所接人。她下午一点多就到了看守所门口，穿着崭新的连衣裙，手捧鲜花，准备迎接被关押一年多的丈夫吴贵军。

在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等待后，吴贵军终于从看守所里走出，他穿着白色T恤，和周玉芝相拥在一起。他的声音沙哑却有力，「刚才我还在看书，没想到一会儿管教就过来喊：吴贵军！你可以走了！这几天我都有预感，但没想到是这么快！」

现场的支持者们也为吴贵军献上鲜花，并打出了「好兄弟，你受苦了」、「我们为你骄傲」等的横幅。

「其实我心里一直都非常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是无罪的，我一定会出来。但在里头这一年多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股精神力量：我的家人，朋友，社会上所有关心支持我的人就是这股力量的源泉。」吴贵军说，「但同时，我背后强大的律师团队和敢于站出来为我作证的工友们是我今年能站在这里最直接的原因，我要感谢他们！他们的良知和勇气令我钦佩。今天这么多人来这里迎接我，我觉得这牢没白坐！」

吴贵军在获释后表示，要继续为工人维权。「一方面，我现在肯定上了黑名单，不可能再进厂里工作；另一方面，我有责任要用自己拿自由换来的这段经历启发后来的工人。」

吴贵军的代理律师庞琨在他的微博表示，这起案件经历了两次补充侦查和三次开庭审理，公诉人一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罪，他呼吁宝安区法院宣判吴贵军无罪。「取保候审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无罪判决才是正义，只有无罪判决才可以接受。」

吴贵军现年41岁，2004年进入深圳迪威信家具用品厂工作。2013年厂方为降低成本，逐步将深圳工厂搬往惠州，工人要求厂方在遗散时进行合理补偿，吴贵军被推举为代表与厂方交涉。2013年5月7日，工人为阻止工厂把最后的机器搬走，开始罢工，并到市政府请愿，要求老板对工人的处理作出交代。5月23日，300名工人往市政府请愿途中被警方围堵，20多名工人被拘留13至37天，而吴贵军则因被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关押一年多。

吴贵军案发生后，曾在中国和海外引起巨大反响。2013年10月，包括瑞典、德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或地区的支持者们联合声援吴贵军。有人担心，吴贵军案可能标誌着中国当局对中国工人运动采取较宽容态度的时期已走到尽头。

中国劳工通讯的「罢工地图」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工人罢工数量有增无减。越来越多工人意识到自己权利遭受侵害，并在厂方拒绝谈判后，通过罢工等手段实现自己的诉求。当局对于工人领袖的拘留，非但没有对工人起到震慑作用，反而让他们更有决心抗争到底。

吴贵军的另一名代理律师，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表示，「现在中国的工人们正在提出自己的各项诉求，自己要求集体谈判，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不管劳工非政府组织、劳工学者、还是劳工律师，在劳资纠纷的处理和集体谈判的开展中都只应扮演辅助性角色。」

昆山粉尘爆炸案幸存者前景令人担忧

8月2日上午，江苏昆山中荣金属製品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粉尘爆炸事故，导致75人死亡，185人受伤。在事故原因查明，受伤者得到救治之后，这起新闻也逐渐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销声匿迹。

幸存者的预后不良或许是媒体没有跟进报道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在中国，事故发生后的报道常常遵循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好消息，则宁可没有消息。一位负责照顾此次爆炸案幸存者的护士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她透露，在她照顾的三名爆炸案幸存者中，有两人的前景都非常不乐观。

这三名幸存者中，有两人全身95%以上的面积都被烧伤，深度达3级，随时面临死亡危险。这名护士告诉我们，他们现在看似良好的生命体征完全依靠药物和器械支持，离开这些支持，他们随时可能死亡。

「即使奇迹发生，他们存活下来，」这位护士说：「他们这一辈子也会面临无尽折磨：皮肤移植、肾功能衰竭和各种并发症。」

即使面对最后那位烧伤面积达70%的幸存者，这名护士也坦言：「我们并不对她的状况感到乐观，烧伤病人的病情起伏非常大，是否能生存也难以预料。」

这名护士还透露，当地政府下达了指令，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让这些伤者存活下去：医院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医护人员也三班倒，用最精良的设备和最好的药物去维持他们的生命。救治一位严重烧伤者的耗费，可能多达两百万元。

然而，当地政府这么做的动机可能并不是由于人道主义。

这位护士透露，医院管理层下达了一道命令：「8月26日之前不能再死人。」有许多人认为，政府这么做是由于即将开幕的南京青奥会（从8月16日持续至28日），届时将会有许多媒体聚焦南京和江苏，当地政府不希望这起爆炸案在这时被炒作。

「在中国，计算人员死亡是否是由某一事故导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伤者在特定的时间后死亡，将不被算进某一事故的死亡人数之内。」这位护士透露。

根据中国的《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雇员在岗位上突发疾病，例如心脏病、中风等，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但超过48小时的，则无法认定为工伤。

东莞裕元鞋厂工会离「民主建会试点」相距甚远

今年4月，位于广东东莞的臺资裕元鞋厂爆发罢工，数万工人走上街头，要求资方回应其多项诉求，其中包括补缴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提高底薪、对签订无效合同进行赔偿等方面。有媒体报道称，此次罢工是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裕元鞋厂工会严重缺位的情况下，广东省总工会和下属市、镇级工会在罢工期间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企业开展工作，并派律师到厂区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此次罢工结束后，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黄业斌率队的省总工会调研组于7月10日组织召开工会建设座谈会，他在会上提出，将在裕元鞋厂试点民主建会，并计划在五年内，在省内企业普遍开展工会的规范化民主选举。

然而近期多名裕元工人和中低层管理人员却表示，在他们所在的分厂绝大多数工人还不知道工会的职责是什么，加入工会意义何在以及工会选举流程是怎样的。

8月初，裕元鞋厂分厂一位基层管理人员收到上级发来的邮件，要求他们在工人中进行鼓励工会的宣讲。但据该厂一位普通工人称，厂方宣传加入工会的「好处」在于「可以拿30块钱的电话卡」和「年纪大的可以多报销点医药费」，他同时还称在8月中旬收到过一张选票，上面有数十位工会副主席候选人的名字，但工人们基本上只认得出自己所在部门领导的名字。但由于被告知「要打七个勾」，于是工人们基本都勾选自己认识的部门领导，而「其他六个就随便选选了。」

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工人和管理人员都表示，除了选出了几个该厂管理人员的担任工会副主席之外，分厂工会并没有公布工人入会比例，也没有开过工人大会，更没有组织过其他形式的工会活动。而该分厂工会主席则跟罢工之前一样，仍由该厂一位高级经理担任。

「我们的底薪仍然很低，伙食依然很差，现在因为要交社保，每个月底拿到手的钱还比罢工前更少了。」一个不愿具名的工人称，「我就没听组长的，没填入会申请。只能选企业的高层，这有什么意思？他们怎么可能帮我们说话？这么多普通工人，没有一个是候选人。」

中国劳工通讯专家认为，不可否认在工人罢工、人社部门和省工会多重压力之下，裕元鞋厂目前正在进展缓慢地对拖欠的社保和公积金进行补缴，也在开始进行工会建设，但现在这个群众性、代表性、以及选举过程合法性均成疑的「新工会」显然离广东省工会主席黄业斌提出的「民主建会试点」相距甚远。

广西矿工王忠兴艰难的尘肺病维权之路

三期尘肺矿工王忠兴，从2012年6月因患疑似尘肺被迫走上尘肺病维权之路，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王忠兴工资被停发，也未拿到任何一份赔偿，其案件进度也是扑朔迷离。

在广西乐业县的一个金矿公司工作（南宁大石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林旺金矿）的矿工王忠兴，2012年5月被查出患有疑似尘肺。2012年6月，王忠兴不得已离开公司寻找资料做职业病诊断，为了做职业病诊断，王忠兴先后到过8家医院，检查了十多次，2013年8月1日王忠兴终于被诊断出：硅肺三期合并肺结核。

为保留劳动关系，在职业病诊断书未出来之前，2013年3月27日王忠兴向乐业县劳动仲裁股提出要求公司支付其在疑似职业病期间（2012年6月10日至2013年3月31日）的工资和医疗费的仲裁申请，2013年6月13日出，该案的仲裁结果是：王忠兴已「自动离职」，驳回仲裁请求。

王忠兴对乐业县劳动仲裁股的裁决书不服，于2013年7月23号向乐业县人民法院起诉。2014年1月10日出的一审判决结果是：林旺金矿一次性赔付王忠兴工资 35000 元，医疗费 9420.42 元，但驳回了王忠兴关于认定林旺金矿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

王忠兴和公司都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到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为由撤销了一审判决书，并发回乐业县人民法院重审，目前重审结果还未出来。

2014年1月2日，王忠兴向乐业县劳动局申请工伤认定，乐业县劳动局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但以「劳动关系有争议」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

2014年5月18日，王忠兴唯一的儿子在昆明打工不幸出车祸去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对等责任，但是对方拒绝协商解决赔偿事，要求走诉讼程序来解决。目前，王忠兴因其儿子的离世深受打击，病情恶化住院，其女儿王显琼也失去工作，家庭经济非常困难，一家人生活陷入危机。

其实王忠兴尘肺案件的事实清晰，案情也并不復杂，证据也充分，而且到目前为止王忠兴已经确诊为职业病了，但他的维权之路还是如此坎坷，该案凸显了劳资不对等、地方保护主义、司法製度的缺失和社会救助的缺失。

湖南娄底冷水江锑矿尘肺工人案

船山村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百余公里。因为靠近世界产量最大的锑矿，附近村民多以在矿山做工为生。外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个深藏在大山中的村子总共才400户人家，已知的尘肺病矿工就已经超过60人，而近三年来因未得到及时救治而病故者就有十余人。

近日，湖南省本地媒体为民网报道了这一事件。之后，我们电话采访了该村村民和村长，通过谈话，我们窥见了一个饱受尘肺病折磨的村庄无助和当地主管部门令人愕然的一面，也看到了受害者们开始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勇气。

据该村村长杨建军称，全村绝大多数劳工力都在毗邻的物华锑矿上工作，之前几十个村民是因为被发现肺部有问题而被物华解雇，至于那些仍在工作的村民当中到底有多少尘肺患者，现在还不得而知。

该村村民李秋香的丈夫杨初华就是罹难者之一，据报道，杨初华曾在物华做工14年，其中12年是在打风钻，一直未和物华签定劳动合同。在其2010年底被诊断患有尘肺病后，矿方不认可杨初华的劳动关系，不帮助其进行及时治疗，导致他于2012年2月过世。

据李秋香和其女婿金靖称，他们已将物华锑矿告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证明杨与其的劳动关系。「村民都没有和矿上签劳动合同，」金靖说。「我嶽父也没有合同，但有一张有他名字的花名册，物华有在上面盖公章。我们还找了村里几十人签名按手印证明他曾在物华工作，但即便这样，想证明劳工关系还是比登天还难，要获得赔偿更不晓得要等到驴年马月。」

作为村长，杨建军对此无能为力。「村民中部分人不懂矿上的危害，发现身体不行了才回家休息。但也有不少人知道有可能患上硅肺却仍然选择继续工作，因为做矿工几乎是这带唯一稳定的经济来源，」杨建军说，「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不出去干活，家里老老小小的怎么办？」

据悉，矿山乡通过近年来的整合，关闭合并了许多小型锑矿，现在主要负责开采的有一家国营矿山和四家私营矿山，物华属于后者。杨村长称，国营矿基本都有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劳保用品也有提供，但私营矿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很多工人都是干一天算一天工钱，劳动保护更是无从谈起。

私人老板之所以敢置工人安危于不顾，除了欺负工人不懂粉尘的危害之外，当地的安全生产监察部门的不作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杨建军称，矿山乡安监站副站长谢海斌与矿山有利益关系，而李秋香的一封实名举报信中更提到谢除了担任物华法律代理人，勾结当地官商，指使关键证人出庭做伪证之外，还在听说李和金去找律师申请劳动仲裁时称：「宁愿发200万打官司，也不能给杨初华一分钱。」

李秋香和金靖数次就此事到市、省、甚至到北京进行上访和抗议，但均无功而返，媒体上也鲜见相关报道。如今，面对湖南省高院终于答应就确定双方劳动关系立案，李秋香，这个四十多岁、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的农村妇女称她将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维权路漫漫，杨初华们能不能死而瞑目我们尚不可知，而船山村这批因为罹患尘肺而遭解雇的工人将如何维权，冷水江还有多少仍然在无职业防护的环境里工作的矿工，社会各界将给予尘肺工人怎样的关注，我们将拭目以待。

东莞诺基亚劳资纠纷案仍未解决

2013年9月，在微软宣布将并购诺基亚公司之后，东莞诺基亚製定了一系列新的严苛的管理规则，这些规则被工人视为逼迫工人主动离职的手段，并最终导致11月19日爆发大规模罢工，规模一度达到3000人。

这场大罢工历时7天，之后200多名东莞诺基亚员工被解雇，其中有70人开始尝试联合维权，向当地劳动仲裁部门提起仲裁，他们并没有要求经济赔偿，而是要求恢復劳动关系，并期望在恢復劳工关系后与厂方继续进行谈判。

该案于2014年2月10日至11日在东莞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开庭审理，工人们要求恢復劳动关系，并在仲裁庭上表示愿意与厂方调解，但诺基亚方面则拒绝调解，之后仲裁裁决判定工人败诉，没有支持工人恢復劳动关系的请求。

由于不服仲裁裁决，工人们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提出所谓「集体离岗」的行为应属于集体停工，与一般意义上的违纪旷工有明显区别；此外，因公司之前」选举」出的工会主席是企业的行政副总裁，违反《工会法》的相关规定，故其」工会主席」的身份不合法，更不能代表工人。因此，企业工会与公司订立的旧版《员工守则》无效，要求恢復劳动关系、并支付从解雇之日起到恢復劳动关系期间的工资。

但是一审法院却于7月15日作出判决，认定旧版《员工守则》有效，且工人们停工的行为违法了《员工守则》，诺基亚公司解雇工人的行为也合法有效。

收到判决后，工人们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指出一审判决对事实并未查清，适用法律也存在明显错误。10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10月13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判决，认定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也正确，驳回了工人们的上诉，维持原判。

和今年三月发生在深圳的 IBM 公司劳资纠纷案一样，这是一起典型的因收购而引发的劳资纠纷，这类案件近年来在中国、尤其在广东省常有发生。但，这次劳资冲突和法庭的审理、判决很少见。首先，它是中国工人和世界最着名、在欧美有「保护员工」的良好声誉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冲突，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次，工人因罢工在前，被解雇在后（而且被解雇的达罕见的200多人），资方违法的事实如此简单、明确，工人却两次败诉。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深究；最后，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主管不得担任工会主席的《工会法》，通过并执行已十年有余，企业，特别是工会文化深厚的外资、欧美企业，在中国仍然可以是我行我素。

2008年5月，广东前省委书记汪洋推出了「腾笼换鸟」的「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经济战略。在此政策的引导下，许多珠三角企业都在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製造功能手机（非智能机）的东莞诺基亚工厂和製造低端服务器的深圳 IBM 工厂都被像微软、联想这样的大公司收购我们看到，但许多公司在并购、转型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对普通工人没有丝毫的尊重，因此不断引发了工人们的愤怒，导致罢工。此案的重要性还在于，如果不在改变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的过程中製止这些国际跨国公司的恶行，不但工人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而且，政府「腾笼换鸟」的战略也很可能落空。因为，一个地区没有对员工的权益的尊重，没有最基本的社会公正，它就很难吸引高技术所需要的人才和高质量的劳动力。

本案是广东省、甚至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一起尤其值得关注的案件，它不仅反映出地方工会在维护工人权利方面的缺位，亦可从中体实例窥见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对于工人权利的漠视，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恶果。

丰田零部件供应商罢工 要求补发加班费补缴社保

10月22日，丰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东莞双叶金属製品有限公司百余名工人罢工，要求厂方依法补发被克扣的加班工资并补缴社保。当地警方在罢工开始后不久介入，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有8名工人随后被警方带走。目前，被带走的8名工人已获释，而工人们也已经復工。

据一名参与罢工的工人称，罢工最先从该厂製造部门开始，原因是厂方未及时发放工作津贴。9月，厂方为製造部门增加了工作津贴，但物流、质检等部门的工人并未获增津贴，引发其他部门不满，曾引发小规模罢工。

「小规模罢工后，日方管理人员在会议上辱骂我们中国工人是『乌合之众』，这样的话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都非常愤怒。」这名工人透露，「昨天（10月22日）中午1点，我们全体工人自发组织起来，向厂方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津贴发放不公平，需保持一致；二是依法补发加班费；三是依法补缴社保；四是要求改善公司伙食；五是罢免一向站在厂方立场的总务科科长。」

工人们要求厂方管理层在1小时内回復，但厂方一直未予回应，之后工人在厂区内罢工，要求厂方与工人进行谈判。

「我们一直坚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罢工，多次和工人说不要动厂方设备、不要大吵大闹。我们同时也向劳监部门、信访部门反映情况，但他们都说厂方工资只要高于东莞市最低工资就行了。」

该厂厂工会主席也参与了罢工，他说：「在工人提出诉求之后，厂方完全没有想到找工会与工人进行沟通，而是以公司名义出具了一个公告，我对此非常不满。」

当地警方在罢工发生后介入事件，与工人发生对峙，随后8名工人被警方带走，其中有4人在冲突中受伤。

针对工人提出的诉求，厂方于10月22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费和缴纳社保，而津贴发放的多少是公司的自由，如有异议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处理。

该名工人称，在8名工人被带走后，厂方曾以放人威胁工人復工，「什么时候復工什么时候放人」，工们人迫于无奈，已于10月23日復工，而被带走的8名工人也获释。

该厂工会主席称，目前暂未有工人因参与此次罢工被厂方解雇，而他也将带领工会继续向厂方反映工人们的诉求。

东莞双叶金属製品有限公司是日资企业，为丰田、本田、长安铃木等汽车製造商提供零部件，该厂有员工一百余名。2013年，该厂母公司双叶产业的前专务董事寺田武久曾因涉嫌贿赂中国官员在日本被捕。

番禺新生鞋厂7名工人因参与罢工被刑拘 数十工友赴广东省总工会请求协助

11月11日，56名广州市番禺新生鞋厂工友来到广东省总工会，要求工会出面，协调释放此前被警方从厂区内抓走，并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为由被刑事拘留的7名工人代表。据工人的微博帐号 @新生鞋厂工友维权 称，省总法律部主任许平坚接待了工友们，并回应说工会目前正在与广州市政法委协调，争取尽快释放被拘工人。

同时据一位工友称，广东省总工会当天告诉工人，因为资方态度强硬，省总此时已无法代表工人进行维权。据悉新生鞋厂并没有建立基层工会。

因工厂搬迁时未与工人协调好安置方案，又多次拒绝工人的集体谈判要求，广东新生鞋厂的工人们自今年9月份开始进行了数次罢工、在厂内喊口号、到市政府上访、及到市总工会求助等活动。政府相关部门后介入协调，并在10月31日作出承诺，于11月3日主持工人与厂方的谈判。

然而，工人们等来的却不是谈判。微博消息显示，3日当天上午200余名警员突然出现在厂区内，把工人团团围住，并强行将14名代表和积极分子扔上警车带走。秦庆枚，张卫平，杨丽燕等7人后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刑事拘留至今。

随后几日，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极大反响，多条微博被转发上千次。锦绣麒麟传媒创办人、资深媒体人杨锦麟也在他的微博上持续关注此事。现在已有多名律师表示将介入此案，为被刑拘工友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作为该案中工人谈判代表之一秦庆枚的代理律师，葛永喜在本周一去看守所探望他的代理人时，被拘留所告知秦庆枚刚好在被警方提审，无法与律师会面。葛永喜说：「可能有人会说是警方故意不让我见当事人，但我却仍然对该案很乐观，因为工人们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当局刑事拘留他们仅仅是想起到威慑作用。」

「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宣判：裁定公司性别歧视 判赔两千元

今年7月，女大学生黄蓉（化名）在应聘杭州市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文案策划一职时，三次被该单位以「限招男性」为由拒绝。于是，她于7月8日以「用人单位招工的性别歧视」为由，将用人单位告上法庭，被媒体称为「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

11月12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这一案件做出判决，认为被告新东方烹饪学校「不对原告是否符合其招聘条件进行审查，而直接以原告为女性、其需招录男性为由拒绝原告应聘，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平等就业的权利，对原告实施了就业性别歧视」，并要求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虽然这起案件的当事人黄蓉并没有像去年起诉巨人教育的曹菊（化名）那样拿到3万元之高的赔偿金，但这是中国法院第一次判决认定招聘性别歧视，并以及就此判决赔偿。

去年12月，被称为「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的曹菊（化名）诉巨人教育歧视案以当庭和解的方式结束，曹菊获得了巨人教育提供的3万元赔偿金。这起案件的当事人黄蓉虽然没有曹菊那样拿到高额的赔偿金，但这却是中国法院第一次判决认定招聘性别歧视，并以及就此判决赔偿。

今年6月25日，黄蓉在赶集网上看到杭州市西湖区东方烹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招二名文案策划的信息，觉得自己各项条件均符合，于是在网上投递了简历。可是一直没有等来回復，她主动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復是「这个岗位只招男性」。虽然她再三表示可以胜任职位，但公司都一只招聘男性为由拒绝了她。

黄蓉说，她对这种性别歧视行为无法理解，并担心以后会有更多的女性遭遇这种情况，再三思考后她决定起诉至法院。

7月8日，黄蓉以「用人单位招工的性别歧视」为由，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寄出了起诉状。起初法院表示该案件不可诉，历经一个月的据理力争和递交补充证据材料，8月13日，黄蓉终于收到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湖南长沙环卫工人要求与当地环卫部门签订劳动合同

11月20日，湖南长沙嶽麓区环卫工人选举产生了15名谈判代表，要求当地环卫局与工人就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进行集体谈判。昨天（11月25日）嶽麓区环卫局的官员并没有与工人进行谈判，但据工人们的谈判顾问称，事件仍在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本月初，由于有消息称湖南长沙嶽麓区环卫事业系统改製，牵涉环卫工的就业、养老保险、积欠补贴及奖金等问题，导致11月3日该区环卫工发生罢工。

据参与罢工的工人称，环卫局是想让工人改与街道环卫部门重新签一份没有社保的劳务合同，而不是保障劳动者法定权益的劳动合同，签订这份劳务合同意味着工人不再享有「五险」。

据媒体去年报道，长沙市五区环卫局共有职工10543人，聘用製临时工超过八成，多达8573人，主要是边远山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也有少量城市下岗工人，大多数工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

过去半年中，中国至少发生过十起环卫工人罢工，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他们通过罢工和谈判，争取到了赔偿并与新的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

广州番禺利得鞋厂工人与厂方进行集体谈判 成功争取多项权利

12月6日上午9时，广州番禺利得鞋业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体罢工，提出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等诉求，并在当天晚上选举产生了13名谈判代表，要求厂方与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之后，厂方回应了工人诉求，与谈判代表进行了两轮集体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协议。7日，厂方发布公告，答应了工人部分诉求，工人代表也建议全厂工人于12月8日復工。

与现今中国大多数「野猫罢工」不同，利得鞋业的工人在前期进行了充分准备。据协助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员朱小梅说，利得鞋业的工人在4个月之前就已经向她进行咨询。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为利得鞋业的工人提供咨询、进行集体谈判培训，并协助他们选举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与厂方进行谈判的13名谈判代表，就是由这61名工人代表推选产生。

今年8月，利得鞋业传出搬厂的消息，厂方开始削减工人的工时，要求工人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并威胁工人如果不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就会面临解雇。

「我以前工作一个月可以赚5000块钱，」一名在利得鞋业工作了21年的工人说：「现在一个月只有3000块钱。」她同时推测，厂方要求工人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是不想为工人补缴拖欠多年的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从9月到11月，利得鞋业的工人召开了五次工人代表座谈会，并分别在9月和10月发起了两次小规模的罢工。12月5日晚，工人们决定于6日发起集体罢工，迫使厂方与工人进行集体谈判。

罢工发生后，利得鞋业的工人立刻开通了微博账号 @利得工人 直播事件进展。根据工人们发布的微博显示，6日晚上，工人代表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选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并确定了首席谈判代表、第二、第三谈判代表等具体分工；同时，也推选出了3名工人团结基金的管理员和5名新媒体宣传员，以及工人纠察队队长和副队长。

面对准备充分的工人，厂方也迅速回应了工人们的诉求，与工人们进行了集体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协议。12月7日，厂方发布公告，称将会依法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并会在迁厂前3个月出臺安置方案，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会依法给予经济补偿。

在厂方发布公告后，工人代表们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于12月8日復工，但同时要求厂方在12月13日与工人进行第三次集体谈判。有工人代表称，他们对后续发展感到乐观。

「我们的集体行动确实是有效的，」一位工人代表说：「即便厂方不遵守他们的承诺，我们61名工人代表还在这里，工人们随时准备着进行下一次罢工」

广州一工会主席代表工人集体谈判后被打击报復 一审胜诉获赔4万余元

原广州大友汽车座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友公司」）工会主席洪壁明，因在去年6月组织工人与管理层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后引发公司不满，遭降职、没收办公电脑等一些列报復。今年3月，他以公司拒不提供劳动条件、未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提起仲裁、诉讼。12月5日，该案经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判决洪壁明胜诉，由大友公司一次性赔偿其经济补偿金等费用4万余元。

洪壁明于2007年9月加入大友公司，并从2009年7月开始担任公司担当主任一职。2013年3月，洪壁明在工会换届选举中当选为工会主席，之后组织工人与管理层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并成功为工人争取涨薪。但此举动引发公司不满，之后公司以聘用期满为由免去他担当主任一职，并采取没收办公电脑、架空工作等方式拒不提供劳动条件。今年1月起，还被单方面降低了工资标准。

其间，洪壁明曾大友公司提供劳动条件并支付工资差额，但公司均不予回应。他也曾向番禺区总工会求助，但也协调无果。在被迫无奈情况之下，他于3月15日以公司拒不提供劳动条件、劳动报酬支付违法、工作岗位调整违法等为由向大友公司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同时提出了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报酬差额和开具离职证明等要求。

公司对洪壁明的要求不予理睬，因此他提起了劳动仲裁。

今年8月，番禺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该案进行了仲裁，裁定仅支持了洪壁明少部分诉讼请求。由于对裁决不服，洪壁明又向萝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萝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大友公司免去洪壁明担当主任职务不合法，理由基于：

大友公司《职工就业规则》规定，职工职务应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组织机构变动、职工绩效考核结果」来考量，故公司以聘用期满为由不再续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大友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曾向洪壁明告知不续聘的理由，且未能证明曾对他进行绩效考核而结果不能胜任。故公司以洪壁明不能胜任为由不再续聘洪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虽然公司对劳动者作出任职、免职决定等属于企业的管理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不应被随意滥用。洪壁明在担当主任职务上已经工作满四年半，这项职务是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和对相应劳动报酬的固定。公司以聘用期满为由不再续聘对洪壁明极不公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十七条第一款，「工会主席、副主席任期未满时，不得随意调动其工作。因工作需要调动时，应当征得本级工会委员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但在本案中，大友公司不再聘任作为工会主席的洪壁明担任担当主任，并停发职务工资，缺乏规章製度依据和法律依据。

据此，萝岗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大友公司需向洪壁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职务工资、电话补贴等4万余元，并为他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中国20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平均涨幅近年最低

中国劳工通讯在今年统计了中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最低工资增长情况。统计结果显示，共有20个地区在今年提高了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3.1%，较往年有所下降。

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广东等省份在内的12个地区在今年并没有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省，最近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13年5月1日。但位于广东省境内的深圳市，在2014年2月1日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将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1808元，涨幅11%；将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6.5元，涨幅达13.8%。

浙江、江苏和上海在2014年分别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12.2%、10.1%和12.3%，但同样属于製造业重镇的福建却未调高最低工资，福建最近一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在2013年8月1日，将月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13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14元。

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20个地区中，贵州省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涨幅最高，达21.4%；其次是重庆市和青海省，达19%；四川省则将最低工资标准调高16.7%，位居涨幅榜第三。虽然这些省市大幅调高了最低工资准备，但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仍然只有上海市、深圳市最低工资的2/3左右。

据人社部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24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2012年25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0.2%；2013年全国2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7%。与往年数据相比，今年虽然增长幅度达到了两位数，但是13.1%仍是近年最低水平。

如果将12个在未调高最低工资的地区也计入，今年全国32个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仅调高8.2%。

最低工资标准涨幅下降或许与今年的低通胀有关，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今年一直在1.5%和2.5%之间浮动。然而，总体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製造业的衰退趋势也对最低工资增长造成了压力。在此情况下，许多拿着低收入的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并没有任何增加。

尽管大部分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每一年都有上调，但依靠最低工资在中国的城市仍然难以维系生计，许多中国工人都需要靠加班等方式才能拿到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工资。

深圳一服装厂罢工满一周 工人要求厂方进行集体谈判

截至今天，深圳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的工人已经罢工满一周，昨天（12月16日）经民主选举产生的8名工人代表和深圳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见面，并向他们递交了此次罢工的情况通报。前一天（12月15日），工人们向公司发出了集体谈判邀约，要求公司与工人代表进行集体谈判。

12月10日，为G2000、优衣库、班尼路等服装品牌供货的港资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因连续多年欠缴工人的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引发数百名工人罢工。据该厂工人开设的维权微博「庆盛厂工人维权」发帖称，公司从2003年开始才为员工购买社保，导致该厂很多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员工退休后，工龄虽然满15年却不能享受养老待遇。此外，公司自2010年12月至今没替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一位昨天与深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会面的工人代表称，工会工作人员说，庆盛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法律，并承诺尽快让区工会介入处理此事。

「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说，对我们工人组织地这么好、又有非常明确的诉求感到很意外，」这名工人代表说：「我们期待工会的回应。」

此外，有工人指厂方即将搬迁，并且目前已经将一些物资搬运到同一公司旗下的深圳利华集团。而大批工人则聚集在工厂门口，阻止厂方搬迁物资。

「我们必须在年关前追回厂方欠缴的社保及公积金，否则工厂被清空后便难以追讨。」一名工人说。

目前，广东电视臺珠江频道已经对此次罢工进行报道。

河南女建筑工讨薪非正常死亡事件后多名学者致信习近平要求保护建筑工合法权利

2014年12月13日，13名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四建集团经贸龙瑞苑工程项目」工地打工的河南郸城建筑工人，被拖欠2.9万元的工钱，多次催要未果。春节临近，工人们计划直接向项目部讨要工钱，被保安阻拦，发生争执。警察到场后，暴力侵害讨薪农民工母亲周秀云，导致她「非正常死亡」。

12月26日，一则名为「河南讨薪女民工命丧太原龙城派出所」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起了广泛关注。视频总长1分22秒，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名穿紫红色大衣的长发女子坐在地上，抱着一名民警的腿，民警的右手看上去是拉着女子的头发。第二段视频中，这名女子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民警的左脚踩在女子的头发上。

据死者周秀云的丈夫王友誌称，当时现场来了4、5个警察，其中一个胖警察问他们有没有带身份证，并说「像你们这样犯罪分子一概不能轻饶」，警察开始说脏话，他们与民警理论，就被推到一边并戴上手铐，塞进警车。

死者的儿子王奎林称，周秀云在工地门口抱着警察的腿恳求放了她的丈夫王友誌，期间被拽头发、拧脖子等，「那个警察把我妈的头狠命往下按，脸都贴到肚子上了」。后来周秀云仰面躺在地上长达1个小时，一名警察用脚踩着周秀云的头发，并指责她「装死」。

王友誌称，警察把他和周秀云塞进同一辆警车，由于是背铐，他只能用腿拱一拱周秀云并喊她的名字，但那时她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唯不知生死。

12月26日晚间，太原市公安局官方网站发表《关于「12.13」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称，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民警在处置「龙瑞苑」工地纠纷警情期间，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事件发生后，太原市公安局立即依法提请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同时，由相关领导带领督察部门展开调查，依规对当事民警做出停止执行职务决定。

12月30日凌晨，太原市检察院对涉案民警王某以涉嫌滥用职权罪批准逮捕。

12月29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沉原、郭于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卢晖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潘毅等人在内的多名学者，向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联名信，要求在建筑业工人中真正贯彻《劳动合同法》，避免「12·13」悲剧再次发生。

这封联名信称，这一事件不仅表现了警察的违法执法，也反映了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存在的诸多问题。联名信中列举了包括劳动部门执法不力，建筑业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长期保持低位；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严重地拖欠，工伤和职业病得不到赔偿；《建筑法》明文禁止建筑公司违法转包、分包建筑工程的行为，现实中却屡禁不止的三大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包括严肃查处建筑业的违法转包行为、问责劳动部门、设立农民工维权热线、微博、微信和邮箱及推动一线建筑工人的工会组建工作四点建议。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群体性事件地图统计，建筑行业工人罢工主要原因是由于拖欠薪水，并且该行业罢工数量在今年下半年有显着增长。今年第三季度（7月至9月），中国劳工通讯录得了55起该行业工人的罢工，占该季度总罢工数量的15%。然而，在第四季度（10月至12月）中，中国劳工通讯录得了168起该行业工人的罢工，占该季度总罢工数量的30%。

二零一五年

《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实施前 广州利得鞋业工人集体谈判成功

《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于昨天（1月1日）起正式实施。然而去年12月，广州番禺利得鞋业的工人们就已经通过与公司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成功争取多项权利。

12月6日，广州番禺利得鞋业有限公司逾千名工人集体罢工，提出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补缴社保、补发加班费等诉求，并在当天晚上选举产生了13名谈判代表，要求厂方与工人进行集体谈判。之后，厂方回应了工人诉求，与谈判代表进行了两轮集体谈判，并达成了初步协议。12月7日，厂方发布公告，称将会依法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并会在迁厂前3个月出臺安置方案，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工人会依法给予经济补偿。

12月17日，利得鞋业的工人与厂方进行了第三轮集体谈判，公司在同一天发布公告，决定将各员工入职以来，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止的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高温补贴等不足的部分三项合并以一次性每人每工作满一年按2000元的标准发放，以六年为上限，工作未满一年的员工按每满一个月166元的标准发放，并承诺于2014年12月20日前支付。

在这一轮集体谈判结束后，利得鞋厂全体员工全部復工，这场维权行动暂告段落。

与现今中国大多数「野猫罢工」不同，利得鞋业的工人在前期进行了充分准备。据协助工人们进行集体谈判的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员朱小梅说，利得鞋业的工人在4个月之前就已经向她进行咨询。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朱小梅和她的同事一直为利得鞋业的工人提供咨询、进行集体谈判培训，并协助他们选举了61名工人代表——此次与厂方进行谈判的13名谈判代表，就是由这61名工人代表推选产生。

指导工人此次维权运动、也是番禺打工族另一位工作人员的孟晗说，工人们罢工的时机选择的很好，因而达到了预期成效：「工人们最懂得生产製造的流程。比如说，他们会选择在工厂最需要全力生产的时候进行罢工。」

利得鞋业的案例仅仅是许多通过罢工争取与厂方进行集体谈判中的一例。1月1日，《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正式实施，广东省的工人们能否通过这份新颁布的条例进行有效维权，还是必须通过罢工才能争取集体谈判？我们拭目以待。

中港两地劳工界联署抗议针对公益维权人士的暴力事件

2014年12月26日，广东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遭到四名不明身份人士的殴打，眼镜被打坏，右颧骨附近也有伤痕。

曾飞洋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当天上午，四名青壮男子来到打工族服务部门口，说要找曾飞洋。我说我是曾飞洋你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我欠钱，我说不欠他们的钱。他们说你还不承认，两人立即挥拳殴打我的头部，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又连续挥拳击打我的手臂肩膀，又飞腿踢打我的大腿和臀部，我没有做任何还手，我们的其他与会人员也没有出手反击。两分钟后，这四个歹徒离开打工族服务部办公室。」

其后，曾飞洋和机构工作人员向警方报案，警察到场取证并带曾飞洋到富华派出所做了笔录。

12月27日，中国大陆劳工界发起联署，严厉谴责针对劳工公益人士的暴力行为，要求广州警方尽快破案，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对公益人士的暴力行为。截止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0个劳工机构和2000多人参与联署。

香港职工会联盟和全球化监察组织也于12月31日发出紧急呼吁，谴责针对中国劳工团体和中国工人的暴力攻击，并敦促中国政府依法查处暴力攻击案件，保护公民安全。

这份呼吁书中也提及近年来劳工NGO受打压的情况。自2012年以来，深圳小小草中心办公室被暴力打砸、不断被逼迁﹔中山打工族服务部金石长被资方保安殴打并被暴力逼出广东﹔浙江永康小小鱼机 构被打砸、负责人黄才根深夜被暴徒打伤﹔深圳春风服务部张治儒不断被逼迁、车辆被破坏、多次受到电话恐吓﹔直至最近番禺打工族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被暴力袭击。

呼吁书认为，在中国工人意识醒觉、维权斗争此起彼伏之时，针对中国劳工团体的暴力攻击显然是为了吓阻和遏止中国劳工运动的壮大。

佛山工艺总厂工人被非法解雇案仲裁开庭

2月2日，佛山市禅城区劳动仲裁庭和祖庙街劳动仲裁庭分别开庭审理了佛山工艺总厂（又名佛山同心首饰厂）35名工人因要求公司进行集体谈判而被厂方非法解雇的案件。

当天上午，禅城区劳动仲裁庭审理了其中32名因参与选举工人代表被厂方非法解雇的案件。公司的代理律师称，其中6名工人被解雇是由于旷工而被解雇，而另外26名工人并没有被解雇，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不准带手机进入厂区的规定，所以被禁止入厂。

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的段毅和孟凡琦是该案中工人们的代理律师，他们在庭上称，在去年11月工人们质疑厂工会合法性之前，厂方从来没有实施过进厂禁止带手机的规定。而就在几个月前，工人们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跟厂方谈判，并签订了集体谈判协议书，其中有保证不对工人打击报復的条款。孟凡琦称：

去年11月20日，工人们要求改组现有的厂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并向佛山市总工会，广东省总工会等上级工会发函，邀请其介入指导工作。但原定于11月27日召开的会员大会，却被厂方雇佣的数十名保安阻止。

后来工厂直接把工人锁在厂外，声称根据工厂规定，携带手机的工人不可进入厂区。但据工人称，这条规定此前并未被实施过。而更过分的是，厂方从未没有征询过工会和工人的意见就擅自执行了该规定。从始至终，厂工会都无动于衷，而多名工作十数年的工人都称不知工会主席是谁。

段毅律师随后指出，这26名工人被拒进入厂区差不多有两个月，因此即使没用经过正常的程序，他们也应被判定为被工厂即时解雇。

「而对于那6个已经收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工人来说，」段毅说。「厂方提供的证据表明，厂工会已经同意解雇这6名工人，但我想问的是：工厂有工会吗？谁是工会主席？这6名工友是工会会员吗？我们如何确定工会签章的真实性？」

厂方的代理律师称其对工会事宜皆不清楚。段毅继续质问：

所以你们出示的证据是由一个连你们自己都不清楚的组织认可的？我在此提请仲裁庭对厂工会是否存在和其合法性展开进一步调查，因为工人们是因为参加了工会活动而被解雇，而工人你们对于召开此工会活动已经提前告知了各级工会。

当天下午，祖庙街劳动仲裁庭又开庭审理了祝新华，郑洪双和钱森华三名工人代表诉佛艺工厂因其组织工人与资方集体谈判而对其打击报復并将其解雇一案。

祝新华等三人于11月25日，也就是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的两天前被解雇，理由是「从事不当活动，旷工，怠工」。而这三名工人代表称，9月双方通过集体谈判签署协议之后，厂方只给他们非常少的原材料，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开工。

段毅在下午的庭审中更利用厂方上午出示的证据反过来驳斥其解雇三人与其代表身份无关的观点。厂方在描述其于11月27日拍摄的一段的视频时，称这三名工人代表「躲在楼顶指挥工人」。段毅律师回应称，既然你们作出了上述指控，又怎么能说解雇这三人和他们身为代表一点关系都没有？

仲裁庭并未当庭宣判。段毅律师总结当天的两起案件，说道：

仲裁只是众多程序中的第一步，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工人因参与工会活动被解雇，并依据《工会法》争取自己的权利。我非常欣慰看到中国工人在这些年来的成长和成熟。

2015年两会中与劳工议题相关的提案

在今年两会召开前，光明网推出了「老百姓眼中的改革关键词」的活动，截至2月28日，有24万人次参与了这项调查。其中，「收入分配」以12.2%的得票率占据榜首，而「户籍改革」「社会保障」等与劳工密切相关的议题也进入了关注榜的前十位。

而在两会的提案中，也有不少都与劳工密议题切相关，涉及带薪休假、产假、出租车垄断经营、农民工问题等诸多方面。我们按照关注焦点的不同对这些提案进行了整理。

带薪休假
1. 国家旅游局前局长邵琪伟：进一步推动落实带薪休假製度

近年来，官方已开始大力推动带薪休假製度全面落实。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便提出「落实带薪休假製度」。国务院去年8月又公布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职工结合个人需要和工作实际分段灵活安排带薪年休假。「《劳动法》早就已经立法(确定带薪休假製度)了，关键是一个实施和落实的问题。」邵琪伟表示，希望各方面进一步引起重视，进一步推动带薪休假製度的落实。

打破出租车牌照垄断
1. 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出租车行业改革：呼吁出租车市场依法放开

2014年中国出租车行业「专车」的横空出世，让中国城市的公共交通遭遇新变局，而个别城市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也引起代表委员对「打车」这件事的关注。乘客对出租车价格和打车难怨声载道，而出租车司机也对专车抢生意不满，如何改革目前的备受批评的出租车体製？

2. 李书福委员：出租车改革关键是打破牌照垄断

针对不久前引发社会热议的出租车改革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尽管各地有不同探索，但出租车改革的关键是打破牌照的垄断式管理。这是李书福第三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出租车体製改革的建议。「出租车行业亟待进行体製上的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坚冰"，改革的方向应是破除垄断，将出租车数量的配置彻底交还给市场。」李书福提议，应该直接向符合准入的一线司机开放出租车经营权，通过充分竞争盘活市场，只有这样，老百姓才有可能真正告别「打车难」、「打车贵」现象。

教师工资
1. 两会提案聚焦教师问题 农村如何破解师资短缺

「当前我国农村教师编製测算『标准上超编』，但『现实中不足』。」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姚立迎介绍，民进中央将向全国政协大会提交《关于进一步调整我国农村教师编製的提案》。在这件提案中，民进中央认为，农村教师编製的核心问题是改变教师的配置方式，采用「基本编＋机动编」的方式使农村地区教师数量能满足正常的教学及相关工作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表示，教师稳则教育稳，教师地位高则教育地位高，在我国农村学生还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发展农村教育，解决农村师资队伍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产假
1. 全国政协委员张礼慧：女性产假应延长至3年

「女性延迟退休的相关政策，还可与延长产假相结合。」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礼慧说，可借鉴国外经验，将妇女的产假逐步延长，甚至可以延至3年，直至孩子上幼儿园。延长了产假，对孩子的教育、心理等方面都有好处，产假结束妇女出来工作时，也会更加投入。这样一来，就可与女性延迟退休政策形成互补。

2. 中国科协副主席建议：夫妻共同休产假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等八位委员，已联名向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大会发言，建议女性高级专家与男性同龄退休；同时适当延长产假时间，推行夫妻双方共休产假製度。

农民工
1. 「最美洗脚妹」刘丽：应赔付农民工讨薪期的工资

刘丽建议，应赔付农民工讨薪期的工资。她说，农民工去走仲裁程序，即便胜诉了，用人单位明知理亏还要起诉上诉，终审后也不执行。但打官司的时间和成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者承担，是不公平的。「我建议，要让败诉的用人单位承担劳动者仲裁、诉讼期间的工资，引导劳动者自愿去仲裁，也才能引导用人单位主动去承担法定义务，放弃滥用诉权。」

2. 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庆：将农民工职业病纳入基本医保

张晓庆建议，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监管落实，普及职业病防治的知识，增强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观念，提高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建议将当地劳动环境保护指标和企业工人健康相关指标纳入政府考核范围中，加强政府对劳动保护的重视。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工伤保险复盖以及劳动环境的监督与指导，对于劳动环境恶劣的企业应该严格监管。

尘肺病
1. 民进2015两会提案：完善尘肺病救助和保障製度

我国为保护尘肺病职工的合法权益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社会保险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劳动能力鉴定国家标准等，然而由于现有的救济和补偿製度复盖面较小，职业病鉴定（工伤认定）程序復杂、索赔困难等原因，多数尘肺病患者获得救助的途径依然艰难。

公务员考试
1. 人大代表庞丽娟：中职高职生也应能考公务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建议，允许职业教育的学生们参加研究生、公务员等考试。她提出，「希望能给中职、高职这样的学生多一些出口，比如允许他们考公务员、研究生等。」庞丽娟提出，现在社会上就业还是唯学历论，而事实上未必学历高的就一定比学历低的能力强，应该从学历论改为能力论，政府需要突破现有的劳动、人事和就业製度。

她们是谁？中国被捕的五位女权活动人士简介

从3月6日开始，北京、广州、杭州、云南等地多名女权活动人士被警方带走。随后，郑楚然（大兔）、韦婷婷、李婷婷（麦子）、武嵘嵘、王曼五人被拘留至今。而她们原计划在妇女节日期间进行公交车反性骚扰行动。

据悉，在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她们得知长期关注的性骚扰问题有可能获得「两会」代表重视，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将就工作场所性骚扰问题进行提案，因此希望在民间作出响应，并商定了活动主题「製止性骚扰，安全你我她」，原计划将抵製性骚扰的标贴贴到公共交通工具上。

她们被拘留后，包括广州十所高校的学生、中国大陆劳工界人士、全球女权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团体都在网上发起了联署行动，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Samantha Power）3月13日也在社交网站 Twitter 上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五名被拘的女性维权人士。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向您简单介绍这五名女权行动者以及她们曾参与策划过的行动，并会实时更新她们的最新情况，期望她们能够早日获释。

她们是谁？
郑楚然（大兔）
又名大兔，女权行动派成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拥有双学士学位。曾参与策划过「消灭咸猪手」、「占领男厕所」、「取消女性职场歧视」等行动。

韦婷婷
武汉大学人类学硕士，r&B双性恋团体联合发起人。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在武汉发起组织话剧《阴道独白》的演出，2010年开始加入倡导性别多元平等的机构武汉rainbow LGBT，2011年来到北京加入纪安德，担任项目主管，并在同誌亦凡人担任主持。

李婷婷（麦子）
又名麦子，女权行动派成员，北京益仁平中心 LGBT 项目负责人，长期关注性别平等议题。曾参与策划过「占领男厕所」、呼吁男女高考平等分数线等行动。

武嵘嵘
浙江民间公益机构「杭州蔚之鸣」创办人，曾在公益机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北京益仁平中心任职，从事维护妇女权益近八年。曾参与发起「占领男厕所」、「剃光头抗议教育部高考性别歧视」及「反对家庭暴力」等行动。

王曼
女权主义者，「全球反对贫穷活动」（Global Call to Action Against Poverty）项目协调人，长期关注在消除贫困领域的性别平等议题，多次参与性别平等倡导行动。

她们做过什么？
占领男厕所
2012年2月19日中午11时许，在广州市越秀公园旁的一个免费公厕旁，几名女大学生上演了一场「占领男厕」的行为艺术。中午11时许，李麦子和几名女大学生一起带着「道具」来到了越秀公园旁的免费公厕。此时，女厕旁已经排起了长龙，而男厕门口却没有一个排队的人。李麦子的朋友举起了两个自製纸牌，一个上书「关爱女性从『方便』开始」，另一个则写着「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女大学生们还向市民派发了《致男同胞的一封信》。她们在信中呼吁：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女厕位数，比例至少应该达到 1：2。 

吃掉职场咸猪手
2012年3月8日，在熙来攘往的广州街头，一个由咸猪手堆砌而起的「小山堆」格外引人注目，咸猪手「小山堆」上立着一把巨大而闪亮的「菜刀」。在这个属于女人的节日，几位广州女青年上演了一出「消灭职场咸猪手」的行为艺术，倡导女性勇敢反抗性骚扰。 在现场，誌愿者们向过往民众派发宣传单，进行防性骚扰方面的知识普及。针对男性和女性，宣传单分为不同的两种，倡导男性尊重和保护女性，鼓励女性勇于反抗性骚扰。

致信500强CEO抗议招聘性别歧视
2012年4月26日中午，广州中山大学大四女学生郑楚然向中国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各寄出一封信，呼吁企业发表平等用工声明，关注并解决招聘大学毕业生时对女性不公正的要求和限製。 郑楚然说，她找工作时发现，很多企业招聘公告中有「限男性」「女生身高1.65米」等条件。很多企业认为，多数女性会为了照顾家庭而不能专注于工作，年轻女性结婚生子会增加人力成本。郑楚然认为，企业并没有用人唯贤，而是在女性入职条件上加上了比男性更多的限製。

邀人社会厅厅长逛就业市场
2013年，中山大学应届毕业生郑楚然到南方人才市场调查发现，招聘岗位里有10%标明限招男性或男性优先，而且，这些岗位大部分非国家规定的不能让妇女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她昨日致信广东省人社厅厅长林应武，邀请林应武逛人才市场，了解就业性别歧视。 之后，省人社厅回復称，南方人才市场已根据省厅和广州市人社局的要求，自查自纠，对所公布的用人单位招聘岗位信息进行全面核查，及时清理了存在性别歧视内容的招聘信息。另外，省人社厅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日常巡查，畅通受理投诉举报渠道，并对所辖人力资源市场的招聘活动进行集中检查，及时发现、纠正性别歧视和其他各类就业歧视现象。

上书人大代表要求解决女性如厕难
2014年两会前，李麦子和全国各地百余名女大学生的联名来信，要求人大代表解决中国的女厕所厕位不足问题。她们发出了两百多封电邮，三百多封平邮，加上不可计数的微博游说，收到的最多的回復是简单的「我已收到」。但浙江省一名来自医院系统的人大代表，认真回復了学生们的邮件，并承诺，将在合适场合多多提议；一位来自高校系统的学院院长也回復说，将会以学生们提供的材料，作为履行代表职务的参考。

砸花瓶
2012年，李麦子和西安的几名女大学生就通过「砸花瓶」的行为艺术向反抗女大学生选美活动。活动发起人李麦子称，因为女性的美是自己定义的，不是别人定义的，所以任何选美都是把女人的美，都是让别人定义她的美。我们反对选美，其次我们希望那些女性从自身的美中获得自信，而不是去通过别人的肯定才知道自己是美的。 按照事先的计划，李麦子和其他几名女大学生，拿起提前准备好的榔头，将两个插有鲜花的花瓶当场打碎。李麦子称，我们觉得花瓶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女人外表美的一个象征，别人评选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去做这个花瓶。

最新情况
据纽约时报报道，3月13日其中四名女性的律师透露，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正式拘留了五名年轻的女性活动人士。律师们表示，这些女性都被关押在北京西部的海淀看守所，尽管其中两人上周被关押在中国东部的其他城市。其中只有李婷婷得以在看守所与律师见面。

3月11日上午，据王秋实律师通报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属存了钱物，有家属说：「我完全支持女儿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长说：「反公交色狼也有错？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儿，他们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师初次要求会见李麦子到3月12日将满48小时，按规定应当安排会见。同时五位的家属均表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点，全球女权联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五名女权行动者共有493名来自中国，日本，巴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签名。

3月11日上午，据王秋实律师通报消息，今日李婷婷和王曼的家属存了钱物，有家属说：「我完全支持女儿做的事，有能耐也把我抓走！」另有家长说：「反公交色狼也有错？这是很好的事！警察抓我女儿，他们是跟流氓站在一起？」 律师初次要求会见李麦子到3月12日将满48小时，按规定应当安排会见。同时五位的家属均表示目前仍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 截止至3月11日下午3点，全球女权联署呼吁中国政府释放五名女权行动者共有493名来自中国，日本，巴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芬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印度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签名。

二零一九年

中国建筑工人需要建筑行业工会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2018年建筑工人的集体行动在所有工人抗议活动中占最大比例（45%），而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抗争都与追讨欠薪相关。

同时，根据中国安全事故地图统计，2018年建筑工人也是各行业工人中，遭遇安全事故的最大群体（占比26%）。这一统计结果与应急管理部通报的数据相符。该部门指出，自2009年起建筑业事故起数开始超过煤矿，已连续9年为工矿商贸事故最多行业，主要事故类型为高处坠落和坍塌。如果采取适当的安全程序，这些事故本可以避免。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建筑工人被系统地剥夺了基本劳工权利（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且正如应急管理部指出的那样，在建筑业溷乱的分包转包系统中，在缺乏适当培训和安全设备的条件下，建筑工人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往往难以保障。

许多观察者将这一情况归咎于执法不到位、剥削的老板和漠不关心的政府官员，甚至归咎于工人自身不了解自己的权利，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或找到有效出路。

今日，中国劳工通讯发布了一份关于建筑行业的中文报告——《建筑行业工会归位: 我国建筑行业40年之「法外运行」及其出路》，将为解决建筑行业根深蒂固的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工会开始，让建筑行业工人工会回归到建筑工人的利益代表者，回归到建筑工人的组织者，回归到代表建筑工人与建筑企业协会集体谈判的谈判者。

报告提议，工会应走出办公大楼，走进建筑工地现场，把建筑工人组织到工会中来，从而使建筑行业工会在一线建筑工人当中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应该推动建筑行业工人工会与建筑企业协会，通过集体谈判，达成建筑行业年度集体协议，实现按年调整业内不同工种的工资标准，规范工资支付方法和日期，确定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的缴费方法以及缴费额度。

以建筑行业年度集体协议所约定的方式，每名建筑工人在进入工地前，便缴付了各种保险，从而最大程度避免雇主故意或无意违法；建筑企业可以以符合建筑行业特点的支付周期，向不同工期的建筑工人支付工资，从而最大程度避免发生欠薪；一线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们，将能够在工作现场直接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和维护。

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讲话，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报告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从建筑行业入手，从建筑行业工人工会做起，积极探索从被动维权向主动协调和谈判转型的路径。

本报告首先描述了建筑行业的基本状况，其后分析了建筑行业的分包製度，以及建筑工人的权利保障状况，并以案例说明了建筑行业「法外运行」对普通工人的影响。 最后，报告呼吁，通过建筑行业工人工会的归位，逐渐解决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险、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保障不足等问题。

随着春节来临，又到了建筑工人讨薪的季节。报告建议，应以建筑行业工会归位为起点，走出解决建筑行业沉疴顽疾的新出路。

跨地区卡车司机罢工一周年：原子化卡友如何组成互助网络？

2018年6月8日，山东、四川、重庆、安徽等至少十个省市的卡车司机发起了一连串抗议。上百辆卡车停泊在路边形成长长的车龙，车上挂了「拒绝疲劳驾驶」、「抵製低价」等标语。司机的抗议内容一致，主要是运价过低、油价高企、交警路政随意罚款、疲劳驾驶以及货运平臺「运满满」禁止其与客户私下沟通的新政策深感不满。

中国卡车司机通常自购车辆，以接货运货为生，是工作相对独立的职业群体，既不依赖生产装配流水线，也不需要太多工作搭档。司机们原本各自工作，竟然组织起跨越省份的大规模行动。这既暴露了卡车司机行业存在的劳动问题，也令人惊讶这一群体如何组织起互相支援的网络。究竟是什么让司机们组织起互相支援的网络？这些网络又如何发挥作用？去年出版的两本《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答案。

自由的卡车司机：操控方向盘便能掌握生活吗？

网上媒体「卡车世界」的一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早年卡车司机的大众形象：在人口户籍製度极为严格的时期，卡车司机能够穿州过省，见识不同风俗，是少数「自由」和「神秘」的职业。过去只有大型国企才有运输部门，汽车亦属稀有品，更使卡车司机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政府加紧兴建高速公路，外贸和沿海城市高速发展，以及个人买车成为卡车司机的比例愈来愈高，物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产业。调查报告显示，超过75%的受访卡车司机是散户。一些司机入行的原因，虽然跟以往的卡车司机有所重叠，都是喜欢车和喜欢驾驶，崇尚拥有一辆车后掌控工作的自由，但正是同一种工作，在今天向我们展示了自由的另一面。

不少卡车司机在入行前均认为可以自己控製驾驶时间与进程，然而实际劳动时间的长短并不在司机自己的控製范围内。调查报告发现，卡车司机每天驾车平均时间在8-12小时的占42.1%，超过12小时的占9.2%，在5-7小时的只占24.9%，可见工作强度之大。值得留意的是，自雇司机的工作时间比他雇司机长，反映自我剥削的情况普遍。自雇司机最长持续开车时间为11.05小时，他雇司机则为10.31小时。晚上8点以后开车时间的平均值，自雇司机为4.39小时，亦高于他雇司机的3.75小时。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卡车司机既是车主，也是一个庞大的负债群体。根据调查报告数据，购车司机当中有83.7%不是以自己的存款来买车，其中向银行贷款和向家人朋友借款的比例超过七成。一般而言，卡车司机贷款的还贷期为2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每月都要搭钱还贷，基本上不挑活儿，有人一个多月也没下过车。而已经还完贷款的卡车司机则对工作有较大自主性，精神状态也比较放松。

另一方面，卡车司机虽然每单运输帐面收入颇高，但受访司机均表示行业最大问题是成本高。加上市场不规范、竞争激烈、路卡多、收费高等问题，使收入大幅减少。根据调查报告，卡车司机全年平均收入为10.7万元。当中，年收入在10万元或以下的占约七成，高于10万元的占28.8%。单看收入似乎不错，但考虑到车主还要还贷和支付各种维修费用，可支配收入水平可能没有想像中高。

由找货到装卸：为了开工要付出多大努力？

除了生计难以掌握以外，劳动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让卡车司机相当头痛。第一个司机们会碰到的问题，是货从何来。一般来说，入行时间愈长的司机愈能拥有固定货源。但入行时间较短的人便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找货。自由的司机成为激烈竞争的对手只是一瞬间的事。近年来，很多卡车司机都涌入「货车帮」、「运满满」等App找货，变相使其成为压价的工具。在一些例子中，9600元的运费动辄被压成5600元，货站渔利4000元，占总金额超四成。

找货之后是拼货。由于承运的一般是零担货物，即使有部分固定货源，卡车司机依然要找货、拉货、等货。经历过失业的人都会明白，等待是最痛苦的时候，司机等货的过程也是同样道理。调查报告访问的一位卡车司机清楚地计算出焦虑感的来源：「等待花着钱呢，心里着急。住一两天还行，三四天就难受了。住店30元，1个人1间房，公用洗浴。 （…）停车费一天35元，吃饭一天3顿四五十元。合计一天得100多块钱。」

配好货后还要装卸，意味着司机的等待仍未能结束。据卡车司机们表示，装卸工的特点是：给钱，先给你卸；不给钱，你就排着等吧。有时一排可以等12小时，一天也未卸好货。为了加快进度，卡车司机们只得用尽各种手法：天热了给买水喝，干活时塞包烟，到饭点时供应盒饭，直接给钱更是少不了。

上路后：只身在异乡如何化解难题？

好不容易装好货开始上路，大多已是半夜，这个时候各种亡命之旅才正式上演。首先是要躲交警、路政。由于各地执法标准不同，不少卡车司机难以保证车辆完全符合标准，随时「被超载」、「被非法改装」，惹来各种罚款，因此，他们在晚上赶路时都会尽量全速前进，务求躲过早上交警较多的时段。当然还有不少司机是受想要赚钱的迫切心情驱动。晚上开车特别容易困，许多司机自诉开着开着，看见各种幻象，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看见跑马、出现地毯等。

为了维持高效，卡车司机始终需要中途休息以补充体力。这段时间往往令他们最头痛。人生路不熟，司机最痛恨的是路上被偷油、偷货和碰瓷。调查报告引述的一位司机便表示，假如到了服务站没有付钱叫保安关照，那多半是要倒楣。「一宿能偷1万块钱的油，没有人管，发现了也不能下车，下车揍死你。」就算开车时也能丢货，「偷货时，大车在前面跑，小车在后面跟。小车上有个磁铁直接吸到大车上，（…）小车上的人就趁机爬到大车车厢偷货。」卡车司机都明白，报警毫无作用，还费时费事，做了笔录后音讯全无早已司空见惯。因此不少司机只能做足防范，遇事后自认倒霉。

没有遇到堵车和车祸等特殊情况便是万幸，但这不代表完成送货的卡车司机可以停下来。一般而言，将货物送抵后便要开始回程。为了不耽误行程，司机白天赶到目的地争取卸货后，通常在车上睡两三小时，待装卸工卸完车后，便要再找货往回走。整趟旅程中，卡车司机无时无刻不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之中，一时要讨好装卸工，一时又要防范别人偷货。除此之外，还要动用各种情感以求劳动过程一切顺利，既要忍交警的气，低声下气说软话，又要跟货代讨价还价。难怪调查里有38.8%的司机都希望将来转行，逃避这个让人身心俱疲的行业。

卡友的江湖：必须抱团取暖，单打独斗生存不下去

鉴于司机单打独斗无力应付各种问题，卡车司机的组织早已自发性地大批出现。 2014年成立的「卡友地带」便推广了「卡友」这一身分。到了2018年，较大的组织包括「卡友地带」、「卡车之家」，其会员分别达80余万，较小型组织如「中国龙」、「东北虎」等则各有2、3万名会员。

虽然大部分卡车司机加入这些组织的最初目的是想要结识更多朋友，但卡友组织的实用性也不容忽视。除了最基本的信息共享外，包括指路、货源和防止诈骗，卡友之间的实地救援超乎外行人想像。卡车一旦发生故障，如果司机不能自行修理而发出求救信息，当地司机组织的基层负责人将发动和组织救援活动。掌握了故障信息的负责人会进行动员和分工，有些卡友负责代购零件，有些则带领大家前往施救地点。参与动员的卡友少则两三人，多则十数人。遇到需要倒货（因急于运货而要将货物转到另一架卡车）时，组织起包括卡嫂在内的二三十人队伍，连带运输车辆前往施救地点也十分常见。

遇到车祸事故，卡车组织也会出手帮忙。外地车与本地车发生交通意外时，外地司机难免被本地人狠咬一口。此时由卡车司机的本地卡友出面调停便相当重要，往往能将赔款额度降低至合理水平（调查报告中一个例子由2000元降至300元）。如果遇到生命救援这种危急情况，卡车组织也能帮助定位失联司机、安排现场救援和报警。

卡车司机组织的实地救援都牵涉大量费用。当中，购买零件、聘请修理工和装卸工等费用固然由司机承担，但招呼卡友到场救援的花费大多数由组织负责人承担，或干脆由参与者分摊。

通过卡友之间的互相介绍，这些组织的发展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即使是自发性质的小型组织如「中国龙」和「东北虎」也设立了各种功能性的部门。除了上文提及的救援小组，卡车组织还有清欠小组，长期负责追讨运费。他们处理拖欠货款事宜也有既定程序：先派员说理，不少货主在这个阶段已会把钱交出，假如失败后便发动电话攻击，最极端的情况还会登门讨薪和扣押货物。以往卡车司机遇到拖欠往往忍气吞声，有了司机组织运用地方资源后，不但可以解决这种小额经济纠纷，更不用再诉上法院费时失事。

「中国龙」在两年半内已完成各种救援行动3200多起，「东北虎」的救援活动每天都有，二者帮助讨回的欠款分别达113万及110万元。调查报告指出，类似拖欠运费、压低运价之类直接损害卡车司机利益的事情将面对明确的抵抗，司机对议价和抗议政府部分规定的诉求也初步形成。

互助组织的发展：它将如何演变？

小型卡友组织近来已开始举办一些线下聚会，这些聚会无疑有助团结，但成本颇高。相比之下，有商业组织背景的「卡友地带」和公益性质的「安心驿站」在这方面发展更为顺畅，后者推出了激励金，支持站友作线下聚会。

去年卡车司机的罢工更展示了这种团结有更进一步的趋势。安徽合肥的卡车司机抗议「运满满」APP升级后规定卡车司机在暗处投标，变相在司机群体中形成低价竞争；江西九江的卡车司机抗议过路费贵和委托方拖欠运输工资；贵州铜仁的卡车司机则不满运费过低和油价高。卡友甘愿放弃收入而采取集体行动，自製横幅和标语，与以往那种应急式地方互助行为明显不同。

虽然目前卡车司机组织的互助性质较强，但随着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它们将有机会变得更进取。面对燃油价格居高不下，新兴货运平臺加紧压榨，司机的劳动条件越来越差，卡车司机组织也需要思考如何帮助司机抵御环境的变化。抵製出价过低的货代、帮助成员议价和介绍工作，甚至集体行动要求加薪，都是一些可能的选项，卡车司机互助组织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趋势、特点及成因分析

2019年9月11日，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小菜工作室 吉林大学劳动关系研究中心」看到中国劳动关系学者戴春的一篇关于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趋势的文章。 现转载给本网站读者参考。

作者简介：戴春，女。湖南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工会。

【摘 要】2018年工人集体行动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并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从传统製造业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展，从单个企业向行业发展。其原因从表层看，是企业在经营困难，或关闭、破产、搬迁中，因欠薪和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劳资纠纷。但深层原因是企业缺乏有效的劳动关系调整机製，劳资矛盾长期积聚所致。解决之道除了加强监管规製之外，还需要工会切实履行维权服务的基本职责，政府改变维稳思路，居中调解，并建立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製和集体劳动争议处理製度。

2018年，工人集体行动在经过两年的沉寂之后，又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无论从爆发频率、规模、范围到影响程度，都较2017年快速增长，并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从传统製造业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展，从单个企业和地区扩展到跨企业、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行业集体行动，某些企业的劳工事件也因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而广受关注。本文以2018年部分工人集体行动个案为实证依据，对2018年工人集体行动的趋势、特点及成因进行梳理和分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中工人集体行动均采用「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表述。

一、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趋势和特点

（一）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呈快速上升趋势

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在经过2016年至2017年的沉寂之后，2018年开始呈明显增长趋势。2018年3月，上海四千环卫工人罢工；2018年年初至年末，湖南耒阳、桑植的三百多名尘肺病工人及工亡工人家属在深圳持续维权，由此带动湖南攸县、武冈、陕西紫阳县、四川汉源县等地尘肺病工人集体维权；五一前夕，塔吊司机在18个省份发起全国性罢工，仅湖南一地就有近十个地级市塔吊工人参与；6月，卡车司机在全国10多个省发起罢工。2018年全国各地的快递员和外卖工人罢送、网约车、出租车罢运、教师集体抗议事件均多达数十起。从规模上看，就网络搜集的信息粗略统计，百人以上的有一百多起，千人以上的有十多起，无论从爆发频率、规模、范围到影响程度，都较2017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二）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

在过去几年，工人的集体行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以广东地区为主，在2018年，内地省份的集体劳动争议持续上升。河南、陕西、四川、湖南、安徽、河北、湖北等地发生的集体劳动争议在内陆省份位居前列，河南连续几年为集体劳动争议最多的内陆省份。笔者所在的湖南的集体劳动争议上升较快，由2017年30多起增加到2018年的70多起。内陆省份的集体劳动争议多集中在快递、送餐、网约车和出租车，以及建筑、服务、教育等行业。

（三）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传统产业向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扩散

传统製造业、建筑业历来是集体劳动争议高发行业，2018年，交通业、服务业和教育行业的集体劳动争议数量上升。尤其是新兴互联网平臺行业集体劳动争议迅速增加，几乎每月都有外卖骑手的罢工罢送。3-6月间，徐州、合肥、重庆、长沙、太原、深圳、济南等十几个城市的美团、饿了么外卖骑手的罢工罢送行动就有30多起。网约车和出租车罢运也是一个持续的热点，截止到2018年10月，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山东、重庆、浙江、河南、云南等地发生的网约车罢运有20余起，2018年出租车罢运近50起。快递公司自2016年集中上市后，2017年迎来各地派送站点罢工高潮，2018年仍延续了前两年的热度，1-10月各地快递配送站点罢工有20多起。教育行业的集体争议在2018年也呈高发态势，各地教师集体行动多达60多起。4-5月，哈尔滨、西安、呼和浩特分别有一千多民办教师集体维权，要求养老待遇。

（四）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单个企业和地区扩展到跨企业、跨地区甚至全国性的行业集体行动

之前的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大都发生在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地区范围之内。2018年几次大的工人集体行动，则突破企业或地区的局限，形成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行动。2018年五一前夕，全国塔吊司机联盟发起全国性大罢工，从4月25日至5月1日，共有18个省份40多个城市的塔吊司机参与了集会抗议活动，要求加薪，禁止超时间、超负荷加班；2018年6月8日至10日，江西、湖北、安徽、重庆、山东、四川、上海、浙江、贵州、湖南等10多个省份的卡车司机展开联合罢工，要求降低油价、提高运费；2018年3月，上海长宁区高洁、西联、东联三家环卫公司近4000环卫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补偿被克扣的早晚班津贴和伙食补贴。三家环卫公司的工人，因为共同的诉求，举行了同一地区跨企业的联合行动。

2018年几次大的劳工事件，尤其是塔吊工人和卡车司机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发起的跨企业的、跨地区的、全国性的行业集体行动，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表明，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从企业级别扩展到到行业级别。

（五）工人的诉求仍以传统诉求为主，也有组织化的主张

工人集体行动的诉求仍然集中在追讨欠薪、要求加薪、搬迁/闭厂补偿、追缴社保公积金等方面。笔者所在的省份湖南，2018年70多起劳工群体性事件中，有一半以上与欠薪有关，另外有十多起以加薪为诉求，欠薪主要集中在建筑业、製造业和服务业，加薪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平臺行业。这表明工人的劳动经济权益依然是最主要的诉求。工人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发现，其权益之所以屡屡受损，是因为工人缺乏话语权，在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不健全的企业和行业，没有一个组织来有效地代表和维护他们的权益，于是，一些工人在集体行动中开始有了组织化的诉求。如2018年5月至8月，深圳XX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在集体行动中就提出要求组建工会的主张。

（六）劳工NGO的影响式微，工人集体行动呈自发状态，组织化程度有限

前几年的工人集体行动，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工人集体行动，劳工NGO介入较多，自2015年底加强对劳工NGO的管理之后，劳工GNO逐步退出。2018年的工人集体行动几乎完全是自发、自主状态。在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个案中，工人的集体行动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组织化。但通过相对组织化的行动促成双方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不多。在几次大的行业性集体行动中，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十分有限。如塔吊司机通过社交媒体成立了全国和各省市塔吊司机联盟，各地卡车司机也成立了卡友联盟，这些工人的自治联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联合的作用，但仅以网络形式存在，比较松散，还远未进入到劳资对话和谈判的阶段。

而更多企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呈分散和无序状态，与2015年之前相比，更多的出现游行、堵路、堵门、到政府抗议等行为，而不是选举代表与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很多事件是在政府介入调解的情况下，在维稳路径中匆匆结束，但工人的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没有充分化解，工人对资方的不满和怨恨有可能再次积聚，当达到一个爆发点，就会因为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再次爆发冲突，引发新的集体争议。

（七）互联网在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中扮演重要角色

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对工人之间的沟通与联合、工人集体行动的方式以及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影响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达成群体认同，建构群体团结

工人之间广泛运用微信、QQ等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交流。网约车、外卖、快递、卡车司机等这些分散在各自工作环境中难得见面的工人，正是通过社交媒体的交流了解到本行业其他工人也和自己一样处于同样的生存境况之下，从而形成群体认同。他们在各种微信群、论坛上互动，在发泄不满，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形成利益共识，建构起群体团结，并以此作为他们发起共同行动的动力。

2. 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联合，组织动员，统一行动

工人不仅通过互联网实现初步团结，也通过互联网实现组织动员和进行统一行动。他们平时由于工作关系都普遍建立各种微信群，一旦进入集体行动阶段，各种微信群便担负起组织动员功能，并通过微信群建立相应的组织系统。如塔吊、卡车司机分别建立了各省市不同层次的塔吊联盟微信群和卡友联盟微信群，各微信群又实现横向联系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组织团结和统一行动。塔吊司机最早是4月25日在其公众号「塔吊工会」发布「塔吊行业联名请愿书」，最早响应的是湖南长沙塔吊司机联盟。4月25日，长沙塔吊司机联盟通过微信群发布了长沙的塔吊司机将在五一前一天举行联合罢工的消息。几天之内，各地塔吊司机纷纷响应，并将集会抗议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卡车司机的行动也基本通过网络扩散。网络已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一个主阵地。

3. 通过自媒体发布即时信息，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声援

工人的集体行动很少见诸正式媒体报道，但工人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发布即时动态，引发公众的关注。如深圳赛格集团的工人将集体谈判过程进行网络直播，湖南耒阳和桑植尘肺病工人在深圳长达一年的维权，也被持续拍成视频传到网络，安徽六安教师集体讨薪中，警察抓捕女教师的视频在网络更是被刷屏，在互联网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该市一百多名退休教师「接力声援」，抗议粗暴对待讨薪教师。

二、2018年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下行，企业关闭、破产、搬迁，因欠薪和经济补偿引发劳资纠纷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在此背景下，出现因企业倒闭、撤资、搬迁、出售过程中拖欠工资、拒付经济补偿等引发的集体争议。具体来说有几种情况：

一是企业因经营困难关闭破产，甚至老板跑路，这些企业往往都有拖欠工人工资、社保，工人讨薪无门，只有诉诸集体行动。如2018年6月，南京电动车公司南京海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工人围堵工厂追讨工资；2018年8月22日，东莞市三日电子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拖欠工资，工人集体讨薪。

二是企业为节省成本，将多地的工厂进行整合搬迁，或将工厂搬到成本低的地区。这些企业为避免支付工人经济补偿金，往往采取减少订单、偷运设备、放假等方式，工人只能拿最低工资，一旦工人发现工厂搬迁并逃避支付补偿的企图，他们会选择以激烈的方式集体维权。2018年9月，江苏盱眙昌盛新能源（电池）公司突然宣布放假三个月，放假期间工资按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1296元）发，并拖欠七八月份的工资，同时资方大规模转移财产。3000多名工人连续两天来到盱眙县人民政府门口维权。

三是企业通过出售来缓解困境，但出售过程中却往往无视工人的知情权，对工人也没有妥善的安置和补偿方案。2018年3月，广东珠海市的伟创力斗门工业园上千名员工罢工，抗议公司被收购中将员工一起「打包出售」，工人要求公司给予员工补偿，解除旧的劳动关系，然后由员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进入新公司工作。

四是企业通过裁员来挽救危局。2018年5月，深圳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深陷债务危机，公司采用裁员降费用的方式，裁员达50%。5月16日，工人罢工抗议。2018年11月，苹果手机供应商「伯恩光学」广东惠州厂区因大规模裁员爆发罢工。

（二）沿海一线城市经营及用工成本上升，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工人工资福利、搬迁内地、或撤资海外

近年来，企业成本持续走高，除人工成本外，沿海一线城市的房价、租金不断上涨。此外，还有居高不下的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被学者称为「死亡税率」的过高的税收。企业纷纷采取减薪、裁员、内迁、外撤等办法来降低成本。一些企业通过减少工人奖金福利来平衡最低工资标准上升的影响。而一些沿海一线城市的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则纷纷搬迁到土地和人工成本相对低廉的内地，企业内迁，一方面会因为拖欠工资、社保、经济补偿等问题引发老厂员工的集体追讨权益，另一方面，内地新厂也同样面临劳资问题，而且，因为内地工厂招收的员工为本地人，比沿海工厂呈原子化状态的员工有更多的地缘关系纽带，更容易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富士康搬迁到内地后，郑州、重庆等多地工厂均有发生工人集体维权事件。

外资企业应对成本上升则会考虑直接撤资。近年来，外企加速撤离中国市场，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公司将主要生产线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2018年1-7月，广东外企平均用工人数604万，比2017年同期减少了57万人，降幅8.6%。外资撤离时工人往往因经济补偿等问题与企业发生集体争议。2018年1月，世界500强企业日东电工公司宣布关闭苏州工厂，撤离中国。而在此之前，日东电工一方面欺瞒员工会持续经营，一方面又偷偷转移资产，原本计划过年放假搬走所有设备和资产，但被中国员工发现，员工罢工维权并要求「2N+1」补偿。

（三）互联网平臺经济的新问题引发新的劳资纠纷

1. 行业恶性竞争使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企业压缩人工成本

近两年，外卖、快递、网约车等几大平臺行业轮番上演价格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只能缩减一线从业人员的提成。这些平臺企业的一线员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安全度低，还常常被拖欠工资，这也是引发平臺企业工人集体维权的直接原因。

在外卖行业，美团与饿了么的竞争还未平息，2018年4月9日，滴滴外卖在无锡正式上线运营，投入巨额补贴，掀起新一轮外卖补贴大战，随后补贴力度大幅削弱，外卖订单也急剧下滑，引发多起外卖骑手罢送事件；在快递行业，自2016年几大快递公司集中上市后，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实行价格战，恶性低价竞争导致单件快递的利润被压低，越来越多的快递加盟网点进入亏损状态，一线员工工作负荷越来越大，而收入却越来越低；在网约车行业，滴滴在与快的、Uber的竞争之后，2018年在主营的出行业务上又遭到了美团出行和高德地图的竞争。因应对激烈竞争支付巨额补贴，滴滴成立6年来亏损额约390亿元，仅2018年上半年整体净亏损就达40.4亿元人民币。

2. 行业垄断使劳动者议价能力减弱，在企业推出「霸王条款」时诉诸集体行动

在竞争中胜出的平臺企业逐步形成市场垄断，并迅速对行业形成绝对控製，为弥补逐底竞争形成的巨额亏损，通常会压缩一线人员的收入，而劳动者因为没有其他可选择的平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起来集体抗争。

2014年到2016年，滴滴出行先后合并快的、击退Uber，称霸国内网约车市场。控製着90%的市场份额。2018年7月，急于扭亏为盈的滴滴平臺将此前25%的司机抽成提高至30%。引发7-8月滴滴全国性的罢工潮。2017年11月，物流行业两大巨头江苏满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运满满）与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货车帮）合并成立满帮集团。满帮成立后占有国内在线货运平臺70%的市场。2018年6月，满帮对部分地区的货运APP客户端实行新的线上报价系统，由之前的货主和司机双方自由交易变为平臺指定定价，满帮利用对供需信息的垄断，向车主和司机收取单笔交易费及高额服务年费，从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平臺，变成介入交易过程获取垄断利益的经营方，此举引发卡车司机和货主的强烈不满，导致2018年6月全国10多个省份卡车司机大罢工。

3. 平臺企业「加盟製」运营模式使劳动关系难以确认，劳动者权益难以保障

互联网平臺企业的运营模式有自营和加盟两种，多数企业采用成本更低的「加盟製」，通过层层分包把雇佣关系转化成承包关系，由此形成一个用工灰色地带，雇佣关系难以确定，从业人员权益难保障。

目前快递业的运营模式除顺风、EMS、京东等采取自营模式，其余「三通一达」均采用加盟模式，加盟网点自负盈亏，利润极薄，相当一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往往会压低快递员的待遇，拖欠工资，加大工作量。快递员按线路承包，按件量计酬。快递员与加盟网点之间是承包关系或业务代理关系，不形成传统的劳动关系，因而也无法享受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其他互联网平臺企业如外卖送餐、网约车等，其一线从业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团外卖通过各地区渠道经理对旗下代理商进行管理，代理商聘请的大部分众包骑手通过平臺接单参与配送，与代理商之间的劳动关系很难确认。

2018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发布《互联网平臺用工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朝阳法院共受理互联网平臺用工劳动争议案件188件，这些案件中，61.2%的案件从业者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从判决的情况看，朝阳法院判决的105件此类案件中，确认平臺与从业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仅为39件，不到四成。

4. 平臺企业管理模式下劳动者处于「结构性劣势」

互联网平臺企业通过平臺网络系统对网约工进行管理，看似松散，网约工也有较大自由空间，但实际上平臺通过评级系统、业绩管理和严格的程序对劳动者实施无处不在的管控。系统有非常严格的惩罚机製，「以罚代管」是普遍的管理模式。同时，企业常常通过平臺APP改版、升级等，单方面改变从业者的接单模式和提成，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2018年5月10日上线的新版美团众包APP，取消了配送员手动接单功能，强製开启自动接单，配送员只能接受系统强製派单。此外，美团在压缩配送时间的同时还降低基础派件单价，送餐员收入减少，劳动强度却增加了。2018年5月至6月间，美团外卖在重庆、合肥、上海、烟臺、临沂等十多个城市发生了骑手的集体抗议行动。2018年货运平臺也因为客户端APP升级，剥夺货运司机和客户双方议价权而导致全国性的抗议活动。网约车平臺也因为提高司机的抽成导致司机的集体罢运。

互联网平臺的一线从业人员仅在网上与企业签订劳务合同，通过手机客户端的APP与平臺发生关系，雇佣方对劳动者而言看不见摸不着，当企业通过平臺单方面对他们实施降低计件单价、加大工作量、不人性化的处罚时，当他们在「低收入、高风险、零保障」的生存境遇之下，处于分散状态的劳动者议价能力极低，几乎无力反抗，无论是网约车司机、卡车司机，还是快递员、送餐员，他们都处于「结构性劣势」。2018年5月，在美团改变众包APP接单模式后，重庆100余名骑手选择罢工，随后这些骑手发现，自己的账号被平臺关停，并且被永久封禁。这些在新经济行业工作的劳动者，面临的仍然是传统行业劳动者面临的相同的权益问题：克扣和拖欠工资、超时工作和超强工作量、不安全的工作环境、缺失的社会保障等。而由于劳动者缺少权益申诉渠道和谈判手段，当他们感到权益受损，则大多选择集体抗议的方式。

（四）新一代工人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共同的抱怨积累，并在共同的认知中形成初步的组织和行动能力

新一代工人具有比他们父辈更高的文化程度，他们对自身的权益有明确的认识，同时，他们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积累了共同的不满和抱怨，这是工人集体行动的情感动因。工人的抱怨积累一方面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如在社会上受歧视，在企业没有尊严。二是来自于企业内部严苛的管理和超低的待遇。当这种不满和抱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巨大的集体行动的能量。美团骑手集体呼吁「关掉平臺，为公平而战」，「停止接单、抵製美团」。货运司机也在集体罢运中喊出「打到满帮」。满帮集团某区域负责人表示：「他们的集体行动也对市场造成一定影响，由于司机都不愿出车，导致6月份货运价格上涨20%。

（五）企业缺乏有效的劳动关系调整机製，劳资矛盾长期积聚

所有的劳资事件都是企业劳资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而企业内部又缺少有效的疏导和调整机製，导致职工的不满长期积累，劳资关系持续紧张。具体来说有几种情况：一是职工缺乏知情权。对企业重大事项不知情，甚至企业有意对职工隐瞒。在因企业关闭、搬迁引发的个案中，一般是瞒着职工偷偷转移订单和资产，企业并购和裁员等重大事项，也尽量对职工隐瞒到最后；二是职工对规则的製定无话语权。职工对涉及其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和规章製度的製定没有权利和渠道参与，而只能遵守规则，尽管这种规则可能带给他们极大的不公和伤害。如深圳佳士公司的「十八禁令」，外卖公司的「差别派单」、「强製派单」製度及罚款製度等，都是企业单方面製定，没有任何征求意见程序；三是职工对薪酬製定无协商权。企业单方面确定或改变薪酬製度，职工毫无发言权。2018年几起大的行业性集体行动，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企业单方面改变薪酬製度导致职工工资下降；四是职工的诉求缺乏表达渠道。尽管职工对企业的薪酬及劳动管理製度有很大的抱怨，但却没有反映意见的渠道，没有沟通表达机製。

尽管工会和人社部门大力推动在企业建立民主管理製度和工资集体协商製度，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没有建立这两项製度。已经建製的企业，製度虚置，流于形式的情况十分普遍。职代会和工资集体协商製度对调整劳资关系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职工参与和劳资谈判机製，职工的抱怨无法通过有效的渠道得以释放，企业劳资冲突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化解，工人最终只好选择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

（六）工会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难以有效地履行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责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法》规定的工会的基本职责，这一职责在现实中履行的不够到位。工会实际工作的重心放在教育引领职工，提高职工政治觉悟，组织动员职工为促进经济发展做贡献上，一些地方和基层工会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宣传培养上，放在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帮扶、各种活动上，对于大量出现的职工权益问题，则无暇顾及，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做劳动关系协调、劳动法律监督、维权机製建设、职业安全保护等工作，在职工需要工会的时候，工会可能是缺位的，或是难以有效履行职责。一些工会不敢站在职工立场说话，怕触政治高压线，怕担责任。在企业层面，很多工会主席不是真正由职工选出来的，工会主席享受行政副职待遇，是企业的管理层干部，更多地站在企业而非职工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一些非公企业，工会受雇主控製的情况比较普遍，难以及时有效的疏导和化解劳资矛盾。

三、政策建议

（一）政府让利，降低税费，减轻企业负担

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高达40%左右，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小民营企业更是不堪重负，甚至亏损倒闭。而民营企业的亏损倒闭搬迁正是引发沿海地区工人集体维权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税负，还有其他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政策成本等。这些成本居高不下，使得企业只有不断压缩劳动者的工资福利。2016年9月，国家颁布《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后，快递业的干线运输成本从总成本的60%上升到70%-75%。快递公司利润变薄，只好将派送成本从9%压低到5%，迫使加盟店采取提高快递员工作指标，加大劳动强度，降低派件单价，引起快递员普遍不满。而卡车司机在全国性罢工中列出的一项诉求是：降低过高的油价和过路费，杜绝乱收费乱罚款。这些过高的费用导致运输成本高企，司机劳动报酬被压到最低，只能靠冒险超载和疲劳驾驶，导致事故频发。工信部从2015年至2018年每年都要下发《关于做好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通知》，但企业负担仍然过重，还需进一步减税降费和清理规范各种收费，并降低土地、能源、运输等基础价格。

（二）加强规製，为互联网平臺经济从业者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

首先，亟待确定互联网行业劳动关系界定标准。互联网行业有别于传统行业的特殊性，并不能掩盖从业者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在采用分包-承包製的平臺企业，应将承包关系中的发包者、承包者与劳动者的关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中进行调整和规范，以确保处于承包链条末端的劳动者权益得以保障。即便是适合建立更灵活和更低成本的劳务关系的平臺，也应签订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第二，加强对平臺企业监管，尽快出臺相应的劳动法律规范，防止因恶性竞争、垄断定价、随意降低计件单价和提成，随意罚款、不缴纳社会保险等原因对劳动者造成的权益侵害；第三，建立行业协会和行业内的信用监管体系与信誉评价机製，实现平臺企业的自律，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第四，在互联网平臺企业和行业建立相应的工会组织，并通过行业集体协商建立地方或全国的行业劳动标准。

（三）在企业和行业建立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製

工人的集体维权是劳资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而劳资矛盾的积聚是因为企业缺乏有效的协调机製，要在企业建立真正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製度，首先企业工会应真正由职工选举，能够代表职工并获得认可；第二是要保障职工能参与到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过程中，职工代表和集体协商代表应由职工选举产生，职工的意见和诉求能够在职代会和集体协商中体现，劳动标准应由双方协商製定。

鉴于近年来工人的集体行动已突破企业的界限，向行业扩散，劳资关系的协调也需要突破企业界限，向行业延伸。建立行业性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开展行业性集体协商。

（四）政府居中调解，为劳资搭建谈判平臺

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是居中调解，但由于企业是地方纳税大户，地方政府基于经济考虑不得不对其开绿灯。同时，地方政府基于维稳考虑，希望通过对「闹事」一方进行压製以尽快平息事端，恢復秩序。政府维稳介入的手段往往伴有出警，而警察的出现使现场氛围变得紧张，工人情绪容易失控，若警察态度强硬，便发生肢体冲突，使事件升级，这也是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中，工人认为政府跟资方是「一伙的」原因，这样会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更大的冲突，使原本简单的劳资之间的经济性质的矛盾復杂化，变为劳政之间的矛盾。因此，在集体争议中，政府应改变「维稳」思路，站在中立的立场进行斡旋和调解，为劳资搭建谈判平臺，推动双方通过谈判县解决争议，而非政府包办解决。

（五）建立行动型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製度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中，将「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和集体停工事件」与「劳动关系群体性事件」做了区分，并提出，前者要依托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製协调处理，后者要使用应急处置机製。但在实际处理中仍缺乏具体的操作程序与规则。大量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并非因签订集体合同而发生，其爆发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在双方陷入对峙状态后，工人一般不会愿意选择走法律程序，而现行劳动争议处理製度也无法解决这种伴有工人集体行动的集体争议。政府在处理劳工集体维权事件时，更多的是「应急式」、「临时性」处置，其宗旨是尽快平息事端，一旦事情平息，工人復工，处理也就结束。实际上这种短平快的处理，解决的往往一时的冲突，引发冲突的深层矛盾依然还在，还会因同样的矛盾引发下一次冲突。

因此，对这种伴有集体行动的集体争议，应建立相关的处理製度，规定法定的处理程序和规则。同时，政府处置应着眼于建立长效机製，借解决眼前冲突，顺势推动劳资之间的自主博弈，在企业或行业层面建立真正的集体协商製度，以形成有效的可持续的劳资关系调整机製。

（六）工会有效发挥作用，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职责

在劳资矛盾凸显，劳资冲突加剧的当下，工会切实履责，有效发挥作用尤为重要。首先，工会应回归职工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身份。工会无论在日常劳资关系的协调和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的处理中，其立场都不应是政府（或资方）派出的协调人，不是为劳资之间牵线搭桥的第三方，而是劳方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代表劳方提出诉求。其次，工会应以履行基本职责为基点，以维权服务为主业。主业不到位，或走过场，就很难有效的预防和化解劳资冲突。第三，工会应以企业为主阵地。劳资关系是在企业形成的，劳资冲突也是在企业产生的，工会的主阵地也应该在企业。全国总工会在2015年启动的新一轮改革的方案中，强调资源下沉，但全总的资源下沉最多也就是沉到县级和乡镇（街道）工会，而如何下沉到劳资矛盾发生地——企业，如何帮助力量薄弱的企业工会加强组织建设，建立协调机製，有效协调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则需要有更切实可行的措施。

综上所述，2018年的集体劳动争议在经过两年的沉寂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从製造业向新兴行业转移，从单个企业向行业扩展。如果说以前是流水线把一个工厂的工人连接起来，那么现在是互联网把不同企业的分散的工人聚合起来。但无论资本以何种形式、劳资关系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本质是不变的。工人对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的需求，是不可剥夺和忽视的。如何回应他们的权益诉求，推动建立有效的可持续的劳动关系调整机製，是各方应努力的方向。

受伤后的外卖员：劳动关系难认定

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客户催促、超时罚款、任务抢单的工作模式使城市「骑手」们顾不上交通安全，只能一边看手机、一边驮着货品在马路上逆行、抢道、闯红灯。

然而，在事故大量涌现的同时，「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寻求赔偿等方面却遇到了困难。互联网平臺带来的新型用工模式难以被现有法律法规涵盖，当劳动者试图按照劳动争议仲裁、劳动争议诉讼的传统路径寻求帮助时，往往连争议解决的第一步——劳动关系的认定都无法跨越，进一步的救济也就无从谈起了。

有别于传统行业，纵使在同一行业内，外卖行业劳动者的受聘模式也不尽相同，有的直接受聘于平臺公司，也有的受聘于承担了部分平臺业务的外包公司，还有的在客户端上自行注册、自行接单、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完成工作，即以众包的方式服务于平臺公司。缺乏与公司直接签订的劳动合同、用工形式多样，都给劳动争议中，劳动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困难。

难以认定的劳动关系

在劳动合同缺失的情况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是判断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普遍标准，其中主要考察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劳动者的「工作证」、「服务证」、考勤记录等。这一规定旨在将更多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的保护之下，纵使没有劳动合同，只要实际上存在上述劳动关系中的常见元素，也能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但是，在面对凭借网络平臺运营的行业时，这一规定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不难想象，像快递员、送餐员这类对工作量、工作时间、工作路线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劳动报酬实行按单结算、在客户端账户内结算而无固定工资的行业，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对劳动者来说，并不容易提供。

服务于美团外卖地方合作商的长春送餐员李某可以说是他们中较幸运的一位。2016年3月5日，李某在送餐时摔倒受伤，尚在治疗中的他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当天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李某通过诉讼途径寻求补偿，法院认为，尽管公司和李某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给李某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鉴于配送站张贴的规章製度中，有明确的对送餐员的考勤管理、劳动纪律、奖惩标准的相关规定，送餐员需遵守该规章製度，符合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隶属关系特点，事实劳动关系存在。

纵使上述案件中，互联网平臺新的经营方式最终没有影响外卖员劳动关系的认定，法院也在其他案件中指出「互联网企业不能因其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与新的经营方式而不承担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但并非所有案件审理都充分考量互联网平臺的特点，因此，此类案件裁判一致性较低。

劳动者使用的交通工具由自己提供、自行接单而无需听从公司调遣……这些情况本是互联网用工自身灵活化、劳动者高度自主化的体现。但互联网企业往往以此为由，否认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此甩脱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劳动法难以复盖互联网用工带来的新模式、新问题，此类劳动争议案件的裁判因案而异，互联网平臺的劳动者与传统行业相比，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客户端自行注册的潜在风险

互联网用工带来的改变并非在劳动者开始劳动后才体现出来，在劳动开始前、劳资双方缔约的过程中，新型互联网用工模式也改变了过往的模式。客户端自行注册确实给从业者带来了入行的便捷，但随之而来的是劳动者可能在不清楚合同内容情况下与公司签订合同，自身劳动权益未得到保障且不自知。

蔡某于2017年2月通过美团众包手机客户端自行注册成为美团外卖众包骑手，从事外卖配送工作。美团众包与大多数客户端的注册流程类似，使用者在填写基本信息、完成身份验证后，只要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就能提交申请完成注册。同年10月16日19时15分，蔡某在进行配送工作中发生交通事故，抢救无效后死亡。事后，蔡某的家人主张蔡某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请求公司支付各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但一、二审法院均驳回认定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互联网平臺用工以客户端自行注册替代了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这种更为简易的线上注册降低劳动者对合同内容的关注，更容易让劳动者在未充分阅读协议内容的情况下就开始工作。正如本案中，法院认为协议中注明了「当您按照注册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同意本协议且完成全部注册程序后，即表示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并与公司达成一致，成为公司的劳务人员」，且蔡某勾选了「我已阅读并同意众包平臺服务协议、劳务协议、钱袋包用户支付服务协议」，以上两点使法院认定蔡某与公司之间已经达成合意，建立的是劳务关系。但在当我们用劳动者的视角观察整个自行注册的过程，客户端（即用人单位一方）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提示让蔡某留意用工性质、自身权益等重要信息。

工会试图组织互联网平臺劳动者

新型的互联网平臺服务提供者这一群体尚游离于劳动法保护范围之外，大部分平臺工人尚未得到劳动法的保护。针对这一情况，工会做了一些有益尝试。中华全国总工会于2018年3月推进包括「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等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今年是八大群体入会工作推进年。但在地方实践中，各地工会仍然沿用以单位建会、而非劳动者个人入会的传统模式，工会仍然未能主动组织互联网平臺劳动者加入工会。工会应该更主动组织工人入会，由工人参与行业集体谈判和签订集体协议。

今年9月，全国首份网约送餐行业的集体合同在蚌埠市签订，内容涵盖送餐骑手的工资待遇、劳保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这些无疑是积极的转变，但集体合同长期以来缺乏工人的参与，合同条款往往只是履行劳动法的规定，合同复盖率也偏低。

互联网平臺像是一架快速列车，将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保障措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坐上了这班列车的劳动者也一下子被带到了「法外之地」。新的政策、各地工会都按照各自的方向尝试追赶互联网平臺用工这架快速列车，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追赶，将互联网平臺的新型用工模式纳入到被认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坐上了这班列车的劳动者才能回到劳动法的保护之下。

平等就业权纠纷胜诉第一案，职场歧视维权的新途径

10月28日，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件在珠海迎来了第一起胜诉。41岁的樊女士在珠海英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今年2月20日，她发现自己怀孕并告知单位领导，谁知当天下午就被通知「不用来上班了」，个人物品也被「扔」在了门卫室。其后，樊女士以物业公司侵犯其「平等就业权」为由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樊女士胜诉，物业公司须作出书面赔礼道歉，赔偿孕期工资损失2064元、未休产假工资损失1875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

「平等就业权」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这一改动有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性别等原因遭受歧视在司法层面得到进一步保障。本案中，法院结合樊女士的情况对「平等就业权」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其认为「平等就业权」的保护范围不仅仅限于招录过程中，也包括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劳动者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本案中，物业公司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以怀孕为由将其辞退，属于在履行劳动合同中的歧视性对待，构成对樊女士平等就业权的侵害。

在平等就业权被列为民事案件案由之前，孕妇在职场中面对以怀孕为由的辞退，乃至劝退、威胁、调岗等形式的变相辞退，只能通过劳动争议程序来处理——以非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申请劳动仲裁，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结果者再提起诉讼。新的案由使遭遇歧视的劳动者可以跳出劳动纠纷的框架，以《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规定的权益受损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过往的案件中，遭受歧视的劳动者也经常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但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保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对此项请求往往不予采纳。将平等就业权纠纷归入人格权纠纷之下，这一转变意味着法院将就业歧视视为侵权行为，因此，劳动者不仅有望获得工资、生育津贴等一般劳动纠纷案件中涉及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也更易得到满足。

但本案中，樊女士一面申请劳动仲裁，一面进行民事诉讼的情况也让我们不得不考量，平等就业权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否真的给劳动者带来了便利。当劳动者遭遇职场歧视，并同时面临被辞退的情形时，劳动者需要一案两诉，同时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和民事诉讼，才有望获得比较全面的救济——通过劳动争议解决程序寻求非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与此同时，通过有关公平就业的民事诉讼寻求赔礼道歉、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补偿。因此，对于遭遇歧视并遭到辞退的劳动者来说，走两套法律流程很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成本，寻求补偿的路径也变得更復杂。

一年零工资仍坚持完成赛季：敬业的中乙足球员终于群起维权

10月中，中乙两间球队福建天信和湖南湘涛相继爆出拖欠工资，几十名年青球员拉着横幅要求俱乐部解决工资和奖金问题，请政府出面解决。这已经是今年第六和第七间爆出拖欠工资的中乙球队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这些球员不得不抛下足球训练去讨薪呢？中国锐意发展的足球产业为何最后却使球员落得集体维权的下场？

球员被俱乐部和政府一再欺骗

据福建天信球员在微博透露，他们被俱乐部拖欠工资的事情已经持续6个月了。 10月11日，数十名球员来到晋江市人民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企业拖欠工资。球员说︰「沉文策（福建天信投资老板）联合晋江市体育局、晋江市政府欺骗球员！和我们球员说晋江文旅接手球队，其实压根没有这样的事情。在这六个月中我们球员没有闹过任何事情而且也打出这样的成绩，试想一下一个普通人六个月没有任何收入会过的怎么样？我们也是距离联赛已经临近结束，实在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我们寻求政府的帮助无人接待，甚至要撵走我们！」

福州天信的球员说得一点也不错。翻查一下赛果，即使被拖欠工资6个月，球队在中乙联赛南区最后仍排在16队中的第7名，成绩算是不错了，可见球员对企业和球迷也是仁至义尽。当天晚上，俱乐部跟他们开会，承诺政府领导已经找了老板沉文策，政府会提前支出500-700万资金用来发放球员拖欠的工资奖金，条件是球员要删除微博。球员们为了生计也只好就范。

不过，政府和俱乐部拟出这项说法乃是因为当时赛程还没完结，希望球员能继续完成赛事。结果，10月14日，敬业的球员完成了赛季最后一场比赛，更击败了对手。但翌日当球员找市长、副市长沟通开会解决欠薪问题时，出现的却只是体育局局长！甚至将之前的承诺全部否认了，所有球员教练员于是坐在晋江市政府大门口，要求解决问题。

一年零工资 为延续俱乐部历史留下来

另外一队爆出拖欠工资的球队湖南湘涛的情况则更为严峻。 10月21日，三十名湖南湘涛一线队队员及工作人员来到股东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门前抗议，要求俱乐部对欠薪一事给说法。

原来，从去年10月至今，湖南湘涛俱乐部便没有发放工资和奖金，导致大部分主力都离队了，球队遇到前所未有的运营危机，险些便使13年历史的俱乐部解散。不过，仍有一班球员留了下来，他们说︰「出于对湖南足球的热爱和对湖南球迷的感情，在俱乐部确定参加2019赛季中乙联赛后，我们选择了坚守。在球队流失大部分主力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完成为湖南足球保住职业联赛参赛资格的目标。」

不过即使员工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整个赛季，回基地训练了一周等待领导的消息，却没有高层露面。球员到总部拉横幅也没人理会。球员指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拖欠湘涛全体队员、教练组成员奖金290万、工资约1710万，总计约2000万左右。

足球事业资本化 球员待遇受企业条件主宰

2019年赛季的中乙球队里，湖南湘涛、福建天信、吉林百嘉、南京沙叶、宁夏火凤凰、云南昆陆、大连千兆均先后被曝出球队欠薪，球员集体讨薪。中乙联赛的运营问题引起了大众的热议。

长期研究足球历史的大卫·哥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在《足球是圆的：一部关于足球狂热与帝国强权的全球文化史》一书里提到，由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布「改革就是硬道理」，将放眼于创造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经济后，足球也乘上了变革的浪潮：

「顶尖球会断绝与军队、铁路局等旧国营机构残余的纽带关系，改与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打造新商业同盟。球会合法改组为企业，掌控门票收入、广告、贊助和电视转播权利金。中国足总的收入在十年内增长五倍，球会预算快速倍增，顶级联赛的球员薪资一度与中产阶级公务员相差无几，但至一九九八年已经比公务员高出二十倍。」

中国足球事业的资本化除了使黑哨、外围赌博等问题更为严重，球员的待遇也日益跟企业的市场竞争扯上关系。球会要得以生存，首先得看背后企业的财政能力，其次便由门票、广告费等一系列收益决定。结果，不同层级的球员处境差异愈发悬殊。一方面，中超球队由地产商入主，再通过上市实现进一步资本化得到更大笔的资金，从而支付高额年薪和吸纳外籍球员；另一方面，中乙球队的东家则在市场经济中匍匐前进，在自身企业难补的情况下弃俱乐部的球员不顾。

经济下行 造就由中产下流的球员

以拖欠工资一年的湖南湘涛为为例，熟悉中国足球发展的评论员指出，科力远集团总资产负债32.24亿，负债率49.71%，其中流动负债占比48.48%；上半年，科力远总营收近8亿，但实际亏损超过1.6亿。事实上，这家新能源企业高度依赖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度日。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盈利能力有限的企业能否继续支撑二、三线球会也是一个问题。要在自身企业外开辟一项完全不同的业务并不简单，尤其是即使乙级联赛球员的薪金也跟城市中产相近。网上评论便指︰「福建天信的球员们半年的薪资是600万元，全队上下薪资开支是1200万元，还不包括教练领队后勤人员的薪资。如果加上比赛交通食宿费用、训练比赛场地费用以及杂项费用，确实一年没有2500万至3000万元，无法经营一支像福建天信这样的中乙队，而一支中乙队一年的贊助投入可以说完全的杯水车薪。 」

中国乙级联赛足球员的前景实在令人担忧。收入水平贴近中产的他们，也将随着经济发展的波动而面临欠薪、失业等问题。今天还可能有相对优渥的生活，明天难保便要联合起来夺回应得的工资。不过，这群敬业的足球员还有一大  班愿意支持他们的球迷。在企业运营有问题时，足球员和球迷会是时候为球会曾经奋斗过的历史团结争取更大的利益。

理解越南中资企业的工人抗议

低廉的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态度差劲的管理人员，不少越南的中资企业因为这些问题被记录在案，随之而来的便是由此引发的工人罢工和抗议。Joe Buckley回顾了近期多起工人抗议，他指出上述问题并非中资企业独有，而是整个越南、各种所有製企业的通病。

随着2010年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不少中国及外国製造商纷纷将目光投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企图復製维持了20多年的成本低廉、劳动密集但又能产生巨额利润的生产模式，这一现象在服装和製鞋产业尤为明显。然而，和中国工人一样，面对中资企业在管理上的剥削，越南工人以罢工和集体抗议予以了回应。

以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的Lu An中泰服装工厂为例，这家拥有1500名工人的企业在今年三月初发生了为期五天的罢工。罢工始于3月8日，工人们抗议的内容包括工作条件、工资、奖金、请一日假不被允许、国际妇女节未收到任何礼物以及其他事项。3月10日早上，企业管理层与省级官员会面，试图解决上述问题。当局告知Lu An企业，在未与工人协商的情况下增加工作量是违反规定的，但关于工人应在国际妇女节收到礼物，法律法规并无强製性规定。当局还表示，工人们不应该自行发起罢工（野猫式罢工），因为罢工必须征得工会同意。

3月11日，星期一一早，员工们一回到工厂，便见到公司发出的有关罢工的通知。据工人反映，通知的内容只是一些空头支票，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工人们拒绝重返工作岗位，数百名工人在食堂静坐，他们提出要和企业管理层直接对话的要求，但遭到拒绝。管理层表示，企业的所有安排已在通知中清楚告知了。其后，约1400名工人继续罢工，正常工作的工人只有100名左右。当天下午，一班政府官员与工会领导会面并尝试解决问题，商议结果呼吁企业以符合法律法规、兼顾各方利益的途径解决罢工。例如，会面中提到，在新的规章製度实施前，企业必须向工人们充分解释并达成合意，此外，管理人员不应对工人大喊大叫。

经过企业管理层、政府部门包括省级工会的会议，截至3月13日，绝大部分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企业保证，不会突然调整生产目标，要提高产量，只能逐步提高。管理层还表示，虽然法律上工人在罢工期间不享有工资收入，但企业会酌情将此次工人罢工按照休年假处理。但需要强调的是，许多越南企业都会以发放罢工期间工人的工资作为平息罢工的手段之一。至于其余突出问题，企业只表示会在之后回应。一名工人向媒体表示，企业只给出了抽象的承诺，没有说任何实打实的东西。该名工人还认为，企业对待工人仍十分严苛。

同样位于湄公河三角洲，隆安省上诉法院今年5月时颁布了一份关于罢工的重要判决，案件涉及的是2017年8月发生于中资製鞋企业Giay Hung Nghiep的罢工。这场罢工持续半日，共有28人参加，诉求涉及加班、长期服务金以及技能奖金。2018年年底，地方法院裁定，该企业非法解雇了9名参与罢工的工人。尽管注意到罢工是非法的，地方法庭仍作出了有利于工人的判决，法院宣布公司的非法解雇比半天罢工更为严重，并命令公司支付大量赔偿。该企业上诉后，隆安省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推翻了该判决，称工人给企业造成了严重、持续的影响，而且酿成了威胁其他工人及投资者安全的骚乱。

2019年9月，位于同奈省南部Dai Phuoc Lotus工程项目的工人们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罢工，要求发放拖欠了3个月的工资，总计约20亿越南盾（86,300美元）。该工程项目的投资者是Vina Dai Phuoc股份公司，而总承包商是中国建筑（东南亚）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越南的子公司。然而，罢工工人受雇于越南分包商Minh Hung有限公司。工人们在建筑工地外挂起了横幅，有些还在大门口支起了帐篷。9月9日，当地官员组织了一场与工人及上述三间公司代表的会议。会议最终商定，先由中国建筑预付10亿越南盾（43,150美元）予Minh Hung有限公司，用于发放工人工资。

就在上个月，2019年10月，位于越南北部南定省、规模约7000人的中资製鞋企业Golden Victory发生事故——超过100名工人在吸入有毒物质后，产生了呼吸困难、头晕、恶心等症状，随后被送院治疗。该工厂暂时关闭以便进行相关调查，但是在10月23日，当工人们重新回到工厂工作时，不少人再次感到头晕及恶心，20人被送院。由于害怕相同的症状出现在自己身上，数百名工人选择了辞职。

上述事例足以表明，仅今年，在越南的中国企业就经历了许多劳资争议。可是，不论是哪国企业，都存在这些问题。工资低、工时长、工作环境恶劣，这些问题极具普遍性，不囿于企业资本来源。因此，不同企业的工人纷纷展开罢工。尽管这一现象在外资企业更为集中，但这并非中资企业所独有，有报道显示，在韩资及臺资企业有更多罢工事件发生。

强烈的反华情绪在越南由来已久。早在2014年，中国南海争议就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工厂骚乱。到了2018年，不少国民认为政府计划为中国投资商设立三个经济特区，这种「卖国」行为引发了广泛的街头抗议及罢工。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非法劳工也是越南民众的一大担心，尤其是在建筑行业、中资企业的建筑工程里。然而，并无任何证据表明，中资企业的工作条件和劳工权利与越南其他的外资企业显着不同。

中国运输业工人抗议模式转变，工会面临重大挑战

运输业工人的罢工和集体抗议早已成为中国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过去五年，由于平臺应用的交通服务急速发展，加上出租车等传统行业服务衰落，这些抗议的性质发生明显转变。

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2014至2019年间，记录了约1400起运输工人抗议，约占每年总体事件15%。由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该行业的内部构成、抗议的地理位置和参与人数的变化。

对这些趋势和罢工抗议原因的恰当理解，对中国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至关重要。全总自2018年已把运输行业工人的入会和保障视作优先工作。

出租车司机多年来是全国运输行业工人抗议的主要群体，部分罢工涉及上千名司机，行动长达数天。最着名的一场罢工发生在2008年中国西南的大城市重庆，其时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会见了出租车司机代表，以解决这场导致城市难以运作的纷争。跟其他罢工抗议一样，重庆司机的不满集中在广泛使用的承包製。这个製度使司机使用出租车公司旗下的车辆时，需要交付一笔为数不菲的押金和份儿钱。公司能随意调整份儿钱，而司机则还要自行承担燃油和维护费。当公司调高款项，司机往往会以罢工抗衡。

出租车司机也长期投诉无证黑车的竞争。自10年代中期，这项不满更因网约车的加入而更为激烈。罢工司机以「钓鱼」的形式找出和威胁非法运营的网约车司机。不过，当网约车司机变得更受规范并且开始占据市场时，出租车司机的抗议由2015年高峰时期的约七成占比，下降至今年的25%。

目前，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抗议的重心已转为要求出租车公司归还经营权和产权。例如2019年4月，当管理公司要求司机更新车辆，数百名湖南南县出租车司机发起罢工，司机因为需要向公司缴付16万元来换取仅值10万元的新车而大为愤怒。在与公司谈判时，他们要求借这次更新归还司机对汽车的所有权。

跟出租车行业相似，公交车司机和职员的抗议也持续下降，直到今年只录得一起抗议事件。公交车司机跟出租车司机一样，多年来一直抗议高燃料价格、非法车辆造成的竞争和当地政府规管无能。例如，2013年广东便有约100名司机和售票员发起罢工，抗议低薪、长工时和无薪加班。公交车员工也要求结束管理层的随意罚款，这些罚款原因由使用过多燃油到更换轮胎不一而足。但自2017年起，公交车司机的抗议则转为抗议企业倒闭所造成的工资和赔偿问题，以及抗议政府取消公车线路等较为防守性的行动。该行业抗议数量的减少可能跟规管有所改善相关，但也可能是由于社交媒体较少涵盖这方面的抗议。

当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的抗议占比日渐减少，外卖和快递工人的抗议数量则有相应的增加。 2016年以前，集体行动地图并未录得任何外卖员的抗议，如今33%的运输工人抗议却与其相关，超过了出租车罢工8个百分点。引致这些罢工最常见的原因，是美团和饿了么两间大公司因争夺市场而突然和随意下调工人工资，被降薪的骑手因此被迫以更长时间和更高强度的工作来补偿损失。结果，外卖骑手的交通意外彼彼皆是，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便由2018年起收录了121起外卖骑手的意外，当中19名工人因此死亡。

物流和快递行业同样存在高度竞争，不少公司因扩张计划失败而面临破产或被迫重组，往往令骑手失去工作或造成严重损失。2019年承诺达快运的倒闭便使一些骑手的月薪由8000元急跌至2500元，工人的奖金、福利和赔偿金皆被取消，公司亦拒绝给予赔偿，各大城市的司机因此发起抗议。今年，快递工人的抗议占运输行业整体的25%。

近年来，网约车司机的罢工和抗议也经常出现，现时约占运输业个案的15%。市场饱和使司机的单量下降至难以维生的水平。行业里的不当行为猖獗，司机不仅觉得被网约车平臺欺骗，租赁公司以办理牌照为由收取巨额行政费，却从未兑现承诺也使司机蒙受损失。

出租车司机等传统运输工人跟外卖骑手等新行业工人的抗议有明显的地理分布差异。出租车司机抗议主要在山东、河南、陕西和湖南等省份，而公交车司机的罢工则集中在河南、河北和四川。这些省份的小城市还未受运输行业转变的波及，出租车公司和当地政府的裙带关系亦使剥削司机的垄断行为得以持续。

外卖骑手抗议的爆发点则在较发达的沿海省份和大城市，例如外卖服务需求较高的江苏、浙江和上海。很多大城市的办公室员工没有时间每天中午在附近餐厅排队，又或被迫加班至餐厅已关门的时间，使他们只能叫外卖用餐，同时加剧外卖员的工作压力，使他们的工时更长。

运输工人抗议的规模也在过去五年间明显缩小。五年前数千人的出租车司机大型抗议已不復见。今天，该行业的工作更为碎片化和非正式化，因此工人抗议多局限在一地，时间也较短暂，并只牵涉不多于100人。

这个趋势的一个例外是自10年代中期便定期发起大型抗议的长途卡车司机，他们在2018年6月组织了全国性罢工。在这次最近期的抗议中，卡车司机要求现已占据市场的平臺提高单价，以补偿高油价和运维费以及当地交通警察随意收取的罚款。

在五年来众多运输工人的抗议中，工会的缺席尤为触目。由00年代中，出租车司机便开始要求工会代表性，但在不少个案中，司机组建工会的要求皆被地方官员拒绝，因为司机技术上并非出租车公司的员工，又或者工会官员只愿意与公司管理层谈判，而不理会工人。

地方政府曾在10年代尝试将出租车行业改革成企业製，使司机成为正式雇员而非承包商，使建立企业工会更为容易。不过，这个想法在未得以落实的情况下，该行业就已经被10年代中冒起的网约车服务而彻底改变了。据了解，唯一成功的出租车工会在2008年于山东省会济南市长清区成立。该工会由民主选举产生，且与地区交通部门举行定期谈判，曾在2013年使司机不用诉诸罢工便达致诉求。

然而这个模式明显没有被其他城市復製，广大司机群体仍没有工会作为代表，正如今天外卖、快递骑手和网约司机的情况一样。全总已认知到组织运输业工人及保障其权益的重要性，但它是否有相应的能力和政治决心则仍属未知之数。

资深劳工活动人士刘少明即将刑满释放，其余劳工人士仍等待庭审

资深劳工活动人士刘少明将于11月28日刑满释放。2015年，刘少明因「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其后被关押于广东省北部的韶关监狱。据悉，刘少明的身体与精神状况良好。

与此同时，张治儒、吴贵军、简辉、宋佳慧和何远程五位被捕劳工人士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接受庭审。今年1月，五名劳工人士在一次政府联合行动中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据悉与2014年深圳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有关。

此外，被捕的劳工活动人士还包括《新生代》的三名公民记者，他们积极支援为获得尘肺病赔偿而抗争的工人。

即使在本周四被释放后，已经年满61岁的刘少明仍可能受到警方的监控，无法立即继续参与对中国工人运动的支持。

刘少明1958年出生于中部省份江西。1989年，他前往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游行。正是那时，他加入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工会"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四镇压后，他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坐牢一年。

上世纪90年代，刘少明辗转至广东打工，从事过各种工作，并成为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劳工活动人士。在东莞裕元鞋厂罢工、广州大学城环卫工罢工、新生鞋厂罢工中，他多次帮助组织工人。经过数月紧张的集体行动，工人最终赢得了雇主支付的大额经济补偿金。

吴贵军作为一名劳工维权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众视线，当时，他正在深圳的港资迪威信家私厂组织工人，抗议资方拒绝就计划中关闭和搬迁工厂的赔偿问题进行讨论。其后，吴贵军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无罪释放。从那时起，吴贵军开始成为独立的劳工维权人士，专门帮助工厂工人争取社会保险和其他应该享有的劳工权利。

张治儒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劳工活动人士之一。他曾在家乡湖南的建筑工地及生产线上工作多年，其后，他于2007年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该机构在2010年后参与了多起劳资纠纷，指导数千名工人通过跟雇主的集体谈判争取权益。2014年，张治儒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甚至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称贊。

简辉曾为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何远程曾任《集体谈判论坛》编辑。宋佳慧曾是广州利得鞋厂的工人，在利得鞋厂的抗争中她被推选为谈判代表，该次谈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近年来最成功的集体谈判案例。

二零二零年

劳工活动人士陈伟祥获释

劳工活动人士陈伟祥及其两名同事在被行政拘留15天后获释。去年12月17日，三人于中国南方城市广州被警方带走。

获释后，陈伟祥感谢了他的支持者并呼吁大家更多关注其他被捕劳工人士。

祥子，真名陈伟祥，微信公众号「心环卫」的创办者，长期聚焦环卫工人的抗争行动，为工人们提供法律资讯。就在3日前，也就是祥子被带走的前一日，「心环卫」还报道了广州大学城浩洋公司拖欠工资达182万，130名环卫工坚持抗争了一整年，终于讨薪成功。

与此同时，另一名「心环卫」的誌愿者以及一名实习生也失去联络，另外六位添加了「心环卫」微信的工友也被约谈。

祥子出生于农村，长期以来一直为环卫工人的权益发声。然而，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却让他在2015年从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机会。最终，他选择于2017年赴美攻读劳工方面的课程，并取得了宾州州立大学「劳动与全球工人权利」项目硕士学位。

今年毕业回国后，祥子创办了「心环卫」微信公众号，这一平臺很快就在广州环卫工人群体中流传开了。长期以来，当地环卫工人忍受着薪资低、工时长、正式劳动关系缺失以及福利无法落实等问题。

过去几年，广州环卫工就工资及合同纠纷问题成功组织了许多场罢工，但是，随着物价持续上涨，工人工资却停滞不前，这无疑给年纪较大、清洁街道的农民工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由此可见，祥子及其团队为环卫工群体提供了切实的帮助，尤其是在维权行动被打压的当下。

祥子是今年年内最新被捕的活动人士，而他所做的不过是帮助弱势工人群体维护自身权益。今年年初，三名劳工活动人士及自媒体「新生代」的公民记者因长期帮助患有职业病的农民工被捕。几乎同时，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张治儒、吴贵军在内的五位知名劳工活动人士。知名反歧视社会活动人士程渊和他的两名同事刘大誌、吴葛健雄6月于长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协同突袭行动里，北京、广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工作者。10月底，#MeToo运动活跃人士及独立记者黄雪琴同样被广州当局拘捕。被捕的活动人士里，有部分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释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诉后等待庭审。

2019年中国劳动关系概览

2019年年末，「华为251事件」爆出，舆论哗然——科技巨头华为前员工李洪元在离职时向公司要求离职补偿及年度奖金，其后，被华为向深圳警方举报而被羁押251日。

对许多职场人士来说，他们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李洪元的经历不仅证实了他们与日俱增的焦虑，更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公司眼中，不过是拿来剥削、用完即弃的人力资源。发生在李洪元身上的，没准就在不远处等着自己。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放缓的经济大势之下，科技初创企业（包括数家独角兽企业）倒闭。随之而来的是科技产业数以万计的裁员，这些原本享有高薪的劳动者，有不少需要通过旷日持久的集体行动才能在被辞退前拿到合理的离职补偿金，美国甲骨文软件公司北京研发中心的员工们就经历了这一切。

那些仍奋战于岗位上的劳动者们，对企业要求的「996工作製」（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他们尝试反抗；对华为率先提出、将对企业的忠诚及奉献凌驾一切的「狼性文化」，他们也公开抵製。智联招聘在年底发布的《2019年雇佣关系趋势调研报告》显示，大部分员工忠诚度缺失（74.2%的职场人在当前公司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内）。绝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尊重员工、践行承诺是最重要的企业文化要素，而认可狼性文化的仅占7.7%。

年轻劳动者对当前劳动关系的不满一直存在，但这种不满在去年四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报告后变得更为强烈。该报告指出，养老保险基金到2035年有耗尽累计结余的可能，而2035年正是「80后」即将退休之际。

我们可以将2019年视为中国白领阶层价值观的转折点——年轻一辈不再接受过长的工作时间，长辈们那一套用吃苦耐劳换取美好生活的价值观也难以取得他们的认同，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体面工作、合理工资以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视。

不过，对大部分蓝领工人来说，最关心的则是能否按时发工资等更为基本的问题。

2019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收录了1,386起工人抗议，其中1,159起（约占84%）涉及讨薪。而且，建筑行业仍是重灾区，包揽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3%。尽管政府一次又一次承诺要解决建筑工人被欠薪的问题，但在建筑行业的抗议里，与拖欠工资相关的多达99%。建筑行业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后更为凸显，资方的信誉变得更难以维系。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年初发布的建筑业研究报告指出，建立行业工会是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通过和行业代表进行集体谈判，逐渐解决建筑工人工资不合理、工作条件难以保证等问题。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一大趋势便是在服务业日趋繁荣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工人集体行动也越来越多，工厂工人抗议的数量则相对下降。在过去六年里，工厂工人的集体行动从2014年占总数41%的峰值一路下滑，而服务、零售行业则从2014年的9.7%上升到了去年的23%。去年，服务业工人集体行动所占比激增，从13%一跃升至18%。

显而易见，在工厂不断停产或搬迁的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抗争的主阵地也正从工厂偏离，慢慢转向商店店员、销售经理、餐馆或酒店员工、环卫工人、医护人员以及休闲行业从业者。2019年数百家健身房相继倒闭，健身房员工的集体行动频发，便是这一变化的印证。服务及零售业从业者通常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失业风险也更高。在国内，甚至连效力于较低等级球队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也遭遇了连续数月的欠薪，最终只得自行发起抗议。中乙海南队（富力地产所有）的一名球员说，他们的情况和被「包工头」欺骗的农民工一样，只想讨回薪水然后回家过年。

去年，运输行业的工人抗议在数量上有所下降，但仍是工人集体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送餐员及快递员成为了交通行业抗议工人的前线，尽管去年12月，数起规模大、偶尔出现暴力的出租车司机抗议在全国各地爆发。这波抗议证实了出租车司机积怨已久——与无证黑车的竞争、政府监管不到位、出租车公司的不当管理，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解释了为何由2017年至今，本已逐渐式微的运输行业抗议只需要一点冲突，就能再次被激发。

与其他群体不同，出租车司机的抗议往往能号召几百甚至上千名参与者。去年，绝大多数的抗议行动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工人们并非以大范围扰乱社会经济为目标，而是想引发舆论关注从而推进那些久未解决的问题。从数据上来看，少于100人的抗议有1,297起（94%），人数超过1,000的只是极少数，但在2014年，7.2%的抗议规模达到1,000人以上。

也许是抗议规模整体有限，纵观2019年，警察的介入只在173起（12.5%）抗议事件中出现，其中30起（2.1%）抗议中出现逮捕。若将视线拉回以大型工厂抗议为主的2014年，我们可以从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上看到，有警察介入的抗议多达27%，8%的事件出现工人被捕的情况。

去年，发生在私营企业的抗议占了79%（基于可以确认所有权类型的企业进行统计），这与我们2018年劳动关系总结所估计的趋势一致，即发生在私营企业的抗议远超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该总结还指出，鉴于国有企业减少正式雇员、更多使用外包劳动力，国企员工的薪资及工作条件将会变差——2019年与此相关的大型抗议便是12月份长春一汽国际物流员工发起的，但总的来说，由于国企自身更强的政治敏感性，国企员工组织抗议往往更困难。这一困境在过去一年变得更为严峻，因为党政机关领导愈来愈渗透入国企管理层，这样一来，工人的抗议就不单单是针对企业雇主的抗争，而会被看作对执政党的反抗。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全国各省份地区均出现工人抗议，而包括广东、河南、江苏以及山东在内的较发达省份，仍然是抗议的主要发生地。爆发于广东省内的抗议数量占全年总数的10.5%，发生于广东的製造业的抗议则占到全国製造业抗议的24%。这些广东省的工人抗议中不少都和工厂关闭及搬迁有关，这也侧面体现出了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以出口为主的製造业。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新疆的工人抗议从2015年的33起，下降到2019年的4起。这一明显的变化一方面要归因于新疆与外界的隔绝愈加严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政府对新疆境内工人抗议的容忍度不断下降。新疆当局去年开展了一项强硬的行动，旨在将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改造为工人大军，从而为中国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

尽管，警方介入工人集体行动的情况总体上有所减少，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以及劳工活动人士的打压则愈演愈烈。年初，三名劳工活动人士、自媒体「新生代」的公民记者因长期帮助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工被捕。几乎同时，深圳警方抓捕了包括张治儒、吴贵军在内的五位知名劳工活动人士。知名反歧视社会活动人士程渊和他的两名同事刘大誌、吴葛健雄7月于长沙被捕。在5月一次警方的协同突袭行动里，北京、广州、深圳的警察同步拘捕了多名关注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工作者。10月底，#MeToo运动活跃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同样被广州当局拘捕。年尾，为环卫工人发声的陈伟祥及其两名同事在广州被行政拘留15日。被捕的活动人士里，有部分在未被起诉的情况下被释放，但也有部分在被正式起诉后等待庭审。

陈伟祥事件爆出后，环卫工人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管理製度不合理等问题再一次引起大众关注，加之此前南京环卫工被公司要求佩戴GPS手表，只要在上班期间原地停留20分钟以上，手表就会自动发出语音提示环卫工人要继续工作，人们愈发关心环卫工的情况。2019年，环卫工人抗议共计18起，并在夏季迎来了一轮集中爆发。

同样地，自媒体「新生代」的记者被捕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中国农民工患尘肺病的严重情况，以及他们长期寻求合理补偿未果的经历。去年，来自全国各地、因在煤矿或建筑工地任职而患上尘肺病的工人开展集体行动，寻求合理赔偿以及医疗救助。尽管部分抗议遭到镇压及逮捕，仍有部分抗议者成功取得赔偿。年底，政府下发通知，要求自2020年开始，在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尘肺病重点行业，开展为期三年的工伤保险扩面专项行动，将尘肺病重点行业职工依法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虽然政府此项计划不外乎重申既有的法律法规，但这仍是政府愿意解决尘肺病难题的信号。

整体来看，自年初江苏盐城响水化工园爆炸发生后，安全生产在去年引发了更多关注。这场造成78人死亡、617人受伤的事故使得传媒广泛报道化工园内反復出现的违规生产现象，以及在其余火灾、爆炸及煤矿坍塌中同样存在的监管不足的问题。2019年还有数起备受关注的煤矿事故，例如11月18日致15人遇难的山西平遥二亩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批评该矿主要负责人利欲熏心，对诸多安全措施置之不理，生产过程未保证足够通风，因此导致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发生爆炸。

纵观全年的官方数据，安全事故的数量及死亡率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工人面临的问题依旧显着，企业持续无视员工安全、政府监管不力所引起的不满，已在工人群体及公民社会中逐渐发酵。

香港医护罢工的背景，映照了中港城市医护员工的未来

史无前例的香港医护人员罢工在上周五结束。这次罢工由最近成立的医管局员工阵线发起，高峰期间有近8000名会员参与，占医院管理局员工总人数一成。罢工员工要求政府在新冠肺炎肆虐下禁止内地居民来港，确保口罩供应充足，并要求管理层为前线员工提供足够装备、隔离病房，停止非紧急服务，并且不对此次罢工秋后算帐。

此次罢工中，工会指出了各种合理的问题，并罕见地提出要与香港政府及医管局进行谈判。医管局声称与工会代表谈判，却拒绝对工会的罢工诉求做出回应。以至于罢工提出的多项本就存有争议的诉求，例如，频繁往返中港的香港居民也是疾病的潜在传播者（甚至人数比内地来港人士更多），要禁止他们行动又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所需等等，失去了通过谈判达成共识的机会。另外，在工会罢工压力以及疫情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港府分步骤封闭了中港关口，实际上等于落实了工会提出的罢工诉求，却仍然坚持强硬的不谈判态度。而工会方面，针对政府已错失农历新年前封关的时机，工会是否仍然应将诉求优次放在禁止内地人来港（每天入关人数经局部封关后已下降）？以及工会如何应对政府宁可实际上落实大部分罢工诉求（单方面封闭了更多关口并隔离入境人士）也不跟工会谈判这一打击工会代表性的做法等等，工会必须准备好长期面对自身经验不足和对手强硬傲慢的准备。

从医护人员士气的角度来看，这次行动标誌着员工面对公营医疗系统问题的决心。医护人员向管理层清楚表明了：在公营医疗千疮百孔，人手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他们有权拒绝继续工作。此举既是照顾员工的利益，亦是考虑病人福祉，员工不会再被空泛的责任心束缚。

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可谓病入膏肓，这次新冠肺炎只是再一次把各种结构性问题以最丑陋的方式揭示出来罢了。本文将简单勾勒这些问题，并且借着检视香港医护人员今天所面对的情景，来映照中港两地城市医护员工的未来。

营养不良的香港公立医院

去年12月，当医管局员工阵线接受《立场新闻》采访时，它还只是一个300多会员的组织。该工会因为反送中运动成立，抗议警方滥权、拘捕义务救护员，并集合员工应对医管局的打压。当时，三名筹委向记者表示︰工会目标是招收8000名会员，以增加代表性，为将来行动累积更大影响力。然而，香港公营医疗系统问题之严重，加上新冠肺炎迅速在全中国蔓延，工会的招募人数在短时间内便超额完成了（2月时已达到2万人）。

香港医疗人手资源不足远非近年的事情，而是殖民地时代遗留的问题。港英政府占领香港期间，一直以打开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为重心，对于殖民地的社会福利采取放任态度。直到1964年，政府才公布战后首份医疗服务政策白皮书《香港医疗服务发展》，建议加建诊所和医院，病床比例由1963年的每千人2.9张，增至1972的4.3张。到了1974年，政府再次推出新的咨询文件，建议加建医院，病床比例增至每千人5.5张。不过，这个目标一直未有达到。

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公营医疗系统曾经短暂有所改善。 1990年医管局成立，统一管理公立及补助医院，增加医疗经费，医疗服务品质大幅改进，曾使私人市场受压。然而，随着战后婴儿潮结束，香港人口老化，加上其后的经济危机影响，政府再次削减公营医疗系统的资助。 1999年政府推动护士学位化，停办多间护士学校；2002年医管局冻薪及削减增薪点；2003年医管局削减1200张急症室及普通科病床，病床数量到现在仍未回復当时水平。由此可见，香港的公立医院即使在不少医疗科技上有所改善，人手质素提升的情况下，也一直处于资源不足的虚弱状态。

屋漏偏逢连夜雨：长者照顾政策的彻底失败

当医院医疗的基础出现危机时，另一面爆发的问题则是长期照顾及预防疾病的失败。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近年公营医疗系统的情况应算贴切。

学者钟剑华在文章《长期护理照顾政策》引述的这组数据已足以点出问题的严重性：

香港政府统计处2015年发布的人口推算估计，香港超过100万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60岁以上更超过120万人，到了2047年将接近人口总数三成。
长期病患及残疾人士的人数也在上升，2013年香港有58万名残疾人士（未包括智障人士），当中接近七成年龄达70岁以上。
长期病患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长期病患占整体人口19.2%，约138万人，其中未满60岁的患者占35.9%。
综合这些数据来看，接近八成香港的长者有长期病患，另外至少四成是残疾人士。不过，虽然长期照顾及老人的健康问题跟医疗系统密切相关，但相关政策是由劳工及福利局负责，与医管局的职责分离。当长者人口增加，长期病患率上升，残疾人士与长者的寿命增长，缺乏整合的做法难以处理大量增加的需求。

以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为例，钟剑华指出此服务自2003年成立开始一直维持在60支的规模，随着新屋村落成、长者人口增长，队伍数目仍然维持不变。长者轮候送饭需时半年至一年，轮候家居清洁需时一年或以上。 2019年最新数字显示，综合家居照顾服务体弱个案的轮候时间问题最为严重，仍有7351人在等候，平均轮候时间16个月，有21人未等到服务已经离世。

香港公立医院的事实

这就是香港这个繁荣的资本主义都市下的真实。当老人及长期病患者长期乏人照顾频频入院，医院有再多人手和资源也是徒劳。特别是冬天流感高峰期时，问题的爆发更令人神伤。一位在公立医院任职的医生D说︰「十二月底数天天气稍降，不少老人因为抵抗力太差感染肺炎死了。」D提到这些送院的老人不少长期在老人院卧床，缺乏运动，其实跟等待死亡没什么分别，医生可以做到的事情已经很少。

一名曾任职护士，这次也有参与医护罢工的员工则表示，自己以往因为深感无法好好照顾病人而决定转职。 「现在一般病房的环境比2010年还要差。不少病床强行在床与床间加上，或放在走廊，每次有人巡房便把床推走，製造假象，我工作的医院未出现新冠肺炎时用量已高达110%。」她说。

除了病患不断入院令医护人员应接不暇，病人难以出院亦是病床用量难以纾援的原因。参与工会统筹工作的护士梁先生指出︰「有三个原因令病人滞留在院。首先是病人一直卧床等待检查期，但由于其情况不属最紧急因此检查被不断拖延，无法开始治疗。另外，病人情况不稳定，例如血压指数经常变化，医生也不会允许出院。再来便是无人照顾，以至出院后情况转差又再度入院。这些问题均使一些正常轮转率在一至两天的病房出现卧床数月的病人。」

立意良善的医院政策变成愤怒的来源

医护人员极大的工作量令一些可能是有益的政策也扭曲了本意。以护士所需要负担的行政工作为例，一位已经退休的护士表示，填写表格的背景是对应病人权益提升，为了在投诉时有所证据，并且确保医生和护士的规范而出现的。

然而，随着医疗事故的增加，病人家属投诉频繁，医护人员被要求填写愈来愈多表格。护士梁先生列举出来的表格便有十份，由填写病人的一般病历，到体温、血压、摄水、转身、伤口、外游记录、自杀预防等包罗万有。当处理这些新增工作的人手没有增加，护士照顾病人的时间便变相被行政工作不断蚕食，使员工工作压力更严重。

问题积压至此，使医管局提出各种短期纾援措施都成为员工更为不满的原因。 2007年起，医管局设立特别超时津贴计划（SHS），以额外加班提供较高工资的方式吸引休假员工继续工作，曾经纾援了人手问题。然而，随着各类结构性问题不动如山，医务人员对超时津贴计划的态度愈来愈两极化。一位工作接近二十年的外科护士说： 「身边没有人会申请，我们称为卖血，平时工时已十多小时了。」另一位注册护士则说： 「卖血积极程度因部门而异，整体而言算是受欢迎。年轻的护士较常这样做，很多时候都会把身体挨坏。」

超时津贴计划正好反映了现时医院系统的整体人手情况︰资深的医护人员不胜负荷，又或者对公营医疗失望，转而走升学、转职或到私人市场执业的路。不断流失的人手便倚赖刚毕业的劳动力补上，他们精力充沛，愿打愿挨。然而，数年后他们之间不少人便会难堪重负而离职。因此，一代代辛苦培育的人才终究流失，整个医疗系统的问题无日无之。

中国城市医护面对的矛盾或更严重

香港医疗体系面对的问题如何映现中国内地医护人员的困境，确难一概而论。不过，在一些关键的趋势上，可以看到两地之间的共通点。中国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口估计将会从2018年的1亿6600万人增加至2030年2亿5千万人，上升约五成，总体医疗需求的增加惊人。然而，当下政府在医疗投资上的占比仍然只占GDP的5%左右。

随着沿海城市急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城市化不断扩张，一线医疗资源集中在各省的大都市，造成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医疗资源严重不均的问题。现时，中国农村居民生病后，有基本经济能力的人都希望得到城市医院的治疗，以至涌入三级医院的人长期居高不下。去年6月，《南华早报》报道，2300间中国城市的三级医院长期全员运作，仍然无力应付庞大的医疗需求。然而，95万间次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时出现病人不足的情况。

在深圳，中国劳工通讯以往采访过的护士每周便有三至四天要连续工作12小时。该名受访者甚至认识因长期过劳而英年早逝的医生。她形容，医院内病人家属与医护人员的情绪相当紧张，特别是儿科病房里，家属担心子女接受的治疗是否有效，任何差错都可能使潜在的矛盾爆发成医闹事件。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当病人家属的财政难堪重负，而病患又没有起色时，直面病患的医护人员成为了医患矛盾的最前线，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直接受到威胁。

中国医疗系统的构成復杂，各种问题成因也与香港不尽相同，本文难以详述。然而，这无碍指出一点：当各种慢性病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展而普及，社会人口寿命增长又使人口老化，必然要求愈来愈多的资源去预防和照顾病者。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以及政府对相关准备的滞后，城市医护人员需要承受的压力和危险，将会比他们在香港的同行更为巨大。

推动转变的时机将稳定地出现

还未爆发新冠肺炎前，参与医管局员工阵线的梁先生说，工会短期的目标是对抗医管局打压表达政治立场的员工，以及跟进职场欺凌问题，长远而言，才是解决医院内长期人手不足的情况。

不知道经历这次罢工后，工会的方向会否调整。需知道，在当下香港的政治经济製度里，每年流感高峰期将注定会是医护人员压力爆发的时刻，医院用量必然会超额运作，而且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有长者因为抵抗力不足而逝世，并且为医护人员累积使人灰心丧气的无力感。这样的局面可谓稳定出现的公共卫生事故。但反过来说，可以预见的流感高峰期也将会是工会推动转变的绝佳时机。

对中国内地的医护人员而言，当医院的工会长期僵化，公开集体行动亦要背负更大的成本时，要集体组织寻求改变更为困难。然而，不能忘记的是，城市医护人员平日面对的矛盾之大，可以是生与死的问题。当争相竞争医疗资源的情况更趋白热化，医护人员的压力到达难以忍受的时刻，工人斗争的规模和爆发速度绝不应轻易低估。

新冠疫情下，香港饮食业员工的劳动状况记录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的餐饮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根据媒体报道，这次疫情比SARS的破坏力还大、餐厅或停业或转型、大量员工被放无薪假……

香港政府统计处3月17日公布的数字显示，餐饮服务业的失业率上升至7.5%，就业不足率3.5%。以2018年餐饮服务业从业人数约49,700人估算，失业人数约为3,700人，就业不足人口则为1,800人。然而，失业率会掩盖该行业总劳动人口变化的情况，亦即是，假如餐饮服务业就业人口整体减少和流失，但失业人口不变，那么失业率还是会上升。

由此可见，一个失业率的数据其实不能说明什么。特别是，在香港这个高度资本化，住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昂的城市生活，餐饮业工人失业数天的惶恐、家庭生活即时的困顿，需要更多资料来说明。

为此，我们访问了多年在中式餐厅楼面工作的金先生，记录他在经济萧条期的劳动状况和生活改变。

惶恐的两个月：萧条、无薪假、拖粮

香港餐饮业受疫情的第一波影响，是在1月下旬。金先生当时在西九龙一家中餐馆工作，担任楼面的高级主任。据他所说，影响最大的两次事件如下：

                   
事件

结果                   

1月29日

一段有关圆方商场出现多名保安及客户服务员发烧并请病假的录音在网络上流传

当晚的预订有5张臺取消

2月9日

「打边炉家族」家庭成员连续确诊的新闻出现

当晚全数预订都取消了

顾客惧怕出外用膳造成集体感染纷纷取消预约，结果是：2月10日，老板出了书面通知，要求员工放14天无薪假期。书面通知给出的原因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以致经营困难」。所有员工都签了这份书面通知。餐厅同时还给了口头通知，说明如果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可以直接辞职，公司不会阻拦。原本按照雇佣合约上的规定，离职需提前1个月时间通知。

金先生平日早上在庙街一家茶餐厅兼职，中午至晚上则在中餐馆上班。由于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小孩，小女儿才1岁多，14天无薪假的打击太大了，因此他马上另找工作。 「我由佐敦走到长沙湾，每一家茶餐厅都进去问请不请人，大家都叫我回去等消息，心情真的很绝望。最后，一家附近的茶餐厅打电话回来，说雇我工作，你实在不会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就像听到天使一般……」

找到工作后，他在2月23日，即14日无薪假期的最后一日主动离职。不过，原本应该在7日之内结清的工资，会计部没有按时发给他。

由于其余员工都收正式通知后被解雇，金先生觉得，是因为他自行辞职招来经理层不满，才成了唯一被拖欠工资的员工。 「（公司）可能觉得，我虽然这样说，你竟然真的辞职！分区总监可能对我很愤怒。」于是，会计部以差一位经理层的签名、且该位经理生病为由，一直没有发放之前的工资。后来，因为一位分区经理的帮助，会计部转变了态度，在3月9号发放了工资。

中餐馆的人手减到原来1/4左右。餐馆按照厅面、厨师、清洁来分工，但由于人手不足，餐厅的4名厅面便轮流承担洗碗、清洁、打杂的工作。不过，后来似乎因为人手严重不足，还是聘了兼职。以下是金先生离职的中餐馆劳动力转变的情况：

 
楼面

厨师

清洁/洗碗

疫情前的人员情况

12个

5个

2个

三月份

4个

1个

0.5个（兼职）

疫情下的工资和工时变动

金先生十多岁开始在餐厅工作，一开始在厨房做学徒，但当时觉得工作不适合自己，于是转做楼面服侍客人，后来做过上海菜餐厅的部长、高级主任，一做已是十多年。相比一般饮食业员工，他工作卖力，下单送餐清理臺面以外，还处理顾客投诉、跟食客打好关系、跟上司商量如何宣传餐厅，有时还乐在其中。因此，在老板眼中，应是模范好员工了。

这么一位员工在上扬期的工资和工时是如何呢？据金先生所说，他工资曾达17,000元，加上兼职每月帮补8,000元左右，可以赚到25,000元。

不过，这样的工资自然是以超长工时换来的。疫情爆发前，他早上6点便开始在茶餐厅兼职，一直工作至11点半，中午12点至晚上10点半则到中餐馆工作，差不多整天待在餐厅里。扣除下午3点至6点的休息时间，金先生每天工时基本为13小时，通勤时间约1小时。 14小时的劳动时间，已接近一人做两人份的工作了。

现在，金先生要保住工作也有难度。兼职的工作靠着人脉关系，还凑到三天的工作机会。至于在茶餐厅做店员，他没有透露工资多少。不过，保守估算整体工资应减少了1/3。金先生的工时却并未减少很多，仍然维持在每天10小时左右，亦即是：他的时薪下降了。

身为一家之主，这样的收入变化使支撑家庭更困难。 「我最讨厌那些人说香港人最钟意返工（香港人最喜欢上班）。我不上班谁付子女的开销？曾经在茶餐厅听到年轻人这样说，差点没忍住上前揍他。」 

我们请他整理一个任职饮食业的公屋四人家庭上月开支，结果如下：

开支种类

金额（HKD）

公屋房租

2,750

水费

230

电费

150

衣物

500

食物

500

卫生用品

0

子女开支

3,000

交通费

520

父母家用

5,000

其他

10,000

总数

22,650

「食物开支因为我在餐厅工作，自然少了许多。太太每天买减价时段的食物，也省了不少钱。不过，之前水电因为儿子停课在家而多了不少，于是我请父母来照顾他。」金先生说。

「卫生用品则靠太太在师奶（中年妇女）群组里找，真的不能少看她们，各种平价货也有。而且我在疫情全面爆发前便买了一些口罩，因此不用挨贵价货。」他稍带自豪地补充道。

那「其他开支」这个惊人的数目又从何而来呢？ 「女儿的奶粉钱、尿片钱，买儿子的游戏，各种停课时的额外开支。太多细数了。」他解释。这样看来，即使夫妇二人省吃俭用，小孩的开支仍然令金先生一家颇为吃力。

「我们已经不是最受影响的了。之前经过深水埗，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住笼屋、劏房的失业户，难免精神挨不住的……」金先生忆述。

挨过这一关后的未来

找到新的茶餐厅工作，金先生原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始终这里是地铺，附近有公共屋村，顾客比较稳定。商场的餐厅便不要说了，死得很惨。」然而，随着连锁快餐店暂停晚市，政府对食肆经营做出新限製，金先生担心传统饮食业将会再被波及。

跟一般接触到的楼面员工不同，金先生是某一类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人。 「楼面员工常常站立工作，而且有些食客吃相很差，有时还呕吐，因此工人处理很多客人的秽物，算是厌恶性工作，愈来愈少人应征。」他说， 「不过，我喜欢服务别人和帮人解决问题当中的成功感。假如没有家庭负担，我想有自己的私房菜，亲自服务自己的食客。」

不过，在这一刻再谈及工作中的喜悦难免愈来愈难了。而且，就算挨过疫症这关，餐饮业的发展也多了许多未知之数。随着餐饮服务业人数更为短缺，一些连锁快餐店近年引入了电子下单和支付系统取代工人，一了百了解决人手问题。厨房内食物处理的中央和外判化则更有十多年历史。由此推想，未来餐饮业的招待工作会否愈来愈少？

金先生认为替代未必会到来：「中国内地海底捞的电子化确实吓惊了我。但相比内地，香港的情况未免太过落后了。因此可以反过来看，这是让员工有更多自行发挥的空间。」金先生提到一个例子：以往餐饮业要工人自己担整袋面粉上楼，近来的「进步」是，工人终于两人一起搬重物，而且有手推车，可见其发展的速度。

或许金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现在，他正埋首和雇主一起商量如何增加茶餐厅的客人，期望以此减低失业的压力，餐饮业在疫情后的变动会如何发生自然未引起必要的关注。继考虑推行「禁酒令」后，一般食肆现时被要求限製入座率，以应对渐趋严重的疫情，金先生的生活将更为艰难。

中国企业在倒闭、减薪、裁员下復工，工人集体行动同步回升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采购经理指数（PMI）大幅回升，无论是製造业、非製造业，还是综合PMI皆回升至52%以上，大中型企业復工率为96.6%。

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反映企业生产量等各类指标绝对值的变化，而只是反映企业生产的趋势。因此，3月份PMI指数约为52%，仅代表相比上月，中国一般产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停止下滑，整体气氛有所回復。

要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经济恢復情况，还可以参考《财经》杂誌的调研。该调查访问的企业七成以上是小微企业，截至3月13日，復工水平超过一半的只有37.7%，人员到岗率不足50%的达到26.3%，35.9%的企业仍在停工，可见3月上旬，不少小微企业虽然復工了，但只是以一半以下的产能生产。另一方面，工信部在3月28日的数据则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达到了98.6%，人员平均復岗率达到了89.9%。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爆发，部分企业虽然復工，却面临大批订单被取消的第二波打击。环球纺织的微信公众号表示，绍兴柯桥有78.4%的纺织企业表示订单在减少，64.8%的企业反映已有订单被客户取消。该文同时引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信息，指长三角、珠三角「真正有活干的只有30%左右，因为缺少订单」。

以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为例，财新网报道，由于当地企业取消服装及手饰业的订单，义乌一家以外贸为主的首饰加工厂马上受压。负责人表示，「从上周到这周以来已经有5%的订单被取消，哪怕没有取消的订单也在考虑收缩规模或延迟发货」，估计「全年30%到40%的订单会没有」。

经历两个月的疫情打击后，13.8%的接受《财经》访问的企业表示面临倒闭风险，41.9%的企业预计上半年营收将同比减少50%以上，约45%企业因此削减员工工资，近三成企业裁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復工，自然伴随着工人的抗议。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3月录得50起抗议，较2月9起抗议事件大幅上升。

当中，大部分事件发生在服务业（23），其次是交通运输业（11）、建筑业（6）、製造业（6）及教育业（4）。服务业中，则以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和医疗服务等行业为多。例如3月24日，河南省南阳市1919酒类直供员工便挂横幅抗议企业以疫情为由大规模拖欠工资及辞退员工，更曝光集团短讯指被裁人员恐怕达2000人。

疫情期间饱受压力的医护相关人员亦有零星抗议。山东淄博高新区荣德医院、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隔离点及宁夏慈安妇儿医院的员工分别发起讨薪抗议。湖北大学隔离点的的安保人员表示，官方政策的补贴是1000元/天，但安保公司实际给到的是250元/天。 「他们亲口承认国家标准给到安保是1000元/天；保洁1200元/天。中间这部分哪里去了？中介平臺就算要收费，为什么收这么高的费？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不太公平？」此外，员工们表示，招聘时写明工作不接触隔离者，但实际是在（隔离点）内场工作。

环卫行业积弊已久的市场化问题则在疫情期间再次打击员工的生计。 3月10日，广东省广州市环境卫生管理站拖欠140余名环卫工人1月份的工资。一名环卫工人向环卫站负责人讨说法时，却被告知「没钱发工资」。 「副站长说，我们是自负盈亏的，现在受疫情影响，商户都没开门，收不到垃圾费，也就没工资发。」该环卫工虽然得到工会帮助讨回了环卫站工人工资，但其后被秋后算帐，扣减了节假日的上班机会。没有加班费，环卫工人的生活将难以为继。

交通行业方面，多地出租车司机接连发起抗议，要求减免租金和承包费，以此度过新冠肺炎的难关。例如3月30日，河北省任丘市上百辆出租车便聚集在市政府门口前，要求减免疫情期间的出租车租金、降低年租金、以及为因身体原因而无法续租的承租人无条件解除合同。网约车司机群体的处境同样堪虞，3月13日，河南郑州一公司门前上百网约车司机排长队要求退车。据悉，司机每月租金3800元，虽然公司免了2月份租金，但是3月份生计仍然惨淡，连吃饭充电的钱都不够。有关出租车行业的详细情况，请参阅《疫情下出租车行业处境艰难，司机诉诸集体行动求存》。

至于建筑业的工人抗议，最受关注的莫过于3月19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筑工被拖欠隔离补贴一事。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表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建好医院后即被安排隔离，然而隔离满14天后，仍然不被允许离开隔离点，中建三局则拒绝继续发放补贴。被隔离达一个多月后，工人终于忍耐不住，聚集起来讨要说法，其间发生推撞打斗，警察到场亦难以解决问题。

製造业员工则面对企业破产和拖欠工资的情况。 3月23日，广东省东莞市的泛达玩具被曝出拖欠工资，员工讨薪时被打。网上消息指出，东莞泛达玩具因外贸订单取消导致公司业务量骤减，资金链断裂。企业于是宣布结业，工人突然失去工作，不禁茫然地追回之前被拖欠的工资……

企业在復工復产的压力下，将新冠肺炎带来的损失转移到工人身上，中国各行业工人的抗议再次復活了。欲知工会如何处理工人在疫情期间面对的种种问题，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最新推出的《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第九期报告。

疫情下出租车行业处境艰难，司机诉诸集体行动求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近三个月以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运输业作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行业首当其冲。而出租车、公交等客运行业，更要同时面对防疫风险与需求暴跌两方面的压力。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自一月末以来，共收录了十一起出租车行业的抗议事件。本文将通过对这些事件的研究，分析的哥的姐们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的冲击与面临的困难。

受疫情冲击，出租车司机要求减免「份子钱」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集体维权行动高发地带，在过去15个月内，我们一共记录到73起与出租车行业有关的集体行动事件，占交通运输行业近四成。在2018年之前，出租车行业集体行动往往与滴滴等网约车服务所造成的冲击相关。而在疫情爆发前，冲突主要与 「两权合一」有关。

今年一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出租车行业一度停摆，疫情逐渐受控后，出租车司机也面临客源减少、收入暴跌的问题。据《南宁日报》报道，南宁市巡游出租汽车单车日均营收仅120元左右，较2019年同期下降80%，部分驾驶员无法出车正常营运，处于无收入状态。

春节假期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十一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事件。这些事件的地理分布颇为广泛，从辽宁、山东，到广西、贵州，南方和北方各省均出现了出租车司机抗议。其中七起事件，出租车司机要求公司与各地监管部门减免「份子钱」等费用，并在政策上予以帮助，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合理推断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城、停工等冲击造成客户量与收入的暴跌，是全国出租车行业面临的共同困境。

除油钱、车辆维修等成本外，出租车司机每月还需向拥有出租车运营牌照的公司支付数千元的管理费，也就是俗称的租金、「份子钱」、承包费等。若出租车司机本身不拥有车辆的话，每月需交给车主的租金也相当可观。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与商贩、店主等类似，即使在完全不进行运营活动的情况下，每月也有一笔数额颇高的固定成本。

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出租车行业的运营活动基本处于冻结状态。首先是二月份，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大都要求出租车行业停运以配合封城、封闭小区、以及延长假期等防疫措施。而復工以来，全国各地低迷的经济形势以及依旧严格的出行限製使得出租车行业的客户需求量暴跌。在如此严峻的经济与行业形势下，每月数千元的租金、「份子钱」等固定成本使得出租车司机们普遍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在收入接近于零的情况下，正常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因此的哥的姐们自然选择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向公司与监管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与难题，希望有关方面能够意识到疫情为行业所带来的困境，能够与司机们相互体谅，共度难关。

各地纾缓政策：减免「份子钱」发放油补

3月3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鼓励各地采取阶段性减免「份子钱」等措施，帮助出租车司机度过难关。经过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协商，多地均出臺了减免「份子钱」的政策。据悉，西安市是疫情期间全国首个免除承包费和服务费的城市。自2月至3月底，西安市已免除三轮「份子钱」，惠及出租车14769辆，累计免除费用1.2亿元，这些费用由数十家出租车企业承担。

长沙、吉林、三亚、柳州等地交通部门及时发放2018年成品油价格补贴，为出租车司机解燃眉之急。也有地区交通部门，如沉阳、贵港等地提前发放2019年油补，以支援司机生活。

此外，杭州市设立了出租车疫情专项补贴，每车2500元，其中疫情严重的2月份补贴1500元，復工復产的3月份补贴1000元。广州市亦于2月按照市区正常双班营运车辆3600元每车每月的标准，向驾驶员发放综合生活补贴。

在工人集体行动记录的11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中，大多数出租司机的诉求都得到了公司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初步回应，表示会尽快研究以便拿出相关方案来妥善处理司机们的诉求。但在辽宁大连的案例中，当地一些出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司机们在疫情期间的困难，反而催促司机缴纳租金。

尽管出臺了相应减免政策，仍有许多出租车司机表示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3月10日，柳州市上千出租车司机聚集街头，要求出租车公司减免全部承包费。柳州市燃油出租车承包费为130-140元/天，电动车是180-200元/天。此前，经市出租车主管部门协商，十几家出租车公司连续两次减免出租车承包费，规定2月份如未出车，可不缴纳承包费；阶梯式减免3月份承包费；4月份正常收取承包费。由于乘客稀少，司机们认为减免费用治标不治本，但公司坚持，退车需缴纳上万元违约金。

当天下午，柳州市运管部门和几家出租车公司高层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回应司机的集体行动，承诺5天内给出答復。

3月13日，柳州柳航出租车公司发布公告，每辆出租车预支8000元油补，用于支付出租车运营的加气、充电等基本经营费用。4月初，柳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再发文件，决定继续减免承包金。文件规定，4月份收取50%承包费；如车辆停驶，则不收取当天承包费；5月份承包费收取标准待定。

中国劳工通讯致电柳州市总工会发现，当地工会办公室、服务中心、基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对于这起规模达数千人的集体行动并不知情，而少部分对该事件有所耳闻的工作人员并不负责处理相关事件，也无意主动接触出租司机与相关人士。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柳州市总工会配合政府工作，主动调配财政资金、防疫物资，对当地运输企业进行补贴与帮助，例如柳南区总工会提供了九万五千元的防疫物资。

与过去集体性事件的起因不同，疫情为出租车行业带来的问题并非以往常见的劳资双方的对立与冲突。在面对新冠肺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冲击时，司机、公司以及监管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与困难，需求、收入的减少以及防疫的风险同时威胁着所有利益攸关方。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下，各地工会应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製，充分理解司机与企业的困境，促进製定适宜有效的纾缓政策。

激烈的竞争、「两权合一」与推行电动出租车

除去七起要求减免疫情期间「份子钱」的抗议外，另记录到四起集体行动中，有三起事件是司机间因「抢客」而发生冲突。其中两起事件发生在出租车司机与网约车司机之间，一起为出租车司机间的冲突。

另有一起要求「两权合一」的抗议。「两权合一」是指出租车司机要求明确车辆的所有权与运营权，将其统一划归给作为车主的驾驶员。过往的行政监管与法律条文模煳，导致作为出租车辆主人的司机们需要依赖于拥有运营牌照等准入资格的出租车公司。而拥有权力庇护的公司，往往通过各种巧立名目的费用，诸如「份子钱」、保险费来压榨辛勤劳动的的哥的姐们。与」两权合一」有关的集体性事件是过往两年交通运输行业抗议的主要构成。在经济衰退、客户需求暴跌的情况下，想必各类摩擦与冲突将会进一步增多。

此外，我们亦注意到很多地方出租车司机团体表达了对各地政府近来大力推行、乃至强製推行电动出租车政策的担忧与不满。出租车电动化的政策，看似光鲜，为环保做出巨大贡献，但实际上电动车在很多一线的哥的姐们看来，完全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废品。比如对于北方的司机们来讲，当前电动车根本无法在冬天的低温环境下正常工作。而更换电动车的高昂成本，也是司机们难以承受的。这些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千万劳动者的生存，但往往被政策製定者与执行者有意忽略。各地政府与监管部门在积极推行此类政策时，如果不听取从业者与劳动者的声音与需求，而以官僚集团的利益为本位，就会激起劳动者的激烈反抗，造成双输局面。尽管目前各地出租车司机群体只是在言论层面表示担忧与不满，但若各地交管部门不及时调整政策的话，对出租车电动化政策的反抗可能会成为2020年出租车行业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一场全球性经济风暴已经近在咫尺，中国劳动者已经开始承受这场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出租车行业，乃至客运行业整体，在接下来的数月内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与压力，需要政府、企业、工会与司机们共同努力与配合才能降低各方所受的冲击与损失。

新冠疫情之下，印度非正规工人的困境

在全球政治领袖们看来，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家居隔离这些遏製新冠病毒流行的方法显得愈加迫切。最极端的例子也许就是印度——这里，封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保持社交距离给全世界工作模式带来巨大改变——人们将工作场所挪到线上或是在家办公等等。然而，即便在发达国家，这种简明转变的背后也暗藏特权，因为并非所有行业都能实现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只有那些家中拥有足够资源和支持（例如稳定的互联网）的劳动者才能居家办公。

自年初中国爆发疫情以来，我们不难发现，尤其对那些能在公共卫生灾难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岗位，离开原本的工作地点往往是种奢侈，例如环卫工人、送餐员、出租车司机、护士以及护理人员。这些劳动者对保持社交距离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并批评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一刀切」。

在印度宣布为期三周的全国封锁后，数百万移民工人离开城市，一个个令人心痛图像和故事清楚地表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防疫措施应叫停了，与此同时，印度劳动关系的现状也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3月24日，印度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后，留给全国十三亿民众的时间只剩四个小时了，人们在慌忙中储蓄物资但还是赶不上关门的速度，而那些本来就处于边缘位置、仅能勉强煳口的贫困及弱势群体最终被国家政策抛弃。

如此决定性的政策并未考虑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政府的做法其实反映了其对劳工群体缺乏认知，在决策製定中更是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工作场所、招聘场所关闭期间，工人们没有收到来自国家领导层清晰且积极的保证，他们的焦虑加剧，别无选择只能徒步回家，从城市走回乡下。

此外，由于各邦边界封锁导致交通停运，工人们本已十分严峻的境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往家步行，一路上也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封锁城市、仅预留给民众四小时的反应时间，这严重影响了数亿低薪工人，如此将工人群体置于不顾不过是在政策製定和实践中突显了中产阶级和城市精英的特权。

印度城市中的非正规劳动者

迄今为止，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大多数人缺乏专业技能、收入低、没有雇佣合同（最多也不过是内容模煳的合同）、工作环境不稳定且缺乏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或福利安全网。鉴于地区差异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很难准确评估印度的非正规劳动者具体有多少。不过，印度国家抽样调查组织（NSSO）2017-18年度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显示，全国约有4.15亿非正规工人，其中包括大量来自农村、在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他们工作于各个行业，例如建筑业、製造业（工作地点包括工厂、车间甚至家庭）、家政行业，还有人是街边小贩、废品回收工人、环卫工、餐厅服务员、食品配送和配套服务以及各式运输的从业者。他们的工资通常按日结算，日薪从400卢比到1000卢比（约5美元到13美元）不等，因此，攒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许多非正规劳动者甚至没有适当的银行帐户来存储他们的收入。

印度城市的大部分非正规工人是由季节性和循环性移民工组成，这些工人不会永久性地搬到城市（其中许多人没有家人随行）；实际上，他们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转几次。毫无疑问，这一数量庞大、流动性高的群体给当局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但这也成了行政及监管部门经常拿来逃避责任的借口。不愿承认非正规工人的重要性，亦不愿在政策上及实践上让他们融入城市空间，于是，当危机发生，不论是对形势进行预测还是采取具体行动当局都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在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城市的不稳定生活状况，以及不适当登记製度导致获取公共服务困难的现象正在蔓延；这与中国的户籍製度高度相似，在製度上将农民工群体置于劣势。

疫情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工人对国家的不信任，警察表现出来的敌意和霸道、司法部门的冷漠无疑是根本原因。上级司法机关没有有效履行其宪法责任，而是因免除了中央政府对移民工人的责任而受到批评。印度民主製度建立在机构问责製基础上，此次疫情使其健全性受到了严格的审视。

非正规工人的困境也迫使我们深入思考种姓和性别问题。甚至在非正规劳动力中，最弱势及处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种姓的人，包括劳动在一线、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有部分被视为低下及禁忌。疫情期间，女工受到的严重影响来自社会中限製以及父权障碍两方面，尤其是那些从事家庭劳动和护理工作的女工。

展望未来：前进的道路

三周后，印度宣布延长封锁期至5月3日，这将对国民生计产生深远影响。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基于印度政府处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印度有四亿非正规工人将进一步陷入贫困。面对如此后果，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应相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考虑到印度联邦製的国家结构形式，尤其是在税收和财政资源方面的情况，应对非正规工人的政策应该由中央政府来领导。

针对移民工群体的的调查表明，国家应将社会政策及支持系统普及化，而不是退居二线、任由工人自生自灭。新政策及措施才能全面解决问题，疫情只是重申了这种必要性。4月8日，中央政府启动了为期四天的行动，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工数据库，为製定出一揽子救济计划做准备。该行动旨在收集各个领域的有关信息，并打算涵盖所有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尽管这听起来不错，但截至目前，中央政府三心二意的临时措施很大程度上仍在当前经济体系之内，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几乎起不到真正的作用。更让人担忧的是，政府可能没有采取真正的刺激措施，反而推出紧缩政策。

印度国家能力较低，这意味着政府不得不让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到有关非正规劳动者的实地工作中，从而根据具体行业的需求和要求製定计划和政策；这种合作确保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既不是完全的自上而下模式也非完全自下而上。过去，这种合作推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包括《知情权法案》及《农村就业保障计划》。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工会几乎完全缺席关于非正规工人的对话和辩论，这只能强化人们对贵族或正规就业者享有特权的观念，而实际上，正规就业只占印度劳动力的一小部。

对于印度而言，要提升为最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此次疫情正是理想的时机。对非正规就业问题视而不见，或是简单地假装问题不存在，在此时此刻都显得不合时宜，是时候由国家承担提供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充当执行者了。

香港中文大学工会、学生反对清洁外包，组织员工改善劳动待遇

2018年，一班北京大学学生组成了北大工人情况访谈小组，进行为期十天的调研，了解校园工人的劳动权益、食宿生活条件等情况。受访303名工人中，超过九成属于外包单位、合作经营单位或劳务派遣单位，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工资只比当时北京市最低工资每月2000元高少许。

在香港，大学校园的情况亦不遑多让。2000年代初，香港各大院校逐渐将校园服务外判（即内地所谓「外包」，指企业或公营机构委托承包人雇用员工，以此减低成本）。以物业管理服务（包括保安、清洁）为例，目前香港八间大学当中只有香港中文大学维持直接聘用，其余均已外判。大学寻找市场上的私人资本提供校园服务的结果是：外判工人的月薪只得最低工资，并且不享受任何大学的福利和设施，一些大学更连基本的工友休息室也欠奉。

外包清洁工同工不同酬　疫情间冒更大危险工作

对于香港大专院校的外判问题，学生和工人曾经发起多次抗争，例如2012年香港中文大学员工及学生反对校方外判图书馆清洁服务、2017年香港浸会大学新旧外判商交接问题引发工业行动等。这次的抗议则发生在原来仍然维持直接聘用的中文大学。

4月16日，香港中文大学员工总会和学生组织中大基层关注组揭露，中大在去年绕过员生监察将校内厕所清洁服务外判。此次外判包括五名工人，其中一人是司机、四人是清洁工。其中两名清洁工人以全职聘用，两名以零工形式聘用，按日计薪，负责清洁校内六座大楼厕所及部分露天空间。

根据中大学生的调查，是次外判全职工友的工资（$13,000）比直聘清洁工的起薪工资为高。不过，由于外包工人每天工时更长，且每周比直聘员工需额外多工作一天，因此折合时薪低于一般直聘工。可以说，大学外判工人以稍高的工资承担了更大量的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外判清洁工并不受任何大学政策保障，因此一切医疗福利，以及疫情间的相关防护措施均与其无缘。 「疫情期间，直聘工友每星期只须工作2天，月薪不变。不过，外判工友则仍须工作六天，否则会被公司扣钱。」中大基层关注组的成员S表示。让直聘工友减少回校工作是考虑到社交距离及避免员工聚集，外判工人理应享有同等待遇，或至少与直聘工人共同製定合适的工作安排。但在现时安排下，外判清洁工需冒着更大的危险回校工作。

大学曾承诺永不外判　今绕过员生监察外包服务

以往，中文大学教学楼的清洁服务均由校方下属的物业管理处直接聘请工人。中大职工除了享有固定薪级表及加薪机製，亦可使用大学医疗服务。 2003年香港陷入经济低潮时，校方曾建议外包整个物业管理处，但遇到职员及学生的激烈反抗，最终校方承诺「恒常物业管理服务永不外判」。

不过，大学校方最终食言。这次，校方为了外判部分清洁服务，绕过2012年与职员及学生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校方以「外判合约期少于12个月，无须得到委员会事先通过」的豁免理由绕过委员会，无视外判方案准则上写明清洁及保安服务是「应该集中监察的高风险外判项目」 。工会及学生要求校方在此次合约结束后停止外判，将职工转为直聘。

工会、学生指校方外包无理　应改善直聘清洁工劳动待遇

中文大学校方表示，因为校园须清洁范围日渐扩大，部分职位出现人手短缺，「令其他同事分担额外工作量」。校方称外判是「万不得已且暂时做法」，并会继续招聘直聘员工，请到人便会减少外判。

然而，校方的说法更像是外判服务的托词。虽然官方数据显示，中大校园职工人数由2013年的1174人逐年下跌至2019年的1129人，但工会及学生均指校方须检讨有关职位人手不足的原因，而非靠外判解决问题。

招聘不足的问题明显是校方自身的失误。中大员工总会主席Ann提到，大学一些部门均能聘请清洁工，看不到物业管理处难以聘请员工的原因。 「可能是同事希望工作时间更有弹性，因此不愿全职工作，或者纯粹是大学招聘方式有问题。」Ann表示。基层关注组成员S则提到，有工友向他们表示，不少人曾应征清洁工职位，但均没有成功。校方所谓「招聘困难」说法成疑。

就算校方所言属实，工会也不认为应该外判服务。现时，中大直聘清洁工的起薪点比同校其他部门、社会上其他基层工种为低，只有$11,900／$12,614。根据政府统计处2019年12月《工资及薪金总额按季统计报告》，许多基层工种的平均薪酬均超过$13,000，例如洗碟工$13,403、保安员$13,647、侍应生$14,818。直聘清洁工更要轮班并于假期及臺风期间工作。工会认为这是使员工流失到其他部门的原因之一。

「中大现时以职级较低的二级校役聘请工人，应该划一以二级工人聘请，让整体员工得益。」Ann说。物业管理处一般工种、书院宿舍及不同部门（专业进修学院、体育部、研究生宿舍、不同学系）的职工皆以「二级工人」职级聘请，惟庶务组清洁工编製上却属于「校役」，薪金表上比「二级工人」低。

另外一些造成人手流失的原因，则出自校方的管理问题。虽然直聘清洁工有轮替製度，但由于清洁厕所人手持续短缺，无法实行轮替，部分职工便需要长期担任清洁厕所的厌恶性工作。令情况更差的是，校方不设替更製度，亦使员工请假时，其他同事要透过增长工时完成工作。

由此可见，外判清洁服务不仅造成职工之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使一部分员工沦为保障不足的二级工，同时也令管理署有理由继续忽视直聘员工本身面对的种种问题。工会和学生均指出，正确的出路是停止外判，并且改善校园直聘清洁工的劳动待遇。

清洁工外判事件或成组织工人的开始

此次清洁工外判事件，对工会而言是组织直聘工人的切入点。工会主席Ann希望可以在接触工友时，让更多员工加入工会，推动更多人争取改善直聘工友的待遇问题。不过，她表示现时要组织直聘工人反对中大外判困难相当大：「现时不少工友每周只上班两天，工会理事有些也在家工作，与工友见面倾谈的机会比以前少。」

学生跟工友提及此事时，发现不少清洁工均对外判一事非常关心，担心一旦外判清洁服务得以落实，会逐步扩大并威胁到自己的生计。「直聘员工的警戒近年来有所放松，加上近来的社会运动和疫情也令工会干事相当疲累，对校园的关注变相减弱了。大家其实也需要一点新的冲击。」Ann说。

大学校园日常保养服务的外判化确实需要改变，中文大学此次工会和学生发起的调查、抗议和接下来的工友组织，有机会成为其他大学反对外判的起点。中国内地高校工人的劳动调查在2018年后便告沉寂，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和工会这次的行动，也可以成为内地学生结合工会推动改善校园工人劳动待遇的参考。

新冠疫情蔓延，世界各地工人共同抗争

今年五一劳动节，中国劳工通讯在聚焦中国工人抗争的同时，也放眼全球，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工人群体对自身健康及生计的维护。

1月23日，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开始实行封城，这也预告了在接下来新冠病毒蔓延的数月里，世界各地工人群体将经历些什么。

医护人员以及包括环卫工在内的关键岗位即刻遭受巨大压力，他们超长时间持续工作，却面临防护用具不足的问题。不称职的管理层和地方政府官员使情况更糟，他们的不作为将工人及病人置于险境，一线劳动者的处境变得尤为恶劣。

由于旅行限製和供应链中断，工厂工人往往被困家中而没有工资收入。能回到岗位的工人也面临着感染风险，尤其是企业常常未能保证足够的防疫措施。

人们对食品和其他日用品送货上门服务的需求激增，但与此同时，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使仓储及零售工人、快递员及顾客面临风险。送货员只能冒着受感染的风险继续工作，否则，他们将失去生活来源。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伊朗、印度、欧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工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不论何地，通常都是移民工人、少数族裔等社会底层更深刻地感受到传染病带来的影响。

在纽约，黑人及西班牙裔人的死亡率高达白人的两倍。而在新加坡，绝大多数新冠肺炎感染者来自30万低薪外籍劳工群体，这些工人被迫住在拥挤、卫生不达标、远离民居和商业中心的工人宿舍中。

在印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封锁使四亿非正规工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贫困，最弱势及处境最不利的仍是低等种姓的人，包括劳动在一线、关键岗位上的工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部分被视为低下及禁忌。

不过，面对疫情的肆虐，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工人都作出反抗，并决心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经济利益。在武汉，建造临时医院的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后采取集体行动；在陕西，医护人员要求院方支付承诺的补贴；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提出减免「份子钱」的诉求。大多数情况下，工人们成功迫使雇主和地方政府做出让步，尽管官方工会在其中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2月，香港数千名新加入工会的医护人员要求政府关闭与中国内地的关口，以阻止新冠肺炎在香港大规模爆发。3月，当疫情转移到意大利时，当地工会以发动大罢工为谈判筹码，要求确保关键岗位上的工人得到保护。针对恶劣的工作条件、有限的防护以及感染风险，西班牙、法国和波兰的亚马逊仓库工人呼吁发起罢工行动，现在他们在美国的同事也纷纷效彷。

全球各地工人已经展现了他们以行动保护自身健康及生计的能力。在许多国家，工会通过向雇主和当局施加压力，在支持工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最终也赢得了宝贵的让步，不过，捍卫工人权益仍任重道远。

在今年五一劳动节，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更要加强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有力地捍卫工人权利，支持全球工人的斗争，并确保工人的声音继续被大众听到。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今起施行，能否根治欠薪顽疾？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于2019年12月4日通过，自今日（2020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七章六十四条，力图解决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顽疾，并就欠薪高发的工程建设领域设立了特别规定。

《条例》明确了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并依据属地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负责，建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协调机製，《条例》还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监管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程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等各自承担相应监管职责。

2019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收录了1,386起工人抗议，其中约84%涉及工人讨薪。建筑行业仍是重灾区，包揽了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3%，且与拖欠工资相关的多达99%。针对建筑行业根深蒂固的欠薪问题，《条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一是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製度。《条例》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要开设专用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银行账户，将人工费用从工程款中剥离出来，并要求工资专用账户资金拨付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二是针对工程建设领域层层分包现象，采用总包代发工资製度，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发放至农民工银行账户。三是用工实名製度。要求施工单位与所有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实名登记农民工身份信息、岗位、考勤、工资支付情况等信息，解决建筑工人流动性大、用工确认及工资核算难的问题。四是设立工资保证金，由施工总承包单位按照规定在开工前缴存工资保证金。当出现拒不支付或无力支付工资时，可启动该资金清偿工资。

实际上，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用工实名製、工资保证金等措施已落地多年，《条例》将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2017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製定了《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提出了根治欠薪时间表，到2019年底要基本实现农民工实名用工、按月发工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全复盖，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人社部、住建部从2017年起试行推出了全国建筑工人实名製管理平臺。2019年1月，建筑工人实名製管理平臺记录的在册工人数已逾300万人，至2020年4月底，在册人数实现倍增，超过731万人。然而，这一数字仅占我国五千多万建筑业农民工一成多，远未达到2019年底农民工实名用工全复盖的目标。

据介绍，一些大工地已实行用工实名製。《南方工报》报道，中铁二局西江国际项目部自上而下设立了农民工实名製管理领导小组，项目部通过「严把实名管理、合同签订、现场考勤、工资发放」四个关口，精细化管理农民工实名製工作，并设有负责农民工实名製管理的专员。

没有劳动合同是建筑业农民工普遍面临的问题，实名製用工有助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然而工地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也不少。有建筑工人表示，进场就要求实名登记，并发放门禁卡，门禁卡上有姓名、工种等基本信息，每天进出工地工作都要打卡。但签订劳动合同时，工人被要求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且签完字后合同即被统一收走。订立劳动合同与用工实名製尚未有机结合。

建立工资专用账户、总包代发工资、按月发工资，对大多数建筑工人仍遥不可及。据了解，大多数建筑工人仍按季度或工程进度获发工资，而每月领取少量生活费。有工人讲述，工地确实按月发放工资，但包工头随即要求收回工资卡并索要银行卡密码，取走工人卡上的大部分月薪。从账户上看，工资的确按月发放，而工人实际并未拿到工资，工人更担心如果将来发生欠薪纠纷，工人将缺乏有力证据。《条例》明文禁止扣押或变相扣押农民工银行卡，其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正逐步显现，倒闭、裁员、欠薪事件层出不穷。2月18日，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者农民工披露被拖欠工资多日且工地缺乏口罩防护。承建方中建三局表示，不存在拖欠民工工资的情况，「我们把钱先给分包再给班组。目前正在了解情况，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随着国内疫情缓和及生产生活的逐步恢復，3月，建筑行业显现復苏迹象，《条例》的执行将进一步遭受考验。

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撰文指出，单一依靠技术手段不能解决工人权益问题，实名製等新技术推广过程中，缺少工人的话语权和参与。同样的，《条例》对于用人单位、用工单位以及政府部门的职责作出了详细规定，但鲜少体现工人的主体性。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第八条和第五十一条明确了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工资权益中的职责和义务。中国劳工通讯此前发表的建筑行业研究报告指出，建立行业工会是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重建工会作为工人利益代表者和组织者的身份，通过集体谈判，逐步解决建筑工人被欠薪、缺乏劳动合同和职业安全保障等问题。

被羁押15个月后，五名劳工人士获释

2020年5月7日晚，五名劳工人士张治儒、吴贵军、简辉、宋家慧、何远程回到家中。他们于2019年1月21日被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起诉。他们的家属已经确认，五人已安全到家，且状态良好。

五人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经不公开审理，张治儒和吴贵军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简辉、宋家慧和何远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

据悉，五人实际于4月24日获释，但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他们接受隔离14天后才回到家中。在5月7日他们回到家中前，家属并不知道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并判决，也不知道他们已经获释。

去年五人于深圳被捕后，家属为他们聘请了辩护律师。但由于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干扰，五人的律师无法顺利进行辩护工作，被更换为法律援助律师，家属无法及时获悉他们的案件进展情况。

尽管五人获释是非常可喜的消息，但必须强调的是，仍有其他数名劳工活动人士处于某种形式的羁押或行动受限之中，以及获释的五人无法继续从事其宝贵的工作——帮助有需要的工人。

本周四获释的五人是2010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

吴贵军作为一名劳工维权人士在2013年首次走入公众视线，当时，他正在深圳的港资迪威信家私厂组织工人，抗议资方拒绝就计划中关闭和搬迁工厂的赔偿问题进行讨论。其后，吴贵军被拘押一年多，2014年被无罪释放（见下图）。从那时起，吴贵军开始成为独立的劳工维权人士，专门帮助工厂工人争取社会保险和其他应该享有的劳工权利。

张治儒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劳工人士之一。他曾在家乡湖南的建筑工地及生产线上工作多年，其后，他于2007年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该机构在2010年后参与了多起劳资纠纷，指导数千名工人通过跟雇主的集体谈判争取权益。2014年，张治儒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甚至受到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称贊。

简辉曾为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的工作人员，何远程曾任《集体谈判论坛》编辑。宋佳慧曾是广州利得鞋厂的工人，在利得鞋厂的抗争中她被推选为谈判代表，该次谈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近年来最成功的集体谈判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成功都是在中国官方工会缺位的情况下取得的。多年来，劳工NGO和劳工积极分子做了本应由工会做的工作——组织工人，代表工人和雇主谈判。目前，受疫情影响，劳资冲突频发，更需要中华全国总工会积极主动发挥作用，保护工人权益。

订单减少、取消加班、裁员——新冠疫情下缺乏信息与组织的服装厂工人

5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微上升至6.0%。以此同时，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4.3小时，比3月份减少0.5小时。宏观数据微小的起落背后，实际上暗含了无数工人工作生活上的一波三折。珠三角地区一家服装厂的工人自二月起，经历了延迟復工、被放无薪休假、被辞退、只能在小型工厂打临工等一系列状况。

在疫情爆发前，这间规模三百余人的服装厂主要接外贸订单，工人每个月拿到手的有基本工资两千元以及加班赚来的补贴两千元，合计四千元左右，订单数量多、加班时间长的时期，工人也可能一个月拿到五千多元。然而，随着三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全球製造业需求大幅下滑，国外客户不得不削减订单，使得製造业内人力供过于求。这家在珠三角地区经营了七年有余的服装厂也未能幸免，订单数量降到了零，工人们的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 

工厂老板的感情牌，工人「自愿」的无薪假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各类企业復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的规定，该服装厂原本计划让工人们在2月10日到岗，但由于疫情依旧严峻，增添防疫物资又是一笔额外的开支，工厂管理层决定将復工復产押后，在二月份余下时间继续停工。为了说服工人停工一个月、不要二月份的工资，老板首先找到办公室人员表明意图，再由办公室人员找主管、主管找工人，工厂自上而下、一层层帮老板打起了感情牌——在讲明工厂现时确实没有订单的困境后，工厂以询问大家「愿不愿意和老板一起共度难关」的方式，说服员工签下了自愿放无薪假的纸质通知。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劳动法只对带薪休假製度设有明文，而对无薪休假製度的规定几乎是空白。因此，企业在开始放无薪假之前，往往会通过让员工签订书面协议的方式来和员工「达成一致，从而规避可能的风险，疫情中的服装厂也是如此操作。

一名接受中国劳工通讯访问的知情人士表示，比起思考自身权益是否受损，工人往往单纯地凭感情做决定，较为缺乏长远的考虑。「工人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部分向着老板啊，其他人见到这些工人签了字，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就也签了。」在一部分工人先签署了工厂的纸质通知后，羊群效应之下，其余工人也纷纷同意了工厂二月份放无薪假的安排，更有工人觉得自己二月份也确实没干活，「不好意思要二月份的工资了」。

当工厂工人行动不统一时，工人们难免陷入随大流的情形之中。与此同时，由于工人们对劳动者权益不甚清晰，在劳资协商出现时也没有现成可寻求的帮助，工人们在「单纯地凭感情」做决定之外并无多少选择。

订单退潮，工人加班被取消、工作时间减少

自四月初起，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愈来愈多中国工厂订单被取消，工人復工但没活儿可干的困局也浮出水面。2018年，中国製造在全球市场占有高达28.4%的份额，而製造业订单减少直接将工人们置于被裁员的境况里——这也是此次受访珠三角服装厂的近况。

为了应对没有订单、盈利减少的情况，工厂老板在放无薪假、取消加班后，又进一步决定裁员。知情人士表示，被裁员的局面是工人们所未料到的，「工人签了（无薪假）协议之后，老板又开始讲之后的事情了。」不论被裁与否，服装厂工人的工资都受到巨大影响。

由于普通工人的工资由底薪和加班补贴构成，而加班所得往往占大头，本来「做六休一」的工作模式在疫情之后一下子变成了「做四休三」，每日八小时工作以外的加班也被取消了。仅能领到两千多元的底薪，工人的日常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

正是因为工资减半带来的巨大冲击，工人们在老板再提出裁员的时候并没有坚持留在原厂，「工人们想着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工开，拿着两千块钱，不如快点出去找（新的）工作。」该知情人士这样解释。拿到足够支撑自己生活的工资、尽快有活儿干始终是工人们的首要考虑，至于老板是否遵守劳动法的规定，是否提前一个月通知工人终止劳动合同或给予经济补偿，工人们并不怎么考虑。

究其原因，工人们一方面对疫情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认识不足，认为自己只要换一间工厂，工资随即能回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不少工人还觉得自己有技术呢，比如一些车位工人，服装厂也以车位工为主」，然而专业技术在疫情面前也没有地方能发挥。据悉，现阶段找到新工作的工人多数在几十人规模的小型工厂开工，这些工厂的主要业务是供应国内小型订单，业务量和疫情前的大型工厂自然无法比，在这里的工人们做完一单，往往也不知道下一笔订单要等到什么时候。纵使可以开工，工人们也只能断断续续地上工，工资仍与疫情前相距甚远。

缺乏信息与缺乏组织的工人群体

在关注服装厂工人工资及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该服装厂在疫情下的经历也体现了工人长期缺乏信息及缺乏组织的困局。

首先，工人们低估了疫情给全国经济和自己所处行业的影响，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此时再次投入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情况不会和疫情前有过大差别，直到找工作遇到困难，他们才发现就业行情前所未有得差。应该从何处获取更及时的行业信息，又可以从何处寻求求职、转工的建议，对工厂工人来说无疑是空白状态。

其次，当老板试图对工人既有权益作出变更时，工人们各有各的做法，有的在一开始就选择妥协，其余工人被迫接受老板的安排。如果工人能够集体行动，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统一回应资方的要求，工人们的被动处境也能有所改善。

同样是面临工作时间被削减、失去工作，越南的服装厂工人选择了以罢工作出回应。位于越南南部同奈省边和市Long Binh工业区的日资服装出口公司在没有给予工人任何经济支援及求职帮助的情况下解雇员工，工人于4月27日及28日发起罢工，该工业园区的工会为此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最终企业决定以削减工作时间代替裁员。5月，位于越南北部北江省越安Van Trung工业区的港资服装公司决定在接下来一年停掉所有员工福利，约900名工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该工业园区工会也介入其中，资方最终让步，同意每两月发放一次工龄奖金，并承诺削减员工福利只是临时措施，当情况好转时，将恢復其余奖金。

由此可见，工人若能主动发起行动与资方进行交涉，工会在其中发挥组织、协助的作用，纵使疫情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困难，雇主往往也能够作出让步，在企业利益和工人权益中找到平衡点。反思此次广东服装厂裁员事件，工会有效地代表组织工人，才能在劳资冲突抑或经济危机时期给予工人最切实的保障。

半个月内8起塔吊坍塌，中国塔吊司机成最高危工作之一

自5月14日起，中国各地已连续录得8起塔吊倒塌事故，地点不仅包括内陆的湖南、安徽、四川和云南，还包括沿海城市山东潍坊和浙江富阳。由于欠缺跟进报道，不少事件只写了「有人伤亡」，中国劳工通讯无法统计实际死伤数字。

最为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山东省潍坊市。 5月22日，潍坊「城投·奥文公馆」建筑工地一座塔吊在施工过程中突然倒塌，并撞塌附近另一座塔吊，导致大范围崩塌，过程恐怖。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5月18日，安徽省宣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个安置房工地亦发生一起塔吊倒塌事故。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崩解的塔吊复盖了整个工地。事故中一名工人伤重不治身亡，该工地已停工。

工人在另一些事故中则侥幸拾回性命。 5月21日，湖南长沙梅溪青秀幼儿园东北角正在施工高层楼栋的塔吊疑因超载倒塌。万幸的是塔吊倾倒时驾驶室挂于阳臺上，司机于是从塔吊进入施工楼房幸免于难。

塔吊事故通常被报道的起因，是司机违规使用塔吊、或吊载超重的建筑物料。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据微信公众号「大汇」的报道，以往塔吊司机多是本地人，通常一臺塔吊由2-3名司机轮班，所在租赁公司或施工单位也是国有企业。但自从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多地以基建工程推动经济活动后，民营租赁公司乘势崛起，大量农民工成为塔吊司机，司机的培训上岗亦同时出现问题。

例如，塔吊由多人隔天开变为一人单独开，增加了司机犯错的风险；新成为司机的学徒则因收入被压榨和想磨练技能而疲劳作业；劳动力的竞争又使老一辈技师离职，变相提高了新晋塔吊工的比例。各种问题的堆叠，使塔吊司机成为特别高危的工种。

另一方面，塔吊行业的分包製度同样令工人的安全保障受损。施工单位把安全风险和用人成本转嫁给塔吊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又将雇用工人的责任外包给「二包」，亦即管理公司和包工头。这样的製度不断压低用人成本，同时使事故赔偿、社会保险等支出随之而流失。近年民营租赁公司的竞争愈发激烈，行业利润剧减，工人在法例上享有的保障也首当其冲被牺牲。

在条文上，中国製定了详细的法规和管理条例来规范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的安全生产，塔吊作为建筑工地的特种设备受到重点监管。按照规定，塔吊司机必须考取和持有各地住房及城乡建设厅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方可上岗。

但实际上，工地对塔吊安全操作规程执行不严，以及有关部门的监管含溷，塔吊工的情况长期未有改善。最为夸张的情况，莫过于部分塔吊的质量存在问题。塔吊租赁公司为了压低成本与同业竞争，未有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老化的机器。塔吊出现裂痕、螺栓松动、节点出问题等均有出现。

2018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国塔吊司机罕有地发起了跨省抗议。早于当年4月，微信公众号「塔吊工会」已发布了「塔吊行业联名请愿书」，诉求主要围绕工资待遇低下、工作强度过大、经常被拖欠工资等问题。虽然抗议很大程度被压製了，塔吊工会的微信号亦被封杀，但从近日接连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见，工人面临的问题未有纾缓，真正的工会仍未作出应有的行动。

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解决建筑行业诸多问题中的作用，请参看中国劳工通讯研究报告《建筑行业工会归位：我国建筑行业40年之「法外运行」及其出路》。

联合工会与妇女委员会，印度Arvind製衣厂工人的集体行动

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发表电视讲话后，全国范围的封锁开始实施——工作场所关闭、交通工具停运，本来就处于社会边缘位置、收入勉强煳口的工人群体，只能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地往远在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的家乡步行。

在封锁之下的卡纳塔克邦，位于班加罗尔西南的Arvind製衣厂发出自行解决交通问题否则等同放弃工作的通知，由于工厂不再提供通勤服务，厂里约150名工人不得不自行解决150公里上下班交通问题，这些因交通问题而难以復工的工人面临被辞退的风险，而两个月封锁期间的工资也被工厂拖欠。面对自身权益被侵害，工人们选择寻求工会协助，通过一系列联署、抗议、谈判，让资方最终做出了让步。

交通与工资，封锁政策中印度工人的最大忧虑

在一份5月16日至18日的调查中，参与电话访问的82名纺织厂工人们在疫情封锁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十分集中：工资待遇和上下班交通的改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的最大阻碍。

访问中，没有收到四月份工资的工人高达63%，而其余收到工资的，也只拿到了正常工资的一半或更少。不过，即使是缩水的工资也得来不易，只有决定在五月份復工的工人才能拿到。工厂重开，但工厂提供的通勤服务以及城市交通并未完全恢復，这意味着工人们要上班，要么需要步行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要么就得自掏腰包，合伙租下在封锁期间涨价的货车。因此，工人们陷入了不上班就无法维持生活，但上下班的交通不便又难以解决的两难之中。

在印度最大的牛仔布製造厂Arvind，工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该企业常年为H&M、GAP、Tommy Hilfiger等诸多国际品牌供应货品，除服装加工外，还开展污水处理、地产、电讯等诸多业务，其位于班加罗尔西南的外销工厂就有上千名製衣工人。

然而，封锁政策让该工厂在四月份完全停滞，五月復工后，工厂中的150名工人却因无法去到工厂，而收到管理方威胁辞退的通知。不过，Arvind製衣厂的工人们在没有收到四、五月份工资，交通问题仍未解决之时，决定以集体行动作出反抗。

团结起来，工人联合行业工会、妇女委员会行动

6月4日，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The 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 KOOGU)代表工人们公开提出了诉求——「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拿回我们的工资」，工会不仅将工人们的情况反应给了卡纳塔克邦政府的劳动部门，也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地寻求劳工组织的关注。

两日后，工人们将行动升级，在位于班加罗尔西南Arvind工厂门口以静坐的方式表示抗议。「工厂甚至已经在招募代替我们（这些没办法去到工厂的工人）了。我们还能怎么办？总不能每天向我们的邻居讨食物吧。」来参加抗议的工人们既愤怒也无奈，他们认为工厂没有履行招聘时对员工的承诺，「招聘的时候，Arvind製衣厂承诺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资待遇，以及上下班的交通服务。是他们说服我们选择这份工作的，甚至有工友辞掉了上一份工作来到这里。」

在印度纺织行业女性工人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率先对工人集体行动作出回应的便是卡纳塔克邦妇女委员会（Karnataka State Commission for Women, KSCW）。当日上午11点，委员会主席来到静坐现场，探望这班劳动权益受损的工人们。

 妇女委员会的出现迫使工厂管理方出面，与工人们进行对话。经过工人代表与资方在周末的谈判，妇女委员会在其中协助起草书面文件与资方沟通，劳资双方终于就工资和交通两方面达成一致——工厂支付两个月封锁期50%的工资，对于交通这一工人復工的最大障碍，工厂也承诺承担从各村庄到曼迪亚县，以及从曼迪亚县到班加罗尔工厂的全部交通费用。

不过，6月10日，当工人们拿到工厂出资购买的巴士通行证，六点钟就去到车站等巴士时，却被告知每个车站最多只能上两位乘客。一班工人仍然无法去到工厂，「我们没有吃早饭就站在那儿等。公司现在也不理我们。如果能和疫情之前一样，有公司的班车，那我们就能去到工厂，还能有时间吃早饭。」一位工人这样说。

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KOOGU) 表示会继续组织工人，让工人能够抵达工厂復工，工厂已作出的关于工资的承诺，他们也将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实施情况，让Arvind及相关国际品牌承担起应有的企业责任。

当我们环顾印度整体劳工环境，情形不容乐观。五月，北方邦率先出臺条例，豁免邦内劳动法的适用1000日，并将一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延长到72小时。其后，近10个邦陆续出臺劳动法修订或豁免政策。劳动法的变化，也让工人群体的权益再次陷入不确定的境地，本就数量庞大的非正规工人的生活也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卡纳塔克邦于5月22日宣布，所有劳动法规在接下来三个月不适用，尽管该政策尚未完全实施，但工人可能陷入更困难的境地。也正是在劳工环境恶化的此刻，行动才显得更加重要。Arvind工人会继续联合工会通过抗议、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减薪与裁员：疫情期间，白领遭受职场至暗时刻

智联招聘近日发布的《2020年白领生活调研报告》显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三成白领被裁员，大多数白领遇到工资缩水、涨薪取消或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等问题，仅约两成受访者表示未经历任何职场冲击。 

尽管智联招聘的调研范围有限，报告结果仍进一步质疑了政府官方发布的失业数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失业率在疫情期间保持平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

智联招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有30.68%受访白领在疫情期间经受了裁员，37.34%白领被减薪，27.97%遇到工资延迟发放问题，20.89%受访者涨薪被取消。减薪、裁员现象较为普遍，相比之下，年长白领更容易被裁员，而年轻白领更容易被减薪。近4成70后受访者表示已被优化，约38%的90后和95后受访员工被降薪。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服务业、教育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亦大致反映了报告所调查的员工——占据了今年以来记录的大部分工人集体抗议。

报告指出，工资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教育与服务行业，而实体经济产业链裁员最多。从事文体教育/工艺美术的白领中，56.42%表示工资有所缩水，其次是48.51%的服务业与44.11%的文化/传媒/娱乐体育行业。裁员现象频发的行业以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和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为首，占比均超过36%。

这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基本相符。今年以来，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的所有事件中，约52%的事件发生在服务、教育和交通行业，而製造业仅占工人集体抗议的15%。例如，5月15日，广东省深圳市，美联英语经营困难，拖欠工资，员工讨薪。6月2日，江苏省如皋市，一物业公司拖欠工资，员工讨薪。以及最近，6月16日，辽宁省盘锦市，马头琴演艺拖欠工资，员工讨薪。6月18日，广州市广州市，一驾校拖欠工资，员工起诉公司讨薪。

服务业的集体抗议事件绝大多数与欠薪相关，且往往发生在规模相对较小、财务不稳定的企业，如商店、酒吧、健身中心等。

这些小企业的员工通常没有工会代表，因此他们别无他法，只能通过集体行动表达不满。即使他们去当地工会寻求帮助，也很可能被转到当地劳动部门或劳动监察部门。

官方工会似乎完全与白领的需求脱节，尤其在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不得不在不同的公司或行业寻找兼职以谋生的情况下。智联招聘的报告显示，32.5%的受访白领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而就职于100人以下小微企业的白领更多体验了斜杠生活，占比达到36.61%。相应地，近6成白领希望政府能够鼓励与保障灵活就业。

中国的白领员工确实有一些工会，如公立学校、医院以及国企通常建立了工会组织，一些私企和外企员工也呼吁组建工会以保护员工利益。但目前企业工会往往更倾向于资方，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帮助兼职、临时或灵活就业员工。

六月工人集体行动数字超疫情前水平　工人向工会求助却被转介人社局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内地封城，经济活动陷入停顿，曾经使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的罢工抗议事件大幅回落。然而，随着不同行业于疫情缓和下復工復产，以及急需工资收入养家的农民工被迫重新出外打工，6月的抗议事件已回升至89起，超过今年1月的总数。

上月地图收集到的抗议事件以江苏（13起）和河南（10起）两省最多，其中前者较多发生製造业抗议，后者则以建筑业事件为主。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不少製造业厂商出现倒闭和欠薪的情况，激起员工抗议。相比1月时只收录到7起製造业抗议，6月收集到的案件增至21起。其中，服饰行业抗议以口罩厂为主，在6月发生了5起。口罩工厂在疫情爆发初期赚取了巨额利润，但随着疫情缓和，大量工厂加入市场造成生产过剩。口罩囤积，单价急降，使部分工厂出现欠薪和倒闭。详情可参阅中国劳工通讯本月的电子月报。

其他製造业的抗议还包括电子、机械和食品加工业等。 6月13日，江苏省苏州市，富士影像拖欠工资，引起百多名工人抗议，从现场视频可见，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发文者指有工人被打伤。 6月17日，从事食品生产的广州如奇生物有限公司也被指拖欠数十名员工工资，共十几万元人民币，工人在维权过程被殴打辱骂，警察到场后却只要求相关人士道歉草草了事。

服务业抗议的数字则与1月持平，共有15起。该行业的抗议一般分布于住宿餐饮业、零售业和体育休闲业等，多属小型抗议。湖南省嶽阳市的一起餐厅讨薪可说是当中的典型。据嶽阳日报报道，一家名为「绿食轩」的餐厅虽然在疫情平伏后復工，但该餐厅并未补发员工一月份的工资，而是马上裁掉10多名员工。考虑到生意大受打击，这些员工都无奈接受裁员，只希望拿回欠薪，岂料老板不但拒绝，还威胁任何人有异议的话会直接关门，劳资矛盾因此迅速升温。留下的厨师支持被裁厨师讨薪，老板于是停止营业，继而激起所有工人讨薪。然而，疫情间掌握了工作机会的老板始终有更大力量：老板虽然在政府监督下作出口头支薪承诺，不过其后又马上反悔，走投无路的厨师们拦在老板车前讨薪。

建筑行业的示威抗议仍然占比最高。大部分拖欠工资的项目皆来自基础建设项目工地，拖欠的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并非近期的新事。疫情使这些工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因而讨回长期拖欠的工资便显得更为迫切。以山东省济南市一个建筑项目为例，企业拖欠工资的数额已超过100多万，一共涉及70多名工人的生计。工人们表示，由于疫情期间不能外出打工，拖欠的工资已经对工人生活造成严重问题，有工人甚至想轻生：「事态严重，不单单是个人问题，已经上升到社会问题，国家响应保护农民工工资问题，政府却放置不管」。

由于工人的抗议数量增加，政府介入和劳资谈判的调解方式也同步上升了，在6月份收集到的个案中，约两成有政府介入，一成牵涉工人与资方的谈判协商，以行业分类的话则仍是建筑业最多。不过，政府介入也不见得收效。 6月17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一班农民工因为中建二局项目部拖欠工资几个月，由政府人员出面到项目部协调工资，结果二局项目部不闻不问，使员工在门外呆等。 6月30日，山西省阳泉市元承建业「三供一业」改造项目的外包工人也因为欠薪，连番向信访局、劳动局求助，然而劳务公司仍然以协商拖延，工资问题迟迟未解决。

无论是疫情期间非常时期，还是常态之下，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不受侵害，以及一旦发生侵权之后的维权过程中，应该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劳工通讯就阳泉市「三供一业」项目的欠薪问题致电当地工会。据当地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与平时工人只找政府劳动部门的情况不同，这次遭拖欠工资的工人曾经到工会求助，并获得接待。不过，工会认为自己没有执法权，难以解决工人燃眉之急，于是建议工人直接找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值得一提的是，阳泉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与讨薪工人互相留下了联络方式以备不时之需。中国劳工通讯向阳泉市总工会建议，今后遇到工人维权求助，工会应该往前多走一步，以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身份，与工人一起找相关企业和劳动行政部门，从而增加工人维权成功的几率。

阳泉市「三供一业」项目欠薪问题，也暴露了农民工长期被工会忽略的问题。阳泉市总工会表示，负责此次「三供一业」项目的元承建业建有工会，归属于「工交建通」工会之下。但该工会只组织了建筑公司正式职工加入工会，而在企业外包给劳务公司的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则不能加入工会。

对于组织农民工加入建筑行业工会以捍卫利益的出路，不同的工会职员均含煳其辞。阳泉市总工会开展了「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就「三供一业」项目工地工人被拖欠工资一事，是否会减低工人参与这一活动的积极性，工会人员表示「活动没有受到影响」。中国劳工通讯建议，工会主办各类主题活动，应该以一线工人的积极参与为重点，以活动产生的效果为目的，而不应只是走形式，完成一定的量化工作任务，对上级交差。

柬埔寨对水泥的高需求将工人推向险境

众所周知，柬埔寨的建筑工人面临诸多工作安全风险，这一问题已经得到广泛报道。但水泥行业工人所面临的危险较少为人所知。为柬埔寨新建的购物中心、摩天大楼和卫星城市提供原材料的水泥行业由不负责任的中资企业主导，这些公司急于从柬埔寨的建造热潮中捞金。在柬埔寨南部贡布省，Danielle Keeton-Olsen和Mech Dara*调查了对水泥的狂热需求是如何将工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

5月29日，就在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60岁的VarSruoch听到了工地周围石块掉落的声音。他的四人小组当时正在贡布省Phnom La』ang陡峭的山坡上钻取石灰石。Sruoch和一名同事在离钻井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休息，发生山体滑坡时，二人逃了出来，但另外两名工人被困住了。 

Sruoch在逃跑时回头看到巨大的石块坠落在之前二人站立的地方。他说：「我回头看着，心想，『这些石头掉下来，那两个人死定了。』」死去的两人，Kun Ral和Nheub Saron，不仅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表弟。

过去十年间，Sruoch一直断断续续在水泥行业工作，现在他已经退休。他在这行留下的一个纪念是一件牛仔衬衣，上面印有中国建筑材料集团的八角形红色标誌和「中柬华盛」的文字（见下图）。他说这是Ral和Saron去世那天公司经理赠送给他的。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连续9年登上《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2019年排名203位。截至2019年底，资产总额6000亿元，年营业收入3900多亿元，员工总数20万人。据官网介绍，「中国建材集团是我国建材行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水泥玻璃工程国际市场占有率达65%」。关于企业文化，中国建材「把实现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根本追求，努力追求『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

柬埔寨五家注册水泥企业通过与泰国和中国企业合资，跃升为行业龙头。位于西部马德望省的马德望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Battambang Conch Cement Co. Ltd.）是柬埔寨富豪与香港海螺国际控股的合资企业。而位于贡布省的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 Cambodia Cement Chakrey Ting Co. Ltd.）则主要由上海上市公司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并由中国银行提供资金。

Sruoch，Ral和Saron就是在中柬合资企业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Thai Boon Roong Cement）的一个外包小组工作，负责在Phnom La』ang分解石灰石。泰文隆水泥厂位于贡布中柬（泰文隆）工业经济特区，是特区内第一家企业。另一家隶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的单位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是特区的产业规划编製单位之一。

作为中柬合作的标誌，柬埔寨首相洪森率部分内阁成员出席了特区开园仪式暨泰文隆水泥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仪式。矿产能源部在泰文隆投产典礼上夸贊，该厂日产水泥2500吨，将使柬埔寨水泥年产量提升至800万吨。

为了满足水泥生产需求，每天开采和加工4000吨石灰石的任务由另一家在柬埔寨注册的合资企业——中柬华盛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该公司董事长是一位名叫莫韬的中国人。然而，该公司的注册地址似乎并不存在，其柬埔寨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水泥行业这种由大量不负责任的企业和分包商组成的庞大网络，令本就缺乏训练的柬埔寨政府检查人员大感头痛，他们往往完全忽视分包商。

尽管法律规定要进行劳工检查，但劳工权益组织劳工与人权联盟中心项目经理Khun Tharo说，实际上很少进行检查。

Tharo说：「人们担心的，一是劳工检查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二是腐败，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检查员去做那么多检查。」

Tharo表示，无论是在水泥行业还是更大的建筑行业，劳动和职业培训部往往只对造成严重伤亡的事故作出反应，而非主动预防事故的发生。

柬埔寨劳动部为服装厂和砖厂工人製定了专门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准则，但尚未对建筑行业製定任何标准，而建筑业主要雇佣非正式工人。Tharo建议，即使政策製定者不考虑为建筑行业提供专门保护，也应该对水泥行业分包商进行登记，并将工人登记在柬埔寨国家社会保险基金（NSSF），从而迈出保障建筑行业健康和安全的积极第一步。

采访位于贡布泰文隆以西15公里的卓雷丁水泥厂工人时发现，该行业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并不局限于石灰石采石场。

卓雷丁水泥厂与中国渊源颇深。1956年2月，万隆会议后，西哈努克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无偿援助柬埔寨价值800万英镑的物资和商品，同时援助建设多座大型工厂，位于贡布省的卓雷丁水泥厂便是其一。工厂始建于1961年，是柬埔寨第一家水泥厂，当年华新水泥厂也抽调专家参与援建。该厂过去也被称为「刘少奇水泥厂」，被视为中柬传统友谊的象征。

2012年，卓雷丁水泥厂改建。2015年2月，正式投产。华新水泥官网显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有限公司是中国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响应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政策,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在中柬两国总理的见证下，投资1亿美元改造建设的一家大型水泥生产企业。」

在卓雷丁工厂外一处20世纪50年代风格的出租屋门廊上，Kheam Seth播放了一段他日常工作的视频：将50公斤重的水泥袋从传送到上搬下来，整齐地堆放在卡车上。他的老板是水泥厂一个未注册的分包商，给他提供口罩或krama（一种柬埔寨常见的格子围巾），以防止工人吸入水泥粉尘。但Seth说，他的双手和脚踝常被白色粉末复盖，他经常感到难以呼吸。

Seth的朋友Tit Sovannara是卓雷丁公司的正式员工，他负责监控水泥搅拌过程，收入较高，还有国家社会保险。但是，当他发现使用保险需要雇主提供多种许可和批准时，他决定不再使用他的社保。

工人们表示，事故很容易被掩盖，特别是在分包的情况下，很容易逃避税收和对国家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

Khem Phath是一名建筑工人，同时也是柬埔寨建筑和木工工会联合会（BWTUC）在泰文隆的组织者。在他记录并传播Ral和Saron的死亡事故数周前，他调查发现了另一起工亡事故。在安装仓库屋顶时，仓库突然倒塌，导致两名中国建筑工人死亡。Phath说，泰文隆没有将该事故告知施工队其他工人。事故发生于周日，当时正在工作的工人很少，Phath是从一名保安那里得知此事。

泰文隆水泥公司在投产仪式上表示，在其近350名员工中，只有10%是外国公民。而与工人们的交谈发现，无论是在水泥公司还是分包商，绝大部分经理都是中国人。这给分包工人带来了额外问题，因为他们几乎不可能与中国老板沟通。

另一名泰文隆建筑工人和BWTUC工会组织者Uon Channa表示，大部分时候，没有人为工人翻译经理的指示，因此老板会责骂工人，或者强迫他们加班。

回想起5月29日发生的事故，Sruoch说，那天去采石场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在石灰石开采领域断断续续干了十年，他知道雨季来临前，岩石会变得更不稳定。但Sruoch觉得，即使自己会讲中文，总是催促进度赶工的老板也不会听从他的预感。

两年前，另一名退休工人Ya Sophath也万分惊险地逃脱了死亡的厄运。当时他为柬埔寨卓雷丁水泥的一个分包商工作，在钻凿时，他同样听到了石块掉落的声音，却眼睁睁地看着一块和他的农舍一样大的巨石掉落在他和他的工友旁边。

「如果我们向右躲，那就完了，」他说，「幸运的是，我们躲到了左边。」

如今，47岁的Sophath在大山与水泥厂之间生活，他和妻子还有孩子们种植绿叶菜，在当地市场售卖。他说，工厂的工资更高，但不值得去冒生命危险。他那时没有意识到水泥厂的工作那么危险，直到遇上那次差点要了他的命的事故。

新冠疫情之后，中国工人再遭洪水打击

今年夏季，中国南方多地发生洪水灾害，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影响，受灾地点集中在相对贫困的江西省、安徽省以及早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地湖北。

与新冠疫情一样，在洪水中受遭受冲击最大的是中国的低收入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迄今为止，政府抗洪救灾的工作重点一直集中在大城市上，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往往受忽视。例如，在着名的瓷器生产地景德镇，成百上千的车间、工厂和商店被洪水淹没，部分地方积水达2米。

一位工厂老板向《南华早报》表示，为了清理遭水淹的建筑物，她的生意可能不得不停一个月。在上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商店被迫停工约三个月，商家抱着寻找新客户、增加收入的迫切愿望，不料却目睹自己的库存在洪水中被毁。

由于许多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缺乏政府援助，农民工不得不赶回家乡参与抗洪救援。农民工往往积攒微薄的收入数十载，才能在家乡建造房屋，此次洪水不仅使这些房屋严重破坏，是否能获得保险金赔付也成了问题，给农民工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中一直奋战在一线的低薪工人再次被叫上前线。在景德镇附近的乐平市，2000名环卫工人被派往灾后现场清理清理积水处垃圾，以防堵塞及垃圾滋生出疾病。安徽歙县的情况也十分类似，1600名环卫工人加班加点清理垃圾以及积在低洼路面的淤泥。另一点与新冠疫情相呼应的便是，女性劳动者再次站在防洪救灾的第一线。

地方政府和工会干部的工作已经转移到抗洪救灾上。杭州市总工会日前开展了一项补贴计划，洪灾中丧生或受伤的工人，最高可获得2万元的补偿。不过，杭州的做法并不普遍。实际上，能从政府或工会的救济措施中受益的工人少之又少，而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洪灾带来的损失已经对家庭财务造成重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发布的上半年政府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3％，而人均消费支出也下降了9.3％。城镇地区的数字下降更高，分别下降了2.0％和11.2％。

官方数据从侧面在证实了疫情以来的许多说法：即使身为中产阶级，白领也遇到了工资缩水、涨薪取消或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的情况，部分甚至面临着被辞退或休无薪假的窘境。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影响就更为严重了。

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截至3月下旬，至少有3千万到5千万农民工失业，到了5月中旬，可能至少还有2千万农民工无法復工 。那些可以找到工作的工人，通常工资较低、工作条件更为不稳定。调查还指出，只有极少数的失业农民工获得了失业保险金或收入补贴。

面对又一波困境，中国工人展现了非凡的韧性。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随着裁员和欠薪的不断累积，工人们不再耐心等待，各地工人抗议数量再次回升。

天津港爆炸五周年，中国高度警惕危险化学品

天津港「8·12」重特大事故五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下令对全国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开展专项检查整治。2015年8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起火并发生连串爆炸，事故造成173人遇难，其中包括104名消防员。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6000余人受伤。这一事故与天津港爆炸有着惊人的相似，促使中国官方部署开展危化品储存专项整治。

8月5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要求吸取黎巴嫩贝鲁特爆炸事件教训，以港口、码头、物流仓库、化工园区等为重点，立刻开展全国危化品储存安全专项检查整治。

根据《新京报》报道，会议特别提出了硝酸铵不当储存的危险。硝酸铵爆炸是天津港事故的直接原因，目前天津港已不再开展硝酸铵类等爆炸品的所有作业。硝酸铵也可能是贝鲁特爆炸的事故原因。

「各地区要对所有硝酸铵等爆炸危险性物品的储存场所开展定量风险评估，组织有经验的行家专家深入一线指导服务、明查暗访，真正深入查具体查。要坚持从源头抓起，严格落实危化品生产、储存项目的联合审批和从严把关要求，科学合理布局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

会议也指出了未能吸取过去事故教训的问题，「每一起事故教训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但一些重特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往往『束之高阁』」，并提出要深入开展天津港「8·12」等重特大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

8月8日，国务院安委办第一检查组明查暗访天津港区发现，天津汇洋石油储运有限公司仍存重大隐患。检查组在一张动火作业许可证上就查出8个问题，并发现监火人擅自离岗，罐液位低报警值过低等问题。第一检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司长孙广宇说：「黎巴嫩贝鲁特港重大爆炸事件教训就在眼前，我们必须深刻吸取教训，绝不允许安全管理上的形式主义。」据悉，天津市对检查组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要求天津汇洋石油储运有限公司立即停产、连夜整改。

在5日的全国安全生产专题视频会议上，也指出了地方政府普遍未能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施。在过去几年的大型事故中，媒体曾多次报道，企业在事故发生前曾在安全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或安全检查不合格，但未能改善其安全生产条件进而引发事故。

然而，除了老生常谈威胁对未执行整改措施的事故责任人和官员进行严惩外，这次会议没有就如何改进安全生产状况提出任何新方法。

会上没有提到企业和地方工会干部在维护工作场所安全和报告安全隐患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近期工会改革观察与促进报告中所指出，工会在安全生产中通常只被视为辅助性角色，没有纠正工作安全隐患的实质权力。这种情况亟待改变，因为目前实行的由政府自上而下的检查方式显然行不通。

天津港爆炸本应给中国安全生产敲响警钟，但自事故发生以来的五年里，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记录的近2600起事故中，至少有275起爆炸事故（平均每周超过一起事故发生）。其中，57起事故发生在化工厂，另有8起发生在化工仓储设施。

事故调查一再发现重復的问题——为了降低成本或者赚快钱而违法或擅自生产，导致安全检查不合格。政府的监管框架无法落实安全生产标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那些最接近工作隐患的人的帮助，即工人自身和他们的工会代表。

共享电单车加大投放，全国多地出租车司机抗议

当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中国出租车司机还在復元时，一场新的共享电动单车潮流已经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从去年起，数家科技企业在全国不同城市投放了大量电动自行车，新的共享商品，加上网约车的持续扩张，使原本已经饱受竞争困扰的出租车行业营运更为困难。可以肯定的是，新一波的出租车司机抗议将会爆发。

自今年5月至7月，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录得18起出租车司机抗议。虽然大部分抗议仍然来自疫情带来打击的余波，例如要求公司减租、退回营运费和要求政府津贴等，但其中4起事件直接针对共享电动单车的竞争。

6月12日，位于湖南省湘阴县的出租车司机集体向政府投诉，指科技公司拜米违法投放数百部电动共享单车。司机指，这些电动单车的推广根本没有经过任何招标，而且县内亦没有相关法例监管电动单车的运作。由此，人们不戴头盔、毫无安全装备地在车道上驾驶电动单车，将大大增加交通意外的危险。

面对司机的投诉，当地政府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回復指电动单车合法。这激起了司机更大的不满，他们先向县内的县纪委发信，怀疑县政府跟拜米私相授受，另一方面，不少司机直接扣押市内的自行车，阻止拜米正常运作，酿成拜米员工和司机的冲突。

湘阴县出租车司机发起抗议后，四川省南部县、辽宁省大连市的司机也相继加入。 7月19日，南部县的司机包围了运送电动单车的货车，双方对峙引起当地警方介入。7月31日，大连市的司机则私自收缴市内电动单车，将车集中丢弃到开发区的空地。

自从中国大城市例如广州、北京和上海2018年禁止新单车的投放后，共享单车的狂热经历了短暂的降温。大街小巷随处乱泊、丢弃共享单车的现象有所改善。

不过，科技企业还是找到了当地政府，特别是二、三线和四线城市政府的监管空档，开始投放科技水平更高的电动单车。哈啰出行是首先加入战团的企业之一，其他主要公司与美团、滴滴也加入市场。2019年全国国共享电单车数量已超过100万辆，估计至2025年，这一数字将会增长至800万辆。

2019年4月15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落地执行。不过，这些规例与其说限製共享电动单车的发展，不如说为它的发展打下基础和提供企业可以遵守的游戏规则。共享电动单车看来将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过湘阴、南部和大连等地的出租车司机抗议表明，司机们在绝处中仍然坚持斗争。对此，地方政府多以警察介入以平息司机抗议，但未能有效处理司机的不满，工会需要站在司机的立场保护他们的生计。

二十年东北工人抗议变迁

二十年前，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三省曾是中国劳工抗争活动的中心。在国企改製和破产浪潮中下岗的大量工人发起了众多大规模抗议，要求得到应有的待遇和补偿。其中，以2002年黑龙江大庆油田工人和辽宁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抗争最为声势浩大，总计有数万工人参加了长达数周的抗争。北京方面则将此类抗争活动视为对政权的重要威胁，将众多工人领袖逮捕并判刑。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来，东北是颇为平静的。现在的工人抗议以广东、河南、山东以及江苏为中心，并向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渗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人当中。从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工人抗争活动仅占过去十八个月全国总量的7.5% 。

现在东北的抗议活动不再以国企工人为主，而集中于各种新兴私营服务行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些工作一般收入低且不稳定，基本不提供任何社会保障或福利。当今的抗争活动一般是短暂的小规模抗议，所以地方政府也不将其视作重大威胁。尽管如此，这些抗争活动依然反映了东北工人长期以来对低迷经济情况的不满与失望。今年已经有数起抗争行动演变为暴力冲突，政府最好不要忽视工人们正在积累的不满，毕竟十八年前的抗争人们还历历在目。

在2019年一月到2020年八月中旬期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共记录到137起发生在黑吉辽三省的工人抗议事件。其中，服务业占33%，交通运输业占25%。这些数字鲜明地刻画了东北经济的转变。

今年七月，近千名天鹅出租车公司（哈尔滨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司机发起了近五年来黑龙江最大的一起集体抗争行动。出租车司机们要求公司停止拖延，按照政府政策退还过去数年的「标费」。「标费」即是司机缴纳给出租公司，换取运营权的租金。2018年，当地交管部门终于取消了长期遭到抱怨的「标费」。然而直到2020年，仍有多家出租车公司的哥的姐没有收到退还的「标费」。天鹅公司司机们的集体行动很快引起了哈尔滨另外两家大型出租公司的哥的姐们的响应，他们也同样被公司拖欠着「标费」。新冠肺炎本就给出租车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出租公司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逼迫司机们不得不反击以求生。

东北的运动、休闲行业同样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创，有多起集体行动均与健身房的倒闭直接相关。即便营业禁令取消，他们的生意也大多无法继续维持。以7月28日发生在长春的一起讨薪为例，该健身房在一夜之间迅速宣告关门，老板随即卷款跑路，留下讨要薪水和会费的员工和顾客。在过去数月内东北三省曾发生数起类似的欠薪事件，老板一夜消失，只留下钱包空空的顾客和员工。

在遍布老工业城市的辽宁，餐饮与娱乐业吸收了很多国企下岗职工。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该行业也遭受重创。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了数起与餐饮娱乐业有关的欠薪纠纷。6月16日，盘锦市马头琴演艺的员工拉起横幅抗议该公司自2019年末便开始拖欠工资。马头琴演艺是当地的一家大型餐饮娱乐中心，以蒙古传统文化为主题。与2000年左右的国企职工抗议相彷，这些员工也声称当地政府包庇公司，「不为百姓办事」。

从全国范围来看，建筑行业的抗议活动占所有工人集体行动的42%。但在东北，建筑行业占比只有20%。这表明东北地区相对缺少新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而东北上半年度的经济也的确处于负增长状态。

在过去18个月中，我们在东北只记录到两起采矿业相关的抗议活动，而采矿业是东北传统的龙头行业之一。上一次大型的矿业工人集体抗争发生在2016年三月，与2000年前后的事件类似，大型国企龙煤集团双鸭山煤矿拖欠工资，上千名愤怒的工人发起罢工与抗议，最终迫使地方政府同意支付工资。

时任黑龙江省长陆昊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声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激怒了双鸭山的工人。在2016年3月12日，陆昊终于承认他所了解的「重要信息报告不真实」，并说当地政府已经承诺会支付被拖欠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资。3月15日，工人们说他们大部分人已经收到了一月份的工资，而二月的工资也会尽快发放。

东北长期以来也是大规模教师抗议活动的中心。现在也偶尔会有这一类的抗议活动发生，但上次大规模抗争还是在2018年一月的北京。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代幼教师（以东北为主）聚集在首都，抗议被长期拖欠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待遇。

经过改製之后，东北的国有企业数量大大下降，竞争性与盈利性也更强了。但国有企业依旧偶尔发生集体抗争事件。2016年十一月，千余名一汽大众派遣工发起抗议，要求这家位于长春的中德合资企业实行同工同酬。一些以劳务派遣公司名义被一汽大众聘请的员工声称，他们的工龄已经超过十年，但工资只有直聘合同工的一半。尽管工人们最后取得了部分胜利，但工人代表符天博却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

不过，政府对于符天博的处理，已经较当年对待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领袖的手段温和些了。2003年，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分别以颠复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七年和四年。发生在2002年春天的辽阳铁合金厂事件，在当时是最有名的工人抗争案例之一。但正如之前所说，此次抗争只是全辽阳、全辽宁、乃至全东北国企下岗工人大规模抗议的一部分。

当年的情况和现在类似，工人们的诉求都很基本：要求破产企业支付被拖欠的工资、养老金和其他工人应得的福利。同样类似的是，地方政府和工会干部在面对工人们的维权行动时也基本无所作为，还常常站在企业一边。

2018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称要推动组织包括运输业和服务业工人在内的八大群体加入工会，而在东北，这两个行业也是集体行动的高发区。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各地工会为这些工人做了什么。黑龙江的出租车司机、吉林的健身房员工、以及辽宁餐饮娱乐业员工们的耐心已经快要耗尽了，地方政府和工会必须尽早听取工人们的呼声并有所作为。

香港码头业工会痛斥公司妄顾工人致疫情爆发，将争取职灾及停工赔偿

截至8月23日，香港葵青货柜码头已经发生了73起新冠肺炎感染个案。葵青货柜码头作为香港物流运输业最重要的支柱，在疫情间仍然全天无休。工人每天被迫在狭小挤迫的休息室歇息，令偶然染病的工友将病毒广泛传播，最终造成大爆发。

此次发生群体感染的工人大多受聘于现代货柜码头的外包商「宏记」。一般而言，香港货柜码头的一线工人皆受雇于五家码头管理公司的分包商，工人的劳动条件归分包商决定。是次发生问题的工友休息室，则被发现环境恶劣，使病毒传播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据香港01报道，葵青货柜码头休息室大多设备残旧，卫生情况恶劣。休息室摆满碌架床，工人轮流上床休息，惹来传播风险。

香港码头业职工会指出，在2013年发起大罢工时，工人已明确提出改善休息室环境。工会在2015年检讨罢工成果时的发言显示，当时休息室恶劣的程度，是「工友需睡在地板上，更不时有鼠虫出现」，罢工两年后，「外判商愿意改善环境，在休息室放置大量碌架床；增设冷热水淋浴间等」。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改善只是由最不人道的条件稍微好转一点而已。休息室的卫生问题在疫情间完全暴露出来。

香港码头工人恶劣的劳动条件在2013年的罢工遭彻底曝光。当时，码头工人工时之高甚至连在中国工厂超时加班的工人也为之汗颜：工人不时需要连做三更，工作足足24小时，船期繁忙时，甚至有连做72小时的情况。另一方面，码头大部分工种的工资和17年前相比没有增加，普遍日薪是$1100至$1300，折合时薪约100多元。不得不提的还有，因为没有规定的吃饭时间，机手长期身处高空而要在驾驶室解决大小二便，当时引起一片哗然。

长达40天的斗争中，码头罢工争取到9.8%的工资增幅，翌年工会争取下再获得6%加薪及4.1%绩效奖金。虽然总计加薪19.9%，但仍落后1997年至今的通胀7%。另一方面，外判商承诺改善工人工作情况，如让工人停机吃饭、让工人可以离机解决生理需要，以及改善休息室的环境。

不过，这次码头大规模爆发肺炎的严重职业灾害，充分显示以往罢工争取到的成果极为有限，资方一如以往的工作安排是引致感染爆发的主因。为此，中国劳工通讯联络了码头业的相关工会，了解他们对现况的了解和未来行动。

香港职工会联盟的统筹干事王宇来表示，他们在第一波疫情爆发时已预料码头的爆发︰「码头的休息室比香港监仓环境还要恶劣。我们要求外包商作严格措施保障工人的健康和防止病毒传播，但完全不获理会。公司只是叫工人不要抽烟，因为之前有个案是两人在街边抽烟时传染。」

「6月食肆重开，加上政府放宽33类人员免检疫，是疫症爆发的伏笔。7月23日，码头一位司机染病，但公司并无提出措施防止疫症传播。8月8日，卫生防护中心才意觉码头有爆发的可能，但并无安排检疫。8月13日码头已有17起个案，政府才开始检疫，但公司仍然要求相关工人继续工作。8月14日，工人归还检疫样本时，码头仍然不停止运作。15日便有工人确诊，公司才在翌日安排工人停工，未确诊的工人入隔离营，实施措施减少工人聚集。前后2个多月时间，码头公司明知有爆发风险，但根本致工人性命不顾，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王宇来说。

王还提到，业内称码头的休息室为「hot bed system」。由于香港码头工人相比其他地方的同行经常需要连做3更，24小时工作，因此工作完毕后往往马上会到休息室补充睡眠，由下一位工人接替。当工友休息过后起床工作，上一更的工友便接替休息。由此，休息室的床总是呈温暖状态，是为「hot bed」。 「这样频繁共用的休息室无疑是疫情爆发的温床。」他说。

疫情爆发后，职工盟工会接触到的工友均相当愤怒，认为码头无视工人生命。另一方面，公司紧急补救，增置较少人同时聚集的休息室，亦显示它根本有能力为工人提供更合理的休息空间，一直以来只是欺压工人势弱才不作改善。

工会表示将以工伤角度与受感染的工友向企业追讨赔偿，组织因疫情停工的工人争取补偿，以及提高休息室问题的优次，要求企业为每组工人兴建永久休息室，减少每间休息室的聚集人数。长期而言，工会将要求货柜码头公司改变工作模式，结束工人连续24小时工作的情况。

CLB最新发布：《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本周，中国劳工通讯发布了研究报告《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报告阐明工会多年来在安全生产监督上的缺位，探究我国安全生产製度的症结所在，并指出只有激活工会的监督职责，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安全生产状况。

近年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有所好转，但每年频繁发生的各项事故仍然造成了大量工人死亡，每个工人背后的家庭也因此受到无法磨灭的伤害。从响水化工厂爆炸后，村里人朋友圈的寻人启事；到从丰城发电厂坍塌的施工平臺中逃出生天的工人，和另一边接受采访时称「赶工期也要赶」的项目负责人；再到孙家湾煤矿矿工家属们守在矿井周围，寻找瓦斯爆炸事故中下落不明的亲人……

煤矿、化工厂、电厂、建筑工地上的事故似乎始终照着程式化剧本上演：立法——违法——发生事故——调查——处罚责任人——等着下次事故——再调查——再处罚责任人——继续等着下次事故发生。如何打破这一循环，最大限度预防事故发生，保障工人的职业安全和健康？在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中国劳工通讯指出，工会有望成为破局关键。

报告共有四章。第一章从法律和三个安全生产事故的角度分析了工会目前在安全生产监督方面的作为。《工会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赋予了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职责，但日常工作中，地方工会及部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主要通过开展「安康杯」竞赛、专题讲座，强化企业及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具体的安全检查、前期的安全生产计划製定，工会未能积极参与其中。事故发生后，工会也只是事故调查组的众多参与方之一。各级工会多年来在安全生产的监督中缺位，工会干部也从未因为不履责而被问责。

第二章解析了安全生产製度的体系的四大角色，即订立法律、行政执法、企业落实和工会监督。四大角色本应各司其职，各自把关。然而，我国安全生产製度存在「行政为大」的特色，行政部门实际上兼顾了执法与监督的双重角色。以事故高发的建筑业为例，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不断发文件、搞检查，仍难以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而本应承担监督角色的工会则始终缺位。

第三章介绍了外国安全生产监督的四个案例，分别是美国纽约三角地内衣工厂火灾、英国Aberfan煤矿矿堆滑坡事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Westray煤矿爆炸事故以及加拿大Elliot Lake铀矿职业病事件。这些海外经验证明了工人们不是、也不应该是等待充满善意的政府来拯救、保护的脆弱受害者，而是有智慧、有力量，能够掌握、捍卫自身权利的公民。安全生产的维护是一场长期的、动态的、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改进的过程，工会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从根本上健全安全生产製度，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报告在第四章中提出了相关建议。首先，应该从行业工会的有效运作入手，组织一线工人加入各类行业工会，加强行业工会在一线工人中的代表性。其次，推动行业工会与企业协会进行集体谈判，达成行业年度集体协议，以保障工人权利及职业安全。发动工会会员，即一线工人在工作现场直接参与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的监督和维护。

报告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应充分利用工会改革的空间，从事故高发的行业入手，如建筑业、采矿业、环卫业、仓储物流业等，建立相应的行业工会，并组织一线工人入会，开展行业集体谈判，积极探索从被动维权向主动协调和谈判转型的路径。

越南即将翻开工人组织新篇章

从2021年起，越南将允许成立不隶属于官方工会的新工人代表组织。Joe Buckley探讨了这一变化可能对越南工人和目前主要的劳工组织者产生何种影响。

2021年1月，越南劳工政治将发生重大转变，新修订的《劳动法》将生效。最大的变化在《劳动法》第十三章，它将第一次允许「企业一级的工人代表组织」（tổ chức đại diện người lao động tại doanh nghiệp，WROs）独立于国家领导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Vietnam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VGCL）。

「工人代表组织」并非工会；只有隶属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组织才是工会，依《工会法》管理。劳动者可以在企业成立或加入他们自行选择的代表性组织，这些工人代表组织在单个企业一级可以进行集体谈判和组织罢工。但新修订的《劳动法》没有允许工人代表组织在企业级别以外成立行业或地区联合，虽然第174条含煳提及工人代表组织的成员可以决定组织的合并和联系，但没有详细说明。

《工会法》明确规定了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资金来源为工会会费、对企业征收的工会经费、国家支持以及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所属企业的利润。而对工人代表组织来说，除了会员会费以外，没有法律规定其他资金来源。《劳动法》第十三章还赋予政府注册和解散工人代表组织的权力，而且如果企业倒闭，工人代表组织也必须解散。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依然保留了全国唯一合法工会联合会的特殊地位，《劳动法》还规定，如果工人代表组织想成为工会，它们可以加入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由《工会法》管理。尽管如此，允许成立工人代表组织仍是一项重大的法律变革。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与越南工人结社自由改革息息相关的一些关键组织：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

政府领导的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是越南祖国阵线的一部分，是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其他群众组织还包括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等。工会章程规定，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职责包括四个方面：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工人权益；参与经济和社会管理；以及宣传党的方针，动员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一样，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也遵循列宁主义的双重职能工会模式。这是1921年俄共十大产生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会既鼓励发展生产力，同时也保护工人不受苛待。

越南劳动总联合会通常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的工具，在保护工人权益方面毫无用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毫无疑问，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不过，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在集体谈判、自下而上的工人组织以及在劳资纠纷中提供更好的法律援助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越南目前正在对《工会法》进行修订，以便适应「新形势」（tình hình mới）。修法范畴包括工会结构、工会经费，以及各级工会在处理劳资纠纷方面的作用。

在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内部有进步派，他们希望该组织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利益代表者，长期呼吁给工会更大的自主权，并将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从以服务为基础向积极组织转变。进步派认为，结社自由改革可以积极催化工会改革。由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实行民主集中製，很难评估进步派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和影响力，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例如最近，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前主席邓玉松主张，促进工人代表组织的资金更加公平。目前，企业必须缴纳基本工资金额的2%作为工会经费。而在即将施行的新《劳动法》中，在有工人代表组织的企业中，没有提及要把企业缴纳的经费分配给工人代表组织。邓一直主张，应该根据工会和工人代表组织的会员人数来分配这笔钱。

越南劳工和越南劳工运动

越南劳工（Viet Labour）和越南劳工运动（Viet Labour Movement）是坚韧不拔、战痕累累的异见分子组织。这两个组织在2016年底分裂，是2000年代中期越南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涌现的一些独立劳工组织的后代。正如这些组织自身所做的声明一样，它们并不是工会，不是由工人建立和领导的。这是一群积极分子为了劳工权利和结社自由而建立的组织。他们大多向工人提供有关劳工权利和劳动法的建议。

越南劳工和越南劳工运动对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持敌对态度。一些组织成员入狱或流亡，至少在过去几年里，他们的公开活动明显减少。这次改革预计不会为这些组织的自由运作开辟多少空间（如果有的话），因为政府认为它们是「政治」组织，其关心的问题远超企业中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问题。

越南独立工会

越南独立工会（ Vietnamese Independent Union）是这一领域的新来者。该组织于2020年6月成立，有一个华丽的网站和社交媒体，该组织称希望建立独立工会。不过，越南独立工会也表示，希望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建立建建设性关系，共同保护工人权益，履行自由贸易协定中完善国内劳工权益的承诺条款。这种做法与越南劳工、越南劳工运动截然不同，后者完全排斥越南劳动总联合会。

一方面，越南独立工会的策略似乎是务实、理智的，无论外界如何看待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它都不会消失，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之接触；另一方面，越南劳工认为，越南独立工会并不是真正的工会。越南劳工发表声明，认为越南独立工会其实与越共有联系，伪装成独立工会。越南劳工还提醒，在目前的改革中，可能出现很多假的独立工会，工人需要保持警惕。

工人的自组织斗争

然而，在过去15至20年中，对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待遇影响最大的不是某个特定组织，而是工人自发组织的抗争。越南每年都有成百上千次罢工，尤其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在越南罢工是合法的，但发起罢工需要遵循一套復杂的官僚化程序，包括罢工须由越南劳动总联合会领导。这显然并不现实，从技术上讲，可以说每次罢工都是非法的、野猫式的罢工。罢工的组织方式是去中心化的，很少有可识别的罢工领袖，而且基本上与上文所述劳工组织无关，雇主难以对工人罢工进行预测或提前准备。工人的自组织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且不仅仅是在企业层面。例如，罢工促使政府製定了年度最低工资增长机製，并迫使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劳动关系製度进行改革。

实际上，建设和改革劳动关系製度的目的一直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quan hệ lao động hài hoà）——这主要是指停止罢工。目前的改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就是要工人停止罢工，而且这可能是有效的，因为记录的罢工数量在过去几年里确实显着下降（由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危机，罢工在2020年的头几个月又有所回升）。

工人代表组织将对工人产生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未来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工人可能完全忽视工人代表组织而继续进行野猫式罢工抗争；另一种可能是，工人代表组织会成为收编和製度化工人不满的工具，但不会给工人带来什么实际好处；第三种可能是，工人代表组织确实成为工人向雇主提出诉求的有效方式，或者它们将进一步促进结社自由改革；最后，工人组建和加入工人代表组织的威胁可能迫使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

外卖平臺调整配送时间有名无实　骑手：需要工会组织

9月初，《人物》杂誌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把外卖员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巨细无遗地写了出来，再次引起了对外卖平臺的舆论批评。文章详细地描绘了平臺系统显示的送餐时间标准与现实中骑手在送餐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落差，如何必然使外卖员无法达标，从而产生逆行闯灯、超速驾驶等危险，以及骑手与顾客和商家的争执。

文章提到的现象在2016年起越发严重。当时，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臺开始了以消费者补贴、扩张业务范围的方式竞争。疯狂烧钱和削价造成成本飙升，企业于是以提高对骑手的剥削来补偿损失。由此可见的是：骑手单价逐步下降、配送时间压缩、罚款愈加严厉、意外事故层出不穷……

自此，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不断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图自2018年收录的骑手交通意外则有121起，当中19起骑手送餐身亡。

迫于舆论压力，饿了么、美团两家公司在9月10日作出回应。饿了么表示会给顾客选择是否多等5分钟，让骑手有放宽送餐时间的可能；美团则表示会增加8分钟送餐时间。然而，企业的回应并未得到骑手接受。部分平臺用户则不满新规定把平臺的劳动条件问题扭曲成消费者与外卖员的矛盾，甚至担心多加5到10分钟只会使骑手多接单，让问题恶化。

「有的商家出餐慢，就是多加5到10分钟，商家都出不来餐。」针对饿了么的5分钟按钮，《南方都市报》访问的外卖员直指按钮用处不大，连简单的商家出餐时间差也处理不了。 「规定是10分钟出餐，但是到了时候它出不来」 ，「顾客刚点完餐，系统就派到骑手手里，骑手去催单，商家也很生气」。另一方面，顾客取餐的延误同样造成骨牌式的超时问题。 《央视财经》访问的饿了么骑手提到︰「有时候你送餐，写字楼不让上，你让这个顾客下来取餐，顾客一直二十分钟才下来，你说你怎么办，你的餐全部都超时了。 」

骑手提出清楚的要求：出餐慢的商家延迟发单，基本做好后才发单，让骑手去取；在重点地方（例如医院、写字楼）增加智能取餐柜。如此简单的改变，饿了么自然不会想不到，不过这个做法将会大大缓和工作强度，与平臺的利益矛盾。在没有激烈斗争的情况下，平臺只会把责任推到顾客身上。

美团外卖多加8分钟的改动似乎代表着真实的改变。不过，由外卖员设立的微博帐号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9月13日发布的短片里，称「盟主」的小哥揭穿这项改动只是掩眼法，事实上配送时间并无任何改变：「延后八分钟一直都有。假如你们(顾客)正常点餐，是38分钟送到，系统会显示预计送达时间是30分钟，但都会给外卖小哥留个8分钟。它现在只不过是把那8分钟在顾客那边显示，所以说压根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盟主认为外卖骑手面对最主要的问题是订单配送价格的不合理调节。以他所在的北京地区为例，原来3公里的订单价格是8块多，现在降到5块多。为了维持收入，外卖员不得不多跑单，造成了跟商家等餐的矛盾，以及路上违反交通规则等。平臺任意调整订单价格完全不顾对外卖员工作的影响。

如此看来，两家企家耍的太极化解了舆论的压力，但外卖骑手情况丝毫没有改善。说到底，最重要的东西——外卖平臺的算法——操控在企业手上。整个算法的设计都与工人敌对：外卖员因为不明原因被系统封号，要工人反过来申诉；系统收集和计算工人派送速度和业绩，再决定派件量和送餐距离；派送距离不以行车距离而是以直线距离计算，甚至出现要求逆行的跑法。

工人需要有组织的力量改变算法设计已日益成为外卖工人争取利益的出路。中华全国总工会近两年大力推动网约送餐员等八大群体入会，自2018年以来，新发展八大群体会员654.7万人。尽管组建了一些外卖员工会，但这些工会的效用成疑。即使在官方宣传里，工会也自称其作用是提供技能培训、法律援助、医疗互助保障等服务，等而下之的是高温慰问、1元抢购西瓜等无关痛痒的福利，对于组织工人改变平臺的劳动条件上只字不提。

针对这一情况，央广网新闻引用了清华大学公益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的建议：骑手要形成劳动聚合体，取得话语权，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平臺介入引导，还是加入工会组织，外卖员要有发声的机会和场所，以维护合法权益。外卖骑士江湖联盟的视频同样提到︰希望有关部门牵头给外卖员成立一个类似工会的组织，以此和美团饿了么等平臺对接。然后再由相关的管理部门製定外卖配送的各种标准，而不是由平臺製定。

中国经济走向仍不明朗，建筑工人抗争加剧

随着中国住宅地产和基础建设行业陷入停滞，过去四个月内发生的建筑工人抗争数量暴增。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5月至8月期间一共记录了151起建筑行业抗争活动，而2020年前四个月只记录了39起建筑业抗议事件。这些事件绝大部分与工人讨薪相关。

尽管新冠病毒疫情的冲击使得2020年集体行动个案数量低于去年同期，但建筑工人抗争事件的占比从38%升至43%。

在过去四个月记录到的151起建筑业抗争事件当中，共有62起个案与基建工程项目有关; 43起与住宅项目有关，而住宅项目所占比重正在提高。

以成交面积总量计算，中国房地产行业交易量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跌至五年最低水平。尽管4月末以来，市场行情因疫情受控已开始回升，但企业现金流的缩紧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导致建筑业欠薪事件暴增。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向被认为具有强大抗风险能力的大型国企，如今同样大量牵涉欠薪事件。事实上，与大型国企有关的个案在2020年建筑行业集体行动事件中所占比重超过40%，而2019年有关个案占比则少于25%。

以8月26日发生在广西北海市的一起住宅项目个案为例，工人发起抗议要求在新学期开始前结清被拖欠的工资。该案例同时牵涉到了两大行业巨头：项目开发商是中国第二大的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承建方则是大型央企中铁二局。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则是，资方愈加频繁地采取强硬而暴力的手段对待绝望的讨薪工人。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今年所记录的案例中，有超过20%的抗议工人被公司殴打或被警察拘捕。相比之下，2019年此类个案占比只有14%。在9月3日记录的一起讨薪事件当中，一对四川成都的民工夫妇在工地与包工头交涉时发生冲突，丈夫被多名保安强行拖拽进办公室内暴力殴打，视频显示他从办公室走出时身上有多处血迹。

而1月12日发生在河南省辉县市的一起案例中，有十余名工人被打。这是最近两年来建筑业最为严重的欠薪个案之一，开发商共拖欠一百余名工人包括工资在内的一千多万元劳务款。即便在当地监管部门介入并要求立即支付应急款后，开发商依旧想方设法继续拖延下去。

人社部在2017年乐观地宣称，他们製定的「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将会在2020年达到「基本无拖欠」的目标，该计划将重点帮助建筑业的农民工。此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来建筑工人讨薪激增似乎表明条例执行效果不佳。

显然，政府试图以顶层设计式的行政手段解决欠薪问题的努力失败了。正如中国劳工通讯于2019年发布的建筑行业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只有对建筑行业进行根本的製度性变革，才能根治欠薪问题。关键在于工会应积极组织工人，开展行业性集体谈判，以保证工人每月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险。

山西煤矿企业大合并后　等待着工人的新危机

上月30日，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同煤集团）官网披露，同煤集团、晋能集团以及晋煤集团将联合重组成晋能控股集团。合并后，该集团将成为继国家能源集团后，全国第二大的煤业集团，总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人民币，年生产原煤预计约3.16亿吨。

除了三家主要企业，消息还显示山西潞安矿业有限公司、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相关资产以及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也将同步整合到晋能集团，具体方式尚待公布。由此，以往山西省七家并立的煤企有五家将会重组。

透过国企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主线。早于2009年，山西省便以大型国有煤企重组中小煤企，借此关闭煤矿来减少生产浪费，以及处理职业安全问题。煤矿兼并重组的策略相当有效地减少了小型煤矿，大量生产水平低、资源及安全条件均较差的煤矿被淘汰，一般煤矿的生产力有所提升。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国内煤矿数量由2017年约7000处下降至2019年的5300处左右，平均产能由年77万吨/年上升至98万吨/年。煤炭行业资本集中程度不断提升，大型现代化煤矿已成为中国煤炭生产主体。

2017年，中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组成国家能源集团便是其中的标誌性事件，集团拥有煤矿97处，年产能6亿8485万吨，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今年8月，再有山东能源集团与兖矿集团合并成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自从中国逐步向太阳能和风能等能源转型，国企重组不仅是提升煤企竞争力和话语权的手段，还成为压止煤矿过度生产，减少依赖煤炭的方法之一。

产能退出后，煤企产量向相反方向推进

是次山西煤企进一步合并，意味着中国煤企资本集中度，以及潜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不过这项进展将会同时为工人带来全新的问题。

由于产能退出并不必然等于煤企产量减少，因此短期而言，形式上的整合应不会大幅影响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计。事实上，虽然中国2016、17年共退出了超过4亿吨产能，但国内煤矿的产量却由2016年不断上升，煤炭发电产能在2017年至2019年增加了1910亿吨瓦特。

近年，为了减缓经济下行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行基础建设，使电力、钢铁、水泥行业产量急升，煤矿产量自然因需求上升而增加。另一方面，熟悉去产能政策的人士则指出，个别产业去产能甚至会反过来使电力需求上升。以钢铁业为例，随着工厂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电炉钢比重大幅提高，间接使烧煤需求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煤矿价格在2016年录得大幅反弹，一些以往已经关闭的煤矿也因为市场的高价而重开，使产量增长一发不可收拾。

可以预期的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全球经济活动逐步復苏，各种新型厂房、发电设施、房屋发展计划将会再次推高中国钢铁、水泥等产业，煤企退出产能，将会以更高的生产力来迎接产量上升。

向洁净能源过渡创造的新一批剩余劳动力

同一时间，煤企的资本集中将会为工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威胁。不少关注中国能源转型的论者均指出，中国正在快速向所谓绿色能源转型。毫无疑问，中国发电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相关产能亦不断增加。不过，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增加速度已经超出化石能源。 2019年，可再生能源的产能增加值已占增加总额54%，超出化石能源和核能的46%。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产能占比已提高到四成，占整体能源生产26%。

山西省煤企的合并也可以视为整个能源转型的一部分。 2019年，山西省成为了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试验田」，目标是要构建清洁低碳的用能模式，同时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製改革等。一个规模更大、资本力量更雄厚的企业，自然更有条件实行各种科技和生产方式的改进。

事实上，山西煤炭企业已经在各种节约能源方面取得进展。是次重组的晋煤集团便研发了三种新式炉型，以能源效率更高、更为环保的方式生产以无烟块煤製气。另一家阳煤集团也开发出新式炉型，声称可减少煤化工30%的能源投入。

除了节能减耗，劳动力的节约也是各个企业争相实验和竞争的领域，使矿井加速走向自动化、无人化。以阳煤集团新元公司为例，该企业早前公开表示已经建成目前地下最深的5G网络，能够推进无人巡检、掘进面无人操作、综采面无人操作等技术。阳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翟红表示，近几年的智能化建设中，该煤矿已减少各类井下操作人员321人。

随着煤企进一步集中，这些现时仍然处于试验阶段的技术，将会快速得到扩散和普及。当中的代价当下可能难以想像，但新一批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后备军已经正在成型，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社会所隐藏的后果。等待着这些工人的是怎样的生活虽然尚未可知，但必定不会是一个社会保障稳固、生活美满的乌托邦。

2015年起，煤企的重组合并便已造成一系列工人的游行抗议。当年12月，阳泉市平定县，阳胜煤矿单方面辞退综采队80余口人，并拒开8月份以来的工资，引起工人集体抗议。同月，山东济南煤矿被关，亦引起300名工人要求赔偿，警方介入。 2016年12月，江西省吉安市天河煤矿员工则拉横幅抗议去产能安置方案。同时，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亦在这段时期录得大量小型煤矿的欠薪事件。

近年，这些事件的数量已明显下降，但逐步被煤企排挤的工人仍需面对就业困难。部分工人转投物流运输、建筑业，又面临高工时、欠薪等劳资矛盾。可见煤企抗议事件减少，与另一些行业问题增长有关。

煤矿关闭，删不走工业意外的危险

关于煤矿行业，还不能不关注最困扰工人的的工业意外。自从大量小型煤矿的关闭，中国煤矿的安全事故数量及死亡率显着减少，到2019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降到316人。继2018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首次降到0.1后，2019年再下降至0.083。

不过，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2008年山西煤矿合并后的文章所言，工人对工作安全和劳动时间等生产条件一直不具发言权和监督权，官方纯以行政手段难以彻底处理煤矿生产问题。中国劳工通讯的安全事故地图今年便收录了45起煤矿相关事故，当中8起发生在山西，其中三起事故便与正要合并的企业相关。

最新一起事故发生在本月20日凌晨2时许，潞安集团左权阜生煤业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另外两起事故分别是：4月，同煤大唐塔山煤矿在掘进工作面则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所幸无人伤亡。9月，山西晋煤集团泽州天安海天煤业有限公司的井下运输事故，造成1人挤伤，后抢救无效。今年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重庆市，9月27日，重庆能投渝新能源公司下属松藻煤矿发生一氧化碳超限事故，造成16人1伤，涉事煤矿多次因安全问题受罚。

由此可见，煤矿企业一直将工人的发言权排除在安全监督以外，导致矿业生产依旧满藏危险。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会则置身事外，未有起到监督安全生产的作用。中国劳工通讯早前曾就湖南桑植煤矿一起造成3人重伤的瓦斯事故致电当地工会，发现桑植县总工会办对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情况均不清楚，工会在安全生产方面亦无角色，安全生产成为了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工会被政府安排处理大量扶贫工作，但在工会组建工作、基层工会和一线会员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和预防煤矿安全事故上则明显失职。

随着煤矿生产的新一轮扩张，更严重的意外事故无可避免将会发生，但工会在落实工人的职业安全上仍然未见紧张。工会应该重回组织工人、代表工人谈判及监督企业安全生产的职责，保障工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利益。

「双11」前夕，全国多地快递罢工

10月19日，全国多处百世快递「站点老板跑路」、快递员被拖欠工资登上新闻，广西南宁一站点欠薪甚至多达30万。就在同一天，圆通快递福州市橘园洲分部的员工，也发起了针对欠薪的抗议。此前一周，韵达快递也爆发了类似的快递员讨薪，事件起因是长沙市观沙岭服务站拖欠工资数月。

一下子，「快递罢工」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门搜索，部分网民还猜测，一年一度的「双11」促销活动临近，快递罢工也许会进一步升级。据国家邮政局估计，今年「双11」期间预计日均快递业务量达4.9亿件，是今年日常业务量的两倍。

继9月份《人物》杂誌揭露外卖员被公司以及算法多重剥削之后，与外卖员性质接近的快递员也成了媒体的焦点——非正规用工、没有社会保险、行业剥削製度……相似的问题组成了他们各自的困境。

但是，快递行业的罢工和抗议早已不是第一天出现。事实上，过去两年间日趋白热化的行业竞争，才是工人集体行动不断的主因。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数据，本年度已有至少27起快递员抗议事件，追平了2019年全年快递行业抗议总数。而今年的每一起抗议，几乎无一例外都诱发于欠薪，其中又有绝大多数涉及快递网站倒闭。这一波欠薪案例中，大部分只涉及一两个月的工资，拖欠的总金额并不算高，但由于快递员和快递网点之间缺乏正式劳动关系，追讨劳动报酬变得异常困难。

本年初新冠肺炎爆发期间，快递网点经历了或长或短的暂停营业，但他们仍承担着停业期间的租金及其他杂费。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申通、韵达、中通三家企业的净利，同比下降10至90个百分比不等。

自五月起，中国新冠疫情基本受控，快递行业的业务量开始回升。可是，另一轮价格战随即展开，各家企业再次试图压低价格，从而赢得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企业一方面提高了对快递员未完成送货量的罚款，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经济状况难以负担招聘新员工，快递员难以完成送货量、被迫缴纳罚款，几乎成了必然。中通快递设于福州的一处网点在7月倒闭，站点负责人在经营刚满一年后，实在顶不住连续不断的罚款，无奈选择结业。他声称，罚款可达每月3万元。

最新的罢工事件发生在10月26日，河南登封与山东济南两地都有快递公司或中心停摆。「双11」还没到，很多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包裹长时间滞留。在济南，韵达速递的问题较为严重，疑似因工资过低导致快递员罢工，而客户联系了客服人员依旧无法解决。登封快递分拣中心里，包裹堆积如山。有快递员表示，派费一降再降，加之罚款太重，分拣中心距市区太远，不少人都打算转行送外卖。

另一起最近的快递抗议发生在10月19日，福建福州圆通速递快递员声讨公司欠薪。据快递员苏先生讲，他所在的橘园洲分部拖欠约十名员工一至两个月工资，数额从数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就此事件，中国劳工通讯电话联系了福州市相关工会，看工会是否能够帮助工人讨薪。

当地仓山区总工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接到过快递员的讨薪求助，也不清楚快递员怎么加入工会，工人组织的工作由组建部负责。但截至发稿，仓山区总工会组建部的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于是，中国劳工通讯再致电福州市总工会了解当地快递工人的组织情况。福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表示，圆通速递公司总部成立了工会，但具体到某一营业部是否组建工会，要看老板是否和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快递行业常见的加盟或兼职形式中，快递员往往没有劳动合同，工人很难在营业分部加入工会。有关零散用工，福州市总工会提到，顺丰速运有较为成功的经验。由于顺丰基本以直聘方式雇佣快递员，因此组织顺丰快递员较为容易。顺丰近期还开办了网上新员工入会仪式，工会建议快递员可以加入顺丰公司。然而，如果工人只能用脚投票去跳槽或转行，那么改善劳动场所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又从何谈起呢？

此外，工会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许多营业分部老板也不愿意组建工会。依托老板建会自然困难重重，如果公司不建会，工人怎样加入工会呢？针对这一问题，福州市总工会坚持认为，工人只能通过单位入会，没有途径给工人个人入会。即使要组建快递行业工会，也是先成立基层单位工会，再组成行业工会。福州市总工会认为，只有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才能代表工人和快递公司谈判，否则建议工人去找劳动监察部门。福州市总工会职工帮扶中心更认为，工人找媒体曝光已经不是正常维权，要求工人依法维权。工会一再陷入了无法组织工人，无法维护工人权益的死循环。

本月，在北京，快递行业工会有了新进展。在北京市总工会的推动下，北京市快递行业工会与市快递协会更新了集体合同，调整修改两处，涉及职工健康及安全生产。合同表示，「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应推动快递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并且当温度低于5℃时，「企业工会应督促企业为快递员发放相应的低温补贴或保暖衣物」。可是，对于工资标准，以及按时足额支付工资，这份集体合同只字未提。

近两年来，全国总工会大力推动八大群体入会，快递行业劳动者正是重点群体。可从目前来看，快递罢工持续不断，无疑反应了快递员工作条件的恶化。反观工会已有的所谓工人「福利」，也只是无法触及行业症结的面子工程。

阿里巴巴的全球雄心给欧洲劳工带来困境和挑战

2018年底，比利时联邦政府及瓦隆区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在比利时列日机场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阿里集团推广的世界电子贸易平臺项目首次正式落地欧洲。作为平臺的一部分，列日机场与阿里旗下物流企业菜鸟签署了「数字中枢」项目协议。时任比利时首相查尔斯·米歇尔称贊，「在数字经济时代，参与世界电子贸易平臺将增强当地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阿里巴巴CEO张勇表示，与菜鸟达成的1亿欧元交易将使欧洲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并从全球跨境贸易中受益。据称，列日机场项目建设面积超22万平方米，将创造至少900个直接就业岗位，以及估计2100个间接工作岗位。目前，工人已经分包给菜鸟，而在求职搜索引擎上，即将运行的贸易中心的招聘广告以中英文发布。

然而，阿里巴巴来到列日并未受到一致欢迎，当地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担忧新创造的工作岗位的质量，以及该中心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和许多欧洲城市一样，列日是一个衰落的工业中心，钢铁厂早已关闭了几十年。列日的失业率目前超过20%，是该地区最高的失业率之一。

政府急需新的就业机会，并将物流行业视为潜在救星。为了让比利时对阿里巴巴等电商更具吸引力，比利时对劳动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例如，2016年3月，一项王室法令规定，「在配送领域的公司内部，可以在夜间进行电子商务相关的工作」。当年晚些时候通过的De Croo法案为Deliveroo和Uber等「协作平臺」建立了更全面的框架。

亚非拉研究中心（Centre Tricontinental）研究员Cedric Leterme表示，De Croo法案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特洛伊木马，也是为进一步适应新技术而改变法律法规迈出的第一步。」

2017年2月通过的Peeters法案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该法案以牺牲工人利益来提高灵活性，对劳动法规做了极大改革。针对Peeters法案，比利时各大工会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了罢工、抗议活动，工会称该法案将使劳工运动「半个世纪」的成就化为乌有。

比利时劳动条件的变化符合欧洲整体大趋势，即为迎合新的数字经济而提高劳动力灵活性，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通过与阿里巴巴签署协议，列日机场开创了欧洲的先例：使削弱劳动法合法化，为该公司在欧洲未来发展创造机会，并进一步强化了大型科技公司对全球经济的控製。

电子商务工作本就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且随着自动化发展，工作岗位可能很快消失，而阿里巴巴正是这一点的狂热支持者。评级製度、不切实际的工作目标和不断加强的监控力度，从根本上不利于工人。这些问题在整个行业都非常普遍，例如亚马逊对其仓库工人的待遇广为人知。

阿里巴巴显然也不例外，「双11」不断创纪录的销售额令快递员超负荷工作。今年「双11」前夕，中国多地爆发快递员罢工。统计估计，今年「双11」期间预计日均快递业务量达4.9亿件，是日常业务量的两倍。此外，阿里巴巴利用集团开发的钉钉监控员工，倡导臭名昭着的「996」工作製，而马云更鼓吹「996」工作製「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电商行业的结构使劳资关系的权力天平进一步向资本倾斜，尤其是该行业大规模使用监控和追踪技术。新经济基金会的报告显示，监控获得的数据「绝大部分用于为资方牟利」，且「工会和工人可能很难科学地或毫无疑问地证明监控和数据收集损害了工人的福祉。」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阿里巴巴对比利时工作文化的融入。1998年，荷兰公司TNT在列日机场设立运营中心，但公司发现很难适应比利时更强的工会存在，其管理方法引来了诸多罢工和抗议。这导致在最终同意与当地工会进行谈判之前，TNT威胁要完全撤出比利时。

列日机场的工会代表预计，阿里巴巴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企业工会往往与资方一道，帮助和谐劳动关系，而非实际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此外，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来改变公司老板对工会这样的认知。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不习惯将当地工会视为平等伙伴，不擅长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工会水土不服早已屡见不鲜。曹德旺在美投资设厂就遭到工会挑战，曹直言「在美国，有工会就不会有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福耀玻璃（美国）花费百万美元给员工进行反工会宣传。而在国内，福耀玻璃组建了企业工会，曹的妹夫担任工会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在比利时，许多工会正在把焦点转移到物流行业，更多支持物流业工人，因为物流业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就业增长领域之一。然而，Cedric Leterme指出，工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最明显的是代际差别，年轻一代的工会会员一般更多热心于环保运动，而对老一辈人常见的『为了工作什么都可以』的论调抱有意见。」

阿里巴巴入驻比利时更凸显了在数字时代的全球市场中工会工作日益增加的復杂性。一方面，工会拒绝接受对劳工权利和工人福利造成威胁的法律，另一方面，高失业率令工会欢迎电子商务公司带来的新工作岗位，但这些公司对地方政府的间接影响将进一步侵蚀劳动法。在保护工人和保证就业之间取得平衡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工会尚未对阿里巴巴的到来提出真正的批评。

相反，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当地非政府组织「观察阿里巴巴」。该组织旨在揭示阿里巴巴对该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组织抗议活动，游说对阿里巴巴项目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不断提高公众对该项目潜在后果的认知。2019年11月，列日机场举办阿里巴巴项目活动时，「观察阿里巴巴」指出，「令人费解的是，在一整天所有的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劳工始终缺席。」

新冠疫情使问题进一步復杂化，欧洲各地工会都在努力寻求在保护会员健康的同时，保护他们的生计。例如，上个月，列日机场的联邦快递员进行了罢工，抗议资方拒绝提供奖金以补偿疫情带来的额外负担。

比利时目前因疫情再次处于封锁状态，当阿里巴巴希望全球消费者在「双11」通过其电商网络购买更多产品时，保护工人权益变得更为困难。

製造业转移，深圳工人抗议大幅减少

过去十年里，深圳常常占据中国工人抗议的中心，而今天，形势发生了变化。

在2010年代初期和中期，工人的抗议活动主要由工厂关闭、合并或搬迁引发，工人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大量在同一间工厂工作了十几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别无选择，只能在工厂宣布关闭时采取集体行动维权。

随着製造业迁移，工厂内迁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从2015年起，工厂工人抗议数量急剧下降。2015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75起发生在深圳的製造业工人抗争事件，占当年全市工人集体行动总数的75%。仅仅两年后，2017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2起，占比降至50%。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今年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只记录到4起深圳製造业工人抗争活动，占全市24%。自2015年以来，深圳市工人集体行动数量稳步下降，而到目前为止，下降趋势最为显着的是製造业。

2010年代中期，工厂老板往往在搬迁或关厂时欺瞒工人，工人联合起来采取大规模抗议，以争取被拖欠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与此不同的是，受到诸多外界因素冲击，今年製造业出现了工人离职潮。长期以来，工厂工人靠加班工资维持生计。受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在订单减少、取消加班的情况下，当老板提出裁员时，工人们更倾向于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非留在原厂维权。「工人们想着反正我在这儿也没工开，拿着两千块钱，不如快点出去找（新的）工作。」知情人士表示。

深圳上一次大规模工厂工人抗议发生在2018年夏天，当时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及声援者的抗议示威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然而，佳士事件导致了深圳的劳工NGO及劳工积极分子遭到大规模镇压。这些组织和劳工人士在2010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工人提供法律建议，整合工人诉求，协助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2019年1月，五名劳工人士在深圳被警方逮捕，并被羁押长达15个多月，直到2020年5月初才获释。他们都被判处缓刑，无法再继续从事劳工工作。

随着服务业地位愈发凸显，中国整体的工厂工人抗争比例有所下降。在深圳，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政策促进产业从低端製造业向商业和服务业转型，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随着城市地铁系统不断向郊区扩展，曾经的工业和製造业中心已逐步转变为住宅和商业中心。劳动力亦从蓝领向白领转变。然而，建筑工人、运输服务业工人仍时有抗议。

尽管整体来说，工人抗争活动数量呈下降趋势，但工人面临的问题实际并未缓解，争取足额按时支付工资仍然是工人的主要诉求。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立案数急速增长，2019年达49096件。2020年第一季度立案数短暂下降后，第二、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4.7%及20.9%。这一数据从侧面反映了劳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与此同时，在深圳特区40周年之际，深圳市放宽了对工时製度的管理。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计划（2020-2025）经中央批准，「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製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製度」。此举被认为将会进一步加速侵蚀劳动者权益。去年3月，科技公司员工发起了「996.ICU」网上抗议，反对工作时间过长、强製加班以及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支持。

深圳工人抗争的未来尚不明确，但可能呈现出两种趋势：平臺经济的运输工人将继续采取集体行动，反对公司任意调整工资和工作条件；科技公司员工将持续抗议过长的工作时间，例如反对臭名昭着的「996」工作製，并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2020年全球南方工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9月中旬，中国最大的送餐平臺美团有十余名外卖骑手在湖南张家界集体抗议。由于外卖代理商任意降低配送费及扣薪，导致骑手收入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机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举行了罢工，抗议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费。这次罢工得到了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和印度的送餐司机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集体行动，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对方的平臺，但工人们不满的相似之处是不可否认的。工人们对不满的反应并不特殊，今年印度城市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声势浩大；而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近两年来，外卖送餐员的集体抗议达到近50次。

疫情期间，中印两国食品配送行业的工作条件愈发引人关注。受疫情影响，送餐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但平臺之间的竞争给工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既要赚钱谋生，又要保护自己不受感染。

中国和印度政府都公布了一系列纾困措施，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然而这些政策对工人的帮助都不大。实际上，迄今为止实施的许多措施反而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产生严重威胁。

5月，作为「自力更生印度运动」的一部分，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了总额为20万亿卢比的经济刺激计划（约合人民币1.8万亿元）。然而，这一巨额数字背后，其实是许多现有项目的重新组合，并未给国家财政带来实际负担。对于无法在家乡谋生而被迫返城的迁移工人来说，这套经济方案无法改善他们的困境。

同样，在中国，5月份推迟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李克强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了就业、民生等工作重点。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继续执行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今年对中小微企业免征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府工作计划主要着力于为企业纾困，针对劳动者，政府虽然强调稳定和扩大就业，但实际帮助不多。

在印度，一些邦政府利用疫情和封锁，推动放松或中止实施劳动法。例如，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等地区，对工作时间、强製性劳动检查、工作场所通风和温度、急救卫生设施、洗手间、食堂、托儿所以及急救措施等方面都给与豁免。此外，进一步放宽本就轻微的关于裁员和企业倒闭的处罚条例。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这些修改是违宪的。

莫迪政府试图削弱劳动保护的力度，将现行44部劳动法律合并为四部涵盖工资、职业安全与健康、社会保障和劳资关系的法典，上述政策只是莫迪政府进一步降低劳动保护举措的一部分。第一部劳动法典已于去年生效，另外三部法典已经在印度议会两院通过。其中，《工业法规法典》尤其令劳工担忧，它使雇主在雇佣和解雇工人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使罢工等抗议行动变得极为困难。

新法典对非正规工人毫无帮助，他们在疫情封锁下首当其冲，最需要法律的保护。此外，本应製衡政府不利行为的司法部门则对工人权益基本无动于衷。

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似乎正在效彷中国，即在国家劳动政策上，资本优先于劳工。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国製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而长期以来，商业团体和一些党内领导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等一直鼓吹放松劳动法。这些劳动法律虽然至今在纸面上仍存在，但很多时候根本得不到执行，因为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吸引投资和增加税收，而非保护工人权利。

这场大流行为进一步放松执法打开了大门，企业在履行社会保险义务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豁免。而且，与印度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当局会自愿恢復在疫情期间被侵蚀的劳工权利。捍卫劳工权利将取决于工人自身和工会，而正是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开始出现分歧。

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劳工环境，印度的一些工会已经在努力适应，并采取果断的措施来保护工人权利。为应对零工经济带来的威胁以及应用程序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改变，新的工会组建了起来，如印度零工工会（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製衣业的全球化也需要一种创新的组织方式，以适应该行业快速变化的出口需求。这些新工会的策略和政治派别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决心，即夯实会员基础，加强工人团结，直面新的挑战。尽管这些工会的组织能力仍然有限，要发展成为有效的全国性组织仍需要时间。

中华全国总工会，顾名思义，确实复盖了全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有巨大的资源，却至今未能真正代表工人，应对工人面临的紧迫挑战。全总近年大力推动「八大群体」入会，主要针对新兴运输业和服务业工人，但其组织方式仍沿用过去的一套老办法。工会干部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却似乎无法有效回应工人的新需求。

当山东各地外卖、快递工人因运费过低或被欠薪而罢工抗议时，当地工会对工人被侵权和他们的抗争毫不知情。尽管全总将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列入八大群体，并重点吸纳他们加入工会，但仍有地方工会声称送外卖和快递物流的工人不属于八大群体，工会「解决不了」工人遇到的问题。即使企业成立了工会，在工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疫情期间，工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工人不被裁员或拖欠工资，也无法确保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适当的保护而免受感染风险。相反，工会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基本与其维护工人权利的职责无关，工会工作人员下沉到社区，协助社区工作者检查体温，登记人员车辆。而对工人被欠薪、克扣补贴等劳资纠纷，工会要么毫不知情，要么无所作为。

面对全球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缩以及不断扩展的零工经济的威胁，全球南方工人需要强有力的集体应对措施。中国和印度的工人正在采取行动，但中印两国工会和国际工会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组织和支持这15亿庞大的劳动力。

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印度女工的团结、抗议与谈判之路

对于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及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周边的数万名服装工人来说，新冠疫情及由此而来的封城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印度政府在6月解除封城后，工人的重担更是不减反增。对此，现时在班加罗尔和周边城市达文盖雷（Davangere）已拥有约3000名成员的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Karnataka Garment Workers Union，KOOGU）发挥了确保工人权利不受工厂经理冲击的关键作用。

疫情期间，班加罗尔的受访服装工人表示，资方往往避谈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障金的问题，以及在没有任何通知或支付适当补偿金的情况下关闭工厂。例如，来自中部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和奥迪萨邦（Odisha）的两名移民工人便因为工厂突然关闭而失去工作，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只能屈就于一份工资更低的计件差事。

封城结束后，许多工人抱怨工厂经理强迫他们每天加班1至3小时，甚至放弃公共假期，以弥补损失的生产时间。修改劳动法和相关法规的提议由于会削弱工人的法律保护，也是工人的另一个关注点。

正如我们在6月的报道所说，许多工厂在恢復生产时未能重新为工人提供交通安排，引起了KOOGU和工人的坚决回应。大多数工人住在偏远地区，完全依靠工厂班车上下班。在班加罗尔西南部迈索尔路地区（Mysore Road）的Arvind工厂抗议活动中，一名工人说：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一直隔三差五地向邻居乞讨食物......他们跟我说Arvind是一家很好的工厂，我们无须担心。他们承诺会承担所有责任，并做出必要的安排。"

工会的行动确实迫使一些工厂让步，但交通问题仍然是工人主要关注的问题。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班加罗尔的服装业有很高比例的女工。因此，KOOGU决心鼓励女性在工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许多受访的工厂工人都称贊工会提高了他们意识，获得了集体发言权，并且有力地回应经理和主管频繁的侵犯和骚扰。对这些工人来说，工会是一个使姊妹们获得照顾的组织，而很少需要寻求外界的帮助或干预。

这批年轻工人不少身兼母职，因此育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班加罗尔大多数出口导向的服装厂以往均遵守法律，雇佣30名或以上女工的工厂须设立托儿所，但疫情期间，许多工厂以安全和卫生为由关闭了托儿所，意味着许多找不到日间托儿服务的工人只能待在家里。

疫情间的各种规限也为怀孕的工人带来特别的困难。工人们相当担心资方会借机解雇他们。意识到这一风险的KOOGU已准备在怀孕女工被大量解雇的情况下作出政治和法律上的回应。

KOOGU成立于2009年，此后成员数量和影响力均稳步增长。2000年代以前，班加罗尔及其周边地区的服装业均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型工厂和作坊，工人就业不稳定，亦没有组织。然而，随着2001年主要品牌进驻印度南部，该行业的生产单位摇身一变成为面向全球市场的大工厂。以往工厂老板们无视劳动法规而不受惩罚，但为国际品牌分包代工的工厂则被要求遵守最低劳动标准。

在生产过程中，H&M、GAP、Nautica、Vans和Columbia等主要品牌做出了所有关于设计、风格、缝製类型、材料，以及成本和生产时限的重大决定。这使得劳资关系復杂化，也令工人提出了疑问，比如：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老板，工厂还是品牌？

国际品牌的到来也为以往受强烈抵製的工会组织打开了大门，使工人有机会在转变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以求解决自己的不满。由于传统工会一直无法回应工人的新要求以及未能抓住工会化的机会，KOOGU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在起初发挥了提高工人法律维权意识，以及帮助工人向劳动部门投诉的作用。

工会名誉主席Sebastian Devaraj回忆道，KOOGU在草创阶段不得不面对信息不足、经验缺乏、工人对工会的普遍规避以及工厂经理的高压回击等问题。 KOOGU以逐一处理单个个案的"救火模式 "开展工作，同时支持工人为了达到即时目的发起的抗议和罢工。然而，工会当时缺乏战略，较少有工人领袖能在分散的斗争之上推动工会建设。

过去几年间，由于与国际劳工团结组织的联系，人们加深了对服装厂在全球价值链中作用的认识。 KOOGU因此从「救火模式」转向通过发起集体谈判来争取工人的利益，效果立竿见影。工人代表争取与资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和集体协议，以确保改善工作条件，包括有效地减少了工作场所内的性骚扰和种姓歧视。

KOOGU现在的重点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工会，以民主和集体领导的方式与资方进行谈判。这些工厂为全球北方的品牌和客户生产，国际团结将是服装厂斗争新基础的关键。

印度零工工会：以非传统的工业行动策略回应平臺经济

与之前讨论的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样，印度零工工会（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样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应零散用工给印度劳动者带来的挑战。在过去三四个月中，AIGWU集中组织了从事各类平臺服务的工人，例如运输、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洁、油漆、木工、管道、电器维修等等在内的家政服务。

与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组建由印度工会中心（CITU）牵头。CITU成立于1970年，隶属于印度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组织及行动策略的全国性工会 。 CITU的会员人数超过600万，不论是否建有工会的行业都有所涉及。隶属于CITU的工会一直积极争取在船厂、港口、矿山、种植园以及公共部门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AIGWU的组织策略不同于传统模式。传统中，工会组织往往基于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开展，行动过程由前期的联署逐渐升级成最后的罢工。AIGWU的组织方式和策略则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对于平臺配送员来说，罢工及示威通常是工业行动中的第一步，此举更能获得平臺公司及大众的关注，并间接影响平臺顾客。从明确劳动者的诉求到给工人运动提供政治动能，工会行动中每一步的仔细製定，CITU都会给予帮助，行动策略也因应主要城市之间的地区差异、劳动力以年轻一辈为主而产生变化。

AIGWU行动的转折点出现在八月，当时，Swiggy外卖平臺工人正在多个城市进行抗议。这一系列抗议揭示了从以往的自发行动发展出一个有策略、可持续的工人组织的必要性。一位与AIGWU相关的独立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各个工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设极为重要，要帮助工人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诉求，给他们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动架构，并确保这些诉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间产生，而非来自外部机构。此外，AIGWU还获得了同样隶属于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支持服务雇员工会（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帮助它在社交媒体上扩大影响力」。

该位研究员还认为，工会当前有必要挑战政府和众多平臺企业——这就需要工会介入决策过程，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策文件和实证研究往往与工人的实际需要脱节，工会的目光绝不应该仅限于此。主要焦点应始终放在实地组织上，让工人们认识到运输工人而非平臺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这样一来，工人和工会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设计当前当前完全由资本主导的平臺系统的具体建议，甚至可以设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臺。

AIGWU目前正在扩展中，有报道称他们希望根据1926年印度《工会法》注册为全印度工会。注册工会可被视为法人团体，这样就多了一层法律保障，能够具有订立合同的资格并提起诉讼。而且，注册工会还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责任。工会的注册有助于增加在工作场所引入集体谈判机製的合法性。但是，注册工会并不自动意味着雇主的承认，相反，雇主对工会的承认仍需工人的争取，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工会组织遭多方打压，缅甸服装工人走上街头抗议

12月8日，数十名工会会员身着防护装备、彼此保持着安全距离，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议缅甸劳动争议处理的核心部门——中央仲裁委员会倾向保护商业利益的一贯立场。

类似的抗议并不常见，是次参与的工人来自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中央仲裁委员会成员，立即下臺！」，「审查委员会做出的决议！」

工人们强调，在新冠肺炎期间，企业试图解雇工人，尤其是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而仲裁委员会默许了了企业这一做法。STUM的创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说：

「委员会的决定显然有失偏颇，尤其是摆在新冠肺炎期间。工人输掉了95%的集体争议案件，这明显是委员会的不公导致的。委员会不是为工人寻求真相或者公义，而只是无良雇主的工具。」

缅甸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书长Phyo Sandar Aung也贊同了这个说法。

「仲裁委员会在新冠肺炎期间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怀疑的决定。以限製活动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多被委员会排挤。我们注意到，委员会在裁决案件时，根本没有将工人代表提交的证据纳入考虑。因此，委员会被视为有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仲裁委员会审理的许多纠纷都发生在服装製造业。由于新冠肺炎导致供应链中断，缅甸服装业遭受到沉重打击。缅甸服装製造商协会（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声称，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装厂永久关闭，导致4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他解释说：

「服装行业主要依赖于欧盟和美国市场，而今年的订单数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厂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资和赔偿只能把工厂拍卖了来支付，这样的案件我们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体不断曝光工厂老板以行业困难为由解雇员工，尤其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选为Rui Ning缅甸服装厂工会主席没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装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厂声称裁员是由于受疫情影响，相关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这是公然打压工会的行为。

他和同事们在二月组织了为期12天的罢工，要求Rui Ning工厂答应工人们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奖金的诉求。

「当时我们还不是一个注册工会，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们。但慢慢地，他们意识到罢工是为了自己的权益，所以，最终罢工有将近900名工人参加。」 Kyaw回忆道。

Rui Ning工厂其实有注册的企业工会，成立于2015年，但Kyaw认为这不过是资方的附属机构，并不代表工人。 「罢工后，我们试图对工厂工会进行改革，而裁员正是发生在工人选出新的工会领袖几周后。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会会员。因此，工厂要打破工人组织的企图不言而喻。」他说。

工人没有寻求劳动仲裁，正如Kyaw所说：「我们对劳动仲裁程序的信任度为零。」

相反，工会会员强调了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工人们获得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马德里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帮助。在他们的建议下，被解雇的工会成员设法让工厂的主要国际买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识到工厂的打压行径。

「起初，这些品牌没有对供应商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我们利用媒体舆论，维持住了对品牌的公众压力，而在工厂内，未被辞退的工友则继续佩戴头带上班，向厂方要求重新雇佣被辞退的工人。」

最终，在受到越来越多公众批评后，工厂同意恢復Kyaw的职务，他于8月4日回厂工作。但是工厂也表示，只有当经济形势恢復正常时，才会重新雇佣其他被辞退的工人。

Kyaw说：「要是我们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劳。」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这一说法，她还表示，根据她的经验，仲裁製度是「有缺陷且无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资製衣厂Running Tex解雇，她将案件诉诸仲裁，「在每个阶段，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对我有利。但是，工厂直接无视裁决，并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诉。」

在将近七个月之后，民事法院最终以非法解雇为由，对工厂处以100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49000元）罚款。去年，针对此类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罚款从100万缅甸元提高到1000万缅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说，纵使罚款数额提升了，这仍然是在鼓励工厂非法解雇员工：

「最近，在位于仰光西部的莱达雅镇（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製衣厂在向政府缴纳罚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为了将工会成员拒之门外，工厂仍然愿意花这1000万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装厂都坐落于莱达雅镇，该镇目前约有100万人口，也因为过去十年里高速、溷乱且不受管製的扩张，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号。镇上约有十几个工业区，共850多家工厂， 超过30万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从农村迁徙而来，他们住在狭窄的宿舍里，每月支付5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250元）的费用，合租一个小房间。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虑到仲裁过程如此之长，而莱达雅镇的工厂老板只需支付一笔罚款即可，「工人对仲裁机製几乎没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缅甸《劳动争议解决法》自2012年实施，由15名代表组成的中央仲裁委员会也随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

根据《劳动争议解决法》，集体劳资纠纷案件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从工作场所协调委员会到乡镇调解机构，再到地区仲裁机构，最后是中央仲裁委员会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参与该裁判庭的案件审理。

但是，即使是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製力，对裁判结果不满的当事方可以将案件一路递交至最高法院进行上诉，但这一过程繁琐且耗时。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说：「上诉过程往往花费数年，没有工人愿意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工人和工会成员认为，仲裁製度需要改革，同时他们也在寻求其他途径保护工人权利。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员之一，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决缅甸服装工厂劳资纠纷的真正关键是结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说：「如果厂方接受工人有权组建一个可以为自己发声的工会，那么工作场所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她指出，所有签署了全球产业总工会「行动·合作·改变」倡议（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国际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製定具体的自由结社准则。

 「一旦结社自由准则标准化，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劳资纠纷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的确，如果工厂老板承认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有秉着诚意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那么工人将对工作场所的权利问题有更大话语权，并减少对中央仲裁委员会事后救济的依赖。

二零二一年

两名拼多多员工身亡，「自愿」强製性加班何时休？

1月9日，拼多多员工谭先生在其老家湖南长沙家中跳楼自杀身亡。据公司信息，该员工在拼多多担任技术工程师，工作地点常驻上海，此前刚结束为期六个月的试用期。网上信息称，谭某是2020年应届毕业生，任职于多多钱包项目组。

仅两周内，拼多多已发生两起员工因过劳引发的猝死、自杀事件。1月3日，有网友爆料，一名22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后经拼多多证实，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司一名张姓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多下班路上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张某生前是拼多多当前核心业务之一多多买菜的员工。2020年10月，黄峥在拼多多内部五周年演讲上表示，「多多买菜是个苦业务，是个长期业务，也是我们拼多多人的试金石」，并要求公司全员「开启硬核奋斗模式」。自去年8月试点上线后，多多买菜项目正向全国火速扩张中。

多多买菜女员工猝死的消息曝光后，1月4日，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账号回应称，「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拼多多官方反復否认这一发言，称其为谣言。但知乎证实，该账号为拼多多官方账号。拼多多又解释称， 该知乎回应是拼多多营销合作供应商员工用个人手机发布。

1月10日，拼多多员工王太虚（化名）在网上发布视频称，「因为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我被拼多多开除了」。三日前，他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男同事被送上救护车，他拍了一张照片并匿名发布到脉脉上。其后，主管要求与他谈话，并逼迫他主动离职。在视频中，王太虚还揭露了拼多多强製员工加班、克扣法定节假日，形容拼多多「近似奴隶似地逼迫几乎是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996』至死方休」。

拼多多员工的猝死和自杀引发了公众对互联网公司超长工时和高强度工作的强烈愤慨。据拼多多离职员工透露，拼多多月平均工作时间超过300小时，达不到就会被领导约谈。许多员工因工作强度过高，身体无法承受而离职。公司文化强调员工要遵守「本分」，不「本分」的员工即会被公司开除。

据悉，新兴业务多多买菜的工作强度更高，实施「超级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员工连续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业务繁忙时，甚至会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超长工作时间在互联网企业中屡见不鲜。2019年4月，京东在内部邮件中称，要淘汰「不能拼搏的人」。其后，刘强东在微信朋友圈发声，「京东永远不会强製员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个京东人都必须具备拼搏精神。」

几乎同时，马云在阿里巴巴内部交流活动上表示，「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你什么时候可以『996』？」

比起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的「996」製度工作时间更长的还有「715」，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2020年9月，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在新浪微博发言，「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并称「违背员工意愿的事儿，不干！自愿奋斗获得高回报，支持！」

在公司不断强化的加班文化中、领导约谈和绩效考核压力下，员工显然没有「自愿」奋斗的权利，只能被迫不断延长工作时间。近日，一名自称小江的应届毕业生在网上爆料，由于他拒绝公司的「996」加班安排而被申通快递辞退。

小江在视频中表示，「其实我们正常是6点就可以下班的，就算你是事情做完了，你也不准走，我就没有按照他的要求，9点以后再走，我6点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说我的工作态度有问题，把我辞退了。」

毫无疑问，超长时间加班是普遍存在的问题。2019年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报告显示，45.5%的受访者每周加班两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几乎每天在加班。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製度。」但从实行效果来看，劳动法有关工时的规定形同虚设。

在企业「自愿」与「奋斗」的话术中，劳动者休息和获得加班工资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2020年10月，华为员工曾梦将其与公司的劳动争议诉讼案件在网上公开。此案中，曾梦主张加班工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最终败诉。曾梦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

曾梦与华为公司签署了《成为奋斗者承诺书》，承诺「自愿放弃在公司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法院认为，「曾梦在职期间已经自愿放弃年休假相关待遇，其诉求不应支持」，并因「此案不宜在互联网公布」而未公开其审判文书。

与此同时，官方亦加强了勤劳奋斗的宣传。2020年10月，央视新闻公众号发表《早安，「打工人」！》一文，称打工人「用汗水创造美好生活，纵使疲惫，也倍加珍惜、乐观面对」。「打工人」一时成为年度热词，原本是许多劳动者的自嘲，在官方的正能量收编下，劳动者被剥削的困境被消解了。

近日，新华社就拼多多事件发表社评，表示「让劳动者超时工作、透支健康，是违法操作，是对奋斗精神的背离」。然而，实践中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缺位，令这一批评苍白无力。

尽管劳动法有关工时的规定得不到落实，一些地方已开始研究修改劳动法，进一步放宽对工时的限製。2020年10月11日，深圳市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经中央批准，「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製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製度」。修改工时製度的说法虽语焉不详，也引发了劳动者对于劳动时间权利被进一步侵犯的广泛担忧。

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许多员工只得用脚投票辞职走人，但也有科技行业员工尝试发出集体的声音。2019年3月，有网友注册了域名为996.icu的网站，意为「工作996，生病ICU」。不久，有人在Github上创建了「996.ICU」项目，抗议超长工作时间、强製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在最近的讨论中，有网友问道：「现在到底有没有科技公司或是互联网公司在公司里成立工会的？华为，腾讯，阿里有工会吗？」

劳动者对于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的需求是确切无疑的，但工会显然还未采取行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网站上，未见到有关拼多多事件的任何评论。

中印电子业工人正走在相同的抗争之路

上月19日，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科技发生了一起上千名工人聚集的大型抗议。昌硕要求工人从上海转到江苏昆山的和硕工厂上班，不愿接受的工人除了会被辞退，更有机会拿不到俗称「返费」的求职补贴，引起工人聚集要求资方发放补贴。

同样的大规模抗议也在成都发生。2020年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拖欠派遣工工资和返费纠纷。由于劳务派遣公司拒付返费的消息在工人中流传，上百名派遣工人由9日起持续多天抗议。 16日，厂门前突然出现了上百名警察和十几辆大巴，将聚集的上千名工人带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及富士康协商。

电子业派遣工的抗议同样在印度爆发。上月12日，印度卡纳塔克邦的纬创资通工厂发生一场派遣合同工的打砸事件。数百名已经连月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闯进工厂放火、投掷石块，抗议长时间的工作、拖欠加班费以及实际工资与招聘时的承诺不一，有128人被捕。

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电子製造业为了适应产品生产周期而大量招聘的派遣合同工，面临相近的处境。年轻的工人、大学生在旺季时经中介公司招募成为电子厂的工人。招聘时，公司往往夸口工资水平，但实际发放的工资则不如早前承诺。在中国，中介会提出在工作满指定时间后发放返费。不过，公司要么在约定时间前便找借口解雇工人，要么在约定时间后以辞职名额有限等理由，要求派遣工继续再干一段时间，甚至索性拖延克扣，来逃避支付这笔费用。随着更多电子代工厂在印度设厂，同样的问题亦必然会在当地日益普及。

中国电子行业　传统血汗工场的蜕变

不少中国的电子工厂已经由以往那种设备落后、环境恶劣的中小型加工厂改造过来，成为更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厂房。富士康、昌硕科技等代工厂龙头承包了集成电路组装、电子产品总装、金属部件和塑胶部件製造等一系列电子产品的生产作业。在这些代工厂的周边，则有大量生产屏幕、电池等元件及电子业生产用机器的企业。电子代工厂的规模巨大，实际上已经不只是在运作工厂，而是在经营一个为生产电子科技产品而设立的社区。像富士康的工人便可以在园区内解决饮食、住宿、体育、娱乐等需要。

电子製造厂由传统的血汗工场发展至现代化的大型厂房，彻底改变了工人的生产方式。以集成电路的组装为例，以往单靠工人手工焊接电子元件的工作已经普遍被表面黏着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所取代，自动化的机器贴装芯片和其他元件的速度大大超越人类，一个小时便可以贴上四万个元件，加上锡膏涂抹、集成电路的回温固定亦已机械化，机器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体，而工人则负责监视、调节及检查修补机器的错误。

整机组装线则朝更为劳动密集的方向发展。与集成电路生产线不同的是，这里没有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可编程加工设备，每一名员工都有明确的分工，将电池、主板、摄像头、屏幕、外壳等零件组装到一起。电子仪器的精密要求又使组装线配备大量检测员。以富士康的一些生产线为例，每一名组装人员的右边都配备了一名质量检测员，以此来最有效地减低出错。由装配、检测和包装，一条接近100米的组装生产线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机器，一个工人的劳动速度製约着另一个工人，而所有工人则追逐流水线的零件运送速度而劳动。

金属加工厂区则充斥着各种油污和冲压的噪音。以製造智能电话的外框而言，一块钢板需要经过拉伸、冲压、抛光等数个步骤，这些工序都是通过大型而笨重的机械完成的，而工人则在噪音之下不停来回走动操作数臺机器和搬运物料。由于牵涉大量体力劳动，所以几乎没有女工的身影。

由此可见，由于手机、电脑的设计和製造愈来愈精细和復杂，电子代工厂需要用到愈来愈多的机械和自动化机器，更为高级的机械化生产又使工人的工序切割得更细碎，在生产过程中完全隶属于资本的安排。单调重復的劳动、长期两班倒的工作，工厂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几乎没有工人能忍受这种工厂的生产方式，可以长期工作的则少之又少。 《人物》一篇访问这样说︰

「如果能熬过第一个星期，基本就能留下来，但这样的人超不过一半。 」第一次夜班过后，周明发现有10个工友消失了，都是00后，都通过中介进入富士康，都试图在iPhone 12发布前赚一笔，最后的结局，也都是把一床狼藉留给下一个人。

密不透风的厂区的夜班生活使无数工人的精神受到打击：

在富士康上完第一个夜班后，黄牙崩溃了，「太TM累了」。黄牙被分配的工作，是给iPhone 12打螺丝。这是来富士康的必修课，比半个米粒还小的螺丝，拿几斤重的螺丝枪去吸，稍不注意，就吸歪了。这样的螺丝，一晚上平均要打1300个，也就是反復抬手一千多次，几乎十多秒要重復一次相同的动作。 （...）他无法忍受，打算提桶跑路，这意味着之前的工资也没有了。

在富士康的加班旺季，短期工可以在这种工作中每个月拿到5000多元。电子厂工作产生了大量细碎、简单的低技术职位。在富士康郑州的厂房里，包括以上所说的焊接、钻孔、打螺丝等，总共需要约400个工序来生产一部iPhone。富士康廊坊的小米生产线则要经过130多位工人的手才能出厂。 2016年《纽约时报》采访郑州的富士康厂区时，该厂一共有94条生产线，雇用了上30万名工人。工厂每天有活劳动力招募进厂，又同时将已经榨尽的工人排出，构成了一个流动而庞大的电子业工人阶级。

随着这些大型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分厂，加上作为配套的零部件厂，整个行业的工人数量已经成长至八百多万人。

印度电子业　成长中的癌细胞

相比中国，印度电子製造业的规模则要小得多。虽然也有不少电子代工厂进驻该地，但这些工厂所组装的零部件均要从外地进口。印度大部分电子工厂的生产规模细小，而且都是处于非正式部门，生产环境恶劣，技术亦较落后。 2013年，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er）的一份报告指出，大部分这些生产单位雇用的人数不足40人，因此不在当地各种劳动法的监管之中。

虽然与中国在差不多时间实行对外开放，但印度选择发展资讯科技的服务行业，为跨国企业提供软件和集成电路等设计，同时放开电子硬件的入口。结果，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所成长的电子硬件行业被各种廉价进口零部件冲击，产量增长大幅回落。即使一些电子零部件厂在印度设厂，所能从事的工作也相当少。以大陆器件厂（Continental Devices Pvt. Ltd）为例，该厂虽然在印度设有完整的零部件生产单位，但由于接近九成部件均是外来进口，因此工厂生产的价值甚微，工作还是集中在测试和品牌活动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中国能以比印度便宜20%的成本来生产工厂所需的部件。

近十年，愈来愈多电子代工厂在印度设厂，引入了更先进的生产线设备。在三星高度自动化的组装线上，工人被预算好的生产节拍时间（Takt Time）追赶着工作目标和进度。手机生产线的节拍时间只有3.5-4秒，意味着每个工序只能停留4秒，亦即每4秒便有一个电话送出生产线。工作强度和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工人初次感受到各种以往生产时不曾出现的问题：喝水的时间没有了，连上厕所也不被允许。原本兴高采烈地加入三星的工人无不感到不满，认为自己的地位比机器还低。

由此可见，虽然不少印度的电子工厂仍然维持着其中小规模的生产，而且由于订单数量不足而不愿意投资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但更大型和集约的工厂已经在印度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大量受压迫工人的集中，也成为了工人运动和组织的良好土壤，以往工人因为分散在细小的作坊而难以组织的情况将会逐步消失，中国电子製造业工人曾经及正在经历的工厂生活亦将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印度发生。

中印工人的集体行动

中印两国的大型电子代工厂均是工人认识以及尝试寻求改变的场所。低薪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了中国富士康工人自2010年起接连在佛山、封城、郑州等工厂的抗议主因。 2012年，太原市富士康的工厂爆发了大型暴动。工人发起过短暂罢工抗议低薪、工作速度上升和被人格侮辱的问题，但没有得到成果，结果在9月23日，因为一群保安对两个没有出示员工证的工人拳打脚踢，再次激起了工人的义愤。万多名工人破坏了保安室、生产设施、汽车、商店和饭堂。工厂区的超市被劫掠一空，厂门和窗户均被砸坏，警车被推倒和放火。结果，工人的工资被调高至超过最低工资四成，更多富士康工厂的抗议潮亦因而出现。随着抗议越来越多，富士康也做出了改变，允许工会成立，即便这些工会完全由管理人员把持，成立过程也充满问题。

2009年至2010年间，诺基亚和富士康在印度的厂房也曾经爆发罢工，合同工和正式工一同发起了抗议，使工人争得更大的集体谈判力量，以及迫使工厂承认工会。两间工厂后来关闭，但一些工人仍然在其他电子厂展开组织。

随着电子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加上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波动更大，电子製造厂均倾向招募更多的短期工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印度，这些以学生工、学徒工、派遣工、合同工等五花八门形式聘请的工人集合着各种矛盾和不满。为了承载众人各种要求、不满和热情，电子製造业工人急须找到一个团结的工会组织形式。

在另一些行业，例如印度的製衣业，工人已经组织了工会，并透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向资方提出工人的要求，并争取到一些成果，包括企业承认工会，压製经理和主管频繁的侵犯和骚扰。各行业工人的实践，均可以成为电子业工人集体行动和组织时的借鉴。

回顾去年800起集体行动 中国工人处境仍然严酷

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的一系列经济数据。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疫情中，中国成为全球唯一仍然保持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首次超过百万亿规模，比上年增长2.3%。

去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不过，这些职位可能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因为农民工的规模有所下降，总量为2亿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过去十年间，农民工总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中，但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是首次记录到农民工总量下降。

其中，本地农民工1亿1601万人，下降0.4%；外出农民工1亿6959万人，下降2.7%，亦反映出失业对农民工，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影响更深。去年一直被受关注的失业问题在官方统计中并未显得特别严重，202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4%，12月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7%，均与11月和2019年12月均持平。

然而，中国工人阶级去年面临严酷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仍是无容质疑的。即便没有坠落成为失业大军，但工人们顶着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甘愿承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企业的竞争有增无减，很多工人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去年，中国劳工通讯共收集到800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其中660起涉及欠薪，92起涉及工人抗议管理方式，71起关于企业搬迁和倒闭等。

在经济整体復苏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相对较高，同比分别增长3.0%和2.6%，高于GDP增速，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则为2.1%。其中，高技术製造业和装备製造业的增长最为突出，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3、3.8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设备的产量均增加了19.1%、17.3%、16.2%、12.7%。

至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重振中国经济的基建投资则只是上升了0.9%。反而，房地产（包括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增长达到7%。

去年，中国劳工通讯收录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仍然以建筑业最多，共358起。当中，关于住宅建设和基建的讨薪事件最多，皆为111起。与商业楼宇、室内装修相关的讨薪事件则分别约有30-40起。建筑行业层层分包所导致的工资拖欠问题仍然未解，即使是疫情间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建设也出现了同样的欠薪问题。

製造业的集体行动则录得87起。在这里，电子业的抗议同样较多，有22起。去年11月和12月，两间大型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和昌硕科技均发生大型合同工抗议事件。短期的合同工为电子厂生产了大量科技产品后，却出现派遣公司拖欠返费，或工人被迫调迁而可能失去返费的情况。随着中国电子厂规模愈来愈大，生产的产品更为精密和復杂，企业却由于机器的普及和产品周期缩短而雇用了更多派遣工，加剧了劳资矛盾。

服务业和物流运输业也备受关注。统计局数据显示，服务业内部出现分化，部分行业表现亮眼。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了16.9%，增速快于第三产业14.8个百分点。得益于文职人员在家工作，以及网上消费在疫情间广为普及，网上消费增速明显高于整体消费。去年，中国网上零售额增速增长10.9%，明显高于消费增速。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

服务业内部的分化产生了不少劳资纠纷。去年，服务业及运输业的工人集体行动分别为144起和156起。其中，一些餐厅和酒店由于人流下滑，生意额大跌，出现倒闭和拖欠工资，共有32起。本地超市、汽车销售店等零售批发行业，以及健身房等体育和休闲行业均分别录得30起和25起讨薪、倒闭抗议。

蓬勃发展的网络电商，则因为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造成严重的劳资矛盾和工人抗议。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拖欠，全年共发生了31起罢工、抗议。不少网点的货物因为停工而堆积如山，在去年「双十一」前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另一方面，近年录得不少抗议的外卖行业今年则只有3起集体行动。由于外卖行业是大量就业不足工人赚取工资的少有渠道，不少外卖员被迫忍受平臺各种不合理的规章製度，以及持续下滑的工资。互联网行业的集体抗议同样较少，只有7起讨薪事件。不过，「996」工作製近来已发生新一波抗议，过劳问题造成拼多多两名员工过身后，激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财新网指出，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中，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69元，同比名义增长6.6%，高于总体，并据此认为对该低收入群体的兜底救助有一定成效。事实上，情况并不见得如此，统计局的另一项数据指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长2.8%。但考虑到去年通胀率为2.5%，不少工人的实质收入并无明显提升。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十年间变得更严峻。在2013年至2019年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34000元，而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5500多元。如果把农村居民计算在内，贫富差距变得更突出。2019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1683元）比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263元）足足多出了8742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翻了一番。

今年，中国工人阶级将要面临更不稳的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在復苏期间的重组和竞争，集体行动将有增无减。去年的集体行动中，政府共介入162起事件，出现协调谈判的有292起。不过，76起事件中有警察出动，差不多一成事件中有工人被打，17起事件有工人被捕。工人们出尽办法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工会并未有所行动，在800起事件中，只有2起录得工会介入。

越南工人仍对新工人代表组织的潜能一无所知

新顺（Tan Thuan）出口加工区是一个大型工业区，坐落在西贡河环绕的半岛上。一个周五的傍晚时分，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出新顺出口加工区。几个工人在途中的自动取款机前停下，取钱过周末。

「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工人代表组织或新劳动法的消息，」在一家家电製造公司工作的年轻女性Ha*表示。

越南新修订的《劳动法》于2021年1月1日生效，其中允许建立独立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VGCL）的工人代表组织的规定尤其关键，被誉为是朝着国际劳工组织（ILO）第87号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迈出的重要一步。

尽管去年签署的《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要求越南政府签署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但迄今为止，越南政府几乎没有在宣传新《劳动法》或者工人代表组织方面做出任何努力。

越南政府没有颁布任何关于如何建立工人代表组织的法令，中国劳工通讯采访的新顺工人也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工人代表组织是什么或如何运作的可靠信息。

由于看不到任何实质上宣传推广新《劳动法》或工人代表组织的行动，人们担心新的法律可能只是当局用来粉饰现实的。

越南独立工会（Vietnam Independent Union，VIU）也认同这一观点，该组织是一个旨在改善工人权利的非盈利机构。为了实现真正的变革，越南独立工会主席Bui Thien Tri说：「有必要向工人解释与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相比，工人代表组织的优势。工人代表组织的领导人最好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劳动者通过透明的选举製度选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自主地为普通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战。」

Bui Thien Tri补充说，官方工会在工人与公司之间进行调解时很难保持独立，因为它部分资金来自雇主，且容易受到政治干预。而工人代表组织则必须是资金独立和自主管理的。

「工人代表组织必须在良好治理下由会员费和其他财政来源贊助，以确保独立、问责和透明的原则。」Bui Thien Tri说。

此外，越南独立工会认为，工人代表组织的工作人员应接受工会技能和集体协商方面的培训。

在新顺出口加工区接受采访的工人们分享了他们对官方工会的看法，以及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一千多万会员。一些人对官方工会表示满意，另一些人则对其缺乏主动性和责任心感到不满，但关键是没有人知道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我对工人代表组织一无所知，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在我们工作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持，」Dat说，他在附近的一家服装製造厂工作。

几个街区外，一个卖甘蔗汁和新鲜春卷的摊位吸引着新顺近200家公司之一的下班工人。

「我还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新劳动法的消息。」来自中部高地、在胡誌明市生活了七年的妇女Nhi说。她在加工区的一家餐饮公司工作，该公司为当地的工厂食堂提供食物。

「公司通常会在有新政策出臺时召集所有人一起解释发生了什么，或者把新闻发布在公告板上，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公司并没有就新劳动法的颁布开展这类活动。」她补充说。

在带着甘蔗汁骑车离开之前，她还分享了自己对越南劳动总联合会提供的支持感到满意：「我刚刚去头顿（Vung Tau，一个受欢迎的海滨城市）度假，我想我会得到一笔农历新年奖金。」

农历新年是越南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从工厂工人到办公室白领，每个人都期待着他们的农历新年奖金。接受中国劳工通讯采访的工人们都期待能收到一份奖金，尽管有些人担心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会使得奖金减少。

这些奖金是由公司单方面决定的，没有越南劳动总联合会的参与。许多工人会在农历新年之后立即辞职，并且将这笔奖金作为找到新工作前的经济支持。

Trang是一名孕妇，在新顺一家摩托车零部件製造商工作，她解释说，她对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一点也不满意。

「今年我的农历新年奖金会低一些，过去我们的年终礼物是钱，而今年只是一箱啤酒和一箱不含酒精的饮料。」她说，「我还收到了越南妇女节、中秋节和生日礼物，但它们的价值都在10 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0元）以下，比以前低很多。」

她和同事们已经向公司工会提出了这一问题和其他担忧，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事实上，人们提出的要求越多，公司就越想解雇他们，」她说，「他们会努力找出最细微的错误，并以此作为解雇员工的理由。」

她从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新劳动法的消息，但只是泛泛而谈。

「我还没有从公司得到任何消息，但即使有一个工人代表组织，我也不会加入，因为他们会解雇任何加入的人，」她说，「公司会想方设法使工人代表组织无效。即使在我的工作场所之外存在工人代表组织，我也不会加入，因为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尽管我不喜欢越南劳动总联合会。」

傍晚，Phuong坐在新顺的入口附近，浏览着她的手机。当集装箱卡车隆隆驶向加工区内的港口时，小贩们从摩托车上向夜班工人兜售零食。

她说：「我来这里已经两个月了，在一家生产家用电器零部件的公司做临时工。」Phuong来自越南最南部的金瓯省（Ca Mau），她计划回到老家过春节，然后搬到毗邻胡誌明市的工业化程度高的平阳省（Binh Duong）。

「因为我没有签合同，所以得不到工会的帮助，」她说，「比如说，如果我生病了，我必须自己支付治疗费用。」

尽管如此，即使有工人代表组织，她也不会加入，「我完全不了解工人代表组织，也不知道在里面该做什么。」

显然，到目前为止，工人代表组织的潜力仍未开发。如果EVFTA和CPTPP的其他签署国对越南正式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公约持认真态度，他们有必要向越南政府施加压力，确保工人充分了解新的《劳动法》，并了解加入独立的工人代表组织而非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下属工会的优势。这反过来也可能给官方工会带来更大压力，使其更好地代表工人，并确保那些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工人得到充分保护。

新疆建筑工人频繁欠薪，寒冬下讨薪受阻上网求助

长期以来，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新疆地区录得的抗议均较其他省份少。不过，自从添加了工人求助地图后，我们在网上搜索到不少新疆地区的求助事件。由求助地图正式设立的3个月以来，共录得178起事件，当中新疆有18起，约占一成，绝大多数事件均与建筑行业欠薪相关。

且看这位建筑工人在微博上的自述：

本人于2020年3月17日，到新疆凌云设计有限公司德港万达广场工地在中亚南路与厦门路交界处，我们是做幕墙的农民工。 2020年7月16日因疫情影响隔离至2020年8月31日，凌云公司项目经理（…）就各种理由不要我上班了。公司以各种理由拒付我工资66258元工资还恐吓，我们也到劳动监察去了，也是同样的恐吓，也去了信访局，最后公司说考勤是假的，就拿考勤说事，一到劳动局，劳动部门负责人人就说让我走仲裁，一个不想给工人工资的公司我们农民工在哪里去找那一大堆所说的资料证据。

一个月的讨薪之路，很辛苦，有的时候一天吃一桶方便面，最后没钱吃饭就在没钱吃饭的同时暂停了讨薪之路，在社区领导的劝导之下一边上班一边等通知，就到朋友介绍的工地上班，现在又要回到乌鲁木齐继续讨薪之路（…）

除了去新疆打工的建筑工人，包工头也在网上求助：

我在乌鲁木齐市的广汇房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于2014年至2016年的9月，分别在火车南站的鸦山郡干4.5.6楼及车库和商铺，及东大梁香悦湾工地13楼的所有支模板承包人工劳务和耗材，共计是：482.8万元。公司工程建筑大包老板（…），我合同签定人及工程技术负责人（…），公司工程建筑会计（…）长期拖欠我农民工劳务费：121万元。

我在这3年里找遍乌鲁木齐市的相关部门及兵团相关部门和领导，迟迟得不到解决，它们的关系背景黑实力强大，并且还恶人先告状把我多次告上法庭，法院的法官们不调查实际情况查明实际证据，还误判决我倒欠几十万元，我经过几次上诉法院法官都维持了原判，法官们都不采纳我提交的领条和银行流水正[证]据，请问我们拿劳务费的人还能提供什么正[证]据才是正确的呢？ （...）

从工人的自述可见，中国建筑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层层分包所造成的欠薪问题，同样在新疆发生。而且，考虑到新疆整体的维稳压力较其他地方来得更大，这些工人要有效解决问题可能更难。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般迁移到新疆的汉族工人均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和工人。他们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中在北疆地区开垦土地、耕作、建屋等生产活动，以及守卫边境。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早期对外开放的新疆便成为新成立的中亚国家的重要经济联系。设立了对外贸易企业的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当地的维吾尔人均增加向中亚国家出售消费品，并输入这些国家的钢材、石油和其他工业原材料。新疆的陆港、铁路、机场和高速公路等运输仓储设施得以发展，城市里的餐厅、商铺等服务零售业也同步增加。

来新疆打工的汉族工人成为了各类高楼大厦的建筑工、运输货物的货车司机和餐厅员工。新疆城市的旧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则被连根拔起，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巴扎（集市）也在城市更新中被清除，成为新式购物中心和住宅。兵团农业同样在此时急速发展，经济作物如棉花和蕃茄的种植规模愈大愈大，吸引了更多农业工人来到当地定居和耕作。

到了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计划推动了更多基建项目上马。新疆的能源开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环。石油气田以往集中在北方的克拉玛依，该地亦是石化中心。上世纪90年代，由于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大量石油资源，石油开发向南疆扩展，严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了高速公路的铺设。石油的开发打通后，该地的油管、天然气管建设又持续进展。现时，该地已经成为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地，天然气产出占全国产出六分一。据称，塔里木盆地的石油现时只是探明了22%，而且不少藏有石油的地层极深，超过地下1万米。不过，中国石油上年宣称已经能开采到这个深度的石油，可见该地的能源开采将更为扩大。

更多基础建设工程向南疆深入，使这个地带的汉族居民明显增长。例如连上喀什的铁路通车后，汉族人的住所、市场便在当地不断落成。政府与发展商就发展问题上达成协议，各种售卖酒精、汉族食物和其他现代化商品的商场和购物中心落户，小型商店主的利益往往在这一过程中被牺牲。

新一波的经济发展对于汉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各异。对不少维吾尔族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基建计划，特别是能源项目，却将他们排除在外。即使在南疆一带的大量建筑计划以往亦被指排斥维吾尔工人。

或许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劳工通讯在网上找到的求助讯息基本上是来自汉族工人的自述。这些工人从其他省份到当地短期打工，但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以各种理由拖欠工人的生活费和工资。一些工人停工抗议后，公司有时会发放一部分工资，然而剩下的部分却不断拖延。新疆到了11、12月份，气温便急剧下降，但工地往往没有什么供暖器材。此时，当工人在劳动部门继续碰壁，零下十几度的天气迫使很多人放弃离开……

新疆数十年来的经济开发，除了成为了当地民族矛盾加深的背景，同时也造就了一班用完即弃的工人。新疆的建筑工人在欠薪时共同行动，但当地维稳的局面、缺乏与劳动部门周旋的余裕，均使他们屡受挫折。工人求助地图记录到，一名在昌吉市讨薪的建筑工人家属在微博上表示，由于老板拒绝执行工资调解的结果，迫不得已把父亲的经历放上网。结果，公安局三番四次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要求将帖子删除，否则会向其子女（发帖人）报復，使工人的家人相当恐惧。不过，由于拖欠的工资相当重要，他们仍不得不继续在网上求助。

2017年，自由亚洲电臺《劳工通讯》便曾因为一名在新疆吐鲁番工作的湖北司机在工作期间病倒身亡而致电当地工会。在采访过程中，发现当地工会并未自行组织到企业检查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而是与劳动行政机关共同每年执行两次检查。因此，这位身亡的工人在过身前仍然没有劳动合同，相关工资也没有得到发放。

同一时间，由于涉事的吐鲁番托克逊县神华黑山露天煤矿并非实际聘请该工人，而是把工作承包给中铁十九局矿业投资公司，再由后者聘请工人。中铁十九局矿业投资公司总部实际位于北京，在承包新疆的工程时亦没有向当地工会备案相关的项目和工人资料，因此当地工会对事情完全蒙在鼓里。中铁虽然设有工会，但该位司机是否加入了工会仍然留有疑问。由此可见，在建筑公司于省际之间穿梭，以及层层分包的结构里，工人不仅不被当地工会所组织，也被企业工会忽视，即使出意外要寻求帮助仍然相当困难。

现时，中国劳工通讯的求助地图只能找到新疆汉族工人的求助事件，但相信当地不同民族的工人亦遇上同样的问题，或许情况只会来得更严重。碍于工人的分隔状态、语言隔阂及各种民族的压迫、冲突和偏见，我们将需要更多这方面的消息使工人之间相互理解。

出租车司机控告交通管理处及报章，在法庭直斥行业乱象

上月25日，河南许昌市一名姓常的出租车司机起诉《许昌日报》和公共交通管理处的案件在魏都区人民法院开庭。

这是一起极少见的出租车司机行动。这名出租车司机没有聘专业律师，亲自上法庭辩论。司机表示，《许昌日报》一篇报道列出自己的车属于未审检车辆，他指该资讯不属实，唯报社拒绝修正。司机要求两名被告赔偿经营损失3000元，并承担讼费。

同时，该司机略显生疏和笨拙地在法庭斥责出租车公司的乱象。出租车公司逼迫司机交纳所谓的管理费，假如司机不交，则不会获得审理营运资格证，并被公共交通管理处查扣车辆。这次《许昌日报》的报道也是要胁的一部分，且听这位司机的叙述：

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处对我们曝光真实目的。他们与出租车公司串通一气利用审理营运资格证手段。要挟我们交管理费，(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费国家早2006年明令禁止的乱收费行为)不交就不予审理营运资格证。他们还违法的查扣车辆，逼迫我们交管理费，很多车主司机被查扣以后被逼无奈交了管理费。 （...）

今天晚上我的同行刚刚也发现他的车号被曝光，他车辆的营运资格证已经审验过了。为什么也被曝光了呢？因为交了钱，证审了，之后又没有交钱，又被曝光，这充分证明他们恶意曝光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收取管理费。公司经理都说″你们看到报纸曝光了吗？赶快交钱吧"。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他们为了金钱官商勾结，还有什么违法的事情不敢干呢？

我们感受到的是暗无天日。我们度日如年。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无法养家煳口，无颜面对妻儿老小。 2019年到2020年，连续两年我们有两位同行，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死在了车上。而我们没有听到看到许昌市城市公共交通管理处有任何表示。

中国的出租车司机虽然付出高额的金钱买下车辆，但由于出租车要在路上行走得挂靠具有相关资格的企业，出租车公司于是以此来控製司机的经营权，同时设立一堆巧立名目的收费，包括维修费、管理费、保险费、GPS费等来榨取司机的收入。今年1月，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20起出租车司机抗议中，便有7起要求经营权及产权合一，以及不满公司乱收费。

出租车司机近来面临的新问题则来自强製更换电动汽车的政策。政府指定的电动车公司均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车辆续航力差，每天要充两次电，一年便达到五六百次，但动力电池充电寿命约莫只有八百次，这意味着车主一年多便要为报废的电池付出高达五万元的更换费用。有的车辆每一万公里就得做一次保养，费用150-170元，但其他公司则不需要，司机大为不满品牌经销商多收取的费用。

出租车司机虽然支持新能源汽车，但不满政府不管司机的抗议。河北唐山市的司机总结了几个问题：一、续航里程只有厂家称声的一半；二、车辆难以上高速公路；三、电动车是否能安装柴暖；四、电动车的后续保险和维护补贴。数十名出租车司机在1月6日聚集在唐山市交通局门口抗议，拒绝更换电动出租车，相关的抗议上月录得5起。

行业的另一项变化来自电动单车的投放。中国劳工通讯去年8月曾报道司机集体抗议电动单车带来的竞争，这类集体行动并未有停止，上月亦录得4起。1月11日，河南省邓州市的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起来，收缴了城市里的共享电动单车，将它们拉到郊外一片空地上统一存放。1月29日，河南省周口市发生了另一起集体行动，出租车司机围堵三辆满载共享电动单车的大货车，阻止它在城市投放。其后，司机继续到周口市淮阳区交通局办公大楼抗议。

出租车司机多年来不断抗议黑车司机蚕食他们的市场，这些集体行动的规模可以很大。 2019年12月，黑龙江哈尔滨市一名未注册的司机因为争夺顾客而与另一名出租车司机打斗，立即引起两千多名出租车司机同行到场声援。

不过，司机们行动的成效有限，他们或者可以要求政府对新的竞争对手多加规管，却不能阻止愈来愈多的新企业加入载客服务的市场。近年网约车以至电动单车的出现，使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空间更为狭窄。

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出租车司机并非工人，他们的集体行动以取得彻底的车辆产权和经营权为最终目的。不过，司机的生存状况则不比一般工人要好多少：日渐减少的载客机会、油价成本问题、各种挂靠公司收取的费用等等，都使他们的收入不断下降。不少司机均是下岗、离职和退休工人和退伍军人，劳动部门和工会需要介入及维护他们的利益。中国劳工通讯就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一起出租车司机要求经营权的抗议致电了当地工会。受采访的工会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收到司机的求助，因此无能为力。虽然亳州市在2015年创立了出租车行业工会联合会，但看来这个工会联合会与一般司机是脱节的。

疫情防控下的春节，返乡与就地过年的工人

春节将近，与往年不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正在被「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所取代。

老家位于湖北十堰竹山县的美团送餐员邹先生今年过年准备留在公司了。邹先生称，往年基本都会回家过年，但今年由于疫情，父母也没能回老家，因此春节期间准备继续加班送外卖。根据公司政策，春节假期出勤且达到订单量要求，每天可以获得200元的补贴。

邹先生入行已经两年了。在他看来，做外卖员收入还不错，但工作相当辛苦也有风险。他平时每天上午十点半开始送外卖，一直送到凌晨两三点。为了快点把外卖送到顾客手里，路上骑车的风险不小，公司给他们投了意外险。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过年期间点外卖的顾客会比平时少一些。    

今年选择就地过年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显示，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分别为308万、283万和296万人次。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对春节返乡人员管理做出了要求，规定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并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所谓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乡人员；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该界定引来了按照户籍划分管控不合理且不公的批评。

政策出臺后，多地医院核酸检测爆满。封面新闻报道，上海闵行区某医院千人排长队进行核酸检测。医院保安表示，凌晨三四点钟就有人来排队，都需要核酸检测报告才能回家。

此外，不少网友反映，过年回家还遇到了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从7日核酸检测收紧到3日内检测，居家健康监测变为集中隔离或进一步延长，更有地方直接对外来车辆劝返或言明禁止返乡。

1月27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在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

官媒亦多次批评地方政府擅自「加码」、「一刀切」是懒政，本质上是甩锅、不肯担责。官媒多次发声，亦从侧面说明今年人们想要春节返乡遇到的重重阻碍。

对低薪工人来说，核酸检测的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以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为例，为了在一年中能和家人团圆，做一次核酸检测的价格即高过工人一天的工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月，相当于日薪114元，而核酸检测的费用为120元/人。假如一名在上海打工的重庆农民工想要回家过年，火车票加上三次核酸检测的开销就能占到月薪近六成。

有媒体统计，2021年来，已有北京、天津、四川、福建、甘肃、陕西、贵州、湖北、黑龙江、海南、青海、浙江、西藏等13省份公立机构下调核酸检测费用，有9省份公立机构单样本核酸检测最高限价下调至80元/次。北京、陕西、保定等地将核酸检测费用纳入医保。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正式劳动关系等原因，农民工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低，许多人仅在家乡参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保相比，城乡居民医保虽然复盖率高，但保障水平低。因此，核酸检测费纳入医保对农民工的帮助不大。

对不少去外地打工的人来说，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回家与家人团聚。老家在湖北云梦的建筑工人黄先生半个月前才回到家，他属于低风险地区的跨省流动。在海口上车前，他自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并与老家这边的社区报备了行程。到家后进行居家健康监测，社区也安排免费做了核酸，七天后再次测了核酸。黄先生说，做了核酸检测「互相都有把握」，「要对家里人负责，也对家乡负责。」

1月25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就地过年，确需出行人员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许多城市向非本地户籍人员发放补助补贴、消费大礼包，送手机话费、流量，推行旅游景点免费，甚至出臺落户积分加分政策。各地工会亦开展多项活动，留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过年。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赚四五千」，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北京市人社局同多部门发文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天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发三倍工资，11日、15日、16日、17日四天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而不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加班工资。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劳动者往往得不到加班工资。例如，互联网行业以超长工作时间的「996」「715」工作製闻名。不满于超长工时和高压的工作环境以外，追讨加班费也是员工的主要诉求。由于公司牢牢掌握製定规章製度的权力，更巧立名目「自愿加班」，而员工方面难以掌握加班相关证据，陷入讨要加班费劳动争议的劳动者往往无功而返。

除了加班费，春节前也是工人追讨工资的高峰期。今年1月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了68起讨薪事件，占全体事件约76%。而近期设立的工人求助地图发现，1月以来收录的59起求助事件中，高达95%与讨薪相关。

老家在河南的包工头叶先生今年准备在广东江门过年。叶先生说：「过年回不去了，工程款还没结出来。」叶先生在当地做一个水务局的污水工程，工程做了三个多月，第二期工程已经完工，但工人的工资和工程款都没有结清。叶先生介绍，他们有一百多名工人，建设方只给工人支了一些生活费，让工人们先回家过年。

只有包工头叶先生和其他几名合作伙伴还留在广东，与建设单位、业主单位协商工程款事宜。叶先生称，「今年疫情不愿意再回去（过年）了，不想跑来跑去的，过了春节又要开工了。到时候（春节后）过来再隔离了就麻烦了。」

建筑行业的欠薪问题根深蒂固，尽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去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政府亦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但及时足额按月发放工资对大多建筑工人来说仍未实现。受到就地过年政策影响，今年的春节前讨薪高峰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仍有待观察。

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杀马特：和《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的对谈

十年前的中国，杀马特群体曾以五颜六色头发、夸张的服饰打扮自己。而网络上，民众赋予他们的是哗众取宠的评价，他们「工厂工人」「90后农民工」等身份，也瞬间淹没在了舆论中。直至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出现在荧幕上，大众才记起这个被自己嘲笑、讽刺过的群体，也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各异的造型背后，经历极其雷同的「第二代农民工」故事。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从2017年起，完成了近80个杀马特采访，又通过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直接购买视频的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拼凑出了一副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群像：十二三岁离开农村前往城市，进入工厂打工，又因为未成年，只能选择规模小、工资低、缺乏各类劳动保障的工厂工作。而在离开家乡之前，他们往往经历了十余年的留守儿童生活——身为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父母外出务工，他们留在乡下和爷爷奶奶辈生活。疲劳且乏味的流水线作业让工人开始尝试各种杀马特造型，夸张的头发令他们在人群中变得独一无二，也带来了旁人的关注、自身面对世界的勇气、杀马特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这一切都是曾为留守儿童、在机器运转及工厂製度面前孤立无援的他们从未享受过的。

两个小时的纪录片中，杀马特的自述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观众第一次看到了如此体量庞大的工人思考。在被欠薪、讨薪被打、工伤等一系列的经历之后，杀马特们不约而同地道出了工作的无意义。「我在工厂里面，干十几年，一直都是普工，没有上升的机会。」

纵使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每个月放假不超过四天，工人们仍无法凭借打工换来的有限财富实现任何目标。这也带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普遍困境，二十年前父母辈外出务工足以实现回乡下盖房子，甚至留在小城市做小生意的目标，但新一代农民工的有限收入，连在四五线城市安家落户的成本也负担不了，在当下工厂製度下辛苦打工、赚钱到头来成了什么也实现不了的无用功。

因此，以发型和服装武装自己，成了工人们为数不多表达个性的机会，也成了他们对不合理工厂製度作出的反抗。正如李一凡导演说的：「你的反击有多强和你的处境有多坏有关」。为了保留发型，他们愿意牺牲工资更高、但对工人装束有所限製的大工厂；为了玩杀马特，他们有勇气辞职离开工厂，绝不轻易放弃在杀马特文化中获得的自由；在玩杀马特的过程中，工人们甚至自我组织出了家人般的关系，一人被欠薪，一群人一起去找老板理论……杀马特周旋在发型与工厂之间的经历，是工人群体用身体对工厂製度作出的反抗。纵使社会主流始终将农民工摆在边缘位置，他们强大的主体性却从未消失。

导演李一凡表示：「很多人问我，我是不是拍了一部杀马特史？我想跟大家说，我拍的不是杀马特史，我拍的是杀马特讲述自己的个人史、精神史，我拍的是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两个小时的纪录片成了我们窥见杀马特、窥见中国年轻工人的窗口，也引出了杀马特背后一系列横亘在社会中的区隔：农村与城市、工厂区与市中心、农民工与白领工人……中国劳工通讯与导演李一凡进行了对谈，与他聊了聊中国工厂以及中国第二代农民工。

杀马特：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

中国劳工通讯（下称「中」）：第一次看《杀马特，我爱你》可能是「猎奇」，想了解一下十年前我们嘲讽的杀马特是什么样子，但继续看下去觉得，这部绝不只是杀马特的freak show。您访问到的时候，杀马特们已经不是当时的样貌，他们又变回了一个被社会规训的生存状态。更重要是的您访问的工人，甚至不仅是工人，是中国的第二代农民工。您在结尾很刻意地提及，他们作为留守儿童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历史，那在您眼中第二代农民工有什么不一样？

李一凡导演（下称「李」）：第二代农民工和三四五线城市进程的人有特别相似的地方。第一代农民工出来打工比现在更艰苦、劳动保护更差，但他们内心还是有目标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拿打工钱出去修个房子、娶媳妇、把小孩养大，更有想法的可能想留在城市做个小生意。比如我们在石排看到，有些第一代农民工在那儿从打工开始，到自己办个小厂、家庭厂或者做个小包工头，自己接一些加工型的业务，做得不大但也还行——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轨迹，他们的目标可以部分实现。

第二代农民工的状况特别不一样，他们不想回家，他们出来见过世面，但城市待不住。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一年下来在深圳也买不了一平方。打工能赚的钱是算得清楚的，那这个钱他赚来干嘛？他特别没有意义，辛苦挣来的钱也可以随手花掉，尤其是对稍稍有些想法的人来说，这些钱一点用处都没有。片子里面杀马特穿的衣服上面写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暴富！」那是18年的时候在石排最流行的衣服。所以很多小孩去赌博，也有些人最后成了「三和大神」，钱全部输光、没办法回家、连身份证也压上了。

大部分的杀马特不知道怎么做，他不了解城市，他来自于农村社会，而工厂区就像是城市中的一块飞地，大部分工厂区原本也就是农村，对于真正的城市需求、城市发展他们没有更多的认识。而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发展刚刚开始，所有东西都在重新设计、有各种各样的缝隙。现在的状况已经很不一样了，缝隙很少。

杀马特看起来没有三和大神那么绝望，是因为他们都很年轻，他们还想「我去试试吧」，但是在试的过程中他又知道没什么好试的，可年轻么，他还是要去试一下。三和大神可能就什么都不试了，但也只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大部分杀马特现在不玩杀马特了，可他们玩的时候都太小了，现在也就二十四五岁。我们见到的绝大部分杀马特，二十五岁后走上正轨，为什么是二十五岁？因为到了这个年纪，父母也老了、不能打工了，工厂四十八岁以上的人几乎不招了，家庭如果没有打工的收入，农业收入又无法维持生活。杀马特不仅要维持个人，他还要维持父母养老，还有传宗接代这些在农村的「伟大」任务。所以大部分杀马特在这个年纪都回乡、结婚或者结了又离了，至少在想这些事情，也有回乡了也没找到媳妇，因为还没挣到钱，只能安安稳稳在工厂打工，因为家里真的需要金钱了。

中：在影片最前面，有一位受了工伤的工人说，可能年龄太小了，连劳动局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我们NGO的人都遇到过的困难：工人们真的不太知道劳动局、工会。尽管我们可以去质疑这些机关部门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工人一方面不知道，一方面也不信任这些既有的机製。像影片中杀马特的情况，他们有很成型的「家族」，那工人间的互相帮忙还是非常可靠的。当下，更多工人会把自己被侵权的经历发在微博上，试图进行求助，但回应寥寥，他们被打捞的几率是很低的。

李：现在比10年前，还是要好一些。我认识周立太，那个给民工打工伤官司的着名律师，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展览，是一万份工伤案件的卷宗，他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都是关于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的卷宗（中国劳工通讯注：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将周立太律师处理的上万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的卷宗作为馆藏）。

在我们后期剪片的时候，片中一位告诉我们，他去佛山打工打了半个月，手受伤了没得到赔偿，一分钱没拿到、被赶走，还差点被打。这种事情在（几个月的）短工更普遍。也有一位片中的杀马特说，他们一班杀马特老去帮朋友讨工钱，杀马特之间的联系、帮忙还是很紧密。

工人的实际情况跟大部分人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想象的是买社保、买医保，每年就这样顺着做下去，其实大部分工人大部分是会辞工回家的，他没有连续工作的。工人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说长期工，每年年底的时候厂里面只放一个星期假，但你赶回家赶回来的路途就要花五天，因为工人回到城市还要再回到小城市，还要再从小城市回到乡里面，加之农村中的交往很復杂，他根本不可能只呆七天，只能辞工回家。他不需要社保医保，因为断保之后要转移也很麻烦。

而且加工型企业很多是订单製，可能到九十月份特别忙，有订单他就招人，这样就会集中了一大批临时工，工作两三个月。这些地方劳动法的保护就特别模煳，而且这样的群体特别多，是工人里面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这个地方受到了各种（侵权）事件，很难得到保护的。而且工人多半是（劳动）中介招募的，中介负责发工资，这些中介还多少带有一点黑社会或者其他性质，你跟厂里面没法扯皮。

中：罗福兴有一个说法我很感触，他说大家从农村「出来进厂」，这一出一进，杀马特是没什么选择的。

李：其实大部分杀马特都认了，这个命都认了，真的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改变，是结构性的问题。

杀马特的主体性：以身体回应结构性问题

中：「自由」是《杀马特，我爱你》里面工人提及的高频词，好像现在谈「自由」这个词的，除了文艺青年就是杀马特青年，是一个很两极的观感。

李：杀马特这些孩子就是稍稍有一点想法、有一点点文艺、身体有一点点敏感，他和一般特别老实、一点想法没有的人有差别，一点想法没有反正别人干嘛我干嘛、我爸叫我干嘛我干嘛，但杀马特这班人在思考，他们身体敏感，所以对这个处境做出了反应。城里面我们看到的反应最强烈的是文艺青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身体敏感，他对自己的处境不舒服、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儿没有意义，他会主动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各种各样，辞职、到处流浪、干脆放弃、自杀、玩杀马特这是一代人的状况。中国最新公布出生率低得惊人，这也是身体作出的反应。 

中：我原以为影片会结束在杀马特群体在网络上遭受攻击、杀马特家族遭遇解体那里，没想到您后面还用了了半个小时，去呈现当下在快手、抖音上的杀马特。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彷佛杀马特们又一次丧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杀马特曾经聚集在夜晚的熘冰场、周末的小公园，这些已经不算是主流的地方了，但现在他们连实体的空间都没有了，只能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同时，杀马特个体之间的联系，肯定更难维系，当下是更流散的状态。

李：製作过程中，朋友们看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只要工厂（的部分）就够了，这些（线上）亚文化的东西不需要讲」；还有一种是相反的，觉得需要从杀马特亚文化中看到他们的主体性。我两个意见都没听，因为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如果没有工厂，杀马特们不会是后来的状态；如果看不到杀马特后来的生活、精神状态，你不会体会到他们在工厂有多痛苦，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多么渴望做另一件事情。

没有后面这部分，我们很难看到他们从杀马特的审美、爱好中体验到的东西。我做的时候觉得，没了这部分，你实际上是不相信他们的主体性、不相信他们的生命逻辑。你相信的话，那他们这段生命就是有意义的，所以这部分我一点都没有省，他们如何挣扎、怎么转向商业，包括转向商业中间的纠结。

中：我的感觉是，杀马特们退了一步，然后再退一步，他们越来越往后。

李：对，这个「退」的过程才有纠结和挣扎，他们想要逃离工厂的想法有多强烈，其实是在后面这个过程中体现的。

打工的无意义：这代人的共同困境

中：您一直说工厂在这部片子中的角色很重要，但不论是对您这样的纪录片工作者，还是我们这样的劳工NGO，了解工厂内的生活都是困难的。例如，您的助理最初接触工厂工人的时候，他们会对外界不信任，或者您自己想方设法进杀马特的群，但怎么也进不去——杀马特们对主流社会的态度有不信任，也有不了解，当然也有曾经受到伤害的切实感受。但反过来说，城市人对工厂和工人也不了解、也没有太多同理心，就像白领工人不会用「工人」一词来称呼自己，他们不觉得所有打工者的困境是共同的。（工人与相对主流的社会之间的）壁垒是双相，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至少这部片子播放后，一定程度上还是冲破了这个壁垒了。

李：我开始没有想到城市白领看了之后有这么强的反应，放映过程中不断有人反馈，才令我体会到除了阶级和剥削之外大家共同的处境。白领工人从三四五线的小城市，到了中心或者沿海超大城市，自己命运无法把握、打工没有意义，这种处境（工厂工人和白领）特别接近——你挣的钱永远不可能买房子、永远不可能安家，你赚的钱永远只能吃喝玩乐，不可能做个事业——你的钱不能去买个门面——这种无意义他们特别接近。打工的无意义是这代人的问题，是东西部差异这种整体国家结构造成的，不管你是工人也好，白领也好，没上过学也好，985、211也好，你都是一样的。

中：影片出来后，很多人觉得工人们彷佛哲学家，思考了很多城市人、「996」的打工人没有想的问题，尽管工厂生活比「996」更夸张。为什么这部影片给了很多非工人群体当头棒喝？可能是因为它非常反鸡汤，当我们听了太多「996是福报」的论述之后，工人们用两个小时一直在跟你说：真的赚不到钱、老板真的太黑了、房子根本一辈子买不起……这些对自身冷静且清醒的认知，纵使听起来悲观，但其实是算得很清楚的一笔账。在城市拥有有语言霸权的当下，我们太少听到认真地、并非开玩笑地讲出「我买不起房」这个问题。 

李：他们那么小出来，社会毒打很久了。你想想，他十二三岁进厂，他被毒打十多年了，这和从大学校园、只拥有书本及二手经验的人是不一样的。杀马特有很完整的经历，这对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工厂挺好的，招工启事都写「保六七千」，但是这需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天都不休息，普通人做不到。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还扣你全勤奖，七七八八扣完之后你根本拿不到这个钱……这个都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看得清楚，真的是社会毒打教的。城市青年不管你在几线城市，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家里保护得还是相当好，农村不管罚不罚款至少生两个，父母有需要出去挣钱把他变成留守儿童，父母要保护也保护不着。因此，杀马特对生活的认知和城市小孩完全不同，他对世界的怀疑比同龄人深刻得多。

中：这也令我想到，「996」被人批评已久，但名校毕业生还是趋之若鹜。陷于「996」的劳动者也很难像杀马特一样，因为要玩杀马特就直接辞职，他们完全没有杀马特那么勇敢地去作出改变。

李：杀马特中间很多人身体可能到了极限，工厂生活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一个月休息一天，身体真的无法支撑，「996」总体来说也没有到这个程度。你的反击有多强和你的处境有多坏有关，你有多夸张你就有多孤独。很多人会说「我也玩过杀马特」，但杀马特就会说「你不是杀马特，你那是非主流，你只是烫了个头，你头发都没有立起来过」。立起来是不一样的，立起来需要比烫个头、染个发大得多的勇气，你内心的渴求达不到那个程度，你立不起来。所以，杀马特也好，农民工也好，他们的处境是我们想象以外的。我都觉得我是非常了解工人的，但去了之后我还是觉得我不够了解，「我很疲劳我很疲劳」像句废话一样，但你真的在那里，你就是有那么疲劳，不去不觉得。我有一个云南大学硕士毕业的朋友想去体验富士康，现在富士康工厂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但他说那种疲劳，流水线机器两个小时会休息十多分钟，机器一停，所有工人趴在上面就睡觉，而且都能睡着，哪怕就十分钟，你想有多疲劳。

看(不)见：这只是开始

中：您这部作品特别有匠心的地方是，您真的请工人去拍了自己工作的场景。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几乎不能辨认出他们在流水线上做的是什么（产品），第二次看我仍然几乎不能辨认。但作为城市人，那些产品一定是我们每天在用的，不过在工人手上还是半成品状态的时候，你完全认不出来。

李：有些工人做灯，有些做饼干盒子，还有玩具、手机充电线、各种各样小零件……都是日常生活生活用品。我们也没有拍工业产品（的生产），真的是工业产品、机械化程度非常高的工厂，管理都特别严，有些要求无尘环境，我们几乎拍不着，那些地方拿出（拍摄）机器要罚款，拿出手机就要罚两百五百的。 

中：这也应证了您在一篇访问里说的，杀马特聚集的地方往往是小工厂，劳动关系比较溷乱的工厂。虽然富士康在大众印象中是「血汗工厂」，也受到大量舆论关注，但真的把所有工厂放在一起比，富士康的工资、劳动保护等等条件绝不是最差。

李：最好的之一，中上（水平），富士康至少是中上，劳动保护各方面比一般企业好得多。富士康以前管理比较粗暴，工人给我讲，（连环自杀）事情之后管理人员态度变好了，只有这个变化，工作条件没有什么变化的，再就是加班有了一些限製。其实工人普遍抑郁、自杀的问题是非常多的，罗福兴永远都在工厂区的一些发廊工作，他说在东莞东工厂区的时候，一天到晚这个人要跳楼那个人要死，派出所每天都在出勤。

2010年前后，我和学生一起做了一个「外省青年」项目，当时谈论为什么当今大家认识社会会有那么大的偏差、年轻人为什么会显得幼稚，因为网络给了我们太多二手经验，我们被二手经验搞晕了，我们需要身体的直接经验。

因此，《杀马特，我爱你》只是开始吧，对工厂的发现还需要很多人去做。第二代农民工、90后出生的人，这一代人的处境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还是需要大家去努力才能改变的。我这部片子只是抛砖引玉，撕开一个小角。大部分人对工厂的认识还是很粗糙，我做的工作不过是更细，要工人来拍、要工人来讲、让他们自己来做，把这种特别的一手经历传递出来。

缅甸军方加强对工会和劳工人士的镇压

据报道，缅甸军方宣布该国十余个工会为非法组织，并大肆追捕自2月1日军事政变以来积极参与公民抗命运动的劳工人士。

中国劳工通讯与缅甸工会和该国所有寻求恢復民主的工人站在一起，声援并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与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许多劳工团体一起，呼吁立即停止对缅甸劳工人士的骚扰和迫害。

缅甸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原名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主席Moe Sandar Myint去年12月向中国劳工通讯讲述了仰光莱达雅镇服装工人在疫情期间的斗争。2月6日，公民抗命运动的第一天，她带领4000多名工厂工人发起了抗议活动。目前，她正在躲避军方的追捕。

各方呼吁国际品牌及其供应商尊重缅甸工人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2月19日，从缅甸采购成衣的全球零售品牌与IndustriALL一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军事政变，并重申他们对民主标准的承诺。然而，仰光的一些工厂老板希望能尽快恢復生产，将不再允许其工人继续参与抗议。

上周，中国劳工通讯与仰光的工人进行了谈话。他们表示，在公民抗命运动初期，一些工厂经理确实工人请假参加抗议活动。但现在，有关休假的规定已经收紧。

在仰光迪尚时装厂工作的一名工会分子解释道，工厂规定，连续三天请假的工人将被解雇，因此，「工人们上一天班，然后请两天假。」但她补充道，工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工人已经退出了运动。

「我们晚上睡不着觉，但早上仍不得不去上班，因为我们怕丢了工作。说实话，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完全无法放松。」她说。

此外，据悉一些服装厂经理正在协助军方及警方搜捕劳工人士。「在2月18日的抗议中，我们听说经理曾接到一名中士的电话，询问他谁是示威活动的领导人，经理说他不知道。但第二天，我们就听说他把工人们的电话号码给了警察。」她说。

对一些服装厂老板和经理来说，不论谁执政，他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恢復生产；然而工人们最关切的是推翻政变，恢復民选政府。

「在军方政权下，我怀疑我们能否继续向政府投诉雇主，」受访工人预感道，「我担心工会今后无法有效运作，因为工会领导人将受到当局的监视和控製。」

军方对互联网的控製让工人们很难做些什么。「这就像回到了黑暗时代。」她说。

随着缅甸公民抗命运动进入第二个月，军方的镇压也愈演愈烈。值此时刻，缅甸工会和工人更加需要国际工人组织的团结声援和支持。中国劳工通讯敦促服国际服装品牌将协助军方镇压工会组织者的工厂列入监察名单，同时寻求适当方式向缅甸军政权施加有效压力，帮助缅甸恢復民主。

缅甸工人和工会奋战在抵抗最前线

2月6日，缅甸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Myanmar, FGWM）主席Moe Sandar Myint帮助组织了仰光莱达雅镇4000多名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这是缅甸第一批反对军事政变的大型示威。此后，Moe Sandar Myint一直在躲避军方的搜捕。

「我不至于蠢到待在家里。我知道那次集会就像给了军政府一记耳光。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回过家，一直在从一个地方躲到另一个地方。」她说。

2月26日，Moe Sandar Myint对中国劳工通讯说，在计划抗议活动的前夜，警察突击了位于莱达雅镇的工会总部，试图恐吓工人。

「他们知道我不在，所以我们估计警方的突击只是为了吓唬我们，让我们保持沉默。但效果恰恰相反，正是这次警方的行动激发了我们，让我们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她说。

自那场午夜突袭以来，军方和警方的镇压力度不断加强。据报道，至少有35名抗议者丧生，军方还下令逮捕数十名反对者，包括活动人士和工人领袖。官方发表的声明仅列出15个目标人物，但泄露的警方文件显示，被镇压群体超过500人，服装工人、护士、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和政治活动家都赫然在列。

2月6日的集会是激发公民抗命运动的关键时刻，显示了工人组织的巨大力量。即使是此前从未支持过罢工行动的白领工人也深受鼓舞而上街抗议。Min Maung Maung是当地一家IT公司的员工，以前从未参加过罢工，他说：

「在政变后的头几天里，公众没有明显的反应。我们在等待有人能够领导我们，谴责军方……看到服装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即使可能面对子弹和警棍。这给了我们同样的勇气。」

认识到工会在公民抗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军方上周宣布16个工会为非法组织。在Moe Sandar Myint看来，军方此举殊为可笑，「一个毫无正当性的军政府居然宣布我们是非法组织，这实在太荒谬了。我们将无视它而继续斗争。」

有报道称，一些工厂管理层与警方合作，提供有关劳工活动人士和工会领袖的信息，并阻止工人抗议。然而，许多工厂的工人正在抵抗压力，不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业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在莱达雅镇保佳内衣厂（Bogart Lingerie）工作的服装工人Naung Naung Cho表示，他们的经理曾向工人施压，要求工人不要参加抗议活动。

「经理说，如果工人连续缺勤三天以上，就会被解雇。」她说道。这与莱达雅镇其他服装厂工人的说法一致。

然而，工人们继续要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2月19日，工人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罢工。

「对我们来说，让独裁者下臺是当务之急。在军事统治下，我们工人将没有任何权利。因此我们对工厂进行了抗议，这样我们就可以休无薪假来抗议独裁者。」Naung Naung Cho说。

迫于工人的压力，保佳内衣厂最终妥协，于2月20日与工会签订协议，保证工人不会因休无薪假而被解雇。

为了继续抗议，镇上许多服装工人中止工作而失去收入。例如，Myo Win告诉中国劳工通讯：「政变以来，我完全没有上班。我不知道假如我继续在工厂工作能否拿到工资。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没有收入，但支持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食物。」

此外，莱达雅镇的一些房东也在帮助工人，为他们提供租金减免，甚至让工人们免费入住旅馆。

普通工人和工会对公民抗命运动的广泛支持，向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依赖于服装工人的国际品牌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即他们必须给与抗议者坚定的支持，确保缅甸再次恢復民主。

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缅甸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们知道，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将成为社会中最受压製的群体 。即使在民主治理下，劳动争议处理机製运作的并不好，但至少工人受到的迫害较少。所以工人们才会冒着一切危险去推翻独裁者。」

声援遭打压的香港工会组织者

世界各地的工运组织者在捍卫劳工基本权利和政治自由时，也日益暴露在政治迫害的风险之下，其中全球南方的组织者处境尤为恶劣。

在缅甸的抗争中，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工会领袖首当其冲成为军政权的目标。在柬埔寨，着名工人权利倡导者和柬埔寨联合工会主席荣春（Rong Chhun），因批评官方政策，去年8月被捕，被控 "煽动重罪或引起社会动乱 "，或将面临将近两年的牢狱之灾。

而在香港，官方对泛民主派人士的严厉打压，导致近期有47名公民社会运动家被拘捕审判，他们去年因为组织立法会选举的非官方初选，被控「串谋颠复国家政权」。其中便有两位着名的香港工会组织者。

如今被捕的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吴敏儿和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均在捍卫工人权益、促进会员利益及为香港争取更广泛民主参与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局打击香港的工会领袖，不啻于损害全港工人的权益，当下的香港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而有效的劳工组织来为他们代言。此外，当局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更破坏了法治这块香港社会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基石。

作为香港劳工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一员，中国劳工通讯在此声援吴敏儿和余慧明，以及世界各地面临政治迫害的工运工作者。我们敦促香港政府尊重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的规定，维护社会正义并保障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权利。

吴敏儿在2月28日被羁押前，曾做出这样的宣言：「放弃只需一秒，坚持却需要用一世。」中国劳工通讯以此言，和所有面临政治打压迫害的工运组织者共勉。

追赶时间的原因，中国快递员的收派困境

最近一年，快递越来越多，这是张明明从事这一行三年以来最直观的感受。在2019年上半年之前，他每天的配送任务在150件左右，算上揽件量，每天能够行有余力地完成配送任务，还能拿到公司评比的奖金。但是从2019年6月以后，每天从他手里送出的快递数量明显增多，从160件、180件，涨到现在旺季时候的300件。今年双11的派件数字更过分，他每天的派送单量已经超过400多件。

《燃财经》这段关于快递员送件量不断增加，导致工作任务完不成，要在马路上冲灯逆行的描述，大概是不少人对快递员劳动情况的了解。去年出版的《熟悉的陌生人：快递员的日常工作和劳动过程》，则从快递员的送件收件过程，解释了工人劳动会遇到的困难。从作者张杨波的田野考察可以知道，即使派送量回落，一般工人要完成送件也殊不容易。城市中的快递能顺利配送，很大程度上倚赖工人自行发掘的方法，企业可以说是坐享其利。

快递配送的困难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作者调查的快递站点桥东点部。这个位于三线城市「安湘市」（假名）的站点，隶属一家直营管理式快递公司，在派送设备、工人工资和收费上都比通达系企业优胜。桥东点部各类人员21名，其中快递员15名，仓务员4名，另有点部和运营主管各1名。作者集中调查的桥东点部有10个城区板块，由10名快递员固定十个区域，其他快递员任机动员。每天早上7时30分，快递员在点部分拣快递，之后进行第一次派件和收件，下午1点快递员则会再做两轮派件和收件，最后在晚上7点繁忙时间后回到分拣中心。

看似无害的工作安排，第一个问题便来自区域的分配。由于快递员工资采取计提製，收派区域客户愈集中、客户经常在场、快件收派数量愈多，便马上成为好区，一般是大公司、学校和医院等。然而，这些区域较少，而且都由资历较老的员工占据，新手接手的只能是差的片区。在这些较差的区域中，配送的地点分散，而且路况復杂，对于新来快递员往往是一场折磨。且看书中摘录的工人访谈：

你看那个小区就不好派送快件，路很杂，绕来绕去，里面的楼房位置也没有规划，35栋、36栋、37栋，突然在后面就冒出一个50栋。我们送快递的最怕这个，不好规划路线，没有规律，这样送快递挺耽误时间的。这个区域我也才来十几天，对这边的情况不是太了解。

最令快递员头痛的问题还有无法与客户联系。特别是学生、小区居民这种流动性较大的对象，经常联络不上，工人便要纠结在等还是不等的处境中：

快递员最烦的事就是客户打电话不接，三四次都不接。但是刚走开不久，他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现在马上就给他送过去。 (...) 那我就没办法了，我要送完一圈才能再折返回来。比如说梓山苑，我们早上一大早就去送快递，他们还在睡觉，没有听到电话，醒来之后就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送快递。

不要小看这些问题。由于快递员的收入直接与配送量相关，偏僻区域、路况復杂的地区塞给新手，工人因送件量不达标而收入不足，使大量新员工离职：

老员工来得早，接手的区域就是比较好的、比较成熟稳定的。他们的收入也不错，一个月有七八千块钱，这些老员工是不会愿意走的。 （...）新员工则来的时候接手的区域并不是太好，工资待遇也不是很高，工作压力又大，因此有好多人干上三五天、两三个月就走人了。

《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更有超过1%的快递员每日派送超过600件。为了尽快确定交接时间和地点，快递员收到电话当然想马上接听。这就造成了车上接电话的情况，容易产生我们都熟知的情况：抢道、闯红灯，以及交通事故。工人表示，公司虽然不允许在车上接打电话，但快递员停下来接电话并不现实，一是容易引起后车追尾，二是在路边停，则赶不及时间。

快递员收件遇上的问题

收件是以往描述快递员工作中较少谈及的地方，作者的田野调查则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其中一个有参与价值的内容是所谓的生客问题。一般的快递员，特别是较成熟的老工人，都会规划派件收件的路线，但不熟悉的客户则往往打乱这个节奏。

假如下午收件比较多，我就会按照收件的位置来安排路线，随后再派件，反正今天下午６点之前我会把所有派件派完。我最害怕生客，就是你刚离开那个地点，他就给你打电话就有快件要寄，我们最不喜欢走回头路。

熟悉快递收派的企业等客户，都会知道收件的通常时间，有时甚至自行送到站点寄送。不过，各种例外情况使快递员疲于奔命，因为客户只要坚持马上寄，工人也得想尽办法赶回去，否则便要被投诉。

陌生的客户在不适当的时间下单，有时还加上填错资料、不熟悉寄快递流程，需要快递员亲自讲解和指导。快递员往往需要表现得有礼亲切，一来是为了不被投诉，二来是让客户熟悉流程，才能不使问题再次发生。

工人的对策 资本的机会

工人如何付出额外的劳动解决派送过程的问题，是此书的另外一个重点，但篇幅所限，本文便不作详述了。简而言之，无论是派送还是收取，快递员透过发展与客户的熟人关系来预先约定交接方式和时间，又或是发掘新的派送路线和方法（例如寄放、循环多次配送）来减少停留所浪费的时间。可以说，没有工人自行摸索的配送路线和寄放方式，以及在私下的派送微信群里提醒客户收件和派件，以及长期与客户建立信任，要完成快递企业的大量送件量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这里可能还得再说一下书中对菜鸟驿站的叙述。菜鸟驿站作为由菜鸟网络设立来为网购用户代收包裹的服务，以资本的力量来继续维持现时的快递派送量。由菜鸟驿站提供代收，并从中抽成，原本一个快递员难以处理的快件便能够处理了。

现时菜鸟驿站已经在城市内部设有超过4万家驿站，主要分社区、校园和社区服务商三种类型，聘请的员工一部分负责管理快件及接待客户，另一部分则为客户送快件。快递员表示，一到早上，驿站就排满了很多车，中通、圆通和韵达都排成一排：

每个快件一块钱，是我们给他们投递点的。我们点部距离这里的碧桂园太远了，如果来送就划不来，确实来送我们就没有时间到其他地方送快件了。我们就和菜鸟驿站合作，让他们帮我们送，从中抽成。

由此可见，快递企业倚靠工人自行解决的派送交接困难，已经为资本打开了新的积累领域。然而，菜鸟驿站虽然方便收寄快递的人，但在减少快递员工作量的效果上影响大概有限。一来，有些快件例如急件、大型物件、药物等是不能寄存的；二来，一部分工作的减轻，亦即意味着快递企业能够开发新的区域和客户。

经验老到的快递员的将来

对快递员而言所谓的好区域，虽然有些来自原有的建筑和道路设计，或者来自区域内的对象，但不少也是工人长期经营的结果。快递员劳动所累积的经验和关系，使次等甚或差的区域变成可以成熟运作的派送区：客户建立了对快递员信任，愿意将重要的快件交托予工人；快递员亦清楚客户寄送快递的习惯，从而作出配合，节省双方的时间。不过，随着快递企业发展得愈来愈成熟，工人能够开拓的地区，以及透过长期服务改变派送困难的空间将会愈来愈少，加上像菜鸟驿站这类服务出现，也使快递企业能逐步减少倚赖经验老到的工人。

2020年的数据显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当下，我们还看不到大型的劳资矛盾在快递行业爆发。绝大部分的集体行动都是源于地区站点破产和停运，使长期被欠薪的快递员停工讨薪。然而，快递行业异常激烈的竞争，势必令企业需要继续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工作强度，同时以更多短期快递员来压低工资。这种趋势也将波及到一批拥有较佳工资和工作区域的资深快递员，问题或许只是在于时间先后。

快递工人与很多新兴行业的工人一样，急需一个能够互相协助、交流劳动问题的组织，让工人的不满能转化成清晰的诉求，以得到企业和社会重视。工人长期付出的劳动为快递企业铺建了成熟的收派网络和人际关系，但这些成果已经开始在被资本转化为新的市场服务，最后逐步淘汰工人，工人组织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取得主导权。

去年，北京市快递行业签订了新的集体合同，但这项合同主要集中在劳动安全卫生问题，涵盖健康体检、工伤保险、安全保障、职业技能提升等内容，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作速度和节奏，以及被平臺罚款的问题仍然被拒于合同以外。对此，快递工人有必要向工会施压，扩大工人受保障的权利范围。

缅甸人民反抗军事政变最血腥一天，工会工作者被枪杀

3月14日成为了缅甸人民反抗军事政变后死伤最严重的一天。在仰光近郊的莱达雅工业区（Hlaing Tharyar），工人抗议遭安全部队镇压酿成当日最大规模死伤。上周日，工人组织了一场静坐，但约200名军人乘着军车来镇压示威者，抗议马上演变成军队与工人间的严重冲突。

缅甸媒体《伊诺瓦底》（Irrawaddy）昨天的报道显示，当天至少有71名示威者因镇压死亡，自政变起因为抗议而死亡的人数则已经上升至167人。

据《伊诺瓦底》报道，安全部队对莱达雅的静坐者使用了实弹、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射击从周日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有目击者描述，士兵骑着摩托车穿越莱达雅镇，任意向居民开枪。周日，至少有65人在莱达雅公立医院死亡，据报道，还有许多伤亡者被亲属带回家，不敢在医院登记。

当天，中资工厂被纵火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莱达雅有四家服装厂和一家化肥厂遭纵火，其中至少有两家为中资和臺资背景。邻近的雪碧达工业区（Shwe Pyi Thar）同样有两家工厂被纵火，当地工人亦面临军人的扫射。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工人指谣言满天飞，有说是厂主自己放火以得到赔偿，有说是军人放火，也有说是抗议者报復军方所为。《伊诺瓦底》的报道指，当地工业区一位官员表示，有两家工厂被纵火焚烧，其中一家是中资背景的Global Fashion，另一家是臺资背景的昌亿鞋业，目前仍在调查纵火的起因。

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表示，中资工厂遭不法分子打砸抢烧，事件性质十分恶劣，中方要求缅方采取进一步有效措施，製止一切暴力行为，依法查处相关肇事者，确保在缅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地工会人士表示，军方在莱达雅和雪碧达设立了阵地以攻击抗议者和居民。。工人又表示，军队在两地开了整天的枪，只要谁不接受军队的接管，便等着被枪击的份。

被枪杀的工人当中，也有工会的组织者。据工人表示，自己认识一位雪碧达工业区JCK工厂工会代表头部中枪死亡。这位工人同时也是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的成员之一。中国劳工通讯翻查了位于雪碧达的JCK工厂，相信这间工厂的全名是Suntime Jck Company Limited，由港资的CSG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该企业在2015年便开始向缅甸发展。

除了军方对工人的镇压，资方的压力同样未有减弱。缅甸的服装工人成为了这次反抗军事政变的重要角色，同时当地服装厂经理也正千方百计地希望阻止工人继续参与抗议。中国劳工通讯本月初的报道提到，工厂管理层与警方合作，提供有关劳工活动人士和工会领袖的信息，并阻止工人抗议。不过，许多工厂的工人正在抵抗压力，不仅是在仰光，也包括其他工业城市，如勃固、勃生和帕安等地。

3月13日，《卫报》的一篇报道揭露服装零售公司普利马克（Primark）的当地供应商GY Sen曾把约千多工人禁闭在工厂，防止工人参与2月18日的一场抗议。之后，厂方以缺勤参与公民抗命运动开除了约20名工人。普利马克已经在3月5日对此进行调查，并表示在调查完结前会暂停该工厂的订单。

缅甸情势持续升级，工人参与公民抗命的风险越来越高。他们的持续抗争向依赖工人生产力的国际品牌发出的信息依然没变：国际品牌应确保履行对于结社自由的承诺。正如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主席Khaing Zar Aung指出 ，「工人们知道，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将成为社会中最受压製的群体 。所以工人们才会冒着一切危险去推翻独裁者。」

疫情致使经济放缓，中柬两国建筑工人同受害

在生下第一个孩子的一个月后，建筑工人Soeub Sana不得不重新开始。在金边一个名为世纪广场（Century Plaza）的购物中心建设项目欠薪五个月后，Sana和她的丈夫Jing，一名来自中国的劳务承包商，同时也是她的雇主，搬到了金边的另一个建设项目，希望那里的条件能有所改善。

「在过去的三四年里，我经常让父母寄钱给我们，因为我们的钱不够，」她说，「我父母抱怨说，『你一直在工作，但你连日常开销都付不起。』」

作为一名柬埔寨本地工人，36岁的Sana只领取日薪，所以她请了几个星期的无薪假来陪伴自己的孩子，摇摇吊床里的孩子，给孩子喂奶。而她的丈夫则带着一个由六名工人组成的小团队，在一家中国投资的公寓开发项目工作。

通常情况下，当地建筑工人每天的工资为8至15美元（约合人民币50-100元），而中国工人每月可以挣几百美元。一些柬埔寨工人对中国工人更高的工资感到不满，但Sana说，为了获取报酬，如今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争取，不论国籍。

Sana很同情柬埔寨的移民工人，他们的收到工资的频率通常比当地人低。「有时候我会帮助（中国移民工人），因为我很同情他们。他们拿不到工资，只是想回老家。」她说，「我帮助他们从建筑项目中收集可回收的物品，包括钢材和金属，让他们能够筹钱买回家的车票。」

长期以来，柬埔寨的建筑工人一直在努力从掌管该行业的分包商网络中获取薪水，但是新冠病毒大流行致使建设放缓，其中外商投资的项目受影响尤甚，工人的发薪之路变得更加困难。

在金边迅速发展的地区，比如Tuol Kork和Tonle Bassac，接受采访的建筑工人表示，他们经常遇到拖欠工资的情况，并补充说，除了用脚投票和离开，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去年金边最为人所知的欠薪事件之一是世纪广场（Century Plaza），这是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开发项目，位于机场附近的俄罗斯联邦大道上，Sana和Jing曾在这里工作。

2020年下半年，这个项目停滞了四个月，Jing频频要求支付被拖欠的工资，但被告知开发商没有钱。12月5日，在被欠薪数月后，20名本地和中国工人代表他们100多名同事在俄罗斯联邦大道上举行了抗议活动。

最终，当地政府出面干预，但工人们还是没有直接拿到工资，所以Sana和Jing决定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夫妻俩已经赢得了一些同事的信任，五名本地工人和他们一起去了新的工地。

「当我们来这工作时，我们（提前）拿到了工资，所以我们把之前欠（世纪广场）工人的工资都给付了。这也是为什么工人们现在信任我们，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工作。」她说。

对Jing来说，不管工人的国籍是什么，他都很难告诉工人，他们无法拿到工资，但语言障碍使得向柬埔寨工人解释这一点变得更加復杂。他说：「当付款被拖延时，我请一名翻译向当地工人解释情况。」他补充说，他优先支付本地工人的工资，因为本地工人的工资支付周期较短。「中国工人对此更为接受，因为他们是由其他朋友介绍给我的，所以他们通常对我更友好，也更容易管理。」

去年，他们在世纪广场发起抗议之前，Jing被柬埔寨工人殴打。他们误解了Jing，以为他拿到了钱，却没给他们发工资和补偿。

2021年2月，4名仍具传染性的中国公民离开检疫区，引发了金边最新一波新冠疫情，情况变得更加糟糕。Jing解释说，这已经成为其他在柬中国公民的一个「大问题」。他警告他的同事和员工不要单独外出，尤其是在晚上，以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我们都有家人在国内，所以安全是我们的首要考虑。」他说。

毫无疑问，当地工人和中国工人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且存在误解，阻碍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有效的集体行动。其中许多问题都与建筑业在项目中使用众多不同分包商的商业模式有直接关系。

总部位于金边的劳工与人权联盟中心（Central）的协调员Khun Tharo表示，他认为拖欠工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国分包商雇佣柬埔寨工人，不过很难绘製劳工网络图，因为每个建筑项目都涉及多层次的本地和外国分包商雇佣，并在建设开发的不同方面调换。

柬埔寨建筑工和木工工会有近9000名本地建筑工人会员，是该行业唯一的倡导团体。但该工会很少与中国和其他在柬埔寨工作的外国建筑工人交流，Tharo说。

「我们试图接触中国工人，与他们交谈······我们看到，他们（开发商）也在剥削中国工人。但在我看来，（中国工人）在策略方面更为积极。如果他们受到剥削，他们会更愿意站出来······他们很勇敢。」

然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研究员Ivan Franceschin表示，柬埔寨和中国移民分包商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为微妙。

Franceschin专门研究柬埔寨和中国的劳工问题。2019年底，他对沿海城市西哈努克市各工地的柬埔寨和中国建筑工人进行了调查，发现本地工人之所以有更多的流动性和表达不满的选择，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和语言。

「中国工人更容易控製，」他表示，「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反，因为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较低。但我认为中国工人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没有法律补救措施，他们被困在这里······陷入这种局面的是中国劳工，而柬埔寨工人的工资较低，但他们更自由。」

Franceschini在报告中指出，柬埔寨和外国工人一起抗议的情况比较少见，两国工人在调查中都表示，他们觉得对方在工地上遭遇的问题较少。但他认为这种分歧是被有意维持的。

他说：「对于雇主来说，让不同国籍员工相互竞争是很方便的，薪酬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然的······但是雇主以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刻意强化了这一差异。」

然而，随着首都金边和西哈努克市越来越多建设项目陷入停滞，工资拖欠纠纷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可能开始发生变化。国际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0年第四季度对金边在建项目进行的调查发现，早在2011年就开始建设的项目仍在建设之中，而去年年底，有十多个始于2015年至2019年的项目被搁置。

柬埔寨世邦魏理仕（CBRE Cambodia）副董事Ben Nesbitt表示，今年待建项目的数量「几乎肯定」会增加，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小、楼高4至6层的建筑项目。

去年西哈努克市的情况尤其糟糕，在柬埔寨禁止网上赌博后，中国企业经营者和工人纷纷逃离。建设项目和工人都被遗弃，移民工人纷纷向当地商业协会寻求帮助。截至今年1月，五名在西哈努克市工作的中国工人称，他们仍然被拖欠着2019年5月的工资，也没钱回国。到2020年年中，西哈努克市市长Kuoch Chamroeun称，只有1.5万中国公民留在该市——与前一年报道的30万人相比，人数急剧下降。

未来可能有更多因拖欠工资而引发的罢工和抗议，因为绝望的工人们别无选择。但是在世纪广场的Sana和Jing的经历表明，集体行动的影响可能有限。

大型购物中心的建设工作似乎又开始了，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基本上已经被来自南亚国家的工人所取代。Jing说，他最终在3月份收到了开发商的付款，但这次经历让他变得谨慎起来。

「我现在对开发商的筛选非常小心，」他说，「你必须了解房地产开发商的背景，一定要选择已经成立合资公司的公司，这样才能确保它们长期不会出现财务问题。」

Sana表示，在他们的新工地——摩根大厦（Morgan Tower），开发商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现在判断雇主是否可靠还为时过早。「如果这个项目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会放弃金边，去其他省份。」她说。

在中国的芯片厂，新来的工人正在不断流失

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是一个与高科技划上等号，近年来愈来愈受人关注的行业。这个行业近来有一个新的问题：新招聘的工人不断流失。「招三个走三个。」在晶圆加工厂的工人向中国劳工通讯说道。

过去十年，中国电子製造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当采矿业、纺织服装业这些行业面临产量增长的停滞，只有电子业产量仍然持续增加。中国的半导体分立器、集成电路，以及各类型电子产品的生产量有增无减，雇用愈来愈多的工人。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製造业规模以上工厂的平均用工人数过去10年间增长了200多万人，2019年达到880多万名工人。相反，纺织业、服装业则各由2009年的6、700万人降至300多万左右，各减少了300至400万名工人，劳动力人数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然而，这个行业除了需要追赶海外企业的生产水平，还要面对劳资矛盾的问题。

工作太费神，上二休二难解问题

作为电子产品基础的芯片，正式名称是集成电路。在硅这种物质中，人们透过光刻技术，把电路中各种元件（电阻、电容等）打印并微缩在内，使它具备资讯传递、逻辑运算等功能，成为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过程中，需要先把硅从石英砂提炼出来，转化成多晶硅并切成硅片后，再进行光刻、封装、切割等多重部骤，才能製成芯片。

在一家晶圆加工厂中，工人的工作是检查进厂的硅片，接着把硅片储存并运送到机臺加工，由光刻机把集成电路投射并刻印在晶圆上。工人告诉我们，工作太费脑费神，以至有些工人觉得其他工厂沉闷的体力活还比较能接受。

「工人要根据晶圆型号来设定参数和测试机臺。选择相应程式后，再根据电脑要求放入晶圆，把需要的晶圆调到轨道上，让机器涂上光阻，再放上光罩进行光刻。」工人说。虽然工人不用（也不能）操作镭射机进行光刻，但单是确认数值已经令人头昏脑胀。「机器一天都在转，工人要确保晶片没有产生瑕疵，一刻都不能停。」

在晶圆厂里，工人实行两班倒工作。白班工人早上6时多起来，7点45分开始工作，第一次出厂已是早上11小时。一个小时吃饭后，再进厂出来已经是晚上8点。在工厂这段时间里，工人与亲人朋友完全脱节，12个小时的工作，就只有眼前的机器数值：「你和外界完全没有联系，也不能玩手机。」即便工厂已经实行了上二休二（上两天班休息两天），但这似乎没有挽留到工人。工人们希望找到一份工作，至少能有些空闲时间滑滑手机，跟同事聊聊天，又或能打个盹，而不是整天被一堆数字塞满脑袋。

以往，有些工人为了自己能工作得轻松点，会少放一些晶圆到光刻机内加工：「工人可以只放一两片晶圆让机器工作，机器也算是一直转。」然而，这些微小的调整空间愈来愈少。受访的工人告诉我们，以往一臺光刻机一班产量定在1000片，以11小时计算的话，每个小时要生产约91片，1分钟1.5片左右。不过，在评比时，工人被指产出不足，要求提升产量和效率。自此，负责定产量的工人发现，原来一臺光刻机的产量能够推高至1300片，差不多提高了工人劳动速度的1/3。透过提高工人的劳动速度，整体产量便有这样的增长，使工厂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产量的打算。

损坏晶圆后果严重，工人劳动时的紧张

除了劳动速度的加快、窒息的工作氛围，为了尽量减少晶圆受损造成的损失，工人还要时刻战战兢兢地工作。工人操作的一块晶圆，直径大概12寸（约300毫米），光刻后能製作约500块晶片，一块晶片（约100多平方毫米）有约100亿个电晶体。这样的精细度，使晶片生产中造成瑕疵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因为对一块晶片而言，一粒灰尘已相当巨大，足以毁掉整个电路。

在工厂中，晶圆是无法用人手拿出来的，一共25片的晶圆被放进盒状的容器中，需要透过机器取出。管工严格吩咐工人，晶圆不能受到任何碰撞，否则会出现碎渣，令异物、颗粒溷进里面，继而弄脏成品。不过，再严格的规章仍会有意外状况。一位工人向我们分享了这样的故事︰跟他一块来工作的小哥一次把推车弄倒了，车上的六盒晶圆看着没事，但却被测出裂痕和粒子，全部报废。我们可以算一算这简单一跌造成的损失：2020年，一片中国生产的晶圆价格约在68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400元，六盒晶圆便是66万元人民币。这个小哥被马上开除，大领导也被叫到总部教育。

加工晶圆的机器也可能发生故障。晶圆的型号放错了，数值的设定错了，又或碰撞到机臺，都会暂停机器。「虽然故障很多，但所幸并没有损坏晶片。」受访工人表示。不过，一些新来的工人便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培训里学得不够，他们的犯错频率更高，不少都被扣了工资。

走与不走，前路茫茫

晶圆加工厂高压的工作环境，正在不断地排走新招聘来的工人。「工厂每年都在招聘，招聘的人很多，但流失率也很高，基乎没人留下。来三个走三个。」

在芯片厂里，工人的培训期非常长，需要经过半年至一年培训，跟随师傅学习，再完成一系列考试后，才可以控製机臺。一位工人告诉我们，他起初进工厂学习，以为能够学到一门晶圆加工的工艺。然而，实际上工人只能学到监察芯片加工机械的能力。「我自己也觉得挺迷茫的。我原来也以为在晶圆加工厂可以学会一门手艺，但事实也不是这样。在这个工厂里，也没什么进一步的空间了，工作过后就这么点工资了。」

工资水平是工人关心的问题之一︰「工厂的工资真的不高，其他厂工资可以上到6000多，这间厂不行。虽然休息时间也多，但工人不这么想在这里。这里白班3000多块钱，外面文职工作一个月也有3000多块钱，还不用整天穿无菌服，可以玩手机聊聊天，感觉比较自由。」不过，往外闯又真的有什么前景吗？受访的工人说︰「我应该还是会在厂里待着，我看别人走的时候还挺潇洒的，但实际赚到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

在这些工厂，工人无法参与厂里任何生产和分配的决定，工会跟工人是完全脱节的。穿上了无菌服后，甚至工人之间的交流都少了许多。中国的工会在发展得愈来愈成熟的电子业中，如何组织工人，改变工人互相剥离的状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最重视的高科技行业中，工会对工人基本上不发挥什么作用。

辽宁阜新两工人被欠薪殴打反遭控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2020年12月4日，工人汪小明、刘海泉被控涉嫌故意伤害罪一审在线上开庭，法庭判决二人罪名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和十一个月。去年5月，两人在重庆老乡陈兴建的介绍下，到辽宁阜蒙县矿山干活。其后，两人不光遇到欠薪还被老板带人殴打暴力驱逐，在正当防卫之下由被害人反变被告人，最终含冤入狱。

从重庆到阜新，打工遭欠薪殴打反成被告人

2020年5月13日，陈兴建带领一班重庆农民工14人，到阜新弘霖矿业（集团）矿山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做井下采掘工作，汪小明、刘海泉就在其中。公司没有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工资按工作进度计算，凿一米拿一米的钱。

6月22日，陈兴建班组已经干了40天活，工人们每天24小时两班倒，工作相当辛苦。可老板刘玉忠，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突然提出「这个活不让你们干了」，强行驱逐工人，并拒绝支付工人工资，还对工人宿舍断电。

于是，下午6点多，陈兴建报了警。阜蒙县八家子镇派出所出警进行协调，恢復了宿舍供电，但工资问题仍未解决，双方约定第二天6月23日上午9点，工人和老板到镇派出所继续协调。

然而，第二天早上8点多，老板刘玉忠带着三名社会人士拿着木棍到工人宿舍，威胁农民工立即离开，「给你们每人3000元钱，马上给老子滚，不然老子收拾你们」，还扬言「不走我弄死你」。40天的工作，陈兴建班组农民工应收工程款约十余万元，和刘玉忠提出的一人3000元相去甚远。

刘玉忠率先拿起木棍殴打工人，陈兴建和刘海泉都被打倒在地。汪小明在宿舍里，用手机拍下了工人被打的照片和视频。刘玉忠及其司机刘宇桁上前抢夺手机，并殴打汪小明。汪小明被掐住脖子，衣服也被撕扯坏，被打急的汪小明还手反抗，在此过程中，司机刘宇桁亦被打伤。

陈兴建再次报警，事态才暂时平息。三名工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然而第二天，6月24日，却是工人汪小明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阜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其后，7月10日，就在当地政府邀约被欠薪农民工到人社局领取工资时，公安机关当场带走工人刘海泉，刘也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自此，二人被羁押在阜新市看守所。6月，汪小明的妻子唐女士在重庆的家中接到了阜新派出所所长的电话，才得知丈夫被拘。唐女士立马赶往阜新，但在阜新四处奔走二十多天，都未能见到汪小明。从被刑事拘留，到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直至开庭，家属们都没能见到工人。

仓促的庭审，工人罪成蒙受冤狱

12月4日，一审开庭，家属们才透过网络在线上看到了作为被告的工人，而庭审结果却不那么乐观。汪小明、刘海泉故意伤害罪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十一个月，两名被告工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费用，共32269.78元。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即受伤的司机刘宇桁，要求被告工人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復印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合计约24万元。法庭驳回了精神损害抚慰金，判决工人需支付其他费用合计的80%。

工人因被欠薪殴打而正当防卫，过程中打人者受伤，最终却是工人入狱，且需支付赔偿。案件的关键事实是老板刘玉忠因不愿支付足额工资而率先动手殴打工人，这一点在判决书上只有轻描淡写的半句话「被害刘宇桁在本案中存在过错」。老板一方在双方约定当天早上九点到派出所调解之前，没有合理理由自行到工人宿舍威胁殴打工人，工人方一直没有故意伤害刘宇桁的主观故意，打伤刘宇桁完全是出于正当防卫。

庭审中，法官张义不断打断被告人的辩护，并给庭审设立倒计时，仓促结案。审判长只是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没有意见，但当被告人陈述意见时却不断被审判长粗暴打断，无视法律规定，没有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充分表达的机会。

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审判长张义询问被告人是否有意见。汪小明直接提出，」意见是有意见......」，还没有说完，法官直接打断：」你直接回答我问题，就是对罪名和犯罪事实有没有意见？」汪小明试图继续解释：」关键是他老板，我们干工的......」法官再次打断：「你听清楚我的问话，就是罪名和对指控你犯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有没有意见？」汪小明只得无奈表示没有意见。

类似情形在庭审不断上演，法官仅仅是形式上询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意见，但当被告人发表意见时，法官不断打断其发言，迫使工人不得不保持沉默或应下「没有意见」。例如，法官询问：「那个被告人刘海泉，刚才公诉人宣读你在公安机关供述，你根本没有打那个刘宇桁，这个是你说的吗？」刘海泉回答：「这个是我说的，因为......」话没说完，法官直接表示：「好了，过多你不用说了，因为你供述主要是没打伤。」

公诉人出示证人证言，称汪小明用棒子打了刘玉忠司机头部，刘海泉也动手打了对方。法官就证人证言询问被告人意见。刘海泉试图厘清是工人被打，「说我打他，这个，他打我......」但法官直接打断，「你直接说你那个意见，刘海泉，你说对这个证言内容有没有意见，哪块有意见？直接说。」刘海泉无奈，只得改口「没有意见」。

法官还多次提出时间紧迫，要求被告及辩护人简单发言，甚至直接给庭审下倒计时。法官对汪小明辩护人提出：「有就，因为时间原因，现在十点了，简单的啊。「法官其后又提醒时间已经十一点了，示意辩护人尽快发表意见。且在看管两名被告人的公安表示可以到十一点半结束的情况下，审判长依然坚持十分钟内就结束。仅仅用时一小时十分钟，就审理了刑事和附带民事诉讼。

作为本案的证据，公诉人出示一份光盘证据，证明是案发当时的监控录像，但当庭并未播放光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法得知监控录像内容。而汪小明当天拍摄了工人被打的照片、视频，但汪小明被抓后，手机内拍摄的视频、照片都被删除。

此外，工人方面提供了证言，工友们写下了证言证明案件经过是老板刘玉忠方因不愿支付足额工资而先动手殴打工人方。但在判决书中，审判长完全没有提及该份证言，也没有作为其判断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

人社局、公安局、政府不作为，工人权利难保障

至于整件事的起因，工人被拖欠的工资，也是工人到处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才得以拿回。

2020年6月24日，在被打第二天，工人们向县人社局反映被拖欠工资及殴打。其后，工人们又到信访办、督查办、县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直到7月10日，县人社局要求工人们签下《息访协议书》，代公司支付了所欠工资十三万两千元。协议书要求工人保证今后不再以此事提出其他诉求，同时承诺不再在微信、微博等媒体宣传此事。如违反承诺，工人主动全额退回协调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明明是公司违反劳动法，最后却由阜蒙县人社局作为甲方，与农民工签订息访协议书，代公司支付所欠工资。县人社局没有依职权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监督检查、责令改正，县政府和人社局还挪用公款为用人单位支付工资。而农民工付出劳动取得劳动报酬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要以封口为条件才能讨回工资。

至于公安机关，在工人方面报警后，却先后抓了工人汪小明和刘海泉；快速为企业方人员验伤，却没有为被打伤的三名工人验伤，对工人的伤情置之不理。汪小明被抓后，派出所删除了其手机视频照片，涉嫌毁灭证据罪。

此外，公安局还曾向工人家属提出如要调解了事，需赔偿50万得到被害人谅解。因老板违法想赖掉工资，工人被殴打而正当防卫，却反过来要求工人赔偿几十万。公安机关对事发起因轻描淡写，把一桩正当防卫案件的当事人、故意伤害案的受害工人，变成了故意伤害案的被告人。

此事件中，公司多次违反法律，未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直接强行驱逐工人；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工人每天两班倒工作，大大超出法定工作时间限製且没有休息日；未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恐吓殴打工人，造成一名工人重伤。但这些都没有产生任何后果，最多是充作打手的老板司机在殴打工人的过程中，被正当防卫的工人打伤。

反观两名工人，千里迢迢从重庆老家到辽宁阜新打工，先后遭遇了被欠薪、被殴打、被捕、被判刑。工友和家属们历尽艰辛，到当地劳动局、司法局、公安局、信访办、督察办、县政府等等反映问题，最终才拿回劳动应得的工资，且还是附带条件签署了《息访协议书》，更不用提这过程中花费的精力金钱已超过工资所得。对汪小明和刘海泉来说，这次出门打工，不仅亏了时间和金钱，还蒙冤丧失了宝贵的自由。

总而言之，对实施正当防卫的工人进行故意伤害刑事控告，明显与现行法律相违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对这起冤假错案责无旁贷，应该及时纠正，维护法律尊严。建议当地检察院及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对办案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缅甸工会在军事镇压下为保护工人权利而斗争

成千上万的缅甸工人奋战在公民抗命运动前线，他们的劳工权利也需要受到保护，缅甸工会正在为之努力。工会敦促那些从缅甸供应商工厂购买产品的国际品牌也加入其中。

一些国际品牌是《缅甸自由结社指南》的签署方，该指南是2016年成立的ACT（「行动·合作·改变」）倡议的一部分，旨在「改变全球服装、纺织和製鞋行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製定方式」。

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WFM）决心让这些签署方履行承诺。该工会目前正在向ACT成员之一德国连锁超市Lidl施压，要求其对仰光莱达雅镇韩资工厂Sung Bo的打压工会事件负责。该厂在2月21日解雇了135名参加公民抗命运动的工人。

Sung Bo最初只同意让其中65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全都不是工会会员。在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支持下，工人和厂方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谈判，被解雇的工人最终接受了总额为19407美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赔偿金。

Sung Bo工厂事件只是一次小胜利。在此基础上，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将继续推动ACT成员与供应商进行交涉，以确保在军事政变期间工人的合同得到履行，或者工人在被解雇时得到赔偿。这与《自由结社指南》中雇主一方的承诺相符，更不必说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以及联合国商业和人权原则——工人不应该因为参与政治抗议而被报復。

同时，工会还在关注另一起Lidl供应商工厂Able Better的案件。这家中资服装厂位于仰光郊外茂比镇Myaungtagar工业区，生产在Lidl销售的Livergy牌产品，工厂还製造Dunlop和Cordura牌服装在其他主要零售商销售。

2月19日，在进行了关于欠薪问题的谈判后，一名受雇担任中文翻译的工人遭到了Able Better经理的殴打。谈判的工人领袖向当地派出所提出申诉，但案件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些经理在工厂殴打工人了，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希望Lidl对此进行干预。

在危机期间，工人们更需要强有力的工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各地工人也需要国际团结来对抗共同的问题。ACT的签署方以及所有从缅甸采购原料商品的国际品牌都需要做更多工作，确保他们所依赖的工人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并按时足额获得工资。重要的是，工人必须有抗议军事政变的权利和自由，尽管政变在国际上遭到了广泛谴责，但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回应。

中国劳工通讯书评 | 从《中国工人与变革：抵抗、镇压与回应》看见两个三角洲

在中国，工人的基本权利始终危如累卵，一个个结构性的严峻挑战横在眼前，可工人们依旧充满力量，发出个人以及集体的声音，努力给当下失调的系统带去改变。此时此刻，仅仅让当局「听到」工人的不满已远远不够，「听清」工人的诉求更迫在眉睫——Manfred Elfstrom用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工人与变革：抵抗、镇压与回应》（剑桥大学出报社，2021年）阐明了这个道理。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与政府政策之间的本质关联是什么？为了说明这个核心问题，本书以两场发生于东莞的工人集体行动开篇——2004年的兴昂鞋厂工人罢工以及2015年兴雄鞋厂（臺湾九兴控股）的工人罢工。 2004年，大约5000名兴昂国际的工人就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基本劳动权利进行了罢工，但工人的抗议行动很快演变为为打砸机器及损坏公司财物。政府没有立即对这一劳资冲突作出回应，而是最终出面拘留了数十人，并对十名工人提起刑事诉讼。好在有强劲的律师辩护及媒体的积极关注（中国劳工通讯充分参与了该次事件），最终，十名工人被告全部释放，部分刑期缩短并暂缓执行，未成年工人被撤销检控。然而十一年后，在利得公司的一系列事件中，情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千余名工人就雇主欠缴住房公积金发起了罢工，他们封锁道路并利用社交媒体吸引关注。这一次，防暴警察及警犬出现在罢工现场，社交媒体上的贴文被大规模删除。但是，用人单位最终不敌压力，同意支付员工住房公积金。

基于两场工人集体行动，Elfstrom的关注点变得更加具体：在地区层面上，工人抗议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两者如何互动？通过将工人的行动与诉求排列开来，同时罗列出政府的回应，Elfstrom重点着墨的便是这两边的互动关系。在与政府官员（包括劳动局和工会）、工人、劳工组织者以及学者进行采访的过程中，作者每次聚焦单一变量，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为了比较工人集体行动模式以及地区政策回应的长期演变，Elfstrom选择了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及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为样本，江苏及广东在经济体量上极为相近，但农民工数量明显不同。江苏工人的行动及诉求相对而言保守，因此，政府往往能用官方机製有效地引导劳资纠纷；而在广东，工人们的行动及诉求更多变、更进取，对此，政府官员也选择用更严厉的政策予以压製。当然，这样比较并非要从两套政府对策中选一个谁更有效，但不同政策试图达到的目的确实是类似的：直接解决劳资争议，把集体行动的迹象、工人的抗争平息下来以求稳定，在体製内图个表现、讨好上级等等。

本书另一出色的地方就是点出了中国政府管製的本质——身处在限製众多的体製内，面对诸多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治理很大程度取决于官员个人，因此，政策的偶然性和保守性，两种特性都能在中国的政府管製中看到。在执政透明度及问责机製双双缺位的情况下，官员们復杂的个人考量就演化成了系统性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有效治理。具体到官僚本质的劳动系统，官员们热衷于踢皮球——把自己部门的责任推给另一部门，使得工人必须经历耗时又復杂的维权程序，导致工人最基本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2010年代中期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关键时刻，Elfstrom的研究为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提供了宝贵见解。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此具体的研究很难对习近平时代中国政府对劳工运动的整体回应得出广泛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要更详细地研究资本在劳动关系中的角色，而不仅仅聚焦于工人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中国劳工通讯同时建议，劳工学者应把目光投向新兴劳工运动中心，包括内陆地区的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川省等等。虽然Elstrom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工厂工人，但当下，建筑行业以及服务行业侵害工人权益的情况无疑更严重，工人的反抗也越来越多。如果对四川外卖员、快递员进行研究，可能发现与广东工厂工人类似的抵抗、压製与回应模式。但我们不应该假设这一模式放之四海皆准，更多工人运动的模式也许还有待观察。

综上，本书对想从学术角度切入中国劳动关系的人来说，无疑是书海中的上选。Elfstrom通过仔细的研究和严格的方法，不仅为中国工人，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受压迫、处于权力不平衡环境中的工人，提供了一种赋权叙述。

【资料汇编】卡车司机服毒自杀抗议扣车罚款事件

4月5日，河北省沧州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唐山市丰润区超限检查站时，因为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掉线，被交通执法人员扣车，并罚款2000元。为了抗议交通执法人员的处罚，以及让「领导」关注卡车司机面对的问题，他购买了农药并在执法人员面前自杀身亡。

一、金德强

根据金德强的遗书，他今年51岁，已经从事运输10年。金的老家沧州市泊头市金家庄村发展程度有限，住着他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其中儿子已经成人，也在跑车，但家里仍靠他支撑。 「儿子姑娘永别了，我死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母亲，儿子照顾好你的妹妹。」金的遗书如是说。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到金家庄村访问了金的哥哥和其他同村村民。由此，我们知道了金德强的一些身世。金9岁没了父亲，家中只有老母亲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金德强小学毕业后就未继续学业，而是去周边的窑厂工作，此后还在铸造厂上过班。30岁后，金德强先在市里开农用车跑运输，后来在同村人影响下开始进入货车行业。

他同村的发小刘全（化名）说：「他9岁没了父亲，小时候在农村容易受欺负。后来凭借自己努力娶上了媳妇，但成家后没几年，老婆就出了车祸，腿脚一直不太灵便。老人、妻子、三个孩子都靠他养活。」

极目新闻访问的其他村民则说，金德强中等个头、身材敦实，经常在村里的微信群中发言，给遇着事儿的人出主意。

除此之外，开卡车也是金引以自豪的事情之一。他的发小认为，金开车的头脑比一般人聪明，晓得各地的路线，新疆、缅甸、上海也有资源。金开车的经验丰富，很少看地图，清楚哪里有厕所，哪里有便宜的旅馆。他说：「金德强在自己的行业里是骄傲的，所以才在遗言里强调了自己的车牌号1308。」

金在遗书表示自己工作多年「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却「没有挣到多少钱」。确实，金的家人在事后查看他的账户，发现里面仅有6000块钱。不过，据金的叔叔表示，金多年的工作已经为家里带来村里中等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金德强绝对不是鲁莽行事。无论是他家庭对他的需要，他工作已经得到的一些成果，还是他工作的自豪感，都不鼓励他以死抗议的行动。由此推断，卡车司机在路上的劳累，加上面对种种不公，已经累积了极大的不忿，足以超越他工作带来的报酬。

关于金德强身边人的采访和事情概要，可参考以下文章：

唐山市丰润区交通执法现因扣车罚款 司机服毒身亡

压垮货车司机金德强的稻草：9岁丧父，扛起全家，被罚款后服毒自杀

二、卡车司机

「我不是不值2000元钱，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金德强在遗书中写道。这是他对十年卡车生涯的描述：「不但没有挣到多少钱，还落下了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我感觉我也快活不长了」。

中国青年报在4月9日刊登了一篇访问卡车司机的文章。受访的司机告诉记者，他们不习惯用「开车」，而是用「养车」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职业。卡车司机是一个庞大的欠债群体，为了买车，司机都要背负一笔债务。极目新闻的文章提到，像金德强买的车当时便要10多万预付款，总价是30多万。他找村里人借过钱，好不容易才凑齐。

随着卡车下地，司机便要在限时内赚取最多的货款︰每月5000-8000千的收入，得花两年半才能还清车贷和借款，还要每年上一次保险，定期为车辆保养、换轮胎。在这段时间中，所有司机都拼了老命地还款，因为只有偿清债务后，他们才能开始赚钱。不过，实际让他们赚钱的时间只有一半多，因为之后车子就得大修或是被淘汰。 「剩下的一年多时间更不能休息。那是仅有的挣钱机会。」

在车上一直赶路，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面前只有延绵无尽的公路，以至看到路旁的别致的树木，司机们都要跟卡友热烈分享。漫长的路途因而只有香烟来解闷。为了顺利的睡一觉则要喝很多酒。

因此，像金德强一样，没有一个司机能够逃得过工作带来的疾病。 「跟他们一起冲刺的，是身体衰老的速度。潘大伟每天下车都觉得自己踩在棉花上，开夜班的贾誌刚已经有了肾结石，医生嘱咐他每天多运动，可他连跳一跳的时间也没有，疼得厉害了就去医院做碎石手术。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肾，这里，还有12颗。又戳了戳右边，这边少点，只有4颗了。」

关于卡车司机的劳动处境，读者可参考《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的内容及中国劳工通讯的整理，另附上中国青年报的文章：

开卡车的游牧者：今天开车是为了明天不再开车

三、北斗行车记录仪和定位系统

是次事件的触发点北斗定位记录仪，是一个针对卡车司机疲劳驾驶的工具。行车每到四小时，记录仪便会响起，强製要求司机休息。当然，除了这个功能以外，系统还会收集行车的数据，卖给保险、物流公司。

长期为货车司机维权的王金伍表示，安装卫星定位装置是一条灰色的产业链，一辆车年收费300-800元最常见，危险品运输车、校车则每臺年收2000到3000元费用。他以目前全国货车、客车和校车保有量超2000万臺的数字计算，仅卫星定位收费一项，收益每年便达到百亿。

不过，这样的记录仪更像其他以罚代管的工具。卡车司机长时间劳动的问题是由车贷、运货价格、运送时间的要求等造成的。政府官员不针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却硬要纠正其结果，于是使问题更为復杂。例如，硬要司机停车，但高速公路上根本无处可停；又或找停车的休息站，但却发现满位；记录仪掉线，但司机没空去修理。有些司机为了赶路，记录仪响了之后换别人的卡继续开，製造已经换人的假像。这些情况被执法人员逮到，都是全部处以罚款，叫司机要额外蒙受一笔不轻的损失。

金德强面对的情况，应该是最叫人不忿的一种。由于定位系统故障，又或出现讯号问题掉线，被执法人员发现，当作违例情况罚款。

司机不想的疲劳驾驶、司机不想要付费安装的定位系统、司机不能控製的系统掉线，最后的结果则是夺去司机的收入。金德强不知道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方式，但他选择用性命来让人们看到情况的严重性。

关于北斗系统的各类报道和讨论，可参考以下文章：

错位的北斗利益链，缠在3000万货车司机脖子上

特稿｜谁在使用货车司机跑出来的数据？

卫星定位罚款引发服毒事件的背后，折射出千万司机艰难和无奈

大货车司机被罚2000元，服毒自杀，北斗该不该背锅？

四、事件后续：卡车协会、政府部门、工会

4月7日，河北省邯郸市从臺区一重卡车队集体向金德强致敬。

4月8日，极目新闻报道，河北、河南多位卡车司机自发为金德强家属捐款。一个应该是由卡车司机自发的河南卡车协会在司机群内发起捐款，并去金德强老家金庄村希望将捐款交至亲属手中。一方面为其遭遇抱不平，另一方面为其家人提供帮助。不过，由于在村口遭到阻拦而未能进村。

4月9日，卡车之家一篇文章指，金德强哥哥已接受赔偿。对于赔偿来自丰润区还是沧州，其哥哥表示「不管哪个部门，给解决就算了。人死不能復生。怎么着咱也不能让人偿命啊。」

4月10日，事件的调查组公布调查结果，内容强调工作人员依法行事，没有过激行为，是金德强没有征兆下喝下农药后失救至死。在该段文字中，没有谈及任何金德强工作面临的处境，没有调查他家人的情况，甚至连北斗系统如何掉线也没有公布。

2018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大力推进包括货车司机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并製定下发《推进货车司机等群体入会工作方案》。不过至今，据网上搜索，中华全国总工会未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关于后续的报道，请参考：

河北卡车司机金德强服毒自杀第三天，全国多位卡友为其捐款

河北卡友服毒自杀后续 与当地达成协商

货车司机服药自杀，当地披露详情

被掉线的货车司机：谁能保证不会再有下一个金德强？

五、建议

财经杂誌则引述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沉原在《南方都市报》的撰文，指在新规调整、车辆环保升级等过程中，应特别注重货车司机群体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采取「一刀切」方式可能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政府和厂家应酌情予以补贴一些整改费用。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这个事件继续隐形。它应该代表卡车司机与有关部门交涉，为司机争取更人道的检查执法製度，以及安装北斗行车记录仪等工具的补贴，并要求当局加强监控仪器的质量。对于满帮这种愈来愈主宰卡车司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的新平臺，全国总工会也应要求企业承认司机的劳动者身份，为其提供设备、保险等保障。

香港工运领袖李卓人判囚14个月

香港的工运老将李卓人，在今天被法院宣判于2019年8月18日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判监12个月。与此同时，亦有多位知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

此外，另一起前年8月31日未经批准集结案亦于今日一同判刑，李卓人早前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被判囚6个月。两案部分刑期分期执行，合共被判入狱14个月。

李卓人虽然在4月7日的8.31案庭审聆讯上表示认罪，但同时他也通过代表律师在庭上宣称自己无愧于历史，他在陈述书中说：

「我认罪，但我坚守维护民众和平游行的权利并没有错，我相信历史将宣判我们无罪。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都无悔于为人民的权利而站出来。」

李卓人希望法官明白争取言论自由的重要，他本人对维护港人的权利无怨无悔。李卓人作为香港职工盟秘书长和工党副主席，三十年间一直奋战在工人权益的前线。李卓人曾在1997年以立法会议员身分提交《雇员代表权、谘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法案，条例获通过，但后在商界影响下，又很快被废除。

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自1993年起便和李卓人在工运事业上有了交流，他如此评价李卓人先生：

「无论在什么地方，能够实践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是工会运动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李卓人的所作所为，正是践行了世界上所有工会组织者都会坚守的底线，他更挺身承担了这一切行动带来的结果。

李卓人作为工会领袖和民主斗士，长期为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抗争。他的身体力行影响了几代香港年轻人加入工会运动。刑罚非但不会摧毁李卓人的抗争意誌，正相反，更多年轻人会前赴后继的站出来为这座城市的正义和福祉而抗争。」

8.18案中，还有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判监12个月、梁国雄判18个月、何秀兰8个月；何俊仁判囚12个月，缓刑2年；李柱铭11个月，缓刑2年；吴霭仪12个月，缓刑2年；认罪的梁耀忠被判入狱8个月，缓刑1年，区诺轩判监10个月。

8.31案中，另有黎智英判囚8个月，杨森判8个月，缓刑1年。

除8.18案、8.31案外，李卓人还面临另外几宗控罪：于2019年10月1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以及2020年6月4日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在工会中找到家：一位班加罗尔服装工人领袖

2012年，当Tayamma第一次来到班加罗尔的Shahi 8号工厂工作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胆小且容易受骗。她的成长历程非常艰难，第一语言是泰卢固语（Telugu），而不是这个城市里常用的卡纳达语，她发现很难适应。

她说： 「我以前很怕别人骂我或者对我发火，我会大哭。」

Tayamma和我们讲了她在班加罗尔郊区租房的时候，有人骗她去投资。那是一个专门针对低收入工人的虚假投资计划，号称只要几年就能获得1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收益。

「最终，我的同事起了疑心，让我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基金的信息。我去问他，我付的钱到底去了哪，他变得焦躁不安，开始辱骂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工厂里的一个工会组织者，她让我去找工会，说工会会支持我，和基金代理商谈，把钱要回来。他们确实帮了我，那个人退了一些钱，虽然不是全额。」

自从Tayamma成为工会的一员并开始参加会议后，她逐渐了解到所有製衣工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且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自信。很快，Tayamma就开始参与组织工人的工作，并在2018年帮助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会委员会。就在那时，她和她的工会姐妹们引起了强大的Shahi 8号工厂管理层的注意。Shahi是印度最大的服装製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60个生产单位。

「我们动员了工厂里的工人，要求在工厂成立由工人自己组建工会委员会的权利。我们希望管理层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经理把我们叫进去，让我们停止组织活动。我们说这是我们的权利，他们非常生气，开始辱骂我们，还对我们动粗。我头部受了重伤晕倒，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在做 CT 扫描时发现了血块。「我现在头上还有缝针的疤。在治疗期间，有六个同事给我献了血。我的工会同胞们在医院白天晚上地照顾我。我不能自己动，全靠他们照料，一直到我康復。」

「我觉得很幸福，他们非常爱我，我们现在就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一样。因为受伤，我有时会在工作时晕倒，但是我的同事会照顾我。管理方才不会关心，但是同事就像家人一样帮助我。工会就是我的力量，因为我的工会，我才能活到今天。」

Tayamma解释说，资方之所以采取暴力镇压，是因为他们担心工会会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从而降低工人的服从程度。他们以为以肢体暴力对待工会代表能恐吓其他工人，使大家屈服。

然而，工人们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激发了工人的自主性。KOOGU向当地警方投诉了殴打事件，并对从Shahi购买服装的国际品牌施加压力。在美国工人权利联盟（Worker Rights Consortium）进行调查后，对暴力事件负有责任的管理人员被解雇。

「我觉得任何工人都不应该经历我不得不忍受的那些虐待。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为工会工作。如果任何人遇到问题，我都会支持他们，并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作为工会代表的职责。」

Tayamma强调，服装工人不能依赖政府的帮助，工会几乎是低薪工人唯一可用的资源。

 「政府支持的是大企业，而不是工人。他们只关心企业和工厂，他们希望企业和工厂壮大繁荣，但这会改善工作条件吗？政府帮助老板和工厂从工人身上榨取劳动力。如果政府是为工人服务的，为什么工资水平没有提高呢?」

在Shahi工作了8年之后，任职产品质检员的Tayamma月收入仅为9500卢比（约合800元） ，堪堪达到她所说的维持一个普通工薪家庭所需的一半。

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情况变得更糟。

「在大流行期间，政府做了什么?」 Tayamma问道，「政府没有为劳动人民提供任何设施，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没有工资，付不起租金，人们受苦受难，没有食物。只有比较富裕的人才得到了支持。而移民工人没有配给卡，他们怎么得到政府发放的口粮呢？政府宣布了一些计划，但工人们不得不每天排8小时的队，连续排5天，就为了领取一小袋大米和扁豆。」

对于Tayamma来说，成为一名工会代表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奋斗。但工会已经成功将资方拉回谈判桌，并且赢得了一些工作条件的改善。

「我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包括工人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和安全饮用水。他们过去给我们提供的饮用水非常不卫生，许多工人喝了出现皮肤病和其他健康问题。我们在集体谈判会议上提出了要求工厂改善饮用水，管理方同意了。」

「他们现在每两个月检查一次水质，而且因为工会的缘故，在食堂引进了热水还增加了座位。我们还谈到，请病假的工人不应该承担生产目标。」      

去年大规模疫情封锁后，製衣厂重新开工，包括Shahi在内的许多工厂以公共卫生为由，取消了周围村庄的班车服务。这意味着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工人要么每天徒步大约100公里去上班，要么就得辞职。工人们组织了一次罢工，要求工厂恢復班车服务。

「只有在罢工之后，管理方才愿意听取我们的声音。工厂重新开通了班车服务，但费用增加了。这些村庄位于野生动物密集的林区。女工们晚上很难走这条路回家，所以工会现在正在为她们支付车费，以确保她们都能到达主要的公共汽车站，在那里集合乘坐巴士上下班。」

对于现年35岁的Tayamma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成长。她的父母在她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她被送到班加罗尔附近的一家孤儿院长大。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的哥哥和嫂子强迫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男人。由于受到丈夫的虐待，她离开了丈夫的家，但随后被她的兄嫂扣留，以索取她的家产，Tayamma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个月才设法逃脱。她在班加罗尔郊外Tavarekere附近的一个印度教寺庙受到了庇护，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为寺庙做饭打扫卫生，以换取住所和食物。后来Tayamma到了服装厂工作，她仍然每周抽出时间到寺庙做一次义工，以表达对收留和帮助她的祭司的感激之情。

她现在和家里的任何成员都没有联系。Tayamma说，工会和同事就是她的家人。

在纪念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里，我们在中国目睹历史的倒退

2021年的五一劳动节，在这个纪念世界各地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我们正在中国目睹一场历史的倒退。中国工人阶级今天失去了自身曾经争得的自由和权利，写在法律上的工时限製也成了一纸空文。工人们愈来愈服膺于以资本无止境累积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他们为此付出了前所未有地多的劳动时间，然而获得的只有工资，所有生产的成果都被夺走。

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人正式工作之前，一切都显得格外自由：工人选择工作的对象，老板则挑选他们认为适合的员工，劳动力的出售似乎你情我愿。但只要企业取得了工人的劳动力，这个幻象便会结束。实际上，为了得到工资，工人们迫切地要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而支配了劳动力的老板，则最大限度地使工人为自己生产最多的商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由此让预付的价值得以增殖。

近年，中国工人对超长工时产生愈来愈大的不满。互联网企业员工的996.icu网站，写满了企业肆意延长工时所违反的法例；超市员工抗议工时过长，以及企业以弹性工时来变相克扣加班费；塔吊工罢工抗议工时过长且无加班费等。这样的声音大概还太过微小，但确实在增强。工人们明白︰自己不作出改变，便只能任人鱼肉，一如百多年发起工时斗争的先驱一样。

在中国的工厂……

在中国的电子厂，工厂主正用尽各种办法使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为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在一些工厂里，工厂主计算出工人每天一刻不停所生产的最高产量，然后把按昼夜两班的方式让工人照这个既定的产量劳动。工人的劳动时间完全按生产线的产出而定，为了完成产出，八小时的工作天远远不够，他们被强製加班，吃饭时间要一再压缩，这样的情况接近全年无休。总之，工时是为了产出而决定，不是按工人的需要来製定。

在一份工厂调研报告里，一个在安徽滁州立讯精密有限公司打工的工人这样说︰

「首先一天的八小时工作是必要的，同时还会有两个小时的加班，这两个小时加班是必须要加的班，这样算下来我们每天要连着干10个小时。中间会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但是吃饭时间以生产线情况确定，为了产量能够完成，通常我们只有四十到五十分钟的吃饭时间，再加上时常会因为产量不达标延迟下班十几分钟，提前上班十几分钟，一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均在十个小时以上。周六周日通常不会休息，通常会在白夜班替换的时候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能只会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当然这与劳动法规定的「在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前提下一个月只能加班36个小时」严重相背。」

在这种工厂的劳动生活里，工人工作一天后太过疲累，以至工作以外就是休息时间：一醒来便是工作，一躺下便是睡觉，长时间的工作掏空了工人的一切。这样延长工作时间，也为工厂主带来了惊人的利益。粗略估算一个月为30天，工人每月休息一天，除此以外平日需要额外延长劳动2小时，假日则延长10小时。由此，工人额外的劳动时间便达到122小时。换算成八小时工作天，工人实际上多工作了15.25日，相当于多劳动了整整半个月。

在另一些工厂，厂主则不阻拦工人下班，但由于基本工资订得太低，工人因生活所迫要选择加班。透过操作件计工资的单价，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只能得到3000多元的工资，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饮食的开销已经所剩无几。因此，工人延长的工作时间每月仍能达到130多小时（相当于约16个工作天），而且还要背负「自愿加班」的名义。

在互联网大企业……

所谓的996工作製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蔓延。在这些企业里，与工厂不同，产品规划的工作进度可能脱离实际，甚至一个产品开发所需的劳动时间并未得到精确的计算，但这对企业主来说无关重要。产品开发落后进度，编码出现问题没有良好运作，以至产品由概念化成实际的所有试错过程，全都让员工超时工作来解决。互联网企业的劳动时间是以产品开发的进度决定的。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访问了一位高科技企业员工，他这样描述互联网公司员工的劳动过程︰

「传统的我们去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产品发展路线，但是互联网这边可能都是这种敏捷开发的形式，它不太会有特别明确的开发方向。在一个东西出来之前，很多时候它都是我们说的用那种暴力破解法的，就是不断的穷举各个路径，所以它就需要你特别的快，然后其中的某一个路径刚好撞上了用户的喜好，成为一个爆款的产品了，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收获，所以很多effort都是用在这种穷举不同的路径上，它不断迭代新产品，通过快速的迭代来不断的占领这部分市场。 」（标注由作者加上）

不能误会的是，这样的试错过程并非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进行，而是发生在一个有严格绩效考核的企业里。每一个季度里，工人的劳动成果都要根据指标来计算分数。在编程开发的企业，工人编码的行数、bug的修理数目、系统正常运行的时间、处理问题的速度都会换成评分等级，被评上低级的员工则蒙受惩罚和警诫。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奖金，为了不被夺去晋升的资质，以至为了不被裁员，所有人都被迫参与这场竞赛。然而，必然有人会得到最低分，预设的结局不会变，只是最终落在谁身上要经由工人的竞争来决定。由此，没有工人在赶上进度前会下班：

「基本上6点半可能你还没办法把事情弄完。因为白天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的什么开会，各种占用时间的事情，就真正的去抢进度的时候，或者去完成功能的时候，可能到6点半是没办法真正完成的。而且它都会限製了每个周或者是每个季度的这些KPI，所以你还是需要把这些事情都完成，才能可以早一点离开的。」

企业为了完成产品的开发，以及确保所有功能的正常运作，已经把工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打破了。在互联网企业，没有彻底的下班，程序员与互联网的连接，使他们无时无刻都处于待命状态。与工厂不同的是，高科技产品的临时故障和突发事件特别多，就算在工人通勤和休息时，紧急漏洞、员工的需要和求助还会继续传来。员工随时都要接入公司网络和服务器，为客户解决问题。

即时通讯软件的发展，更把监察伸向了员工的休息时间︰「它比较讨厌的一点就是钉钉（注：企业的即时通讯工具）这个东西，它看过了会显示你已读的，就是你不回又不行这种，比较烦人。然后这个群里你发一条消息也是谁读了，谁没读，上面会显示出来。」

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在高科技企业里，75%的员工平均每天工时超过8小时，更有32%的员工平均每天工时长达11小时以上。采取弹性上班时间后，工时在8小时以内的工人更下降至不到15%，其余85%的员工均处于常态加班。在整体受访的员工中，更有超过三成人连一天带薪假都没有休过。

在城市的路上……

在中国，近年还出现了一种标榜弹性工时、自由决定劳动时间的工作模式，其中以外卖员的平臺劳动最有代表性。工人用手机在平臺上注册，以此收取平臺算法派送的工作。在每一单工作任务当中，工人都重新确定要出售劳动力，以获取系统计算的单价。正是在这种形式最自由的劳动力出售平臺，我们看到了最不自由的工人。

在平臺接单的过程中，理论上工人在每一单新任务时都可以选择退出，然而事实是愈来愈多工人每天为平臺工作10-12小时，甚至超过12小时的也为数不少。工人的生活压力在这当中自然占了大部分原因，但系统算法的设定逻辑则同样延长了工人劳动的时间。

外卖平臺希望工人派送更多的单，同时保证工人的送餐速度，它的系统是为了鼓励骑手高产而设计的。工人完成的订单愈多、准时率愈高，为平臺创造的价值愈高，系统才会分给工人更高的等级，使工人能得到条件更好的单。对于等级较低的骑手，系统都对他们的单量作出预期，会按此分配工作。特别是在送餐高峰期时，系统为了确保配送效率，会先给高级骑手分配任务。

对一个经验不足、工作稳定性低的外卖员而言，一般平臺派单的配送费是不足以煳口的。特别是外卖平臺近年确立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后，他们给予工人的单价愈来愈低。要增加自己的工资，工人必须透过提高每次配送所送的单量、压缩平均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强度（这点愈来愈被人所认识），另一个方法则是增加接单，以此获得系统分配更好的配送任务，同时延长劳动时间。

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里，有着这样的记述：

「一位美团众包骑手这样讲述了具体的等级设置：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准时率达到97%，将成为白银骑手，每周可获得140元的额外奖励，若完成有效订单200单，准时率达到97%，则会成为黄金骑手，每周额外奖金220元。在饿了么，单量则直接与配送费挂钩，每月完成订单数在500以内，每单5元；500到800单，每单5.5元；800到1000单，每单6元……依次类推。而在游戏规则中，积分将以周或月为单位清零。」

因此，只有那些每天为平臺劳动10多个小时，同时又保持每次配送都准时，不拒绝系统派单的骑手，才有机会得到一笔较高的工资。从工人主观的感受而言，他们赚到更高的工资是因为自己多劳多得。但事实是，他们过往的派单量早已由系统记录，每天能够执行的单量亦以由算法估计过，并按此分配工作。因为工人长时间劳动创造了巨额的价值，平臺才愿意相应地提高他们的工资。

夺回工人製定工时的权力

在中国，工人长时间劳动后猝死的现象已经再次出现，我们定期便能在新闻上看到这样的报道。

2019年12月3日，49岁的外卖员吴德宏在南京干完活后，猝死在出租屋里。吴德宏死后，记者调查指，吴做外卖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最拼命时，曾经两辆电动车换着骑，从早上九点一直送到夜里一点，后来才把结束时间提前到了晚上十点，但工时仍然长达13小时。在2019年，他整整一年除了送外卖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出租房里度过。平臺的数据显示，从7月至今，他最多一个月接到过508个订单。那是11月，他绕着南京城骑了将近2000公里，换来5630.55元收入。

今年1月3日，网上则流传出一名22岁的拼多多女员工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后经拼多多证实，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公司，一名张姓女员工在凌晨一点多下班路上晕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位拼多多的离职员工透露，猝死员工负责的多多买菜项目中，工作非常辛苦，员工从零组建业务，有时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

这样的情况，自然不局限于个别的行业。事实上，超长工时已经为中国工人带来各种长期疾病和精神影响。长时间的劳动使製衣厂工人视力下降、年轻的工人染上抑郁和焦虑逃出电子厂，超过40岁以上的互联网员工身体严重失调，精神衰弱，大量被企业淘汰，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新常态。

然而，这些新闻播出后，社会总是有一阵热议，但工人每天被迫延长工时的情况仍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甚至只换来资本的嘲笑：为了防止工人受不了电子厂的工时和工作压力而轻生，工厂主在宿舍装上护栏和防护网。他们是在说︰就算你要跳楼，也不要在我们的园区里跳。另一边厢，马云、刘强东等人则把超长工时说成福报，说自己「从不强製」，继续为自己开脱。国家部门总是在研究讨论，发舆论谴责，工会每天在办活动让工人入会，但就是对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无动于衷，放任那些严重违法的企业逍遥法外。

2021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至少得认清一件事情，要重新掌握製定工时的权力，要从资本手上夺回劳动者的时间，只能由中国的工人们来完成。一天我们选择让渡生产和组织劳动力的权力，工人的时间便不再属于自己。百多年前各地工人阶级对工时的斗争，也需要在中国再次点燃。

缅甸工会要求国际品牌采取行动保护工人权益

在今年的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发出声明，呼吁国际服装品牌及其供应商维护工会会员权益，并确保工人在当前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中不被辞退。

IWFM指出，在紧急状态下，对各主要工业区的工人来说，如果回去上班，就要冒着被捕、甚至被枪杀的风险。此外，交通中断、通讯受阻，也令工人难以联络雇主。

在4月22日发布的声明中，IWFM指出，因考虑到前往工厂路途上的危险，许多工人都不敢回去上班而选择回到乡下家中避险。与此同时，工会组织者更是成为军政府针对的目标，不少人不得不到处躲藏，工会工作严重受阻。

仰光近郊的莱达雅工业区（Hlaing Thar Yar）的状况尤为恶劣，据报道100余人丧命于3月14日及15日的军事镇压中。莱达雅工业区的军人会随即拦截工人，并要求工人交出手机以供检查，没有手机在身的工人则被处以高额罚款。然而，尽管存在种种风险，莱达雅工人仍在进行反政变抗议活动。

而在工业区中已復工復产的工厂，许多雇主利用目前的形势解雇那些旷工超过三日的工人，解雇赔偿也不予发放。

IWFM向国际品牌提出要求，正是为了製止这些为品牌供货的缅甸工厂解雇工人，同时保证在时局恢復稳定之前，工厂能以放无薪假的方式处理工人无法安全上班的问题。而且，工厂应提供一份详细的名单列明已经被辞退的员工，以便所有工人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

为了使供应商工厂能够遵守上述要求，IWFM表示，国际品牌不应该惩罚因社会动荡造成延迟交货的供应商。

中国劳动通讯全力支持IWFM提出的诉求，并敦促依赖缅甸工厂工人供货的各大国际品牌能够担起责任，保证工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中国劳动通讯与IWFM站在同一阵线，同时呼吁，对那些以动荡为由，肆意解雇员工及工会领袖的供应工厂，国际品牌方应立即采取行动予以製止。

借着五一国际劳动节，八小时工作製作为二十世纪工人运动最大成就之一，中国劳工通讯也重新审视了广大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在纪念争取八小时工作天的节日里，我们在中国目睹历史的倒退》。

「现代奴隶製」下的意大利移民工人与「路上工会」的工运尝试

自从意大利由大量移民的来源国变为移民的目的地，外来移民一直是农业食品行业的重要劳动力。196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历史上首个移民定居点，西西里岛的马扎拉德尔瓦洛（Mazara del Vallo），有来自突尼斯的工人参与渔业工作。1989年8月，来自南非寻求庇护的杰里·马斯洛（Jerry Masslo）在维拉利特诺（Villa Literno）被谋杀，维拉利特诺是当时意大利南部的一个高产西红柿种植区。马斯洛是被种族隔离迫害的南非人，但他在意大利寻求庇护的申请被拒绝了，因为根据1951年《难民公约》，意大利的保护义务有一项「地域保留」条款，只有从共产主义东欧来的人才能受到意大利的庇护。

因为拥有季节性工作机会，维拉利特诺吸引了成千上万像马斯洛这样的移民，然而糟糕的生活环境、剥削的劳动以及非法劳工交易都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意大利最大工会——意大利劳工联合会（简称CGIL）受到了众多誌愿机构的支持，承担了组织移民工人的工作，而杰里·马斯洛正是这波浪潮的领导者和发言人。

在一个大型公共电视臺采访中，他指出了移民正面对的问题：

「我原以为我会在意大利找到一个安身之所，以为这个正经历文明化浪潮的国家会欢迎我，允许我在这里平静地生活，允许我在没有障碍或偏见的环境慢慢实现我的梦想。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我很失望，这个国家的文明共存似乎不包括拥有黑皮肤的人。这里也有种族主义者，对那些仅仅是要求团结和尊重的人施以傲慢、虐待和日常暴力。我们这些第三世界的人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而出过力，但大家好像觉得不重要。迟早，我们中的某些人将会被杀死，然后我们将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几天后，他被一群把脸遮得像3K党的暴徒枪杀，他们在一个窝棚里策划了这次劫掠。马斯洛谋杀案被提升到意大利移民问题的高度，CGIL亦要求举行国葬，几周后，也就是1989年10月，罗马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种族歧视示威活动，有超过20万人参加。

三十年后，仍有很大一部分移民在农业劳动中受到大规模的剥削，非法劳务中介也已经蔓延到整个意大利。虽然现实中并非整个意大利的农业都存在劳动力剥削问题，不过现状仍然充满危机。

根据意大利农业工业工人联合会（简称FLAI-CGIL）《关于非法劳工中介的第五份报告》估计，目前意大利约有18万农业工人面临严重困境，其中包括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无休假等，这些情况并非仅存在于意大利南部。

「劳工剥削、非法劳工中介和黑帮派系不再只根植于意大利南部，这些问题已经遍布了整个国家，我们组织非常坚定地在与它们作斗争。」FLAI-CGIL秘书长Giovanni Mininni说。

此外，农场中的剥削劳动现象不仅限于意大利，这一问题也逐渐蔓延到欧洲。据欧洲粮食农业和旅游业工会联合会估计，大约有四百万农业工人，其中包括大量的移民工人，生存在在非法就业、工作不稳定和劳动剥削的阴影下，其中包括季节性工人、临时工以及其他无保障工作。工人们被困在低薪和极差的生活条件的区域中，被外部群体集体孤立，甚至居住在没有水或电的非正式住宅中。有研究指出，他们遭遇的极端情况是被黑帮团伙围猎以及堕入现代奴隶製的陷阱。

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剥削性劳动的受害者，几乎没有人能从这系统中受益，受害者在其中被严重剥夺了人们应有的尊严。目前意大利有广泛的「产业链式」的劳动剥削，农场主们往往会利用工人（尤其是移民）的「窘迫生存状况」进行剥削，亦存在大量女性移民工人被大规模二次剥削的案例：在农场受到劳动力剥削的同时，也遭受了来自农场主的性虐待。不仅如此，这些非法的「农业企业家」在市场上更堂而皇之的与那些尊重工人权利的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对国家来说，逃税和规避社保的问题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从提高大众认知度的动员到后来的持续运动，近十三年来，我们的工会一直警示大众关于劳动剥削的问题。随着2015年夏天一系列农业工人的悲剧发生，劳工剥削问题逐渐获得了公众的呼应。49岁的帕奥拉·克莱门特（Paola Clemente）是普利亚大区的葡萄园工人，她的工作时间通常从凌晨3点开始，像其他数百名妇女一样，得在凌晨登上一辆要行驶190英里的巴士。帕奥拉每天只能拿到27到30欧元工资，而她的收入本来应该高三倍。帕奥拉逝世的那天，她照常在葡萄田中工作，期间她要求短暂的休息，但被拒绝了。她别无选择，只能在无法忍受的烈阳下继续工作，后来她因身体不支而离世。

她的故事引起了公众的愤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帕奥拉·克莱门特之死源于「精心打造的现代奴隶製，这波及了四万多名意大利妇女，以及移民和季节性劳工，而现代奴隶製仍然是意大利农业经济的核心」。16个月后，意大利议会通过了第199号法案以禁止剥削性劳动力和非法劳工中介。在意大利语中，更广为人知的是「caporalato」一词，这个有着黑手党意味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翻译成「黑心工头」。

意大利新的法律框架，提供了一些劳动剥削的指标定义，例如：

系统性支付低于规定薪资水平的工资，
系统性违反有关工作时间、每周休息、法定假期的规定，
违反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法律法规，
工人处在羞辱性工作环境中以及离职受限。
199号法案之前的法律旨在针对非法劳工中介，而该法案明确针对「黑心工头」和剥削他人的雇主。

新冠疫情下的移民工人

2020年，在由新冠病毒爆发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中，劳动剥削展现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景象。外界因此意识到，农业食品业界的移民工人不得不在保持农作物供应和社会正常运作上发挥关键作用。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首先，政府对新冠疫情采取的安全措施忽略了成千上万在贫民窟中居住的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遭到当局拒绝的寻求庇护的难民。

2018年，意大利时任内政部长的右翼民粹主义者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通过了一项行政命令，取消了向政治避难者发放的数千张「人道主义目的」居留许可。这导致他们被收容中心遣散，不得不前往附近的贫民窟。他们是一支长期的低成本劳动力大军，将由雇主和非法劳工经纪人雇用。他们居住的贫民窟没有水、没有电力、没有厕所、远离当地社区。在这里，移民们在难以置信的恶劣环境里艰难生存。人们会看到他们骑着生锈的自行车驶向农场，或者在黎明时被帮派大佬装上货车和卡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也让官方的劳动监察员展开了「精明」的工作。不对剥削者和非法劳工中介进行现场检查，意味着没有不合规的事件发生。因此，FLAI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宣传运动，由众多舆论领袖、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学者、神职人员、人权活动家、基层社区和普通民众共同发起，要求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以维护移民的健康，尤其当他们被限製在非正式的农村住所和贫民窟中。这种压力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公共卫生措施，包括针对移民的大规模合法化法案，约25万非欧盟移民工人申请了居留许可。

「路上工会」的工运尝试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打击剥削性劳工和与非法劳工中介斗争一直是FLAI的头等大事，我们已经理论化并实现了一个有利于弱势工人的创新工作计划，成立「 路上工会（sindacato di strada）」。通过路上工会，FLAI打算回归到工人阶级运动的本源，离开我们的办公室和办公桌，四处走动，与工人在他们居住、碰头、娱乐或寻找临时工作的地方会面，都是我们工会成员的责任。

成为路上工会对FLAI意味着永久地与工人站在同一边，无论是在黎明或在黄昏时，这样工人们不会由于日常斗争感到孤单或绝望，并可以找到一个摆脱劳动剥削的方法，在劳工权利方面得到个人和集体保护。街头联盟意味着在短期和紧急情况下进行干预，能够迅速处理诸如移民等弱势工人问题。这种全方位的协助将使工人感到既不孤单，也没有被落下。

这种系统的工作方式促成了2016年4月印度农业工人在拉提纳地区罢工，成为罗马的一个里程碑。在这历史性的一天，我们见证了FLAI和移民权利基层组织所培育的2000名锡克教徒工人，走上街头抗议他们的工作条件，并要求最低时薪为提升为5欧元——尽管这个数字仍远低于法定的最低9欧元。

FLAI设计了自己的总体计划来保护移民工人，例如在许多地区进行了持久的宣传活动，尤其是在一些丰收季节，包括普利亚采摘西红柿的季节，皮埃蒙特采摘桃子和苹果的季节，伦巴第采摘葡萄的季节，西西里采摘橄榄和土豆的季节。

在增进劳工权利意识和走出劳动剥削、帮派统治中退出的问题方面，我们根据所针对的移民社区，邀请外国工会的同事与FLAI共同合作。我们的联合运动涉及例如CNLSR Fratìa（罗马尼亚）、FNSZ（保加利亚）、UGTT（突尼斯）、UMT（摩洛哥）、Carism（塞内加尔），同时，FLAI已从移民原籍国製定了一项全面的后续政策。我们相信，移民工人应该能够在定居意大利之前，或是在意大利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家乡之前，都能享有所有的劳工权利，这就是FLAI在罗马尼亚、突尼斯和塞内加尔开设移民服务臺和信息谘询臺的原因。

自2011年以来，每年夏天FLAI都在离达喀尔海岸两英里的戈雷岛（Goree Island）举行国际移民暑期学院，这里曾长期是奴隶交易站和枢纽。在一周的时间里，我们工会的积极分子以及代表和塞内加尔的同事就移民及其动因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和交流。

在FLAI的移民工人总体规划中，逝去的马斯洛仍然扮演着重要的精神领袖角色，我们需要感激他。我们认为，移民工人发挥了突出作用，且应受到尊重，而不是像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政党在整个欧洲所做的那样加剧仇恨。FLAI认为，没有受保障的劳工就不会有有保障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中的「社会条件」，这意味着与维护劳动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FLAI秘书长Giovanni Mininni的呼吁：「我们应该意识到，必须重新设计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模式，同时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希望将这些融合在新世界中。」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出炉，农民工数量首次减少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这是自2008年统计以来首次记录到农民工总量下降，官方数据亦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在疫情下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实际上，过去十年间，农民工总量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而202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去年的新冠疫情极大阻碍了农民工的流动性。2020年，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2.7%；其中，跨省流动外出农民工比上年下降6.1%；相比之下，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仅比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从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人数最多，比上年减少568万人，下降3.6%。

尽管2020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不过，从统计局数据仍可以窥见农民工群体受疫情影响最深，失业问题严重。从行业来看，2020年农民工在住宿餐饮业从业占比较上年减少0.4%，即住宿餐饮业失去了约150万工作岗位，成为受疫情影响失业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新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了一些长期趋势的持续发展。近十年来，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持续走低。2008年，有37.2%的农民工从事製造业工作，到2020年，这一比例降至27.3%，占比减少约一成。从事建筑业工作的农民工比重在2014年达到高峰，占比22.3%，此后逐年下滑，到2020年占比18.3%，比2019年降低0.4%。

从性别来看，2020年女性占全体农民工34.8%，比上年下降0.3%，亦远低于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3.2%。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1%，比上年下降0.6%；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9.2%，下降0.2%。

从数量上估算，2020年女性农民工减少了约26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出女性农民工。2020年农民工总量共减少517万人，其中女性占超半数，考虑到女性占全体农民工仅约三成半，可见疫情下基层女性的流动性和职业机会都大大减少。这也印证了在经济放缓时期，女性更难找到工作，且更易被解雇。

2014年起，女性农民工占比呈现出略微上升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比的提高。女性在本地农民工中的比例由2014年的34.9%跃升至2020年的39.2%，目前这一比例更接近全国女性就业水平。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的女性比例则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新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继续提高。200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仅为34岁，到2020年，平均年龄增长至41.4岁。有26.4%的农民工已经超过50岁，16-30岁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0年的22.7%。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更高，达到46.1岁，其中38.1%的人超过50岁。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仅14.2%的人超过50岁。

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长2.8%，考虑到2020年CPI同比上涨2.5%，工资增长极为有限。近年来，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已经由2010年代前期的两位数涨幅，到2015年以来增速维持在6%到7%左右。

2020年，中西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跑输通胀。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66元，比上年增长1.9%；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808元，比上年增长2.3%。从行业看，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工人不仅收入最低，分别为3358元和3387元，而且工资涨幅也最低，分别只有2.1%和1.5%，均低于CPI涨幅。收入最高的行业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月均收入4814元，以及建筑业月均收入4699元。

官方数据反映了在疫情和经济放缓的影响下，农民工的流动性降低，工作机会减少且工资增长受到限製。而中国劳工通讯的集体行动地图则从另一方面记录了过去一年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做出的反抗，详情可参阅《回顾去年800起集体行动 中国工人处境仍然严酷》。更多有关农民工信息，亦可参考《农民工及其子女》一文。

在致命的第二波疫情中，印度工人遭受重创

随着第二波新冠疫情在印度蔓延，南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许多服装厂仍在封锁中继续开工。政府允许工厂以半数员工继续生产，但对工人来说，情况比以往更糟。

工厂没有采取任何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工人们仍与往常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午休时间也只能挤在一起用餐。工厂没有发放防疫用品，工人仅偶尔获发手套。尽管一些工人出现了明显的感染症状，但他们仍然继续上班。由于替代性收入支持有限，他们担心被解雇。

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名誉主席Sebastian Devaraj表示，工厂增加了订单和生产目标，工人们都在加班。

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郊区，直到有数名工人据报死亡以及许多工人感染后，工厂才在5月暂时关闭。

与去年一样，许多工厂削减了工人的班车服务，而工人通常住在离工厂很远的地方。工厂还关闭了托儿所，并辞退怀孕的工人。

在第二波疫情中，印度没有实施全国性封锁，各邦之间的边界仍然开放。越来越多的邦政府采取了不同定义的封锁措施，以控製疫情蔓延。例如，在西部工业化的古吉拉特邦（Gujarat），工厂和建筑工地仍在持续开工。 

许多移民工人为经济安全担忧，准备离开大城市，但现在买火车票和汽车票都非常困难。随着新冠病毒进入农村地区，移民工人即使回到家乡，也依然面临着卫生设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据估计，目前有2.3亿人生活在日薪375卢比（约合人民币30元）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以下。有报告显示，在班加罗尔，月收入下降了17%。自雇人士和非正规就业群体在收入下降中首当其冲，其中，女性和年轻工人受到的影响最大。许多家庭只得变卖资产，减少食品采购，向亲友和放债人借钱度日。

各邦政府和地方行政部门推出了救济措施，效果各异。例如，有的地方派发现金，或者一次性纾困措施，但往往附加许多限製性条款。针对移民工人推出了「一个国家，一张口粮卡」的全国通行食品补贴计划，但在后勤、行政和操作上仍有许多障碍和问题。 

非营利组织Aajeevika Bureau的研究负责人Maansi Parpiani解释道，政府的这些举措未能有效应对印度劳动力迁移的復杂性。例如，国家移民工人政策草案设立了专门部门以及流动健康和社会保护计划，但对于工人遇到的工资欺诈、职业安全和收入无保障等问题，政策草案并没有加强对工人的保护。 

为移民工人接种疫苗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但定价和采购政策阻碍了疫苗分配，导致接种率走低。在建筑行业，移民工人高度集中，政府已下令由房地产开发商承担工人接种疫苗的费用，但其他行业并未获得同等的关注。疫苗供应不足、差异化定价结构和数字鸿沟都使得移民工人难以接种疫苗。

政府应采取强有力的短期和长期措施，保护工人，尤其是非正规部门工人的健康和生计。一年来，随着疫情恶化，政府的举措仍然没能真正保护工人。虽然有一些变化，但大多情况仍和去年一样乏善可陈。

处长体验外卖员不如工会做实事、释放骑手盟主实在

上月，北京卫视一档名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的纪录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先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他之后再和网约车师傅沟通交流。「送外卖的副处长」也由此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评。节目中，王林拼尽全力12小时送出5单赚了41元，他瘫坐在马路边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

这种感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当下方兴未艾的「零工」工作的普遍状态。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记者会上给出的数字，中国零工经济就业者目前有2亿多人，其中大约一半的形式是传统的临时工、小时工、短工等，而另一半则是新经济、新业态下的平臺经济从业者，比如滴滴司机、美团外卖员、饿了么外卖员等等。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中国共享经济从业者人数达到8400万，数量可谓相当庞大，然而对他们的保障迟迟没有跟上。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仅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2020年，广州市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查处40余万起，仅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占比就高达8%。平臺加大骑手劳动强度导致交通事故频频涌现，但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和赔偿时，止步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作为「高高在上」的官僚，我们当然乐于见到他们能够亲自下基层体验当下劳工的生存状况，但更多时候，血淋淋的现实早就已经摆在眼前，更加上能够真正代表骑手声音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被批捕，令王林的所谓下基层「沟通」，丝毫没有任何说服力。

去年冬至，正在北京送当天第34单外卖的饿了么外卖员韩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后饿了么以平臺和韩某无劳动关系为由，只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作为蜂鸟众包的骑手，韩某每天在平臺上缴纳3元保险费，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对猝死的赔偿是3万元，剩下的1.94元为平臺征收的服务费，相当于平臺在变相克扣骑手的保险费。

近日，王林携巡视组与美团公司代表对话。美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臺上的注册外卖员中近一千万人属于按单计价的外包员工。代表说，这些非正式员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业险，且是从佣金里扣除。一旦骑手发生意外，将由商业保险承担，而商业保险仅包含保额六十万元的身故伤残险和五万元的医疗费用。近千万的骑手由第三方公司缴纳社保，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有的甚至不缴。

另一个例子是，20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完成毕业论文，而体验了近六个月的骑手生活。他近期在论文中写道，外送平臺通过收集和分析骑手和消费者的数据，来判定和规划骑手的送餐时间。一旦骑手发挥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闯红灯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务，系统将进一步压缩送餐时间并在附近的订单配送中应用，或组合附近的订单让骑手配送。然而，平臺却不承担骑手在发挥自主性时遇到的任何风险。

陈龙写道，平臺对骑手的数字管理削弱了骑手的反抗意愿和自主性，技术将对应的劳资关系转嫁给了骑手和消费者。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外卖企业就会隐身，平臺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面对平臺的问题，王处长也提到：「劳动者和平臺要多沟通。这次走流程不仅走到劳动者身边，也走到企业身边，与平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现实是在平臺的巨大权力之下，骑手们根本没有任何议价权，若试图抵抗算法的独裁，人身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微信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盟主」陈国江就是一例。

他在北京担任外送员，曾在网上多次批评外送平臺的要求不合理。陈国江多次在网上发声为外送员维权，并在官方工会缺位的情况下组织了类似民间工会互助社群。「我们想要的是被公平公正对待。」但今年二月，陈国江突然消失，他在网上的视频遭到删除。为外卖员维护权益的北京「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因组建有工会性质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

中国劳工通讯在此要求有关方面尽快释放「骑手盟主」陈国江，这个可以真确代表广大骑手利益的人。而我们仍然呼吁各地工会要切实为「零工经济」工人切实履行维权、服务的基本职责。实际上，全国总工会从2018年开始，在工会系统启动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八大重点群体从业人员的建会入会工作。广东省总工会也信誓旦旦地说：「外卖骑手入会，是检验工会工作的试金石。」但问题是，这些工会完全没有能够肩负起代表骑手与平臺协商的工作。我们期望工会、外卖骑手和平臺企业甚至行业协会在劳资沟通、集体协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确立机製。探索新形势下外卖骑手的雇佣关系，确实依法保障相关工种的工伤、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

溷杂的数据中，我们能从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观察到什么？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在5月11日公布了。最惹媒体和评论人士关注的是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趋势。还有哪些东西能从数据中观察出来呢？中国劳工通讯对此次人口普查的公布数据做了一些整理。

一、人口数量的变化和人口集聚

各地区人口的数据似乎总是一堆难以理解的数字。对此，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省份稍作分类，并且补上之前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观察地区人口的变化趋势。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可以作为我们了解劳动力集聚结果的指标，值得稍作整理。

国家统计局把省份以区域分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由此，在公布的简短描述里，是这样说的︰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

这似乎指向一个结论：人口继续向东部集聚，中部和东北人口占比减少，只有西部人口占比稍微增加。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划分不同地区，观察的结果会更清晰。这里，我们把所谓的「东部沿海地区」分成北部（北京、天津和河北）和东南部（江苏、上海、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再补充2000和2010年的数据。由此可以发现，北京、天津、河北和上海这些在2000至2010年人口增速较快的地区，过去10年的人口增长大幅放缓，人口增长数大概在200万左右。特别是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2000至2010年间人口增长率分别是44.54%和40.29%，但近十年增长率只有11.63%和8.04%。

相比而言，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和福建的人口增长数更高。当中，广东和浙江增长数最高，超过1000多万，人口在2000至2010年及2010至2020年间，增长率均超过20%和18%。山东、江苏和福建的增长数也较上海和北京高，人口增长数在400至600多万不等，但整体增速较低。因此，所谓人口向东部集聚，其实是指东部和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上海、北京这些城市人口增速是下滑的。

将中部地区的数据转变成线型图，可以看到中部省份的层次。河南是当中唯一人口有明显增长的省份，人口增长了500多万，总体已经接近1亿人。在河南之下，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人口均没有大幅增长，保持在6000多万人左右。而江西和山西则排在其后，同样人口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出现下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部人口虽然整体有所下滑，但河南人口是愈来愈集聚的。

西部地区的人口我们则可以将其分成北部（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和南部（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跟中国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些人口回升的地区，即2000至2010年人口下降，但近十年人口上升。其中，四川、重庆、贵州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除此以外，其他人口不足5000万的地区，例如广西、陕西、新疆，人口正在持续地增加，内蒙古、甘肃两地的人口则出现下滑。

至于东北地区，该地人口2010年后大幅下降。特别是黑龙江和吉林两地，人口分别下降了600多万和300多万人。该地区整体人口下降了一成。

总体来说，透过细分不同地区，我们可以辨认到一些值得留意的人口集聚地点。首先，北京、上海两大城市以及河北地区的人口增长明显放缓，近十年各只增加了200多万人。相反，位处东南部的广东和浙江人口增长相当急速，分别增长了2000多万和1000多万人。中西部的河南、四川、重庆、贵州则是人口的新增长点，增速较同地区的其他省份快，部分甚至出现人口回升，增长数由300至500万多人不等。东北三省、甘肃、内蒙古的人口则明显减少。

我们知道，像河南、重庆这些地区近十年来製造业有了大幅增长，广东、浙江亦是很多先进的电子科技业和互联网大厂的集聚地，与人口的集聚脱不了关系。另一方面，不同地方政府的人口政策也与这些变化相符︰北京、上海一直都有更严格的户籍政策，两个城市在2016年甚至分别宣布了2300万和2500万的人口上限；相反南方大城市的户籍製度则较为宽松，例如广州每年便发放大约10万个户口指标。

二、人口年龄问题

这份人口普查结果讨论最多的是全国人口年龄的变化：0-14岁的人口比例自从2000至2010年间下降后，近10年间并没有明显回升，只增加了1.34%。同时，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则由2010至2020年间下降了6.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增加了5.38%。我们因此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中国人口正在步向老龄化，同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在减少，而这批人口未来所得到的补充人口占比并未明显增长。

  0-14岁 15-59岁 60岁以上
2000年 22.90% 66.64% 10.46%
2010年 16.61% 70.07% 13.32%
2020年 17.95% 63.3% 18.7%
这也是大部分新闻报道展开讨论的基础。不过，我们还可以把全国水平作为基准，量度不同地区与平均线的差距，整理出不同地区老年和青壮人口的变化程度。由此，我们可以辨认中国各个地区正在展开的几种趋势。

首先，我们可以集中观察那些儿童人口低于平均线的地区。我们发现，这些儿童人口占比低，某意义下也是出生率低的地区，它们的老年人口占比也较平均线高。这一类地区是最典型的人口老化地带。其中，东北地区（吉林、黑龙江）最具代表性，该地儿童人口只有10-11%，但老年人口则高达23-25%。华北一些地区（北京、天津、山西和内蒙古等地）的出生率同样较低，只是当地老年人口比例没有东北地区那么高。上海则是在华南地区的代表，它的儿童人口只有9.8%，但老年人口同样高达23.3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大多都要高于平均值。这似乎意味着，这些地区有较大量的劳动力支撑老年人口，不过再过十年，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增加下去，对于该地的整体压力将会更大。我们可以留意浙江省，该地老年人口比例等于平均值，但劳动力人口比例较平均高出许多，这可能指向它未来十年的人口老化。

同样是儿童人口低，老年人口高的人口老化地区，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些地区的劳动力人口比例低于平均。这些地区是重庆、四川、湖北、江苏和辽宁，它们的老年人口都超过20%，儿童人口则约在16%甚至更低，同时劳动力人口比例并不像上海、北京那样高。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劳动力人口比例较低，这些地区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更困难。很多这些地区都是老工业区，或是三线地区，近10年经济才有了变化，上一代的老年人口要如何照顾将是一个大问题。

接下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那些儿童、劳动力人口比例较高，同时老年人口较低的地区，亦即是出生率较高，整体人口比较年轻的地带。马上可以发现，它是由中国东南部省份（广东、福建、海南），以及中国西部的偏远地区（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组成的。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广东。相比于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广东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后，老年人口比例仍然偏低，只有12.35%。这可能是由于它的产业发展历史比上海和东北这类工业城市要来得短，而且它的移民城市性质较高。无论如何，中国东南部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地区，人口年龄偏低。

最后，让我们看看那些儿童人口占比高，但劳动力人口比例低的地区。这些地区是那些出生率高，但同时劳动力人口均流失严重的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山东、河北、湖南属于一类，这些地方的老年人口较多。另一方面，河南、江西、广西和贵州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的青壮劳动力人口（只有约60%）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较低，同时儿童人口占比极高，超过20%。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地区人口年龄变化有这样的归纳：华北、东北、江苏上海和西南三线工业省份是主要的人口老龄化地区，其中华北、东北、上海等地仍然有较多的劳动力人口，但江苏和西南区域的劳动力人口相对萎缩。另一方面，中国东南部地区（以广东为代表）以及中部一带（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则仍然是人口相当年轻的地带，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中部地区的劳动力人口较低，这大概与人口的迁移有关。中国西部偏远地区则仍然是极为年轻的地带，它们当然也有人口老化的情况，但程度不大。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早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提出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21年2月2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游钧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人社部正在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延迟退休具体的改革方案。延迟退休将对广大劳动者产生广泛影响。像东北、华北等地，年老的工人大概只能成为环卫工、餐厅员工，这些都是环境最恶劣、劳动条件最差的工作。此外，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仍有待解决。老年的劳动人口要承担更多人口老化的后果，将使该地累积更强的社会矛盾。

三、人口教育程度

关于地区人口教育程度的数据，由于它除了有各个省份和城市的数据，又加上不同教育程度的分类，因此相比人口总数的数据似乎要更难理解。在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中，完全没有描述对于不同地区的人口教育程度，只描述了全国教育水平过去十年的提升，表现为高中、大学水平的人口比例增加，同时小学和初中水平的比例下降。

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受教育程度人数

  小学 增长率 初中 增长率 高中（含中专） 增长率 大学（大专及以上） 增长率
全国 24767 -13.85% 34507 -17.25% 15088 0.44% 15467
62.35%

我们可以尝试把这次公布的数据转化成百分比，然后从文盲率、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程度与全国平均的差距作比较，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别，由此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在这里，我们对每种教育程度都只是抽取那些偏差值超过2%的情况来看，以免显得太过復杂。

首先，让我们观察那些高中（含中专）和大学（大专及以上）都较全国平均高的地区。我们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分别：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都是大学教育程度人口最高的地区，同时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很低，只有约10-15%和20-30%左右。另一方面，中南如广东、湖南、湖北这些地区的高中学历人口比重较高，大学学历的人口与平均相近，可见它们的教育资源仍然与最集中的北京和上海有一定差距。江苏、内蒙古和陕西则大致与全国平均相接近，但大学人口稍高，个中情况是需要再作了解的。至于辽宁我们下面再谈。

当我们把目光移到初中程度人口较高的地区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地区是由东北三省、华北华中（河北、河南和山西）以及海南构成的。特别是东北三省，当地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比极高，尤其是辽宁和黑龙江两者均超过42%，是全国最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省份的文盲比例也最低，识字率超过94%，甚至高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这大概与中国发展初期国企相连的学校有关。在国企当中，职工的子弟都能在厂办学校读书，大幅提升了识字率，这些影响仍然延续至今。河北、河南、山西等的初中比率较高，则似乎与近年的经济发展相关，这些地区的高中和大专比例是相对低的（特别是河南）。

最后，广大西部地区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像重庆、四川这些上面提过正在经历人口集聚同时需要处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主要教育程度占较大比重的人口仍是小学程度。而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等地更有不少只有小学甚至不识字的人口。尽管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但西部地区人口仍存在因贫困辍学的情况。

总括而言，北京、上海和天津仍然是高教育水平人口集聚的地区，而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人口教育程度则次一等。华北和华中，以及东北地区是9年义务教育实施成效最显注的地点。相反，中国西南部和更偏远的西部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仍然偏低。

四、总结

透过整理人口普查的地区数据，我们可以分辨出中国各地在人口、年龄和教育程度变化的模式。当然，只凭这些数据是不足以提出什么原因和动因，但这对任何有意了解中国社会变化程度，特别是工人阶级状况变化的人，也是有所裨益的。

稍作归纳，中国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人口增速有了明显放缓。虽然这些地区仍然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劳动力人口（甚至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比也较平均高不少，但像出生率严重下滑，老年人口增加的情况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方面，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等地）的人口增长迅速。这些地方仍然是相当年轻的地区，虽然人口教育程度较北京上海等地低，其高中水平人口仍超过全国水平，大学程度人口较全国平均并没有高多少。

华中地区的人口增长是停滞的，除了河南。这些地区北部的人口（河南、山西）教育水平大致以初中为主，但南部（湖北、湖南）的人口教育程度则较高，该地的高中程度人口与平均线相比稍高一线。不过，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人口比例都较平均低，除了湖北以外，似乎表现为大量的人口流失。

西部地区的人口则有所增长，特别是人口回升的四川和重庆。除了一些老三线地区以外，这个地区的人口年龄仍然相当年轻，人口教育程度也较低。我们可以推想，那些以高科技製造业、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只是刚刚起步。这个地方集中了大量可以被卷入以资本累积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人们。

至于东北地区，它正在经历人口的大量流失。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我们看到，这里集中了不少教育程度颇高的人口，基本都达到初中水平，而且像辽宁，该地的大学人口也较平均为高。然而，社会是否有正确运用这些培养出来的人才颇成疑问。同时，该地还要承担一大批老年人口，在人口流失严重的情况下，如何支撑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三孩政策出臺，职场性别歧视担忧加剧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的再度放宽，引发了新一轮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

5月上旬，政府公布了多次延迟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结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引人关注。数据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占比为17.95%；15-59岁的劳动人口比例为63.3%，近十年间下降了6.77%；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5.38%，占比18.7%。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在减少，而这批人口未来所得到的补充人口占比并未明显增长。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自1980年代末期起，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2015年，政府放宽计划生育限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6年新生儿增长了近100万，但预期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并没有出现，2017年至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连续四年下降。

「二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大低于预期。从网络讨论来看，「三胎」政策也未能获得民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的微博官方账号发起了题为「三孩生育政策来了你准备好了吗？」的投票，在「准备好了，迫不及待」、「已提上日程」、「犹豫中，很多问题待考虑」和「完全不考虑」四个选项中，超过九成网友选择了「完全不考虑」。约一小时后，该微博即被删除。

对女员工来说，三孩政策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弥漫网络。毕竟，多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更长的产假，更久的离岗时间。作为「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各地曾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规定，设置计划生育政策奖励假，时间从30天到267天不等。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98天产假相加，我国各地产假时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此次再度放宽计划生育限製，预计将再次增加女职工产假时长。

产假确实是女职工生育保护的重要部分，但延长生育假期未能解决假期成本问题，从结果上加剧了女性遭遇职场歧视问题。有学者调研製造业外企发现，二孩政策延长产假，每位女员工的假期成本增加了19.2万元。生育假期的延长成本完全由企业承担，使得企业聘用男女员工成本不同，加剧了女性就业歧视。

女性从进入职场的一刻起，仅仅因为性别为女，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招聘市场上充斥着「限男性」、「男性优先」的岗位。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发布的《2019年国家公务员招录性别歧视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国考共招录9657个岗位，其中35.03%的岗位存在性别限製。在所有存在性别限製的岗位中，76.71%的岗位偏好男性。

就在国家开放三胎政策之后，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面试环节要求女员工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引发众怒。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禁止招聘时以性别为由限製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限製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

但现实中，询问婚育情况、限製女性就业机会问题十分普遍。《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製。

许多怀孕的女员工遭到辞退或变相辞退。刘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创业公司的市场总监，当她将怀孕的消息告诉公司后，她的工作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办公桌、被停发工资。刘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许多怀孕后被排挤或是被辞退的自述和求助。刘女士选择走法律程序，先后向朝阳区仲裁委提请了五个劳动仲裁，诉求包括病假工资、加班费、生育津贴等。但劳动仲裁耗时耗力，劳动者举证也存在诸多困难。

对于白领来说，遭遇怀孕歧视，可能用法律手段来捍卫自身权益。但对于广大蓝领女工来说，摆在眼前的现实往往是怀孕后不得不辞职回老家生孩子，她们既没有产假可休，也没有受到生育保险的复盖。

这凸显了我国生育保护的不平等——城乡差异、体製内外差异巨大。相对而言，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女职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险待遇，而私企员工、无编製员工、以及女性农民工则更少受到生育保护。

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网络上反响冷淡，也与女性遭遇母职惩罚有关。受到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被认为是主要的家庭照顾者，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几乎成为女性独有的问题。

《2020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细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发现二者各有其职场发展障碍。已婚未育女性的晋升障碍来自于随时可能去生孩子的尴尬处境，选择「处在婚育阶段，被迫失去晋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达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晋升障碍则来自于家庭，20.3%的职场妈妈认为照顾家庭使得职场精力分散，难以兼顾事业与育儿生活。有11.6%的职场妈妈在婚育阶段被调岗或降薪。

2021年的报告则凸显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顾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因照顾家庭而被迫放弃事业发展的职场妈妈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无疑增加了女性照顾家庭的负担，更多女性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弃了职业发展。此外，职场妈妈的薪酬水平比职场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职场人平均薪酬差距为12.8%，说明婚育加剧了家庭中男女双方的薪酬差距。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程度加深，对生育政策的放开是必然之举。但这一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消除职场性别歧视，在就业机会、职场发展等方面，为女性塑造一个更加公平的职场环境。

货运平臺宣布上市集资，卡车司机至今的生计有所改善吗？

货车司机金德强4月自杀抗议事件平息不久后，卡车行业又迎来一个新的节点。 5月底，中国两家主要的货运平臺满帮和福佑卡车分别宣布在美国上市，集资扩大企业的物流网络和复盖面，以及发展平臺机器学习的基础建设，标誌着近年在卡车行业冒起的商业平臺将进一步改变整个物流业的运作方式，以及司机们的劳动状况。

自从国营运输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解体，中国公路货运一直都以个体户的卡司机作为运输主力。现时，中国卡车司机超过3000万人，绝大多数司机都是分散经营，如同原子一般散落在四面八方，即便有一些司机组成车队运货，规模也极小。《2018中国公路运输大数据报告》显示，全网12吨以上车型组织有177.9万，但平均每个组织的注册车辆数只有3.28辆。从运力组织规模分布来看，92.8%的运力组织拥有的车辆在5辆以内，超过100臺的中大型车队只有0.4%。

由于行业高度分散，加上中国公路网络广阔，对实际运货的匹配造成不少困难。一方面，货主常常需要花几天才能找到合适的司机，司机则要空驶几十公里到物流园找货。卡车的空置率高也造成资源和时间浪费。很多卡车司机找不到回程货物，需要耗时间在物流园等货，甚至空车回程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价格的分区分层极多。由于每个货主只跟一两个物流中介或者司机议价，这就造成市场的高度分散，价格五花八门，在货主眼中不透明。如此种种原因，使匹配货主和司机的商业平臺有了发展空间，以演算法为基础逐步蚕食了市场的份额。

中国货运平臺的发展

满帮是由运满满和货车帮两个早期激烈竞争的平臺合并而成。最初，它们是中小型货主和司机匹配的平臺。由于它掌握了演算法的技术，平臺能够以地点、货物来筛选货单，大大缩减了司机和货主交易所需的时间。在满帮平臺上，货运种类由零担到整车运输都有，在这个范畴的市场占比较高。

根据满帮的招股书，2020年全年，满帮平臺总交易额达到1738亿元，约占数字货运平臺总交易额64%，订单量达7170万单，共计有280万卡车司机在平臺上完成订单，占中国中重型卡车司机的20%。满帮的月活跃货主用户也在不断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满帮平臺货主达122万，完成运输订单2210万单，相较2020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7%和170%。2021年3月，满帮平臺货主已达140万。

与满帮不同的是，福佑卡车主要的客户是德邦快递、长城汽车等大型企业。它雇用了不少技术人员生产一套能够计算运费、自动匹配司机以及监察运送过程的系统，由此缩短大型企业的货物流通时间。2020年7月，福佑卡车正式推出中小型托运人服务，到2021年一季度，这项服务的营收贡献达10%，可见两家平臺物流企业是由相反的方向开始扩张的。

相对而言，福佑卡车的市场占比比较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福佑卡车平臺注册司机大约有90.55万名，超过58万名司机在平臺上完成了订单。这当中，通过平臺提供货运服务，一年挣五万元以上的司机，被福佑卡车定义为「忠诚司机」。2020年「忠诚司机」约为15200人。2020年，按订单价值计算，「忠诚司机」运输了69.8%的货物，2018年则为52.9%。

不过，无论出发点在哪，平臺物流企业已经逐渐从商业交易的平臺延伸，逐步影响司机的实际生产过程。2018年，由于平臺掌握了愈来愈多的司机，满帮开始向有频繁运货需要的货主收取会费，货主在付钱后才可以刊登更多的货单。其后，满帮开始经营自身的中介服务，透过接货后向卡车司机派单，满帮能赚取当中的差价。满帮提供的服务愈来愈多，包括让货主和司机在平臺上交易，让货主监察卡车实时的运输进度，以及收取线上交易的中介费等。同一时间，由于满帮累积了愈来愈多卡车司机运输过程的数据，它也经营车贷、保险、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安装等服务。

到平臺接活后，司机的运费越来越低

卡车行业的运输过程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转变。首先，货物匹配愈来愈集中由平臺企业的演算法以及物流企业的仓库进行集中分配，以往那种偶然和随机的货物匹配将成为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填充每一架卡车的载货空间，也成为算法计算的结果。另一方面，货物的运输过程也被细化。平臺物流公司建成了广泛的网络后，能够以路线距离、路况和相关的加油和补给站来为司机建议行车路线。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则能监察运送进程，让货主知道物流进度。随着货运的网络接合在一起，以及交易数据的累积，平臺的演算法还能够以距离、路况和天气等计算出运送价格，消灭卡车司机和货主以往的议价空间。

这样的变化首先对司机带来的影响是运费的下降。以往，司机们大多在停车场和公路港里的货运信息部从货代身上找运输信息。由于愈来愈多卡车司机使用平臺找货，原来在不同地区货物信息部找货的司机便被集中起来。货代以前可能只是对接数个卡车司机，现在平臺上的司机大大增加，卡车司机的之间的竞争便更为激烈。加上车贷的推广进一步压低购车门槛，令运费被愈压愈低。

根据《全现在》媒体的报道，一位卡车司机曾假扮新手货主，向满帮客服请求如何订价，并录下了满帮教货主压价的录音。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卡车司机的劳动力由平臺所组织，如何使他们的收入一步步地被压低︰

「比方说您原来在信息部出2000，这里就压低一些，1700、1800这些的，您多联系几个师傅，肯定会有人给您拉的。」

「尽量找回程车，怎么都会有人接的」。客服宽慰他：「你放心，货主、信息部、物流公司都是靠我们赚钱的。」

上年，满帮还推出了「快车」服务，司机需要缴纳1000元的押金，才能被分配到高价货源。一位满帮离职工作人员表示，内部设有一个专门部门来维护「快车」的优先级地位，通过后臺大数据抓取优质货源，再拦截下来分配给「快车」。

平臺使每张货单的价格下降，已经成为了司机之间的共识。在另一篇报道中，《红星资本局》这样描述现时运费的情况︰

「我以前跑无锡到西宁，运气好的时候捡漏能挣一万块，现在在平臺下单，七八千都很难遇见了」，张师傅称。红星资本局估算，无锡到西宁驾车路线约为2100公里，那么司机每公里的运费收入不到4元钱。

这个数字在运满满贴吧里得到印证，不少贴子显示，每公里四五元的运费已经算不错的行情，6元以上的单都是「秒光」的好单，有楼主发出疑问， 「你们是怎么赚钱的？一两元一公里，比面包车都便宜。」

为了补偿运费下降的司机们

货运平臺集中卡车司机造成运价下降，也使卡车司机需要改变原来的劳动方式。首先，卡车司机的运货次数比以往多了许多。对司机来说，一方面平臺节省了他们往返信息部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在每次运货以后加紧抢回程的货物，使休息和空闲时间大为缩减。 《红星资本局》访问的杨司机便这样说︰

「为了抢单，我们卸了货就要盯着手机看。以前在信息部还有休息聊天的时间，现在平臺抢单，司机同行间接触交流的机会少了很多。」

卡嫂吴女士也表示︰「以前跟车跑一趟江苏，来回要七八天，本来在信息部找货，现在在APP上就能解决，省事的同时休息聊天的时间也被压缩了，没有社交，挺孤独的。」

为了从其他渠道把钱省回来，司机还选择不跑高速公路而跑下道。不过，走下道可能使意外的风险增加。一些司机表示，下道路况比高速公路要更復杂，司机未必熟悉环境。由于很多司机都在夜里赶路，特别担心发生意外。除此以外，下道也是各种偷窃事件的高发地点。《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曾经写道，「在服务区丢油，在下道丢货」。在下道上，一些小车跟在大车后面，再用磁石吸住大车，爬到车厢里偷货。

随着平臺的发展，原来在家庭的女性也被扯出来成为副司机。据《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的课题组估算，全国卡嫂大约有2500万人，当中跟车卡嫂在整体卡嫂中占比约36%，即大约910万人。有些卡嫂直接担当了副驾驶的角色。但即使不会开车，她们也要帮忙找货、装货，观察路况，在车上跟丈夫聊天，让他们保持精神，因为雇搭班司机成本太高，已经不划算。卡嫂的家务工作也不会因为离开家庭而消失。在司机休息时，她们在车里做饭，照顾丈夫起居。

小结

由此可见，满帮、福佑卡车虽然打着帮助司机和货主匹配的名号，并坚称司机的收入有所增加，但这样的说法愈来愈不成立。平臺透过掌握司机的供应以及向劳动过程延伸，压低了司机每单货运的单价，令卡车司机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才能赚到跟以往一样的收入。

根据两家企业的招股书，满帮未来将扩大线下物流网络，建立复盖面最广和最深的物流网络；持续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开发和技术创新，建立数字货运体系的行业标准；在整车运输之外，向零担、同城及特殊物品货运需求扩张；进行战略投资和收购。福佑卡车则表示，它将扩张平臺的卡车运力，以及把中小企业和大型厂商作为业务增长引擎，在业务扩张过程中累积更多数据和完善平臺算法。以平臺作为货物运输的方式因此将会卷入更多司机，过程中平臺对司机的控製则将更为精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考察了卡车司机的运费。在以后的文章我们还要探讨卡车司机们的劳动过程产生了什么变化。

金边赌场被指控通过大规模裁员打击工会

今年4月，金边唯一一家赌场金界娱乐城（NagaWorld）的经理们宣布，由于疫情相关的经济损失，赌场8000名员工中约有15%将被解雇。很快，此次裁员的主要目标变得显而易见。

在被裁员的1329名工人中，包括该赌场所有的工会领袖和组织者。工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都收到了解雇通知，60名工会组织者和招聘人员以及一些长期服务的工作人员也收到了解雇通知。

工会长期与金界娱乐城资方就大型赌场的薪酬和工作条件进行斗争，对这次裁员的消息工会也没有置之不理。6月初，工会向柬埔寨劳工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有2000多名工会成员和支持者签署，寻求政府干预。除了抗议裁员，请愿书还强调了公司未能支付工龄福利以及对裁员计划的错误计算。

中国劳工通讯联系到劳工部发言人Heng Sour，他表示此案仍在审查中，无法进一步评论。

金界娱乐城高棉雇员劳工权益支持工会（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认为，裁员举动不仅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减。对于金界控股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应对工会的方法，」她说，「公司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会成员，（并）削弱了工会。」

工会一度拥有4000多名会员，几乎占了工人总数的一半，这使得工会能够根据柬埔寨法律开启集体谈判。然而，正如工会副主席Chhun Sokha解释的那样，招募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是一场持续的战斗。

「我们在组织新会员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战。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而且，老员工也不敢加入工会，因为公司向他们施压。」她说，「他们想方设法使工会无法在公司内运作。」

例如，在2019年和2020年初通过罢工行动赢得更高的基本工资后，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业务放缓，公司开始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但工会成员注意到，他们的工作时间比非工会成员更少。与此同时，公司雇佣了新的短期工人——他们没有工龄工资等福利，也不能加入工会。

疫情期间，工会为保护工人权益而发起了一系列行动，其后，公司进行了最新一轮裁员。2月底，一名到访金界娱乐城2号大楼的客户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随后至少11名工人感染，工人们最初对公司的迟缓反应感到不安。

值班的工作人员被关在大楼里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员工被悄悄送往隔离中心，而其他工作人员则被叫去进行常规轮班。3月2日，也就是疫情爆发四天后，公司才最终下令无限期关闭大楼，并进行卫生消毒。3月，工会在网上发起了一项运动，敦促公司在停工期间支付工人工资和福利。

Sithar说，自从今年3月份赌场停止运营以来，工会已经与公司代表通过Zoom进行了三次线上会议，工会首先要求支付工资，然后要求公司对裁员做出全面解释。她说，每次公司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在会议上，他们基本上只是坚持自己的计划，」她告诉中国劳工通讯，「他们将继续实施裁员计划，以保持业务的持续性。（金界控股管理层说，）他们没法在没有业务的时候向工人支付工资。他们只是强调了这一点。」

当工会代表追问资方的解释时，Sithar表示，经理们会说，为了维持投资者的忠诚，他们已经向股东支付了股息。Sithar说，她在会议期间对此提出了异议。

「我提到，我们也是这里的忠实股东。这里的8000名（工人）都对你忠心耿耿。」她说，「想象一下，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疫情期间坚持上班，为你们赚取了近9亿美元（的收入）。」

柬埔寨工会所属的全球组织，国际食品、农业、酒店、餐饮、烟草及相关工人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公司却还能向股东发放股息。Sithar说，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边的基本食宿费用。

该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指出，94%的股份由金界控股行政总裁兼创始人曾立强控製。曾立强是一名马来西亚商人，加入了柬埔寨国籍，是与高层官员有联系的大亨。据《福布斯》估计，曾的身家达33亿美元，至少向柬埔寨政府主导的筹款活动捐赠了1210万美元。

工会秘书Chhim Sokhorn是一名有16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在5月份也被解雇了，她不明白公司怎么能说自己在赔钱。

她指出，在去年下半年，工人的排班频次已经降低了，每个月只有7到15天来上班。这些减低人手的排班意味着公司已经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工人）只有在上班时才能拿到工资……所以公司并没有因支付工人全额工资而损失收入。」她说，「我们认为，公司只是在利用这个机会，将工会踢出金界娱乐城。」

主席Sithar回忆起上一次公司在2009年的那轮裁员，当时公司将裁员归咎于经济衰退时期的损失，解雇了14名工会领袖和组织者。

Sithar当时是一名普通的工会会员，她在2007年被聘用，起薪约为每月70美元。她觉得公司的举动极不公平，她注意到，工会领导人被解雇后，工人们遭受了更为严苛的对待。例如，她说，赌场的楼层检查员被要求在整个轮班期间一直站着，而之前他们可以坐着。此外，一些工人因为莫须有的盗窃罪名被解雇。

「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工会，」Sithar说，「我们了解这个体製，了解这个政府，所以我们需要站起来为我们的权利而战，保护我们的权利。」

现在，经过多年的恐吓和与公司的斗争，工会副主席Chhun Sokha沮丧到几乎想要退出。但是即使在被解雇之后，她仍然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抗争，尤其是在听说公司正在试图迫使员工接受微不足道的补偿之后。

她说：「没有工会，雇主总是想剥削工人，我的性格是不能接受不公正，所以我想成为一名工会领袖，在其他成员需要帮助时帮助他们。」

Sokha大力宣扬工会此前的胜利：2014年，工会举行了为期13天的罢工，促使公司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并设立了产假工资等福利；2019年，工会又举行了一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2020年初，另一项行动迫使公司重新雇佣了工会主席Chhim Sithar，此前她在一次工会活动中被停职。

然而，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金边办公室负责人William Conklin表示，工会此次维权行动可能很难胜利。他说，因为公司没有公布被解雇员工的完整名单，难以证明公司有意打压工会。

他指出，柬埔寨的一些服装厂似乎也在利用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因为柬埔寨的《劳工法》对不可抗力事件规定了宽松的解雇义务，「它允许公司清理过去的工龄（义务），而不必支付这些费用。」

但他指出，从整体上看，工人们与金界控股的斗争、公司未能支付工资以及提供的低裁员补偿方案，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

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做正确的事情，而他们知道工人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拿出一些钱，在人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向他们提供一个方案（以便）解雇他们，这似乎是相当残酷的。」

目前，工会主席Sithar表示，工会正在等待调解进程的展开，但如果调解毫无进展，他们已经在准备一场网上运动。

「我不想说（劳工部）应该偏袒工人或雇主。」她说，「我们希望他们公平，不偏袒任何人，而是伸张每个人都能拥护的正义。」

货运平臺正在全速改造卡车司机的工作

长期以来，关于货运平臺报道的焦点都落在卡车司机的收入。一边厢，我们听到货运平臺讲述平臺的科技如何解决找货困难，使司机工作机会增加；另一边厢，则是司机投诉平臺製造了更激烈的竞争，变相压低运价，司机虽然付出了长时间劳动，但收入仍然不见增长。

随着中国两个货运平臺满帮和福佑卡车宣布在美国上市，中国劳工通讯之前再次检视了收入问题的最新发展。在这篇文章，我们把目光转向司机实际的劳动内容。我们将会看到，货运平臺由找货、路线计划到驾驶的层面，正在一步步改造卡车司机的生产过程，取缔司机的工作。

万千卡车司机的生产过程

在中国的货运行业，大部分卡车司机仍然以个体户的方式生产。车辆由司机自行购买，司机要办理证件和购买保险，然后只身在市场找货。厂家经信息部或物流公司联系司机，与司机订立非正式的口头合同。装货过程中，司机准备苫布、绳子和揭雨布来封好货物，因为装卸工只管装卸，不管货物的维护和封车。

大多数司机没有固定的送货路线，而是按信息部或物流公司每次发配的货物种类、价格和目的地考虑行程。而且，司机很少能预先掌握返程的货物，他们需要在路程中途着手找货，这又加大了运货的随机性质。另一方面，货物的运输价格也不确定。虽然汽油、轮胎损耗、车辆的折旧等成本都可以计算出来，但由于司机的年龄、经验，对路线和货物的熟悉程度存在差异，这使运货双方都有议价空间。司机们还要面对同行竞争，令他们的运费经常波动。

在运输过程中，我们还会看到司机需要为路程上所有事情作出判断，以及承担卡车的维护。首先，司机需要自行计划运货的路线。这些路线的知识可以是以师徒关系传承，也可以在行业内口耳相传。另外，长途的货运有时长达数天甚至十几天，难免会产生故障，司机便要在路上定期进行维修，例如换轮胎、机油等。

找货将成为过去

综观货运平臺的发展，它对卡车司机生产过程的影响首先发生在货物对接，近年则愈来愈向运输的过程渗透。

经过接近十年的运作，货运平臺累积了大量托运人和司机的资料以及运输纪录。透过建立一套标签系统，平臺的算法能够对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和分类，大幅加强了货物和司机匹配的准确性。从卡车司机的角度出发，根据司机的过滤标准，例如路线和卡车类型，平臺借着比较司机的选择标准和货物标签，便能预测卡车司机接受每个运输订单的概率，并根据该概率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平臺的匹配算法还会分析卡车司机的交易记录、当前位置和最近搜索，以确定他们对货物类型和路线的偏好。

平臺以沉积下来的数据开发出一套愈来愈精准的货物配对系统，这将逐渐取代以往那种随机找货的方式。以福佑卡车为例，它的系统有重组订单的功能，同时还会直接向司机派遣运输任务，配对的性质基本上已经消失。它的招股书在「智能调度」一项是这样写的：

我们最终决定由哪个司机发送订单，这是我们重组订单能力的基石。我们的平臺不仅可以将订单调度到最合适的承运人，还可以将分散的负载重构和捆绑，显着提高利用效率。直至2020年，在我们复盖的前20个城市，每笔订单的无用行驶里程同比下降22.7%，总共只有41公里。

与货物匹配同时发展的还有价格的计算。货运平臺累积的大量交易数据，成为开发运费计算系统的原材料。根据距离、货物重量、托运人需求和卡车司机供应等参数，平臺建立了专有的人工智能和基于机器学习的定价模型，能够生成推荐价格，作为托运人确定实际价格的参考。由此，愈来愈多托运人现在只需要以推荐价格发出运单，再由平臺向司机推送，便能完成车货的匹配。以往那种打电话问价议价的过程被直接省略了。

以一句话概括的话，平臺的算法已经接管了卡车司机以往决定货运内容和收入的工作。当然，司机仍然可以选择不用货运平臺，靠自己找货，但只要一接上平臺，他们便只是一个负责驾驶的劳动力，其余不能加快运输速度的工作，一概都会由平臺执行。（关于这个转变如何影响司机的收入，请看《货运平臺宣布上市集资，卡车司机至今的生计有所改善吗？》）

司机復杂劳动的分解

司机实际运输货物的过程已经成为平臺扩张影响力的新目标。事实上，卡车司机除了需要熟知运货所使用到的各种道路（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下道），他们在计划路线和赶路时还需要考虑路况，以及路线上的加油站、停车场等地点是否能为其提供足够的支援。在操作车辆以外，卡车司机有大量计划和临时应变等任务需要完成。为了能够赶及货物运输的时限，司机在路上作出的判断繁多而復杂。

然而，自从货运平臺累积起海量的司机GPS数据，庞大得足以复盖全中国所有的运输路线，透过製造一个导航算法来分析这些GPS数据，它便有了瓦解司机们凭经验计划路线等復杂劳动所需的工具。货运平臺的算法能辨认出司机以经验摸索出来的、最受欢迎和方便的运输路线。根据司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系统能够推荐一条时效最高的路线，由此简化运输货物的难度。

2018年底，满帮宣布与高德地图合作，共同推出面向货车司机的专属地图。所谓专属地图，便是满帮将算法计算的运输路线具体化的工具。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这次合作的目的是：

此次合作是基于满帮集团物流服务经验和高德数字导航能力推出的货运解决方案，高德为满帮集团提供的能力包含货车路径规划，专业货车导航，猎鹰轨迹服务，自定义地图，禁限行区域查询等五个模块。

这套高德地图合作製造的专属地图，除了具备基础的货车导航能力，还会根据司机日常的运输场景，提供限行禁止区域标识、加油站、停车场、物流园、服务站、汽配汽修点等信息。这个地图实际上并不是以往人们因为迷路而查看的工具，它拥有主动指导司机驾驶的性质。例如︰

由于中国的大城市愈来愈多道路禁止货车通行，还有很多桥洞等交通基础设施设置了限高、限宽、限重等限製条件。 (…) 高德地图于2017年12月专门推出了货车导航产品，在用户规划出行路线时，会根据自己车辆型号，自动地避开违规路线，还在导航过程中进行安全语音提醒。

在货物运输的过程中，高德将货车导航的SDK嵌入货车帮app中，不仅提示司机避开无法通行的区域及沿途的违章高发点，还会在导航过程中进行安全、路况等相关的实时语音播报。

即使是卡车司机在路上需要临时应对的突发情况，这套系统（至少在宣传上）也有一定的预知和提示能力︰

高德地图还为货车司机提供更丰富的安全提醒内容，包括前方有陡坡、急转弯、车道变窄、车辆汇入、连续转弯、落石等信息。

作为升级版方案之一的「AR导航版」不仅能为货车司机在陌生城市和復杂道路提供更直观的视觉引导体验，还提供包括前车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前车启动、红绿灯和行人识别等一系列基于图像识别的行车安全提示，让货运行车更轻松、更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货运平臺不断分解卡车司机在路上所进行的各种復杂劳动。所谓的驾驶过程被分解成路线、路况和突发状况等要素，以后又继续拆分出它们的决定因素。以意外为例，货运平臺企业将其分类，并且辨认出路线上哪个地点更容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故，而且提前向司机推送讯息。这样的分解过程，对于压力巨大的司机来说，短期内可能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不过，货运平臺消除各种阻碍运送的因素，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提高司机的运输速度；另一方面，卡车司机的劳动转移到算法身上，使他们不需再进行原来的脑力劳动。摆在眼前的趋势是：司机运输过程的各种劳动逐步被平臺企业剥离出去。

新的处女地：自动驾驶

平臺企业不断分解和转化卡车司机劳动过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它的终点是司机们最根本的劳动，亦即驾驶车辆本身。与车货匹配和导航系统不同，自动驾驶仍然在研究和开发的阶段，要看到它大规模地推行，可能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然而，货运平臺将会建立自己的车队与散户竞争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些车队大概会是无人驾驶的车队。

在2019年的一场访问中，满帮的智能驾驶事业群总裁、技术委员会主席唐天广便提出：「满帮定位很清楚，我们就是运营商，或者说是一个车队更为合适，我们是需求方，也是将来真正使用无人驾驶卡车的主体。我们最初的设想，是自动驾驶在未来3-5年中，将会在干线物流场景中实现，这也是满帮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 福佑卡车同样表示会研究自动驾驶。在它的招股书提交后不久，中国首个干线物流自动驾驶商业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正是由福佑卡车与主线科技联合发布。

在卡车无人驾驶这一环上，平臺企业的推动很快将会进入测试阶段。以满帮为例，它的发展方式是与一汽解放、智加科技和英伟达合作，由一汽解放生产自动驾驶的重卡，智加科技研发自动驾驶的演算法，英伟达提供图像处理器的硬件。今年，智加科技联同一汽解放推出的高级别自动驾驶重卡J7 L3将会量产。当这款重卡量产后，满帮会将他们采集到的数据接入这款汽车，由此它便可以在有限的环境下开始进行测试。

现时量产的这款L3级重卡，仍然需要司机值守，但高速和国道上绝大部分的运输时间已经可以由机器来控製。司机的角色是监察机器的运作，测试系统是否顺利运行等。根据媒体的报道，应用这种自动驾驶卡车后，600-1000公里的线路首先可以由双驾变单驾，节约一个司机。而且，自动驾驶系统的感知范围还要超越一般司机，使它的判断和驾驶控製更准确。自动驾驶取代司机的情况大概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问题已经摆在眼前。

小结

根据满帮发布的《2020中国干线卡车司机大数据》，在平臺上接货的司机平均年龄是37岁。其中，占比最多的司机是26-35岁，达37.98%，36-45岁的司机则占35.85%，46-55岁的司机占17.38%，25岁以下的司机占6.92%，56岁以上的司机占比1.88%。

交管局2019年数据则显示，从驾驶人年龄分布看，司机主要集中在26至50岁年龄段之间，其中26至35岁年龄段占驾驶人总量的34.1%；36至50岁年龄段占38.6%。与此相比，中年卡车司机的占比要稍微更大一些。但总的来说，青年和中年卡车司机的占比约莫相等。

现在，这批年轻和中年的卡车司机仍然为着在货运平臺竞争抢单而怨声四起，他们投诉运输过程的辛劳、司机追赶运货时限的困难，以及运费年年下降。但与这个情况同时发生的，则是他们的劳动力被不断简化的过程。由找货、议价、承运，到路上的各种规划、预判和应急工作，司机们需要劳动的范围将会愈来愈少。

当自动驾驶的卡车在未来十年开始应用，我们将会看到一个由货运平臺企业掌握的，生产力更高的物流运输系统。在这套系统中，货物将会透过演算法来匹配，同时由无人驾驶的卡车按照导航系统进行运输。在整个过程，平臺企业节省了司机人为的找货时间，同时又消除了运输所需要作出的各种復杂脑力劳动，以及工人生理上的休息及其他饮食等的间隔。运输时间因此可以大幅缩短，货物的运转周期也会进一步加速。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次物流业的巨大进步。然而，我们同时可以知道，当货运发展至这个地步，它同样会是劳动和资本矛盾更为激烈的时刻。等待着现在正值壮年的司机的是愈来愈单调、乏味和无聊的劳动。而且，现在某程度仍属于个体户的司机将会加紧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被资本雇佣来监察机器的工人。货运的时间不断突破以往的极限，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工人需要完全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来劳动。中国的货运行业正在向这个目的地全速前进。

从集体罢工到个体抗议，外卖骑手有更被大众理解吗？

6月19日凌晨，沉阳的美团骑手杨某某把自己的美团众包账号注销了。时间回到几个钟头前，杨某某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开始了接单——原地点击「取单」——原地点击「送达」，「完成」了253个订单，共计953公里，登顶了沉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一系列操作下来，杨某某没有提现这两百多单「赚」来的1200块钱，在众包App的论坛上留下一句「拜拜各位，我已退坑，美团霸王条款真恶心」后，直接注销了账号。

杨某某的行为有别于工人集体参与、停止生产活动的传统罢工，但纵观过去半年外卖员的抗争，类似的非常规形式并不少。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1月11日，江苏泰州一名外卖员因被扣5000元工资、多次讨要无果，在一配送站门口自焚……

抗议模式的转变：集体罢工与个体抗议

2016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首次收集到了外卖员的抗议，一班被欠薪的上海美团外卖员开始了罢工。从地图数据我们可以看到，5年过去，外卖员的诉求种类增加，从最初的讨薪与加薪，外卖员也开始对加班、缺乏管理层监督、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提出抗议。

与此同时，外卖员集中反映的问题也从拖欠工资转移到了要求增加工资并落实相关福利待遇——在2015年，以加薪为诉求的抗议事件仅占抗议事件总数的22.22%，此后这一比例不断上升趋势，直至今年上半年，7起外卖员抗议全部与要求加薪有关。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臺巨头不断下调骑手送餐单价、增加各类罚款，外卖员要求加薪的声音愈来愈大正正反映了，当企业将压缩经营成本转嫁到外卖员身上，变本加厉的剥削直接影响了骑手们的生计。

聚焦最近半年的7起抗议，除了要求加薪的巨大声浪之外，其中6起的参与人数超过100人亦值得关注。我们曾在2019年年尾发布的《中国运输业工人抗议模式转变，工会面临重大挑战》一文指出，运输工人抗议的规模在2014年至2019年间明显缩小，例如数千名出租车司机参与的大型抗议已不復见，但这一下降趋势在2019年后出现了变化。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着。

仅从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很难判断超过100人参与的集体行动回升的直接原因，但我们也不难看到劳动者通过互联网，持续不断地建构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其中，最广为人知、成效最大的，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联盟「盟主」陈国江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加微信、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建立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帮从业者解决解决劳动纠纷，也利用网络视频平臺传播了外卖员群体的声音，成功令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

尽管陈国江目前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逮捕，但仍有不少让劳动者互通有无的公众号在微信上活跃着：「青年骑手之家」、「的哥的姐驿站」、「卡友地带」……这样的网络联结也为大规模动员奠定了一定基础。将互联网的作用充分发挥的一次大型抗议发生在滴滴司机中间，2月底，针对滴滴平臺在未与司机协商的情况下下调起步价，司机们利用微信上的「接龙小程序」发起「3月1日停运」的活动，并呼吁大家转发，6小时内有1600人表示愿意参与。

在较大型抗议数量回升的同时，本文开首提及的数起个人抗议行为也引发了庞大的舆论。骑手的个人抗议虽然不以改变平臺算法的垄断、争取劳动者的话语权等集体利益为直接诉求，但烧毁工作服、送餐箱的行为比起传统的拉横幅、静坐、罢工更有表达愤怒、剑指平臺的意味。而用类似作弊的方式玩了美团一把的外卖员杨某某，一方面用个人的力量让企业承受损失，另一方面自己承受了无法再被外卖行业聘用、甚至面临刑事责任的后果，无疑是决绝地离开了满是压榨的外卖行业、向他口中的「霸王条款」说不。

外卖员抗议如何被看见？如何被理解？

自去年9月《人物》杂誌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深度报道发出后，外卖行业受的舆论关注显着提升。但由于罢工在简体中文媒体中的敏感性、劳工议题在舆论场中长期的边缘位置、大众缺乏对罢工作为有效反抗手段的了解，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仍然难以看见外卖员的各类反抗，遑论对外卖员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在中国的防火墙内，建立「打工人」之间的团结仍任重而道远。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的信息来源也许可以侧面反映大众接触到工人抗议的途径。最新收集到的三起外卖员罢工均为微博、抖音、头条等多个网络平臺上的用户报料，消费者在外卖平臺下单后等待接单时间变长，大众猜测外卖骑手罢运，才导致餐品无人接单或配送。类似的网络讨论非第一次出现，但也只有当广大消费者最日常的消费行为被影响，大众的注意力才转移到消费行为的上游，开始大范围讨论外卖从业者的劳动情况。

在互联网有限的对骑手罢工的探讨中，不少网友表示了对外卖员的理解：「如果我点餐遇到了这样的骑手，我就找平臺，和骑手无关」，「鼓掌，希望我也能遇到这样的单子，我会饿着肚子一起帮骂美团」。尽管消费者承受了时间或金钱的损失，但见到平臺始终无意解决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消费者也愿意作出部分的牺牲，从而帮助外卖员抗衡系统、达成诉求。

但与此同时，对罢工行为表示不理解、不支持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对于杨某某抢单后没有送单的行为，有网友表示这是「抽刀向更弱者」，因为平臺、商家甚至是顾客的利益都遭受了损害；对于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的行为，亦有网友认为此类更激进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不能被接受。

在铺天盖地关于外卖员的报道之下，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上述对骑手反抗行为提出的责难，也显示出了在了解劳动者切实的困境之后，大众对外卖员罢工的理解与支持并没有同步跟上。当劳动者与平臺之间缺乏议价空间才是主要矛盾，大众对外卖员有所苛责时，本应瞄准劳资矛盾的舆论，也转向了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模煳了焦点。

愈来愈多的外卖员利用社交媒体记录自己的劳动、反应行业问题，消费者在网络上对外卖员劳动权益的讨论也变得热烈，外卖平臺呢？在劳动者和消费者都自发解决问题的时候，企业方仍躲在算法后面，外卖员的一次次发声也变成了隔空喊话。近期增多的个体抗议让更多人见到平臺的不作为，并切实感受到外卖员的愤怒，和外卖员一起把企业从算法的掩护中拉出来、促使企业接受外卖员的诉求，才是所有打工人应该一起做的事情。

平等就业权：中国性少数群体的职场反抗

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小马被公司辞退了。此后两年，她只能辗转于零散的工作之间——声演、播客……

「为了拿到一份工作，我不会特意向新公司表明我的跨性别身份。有时，招聘人员看到我第一眼就会直接骂『人妖』，真的非常侮辱人。」小马说。

小马的前雇主是杭州一家娱乐公司，2019年，公司突然终止了与她的劳动合同。公司表示，鉴于小马做了性别重置手术，他们在工作安排上「不知道是（让她）跟男艺人好，还是跟女艺人好」。

随后，小马以平等就业权受侵害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成为了中国首个跨性别平等就业权案。「平等就业权」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日起新增的民事案件案由，这一改动有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不因民族、性别等原因遭受歧视在司法层面得到进一步保障。此前，中国跨性别者曾以被违法解雇为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法院在2020年作出的终审判决判定，公司并没有侵害员工的平等就业权，公司拥有用工自主权。小马说：「公司说炒掉我是因为我上班迟到，这明显是个借口，我们上班时间很灵活，大部分同事也经常迟到，但他们都没遇到什么事。」

从小马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跨性别劳动者普遍面临的职场困境。《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跨性别群体的失业率高达11.87%，是同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3倍。另一2016年发表的研究显示，14.3%的受访样本曾因自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失去过工作机会。

北同文化（原北京同誌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今年五月发布了更为详尽的《全国企业性/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在该调查涉及的122家企业中，仅有13.9%的企业规章製度明文规定了反歧视或机会平等的内容，已经开展性别多元培训、设有性别多元友善小组更是不足10%。

在跨性别者发起的劳动争议中，2020年一起罕见的胜诉判决引起了较多关注。该案原告高某某为跨性别者，在休了两个月病假、完成性别重置手术后，她却被公司辞退了。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其雇主电商平臺当当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不少人将该案视为中国跨性别人士权益保障的一大进步，「当当网男员工变性以旷工被解雇」的微博话题阅读量高达3.8亿，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下的一段话更是被广为传播：

「现代社会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趋势……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对于生物性别的认识去理解社会，但仍然会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表达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于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表达，往往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认识……」

法院判决当当网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继续履行与高某某的劳动合同，支付高某某病假及正常出勤的工资共计12万元左右，并认为高某某有权使用办公室的女厕所，其他同事应当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别。该院强调，高某某的性别更改经过公安机关认可、有法律效力，「其他员工的恐惧、不安和伦理尴尬」造成了职场歧视，同事应以包容的心态与其共事。

不过，就在该案一审结束后、当当网准备提请上诉时，公司向高某某发送信函，言辞间尽是冒犯与挑衅——不仅以「先生」称呼，还建议高某某作为「精神病人」，自行配备安保人员，以免精神病人发作时其他员工受到伤害。

目前为止，该案被视为最清晰、最大程度保障跨性别人士职场权益的法律胜利。但该案是以劳动争议而非平等就业权为案由，案件的三点争议集中在劳动合同上：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法律依据、合同是否应继续履行、病假期间及合同违法解除后员工工资应如何计算。可以说，平等就业权在本案中是否遭遇侵害，并非判决的核心内容，也没得到充分的讨论。对此，任职于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龙大瑞（Darius Longarino）指出：

「法院判决并没有明确表示不论性别认同，人们都应该得到平等对待。判决书更多聚焦在高某某满足了从一个性别转变到另一个性别的法律条件。」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教授刘明辉表示，要打赢跨性别歧视的案子仍十分困难，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光这一点已经很难满足：

「人们对跨性别者的同理心越来越强，媒体对这类法律案件的报道也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要给性少数劳动者创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还有更多切实的工作要做。」

等待着外卖员的未来是什么：香港Foodpanda外卖员行动后记

7月15日，约10名香港Foodpanda的外卖员来到公司在上环的总部，与资方进行谈判。过去几年，香港外卖员有零星的集体行动，这次是其中一家外卖平臺Foodpanda员工今年的第二次抗议。

参与行动的外卖员代表均来自网络上的外送员群组。他们于本月初曾到Foodpanda位于尖沙咀的办公室，要求与管理层会面，讨论当时仍然生效的接单率规例（该例之后被资方取消）。经一轮波折后，再在7月15日当天与资方会面。工人提出了五点要求：1）提高服务费底价，2）製定关于接单率的申诉机製，3）解决系统出错降低接单率的问题，4）取消货到付款服务和5）增加意外保险保额。

外卖员表示，自疫情以来，单价便持续下跌。近月，Foodpanda还两度更新底价政策，先在6月降低底价，平均每单扣减1元（港币，下同）；7月初又取消接单率划一服务费，按「市场供求定律」每两星期更新底价，令外卖员的工资波动更大，令员工甚为不满。另外，Foodpanda的应用程式一直出现各种问题，包括自动错过订单、误算外卖员拒单率，令工人无故蒙受损失，因此要求公司改良系统设计等。

现时，以步行送餐的外卖员每单约可赚到20-30元，车手通常是50多元，相比数年前已有所下降。一名在Foodpanda每周工作六天的外卖员向香港独立媒体表示，今年工资比2020年每月少了2000元，更试过工作3小时只赚到100元，直指是「白做」（即白忙）。

除了收入，外卖员提出的诉求不少都跟应用程式的设计等技术问题相关。首先，接单率的两个诉求牵涉到Foodpanda的系统设定。外卖员向中国劳工通讯表示，系统偶尔会无理计算工人拒单，工人因为网络问题收不到通知，又或进入了电梯等环境，系统在此时派单，便容易计算工人拒单。另一方面，Foodpanda的应用程式不设申诉流程，外卖员遇上系统问题需要投诉，往往要自行发电邮联络客服，费时失事。

至于货到付款服务，行内称COD（Cash on delivery）单，即外卖员需要在交收商品时代收现金。由于香港的电子支付并未全面普及，不少客户仍用现金交付，一天约有一半单是COD单，外卖员因此要负责代收，之后再转帐给公司。不过，外卖员指收钱和转帐程序麻烦，而且还会出现计错数的情况，多扣工人工资。

此次劳资谈判足足历时4小时，由7名外卖员代表与Foodpanda营业部总监Pedro Dias谈判。会后，外卖员指资方态度强硬，未有答应任何诉求，仅称会改善系统问题。

疫情以来，香港外卖员的劳动处境

自2014年开始，外卖平臺开始落户香港。其中，Foodpanda由2014年开始在香港营运，Deliveroo在2015年进驻，UberEats则在2016年登陆。现时香港外卖市场主要由Foodpanda和Deliveroo均分，各占40-50%，UberEats则占10%。

外卖平臺最初的扩张并不顺利。以Foodpanda为例，该公司在香港发展3年后，在港岛仍只有与约200家餐厅合作，九龙区不足100间，新界大部分地区更是未开发状态。而且，大多数与外卖平臺合作的都是高档餐厅和连锁店，送餐服务费也高，使其消费群较集中在白领和高收入人士。直至2020年疫情爆发，外卖需求激增，接入外卖平臺的店家不断增加，服务费也有下降趋势，同时更多工人涌入该行业，平臺才有了一次急速的增长。

与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大部分外卖员都是以自雇形式与平臺订立合同。外卖员送餐需要用到的所有工具都由自己购置。一位在天水围做骑手的外卖员告诉我们，在入职前，Foodpanda的外卖员便要先付200元购买製服和保温箱。他的单车也是额外自购，价格约1200元，加上自购的头盔，未工作便先耗费约2000元。

不过，香港外卖员的实际劳动过程与其他地区有不少差异。当客户跟餐厅下订后，骑手和餐厅的手机会同步响起，外卖员便要决定是否接单，拒单会计入数据中。以这次发起行动的Foodpanda骑手为例，骑手只能从系统一单一单地接。接单后系统便会指示出目的地，车手需要完成这个订单后，才能接新的单。只有在同一个餐厅收到两张单的情况，骑手才会收超过一张单，不过这时系统会指示先后次序，所以外卖员仍然需要根据系统的指示送餐，没有自行组合订单的自由度。

由于不少外卖员都是在各社区内部送餐，活动范围有限，用脚走或是用单车便已经足够，并非所有外卖员都使用电单车，跨区送餐的更少。骑手表示，他大多走的是单车径，不用出马路驾驶，暂时还未发生过意外。不过，这并不代表送餐过程完全顺畅。系统使用直线距离计算路线，不仅与实际的路径脱节（骑手需要绕路，而非笔直地走），同时不会考虑上坡等情况，因此骑手送餐的距离和付出的精力往往远高于平臺的估算。

在整个送餐过程中，外卖员虽然提到系统会计算工人的送餐时间，但并没有超时罚款的规例。平臺仍然会记录超时情况，有骑手便因为送餐时间多次过长被开除。不过，系统的时间计算似乎是以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控製外卖员的劳动强度。

由于发展时间还比较短，香港Foodpanda平臺对外卖员的劳动控製仍在相当初期的状态。首先，应用程式内的路线计算不准确，使骑手有些时候还是倚靠自己的经验送餐。送餐时间的计算，则远远未发展出与时间竞赛和罚款的惩罚机製。平臺以拒单率来决定骑手的底价基准规则，也因为引起外卖员不满而决定收回。外卖员对平臺系统的各种缺点和故障的不满，亦间接反映了现时香港外卖平臺技术力量发展的情况。

当然，这不代表Foodpanda的外卖员没有受到诸如平臺的订价机製及规章製度宰製。事实上，Foodpanda拥有开除外卖员的绝对权力，无须给予任何理由。平臺订价方式的改变，亦持续威胁外卖员的生计。平臺以自雇方式与外卖员签约则使它享有节约大量劳工成本的操作空间。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香港外卖员的处境，我们还可以拿中国内地发展得较成熟的外卖行业作对比。在内地，每天高峰时期都有大量暴增的订单，骑手的处境更为高压和紧张。平臺会持续把订单推送给外卖员，因此出现了骑手接超过一单订单、自行组织路线，甚至接单后再长时间停在一处搏取更多订单的「吸单」情况，骑手的送餐时间被压缩得更短。

另一方面，为了要每个外卖员完成更多的订单，内地平臺对外卖员的控製更强，差评和超时不但会被系统记录，影响骑手之后的接单质量，也会直接罚款，一单超时可能就要扣工人一天的工资。内地骑手大多驾驶电单车在大街上穿梭，为了追赶系统定下的时间，出现的事故和伤亡往往特别严重。在香港，这些情况还没有普遍地出现，但外卖行业经过疫情带来的发展，平臺之间单量急增，竞争日烈，离以上景象又近了一步。

疫情以后，香港外卖行业的发展路径

随着香港的外卖平臺因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平臺之间的竞争将会更为激烈。近两年来，平臺之间的宣传战不断，地铁、电视、互联网均充斥着外卖平臺的广告。平臺的网络亦不停扩张，以Foodpanda为例，它的外卖复盖范围已经扩张至离岛以外的全港各处。 Foodpanda亦在3月推出了订阅製pandapro，客人需缴付65元月费，便可获取每月5次的免运费等优惠。

参考中国内地美团、饿了么的发展路径，当外卖平臺扩张时，资本之间的竞争往往以价格战等补贴形式发生。外卖骑手的配送费是来自顾客支付的服务费和平臺部分转付的商家佣金。由于平臺不断补贴消费者的送餐费和店家佣金，当骑手的配送费不变时，平臺便要额外作出支付。长期的竞争压力，使平臺的负担愈来愈重，这里增加的成本部分便需要外卖员来承受，外卖员的单价因此会被压得愈来愈低。同一时间，更多外卖员因为行业急速发展以及门槛低而加入平臺，又使低价得以维持。

曾在北京送外卖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曾经谈到单价下降的情况︰「像以前都是10块钱一单，甚至11、12块，然后逐渐变成9块，8块，7块……像小城市的话就更低了，北京的话，他们是有一个进阶：你跑了500单以后，是8块，跑过900单以后，是9块。那就只能拼命跑，这样他就挣的更多了。」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随着外卖单量在竞争和扩张的过程大幅增加，平臺为了更彻底地控製本来较为零散的劳动力，还会开始实行各种鼓励和惩罚的机製。一边厢，是推出骑手的等级製，透过记录和评核外卖员的接单量和工作时间，提高忠诚工人的单价和订单质量。另一边厢，则是不断压缩外卖员的劳动时间，对不能顺利完成送餐的员工实行罚款，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在香港，距离发展至以上的情景似乎还有一段路要走，包括电子支付的成熟程度、香港市区的道路设计，都是阻碍外卖行业发展的困难。然而，像单价下降这样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以往外卖员一小时接3单订单，一小时赚到90元，「远超最低工资」的情况大概会愈来愈少。

面对未来，香港的外卖员需要更强大的支持

由2016年外卖行业急速成长的时期开始，中国劳工通讯便收录到愈来愈多的工人集体行动。围绕着抗议降薪、欠薪和罚款的诉求，工人的抗议数目从2016年9起增加至2018年和2019年分别57起和45起。不过，在工人组织受到资方和政府打压的情况下，工人即使付出了行动的勇气，也只能延缓降价的速度。工人实践的经验证明，没有足够的外卖员集体行动支持、没有一个有系统和策略的工人组织，以及社会大众对工人情况的认知及支持，工人要抵抗资方的打击会相当困难。

几乎可以预见，香港的外卖员也会面临平臺大战、降价、劳动控製不断加强的情景，问题可能只是发生的速度和形式。现在，不少香港一般市民以及各行业的工人仍然对外卖行业和外卖员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除了记住了几个广告之外）。我们需要更多有誌的工人和青年调查揭露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同时让一众外卖员知道行业接下来的变化，为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做准备。

香港《苹果日报》被停运 壹传媒工会的最后工作

香港《苹果日报》及《壹周刊》6月23日停运，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两份刊物的结束，有别于过往因财困而倒闭的任何一家香港传媒。自2014年遭广告商集体抵製后，壹传媒集团收入大减，但前年推出的订阅製为集团带来可观的收益，财务状况尚算健康，集团形容此举「成功实现主要战略转型」，现金结余至今仍有超过3.3亿港元。

及至6月18日，香港警察国家安全处第二度搜查壹传媒暨《苹果日报》报社、拘捕5名高层，并冻结报社资产1800万港元，其后香港的主要银行都不再能与壹传媒集团进行正常交易，使得有4亿港元在手的壹传媒集团「有钱都用不了」，致未能支付薪金及遣散费，衍生出千人规模的劳工权益问题。

劳工权益被「踢皮球」

前《苹果日报》记者艾先生（化名）向中国劳工通讯提到：「公司结束营运去到目前为止，好多部门开始没有接头人，变相公司对员工或前员工的消息发放，成了口耳相传的状态，而不是经一个正规的渠道去发布……我至今仍听到不少同事感到徬徨、不知所措。」他称自己生活压力不算大，故早前请缨为其部组统筹讨薪工作，解答了很多前同事关于薪金、遣散费的查询，也成为前同事与劳工处的沟通桥梁。

艾先生透露，不少前壹传媒同事已联络劳工处，处方也设立了专责人员负责被遣散的员工，如告知应追讨款项的手续。对于当前的情况，他再三指出：「公司有资金，但政府不让公司支薪，然后着员工向劳工处求助，变相让员工做刽子手，向公司落井下石。撇除对公司的感情，按道理及情理，这事件还是不应该发生。」他又提到，着前员工去申请「破产欠薪保障基金」颇不合理，因为此基金本身是为了一些财困公司的雇员而设，但「壹传媒有钱架嘛，破咩欠啫？（壹传媒本身有钱啊，为什么要申请「破欠」？）」他认为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壹传媒资金被冻结。他保守估计，此次的资金问题恐会扰攘数以年计。

根据劳工法例，雇主必须在工资期届满后或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支付工资给雇员。然而，因为银行户口被香港保安局冻结，壹传媒集团无法进行正常交易，前员工们至今未获集团支薪及发放遣散费。7月初，壹传媒集团内部讯息指，遣散费暂由宏利强积金公司代为支付，目前已有前员工收到遣散费。

壹传媒停运 工会进行最后努力

《苹果日报》及《壹周刊》不復存在，上千名员工顿时失业。壹传媒工会则于7月24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当日与会者除了一致通过工会的财政报告，亦通过于7月31日解散工会，以及将工会余款捐予香港记者协会。

最后一届工会的理事仍在工会解散后，继续义务跟进离职补偿等问题，同时在Facebook设立了「壹齐搵工」（一起找工作）群组，希望方便不同部门的同事交流求职资讯。由6月28日至今，群组为前员工搜罗了80份工作，工种包罗万有，包括公关、市场营销、私人助理、NGO干事、软件或程式设计师等等，惟几乎没有编采的工作。

该群组同时详列前员工们可以走的4种讨薪程序，分别为 (1) 到劳工处落案、(2) 上劳资审裁署追讨、(3) 申请清盘、(4) 领取破产欠薪保障基金。记者曾向壹传媒工会前理事长潘柏林查询工会前理事们的后续工作，但他婉拒道：「壹工会随着绝大部分同事离职，都要启动解散程序，抱歉因为事忙，不能够接受你的访问。」

前《苹果日报》采访主任、壹传媒工会创会理事蔡元贵向中国劳工通讯提到，普遍而言，工会一向维护员工的利益，周旋的对象向来是雇主。他忆述，黎智英很崇尚自由经济，工会几乎可说是自由经济的天敌、市场经济的天敌，工会不会站在自由经济那边，所以「我都几肯定肥佬黎唔锺意（工会）。（我们都挺肯定黎誌英不会喜欢工会）」，然而另一边厢《苹果日报》很关心基层利益，永远都站在鸡蛋一方，理论上劳工阶层是鸡蛋，我们也常大篇幅地报道社会上的罢工事件，「基于面子及报纸的定位」，没有可能只帮别人的工会发声，却又打压自己的工会，所以管理层没有打压工会，工会当年的筹组过程也是顺利的。

壹传媒工会2009年成立，当年管理层在金融海啸后提出「减薪3%」的方案；其后《苹果日报》管理层更一度打算将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的经营方式引入报纸，记者要追点击率及产量，上述措施引起员工极大不满。「工会喺呢边面都唔发声？仲有咩好发声？（工会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发声，还有什么好发声的？）」蔡元贵多年后向中国劳工通讯说道，当年工会带头发起反对行动，包括将反减薪的贴纸贴满墙壁，还将一些标语展示送达时任立法会议员、职工盟成员李卓人的手上，而上述两项计划在强烈的反对声中告吹。这是蔡元贵记忆犹新的工会往绩。

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不少建製派支持者到包围苹果大楼，阻止货车运报。在工会号召之下，同事一连数晚以各种方法对抗「围苹者」。蔡元贵直言，今次《苹果日报》及《壹周刊》的停运，不是因为管理层的问题而导致停刊，在这一方面，工会是无能为力的，宏观地看其实整个社会都无力，这不仅是工会的遭遇，其他范畴亦然，「工会真系做唔到嘢（工会真的做不了什么）」，《苹果日报》员工成为受害者的一部分。

对于《苹果日报》及《壹周刊》的停运，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昇早前坦言，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对此感到心寒，而停运「并非由于自己无法经营或被读者放弃，而是因为无法控製原因」。他回应中国劳工通讯查询时指出，《苹果日报》依然是上行中及受欢迎的传媒，付费用户数量是高的，各部组稳健地发展，如果籽、财经、赛马版。

根据记协的Facebook指出，迄今为止记协已向壹传媒集团失业员工派发两轮现金券，涉额超过港币10万元，现金券主要捐赠者为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另有不少热心市民转交的现金券。陈朗昇指出，记协一直计划进一步协助壹传媒的失业员工，如搜集更多现金券或礼券的支援，惟书簿费、膳食费等各项费用始终需要以现金支付，故希望于一至两个月内做到现金支援，为有家室的记者缓解燃眉之急。

缅甸服装厂疫情肆虐，全球品牌忽视其责任

缅甸疫情加剧，每天的感染死亡人数都在上升。自7月以来，新冠病毒感染率迅速攀升，平均每日新增病例达到5500个。

军方数月来对公民抗命运动（CDM）的镇压，导致缅甸的医疗服务和设施瘫痪。军政府封锁了缅甸国内的医疗保健供应链，突击私营氧气站，并收缴氧气瓶，使得疫情进一步恶化、感染死亡人数飙升。据报道，有誌愿医护人员被逮捕或杀害。参与了公民抗命运动的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卫生工作者都在躲避军方的迫害。

据报道，人们不愿意去军方经营的医院就诊，而其他医院因为反对二月军事政变的罢工而空无一人。一些仍在运营的医院，则面临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尽管感染人数激增，但服装厂仍在运作，雇主强迫工人们照常生产，且不遵守任何国际品牌、工会和供应商达成的疫情期间工作准则。原本根据这些准则，工人的工作岗位应至少保持两米的距离，工厂应执行卫生和防护规定，受感染的工人有权休带薪病假。

据当地报道，一些工厂已经发生了与疫情相关的死亡案例，但工厂仍持续开工。这些工厂中许多是Zara、C&A等国际品牌的供应商。

在工厂里，工人们工作和休息时都挤在一起。口罩和卫生用品也十分紧缺。资方未向工人提供洗手液，洗手间里也经常没有肥皂，一些工厂甚至没有洗手池。

由于车间卫生状况不良，工人们在工厂里面临更大的感染风险。许多工人因此患病，一些人有诸如失去嗅觉等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缺乏隔离措施将工人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

进出工厂的交通也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工人们乘坐渡船穿越仰光河，但船只超载，情况十分危险。

缅甸的状况与邻国印度在今年5月爆发的第二波致命疫情面临的种种问题非常相似。

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WFM）呼吁从缅甸采购产品的国际品牌，确保其供应商遵守疫情期间工作准则，并及时报告工厂中的感染情况。工会主席Khaing Zar Aung表示，IWFM将继续监督工厂，以保障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权利。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在英遭遇劳工争议，华人会参与工运吗？

英国政府宣布了BNO签证（英国国民（海外）签证）新政策，为BNO护照持有人及他们的家人提供了便捷的移民入籍新途径。一时间大量香港人纷纷离港赴英发展。然而不少人移民过去都会面对重新找工作、适应当地政策法例、甚至劳工权益问题。

中国劳工通讯特约撰稿人李雨梦在伦敦访问到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经理林怀耀（Jabez），请他谈谈华工在英国争取劳工权益的状况。这个从1970年代移居到英国的香港人，信奉国际社会主义多年，于70年代有份成立组织「华人工友」，并且出版同名杂誌于唐人街一带派发。

多年以来，他在英国一直有份协助华人劳工争取权益及提供法律咨询支援，身处其中多年，目睹华人社区与英国工运几乎是两个没有交接的平行世界，华人工会组织难以在英国生成，「英国华人圈子根本没有工人运动这回事」，在林怀耀眼中，他认为「伟大华人社区有另一套运作至今的模式，从老板到工人都在这套製度里面，而这是很主要的原因导致工人运动在华人社区难以存在，而华人社群的剥削情况更为严重。」

1977年，林怀耀参与创立「华人工友（Chinese Workers Group）」，那时起便开始了与劳工权益及华人社区有关的工作，回忆起创立华人工友的起始，他称是「一群年轻人在寻求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觉得要走向工人，故找了华人工友这个名词，意思是服务华人社会里面的工人群组，不是什么工人运动，只是服务工人的社团，提升华人工友对于自身权益的认识」，他形容其实是类似市民咨询处的组织，并不同于传统上对工人运动的认知。

从香港初到英国，对于当地工人运动的深厚传统，年轻的林怀耀当时感到非常诧异，「原来工人可以罢工至更换政府的？」相较之下，他指英国华人采取罢工手段来改善自身的工作环境，已经属于非常激进（radical）的行动，「英国有工人运动的传统，他们的传统不只是着眼于立即改善自身的工作环境，而是关心社会事务，甚至进一步介入社会事务，但当地华人没有这样的觉醒。」

林怀耀认为，英国华人跟英国社会没有融合过，华人社区甚至自成一角地形成了一套「另类」的工作製度，致使他过去从事华人劳工权益的工作，也只能局限于咨询及提供法律支援的层面。

华人社区的另类运作模式

故事要从1960年代说起。

当时来到英国的华人社群，主要是香港新界的原居民为主。「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很多人逃难到了香港，当时人口从数十万增加至二百万，当香港原有的农业不足以支撑庞大的人口需求时，港英政府便要从各地采购便宜的植物来维持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导致当时新界很多原居民的生计出现问题。」

由于在香港难以谋生，而这些在香港出生的原居民拥有英国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简称CUKC）身份，拥有英国居留权，故大批新界原居民男丁均前往英国另觅出路，「英国社会有种族歧视，如果不懂英文、没有城市技能，难以在本地寻找到工作，很多工作对于不懂英文的人是有歧视性，故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从香港来的原居民，没有融入到英国社会。」

远洋到来，却无法融入当地，为了谋生、寄钱回乡养妻活儿，当时的新界男儿想到了一条能够在异地维生的生存方式，「当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就是饮食业」，在还未有大规模中餐馆的年代里，所谓饮食业只是小型的外卖档，「卖杂水呃鬼佬（卖杂碎骗外国人），但又能维持生计。」

那个年代到来的香港原居民，心里想的仍然是终有一日会回港落叶归根，「赚完在当地的生活费后，剩下的收入就尽量寄回香港，永远报税时都报自己是亏钱的，因为全部都是现金交易，甚至不报自己有收入，这是当时的传统」，瞒税的「传统」一旦奠定下来，就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直到《1971年英国入境法》（U.K. Immigration Act 1971）出臺，该法案限定了CUKC身份人士只有在自己、配偶、父母或祖父母与英国或其外岛具有关系时，才能拥有居英权。林怀耀表示，政策由出臺到1973年落实期间，这批原居民要面临的抉择是∶到底要回去，还是把妻儿接来英国？

「那个法令的目的原来是想杜绝英国殖民地的人继续过来，结果造成了每个殖民地群体来英的人数都大幅上升」，新界原居民也不例外，把妻儿都接过来英国生活之后，外卖档便由几个新界男人合伙的方式，转型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模式：

「有很多免费劳工出现了，华人社区领袖给予我们一个很温馨的图像便是华人是很家庭导向的，很喜欢一家人一起工作，但这个温馨图像背后是全家人参与进一个生意里面，妻子变成24小时无休的状态，儿女成为了免费的童工，在这个美丽图像底下，为了家庭，收入应该是全部给予家里的，结果便是继续延续瞒税的传统。」

如是，新界原居民到来英国发展定居，形成了当时英国华人社群的雏形。

中式餐饮业在英国的发展，从最初的外卖档、转成家庭模式经营的档口，「有些生意较好的，就变成了餐馆，小餐馆再变成大餐馆，再到更多大餐馆出现时，就累积成了唐人街，但这些餐馆全部都是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经营方式。」

林怀耀说，这套华人社群的另类运作模式，从老板、工人以至如会计师等专业人士，都有份参与其中。「英国本身是有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年假等劳工权益的保障，如果老板每年报税时指自己是亏钱，但又按最低工资聘用全职员工时，这说不通。所以形成了一套潜规则，就是在招聘时候已经表明，若果全职是400磅包薪、每星期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至十一小时，报税时就报称为兼职，会计师亦会为老板把帐目整理妥当。」

华人老板一方面对工人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又会以「为你好」的方式去令工人信服这套另类的运作模式，这也是当年林怀耀在进行提升华人劳工权益意识工作上，面对的困难之处，「老板会跟工人说，这是为你好的，当我为你报较少收入的时候，你就可以申请房屋津贴（housing benefit），小朋友在学校又可以有免费膳食，是不是为你好？」

以上情况，林怀耀指最常见于餐饮业以及围绕餐饮业的工种，「即使今时今日，这里有一个非官方、但又很公开的态度，就是唐人街不可以有工会。」

唐人街华人工人的维权行动

唐人街不可以有工会，但华人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行动，不是完全没有。

1983年，年轻的林怀耀终于有机会协助工人。

「那是在唐人街一间三层楼高的中餐馆，当时老板要转手，把餐馆卖给另一个人，转手前一两个星期才通知员工，新老板不会聘用你们。但根据法例，英国有业务转让（Transfer of Undertakings）条例的保障，新老板是需要保障原有的员工留在原公司工作，即使裁员本身都是有法例的，但华人社区是有另一套行事方式，认为给予两星期通知已经是尽了人事。」

林怀耀回忆起这段接近四十年前的往事，指当时有工人拿着他们製作的《华人工友》杂誌，前去寻找组织寻求协助，「那时写过一些关于工人权益的内容，没料到真的有人看」。于是，林怀耀透过法律中心，为工人们向该名老板提出控告，「有史以来，第一次唐人街老板会被人告」。

他还记得，当初那名老板的嘴脸，「他一开始时还很恶的，他说，你去告吧，你有什么本事告？你有钱告吗？但法律中心是不收钱的，于是便控告了他。」后来老板直接走去找林怀耀，「他跟我说，我这样是不合规矩，我反问规矩不是法律吗？他说中国人不是这样的，我打去法律中心，然后告诉他，说法律中心指没有一回事叫中国人运作是不同的，他抛下一句∶『你耍我吗？』」

最终案件上到劳资法庭（Employment Tribunal），直到踏进法庭门口那一刻，该名老板终于改变态度，「他说，让我们谈一谈，事情便在庭外解决了，其实好像在玩Show Hand游戏，看到底是谁底牌大，这个情况是那个老板先怯了，故此就把事情解决了。」

事情解决之后，林怀耀印製了一份《华人工友》号外报道这则案件，有另一名工人找他寻求协助，「是一名在病假期间被解雇的厨师，我同样是以法例去跟他的老板谈判，后来那名老板叫我和厨师一起到餐厅拿遣散费，怎知去到之后，就被里面的烂仔拳打脚踢，连我母亲留给我的玉佩都破了，但要传达出来的信息是很清晰的，就是这些事情不可以再做。」

华人社群不是没有尝试过组织工会，但林怀耀表示最终还是不成功。

「后来我有尝试组织了一个华人饮食业工会，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Transport & General Workers Union，TGWU）里面的分支，当时伦敦市议会算是颇激进，鼓励少数民族的饮食业工人进入工会，在它们的资助下，我们亦有意成立一个华人工人的工会。」

这个工会组织持续了只有大约两三年，最高峰时候只有30至40人参与，「有时会每个星期都有讨论、有每个月的会议，但最终都是不太成功。」

原因是什么？林怀耀续说：

「我们华人传统的另类製度的吸引力比较大，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如果要入工会，即意味要正式报税，代表拿不到房屋津贴、小朋友上学要付费吃饭，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现实的考量。」

BNO政策下已有港人遭遇劳工争议

时至今日，这套模式仍然在运作。

「目前我手上已经有两个个案了」，目前林怀耀于克尼华人社会服务中心担任经理，继续为华人社群提供支援及协助，他指在BNO签证的政策底下，愈来愈多香港人选择移民到英国，在初来到埗的情况下，有人会走进中餐馆工作。

「有一个香港人的个案是，他在Cambridge的中餐馆做油煲（负责炸物工作），工作了五日，就被老板骂了五日，最后一日又被老板以粗口谩骂，甚至恐吓要打他，结果他终于忍不住即时离职，但被老板反指没有一星期通知，反要他赔钱，甚至说会找律师追究。当事人很担心会被控告，最终由我去代他与该名老板联络，我只是根据法律与他沟通，最终事情也解决了。」

持续了接近半个世纪的经营方式，林怀耀看在眼里，直言剥削程度比起英国社会普遍情况严重得多，「他们会告诉你，被中国人剥削比被外国人剥削好，我们是同声同气的。我一听到『大家是中国人』这句话，就知下一句是『然后便是搵你笨（随便占你便宜）』。但『大家是中国人』这句说话很有用，被剥削的那个人，都把自己视为这个游戏内的一部分，因为要拿政府的福利及好处。」

对于移民与英国工运的关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高级讲师Tim Pringle表示，「历史上，英国工会运动从移民浪潮中受益良多。今后，移民也将继续带来他们在工会组织、谈判和抗议的传统，丰富我们的运动。尽管剥削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本质上资本主义是没有国籍的。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欢迎来自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移民加入工人运动，共同组织起来反对工作场所和社会中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歧视。」

在林怀耀看来，要发展英国华人社群的工运仍相当困难。「我不敢说建立不到，但直到目前而言，难度真的很高」，林怀耀说，不是完全没有华人参与当地的工运，「有很积极的参与者，但都是以个人名义为主，我也认识几个。有没有人相信工会呢？有，但主要是公营部门或自己行业本身已有的工会，例如伦敦运输局（Transport for London），有些人即使不算很积极，但也会承认工会是代表他们的。」

在英国从事劳工权益及提供咨询支援工作多年，虽然在华人社群中难以唤起太多关于劳工权益的觉醒，但对于将来，林怀耀坦言并不悲观，「尤其现在那么多香港人过来英国，他们是信奉普世价值，也愿意走进英国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尽量避免走入现有的华人圈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且将会到来的香港人口是等于过去四十年来的人口数目，我相信他们做的事情会冲击到现有的华人社群文化。」

过去这段时间，有人曾经与林怀耀讨论过，想成立一个香港人的工会，「他认为有很多香港人将会来到英国，但若果不熟识当地的劳工製度，成立香港人工会，可以让香港人透过工会来争取自身的权益」。对于这样的想法，林怀耀反过来鼓励港人应该加入英国当地的工会，「先参与本地的工会，在这个过程自然会提升对于工人权利的认识，而且现存工会有资源，若果你能够替他们招纳到数十人，甚至可以要求在工会里成立一个香港分支，他们会欢迎的，我觉得最好是融入英国本身的工会运动当中。」

阿里女员工控诉被性侵，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製任重道远

8月7日，阿里巴巴一名女员工在网上公开控诉其上司与客户对其性侵，引发各方强烈关注。在巨大舆论压力下，阿里巴巴于9日表示，辞退事件中受指控的员工，永不录用，并处分相关涉事员工。

阿里巴巴在舆论压力下处理性侵事件

受害女员工在浙江杭州任职于阿里巴巴同城零售事业群旗下的淘鲜达业务。淘鲜达是实现本地超市入驻，以及消费者购物1小时到家的平臺，其竞争对手包括京东到家、美团闪购。

在约8000字的自述中，该员工称，7月27日，她到山东济南出差，与其上司淘鲜达华北区商家运营组长王某及客户一起吃饭被灌醉。客户张某在席间对她进行猥亵，而组长对此「放任不管」。该员工因醉酒失去意识，第二天发现自己浑身赤裸醒来。在报警并查看酒店监控后发现，组长王某当晚先后四次进入其房间。

事件发生后，该员工多次向公司内部反映情况，要求按照公司规章製度开除王某。8月5日，公司称，考虑到受害者的名声，决定不开除王某。其后，当事人又多次向包括淘鲜达LKA（地方性重点客户）负责人、淘鲜达BU（业务线）负责人、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以及HRG在内的上级领导寻求处理，但公司方面一直拖延，并在该员工在公司群中曝光事件后，将她移除公司群聊。该员工后到公司食堂现场拉横幅抗议，被多名保安製止并威胁报警。

由于一直未能在公司内部得到妥善处理，该员工最终在网络曝光此事，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发酵。在网络舆论压力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张勇8月8日凌晨称，对事件感到震惊、气愤、羞愧，为事件中各级主管的冷漠和没有及时处理道歉。

8月9日，张勇在阿里巴巴内网连夜公布了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事男员工王某被辞退，永不录用。

8月10日，济南市公安局成立工作专班，负责该案件的侦办事宜。

中国Me too运动艰难前行

职场性骚扰及性暴力是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问题，近年的Me too运动仅仅揭示了冰山一角。2018年，中国内地曝光了至少36起Me too案件，从校园到公益行业、媒体界，许多受害者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在网络上举报性骚扰、性侵事件。

2018年一份主要针对一线城市女员工的调查问卷显示，在106份有效答卷中，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的有87人次，「听同事或朋友讲述过他们的亲身经历」的有40次，对身边的职场性骚扰事件「略有耳闻」的有17次，发生最频繁的是上级领导对下属的骚扰。不仅是白领受困于性骚扰，在工厂，情况也同样令人担忧。2013年，一项对广州工厂工人的调查显示，高达七成受访女工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其中一起标誌性Me too案件是弦子在社交媒体公开发文指控中央电视臺主持人朱军于2014年对其进行性骚扰，当时弦子是中央电视臺的一名实习生。2018年10月，弦子正式起诉朱军。朱军否认所有指控，并反诉弦子侵犯其名誉权和造成精神伤害。由于性侵、性骚扰通常发生在私密空间，增加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法律诉讼十分艰难，已有数起Me too举报人反被被举报人诉讼名誉侵权的案例。

弦子诉朱军一案于2020年12月2日在北京海淀区法院首次开庭，庭审受到广泛关注，但内地主流媒体基本失声，社交媒体讨论遭遇严格审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性骚扰列为新的民事案件案由，弦子寻求更改案由，但该诉求在首次开庭中被驳回。弦子要求案件公开审理亦被驳回。

2021年5月21日，案件原本计划第二次开庭，但就在庭审前开始数小时，弦子称接到法院临时通知，庭审再次延期，且未被告知任何理由。从这起Me too里程碑式案件可以窥见职场性骚扰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面临的种种困难。

最近另一起广受关注的Me too案件是网民举报明星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7月31日，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已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在职场上，权力的不平等加剧了性别暴力问题。《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中国的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中，女性仅占16.8%，在156个国家中排名132位；仅17.5%的公司有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男性往往占据管理职位，而女性从事一般辅助职位，使得女性受害者在求助时面临更多障碍。正如阿里巴巴此次事件显示，公司内部调查和处理通常都会遭遇冷处理和拖延。

事件中，也凸显了企业文化中弥漫的性别歧视。当事人自述显示，在与公司的内部沟通过程中，王某的直属领导、淘鲜达LKA负责人对受害者说，「都是业务性质的问题，经常要出差，我早就知道要出问题。现在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适合这个工作。」并问该名女员工，「你觉得不喝酒，这个济南华联和一些北方的商户以后的业务能谈下来吗？」

酒桌文化再次受到广泛批判。在该员工自述中，组长王某在饭桌上对客户称「给你们送了一个美女来」。尽管当事人解释自己酒量不好，但仍被劝酒灌醉到失去意识，「打着各种冠冕堂皇的工作的名义来劝酒，让人不敢拒绝，不能拒绝」。

建立职场反性骚扰机製任重道远

越来越多的职场性骚扰、性侵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当事人求助于社交媒体，在网上发帖控诉，但要在司法程序中赢得性骚扰案件依然困难重重。今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製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企业有预防和製止性骚扰的义务，但要追究用人单位的相关法律责任仍十分困难。在一起罕见的Me too胜诉案件中，女社工控告成都社工界名人刘某性骚扰。2019年6月11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被告在判决结果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当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原告的代理律师提出，用人单位成都市某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接到员工投诉后未能及时恰当处理性骚扰事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法院没有支持追究雇主责任的诉讼请求，法官认为被告的「性骚扰行为是个人行为」，被告单位「并非该行为的共同侵权人」，建议基于劳动关系「另案讼争」。

作为雇主，给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使员工免受骚扰及暴力侵犯是最基本的义务。然而，职场反性骚扰、反性侵机製还远未建立起来。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6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单位没有防止性骚扰的相关条文规定，89.3%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相关培训、讲座。

而在此次阿里巴巴事件中，阿里员工自发成立了「勇敢牛牛帮助小组」，发布《Aliren help Aliren，6000名阿里人关于807事件的联合倡议》，声援受害女员工，提出推动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职场反性骚扰和反性侵製度的建立。要营造安全、平等、友好的工作环境，消除职场性别暴力，建立起企业防治性骚扰、性暴力机製，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疫情和「双减」之下，中国教培机构将临讨薪倒闭潮

7月24日，中国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又称双减意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中国大城市众多教培机构的情况引起了广泛关注。

「双减意见」列明的措施众多。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政策，主要目的是要减低学生的校外补习压力，例如限製每课课时、严禁超标超前培训。另一方面，该意见亦对教培机构的定质和运作方式作出大量规范。其中影响最广的是「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製。」 

意见亦规定教培机构的服务质量，以及限製培训机构的竞争和扩张。这些措施包括打击各种「不良学习法」、盗版侵权资料；限製培训机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开办学习活动、禁止高薪抢老师、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等。

「双减政策」仍在推进落实，但一些比较具规模的教培机构已经宣布会收缩业务。好未来、高途、字节跳动等都宣布了调整通知，将会裁掉部分业务的员工。

以字节跳动为例，由于学龄前校外培训被禁止，它旗下向3至8岁小孩提供AI动画课程的瓜瓜龙宣布裁撤辅导老师，提供思维动画课程的你拍一及外教英语一对一业务GOGOKID则会停止运营，面向中小学的双师直播大班课清北网则会裁减业务。

专注在中小学教培的高途则宣布关闭全国13个地方中心，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3个辅导老师中心。由于高途每个地方中心平均上千人，所以此次裁员涉及范围达到上万人，相当于1/3的人将离开。

大型教培机构由于资金基础较庞大、资金流较为充足，暂时没有出现大范围拖欠工资和补偿的情况。字节跳动的员工受访时表示获得了N+2赔偿。高途员工获得正常的N+1赔偿。好未来董事长张邦鑫亦表示：「裁员是肯定会裁员的。能内部转岗就先转岗，不能转岗的，公司也会按照国家法律给予赔偿。」 

然而，不是所有教培机构都有这样的财政实力。 「双减政策」宣布后，媒体已经马上把焦点放在一些近期宣布欠薪倒闭的教培机构。事实上，自疫情开始，不少教培机构便因为难以开展授课活动、生源减少，陷入了衰退和危机。「双减」的落实，必定会加快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企业的淘汰。

2020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22起教育培训机构员工的抗议事件，今年则收集到24起事件，而求助地图今年已有43起个人的网上求助，全部是陷入财政危机的教培机构拖欠工资、倒闭跑路，引起员工到公司讨薪。

《中国经济新闻联播》的一条视频，报道了7月初河南省郑州市一家名为爱云校的教培机构里拖欠工资的事件。一名受访员工表示，爱云校由3月起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拖欠她的工资，由拖欠奖金扩展至提成，最后演变成底薪、绩效、提成、奖励统统拖欠。员工发现企业出现问题后，爱云校要求员工多跑业绩，「跑到1300万才给员工发50%工资」。另外，公司还设立各种罚款、克扣，以及不承认员工的业绩，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金钱。

对于企业要员工跑业绩来付自己的欠薪的做法，员工们表示强烈不满：「首先，我们工资是我们应发的。二，虽然我们是做业务，我们也有责任心。家长充过来钱，是代表对我们的信任。那个钱充过来，公司会不会退给他们？或者到公司真倒了，他们的钱怎么办呢？还有，之前退费的家长，三四个月天天给我打电话，已经影响到我正常生活了。现在我们有点不相信公司发不出我们的工资，公司可能做了比较多投资，我猜测可能把钱用在别的投资上了。现在资金链了，回笼不过来，因此不给我们发工资。」

在拖欠工资和讨薪的拉锯过程中，企业一直都维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不宣布倒闭，又不给员工发工资，态度是「我就是没钱，你拿我咋办」。员工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帮助员工跟资方调解，但结果只是写下了一纸欠条，情况依然毫无进展。监察大队上门处理，企业便好声招呼，大队走了之后，还是让员工自生自灭。这种做法跟各种濒临倒闭的工厂一样，是迫使员工自行离职，放弃追讨欠薪的惯常技俩。

据公司的代表指，爱云校已经由之前3000多人减少到1400多人，「公司基本在半瘫痪状态」。代表表示，虽然员工做了业绩1300多万，但这些钱是要让公司处理债务，不是直接用来发工资。到了7月28日，亦即是「双减政策」宣布4天后，爱云校在深夜取消了所有老师的课，所有管理层失联，共拖欠约2000多名员工工资、造成1000多名家长的损失。

相似的情况，正在北京、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同步发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其他大城市还有不少像爱云校这样的教培企业，正在面临经营的困难，员工可能还只是被拖欠了少部分工资，还在希望事情可以好转，因此未被媒体曝光。不过，「双减政策」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作出更大规限，间接对这些企业带来更大压力，其影响可能在未来进一步显现。

对此，教培机构的教师应该留意劳动合同的具体内容，加强与其他同事的交流。察觉到拖欠工资的迹象，尽早组成小组商讨对策，向企业施压，找工会、政府协助。

《安全生产法》修订今日生效，工会能否落实安全生产监督职责？

《安全生产法》的最新修订版本于9月1日生效施行，这是该法的第三次修订。不难看出，中国政府一直持续关注改善安全生产问题，不过，「安全第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流于一句口号，而没能完全落实。

此次修订大幅提升了安全生产领域企业违法行为的罚款金额和处罚力度，并允许人民检察院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当中强调了「以人为本」、「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等机製，在修改后的法律中，工人和工会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作用更加突显。

新修订的法律再次明确了工会应当依法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生产经营单位製定或者修改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製度，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工会有权对其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

工会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纠正；发现生产经营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或者发现事故隐患时，有权提出解决的建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研究答復；发现危及员工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生产经营单位建议组织员工撤离危险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作出处理。工会有权依法参加事故调查，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并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从2002年首次实施以来，此次修订再度令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责任如白纸黑字一般清晰、难以推诿。 因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安全生产法》的最新修订，工会工作有没有更进一步做出积极部署呢？工会干部能不能把握此次修法的良机，促进各级工会在监督安全生产中更有作为？还是说，各级工会仍然打算继续在安全生产和安全事故当中做隐形人？

之所以有此一问，主要源于工会过去监督安全生产的履责情况实在不怎么样。中国劳工通讯曾经多次在地方发生一起起安全生产事故后，就善后处理联系事故所在地的地方工会。我们发现，很多工会并没有参与到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理当中，他们也说不上来工会如何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的监督。工会干部还经常说，工会没有行政执法权，只有地方政府能够介入和领导安全生产。这些工会惯会推诿和逃避工会监督安全生产的法定责任。

自疫情爆发以来，疫情防控就成为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一环，但在最近一波南京禄口机场保洁员劳动保护不够而引发集体感染事件中，工会完全处于状态之外。禄口机场将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溷合运营，为了降低成本，将清扫及客舱清洁工作外包给多家公司。机场监管不善，外包公司未区分境内、境外保洁员，是此次疫情发生的重要原因。

日常工作中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工会是否察觉，有没有向公司提出解决意见？在新闻上，我们可以看到工会不断强调工会组织要在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中发挥作用。去年2月10日，江苏省总工会曾下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復工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提示函》。第二日，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井良强、江苏省省部属企事业工会主席景月琴到南京禄口机场慰问一线职工，要求「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工会组织的独特优势，在全面抗击新型冠型病毒疫情的同时，切实做好自身的各项防护工作，确保广大职工生命健康安全」。

今年6月7日，就在禄口机场保洁员集体感染爆发一个月前，东部机场集团工会主席赵晨华到禄口机场进行实地调研。然而，各级工会干部的调研考察都没有发现机场和外包公司管理不当、保洁员劳动保护不足的的疫情隐患，未能了解禄口机场管理方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问题。

工会未能在日常工作中对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督，而在机场保洁员感染之后，甚至认为机场安全生产问题与工会完全无关。中国劳工通讯先询问了机场属地的南京市江宁区总工会，他们推脱机场归省里管，并认为，工会跟安全生产没关系，「这个不是我们解决的范围」。我们又问到作为东部机场集团工会上级单位的省部属企事业工会，该工会同样认为保洁员感染事故压根跟工会工作没有关系，指出防疫纯粹是行政事务。工作人员甚至反问：「问责怎么会到工会？……（问责）主要是行政管理上的事，跟工会几乎没什么直接关系的……疫情防控是突发事件，他不是平常的安全生产暴露什么东西。」

一方面是工会下发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的文件、领导干部到各处实地调研，一再强调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工会对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隐患毫无察觉，甚至在出现集体感染事故后，仍坚称这一与职工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的疫情防控与劳动保护问题与工会无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安全生产法》修订把平臺经济等新兴行业的安全生产责任纳入法律规定中。对劳务派遣工也做了规定，确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本法规定的员工的权利，并应当履行规定的员工的义务。自2018年起，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在大力推进包括快递员、外卖员在内的八大群体入会，但时至今日，工会在代表八大群体工人、为之争取权利方面做的仍十分有限。

2020年底，43岁的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而外卖平臺声称工人与平臺没有任何关系，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再次引发讨论。中国劳工通讯联系了猝死的外卖员最后取餐地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工会服务站，询问工会能否代表猝死外卖员家属争取工亡待遇。对这一问题，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首先发问，「我不知道您说的员工是不是我们这儿建会单位的员工。」

孙河工会服务站工作人员解释，首先要饿了么平臺建立工会，骑手作为公司员工才能入会。「因为我们建会是以公司为建会的，不是说以个人或是一个集体然后他就建会了……这个饿了么它肯定是很大的一个平臺，它不会受我们地区总工会管的。它有可能是市里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区里面直管的。」

工会工作人员一再强调，朝阳区成立了快递行业工会，囊括多家快递企业，外卖员也应该包含其中，实现了百分百全复盖；现实却是骑手加入工会面临企业建会和復杂的辖区划分等难题，大部分灵活就业的工人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发生骑手猝死等安全事故却无法找工会代表。

全总宣称它有份参与此次《安全生产法》的修订，但全总本身执行这些条例的情况不容乐观。全总始终把自己当成是宣传部门，却做不到在一线动员工人参与安全生产，举报和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措施。

此次修订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行政检查次数与处罚力度尤其引发外界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监管企业安全生产的思路已经通行了十几年，行政监管在预防安全事故发生时往往失效。过度强调行政监管只会造成安全生产工作陷入无限循环的怪圈：发生事故后，行政部门展开调查；调查完毕后，行政要求企业整改；企业无视整改要求，安全事故继续发生；再次发生事故——再次展开事故调查——再次要求企业整改——等待下一次事故再发生。

正如去年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研究报告所述，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要让工会归位，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工会监督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这意味着，工会干部必须离开舒舒服服的办公室，必须到有风险的一线工作场所去，组织工人加入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在发现工厂存在违法作业和危害工人生命的安全隐患后，工会应与企业交涉解决，或在危害发生前直接组织工人撤离危险场所。

为身处工人运动中心的工人们喝彩

2007年底，当我加入中国劳工通讯时，占据新闻头条的是山西黑砖窑事件，窑场主从人贩子、黑中介手中购买人口，强迫他们在砖窑、矿场里劳动。当年6月，为了回应公众的愤慨：

「45000名警察突击了山西、河南的约8000家砖窑、采矿厂，解救了591名被拐骗农民工，其中包括51名儿童。中华全国总工会表示，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地方政府已同意向所有获救农民工支付赔偿，总理温家宝亲自下令，要求深入调查违法用工行为，严惩犯罪分子。」

快进到2020年9月8日，《人物》杂誌发表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揭露了中国城市里外卖送餐员恶劣的工作条件。这篇报道引发了公众对主导外卖行业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弹，并最终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政府表示要控製大型科技公司不断扩张的权力，确保工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甚至也有说要将更多弱势工人纳入工会。

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过去14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农村地区被巨大的城市群吞没，交通和通信网络遍布全国，就业的重心也逐渐从矿山、工厂转向办公室和平臺经济。毫无疑问，人们的教育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在劳资关系、地区经济差异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

在一个支持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有时候感觉像是电影《土拨鼠之日》。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遭遇挫折无可避免，所以重要的是去庆祝一路走来获得的一个个小胜利，并为后来者带来希望。

在过去的14年里，我有幸认识了很多杰出的工人领袖和公民社会活动家。他们往往不惜牺牲个人自由，也要站出来捍卫工人权利，改善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张海超、吴贵军、于武仓，这里仅列举几位，许多工人领袖都值得贊扬。

但是，只有得到普通工人的支持，工人领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是这些普通工人构成了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2010年代末，我经常去东莞和深圳的工业区，在咖啡馆、酒吧和臺球厅和工人们聊天。他们并不是积极分子，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赚到足够的钱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可以忍受苦难，甚至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大规模裁员，但如果老板做得太过分，他们就会反击。

反击并不总意味着罢工或者公开抗议。比如，杀马特——年轻的农民工们以炫彩而夸张的发型和着装创造自己的城市亚文化，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找寻归属感。杀马特拒绝主流文化宣扬的奋斗神话，即在毫无出路的工厂里辛勤劳作是跻身上流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杀马特走在了时代前列。今天，中国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在要求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一些人甚至选择躺平，即完全退出。

在中国，大规模集体行动的空间正在缩小，但小规模的工人抗议仍在每天发生。对工人运动来说，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并且需要新的想法来推动运动的发展。

在我退休之际，我仍为世界各地和中国有誌于继续抗争的人们感到振奋。加油！

盘点中国政府宣布规范平臺用工后的最新发展

近几年，中国的平臺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愈来愈多人在配送、网约车等行业工作，特别是疫情后，这些行业吸纳了更多半就业工人。这些劳动者大多与企业并无正式劳动关系，收入被平臺持续压低；企业乱订规则罚款；工人受工伤后难以得到赔偿等情况相当普遍。同时，工人持续的抗议和罢工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以快递业为例，去年中国劳工通讯集体行动地图共收集了31起工人抗议事件，工人「双十一」前在不同网点的罢工则引起过一阵热议。

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臺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本文将对这两月来的新变化做一些初步整理。

1. 派费

自疫情后，快递企业为了争夺网上购物的市场增长份额，再次打起了价格战，加上印尼快递公司「极兔快递」开始超低价扩张，又使降价竞争更为激烈。不少网点负责人表示派费被压低，罚款增加，部分更出现欠薪倒闭的现象，引起快递员罢工讨薪的情况。

8月底，为响应国家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极兔等表示，自9月1日起，全网快递员派费每票上涨0.1元，以此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

其中，中通率先宣告，全网末端派费每票上涨0.1元，上涨派费将直发到派件业务员APP上，所有网点现有支付业务员的派费标准不得下降。圆通则表示，已要求省区、网点不打折扣、不得截留、不搞统筹，并安排了总部网管中心等落实检查。极兔声称成立了快递员权益保障落实稽查小组，还开设稽查举报联系方式。

不过，有报道指，「上半年打价格钱，下半年一起挣钱」是行业的潜规则。这次一起涨价，可能并非什么新事，而且还收到了「改善工人生活」的宣传效果。以往的涨价大多由网点负担，这次则由商家承担。例如，8月30日，北京一家韵达加盟网点老板便接到面向商家客户的涨价通知，正是为了响应政府保障快递员切身利益的工作部署。

2. 配送时间

外卖平臺以算法计算的送餐时间一直被骑手指责脱离实际，由于店铺出餐延误、交通繁忙、骑手找路困难等问题，骑手要在预定时间送餐往往疲于奔命，而系统设置时间则变成了惩罚的计时器。另一方面，平臺算法是黑箱作业，骑手无从得知时间计算的准则，却不断因为超时而受罚，使他们对平臺的不满不断累积。

对此，美团在9月10日表示收到「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算法的指导意见」，首次公布配送时间的计算方式。文中表示，美团的「预估到达时间」首先倚靠「模型估算时间」，即基于订单详情、区域供需讯息等计算的时间，同时再设有「城市特性」、「分段」和「分距离」的保护时间，系统会将四个时间之中最高的一个设为配送时间。

同时，美团也表示会作出两项改变，第一是将订单显示的预估到达时间，由之前的「时间点」变为「时间段」，「让用户对配送时间有更合理的预期」，减少骑手在特殊场景下的配送压力。第二是识别长期出餐慢的商家，以及个别异常场景（例如恶劣天气、封路、小区难进入等），为骑手提供配送时间的补充。

按照这两项新措施，在各种特殊情况中，骑手的配送时间将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冲，但整体的配送时间不会有太大改变。主要的影响发生在消费者身上：透过设置「时间段」，消费者因为超时给予的差评应会减低，继而减少骑手的罚款。美团在文中表示，他们在长沙、苏州、杭州等试点城市发放了调研问卷，用户差评率降低了50.7%。

3. 劳动关系

随着外卖、快递平臺的发展，工人和平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变得愈发復杂。从平臺直接雇佣工人，到通过分包商、劳务外包公司招募、管理骑手与快递员，再到越来越多工人被巧立名目变成个体工商户，平臺对劳动者的法律责任也被一步步甩脱。当工人权益遭到侵害，需要追讨工资、要求工伤事故赔偿时，寻求法律救济的工人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认定劳动关系，这在外包和个体户大行其道的今天变得极为困难。

《指导意见》指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问题，要求「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在8月19日一场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重申，平臺上「有部分劳动者工作有较大的自主性，比如说可自主决定是否上线和接单等。但其提供劳动的过程，要遵守平臺企业确定的算法和劳动规则，并受其管理」，「这些劳动者与平臺企业之间不完全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情形，双方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民事关系，平臺企业应当合理承担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相应责任。」

事实上，所谓的书面协议本来便存在，因为劳动者需要在APP上签订合同，否则不能开始工作。问题是，工人由于急需工作赚取收入，很大程度是被迫同意合同的内容。更有一些书面协议，直接将劳动者变为个体户，成为完全不受劳动法保护的范围。

《指导意见》在厘清劳动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小步，并进一步指出，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臺都需要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包括调整劳动报酬支付和休息製度、取消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强化了职业伤害保障等。

4. 工伤保险

快递、外卖等平臺用工的事故处理和保险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与企业签订商业性质的合同，不受任何劳动法下的工伤保险保障，因此受伤后也不能按照法例索偿。部分企业为了减少发生意外后的争议，设立了商业保险，但索赔程序復杂、工人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仍然不透明。

8月30日，美团方面对媒体表示，将遵循「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先行」的原则，进行「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计划试点的职业伤害保障将会类似于工伤保险，在现行国家工伤保险製度的大框架下建立和实施，属于社保范畴，相比于商业类保险，保障水平高、保障体系较完整。不过，这个试点计划仍然没有详细内容。

另外，一些城市也计划扩展工伤保险参保范围。杭州的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印发部分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首次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技工院校实习学生、新业态从业人员等未建立劳动关系的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将于10月8日起实施。 《办法》提出，从业单位可按「自愿参保」原则选择为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上述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广东省阳江市、江苏省宿迁市也有类似的政策出臺。

5. 工会

在八部委的《意见》中，要求各级工会组织「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引导劳动者理性合法维权，监督企业履行用工责任，维护好劳动者权益」，同时需要与企业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协议，推动製定行业劳动标准。

不少头部企业在之后陆续成立了新的工会。 7月12日，美团（上海）工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黄红提出希望，美团（上海）工会成立后，「要发挥工会组织缓冲阀、调和剂的作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8月17日，滴滴集团（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表示将会「做好建会后的各项工会运行工作，为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互联网平臺新业态企业提供服务」。

8月30日，京东集团工会亦告成立，该工会将会「发挥集团工会的统筹和纽带作用」，组织在北京及其他一些省市的京东工会，「整合资源进一步做好京东集团全体职工的关怀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同时间，不同省份亦持续发出美团、饿了么在各城市的承包企业成立工会的消息，包括江苏省南通市、浙江省平湖市、深圳龙华区等。

在工会系统内，全国总工会已在7月28日製定了《关于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建会入会、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平臺用工的劳动保障法律製度等。厦门市总工会在8月底响应意见，要求网络餐饮平臺需要确保正常劳动的外卖员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劳动强度，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具体的措施包括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工人「发出疲劳提示，20分钟内不再派单」。北京市总工会也于近日提出10项措施，全力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

正如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所表示，这些新建立的工会，相信都会扮演调和劳动关系的角色。根据中国劳工通讯以往致电工会的经验，这包括为主动向工会寻求帮助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宣传职业安全意识、派发慰劳物品等。组建工会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工会是否能够代表工人谈判和製定新的行业劳动标准，这些仍有待观察。

工人的反应如何？

由于不少新措施只是刚公布，我们很难现在就看到效果。相对有较多报道的是快递行业的派费上调。

根据时代周报的工人访问，不少快递员都表现冷淡。数位快递员表示，对派送费上涨一事「无感」，「只要罚款一天不透明，派送费再涨也是一样」，「派送费每件涨1毛，完全无法产生什么实际性影响，在之前几轮价格战中，派送费已经被压低了无数次」。

快递员指出，几乎每家快递公司都有一套严苛的罚款标准，「把控快递员的整体收入，因此不改变罚款的製度，派费的上涨收效甚微。快递企业的罚款製度严苛，在报道中的节录可见一斑︰「我们这边有一个菜鸟裹裹的收件网点，快递员上门取件，一票赚4元。但是一旦订单取消，除系统取消外，无论是客户自身的原因还是快递员的原因，每单都倒扣快递员20元。 」

另外，一些快递员亦担心网点会截留派费，「中间还夹着「小老板」（网点），最终快递员的工资多少，是由「小老板」决定的。政策下来，有些网点可能会涨，但大部分肯定是原封不动，不会涨」。

对此，国家邮政局强调，坚决反对企业「一边增加派费、一边增加罚款」，将督促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内部的「以罚代管」行为。但这些行政指导的效果却未必能够下达到基层网点。

近月来各方面的新措施仍然在持续推出。暂时来说，新措施对快递、外卖员的实际劳动过程的干涉仍比较轻微，企业对工人的控製、惩罚製度等仍不为所动。倒是在劳动过后获得的工资、工伤以后的处理、劳动纠纷的排解上着墨。这些措施是否真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需进一步观察。

封锁政策下，越南工人挣扎度日

在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最初18个月中，越南，一直是防疫「优等生」。在严格的边境防控，以及积极的接触者追踪和检疫政策之下，疫情只出现了极有限的几次小型爆发，全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截至今年4月底，越南仅累计出现400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5宗死亡。可是，变种德尔塔毒株引发的新一轮灾难性爆发，打破了越南长达一年半的良好表现——截至9月23日，越南确诊个案已飙升至718963例，死亡人数达到17781人。8月26日，每日新增病例达16083例，创历史新高。

越南的商业中心胡誌明市正是本轮疫情的集中爆发地，单胡誌明市，确诊病例就超过27万，累计死亡超过1.1万人。当地的「封城」政策已执行了近两个月，1000万居民除紧急情况外不得外出，每日必须的食物也由部队统筹发放至每户。

五月份以来，毗邻胡誌明市的高度工业化省份平阳（Binh Duong）已录得14多万宗确诊个案，死亡个案1210宗，成为了全国疫情第二大重灾区。

各省政府希望维持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工业区运作，因此提出了两项防疫措施：要么，让工人待在「工厂气泡」中，吃饭、睡觉、工作全在工厂内解决；要么，为工人提供工厂外的临时性住宿，并且提供通勤服务保证工人只能往返于居住点和工厂之间。

製造业出口是越南经济中最为强劲的部分，因此防疫政策极力将病毒控製在工厂以外。可是，从各个方面来看，此次防疫政策都不理想。要知道工厂的工人成百上千，要提供统一的居住空间，不单是费用高额，同时也成了德尔塔变种病毒传播的理想温床。

据报道，位于胡誌明市的因特尔（Intel）工厂现时每月多了60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3874万元）的成本，旨在维持生产，且满足防疫要求。

许多小型工厂直接停工闭厂，而较大的工厂则在空闲的仓库空间或摩托车停车场中摆上了帐篷和折叠床。 为了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只有一小部分工人能成功待在这些「工厂气泡」中，其余的只能被送回家。

即使工厂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卫生仍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在厕所和淋浴设施方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厂经理说，现在工厂除了生产工作外，实际上，还必须成为酒店和餐厅。

Phat*在平阳省一家家具厂的装饰部门工作，工厂起初采取「气泡」模式，但只持续了几周，管理层还是决定停工停产。于是，7月26日开始Phat便没了工作，至于何时可以重新开工，工厂也没有时间表。

平阳省的严格封锁政策一直持续到9月15日，政府宣布自16日起回归「新常态」，许多工厂计划谨慎开放。胡誌明市亦于9月16日起，将按照各个地方的特定条件调整社交距离措施。

Phat在视频通话中解释了回家后自己的收入情况：「在家的前两周，我们每天的工资为17万越南盾（约人民币48元），而现在工资变成了2万越南盾（约人民币6元）——这非常困难，而且由于我不住在『红区』，没有得到任何政府支持。」

「红区」是高风险区，住在「红区」的居民被禁止外出，但可以收到政府提供的食物。

「我赚的所有钱都花光了，我们也没有积蓄，」Phat说。他已通过Facebook群组登记了返回位于湄公河三角洲老家的巴士，家里至少能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他还没有接种疫苗，也担心在旅途中感染新冠肺炎。

基于越南南部各省之间的严格交通限製，只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车辆才能跨省行驶。越南政府在防疫主张上，也正商议从「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处」，但具体政策将如何实施，仍有待观察。

疫苗供应短缺导致的低接种率是此次疫情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 卫生部数据显示，胡誌明市18岁以上的居民中有90%以上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而平阳省只有74%。这两个数字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在越南全国9700万人口中，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只有20.5%，完全接种疫苗的仅有3.9%。鉴于人口密度和经济重要性，越南有限的疫苗供应主要集中在胡誌明市、平阳省、河内和其他製造业中心。

Minh*和Phat在同一家工厂的同一部门工作，他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工作了。 在工厂关闭之前，他在工厂的防疫设施中住了一个星期，每天的工资也是2万越南盾。Minh居住的地区被划为「红区」，因此能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一些食物，但他补充说：「这些并不足够」。Minh已经收到了一些鸡肉和蔬菜，可获取食物仍是他目前最大的挑战。

Minh的老家在1300公里开外的中北部义安省（Nghe An），因此无法与家人团聚。和Phat一样，他没有接种疫苗，很难为未来打算。

在工厂仓库工作的Phuong*也在苦苦挣扎。她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靠着每天2万越南盾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她说：「我所在的社区没有很多人感染，所以我们每周都会有一张通行券，可以拿着自行去市场。那里有一些可以长期保存的大米和农产品，还有一些肉。」

尽管Phuong没有那么担忧食品供应，但要找到卫生巾之类的女性卫生用品实属困难。在被封锁的地区，必需品才享有运输「特权」，然而什么是「必需品」，各省的认定不尽相同。

现阶段，Phuong最担心的还是房租，她与人合租一个房间，每月租金为130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370元）。她目前的工资只能勉强支付一半的房租，根本没剩下多少钱吃饭。

越南的官方工会——越南劳动总联合会已宣布为仍处于「气泡」模式中的工人提供4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亿元）的支援，但这对 Phat、Minh和Phuong都没有帮助，因为他们都从工厂回到了家中。

「我已经登记了回湄公河三角洲的巴士，希望在月初就能走吧，」Phuong 说。 「如果情况好转，我会回来，但我们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时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韩东方的工运路与香港的可能性

每每有中国工人权益受到侵害，韩东方就会拿起电话打给当地工会：

「喂，你是哪里？」工会工作人员问。

「我是从中国劳工通讯打来电话啊，我叫韩东方。」

「请你发采访邀请函过来我才能回答你。」地方工会往往会这样回答。或者「这事我们也不清楚」；或者「这事不归我们管，你找上级工会吧」；再或者就是直接挂断。

韩东方也不恼，遭挂断就再打过去、工会不清楚的就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说不归我们管的就拿出《工会法》和劳动法的条款来请工会履责、说工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就和和气气地给出工会能够协助工人维权的具体建议。——这是韩东方每周都在做的工作，每当有工会人员采纳了他的建议，他总会和同事兴奋地分享。而更多时候，这些建议往往在中国的层层官僚系统中被磨灭，他却并不为意。

明知道中国的工会几乎无法代表工人，为什么还要和他们谈？为什么还要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与他们沟通、向他们问责？「工会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谈判中寻求妥协、寻求可能性。」韩东方如是说，这也是中国劳工通讯（CLB）从多年的工运实践和工作经验中得出的道理。中国劳工通讯也期望将这样一个朴素的观点带入如今的香港社会——此时的香港绝非Game Over，而是Game Changed。

中国工运经验：妥协和寻找可能性

韩东方上一次以候选人身份参加选举，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他作为一个学历不高的普通铁路工人，硬着头皮和民众谈「民主」：「民主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哪个人决定我们的工资。是主任、经理一个人说了算，还是我们工人也有机会参与？」几句对民主粗浅而朴素的宣言令他成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这个1949年以来中国首个独立自治工会的常委兼发言人。

他再次谈选举，已经是32年后。中国政府下令对香港选举製度进行全面改革，民主党面临参选空间大幅收窄，在12月的立法会选举问题上进退维谷。韩东方用颇为「惨淡」的广东话在会员大会上表示：「如果没有人愿意参选，那我现在表示，我参选，算我一个」。他想说的是，民主党没有必要在此时把参选可能性的大门关上，他想用长期以来为中国工人维权的经验来说理。

无论是当初在广场上还是当下在香港，韩东方的发言多少总会含着些心血来潮的成分，然而自1989年以来，为工人在工作场所争取合理权利的承诺，成为了韩东方始终如一的工作方向。广场上的工自联生命仅有短短两周，而「中国劳工通讯」自1994年成立至今，已然经历了27个寒暑。在为中国工人长期争取体面的薪酬和工作、劳动尊严及权利的过程中，CLB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妥协和调整，从初初争取独立工会的自由结社权、到为工人呼唤集体谈判权、再到如今对官方工会改革提出问责与建议。哪怕早就知道中国建筑、矿山行业的绝望；也知道中国官方工会的尾大不掉，但是CLB一直都在这种绝望中寻找可能性，韩东方说：「也许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浪费时间，但也可能真的就打开了一扇门。」

他只会用自己贴地的工作经验来举例：四川广安数十名建筑农民工被拖欠四十多万元的工资已经两年多，而其中更有严重的工伤和非法用工问题，工人讨薪也遇到暴力阻挠，更被有关部门踢皮球。韩东方打电话给这些工人，问他们有没有找过当地工会求助。这些在工地上干了二十多年活儿的工人都表示没有听说过工会的存在。他又把电话打到当地工会「维权组织部」负责人那里，问工会能不能协助工人入会。当他听闻当地的工会组织形式是只有当公司老板提出加入工会，才能成立工会时，韩东方并没有讽刺，也没有苛责，只是提出自己的建议：能不能请工会主动走出去，到每一个工地去邀请建筑工人加入工会？这个外人看来并不多高明的建议却令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很兴奋：「我干了十几年工会，你的建议提的太好了，我会向领导汇报研究的。」

韩东方说他听得出对方的真诚和欣喜，虽然不知道这个建议会不会转身被他的领导所搁置或者否决，但是这就是他所获得的「可能性」。「中国官场就是会欺上瞒下，你发声不一定被听到，而听到了上面又不一定有反应。如果因为这个而沮丧的话，那中国劳工通讯早就该关门了，中国的维权人士也都别干了。」

捡起一块「发霉的面包」 在胜者的规则下生存

「我是个饿了一个月的人，面对着一块发霉的面包，别人觉得不能吃就不要了。那我就觉得还可以吃，哪怕我也知道吃了会生病。」韩东方如此形容自己在民主党大会上的感受。他站出来发言并没有什么大道理或是利益考量，只是因为他太习惯妥协的原则。他说做工会是要和老板谈判，不是一直用愤怒的话语指控对方，「目的是要将各方留在谈判桌上。」

韩东方加入民主党的原因可能也会让外界不解：2010年，香港回归后第二次政改，民主党历史性走进中联办。这导致香港民主派大分裂的行动在韩东方看来却是一种「双方的成熟」：「破天荒第一次中央代表和香港反对党面对面的沟通、协商、谈判。」他当即致电与会的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申请入党，他认为这是「希望」——因为，一向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手终于坐在了谈判桌上。

韩东方又说起了他另一个故事：在一次偶然的国际会议上，他结识了一群印度工会的工作人员。「既然在中国没办法实践工运，那我就试试协助印度的工会，看看我的工人集体谈判策略行不行得通。」经过对工会组织者们一年多的培训，终于在印度最大一家製衣公司几十间工厂中的其中一间，发展了不少会员并选举出了工人谈判代表。结果，工会代表在提出谈判诉求之后却被管理方暴力殴打，并全部被解雇。韩东方此时却向工会建议，被打的工人们不要诉诸情绪、也不要大肆向工人传播被殴打的细节。「这样做只会告诉其他工人，谈判就要被殴打。而我们不应该再进一步为老板散播恐惧。」虽然有资方的威逼利诱，工会代表却更加坚定和团结，最终，老板不但让被解雇的工会代表全部復职并补发了工资，更是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并与工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工会与老板的关系从对抗变成了协作改善。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之后，印度工会方面应邀出席联合国活动分享集体谈判的经验。韩东方又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何不也邀请工厂方面的负责人作为资方代表一起出席，因为他们同样是谈判当中的重要参与者啊！于是，在会上便出现了劳资双方的代表，劳方在讲述工人运动的成果，而资方开始明白，有资方参与的工人集体谈判将可以做到劳资和谐的互利双赢局面。这也算是中国劳工通讯促成印度工人集体谈判的一段佳话。

「社会就是这样，不会总是一步一步朝向你期望的未来发展。面对不同结果，最应该避免的是被情感绑架，被恐惧绑架。」说起支联会解散，他说邹幸彤没有错，她所做的就是拒绝将恐惧扩散给大众；而何俊仁、李卓人的选择也是对更多人的保护。——「这问题并没有对错判断，各人背景不同、工作位置不同、也有性格使然。」所以他认为民主党内主选、弃选或各有道理。

「不过，前一场游戏输了，并不代表我就只能退出不玩了。我只是在胜者的规则下生存。」韩东方只是不情愿放弃这块半发霉的面包：「把发霉部分扯掉，我觉得还可以吃。工会的人整天就在想，哪里妥协最好，先实现了一部分，再往下一步步走，一点点走。」

如今31年历史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行将解散，韩东方感到难过，难以想象自己的工运大哥李卓人在狱中的感受。解散前的职工盟是香港第二大劳工组织平臺，代表逾13万香港会员。回望职工盟的历史，2007年扎铁工人工潮和2013年葵青货柜码头工潮中，职工盟都曾不遗余力代表工人发声，与资方展开谈判。他们也在议会中倡议改善劳工福利，最终香港于2011年正式立法实施最低工资。虽然至今香港工人的集体谈判权仍未得到保障，而尽力争取的职工盟已步入历史。不过，韩东方并不认为这就意味着香港工人运动的停止。可能短期内会出现真空，劳资谈判的机会更少。但劳资冲突不会自动终结，各个行业的工人以及工会的会员，仍然会寻求出路。出路也许不在立法层面。但是，走出立法会，香港工运或许将进入工作场所和行业层面发展组织根基，从而打开一片新天地。

印度外卖员用社交媒体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

Swiggy和Zomato*是印度外卖行业的两大巨头。这两家公司在社交媒体上常常做广告推广，给网民提供了不少笑料。他们把广告做得铺天盖地，在印度疫情爆发时他们请市民们要呆在家中，偶尔他们会耍贫嘴地煽动点儿爱国主义，还不时针对竞争对手给点儿不正经的回应……这种营销手段过去给两家公司赚到了不少点贊和点击量。不过，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最近，两家公司透过社交媒体精心打造的公关形象遭遇到来自平臺工人的反击——工人们同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自己的工作条件有多糟糕、外卖途中容易出交通意外和工伤、工作零散又不稳定。工人组织也鼓励更多的外卖工人们匿名在网上分享他们平时的工作条件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可以看到，工人们上传了工资截图来展示自己微薄的收入，讲述自己受工伤的遭遇和被歧视的故事，直言外卖平臺时常改变规则利用系统来剥削工人…这些网上的帖子也吸引了在平臺上点外卖的消费者，他们开始关注起外卖工人们的遭遇。消费者与外卖员的互动本来只是在家门口取下外卖，现在，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外卖员在送餐路上可能遇到重重困难，消费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就此形成。

工人—消费者团结反过来也推动了平臺企业必须面对工人们的诉求，考虑解决工人权益问题。

平臺公司也做出了一些改变。近日，Zomato出面回应说公司「正在认真倾听所有平臺工人的诉求，也会考虑平臺经济所产生的问题。」他们新一波的广告则试图让外卖员的形象更人性化。可以见到，在外卖工人网上曝光了送外卖的恶劣条件之后，Zomato被大众广为批评，因而公司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平臺企业看起来已经着手改变，一系列的声明也听起来冠冕堂皇。不过，工人们拿实际数字说话，却发现平臺企业并没有怎么改变他们对待工人的态度。

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很大震荡，其中印度全国经济整体萎缩了7.7%，不过，外卖企业的业务却是不降反升。不管是由于大众忧虑外出用餐存在感染风险，还是防疫政策导致实体餐厅只能有限度营业，这些状况都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网上点外卖送餐，促进了外卖平臺的发展。以Swiggy平臺为例，其2019年1月的外卖点餐订单量还是约3000万单，到了2021年，单月的订单量已经跃升至约4500万，升幅达50%。作为竞争对手的Zomato则公布，自己上一年度（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订单量达到了2.39亿单。

在这期间，两家公司都获得了投资者的大量注资——2021年7月，Swiggy筹集到12.5亿美元（约81亿人民币），使其公司市值增加到55亿美元（约355亿人民币）。同月，Zomato宣布上市，其估值当时已超过120亿美元（约774亿人民币）。

这些平臺公司发展蒸蒸日上，工人们却并没有从中获益分毫。

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全国秘书长Shaik Salauddin对此表示：「这些平臺公司明明在不断壮大，却还不断削减外卖工人的工资，迫使工人不断延长工时（才能维持收入）。我们希望，这些企业的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关注一下工人们的实际工作状况，看看这些平臺是怎样在对待工人，明明工人才是支撑起他们经营发展壮大的功臣。」

43岁的外卖工人Rajprakash Tiwari*在Swiggy平臺工作。他身穿一件有Swiggy橙色标誌的黑色T恤，在孟买郊区安德瑞乡（Andheri）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接受访问。他告诉我们，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的工资一直在减少。「去年我们采取过封城措施，之后外卖行业发展得很好。可是我们外卖员没讨到什么好。过去我们跑一单的固定费用是35卢比（约人民币3.03元），现在却变成了20卢比（约人民币1.73元）。

Tiwari还说，在每一单的配送费用大幅下降之后，工人的收入模式也发生了连锁反应——平臺推出奖励措施：每当工人在一天之内跑够一定数量的送餐订单之后，外卖员将能获得额外的「奖金」。不同的平臺在奖金数目上小有差异，但这些公司都是靠算法来算计工人——吸引工人为了奖金自愿加班拉长工作时间。在Tiwari看来，「平臺降低了每一单的配送费，这个是很关键的，搞得我们现在需要完成以前的两倍订单，才能赚到和以前相等的工钱。虽说平臺推出了奖金製，但实际上这笔奖金早就被他们剥削走了，但明面上你又说不了他什么。」

类似的故事在零工工人群体中很是常见。24岁的孟买工人Sebastian D』souza*，曾在这两个外卖平臺工作过三年。尽管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他还是在2020年12月辞职离开了外卖行业。那一年，D』souza的父亲死于新冠肺炎，随之产生的大额医疗费用让他一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自己也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三次交通事故，但每一次出事后，公司都针对他个人施以处罚——D』souza干脆辞职不干了。他说，「我跟公司说了我出了交通事故，但公司反过来要我交钱作为罚款，」D』souza说自己在离开外卖行业之后，转到电商公司送快递，他觉得这里的工作条件比起外卖行业「好得多」。

类似的故事不断发生，工人们一个帖子接一个帖子，一个截图接一个截图，在社交媒体上曝光着平臺工作状况的恶劣。

工人们突出强调了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有的工人在送货时遭遇严重工伤、而工人往往面临公司提供的保险额时高时低的问题；有时顾客投诉餐厅的打包出了问题，但公司却要外卖员担责受罚；甚至有时候，外卖员严格遵循顾客提出的送餐要求反过来却被罚款扣钱。

此外，餐厅对外卖员的态度问题也是网上常见的议题，例如有些餐厅对等待出餐的外卖员不提供基本设施，还有些餐厅会对外卖员采取针对性的歧视性政策。

IFAT工会秘书长Salauddin告诉我们，随着平臺公司不断增加广告预算，主流媒体淡化和减少了工人抗议议题的报导。工会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可以透过社交媒体发帖，在网上打游击战似地针对公司发起反击。

工会过往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尝试。去年9月，IFAT工会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组织Swiggy平臺工人发起过为期27天的罢工。再久一点，2019年在孟买（Mumbai）、班加罗尔（Bengaluru）和德里（Delhi），平臺工人也多次发起过罢工。不过，工会秘书长Salauddin发现，单靠几次罢工无法解决平臺工人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眼下，随着更多第三方公司加入新兴的平臺经济市场，源源不断地有新工人被招募进来，平臺公司并不担心罢工造成劳动力短缺。

「相反，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公司发帖的话，我们直接就连结到了平臺消费者，也让他们亲身接触到外卖员和理解工人为什么反抗。」Salauddin说。

IFAT工会不仅鼓励而且亲自教导工人们更为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同时也保持匿名。「身份问题是一个麻烦，如果外卖员的身份暴露，他们可能会被平臺解雇。我们就让工人们上传截图和证据，展示这些公司提供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多么恶劣。」

就拿社交网站Twitter推特来说，一大批印度外卖员的推特账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DeliveryBhoy、@SwiggyDEHyd和@ZomatoPartners等这些推特帐户分享了外卖员的工作环境和工人抗议，也激励着更多工人加入分享。

不过，社交媒体发帖毕竟不是万能药，有时事件曝光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27岁的孟买工人Swapnil Joshi*为Swiggy平臺送外卖，尽管他的推特粉丝不多，他仍勇敢地在上面发言挑战公司。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月，Joshi接到了一个送餐订单，要他去5公里外一家商店取一盒糖果送给顾客。他立马启动摩托车冲向那家店。仅仅15分钟后，他就到达店门口等着商品打包了。谁知道，十分钟后，这个订单毫无理由就被取消了。Joshi什么解释也没得到，最后还只获得了10卢比（约人民币0.86元）的报酬，这点钱还不够他跑这一趟的燃料费。Joshi把自己的遭遇发在推特上并要求Swiggy公司作出回应。但公司只是让他填写了一份表格，之后就置之不理。Joshi发了推文也被管理层无视，他跑这一趟白花了时间不说还拿不到钱。

IFAT秘书长Salauddin也意识到，在网上发帖声讨公司并不一定能解决工人的问题，但是起码，工人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说，「这些事关乎我们工人的尊严，我们劳动者是有尊严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在网上发帖，这也构成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当前，IFAT工会在印度最高法院发起了一个诉讼，要求四大主要的零工平臺（外卖平臺Zomato和Swiggy、网约车平臺Uber和Ola）都要为工人们购买社保福利。并且要求，如果哪个公司做不到的话，法院应该判决该公司违法，因它未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劳动权利。诉讼还要求，法院应该确保没能加入工会的零工工人也被认定为正式工，这样他们也可以获益于政府提供给工人的各项福利政策。目前，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工会的这个诉讼。

IFAT坦率地说，尽管工会一直鼓励全国各地的工人结成地区性的在地组织，但目前针对平臺企业，IFAT更倾向于采取政策倡议和法律诉讼的策略，而不太倾向组织化的策略。「近年来，我们意识到这些平臺公司并不在意工会，也不愿意与工会打交道，」Salauddin认为， 「这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具体针对零工工人的全国性劳动法律。一旦这些法律条文到位，我们工会就有话说，我们可以向公司施压，确保公司履行法定责任。」

Fairwork（公平工作组织）印度项目每年会出年度报告对比不同平臺行业的劳动状况。Balaji Parthasarathy是班加罗尔国际信息技术学院的教授，兼印度公平工作组织的首席研究员，他有份参与这份报告。他指出，早就是时候在社会大众面前凸显平臺工人的劳动状况问题了，除此之外，这报告还有其他的用意，「消费者有份知道他们在为什么买单，」Parthasarathy教授希望「这样做也能促进公司回应并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Fairwork印度项目在其2020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他们比较了不同平臺的劳动条件发现，Zomato和Swiggy这两家公司在五个指标上排名都是垫底，这五项指标分别是：合理薪酬、工作条件、劳动合同、公司管理和工人组织代表。

Parthasarathy教授观察到，工人在网上发帖子也能促进工人之间建立团结，还陆陆续续成功地让不少工人加入了工会。「平臺行业建立工会本身就很少，因为平臺的工作场所就很分散独立，工人们都自己单干。工人平时不怎么能接触到其他工人，也缺少机会组织起来。」

此外，Fairwork的报告也指出，Zomato这样的公司惯常爱警告工人不要搞罢工，或任何「类似製造骚乱、针对Zomato公司的活动」，公司还威胁工人如参与此类活动可能会宣告合作终止。

「因此，其实工人们现在也害怕罢工，因为外卖市场第三方公司多了很多，他们旗下的员工大量涌入、完全可以取代原来位置上的工人。」Fairwork的研究员Mounika Neerukonda对此总结到。

不管怎么说，工人们的声音现在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传播。Parthasarathy教授认为这个变化带来了希望， 「多亏了社交媒体，工人们能够自己直面社会大众，网上表达诉求和提抗议。」

有鉴于此，平臺公司也正推出新一轮的广告以示应对。有的外卖平臺公司广告开始聚焦于外卖员本身作出的贡献，并称工人们为「英雄」。可是，这一尝试遇到的更多是大众的批评而非好感。Zomato近日的一则广告是由一名喜剧演员体验一天当外卖员的送餐生活。播出之后，大众批评这则广告其实是在洗白外卖员原本糟糕的工作条件。随后，该名喜剧演员也为自己参与这则广告道歉。Zomato还有另一个广告，主打外卖员去给印地语的电影明星送餐。这一广告同样遭到大众的舆论批评，以致平臺不得不迅速回应。

这些闹剧不断发生，但其中一直不变的则是，消费者开始「加入」工人的行列，站在工人一边，一起反抗平臺公司。

研究员Neerukonda认为，企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当工人和消费者们团结起来，这股力量能够很大程度上游说企业，迫使他们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终于，监督的权力落到了消费者们的手上，他们的评分和意见将决定工人们的一切，从工人能获得多少工资、到工作条件能否改善。」他指出，「当然，到目前为止，不是所有消费者都能意识到，当他们给外卖员打个2分（满分5分）之后，外卖员们可能要经历些什么。不过，我们必须看到，消费者正在慢慢增加这方面的意识，他们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

大型企业宝能系欠薪，全国多地数千工人讨薪数月

自从恒大集团被报导陷入严重债务问题后，中国另一家房地产和金融服务的大型企业宝能集团的欠薪情况也成了关注焦点。

中国劳工通讯集体行动地图的记录显示，早于6月15日，宝能汽车微博一条表示得到国企投资120亿元的消息，便成为了员工讨薪的阵地，「工资都不发，牛吹上天」、「工资不发、社保不交，真有你的」等字句充斥评论区。其后，深圳市、西安市、绵阳市、沉阳市等地的宝能汽车员工均发起讨薪，以及申请劳动仲裁，讨薪牵涉的部门更由汽车扩散至生鲜、百货零售等阵线。

欠薪大幅扩散，宝能拒绝调解、不反馈

宝能最早发生拖欠工资和欠缴社保的版块是汽车部门。根据宝能汽车旗下的观致研究院员工透露，研究院800多名员工被公司拖欠了2020年8个月的社保，以及2021年4、5月份的工资和社保。面对员工正式的社保催缴要求，观致汽车上海分公司不作解释也不回復，一直无视员工的诉求和因欠缴社保产生的困难，甚至拒绝劳动仲裁部门介入调解。

宝能汽车西安的工厂和研究院亦有相同情况——公司拖欠员工工资，社保只缴至5月份，公积金缴至2月份，同样不回复任何员工的咨询。宝能员工表示，面对企业的财政问题，管理方采取大幅裁员的手法，「上午通知让你走，下午就要你办完手续」。至于欠薪，则是不给员工说明发薪日期，「让员工自己去猜，摆明了就是让你走」。界面新闻了解到，宝能汽车旗下的观致汽车在职人员已经从4月份约2000人减少至当前800人。

宝能集团的其他公司包括百货零售和生鲜也出现大规模欠薪。据宝能员工在网上公开的困境实录（网上文件已被删除），宝能生鲜拖欠工资的人数超过2700人，涉及29个城市，欠薪金额约4400多万元。公司在7月份才发放了5月的工资，后续工资至今仍未收到。

现时，大部分员工都待业在家，生活非常困难，各地不少宝能员工均表示他们「已经无力偿还各类贷款，家庭生活困难，小孩上学，父母看病均束手无策，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然而，宝能总部基本上不对情况作任何回应。例如，南京市部分宝能员工曾到栖霞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反映情况，之后南京市政府非常重视此事，积极帮助员工讨要工资，但宝能总部却不作反馈。

多年入股并购各类企业，疯狂占地占厂终碰壁

根据媒体报导，宝能集团最早发迹是借用了1995年菜篮子工程的契机，在深圳以「净菜市场」的名义拿下了7块土地的使用权。随后，创始人姚振华再利用一家体製内企业，提出用自己的地兴建福利房，条件是对方帮忙修改土地性质，最终建成了两幢「处长楼」。由此，姚振华「借着卖菜的外衣，干起了房地产的买卖」。

2003年起，宝能开始透过一系列财技入股深业物流公司等企业，由此占有这些公司的土地。 2012年后，宝能又成立前海人寿来吸纳风险资金，再将钱全部投入房地产领域。 2015年，宝能手握巨额资金入股另一家房地产企业万科，激起了与后者长达2年的控製权之争。直至2016年年底，宝能被勒令整改前海人寿，退出保险业，却无阻它转为向新能源汽车投资，在2018年收购观致汽车51%的股权，继续拿地建厂。

国际金融报指出，与之前入股其他房地产企业的做法一样，宝能进入汽车领域采取的是资本并购的方式，特别是购买有生产资质但发展处于低谷的企业。不过，「宝能汽车斥资近80亿元先后收购的观致汽车和长安PSA均不能给宝能带来收益，反而是一个资金窟窿」，「宝能造车5年500亿元的投入仅拿出了观致7一款全新车型，且并未在市场上激起浪花，各大造车基地更是一片狼藉，最早开始动工的广州基地都仍未完工」。

另一方面，由于今年受严厉的融资监管政策影响，以往主要作为宝能投资控股平臺，为其提供入股、并购等资金来源的钜盛华也面对困难。据《界面新闻》报导，今年上半年，钜盛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为154.7亿元，同比减少约2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6.95亿元，而去年同期为1.02亿元。

追讨多时只得工资20%，离职补偿金发放无了期

为了缓解债务压力，宝能已在不断出售手上资产，变卖手上其他公司的股份。只是作为企业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员工当然也同样成为舍弃的一部分。最新消息显示，不少员工只是收到了早前拖欠工资的百分之二十，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依然欠缴。同时，宝能也在不断要求工人离职，但是员工指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本没写明什么时候发放经济补偿金，只是写会「优先发在职员工工资，离职员工工资在他们的下个月发放」。当在职员工追讨多时最终也只能得到20%的工资，离职员工的经济补偿金最终是否会发放也是一大问题。

宝能集团这次牵涉数千名工人的拖欠工资、社保和公积金事件，各地工会似乎仍未介入协助数千职工维权。根据深圳特区报报导，宝能控股有限公司早有成立企业工会，工会还表示会将「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生产力，尽力让每一位员工在公司里感受组织关怀」。企业工会主席卢学群是宝能控股集团的副总经理及宝能人力资源中心总监，曾经提出工会应该「精准服务，有效维权…认真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然而，所有讨薪工人的记录里均没提及企业工会和地方工会有介入帮助员工。反而是部分地方的劳动部门，还能有效协助员工解决欠薪问题。比如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介入宝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欠薪事件后，该局「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部署下，立即联合区工信局、街道劳动部门第一时间跟进并做好摸排稳控」，并「会同街道劳动部门紧急约谈宝能集团旗下的相关公司负责人」，最终宝能集团于7月结清深圳宝能科技园18家企业六千名员工5月份的工资。但深圳市解决欠薪的过程中并没有看到工会的参与。各地工会应该学习深圳市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尽快介入此次劳资纠纷，并代表上千名宝能职工的利益，协助职工争取自己的权益。

快递业工人今年发起上百起罢工，抵抗延续一年多的价格战

2021年，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的快递员罢工事件破纪录的多。

去年新冠疫情后，许多报导提到快递业内部重现激烈竞争。为应对新一轮的价格战，各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们的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欠薪，快递员全年共发起至少31次罢工、抗议。不少网点因为骑手停工而货物堆积如山，这在去年「双十一」前曾引起广泛讨论。

到了今年，快递员讨薪的罢工事件（截止到十月）已经急增至134起，其中韵达网点录得欠薪罢工37起，百世快递20起，申通18起，圆通10起，中通8起。罢工集中在广东、江苏、山东等沿海省份，以及湖南、河南两省。

疫情后价格战的战火

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快递行业的变动和竞争几乎没有停过。去年3月，中国快递协会便表示，由于节后復工人员短缺，返回工作岗位的员工在隔离期间不能上岗，使快递行业的运作产生不少困难。分拨中心和快递站点无法正常运行，却仍要缴付房租、归还贷款、支付工人工资，由此产生现金压力，员工工资便首先被牺牲。

2020年5月开始，快递企业为了弥补早前的损失，重新开始削价竞争。快递企业总部便通过低价策略来布局网络，抢占市场以增加收件量。这导致一方面，站点的派费被总部压低；另一方面，不少站点还收到总部调高收件任务的规定，如站点完成不了指标便要受处罚。 《物流时代周刊》引述一位河南乡镇快递代理点表示，从5月开始，乡镇代理点与承包区的收件量（从商家收取快递的数量）不可低于当月派件量（派送快递给消费者的数量）的5%，6月递增到7%，10月递增到15%，未达指标者按照未完成票数以3元每票处罚。

2020年10月，进入中国市场7个月的新快递公司极兔速递首次获得关注。由于极兔不断鼓励其他快递企业的加盟商同时为其收派快件，行内俗称「蹭网」，通达系（即指圆通、申通、中通和韵达等浙江省背景的公司）的快递企业宣布要将其封杀。另外，极兔的低价策略也开始为人所知：当时义乌通达系企业派费约在1.7元以上，极兔把发货价压到1.4至1.5元，同时又提高快递员的待遇，加上大量来自电商拼多多的货单，抢占了不少市场份额。

到了2021年3月，新一轮的价格战终于再次爆发。百世快递首先降价，重量0.3公斤以下的包裹降至1.3元。极兔于是马上把价格拉低至1.05至1.1元。到了4月，一些极兔的网点派费已经被压至低于1元。为了抑製炽热的价格战，义乌邮政管理局曾以「低价倾销」对极兔、百世进行处罚，要求他们整改，关停持续三天。 4月22日，浙江省政府审议通过了《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规定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然而，全国其他地方的低价竞争仍然继续。根据《搜狐财经》报道，一家在东北的极兔网点负责人5月时面临了第四次降价，平均到手派费已经从每票1.44元下降至0.95元。该负责人尝试向工人施压，要求将工人派费下降至0.8元，但遭到部分快递员拒绝。西北某县极兔网点的派费同样从1.2元降至0.9元，快递员的派费则被成功压至0.8元。

现在，新一轮的价格战已经短暂停止。今年8月底，为响应国家七部委发布的《关于快递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极兔等纷纷表示，自9月1日起，全网快递员派费每票上涨0.1元，以此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随着双十一接近，快递企业再次调高派费，用以稳定网点和工人。

经过此轮价格战后，资本吞并聚合，一些快递企业似乎已经收到了想有的效果。 2021年9月23日，彭博社报道，百世集团正考虑出售快递子公司，估值或达到10亿美元。极兔速递总部员工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公司投资业务等部门正在与百世集团进行接洽收购事宜，但并未敲定最终方案。

工人抵抗价格战影响，罢工数字急增

在持续一年多的价格战中，各地快递员一直不断对下滑的派费和欠薪的站点发起抗议。从2021年2月起，快递员的抗议一直增加，由2月的3起，一直增加至7月的28起，8月收录到的事件短暂减少后，又增至9月的30起。其中有一些罢工事件是源于消费者发现快递逾期不到因而在网上揭发快递员罢工，这些事件的记录没有工人方面的口述。不过，工人的集体行动毫无疑问是随着价格战的持续而不断增加。

由于派费下降，大部分快递企业加盟商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不少网点出现亏损和资金流问题。因此导致工人被欠薪，讨要拖欠工资成为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 7月25日，上海黄埔区的快递点停摆便是此类罢工的一个典型。据《劳动报》报道，当区一快递点拖欠多名快递员2个月工资几十万元。老板「跑路」，工人的住宿、买药、吃饭都出现问题，故而快递员发起停运抗议。然而，即便上海黄浦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介入此事，站点老板却以「不在上海」和「公司倒闭被总部收购」为由拒绝接受调查询问。劳监大队只能要求总部负责人处理。最终，总部代该站点清偿了25名「快递小哥」的劳动报酬36万余元。

除了拖欠工资后「跑路」的套路，一些站点还加大对工人的惩罚来变相减低工人工资。 2月5日，湖北省武汉市一位快递员向媒体反映他与其他工人原来被拖欠工资100多万，但站点却罗列一堆罚款，反指工人倒欠网点100多万。工人鲁先生表示，站点罚款通常会在隔天发出，以此警告工人，但他从未收到过任何明细，他自己承认的罚款约在6、7千左右，但站点列出的则有39万。他指这些所谓的罚款是区公司向站点发出，站点则打算将其转嫁给工人，甚至打算以此威胁工人，让工人接受「两不相欠」的结果。对此，邮管局已责成省区公司核查，但未知结果。

快递员频繁抗议，中国工会仍未出面代表工人

经历了为时一年多的价格战，虽然快递行业在9月起开始调高派费，「双十一」前又再一次调价，但工人对此反应相当冷淡。一来，派费持续的下降已经造成工人的损失，现在的调价只是逐步回到之前的工资水平，二来网点的罚款并未取消，工人的劳动报酬随时可以被资方扣走。

一名快递员向媒体描述了工人动辄得咎的情况︰「一到下雨下雪天，网点就容易瘫痪。因为天气原因送不完的，就强行让我们签收。如果被客户投诉，就是虚假签收，罚款起步是500元，但不签收也罚我们，因为网点每天要统计时效，到点达不到时效，又有罚款。」

在快递业价格战和苛刻的劳动条件下，那些不太愿意抵抗的工人选择离职。工人们指出，每月的罚款太多，导致快递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他上个月被罚了2000多，我被罚了700多」。愈来愈多工人的离职，更造成行业内的恶性循环，「如果走一个人，我们还能分担分担，走了三四个，没办法分担，我们自己的件都忙不过来」。 2020年，中国快递员从业人数达到了近400万人之多。但快递物流人员主动离职率攀升至33.1%，这个数字成了所有工种里的最高值。

当下快递员对价格战的抵抗都是工人自发的行为。工人不能停止企业价格战的进行，但他们以停工罢工等方式来抗议资本竞争对工人的损害。不过，工人罢工发生后，介入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劳动部门或主管邮政物流的政府部门，各地工会并没有在组织工人讨薪、反对罚款製度等事件中积极介入代表工人的利益和老板谈判。不少地方新成立了快递行业工会或者新业态行业工会联合会，但快递行业的集体协商仍然未能反应工人真实诉求，快递行业的劳动条件与工人保障仍然有待谈判提高。

事实上，快递行业每一次的价格战都将促使资本的吞并和聚合，同时打击工人的生计。不少报道已指出快递行业有「上半年打价格钱，下半年一起挣钱」的潜规则，这意味着快递业资本的竞争在明年还会以新的形式再度出现。中国工会不应该因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等短暂的网购潮而错误地以为快递行业仍能保持兴盛，反而应该在暂时的「停战」期积极组织工人并代表工人和企业集体协商，保障快递行业工人的利益不在下一次的价格战中受损。

香港foodpanda罢工谈判成功，背后的历程和隐忧

本月13和14日，香港外卖平臺foodpanda的员工在周六、日发起了两天罢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续下降多时的单价。根据外卖员单价的监测表，电单车手每单底价由6月底的港币（下同）48元降至11月中的42元，步兵（以步行运送餐点的外卖员）底价则由27元降至24元，罢工的外卖员提出两者的每单底价应分别不低于50元和30元。另外，系统无理关停外卖员帐号、工人面对问题无处申诉等情况，亦是外卖员要求解决的问题。

这是foodpanda工人今年第三次集体行动。早于7月15日，约10名foodpanda外卖员便曾到公司的上环总部与资方谈判，提出五点要求：1）提高服务费底价，2）製定关于接单率的申诉机製，3）解决系统出错降低接单率的问题，4）取消货到付款服务和5）增加意外保险保额。该次谈判由7名外卖员代表与foodpanda营运部总监Pedro Dias谈判，当时资方态度强硬，未有答应任何诉求，仅称会改善系统问题。

而最近这次集体行动则相对上次成功。由于外卖员面对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据估计，两天出席了罢工集会的外卖员至少有300多名，没有出席集会，而采用了报更但不上线、上线但不接单、接单但不提取等方式参与罢工的人则更多。foodpanda自营的超市业务Pandamart成为了主要针对目标，需要关停两天，一些地区的餐厅亦在罢工期间停用foodpanda，转用其他平臺，迫使公司主动约见外卖员代表。经历两天的谈判，以往公司迟迟未有表示的系统问题（例如送餐距离的计算方式、冻结帐号）等终于有了具体的改善方案。不过，在最主要的诉求提高单价方面，公司只承诺到明年7月前不降价，以及提高星期一至五的繁忙时间额外服务费作为替代方案。

罢工的缘起

早于新冠疫情出现后，foodpanda就开始削减员工的单价，一些不满的外卖员私下曾计划罢工，但由于担心工人之间的竞争削弱罢工力量，加上缺乏有效组织，最后不了了之。这次罢工最先在巴基斯坦裔和印度裔的外卖员之间蕴酿，根据代表Waqas的自述，公司不断以各种方式扣减工人的工资，而且经常以各种不合理的原因暂停员工帐号，使他们怒不可遏，决定发起罢工︰

我为熊猫（注：即foodpanda）长期工作，其实也明白他们的把戏，玩弄一次又一次。现在车手单价大概是44-47元，而步兵只有21元左右，步兵较远的单（例如走3-4公里）可能也只得39元。熊猫只想省钱，不会理会步兵，就算单车手要横跨公路才能送单，熊猫也不会管。

数天前，对于送递订单慢的情况，熊猫又再耍手段，无故令车手步兵「停赛」，声称员工拍的照片不合规格等等。拜托熊猫不要再干这些无聊事，这真令人受不了。

我们会瘫痪全港各地区。各位步兵车手兄弟们，星期六（13/11）晚上到星期日（14/11）全日，到时请你们上线但不接单，留在你报的地区，熊猫需要你们工作的时候也不用理会。

由南亚裔外卖员蕴酿罢工，到华人外卖员加入，罢工的人数一直都没有很清楚的估算。比较清晰的地区是观塘、青衣和九龙湾，一早已知道有5、60人至100人参与。到了罢工当天，参与人数远超原来估计的数目。不但在观塘和九龙湾有工人集会，在红磡/土瓜湾和尖沙咀接单的外卖员有将近100人在红磡的Pandamart集会，天后/北角Pandamart有50人左右集会，深水埗、旺角、新蒲岗/九龙城Pandamart也有集会。另外有些区域更有工人自发的罢工纠察队。透过这次罢工，各区外卖员群组和他们的代表也互相结织，冒出水面。

罢工中最坚实的力量来自电单车手，其中尤以南亚裔的外卖员最为团结，他们大多是全职工人，因此单价下降对他们打击最大。步兵由于较多是兼职工作，受公司各种政策的影响程度较少，对罢工的公开参与程度也较低。而也有不少华人骑手在背后默默参与罢工，但是由于害怕平臺清算，并没有站在抗争的最前线。

公司回应内容的玄机

在第二天罢工结束后，foodpanda的营运总监发表了一篇回应。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反驳工人对单价下降的观点。公司承认，外卖员的基本服务费（又称底价）有所下降，却把问题岔开到工人的总收入。以下是节录的一段公司回应：

为进行实际的讨论，我们必须纳入基础服务费、距离服务费、繁忙时间服务费、完成任务的额外服务费，以每小时可接到的订单数量在讨论范围。每当我们调整基础服务费时，我们都把资源重新投放于在其他服务费成份，以有效运用资源，并根据不同类型的订单提供更公平的服务费水平。跟昨日各媒体引述的内容相反，我们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于过去六个月里持续上升*，而在配合繁忙时段服务费和每小时可接到的订单数量提升下（除了十月的不可预视情况），我们送递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亦有所增加。例如在今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较去年年尾上升15%，而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提升了5%，这表示只提及订单的基础服务费调整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于繁忙时段和周末上线的送递员应更能感受到。

在这段回应里，我们可以看到，foodpanda转移视线，拿外卖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和平均开支来说事。但什么是「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又或「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呢？

所谓的「外卖员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相信是由外卖员群体的总送单量和单价，除以总工作时间得出的。因此，这里除了要考虑单价、送单量，还要处理全职和零散上线的外卖员的比例变化的问题。先说送单量，在疫情期间，由于外卖行业扩张，外卖员能够接到更多单，而且也需要加快自己的劳动速度。 foodpanda看清这点，便来了个降低底价，因为他们知道，就算现在降价，但只要能够让外卖员更多地工作，便不致于降低工人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

为了消减快递员的不满，而且诱导更多人上线工作，foodpanda表示自己增加了繁忙时间的服务费。这一方面能够降低底价下降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只在繁忙时间上线的外卖员来说，他们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会提高。如果他们人数够多，对于整体工人的「平均每小时赚取的服务费」更有拉高的效应。

由此可见，零散工作和已经全职在foodpanda送餐的工人在这方面的利益分化被加强了。 foodpanda实际上是恃着工人必须更高强度地工作，以及有更多零散工人在繁忙时间上线，来持续压低单价。一些工人的收入可能上升了，但整体工人的损失则是工作得更辛苦，特别对全职外卖员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在非繁忙时间的收入比以前降低了，不得不增加工作时间来弥补。

至于所谓的「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上升」，完全是从公司角度计算的开支，并非只包括派送费。由于不知道这个开支的内容包括什么（例如是否包括公司的宣传费用、对顾客或餐厅的补贴、系统营运的其他开支），这个「每张订单的平均开支」增加跟骑手服务费并无关系，它最多只能反映：foodpanda为了应对同行之间的竞争而投入了更多的资本罢了。

以上分析完全反映在一位（相信是全职的）车手愤怒的回应当中。立场新闻访问的一位车手表示，公司周日的回应「无法平息大家的怒火」，「繁忙时间附加费九成在周末才出现」，「如果周日放假就「Not my money」，「拿走单价的钱再用奖金形式发放，就说加了工资」，是「Bullshit」。

谈判成果

在此次罢工的谈判当中，外卖员一方总共在群组中整理出15项要求，其中尤以前5个最为重要，亦即1）车手和步兵的底价分别提升至50元和30元，2）外卖员有理拒单时系统不应冻结工人帐号，3）取消外卖员接孖单（即在同一家餐厅一次过接两张单）时的费用削减问题，4）不应无理冻结工人帐号及重启被封帐号，5）以实际送递距离取代直线距离计算单价。

据报，在最重要的底价问题上，双方僵持良久，首天的谈判因此持续达8小时。外卖员一方指出，他们根本就不是要求增加额外服务费，而是要增加底价，就算公司要加额外服务费，也得从他们的预算而来，而非从工人身上扣除。况且，繁忙时间亦是备餐时间最长的时候，加上交通挤塞和危险，并非如想像中能补偿工人在底价上的损失。 foodpanda对此不为所动，坚称这是公司政策，只愿意给予工人更多的繁忙时间附加费以平息不满。在此问题上，外卖员只能争得暂不降低底价的承诺。

至于各种封号问题上，foodpanda让步亦有限。 foodpanda愿意取消所有因为送递员拒绝订单而暂停更份的安排，以及改善申诉程序来应对现有的个案。对于订单因外卖员无法控製的原因而取消时，公司提高了赔偿基数，由以底价改为以单价计算。

让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变动，应是foodpanda答应以实际送递距离取代直线距离计算单价，并且在新的计划生效前，对于直线距离和实际送递距离差距高于1公里的订单，提供每张额外5元的服务费。事实上，foodpanda早已有相关的开发进行，这次的让步是在新地图上线前，外卖员能得到一定补偿，外卖员一方认为，这项补偿对减少收入下降将有所助益，因此与资方达成协议。

罢工后带出的一些新问题

本次谈判的诉求共有三大方向：平臺计算系统、工资和骑手支援上。

可以说，此次罢工最大的成果，是迫使公司对系统各项一直为工人诟病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往，foodpanda要么拖延，要么干脆无视问题。只有当数百名外卖员罢工后，他们才愿意作出进一步的行动。这些系统问题不仅减低工人的收入，某些例如封号和距离问题等情况，还长期在精神上折磨工人。

但是在具体诉求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不透明的系统如何在大数据之下监控骑手行为、计算外送距离并不断调整外送价格。实际上在全球零工经济方兴未艾的当下，外卖骑手被大数据所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foodpanda骑手们在罢工现场不断与记者谈及他们的收入这一两年来如何越来越少，平臺距离的计算方式如何不公。这些「感受」却因为平臺的不透明而缺乏更精确的数字支撑，而这些算法都被资方牢牢掌控着，大大削弱了骑手们的议价能力，也令平臺可以向公众玩数据游戏来溷淆视听。

由于提升底价的诉求并未成功，部分外卖员对于协议并不满意。从企业的态度和立场来看，他们必然会再降底价，只是现在暂缓执行。外卖员一方的另一项成果，是争取了接近半年的时间，在来年暂缓时限前，能够加强自身的组织和网络，并且搜集更多数据资料，为下一波降价的抗争作准备。反过来说，资方也有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削减成本，因此外卖员也是松懈不得。

这场历时数天的罢工和谈判，同时也为外卖员群体自身的团结带出新的问题和契机。首先，是外卖员内部的群体差异影响了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对于一些全职在平臺工作的外卖员而言，他们完全倚靠平臺的工资过活，受平臺的算法和规条控製，已经愈来愈把自己理解成一个平臺雇佣的工人，只是迫于与平臺签订的独立承包人合同，而无法取得正式的雇佣身份。另一方面，不少兼职或零散上线的工人则认为自己只是来找「生意」，并满足于这种承包人的状态。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难以协调对单价改变的诉求，也阻碍了外卖员进一步提出有关承认工人的雇佣身份、提供符合法例的工伤保障等诉求。此外，在罢工行动中，一些外卖员只是停止在foodpanda接单，而转到竞争对手Deliveroo上接单，工人的这种参与使他们很难在罢工过程中与其他外卖员结识，并且共同承担罢工的风险，继而发展出更强的网络和团结意识。

另外，这次事件中外卖员对集体行动的准备也相当不足。在跟资方来回的过程中，外卖员对单价变化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而且对于需要跟资方谈判的预备也很仓促。所幸的是，外卖员一方仍能迫使资方答应不少诉求，甚至透过跟资方的谈判过程中，更清楚了解企业的运作情况和工资的各项计算方式，为之后的行动迈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罢工中，各地区的一些外卖员私下的群组发生相互连结。原来在其他区域工作的外卖员，或作为代表的形式，或直接在网络上得以结织。这种外卖员之间的地区连结非常重要。首先，外卖员群体对自身的一些基本情况还不清楚，例如各区活跃外卖员的人数、活跃上线时的人数、长期工和零散上线的人数比例比较等，相反外卖平臺却是一清二楚。外卖员缺少这些基本资料，对于群体的利益变化自然认识模煳，而且也较难辨认哪些区份特别有集体力量，遑论能有效地处理上文提及的阶级身份问题了。各地区的外卖员能发展初步的联络，将是解决这些问题、搞清现况的起点，为进一步的组织提供基础，当中包括建立工会，发展民主授权的代表等。

无论如何，此次香港foodpanda外卖员罢工和谈判的成果令人振奋。它再次证明了，工人的团结、集体行动和谈判是推进阶级利益和意识发展的基础。

中国各地延长产假，引发新一轮职场性别歧视担忧

近日，中国多个省份出臺新的生育政策，延长女性产假。在已经通过和正在审议中的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女性产假延长30天至半年不等，再度加剧了公众尤其是女性对职场性歧视的担忧。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8月20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

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近期各地纷纷审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延长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增加育儿假。

然而，一系列生育新政似乎不能提振职场女性的婚育意愿。在社交媒体讨论中，可以看到女性对招聘环节中的性别歧视、职场中针对孕妇的不合理解雇、产假过后工作岗位不保的担忧。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在各地生育新政中，多地延长了女性产假/计划生育奖励假，从30天至半年不等。其中，江西增加产假90天，浙江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陕西省修订草案提出，对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总计产假可达350天。包括修订草案在内，各地产假将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

此外，亦有多地增加了男性陪产假/护理假。其中，宁夏（草案）男性陪产假将达到35天，安徽、江西、甘肃、云南等地达到30天。

除了女性产假和男性陪产假，各地亦出臺了育儿假政策。男性陪产假以及家庭育儿假的设置，有助于男女双方分担育儿责任，一定程度减轻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以及因生育遭受的职场歧视。

根据子女年龄，夫妻双方每年育儿假时长达到5至30天不等，最长可休一年。绝大多数地区给予夫妻双方同等长度的育儿假期。重庆做出了更为灵活的规定，「夫妻一方可以休育儿假至子女一周岁止，或者夫妻双方可以在子女六周岁前每年各累计休5至10天的育儿假」。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性别薪酬差异问题，这类灵活分配的育儿假在实践中可能变相延长女性产假。一项性别薪酬差异报告显示，2020年，城镇就业女性的平均薪酬仅为男性平均薪酬的75.9%。单从经济角度考虑，由于男性收入水平更高，夫妻一方可休的育儿假很可能变成女方休假，造成女性职业中断。

此次生育假期的调整进一步凸显了传统性别分工，即生产与抚育责任主要落在女性身上。综合产假、陪产假、育儿假考虑，我国女性可享受的生育假期远长于男性。相比之下，主要发达经济体，如G7各国的男女双方产假与陪产假长度较为相当。

目前，产假产生的用工成本主要由企业承担，这包括产假期间的工资、社保成本，也包括替代人员等成本。因此，许多专家指出，延长产假政策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尤其私企对用工成本更为敏感，招聘环节的性别歧视屡禁不止。《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製。

但必须承认的是，实践中，完全落实生育假期的企业仅占一小部分。早在2016年，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全国12个省（市、区）开展了「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障製度实施情况」专题调查，发现32.7%的女职工产假不足90天，甚至低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98天产假。

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参加生育保险2.14亿人，其中生育人数430.3万人，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354.2万人。对比当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估计绝大部分生育女性没有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享受生育津贴的更少之又少。非公就业、非正规就业女性以及女性农民工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能够休足产假、获得足额生育津贴的女性仅占少数。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另一项调研显示，受家务劳动特别是生育影响，34.5%的女职工收入降低，24.2%升职机会被影响，17.7%职业中断，16.6%失去进修机会，16.3%产假后未能返回原岗位，7.8%社保中断。

正如湖南省在修正《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生育）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必须在女性就业权和生育权益之间取得平衡，产假等生育假期政策需要与消除职场性别歧视措施相配合。政府应承担部分生育成本，加大力度打击、纠正职场性别歧视，健全社会公共服务支持体系，从而真正营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

地方政府放宽平臺工人自费缴纳医保 骑手：企业也应负责

自从7月人社部、发改委、全国总工会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后，互联网平臺行业陆续推出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地方政府亦有新政策出臺，最近江苏、浙江和广东省，以及一些城市（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分别拟定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製从业人员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放宽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医保的户籍限製。其中，江苏省已明确在明年1月1日会实施新政策。

早于9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便通过了「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方案要求「健全多层次医保製度体系，分类优化医保帮扶政策。落实全民参保计划，推进职工和城乡居民在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製」。这次地方政府的行动是对该规划的落实执行。

灵活就业医保对平臺工人的作用

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需要工人在户籍所在地申请，并不切合长时间在外地打工的外卖、快递和司机等灵活用工平臺的工人的处境和需要。政府期望以放宽户籍限製，推动更多灵活就业等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医保。

另外，江苏省政府还调整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率。据通知表示，缴费比例原则上在各设区市职工医保用人单位缴费率（不包含生育保险费率）和个人缴费率之和基础上，降低1个百分点。缴费基数则将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致，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执行。以张家港市为例，该市现时灵活就业人员医保缴费基数为3800元/月，缴费比例9%，大额医疗费用社会共济基金5元/月，合计347元/月。新修订后，缴费率下降至8%，月费为309元/月。

缴纳了灵活就业医保的工人相对居民医保会有更好的保障。首先，工人可以使用个人账户，参保人可以凭社保卡到定点药店刷卡买药，也可以到医院门诊看病。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比例亦比较高，一般到三甲医院至少能报销80%-85%左右，是居民医保达不到的比例。另外，在办理退休时，如果缴费达到国家规定的年限，工人便不再缴纳医疗保险，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因此，整体来说，撤消户籍的限製对于希望缴纳医保的工人将有所助益。

工人们的回应

现时，大部分平臺工人只是与企业签订商业性质的合同，不受任何劳动法下的社会保险保障。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工人也没有本地户籍，因此没有在工作地参加自费的社保。最常见的后果是：工人没有缴纳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因此送餐受伤后不能按照法例索偿。而没有医疗保险的问题，则导致工人在大城市有医疗需要时，需要支付极高的医疗费，甚至因长期工作而五劳七伤，也不去接受诊断。

政府放宽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的户籍限製，将鼓励这批平臺工人参保，增加多一点医疗保障。不过，这同样是政府在不动摇企业以承包人身份雇佣工人基础上的又一项新政策。事实上，绝大部分外卖、快递员等所谓灵活就业人员已经是平臺的全职工。根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对当地外卖员的调查报告，接近九成的外卖员以外卖配送工作为唯一的收入来源，95%以上的外卖员日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其中11-12小时的占比更达38.80%，12小时以上的占比28.08%。然而，在这些实际上全职在外卖平臺工作的工人当中，有54.89%的外卖员是以专送用工模式雇用，工人有更大机会与加盟平臺的小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有43.85%仍以众包模式订立合同。换言之，至少四成人不被承认全职雇佣工人的身份。

对于这些外卖员、速递员等工人来说，即使放宽所谓的户籍限製，他们仍然需要自行承担自己的医疗保险，平臺分文不付。以一个月赚6000元的外卖员为例，以上文张家港的缴费水平计算，它的缴费率实际是309/6000=5.15%。虽然供款并不特别高，但对于一直面对单价下降趋势、平臺罚款等情况的工人来说，也算是一笔有一定份量的负担。而且，平臺完全不需负责，也加大了工人对这项新政策的反感。因此，这项新措施的吸引力可能有限。

就三地政府的新措施，中国劳工通讯跟一些外卖和快递员作了简单讨论。其中，大部分工人现时都没有参加任何医保，少数人参加了居民医保。对于是否参保，工人的意见可说是五五开，有骑手愿意缴费，因为「工作中发生意外会比较有保障」。也有骑手觉得医疗保险相比「养老保险还实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缴费也不高」。不过，也有外卖员不会缴费，「因为生活压力大，不想再自费去缴纳保费」。

骑手在是否缴费上可能多考虑个人的负担能力，因此倾向各异。但对平臺是否应该为工人缴医保供款上，工人们却给出了一致的答案：平臺应该承担责任。所有的骑手都指出现在工作一点保障都没有，而且同意外卖行业是高危行业，雇主需要为职工缴费。值得一提的还有，所有骑手都认为平臺是他们的雇主，而自己是员工，因此平臺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在推卸责任。

绕过平臺工人订政策 政府继续纵容企业

事实上，除了医保外，政府也在早前放宽了养老金等社保缴纳的户籍限製，广东、四川、辽宁省等地都将开放非户籍地灵活就业人员购买职工社保，箇中逻辑亦是一样。不过，养老金的缴纳方式及争议更为復杂，得另文讨论。

无论如何，这些政府的新措施均是在缺乏一般外卖和快递员等平臺工人的直接参与下拟定出来。虽然不至于损害工人的利益，但对于促进工人的健康和其他保障上将很难带来效果。工人需要能够透过工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与企业进行谈判，这从外卖、快递员近年持续的罢工和抗议，要求平臺改变规例和降价已经清晰可见。愈来愈多平臺用工认为自己是平臺的雇佣工人，但企业和政府都对此视而不见。

二零二二年

组织互助平臺表达骑手不满 外卖骑手盟主被捕

2021年2月28日，有消息称，北京外卖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被捕。 4月2日，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批准逮捕陈国江，其家属于当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书。

2022年1月3日，久未露面的陈国江在其微信影音号上发布了一段34秒的视频，疑似被释放。片中，盟主向镜头挥手，并配上「我还好，您们好吗」，「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是由外卖小哥陈国江创立的微信群及公众号。由于深感外卖员之间关系松散，该微信群的目标是成为骑手互帮互助的平臺，除了采访和记录外卖员日常劳动遇到的问题，也会对有需要的工人提供法律支援，至今已累积了大量工人关注。陈曾表示「自己目前在北京有16个微信群，微信好友超过14000人，其中99.99%是骑手，包括即将要当骑手和以前是骑手的人」。

盟主被捕后，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公众号不时更新盟主及其家属最新消息及声援文章。不过，近日该公众号因接相关投诉，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被删除。盟主在B站发布的200多个视频也被陆续清空。目前国内对盟主被捕的相关消息进行严格审核，新闻及公众讨论都受到限製，不少账号和消息都被删除。

2月18日，盟主和其他骑手表示饿了么在春节推出分为七期的额外奖励活动有欺骗工人的问题。该奖励活动每期持续七天，鼓励骑手留京工作，但骑手发现第六期的目标难度直线上升而难以完成，导致骑手无法拿到活动全额奖金8200元。 2月19日，饿了么在官方微博向骑手致歉，承诺将整理出全国所有订单有偏差的区域名单，额外增加补偿活动。暂时不知道这次事件跟陈国江被抓是否相关。

外卖骑手各种劳动问题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去年9月，《人物》杂誌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把外卖员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巨细无遗地写了出来，引起了对外卖平臺的舆论批评。文章描绘了平臺系统显示的送餐时间标准与现实中骑手在送餐过程需要耗费的时间落差，如何必然使外卖员无法达标，从而产生逆行闯灯、超速驾驶等危险，以及骑手与顾客和商家的争执。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近年收录的骑手罢工抗议事件也有所上升，由2017年10起事件增至2019年的45起。安全事故地图2018年收录的骑手交通意外则有121起，当中19起骑手送餐身亡。去年由于外卖行业成为大量就业不足工人赚取工资的少有渠道，不少外卖员被迫忍受平臺各种不合理的规章製度，以及持续下滑的工资，集体行动只录得3起。今年收录到两起外卖员抗议则分别发生在广东省深圳市和浙江省桐乡市。 3月1日，两地美团骑手均发起罢工，抗议配送费下降。

关于外卖盟主被抓的报道将在下方持续为读者更新。

2022年1月3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疑似被释放。他的微信影音号上更新了一段34秒的视频，盟主向镜头挥手，并配上「我还好，您们好吗」，「各位兄弟，后会有期，江湖再见」的字句。

2021年4月2日

经过37天刑事拘留后，陈国江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批准逮捕，其家属于当天收到了正式逮捕通知书。

2021年3月24日

据工号51报道，3月24日，律师会见了盟主陈国江，律师说陈的精神状态还好。目前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据悉，3月17日，盟主家人终于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显示，2月26日23时，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

2021年3月16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更新了筹款的最新进展。在十几个小时内，盟主家人收到了12万元左右的捐款，因金额已基本足够，请大家停止捐款。目前，盟主家人已聘请律师，将在本月24日与律师会面，侦查阶段的律师代理费为3-5万元，他们也表示，将公开后续花销的明细。但此微信推文发出后，文章随即被平臺删除，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公众号也被关停。

2021年3月15日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发布了盟主家人的求助信。自2月25日，盟主被北京警方带走，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亦不知盟主下落。家属在网上发起筹款，为盟主聘请律师。（原文已被删除）

2021年3月9日

多数派报道指，近期多个大城市美团、饿了么用户表示，其订餐订单无骑手接单或配送大幅延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该问题由盟主被捕引发。2019年，盟主曾组织外卖员拒绝接单，抗议外卖平臺下调单价，被刑事拘留26天。文章也叙述了盟主创立骑士联盟的故事。（原文已被删除）

2021年3月1日

蓝鲸TMT刊登了另一篇早前盟主亲述奖励事件的采访。

2021年3月1日

蓝鲸TMT发布消息引述饿了么相关人士指骑手盟主已经被抓，又指盟主2月24日晚间已在一个微信群里担心自己出事。另外，有消息指被带走的还有其他人，后来有两人被放出，但盟主仍被扣押。（原文已被删除）

2021年2月28日 

豆瓣传出消息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似被捕。详情可参考中国数字时代的整理。

求助地图运作一年后，我们注意到一群被忽略的工人

中国劳工通讯工人求助地图自2020年底推出已经运作了一年多，共收录了1245起工人在互联网上的求助事件。在这一千多起工人的求助和申诉中，我们留意到一个过往较少仔细了解的群体，他们是一群年轻的、在中小企业工作的服务业工人，工作亦多跟互联网的购物、传媒及文化产品相关。他们面临的劳动问题是集体性的，但往往只能单打独斗，依靠现有的法律途径以及较强的网络表达能力来维护自身权益。

过往在搜寻及整理中国工人集体行动时，中国劳工通讯经常会接触到工人的求助讯息，问题包括拖欠工资、工伤后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公司倒闭、工人被解雇等。通常，工人已多番与老板交涉，甚至寻求政府协助，但仍未得到解决，因此才会在线上求助和申诉。工人求助地图设立的目的是将这些消息集中，让政府、工会和媒体能与工人取得联络，协助工人争取其利益。

求助地图收录的一些事件确实成为了我们联络及建议工会提供协助的个案。同时，我们也发现地图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以往受限于（是否有发生）集体抗争的视角而被忽略的工人。即便没有发展成集体行动，这些工人同样在网上写下了自己的工作经验、思考和不满，值得认真整理和检视。

一个现象：新兴零售及服务业工人的求助超出预期

与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最大的分别是，我们在求助地图收录了颇多零售服务业工人的不满，2021年全年共331起，仅次于最多的建筑业工人求助。相反，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在2021年只收录了156起零售服务业工人的抗议，比建筑、交通运输业的事件要少得多。

这些服务业工人工作的企业五花八门，既包括一些比较常见的酒店、健身房和酒吧等市民消费场所，也有诸如网购平臺、文化传媒公司、动画企业等与互联网和影视行业相关的公司。例如，去年涉及科技公司的求助有20起、文化和影视公司14起、网络公司13起。

另外，从一些内容比较详尽的帖文可见，相比建筑行业，不少服务业求助工人较为年轻，有些是刚大学毕业的打工青年，有些甚至是暑期工或学生工。绝大多数工人是在一些中小企业工作，结果碰到老板拖欠工资、企业倒闭，数月来的劳动因而分文不获。工人尝试私下跟雇主商量，但不得要领，之后尝试走劳动仲裁及诉讼程序，又费时失事，弄得生活相当艰难。

典型的零售服务业工人求助

要了解这种比较常见的事件，我们可以看看发生在2021年9月上海言几又文化公司的拖欠工资求助。

言几又是一家经营书籍售卖、文创周边、咖啡餐饮的文化连锁店，在内地算是小有名气。不过，网上求助的员工表示，公司财政出现问题的情况原来已经持续超过两年。我们在求助地图发现，产生零售服务业工人不满的不少都是这种经营陷入不稳的中小型企业。拖欠的款项通常由供应商货款、客户订金开始，再慢慢发展到工人的工资：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看天眼查和百度，从2017我入职的那一年开始，公司就不断的在拖欠供应商的货款了，之后的几年里，房租水电装修公司的钱挨个拖了个遍，店里售卖的茶饮水果都是员工自掏腰包垫款，2020年开始员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基本都是两个多月一发，后臺的员工三个月，甚至有离职的员工已经被拖欠工资半年了，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领导们也很厉害，不断的画大饼，再过两个月就好了，再过半年就好了，再挺挺就过去了，我已经被不断消耗两年多了。」

在求助地图收录的这些事件中，员工通常都选择尽可能在企业内部解决纠纷。有些工人可能体谅初创企业资金流不足，又或者不想贸然转职，因此一直忍受这种不稳定的工资支付情况，以自己的积蓄度日，甚至节衣缩食。

到了2021年，上海言几又拖欠工资和社保的情况已非常严重，负责处理申诉的人力资源员工也被拖欠工资，该名员工也因为无法在上海煳口而被迫申请辞职。他表示，最令人愤怒的是，即便提出辞职，公司还要员工签额外的非竞争协议和空白合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兴公司关注的始终是市场竞争，因此即使员工离职，还要担心他们加入竞争对手的企业。但对员工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则是彻底的不敬：

「我实在不敢苟同，五年的兢兢业业最后落得个个这，突然就笑出了声，且放下了对公司栽培的感恩之心，半年后我成功离职，拒绝签署禁业竞止协议的我，现在只是一个正常的，被拖欠工资，愤怒的前职工。」

年轻服务业工人、学生工的声音

面对欠薪的情况，学生工的处境更显困难。2021年6月，一名在石家庄市振硕传媒公司勤工俭学的大学生遭到拖欠工资的企业解雇。根据该学生上载的对话截图，公司起初表示它们从物流公司的到账信息一直没有收到，而且企业一直在赔钱，又向他道歉，保证在限期内会发放工资。然而，到了约定期限，该学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联络对方时发现对方已经跑路。虽然情节有点不同，但情况本质上和言几又一模一样：它们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继而出现现金流问题的中小企业，而工人就是这股竞争力量的牺牲品。

这名大学生后来尝试向石家庄新华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却遭拒绝，表示他是学生，不能构成劳动关系，所以不受理其举报，建议走司法程序，这不禁激起该学生的不满：

「（我）向石家庄新华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他们回答说，我是学生，没办法举报，得上诉；转而，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举报，劳动仲裁委员会以同样的理由搪塞；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官网同样回復我，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法律上没办法构成劳动关系，建议走司法程序；律师我当然找了，办这个案子得五千块钱，这五千块钱比我工资都多，让我怎么维权？」

官方叫这位学生请律师的回应对他来说可谓嘲讽。这位学生在帖文中反问︰「我要能请得起律师，我干什么还勤工俭学？」 在求助地图收录的服务业工人求助中，起码有18起事件有明确提到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实习生或在学学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在新兴服务业劳动的年轻工人，并没有得到法律和政府的照顾。他们面对的问题仍然被法律的疏漏、人事的无能和自身力量的不足掩盖起来。

中小型网络公司的乱象和员工欺压

受竞争压力而拖欠工资，意味着这类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陷入危机，但这并没有说明这些公司常态时的模样。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工人求助地图收录的一件追讨加班费事件。2021年12月，一名在雪彩网络做用户介面设计的原画师在网上投诉公司的种种乱象，以及分享自己追讨加班费的失败经验。

这位原画师表示，自己的专职虽然是原画师，但工作的网络公司根本没有原画部门，他要一手包办各种事情，包括设计图标、场景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兴服务业公司运作的截面。他表示自己接受该工作的原因是国内的小公司情况都差不多︰

「没有组长，没有主美，没有主策，没有主程，只有一个製作人和老板，甚至没有加班费，还有唯一一个HR包揽各种事情，在职期间整个公司人数不到三十人，我当时因为着急找工作也没说什么毕竟现在国内小公司都差不多。」

人员不足、企业内的分工没有充分发展是这种网络小公司的常态。事情的另一面，是这名原画师被企业主管安排了海量工作，几乎是一人做几个人的事情。 「工作中领导（製作人）一直疯狂的让我画ICON图标，以及场景原画，甚至是地编等只要是我能做的任何工作，而且要求模煳不清一直在PUA我，并且第一个月每天都在加班『996』的状态。」 

此类网络公司由于规模较小，也因此较易逃避政府和媒体的监察。以至，虽然中国政府尝试打击「996」工作製度，但这种网络公司也有自己的「过墙梯」。该员工表示，他的公司虽然有因应国家对「996」的打击而实行「大小周」製度（即一个星期上六天班，下一个星期上五天班）。但同时，他的转正申请遭到了製作人拒绝，还被反过来指责工作不到位，要延长一个月试用期。这意味着他是在工资「打八折」的情况下一直被榨取劳动力。直到因无法接受公司的行径而离职，他仍然只是一个试用员工。

这种小公司在对付员工上并不手软。在该员工离职后发起劳动讼裁时，他得到的回应是︰「游戏圈子很小，让我下次找工作小心点。」 在庭上，他提交了大量记录，「包括工资条、钉钉打卡记录、工作记录、延长试用期等记录」，力求证明自己并非自愿加班，并且遭到延长试用期，要求赔偿加班费。

结果，判决书完全倾向公司一方，「上面写着加班需要申请，延长试用期赔偿五百元，我就觉得很搞笑，我的数十张证据记录比不过公司的寥寥几句没有证据的话」。仲裁程序耗时费力，面对生活经济压力，在仲裁败诉后，这名原画师只能放弃继续维权。

「但从申请劳动仲裁到结束用了我将近三个月时间，每个月房租都要两千元，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能力和资本抗争，毕竟普通人还需要生活，自己辛辛苦苦的每天加班到头来变成了自愿加班，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证据被公司的只言片语给驳回，如果再上诉到法院也只能自讨苦吃，我只能在这里泄愤一下除此之外我也什么都做不到，我只能继续生活。」

尚待清楚说明的工人群体

透过初步整理工人求助地图中记录较为详实的事件，我们注意到一班以往较少有系统性理解的工人群体。随着城市的消费水平上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转变，这些工人在近来急速发展的服务业工作，当中包括互联络平臺、文化传媒、游戏製作等。由于这些行业还处于初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上的竞争特别激烈，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竞争压力而拖欠工资、倒闭，以及不断加强对工人劳动强度的要求。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工人，则很多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人，他们的学历比以往的工人稍高，文字表述能力更成熟，但同时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维护自身权利方面，他们都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

由于不少企业规模细小，而且新兴行业又五花八门，比较零散，因此要比较有效地理解这些工人的处境比较困难。不过，自从工人求助地图开始收集更多数据后，我们可以开始察觉到这些工人相类似的情况和特质。当然，以上的观察仍然相当初步和片面，我们鼓励更多关注中国工人现状的朋友多利用这个新的地图，并且附以自己的额外研究，使数据能发挥更大作用。

柬埔寨当局逮捕赌场罢工工人

金边唯一一家赌场金界娱乐城（NagaWorld）2021年12月18日发生了罢工，有数百名在职及近期被解雇的工人参与。他们的大量诉求甚至包括可以追溯到2009年的遣散费支付。

在三场政府对罢工的镇压中，共有超过二十名工人被捕。当罢工进行到第十八天，工会主席Chhim Sithar一到达现场，就被便衣警察团团围住。从1月3日及4日罢工现场的视频可以看到，数名便衣暴力地抓住并推搡工人，把工人带进了路边一私家车内。1月3日被捕的工人中，有一位是怀孕的工会成员，她于当晚被释放。4日，Sithar被捕。

金边市法院及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罢工违反了柬埔寨相关法律，他们也组织了工会及其雇主——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之间的谈判，可是谈判在罢工的第一周就停摆了。

罢工第十日，金界娱乐城的管理层告知工人，公司将对参与罢工者处以违纪惩罚，甚至予以解雇。

娱乐城的母公司金界控股（Nagacorp）为香港上市公司，马来西亚富豪曾立强（Chen Lip Keong）为公司最大股东并担任首席执行官。据报道，在金边实施封城、并对国际旅客进行隔离检疫的2021年上半年，公司亏损了7700万美元——这是该公司首次宣布亏损。新冠疫情出现之前，金界控股的年利润在2020年、2019年分别达到1.023亿美元及5.213亿美元。

去年四月，金界赌场以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损失为由，宣布了将解雇1329名工人的计划。五月，大家发现，所有金界娱乐城高棉雇员劳工权益支持工会（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 LRSU）的组织者以及积极参与工会活动成员都在裁员名单内。工会认为，这无疑是公司针对工会的打压。

365名工人要求復职，而同意离职的工人要求按照柬埔寨劳动法重新计算解雇赔偿。尽管公司口口声声强调经济压力，工会却发现公司正在开发一处名为Naga3的新赌场项目，建造总价高达35亿美元。罢工中，工人们拿着的写有Naga3、公司首席执行官曾立强以董事长Timothy Patrick McNally的文宣。

工会领袖们同时通过柬埔寨劳动仲裁委员会，尝试解决解雇及错误计算解雇补偿的问题。柬埔寨的劳动仲裁结果并无法律强製力，而且，此次仲裁委并没有对解雇的合法性作出裁决，只是裁定金界娱乐城应该按照劳动法重新计算解雇赔偿机製。

可是，仲裁委的裁决颁布后，公司依旧没有调整任何一个工人的解雇待遇。

11月22日，工会宣布将会在12月18日开启罢工，并列出一系列诉求：短期合同工应享有所有劳工权益、处理一起涉及某楼层管理人员的性骚扰事件、重新考虑过往裁退工会成员的决定。

从12月21日起，公司、工会及政府代表会面商讨365名工人希望復职的问题。该次协商的讨论重点集中在重新雇用365名工人，以及重新计算5月份同意离职的员工的补偿。

工会主席Sithar被捕之前，曾在12月26日表示过谈判遇挫，由于协商空间有限，工人们的其余八项诉求更是无法在谈判中涉及。

Sithar在第一次被捕前表示：「罢工期间工人是拿不到工资的，我们也不想此次的罢工持续更长时间。」

为了赢得更多的大众关注，工人将罢工时间改到了夜晚，借着公司亮起赌场对面公园的节日灯饰开展抗议。工人们原本计划将罢工延续到跨年夜12点，不料当晚政府就在工会办公室外逮捕了九名工会成员。当地检察院在1月3日传唤九名工会领袖，尽管包括主席Sithar在内的六人已遭逮捕。

政府的介入

金边市政府和工会领导人在12月17日会面，尝试在最后关头阻止罢工。但是LRSU向媒体反映，由于金界娱乐城管理方并没有参与谈判，工会成员依旧投票通过了开展罢工的决定。

金边市法院警告罢工者，受雇员工参与罢工可能需要承担后果，而被辞退的工人可能需要承担法律后果。金边市政府12月18日也作出了类似的发言，声明罢工违反了柬埔寨有关和平示威的法律，参与罢工的人士亦未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尽管柬埔寨首相早已宣布社区传播的结束。

「我们很清楚这是一场罢工，我们遵守了所有相关法律程序。」Sithar在12月26日表示。政府尝试在会面中会面中威胁工会，官员们也告诉她，她的行为十分「固执」。

匿名脸书账号声称此次罢工由外国势力领导。劳动部发言人Heng Sour将这场罢工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警方亦在1月4日Sithar被捕前召开记者会，展示外国资金支持工会「动乱」的证据。

Sithar被捕前曾表示，官方如此表述罢工实在是「非常肮脏的手段」。「如果政府和劳动局没有能力解决纠纷，那就不要製造其他纠纷。现在这样做不仅不专业，对政府官员而言，这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金界娱乐城管理方仅出席了两次集体协商，这令工人方面十分失望。劳动部官员表示，劳动部出面有助于协调纠纷，Sithar却认为应该坐到谈判桌前的是公司而不是劳动部，管理方应该亲自听听工人们的诉求。

「我们很少听到公司的想法，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Sithar在被捕前说。

工会与工人

Sithar表示，公司不断针对工会成员。2019年至2020年期间，罢工中的诉求之一便是将Sithar復职，让她重新担任工会主席。

现在，仍然受雇的员工中已经没有工会领袖了，对于重新雇用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一事，公司也并没有认真考虑。

金界娱乐城的荷官Noun Srey Net对自己作为工人的权益感到悲观。按照现阶段的排班，她一个月当值15天，收入少过从前，可工作量却从管理两张牌桌增加到八张。除了额外的工作量，要是在管理牌局中出了什么差错，她将面临被无薪假、被停工的后果。这一次的罢工，Noun Srey Net每天都有参与。

「工会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她说，「对于法律法规上，他们清楚得多。」

276名要求復职的工人之一Ry Sovandy也被检察院传唤、逮捕，事发前她表示，在娱乐城工作了15年，她慢慢成为了一位工会组织者，但她最想的还是恢復工作，因为她家人都要依赖她的收入。「我不想去其他的工作，」她说，「如果我去别的地方，那就等于从头开始了。」

Sithar认为金界娱乐城明显违反了劳动法，且针对LRSU的工会组织者及领袖。部分工会成员仍然在娱乐城工作，但公司已经辞退许多工会成员，大大削弱了工人的团结力量。

艺术家卧底港铁公司，揭地铁光鲜亮丽背后外判的不公和剥削

社区艺术家、 劳工研究员程展纬最近卧底港铁公司当清洁工，揭发港铁公司的外判清洁工时薪只有法定最低工资规定的港币（下同）37.5元/小时，工资远低于同行标准50.4元及生活工资水平57.4元，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人还要负责其他与清洁无关的工作。

2000年代开始，香港政府引入外判製度，即是通过"价低者得"招标的方式，让私营机构参与公共服务。从此公共屋苑商场以至公营机构的基层工作都由私人公司承包。外判製度一直为人诟病。其中，清洁和保安行业尤为严重，他们往往需要大量加班，在私人市场的外判工时薪甚至不足40港元。

清洁工工作量大欠人手 厌恶工作令人难受

2021年10月，程展纬收到在港铁公司任职的清洁工人投诉，指清洁工只拿最低工资37.5元。程展纬之后应聘港铁公司清洁工人岗位，并于11月开始上岗工作。程所负责的是地铁线屯马线的清洁，每天下午3点至11点，他要到屯马线上不同的港铁站，负责地铁大厅清洁、更换垃圾袋，有时更要清洁洗手间。事情繁重遇上人手不足，程展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显径站这类只有月臺和大厅而没有转车站被划分为小型车站，其总面积约9200平方米，工作量大，但清洁公司只会分派两个清洁工来负责整个站内的所有清洁工作。

程展纬发现，港铁公司的洗手间清洁人手严重不足。屯马线的客流量多达每日123万人次，但站臺洗手间却没有设专属清洁工，而是由像程一样的「跑线」清洁工负责，「其实本身跑线的清洁工要负责大厅、月臺清洁和更换垃圾袋等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了，」程说：「最麻烦的是每周都会遇到三四次厕所马桶上堆满粪便，甚至厕所墙上都能黏上粪便。」

根据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指引，为确保公厕素质，每日使用量多于300人次的公厕就会被定为「高使用率公厕」，需要安排专职负责的清洁工。在港铁线上的这些公厕使用量远远高于300人次， 但因为港铁公司是私营企业, 他们便可以不听食环署的指引安排清洁工人，而港铁在清洁标书上也没有要求承办商要遵守食环署的指引。

程展纬更发现，有时跑线的清洁工友还要从事为站长买饭等与清洁无关的工作。据程所述，清洁工有时更像是港铁公司的杂工，有些站长会要求在港岛线工作的工人为他们跑到九龙去买饭，变相剥削这些工人的休息时间。清洁工人有时还因应需要在大型演习时协助搬运铁马护栏、帮助乘客解决问题。

清洁工人以恶劣的工作环境、庞大的工作量，却只能换来37.5元的时薪，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7000至8000元月薪。根据2021年统计署的报告，香港人月收入中位数是20000元，清洁工友的工资连中位数的一半都达不到。早在2018年，乐施会曾经结合香港人的住屋、衣食、交通需要等开支，推出「生活工资」的概念，即能满足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水平（包括能满足均衡营养的饮食需要、合理的居住空间、适当的社交生活、基本的学习及医疗需要等）。2020年, 乐施会建议生活工资应为订为每小时57.4元，而目前清洁工人的待遇离生活工资还差得远。

记者会后程展纬被停工 港铁公司拒回应工人诉求

12月15日，身为工会研究员的程展纬连同清洁工人职工会及清洁服务业总工会召开记者会，批评港铁公司剥削工人、以极低工资聘请清洁工、以及港铁清洁工遭遇一系列不合理待遇，又展示了20多个工友握拳的相片，以显示工友争取权益的决心。但在记者会召开后的当天，他就接到外判公司永顺通知，指公司已聘请长工，取消了他未来一周的工作，程展纬实际上被停工。但港铁的清洁人手一向紧拙、之前从未有临时工一星期都不获安排工作。程展纬相信这和他公开抗议港铁有关。于是，他便引用香港法律《职工会条例》第十二章中防止歧视工会这一条向政府劳工处申诉。

根据《职工会条例》，任何雇员，均可享有权利： 参加职工会，成为职工会的会员或职员权利。雇主不得－阻止或阻吓雇员行使上述权利；因雇员行使上述权利而解雇、惩罚或歧视该雇员；在雇用条件中，规定雇员不可行使上述权利；雇主违反以上规定，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 10 万元。

程展纬在申诉时才发现，外判商根本没有把劳动合同的副本发一份给员工参考。程展纬指出，「我早在签合约时就要求外判商给我一份外判的劳工合约，但他们一直都没有给我。」由于没有劳工合约，程展纬在劳工处申诉的时间也因此被拖长。实际上，不只是程展纬，其他港铁外判的清洁工在签合约时外判商都没有给他们一份副本。在记者会之后8天，即12月22日，程展纬才拿到一份一张纸的合约副本。 但程展纬说，「我当时在合约上所签的名字就有十多个，合约长度至少有十多页。无论如何，没有给合约就已经犯法，这件事我已经向劳工处备案了。」程展纬指出，自己早前向工友查问有无合约副本时，发现清洁工行业中很多公司没有提供合约副本。早前更有媒体报道清洁公司疑用阴阳合同聘请员工，逃避法定的遣散费用。

根据香港法例第 57 章《雇佣条例》第 44(3) 条，凡雇佣合约为书面合约，雇主须在该合约签署后，或如该合约需经过生效程序，即在该程序完成后，立即向该人提供该合约副本一份。

法律规定虽然不错，但实际上，自条例在1990年代实施以来，迄今政府只提起过两宗检控，大部分没有合约副本的情况并没有由政府提起公诉或在司法层面得到解决。

程向劳工处申诉后，开始有媒体关注外判清洁工待遇之差，但港铁公司公关一直只愿意回应记者提问，在收到《明周》的提问后，更直接回復表示港铁公司一直关心清洁问题，和承办商有紧密沟通，探讨可改善的地方；却对工会和工人要求对话的声音视而不见、不作回应。

不透明的港铁 无从稽考的招标标准

政府近年对外判合约招标进行改革，试图改变过去完全「价低者得」的招标方式。针对清洁工人或保安等非技术工种，将工人工资的计分提高（评分分为价格和技术两部分，而技术中又有工人工资部分，占整体评分12.5%），并以47.5元时薪作为承诺工资，以期一定程度改善工人工资待遇。但以上市企业方式管理的港铁公司仍然按照最低工资37.5元的时薪来聘请清洁工人。当全港的清洁工人平均时薪达到50.4元时，港铁清洁工的月薪只有37.5元，远远落后于同业。按程展纬的说法，目前外判公司不只永顺一间，还有ISS，但他们聘用的清洁工工资都是按最低工资水平，意味着港铁公司在招标时很可能没有把工资这一项纳入招标计分。

除此以外，政府自己外判的清洁工有更清晰的防疫指引，也列明每日会为清洁工提供两个口罩，就每个岗位也有至少应分配多少工人的基本要求，确保有足够员工在站点工作。但港铁公司的清洁工人相比之下待遇就差很多。疫情之初，他们根本拿不到口罩，至今一年多以来，港铁清洁工人每天也只获发一个口罩；清洁工作缺人手的情况也极为严重，在接近9200平方米的显径车站只有两位清洁工从事清洁工作。而且，据程所述，当最低工资于2019年被上调之后，港铁就开始精简人手了，繁忙车站的人手至少由11位减到9位。

香港港铁公司是上市公司，并非直属政府的机构，其基层工人的福利保障远低于政府机构聘用的工人。然而，政府作为最大股东，对其有最终决定权，对港铁公司的招标准则、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健康权利等问题不应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港铁公司作为公共交通服务提供者，大众理应对招标、劳动标准等有知情权。

针对近日程展纬反应的清洁工待遇差，港铁公司的官方回復只有「公司一直严格管理与清洁承办商签订的服务合约」，看起来责任都是被外判的承包商来承担。不过，如果招标标准、承办合约不透明，反而会令人觉得港铁是在甩锅给承包商。如果港铁能够将涉及到公共利益有关的合约部分公开，可以令大家对港铁释除疑虑。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督促港铁将员工福利、工资水平纳入招标标准中，其次在和承办商签约后更应该实时监察与检讨调整员工福利待遇。    

香港清洁工人工会长路漫漫

12月15日记者会后，程展纬又收到有工友对他说有港铁公司的站长、外判公司管理层叫工人不要跟记者透露工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有几个清洁工人开始疏远程展纬。「这明显是因为上头施压所致，」程展纬说：「工人有自由向任何人、包括记者诉说自己的工作辛酸。我要求港铁公司应立即告诫外判商不要再阻止员工发声。」

程展纬这次的行动有点类似于工会策略之"salting"的尝试。所谓salting的做法起源于美国，是指工会成员为了组织工人，亲自到工作场所应聘并与普通工人从事一样的工作，籍此在工作场所中了解工人的状况并组织工人。程展纬此次卧底港铁工作，已成功将清洁工的待遇、工作环境、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呈现出来，并以媒体曝光的方式对港铁形成舆论压力。不过，就组织工人而言，单靠卧底揭露和记者会施压，显然还不能令雇主港铁公司愿意来到谈判桌上与工人对谈。

在解雇工人非常容易、集体谈判并非法定权利的香港，劳资双方走向集体谈判一向并非易事。不过，如果工人有组织、有策略，也有很多情况下工人能够对雇主施压，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回顾2018年，深水埗海丽邨的清洁工人因为被拖欠遣散费，工人团结一致集体行动，最后成功争取到遣散费，更令政府改革外判製度，推出新方案调整外判合约计分，使政府辖下外判工人的工资上涨。一个月多前，香港foodpanda外卖员也发起集体行动，配合舆论的发展成功使管理方答应谈判，最后争取到公司改善送餐app距离计算方法、在繁忙时间有工资补贴、公司承诺暂时停止下调单价等重大成果。

就港铁清洁工人而言，程展纬揭露出来的劳动状况只是第一步，但更根本的还是工人的组织和介入。工会当务之急是呼吁更多港铁清洁工人加入工会，向工人解释工会是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工会实力扩大，公司就不得不回到谈判桌，进而建立长久的谈判机製。

《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职场女性权益受何影响？

《妇女权益保障法》正进行第三次修正，其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现正公开征集意见。与现行法律相比，草案共修改48条、保留12条、删除1条、新增24条，从保障妇女平等接受教育，到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再到增强对女性的人格权益保护，从方方面面回应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有关劳动权益的修改，包括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防治职场性骚扰、加强女职工民主管理等内容。

消除职场性别歧视

草案开首就将保障妇女权益、禁止性别歧视提升至国家层面：「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製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同时也从立法层面明确，「基于性别排斥、限製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的行为属「歧视妇女」，应被禁止。

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招录环节性别歧视的具体情形，包括：

限定男性或规定男性优先；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步询问或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况以及意愿；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将限製婚姻、生育以及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其他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差别化地提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草案第二十八条列明的就业性别歧视，也适用于互联网平臺企业组织劳动者进行平臺用工。这将打击就业性别歧视的范围扩大至一些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雇佣情形，也有助于维护非正规就业女性的权益。

我国广泛存在就业性别歧视问题。人权观察（HRW）调查了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各大招聘网站、企业官网以及社交媒体上发布的36000多份招聘广告，其中，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普遍存在「限男性」的招聘广告。《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55.8%的女性都曾遭遇过「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的情况，29.6%的女性曾在求职时因为性别原因被用人单位限製。 

早在2019年，人社部、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就对就业性别歧视有所规定，此次修订将效力提升至国家立法层面。

草案第二十九条进一步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妇女联合会等可以单独或联合约谈用人单位，并督促其限期纠正就业性别歧视行为。

除了聘用环节，草案也指明在怀孕、产假等期间保护女职工权益，有望缓解三孩政策下产假延长引发的对职场性别歧视的担忧。根据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调研，受家务劳动特别是生育影响，34.5%的女职工收入降低，24.2%升职机会被影响，17.7%职业中断，16.6%失去进修机会，16.3%产假后未能返回原岗位，7.8%社保中断。

草案特别修订了在女职工怀孕、产假、哺乳等期间工资和福利待遇及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辞退女职工，单方面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女职工在怀孕、产假、哺乳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满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期限自动延续至产假结束或者哺乳期满。但是，用人单位依法解除或者女职工依法要求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除外。

草案亦指明违反有关规定的用人单位将面临法律后果。第七十八条规定，对于侵害妇女平等就业权利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诉讼。第八十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四条规定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在过去的就业性别歧视诉讼案件中，法院往往只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此类象征性罚款难以对雇主产生威慑作用。而草案中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虽高于以往的判决，但对于大企业来说，违法成本依旧偏低。更多有关职场性别歧视，可以参考中国劳工通讯《工作场所中的歧视》一文。

防治职场性骚扰，明确用人单位义务

草案列举了性骚扰的具体方式，包括：

具有性含义、性暗示的言语表达；不适当、不必要的肢体行为；展示或者传播具有明显性意味的图像、文字、信息、语音、视频等；暗示发展私密关系或者发生性关系将获得某种利益；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性骚扰的情形。

《民法典》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对性骚扰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草案明确界定性骚扰的具体方式，增强了禁止性骚扰条款的可操作性。

草案更进一步指出用人单位在预防和製止性骚扰方面的法律义务，包括製定反性骚扰规章製度、设置性骚扰处理机製，开展相关教育培训等具体措施。

增设的第五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和製止对妇女的性骚扰：製定禁止性骚扰的规章製度；明确负责机构或者人员；开展预防和製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采取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设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和完善调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事人隐私；其他合理的预防和製止措施。

同时，第五十二条也将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义务扩展至互联网平臺用工的范畴。

性骚扰仍是困扰广大女职工的重要问题，但在我国仍未建立起防治性骚扰的机製。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于2018年发布的《中国职场性骚扰调查报告》显示，6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用人单位没有防止性骚扰的相关条文规定，89.3%的受访者表示用人单位没有防治性骚扰的相关培训、讲座。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预防和製止性骚扰的法律义务，但缺少具体细则。此次修改草案，一方面为用人单位製定防止性骚扰製度建立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如何履行义务的具体标准。

就用人单位防治性骚扰的具体措施而言，草案第五十二条可以进一步完善，例如在企业防治性骚扰机构中设置女性成员比例；在保护当事人隐私以外，也保护当事人不受报復。

对于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律义务防治性骚扰，草案也作出了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将可能面临检察机关诉讼和行政处罚。根据修订草案第七十八条，单位未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製止性骚扰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或者提起诉讼。草案第八十三条，由上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女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营造友好职场环境

女性职场参与是本次草案的新增内容：第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组织女职工参与製定有关职工权益的规章製度以及其他有关女职工权益事项的协商议事活动。第十六条明确，职工代表大会中，女职工代表的比例应当与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相适应。

这些修订在国家立法层面强调了女性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性，尤其在女性职工总体占多数而管理层女性代表不足的行业，增加女职工代表比例，有助于增强女性的职场话语权。

根据草案第三十条，在劳动（聘用）合同中，应当加入女职工特殊保护条款，集体合同中应当包含男女平等和女职工权益保护相关内容。如前文所述，修订草案指明就业性别歧视和防治职场性骚扰条款也适用于互联网平臺用工范畴。为了进一步保护新就业形态的女性劳动者权益，建议将修订草案中女职工特殊保护及集体合同的有关条款也适用于平臺用工。

此外，草案还在女职工健康、反家暴等方面作出了改善，为女职工提供更多支援。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定期为女职工开展妇科疾病、乳腺疾病等健康检查。第六十一条，鼓励用人单位按照合理比例配建男女公共厕所和母婴室等设施。第六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职责范围内预防和製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援助。第七十七条，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参与建设妇女权益保护服务热线，提供妇女权益保护方面的咨询、帮助。

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也加强了公共监督。草案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年度报告中应当包含女性招录（聘）情况、职工性别比、管理层性别比等反映男女平等状况的信息。第七十四条，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製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工会在维护妇女权益上的职责

现行《妇女权益保障法》仅从原则上规定工会应当在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此次修订草案，对工会的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特别是在消除职场性别歧视方面，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

根据草案第二十九条，工会可以单独或者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妇女联合会等约谈实行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并督促其限期纠正。对侵害女职工其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用人单位，工会可以通过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手段督促其限期纠正。这在国家立法层面，为工会消除就业歧视工作打下法律基础。

早在2019年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出版了《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指出工会应在打击歧视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不过，各级工会及工作人员仍需加强对各种形式的职场歧视的认知，製定切实可行的消除就业歧视工作计划。在2021年两起涉嫌残障歧视及年龄歧视的案例中，工会要么仍纠结于工会会员问题，要么对歧视熟视无睹，仍处于缺位状态。

此外，在上文所述加强民主管理、扩大女职工话语权、集体合同等方面，也需要工会的积极参与。此次《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工作，有望成为工会加强女职工权益保护工作的契机。

《妇女权益保障法》自1992年颁布以来再次迎来重大调整，修订草案尤其在消除职场性别歧视、防治职场性骚扰、女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特殊劳动保护等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中国劳工通讯将继续关注法律的实际修订及后续施行状况。

珠海佳能800多人工厂停产，劳资双方协商补偿方案

日前，佳能珠海有限公司宣布停产，800多名工人面临失业。公司与工会及工人代表进行了补偿方案的协商，并公布了遣散方案。

1月12日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因近年来全球照相机市场急剧萎缩，及新冠肺炎病毒长期肆虐，公司经营面临空前困难」，最终作出停止公司生产的艰难决定。公司在公告中表示，将努力提供高于法定标准的补偿方案，并与工会及员工代表共同协商遣散方案。

据早前报道，有前珠海佳能供应商接受媒体访问，称员工方面提出了2.8倍补偿方案，即劳动法规定的2.8倍进行补偿。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者月工资高于当地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界面新闻的报道显示，珠海佳能于1月16日公布了《关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优待方案的公告》。优待方案的补偿包括五项：经济补偿金、按工龄分为三档特别慰劳金、按工龄分为七档的就业支援金、2022年特别津贴及春节慰问金。

其中，经济补偿金按照「N+1」标准计算，即工龄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月平均工资，加上一个月月平均工资的代通知金。对于《劳动合同法》的三倍封顶限製以及经济补偿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公司表示优待方案不设定改上限。

特别慰劳金以14年为限，按工龄长短提供1倍到1.3倍的工龄补偿。加上其他项目，佳能提供的优待方案远高于法定标准。尤其对于长期服务的工人以及高薪的管理层来说，可以拿到较为丰厚的补偿。从社交媒体的讨论可以看到，许多网友认为方案颇为慷慨，比一般企业的补偿标准高。

不过，对于工龄长的员工来说，再就业也比年轻员工更为困难。珠海高新区管委会正在统筹安排面临遣散的874名员工的再就业事宜，据悉，目前有40多家企业提供出4500多个岗位。

佳能珠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已持续经营32年。高峰时期企业曾雇佣超过1万人，随着数码相机市场的萎缩，工厂规模不断缩小，到2020年底员工仅1300余人，目前只剩800多人。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佳能珠海曾是佳能的主要卡片数码相机生产地，是佳能目前在中国内地唯一一间数码相机生产基地。停产后，佳能会将生产线移回日本国内。佳能在中国的大连、中山、深圳及苏州仍设有主要生产復合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的工厂，这些工厂仍将继续运营。

企业官网发布的《佳能珠海2020年度环境报告书》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公司投资总额2.2亿美元，2020年实际生产镜片1229万片、数码照相机102.9万臺、数码摄像机9.4万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数码相机市场受到极大冲击，早年就有其他日企的生产线撤离中国。2017年，尼康关闭了位于无锡的子公司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2018年，奥林巴斯关停在深圳的相机生产厂。

製造业曾经是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中心，尤其当工厂突然关闭、合并或搬迁，工人往往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工厂支付拖欠的工资、社保和经济补偿金。随着製造业迁移，工厂工人的抗议数量急剧下降。

2021年，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66起製造业工人的罢工、抗议。其中，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解散，引发数千名工人维权，要求合理赔偿。

此次佳能珠海停产，并未看到有关工人集体行动的报道，有关公司与工会的谈判详情亦未见报道。从公司官网了解到，佳能珠海工会成立近二十年，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模范职工之家、广东省及珠海市多个荣誉称号，下设9个基层分会，日常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文化体育活动。

从公司1月12日发布停产公告，到16日公布遣散方案，仅仅历时4天，就达成了协商方案。但公司为其优待方案设下了有效期限——1月12日至1月23日17点。未在有效期限内与公司签署解除协议的员工，优待方案将不再适用，公司只支付「N+1」的经济补偿金。

设置期限意味着员工可能不得不接受当前方案。此外，《劳动合同法》亦规定了一些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例如在孕期、产期、哺乳期三期的女员工，以及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优待方案并未提及这些情况如何安排。员工方面对遣散方案的回应、不愿意接受方案的员工如何安置以及后续的再就业计划等，都需要企业工会在接下来数天里继续与公司进行协商。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工厂的生产经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这需要更强有力的工会在企业出现重大变化或生产经营困难时，代表工人维护工人权益。

工人集体行动逾千，城市物流、服务业抗议成焦点

去年一月，中国劳工通讯在回顾2020年的工人处境时，写道︰「中国工人阶级面临严酷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仍是无容质疑的。即便没有坠落成为失业大军，但工人们顶着劳动力竞争的压力，甘愿承受更高强度的工作。企业的竞争有增无减，很多工人面临拖欠工资的问题。」 文末，我们提到「中国工人阶级将要面临更不稳的生存环境，以及经济在復苏期间的重组和竞争，集体行动将有增无减。」 这个结论已经成真。 2021年，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到1093起工人的罢工和抗议，较去年增加了200多起，其中，城市物流、服务业抗议成为焦点。

在上千起的工人集体行动中，建筑行业的抗议仍然占最多，虽然比例有所下降。其中，住宅工地的工人讨薪最多，有118起，涉及兴建商场的占72起。去年住宅建设相关的讨薪问题尤以恒大的债务危机特别受人关注。在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中，我们总共找到11起恒大的工地讨薪。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湖南、湖北、广西和云南等相对内陆的省份，工人因为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和五险一金，甚至挪用政府的拨款而罢工抗议。

至于在2020年较多发生的基础建设工地讨薪，今年则只收录到35起，室内装修的讨薪同样较少，有21起。我们推测这与基建投资并未像2008年后一样急速增长相关。事实上，2020年疫情间，中国经济的基建投资只上升了0.9%。反而，房地产（包括住宅、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的投资增长达到7%。2021年1月至11月间，中国电力、热力、燃气等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只增长了0.2和1.1%。与此相比，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由1月至8月间同比增长10.9%。建筑业的重心向住房和商业楼宇倾斜，使工人因层层分包引起的欠薪同样向这些工地集中。

去年工人集体行动的爆发点是交通运输行业。其中，快递行业激烈竞争造成的网点倒闭和欠薪尤为严重，共录得189起事件。早于2020年，许多报道已经提到快递业内部重现激烈竞争。为应对新一轮的价格战，各快递网点被总部持续压价，骑手们的工资被压低甚至出现欠薪。到了2021年，快递员讨薪的罢工事件全面爆发。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一度将部分网点派费压至低于1元，导致大部分快递企业加盟商的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不少网点出现亏损和资金流问题。大量被欠薪的工人成了这场价格战的牺牲品，他们停工、讨薪，全年不息。

假如我们在快递行业看到资本竞争对工人的罔顾，出租车司机的情况则是持续在低迷的市场挣扎。由于中国内地的疫情去年偶有復苏的苗头，出租车司机的生意没有太多起色。另一方面，油价和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则造成经营成本的上升。疫情后起伏不定的市场环境，令管理公司的压榨和网约车的竞争对司机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2021年，地图共收录了150起出租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相比往年116起有所上升。司机们集体上访、罢工、围堵网约车等事件层出不穷，参与人数往往超过数百人。与以往一样，司机们的的诉求仍然是成为独立个体户，落实经营权和产权两权合一，减少管理公司各种份子钱、注册费的压榨，以及确保市场的封闭性，然而现实对它们提出的挑战似乎愈来愈大。

工人集体行动愈来愈集中在以中产阶级新需求为基础的各类行业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工人在倒闭的饭店、餐厅、健身房等讨要工资，另一方面，则是去年政府打击教培机构后引发的连串倒闭和抗议。2021年，城市的服务业和教培机构的集体行动共录得了158和53起事件。

曾经是工人抗议最炽热的製造业在2021年录得集体行动数字的新低，全年只收集到66起事件。自从2015、16年外资和大型私人企业的搬迁和关厂抗争逐步减少后，中国製造业工人的抗议大多发生在中小型工厂，这些工厂由于经济环境变化和同业竞争而面临订单减少，以及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出现营运困难。我们现时在这个行业看到的多是数十人规模的讨薪抗议。

回顾过去五年，我们可以看到製造业的工人集体行动持续下降，由2017年占比约20%下降至2021年约5%。相反，服务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大致维持不变，保持在15-20%之间，同时交通运输行业的抗议则持续上升，由2017年占比10%上升至2021年接近35%。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关注工人在新兴行业的诉求，另一方面，也不应因抗议的减少，而忽视在製造、采矿业的内部变化。事实上，製造和采矿业内部的自动化和科技发展，正在大幅改变工人劳动的条件和感受，同时威胁工人的生计，亟待发掘。

在工人集体行动的爆发点变动的过程中，中国劳工通讯也从地图的数据中留意到政府作出的调整。相比以往，集体行动中牵涉政府介入和劳资谈判的事件有所增加，总共有593起，占了去年所有收录事件的一半。涉及警察出动的事件则有85起，只占所有事件的7.8%，明显较以往少。这些政府的回应方式与去年一系列对平臺经济、互联网、教育机构、房地产的规管似乎是一脉相承。然而，在政府部门更积极地介入工人集体行动的同时，地图收集到的工会主动介入事件仍然只有极少数。

被抛弃的工人：生鲜平臺裁员事件记录

两家中国生鲜电商平臺1月中旬被曝深陷裁员和减员增效的泥潭。据《雷达财经》报道，美菜网的成都研发中心去年9月整体被裁撤，北京总部的产品研发、采购销售、财务等部门亦有50%及以上的裁员比例，涉及人员甚至包含二级部门及以上的中高层。到今年1月，一位自称美菜网离职员工爆料，继上次50%比例裁员后，美菜北京总部再裁减40%的人员，北京总部亦需要搬迁。

另一家平臺叮咚买菜的一线从业人员则从去年10月开始出现批量离职，到去年12月算法等核心部门也开始裁员，现时内部人心惶惶。一位叮咚买菜员工在网上透露，该企业已开始大裁员，「采购50%，算法30%，运营30%，招聘10%-20%。其中裁员对象中，试用期员工成为重灾区，试用期6个月，在最后一个月下手裁员，还想尽量不给赔偿」。

生鲜电商平臺最先裁员的多是一线外包配送员、分拣员和其他业务员。《财经天下》的报道提到，去年10至11月间，叮咚买菜在华南地区一地级市前置仓的一线人员缩减了20％。外包公司只是口头通知这些员工，让工人打包离开，工人拿不到赔偿，绩效工资也没有全发。碍于工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通过社交平臺诉苦爆料，事情并未引起关注。

除了直接辞退员工，叮咚买菜也用尽各种方式逼迫工人，包括刻意让配送员难以完成业绩、扣减工人工资、强製休假等，务求让受不了的工人自行离职，让留下来的工人在严苛的条件继续劳动。

一位叮咚买菜员工向媒体表示，去年9月起，企业要求配送员人均每日完成66件订单，低于33单者需被扣减全天底薪，介乎33到66单者则算半天薪资。另有配送员表示，叮咚买菜去年10月的指标是每天跑100单，到今年1月的指标已增加至每天跑160单。公司同时要求工人「强製排休」，将休息天数由9天增至19天。又或者强製收到差评的工人休息。如此劳动要求，工人根本无法生存，但对叮咚买菜来说仍然有利，因为企业虽然压缩人手，却可以从提高劳动强度上确保从劳动力身上压榨价值。

裁员的规模现时已经由一线员工扩展至技术及管理等部门。对于这些工人，公司也没有手软。一名在叮咚买菜总部工作的员工指，他在转正前1个月被裁。上级领导起初表示无任何赔偿，更要他主动离职。这名员工拒绝该方案并跟人力资源等人员多次谈判后，才拿到半个多月的工资赔偿。即便拿到裁员赔偿的员工，方案亦只有N（按工作年资计算的经济补偿），没有N+1（代通知金）。一些员工计划进行集体仲裁。

「生鲜品天然的高损耗率、非标准化、毛利低，外加消费者价格敏感、客单价提升有瓶颈等因素，决定了生鲜电商是一门非常难赚钱的生意。」《连线insight》的报道提出的这些问题，意味着生鲜平臺通常需要经历长时期的亏损，平臺的竞争亦注定异常激烈，因而令一线员工更容易成为竞争的牺牲品。

自疫情以来，生鲜平臺面临的市场竞争确实愈趋激烈，例如去年底，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向叮咚买菜宣战，推出「斩钉价」，称声要「斩钉截铁降价」。另一方面，则是社区团购平臺的发展加速，威胁着现有生鲜电商平臺的空间。这些新企业无论在供应链，还是用户上都与生鲜电商争夺资源。

针对生鲜平臺的裁员和倒闭，中国劳工通讯暂时只收录到1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是陷入债务问题的社区团购平臺十芸团员工在湖南省长沙市发起的抗议，要求公司发放拖欠的工资。虽然工人未广泛发起公开的抗议和集体行动，但我们不应忽视生鲜平臺竞争下造成的种种工人失业和欠薪问题。随着平臺进一步扩张，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生鲜平臺很大概率会步上快递行业的价格战和网点倒闭之路，届时工人的不满也将同时爆发出来。

生鲜电商的裁员倒闭时间线

2021年4月30日，饿了么旗下B2B食材配送平臺「有菜」宣布将于5月20日停止运营。

2021年8月23日，由于十荟团部分地区业务将与阿里巴巴社区电商事业群整合，多地业务关停，不少员工被公司裁员。十荟团的裁员情况此后不断延续。

2021年9月7日，橙心优选宣布将大面积收缩，业务规模由此前9大区31省缩减至3大区9省。

2021年10月20日，生鲜平臺呆萝蔔App发布停运公告，呆萝蔔App停止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各线下门店停止营业。

2021年1月12日，美菜网被爆总部搬迁及裁员40%，其中一位员工表示，美菜网一都直在裁员。另一家平臺叮咚买菜的员工则透露企业开启大裁员。两家企业其后均回应指只是进行正常的组织调整与优化。

燃气事故频发，各行工人安全受威胁

中国近来燃气事故频发，其中不少发生在工地、餐馆、交通及燃气场站、工厂等工作场所，天然气管道泄漏燃爆、液化石油气瓶爆炸、煤气中毒……影响各行各业工人。企业重利轻安全，地方执法宽松是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工会在保障工人安全方面仍需做更多工作。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燃气事故数量从2017年的925起到2020年的615起，总体呈下降趋势。不过，2021年仅上半年就有544起，意味全年可能有过千起燃气事故，其中包括近年伤亡最大的湖北十堰市的燃气爆炸。

2021年6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社区集贸市场发生一起重大燃爆事故。地下管道泄漏的燃气在事故建筑物下方聚集，遇到餐饮商户排油烟管道的火星，发生爆炸，造成26人死亡、138人受伤，集贸市场一片狼藉。2021年下半年，辽宁省大连、沉阳等市以及其他省份也发生多起燃气事故。今年1月又发生一起重大燃气事故，重庆市一街道办事处食堂发生坍塌，疑似因食堂燃气泄漏燃爆。事件造成16死10伤。

燃气管道泄漏：施工问题与管道老化

2017至2021年，平均每年发生200多起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泄漏的燃气或在施工现场燃爆，或通过地下的密闭空间，进入附近场所、遇火源爆炸。比如湖北十堰市的事故，便是因燃气管道泄漏，燃气在集贸市场下方河道内的密闭空间聚集，遇火源爆炸。医院、餐馆、超市等地也曾因燃气管道泄漏而发生爆燃事故。

根据微信公众号燃气爆炸的燃爆事故新闻统计，「施工破坏」连续五年是管道泄漏事故的最重要原因。《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2020、2021上半年）也显示，第三方施工破坏是主要原因。「第三方」指的是非燃气公司的建设公司，包括自来水管道、热力管道、电力管道、地铁建设项目以及其他市政工程的施工方，他们在施工时不慎破坏地下燃气管道。

据界面新闻报道，赶工期、老旧小区施工队伍参差导致事故几率增加。一位燃气公司人士指出，很多老旧小区施工过程中，队伍没办法按照施工设计执行，有时为了赶工期再降低工程质量，导致地下管道被挖断等情况偶有发生，「例如自来水公司在挖路的过程中把燃气管道蹭破点皮儿，没造成危险就会赶紧埋了，就不吭气。」

另外，燃气公司的施工问题也是事故的重要原因。许多工程存在多层分包、甚至违法分包给无施工资质者的情况。比如在2018年6月10日，中缅天然气输气管道晴隆县沙子镇段发生泄漏燃爆事故，造成1死23伤，直接原因是管道焊接工艺不严。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这个项目由中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三工程公司负责，却违法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王某，王某又将含事故段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同样无施工资质的李某。2021年10月21日，辽宁省沉阳市发生5死52伤的燃气事故。直接原因是施工人员未将管道之间连接的零件有效密封。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这个工程由大连建工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建工）中标，但公司违法分包，允许贾某利用大连建工的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承揽工程。

管道老化、腐蚀也是重要原因。2021年湖北省十堰市的重大燃爆事件便是管道老化所致，同年辽宁省发生多起燃气事故，界面新闻报道指出，辽宁省多数城市燃气管网历史悠久，大量管网超期服役。2022年1月，中国应急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中国城镇使用燃气的人口近年大增，同时燃气管道大多是20年前建设，全国有10万公里城镇燃气管道老化 (占所有城镇燃气管道12%)，「十四五」期间将进行更新改造。

餐饮业事故

餐馆事故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管道泄漏，更常见的是餐馆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瓶泄漏、遇火源爆炸。其中一个原因是用户使用不当，比如忘记关闭液化石油气瓶的瓶阀、使用的气瓶不符合规定等。另外，市面有售违法改装的过期液化石油气瓶，也有无资质的燃气燃具单位违规安装。2019年10月13日，江苏省无锡市的双乐小吃店发生一起液化石油气爆炸事故，造成9死10伤。原因包括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液化石油气钢瓶、软管脱落、燃气燃具单位无资质违规安装。

另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无色无味、不容易察觉其泄漏。燃气安全专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天然气入户前会加入臭味剂，不过厨房气味復杂，未必能觉察。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不过一名应急管理部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酒店、餐馆等经营性商家的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率相对较高，但机关、企业等单位内部食堂还没有强製要求。2022年1月7日，重庆市武隆区凤山街道办事处的食堂发生坍塌，疑似食堂燃气泄漏燃爆导致。

运输事故

2020年，燃气运输相关事故数目是53起，2021上半年则有50起。从收集到的新闻案例来看，事故原因包括超速驾驶、长时间作业。

超速驾驶导致槽罐车侧翻、燃气泄漏爆炸是常见原因。2020年6月13日，浙江省臺州市温岭市，一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车因超速驾驶导致翻侧、燃气泄漏爆炸，造成20死175伤。涉事企业负责人不具备安全资格证，也未按规定执行GPS动态监管製度。

企业忽视安全、要求长时间和高强度作业也是事故原因。2017年6月5日，山东省临沂市一辆运输石油液化气罐车在卸车作业过程中发生液化气泄漏、爆炸着火事故，造成10死9伤。当时卸车区已连续24小时作业，且有10余辆罐车同时进入卸车现场。涉事的金誉石化有限公司没有对装卸区进行风险评估，而且当时扩产后液化原料产品吞吐量增加三分之二，但企业仍全部采取罐车运输装卸，造成风险严重叠加。

此外，每年有数起到十数起的场站事故，多是在车辆充气时发生，不过资料不多。

工厂事故

中国劳工通讯安全事故地图显示，近五年来，每年都有1至3起工厂煤气泄漏事故。这些事故多发生在钢铁、冶炼等重工业工厂，多是因高炉作业或煤气管道泄漏导致。2021年9月27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因限电问题导致设备停机、煤气泄漏，共有23人与煤气接触反应，需送往医院救治。

其他工厂也因能源问题发生燃气事故。2017年12月19日，山东省潍坊市的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爆燃事故，造成7死4伤。起因是该车间匆忙「煤改气」，从燃煤热风炉切换到未经正规设计、未经验收的燃气热风炉后，燃气泄漏进入干燥系统、发生爆炸。2019年12月3日，北京市的京日东大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燃气爆炸事故，造成4死10伤。起因是燃气管道的法兰垫片材质不佳，受液化石油气长期腐蚀，导致泄漏。

企业逐利、地方执法宽松

企业逐利而忽视安全是许多燃气事故的结构性原因，或是因节省成本将工程分包给无资质者，或是要求工人长时间和高强度作业。2021年6月湖北十堰市发生重大燃爆事故后，财新网做了一个专题报道，指出涉事企业中国燃气在收购十堰市项目后，没有更新改造管道，没有理会管道老化腐蚀、管道穿过地下密闭空间等安全隐患。

另外，中国燃气虽积极参与政府的「煤改气」项目，却不重视安全。中国劳工通讯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建筑行业工会归位》记录了这样一起案例：2017年9月，一班农民工为中国燃气位于天津蓟州区六个村庄的煤改气工程铺设输气管道。工人们反映，中国燃气涉嫌非法多层转包，导致工人工资遭到非法拖欠和克扣。而且工人们担心，由于中国燃气公司从未发出过施工质量标准指引，煤改气工程用户将来在使用时，有潜在的安全隐患。

燃气事故的另一个结构性原因，是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监管与执法「宽松软」的问题。据财新网报道，多名燃气行业人士称，业内基层待遇低、人员流动大，现有岗位上的人缺少经验或者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而地方燃气主管部门人力紧缺，对行业了解也有限，但下游基建復杂，监管难度并不小。因此，企业与政府监管在执行上都是流于形式。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去年11月发表《全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整治燃气企业安全资质不符、工程分包、燃气管道维护不到位、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等方面问题。2022年1月，应急管理部也宣布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研究製定《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方案》。

工会也应组织各地、各业工人，向工人宣传燃气安全资讯，让工人发现安全隐患并及时向工会通报，以便工会向相关企业及政府部门提出要求改善。若相关部门继续不采取措施做出改善，工会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组织职工撤离危险现场」。

年轻人宁送外卖不进工厂，企业家们正在抱怨他们自己创造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于两会提出《关于鼓励和政策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的建议》，指外卖、电商、网络直播等行业吸引大量年轻人就业，令他们不愿意去工厂，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

「建议年轻人多进工厂，少送外卖」的话题在微博登上热搜第一，话题阅读量超过5亿。张兴海要求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共同努力，鼓励和政策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却忽略了製造业工人基本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高的现实，在製造业智能升级浪潮下，工人更进一步被排挤，而这些问题正是企业家自身造成的。

产业工人的流失和缺口

张兴海提到，2020年中国製造业人才缺口达2200万左右，近五年，平均每年有150万劳动力离开製造业。工人涌入新兴服务业，使快递从业人数2019年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则突破700万人。疫情其间，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加剧。张引述的数据称，2020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之前是产业工人。

多年来，不少工厂都抱怨用工短缺，不过以往工厂集中的多是技术工人的招聘问题，现在则是连一线工人都有缺口，难怪企业家的代表会这么紧张。去年，《中国青年报》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超过六成受访职校毕业生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各种原因当中，不满工人生活枯燥单一占比最高（61.9%），对工作前景不看好则排第二（61.04%），还有是觉得工作环境差（52.87%），工资低（40.01%）等。

张兴海的建议

指出现象后，张兴海对其原因的理解却大有问题：「製造业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工作不体面等。如今工人主要以90后、00后年轻人为主，他们生长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生活条件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思想更自由，活得更自我，不愿意待在工厂里。」

注意，这里说的是对製造业的「印象」。事实上，张根本不认为有这个问题。他说，「产业互联网下，现在的製造业早已今非昔比，工作环境及收入已有明显提高」。因此，政府应该要「不断改善製造业就业环境，营造更佳的舆论环境，使全社会进一步关注、支持製造业，吸引、鼓励更多人才和有誌青年投身製造业高质量发展。」换言之，问题出在人们的印象不准确。

张董事长还认为给工人的物质鼓励不能由企业出。他要求政府「给企业送政策、送资金、送产业工人，比如提供新员工就业补贴，对参与订单式生产的临时用工给予一定的收入补贴及保险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实施差异化人才政策支持等」。

言下之意：企业已经改善了情况，请政府引导好舆论，准备好工人，以及给钱让我们安抚工人。

工人的真实处境

究竟「收入已有明显提高」是否属实？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去年发表的一份《平臺就业的生成机理、风险点及对策分析主报告》，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报告指，「在疫情冲击、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製造业企业步履维艰。尽管雇佣人数没有明显下降，工资却较2019年普遍急降1/4，至2021年上半年，这一状况仍无好转。工资的持续低迷和隐蔽性失业，加剧了工厂员工的流失」。这份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67.7%受访工人表示离职的原因是工资不高、37.7%人嫌活累，其后是淡季活少、时间不自由等问题。

不少製造业工人的基本工资都被厂方订得很低，工人如果不加班，每月工资扣除大城市的租金、日常饮食等开销已所剩无几。工人要赚到额外收入，几乎都是依靠大量的加班劳动。最近，一篇关于国内电子厂普工的文章提到，「基本工资其实也就2200-2400（元）样子，一个月五六千看起来还行，其实一个月休一两天，天天上班12小时，还是两班倒大夜班，周六周日上班12小时还扣一小时」。

当工厂处于旺季，工人要整个月接近全天候劳动，透支健康来换取额外的收入；但当工厂没有订单，又或处于淡季，工人则要面临生存困境，甚至直接被裁。对这样的工作条件（特别是疫情后极不稳定的订单）的不满，也是工人离开製造业的重要原因。

不少工厂为了解决招工难而使用的劳务外包，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以往，製造业企业曾广泛利用人力资源公司招聘劳务派遣工。2014年颁布《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后，企业又玩起劳务外包的新花样。透过直接将工厂的某个生产环节，如包装、质量检验等承包给人力资源公司，工厂绕过法律监管，降低用工成本，同时甩脱为工人缴纳社保、提供劳动保障和福利的企业责任。

现在，连一些人力资源公司都感受到缺工的严重性。其中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企业座谈会上表示，「大家以前都习惯了大进大出，需要人的时候就拼命招，不需要人的时候就无情地把工人淘汰掉，根本不关心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对这样的企业，员工当然是没有忠诚度可言的。" 姑勿论发言是否真心，这位董事长明言缺工是企业自找︰「我们除了要想办法拓展招聘渠道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如何去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帮助员工学习成长，包括后勤保障、人文关怀"。

製造业今非昔比的是什么？

张兴海所谓的製造业「今非昔比」，并非工人的待遇有实质性的提高，而是说愈来愈多工厂变得更机械化和智能化。一位小康股份管理层人士接受采访时便证实，小康股份几年前在重庆两江新区投建的工厂有1000余臺智能机器人，涂胶、装配等人工操作的工序环节已被智能机器人取代。

在製造业智能升级浪潮下，资本不断提升生产力的过程正在排挤和分化工人。一方面，企业需要更高技能要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所谓收入和工作环境有所改善大概是针对这些人）；另一方面，低技术工人对企业的重要性更低，企业愿意给这些工人支付的工资也相对愈来愈低。小康股份的财报显示，生产工人的占比近年来有所下滑。 2020年公司母公司和主要子公司职工数量合计为13238人，生产人员8654人，占比约65%；公司刚上市的2016年，其在职职工总数为9435人，生产人员为6448人，占比约68%。

可以说，张兴海这位企业家是在抱怨他所代表的资本自身创造出来的问题。资本累积一方面排挤劳动力、分解工人的技术，另一方面又不满工人转到其他行业。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它还要拿税收来作为留住工人的补贴。

工人的愤怒涌现，工会将行动起来吗？

张兴海真正的问题是将招工难怪在工人头上，完全撇清企业的责任。这种言论已激起了大量青年工人的不满。然而，理应代表工人的工会对这些工人的感受毫不敏感，没有争取改变工人的不利处境。

事实上，当企业购买一批又一批的机器替换工人，工会应该要求它们为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训，阻止他们逐步解雇工人。当工厂压低工人的工资，订立不合理的规章製度，工会应该提出反对，并与一线工人商讨，与企业展开谈判。到了工人加入新的平臺经济，工会也应该将其组织起来，搜集工人面临的新问题。然而，工会在这些事情上都近乎缺席，没有起到团结工人争取权利的作用。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数年跟工会职员的对谈，官方工会仍然依靠企业组建工会，而非亲自组织工人。这套做法在提升工人的权利上已被经验证明收效甚微。不但一些私营企业拒绝建会，排斥工会介入。企业就算愿意建会，工会的涵盖范围也很难落实到不同地区或分公司，令工人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人将矛头指向企业家的同时，代表工人的官方工会也不是无辜的。工会应该主动行动起来，回应工人的不满。

工厂停工、外卖员露宿：新一轮疫情中的工人

中国新一轮疫情在过去一周迅速恶化，波及全国27个省市区，其中最严重的是吉林、广东、上海。新一波疫情浪潮下，劳动者权益和劳动保护状况令人担忧，零工经济的脆弱问题也再度凸显。

深圳于3月13日发布通告，决定一周内施行社区封闭管理，非必要企业停工或实行在家办公。广东东莞亦于3月14日宣布，社区、工厂企业、产业园区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受政策影响，广东不少工厂停工，许多原本在工厂外居住的工人被集中安置在工厂内，深圳更出现大量外卖骑手露宿街头。在上海，有护士被强逼在防护不足的情况下工作，并引发肢体冲突。

广东工厂停工 外送骑手「三和大神」露宿街头

有着1700万人口的深圳从本月14号到18号共封城5天，官方称经过两轮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盐田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实现动态清零。上述地区的企业、生产商等已于18日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和经营，公交、地铁恢復运行。值得关注的是深圳作为电子厂林立的经济重镇，封城措施对于工厂运作和工人的影响甚大，这或许也是深圳官方比预期更早在部分区解封的原因。

根据媒体报道，有数十家电子大厂应声停工，其中包括苹果的最大代工厂富士康在深圳龙华、观澜等园区，还包括触控模块厂GIS-KY以及蓝思科技等。另外有媒体访问到深圳东莞的普通工人，他们说虽然当地大部分工厂停工，但很多小工厂会偷偷开工，不让员工打卡，防止被政府查到，但是一方面因为原材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很多工厂面临违约压力。网上流传一张东莞大朗纺织业企业的诉求建议书，表示去年12月以来两次封城，导致货物无法进出，订单大量取消，房租、工资压力巨大，提出让政府安排特定时间安全送货进出，并希望政府出面跟房东交涉减免租金。

另一方面不打卡就上班，工人也面临着工资可能无法发放、难以合法追讨的风险。住在厂外的工人被要求到厂内集中居住，居住条件有网有水电，吃饭喝水自理。有工人们表示因为过完年第一个月工资还可以，所以现在还可以维持，但如果长时间封城就只能找家里拿。网上有视频显示，东莞一工厂在厂房外的草地搭帐篷让员工休息，也有工厂就地取材，用胶板、纸皮搭地床，工人席地而睡。

更令人担忧的是官方不断推崇的「零工经济」之脆弱，这些零工经济的参与者都是「手停口停」的日结工人和外卖员。自从封城开始，面对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很多住在深圳城中村里的外卖员都面对着艰难的抉择：村子被封了不敢回家，怕进去了出不来，不知道要等多少天才能再开工；于是他们只好无奈露宿街头，条件好一点的能睡在帐篷里，更多的则是一床被子几件厚衣服在天桥下过夜。一篇《昨夜，深圳骑手，无家可归》的文章在微信上刊出后随即被迅速删除。而深圳零工聚集区内的「三和大神」们，由于无工可开，网吧停业，只能睡在龙华汽车站。

上海医院无保障下强逼护士工作 防疫「誌愿者」被层层压价

在上海，疫情防控则造成了生产安全问题。出现群聚感染的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前线员工竟然在防疫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被院方强行要求工作，并引发肢体冲突。

3月13日晚间流出的抖音影片显示，由于该院几天前就出现阳性确诊患者，但院方未及时处置，导致医护与家属接连感染。院方把出入口封住，不让医护和其他患者、家属离开，但又让没有防护装备的护士去照顾阳性患者。该院基本没有防护衣或负压舱设备，医生要求护士只戴口罩就「祼上」，导致医生和护士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网上也有爆料显示上海疫情期间「誌愿者」工作的廉价，比如上海闵行区打地铺不包吃，中介扒皮之下仅仅220元一天。最便宜的还有所谓打包价，低到48小时740元。价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誌愿者往往是在疫情来袭时临时招募，并没有经过劳动安全培训，而在招工的描述中又往往宣传「轻松工作」。实际上，此前西安疫情的一号病例，就是因为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防护服破裂，又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感染。一旦造成生产安全问题，除了对工人本身的安全造成伤害，也容易引起病毒的再次传播。

政治学者福山曾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这些日子被很多中国人所引用。在中国各地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下，有多少普通劳工的权益被遗忘和侵犯，如何能最大限度减少这些问题，这是各级工会和政府需要思考和行动的。

工人阶级谈劳动条件

作者 劳动观察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快递罢工大作战，行业血拼一线劳动者买单

自疫情短暂停摆之后，快递行业很快就赶超往年业务量。但疫情后的快递行业，却波折不断。这两天微博、豆瓣上再有关于「快递罢工」的帖子爆料，掀起大规模讨论。实际上，从3月份持续至今，网络上一直有快递营业点关闭、工资拖欠的事情爆出。

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20年快递行业罢工事件23起。这些记录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2020年快递行业大大小小的罢工事件数量远远超过于此。

「百度贴吧」搜索结果显示，关于快递罢工的帖子有11609篇，仅近一个月的相关主题贴就有上百篇；近几个月各大快递公司（包括圆通、申通、中通、韵达、顺丰等）的百度贴吧上都有多篇帖子抱怨快递滞留长时间没有派送。新浪微博显示，自2020年1月以来，有超过1000条关于「快递罢工「相关信息，近日讨论井喷，涉及公司涵盖全部四通一达，大部分都是消费者发布的因罢工而导致的快件滞留的抱怨信息。

有网友在社交平臺上晒出自己的物流信息，物流显示「发往未知」；也有物流信息从广东发货绕过北京回到江浙地区，并迟迟停滞的情况。网友纷纷称快递长期滞留投诉无门。「xx快递罢工了吗？」、 「听说好像罢工了」、「不要发xx快递了，已经罢工了」这样的表述随处可见，而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布各大省市。据媒体报道，出现罢工情况的既有偏远的乡镇快递点，也有诸如上海、南京等一线城市的快递网点。

快递「价格战」的结构性挤压
为什么快递行业接二连三出现大面积罢工事件？是因为行业不够景气吗？

从数据看来，并非如此。国家邮政局统计，2020年9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完成76亿件，同比增长35.7%，快递业务收入约764亿元。快递罢工并非因为发展不景气，反倒是因为快递市场扩张导致的内部价格竞争。

电商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快递行业加紧了新一轮的市场大洗牌，成了竞争的另一主战场。起源于去年的义乌快递价格战，今年因2月份疫情以来，全国公路免收、叠加油价下跌，快递公司成本进一步下降，争取市场份额的占有野心再次驱动了更为激烈的价格战。但低价竞争的代价并不意味着行业内部资方和劳动者的多方「共同承担」，资方可以享受急剧增长的利润，而成本则巧妙地转嫁到位于行业体系最为末端的快递网点和快递员身上。

这个不平等的价格分配体系一开始就体现在快递费用的分配结构上。多方媒体信源确认，假如消费者付出10元快递费，其中3元归网点收件方，城市内分拨费0.6元，分拨中心0.3元，除此之外快递公司总部收取1元的面单费、2元的中转费、1.5元的派件费，最后到快递员手上的派送费仅1.6元。快递总部和」跨越最后一公里「的基层网点之间的利益分割本就值得「重新商榷」。在价格战中降低的是货源的收件费，而其他费用往往是固定，最终不断挤压的必然是原本就不太多的快递员派送费。

快递行业增长背后的「血汗」
从2020年每个月快递行业的营收数据看来，快递单票收入持续下降。尽管单个快递变得越来越「廉价」，持续暴涨的业务量却让快递公司收入不降反而增长，但不断缩水的「派送费「对一线快递员的打击却是致命性的。派送费占据快递员收入非常重要一部分，他们需要争分夺秒地将每一个快递送达每一位消费者手上。可以说，每一个快递挣到的1块钱都是辛苦钱。

原本可能辛苦一天可以挣个两百块，但是「廉价「的派费，让这一切变得更加艰难。快递员明显的工作体验是：现在每天派件量明明更多了，但挣的钱却少了。工作越累，工资却越少。

根据《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75.07%的快递员月薪低于5000元，仅有0.73%的快递员月薪超过1万元。报告还显示，46.85%的快递工人每天工作8-10小时，其中33.9%的人每天工作10-12小时，近20%的员工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一位安州中通快递员说：「送一个快递只有四五毛钱，一天辛辛苦苦送200个快递，从早到晚挣差不多100块钱。」 据21世纪商业评论报道，安徽某中通县城快递员在网上吐槽，每单快递派送只能赚0.25元。现在，辛辛苦苦工作也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资。

基层快递网点也受到冲击。为了抢占市场，不仅仅要让快递费更便宜，还要增加「收件「能力。于是，很多快递公司给基层网点指定收件指标，一旦完成不了指标，都将面临」连环恶性罚款「，越是收件少，网点收入降低，罚款就更重，就更亏损。与此同时，网点派件负担过重，除了每单的激励更少，积压迟派的几率更大。派送晚点的罚款造成快递员更挫败的情绪，影响效率，晚派的快件越来越多，恶性循环，形成积压，最后冲垮一个快递点；然后同一个地方的快递网点，其中一家快递点垮掉，快件可能分给周围快递公司的网点，造成新一轮积压循环，造成整片的快递瘫痪情况。在双重夹击之下，很多快递网点纷纷「倒闭」停工。媒体披露，多个乡镇县的快递网点发表声明：停止快递代理，停止派件。

而很有可能，快递网点承受的压力最终还是全盘分摊到一线的快递员身上。派件费的降低直接影响每一位快递员的收入，各类网点罚款亦总是会以各种途径分摊到快递员身上；更有甚者，网点倒闭，工人被拖欠的工资也随之「不翼而飞」。四川泸州、济南莱芜区、江苏南京多地都已出现工资被拖欠导致工人罢工的情况。据江苏公共新闻报道，南京江宁二部百世快递拖欠工人三个月工资，快递工人罢工，却反而被要求赔偿快递点100万的罚款。

国家邮政局《2020年9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快递行业增长表现突出；2020年前三个季度快递收入6039亿元，同比增长14.5%，占GDP8.3%。荒谬的是，一边是政府和资本只关心行业的迅勐发展态势，另一边却是被忽视的一线快递员收入严重缩水，工作待遇越来越恶劣。「比以前更累，挣得却更少了」，这样的工作体验彻底地颠复了「多劳多得」的最为朴素的认知。资本的低价竞赛游戏，似乎是不断地将位于体系最末端的劳动者推至」最为/更为廉价「的边缘，它不断地试探，劳动力还能更便宜一点吗？什么是可以被压榨的最大限度？

2020年快递行业的持续罢工事件，是劳动者在向这个不断被拉低的限度说「不」，是对不合理的分配製度说「不」。劳动者的行动反对，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低价血拼背后野蛮的劳力剥削：越来越廉价的快递（未来也许不会再廉价），并不是行业对消费者的集体让利，而是一线劳动者在为此付出代价。

快递行业的发展根本离不开一线劳动者，荒谬的事实是，资本不断试图将劳动者推挤至更加恶劣的境地。可以预想，在「双十一」来临之际，低价竞赛的游戏将愈演愈烈。快递行业的集体罢工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信号，一线劳动者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

从平臺零工到共享用工：资本主义「薅羊毛」手段层出不穷

01 共享用工，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疫情期间催生「共享用工」新形态。復工迟缓的餐饮、酒店、影院等行业劳动力闲置，电商平臺订单爆炸，缺配送员、分拣员。

遭遇復工困境的行业将工人「租借」给其他劳力需求旺盛的行业，这种「借用」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用工需求不平衡的状态，但共享用工也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问题，隐藏危机。

2020年4月9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发布《「共享员工」用工模式下法律风险与防范白皮书》，说明「共享用工」模式中劳动者在劳动关系认定、工伤认定、劳动报酬支付、劳动关系解除四个方面存在风险：1. 劳动关系界定不清楚；2 若被共享的员工在输入企业工作期间遭受伤害，工伤认定可能会遇到障碍；3. 劳动报酬、加班费计算、调休政策计算标准有争议；4.劳动合同解除权有争议，经济补偿金的标准按照哪一家公司的标准？

社保缴纳的额度问题也值得关注。《工人日报》指出，「共享用工下社保缴纳主体只能为输出企业。在输出企业支付基本生活费，输入企业支付劳务费的模式下，输出企业因支付工资较低，通常以最低标准作为社保缴费基数，而输入企业虽支付的劳务费较高，却不缴纳社保，员工因此面临因社保缴费基数低而影响将来养老保险待遇的风险」。

9月3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提出共享用工的合作协议需要就劳动者的权益问题做明确的规定，应维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新闻来源：

《用工可以「共享」，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共享员工」用工模式下法律风险与防范白皮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
#运输行业 #卡车司机 #超时工作

02 卡车司机调研：近一半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
10月9日，运输行业网站「运输人网」公布2020年上半年运输行业现状相关数据，由运输人网与罗兰贝格、卡车司机之家、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联合调查，概括性呈现了运输行业从业者的基本劳动状况，具体包括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和收入水平。

据调研，60%的运输行业劳动者每月净收入8000元以上。尽管相对于其他基层服务行业，工资水平不算太低；但背后是不相匹配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长。数据显示，仅有11.37%日均工作时长低于8小时；47.85%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其中15.05%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

长距离运输是行业常态。近四分之三运输距离在500公里/单以上，其中还有24.25%超过2000公里/单。多数卡友亦背负巨大经济压力，有37%的人每月需要还贷超过万元，18.77%每月需偿还5000-10000元贷款。

新闻来源：

 《运输人上半年收入有所下降 运输段位和幸福指数是否成正比？》
#用工需求   #基层服务业

03 人社部公布第三季度「最缺工」排行：基层服务工人霸占前十
10月23日，人社部新闻发布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该榜单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调研，定点监测人力资源市场供应较为紧缺的需求岗位信息，每季度定时发布。

第三季度中，该职业紧缺排行榜单中，前9名均为基层服务行业，营销员位列首位，公共场所保洁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商品营业员、家政服务员、客户服务管理员、房地产经纪人、快递员均居前十。

据统计，与上季度相比，招聘和求职人数均下降，但用工缺口数从二季度的74.6万人上升到82.4万人，上升10.5%。总体求人倍率（招聘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的比值）从二季度的2.01上升到2.67，上升32.8%。人社部指出，「缺口人数扩大，供求关系仍然偏紧」，特别是排行前100名的缺口行业，紧缺情况更为严重。 

新闻来源：

《人社部：家政服务员、房地产经纪人等排求职最缺工前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年第三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
#家政工 #工作控製

04 上海首个家政行业守则：奉贤家协要求家政工离岗前主动开包
10月12日，上海市奉贤区家政服务业协会发布《奉贤保姆守则》，对家政工工作提出规范性要求和细则要求。《保姆守则》不仅要求家政工严格服从安排，不能拒绝公司派单；且对家政工个人的衣着、穿戴和行为有严格规定。例如，第10条规定，「注意个人卫生，衣着整洁，工作期间不带首饰，女士不过度化妆，勤剪指甲」；第12条规定，「不吃异味食品，如大蒜等」。

《保姆守则》要求家政工离职前主动开包让雇主家检查，这一规则引发热议。据《潇湘晨报》报道，奉贤家协已经将《保姆守则》下发至所属家政公司。多家下属家政公司回应，该规则具有强製性。奉贤家协会长金明接受媒体采访，并没有直接回应该规则可能给家政工群体带来的影响。

此前，奉贤家协出臺沪上家政行业首个「保姆禁业规定」亦引发争议，规定9种情况禁止从事家政工，其中包括有偷盗、心理疾病、有犯罪记录等情况。据悉，为了将「保姆禁业规定」有效落地，奉贤家协要求各家政公司贯彻落实商务部门启用的「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臺」，以及市家协之前出臺的《上海市家政服务人员分类健康体检标准》，保姆上岗前须到指定医院按规定进行体检。

新闻来源：

《奉贤家协出臺沪上家政行业首个「保姆禁业规定」有偷盗、性侵等9种情形禁做保姆》
《奉贤家协首推保姆守则！保姆上岗整洁衣冠、不带首饰、不过度化妆、不泄露雇主隐私》
#全员营销    #工作控製

05 《人民政协报》刊文：强製营销严重违反劳动法
10月19日，《人民政协报》第7版刊发文章批评企业「强製全员营销」是「薅员工羊毛「行为，指出其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侵犯劳动者权益。

据媒体报道，强製销售已是多个行业的潜规则。此前，电器零售、房地产、保险、银行等行业公司陆续爆出强製全员销售的事件。2020年3月，苏宁易购被爆要求全产业员工参与线上销售并完成额度，否则将面临罚款，此事引发热议。2019年9月，时代地产员工在微信公众号中揭露公司强製全员卖房，额度精细，完成不了即被开除。甚至一些公司将之写入员工考评细则与招聘文案中。

《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迫于恶性罚款和被辞退的压力，多数劳动者无奈接受。《人民政协报》鼓励劳动者积极维权，劳动者「可以通过个人反映，或借助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等渠道，向用人单位表明诉求，还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新闻来源：

《「薅员工羊毛」薅不出企业的强大》
《强製营销 员工的「羊毛」企业岂能想薅就薅》
《房企被曝强製全员卖房 人民政协报刊文：违反劳动法 员工要敢维权》 
#外卖行业   #平臺零工   #工作安全   

06 外卖小哥送餐被打，美团平臺是否需工伤赔付？
2020年10月15日晚，一位姓冯的外卖员在成都温江区某小区内送餐时，因不确定具体的门户地址拨打了客户电话，遭到客户王某殴打，导致轻度颅脑损伤以及右膝外侧半月板撕裂，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已介入进行伤情鉴定和侦查。

外卖小哥回忆，虽然订单上顾客备注「不要打电话，敲门」，但当他送餐到楼层时发现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家，才拨打了王某的电话，却被顾客责骂和殴打，滚下楼梯后王某继续对他施暴。之后他自行报警，到医院诊治。目前王某已经被行政拘留，但冯外卖员治疗所花费的3万多元医药费都是自己垫付的，后续还需要一笔大康復费用。他的受伤情况不属于交通意外险赔付的范围，打人者目前也没有赔偿和垫付任何费用。

该新闻报道并没有提及美团平臺是否进行工伤赔付，康復期间骑手是否有误工补贴。

新闻来源：

《外卖小哥送餐被打成颅脑损伤半月板撕裂 打人顾客也做过外卖员，警方：已行拘 》

危机开始的2020年：全国冻结最低工资，疫情后拥抱用工灵活化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新时代的2020年带来巨大的挑战。国际劳工组织在9月23日的第六版全球疫情的工作影响报告中指出，预计第三季度全球工作时间下降12.1%，等同于3.45亿全职工作者失业；第四季度最坏的情况甚至将导致5.15亿全职工作者失业。严峻的疫情面前，背后的经济復苏和工人就业问题将更为艰巨。

中国作为全球生产供应链的下游，即使疫情控製稳定，但经济下滑对于劳动者境况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第一季度全国范围的GDP第一次负增长，各地政府针对多数企业不断推出纾困政策，如税费减缓、房租减免、经营成本补贴、政务简化等；而对于劳动者，政府虽打出旗号支持就业/加紧復工，却冻结了最低工资调整，提倡「共享用工」新劳动体製，以及开启试验「特殊工时製」为企业创造灵活空间——这些调整正在悄然改变着未来长远的劳动关系体製。

1、全国无一省市主动调整最低工资
在全球经济表现悲观的当下，国内的生产实际上正在逐步恢復。全国GDP在第二季度恢復正增长，第三季度增长率业已达到3.49%；前三季度的总和已转负为正，比去年同期增长0.7%。同样增长的还有生活成本：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疫情期间一度达到5.4%——CPI指的是生活成本的相对指数，一旦超过3%就已经是明显的通货膨胀——过去三个季度比去年同期上涨3.3%，即意味着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了3.3%。

不可否认，疫情的危机不仅导致了民众实际收入的缩水，同样也拉高了日常生活成本。在这现实的物质焦虑下，2020年还有一个大变化在悄然发生——全国各省市几乎暂停了预期的最低工资调整。

2004年起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省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有条件的省市则采取每一到两年调整。依此设定，2020年本应是最低工资调整的「大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21个省市按规定需在2019/2020年前调整工资，其中有多达9个省市最近一次调整最低工资已是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已有广西、福建、青海等9个省市今年调整了工资，但均是去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没有中央公开文件说明，可预见在经济未全速復苏的情形下，全国性的最低工资冻结已成定局。

最低工资标准关系到每一个基层一线劳动者的基本生存状况，是生活「兜底」的基线。其确定和调整，主要参考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疫情当下冻结工资固可理解，但如何应对随之而来不断增长的物价水平和就业压力呢？国内经济全盘恢復未有期限，在促进「内循环」的同时，却不提高购买力（工资），最低工资的无限期「暂缓」调整对于基层劳动者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生存危机。

2015年底人社部发布不公开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114号）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资调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变相修改《最低工资规定》。2017年3月广东省政府以此开先例，将全省最低工资调整时限「两年至少一调改为三年至少一调」，调整比例亦从此前每两年20%左右的涨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疫情下的经济困境必然在未来一到两年持续，那么《最低工资规定》会否被修订？物价上涨背景下最低工资该什么时候调整？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影响下实际工资贬值？这一举一动都可能将置基层劳动者于更加脆弱的状态。 

2、劳务派遣2.0：疫情下的「共享用工」新劳动体製，绝非止于疫情
2020年9月30日，人社部发布《关于做好共享用工指导和服务的通知》文件，对疫情期间多跨行业多企业间采取的「共享用工」模式进行了法律上的认可和实践上的背书。所谓「共享用工」，是指企业间的员工调配：员工富余企业可以一定的方式，将自身员工「共享」给缺工企业，以解决部分企业用人需求上的矛盾，而不改变原有的劳动关系。这一形式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大量推捧。以餐饮和电商行业为例，復工迟缓的餐饮行业劳动力闲置，而电商订单火爆，配送员、分拣员等稀缺，两者人力资源互补，一定程度缓解了疫情期间的用工难题。

谁会是「共享用工」新体製的首批试验者？是製造业、服务业等低技能的一线劳动者，从事物品打包、分拣、上架、流水线操作、餐饮派送等工作。这些行业对一线工人需求量大，岗位工作性质比较简单，经短暂培训能够快速上岗，是企业眼中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共享」的工种。

人社部的《通知》几乎为该模式奠定了常态性推行的基调，并视其为稳就业的重要尝试，但其中却留有大量的模煳空间。《通知》指出，共享用工并不改变劳动者原有的劳动关系，企业在工作调配共享时需「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而劳动者对于新公司待遇标准的谈判权并没有在文件中体现。所谓「协商」实质形同虚设，既往的劳动实践告诉我们，劳动者在调岗等工作内容调整上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协商不一致的结局只有一个「走」，难说有选择。

其次，共享用工的岗位调配没有针对工作性质/地点、工资待遇、共享期限等作出限製。任何工作性质或地点或待遇的变动，都是劳动合同上的重大事项变更，需要征求劳动者同意，但人社部的指导文件对此并没有严格规定。企业如同在菜市场档口「代卖」员工，员工如肉菜「共享」给隔壁档口，表面上的「共享」实质可能是贱卖，毕竟对于二次卖出的价格，作为商品的员工没有任何话语权。

同样被忽略的问题还有，新岗位上的工资待遇是否需要符合「同工同酬」、不能低于旧公司标准？新岗位的工时製度与旧公司不同时应如何处理？共享期限和共享员工的比例如何限製、是否可以无限製？

上述问题不禁令人联想，「共享用工」不过是另一种更为灵活化的「劳务派遣」。尽管人社部《通知》一再撇清其与劳务派遣的联系，却丝毫不掩饰「共享用工」追求比派遣更为灵活的用工体製。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合法化劳务派遣后，该製度被资方于各行业滥用、侵犯劳权屡见不鲜，后政府不得不再修法推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强调对于非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岗位禁止使用劳务派遣，且派遣比例不得超过总体员工10%；此外，亦强调派遣岗位与常规岗位「同工同酬」，派遣新岗位工资待遇不得低于旧岗位标准，且对派遣期限也做了限製。

当然，劳务派遣的这些新增限製也遭到了企业方的强烈反对，而政府以企业利益为重，用弱执法或不执法放纵用工「灵活性」，任由企业继续隐性滥用劳务派遣製度，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可想而知，《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执行并不顺利。

如今，疫情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原劳务派遣的约束条款在模煳的「共享用工」新规上一一被放开，在臺面上「合法」打破传统标准劳动关系限製，用工企业方与共享员工间的工作「协商」不受约束，亦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而作为出借方的公司未来可能将进化为更纯粹、专业化的人力资源公司，或引入第三方人力公司，有可能成为实质不受约束的劳务派遣2.0。

3、「特殊工时製」加速侵蚀工人权益保障
继共享用工新策之后，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五年计划（2020-2025）经中央批准，「允许修订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相关经济特区法规，扩大特殊工时製度适用行业和工种岗位范围，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製度」。特殊工时製在劳动相关法律中早已有相应的规章製度对此进行规范，本次被深圳市重提讨论，并列入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首批重点授权事项清单，可见中央试图未来在国内全面拓广原有特殊工时製度的适用行业和工种范围，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早在2014年，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就曾公开批评《劳动合同法》（2008年）中对企业保护不足、限製雇主随意解雇员工，特别一点是标准工时製降低了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对职工保护过多。在资方眼中，追求企业「灵活性」的最大企图是，可以灵活安排员工岗位和工作时间，用尽可能少的员工完成最多的（无加班费）工作，基于淡/旺季可随意裁/增人手，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成本控製。这才是他们喜欢的。

即便1994年劳动部颁发的《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製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製的审批办法》针对特殊工时製进行了限製，仅限应用于交通运输业和部分受季节、资源、环境和自然等条件限製的行业，但由于整个製度的製定、审批、执行和监管权限均下放到地方，导致实行时异常溷乱无序，即便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仍然有灰色地带可以利用，施行特殊工时製的行业版图不断扩大。

零售业就是一个例子。过去数年沃尔玛一直力推综合工时製改革，新製度下，淡季的工作时间减少，而旺季的工作时间却无偿增加，员工只有比原来做得更多才有可能拿到与之前同样的加班费用。直接的结果便是，行业限製被隐形打破、采用综合工时后工人加班费和收入大量缩水（加班不再视为加班），休息休假权严重受侵犯，连续工作24小时或数天亦是合法。这自然是资方所追求的「灵活性」，只不过此前需要各地方监管部门的「操作配合」。

劳动法中并非一刀切拒绝用工灵活性，针对特殊工时製已有现行製度可遵照，可显然企业并不满足于私下操作。深圳试验和推广放开特殊工时製的举动，并非真诚想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更像是解放企业的灵活性，给予其更多的政策便利——以前只能偷偷干的事情，成了光明正大推广的正向实践。

诸多行业，如零售业、餐饮业、安保业，以及如环卫、绿化等基层公共服务业，工作、生产模式和运营都相对固定，并不受季节和自然条件所影响，原本就无需实行特殊工时製。广东省总工会甚至曾在2016年特别指出零售业实行综合工时製不符合法律规定。此次深圳「特殊工时製」重提，有可能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令特殊工时製成为雇佣市场通行製度，基层劳动者将面临过劳伤害和收入锐减的双重危机。

4、总结
疫情当下，如何盘活经济和保证劳动者就业毋庸置疑是重要的，冻结最低工资、采取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可以是应对危机的短期手段，可怕的是这些调整将持续深化，绝非止于疫情。新华社转载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的副院长欧阳日辉的采访提到，「共享用工不是疫情期间特殊时期的』特事特办』…未来共享用工将成为一些行业和领域就业的新模式」。人社部关于共享用工和深圳市关于特殊工时製相关文件也佐证了这一点，「灵活化」劳动体製是未来用工趋势，是政府发展经济的「长久之计」。

这是相当可怕的。疫情危机就是一瓶「万金油」，要求劳动者暂时忍受压迫的灵活化体製，可是等疫情过去，劳动者将发现再也无法回到过去正常的标准用工体製。生存的压力迫使劳动者不得不同时打两三份零散工、在没有社保保障和加班费的处境中继续奔波下去。冻结最低工资及灵活性用工体製的方案，最终仍然是以牺牲劳动者保障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市场手段。

在绝大部分城市最低工资水平不到平均工资的1/5的今天，绝大部份基层劳动者仍然缺乏实质的劳动法保障——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保复盖率、缺乏加班保障等——继续走放纵的「灵活化」的方式，只会令本已困难的一线低技能服务业/製造业劳动者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他们是灵活用工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2020年新时代的危机，并不是起于新冠疫情，而是开启了用工灵活化对基层劳动者权益的製度性破坏。

劳动新策好坏参半，灵活用工或成未来主流，如何保障？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0-11月份核心新闻，涵盖劳务派遣、特殊工时、共享用工、工伤保险新复盖人群以及技能人才评价等劳动新政策，亦关注带货主播、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的工作权益和安全保障。近段时间新政不断，但是好消息却不多，基层服务业劳动者未来灵活用工趋势将持续加剧，令人堪忧。

劳动新策
# 劳务派遣 

01 广东出臺劳务派遣管理新规，打击「假外包、真派遣」
10月28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于2020年12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当前劳务派遣领域仍然存在虚构劳动关系参加社会保险、利用劳务派遣资质为招投标加分、借用劳务派遣机构偷税漏税、以「假外包、真派遣」逃避法律责任、同工不同酬、不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规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问题，严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劳动用工秩序和人力资源市场环境，乃至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意见》要求各地政府对于劳务派遣用工单位，要督促其严格遵守劳务派遣限定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三性」工作岗位和用工比例，依法确定并公示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落实同工同酬分配办法，保障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相关福利待遇等权利。

新闻来源：

广东省总工会：广东出臺劳务派遣管理新规 打击「假外包、真派遣」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特殊工时  #共享用工 

02 深圳推共享用工和特殊工时製，最高院力挺、民间有争议
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10月29日深圳人大通过《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特别倡导和鼓励共享用工和特殊工时製在市场上的推广，第七十条指出，「人力资源保障部门应当…引导有需求的市场主体通过用工余缺调剂开展共享用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第七十一条允许「用人单位实行不定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工作製度，可以实行告知承诺製」。

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亦就此发文支持深圳完善特殊工时改革以及薪酬裁判规则，允许深圳政府「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加快完善特殊工时管理製度下劳动关系构成要件、加班认定依据、薪酬计算标准等司法政策和审判规则」。

坊间对此有所批评，共享用工恐因其规范不足，导致共享员工谈判权弱，针对工作性质/地点、工资待遇、共享期限等缺乏法律规范，而成为事实上不受约束的更差的「劳务派遣2.0」；而特殊工时製度，製度实行由「协商製」改为「告知承诺製」，恐令特殊工时製成为雇佣市场通行製度，基层劳动者将面临过劳伤害和收入锐减的双重危机。

新闻来源：

《深圳经济特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全文来了！
重磅：最高院发文支持深圳完善特殊工时改革以及薪酬裁判规则
危机开始的2020年：全国冻结最低工资，疫情后拥抱用工灵活化
 

#工伤保险  #退休人员 #实习生 

03 广东退休人员、实习生和家政工等将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10月21日，广东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单位从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指出，为了更好地化解各类单位工伤风险和维护劳动者工伤权益，将在全省范围试行单位从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条例将从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

《意见稿》明确，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主要包括在从业单位工作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病残津贴人员、实习学生（包括签订三方实习协议或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和从业单位使用的勤工助学学生）、单位见习人员和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等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参加工伤保险的上述「非劳动关系」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由工伤保险基金负责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等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及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早在2018年8月，浙江省人社厅等3部门出臺《关于试行职业技工等学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和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继续就业期间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属全国首例。《意见》首次将实习生和未享受养老待遇的超龄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赔偿。

新闻来源：

广东省新规！退休人员实习生将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附征求意见稿）
浙江省将实习生、超龄人员纳入工伤保险保障范围 
#技能人才评价

04 人社部发布技能人才评价工作通知，快递员、育儿嫂等可评职称
11月7日，人社部印发《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同时建立健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贯通机製。这意味着，快递员、育儿嫂等1.7亿技能劳动者，也能像医生、工程师等「白领」一样参加职称评定了。

《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经备案的企业可面向本企业职工（含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各类用工人员）组织开展职业技能水平评价工作，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将人才评价与培养、使用、待遇有机结合。

人社部发言人指出，开展企业技能人才评价，一是有利于技能人才培养，加强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发展技工教育，促进高质量就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有利于建立技能人才成长体系，加强人才激励，提高人才待遇和地位。三是有利于推动技能人才评价改革，促进评价与使用结合，推动企校合作、产教融合。

新闻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誌就《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 
事关1.7亿人，人社部发通知：快递员、育儿嫂等能评职称了 
行业现状报告
#直播销售员  #带货主播 

05 「直播销售员」行业现状调查：昼伏夜出、劳动保障不完善
今年7月，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9个新职业，其中就包括了「直播销售员」（俗称带货主播），有数据显示，上半年「直播经济」业态主要岗位人才需求量达到2019年同期的3.6倍，涌入该行业的求职者规模也达2.4倍。

目前带货主播用工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签约管理机构或公司的签约式主播，其合同主要包括劳动合同、演艺合同等形式；第二类是合作式主播，按项目与机构或厂商合作，双方不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第三类为不受公司或机构监管的自营式主播，多为个体户或网店店主。

主播的工作时间昼伏夜出居多，深夜是他们的「主战场」。对于很多主播而言，下班时间不断延后：最初20点就可以下班，现在20点上播，21点、22点、23点甚至半夜才能下播。

收入方式多劳多得，来源多种多样。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一个月，直播岗位需求量激增，平均招聘薪酬为9845元/月，较去年同期小幅上涨1.63%。一般来说主播的收入有6种来源，分别是礼物分成、广告收入、游戏联运收入、带货推广产品收入、自营商品收入和工资收入。

报道认为，带货主播的工作依然不能脱离民法上的自然人以劳动力换取生产报酬的本质，既然是人在劳动，就有属于他们的劳权可言，即使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播在平臺或机构面前依然属弱势群体。报道建议主播们提升自身法律意识，比如在签约前请专业人士看看合同，对自身也是保护。中期则是推进行业性区域性的集体协商，製定行业化标准，将规范化的行业性的格式合同，作为维权的依据之一。从长期来说，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就是需要国家政策出臺。

新闻来源：

光鲜数据背后，他们过得怎样？—「直播销售员」行业现状调查 
#外卖骑手

06 外卖骑手职业报告：七成骑手担心交通风险和渴望提供社保或商保
近日，新京报智库调研和深度访谈北京市、天津市、青岛市、深圳市等城市的外卖骑手，了解外卖骑手的职业环境和发展道路，共回收1046份有效调查问卷和一对一采访11名外卖骑手。

外卖骑手以90后年轻男性为主。从性别来看，87%为男性外卖骑手，13%是女性外卖骑手；从年龄来看，20-30岁的年轻群体居多，占比高达45.26%；从学历来看，有41.11%外卖骑手是初中水平，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5.4%。

专送外卖骑手是主体，多数收入在4000-8000元。从外卖骑手类型来看，专送外卖骑手占比60.61%，众包外卖骑手占比为39.39%；从骑手收入来看，收入水平在4000元以上的占比达到80.11%，8000元以上的占比达到30.97%。据调查，超过一半的外卖骑手每天在配送岗位上停留时间超过8小时以上，每天配送距离超过100公里以上的外卖骑手数量最多。

通过调查发现，交通安全问题（70.08%）、恶劣的天气（58.99%）和工作强度大（49.43%）是骑手们认为工作的主要风险。针对工作风险，有69.41%的骑手担心交通安全问题，占比最高。在调查中发现，68.36%外卖骑手希望能提供社保或商业保险。

07 「双11」京东员工在家中猝死，人社局：不算工伤！法院：认定工伤！
2018年11月11日凌晨，京东武汉公司员工何京淘在家全力支援京东「双11」活动期间，在家中猝死。猝死前，何京淘虽已于公司地勤系统打卡下班，但一直坐在家中客厅沙发上通过手机微信保持与同事群、客户群的联系与沟通。对此，京东公司向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

当地人社局认为：何京淘在家中猝死，既不在工作时间也不在工作岗位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何京淘的死亡系发生在加班过程中，该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视同工伤。

猝死员工家属对此行政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于（2019）鄂0112行初43号中指出，工伤认定中的「工作岗位」强调的不是工作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何京淘虽已打卡下班，但其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家加班参加电商人的「双十一」商品推介活动，在此期间猝死理应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情形。法院最终认定何京淘在家参加「双十一」商品推介活动猝死应属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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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凌晨京东员工在家中猝死，人社局：不算工伤！法院：认定工伤！
#灵活用工  #行业现状 

08 《2020双十一灵活用工观察报告》发布：电商节成灵活用工招聘旺季
11月12日，招聘平臺BOSS直聘发布的《2020双十一灵活用工观察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双十一之前5个月，配/理/拣/发货员、包装工、美工等灵活用工岗位招聘需求均较去年同期增高达435%，岗位需求量跃居榜首，超越往年的「用人大户」快递岗。

报告强调，电商节已经成了灵活用工招聘求职市场的固定小高峰，接近7%的求职者连续三年在双十一前后寻找相关工作机会。数据显示，2020年双十一前夕灵活用工岗位平均招聘日薪为183元。其中，平均招聘日薪最高的前三个岗位为货运司机、带货主播及直播运营，分别为370元、318元及281元。42.4%带货主播岗求职者倾向于兼职多份，本科及以上学历「零工人」占15%。

新闻来源：

报告称双十一「零工」招聘需求旺盛 打包发货员最抢手
#快递业  #集体合同 

09 北京为快递从业人员製定集体合同，加强工伤保险和低温保障等
10月20日，北京市第二轮快递行业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正式签订，合同涵盖工伤保险、低温补贴、职业技能提升等方面。北京自2019年首次开始为快递从业人员订立集体合同，在快递行业累计建立暖心驿站150余家；提供6000人次的免费体检。

本次新集体合同调整修改2处，要求企业工会积极推动「职工之家」「暖心驿站」建设、明确了高温补贴发放依据和低温标准；新增6处，主要是关于健康体检、「安康杯」竞赛、工伤保险、安全保障、职业技能提升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内容，全方位多层次加强从业人员权益保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企业与企业工会应为从业人员搭建职业技能提升的平臺。」「企业应当为从业人员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履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应推动快递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冬季户外温度低于5℃以下时，企业工会应督促企业为快递员发放相应的低温补贴或保暖衣物」……（合同全文并未公布）

新闻来源：

技能有提升、工伤有保险、低温有补贴……北京快递行业2020年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有新内容
北京快递小哥集体合同增加工伤保险、免费体检

非劳动关系用工：单一工伤保险解绑扩面，带来几分劳动保障？

导言：近日，新业态劳动者境况，尤其以外卖骑手为主体的工人群体，得到公众罕有的热议。高热度的关注一方面源于这类新经济模式下对劳动者的算法压迫，颠复了我们传统上对新技术向善的推崇认知；另一方面是，这些领域的劳动者近年来已不知不觉中疾速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或我们自身也成为其中一部分），不再是少数，而是绝对多数。这留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她们是什么样的「劳动者」？他她们又有怎样的「劳动保障」？

新经济形态下，愈多的非劳动关系用工群体进入市场，重塑了新的用工方式：愈多的年轻从业者被纳入到平臺经济体系当中，如外卖、网约车等；老龄劳动者在低技能服务行业将更为普遍化，如保安保洁、环卫等。似乎可预见的是，用工零散化、非正规化渐成主流，随之而来的是传统劳动关系体系的瓦解、收入不稳定性增加和工作保障的危如累卵。

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开始谈及针对新型用工从业者新增「製度保障」，这一政策信号对应的正是现时社会泉涌不断的「非劳动关系」劳动者。所谓「非劳动关系用工」，指的是并不被《劳动法》等劳动相关法律所保障的从业群体，包括上述的1)新业态劳动者[注1]和2)超龄退休人员/实习生/家政工等打工群体。因为不被官方认为是「劳动者」，虽然本质上全/兼职从事一份或多份工作，却无法享有法定的「五险一金」保障和相应的工资基准权益。

非劳动关系群体工作中面临更多的安全风险和工作稳定性危机，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关系相互捆绑，即意味着必须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下才有资格享有製度保障；这致使国家在限缩「劳动者」定义的同时，也有意排斥了针对新形态工人的劳动保障。在过去的两三年间，有少数地方政府陆续开始试行工伤保险单项缴费（但不建立劳动关系），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充分回应「非劳动关系」群体的保障危机呢？

01 工伤保险解绑的两面性：高负担低赔偿、为企业减负
国家现时尚未有统一口径计算非劳动关系用工人数，但从业者过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职业保障显然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早在2018年，有江苏、浙江的市区级政府开始试行工伤保险与劳动者身份解绑的政策，非劳动关系的部分从业者可以进行工伤保险单险种参保。2019年2月，人社部在回应新业态从业者保障问题上，首次表示将适时启动《工伤保险条例》的再次修订工作，把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障当中。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亦第一次提出将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当下政府并不愿意拓宽对劳动者身份的认定，故单一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解绑扩面成了权宜之策，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一两年多省市陆续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然而纵观现有的解绑实践，非劳动关系的「工伤」保障待遇明显低于标准劳动关系的赔偿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企业减负为核心的政策导向。

对于新业态从业者而言，现今开放参与「工伤保险」的地区极少，赔偿标准偏低。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统计，截至今年底，全国仅有6个非一线城市开放了新业态劳动者参与工伤保险，且只集中在浙江、江苏和山东省。即便如此，6地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浙江衢州、湖州规定快递物流、网络送餐、网络约车的新业态企业可为从业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而江苏常州将符合条件的企业限製在物业、家政、快递业、环卫等行业的用人单位。而山东潍坊和江苏太仓两地仅支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自行参保，这意味着新业态劳动者必须先行自费参加「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和/或养老保险，才可自费参加工伤保险，这对于收入低且不稳定的新业态劳动者显然极为不合理。

在工伤赔偿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赔偿，但是标准却明显低于有「劳动关系」的工人。山东潍坊的规定明确指出，工伤赔偿中的需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无需赔付给工人；江苏省各地的赔偿标准不一，但均低于常规工伤赔偿，且没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最大的赔偿金之一）。工伤赔偿项目「缺斤少两」、金额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劳动关系」保障政策中常见的情形。新近，广东省出臺关于超龄劳动者、实习生等非劳动关系人员的工伤保险政策，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针对超龄退休人员/实习生/家政工等群体的工伤保障，在浙江省人社厅2018年首次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后，在人社部推动下，广东省将于2021年1月开始试行《关于单位从业的非劳动关系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下称《办法》）。然而，该《办法》提出的保障方案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办法强调由企业自愿参保，用工方的工伤责任未明确。现行工伤条例规定，劳动者的工伤赔偿由工伤基金和用人单位共同组成。但该《办法》仅对工伤基金的赔付金额作出规定（比照《广东工伤保险条例》），而本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包括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和停工留薪期待遇和护理、就医时所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等）没有作出规定，或需依赖再协商。这意味着，非劳动关系工伤者将无法依法获得完整工伤赔偿，实质获赔金额折损至少50%。

其次，针对超龄劳动者工伤，办法并未回应再就业补助索偿困难的问题。既往的判例显示，针对未领取养老待遇的超龄劳动者，部分法院会支持其工伤认定，但是不支持其要求法定「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请求，认为劳动者已达退休年龄无再就业需求。该部分赔偿往往占整个工伤赔偿的50%以上。这一困境本质上忽略了这一现状：当下大多数一代二代农民工无法享有或享受不足的养老待遇，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仍不得不继续就业，单方面剥夺了超龄工伤劳动者的伤残就业补助，加剧该工伤群体的养老困境。

最后，针对实习生的工伤参保方式，存在缴费主体不清、责任含煳的问题。职校或医护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要求长时间的无薪或少薪实习，若遇工伤，责任在谁？办法允许学校或从业单位之一为其办理单项工伤保险，但并未强製确认主体。这或为未来留下严重隐患，就像劳务派遣工遭遇劳资纠纷一样，学校和企业两责任主体间必然互相推卸责任，对实习生的维权徒增困难。

此次广东试行的新办法，并未解决既往工伤维权中企业主动性弱和责任主体不清的问题，但进一步减低了资方单方面的赔偿义务。缺乏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的合法性支持，非劳动关系劳动者能够获得的工伤赔偿将远低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注2]，且在追讨赔偿上司法障碍多、程序復杂——人身损害赔偿的主张仅需经法院一审二审确认，而工伤赔偿认定则需经劳动部门认定、伤残鉴定、仲裁及法院一审二审等多步流程。从这一点出发，广东的新办法不啻为以企业减负为核心的政策实践，而非从劳动者切身利益考虑。

02 普适性保险持续缺位：一个没有养老保障的「劳动人生」？
「五险一金」中的失业险和工伤保险是就业关联型保险，养老、医疗、生育保险可被称为普适性保险。后三者的普适性在于，其为普通民众当下及未来构建基本生存安全网，无论就业与否。普适性保险与传统劳动关系同样是捆绑强製的，但遗憾的是，即便在《社会保险法》颁布超过10年的今天，大多数企业仍然刻意规避或违法不为员工缴纳保险。法律落地成疑和执法不严是关键原因。多数劳动者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整缴满15年养老保险并领取退休待遇，而不得不继续就业，成为一个缺乏保障的超龄「劳动者」。

但，新业态可能给我们额外带来一个全新进阶的、完全无养老保障的「劳动人生」。不同于传统劳动者，新业态从业者缺乏被承认的「劳动关系」，工资偏低且不稳定，难有能力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费缴纳职工养老险，留给他她们退休生活唯一可能的保障只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现实是，国家仅为农民支付55元/月的基础养老金，加上自缴个人账户部分，每月养老金计发仅百多余元[注3]。当下城镇化发展带动物价涨升，农村养老金并不足以解决劳动者的养老困境，最终驱使劳动者必须「老还干、干到死」，老龄劳动者必然越来越多。

医疗保险的问题也类似。新业态资方不会为劳动者缴纳职工医保，劳动者的医疗保障全然来自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以及可能的商业保险，这部分保费多数由劳动者自行承担。以北京外卖员的医疗保障现状为例，北京义联发现即使外卖员自费参加了「新农合」和众包商业保险，在工作中受伤后，依然有部分费用不能获得理赔。这其中原因是众包保险只补新农合赔偿范围中未报销的差额部分，并不赔偿个人支付的部分。工伤后，劳动者既无法寻求全额的工伤赔偿，亦难以获得等同于职工医保的报销待遇（新农合报销比例较低）。依赖「新农合」兜底远远不够。

零散用工越来越普遍，非劳动关系用工将会成为未来主流劳动状态，也就是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要面临无医疗和无养老保障的未来。如今，很多劳动者并未能享受零工经济所许诺的「自由」，却实质上承受着长时间的工作负担、越来越隐蔽的劳动控製，以及一个毫无保障的「劳动人生」。

03 「保障危机」的根源：被否定的「劳动者」身份
这一切保障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他她们被否定的「劳动者」身份。无论政策还是司法实践层面，政府都与平臺资本相当暧昧。2017年，北京、上海、江苏等地法院在新经济形态下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上透露出来的普遍共识是，应尊重市场，为经济的发展留有空间和活力，不宜作为劳动关系处理。广东省高院也表示，快递等行业工作人员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一般应按双方的约定来认定。2020年，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谢树兴直接表明，「不能增加平臺的负担，要让它能够健康发展」，甚至提出新业态发展应倒逼传统劳动法中的劳动基准的修正和调整，比如最低工时、工资、休息休假等。

对新业态劳动关系的否认，可以说沿袭了国家既往对劳动者保障的低成本投入的风格。实质上，大多数关乎劳动者就业安全和权益保障的成本几乎由企业承担，政府并未主动分担，市场上劳动关系转向非劳动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个不受遏製的趋势。国家一直以来都是矜持的旁观者。

因应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保障危机，国家选择单项解绑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挂钩，一方面意图缓解当下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危机，以及因职场伤害赔偿而对新兴企业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财政性危机；另一方面则是规避因建立劳动关系而增加的其他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关系的否认既是对企业的显性减负，也是国家责任的隐性退出。

未来，必然隐藏着新的危机。其一，灵活就业的特性决定了劳动者收入低且不稳定、流动性高，还需自己承担工伤养老医疗等风险，一定程度可预见渐增的生活负担、进一步的社会不平等和加剧的劳资冲突。其二，允许新业态行业工伤保险的单项解绑，或许短期内可以回应新业态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但从长远看，是否又会加速劳动关系转向非劳动关系的趋势呢？在资本趋利导向下，企业未来或不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而仅承担必要的工伤险；标准劳动关系或趋于瓦解，将企业从「繁重」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中「解放」出来。这是谁的「福音」呢？一个没有保障的「劳动人生」将是属于每个人的。

社会保障（工伤、医疗、养老、失业险等）既是劳动者最基本的再生产保障，也承担着维持社会公平、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效用。但现行製度明显是起反向作用的：打工者的劳动形态越来越零散化，也更难享受到完整的保障。这一系列不以劳动者权益为中心，而是以企业减负、社会福利缩减为核心的政策，正在不断拉大贫富差距，破坏社会公平。

巨头杀入「社区团购」，美团的「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 ，滴滴推出新规令司机不满

导语：「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持续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1-12月份核心新闻，带你了解热门的社区团购对摊贩的影响、家政工行业的第一个集体合同、餐饮业底薪状况、滴滴的垄断与无良，以及公车司机、外卖骑手、教师欠薪的消息。

#社区团购# #摊贩生计#

01、巨头杀入「社区团购」，低价竞争冲击小摊贩
疫情以来，人们出门的热情降低，宅经济盛行，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火爆一时，带起了社区团购。根据凯度数据统计，有1/4的用户在疫情中首次使用了社区团购平臺。

如今，社区团购已经集结了美团、阿里、拼多多、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资本正向风口疯狂涌入。根据公开融资信息统计，今年社区团购平臺整体融资规模已经突破百亿。艾媒咨询报告显示，预计到2022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将超过1220亿元。而安信证券估算出的乐观预期下的市场空间甚至达到了14965亿元。

「社区团购，哎呀，脑袋疼，看到他们脑袋痛，菜市场、超市、小生鲜店几乎都被他们打垮了」。互联网杀入社区团购的确让买菜更方便了，却挤压了卖菜摊贩和小实体商家的生存空间。以老龄人、低技能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巨头大规模的烧钱补贴下，菜一年比一年不好卖。实体商家如便利店、果店、烟酒店等既是主要的「团长」群体来源，未来低价的生活用品也将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意收入。资本过度涌入破坏了以往的商业生态，最后或将弄得菜市场关门、社区小摊贩失业。

针对社区团购价格补贴，律师韩骁指出，互联网巨头高额价格补贴抢占市场系不正当价格行为，建议市场监管部门约束恶性市场竞争行为。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臺企业参加。会议要求互联网平臺企业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新闻来源：

正在被社区团购「杀死」的不知情者 
互联网溷战社区团购 
商业巨头争相「卖菜」！可怜的小摊贩注定被「社区团购」牵连 
#互联网巨头该不该进入社区团购#？专家：高额补贴系不正当价格行为
国家出手了！#社区团购新规明确不得低价倾销 
#灵活就业# #蓝领求职现状#

02、58同城发布《2020年求职者调研报告》和《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
近日，58同城发布《2020年求职者调研报告》和《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通过对求职者的求职渠道、求职习惯、求职期望、求职流向等多个大数据维度，勾勒2020年求职者整体情况，也描绘了当下灵活用工市场招聘求职总体趋势。

《2020年求职者调研报告》显示求职者平均更换一份工作的频率为15.2个月。其中，服务员和电话销售职位换工作最频繁，分别每9.2个月和每9个月会更换一次，而店长/卖场经理换工作频率最慢，每20.1个月才会更换一次工作，其次是销售经理/主管，平均18.9个月更换一次工作。可见，基层职位人员的流动性更大，管理类职位的稳定性较高。报告还指出，物流/仓储类岗位男性居多，普工类求职者以男性为主，占比78.3%，服务员求职者中女性占比54.3%，人事/行政/后勤类求职者中，女性占比高达65.8%。

《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全国灵活用工招聘、求职需求均呈现上涨趋势，招聘需求平均同比增速18.42%，灵活用工招聘需求在整体招聘需求中的占比均在20%以上。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灵活用工需求旺盛，分别占需求总量的27.81%、21.38%和16.25%。从灵活用工整体的行业需求来看，灵活用工招聘需求主要集中在餐饮配送、家政服务、共享交通、物流仓储、数字营销、直播/短视频6大领域。北京、成都、深圳位居灵活用工招聘需求活跃城市TOP 3。

今年前三季度中，职位需求方面：快递员、分拣员和送餐员灵活用工招聘需求活跃，分别占需求总量的21.64%、16.6%和12.4%。求职方面：货运司机、商务司机和快递员灵活用工求职需求旺盛，分占42.08%、20%和10%。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为吸纳灵活就业的主体，雇主为1-49人规模企业占比67.73%，民营企业占比85.18%。人群特征上，求职者男女比接近3：1，90后与00后灵活就业者占比超过50%，高中及高中以下求职者占比58.49%，以5-10年工作经验求职者较多，灵活就业吸纳了大量中低学历劳动者。

新闻来源：

58同城：2020年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研究报告
58同城发布2020年求职者调研报告：78.9%求职者注重薪资待遇，平均跳槽周期15.2个月 
#家政工# #集体合同#

03、向「员工製家政」转化：太原签订第一份家政行业集体合同
11月28日，经过第三轮协商后，太原市家政服务行业集体合同及工资、女职工特殊权益两份专项集体合同草案正式确认。代表太原6万多家政职工与500多家家政企业的20位协商代表参与了此次协商谈判，就家政行业（母婴护理员、保洁员、养老护理员、政服务员）四个工种93项条款，签订了太原市第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家政行业工资专项、女职工特殊权益保障专项集体合同。

太原市家政从业人员达到6到10万，涉及老人照护、病人护理、母婴护理、居家保洁、搬家开锁等几十个关乎民生的服务工种。除月子会所、养老院和楼宇保洁实行员工製外，其他家政服务公司大多推行中介製，即家政公司给家政服务人员介绍工作后收取中介费，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家政公司也不为家政服务人员缴纳社保。中介製家政使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实现和保护，企业拖欠工资、工资待遇低、劳动安全卫生、休息休假及女职工特殊权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非常常见，同时带来家政服务质量难保障、纠纷难调解等一系列问题。

集体协商中，「发展员工製家政」这一企业方和职工方最为关注的条款，也最终达成一致：养老类的非员工製企业以5%的比例，母婴类及保洁类的非员工製企业以8%的比例向员工製企业转型过渡。

集体合同给太原市家政服务人员带来七大类的「协商红利」。第一次明确了母婴护理员、养老护理员和保洁员的初级、中级、高级工的等级标准；第一次明确了3个工种不同等级的工资标准，比如母婴护理员的工资分别是2300元、3500元、4000元，养老护理员的工资分别为2000元、2900元和3800元，并敲定每年以不低于5%—10%的比例增长；家政工每周可休息一天；女职工每月可获得30元卫生费；可接受免费的在岗培训、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等。

新闻来源：

太原市家政行业集体协商会隆重召开—太原「保姆」有了自己的标准 
集体协商是护佑家政工合法权益的务实之举 
太原家政服务行业集体协商「锁定」员工製 
太原市家政服务行业集体合同诞生记 
#餐饮业# #行业现状#

04、餐饮业年底用工荒，行业现状薪资低、流失率高
每到10月份以后，餐饮行业的用工荒体现的更加明显，对于服务员的巨大需求开始井喷。年底都是餐饮业新店开业的旺季，特别是圣诞节春节，很多的新门店会选择在10月份以后开业，以应对双节的餐饮旺季需求。打开百度搜索「餐饮招人难」这五个关键字，2020年信息多达5110万条，而2019年只有872万条，也就说一年时间里新增了近6倍。

餐饮行业的服务员薪酬低，流动性强。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关于服务员薪酬的数据，其中娱乐厅服务员支付月薪排名第一，达到6808元，而配菜/打荷支付月薪仅为3884元，可见基础性、体力型岗位的服务员收入收入基数相对不高，且大多数员工并没有所谓「五险一金」的保障。

近日，NCBD（餐宝典）发布了《2020—2021中国火锅行业发展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火锅市场总收入将达到8880亿元。火锅行业与正餐、小吃快餐以及团餐等品类相比，火锅的毛利率与净利率较高，但火锅行业一线员工与管理人员平均工资最低，员工流失率最高，达到22%，远超其他品类。

餐饮业跟工厂其实很相似，最大一个字就是「累」。餐饮行的工作是永远不可能8小时工作製。以海底捞为例，一个服务员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如果遇到圣诞节这种节假日，每天工作时间甚至会达到13个小时。长工时、高强度、考核多、无周末双休、再加上情感劳动，但最高报读工资的深圳门店也仅5300元，能在海底捞门店里工作时间超过1年的员工不到40%不到，剩下60%的员工多数一个月就走了。

新闻来源：

中国火锅行业发展报告：员工薪资低，且流失率最高 
餐饮业怎么了？年薪40万岗位无人应聘，招女服务员比中彩票还难 
#公车司机# #职业安全#

05、公车司机被打成常态，高强度低薪酬多职责如何破局？
11月25日，哈尔滨一公交车司机驾驶的53路公交车与一辆私家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事情缘起于车上一醉酒乘客与司机争吵，反復拉拽司机的右手臂，干扰其开车，导致车辆失控进而发生了事故。后，警方将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的乘客刑事拘留。（黑龙江日报）

12月1日，哈尔滨一公交车司机吴师傅因天冷路滑，在进站前大声提醒乘客不要提前站起以免发生危险，但没想到，车厢内一男乘客却嫌司机态度不好，殴打了正在驾驶的吴师傅。最后，该男子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被刑事拘留。（新晚报）

12月7日，江苏可泗洪一男子乘坐公交车时，不但不听司机的善意提醒佩戴好口罩，还辱骂殴打司机，先用手扇驾驶员脸几下，再掐驾驶员脖子。最终，这名男子为自己的莽撞行为付出了代价，当日陈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泗洪警方行政拘留9日。（扬子晚报网）

公交客运行业普遍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相对较低，且公交司机常常不仅要承担本职工作，还要承担售票、保洁等多重工作。司机也会经常遭遇到来自乘客的干扰冲突，比如有路面行驶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或与其他司机产生矛盾；劝阻乘客车厢内吸烟、醉酒滋事等不文明行动；质疑乘客投币不足、冒用他人乘车证件等。迫于工作、生活压力和乘客冲突，公交车司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容易出现问题，如何提供司机一个体面、舒适、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是严峻问题。

新闻来源：

公交车司机提醒戴口罩反遭乘客辱骂殴打，乘客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拘9日
驶进站臺前提醒乘客不要站起被嫌态度不好一男子涉嫌殴打公交司机被刑拘 
刑拘！男子公交车上「撒酒疯」酿成车祸
一驾难求解客运司机短缺之困有多难 
#滴滴# #网约车权益#

06、滴滴推出新规令司机不满；深圳新条例关注网约司机权益；专家和行业联盟要求对滴滴进行反垄断调查
10-11月，滴滴推出新规则，为提高乘客体验，在各方面加大管製力度，对司机增加更多限製。对于司机取消订单，采取有责认定，不仅会扣除相应的出行分，还会对驾驶员7日完单率低于70%的司机暂停派单服务，而乘客和司机取消的都会计入完单率。乘客高频取消订单，司机需为此承担后果。

此外，滴滴在部分城市推出准驾卡，督促司机安装桔视，否则停止服务。还推出新的服务标准：司机不说您好再见扣服务分三分，有司机只因未提醒后排乘客系安全带，被暂停服务四小时。平臺标准的製定，令司机频频为乘客的失误甚至作恶买单。

11月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针对《关于平臺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交通运输部深化出租汽车改革首席专家徐康明表示，国内网约车行业头部平臺涉嫌垄断，滴滴独占90%市场份额，近年来一直处于头部平臺垄断，一家独大的局面。今年3月，滴滴推出新的打车平臺花小猪出行，采取「低价」+「黑车」模式，对剩余市场份额进行二次抢占。

在网约车行业里，垄断平臺（指滴滴）多次被其他出行企业、司机和媒体曝出要求司机和合作的租赁公司「二选一」，否则扣除安全分，不得与其他平臺合作。12月17日，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亦公开致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呼吁依法对网约车垄断平臺的垄断行为进行查处，特别提到了对当年滴滴优步合并案的反垄断调查，希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出租汽车行业正规企业和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1月30日《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草案）》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开征求意见。草案第三十四条明确要求了经营者应当依法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并提出「网约车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带车加入网约车平臺的全职司机，可以依规向平臺提出相关要求，明确双方的劳动关系。但该法案并未明确符合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的限定条件。

新闻来源：

交通部专家呼吁：应尽快落实网约车行业反垄断调查 
滴滴推出新规则，完单率过低、未提醒系安全带会被停服 
深圳新规注重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 
#外卖骑手# #美团算法霸权#

07、美团的「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 ；上海法院为外卖骑手交通意外提建议
11月底，在人物《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爆火之后，美团宣布推出「同舟计划」以提高外卖骑手境遇。「同舟计划」新增了骑手评价商户的功能，评价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变成了双向的。美团宣称在加大智能头盔生产以提高骑手安全，计划在2021年开始批量向外卖骑手投放，是否免费未知。此外，美团也号称向骑手推出了「健康守护包」功能，复盖骑手的年度免费体检、免费在线问诊、日常小药箱、心理咨询等多项生活关怀服务。

然而「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源于美团平臺拥有着至上算法权力。外卖员接单的多寡，商家的曝光流量，订单成交后的资金周转周期，都在平臺的一松一紧之间。平臺是顶层的规则设计者。至于骑手？由于权力结构不同，平臺一般隐于幕后製定规则，骑手没有话语权，也更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同舟计划」就可以改革这个专製的算法系统。

12月9日，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发布针对涉外卖骑手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的分析和建议。其中提到，2019-2020年间，上海奉贤区法院共受理涉外卖骑手交通事故纠纷案件12件。该类案件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骑手缺乏安全意识，频频因送餐时限要求而交通事故频发。二是纠纷主体復杂，责任主体难明确。三是保险额度较低，赔偿权益难实现。外卖平臺为骑手购买的大都为每单3元的保险，保额范围为1至3万元不等，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可以获得的保险理赔款有限。

对此，该院建议：一是提高骑手准入门槛，重视安全培训。二是实行有效监管，加大监督力度。三是提高保险额度，完善救济保障；协调保险行业推出适用外卖行业的险种，提升保险额度，保障骑手和受害者的人身权益。但法院并未针对纠纷责任主体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进行厘清或提出建议。

新闻来源：

外卖小哥能评价商户了 美团推「同舟计划」保障骑手权益 
美团的「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 
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分析涉外卖骑手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特点并提出建议 
#教师 #欠薪

08、多地学校爆出拖欠教师工资
11月26日，人民网舆情频道关注河南杞县「特岗教师工资遭拖欠」事件，揭露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特岗教师工资遭拖欠，引起网络关注。开封市委方面回应称，为稳定新招特岗教师情绪，相关政府部门已自筹资金，目前手续正在办理中。

12月21日，豆瓣教师小组有乌鲁木齐教师发帖称，半年没发工资，理由是财政没钱。但如果投诉或者抗议，会被安排「学习」，政府回应推诿。后帖子被删除。

早前，8月份，也有辽宁省沉阳市康平县、营口市盖州市、鞍山市岫岩县等多地因地方财力吃紧，拖欠教师工资。康平县老师发声，指当地政府拖欠老教师工资达十几年，迄今未解决。康平县委表示，「由于我县财力紧张，资金调度极其困难，目前製定三年还款计划，2021-2023年，力争每月安排资金127万元，用于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盖州市财政局8月28日称，「拖欠工资问题：由于受疫情影响，财政资金一直比较紧张，待地方财政资金宽松将逐步解决。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鞍山市岫岩县教育局也称，「由于财力不足等原因，全县公教人员第13个月工资均未发放。」

对于教师工资拖欠常态，过去数年政府频频出臺各项规定要求「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迟迟无法真正落实。事实上，自今年7月1日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微言教育」和「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已同步开通「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举报平臺」，若欠薪可即时举报。但欠薪新闻频频发生。

12月1日，在教育部举行的首场教育2020年「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相关负责人再次强调，要「持续推动各地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收入水平」。可见多地教师薪酬问题仍然严峻。

新闻来源：

因财力紧张，辽宁沉阳康平县、营口盖州市等多地拖欠教师工资 
乌鲁木齐似乎有多位教师被政府拖欠了半年工资 称若抗议会被安排「学习」
舆论广泛关注河南杞县「特岗教师工资遭拖欠」事件 
年底了，老师，你的钱袋子国家很关心！国务院:确保教师待遇政策落地
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低于当地公务员可实名举报 

十大工人维权行动盘点｜年终回顾

导语：2020年很悲观，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重重笼罩，183万人死于肺炎，超5亿劳动者失业。中国并没有幸免于难，在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危机下，外贸导向型的经济生产几乎停滞，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在2020年。在以保经济为核心的政策导向下，政府一方面减税金增补贴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则协同资本趁机力推新业态经济加速用工零散化，瓦解传统劳动保障，冻结最低工资，新政下鼓吹共享用工、试行特殊工时，将工人推向更不稳定、不安全的工作境遇。

经济困境持续、政治表达受限，并不代表工人受製于恐惧。2020的这一年，从建筑工讨薪开始，止于苹果代工厂昌硕派遣工维权。劳动状况虽在恶化，工人也并没有放弃发声。疫情下，火/雷神山医院建筑工人和环卫工因欠薪而发声，出租车/网约车收入下降要求份子钱减半；快递和外卖业成了疫情下最大增长点，价格战剥削和平臺霸权引发连锁反抗；敬佩的是，首有环卫女工反性骚扰，状告拉下环卫站长；也有受挫，蛋壳公寓「暴雷」、东莞老牌玩具厂倒闭，工人维权受阻或被打维稳。

「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 ，也不应该忽视来自三亿农民工的声音。他/她们的行动或许无声、或被隐形，但他/她们并没有放弃反抗，也只有反抗才会有改变。2020年或许很悲观，但工人行动并没有停止。

首例环卫女工性骚扰案，状告拉下环卫站长
事件概述：6月15日，来自广州越秀区白云街道的环卫女工黄微，在法院立案起诉该环卫站站长性骚扰。此为广东第一例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为案由起诉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蓝领工人反性骚扰案。该环卫站长和党委书记周恒良长期利用职权优势给下属女工发送性暗示图片/视频和电话邀约，胁迫进行权性交换等。黄微自2016年入职环卫站后亦屡屡受其骚扰和施压，郁不堪言，最后冒着丢工作的风险也要给自己讨回公道，将站长和单位一同告上法庭。

环卫女工黄微在起诉书中提出三点诉求：周恒良赔礼道歉；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环卫系统内任职；环卫站承诺不会对黄微一家打击报復。经媒体报道后，环卫站随即对周暂时停职。黄微一家虽受到多方压力和威胁，但在其不懈坚持和法院协调下，迫使环卫站放弃「保护」站长，撤销周的站长和党委书记职务，并向全体员工做公开道歉说明，「为全体女工除了毒瘤」。

劳洞评论：以罚代管、「吃人头费」、外包牟利、全年无休、权钱腐败…的国内环卫体系诟病，是环卫权力江湖建立的根基，施加于对高龄低文化、低技能的弱势环卫工的剥削。黄微孤身一人反抗领导淫威， 意味着什么？她是国内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对职场性骚扰说「不」的基层工人，对于公众习以为常的性别暴力、同事怯于反抗的职场压迫，黄微的反性骚扰行动极为不容易。她的丈夫家人都靠环卫一份工生存、孩子倚赖环卫工优待才得以上公立学校，这都可能因维权而付之一炬，但黄微不愿为此妥协，被施压后宁失去工作也要起诉，不仅为全体女工争得尊严，也用行动教育工友克服恐惧。

火神山、雷神山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和补助
事件概述：2020年1月，数万名工人冒着被感染的高危风险从全国各地赶来武汉，投入到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多个方舱医院的抢建中。2月份，承建火神山医院建筑工人遭遇发包方拖欠日结工资，亦缺乏足够口罩防护供应，期间仅获发1瓶矿泉水。工人多次集体向发包方讨要工资，后经媒体报道才得以补回。

3月，火、雷神山医院建成后，377名非武汉籍建筑工人隔离期满却不被允许离汉回家、也领取不到隔离补助，有家不能回，生计无着落。被滞留工人通过微博发帖引发舆论关注，之后工程方中建三局才开始向这部分工人继续发放补助，并在四月初将所有工人基本都送离武汉。此外，负责清扫方舱医院的环卫工人、武汉社区防疫誌愿者以及部分医疗工作者，这些防疫前线的劳动者都曾遭遇纠纷，不得不在网上发帖控诉相关单位拖欠工资和抽取政府补贴。

劳洞评论：抗疫一线的劳动者们，理应成为政策照顾的核心。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从开建到交付使用只花了十天，惊人的「中国速度」背后是数万名建筑工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24小时不停歇地付出辛劳。鲜花、掌声、「最美逆行者」和「基建狂魔」般的歌颂最后都是虚空，工人最关心的是应得的报酬补助是否落实、自己能否得到妥善的安置。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筑工人待遇落实并不会因为网友的「云监工」而得到监督，最终依旧需要仰赖工人们自发的维权发声。没有他她们的自发微博发帖，恐怕公众难以主动关切和支持。工人的自发舆论表达是有力的！

东莞老牌玩具厂疫情倒闭，员工讨薪被打
事件概述：3月18日，由于疫情导致外贸订单取消、资金断链，已有28年历史的东莞泛达玩具厂宣布结业倒闭，引发工人抗议。除了欠供应商货款还有其他贷款之外，倒闭前的泛达已拖欠员工两到三个月的工资。全厂约370名员工，大部分已工作了十几二十年，在工厂倒闭前毫无预感，事后无法联系上老板协商欠薪。

泛达工人集体向东莞茶山镇劳动部门求助，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并按照劳动法赔偿工龄工资，但没有谈拢。当工人准备前往上级劳动局反映，遭到地方政府阻扰，双方发生冲突，部分工人被打伤住院。3月23日当地人社部门发出情况通报，表示将按照东莞市相关政策，由厂房出租方先行垫付工资。虽然如今被拖欠的工资已经全部给付，但工人提出的工龄补偿问题仍未解决，只能通过漫长的法律程序去争取。

劳洞评论：疫情下全球供应链告急，致使诸多国内外贸工厂订单锐减或取消，甚至不得不倒闭关门，但企业和政府并未慎重处理遣散工人的合法权益和生计问题，反而试图隐瞒、逃匿和拖欠薪资。泛达工人数十年奉献一朝失业，选择先走法定渠道向相关劳动部门求助，本无可厚非，但却遭地方政府阻挠工人往上举报，引起冲突工人挨打。相比于维护工人权益，政府更多只关注社会稳定和公关形象；若非舆论压力，估计也不会迅速发布公告。暴力维稳式的挨打，令工人看清，过于依赖政府主动协助的策略也不可取，最终能依赖的还是只有自己的力量。

出租车/网约车多地罢运，冲突升温
事件概述：今年多地爆发出租车/网约车的罢运抗议，此起彼伏。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可录得的全年相关抗议超过112个，比去年增一倍，罢运抗议的诉求趋多元化。疫情导致出租车/网约车收入大减，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7起来自广东、广西、湖北、四川等地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罢运事件抗议收入因疫情大幅度减少，集体要求租赁方减免份子钱/租金费用，规模达数百人到上千，亦有带头工人事后被开除。

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也随着新网约车平臺「花小猪」的入局和网约车牌照大幅度增长，愈加升级。全年爆发至少25起出租车抗议网约车和黑车挤占出行市场和分享营运权，出租车对黑车司机进行围堵、举报，亦上访至交通部门，抗议政府不作为。2020年多数城市开放共享电单车投放，亦引发21起多城市出租车司机集体抗议，要求禁止电单车上路。亦有零星网约车司机抗议滴滴平臺不合理抽成比、扣罚款规则等新政。

劳洞评论：自网约车入局出行市场后，出租车与网约车的冲突便从未停过。出租车憎恨网约车抢走的客单收入，网约车在意平臺抽成和营运驾驶的合法保障，但在城市出行运力仍然不足、「高峰期打不到车」的今日，到底谁割了两者的韭菜？出租车难以挑战保守固化的「份子钱」租赁体系，而网约车的分发体系俨然铸造了一家全新的「出租车租赁巨头」——滴滴，只不过传统的份子钱名头换成了平臺抽成和扣罚。打车更贵了、开车赚更少了，资本市场乐见出租车、网约车、消费者三方互撕互撞，因为最大的盈利分成源源不断流向了出租车公司和网约车平臺，其他人都是打工的。撕扯中的出租车/网约车罢运抗议，希望并不在于谁赢谁输，而在于看清谁是真正的食利者。

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在「系统」里反抗
事件概述：9月，人物《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火爆全网，让大众将目光聚焦到了被系统算法 」 驱赶 」 着狂奔的外卖骑手身上。饿了么、美团随后迅速「公关式」回应：饿了么表示顾客可选择多等5分钟，美团则表示会多留8分钟弹性时间。但骑手并不买单，「无论是骑手在社交平臺的发声，还是各家媒体的集中报道，都并未改变平臺依旧严苛的系统算法和惩罚机製。」

既然无法奢望巨头算法的向善，骑手唯有依靠集体行动在「系统」里反抗。今年2月份，辽宁阜新饿了么和美团骑手罢工，抗议单价降低；5月份。河南省三门峡市数十名美团外卖骑手拉横幅抗议新上任的代理商降低单量和单价，要求签订正式劳动合同；6月份，吉林通化有两百多外卖骑手罢工，抗议美团没按好评数足额发放奖金；9月份，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十多名美团骑手拉横幅集体抵製代理商降薪扣薪。此外，外卖骑手也在试图组成联盟社群，相互取暖发声，如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共同对抗系统的算法霸权和製度规训。

劳洞评论：根据公开数据，国内外卖骑手数量总数已达700万，其中美团骑手将近400万，饿了么为300万。技术要求低、弹性的工作时间、薪酬多劳多得、无须严格审核和面试等原因，使得外卖骑手成为多数蓝领的就业选择。为了最大程度避免社保、劳动纠纷等用工风险，平臺多采取第三方雇佣形式，意图从法律上撇清数百万骑手与平臺的风险关系。受困于算法霸权的骑手，可以作为工会会员的非劳动者，却不拥有规范的工资福利和法定的社会保障、不拥有规则製定的一丝话语权。欣慰的是，在讨薪抗争之外，骑手已经开始意识到劳动关系的关键性，也在萌生协会/联盟的自组织行动。他她们正在系统里探寻反抗，即使仍然是星星之火。

多地建筑工人讨薪激增
事件概述：2020年仍然是建筑工人被欠薪的一年。特别是年关将至，建筑工人讨要血汗钱的行动激增。据中国劳工通讯统计显示，建筑工人讨薪仍然占工人维权的绝大部分，即便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但5月以来建筑工人讨薪激增似乎表明条例执行效果不佳。

2020年全国各地有新闻报道或消息记录的建筑公司欠薪、工人讨薪维权行动近300起，其中河南、山东、江苏和广东为欠薪维权事件的高发地，而那些没有被网络记录或关注的欠薪维权事件恐怕更多。工人采取拉横幅静坐游行、联系媒体、甚至爬上塔吊以死相逼的办法，要求老板/工头出面，争取集体协商的机会，要求政府介入；但多地均有警察出面压製甚至殴打工人的情况出现，还有媒体将工人的行动污名化为「恶意讨薪」。

劳洞评论：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2017年人社部《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提出了根治建筑工欠薪时间表，承诺「到2020年，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製，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但很明显，今日建筑工无合同、不按时发薪等问题根源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欠薪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建筑工依旧是「流汗之后又流泪」。建筑行业欠薪问题数十年如旧，工人讨薪亦数十年不放弃——有些建筑工人已经开始以法律法规为工具、以舆论为武器确立行动的合法性，要求政府出面履行监管职责，追究欠薪企业的责任。面对恶劣的企业行为和慵懒无为的政府，建筑工人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自救。

快递业工人罢工潮持续至今
事件概述：疫情的这一年，国内快递业务量超800亿件，增长超过25%，快递从业者增长33%，达到400万人。2020年是快递行业风起云涌的一年，但又是冲突加剧的一年。因快递业价格战，全国二三四线城市网点陆续爆发罢工潮：快递巨头试图以降价来攻占市场份额，致使派件费被极度挤压、强行摊派发件任务、罚款名目莫名其妙、网点倒闭拖欠工资，最终代价由快递员承担。

4月，河南潢川三通一达五家快递加盟商不堪上级网点下调派费，联合发布声明全镇代理停止拉货，停止派件；7月，广东清远多个圆通站点快递员因欠薪集体罢工，数万快递滞留；9月，百世快递南京江宁二部快递员近3个月无收入，集体罢工；湖北孝感中通快递网点集体停工……罢工事件不胜枚举，没有确切的统计，2020年全国到底发生了多少起快递罢工。但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快递员罢工的消息在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社交平臺上更新。直至今日，微博话题#快递罢工#阅读量达1386万，#如何看待快递小哥罢工潮#阅读量1.5亿，复盖中通、圆通、韵达、百世快递全国多地网点。

劳洞评论：据国家邮政局统计，2020年快递业务收入预计1.1万亿元，同比增长高达46%。但行业繁荣发展的背后，是快递工人愈加恶劣的用工条件和缩水的派费单价。调研显示：75.07%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派送单价低至0.5元；每天工作超8小时，全年无休是常态；无劳动合同，导致法律维权更加艰难。迅速停工、短暂抗议是快递行业工人常年的作战策略。与往年不同的是，2020年的快递罢工潮如多骨诺米牌效应，全国城镇乡市网点「不谋而合」，工人纷纷用脚投票，向这场压榨劳动者权益的「低价游戏」宣泄不满，表达抗议。

蛋壳公寓「爆雷」，工人/租户/供应商联合维权
事件概述：11月份，蛋壳公寓资金链断裂运营停摆，终于「爆雷」，引发全国多省市数千人维权。作为租房市场的「宠儿」，蛋壳公寓实际上早在2月份已停止收房，员工被降薪。从十月份中旬起，北京蛋壳总部房东讨债、租客维权、员工讨薪、供应商讨要工程款等集聚维权行动从未中断。多地蛋壳公寓的员工工资从10月份开始拖欠，上门讨薪却告知为第三方劳务派遣，员工被迫无奈已发起劳动仲裁；负责公寓的保洁、维修人员及装修队工人，同样遭遇欠薪，集体到北京总部喊话蛋壳 「还钱 」；遭遇被拖欠的供应商涉及到74家，项目款共计1亿余元，间接导致大量工人欠薪，牵连一线家庭约4000余户；另有数十万租户被迫无家可归，有广州租户绝望坠楼。

直到11月末，有消息记录的讨薪维权行动仍然在持续，蛋壳公寓北京总部每天都有数百人集聚维权讨说法，网络发声不断，多地政府陆续介入。但目前尚未有令多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些缓解矛盾的措施，如南京为受影响的租客提供免费的过渡性房源、微众银行为退租的租客办理贷款结清手续等等。

劳洞评论：在这场资本「割韭菜」的游戏中，蛋壳员工、供应商、保洁、建筑/维修人员及房东租户都深受其害；但当资本退场留下一地鸡毛后，矛盾被转移到同为受害者的房东、租客与员工之间，双双「挥刀对峙」——房东租客相互厮杀，欠薪员工维权无门却还受「夹板气」，两边不是人。资本卷走一切之后，被裹挟的个体没有还手之力，连讨薪维权都需要排队取号。事件余波未散，但人人都在等的「救世主」或许不会出现了。工人、房东及租户之间摒弃无益的内斗与厮杀 ，看到资本背后的真相，不放弃追究政府和企业的失责，联合维权或才可能有一线希望。

富士康劳务派遣工人集体抗议黑中介拖欠工资
事件概述：11月，成都富士康爆出大规模拖欠派遣工工资和返费纠纷。月初，劳务派遣公司拒付返费的消息在富士康工人中逐渐传开，匿名微信群消息号召来自天造、永兴和、思扬等劳务派遣工人一起维权讨薪。从那开始，每天都有上百名派遣工人在成都富士康工厂门口抗议，要求补偿8-10三个月的工资差价和返费。11月13日工人在门口集体打出「富士康黑中介坑工人血汗钱」标语。11月16日，约1000名派遣工人聚集在富士康门口，上百名警察出动了十几辆大巴，将工人接到其它地方和派遣公司和富士康协商，后续不得而知。

富士康长期以来一直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在今年8月因需求量大，劳务公司甚至开出75天打卡领1万元高返费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工人进入富士康。然而在11月工期到期，大批派遣工辛苦加班为富士康熬出产量后，却发现自己受骗了。这并非富士康第一次拖欠返费和工资差价了，成都，深圳、郑州等地屡屡发生，最后能拿到返费的少之又少。靠这种压榨工人的手段，富士康才得以最低的成本一次次撑过订单旺季，维持其高利润与製造业霸主地位。

劳洞评论：劳务派遣就是一个「坑」。劳务派遣製度令富士康可以灵活规避法律责任，为自己淡旺季用工创造了灵活性的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用工成本；遭遇纠纷，工人则维权无门（参见揭露劳务派遣的四大秘密）。迫使工人掉进劳务派遣的高返费/返工资差价的「坑」里，这一开始就是富士康和形形色色各层级劳务派遣公司的共谋。成都富士康的工人维权由网络匿名召集发起，得到快速的去中心化响应，且将矛头对准问题的源头——富士康是正确的，它在所有各方角色的参与中，都保持绝对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警察和公司的联盟掺合，无非是想要威胁恐吓兼以劝告，进而分化瓦解工人的集体力量，一旦工人被打散，个体维权就难上加难了。

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工人大规模罢工
事件概述：12月19日，数千工人集结于上海苹果代工厂昌硕门口声讨「返费」，抗议厂方强迫调岗。罢工源于昌硕欲强製将临时工调岗，若不服从，工人将会被立即辞退，无法拿到中介许诺的「返费」，或者待遇降低。上海昌硕是苹果全球的第二大代工厂，中介代为协助招工，常会以较高「返费（即补贴）」来吸引工人入厂。抗议现场大量警察、辅警驱赶工人并发生冲突，有十几名工人当场被抓，工人抗议要求放人。罢工从19日早上9点持续至下午3点左右，最后厂方迫于压力发布公告，表示将重新调查员工意愿，调岗工资薪酬及「返费」不受影响。截至12月31日，昌硕工人仍在维权中。

这并非昌硕工人第一次因返费集体抗议。今年4月，厂方计划在3天内裁员2万人，逼迫工人「自离」，拒绝离职者将会被扣除返费。4月20日，工人抗议包围工厂服务中心，要求速速返还承诺的「返费」。昌硕工厂长年待遇差，食宿条件恶劣；淡季5天8小时工作仅得2550元，旺季6天12小时工时製，到手最多4500元，「返费」是最主要收入。厂方多种恶劣行径拖欠、扣押返费，引发工人集体愤怒。

劳洞评论：《财经》报道曾指出，昌硕通过返费高低调节临时工的规模，旺季时加高返费，淡季时降低返费，像海绵吸水一样灵活。几乎每次苹果发布一次新品，昌硕就重新招募一批产线工人。临时工招募模式，令代工厂可以巧妙规避社保和雇主责任；返费令资方可以在淡旺季劳动力市场掌控主动权，控製工人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人力成本。昌硕工人的屡次抗争，勇敢地捍卫自身的合法利益，展现了工人面对无赖厂方的愤怒、魄力和无畏。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集体行动的争取，厂方只会永远变本加厉地控製和压榨。

二零二一年

外卖员讨薪自焚、高龄环卫工猝死于寒冬、农民工返乡需自费核酸自证健康，劳动者还能过好这个春节吗？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2月至1月份核心新闻，带你了解春运期间疫情防控动态、山东高龄环卫工猝死和外卖员讨薪自焚事件，快递员2020年度报告、餐饮行业推广送餐机器人、以及多地的劳动新政，包括广州的家政从业人员积分入户和公租房申请政策、重庆的环卫工关爱政策、辽宁的女性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等。

01 卫健委发布疫情防控方案：农村返乡人员均需核酸检测自证健康
#春运  #疫情防控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方案》指出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检测费用自理。方案一出即引发热议，公众议论的焦点在于「返乡人员」如何界定的问题上，20日晚间，卫健委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明确了工作方案所指的返乡人群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的人员。

「返乡人员」界定明确后，城市民众得以免除强製核酸的麻烦，事件的讨论热度瞬间降温，但有些声音仍然在追问《方案》背后的逻辑和权益问题：即便乡村地区疫情防控能力较弱，但事实上城市区域的人员流动性和聚集密度远远高于乡村，具备更强流动能力的也是中产阶级人群，为何仅要求地位和经济双重弱势的农民工群体承担如此严厉的负担？如此大规模「一刀切」的防疫措施和生硬的户籍划分管控法落到基层后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相关讨论指出，核酸检测的费用对返乡人员来说是一笔可观的开支，不应由个人承担；而且春运大客流即将到来，核酸检测需求暴增，农民工群体必将面对预约难的问题，企业和政府均有责任为返乡人员组织专门的检测渠道并提供免费检测，这才是疫情防控应有之义。

新闻来源：

《关于印发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重点问题答问
《春节返乡不得不核酸自证健康，还有别的可能吗？》
《户籍=核酸：打工的人，没有权利回家》
02 山东临沂69岁环卫工猝死寒冬街头   「高龄」劳动者何时才能「老有所依」？
#环卫工  #高龄劳动者 #劳动保障 

2020年12月29日，「最强寒潮」席卷全国各地期间，山东临沂一位69岁的环卫工刘师傅在清洁路面时突然晕倒，救护车赶到时他已无生命体征。一天后，刘师傅所属的公司临沂环卫集团发布通告，初步诊断死亡原因为突发心脏病。

28日临沂市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当日最低温低降至零下11摄氏度，29日当天刘师傅凌晨三点多就离开出租屋去岗位开工，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在垃圾桶旁倒地身亡。其所属单位临沂环卫集团在事后的的通报中，只是强调了「突发心脏病」这一初步诊断以及事发后各方的紧急施救，对天气因素、工作环境、保障措施、工资待遇等情况只字未提。事后媒体通过走访和报道的方式，揭示了许多像刘师傅一样的高龄劳动者迫于生计艰难而无法退休、被迫接受高强度低收入的工作、同时缺乏必要社会保障政策的残酷现状。

受事件影响，1月19日人社部、全国总工会总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严寒天气下劳动者权益维护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度重视严寒天气下户外作业劳动者权益维护工作，明确了环卫工人、巡线工、快递员、外卖员等为重点保护人群，提出各单位要减少劳动者严寒时段户外工作时间，同时保障劳动者劳动工资待遇不降低。

新闻来源：

《69岁环卫工寒冬猝死：回不了家的乡村老人》
《北青快评｜69岁环卫工之死呼唤製度关怀提速》
《临沂69岁环卫工猝死街头寒冬里，我们呼吁把更多的爱和温暖送给他们…》
《寒冷天气快递员、外卖员劳动权益如何保护 人社部等部门作出明确要求》
03 外卖员讨薪无果自焚：因配送站克扣5000元收入
#外卖员  #劳动保障 

2020年12月，江苏泰州一位外卖员刘某与承揽「饿了么」外卖专送配送业务的靖江赢跑公司（饿了么在泰州区域的物流合作商）在配送服务费结算上产生矛盾，双方多次协商未果。2021年1月11日上午，刘某携带汽油来到公司门口点火自焚，被周围群众将火扑灭救下，送医救治后诊断为深二度到三度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80%，呼吸道烧伤，家人表示后续的治疗费高达百万。

据外卖员刘某口述，外卖配送站扣除了他5000元的收入，他多次协商讨要未果，极度绝望之下才走极端自焚，希望以此讨回自己的血汗钱。1月17日，「饿了么」针对自焚事件作出官方回应，表示对外卖员刘师傅的遭遇「痛心不已」，并承担刘某的治疗及相关费用。但饿了么的处理方式依旧是出于「人道主义」，而非承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用工关系。

此前，饿了么平臺早已负面新闻缠身：2020年12月21日，43岁的北京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配送途中猝死，保险公司表示猝死只能获赔3万元，饿了么平臺的回应是韩某伟与平臺并非雇佣关系，平臺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的以保险公司的理赔为主。平臺的不当回应引发舆论哗然，迫于压力，1月8日饿了么才重新发声明将猝死保额提升至60万。

新闻来源：

《外卖员为讨薪自焚：我命都不要了，我要我的血汗钱》
《外卖小哥自焚讨薪，反映外卖平臺对员工敲骨吸髓式压榨》
《饿了么回应「骑手送餐猝死仅获赔2000元」：升至60万》
《骑手何以走极端？每月出勤少于26天就罚两百，巨头用外包逃责任？》
04 辽宁出臺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  新增「两癌」筛查、产后抑郁及性骚扰预防
#女职工保护  #性骚扰预防 

日前，辽宁省出臺《辽宁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产后抑郁关爱纳入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对性骚扰的预防和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新增内容成为政策的新亮点。

《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应每年为女职工安排1次妇科检查，至少每2年为女职工安排1次宫颈癌、乳腺癌检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单位与女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时，不得与女职工约定限製结婚、生育等内容；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休产假、哺乳等原因降低工资，限製晋职或晋级，更不得予以辞退、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对于经期重度痛经或经量过多女职工，给予1至2日的适当休息。《办法》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办法》出臺后，有一些声音表示政策对女性职工的强保护很可能会使女性就业变得更难，用人单位很可能会出于成本考虑减少女性员工的招收比例；另外《办法》中的规章在具体实际情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在当前社会性别观念依旧强势的情况下，政策容易演化为「纸上福利」，或带来新的权益保障隐患。

新闻来源：

《辽宁出臺办法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将「两癌」筛查、产后抑郁关爱、性骚扰防护纳入其中》
《女职工权益保障有温度还要有力度》
《大辽姐姐说法 | 痛经假、免费两癌筛查来了！》
05 广州家政从业人员可享积分入户专项指标  还可申请公租房
#家政服务业  

1月8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若干支持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将出臺30条措施支持家政业发展。

面对当前大量非员工製家政从业人员无法缴纳社保的现状，《措施》中明确支持发展家政商业保险和公益保险，通过财政补贴、企业投入和个人出资三者结合的方式引导家政从业人员统一投保；同时明确对家政从业人员给予积分入户照顾，将家政从业人员纳入广州市年度迁入人口计划管理，安排「特殊技能、特殊艰苦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积分製入户专项指标予以入户照顾。住房保障方面，将符合条件的家政从业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家政从业人员可申请面向户籍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来穗务工人员供应的公租房，符合条件的给予优先配租。

《措施》还表示支持员工製家政企业依法实行特殊工时製度，规定家政企业和用工家庭应当保障家政从业人员休息权利，具体休息或补偿办法结合实际协商确定，在劳动合同或家政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另外，对于员工製的家政企业，按其为所招用家政从业人员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

新闻来源：

《广州将出臺30条措施支持家政业发展 对家政从业人员给予积分入户照顾》
《广州市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若干支持措施》审议通过
06 菜鸟裹裹发布 2020 年快递员报告
#快递员  #行业报告

1月9日，在线寄快递平臺菜鸟裹裹发布2020年快递员报告显示，2020年2020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830亿件，全年新增3万专职快递员就业，女快递员数量较 2019 年增长超过 20%。在业务量的地域分布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5城菜鸟裹裹快递员最多。

报告还称，伴随着强劲的寄快递需求，快递员通过裹裹接单实现月入过万成为常态。申通快递近期公布菜鸟裹裹服务数据显示，超过3.9万名申通快递员在接入了菜鸟裹裹寄快递服务后，月收入平均增加超过3000元。但有快递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收入过万确实存在，但大部分原因是双十一期间快递量大，如果从平时来看，月收入破万的快递员较少，高收入实际上来自高强度加班。社科院2020年12月发布的蓝皮书《202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关于快递员的调查报告也显示，2019年度快递员平均月收入为 4859 元，59.2%的快递员月收入低于5000元，女性快递员工资比男性快递员还要低41%。

新闻来源：

《菜鸟裹裹发布2020年快递员报告》
《菜鸟裹裹2020年新增3万快递员就业，每月平均增收超3000元》
《2019年中国城市快递员调查报告》
07 餐饮行业兴起「机器换人」 潮  应对招工难和高人力成本
#送餐机器人  # 餐饮行业用工荒

2020年年底，36氪研究院发布《2020年中国餐饮配送机器人行业研究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餐饮服务行业一方面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不断上涨，人力成本居高不下，餐饮服务人员难招、难留成为行业主要痛点之一，另一方面由于机器人核心技术发展成熟，机器成本整体下降，在此背景下，餐饮企业兴起「机器换人」的风潮，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企业已经开始应用送餐机器人，如呷哺呷哺、巴奴、西贝莜面村等知名餐饮品牌门店。根据海底捞公开报告，截至2020年6月已经在全球范围部署958臺传菜机器人。相关评价称，除了灵活性方面不如人类之外，送餐机器人「钱少事多还听话」，未来或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关键方式之一。

相关报道指出，餐饮服务行业推广使用机器人的最初是为了解决企业的「用工荒」问题。餐饮服务工作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餐饮服务员要进行高频、重復的机械体力劳动和情感劳动——服务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报酬低、价值感低、晋升空间狭窄是这个行业的常态，餐饮服务人员难招难留的现状背后是亟待改善的用工环境和用工机製。即使送餐机器人是当前行业新趋势，但基本只在大型餐饮企业中得到应用，短时间内并不能实现规模化，中小微型餐饮企业的工作环境恶劣、用工不规范情况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另外，一些使用送餐机器人的餐饮企业可能会以机械化为名大规模裁减人手，增加个体服务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

新闻来源：

《万臺送餐机器人落地真相：钱少事多还听话》
《2020年中国餐饮配送机器人行业研究报告》
《调研|走访200家餐厅，西安餐饮业服务员最难招》
《企业遭遇春节前「用工荒」》
08 重庆出臺《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  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130%
#关爱环卫工人  #劳动保护 

2020年12月24日，重庆市城管局联合人社局、市总工会研究製定了《重庆市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从精神激励、权益保障、人性关怀3个方面，推出表扬奖励、作业条件、薪酬待遇等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

《措施》中有几条将给环卫工人的工作带来实质影响。例如第三条的通过提升机械化率、更新环卫设施和设备性能来减少人工作业强度；第五条规定的环卫工人（含劳务派遣工）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30%，足额缴纳五险一金、严格落实加班工资、高温津贴等补助；第六条关于困难环卫工人的帮扶资助机製；第七至十条分别涉及环卫工人休息休假权利、环卫作业风险保障、职业安全和健康、权益侵犯的维权途径等内容。《措施》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现有环卫工人超过5万名。2020年以前防控最关键的1-3月，全市每日在岗环卫作业人员5.5万人次以上，在岗率超90%；此前8月重庆市遇特大洪水期间，环卫工人日夜奋战在岗位上，清理中心城区过水面积达500余万㎡，清理淤泥近100万吨。

新闻来源：

《重庆市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渝城管局〔2020〕152号）
《工资不低于最低标准130%……关爱环卫工人，重庆明确了10条具体措施》
《改善作业条件完善救助机製 重庆明确关爱环卫工人十项措施》

社区团购的背后：价格战、抵製潮与被牺牲的商超摊贩

导言：新年伊始，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多多买菜」的乌鲁木齐员工女孩「润肺」（花名）在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后去世，年仅22岁，其在公司内部账号签名上写着「为多多守边疆」。另一边厢，长沙的菜市场摊贩正感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严重的比以前几乎差了三分之二，多地的实体超市正在关门，是因为疫情，也因为这个新生事物——社区团购。

社区团购起于疫情下的2020年。早期的社区团购雏形，是芙蓉兴盛的便利店主们通过运营微信群和QQ群收集居民的购物需求，统一选购配送并由用户自提。后来随着疫情大爆发，人们出门的热情降低，一时之间带动了整个「宅经济」，多个巨头纷纷从刚需的生鲜消费切入社区团购，正在逐渐改变日常社区消费链条上的产业生态。

传统生鲜消费由于存在客单价低、毛利率低、易腐烂损耗、物流成本高等特点，导致其一直存在线上渗透的难题。至2018年，生鲜品类的线上渗透率仍仅有5%，远低于电器、服装、个人护理等品类。社区团购生鲜的新商业模式，以微信小程序或app为载体，依托社区基础、和团长社区人脉或其门店资源，通过「预售+次日达+自提」模式，招募线下团长承担顾客维护、货物存放/自提，及售后服务等工作。社区团购针对生鲜采取预售模式，后点对点集中配送社区，极大降低了生鲜的运输损耗和物流成本；以团长+自提为核心的模式，也令资本运作节省了前端场地存储租金和末端配送成本。

低电商渗透率、低运营成本、高频日常消费，令社区团购一瞬之间成了资本巨头争相抢夺的宠儿。

2020年6月份，滴滴旗下社区团购品牌「橙心优选」上线。7月份，美团宣布成立「优选事业部」；8月份，拼多多旗下社区团购项目「多多买菜」上线；10月份，苏宁菜场社区团购平臺在北京上线，阿里巴巴40亿美元投资「盒马优选」；12月11日，京东表示将向社区团购平臺兴盛优选投资7亿美元；2021年1月1日，京东旗下社区团购平臺 「京喜拼拼」上线；顺丰亦在1月19日上线「丰伙臺」，悄然入局社区团购溷战。

企查查数据显示，2014年到2020年底社区团购融资累计达80起，融资总金额超260亿元，但直到疫情才出现井喷，仅2020一年融资额就超171亿元。如今，社区团购已经集结了美团、阿里、拼多多、京东、滴滴等互联网巨头，艾媒咨询预计到2022年中国社区团购市场规模将超过1220亿元。根据商务部和凯度数据统计，疫情后居民通过社区团购渠道购买生鲜大幅增长，有1/4的用户在疫情中首次使用了社区团购平臺。

过去一年的资本巨头疯狂砸钱加码，涌入社区团购战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便利店主、菜贩都被迫卷入到这场激战当中，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呢？

01 资本「跑马圈地」，背后的便利店「团长」、菜贩和消费者们
社区团购这一模式，本是兴盛优选为了振兴旗下便利店的发展而创立，然而，随着巨头们的疯狂补贴、低价竞争战燃起，其正在逐渐摧毁社区中原本的经济生态，试图反噬这些作为团长的便利店主，甚至是街边菜贩。

1）便利店「团长」：渴望平臺引流商机，反被平臺引流收割
在「预售+次日达+自提」模式下，除了保障后端供应链的稳定性，「团长」成为了社区团购运作最为核心的一环，派送与售后服务的关键承担者。据公开数据，社区团购创业公司十荟团与兴盛优选已招募了超过50万团长，再加上攻势更勐的多多买菜、美团优选、橙心优选等互联网巨头所拓展的版图，团长这个兼职群体，已经突破百万。

盘踞在社区周边的小便利店、「夫妻小店」等，早期在各巨头地推的营销动员下，纷纷注册成为团长，且身兼多家平臺，一时之间社区里每家店几乎都是注册团长。这吸引力来自于，巨头宣称给予团长至少10%的提成，同时平臺会严格控製提货点的距离，货品不会和超市冲突，而且关键是，来提货的顾客还能给超市引流。但事实并非如此。

跑马圈地的各平臺巨头，前期瓜分市场的关键必然是如何拿下更多的团长，为其开拓社区市场效劳。团长战全面铺开之后，实质提成并非如预期所想。团长佣金比例根据地区竞争情况可以达到成交额的10%-15%。但在实际成交中，仅有少数商品的返佣达到10%，绝大多数的补贴商品和生鲜商品返佣比例仅为3%-5%。有些特价的产品，非但没有返佣，店长可能还得贴钱赠塑料袋。多数团长一个月佣金最多仅有数百块，并非想象中那么丰厚。

其次，随社区团购带来的是门店额外的工作量和设备成本投入。多数商品佣金并未如预期，仅有冻品、肉类等高价格的单品佣金比较较高；而「低价」几乎是所有社区团购平臺强推的广告词。矛盾的背后也意味着，团长必须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拉客营销推广和社群维护，主动协助平臺培养消费者黏性，并额外增加冰柜、场地等必要储存成本。这些成本早期并不被预见。

此外，客户引流只是个幌子，平臺反过来借助团长的社区人脉关系反向引流消费。这与早期平臺推广时的宣传极度不符。在社区团购热潮下，超市/便利店的来往取货的人流是增加了，但是门店本身消费额并未有起色，甚至更低了。一方面，因为社区团购上线商品与线下便利店的无差异销售，在价格战补贴因素影响下，平臺商品价格更低，团长自家同类商品根本无法销售出去，甚至遭遇来自社区「高价销售」的质疑；另一方面，便利店被平臺彻底单一概念化为「提货点」，社区团购用户基本不会驻足门店，顶多顺瓶水，带不动多少收入。

与此同时，平臺正在启动收割店长的「淘汰赛」。订单量少的门店自提点正在被系统关闭，从此前的粗放式扩张正演进到精细化管理阶段，团长开始被赋加上了出单量的业绩要求。团长同样也在被抛弃中，滴滴旗下的橙心优选已经在布局线下门店。或直白讲，这些前期跑马圈地积累起来的团长，本质是为平臺入局提高流量支撑及用户基础服务，最终还是平臺为下一阶段的淘汰和利润收割做转化。在业绩指标下，团长的职能从简单的自提服务，已经彻底转化为集前端拉新用户、维护客群关系、线上导购、分拣、售后服务等为一身的角色——原本「自由」的团长正在被平臺的规则和新的消费习惯逐步绑缚。

究其本质，社区团购恰恰是在利用团长门店所在的地理位置、社区复盖、人际网络等资源，低成本地向平臺消费反向引流，继而又增强团长对平臺的依附性。背后的危机在于，社区线下消费的下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门店自身的生存空间，原本的门店消费正在不断被引流到社区团购新模式中，为平臺「打工」的团长没得选择。

2）价格战下无力的菜贩，被「便宜」引导的消费者
对于菜市场和街边摊贩而言，2020年无疑同样是艰难的一年。接连发端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和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疫情都令菜市场消费蒙上阴霾，疫情同样导致了客流量的下降，间接催发了生鲜电商的崛起，给菜市场造成分流效应，传统菜市场和摊贩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社区团购巨头间的价格溷战，令菜贩一步步失去消费者。位于社区团购溷战起源和核心的长沙菜贩更是失落。有媒体报道，社区团购进入后，长沙菜市场的客流量明显下降，生意可谓惨淡一天不如一天。陕西亦有菜贩表示，社区团购的部分菜品的促销价格甚至低于菜品的进价，对零售影响极大。「以前一天最低（营业额）都是一两千，现在一天只能卖三四百元，几乎差了三分之二」。对于愈渐少人问津的路边老龄摊贩，可能至始至终都无法理解生意为何突然消寂。

对于消费者而言，短期的价格利好正在无形中塑造新的消费习惯。如早期网约车、共享单车、外卖大战一样，面对互联网巨头动辄数十亿、上百亿的现金补贴，没有哪个消费者会放任自己错过「薅羊毛」的机会。「便宜」几乎是社区团购最大、也是唯一的亮点了。海量低价商品刺激着冲动消费，消费者对低质商品的容忍度不断提高——资本并不担心前期亏本，它们正在利用这样的非理性消费模式培养用户团购黏性，后期运营阶段再「杀熟」抬价，扳回一城盈利。

得益于现阶段的团购平臺后端不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导致的生鲜质量参差不齐和以老龄消费者为主的菜市场传统，暂时未可断言社区团购短期内会取代线下菜贩和便利店等，但彼时的巨头价格战对整个低端生鲜消费领域和社区人群的长期购物习惯，正在潜移默化地推翻和重构。

02 价格战危机下的规製和抵抗：政府干预、超市联盟与上游供应链
2020年6月以来，随着滴滴橙心优选、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的入局，而后阿里和京东的资金加码，社区团购陷入疯狂的低价溷战——0.01元买一斤山楂、一瓶进货价50元的油只卖45元，平臺商品价格屡低于厂商进货价，再加上额外的10%团长佣金，支撑背后的都是巨头烧钱竞争，挤占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意图摧毁本地商超和摊贩。

2020年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出手，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6家互联网平臺企业参加。为严格规范社区团购经营行为，会议要求互联网平臺企业严格遵守「九不得」，包括「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与此同时，一群新疆超市老板建立了「实体店联盟」，超过6000名中小超市老板入群， 在「多多买菜」正式进入新疆的第一天就开始向供货商施压，要求停止向平臺供货。联盟没有办法抵製平臺的进入，只能一方面联合拒绝平臺的「团长」邀约，另一方面抗议厂商与平臺的供应链合作。联盟向厂商发函，称如果继续为社区团购平臺提供货物，经销商和超市会联合停止销售该公司的产品。联盟也进行了实质抵製，曾联合短暂下架了可口可乐产品。

抵製一定程度上迫使上游供应链作出回应。截至12月中下旬，「实体店联盟」拿到近20家厂商的「承诺书」或「公告函」。其中，可口可乐、百事、蒙牛、益海嘉里等品牌的公函由新疆分公司发布，仅在新疆地区生效。而卫龙、李锦记、香飘飘、农夫山泉等品牌则直接向全国范围发布了公告。华海顺达、卫龙等多家企业发布的《关于禁止给社区团购平臺供货的通知》指出，「公司收到多方投诉，以多多买菜、美团优选等为代表的社区团购平臺出现严重低价现象，甚至个别产品远低于出厂价，影响严重，损害客户利益，」通知要求平臺价格不得低于终端零售价，否则视为低价，影响恶劣的取消经销权。

然而这些来自民间的抵製行动和官方的规製，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收效甚微。供应商/厂商遭遇抗议后，多个品牌随后短暂下架各平臺，但过一阵子又会有其他供应商「乘虚而入」悄然上线商品，流量的诱惑下低价营销难以根本上製止。商品此「下」彼「上」的游戏博弈消磨了大多数实体店主的抵製耐心，抵製行动在微信上也遭遇举报，部分微信群被封；团购平臺对于实体商超的团长注册抵製，也转而大力发展社区周边的服装店、母婴店、彩票店等无竞争关系的新「团长」。政府层面，商务部的「九不得」政策更像一个官方表态，到可执行的程度还需要时间；政府对互联网经济的推崇，也可见其管製决心并非坚定。在行政指导会之后，各家社区团购平臺并未出现明显的取消补贴的行为。价格战被叫停，但价格层面的竞争却没有停——平臺上仍然存在大量0.01元的秒杀促销活动，不缺钱的平臺巨头转而直接大量发放现金或优惠券。

只要平臺巨头间还未决出胜负，价格战就可预见性地将以不同的方式持续下去，只是商超和摊贩最终都将成为其中的牺牲者。

03 资本的目标：改变消费模式，形成依附巨头的劳动生产
资本竞争的标准戏码——「价格战」——短期内似乎正在令商超「团长」、消费者和供应商初步尝到获利的甜头。商超可额外获得5-15%不等的团长佣金，消费者则以低价便利购得商品，供应商也通过井喷的出货量短时营收加倍。但既往的网约车大战、外卖大战经验都表明，在大规模的价格补贴之后，逐利的资本不会放弃利润收割，熬不下去的入局者和被卷入者必然成为代价。

价格战后如何回收成本？可预见的无非是三个手段，压低供应商成本、降低团长提成和提高平臺商品价格。当团购平臺吸引了一定稳定的流量，便有了与供应商比价还价的筹码，获得更低的出厂价；平臺高流量将致使商超团长进一步依附平臺收入，甚至无法再倚赖线下门店消费独立运营；团购平臺重构了线下商品种类生态，平臺商品或将涨价，消费者难有选择空间。

可怕的是，在资本价格战故事的另一面，实体商超和流动摊贩将逐步消失。平臺有金钱和时间可以折腾以吸引线上客流，但是小商贩根本熬不过数月，何况在疫情消费低迷的当下，一旦与团购平臺商品供应形成冲突（已经在发生），自家商品消费停滞，未来将难以有持续的资金链可供维系。平臺的价格战本身扮演了「弱肉强食」法则下的生存筛选，小商贩不得不退出市场或调整自身商品的差异化出售，又或者依附于团长体系平衡收支，或成为「打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当平臺垄断了商品种类，地摊商贩也都没了踪影，商超想买的东西不再出售，消费者将更难以在线下寻觅到合适商品，不得不转向团购电商，既往淘宝新零售模式的崛起对实体小店的绞杀便是如此。所谓低价电商只是诱饵，本质是改变消费模式和形成依附于资本巨头的劳动生产形态。

社区团购作为一个新事物，打着便利、「廉价」的旗号意图形塑新消费模式，这在外界或政府看来或许是创新，但背后的资本逻辑并没有改变——其并非要改造供应链中对劳动者的不平等分配和低效多级的资本分包，而是试图进一步侵蚀传统市场中的残留中小经济体（小商贩），并形成对其的控製和被依附性，将商业化垄断渗透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当年，滴滴进军网约车领域，并非要将司机从租赁公司的「份子钱」解放出来，而是成为另一个「出租车租赁公司」巨头，如今目的显然已经达成。同样，相对独立的菜市场和街边商贩、小超市店主，未来并不能也无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强大的资本面前，都将被迫纳入到整个剥削的生产体系当中，以不同的形式为巨头打工。

工人「恶意讨薪」的背后：失灵的机製与被定义的「维权」

导语：「恶意讨薪」无疑成了2021年初、庚子年末最火的热词之一。2月5日，甘肃省甘南州警方通报，一工地包工头爬50米塔吊威胁工地负责人跳楼讨薪，工程款涉及38名农民工工资，当地警方最终以包工头恶意讨薪「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此通报一出，引发舆论哗然：既然有恶意讨薪违法，难道资方欠薪就是善意合法？

农历年底向来都是农民工讨薪的高峰。春节返乡在即，农民工被拖欠工程款、材料款、工资等矛盾都在此刻触发，由此而引发的讨薪事件远超日常十倍。民间媒体「非新闻」曾不完全记录2015年发生的工人群体事件（以建筑工讨薪为主）共10425起（实际发生案例应以十倍计），其中发生于春节前夕的超过5000起，数量接近全年一半，引发抗议的原因主要是欠薪，而这其中因讨薪而被抓的工人便达数千人。

✲2021年1月5日，广东南雄，多名工人以跳楼威胁讨要被欠工程款，一名工人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

✲1月15日，福建厦门，有工地拖欠22名工人35万元工资，其中一人爬塔吊讨薪，而后被处以治安处罚，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1月20日，广东汕头，一工地拖欠工人工资达100多万元，工人组团游行讨薪，七人被处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2月1日，黑龙江大庆，一药房拖欠员工20个月工资，工人市政府信访维权被警察带走；

✲2月2日，广东汕头，一工人因被拖欠工程款跳楼威胁，被处5日行政拘留，被拖欠工程款而后追回；

✲2月8日，广西梧州，4名讨薪人员向包工头讨薪，其中两人以砸毁财物方式恶意讨薪被行政拘留。

回溯过去年底两个月，网络可查及的工人因讨薪被抓案件至少有7起。这些以建筑业为主的纠纷，工人陷于非正规劳动关系保障的模煳边界。即便2020年国家强力推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常态的维权机製并未革新改进，部分走投无路的工人最后只能无奈选择以拉横幅、阻碍交通、跳楼爬塔吊等——这些被官方所定义的「恶意讨薪」方式——才能拿回自己的工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被官方定义为「恶意讨薪」的工人维权行为背后的合法性呢？

机製下的法律维权：失灵与无力
机製失灵是既成事实，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机製本身也无意正视这一点。当工人被问及对于法律维权的看法，不是「不知道怎么弄」，便是「好难好长、太难成功」。不知道怎么弄，源于维权机製中的高门槛；而历时久、难成功，则是机製本身的復杂性和偏向性。法律运行机製对个体化/原子化维权的引导，实则分解了工人维权内在的团结性，将具集体特性的劳资争议孤立成个体行为，同样造就了个体工人机製内维权的无力。

「一调一裁两审」的争议处理体製，是一套建立在正规劳动关系体製下维权机製，本意是建立特殊快速的劳动者维权路径，但劳动者在实际维权过程中却存在着重重阻碍。所谓「一调一裁两审」，指劳动争议必须经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后（在此之前可以申请劳动调解委员会调解或直接仲裁），不服裁决后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调解期限常规为15日，仲裁一般为45天，復杂案件最长应在60天内结案，进入到法院环节则可长达1-2年不等。

流程的復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的时间、经济、精神成本的损耗，已经足以令劳动者望而却步。尤其劳动者需要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如劳动关系、工作时间等证明；如上述的建筑农民工，在真正进入讨薪争议之前，就必须耗费大量精力奔走上述流程先行佐证「存在劳动关系」才行。

再者，仲裁成功率并不乐观。《中国统计年鉴2020》统计显示，2014-2019五年间每年受理仲裁案件逐年上涨，但劳动者一方单独获胜的裁决比例却在逐年下降，从35.20%下降到29.40%。这有劳动者证据准备上的缺陷与弱势的原因，同样有机製对资方的倾斜，更「玩得转」这套游戏规则——资本可调动整个组织的资源（时间、金钱和法律专业）对抗孤立个体劳动者：劳动者是在兼职打官司，但资方并不是。2019年结案的106+万个劳动仲裁案中，有超过48万的劳资争议最终上诉到法院阶段，这也意味着近一半的争议并不能在仲裁阶段结案，而劳动者必须花更多时间和金钱与资方（被）玩「法律游戏」。

机製外的反抗：被定义的「恶意讨薪」与维权「黑名单」
当官方机製里的维权路径趋于式微，劳动者（中的幸运者）必须千辛万苦才得以拿回应得的几分之几；更核心的是，基层执法/司法部门和资本间互踢皮球和偏袒，这对劳动者维权的否定更令人陷入绝望与无力。这并未令工人从中得到释怀解放，反而深陷于另一个不占优势的博弈循环。失灵的机製并不能令工人重获劳动的尊严，但工人仍需设法拿到欠薪，应对生存刚需，仅有的渠道则是寻求机製外的反抗——结果却是被官方所定义为「恶意讨薪」和被列入「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

即便「恶意讨薪」一词引发舆论哗然，但这并不是地方政府第一次提出。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首度联合市建委、劳动及公安多部门声称要打击恶意讨薪行为；2007年，南宁市政府更明确定义5种过激行为被界定为「恶意讨薪」，包括：采取拉横幅、堵塞道路、阻碍交通、封锁出入口等影响社会治安的方式；采取爬楼、爬吊塔、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妨碍管理的方式；以及敲诈、胁迫、威胁，甚至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等系列手段，都会被列为严惩的「恶意讨薪」。从国家的角度，「恶意讨薪」话语内嵌的贬抑性色彩无不显露：对机製外的民工讨薪行为之厌恶已经超乎对资本欠薪本身的容忍度。

在对「恶意讨薪」行为的谴责之外，官方还设立劳动者「黑名单」亦试图压製工人的法外维权行动。近一年来，浙江湖州、嘉兴地区法院先后公布「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剑指常年频繁进行劳监投诉（三年10次）、劳动仲裁（三年3件）或一年内讨要工资款3-5次的劳动者，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职场「碰瓷」者（法院语）。被列入名录的劳动者，将在求职、劳动维权上从严审查甚至进行惩处。这一举动无疑是极具「开创性」和模范效应的。企业间、行业协会内部多年来共享员工「黑名单」——这一令工人积极分子求职受阻的潜规则，业已在政府内部明目张胆地铺开。官方「黑名单」旨在恫吓走投无路的维权工人，但并未给予工人提供一条更为有效的道路。

政府毫不吝于指责机製外的工人讨薪，但对于企业本身违法在先的用工行为似乎持续缄默。2018年人社部首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针对克扣农民工工资并达一定数额或引起恶劣社会影响的企业进行惩戒。但在「信用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网站上，2020全年全国仅录得179个企业或自然人计入黑名单，多为中小型企业或包工头。事实上，官方针对企业黑名单的定义也仅局限于欠薪或者引发群体性事件，目的在于维稳而非维权，但对于其他如过度加班过劳、降薪裁员、社会保障纠纷、霸凌歧视及职场狼性文化等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均不在其监管的考量之中。既往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企业「996」违法加班现象、饿了么骑手猝死无工伤保障仅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华为「奋斗者协议」漠视员工权益等网络热点事件，官方并不视其为对劳动者权益的侵犯。

维权合法性的来源：是压迫本身，而不是法律
简言之，所谓「恶意讨薪」和劳动者维权「黑名单」，正是政府用以打压工人机製外抗争，消解工人维权合法性的製度化手段。在常态机製失效的情形下，劳动者亦被剥夺了额外寻求保障的行动路径，任何捍卫合理生存空间的挣扎成了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举动。

「一调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体製，限定了工人个体可寻求的法律救济手段，但失灵且无力；「恶意讨薪」与「黑名单」消解了工人集体行动、阻断生产过程的合法性，维权便意味着代价；再加上工会本身于工人的虚假代表性，法律正在一步步限缩工人维权的合法性边界。

最高检在针对雇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相关案件中，曾极力贊赏地方法院为违法的欠薪雇主进行取保候审而非拘押，以避免出现「办一个案件，倒一个企业，失业一片」的结果。但可曾有违法的工人因「家里老人小孩失去生计」，而获得法律同样的「仁慈」、享有取保待遇呢？

究其根本，现行劳动法律并非由工人意向所製定，亦非为工人而製定，其核心内轴仍是控製和消解工人的自发维权，营造利商的投资环境。工人总是试图寻求製度外渠道争取权益——其恰恰表明，工人维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工作场所的压迫本身，而不是现成的法律框架——法律既不能给予工人完整保障，亦形成製度霸权限製工人的自我解放。所谓「恶意讨薪」行为，背后无非是指向现存劳动维权机製运作的失效危机与机製製定的失代表性；而「黑名单」之举，只可能成为一种对工人自发反抗的无效控製，只会蓄积集体危机。保障工人权益，需要的是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由集体工人自主定义和运转的规则。

网传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被抓， 此前曾质疑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2021年2月份核心新闻。

28日，网传网络知名「饿了么」维权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疑似在北京租屋被抓，失联已近48小时。此前他曾连发视频抨击「饿了么」忽悠骑手奖励金。2021年，快递员罢工事件依旧持续发生；此外，T3网约司机集体抗议要求退车；社区生鲜行业「暴雷」，工人拉横幅讨薪。疫情下工人处境艰难，依旧不放弃用行动争取权益。

01 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被抓，此前质疑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
#盟主失联  #抗议平臺

2月28日有信息指，网络知名「饿了么」维权骑手——「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疑似在北京租屋被抓，失去外界联系已2天。陈国江因组建「骑士联盟」，一个提供外卖骑手互助与交流的平臺，而被广大骑手称为「盟主」。该骑手互助平臺中，迄今为止已有数千名外卖员参与其中。盟主长期于其中为其他骑手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帮忙，包括交通事故、合同纠纷、官司仲裁、租房买车等问题，也时常通过其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平臺批判外卖公司的算法霸权和管理剥削，与分享骑手交通事故等生活遭遇，为广大骑手发声维权。

近日，盟主曾协同多名骑手公开质疑饿了么春节期间开「空头支票」，设立春节挑战赛奖励金8200元鼓励骑手留京送单，而后平臺却通过提高任务门槛令很多骑手难以拿到任务奖金。盟主近日连发三个视频，高调质疑外卖平臺套路，不仅套路欺骗骑手，而且还间接引导骑手相互恶性竞争拉低差价，坐享牟利。多名骑手罢工抗议饿了么的忽悠行为。

外卖两大巨头「美团」「饿了么」在过去一年频频发生丑闻，皆起因对平臺骑手的剥削和压榨。去年9月，人物《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爆出外卖公司资本「吃人」的本质，骑手犹如人肉运送工具，被平臺算法和时间控製。12月，一名43岁骑手因工作压力过大而猝死，仅获得饿了么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今年1月，一江苏泰州外卖骑手因工资被扣5000元，不得不以自焚讨薪，生命垂危。「骑士联盟」盟主频频公开痛诉此类事件，揭露外卖公司剥削黑幕，暂未知本次失联是否与此有关。

新闻来源：

《对抗「系统」的人：「骑士盟主」和他的外卖江湖梦》
《8千多奖金被套路引骑士罢工：饿了么是要把自己作成「凉了么」？》
《饿了么骑手质疑过年奖励开「空头支票」》
《豆瓣：突发：北京外卖「骑士联盟盟主」，疑似被捕》
02 餐饮服务员、出租车司机等需接种疫苗，基层工人是否有拒绝接种的权利？
#基层服务员  #疫苗接种 

春节前，北京启动针对九类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其中包括进口冷链行业、交通、物流、环卫等基层工作人员。中国新闻网报道，截止至2月21日，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疫苗556.3万支，累计接种362.6万人。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排查餐饮、冷链食物、药店工人的接种情况，对已接种商铺粘贴标识，餐饮服务员需佩戴「已接种」胸牌。

南方网报道，2月25日交通部门数据显示，广州市近七成巡游出租车司机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滴滴发布公告称，截至1月17日，超过10万名司机完成疫苗接种工作。网约平臺、出租车工牌上，已接种司机会增加「已接种疫苗」标签。

多方报道，多地政府亦正陆续组织环卫工人接种新冠疫苗。广州环卫单位春节前曾强製环卫工接种疫苗，若拒绝接种将无法安排春节加班等额外工作，影响收入；疫苗接种率在部分环卫单位成了指标工作。针对基层服务工人若拒绝接种是否会影响其工作，国内媒体未有相关报道，基层工人的态度和想法也甚少被了解。

2021年1月，英国民调公司YouGov发布全球性调研结果，调查新冠疫苗接种的意愿，中国居民表示愿意接受/已经接受疫苗的比例为61%；哈尔滨医科大学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2020年8月份发起的网络调研显示，2万份问卷中30.3%的人选择不会接种或者视情况而定，对疫苗接种保持犹豫、怀疑。

《中国疫苗和免疫》杂誌2月18日发表《浙江省医疗卫生人员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意愿和影响因素调查》，文章指出女性、高学历者和医疗人员的接种意愿低，担心疫苗副作用为主要顾虑。BBC 报道称，中国国家卫健委对于新冠疫苗副作用和致死率的信息披露停留在2020年12月31日，称过敏反应等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大约为百万分之二。

新闻来源：

《「我已接种疫苗，请您放心！」餐饮店服务员主动贴胸牌告知顾客》
China』s Vaccine Campaign Hits A Few Bumps 
《疫苗接种：中国浙江女性和高学历人群意愿为何不高》
《滴滴：北京超10万名司机完成疫苗接种》
《接种疫苗将有提示！广州近万名出租车司机完成两针疫苗接种》
03 欠薪、罚款不断，基层快递员面临结构性剥削
#快递员 #罚款 #欠薪 #罢工 

2021年，快递行业罢工停工事件依旧持续发生。

1月24日，苏州松陵中通网点货运公司因被欠薪罢工，停止快递卸货。2月初，昆明百事快递网点快递员因为网店老板欠薪纷纷停工，欠薪数额最少五六千，多则达七八万元。快递员为能回家过年，多次找老板协商均无果，有快递员表示：「我们这些末端的派件员也非常辛苦，有的已经五六十岁，现在很多派件员等着拿工资回家过春节，但是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网点欠薪，一部分原因是行业恶劣的罚款製度。2月初，武汉一快递承包员辛苦工作7个月，原本以为年底可以拿到23万派费，却发现欠下罚款39万，数十位快递员共欠下罚款100万。此事引发热议。「全现在」报道指出，快递行业不断增强派送速度，同时却降低派费，增高考核标准和罚款额度。基层快递员日常高度密集的工作强度，很难应对毫无道理的罚款。毋庸置疑，行业的恶劣生态导致了最为基层的劳动者面临结构性的剥削和暴力，彻底颠复「多劳多得」。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达到6.6亿件。快递行业发展迅速，但基层劳动者依旧要面对被拖欠的工资和恶劣的罚款。繁荣的行业所带来的红利并不属于基层劳动者，面对这样不合理的行业现状，众多快递员纷纷用脚投票，出逃快递行业。

据媒体报道，春节临近，郑州某快递网点因快递员密集离职，导致包裹堆积成山。2020年第四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快递员位列前茅。春节后，快递行业依旧面临严峻用工荒现状，南京一家快递公司缺工岗位甚至高达700个。

新闻来源：

《郑州一网点快递员纷纷「罢工」，包裹十几天没人送》
《云南省昆明市，百世快递拖欠工资，快递员罢工讨薪》
《被系统碾压的基层快递：没白没黑工作7个月，结果倒欠13万》
《节后工作好找吗？快递、销售、餐饮行业仍缺人》
04 人社部将推出骑手工伤保障新模式，北京义联发文建议修改《工伤保险条例》
#灵活就业人员 #工伤保险 

1月1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开对「加大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维护城市守护者合法权益」 提案的答復，称由于难以确认劳动关系，目前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人员无法享受工伤保险，「保障水平总体偏低」，人社部将推出针对新业态工作者单独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1月26日，人社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一步扩大工伤保险复盖范围。据统计，全国灵活就业人员2亿左右，绝大部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2月25日，长期关注骑手劳动权益的公益机构北京义联发文呼吁人社部直接修改《工伤保险条例》，将平臺经济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条例》。文章认为，相比于单独製定保障製度，直接修改条例更为合适，建议在《工伤保险条例》中新辟「新业态从业者工伤保险特殊规定」一章，对新业态从业者的参保、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争议处理等进行专章规定。文章建议，骑手不需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只需提供有工伤保险的参保证明即可。

新闻来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391号（社会管理类287号）提案的答復》
《呼吁：修改工伤保险条例，让外卖小哥们参保、享待遇》
《不让外卖骑手在社保外「裸奔」，国家准备出大招了》
05 T3网约车司机集体要求平臺退车；调研报告指出，司机无法享受平臺红利
#网约车司机  #集体抗议  

2021年伊始，全国成都、杭州、长沙等地「T3出行「网约车司机纷纷聚集，集体要求平臺无条件退车。T3 出行是由一汽、东风、长安三家车企联合苏宁、腾讯、阿里巴巴等共同出资打造的网约车平臺。1月6日，成都有大量T3出行的网约车聚集在青羊万达万花路道路两旁，要求平臺无条件退车。2月初，长沙T3出行司机因单子少、车子租金贵、挣不到钱，再加上车辆未按合同规定办理车证等原因，纷纷要求退车。很多网约车司机表示由于平臺快速扩张，导致单量减少，奖金骤减。平臺无法兑现招募入职时的承诺——「每单奖励10元，每月挑战万元月薪」。

此前，2019年11月南京、2020年8月武汉、2020年10月重庆都曾发生过T3司机退车事件；此外，T3由于涉嫌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向不合规人员派单等违法行为，在2021年1月曾被成渝两地交通局和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

在滴滴一家独大的网约车市场，T3平臺运用「烧钱」的方式艰难扩展市场份额。一线的网约车司机也随着被卷入一场「赌局」，承担着商业竞价的后果——市场单量不足导致收入下降，而且还要承担网约车租金。

这不仅仅是T3网约车司机的困境，随着垄断市场的形成，网约车司机门槛低、月入轻松过万、灵活自由的时代已经过去。2月20日，復旦大学孙金云调研团队发布报告，团队调查436位网约车司机，显示网约车相比出租车看似成本更低，但是却没有五险一金，而且网约车保险可能。调查显示，除了上海，城市网约司机收入基本低于1万，司机月工作时长为260-300小时。在司机收入抽成层面，数据显示滴滴平臺抽成达18%，高德16%，首汽12%。有网约司机在自媒体发文抱怨，不仅需要长时间高强度工作，还要接受平臺各种管控和罚款。

「打车软件们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巨大的价值空间，但是这样的价值增值并没有恰当地在司机、乘客和平臺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铁打般稳赚的平臺，流水般无奈的司机和乘客，似乎是这一渐趋垄断行业的最佳写照」，调研报告如此总结。

新闻来源：

《T3出行涉嫌倾销，成都司机掀起退车潮，网约车只能滴滴一家独大么？》
《T3出行频陷「退车潮」，「一超多强」谁能讲好出行故事？》
《2020打车报告(中)：困在平臺的千万网约车司机，你们还好吗？》
《揭秘开网约车的三大谎言，司机满眼辛酸泪，太真实！》
06 环卫工人的春节：垃圾骤增、工时拉长；云南政协委员建议劳动保障、健全维权机製
#环卫工  #劳动保障

春节期间，西安市城管系统累计出动环卫保洁人员约22.82万人次，各类环卫保洁车辆约1.74万车次，共清运生活垃圾5.63万吨；宁波象山近千余名环卫工除夕全员上岗，清扫、收集、运输道路上的生活垃圾、烟花爆竹屑等约1071吨；内蒙古集宁区2400余名环卫工人正月初一凌晨3点开始上岗清理187吨烟花爆竹残渣，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环卫工人没有春节假期。谷歌搜索显示，春节期间几乎全国各地都在报道环卫工人「坚守岗位」的消息，据粗略统计多达200多个地区。多数报道提及环卫工人春节在岗的工作量骤增，需要提前上班。没有相关数字统计2021年春节全国总计有多少环卫工人需要在岗，垃圾增量具体多少，甚少有媒体报道提及环卫工人春节的加班费、福利、休假权利。2020年3月，住建部城市建设曾发布数据称「疫情发生以来，全国180万环卫工人在岗率达到90%以上」。

环卫工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依旧突出。以云南省为例，据2018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调研，云南省环卫工人总数72580人，一线环卫工人平均清扫保洁面积为6000平方米，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15小时，72.6%的环卫工人全年无休。环卫行业基本实行云南省最低工资保障标准，年平均工资为23231.53元（1936元/月）。环卫工人普遍工作时间长，平均在岗工作时间多达10多个小时，起早贪黑，长期处于超负荷作业。

2021年1月26日，云南省政协委员会罗秋华提出环卫工权益存在主要问题有：「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权益保障难；待遇总体偏低，话语权缺失；工作苦脏累，安全隐患突出；社会认同度低、社会地位不高」。罗秋华建议出臺《云南省城乡垃圾处理条例》，保障环卫工人福利、提供劳动保障，建立健全维权机製：增设绩效考核、岗位津贴、工龄工资；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增加劳动保障用品、建议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

新闻来源：

《提案点击│罗秋华：建议从四个方面入手保障环卫工人权益》
《1071吨 象山环卫工除夕夜全员上岗清理垃圾》
《春节假期 西安出动环卫保洁人员约22.82万人次 清运生活垃圾5.63万吨》
《大年初一2400名环卫工人清理爆竹残渣187吨》
《全国180万环卫工疫情期在岗率超九成，工作量增加一倍以上》
07 「宝能生鲜」疯狂扩张「暴雷」，全国多地员工拉横幅讨薪
#零售业  #欠薪  #集体抗议

2月底，新浪微博曝出全国多地宝能生鲜员工拉横幅讨薪的消息。据南方都市报消息，今年1月开始，宝能生鲜在广深区域陆续撤店裁员，先裁掉了120余名外包人员中的一小半人，约50名。从2020年11月，宝能生鲜开始拖欠外包人员工资。图片显示，多位员工拉起横幅「宝能还我血汗钱」。

据了解，宝能生鲜于2020年初成立，布局社区拼团业务，2020年9月之后重心转向社区生鲜。随后，宝能生鲜接连曝出了欠薪裁员和关店事件。有关报道指出，宝能生鲜欠薪与疯狂扩张有关。据门店工人，宝能生鲜深圳区域每个门店配置5-7个员工，其中约一半比例为外包人员。除了做六休一，外包员工不享受社保、加班费等福利保障。招聘时承诺转岗调入编製员工，也随着夭折。

有深圳被欠薪的工人表示，「因为店里营业额天天上不去，公司通知撤店，让我们到别的店去支援，刚开始也没说要辞退我们，可是等店里东西盘点完收拾好以后，第二天就接到店长通知去公司办离职手续，也没有给我一个说法，就很突然地让我去办离职手续」。

新闻来源：

《宝能生鲜被曝欠薪裁员关店，一年新开5000家店有些难》
《欠薪、裁员、关店，又一生鲜巨头倒下？》
08 「绿色蔷薇」发布工人疫情调研报告：復工后工人面临收入不稳定、变相裁员等压力
#疫情  #不稳定工作

2月6日，深圳市公益机构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布调研报告《疫情下的流动工人：生活工作与日常经验》，该调研报告关注深圳市流动工人受疫情影响情况，具体内容包括：疫情期间工友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家庭关系和子女教育，疫情期间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方式，疫情相关信息知识的获取，疫情期间所得到的支持和帮助等等。该调研总共访谈37人次，被访者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餐饮服务员，家政工，环卫工，保安，建筑工，外卖员，超市员工等。

调研发现，疫情极大影响了工人的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疫情期间，工友们普遍都需要度过这一段经济和物资紧张的时期，迫切希望能够赚得稳定的收入。復工之后工人面临挑战主要包括: (1) 工厂收益降低，工友收入减少，面临「变相裁员」; (2) 工厂防疫支持不充分，工友復工风险高; (3) 社保复盖率有待提高，大龄/超龄工友和零工社会保障需求「被隐形」。

受疫情影响，来自湖北的工友受到不同程度的差别对待。一方面是来自工厂内部的「特殊」对待，疫情令湖北工友比其他人復工时间晚、隔离时间长；亦有工厂甚至会不让湖北工友返工上班。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具体生活，湖北籍工友可能会面临被拒绝租房、被社区孤立疏离等困境。

新闻来源：

《调查报告｜疫情下的流动工人：生活工作与日常经验》

外卖骑手的「两会」时刻：官方的焦点提案与消失的民间「盟主」

导言：外卖骑手，毋庸置疑成为了2021年的「两会」的重大焦点之一，如何为外卖员等新兴产业劳动者提供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成为多个人大和政协提案的核心。但与此同时，长期为骑手群体代言发声、甚至屡次怒怼平臺剥削的民间「外送江湖骑手联盟盟主」骑手陈国江，却在两会前夕2月25日被警方拘押，迄今失联。外卖骑手的「两会」时刻，一边是焦点，一边是噤声。

籍由疫情下「宅」经济盛行的契机，中国外卖行业在2020年实现了迅速的发展，外卖骑手数量几乎翻倍，总数达到700万，其中美团骑手将近400万，饿了么为300万。技术要求低、工作时间弹性、薪酬多劳多得、无须严格审核和面试等原因，再加疫情多行业普遍失业形势，使得外卖骑手成为多数蓝领的首要就业选择。

在2020年9月，「人物」爆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令外卖骑手群体的系统性困境一夜间成社会焦点。在外卖电商行业崛起8年之后，这是公众第一次将同情的目光端视在被系统算法 「驱赶 」 着狂奔的骑手身上——此刻，骑手行业的高风险、重剥削和弱保障困境逐渐得以被官方和公众讨论。

骑手面临的真实困境是怎样、解决方案又是如何？官方与民间骑手间显然有不同的论述。「两会」提案必然是官方表达自身製度性论述的场域，但消失的「盟主」又是如何看待自身所处外卖行业的压榨与权力博弈呢？

「两会」在关注什么：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
外卖已是如今最为主流和核心的新业态行业。在现实运作中外卖平臺为了最大程度规避社保、劳动纠纷等用工风险，多采取第三方雇佣或劳务合作等用工方式，意图从法律上撇清数百万骑手与平臺的雇佣风险关系，颠复和消解了传统意义上劳动者常规社会保障体系。有中科院的调研显示，受访外卖骑手超过六成没有社保。类似的，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在两会提案中也同样总结了外卖等新业态劳动者面临五大问题：1）企业规避建立劳动关系；2）难以适用劳动关系法律；3）未享受工伤等社会保障；4）工时长、强度大；5）平臺缺乏算法监管。

来自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工商联以及总工会界别等多党派的两会提案都重点强调，建立和完善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应是当下的政策核心。不仅需要引导劳动者参保，尤其是外卖骑手等的职业伤害保障製度，还要完善企业监管机製和解决新业态劳动纠纷的调解机製。也有代表提出建议实行外卖行业最低工资製和工时製，保障骑手休息权。但也有地方两会中的人大代表认为，应将骑手交通违法行为纳入纳入信用库、实行从业限製警示。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会工作报告中强调，法院正在「加强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实上，据《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在既往平臺经济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仅有大约一半的案例可以获得法院认可。平臺劳动者的雇佣关系确认是争取一切劳动权益保障的必要前提，但现实是大部分人的「劳动者身份」都难以得到法律认可，难言争取其他保障。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已表明当下的官方体製需「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製」，但从人社部对有关骑手的相关提案的回復中可进一步窥探未来的政策方向：现阶段的平臺用工难以按现行劳动关系标准确立平臺用工的劳动保障，故将采取专法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模式」处理骑手的工伤意外问题。李克强在两会闭幕记者会中同样强调了此保障方向，「特别是要用机製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问题」。

两会上的丰富多元的提案，毋庸置疑都凸显了骑手等平臺劳动者当下遭遇的社会保障和权益监管等边界模煳的多重困境。在製度上，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实际执行上，仅有针对工伤（骑手交通意外等）的替代性职业伤害保障作为核心的政策方向，并未正面处理劳动关系确认和平臺监管等基础问题。

但这是有问题的。面对职业伤害，国家选择另立「职业伤害保障」专法或解绑工伤保险与劳动关系的挂钩关系（广东、浙江等地），一方面意图缓解当下劳动者职业安全的危机，以及因职场伤害巨额赔偿而对新兴企业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财政性危机；另一方面则是规避因建立劳动关系而增加的其他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关系的否认既是对企业的显性减负，也是国家责任的隐性退出。

「盟主」在关注什么：骑手话语权的失衡
来自于贵州农村的北京外卖骑手陈国江，称号「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过去一年持续在短视频平臺上更新对于外卖平臺（美团/饿了么）的批评和质疑，同时建立一个互助的骑手社群，因而被外界视为外卖骑手的代言人。但自2021年2月25日起盟主突然失联，其每日短视频不再有更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过往发布的超过227个短视频中[注1]，了解盟主日常为骑手社群所做的事情，以及从骑手自身的视角来看他们遭遇的核心困境。

北京东三环的十里河盟主出租屋，成了多数骑手生活的中继站。盟主在这里打造了「骑手之家」，为刚到北京的骑手兄弟提供短暂落脚的免费借住空间；在这里，他也为诸多刚入行的骑手提供诸如经验传递、装备工具免费赠与或便宜购买渠道的提供、电池免押金租赁等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甚至当有兄弟车子没电或抛锚都会找上他帮忙送电池或拖车；每月定期组织一两百人大聚餐，让骑手兄弟姐妹齐聚一堂。盟主尽心凝聚社群的背后，源于「我希望你们之间互相认识，成为朋友，这就是我的初心」。

盟主曾在视频无奈说过，「（大家）就是奴性太强了」。平臺算法一步一步对骑手权益的加速侵蚀和控製，单价一降再降、骑手用命赚钱、平臺恶意罚款、甚至封杀和分化等，皆令骑手处境更加无力。他一方面协助骑手社群处理日常各类突发意外/纠纷（交通意外、与保安或商家的纠纷、保险介入等），另一方面则常常在视频中公开怼骂平臺对骑手的压榨和剥削，「很多外卖小哥并不善言辞，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表达的权力；我们任劳任怨，并不代表可以任意践踏」。这是他对平臺资本背后权力不平等的反抗态度。

盟主认为骑手彻彻底底被「困」在了平臺，单价控製和罚款规则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的讨论中，关于骑手日常的逆行、闯红灯的无奈行为，他指出，若不能限製平臺无上限的派单量和无下限的降单价，超时的罚款代价仍然会逼着骑手用生命赚钱——这个代价是被平臺逼出来的。而商家出餐慢、顾客定位错等失误，也皆由骑手承担最后的罚款代价。甚至，平臺面对异己的意见，可以任意封杀骑手账号。

在「外卖员猝死2000元人道赔偿金」一事，盟主痛斥，「凭什么平臺错了，就一句话道歉就可以；我们外卖员错了，就罚款！」；在「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一事，盟主认为平臺欺骗骑手的同时，也正在利用补贴政策逐步降低单价，变相将价格矛盾转移到众包骑手与优选骑手之间，「进一步蚕食（收入），骑手只能拼命接单」，而资本坐收渔利。此事中盟主一度冲上全网热搜，但最后也成为他被捕的导火索。

「最大的困难，是这个平臺，都是他说了算，我们没有议价的能力」。平臺上所有规则製定，骑手没有一点话语权，而平臺却可以随意调整规则，令骑手们彼此竞争、分化，用命送单，没有一丁点尊严，这才是可悲可恨之处，也正是盟主所要指出来的本质问题。

成立骑手协会是他关切的核心解决之道。「现在（我们骑手）天天在这里吼着，你让资本良心发现，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曾在短视频表示，「餐饮行业都可以有自己的协会，联合反抗美团的高佣金政策，但是骑手呢？单价一降再降、超时罚款、工作时间不断变长，我们有什么？」骑手需要一个可以代言自己利益的「协会」，团结起来所有骑手兄弟，唯有如此才可能抗衡平臺霸道的算法规则。而至于政府的官方工会，他很清楚，「离我们太遥远了」。

两会代表所提到的五大问题是真切存在的问题，盟主并不会否认。但是这些问题的製度化，并不太可能给骑手带来根本性的处境改善，平臺用工体製下的骑手话语权的失衡仍然维持，平臺霸权仍然在钳製骑手的自由与劳动价值的实现。而实现平臺算法的透明共决和骑手的自组织团结，才是当下骑手所需的解决之道，也是盟主从系列悲剧里看到的「真问题」。

消失的盟主：「何日才能联盟天下骑手共筑江湖？」
盟主曾遭遇过网络舆论的质疑，嘲讽他「接受不了平臺可以不干」，但他坚持，「我热爱（骑手）这个工作，但并不妨碍我追求公平公正、一个更合理的规则」。与此次类似，他过往亦遭遇执法机关的威胁，但并没有放弃继续为骑手同行发声。2019年10月，盟主曾因外卖平臺统一压低骑手送餐单价，发动骑手们拒绝接单——前3天不送「美团」，后3天不送「饿了么」——并让其各自打印通知，贴在外卖箱后边；然而传单尚未发出，其旋即被北京警方抓走，共计拘留26天。

2月25日两会前夕，北京突然传出盟主再次失联，同时失联的还有与盟主相关的数名骑手兄弟，引发点却可能是盟主在「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一事上的批判发言。在失联超20多天之后，才终于得知盟主等人被朝阳区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于朝阳区看守所。在两会这个节点，盟主因骑手权益而无辜系狱噤声，与两会殿堂政协人大代表为骑手的高谈阔论，两者间的魔幻反差无不令人感慨。

两会代表的主流提案中，寻求建立骑手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却否定其劳动者身份和相应的传统社会保障，其背后实质目的在于缓和工伤危机，为平臺企业减负；而对于平臺单价的竞次游戏及罔顾雇主责任的情形，则仍然处于放纵姿态。全国总工会虽前赴后继推进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等「八大员」[注2]的入会行动，但以福利导向的官方工会体製，并不能实质解决骑手群体面临的话语权困境，甚至有吸纳、占有骑手社群有限的异议表达空间的可能。

盟主说，「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没有议价的能力」。官方看到的是以製度吸纳危机，但骑手要的是均衡话语权带来的自由与自尊，一个是家长製的控製，一个是自由人的权力赋权。

货拉拉乱象与没有话语权的司机，外卖骑手、滴滴司机等平臺劳动者罢工，关注新业态从业者权益的两会提案如何落实劳动保障？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2-3月份核心新闻，涵盖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客运、货运司机在内的平臺经济从业者的从业状况、劳动纠纷等情况，以及两会的劳动权益关注热点，广东省高温补贴调整和服装加工厂招工难的消息。

01 因不满平臺调价，上千名滴滴司机罢工
#网约车司机 #平臺新规 #罢工

3月1日，滴滴被曝因在成都、湛江、沉阳、南昌、南通、绍兴等城市调整运价，抽成等导致部分司机「罢工」抗议的情况。据成都地区司机描述，成都地区起步价降至4.2元，如若加上0.5元的信息服务费，司机一单到手只有3.7元。此举引起平臺司机的强烈不满，成都司机利用微信 「接龙小程序」发起了数千人的接龙罢运，来抵製平臺的这一次调价。

此次滴滴通过单方面製定不平等条约来获取高抽成，严重侵犯了平臺司机的利益。交通运输部于3月5日晚间对滴滴平臺有关负责人进行紧急约谈，针对三大问题要求滴滴进行整改：一、对可能侵害司机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行为坚决整改，确保行业安全稳定。二、加强与司机的沟通，广泛征求意见，以保护司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防「店大欺客」。三、完善利益分配製度，调整抽成比例，保障司机的合理收入和身体健康。

滴滴平臺负责人在回应中表示是因为新规復杂，沟通和传播不到位所致，导致部分司机出现对新规的误读，例如成都「区县」的起步价才降至4.2元，并非主城区；平臺调价后不扣0.5元信息费；乘客端确实有降价等。不论具体的细则是否有误读，新规调整意图不言而喻。调价后的低价倾销是为了吸引顾客，打压竞争对手，但只会以平臺司机的利益为代价。至于司机关注的平臺抽成太高的问题，虽然滴滴在此次约谈中承诺做好整改工作，但是平臺在行业的垄断地位和与司机不对等的权力体系，会使利益分配的完善很难得到真正落实。

新闻来源：

因涉嫌侵害司机合法权益遭交通部约谈，滴滴：深刻反思，认真整改
上千名滴滴司机组成「罢工联盟」，终于威胁到滴滴了！
某滴被责令整改抽成：上千名网约车司机罢工的力量
司机罢工，滴滴遭紧急约谈！反垄断利剑之下，平臺恐难再「任性
02 美团、饿了么平臺降薪，引骑手罢工抗议
#外卖骑手 #罢工

自三月初以来，多地微博用户发文称其正常支付的订餐订单处于无骑手接单或配送大幅延时的问题。根据相关报道，3月1日，广州深圳部分美团乐跑骑手聚集在一商场前罢工，抗议公司在未通知的情况下变相调降配送费——原先无论距离远近平均每单配送费7元，现在平臺则根据距离对订单进行标价，3元到10元不等。但据外卖员粗略计算，新规会让他们一周损失上百元，一个月将损失上千元，所以骑手们才决定罢工抗议。

也有消息指出，罢工行动恐与2月25日「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失联的消息有关，盟主系「饿了么」平臺骑手，经常为了骑手权益在社交平臺发声，疑因在「饿了么春节奖励金忽悠骑手留京」一事上的发言被朝阳派出所拘留，一同被拘留的还有其他几位骑手工友，包括盟主在内，至今还有至少两人仍未获释。关注该事件的人士指出，从3月初开始，「饿了么」点餐平臺就出现异常，大量骑手拒绝接单，3月3日开始已经越来越多的骑手加入怠工，抗议平臺方对骑手的克扣与欺压，以及对盟主一事表示不满。

「美团」和「饿了么」两大送餐平臺虽然都对罢工消息予以否认，但相关回应与报道已变相承认了罢工抵製的存在。截至月底，平臺骑手已基本恢復送单，外卖商家也表示配送已恢復正常。

新闻来源：

「一线采访」美团外卖小哥罢工，抗议降薪
传外卖骑手罢工，美团饿了么回应来了
外卖「骑手」组织罢工未成，「平臺经济」劳工权缺保障
美团骑手罢工续：骑手恢復送单 商家秩序基本正常
03 货拉拉事件背后：被转移的矛盾，乱象丛生的平臺
#货运司机 #平臺乱象

上月引发热议的「货拉拉女乘客跳车身亡」事件于3月3日得到官方调查结果的相关通报，检察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犯罪嫌疑人车主周某春批准逮捕。同时该事件也将货拉拉作为同城货运平臺的管理漏洞与乱象暴露无遗。

在国内平臺竞争机製之下——为了抢占市场争取用户，往往大打价格战，将价格压至最低，但其中復杂环节导致的成本与平臺责任，则转嫁到了司机与消费者的身上。司机希望通过提供其他服务获得更多收入，与客户希望节省开支的愿望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这是该悲剧发生的导火索。当双方发生矛盾时，扮演「中介」角色的货拉拉并未及时监测问题，而是处于隐身状态。事件发生后，货拉拉在2月24日才表示平臺确实有多处问题需要整改。很多报道发现货拉拉的问题远不止于此，例如对加盟司机培训和监管不力，车辆上没有加装音视频摄录设备，搬家过程中服务不规范，对收费标准、行进路线、服务态度等没有明确的规定等等。

由于货运运输的标准化比客运更难确定，货物重量大小不一，对车辆的要求不同，对行驶路段的要求与判断也更復杂，所以货运平臺规则往往没有客运平臺严格，给予了司机一定的自由度，但同时货拉拉会以行为分的奖惩来约束司机的一些违规行为。目前为止，由于货拉拉的飞速扩张和一家独大，这些规则和相应製度都不太完善，司机对于价格与规则的製定也完全没有话语权，很多司机反映运输费和搬运费都低到难以接受。在消费者服务平臺黑猫投诉上，货拉拉累计被投诉多达3265次，搬家用户和司机双方都提出诸多问题，用户端包括私自加价、货物损坏没有赔偿等，司机端包括不退保证金、乱扣服务分、派单倾斜等。

这件事情发生后，很多货拉拉司机表示，未来平臺的监管将会全面严格起来。有司机认为，这也一定程度增加了司机的安全感，也有部分司机觉得在车里全程录音录像会变得很没有隐私，但这仍是大势所趋。同时自去年开始，滴滴、顺丰入局同城货运市场，不知会否给该行业平臺乱象带来更急速的转向。

新闻来源：

货拉拉涉事司机被批捕！
货拉拉悲剧背后：平臺转移矛盾
货拉拉事件背后，同城货运的战事静悄悄
货拉拉事件背后，游走在系统规则边缘的货车司机
04 2020年快递员从业报告：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
#快递员 #从业现状

3月22日，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了《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与往年发布的快递行业调查报告不同的是，今年增添了快递员「从业满意度」相关的调查。该调查采取网络电子问卷方式进行，有效样本19260份，其中快递基层网点管理者和快递员分别占29%、71%，调查范围涵盖11家全网型邮政快递企业。

从投诉处理满意度来看，基层网点中，仅有1/3对总部处理各类投诉的结果表示基本满意，约18%表示很满意；快递员中，对公司处理投诉的整体满意率超过七成。在从业环境满意度方面，51.76%的基层网点和63.86%的快递员对所属快递品牌表示「有信心」，近九成快递员对所属网点有较好的印象。

从派件数量来看，超四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在100件以下，八成快递员每日派件量不超过200件。同时每日派送超过600件的占比超过了1个百分点。

从收入水平来看，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随着市场集中度提高，快递行业「价格战」的趋势依然持续，单票的利润空间仍然被压缩。根据2019年国家邮政局发布的调查报告，「双十一」期间，在快递员每天工作14-19个小时的劳动强度下，多数快递员的月收入仍然在5000元以下，尽管在「双11」期间快递员的收入普遍提高，但大部分也不超过万元。

新闻来源：

月收入超万元快递员仅占1.3%
快递员收入太悬殊，仅1.3%月入过万，5成多月入不足5千
05 聚焦两会：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和「996工作製」的监管
#两会 #新业态劳动者 #996工作製

新业态从业者劳动保障和互联网加班文化是今年全国两会代表提案议论的核心话题。互联网行业普遍实行的996加班文化早已在社会舆论中引起广泛讨论。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建议对「996工作製」进行监管，其指出，当前我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鲜少见到996企业得到处罚，劳动监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者维权困难。但是对于如何落实对「996工作製」的监管，并没有具体的策略建议提出来。

外卖骑手，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保障问题同样引起了诸多代表的关注。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在提案中总结了外卖等新业态劳动者面临的五大问题：1）企业规避建立劳动关系；2）难以适用劳动关系法律；3）未享受工伤等社会保障；4）工时长、强度大；5）平臺缺乏算法监管。

针对这些被「困在系统算法里」，且法律身份认定及权益保障困难的平臺从业者，来自民革中央、民建中央、工商联以及总工会界别等多党派的两会提案重点强调，建立和完善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应是当下的政策核心。不仅需要引导劳动者参保，尤其是职业伤害保障，还要重新界定雇佣关系，使各方权责清晰而平衡；完善企业监管机製及解决新业态劳动纠纷的调解机製。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也提出建议，对平臺从业者单独立法，明确其中间类型劳动者的法律身份，给予其低于劳动者、高于非劳动者保障程度的保护；从劳动基准、社保权利、集体劳权、公共就业服务四个方面进行劳动权益保障，例如实行最低工资製度，工作时间不应超过12小时，设立平臺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险等。

目前在製度层面上，仅有针对工伤（骑手交通意外等）的替代性职业伤害保障作为核心的政策方向被初步落实，劳动关系确认和平臺监管等基础问题仍未被正面处理。

新闻来源：

两会舆声：万字报告深度分析「996」和互联网劳工舆情
莫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困在系统里」
观察周报06｜外卖骑手的「两会」时刻：官方的焦点提案与消失的民间「盟主」
如何为外卖骑手解困？代表建议立法保障平臺新型从业者权益
两会提案议案聚焦新就业形态： 补齐有关法律法规短板 构建适应的劳动保护体系
06 广东高温津贴标准拟翻倍 调高至每人每月300元
#政策法规 #高温津贴

近日，广东省人社厅拟定《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调高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至每人每月300元，如按照规定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的，每人每天13.8元。调整后的高温津贴标准拟于2021年6月1日起公布施行。

省人社厅相关人士表示，考虑到广东省2012年公布的高温津贴标准目前已执行8年多，与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上涨情况逐渐不相适应，因此拟适时调整提高高温津贴标准。据了解，2019年便有数百名广州环卫工主张高温补贴标准应与经济发展匹配，要求调整至300元/月。工人以签名联署的方式，将关于调整高温补贴的建议信寄给了广州市人社局。如今这一建议终于即将得以实现。

广东省高温补贴按月发放的标准调整后将与上海、江苏、浙江的标准持平，全年发放的高温津贴总金额为1500元，排名全国第三，略高于上海、江苏、浙江（全年发放1200元）。

新闻来源：

每人每月300元！广东高温津贴拟翻倍
我是环卫工：高温费12年不涨
07 广州服装加工厂万元难招工？「高薪」背后的高工时代价
#服装行业 #招工难

春节后，各个行业都掀起了一波返工潮。而今年与以往不同，在服装加工厂林立的广州大塘村、康乐村一带，招聘市场上则出现了老板排着长队、手拿样品、等着被工人挑的场景。为了吸引应聘者注意，一些老板甚至打出了日薪600-800元，月薪过万的口号。据了解，因政府提倡就地过年，档口提前復工，各製衣厂的订单也较往年要早，而节后大批工人尚未返穗，一时导致招工困难，用工缺口达数万人。有製衣厂老板表示，今年製衣工的日薪较往年提升近两成，有的甚至到一半，但还是招不到工人。

针对网络上热炒的「日薪600元，月薪过万」这一说法，有工人并不认为是真正的「高薪」。工人表示，服装产业所谓的「高薪」的代价动辄十几个的超长「工时」，如果按照正常工时的话，一天600块钱的高薪根本用不着站在那里招工。据相关务工人员提及，即使在用人最紧缺的时段，一天干16个小时以上才有可能日薪超600元，干的都是辛苦活。据某服装厂老板介绍，这段时间工价确实比较高，一天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这种收入不可能是常态，过了三四月製衣厂的高峰期，一天也就二百七八到300块钱的样子。

此外，整个行业年龄老化，缺乏「95后」等新鲜血液进入，也加重了用工短缺。製衣行业收入不稳定、工作时间长还得先学点技术，这导致了90后们更青睐于外卖员、服务员、快递员等技术门槛更低的工作。南方都市报有评论指出，製衣厂的招工难有季节性因素，但製衣厂也只是众多难以招工的製造业工厂之一，当前更突出的是就业市场改变以及工人的劳动力供给群体需求改变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新闻来源：

广州服装厂万元难招工？深挖原因让人直呼套路太深
人人人！「广州老板排队等被工人挑」再现，称月薪过万仍招不到人
排1公里长队招不到人？我们和广州招工街上的老板们聊了聊

货车司机金德强之死：问题是什么？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并经 @丰润发布 确认，4月5日，河北沧州泊头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唐山市丰润区治超检查站时，因北斗定位掉线，被扣车并罚款2000元后服药自杀。4月10日，唐山官方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司机金德强「在接受核查前」就购买了农药，向工作人员「咨询」处罚标准并在「尚未实施处罚行为」、「无过激言行「、」没有征兆」的情况下，「快速喝下」农药；工作人员「及时报警」、「立即将其送往医院」。

正如许多网友已经指出的一样：这个调查结果「完美回避」了治超检查站所有潜在的问题。金德强服药后曾自述「10分钟没人管没人问」，通告里变成「及时报警」和「立即送往医院」。2000元的处罚被美化为了「咨询意见」而非正式处罚。

更重要的是，调查结果着重强调金德强在「咨询」前就已经买药，好像他别有用心蓄意碰瓷，却闭口不谈一个重要的背景：丰润区治超检查站因乱收费屡遭司机控诉。借口北斗系统扣车罚钱在各地交通检查站更是并不罕见，当金德强的车被扣下的那一刻，他不可能意识不到前方的「凶途」。

北斗系统的「好初衷」，是司机的现实噩梦
能否用违规驾驶的巨大危害，来辩护针对货车司机的各种处罚和监控呢？这一点在目前的讨论中只被极少数为官方辩护的声音所提及，但它可以引出近年来关于货车司机的层出不穷的讨论的更深层侧面。

4月4日凌晨，G15沉海高速由南向北898公里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辆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失控冲破道路中央隔离带，撞上对向行驶的一辆大型普通客车，还致使客车后方两辆货车追尾，造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事故调查中并无发现超载超员或疲劳驾驶等现象，恐怕和「处罚货车司机」一事不能直接建立联系。但是，近几年来，因货车司机违规而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绝不罕见。

2019年10月10日，累计超载300多吨的两辆大货车将无锡一国道跨桥路段桥面压翻垮塌，酿成3死2伤的惨剧。2021年2月20日，一辆超载货车在云南省华宁县境内一下坡路段刹车失控，追尾同向前方一小客车，导致小客车被两侧卡车夹击撕裂，酿成5死1伤。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曾表示，据统计，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中，有80%以上是由于超限超载运输引起。在路上尽可能远离卡车，成为许多小客车驾驶员的第一直觉。

不可否认，酿成司机金德强之死的北斗定位系统，其初衷是监督货车司机的安全合规驾驶。包括北斗定位系统在内的一系列「车辆动态监督系统」，能够方便交通管理机构对司机的驾驶状态和连续驾驶时间进行有效管控。据公众号「卡车玩家」相关推文披露，这一系统可以记录货车司机连续驾驶时间、驾驶时额外动作（如抽烟）和驾驶时速等。

然而，我们在讨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必须区分「製度设计者是怎么想的」和「製度执行者是怎么做的」——只有后者才足以呈现一个製度的真实样貌。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声音：用政策初衷来替代政策执行。决不能觉得观念世界的政策值得99%的讨论，而留给现实世界的篇幅连1%都嫌多——因为后者才是受压迫者的现实日常。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好初衷」截然不同的北斗系统——正是它现实中的存在，让无数货车司机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并最终逼死了忍无可忍的金德强。

惩罚「恶意屏蔽北斗定位系统以逃避监管」是好的，但是信号下线时设备没有提醒，部分执法人员一刀切罚款2000元，让罚款成为了货车司机噩梦般的抽卡游戏。允许具有资质的私人企业竞争提供服务，或有其道理，但一方面，资质认定过程中的高昂费用最终层层转嫁到了司机身上，另一方面，合规设备稳定性竟还不如不合规的廉价定位模块，让「市场竞争」沦为部分地区政府转移成本压榨司机的借口。

没有话语权的货车司机
在「初衷」与「执行」的辨析之外，我们想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看似提升道路安全、降低交通风险的政策，最终成为让司机苦不堪言的任意罚则，造就行业内的层层盘剥？

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次悲剧事件本身。根据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37条和第38条，丰润区治超站要想对金德强的行为定性，有两种选择——「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且拒不改正」与「破坏卫星定位装置」——而治超站选择了后者，即二者中更严重的那一个。至于这个定性是否合理，只需看看唐山官方调查通报中严谨使用的「咨询」一词（暗示2000元并非正式处罚）即可略见端倪。除此以外，大江网经过调查发现：金德强自杀所在区域的交通执法频频遭到货车司机投诉。

有人说：「金司机，你觉得事情不合理，可以采取合法的途径进行投诉呀，不必采取这么激进的方式吧！」这个问题恐怕前提就不成立，用常识想想也会知道，倘若有畅通无阻的投诉渠道，还会有这么多司机在同一个地方遭到不合理的罚款吗？对于绝大多数维权只能走向「激烈」的境况，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和平理性的体製内投诉渠道没有发挥作用，以至于要让老百姓做出如此极端之举？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40条指出，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执行本办法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行政诉讼难以成为拯救货车司机的救命稻草。司机金德强自杀事件的最早爆料者、货车维权专家王金伍说：「货车司机被罚款，依法维权的成本往往很高，很难。诉讼受地域限製，只能在事发地进行，往返成本太高。」

存款只有6000元的金德强，为了这2000元罚款，是否承担得起打一场行政官司所需的误工费用、法律费用和败诉风险呢？而倘若当场拒绝缴纳罚款，交通部门就可以把金德强的货车连带货物扣押，由此带来的货物逾期和误工的损失，可能远高于2000元。

金德强服药前所面临的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一边是任意处罚再通过扣车逼缴罚款的衙门，另一边是打不起官司也不能不交罚款的自己——而这种权力对比的失衡，恰恰是现行製度的必然结果。这个製度将纠错的责任一边倒的压在了司机身上——尽管后者根本维不起权，也无所选择，除非怒而自戕——不，尽管悲愤的金德强付出生命的代价，尽管着名维权司机王金伍和媒体纷纷介入，唐山相关部门不也还是可以用巧言令色来规避任意罚款的事实吗？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在金德强服药10分钟后，「没人管没人问」。毕竟，后者轻如草芥。

有从业人员指出，早在《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颁布时，就有意见指出我国对道路运输车辆的管理存在「重安装，轻使用』」的问题。从本次悲剧看，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製度设计的根源上看，厂商通过设备安装赚钱，而政府通过监控设备故障「抓」司机罚款营收，但货车司机去哪里发声呢？有谁会多花心思考虑始终沉默着的他们以及他们的设备养护问题呢？

有人会说，现实中难道没有反例吗？当然有，有货车司机录製视频控诉北斗系统的同时，也承认部分地区做得比较好——会安排技术人员为设备故障的司机提供免费检修服务，在保障监管的同时，不对司机增加额外的负担。即便在失衡的製度设计下，我们当然仍然相信有「善」的政策执行者不主动压榨弱势司机，甚至提供一些额外的福利。但这种行为，仅仅是掌握权力的执行者的一种卑微的施舍，更大范围的製度性困境从未被正视过。

权力压迫下的货运司机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货车司机群体存在普遍的危险违规行为，难道他们就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吗？倘若我们关注到司机在整个行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恐怕就不难理解这件事的根结所在。

那么，货车司机在权力结构中位于什么样的位置呢？2019年新华网报道指出，成为货车司机首先需要种类繁杂的运营资质，自行申请的难度迫使他们挂靠运输公司，不得不缴纳种种费用；其次，货车司机需要寻找货源，在行业普遍超载的情况下，不超载的司机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就没有生意可做。货车司机互助论坛「卡友地带」曾在知乎帖文《货车超载到底有多严重？》中指出，环保整顿和经济下行导致单量减小，排放政策迭代迫使司机贷款以更换新车（这也带来了相应的还款压力），「车-货匹配平臺」软件的涌入削弱了司机议价权——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司机被迫只能靠超载来维持基本利润。

对于货运行业违规行驶和扣罚执行，事实上官媒和行业早有共识，呼吁将「只处罚司机」修改为对于全链条的「一超四罚」（若一车超限运输，车辆的承运人、装载企业、货运企业、驾驶员一起受罚）。然而，「卡友地带」也坦承，尽管呼吁多年，由于政府执行「一超四罚」有难度，仍然是以处罚驾驶员为主。

可是，政府执行「一超四罚」有难度，货车司机维持生计就没有难度了吗？货车司机的收入本就微薄，还要承担银行利息、公司费用、高速费和交通罚款层层盘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通过超载、疲劳驾驶、危险驾驶来养家煳口。能够以难度为由不做某事，恰恰是具有权力霸道的一种表现。

货车司机权益的未来？
「如今，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卡车从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渐渐变成了随处可见的寻常物，而货车司机也从见多识广的有趣人变成了灰头土脸的劳工。」货车司机地位在短短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其说是数量变化造成了货车司机地位的下降，不如说更核心的问题是权力结构的失衡——数量大幅增加而缺乏联合、平臺出现进一步加剧竞争、环保政策迭代让司机背负沉重债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货车司机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只能承担结构中不断增加的危险。

相比之下，欧美货车司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权益令人羡慕。但这背后本质是，欧美19-20世纪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成果——体力劳动者普遍建立工会，建立收入集体谈判机製，通过长期抗争迫使政府履行劳动保护……是集体行动改变了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让这些光鲜的福利落了地。

200年前，在卡车还没发明的时候，马克思提醒倘若放任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何劳动者的终局是领有一份仅足以勉强果腹的收入，而他们创造的绝大多数价值会被银行、房东、公司、政府分食。

想要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彻底改变劳动者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这并不取决于媒体如何渲染他们的勤劳，也不取决于社会如何呼吁对他们的尊重，更不取决于一两个好心的官吏或老板「学习群众路线」后赏赐的一点「人性化」或「管理精细化」。历史教会我们：现状的根本改变开始于劳动者的自身联合。货车司机的希望也在于此。

参考资料：

工人日报：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 八成以上由于超限超载引起
周冲的影像声色：货车司机服毒自杀后续，当地「卡友」发声：被罚的，不止是他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大白新闻：服毒自杀货车司机遗体已火化，家属透露「对我们照顾得不错」
每日经济新闻：「为了赚钱不得不超载」——货车司机眼中的无锡上跨桥侧翻事故
新华网：不能承受之重——货车超载何以成为行业潜规则？
货车超载到底有多严重？- 卡友地带的回答 – 知乎
卡车之家：超限冲卡最高罚三万！运输路上途径各种检测站，都得停！
搜狐：卡车司机：曾经的辉煌不再，如今只有落寞的身影
掉线就要罚2000的「北斗系统」是什么？ 
硬哥｜「淘宝上便宜的汽车定位设备比北斗系统还要可靠」

卡车司机服药自杀、新政关注平臺劳动者保障、2020年农民工总数首现下降

01 卡车司机频出自伤事件，交通运输部回应整改
#卡车司机  #罚款

近期接连几则卡车司机自杀、自残的新闻引起公众对该行业的广泛关注。4月5日，河北司机金德强因为开大货车路过丰润区超限检查站的时候被认定「北斗」定位系统掉线，相关工作人员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并扣车处罚；金德强一时无法接受，买了一瓶农药在检查站服药自杀，遗言中表示希望用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4月12日，来自山东日照的卡车司机赵某在广东清远被检查出超限，而在其之前一千多公里行程中至少5个超限点检查中均未见超限。在赵某4次向工作人员请求復磅无果后，选择用刀片割伤左胳膊的极端方式「博」一个復磅机会，结果復磅时显示他的卡车并不超限。

一死一伤的惨烈现实揭示了卡车司机愈加艰难的从业环境。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指出，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呈现出原子化，高流动性，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卡车司机以农业户口持有者为主，往往有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卡车司机们以举债购车的自雇式工作为主，往往面临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

报告还指出了政策製定和实施方面对卡车司机的相关影响：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三乱」行为；各个地方的执法标准不统一；同时行业准入製度和环保政策的强力推进也对卡车司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造成卡车司机利润降低的另一原因，是线上信息平臺的兴起和监管系统——线上货运调度平臺使得货源信息变得透明，运价也相应降低；而货车北斗系统作为监管系统成了交通部门的罚款来源：除了各地标准不统一，鱼目溷杂、门类众多的安装费用、年服务费等「苛捐杂税」之外，一个合格率仅70.4%的产品（北斗系统）频频出现的诸多异常和故障、因堵车等道路原因造成的系统客观问题也都变成了罚款的明目落到了司机个人头上。

近日，交通运输部针对近期货运领域行政执法出现的问题召开会议，强调将着力改善从业环境，包括积极推进货车司机等参加工伤保险，深入推进「司机之家」建设，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条件。同时将加强道路货运平臺行业监管，督促平臺公司合理确定服务费、会员费等标准。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反垄断调查，避免平臺公司利用垄断地位损害货车司机权益。4月30日，交通运输部约谈了满帮集团、货拉拉公司，要求其整改平臺存在的定价机製不合理、运营规则不公平、生产经营不规范、主体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新闻来源：

被指超限要求復磅被拒绝 卡车司机
货车司机被罚2000元服毒自杀，家属、同行发声披露更多内幕
货车司机的背后是科技神话的破灭
国内仅有的一份卡车司机深度报告, 不忍卒读
被罚2000服毒，卡车司机有多难
交通运输部：下决心着力改善货车司机从业环境，保障其合法权益
货拉拉、满帮集团被约谈
02 各地出新策落实新业态从业者劳动保障
#新业态从业者  #劳动保障 

广东省相关部门联合出臺的《 关于单位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试行）》（试行期两年）于4月1日起开始执行，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实习学生，单位见习人员，提供网约车、外卖、快递等劳务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家政服务机构从业的家政服务人员、依法组建的誌愿服务组织招募从事特定公益活动（应急救援、公共卫生防控、大型活动等）的誌愿者，已享受一级至四级工伤伤残津贴或病残津贴人员、村(社区)两委人员等8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据广东省人社厅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快递、外卖、家政、退休年龄劳动者等非正式就业人员高达500万人。截止至4月6日，暂时仅有约有1万人参保。该条例允许从业单位按照「自愿参保」的原则，为特定人员单项参加工伤保险，员工则无权自主要求缴纳工伤保险，政府机关对于不缴纳的从业单位也并没有强製措施。

除了广东省，其他一些地区也陆续出臺了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相关政策。近日北京市出臺了《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维护法律服务实施办法（试行）》，扩大了工会系统法律援助范围，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多项专业法律服务。四川省人社厅也表示，将落实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方案，加强新业态企业用工管理指导，对侵害新就业群体劳动权益的企业要及时通报约谈和典型曝光。4月22日，浙江省针对快递行业通过了《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快递经营者因从业人员过错给其造成损失要求其赔偿的，应当提前告知并说明理由等。

新闻来源：

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工伤保险新政实施半月广受企业及新业态人群欢迎 政策利好暖心 工作安心放心
四川：侵害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权益 将被通报约谈曝光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维权可向工会申请律师援助
浙江规定快递费不得低于成本价！百世、极兔曾因低价倾销被罚
广东8类特定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 惠及群体超500万人
03 住建部拟发布《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建筑工人  #劳动合同 

近日，住建部发布了《建筑工人简易劳动合同（示范文本）》的征求意见稿，以保障建筑工人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合同。这是国家首次对建筑行业工人的劳动合同进行规范，也是继2020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之后针对建筑工人的另一举措。

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本质是依照《劳动合同法》设定，针对建筑行业劳动者进行了专门的设计。其中主要包括，1）合同类型：要求用工单位甲方根据不同用工需求，提供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两种劳动合同期限。2）工时：明确规定甲方应依照国家工时製度规定，保证乙方每周至少休息一天。根据甲方生产经营需要和乙方岗位实际情况，利用春节、农忙、天气等情况灵活安排乙方工作时间和调休。实行特殊工时製度的，应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后执行。3）工资发放：明确规定甲方应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将工资直接发给乙方。4）劳动关系：乙方与甲方签订本合同时，不得同时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不得隐瞒与其他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否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该合同文本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建筑行业常年存在不规范的违法雇佣行为，层层分包的建筑业用工模式仍然普遍存在。即使完善并通过此劳动合同范本，如何让建筑从业单位将此规定落实到与最底层建筑工人的劳动关系中，其效用仍需长远观察。

同时，住建部等12部门亦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其中包括了《建筑工人施工现场生活环境基本配置指南》、《建筑工人施工现场劳动保护基本配置指南》、《建筑工人施工现场作业环境基本配置指南》，以期对建筑工人施工环境、劳动保护等做出基本规范。

新闻来源：

好消息！住建部发文建筑工人将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工资直发账户
住建部等12部门出臺新版《建筑工人施工现场基本配置指南》
04《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出炉，数字中的劳动者危机
#农民工  #调查报告 

「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其中有不少数字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同比首现下降。报告指出，2020年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復，农民工就业保持总体稳定；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以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减少最多，占到减少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则有一定数量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自2008年底建立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製度并于2009年发布第一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来至今，今年是唯一一次农民工人数与去年相比出现下降的情况，这也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

收入方面，2020年度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549元，比上年增加122元，增长2.7%；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606元，比上年增加106元，增长3.0%，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有观察者评论，农民工平均工资仍然非常低，同时数据仍然无法体现疫情期间上百万甚至更多失业农民工的状况，因为「一旦失业他们就不会出现在农民工的统计数据之中了」。

农民工基本特征方面，按往年的数据显示，女性农民工占比是逐年上升的。而到了2020年，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可见，疫情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超过男性，也证明了在疫情之下女性工人的相对弱势。

农民工的年龄方面，数据显示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9.4%，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占比持续性提高。可见，当下的农民工就业年龄正在逐年增加，这一方面与人口老龄化相关，同时也是国家养老保障不足的一个重要信号——老龄劳动者不得不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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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出炉，数字里藏了多少农民工的苦
05 疫情期间近四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製造业工人
#零工经济  #製造业  #招工难 

中国急速壮大的互联网服务产业，正吸纳着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2019年，中国快递从业人员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臺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製造业工人。相比之下，製造业流水线上的普工招工则持续遇冷。有媒体报道，近日江苏一家电子厂以月薪8000元招来的普工工人，刚到现场就被隔壁电子厂以月薪1万元抢走了。製造业工厂面临着如此尴尬窘境：不提高工资招不到人，提高工资则利润削薄。

零工经济兴起之初，由于获取了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平臺往往采取大规模补贴的方式来迅速吸引劳动者的参与。虽然平臺上线之初每月 2~3 万元的黄金收入期很快过去，随着劳动者大规模涌入，收入迅速递减，但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得的平均收入比在工厂的收入还是多出近 20%。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在零工经济中有更大的技能价值，主要是因平臺不需要像工厂主一样承担雇主责任，缴纳社保等费用。这部分支出成本被平臺部分转化，而体现在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上。

平臺就业人群普遍年轻，缺乏参加社会保险的动力，导致实际拿到手的钱看似「变多了」。同时零工平臺的计件工资製度简单直接，劳动者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从而产生「多劳多得」的公平感和掌控感。而製造业受到订单等方面的约束，并不能让员工自由加班，从而影响了员工的收入。但以牺牲基本劳动保障为代价的平臺经济也衍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频发的职业伤害、未知的养老危机以及背后的算法霸权下的新型职场权力关系，本质的生产收入分配不公并没有解决，青壮年劳动者处境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如今，处于危机下的製造业为了应对零工经济的政策溢价优势，势必也将尽可能调整生产模式，朝软化传统雇佣模式的方向发展，瓦解劳动保障体系，进一步削减劳力成本。可想而知，服务业领域的零工化也将向製造业领域蔓延。而最终，在这场竞争中输掉的，可能是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和更为稳定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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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成新增外卖骑手来自製造业工人：宁愿少挣点，也要自由
当年轻人都去送外卖，谁来当工人？
06 家政行业劳动力缺口高达3000万，年轻人为何不愿干家政
#家政  #行业缺口 

家政行业近几年呈现十分火爆的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新增超过79万家家政相关企业，较2019年同比增长200%。日前，人社部等三部门发布18个新职业，并调整变更了19个职业信息，其中包括在「家政服务员」职业下增设「整理收纳师」工种。3月15日，上海开放大学家政本科班开班，50名「大一新生」在三年内完成学业后将被授予法学学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22所院校开设了125个家政相关的专业。但是面对市场的高需求，家政从业人员缺口却逐年加大，目前达到了3000万。特别是在一些发达的一线城市，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如今的家政市场青睐相对年轻、有技能、有专业资质的家政员。但出于择业理念和职业选择等原因，多数年轻人并不乐意进入保姆、钟点工等领域。很多年轻人认为，哪怕去送外卖、快递，也比当钟点工、保姆好。行业歧视现象和低价值认同感仍广泛存在。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家政行业之所以难以吸引年轻人，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相应的权益保障不健全。一项针对北京地区近600名家政从业者的调查显示，有10.3%的家政从业人员并未与企业或雇主签订过任何合同或协议，双方只是做简单的口头约定；保障方面，仅有36.2%的企业或雇主给从业人员上过保险。对此，相关人士呼吁，对于像家政服务这样灵活用工情况较为普遍的行业，国家应当尽快製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社保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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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从业人员缺口达3000万，企业数量增多，就是招不到人 
太紧缺！行业人员缺口高达3000万，为啥还招不到人？
保姆荒，「荒」的到底是什么
07 亚马逊频爆恶性事件，仓库工人成立工会计划受挫
#亚马逊  #抵製  #工会 

近日来，世界最大电商亚马逊劳工抗议事件频发。疫情期间，亚马逊不顾员工安危，未采取到位的相关防疫措施，也未改变员工工作环境和超额工作量的安排，据报道去年底共两万名亚马逊员工感染新冠病毒。早在去年，欧洲的亚马逊员工已经不满公司在疫情之下的所作所为，因此欧洲的亚马逊工会组织起了一次又一次罢工与游行抗议，希望亚马逊能重视员工的安全。但与欧洲轰轰烈烈的亚马逊工会和持续不断的罢工相比，美国亚马逊工会迟迟未成立。疫情期间，美国亚马逊仓储物流员工多次发出不满亚马逊置员工安危于不顾的抗议，但最终多名抗议和罢工员工遭遇解雇。

在今年伊始，纽约总检察长就亚马逊的物流中心在疫情期间未能妥善处理工人安全问题正式起诉亚马逊。三月底，一项指控亚马逊在加州的一个配送中心未能为员工提供规定用餐时间的诉讼被转移到了联邦法院，律师正在寻求将这一官司扩大为集体诉讼。四月初的一份深度报道也揭露了亚马逊雇佣侦探事务所在公司暗中监视工人们的一举一动，以及员工们由于工作时间被压缩被逼尿在水瓶里等事件，再次引起了美国公众对亚马逊的抵製和讨伐热潮。

在4月9日，员工就亚马逊位于阿拉巴马州贝塞默（Bessemer）仓库中心是否成立工会一事进行投票，如获通过，将成为亚马逊美国首个工会。但终因票数不够，成立工会计划暂告失败。美国「零售、批发和百货商店工会」计划挑战该选举结果，并就亚马逊的选举行为，以及一些不公平的劳工行为，向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提出反对意见。亚马逊员工为何在可以成立工会的情况下还是未能成功？他们在没有工会的条件下又将如何抵製亚马逊恶劣的工作条件呢？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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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利润漠视员工安危？亚马逊又被起诉了！
亚马逊或因未规定员工用餐时间而面临集体诉讼
世界最大电商被爆奴役员工！监视行动，禁上厕所逼人尿瓶子里 
亚马逊赢得投票：仓库工人成立工会计划受挫

职校学生强迫实习、快递员出租屋死亡、建筑餐饮等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重灾区

导言: 「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持续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4-5月份核心新闻，了解职校学生实习面临的权益困境，武汉高空作业工人工亡事件，骑手、货车司机、快递员、网约车等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动态、以及家政、环卫工等一系列新闻动态。

01 盐城技师学院被曝强迫学生「实习」，否则不予发毕业证
#职校学生  #实习生 

五月初报道，有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学生向媒体反映，学校强迫学生到指定工厂实习，否则就不给发毕业证。报道提到，今年3月开始，该校学生被安排到维信电子厂实习，超负荷劳动令学生实在无法忍受。学生被要求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被强製加班和上夜班，且周末不能双休。他们和社会工干一样的活，一样的工作时长，却只能拿到社会工一半的收入，大约三千元左右。在学生们看来，他们是在给学校打工，给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如果不实习或实习期没满是没有毕业证的。我不太想在维信电子实习了，其实蛮累的，一天12个小时。」

据了解，这类实习安排在该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里叫「工学交替」和「顶岗实习」，但在实际操作中，学生表示两者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到工厂里干活，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虽然有驻厂老师，但平时没事看不到他人，更谈不上学校老师的全程指导了。而更重要的是，盐城技师学院安排的实习岗位经常和所学专业没有任何关系。「老师说这是一门课程，不坚持下来，毕业证书不给你发，强迫我们留在（厂里）。」

记者通过暗访方式，联系到与盐城技师学院合作的劳务中介。这名劳务中介毫无顾忌，坦言学校和中介都要从实习学生头上赚取「人头费」。

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而且安排学生在工厂实习也有明确的工作时长限製。但在盐城技师学院的校企合作中，这些规定都是一纸空文，甚至涉嫌赚取实习学生的「人头费」。

新京报评论指出，职校强製学生实习折射出的，是职校学生实习管理监督与实习劳动权益保护的双重缺失。这源于职校实习的特殊性。挂着实习之名行着劳动用工之实，就可能成为各取所需利益的契合点。企业需要廉价用工，而实习组织乃至中介机构就可能借以牟利，存在利益土壤。其次，职校学生的权益边界和监管责任模煳且不充分，学生的具体劳动权益无法得到监管。评论建议，不妨考虑将实习纳入劳动用工范畴内监管：职校实习带有明显的用工性质，且有更优先保护的特性，需统一到劳动维权机製与渠道中来，对企业进行规范和约束。

针对职校学生实习乱象，2019年新华网曾发布调查报道，直指「学生实习成校方「摇钱树」」。报道统计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模块2019年上半年总共收到40多条关于职校实习不对口等问题投诉，涉及山东、四川、云南、陕西等地多所职校。该调查发现，有的职校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出卖」给企业。若有学生不愿意，或选择中途放弃，辅导员则会告知他们，实习未满16周，会遭到「降年级」或警告处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可探索设立职校黑名单製度，将有违规实习行为的职校列入黑名单，每年招生时要对外公示。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等认为，职校组织的实习是「校企合作」重要内容，「校企合作」不应沦为「校企交易」；除了教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外，劳动监察部门也要加强执法，保护实习学生的权益。

新闻来源：

盐城技师学院被央广网曝光强迫学生「实习」，官方已派工作组来盐调查。
新京报评论：职校强製学生实习 监督漏洞应及时补上
职校学生实习乱象调查：学生实习成校方「摇钱树」
02 骑手的困局：北京处长的「我很委屈」与美团的「1000万骑手与我们无劳动关系」
#外卖骑手  #劳动关系 

4月底，北京卫视系列纪录片《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播出北京一处长体验骑手工作的故事。在片中，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感觉：12小时送单只赚了41块，而且被逐单处罚（指骑手若有一单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受到处罚，逐单增加）。他累瘫在马路牙子上：「太委屈了，这个钱太不好挣了。」

节目播出后，话题#副处长送外卖12小时赚41元#迅速冲上微博热搜，引发上亿讨论。随后三大央媒接连高度评价此事。央视热评：管理决策部门一定要带着问题导向，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新华社表示，为群众办实事，就应该多迈开腿，用脚步丈量一线，出来的政策才更接地气；人民日报评论，「听不如看，看不如干！」领导干部走出去、沉下来，同群众打成一片，就是在走提升公共服务、为民务实办事的群众路线。

美团与饿了么4月29日相继迅速做出正式回应。其中美团表示，已在去年启动「同舟计划」提升骑手体验与获得感，未来还将针对骑士职业发展推出「站长培训计划」，「袋鼠宝贝公益计划」等，也会新增骑士「申诉审核绿色通道」、「宝贝陪伴日」两项权益。但早已有评论指出，「同舟计划」救不了骑手，关键在于核心的算法霸权。

饿了么回应，已逐步取消对骑士逐单处罚，并改为一定时间周期的率值考核，引导骑士注意安全、不过度追求时效。其公关部门表示，平臺已提高了』蓝骑士关爱金』支付额度，可以分担一般保险无法复盖到的场景，如家庭突发困难帮扶、子女助学助困、意外事故抚恤等，针对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的关怀物资发放也将得到增加。

王处长「我很委屈」般的外卖体验看似令骑手权益成了外卖平臺必须回应的问题，也了出臺相应举措，但平臺仍然极力规避作为雇主的法律责任。美团在后续与政府巡视组对谈中明确表示，「目前美团平臺上的注册外卖员中接近 1000 万人，都不是美团的员工，而是属于外包的关系。只能给交 3 元/天的商业险，这钱从佣金里扣，骑手发生问题后由商业保险来承担，商业险包含保额 60 万的身故伤残险，还有 5 万元的医疗费用。」

此即为「美团模式」，美团将公司的部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企业，然后由第三方企业作为承包方，与骑手建立或不建立劳动关系，这样也就规避了美团作为最终用工方的雇主责任。饿了么也是如出一辙。

面对如此的困境，王处长「为民发声」固然有益，但民间仍然需要有真正代表一线声音的骑手。很可惜，曾多次在网上发声为外送员维权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于今年二月消失，他在网上的视频遭到删除，并于三月被正式批捕。有网友表示，「处长体验外卖员不如释放骑手盟主实在」，「这么多人关注外卖骑手，不要忘了背后的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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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1000万骑手与我们无劳动关系，出了事我们不负责
北京一处级干部体验做外卖小哥，12小时赚41元：「我觉得很委屈」
两大外卖平臺回应副处长当骑士一事：已逐步取消对骑士逐单处罚
03 网约车平臺被约谈，困在系统的司机无法被看见
#网约车司机  #系统霸权 

5月14日，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信访局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8家成员单位，联合约谈10家网约车平臺，要求各平臺从合理确定抽成比例和信息服务费水平、整改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的经营行为、改善司机经营环境、坚守安全稳定底线等方面立即展开整改。

但网约车司机面对的问题往往更为復杂化。《网约车司机，比外卖骑手困得更深》一文指出，网约车司机的生存状态有太多不为人知的艰难。在北京，网约车车费里，司机收入约占1/3，平臺收入约占1/3，剩下的1/3是油费、折旧、保养、保险等支出。如果每月要净入8000元，外卖骑手大约需要300小时，而滴滴平臺的快车司机大约需要350小时。文章认为，在中国，网约车司机表面上比其他行业赚的稍多一点，其实是用时间和健康换来的。专职的滴滴快车司机，每天的成本超过300元。如果车不是自己的，即便每天在线15小时，快车司机月净赚也很难超过6000元。

由于平臺技术的不成熟，系统也会给司机带来很多麻烦。有时系统提供的路线不是最优路线。对于不熟悉的路段，司机按照系统指示去接乘客，耽误了时间、甚至挨骂。以此而导致的差评或投诉，会影响司机的服务分，进而导致单量减少质量变差，但申诉往往改变不了结果。「感觉自己像狗一样……不只是身体的累，心理更累。」

文章同时提出，网约车平臺的规则不尽合理，而且朝令夕改，司机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如果司乘矛盾激化，心理抑郁的司机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目前，网约车平臺的规则不公平，明显偏袒、纵容乘客。短期看，这似乎符合乘客的利益。但长期看，不公的规则却可能会酿成大祸。「一些网约车司机就像定时炸弹，不知道哪天情绪失控，就爆炸了」。

虽然滴滴平臺已设立了专门的司机心理建设辅导，但有司机表示，这种洗脑方式的心理建设只会增加怨气。辅导员只会说：「服务业就是这样！受点气正常」，「钱不是赚到了吗？那还生什么气呢？」有些司机没有别的技能，必须靠滴滴养家，也就必须选择忍气吞声。可以说，滴滴平臺不公正地利用了它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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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约谈后，10家网约车平臺回应整改，
网约车司机，比外卖骑手困得更深
04 交通部倡优化货运行业投诉机製；货拉拉发布货车司机权益承诺书
#交通部  #货车司机 

今年4月货车司机金德强因罚款自杀事件之后，5月27日交通运输部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开发上线全国12328微信小程序，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将货车司机等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对管理部门乱收费、乱罚款、违规执法、趋利执法等投诉举报类电话，提高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截至目前，32个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均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进行跟进。

本次举措的亮点在于优化升级12328服务。包括，推行7×24小时人工坐席和自助语音服务；推出首接负责製，强调问题解决跟进责任；地级市12328服务中心统一受理本辖区内举报业务，同步流转至省级12328服务中心，由省级12328服务中心逐件跟踪，并及时转至省级业务指导管理单位，负责督办復核。

此外，继被多部门统一约谈后，5月20日货拉拉发布《关于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的承诺书》，承诺内容涵盖：稳定货运价格、特殊期间减免会员费、製定补贴计划，下半年补贴司机超5亿元、收集司机建议、改善司机劳动环境、优化司机处理机製。

货拉拉司机方面入驻平臺，常规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会员费。会员费是按期收费，但是司机难免会遇到特殊情况，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单，降低会员费有助于降低司机负担。对于因客户问题导致的司机损失，货拉拉承诺将从两个方面对司机进行弥补，一是持续对因用户爽约造成的司机空跑的订单予以补贴，二是对于因用户失联或拒不支付运费的订单，平臺将优先垫付相关费用。

针对承诺书中提出的5亿元补贴改善司机收入，有评论指出，货运平臺的本质问题是「车多货少」、运力过剩的问题。平臺低门槛的进入，加上相关平臺和商家的鼓动，平臺上的车辆依然在增加，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车辆越来越多，车辆价格越来越低，货车司机的生存环境就越来越差，5亿元的补贴对海量的平臺司机来说只是毛毛雨，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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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回应：1550公里，只给2600块钱运费！
货车司机投诉乱收费将提至省级监督
货拉拉发布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承诺书，能解决根本问题嘛
货拉拉发布《关于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的承诺书》提升司机权益
05 快递员出租屋死亡，未签合同未缴社保；浙江开启新业态劳动者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快递员  #工伤工亡 #养老保险

新京报近日报道，今年4月，石家庄一中通快递网点快递员李方在出租房内昏迷，送医途中死亡。因该中通快递网点涉嫌违规用工，未给快递员上保险，致使李方死后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对于李方的死，家属质疑网点负责人李旭光在事发当天没有及时告知其弟弟的病况，致使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应该负一定责任。李方在该中通快递网点工作已经2年，但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员工上社保，提供的保障只有一份「小哥宝-团意险」，但与保险公司沟通得知，由于李方死在自己的出租房内，并非工作中，所以无法获得理赔。但李方发病是在下午工作时间，其后才获准回出租屋休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该快递员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发病，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身亡，理应视同工伤。

5月13日，新京报记者也跟进采访了该营业网点3位入职时间半年到5年不等的快递员，快递员均称没有签订合同且未缴纳任何社会保险，工资多数是由营业部的财务人员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此外，新京报记者走访石家庄多个中通快递网点，多名快递员表示公司未缴纳社保，可见这是整个行业的普遍现状。

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在工作中难以得到完善的劳动者保障，甚至也不被视为劳动者，缺乏劳动法保障。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将在浙江省（和重庆市两地首次开展灵活就业人员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从6月1日开始施行，试点一年。试点之所以选择浙江和重庆，是因为两地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灵活就业人员也相应较多。

中国银保监会的《关于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指出，试点保险公司将积极探索服务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需求。允许相关企事业单位以适当方式，依法合规为上述人员投保提供交费支持，单位交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相关个人账户，权益全部归属个人。暂时尚未知道，针对外卖骑手等「无雇主」归属的劳动者，若参与保险谁将承担缴费义务。可预想的是，将新业态劳动者的养老保障商业化外包，国家的角色必然减少，而企业逐利倾向必然会变相加重劳动者个体的养老负担。

将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保体系，是社会呼声很高、也是各地政府都在积极推进的热点政策。但是将本应该属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养老保障责任转移到商业模式上，是否合适？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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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员出租屋死亡家属质疑网点未上保险 中通快递：网点系独立经营
6月1日起浙江开展新试点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有了养老方案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来了！外卖小哥、滴滴司机等2亿灵活就业人员养老有保障 
06 武汉大风吊篮撞楼2工人死亡，家属遭围殴遗体被强行抢走
#工伤工亡  #危险作业 

5月10日，武汉局部遭遇10级雷暴大风。当日13:30，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两名工人对三阳路幕墙工程进行保洁装饰作业。14:30左右大风骤起，吊篮被吹起摆动，撞击大楼幕墙，项目停电，工人打出求救电话说「停电了，吊篮停止运行了」。随后项目工地刮起了大风，将吊篮上的两名工人及吊篮吹起数米远外，并来回撞击大楼外墙。14:50，救援人员固定了吊篮，但两名工人救出后已无生命特征。事发3小时，家属才得到通知，后赶到现场，发现死者遗体被扔在17楼水泥地，家属还遭遇围殴抢手机。

据了解，两名工人系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事发时在高空外墙作业，该工程建设方系武汉地铁集团，总承包方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成立的时间已经将近30年，曾多次因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被起诉。

该事件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工人家属提出质疑：其一，明知天气预报通知下午有10级雷暴大风天气，建设方武汉地铁集团和总承包方上海宝冶却没有及时通知停止高空作业；其二，遭遇停电后，相关应急处理不到位，导致吊篮不能及时回到安全地带。

事实上，5月10日14点10分，武汉市气象臺已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武汉城区、经开区、蔡甸、江夏、东西湖区局部有8-10级雷暴大风并伴有小冰雹，雨量30-50毫米。距离预警到出事，有20分钟时间。据武汉本地人描述，在两点左右就有明显的大雨征兆了，@湖北天气也早早就发布多条微博，提醒市民注意安全。可在多番提醒下，该公司的工人仍然被要求高空作业。

根据《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8条款指出，当遇上有6级以上强风、浓雾、沙尘暴等恶劣气候，不得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湖北高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此情况下依旧让工人上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单位「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了解，项目负责人已被控製。武汉市应急管理局正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事故原因调查、责任认定追究、举一反三整改补漏、死者善后等工作。截至目前，事故报告还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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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风中吊篮撞楼2人死亡：死者被扔在水泥地家属也遭围殴，遗体最终被抢走
武汉通报大风中吊篮撞楼2人死亡：项目负责人已被控製
武汉两名高空作业工人因雷暴大风吊篮撞楼，导致篮内二人死亡，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龙卷风过境武汉：塔吊弯折工人宿舍夷为平地，有车辆来回清障
07 2021年58同城大数据，家政服务需求上涨最快；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国家庭外佣
#服务业数据  #家政 

近日，58同城发布生活服务业就业大数据显示，保姆、足疗师、美容师等均属于招聘需求高的重点职位。近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生活服务业迅速发展，对稳就业和社会效益方面的贡献也与日俱增。据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生活服务业平均月薪6567元。

生活服务业的求职者从年龄分布上，95后占比较高，达到25.73%；其次是80后，占比22.97%；90后占比近20%。从学历上来看，高中以下求职者占比较高，达到28.16%；高中和中专/技校学历求职者，占比均在20%以上。

今年4月，生活服务业招聘需求前十的职位分别是保姆、足疗师、美容师、按摩师、发型师、美发助理、育婴师保育员、美容助理、保洁、月嫂。其中，保姆招聘需求同比上升最快，其次为育婴师保育员，招聘需求同比增长31.34%。

对比去年58同城的招聘求职大数据（2020年1-10月），生活服务业招聘活跃职位前十分别为美容师、发型师、美发助理/学徒、美容助理/学徒、汽车修理工、美甲师、汽车美容、美容/瘦身顾问、美容导师、美容店长。其中，汽车相关的服务业比较活跃，可能是由于洗车工入行门槛较低，蓝领劳动者从其它行业转岗至洗车工的可能性较大，受建筑业项目开工滞后等影响，一些劳动者转择洗车工职位，使岗位求职需求同比较快上升。去年1-10月，生活服务业支付月薪达到6680元，比今年情况还稍高些。

人口老龄化危机的大趋势之下，「一老一小」的家政看护市场需求剧增，带来了大规模的保姆招聘需求。其中处于灰色地带的中国外佣也颇受关注。1996年中国颁布《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规定出于对本国劳动力的保护，不允许个人及家庭雇用外籍劳工。尽管此后在2017年9月、2019年1月等多次传闻，称中国将开放菲佣市场，一度引起网民热议，但其后都被证实是假消息。目前，约有10-20万菲佣在中国非法打工，成为「黑工」。国内大部分客户用的外佣，都是用国内旅游签证入境；也有少数拿工签的合法菲佣，但这需要客户有国外身份，或是持有回乡证的港澳臺身份。

外佣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故不仅只能长居家中没有自由，也遭遇来自中介的双重压迫。据了解，雇主除了付给中介公司一年服务费外，外佣月20%的工资也要转给中介作为「中介费」。作为中产家门背后隐形人的中国外佣，虽拿着比合法地区可观的报酬（如香港），但面临的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隐秘、随时可能被遣返的担忧、工作待遇没有法律保障的危险，中国的外佣就这样隐形地生活在一些中产以上家庭之中。

新闻来源：

58同城生活服务业就业大数据：「一老一小」撬动生活服务就业走俏，保姆需求上涨最快
58同城发布生活服务业求职大数据：行业平均月薪6680元，深圳招聘求职需求大 
中国外佣：大城市里，中产家门背后的隐形人 
08 重庆：违规垃圾车疑刹车失灵致环卫工1死2伤；开展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座谈，政策执行成效需关注
#环卫工  #职业安全 

4月13日，重庆武隆区鸭江镇一名环卫工人驾驶垃圾车作业途中身亡，在垃圾车正常行驶过程中突发刹车失灵，导致车辆失控，最终车辆撞在路边民宅墙上，同车其余两名环卫工人受伤。家属表示事故发生后，事故车被拉到高速路旁废弃土堆边隐匿，车牌被摘除。

家属与公司多次协商，但公司出尔反尔、屡次拒绝以工伤保险赔付标准进行赔偿。涉事物业由所在居委会全额控股。家属表述涉事车辆没有年检也没有车险和行驶证，车牌也是假的，为套牌车。在事发之后，同样的三无环卫车仍然继续上岗，且悬挂车牌号与出事车牌号一摸一样。

据家属律师提供的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对涉事车辆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被鉴定的无号牌市政垃圾车后轴左侧製动摩擦片断裂、脱落，不符合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相关要求，存在安全隐患。此事暂未有后续处理报道。

该事件反映了重庆环卫行业管理的一些乱象。五月中下旬，重庆市环卫中心召开了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座谈会，提出了当下市环卫行业亟待改善的地方：一是一线环卫工人年龄偏大，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一线环卫工人用工缺口有加大趋势，尤其是愿意从事一线环卫事业的年轻人较少；三是环卫工人工间休息场所布局不均，尤其是相对偏远区域较少，造成部分环卫工人工间休息困难。当然，这些反省并不能全面涵盖重庆环卫存在的诸多问题。

重庆曾于2011、2015年先后发布《关于进一步提高环卫工人待遇的通知》明确和进一步完善环卫工人工资待遇。但2012年曾有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在全年无休的情况下，双休加班费只拿到50元/天，严重低于法律标准；环卫劳保用品每年420元/人标准，环卫单位只给了320元左右；甚至原本需要1200人干的活只聘用了427人，一个人需做三个人的活。这些少给的「加班费」「劳保费」以及吃掉的「人头费」到哪里去了呢？重庆环卫工工资待遇与政策规定存有明显差距。

2015年新发布的环卫《通知》要求为环卫工人再涨薪300元，但是最终的落实同样存在问题。在文件发布之后，很多环卫工反映，「国家的文件规定我们从10月1日起涨工资，说的是不超过300元，为啥我们一点都没涨呢？」，重庆垫江县全体环卫工人甚至发公开信要求市政园林局领导发还血汗钱落实政策。而全年无休且无加班费或者少给加班费、工作量增大、「以罚代管」、不依法缴纳五险一金等等问题仍继续存在，多年来改变甚微，亟需相关职能部门重点审视和监管。

新闻来源：

重庆市环卫中心开展关心关爱环卫工人工作调研 
重庆环卫工作业途中因垃圾车疑刹车失灵身亡！太惨了
09 最高检：建筑餐饮等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重灾区
#工资拖欠

5月18日，最高检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农民工欠薪相关案件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案件7482件，同比上升2.3倍，较2019年同期上升1.7倍。

在139起抽样案件中，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134件，占96.4%；侵权责任纠纷3件，占2.2%；工伤保险待遇纠纷2件，占1.4%。案件结案方式主要以调解为主，其中调解结案89件，占64%；判决结案50件，占36%。

抽样的起诉案件中，建筑行业110件，占79.1%；餐饮行业20件，占14.4%；种植、製造、快递等其他行业9件，占6.5%。建筑、餐饮等行业用工需求量大，准入门槛较低，同时，往往用工周期较短、人员流动性大，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容易引发劳资纠纷，是欠薪「重灾区」。

最高检多年来持续强调「重拳惩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2019、2020两年帮农民工讨薪近3.4亿，办理支持农民工起诉民事案件25635件。但在通报检察机关2019年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工作情况中也表示，各地检察机关在打击欠薪违法犯罪的同时，需注重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一依法慎用逮捕强製措施，注重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二是善用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製度，实现双赢多赢共赢；三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强化对行业和用工单位的监督。

新闻来源：

最高检：建筑餐饮等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重灾区 
最高检：重拳惩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 
全国检察机关近两年帮农民工讨薪3.4亿 

高温津贴政策的製度之困

五月以来，全国已有多地有报告超过35℃的极端高温恶劣天气，如河北邢臺衡水、河南郑州、广东海南全境等地，部分体感温度甚至超过40℃。夏日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作业或高温环境作业常有劳动者发生中暑甚至死亡事件，给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

自1960年以来，国家开始在部分行业试行相应的高温津贴政策。顾名思义是政策上针对高温环境劳动者的一种特殊岗位工资，以保障高温下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及其它相关权益。中国也是全世界少有的采用高温津贴製度的国家。虽然每到高温季，政府/媒体平臺等便会大肆宣传这一特有的津贴补助及相关的高温政策，然而自推行以来，其对于劳动者的高温劳动境遇的真实改善极为有限。製度之困已然显露。

高温津贴政策的发展
1960年，国家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首次联合发布《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开启了国内高温下劳动保障的政策先河。但当时该暂行办法仅适用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基本建设工地的高温作业和炎热季节的露天作业」以及「田间作业」劳动者；暂行办法内容复盖面上看似事无巨细，但执行细节上却非常粗糙，既没有明确劳动者的具体权益/补贴，也没有列明企业的违法责任，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直到2007年，卫生部、劳动部等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下防暑降温的要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才第一次确认用人单位高温天气下「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但同样并未确立统一的津贴标准。

这一「暂行办法」整整暂行了52年，直到2012年国家安监总局、卫生部等发布实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简称「办法」），才予废止。新的「办法」成为目前高温津贴实施的主要依据，各地也据此製定了地方性高温津贴的具体实施办法。新「办法」的进步性在于，一方面，将津贴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存在高温作业及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纳入了被忽视的传统第三产业。

其二，对高温劳动禁忌标定了清晰「界线」。办法规定，日最高气温达35℃即为高温天气下，企业均应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等。此外，因高温劳动而导致的中暑，可依规诊断职业病，享受工伤待遇。最后，对高温津贴性质进行了严格限定：高温津贴是岗位工资，须纳入到工资总额中，不含在最低工资计算内，且「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若劳动者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工资。

高温津贴为什么成了「鸡肋」？
即便如此，高温津贴新政策实施近十年，劳动者的高温权益落实仍不够理想。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长期以来以实物代替津贴、不按津贴标准发放，甚至不发放等情况仍较多存在；监管实质缺位、津贴水平缺乏动态调整的机製、「办法」甚至也再次面临人群复盖面上的挑战——新业态经济形态的崛起。诸此等等，都在令当下高温保障体系逐渐落后于实际发展需要，成了「鸡肋」。

1. 缺乏动态调整机製，被忽略的立法责任
2012年新「办法」的初衷在于加强35℃以上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权益，并提出各省级政府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津贴标准。这里两个核心要素是，高温日数和经济发展。

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0）》显示，1961-2019年间，随着平均地表温度的显着上升，极端高温天气也显着增多，热浪频率不断增加。自1961年以来，中国夏季（5月至9月）平均高温日数呈现增强、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0.8天；1993年以来增加幅度进一步加大，平均每10年增加了2.7天，高温热浪事件频发。

气候变暖在加剧，经济相应地也在腾飞，各地市高温津贴标准是否有相应调整呢？基本都没有，仅天津和河北除外。天津市是第一个将津贴标准真正落实到与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的省市，其高温保障分为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其中防暑降温费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均工资3%；高温津贴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均工资的12%，每年自动调整。而河北则规定相关部门自2015年起施行每两年审视标准并适时调整的机製，遗憾的是2017年之后并没有落实。

但更为普遍的是，大多数省市并不重视「适时调整」的立法责任。纵向比较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省市的高温津贴製定和调整数据，在经济腾飞的十多年里，多数地区高温津贴仅仅只有一到两次的调整，调整间隔5-14年不等，部分地区甚至仍然维持低于200元/月的水平，如北京、山东、重庆等地。「高温办法」因其法律地位的薄弱、津贴标准製定的模煳性和非透明性，民间实难以监管督促，导致各级政府长期忽略其必要性。

以广东省为例，政府于2007年规定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为150元/月，此标准一直延续到了2021年才进行了修订，调整为300元/月。而这14年间，广东全省GDP翻了3.6倍，遑论参照通货膨胀的情况，但高温津贴标准从未调整，以工人的话来说，「一天6块9，买水都不够」。长年缺乏动态调整机製，显然成了高温保障的一大鸡肋之处。

2. 「按日计算」乱象背后，缺失的政策动力
在我国，各省市允许企业支付高温津贴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类，按月、按日和按时计算发放，多数地区采取的按日计算或兼用按月发放的方式，仅有例外的上海、浙江、北京等地是强製按月发放。依「办法」，高温津贴由企业发放，且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环境从事工作就需发放。可想而知，在可选的发放形式内，企业为了减少支出，必然倾向于按日或小时计算的方法方式。这会出现什么问题？

以湖北武汉为例，政府规定夏季6-9月高温天气下，企业应每人每天12元发放高温津贴。武汉环卫行业普遍采用按日计算的方式支付高温津贴，仅有在日最高气温达到35℃才会获发补贴。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武汉核心各区环卫工所收到的高温津贴均不相同，四个月津贴所得共计100-200不等，其中江汉区120-200元不等、武昌区也仅100-130不等，洪山区还出现多发了高温费后必须退回的情况。

同一个城市同一行业同样的计算方式，却仍然可以出现完全不同的发放额度。每月高温天数的统计究竟以天气播报温度，还是以体感温度为准（更为精确），都存在模煳空间；再加上按日计算的方式，而工人亦更难以精确确认高温天数进行监督。工人就算到头来发觉津贴过低，可又能如何投诉和维权呢？

「按日计算」的乱象政府难道未有预知吗？其实不然。安徽人社厅2018年在对外公布的政策解读中毫不掩饰为企业「减负」的意图：

「我省自2011年建立高温津贴製度以来，一直采用按天发放的方式，为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同时又不过多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在高温津贴发放方式设置上仍选择按天发放。」

既要明面上为劳动者「捍卫」高温保障，但本质上又不愿增加雇主的成本负担。充满矛盾又畸形的立法初衷下，才衍生了这灵活性极强却无法监管的高温办法，令本来独特、创新的高温津贴政策成了「成本控製可选项」。「办法」主观上放手企业按天支付，但核算和确认的权力又唯一掌握在企业手里，企业成本便有空间从卑微的高温费中一省再省。

这甚至衍生出河北的小时製计费模式（室外2元/小时，室内1.5元/小时），难道当天35℃以上高温维持超过1小时才予以补贴吗？还是一天内只对超过35℃以上的小时数进行补贴？我们可以想象，企业只会以有利于成本缩减的方式进行灵活处理，而劳动者对此毫无办法。

3、高温保障被简化：被忽视的停工权和职业病保障
即便《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有多达25款条文，但广为认知的仅为第十七条关「高温津贴」的规定，其他核心的劳动保障条款并未被重视。这里面包括针对超高温下的工作轮换安排及因应高温而进行的预防措施和职业病保障。

依「办法」规定，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且上述安排不可影响劳动者正常收入。但很显然，在上述超高温环境状态下，雇主极少会做出工作轮换调整，而员工更难有话语权提出停工休息的诉求。夏日酷暑下的环卫工依然必须在岗便是强证。

此外，高温天气来临之前雇主有责任对劳动者进行高温作业相关的免费身体检查，以保障劳动者作业安全；而若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同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两个重要要求同样被忽视了。2019年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发布统计显示，该年武汉全市高温中暑病例为572例，其中仅有2名患者申请了职业病诊断，其中1名成功被诊断为职业性中暑。由此可见，中暑在广泛的劳动实践中并不被视为职业病，雇主不重视，工人也无意识，而「办法」成了执行上的巨婴。

同样的，即便是仅仅单就高温津贴一项，其落实情况如文前所述，仍然存在大量企业不发或少发、或以实物代发的执法困境，几乎每年国家安监局或总工会都会重復下发文件强调「不得以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充抵高温津贴」。因此，「办法」整体本身不仅被严重简化、多项製度被忽视，在执行和监管上也存在莫大的空白，成了实质的「纸上清凉」。

4、外卖、快递等新兴行业劳动者难复盖
随着近几年新业态经济的兴起，高温「办法」再次面临人群复盖面过于局限的问题。2012年的「办法」广开言路，将复盖人群从製造业等传统行业延伸到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也纳入了中小规模的企业。但办法复盖人群仍然仅仅限定在建立了正式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群体。2021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问环节承认，当下新业态经济领域大概有1亿人就业，而零工经济至少有2亿从业人员。这一以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卡车师傅为主的诺大灵活就业劳动者群体，并不被「高温办法」所保障。

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劳动者，他她们已然成为当下大街小巷的主要高温环境劳动者，高温工作时长甚至超过环卫等传统行业。但囿于整个政策法律环境并不认定他她们的「劳动者」身份，均无法享受应得的劳动者权益，包括夏日高温津贴。美团、饿了么等资本巨头也必然不会主动承担义务。新业态劳动者俨然成了高温製度的「弃婴」，其高温下的工作权益和健康保障均难以获得法定承认。

行动案例：广州环卫工助力高温津贴翻倍
如前所述，高温津贴标准尚未有公开透明的製定机製，而政府亦囿于企业压力或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难有动力主动定期调整津贴水平，劳动者更难有话语权推动政策的监管和进步，故而高温津贴的调整长期以来处于被动状态。但近年来广州市环卫工人的行动实践，却意外推动了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的翻倍调整，自150元/月涨至300元/月，津贴水平排序也从全国倒数跃进到全国前列。

广东省高温津贴自2007年设定以来，过去十多年维持150元/月（6.9元/天）的标准，水平全国垫底，从未有主动调整。但从经济上，2007年至今全省在岗职工社会月平均工资已经从2454元/月涨至7486元/月，翻了三番；高温天气数据上，2013-2020年全省各地市12个月内日最高气温超过35℃的天数平均值为24天左右，最大值高达59天，且逐年上涨。

这些因素都迫使一线工人频频发出质疑，「一天6块9，买水都不够」，为何政府迟迟不做调整？2019年，广州有多区环卫工以集体联署建言和举牌的方式，呼吁相关人社部门尽快出臺政策，修订标准。一众环卫工打出标语：「流的汗比发的王老吉还多」、「GDP广东第一，高温费全国垫底」，最后主张「环卫工要求高温费涨至300元」，并征集得到超过300名工人和公众的签名，其中多数为一线环卫工，后汇总为建议信提交给了省市级相关的人社部门和城管部门。

这一举动并没有在当时获得直接的回应。但很惊讶的是，时隔一年多后，2021年3月15日广东省人社厅发出《关于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确定将于今年6月1日起直接调整高温津贴至300元/月，并在文件中大量引用来自广州环卫工人的观点和论述，直接采用了环卫工提出的诉求标准。环卫工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广州环卫工人的行动令人鼓舞。但我们并不应该仅仅欣慰看到政府能够聆听工人的声音，而是应看到政府抄工人论述「作业」背后的工人力量——高温政策的执行和监督离不开对工人话语权的尊重和赋权。当下高温保障面临的製度困境，不仅是立法层次上重要性的缺失、政府执法动力不足上的问题，同样也是政策製定与监管过程中工人话语和参与的缺失，才共同导致了整个动态调整机製的失效以及製度的式微。

走向资本：深圳和上海的工资支付条例修订

1994年底，劳动部为配合第一部《劳动法》的实施同时製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其核心在于协助厘清劳资双方最为关心的工资组成、工时製与加班计算、支付时间、工资调整和拖欠等一系列问题。严格意义上，这是一部以製约和规范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行为的条例，确保劳动者最终可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暂行规定」鼓励各地市根据自身情况製定在地条例。

这一部看似从劳动者视角出发的暂行规定，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寂静地躺」在各地施行，实则在劳资双方中存在感并不高，政府的执法监管力度亦弱，这一点可以从常年高发、屡禁不止的工资拖欠现象可以看出。随着市场劳动形态的变化，及对于灵活性和低成本用工的追求，「工资支付条例」的部分条款开始被视为阻碍市场活力的核心因素。部分地市在过去几年开始修订该条例，在工资支付时限、加班费计算、奖金发放等方面为企业松绑，如广东、上海、江苏、深圳等。这一系列以「营商」减负为目的、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的修订举措，正在悄然改变原有条例的核心精神——在创造更多市场灵活性的同时，却也催生更多的劳动境况不确定性。

回溯既往的修法发现，上海市的《企业工资支付办法》和深圳市的《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分别在2016年和2021年进行了重大调整，且趋势极为一致。本文将一一对照，尝试深入解读其中的修订变化，理解以劳动者为本位的「工资支付条例」是如何走向为资本「披荆斩棘」。

2016年《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修订
2016年8月，上海市政府根据过往的劳资争议司法实践，对实行了近15年的工资支付办法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该修订虽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厘清和更新了原文本中相对模煳的概念，但同时也呈现了对企业极大的偏颇倾向，强化了企业在管理上的灵活性。

1、企业延期发放工资无需提前报备，且拖欠工资无需补偿滞纳金。新办法第十条删去了「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暂时无法按时支付工资的延期支付工资需要报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即单位因迟发工资的不再需要报备，只需要经与本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一致，便可延期一个月支付工资。该办法删除了「备案」条款，在企业工会实质由管理层控製的情况下，无疑令企业可以合法不受限製的延发工资，增强了企业管理的灵活性。

此外，原办法规定，企业被认定拖欠劳动者工资后，在补足工资时还必须同时支付劳动者25%的补偿金，而新办法删去了「25%的补偿金」条款。新办法只要求，只有在人社部门提醒后逾期不支付的情况，才需要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加付赔偿金。这一点改动为企业免除了违法代价，企业大可一再延期和拖欠劳动者工资数月，但劳动者却毫无救济方案。

2、企业可巧妙拆分工资，减少支付加班工资。新办法第九条增加了关于计算加班工资等的基数标准，其指明，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正常出勤月工资，不包括年终奖，上下班交通补贴、工作餐补贴、住房补贴，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贴、加班工资等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关于加班费的计算，原条例的规定为依照「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折算，而工资一般包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资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部分[注1]。但这一基准条款的重订，明显是源于多数企业长期以来采用最低工资标准计发劳动者加班费而引发的纠纷争议问题。此番修订恰恰合法化了企业的既往常规违法操作：允许企业通过灵活拆分劳动者工资组成，而以最低基数计发加班工资，进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3、放开空间允许企业变相降薪惩罚劳动者。新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规章製度（「被用人单位处分」—已删除），企业降低其工资的，降低后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此条款删去了「被用人单位处分」的必要前提条件，即意味着：当员工违纪后，企业便可直接对其降薪。

关于罚款问题，因《行政处罚法》只授予行政/司法机关才有罚款权力，而企业是否能对员工行使罚款权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上海新办法显然不仅令企业可以「合法」绕过此限製，通过以「违纪」为由降薪员工，从而变相实现对员工的罚款管理；而且，罚款后的工资水平甚至无需比较同岗位的平均工资标准，实现变相降薪。企业大可利用此招对员工进行变相惩罚甚至逼迫其离职，而不需要负担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2021年《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
2020年7月15日，在广东省政协会议函中明确指出，深圳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中探索「更具操作性和前瞻性、全国最优的」劳动关系法律製度的先行者。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提出，「允许深圳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製度。」

在这样的政策支撑之下，深圳逐步开启了其劳动关系修法的举措。2021年5月27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这也是该条例实施近17年来，拟首次进行修改。修法对提高企业管理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的支持不容小觑，作为示范区的实践影响同样深远。

深圳市政府在提请修改该条例时特别强调，随着经济发展下行，部分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依旧突出，因此稳企业、稳就业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亟须破除妨碍劳动力社会性流动的体製机製弊端。而条例的提出，首要任务便是要「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深圳修正案的改动相较于上海，有过之而不及。

1、「不定时工作製」不适用加班工资规定。修正案将原条例第二十条修改为「经人力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製的，不适用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即采用不定时工作製的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将不再按照不低于员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300%支付加班费（原规定）。这也意味着，采用不定时工作製的行业/岗位，无论工作时长如何，员工不再享有加班工资，相应的劳动者休息休假权也将难以落实。

针对特殊工时製的加班工资支付规范比照标准工时製规定，一直都在最早期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1994年）有所强调。但随着政策不断朝向资本本位，广东省、深圳市等地条例已经逐渐取消对此的限製。

关于特殊工时製，早在2009年6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曾发布《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製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製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这个文件出臺的意义在于扩大特殊工时製度的适用范围，使原本只是运输业和季节性作业的企业适用的特殊工时製度，被拓广到大部分民办企业都有权限申请。2020年发布的「深圳2020-2025方案」强化了这一政策导向。这也意味着，未来深圳在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改革中，「特殊工时製」的应用将会全面放开，新条例将令核心影响群体——从事非正规就业的蓝领工人以及处在互联网新业态的劳动者们——实际收入大大降低。

相信，后续关于推广和强化「特殊工时管理製度」的更多法律修订还会陆续来到。

2、工资支付期限被极大延长。现行条例第十一条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最迟应在本月22日前发放上个月工资，否则构成拖欠工资[注2]。然而修正案提出，为了增强市场主体在劳动用工方面的灵活性，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本次修改调整了关于工资支付日规定，将其延长至支付周期期满后的一个月，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工资延期支付一个月，于企业而言多了大量的现金流储备，但对于劳动者而言，却相当于变相「押」了2个月工资，那么这期间的房租、水电、吃饭等如何解决？这并不在法规的考虑范围。

2016年《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时，省人社厅承认目前法规的工资支付周期相对比较宽泛，赋予了用人单位较大的用工自主权，并没有硬性规定具体的支付日期，导致大部分用人单位一般都是在第二个月月底才发放上个月工资，「劳动者普遍要压2个月工资，一旦发生欠薪损失较大，处理难度也加大」[注3]。当时提出要求限定企业支付工资「不得迟于第二个月10号」，但最终省人大没有通过，原因未知。

深圳此举在原条例的基础上再一次放宽工资支付期限，显然不是为了服务劳动者，只会变本加厉令劳动者更加为企业所控製，难以在经济上实现选择自主。劳动者的经济生活抗风险能力将大大降低，颇有回到「以扣押工资来胁迫工人」的年代。这显然会增加大额欠薪或集体事件的概率，又是否会积蓄愤怒反而引发更大社会危机呢？

3、修改奖金计发规则降低成本、牵製劳动者。现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时，员工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等支付周期未满的工资，按照员工实际工作时间折算计发。在修正案中，此项规定被修改为：「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或者用人单位规章製度规定发放」，即将年终奖等收入的发放「最终解释权」完全交给了资方。

既往深圳发生多起关于追讨年终奖的相关官司，尤其与华为等大型企业有关，劳动者藉此条款得以争取到部分奖金权益。修正案的目的明显在于扼杀此类诉讼，直接剥夺劳动者的部分生产价值。各类奖金本身就是员工工作报酬的体现，只是被资方冠以不同明目在不同时间进行单独发放而已。可以预期，未来资方定会借年终奖/季度奖等钳製员工离职、或借机少发奖金，令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隐形剥夺。

4、最低工资标准由两年一调改为三年一调。在劳动部《最低工资规定》文件指出，最低工资调整应综合参考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但此项规定在2015年悄然出现了变动：2015年底人社部发布不公开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114号）暗示地方政府可以修改最低工资调整年限和幅度，力求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变相修改《最低工资规定》。

修正案也对深圳最低工资的调整进行了修改，这与广东省2017年的调整一致（深圳特区不受广东省条例规管）。2017年广东省政府开全国先例，在《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中将全省最低工资调整时限「两年至少一调改为三年至少一调」。深圳此次跟随调整，显然也是为了使企业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製」。从广东省此前的经验看，成本控製不仅体现在调整间隔时间的延长，在调整比例上亦从此前每两年20%左右的涨幅降低到每三年10%幅度。那么，作为全国房价物价最高的城市，深圳此番修正案下，每三年间工资涨幅该如何对冲通货膨胀影响下劳动者实际工资贬值呢？这一举一动都可能将置基层劳动者于更加脆弱的状态。

此外，修正案悄然去掉了关于工资条签收的要求，即单位只需向员工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而无需员工签收。这看似影响不大，但在这样的规定之下，员工和企业要如何自证已经依法收/发工资条呢？而企业仍然存有可能性不发放任何工资条（这在大部分企业很常见），员工却可能反而被动陷入无法自证的处境中。

资本利益驱动的条例修订
纵观沪深两地的条例修正，无不有以下特点：首先，条例核心在于提高用工灵活性。沪深两地延长工资支付期限、深圳放开对于不定时工时製的加班工资限製，均便于企业储备宽裕现金流和依据产能或成本做工作灵活安排。其次，大力协助企业降低用人成本，这包括：深圳首次将最低工资修为三年一调，不定时工时製的修订又有助于企业减少加班费支出，奖金计发规则的调整等；上海允许企业可巧妙拆分工资以减少支付加班工资等。

最后，降低企业违法成本。上海令企业可延期发放工资无需提前报备，且拖欠工资无需补偿滞纳金，还可以通过变相降薪方式令员工妥协等；而深圳则在奖金计发规则上令企业掌握「解释」权，可用以牵製劳动者，工资条方面企业也无需提供员工签收。

综合上海和深圳的两次工资支付条例的大修订，以及近年来广东省在营商政策导向下的带头举措[注4]，「条例」以资本为重的转向趋势，折射的正是新经济形态下劳动政策的重要特征——服务于灵活性的市场机製，降低企业用工成本。但很明显，在这以资本利益驱动的条例修订背后，劳动者作为被修订的对象是被隐形甚至牺牲的。

相比于同样侧重资方利益的上海修订，此次的深圳举措之所以引起多次的公众关注，在于其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行示范区试点的带头位置。深圳此番力推特殊工时製、修订最低工资调整间隔、延长工资支付期限等新劳动政策调整，无非就是为了未来全国全行业的推行「探路」，是改革的信号，对于未来全国劳动者境况影响将更为深远。

有媒体指出，在经济下行和疫情的双重危机夹击下，国际和中国厂商正在外流到东南亚和其他低成本国家，追逐廉价劳动力，这迫使深圳市透过工资支付政策改革，实现减薪以吸引企业投资[注5]。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下市场正在遭遇通货膨胀加上普遍的购买力下降，如今再加上工资新政，未来劳动者的境遇将令人更加忧虑。从长期看，这一个以资本利益驱动、加速用工市场灵活化的劳动政策大方向，绝对是有问题的。

外卖骑手反抗霸王条款、教育行业频频暴雷、公共服务外包下的劳工之困难以破解

01 教培机构遭监管重锤，员工被裁难拿赔偿
#教培机构  #裁员 

近来，全国范围强力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拉开序幕。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对作业帮、猿辅导、新东方、学而思等15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重点检查。15家校外培训机构均存在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

教育培训行业遭遇整顿大降温的同时，也意味着该行业从业者的寒冬。近日，有网友在各大社交媒体网络上爆料，称教育培训机构「粉笔」在大量裁员。在职场社交软件「脉脉」上，有认证为「前粉笔公考员工」的用户表示，此次裁员近7000人。还有微博网友爆料，粉笔教育裁员还在进行中，前一波是地市和区县分校大规模裁员，目前正进行总部各种项目部、部门裁员。

在线教育也受到严重冲击。作业帮开始进行大裁员，多地分公司的大量员工收到「离职」要求。「有的部门几乎一个人不留。」 行业中数一数二的头部企业、上市公司或者细分赛道里的新贵都没能躲过，开始收缩：一名被好未来录用的应届毕业生，在约定入职五天前临时接到通知，要求入职延迟至九月，否则便视为主动放弃。人事的解释是「公司业务调整」和「国家政策影响」。该毕业生发现，仅其所在地区，被延期的应届生就有上百名。

针对大规模裁员的报道，作业帮回应称「根据公司战略进行业务调整，包括正常的人员优化和流动，重点业务人才招聘仍在继续」。

在这一系列裁员风波中，这些公司的HR很小心地避开了「离职」、「毁约」等字眼，而是「优化」和「暂缓入职，等待通知」。「优化」，比「裁员」听起来似乎柔和多了，但资方的意图很明显——试图以此规避法定的经济赔偿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需根据具体情形判断是否支付、支付何种经济赔偿。

据网传消息了解，作业帮有很多员工被以所带班级学员的续费率不达标的所谓原因而被「正常优化」掉了，而公司则以个人业务能力的问题，不给予经济补偿。另有消息称头部少儿编程机构「编程猫」的裁员已持续一个多月，各部门加起来裁了七八百人，以录播课+定製课老师为主。「大部分没赔偿，很多人是被突击的，当天约谈当天走，而且是签了红线协议（即承认是踩了公司红线）再走。」

近几年，资本疯狂入局教培机构，致使其野蛮生长、乱象丛生。消费层面上，来自政策的监管惩治有必然需要，但教育培训行业普遍存在的劳资剥削问题却缺乏核心关注。

新闻来源：

在线教育雪崩：工作群里三天消失300人，上午卖课下午就失业
作业帮开启裁员：有部门几乎一人不留
15家校外培训机构再次被顶格罚款 在线教育进入「保命」期?
编程猫一边招聘一边裁员 爆料称裁员已有月余 大部分没赔偿
02 职校生工厂实习坠楼身亡；独立学院改职本引学生抗议
#职校学生  #强迫劳动 

近日频发职校学生纠纷事件。6月29日，网络上广传一封求助信，一位农民工父亲在信中控诉读中专的儿子因不堪实习工厂强迫劳动而坠楼自杀。目前此事件相关文章在微信与豆瓣等平臺上均遭删除。

据该父亲所述，17岁的儿子在湖北十堰市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读计算机专业，后被学校集体组织到深圳宝安某公司实习，但所从事的的工作与本专业无关，实际上为流水线搬箱子。实习安排令学生不满，但学校以开除学籍为威胁，强製要求学生在该公司干满三个月。学生被要求一天搬十几个小时的箱子，不允许请假，不允许旷工；夜班时不能打瞌睡。若不按要求工作，监工的拉长会报告给学校，学校通报批评教育，不改者开除学籍。该父亲表示，儿子被安排夜班，数次提出调班申请，都被领导拒绝。而当其以身体不适向拉长请假，拉长以晚上睡觉没有看到请假条将其作旷工处理。班主任曾提醒父亲，若孩子再旷工一次将开除学籍。最后该学生不堪其负，坠楼自杀身亡。

这一起惨剧正是学校和资方合谋的结果。职校教育中的强製实习，企业需要廉价劳动力，而学校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中介机构」，学生成了被双重宰割的对象。教育部、人社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中明确要求：学校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学生实习，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然而，职校实习背后的强迫劳动和真实悲剧却是时刻在发生。虽然国家提出要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现阶段职业教育当中的各种问题却引人担忧。

6月，浙江、江苏发生了几起独立学院学生抗议将其转设为职业学校的事件。教育部6月4日发出公示，宣布计划将13所大学名下的独立学院转设成职业技术大学，其中江苏有5所大学名下的学院将与职业技术学院合并成「职业技术大学」。合并后，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不再享有大学本科文凭，只能获得职业本科文凭。

公示后，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等多所独立学院学生都在校内抗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拉横幅进行抗议，要求「转设可以，公办普本，拒绝职本」等。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学生聚集在教学楼门口，要求领导给出说法。

有此类正在洽谈转设的独立学院学生表示，很大部分在读学生反对如此转设，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认同所合并的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不愿意变成职业院校的学生，觉得「低人一等」。

在学生和家长的强烈抗议之下，6月5日和7日，浙江省和江苏省教育厅相继发布消息：暂停独立学院与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工作。

新闻来源：

一个农民工父亲的求助信，他写得如同诗歌，为他刚跳楼的17岁儿子
不满被并为职业大学，江浙高校学生抗议与警察爆冲突
浙江省教育厅喊停次日，多校停止独立学院与职校合并转设 
江苏省5所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工作，被暂停，原因为何？
03 外卖平臺霸王条款惹众怒，外卖骑手以各种方式反抗
#外卖骑手  #霸王条款 

近日，外卖骑手抗议平臺不合理条款的事件屡见报道。

5月，有美团骑手在派送站点门口当众焚烧外卖箱子和衣服。据了解，该骑手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导致脚踝骨折住院。在没有社保也不被承认是美团员工的情况下，骑手非但没有拿到工伤赔偿，在离职时，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还要倒赔站点四千多元。愤怒之下骑手点燃了自己花钱买的美团的衣服和送餐箱，来表达自己对这个行业冷漠的不满。

6月19日，更有美团沉阳骑手杨某为抗议美团抗议霸王条款，通过美团众包App抢单加派单，订单到手后原地直接点击取货和送达。在四个小时里抢到了253单，骑手杨某随后并没有提现，而是选择直接注销了美团App账号。

六月底，微博、抖音、头条等多个网络平臺上有多人相继爆料，全国多个城市疑似发生多起外卖骑手罢运事件，导致餐品无人接单或配送，使得多个外卖平臺的运营、顾客和商家的活动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据云南安宁骑手称，最近当地几个站点300多名骑手因为公司降薪而罢运，后加盟商暂时妥协，并出具《不调薪承诺函》。

截至目前，除了沉阳骑手为反抗「霸王条款」狂抢200多单后原地点送达被一些媒体报道之外，其他各个疑似罢运事件均未被公共媒体报道或被平臺承认。但根据当事顾客曝光和商家间接承认来推测，仅6月下旬，类似事件或已在各地发生多起。

最近两年，骑手群体的残酷生存状况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困在系统里」、「变相降低春节补贴」等恶劣事件更是上了全网热点。各外卖平臺曾多次表态会通过优化系统等方式来改善骑手工作机製，相关部门也多次宣称会发力推进与骑手相关的劳动及社会保障。但从目前的现实状况看，全国外送单价持续降低，骑手工伤/职业伤害保险等社会保障仅个别地区有较小程度推进，平臺系统运营机製鲜有改善。面对恶意差评和罚款骑手仍然难以招架，缺乏基本的尊重和协商空间。

所以也很容易理解，在钱越来越难挣、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被口头承诺过的改善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一部分骑手实在等不下去了，不愿意坐以待毙或等待施舍，而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利益，抑或教训平臺。霸王条款的根源在于完全不对等的劳资关系，只有用骑手自己的行动增强其谈判力量，才有可能获得基本的尊重与改善。

新闻来源：

近日！网曝全国多地骑手疑似罢运，尚无任何官方消息
美团：骑手当众焚烧衣服和外卖箱，发泄心中不满和愤怒
沉阳美团发生骑手反抗事件：深夜大量接单原地点击送达之后注销账号
最近！云南安宁300骑手因降薪罢运，站点服软
04 「618」近7成快递员遭投诉，送货上门承诺难以实现
#快递员  #送货上门 

刚刚过去的「618」快递小高峰，根据快递100推出的《2021年618快递服务质量大数据报告》显示，从6月1日到6月20日，全国累计揽收快递超过65亿件，快递日查询峰值超过3.8亿次；快递投诉量比平时增加53.44%，近70%的快递员在618期间遭到投诉，且他们中的54.95%在短短的20天内被投诉超过3次。

这些投诉中，有超过70%的人对快递不送货上门表示不满意，成为导致投诉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期间，「快递员送货不上门」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榜。

6月25日，中消协也发布了「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监测期内，共收集快递、外卖配送类负面信息63043条，负面信息在6月2日出现峰值。消费者吐槽较多的配送类问题主要有：不送货上门、乡村取件加收快递费等问题。广东省也出臺了相关文件重拳打击上述两种现象。

关于快递送货上门问题，为何会如此之难呢？有网络讨论指出，首先有来自各方面的阻碍，例如门卫、物业，窃贼、小偷，很多时候还会碰到客户不方便收货或者没有接听电话的情况，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而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越来越低的派费。长时间价格战背景下，导致企业本身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加盟商的利润也大不如从前。而派件量却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因此根据快递员每天的送货量，每件快递都送货上门根本不现实。一位通达系的快递员表示，如果能给我顺丰、京东的派件费，我也可以做到送货上门。

可见，快递不能送货上门是个行业问题，而一旦被投诉，责任基本上都在快递员身上，动辄即罚款。在与网点、总部、消费者多方之间，快递员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近期，各地也开始针对快递市场的监管出手频频。例如宁波市邮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为确保快递市场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合理，第一时间组织约谈了中通、圆通、百世、申通、韵达宁波地区负责人，强调落实五项措施，其中之一是要求立即停止乱下指标、乱降派费、乱罚款、低价竞争等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乱象。对于能否改善快递员的处境来说，实际执行效果仍有待观察。

新闻来源：

618近7成快递员遭到投诉，关爱快递小哥应多管齐下
快递员送货上门，究竟有多难？
「四通一达」因价格战被约谈：义乌、广东件派费不得低于1元
05 兰新铁路突发列车撞人事故，9名女性遇难者均为劳务外包人员
#铁路事故  #劳务外包 

6月4日5时18分，武威工务段在兰新铁路玉石至金昌区间下行线组织大机维修作业时，施工作业人员进入上行线路，被正在通过的K596次列车碰撞，致9人不幸遇难。根据相关报道，9名遇难者全部为工务段的外包人员。

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铁路部门早早刮起了裁员潮、强迫「合同工」员工改签劳务派遣潮。被迫成为「派遣工」的铁路工人们，得忍受着比正式工人少起码三分之一，又没有休假、住房公积金未按标准比例缴纳等一系列的福利。后来，因这过于剥削性的製度被滥用和引起工人们的反抗，2012年新法出臺，对劳务派遣的使用比例和岗位性质等都加以限製。

经过4年的整改，铁路集团所使用的劳务派遣工比例被控製在了不超过用工总量的10%，可这都是靠要么将劳务派遣工裁员，要么将大量劳务工再降级转为待遇和保障更为恶劣的外包工所实现的。不管是这次事故发生的工务段维修工作大量转向外包，货运系统的一线装卸工作也外包，就连后勤服务也早早转劳务外包。签订合同的劳务派遣工，作为用人单位的铁路集团还需要为其购买社保。但这劳务外包工，不管是合同还是社会保障，都不再与铁路集团挂钩了，也不会有像派遣工那般享有为数不多的转正指标，名副其实是被「用完即弃」的电池。

打从2013年铁道部「政企分离」开始，到2019年正式整合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我们见证的是一个中国铁路的公司化进程，中铁集团的盈利成为了铁路运行的首要逻辑。利润最大化的运营模式也直接导致了「责任都在工人」的典型安全甩锅套路。一方面缩减人手导致留下的工人工作量大增，而过劳本来就对安全有害；另一方面，本应是临时性、辅助性的派遣工被广泛的当作正式工人使用，安全培训、安全工作环境也被节省掉了。

另外，还有媒体报道兰新线事故中9名遇难者全部是女性。此消息引发了更广泛的关注，据网友反映，很快相关帖子在微博、豆瓣上被删除。在全球范围内，女性都更容易沦为不稳定劳工，弹性工作群体。一些边缘性体力活如工地小工、轻维修工人等也会倾向于招收更「便宜」的女性工作者，但是这一群体的状况却鲜少为外人所知。

新闻来源：

多数事务社｜修桥补路无尸骸！兰新铁路列车撞人，草草整改学习了事？
兰新铁路突发列车撞人事故，9名死者均为劳务外包维修作业人员
兰新线事故9名遇难者均为女性 相关帖子被全面删除
06 环卫外包公司拖欠环卫工工资，大量雇佣超龄工人以维持盈利
#环卫工  #拖欠工资 

六月中，有网友在淮安网app上披露，淮安侨银环保公司自四月以来，已经拖欠环卫工工资两个月了。端午节前各部门开会时称，是市政府某部门欠了环卫工工资没有给付。公司曾承诺端午节前发工资，但是并没有兑现。

也有来自河北沧州市侨银环保公司的环卫工人在河北政务平臺投诉，「侨银公司已经拖欠了我们3个月的工资，我们没有其他的收入，只依靠这点工资养活我和家人，请政府给我们做主」。据此，我们难以确定环卫工人工资拖欠是否由于某地市政府财政的原因，但侨银环保公司本身的问题必脱不了干系。近半年来也多有侨银环保多家子公司亏损的消息。

在去年疫情期间，作为市政环卫行业上市的两个外包公司——玉禾田与侨银环保——由于不错的业绩受到关注，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和现金流似乎都很突出。但是作为高度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与业绩基本上都靠从劳动者身上「拔毛」。也有专业人士分析，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杠杆是非常大的，今年业绩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毛利率同比暴增，而暴增的毛利率、净利率根本原因主要是人员社保和税收减免；而疫情一过，补贴政策退坡，还是会尘归尘、土归土，并且为明年上半年构筑出一个很难逾越的高基数。如今看来侨银环保公司就可能遭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在盈利困难的情况下，只有以扣押环卫工的工资来抵。

而玉禾田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无出其右。根据玉禾田所发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财政报告显示，这家企业的总营收共计为31.5亿元，而这其中净利润就足足有5.28亿元。事实上早在2020年年初时，玉禾田一线环卫员工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5.9万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有3.4万人都是超龄职工，这些超龄职工占据总职工人数的57%，也有人称正是因为这3万多的超龄老人支撑起玉禾田的发展。

雇佣超龄职工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再为其缴纳社保，这就为企业省了一大笔开支。同时，辞退这些职工也更容易，无需额外支付经济赔偿金。但大量雇佣这些已退休的六十多岁老人也是这个企业最大的诟病之处。由于没有工伤保险，如若发生安全事故，这些老人也没有任何保障，成为企业该弃则弃的包袱。已成为国内知名清洁服务行业的代表企业，玉禾田靠这样的方式保持盈利实为人所不齿。

新闻来源：

网爆！淮安某公司拖欠环卫工资快2月！良心不痛吗？
[投诉] 河北沧州市侨银公司拖欠环卫工人工资 三个月不发
玉禾田与侨银环保——市政环卫究竟是不是个好赛道
玉禾田：环卫工人达6万，人均工资仅3167元，但一半的人都没社保
07 社区团购冲击波遭抵製，国家出手责令整改监管
#社区团购  #整改 

南方都市报报道，从去年中旬各大互联网巨头入局社区团购以来，这一年度最火热赛道因为低价抢市、巨额补贴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迎来了密集的监管节奏，巨头们疯狂烧钱的「焦土战略」更是让线下不少夫妻店、小超市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多家A股超市企业受到社区团购冲击。永辉、联华、家家悦、高鑫零售（大润发）、步步高等一众零售上市企业陆续披露2020年财报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财报收入皆见明显下滑。作为社群团购战场中心的湖北、湖南地区，实体零售企业受到冲击尤其明显。

零售企业中与社区团购经营品类重合度越高的业态受冲击越大，比如超市大卖场，菜市场、夫妻店等社区小业态。「不过，上市零售企业规模化运营，目前的冲击有疫情的叠加因素，对比来看，菜市场、夫妻士多店等业态缺少资本和管理能力，抗风险能力更弱。」

在社区团购平臺持续的低价倾销下，供应商们也因持续的低价及利润挤压，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供应商们也开始就有一些联合反抗行动。此前华海顺达、卫龙等多家供应商发布通知，禁止给「严重低价」的社区团购平臺供货，因为这严重扰乱了经销商的价格秩序，收到了很多投诉。6月1日，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社区团购平臺的九江中心仓中，一群当地的粮油经销商鱼贯而入，一人一角，手动拉起了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写着「杜绝平臺低价倾销，给供应商基本利益」。

由于巨头们的社区团购的疯狂补贴对零售实体店的严重影响，针对社区团购平臺的监管力度正逐渐加码。3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等五家社区团购平臺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认定它们违反了中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

今年第二季度，国务院常委会、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多次在相关会议中指出社区电商、社区团购等业态常见的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深入推进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依法查处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恶意补贴、低价倾销等行为。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十荟团的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顶格罚款150万元的处罚，并责令江苏区域停业整顿。而这也是十荟团因同样原因继今年3月后再次被罚。多家社区团购再被要求收紧补贴，「一分钱秒杀」的促销活动也被要求下架。易观流通行业中心高级分析师何懿轩认为，此次监管信号收紧，可能会对社区团购行业的扩张速度产生一定影响，投资者也将更加谨慎，但未来仍然是快速渗透的过程。

新闻来源：

社区团购冲击波：商超营收大降，实体小店「人去场空」 
国家再出手：要求社区团购平臺下架「一分钱秒杀」！
「低价倾销」路被卡死：「社区团购们」的好日子结束了
低价倾销、阴阳合同、无序罚款：社区团购压垮供应商
社区团购，供应商不玩了图片
08 6月16日国际家政工日，家政工体面劳动何时实现？
#家政工人  #体面劳动 

6月16日是是国际家政工日，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第189号（C189）关于家庭工人的体面劳动公约（2011年）通过十周年。国际劳工组织认为，过去十年中，家政工人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并由于疫情而变得更糟。在《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通过后的十年里，菲律宾是亚太地区唯一一个批准该公约的国家。

目前全球有7560万家政工人，其中亚太地区3830万。大部分家政工人是女性，且从事非正规 就业。由于劳动和社会保护方面存在长期差距，家政工人在危机面前更加脆弱，公约通过十年了，家政工人仍在为平等和体面劳动奋斗。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当天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让家政工人的体面劳动成为现实：<2011年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批准后十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进展和前景》强调，亚太地区绝大多数的家政工人（61.5%）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劳动法外，且84.3%的家政工人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据估计，疫情对亚太地区的家政工人产生了巨大影响，非正规程度高和缺少法律保护导致其失业，预计失业人数比其他工人高出2-3倍。

另外，2017年由国际劳工组织出版的《移民与城市：有关中国家政工招聘、就业 与工作条件的行业研究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劳动法在对的各方面保障上高于国际劳工标准，但是只有与员工製家政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家政工才适用劳动法，而这些员工只占了总体的10%，同时也缺乏专门的家政工劳动保障标准；90%以上的家政工无权缴纳社保，致使其重要的社会保障缺失。而雇佣关系界定不清、家政工受聘于家政公司还是雇主、劳动合同/协议不规范等问题也是家政行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这直接导致中国现行针对家政工的法律保障标准与C189的要求差距较大。

新闻来源：

非正规性和被排除在劳动法之外仍是亚太家政工人获得体面劳动的障碍
国际家政工日
《移民与城市：有关中国家政工招聘、就业 与工作条件的行业研究报告》
 《深圳市家政工生存状况调研报告》 

多个指导意见直面行业痛点，快递员、外卖员等将迎来春天吗？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7月份核心新闻。7月份，洪灾、臺风等极端天气多地频发，劳动者的劳动状况值得关注。河南洪灾牵系着千万人的心，灾难中环卫工、建筑工等一线工人被困；臺风「烟花」席卷长三角，美团推出跑单奖励，打造「敢死队」。另外，人社部等联合发布多个意见，直面多个平臺劳动的行业痛点，但是能否因此就可以改变平臺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呢？这个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01 多个指导意见直面行业痛点，快递员、外卖员等将迎来春天吗？
#平臺就业  #权益保障 

7月，中央部委、工会等多个部门，相继联合发布三个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权益的相关指导意见，直面平臺经济行业长期存在的侵犯劳动者工资保障、休息保障、职业健康保障的行业痼疾。

7月8日，国家邮政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保障快递员的合法权益，具体包括：保障快递员合理的劳动报酬；落实带薪休假製度，保障快递员休息休假权利；督促企业与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推动工伤保险参保；遏製快递行业「以罚代管」的乱象；督促企业提供安全良好工作环境。

7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新业态行业中平臺责任、报酬、休息、职业伤害保障等多个焦点问题；直面新业态行业的多个劳权痛点。具体包括：规范用工，「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按时足额支付，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法定节假日支付合理报酬；督促企业为劳动者参保；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以及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臺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同样就劳动收入，在劳动强度、劳动时长、社会保险参保等方面要求平臺企业提供相应劳动保障。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近年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2020年，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8400万人，毋庸置疑已是劳动群体的主力军。但新业态劳动者却长期面临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关系认定、社保缴纳、职业伤害保障等体系性的问题。

以快递员为例，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75.07%的快递从业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超1万元仅占比0.73%。工作量大、时间长且休息少是不少快递员的常态：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2成从业人员工作12小时以上。报告显示，提高计件工资、提高加班工资、按照法定休假、提供社保、签订合同、提供意外险等是快递员从业者的集体诉求。

此次，多个部门出臺指导意见，是对劳动者群体诉求的直接回应，无疑为劳动者合法合理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有力的保障和依据。而劳动者能否就此真正迎来「春天」，该政策是否能真正改善劳动者处境，扭转此前的困境，还有待劳动者的争取以及相关部门的积极监督。

新闻来源：

21深度｜爆仓、价格战，快递业内卷！七部门「入场」解局
2019快递职业调查报告出炉
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多个焦点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臺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
02 今年多地提高最低工资，此前因疫情全国冻结调整
#最低工资  

2021年已有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黑龙江、江西、陕西、新疆、西藏等省市发布通告，对延迟了一年的最低工资进行了轻微的调涨。其中，北京从8月1日起，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200元调整到2320元，增加120元，涨幅5.5%；上海自2021年7月1日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480元调整到2590元，增加110元，涨幅4.4%；浙江从2021年8月1日起，调整为2280元、2070元、1840元三档，涨幅为13.4%；江苏2021年8月1日起调整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2280元；二类地区2070元；三类地区1840元，涨幅12.8%。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地涨幅稍低。而原本预计7月份调整最低工资的广东省，迄今未见通告。

2004年起实施的《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省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有条件的省市则采取每一到两年调整。依此设定，2020疫情年原本应是最低工资调整的「大年」——全国31个省市中有21个省市按规定需在2019/2020年前调整工资，其中有多达9个省市最近一次调整最低工资已是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已有广西、福建、青海等9个省市在2020年调整了工资，但均是2019年提前宣布的。即便没有中央公开文件说明，可预见在经济未全速復苏的情形下，2020年全国城市均统一冻结了最低工资调整，并将调整整体延缓到了2021年。

最低工资标准关系到每一个基层一线劳动者的基本生存状况，是生活「兜底」的基线。其确定和调整，主要参考劳动者最低生活费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疫情当下冻结工资固可理解，但疫情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应比照物价水平，劳动者才有办法实现基本的生存消费保障。

新闻来源：

观察周报02｜危机开始的2020年：全国冻结最低工资，疫情后拥抱用工灵活化
多地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03 多地高温补贴「冷热不均」，外卖快递等新兴行业难复盖
#快递外卖  #高温补贴

七月，全国多地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天气下，从事户外作业的一线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和保障问题引发关注。据多个媒体报道，各地高温补贴政策落实情况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

央广网、东方网记者走访发现，南宁市良庆区等地建筑工人以及快递员从未听闻过「高温补贴」；也有同为外卖骑手但待遇不同的情况，广西一地骑手直接与平臺签约可享受高温津贴，但外包（众包）骑手则无。此外，据北京日报报道，高温津贴的发放在不同行业呈现出较大差别。在一些行业企业按照国家标准发放高温津贴之外，也有企业的发放金额显然打了折扣。而在外卖等新兴互联网行业，多名骑手却表示，暂未享受到高温津贴。

外送行业中，有些地区的高温津贴和跑单量挂钩。《IT时报》记者走访上海闵行外卖点发现，站点製定夏季奖励规则表，将冲单量和补贴挂钩。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卫雪艳对此表示：「高温津贴300元』不可以以消暑物资或者冲单奖励等其他形式发放。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供足够、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而且跑单奖励是不确定金额，有的拿得多有的拿得少，不应该冲抵高温津贴。」

除了高温津贴之外，防护用品、清凉饮料等补助缺位严重。有外卖员反映未收到防暑降温装备，「工服能透气，就算照顾我们了」。

此前，「服务业劳洞」《高温津贴政策的製度之困》一文指出，高温津贴政策尽管已实施近10年，但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以清凉饮料、防护用品代替津贴；监管缺位，以及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难以被复盖等问题。文章认为，当下高温保障体系逐渐落后于实际经济发展，成了「鸡肋」。

新闻来源：

广西进入「三伏天 」 高温津贴发放却是「冷热不均」？
高温津贴政策的製度之困｜观察周报
调查 | 您的高温津贴「到账」了吗？
东方快评丨高温津贴发放要有同样的民生温度 
身陷臺风、三伏天的外卖骑手，大多没有社保
04 河南洪灾，环卫工等一线工人受困求助
#洪灾受困  

据官方通报，截至7月28日，自7月17日以来的河南强降雨已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1366.43万人受灾，73人遇难。洪灾中，大量工作于一线的劳动者生命受到威胁，通过社交媒体发出求助信息。

据豆瓣用户「隔壁车间玉主任」文章整理，20日8点半，微博上一名趟着漫过肚子的水回家的市民表示，见到「郑州高新区西三环延长线桥下有环卫工人抱着大树」，请求救援；20日晚上12点，有网友表示郑州市绿博大道、良秀路路口的工地坍塌，工人被困；随后，当天铁路局洛阳工务段穆沟工区多名职工被困两天，「房子快塌了」，「山区可能发生泥石流」；辉县市袁家村赵固二矿的工人被困、失联；新乡工人被困等消息均陆续在社交媒体涌现。

据澎湃报道，21日凌晨河南省巩义市米河镇中建六局工地有一百多位工人被困一天，没水没食物。当日下午自行施救，部分人转移到了一个坡前的平民人家，等待救援。最终于21日上午被安全撤离。另据《凤凰WEEKLY财经》7月20日晚，郑州富士康厂中牟县厂区近一千八百名工人被困于宿舍，直到7月22日下午5时左右，滞留工人才基本脱困。

奔赴抗洪第一线的救灾工人的处境也值得关注。大河网报道，20日，郑州科学大道附近20多名环卫工人需24小时驻守，为涉水通过行人提供安全指引。

新闻来源：

河南暴雨中一线工人的微弱呼救
富士康郑州中牟县厂区受洪灾影响停工数日，恐影响iPhone 13生产 
郑州暴雨倾城！环卫工人24小时驻守
05 臺风天外卖员生死竞速，极端天气下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外卖员  #极端天气 

臺风烟花于25日中午于浙江省舟山普陀沿海登陆，后续影响杭州、嘉兴、上海等地。25日凌晨，一名外卖员——昵称为「吴喦」的豆瓣用户，发文《臺风天美团需要骑士敢死队》称，美团为臺风登陆点上海的外卖员，准备了7个活动、共计629元臺风跑单奖励，活动时间为24日至26日。

外卖平臺巨头美团、饿了么回应界面新闻，称将依据天气预警，实时缩小配送范围；同时提出为保障安全，部分配送站点根据客观条件仅恢復短距离接单，恶劣天气影响的超时罚单免责；但并未取消全部配送服务。叮咚买菜、每日优鲜为应对运力需求，一线人员取消休假，骑手全部到岗。

与此同时，「臺风天点不点外卖」的讨论在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平臺上登上热搜榜首。近年来，该问题在臺风天气频繁时期常常成为网络热议话题。类似的讨论一直存在，但并未为骑手争取到是指权益——讨论一方面推卸平臺商家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将这个责任甩锅给「消费者」。

此前据澎湃新闻报道，2019年臺风「马利奇」来袭上海，部分外卖站点明令不能请假，否则按旷工处理。2019年8月10日臺风当晚，上海一名外卖送餐员顶着臺风天和大雨骑电瓶车送外卖，由于道路积水过深，不慎触电身亡。

新闻来源：

臺风「烟花」来袭，美团饿了么等多个平臺调整配送服务范围
极端天气请假算旷工？不能再用生命送外卖
臺风「烟花」来袭外卖配送怎么办？平臺回应来了
06 南京禄口机场大量保洁工感染，劳务派遣下工人劳权被忽视
#保洁员  #劳务派遣 

7月20日0时至22日24时，短短72小时，南京禄口机场新冠感染者增加41例。23日，中国青年报发图呈现感染轨迹，感染者皆为机场基层工作人员。随后，微信公众号「化心为宇」发文《罪恶的劳务派遣製度：南京禄口机场哪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洁女工，谁来保障她们的权利》披露被感染者背后被忽视的劳动权益问题。文章引用社交平臺信息指出，机场保洁外包是疫情扩散的重要根源，外包公司和机场互相推诿，国外航班和国内航班保洁工作交叉，「劳务公司将大量员工推给机场，但双方好像在劳务员工的防疫安全装备及知识培训方面都在推皮球，最终导致疫情井喷式爆发」。该文在多个社交媒体被频繁转发。而后续相关感染是否在工作人员中扩散的调查，并没有相关的新闻报道。

据人民日报直属媒体《健康时报》报道，禄口机场外包公司的保洁工人基本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街道，工资5000-6000不等。外包公司为了省钱，将两个人的活由一个人承担。外包公司为追求利润，只从省钱角度考虑，没有把境外和境内的保洁员进行严格区分。而且也没有承担高风险工作者的住宿管理、感染防范保障，导致「保洁员回家感染家人」。

新闻来源：

南京禄口机场「失守」：保洁外包，境外境内航班保洁人员不分
罪恶的劳务派遣製度：南京禄口机场那些卑微的受感染的保洁女工，谁来保障她们的权利
07 家政平臺「天鹅到家」抽佣高达30%，家政工却无保障
#家政工  #平臺剥削

7 月 3 日，58 旗下的家庭服务平臺「天鹅到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招股书，申请上市，若成功上市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家政第一股。招股书显示，平臺对家政工的抽佣比例高达30%，引发争议。

天鹅到家主要业务是家政服务，包括保姆、月嫂、保洁、护士等提供家庭服务。在该平臺注册认证的「阿姨」共有超150万。招股书显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天鹅到家累计拥有超过1600万注册用户，累计服务超过420万用户。不过，只有29%的用户完成了至少一笔家庭服务交易。

招股书披露，平臺收入主要依靠对月嫂、保姆等劳动者进行抽佣，佣金比例高达30%。招股书显示，在天鹅到家上，2020年用户请月嫂平均每次要支付1.25万元，而2021年月嫂的费用则涨到1.35万元每次，每次平均服务时长26到42天。天鹅到家的抽成约为30%，即劳动者需要支付佣金3700-4500左右。

尽管平臺抽取高额佣金，但却未能为家政工人提供基本的劳动保障。招股书透露，公司已计提 」 五险一金 」 费用，但未按中国法律要求足额缴纳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由此显示，目前天鹅到家并未为劳动者提供社保。

多家媒体报道「天鹅到家」，自2019来三年累计亏损18.22亿元。亏损主要源于庞大的销售和市场支出。「天鹅到家」亏损现象背后的逻辑与外卖、网约车等平臺经济行业的运营逻辑类似：平臺支付大量资金获取用户，以赢得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而并未将劳动者的权益纳入考虑范围；反而，随着平臺的市场扩张形成垄断地位，劳动者议价权可能逐渐丧失。

新闻来源：

天鹅到家IPO隐忧：月嫂高抽成仍巨亏 员工未足额缴纳五险一金
150万阿姨撑起天鹅到家IPO:平臺抽佣30%仍三年亏6亿,用户雇30天月嫂支付1.35万 
08 全国首个劳动法庭在苏设立，营商抑或劳动保障？
#劳动法庭 

7月16日，苏州劳动法庭揭牌，这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在地方设立的全国首家劳动法庭。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復同意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专门审判机构——苏州劳动法庭。苏州劳动法庭从提出申请到挂牌成立，仅用了2个月时间。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憬宏表示，「全国首家劳动法庭的设立，既是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应对劳动争议纠纷领域新情况、新问题的必要举措。」官方表示，成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有助于不断提升专业化审判能力和水平，满足相关司法需求，同时维护好快递小哥、网约工等各种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新型用工关系，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促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营造法製化营商环境。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沉同仙认为，劳动法庭将在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劳动法律法规完善以及劳动争议前瞻性研究等方面，为全国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

新京报发表社论表示，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法律思维不断强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置也变得越来越常态化、復杂化。不仅案件数量持续增加，新业态的出现，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纠纷调解处理等也给审判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此一背景下，设立专门的劳动法庭，无论是之于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还是推动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与劳资环境，同时，这是保护好新业态下的劳动者权益的内在要求，也是呵护新业态发展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设立劳动法庭，就是在此方面的积极响应。

新闻来源：

保障和谐劳动关系 全国首家劳动法庭在苏州揭牌 
全国首个！苏州劳动法庭助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全国首家劳动法庭设立，更好呵护劳动者权益 | 新京报社论：
09 卡车司机呼吁取缔货运平臺；货车平臺满帮集团被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卡车司机 

6月29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通过大范围调查对货车司机群体进行画像。报告显示，中国货车司机主要以大龄、低学历、农村户籍、男性群体为主，对年轻从业者吸引力显着减弱。

调查显示，目前货车司机的年龄集中在36-45岁之间，占被调查货车司机的48.7%；46岁以上货车司机占比为25.8%。35岁以下司机占比为25.5%，其中25岁以下司机仅为1.4%。货车司机疲劳驾驶仍然是普遍问题，82.4%的货车司机日均工作时长在8小时及以上，存在疲劳驾驶风险。同时，货车司机日常工作中，等待和停车等无效工作时长占比依然较大。

收入方面，大部分司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占比为57.5%。月收入1万以上的司机约占到三成。与较强的劳动付出相比，货车司机对收入水平不满意率达到62.9%，另有三成货车司机对目前的收入满意度一般，且其中56.6%的营运车辆目前还在偿还贷款中。

7月初，上市未满半月号称「数字货运第一股」的满帮集团遭遇了监管危机。7月5日上午，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宣布对「运满满」「货车帮」进行网络安全审查。公开资料显示，满帮是一家货运调度平臺，其前身是运满满、货车帮，其此前已曾因涉嫌侵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被约谈。

随后，7月中旬，交通运输部研究审议《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会议要求，要梳理分析如今道路货运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举措，加强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加快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7月份监管举动和政策会议引发货车司机热议。其中，「取缔货运平臺或管理好平臺」的呼声较高。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网搭建的货运APP层出不穷，很多平臺为吸引货源和运力，导致运价被压低，直接造成了货运市场的不良竞争。与此同时，「建议取消货运资格证」的呼声也居高不下，许多卡友认为：这都是因为办证、继续教育环节都存在收费环节，这个环节令相关部门有利可图。卡车司机反映最强烈的还有扣分製度，不管是12分，还是通过一定手段得到的20分，如果扣完，就意味着卡车司机无法再继续拉货，有的甚至被吊销驾照，这是他们养家煳口的工具，一次不小心违章了、违规了就丢掉工作，处罚明显过重。

新闻来源：

货车司机调查报告：仅17%司机受雇，对年轻人吸引力弱
满帮集团被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此前曾因涉嫌侵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被约谈
运价有望回升！交通部发文，坚决维护卡车司机权益！
取缔货运平臺呼声极高，交通部将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

职业学校的困境：从不被看见的职校生，到欠缺保障的劳动力

前不久，就读于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汽修女孩」古慧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读职校不是溷日子；与此同时，作为对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回应，不少新闻报道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职校为例，试图证明读职校也能拥抱美好未来。的确，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令人惊喜的现象将会在部分试点学校和试点专业涌现。

但另外一些故事依然在角落生长：今年6月，某地一所职校的17岁学生余某从深圳某电子厂宿舍六楼坠亡；去年9月，某地一所职校的16岁学生李某从昆山某工厂坠楼身亡。似乎只有在这样的暴烈瞬间，他们才是可见的。

这些事件看似矛盾，实则呈现出了职校的多重面貌。由于职业教育具备「经济」和「教育」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办学规模和资源配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体量，专业设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特征，而学生的实训和就业情况同样与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得最好，教育资源尤其是教育经费和固定资产充足；而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特别的，当我们深入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或农村职校，会发现「溷日子——成为廉价劳动力」确实是大多数职校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

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进入职校、成为职校学生、走出职校的道路极其漫长。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是从最后的瞬间出发、回溯，职校生的故事里也不只是那些暴烈的时刻，可能还有从家乡到广东、江苏工厂的漫长路途，有无聊的课程，有对家人的愧疚或怨恨。当然故事里会有痛苦、压榨和不堪，但它们真的不是一个个遥远的都市传说。

谁在念职校？
最近中考普职分流的政策引发了大量讨论，但这并非新政策。如果追溯中考的起源，会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区分」的功能。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后，越来越多人希望能够接受高中教育，但与此同时，市场改革正在进行，「教育体系如何为市场培养既受到训练又不『超出需要』的劳动者」成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背景下，中考製度被创立，用来把青年分为不同的类别，进入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轨道。国家为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定下了「5：5」的比例要求，而在实际分流中，这一比例维持在「6：4」左右。

根据2019年教育部统计公报，中国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率约为57.7%，这意味着超过四成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同一份数据表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89.5%，在校生合计3994万，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00万，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576.47万，成人高中在校生3.12万。也就是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占高中阶段全体学生的40%。与如此庞大的数量形成对比的是，在生活中，在媒体上，在学术杂誌上，我们很少看见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一项针对北京市1866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初中毕业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继续在各类学校学习，且就读职高比例远远高于就读普高比例。根据调查数据，同一区域内，薄弱初中普高升学率不足25%，普通初中在40%～50%左右，优质初中普高升学率可达70%以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不同初中的校际差异则更加悬殊。和优质初中相比，普通或薄弱初中汇集了那些更低阶层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也更有可能流入中等职业学校。

教育再生产理论提醒我们，进入怎样的学校，接受怎样的教育，获得怎样的成绩，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能力问题。的确，大多数职业学校学生都没有考上高中，但一切并非「中考失败」这么简单。首先，中考失败有很多个人层面以外的原因。其次，即使同样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可以花钱上私立高中，但是对于来自低阶层家庭的学生来说，一旦丢失了分数这张唯一可靠的入场券，就再没有金钱铺就的「大道」可以走。事实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系外的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受到户籍製度的限製，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没办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办普高。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回老家就读，要想留在城市，只能在职业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相对有限，职业教育可能是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与迷茫的农村学生
2020年8月至12月，我在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做田野。出于匿名的考虑，也因为这所学校地处江西省某座城市（后文简称为Q市）的郊区，我将它命名为「郊外学校」。从行政隶属的角度来看，郊外学校始终归Q市下属的县城（后文简称为Y县）教育部门管辖，所招收的学生也主要来自县城及县城下属的农村。学生家长的工作则以务农、打零工、工厂打工和做小生意为主。在翻阅学生学籍档案时，我发现还有一些学生来自省内其它城市或其它省份，老师告诉我，这些学生的父母大多在附近务工。

1998年左右，中国县城里的农村高中和职业高中达到顶峰，而随着县城城区内高中的扩张，其它普通农村高中和职业高中受到挤压，办学规模逐渐萎缩。Y县中等教育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Y县一中的建立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前，大多数学生在各自乡镇的高中接受教育；在此之后，学生们争相进入Y县一中就读，全县高中教育内部的等级性越发凸显，渐渐呈现出「Y县一中显着优于乡镇高中和郊外学校」的面貌，而这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择校行为，影响到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

「地方教育场域并非双重二元的，而是由上到下的四层结构，即「省会学校—地区级学校—县重点—县非重点」，且教育资源的向心过程并非简单地从一元流向另一元，区域间的流动逐层发生在省会、地级市、县之间，重点、非重点间的流动则主要发生在县一级。而且，逐层汲取的动力看似是市场的，其根本却是政策的或製度的。」（常井项，2019）教育资源的集中化，将大量低阶层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排除在系统之外。

「当重点与非重点间差距过大时，对学生而言，非重点学校就不再构成一种升学的有效『管道』，因此劣势区域希望进一步升学的学生面临着更强的竞争与系统性的排斥。这一排斥的根本原因是高中间的差距扩大，却最终体现在『初升高』阶段中。」（常井项，2019）中等教育资源的集中化促成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的格局，学校之间的力量对比影响了学生们的择校行为，甚至促使部分学生在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间选择了前者。

念职校，仅仅因为考不上普高吗？
「多挣钱」、「减轻家庭负担」、「早点工作」，这些话屡屡在聊天中被提起，不少学生怀揣着类似的愿望来到了职校。不论是担心自己会浪费三年普通高中的投资，还是想要提前就业早点挣钱，学生们都把家庭经济状况作为了重要的考量因素。

人们总是认为职校学生不如普高学生，不如大学生，觉得他们有各种恶习，甚至直接将他们称为「流氓」。学业成绩和道德素质，以一种诡异的方式被等同起来。然而，在田野里，我却多次被这些学生的善良、成熟和纯真所打动，我常常觉得，他们比当年同样16岁的我要懂事得多。

程勐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一书中，对「懂事」做了这样一番解释：懂事意味着爱，意味着对父母的理解，也意味着疼惜，还意味着自立和回馈。同样是想要自立，同样想要回馈，「读书的料」和「职校学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程勐所说的「『读书的料』的『懂事』是与『不懂事』交织的」：他们选择的是漫长的求学之路，将对父母的回馈锚定在了遥远的未来。我们同样可以尝试去理解职校学生的「懂事」：他们放弃学业，希望尽早进入社会，将「回馈」的时间拉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当然也有不少学生抱着升学的目的来到了职校。在我研究的「郊外学校」，所有准备升学的高三学生组成了「高考班」。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不少职校都提供升学服务。实际上，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确实可以参加高考，而且相比于普通高中的学生，他们升学的渠道更为多样， 「普通高校单独招生考试（简称单招）」、「高职、专科统一招生考试（俗称三校生高考）」、「3+2（学生在郊外学校学习三年后，直接转入省内一所高等职业学校，并在该校学习两年，毕业后拿到大专文凭）」都是可能的选项。虽然学生们大多只能升入本省内的大专，但试题更加简单，成功升学的概率也更高。对于那些学习成绩较差、对普通高考不抱信心的学生来说，职业学校的升学方式显得更有保障。可以说，职业教育是来自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更高学历的最可行办法。

总之，并非所有职校学生都是中考落榜者，有些学生考上了普通高中，但是却选择了职业教育，原因有很多——普高和大学教育的学费压力更大；念普高意味着承担三年以后考不上大学的风险；只有借助职业教育才能实现升学的梦想；家庭经济情况需要其尽快进入就业市场……学生们的择校理由很多时候是非常生活化的，例如，友情（结伴报名）、爱情、面子，这些都是学生及其家庭在择校时会考虑的因素。

固然，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阶层给他们带来了限製，所以他们只有有限的选择；但在有限的选择里，他们并非毫无想法，并非「完全是被迫的」。进入职校，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是综合考虑了家庭负担、个人成绩、未来职业的「最优解」。

身处职校，在缝隙中游走
学生们选择念职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些人抱着期待进入职校，但现实却往往残忍。

研究指出，中等职业学校规模盲目扩张，有生源就有收益，但是管理跟不上，而且技术课程内容不能很好适应就业需求，非技能教育也跟不上学生的特点和企业的需求，教学质量低。实际上，大多数学生的日常生活是：上课睡觉、打闹，下课照样睡觉、打闹，回到宿舍后玩手机、打游戏。而且，职校学生的退学率很高，他们出于各种理由选择离开：不想在学校花钱「溷日子」，认为学校教的东西没有用，厌倦了校园生活，想「溷社会」……在一条条逃逸线上，附着的是学生们对当下校园生活的不满和对校园以外的「社会」的想象。「溷」将学生们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了校园以外，他们想方设法地逃离被认为是「封闭」、「压迫」的学校空间。

对于学校来说，这些学生的存在让校园生活变得「危险」，对他们的严格管理是必要且重要的。

不同层次的学校重视不同的品质，学生们被培养成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相比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听话和服从，规训更加严格。封闭的围墙、门岗的设置、无处不在的监视、军训、宿舍评比、时间管理等，共同将「军事化管理」的宗旨发挥到了极致。教育系统把青年人顺利统合到劳动力大军中，塑造和强化阶级、性别身份，从而使学生到工作岗位能够顺利适应，使经济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得以永恒化。学生对教师的服从，对应的是工人对老板的服从。军事化管理下，学生们被要求成为听话的职校学生，从而成为听话的工人。

这种管理方式对许多家长很有吸引力。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学坏，于是寻找一个寄存的地方，将孩子寄存到18岁成年，在这个意义上，职校是一个类似于托儿所的存在。在家长眼里，封闭式管理就是「安全」的代名词，既然孩子学习成绩不行，那至少学校要把孩子管好，「不出事」，让他们「平稳度过这三年」。可以说，职业教育扮演了整合农村和城市闲散劳动力的角色，通过有组织的输出，避免「无业」带来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种「有组织的输出」并不一定能给学生们带来想象中的好工作。经由实习与就业，「成为职校学生」反而显露出了它愈发残酷的那一面。

廉价且无保障的劳动力
职校的学製一般是「2+1」，即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理论与实操，第三年去企业实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教育市场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职校逐渐成为一个输送劳动力的中介、一个市场主体，变成企业招工部门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它向企业不断输入学生劳动力来赚取企业的贊助；另一方面，它向学生收取各种费用以实现盈利。教育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是通过製度化的设定——「工学结合」相勾连的。「实习」作为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将职校、学生工和企业三者紧紧相连于商品化进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他们成为了廉价、弹性、无保障的劳动力。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六条，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安排学生在法定节假日实习，也不得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但实际上，学生们常常会被安排加班，节假日也没有休息。甚至在面试时，「是否能上夜班」成为了一个筛选标准。

学生们对于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普遍感到不适应，但是无力违背规定。不仅如此，学生工工资普遍低于普工，福利待遇也不如普工，在实习期间，他们可能还要向学校缴纳管理费，如中介费、交通费、安置费、管理费，而且不能拿助学金。被送往江苏一家电子厂实习的学生告诉我，第一个月，每小时工资只有13.5元，第二个月变成14.5元，后面加到16元，就没变过了。

根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三章第十二条，学生参加顶岗实习前，职业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应签订实习协议，协议文本由当事方各执一份。这一规定往往只是一纸空谈，很多职校学生没有签订协议，也没有见过校企合作协议书。实际上，学校常常和派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于派遣公司的抽成，学生们的实习工资大大缩水，五险一金等保障也几乎不可能落实。

如果探究用工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企业的用工需求在不断演变，它们以期在投入同样可变资本之下来实现更多的劳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厂大量使用易管理且灵巧的女工；后来，资本为了完成在内地的迅速扩张，修建超大型工厂，劳动力严重短缺，招工不只是针对女工，越来越多男工涌入；2000年后，中国加入WTO，沿海地区建立外向型工业园区，内地城镇化工业发展，都需要廉价而大量的劳动力，学生工问题也逐渐突出。从此，工厂开始无节製使用学生工，学生工使用率逐年增加。用未熟练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代替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少年儿童代替成年工：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就可以用同样的成本购买更多的劳动力。而且，虽然对企业来说，长期工可能更省钱，但是如果市场不稳定，企业就会倾向于不招募太多长期工，而是招临时工。2020年，受COVID-19影响，市场并不稳定，许多企业都在招临时工和学生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常常下意识将「学生工」与「工厂」、「製造业」相联系，但并非所有学生都会进入工厂实习与就业。近些年来，服务业的从业人口不断增加，踏入服务业领域的职校学生也越来越多。然而，不论是製造业还是服务业，可供中职毕业生选择的职业都属于低收入、低技术、依赖密集式人力生产的工种。工厂工作自然不必说，像如今十分常见的客服行业，实际上可被称为服务业里的流水线工作。职校毕业生依然沉淀在服务业的底端。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工人，他们的权益都没有得到教育法和劳动法的有效保护。通过大量使用学生工，企业降低了成本，减少了固定岗位的供给量，这实际上给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越来越多的短期、不固定的岗位，零散化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会越来越糟。

改变是可能的吗？
事情并非从来如此。至少在90年代初以前，「在中等职业学校就读」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学生们毕业以后也能够获得令人艳羡的工作。伴随着「阶级」话语的消逝和工人群体的落幕，作为「打工者后备军」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被认为是欠缺的；与此同时，在如阶梯般的教育系统内，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作为被筛出去的那一部分，作为主流之外的被污名者，同样时时刻刻面临着权力的捶打。说到底，职校学生的身份认同和国家的阶级结构有关——也许未来的职业不能完全决定他们当下的身份认同，但随着年级的升高，随着就业期限的逼近，他们终将在和社会短兵相接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的职业教育经历意味着什么、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如果说，「整个职业学校的教育市场（教育产业）仍然在哄骗他们，让他们以为那张文凭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那么，或许实习经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学生们或许依然保留着对文凭和教育体系的信任，但实习就业将使他们直面赤裸裸的现实。他们也许会发现，尽管接受了职业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他们与其他打工者并没有太大不同。

针对职业教育中涌现出的各种问题，一些机构或组织尝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实务学堂、HOPE学堂、青草公益和摘星学坊是其中的代表。

实务学堂是一个全日製、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为15-18岁农民工子女提供技能培训和全人教育。「培养珍贵的普通人」是学堂的愿景。HOPE学堂直接服务职校老师和职校学生，通过在职校内开办各种活动，帮助学生们成为自主、自立、自信的年轻人。青草公益长期关注教育资源薄弱青少年的成长，尤其聚焦于初升高这一重要节点，为学生们提供支持。近几年，它将目光投向「职业探索」，陪伴学生们探索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与路径。摘星学坊回应的同样是「职业教育的出路」这一问题，作为一所「培养设计师的体製外学校」，它试图探索职业教育的另一种可能。

如今，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职业教育，我们也期待更好的未来在对话、理解和行动中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要想推动改变的发生，从思想上破除「重普轻职」的观念，的确是重要的。但观念的偏见建基于实实在在的不平等之上，如果学生们无法在职校获得好的教育，无法在就业市场里实现好的就业，「重普轻职」的现状就不可能被改变。随着老一代农民工的老去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在不久的将来，职校学生很有可能成为打工者群体中的主力军。可以说，职校学生的境遇与整体劳动者的境遇息息相关，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要求我们对整体劳动者的权益予以更多关注，反之亦然。

最高法明确996严重违法、多公司倒闭大规模拖欠工资、多地快递频发停运罢工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录8月份核心新闻，涉及家政、快递、教培、保险、酒店、公车司机等行业，其中最高法明确「996」严重违反法律、多行业企业门店倒闭破产、快递频发罢工以及阿里巴巴职场性侵害等事件颇受关注。

01 中国是超时大国；最高法、人社部明确：「996」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996  #超时加班 

近年来，在一些企业「996」成为「常态」，在一些行业「白加黑」「5+2」成为一种「工作氛围」，劳动力市场普遍性的超时加班问题正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8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开发布《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第二批）》。两部门在其中一宗典型案例中明确：「996」（指「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製度应认定为无效。

在该典型案例中，张某于2020年6月入职某快递公司，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月工资为8000元，工作时间执行某快递公司规章製度相关规定。某快递公司规章製度规定，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张某后因拒绝加班而被开除。

两部门指出，本案中，某快递公司规章製度中「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能据此认定其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故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自2001年以来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从来不曾低于44小时。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20年11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6.9小时；按一年52周计算， 剔除11天法定节假日，那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是2365小时。横向对比，在经合组织（OECD）37个成员国中，年平均工作时间在美国是1779小时，日本是1644小时，德国则是1386小时。显然，中国劳动人口工作时间过长。

网友恰帕斯冬风电臺质疑上述最高法对于「996」表态的实际效用。其指出，1）针对超时过劳等劳动监察问题，目前司法和行政执法成效有限，在过往的实践中难以保障到劳动者的实际利益。2）在既往的媒体报道中极为关注互联网行业中的996现象，但996或者更严重的超时劳动则广泛存在于其他行业以及一线以外的城镇，劳动部门并非不清楚，但如今大张旗鼓宣布「996」违法，似乎还能看到「一点既往不咎的意思」，有「形象工程」之疑。3）当下宣布的996违法只是限定在劳动法承认的传统劳动关系里的，但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呢？「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70%以上的劳动者都不是劳动法承认受八小时工时保障的劳动关系，那宣布996违法意义大吗？」

新闻来源：

羊城晚报：最高法、人社部：「996」严重违反法律规定 
钛媒体：人社部、最高法明确了，「996工作製」属于违法 
豆瓣网友恰帕斯东风电臺
02 快递员罢工频发，人社部新政会令「价格（乱）战」迎来拐点吗？
#快递罢工  #价格(乱)战 

7-8月间，网上多个消息源曝出，山东烟臺、江苏苏州、陕西西安、重庆九龙坡、四川宜宾等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快递站点发生多起快递员罢工事件，原因包括快递公司滥罚款、欠发工资、站点老板和快递公司发生矛盾等等。同时，很多网友也在社交平臺上吐槽包裹物流停滞、快递员不派件等问题，很多人都听说或猜测所在地区快递站点发生了罢工。

过去一段时间，各地快递员因欠薪等原因频发零散罢工/停工，此起彼伏。以百世汇通为例。四川宜宾地区百世汇通于去年11月第一次停运罢工，而后在今年的2月又出现一次工人停工，直至今年7月第三次出现工人欠薪罢工，员工6月和7月连续两个月未能领到工资，区域负责人跑路联系不上，最后不得已停工。此外，百世汇通西安南郊六站亦拖欠多名快递员工资近半年，总金额接近30万元，经劳监大队投诉、工人协商半年多仍未有实质进展。

「青年骑手之家」微信贴文总结近期快递罢工不断的根源。其一是自去年以来的快递价格战，导致派件费不断下降，快递员工作量逐年持续上涨，但是单价却直线下滑，导致工作量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第二是猖狂而缺乏监管的罚款，罚款令快递员常常被罚成「负工资」状态，成为快递老板吸取血液、发财致富的「血池」。第三是以罚代管连带的投诉问题，快递员不怕投诉，做错事应该被投诉，但是无理投诉占了投诉总数的90%以上，造成了快递员长期的心理压力。

很明显，在快递行业长期「价格战」的背景下，对快递员的工资收入和生存压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日前（7.16），人社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有评论指，该新策或令快递业价格战迎来拐点。针对快递行业「价格战」，一些快递企业存在乱下指标、乱降派费、乱罚款、低价竞争等乱象。为保障快递员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收入，《意见》提出要製定派费核算指引、製定劳动定额、纠治差异化派费、遏製「以罚代管」等四个方面的举措。此外，国家邮政局已经指导中国快递协会在部分城市开展了末端派费核算试点，而浙江亦开始试点以义乌为核心重点整治价格战，规范末端派送，要求快递公司对服务价格明码标价，并按照快递服务标准提供服务，且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长期以来，快递员面临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工作量和收入不匹配、工伤认定难、社保福利待遇低、人员流动性大等种种问题。快递物流信息服务商「快递100」最新调研数据显示，全国约400万快递员中，近半数快递员没有与企业签订直接劳务合同或派遣合同；仅有14%系由所在企业或自己缴纳社保、五险一金。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统计，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超过5000元，月收入超过1万元的仅占1.3%。

新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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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安人寿员工自曝被迫下「自保件」273万，揭保险行业职场压榨和监管痼疾
#保险行业  #自保件

8月23日，中国平安员工实名举报公司业绩造假登上微博热搜。据举报人许英琼称，公司存在大量逼迫员工购买「自杀保单」的现象，她本人被迫使购买「自杀保单」19件，合计273万元保费。与此同时，被称为「平安人寿重庆一姐」的段前碧也自曝购买「自杀保单」1480万元。

所谓「自杀保单」，也称「自保件」，是指在职销售人员为完成业绩考核，将自己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保险合同。今年5月，为了要回已缴纳的170万保费，许英琼向重庆市银保监局举报了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并在抖音发布实名举报视频，将平安人寿推上风口浪尖。根据许英琼的举报内容，平安人寿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在任职期间，有着逼迫员工购买「自杀」保单、处罚未完成业绩的员工，以及违规收取外勤人员培训费用等行为。

8月23日晚间，平安人寿对此事件进行回应，称公司高度重视网传代理人举报内容，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目前正在进行核查，并积极和当事人进行沟通。

事实上，「自保件」一直以来都是保险行业顽疾，业内甚至流传着 「招代理人就是招客户」的说法。「自保件」虽然是员工亲自签名确认，但在管理层面的暗示、默许、诱导甚至强压之下，为了考核、晋升等指标，员工也不得不签下，将自身被迫成了业务指标。资深保险经纪人廖述誌认为，有部分保险机构对代理人考核要求过高，导致自保件或互保件数量过多，也容易发生退保。

对于这行业痼疾，目前始有监管开始关注。今年4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人身保险市场乱象治理专项工作的通知》，特别提到「是否存在强迫从业人员购买保险，通过即买即卖、即买即借、循环投保虚增保费并套取费用」，以及「对信访投诉、自保件、极短期退保率、营销员业务品质等是否持续跟踪分析、进行风险评估。」今年8月，北京银保监局印发《关于规范销售人员自保件和互保件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禁止强迫或者诱使销售人员为达成业务考核指标而购买保险。

有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反映，近期已有多家保险公司在对自保件和互保件进行管控。比如，自保件/互保件不计入新人转正，不计入个人、团队晋升与维持考核；奖励方案等也将剔除自保件/互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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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疫情下多公司门店倒闭破产，大规模拖欠员工薪资
#疫情  #拖欠工资/讨薪 

8月26日晚，广州饼屋品牌「东海堂饼屋」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歇业公告》，称公司生产经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遭遇了严重经营困难，从而导致公司现无资金进行正常工资发放，并决定将于8月26日起正式歇业。然而，东海堂工厂员工反映工厂在没有任何公告或通知的情况下拖欠员工的工资。「2020年6月开始出现拖欠奖金的情况，今年6月起基本工资也未发放。」有员工私下统计，目前被拖欠工资的或有上百人，每人被欠工资1万到3万元不等。

7-8月份有新闻报道，专业生鲜食材供应链同城配送的电商平臺「宝能生鲜」败走西安，25家店铺全关门。与此同时，仓库、供应商与宝能生鲜之间的纠纷也开始显现，西安宝能生鲜上百名员工及管理人员面临裁员、欠薪等问题。7月初，西安公司提出7月15日以前关闭所有店铺并让每名员工签署《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和《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但截至8月中，员工表示工资已经停发拖欠两个月。

西安宝能集团经营不善导致的劳资纠纷并非个例。此前4月，山东商报曾报道称，济南宝能生鲜全部闭店；7月4日，江西电视臺曾报道称，南昌宝能生鲜拖欠部分供应商货款和员工工资。今年7月，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亦有多人反映宝能集团下辖宝能（西安）汽车研究院拖欠工资、公积金及社保等纠纷问题。

此外，作为史上最严」双减」政策近期落地实施致教培行业大地震，多家培训机构暴雷或破产引发劳资纠纷。8月初，在长春市有 14 家连锁店的韦思蔚莱英语突然传出拖欠员工工资，现已关门停业的消息。一时间，众多的学员家长都纷纷找到了学校，要求退费。此前，因为疫情原因，学校在 8 月初就通知停课了，原计划 8 月 17 号恢復上课，但后续传来了学校停课、老师欠薪的消息。家长和教师呼吁共同维权，组建了上千人的维权群，据统计多方损失金额高达1000万元。韦思蔚莱老师反映，培训学校从七月份开始工资至今未发放，迄今也联系不上校方的高层领导。

8月12日，多家媒体报道称，主打成人英语培训的华尔街英语将宣布破产，据称受疫情和政策等多方面原因影响。多位华尔街英语员工证实，公司已经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已有大批员工离职。公司告知，如果不离职，7月份社保就不缴了。不少员工称，为了社保不断缴，现在只能被迫提出辞职。而就在公司面临破产消息传出的当天上午，有员工还在因为拖欠工资，申请劳动仲裁。多数员工表示，「一旦公司破产，不知道能否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把工资讨回来。」

多家华尔街英语门店人去楼空，全国各地陆续有学员发起退费维权。截至8月14日12时，有6000多名学员参与登记损失，其中，52%的学员通过银行或金融平臺贷款方式支付学费，合同金额超过4.8亿元。仅广州就起码有68名用户的合同金额超过10万元，最高一笔金额61万余元；合同最晚到期的时间是2028年5月。涉及放贷给华尔街英语学员的消费金融公司招联金融称会切实保护用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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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中国饭店2020发展报告》发布，基层与管理薪酬冷暖不均，疫情下或会加剧酒店灵活用工模式
#酒店基层员工  #灵活用工 

7月，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联合携程等发布《中国饭店2020发展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72家饭店集团共计管理客房近398万间，以经济性客房为主（38.3%）。2020年累计关闭饭店2398家，其中97.3%为有限服务饭店，从饭店的档次来看，71.3%关闭的饭店为经济型。2020年与2019年相比，2020年经济型饭店关店下降10%，而中端型饭店关店占比上升约12%。但大幅裁员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超过90%的饭店离职员工离职的方式主要是主动辞职，只有2.9%的员工是因为裁员而离职。

2020年各档次品牌饭店基层员工的离职率均超过了20%，其中豪华型饭店基层员工离职率更是高达26.9%，中高层管理者离职率在10%以下。基层员工如此高的离职率背后是管理与基层员工间极端的薪酬差异和不均。数据显示，豪华型、高端型、中端型及经济型饭店总经理年薪分别为：59万、36万、22.9万以及17.8万，而不同档次间饭店基层员工层面的收入则相差无几，豪华型饭店基层员工收入人均是5.4万，经济型是4.1万。

然而对比往年数据来看，不同类型酒店总经理的薪酬2020年均呈现微涨，但反而基层员工的薪酬骤降。这成为2020年饭店集团员工薪酬的一个突出特点。

2020至今年的疫情打击，或将进一步加速酒店采用灵活用工的运营模式。在酒店行业的灵活用工其实并不新鲜，但基于对疫情发展前景的不确定，开始有不少酒店选择停止自主招聘长期员工，来减少时间与资金成本的投入。多家酒店灵活用工平臺人士表示，目前部分高星酒店、会议型酒店，长期聘用员工甚至只能维持在满房需求人力的50%左右，以应对日常经营；当出现商旅、会议高峰时期，就从灵活用工平臺来寻找人力弥补用工缺口。酒店方认为，通过互联网平臺实现客房清洁人员和酒店方需求的按需分配，解决了酒店行业招工难、用工荒、淡旺季用工需求差别大等问题。但相应地，这必然也会继续加大未来酒店基层员工与管理的薪酬差距，基层处境未必能够随着疫情经济復苏而改善。

新闻来源：

復盘《中国饭店2020发展报告》，我们发现了几个趋势 
酒店灵活用工：蜜饯还是毒药？
06 阿里巴巴女员工被职场性侵害；贵州国臺酒业领导劝疑被性侵员工撤案
#职场性侵害  #权力关系 

8月7日晚间，一则关于「阿里巴巴女员工被侵害」的消息引爆舆论。一位任职于阿里淘鲜达业务的女员工发表长文表示，自己曾在开拓济南华联超市时，遭遇济南华联超市商户领导猥亵，直属领导默许该行为，并在散场后疑似对自己性侵。网络资料提及，自8月2日起，该受害员工向公司反映情况，但在向HR、业务总监乃至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老鼎）等人反馈无果后，曾无奈在食堂发传单寻求帮助，并将自己的经历公布至网上。

对此，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女员工被侵犯」的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永和和HRG徐昆引咎辞职，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记过处分，涉嫌男员工被辞退，永不录用，其是否存在违法行为，警方正在调查取证。8月25日，济南市槐荫区检察院表示，已依法对涉嫌强製猥亵的犯罪嫌疑人张某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王某则正在审查中。

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推动反性骚扰的机製化工作进展。公关信息提到，在强化组织保障方面，阿里成立了工作环境委员会，作为反性骚扰在内的工作环境相关事项的处理决策机构，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委员会下设独立工作团队（AID团队），负责就员工涉及性骚扰和性侵犯领域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目前已开设举报邮箱和紧急援助热线。在製度层面，阿里将修订此前的《阿里巴巴集团商业行为准则》，完善反性骚扰、反性侵的相关内容，强化对性骚扰零容忍。上述举措具体成效仍有待公众检验。

与此同时，8月11日网传贵州国臺酒业领导劝疑被性侵员工撤案。贵州国臺酒业销售有限公司离职员工莫女士（化名）反映，她参加公司聚会酒后被同事性侵，并随后报案。目前，该同事龙某已经被依法逮捕。近日莫女士对媒体表示，直属领导李某曾表示希望她撤案，同事则劝说她得饶人处且饶人。

性侵报警事件之后，公司以未达成业绩目标为由将其解聘。贵州国臺酒业回应称，莫女士被辞退与其性侵维权无关。「公司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来处理这个事情，最终是分管的刘总杨总罚款，我降职。这是人力部门的处理意见。」，当事人还表示，公司将自己私人电话号码给到了施暴者家属，随后一直遭到施暴者家属的电话和短信轰炸；而自己于7月30日结束试用期后，本已获得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同意转正意见，但后续莫女士又突然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此事件暂未有新进展。

新闻来源：

「阿里女员工被侵犯」事件新进展：涉事嫌疑人张某已被批捕  
贵州国臺酒业离职女员工自称被同事性侵：直属领导李某曾表示希望她撤案 
07 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2011年第189号家政工人公约十周年报告
#家政工 #国际劳工组织 

在第189号《关于家庭工人体面劳动的公约》通过十周年之际，国际劳工组织于今年6月发布了有关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最新报告《让家政工体面劳动成为现实》 。报告显示，自公约通过以来，有关家政工人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然而，对大多数家政工人来说，仍未实现体面劳动。全世界至少有 7560 万人在或为私人家庭从事这项重要工作。报告显示：

法律保障方面：自2010 年以来，法律政策对家政工人的复盖面扩大，完全被排除在劳动法律法规范围以外的家政工人减少了 16.3 %。只有 8.3% 的被审查国家将家政工人完全排除在法律之外，其中大多数集中在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工作时间和报酬：至 2020 年，约有 28% 的国家没有限製每周正常工作时间，14% 的国家没有规定每周休息的合法权利，11% 的国家没有规定带薪年假权；在1/3接受审查的国家中，家政工人要么无法享有平等的最低工资权利（9.3%），要么完全没有最低工资待遇（22.2%）。整体上看，大约有 4100 万家政工人不适用最低工资规定。

社会保障方面：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家政工人享有至少一项法定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复盖面因保障项目而异，但享有所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家政工人只占 6%，46.5%的人无法享有法定产假，还有47.6% 的人不享有生育津贴。

家政工人实际的工作条件方面：与其他受雇者相比，家政工人的工作不太可能在每周正常工作时间的范围内，工作时间很可能过短或过长。在全球层面，他们的收入是其他受雇者月平均工资的 56.4%。住家家政工和移民家政工特别可能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家政工人普遍面临化学、人体工程学、身体、社会心理和生物危害，尤其更可能遭遇暴力和骚扰。

报告数据指出，每10位家政工人中，就有8人处于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的家政工平均收入仅为正式雇员月工资的 37.6%，报告尤其强调了非正规就业和新冠疫情对家政工人脆弱性的影响。报告总结，当下全球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缺失是源于执法上的落差和立法上的差距共同造成的，完善法律的迫切性优先级更高。

新闻来源：

ILO. (2021). Making Decent Work A Reality to Domestic Worker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en yea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Domestic Workers Convention, 2011 (No. 189).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致力实现家政工人体面劳动：ILO 2011年第189号家政工人公约十周年报告︱社论前沿 
08 「给雇佣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减税」，税务局回应正在积极研究
#女工 #性别就业歧视

能否给予雇佣女职工数量较多的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或者补贴等优惠政策？及「将0至3岁托育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畴，对于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负担、促进民生保障具有积极作用。」？

2021年7月，针对上述网友建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在官网上公开的建议答復中表示，在继续落实好现有相关税收支持政策的基础上，围绕更好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合理减轻企业用工成本，该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密切协作，统筹考虑政策可操作性、不同企业间的税收公平等方面因素，积极研究相关储备政策措施。其指出，现行税收政策对支持企业吸纳女性就业已作出一定安排，比如对育龄女性产假工资支出、职工福利费、生育津贴、产假替代用工支出等相关成本费用，用工企业可以按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将会同财政部积极研究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托育费用个人所得税抵扣问题予以充分考虑。

据查，2019年8月，人社部曾在答復「给予女职工集中企业退税或者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同样问题中提到，企业招工是以其工作岗位需要和应聘者工作技能、职业素养决定的，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企业职工性别比例差异较大，若以女职工数量作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在公平性和可操作性上均较难把握。

对此，有网友留言：针对税务局的回復，未来此政策若真可落实，应当可以解决一定程度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只可是为什么政府用词还是这么老——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呢？

新闻来源：

税务总局回应「给雇佣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减税」：积极研究储备政策 
09  哈尔滨一公车司机与乘客发生争执后激动逆行冲至桥栏；柳州、西安等城市始关注公车司机身心健康
#公车司机  #身心健康 

8月17日，黑龙江哈尔滨一公交车上，司机与乘客发生争执后驾车开始逆行飙车，冲上人行道桥栏处停车，并扬言「不玩了，我也不活了」。据悉，有乘客与司机发生争执，导致司机情绪激动，随后扬言要拉着一车的乘客「同归于尽」，与司机发生争执的男子意识到危险后一直劝对方不要生气，「我给你道歉」等安抚司机情绪的言语，而公交车司机喊道「都是你们玩的」。而后司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期间无乘客受伤。

此事再次令人关注公车司机的身心健康问题。公交司机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交通安全，长时间驾驶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病痛，道路通行环境的压力、高强度工作量的压力、观念冲突的压力和生存压力缺乏排泄渠道容易引发其心理障碍。在各个行业中，司机属于高风险、高劳动强度的一种职业，统计显示，超过50%的驾驶员因劳累、压力而产生心理问题，司机心理障碍的发生率达59.8%，而公交司机的心理障碍发生率高达80%，给安全营运带来隐患。但纵观全国各地政策，对公车司机身心健康关注甚少。

7月底，广西柳州市政协十二届六次会议，有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关爱我市公交驾驶员身心健康，加强后备队伍建设管理」的第040号提案，指出公交驾驶员流动性大、大客驾驶员招收难、公交驾驶员社会地位普遍较低，造成公交驾驶员阶段性配置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相关政协委员提出建议：1）公交公司应实施驾驶员关爱製度。定期身体检，针对新入职驾驶员，须提供一份涵盖血压、血糖、血液、肝肾功能指标的详细的个人体检报告；做好司机大病医疗互助保障工作，为在职职工购买医疗互助保险；增设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等。2）切实减轻司机工作负担，逐年开通夜班线路，驾驶员部分实行「双班工作製」，令驾驶员工作时间控製在8小时左右；适当延长每班歇档时间5-10分钟，创造更多休息时间；优化调整线路，减少无效班次。3）製定和完善相关考核、奖惩製度。4）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待遇。

陕西政协网站报道，8月份，省九三学社召开提案办理工作座谈会，邀请省人社厅、省交通运输厅、西安市交通运输局和西安公交集团，着重讨论「关爱公车驾驶员」提案。数据显示，陕西省在岗公交驾驶员40-50岁患腰椎颈椎病的占41.4%，患高血压、高血脂的占30.84%，患心脏病的占14%，患其他疾病（胃病、肝病、咽喉疾病等）的占36.67%，患职业病、心理疾病者也在逐年增长。究其原因，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对危险驾驶行为处罚重等，是造成驾驶员身心压力大的重要因素。其中，西安夜间公交占比位居全国首位。

该提案建议公交安全管理部门，要强化对从业人员身体健康状态的全程监测；鼓励有条件的地市政府设立公交驾驶员扶持基金，积极引导企业采取为公交驾驶员购买第三方意外人身保险等方式，切实关爱公交驾驶员；完善公交驾驶员住房、健康医疗、子女入学等保障措施，建立职业健康档案，加大财政对工资增长机製、技能提升补贴等方面的投入力度，推行特殊岗位津贴製度等多元化分配形式，多措并举提高公交驾驶员福利待遇。陕西省委亦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公交公司）在当年工资总额预算基础上，结合企业经济效益最高可上浮10%，用于提高一线职工待遇。

新闻来源：

刑拘！公交司机与乘客发生争执，飙车欲与乘客「同归于尽」：我也不活了 
这件提案，「守护」全省辛勤的公交驾驶员！
重视公交司机身心健康刻不容缓! ——我市党委政府就市政协相关提案开展现场调研

平臺用工的劳权保障新政策：进步与挑战

2021年7月2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7部委，发出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文称为「总体指导意见」）[1]，就新的经济形态下的劳动用工，尤其是针对广泛讨论的互联网平臺用工製定了一系列规定。根据目前已经发布的意见文本来看，该意见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对于新业态就业的总体指导方向。本文将系统梳理目前已经出臺的主要新策，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同时结合中国的劳动权益的整体情况和问题，讨论目前出臺的总体政策方向及其中的进步之处和未来可能的挑战。

总体指导意见在平臺用工劳动权益保障上的突破
在该总体指导意见出臺以前，有少数地方政府也製定过相关的地方政策指引，但这些政策在调整劳动权益上相当谨慎温和。总体而言，平臺用工中的劳动者权益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处于无规则无监管的状态。例如，2019年，成都市政府出过《关于促进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试行实施意见》，浙江省的人社部门出过《关于优化新业态劳动用工服务的指导意见》，在上述这些具体的政策里，通常只是套用现有的灵活用工实践体系对平臺用工进行了分类，支持平臺企业按照现有的劳动法律和政策落实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谨慎地不触碰平臺用工体系中復杂的劳动关系认定等问题。

而总体指导意见则往前走了一步，触及了几个更核心的问题。首先是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上，细分了三个类别，即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依托平臺的自由职业。三个分类中的第二类，即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企业也需要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虽然在劳动关系认定上总体问题很大（下文会详述），但多了书面协议的这一程序，根据总体指导意见的指引，假如书面协议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之下能将基本的劳动权益写入进去，且在实践上能够出一些比较好的例子并推广，较之以前完全没有协议和监管则是一个小的进步。但如果没有很好的实践推动，也可能沦为纸面工作。

其次是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上，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臺均需要提供最为基础的劳动保障支持，较之过往实践是一个进步。其中的亮点是平臺要承担安全卫生管理的责任，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减少职业安全事故和工伤职业病发生。如果这条意见能够落实，平臺就无法从职业安全的责任里完全脱身开来。目前，最典型的劳动事故频发的平臺是送餐平臺，例如美团采用的是强製性地从骑手的收入里扣减以缴纳商业意外保险的方式，发生交通意外后由商业公司理赔，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因合约条款并不予以理赔或手续復杂而难以成功理赔，因此骑手、平臺、第三方代理商及保险公司多方产生了很多纠纷和冲突。

根据人社部门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平臺用工的职业伤害保障是社会保险的定位，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多种保障共存，它们已经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在发言里，人社部门并未明确提及平臺企业工伤保险的成本谁来承担，但根据过往的实践分析，工伤保险的成本一般主要由企业和政府协调承担。从政策製定和执行的来看，人社部门有相关的经验，如在处理建筑行业的不规范用工及工伤频发的冲突时，人社部门製定了专门的建筑业工伤保险政策，强製建筑企业先给整个项目缴纳工伤保险，然后才能开工建设[2]。这一经验在处理平臺用工时有可借鉴之处。

最后是专门针对互联网平臺特性的劳动相关製度有了要求，如计价製度、抽成比例、奖惩製度等等。重点有两点，一是製定过程需要有平臺以外的工会及劳动者代表参与，需要公开公示；二是需要有申诉机製。这一点的进步之处在于，平臺企业涉及劳动者权益的核心製度不能再是黑匣子，而是需要对外公开。这算是对「困在系统」一文所揭露的平臺算法霸权和单价不透明等问题的直接政策回应，当然这是极为艰巨且关键的一项提议，这其中的挑战将在下文里进一步阐述。

平臺用工劳动保障政策面临的四大挑战
相较于过往的平臺用工实践来看，这一总体指导意见触及了一些核心的劳动者权益问题，并确立了后续权益工作的基本方向，较之过往的确是前迈了一步。但是，政策背后同样隐藏着重要的困境和障碍，下文将重点阐述上述政策可能面临的四大挑战。 

首先，为来自劳动关系认定上的挑战，该指导意见倡导平臺用工的三分类并允许多样的灵活用工方式，这可能给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实践中带来不确定性和实际困难。指导意见将平臺用工进行三分类，其中，第一个分类为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指导意见明确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但并未对其中多样的灵活用工方式进行限製，如派遣用工、外包工等雇佣模式，平臺通过这些灵活用工的方式，依旧可以规避劳动用工责任、提高劳动者维权成本，以降低用工成本。目前的平臺用工实践里，有一类劳动者是争议较少、属于符合劳动关系的从业者，典型的如外卖平臺上的」专送」用工，通常是由代理商（承包商）从美团代理（承包）一定区域内的订单配送业务，代理商招募骑手，并且安排骑手的订单配送业务。骑手通常是全职从事配送，服从代理商的直接管理。

目前在这种争议较小的劳动实践里，部分代理商可能是与骑手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作为骑手的直接雇主，但是也有大量的代理商引入了灵活用工形式——由第三方的劳务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或「假外包真派遣」的形式）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带来了大量的权益受损的问题：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的形式规避责任、用更低的工资、更低的劳动保护标准来获得几乎相同的劳动力和生产力。在出现纠纷的情况下，常常出现多方扯皮的情况[3]。在2014年，人社部门製定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製约用工单位无限製地使用派遣工，规定派遣工不能超过总用工人数的10%[4]。在这一规定出臺以后，用工单位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迂回地采取了「外包工」的方式来继续实践灵活用工，被称为「假外包真派遣」。

在外包用工出现劳动纠纷的情况，劳动者通常只能通过仲裁和法院诉讼的救济路径，来确定与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时间和金钱成本非常高。总之，在目前的劳动实践里，即便在符合订立劳动关系的用工情形下，平臺及相关的代理商（承包商）依旧可以用多种灵活方式来降低成本和规避责任。在这些多样、灵活的用工模式下，劳动者维权成本很高。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判定劳动者属于符合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还是依托平臺的自由职业，这个问题涉及的很多内核问题并没有讨论和解决。如何认定劳动关系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列举分类能解决的问题，在平臺劳动关系认定的争议里，法律方向的学者讨论过不同国家「二分法」或「三分法」体製下劳动关系认定，如英国前段时间最高院判决的优步司机属于workers（工作者）, 则是劳动关系三分法下介于employee（雇员）和self-employed （自雇）[5]的一种劳动关系，平臺需要保障劳动者基本的劳动权益，但是不用付全责。而在劳动关系二分法国家里，如美国和中国，劳动者要么属于雇员，要么属于自由职业，认定起来争议也很大。这一政策（并不是法律），似乎借鉴了三分法的分类，引入了」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这一类别。

笔者并不是法律专业，因此不做法律上的分析[6]。但在劳动关系认定的相关争议里，涉及到一些比较核心的问题，在这个指导意见里完全没有涉及。比如劳动关系的认定按照劳动时间来进行吗？因为平臺用工的灵活性，按照传统的劳动时间来认定存在的问题很多。还是按照劳动者对平臺的依赖程度和从属关系呢？这种依赖程度又该怎么界定呢？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平臺用工里又进一步被灵活用工的多种形式復杂化。在这种法律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劳动关系分类从实践上来看，指导性有限、操作难度依旧很大。需要分出个清清楚楚来，只能走司法路径，对劳动者来说成本很高，且各地法院的判决标准并没有统一。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推动不止于劳动关系的劳动权益问题的完善和落实，如最低工资、休息、劳动条件、工伤等。这一指导意见的进步之处在于明确了原则上需要保障，但是保障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机製保障、劳动者能多大程度上从这些保障中收益，这些问题都还待探索。在这一部分，总体指导意见首先提出了平臺用工的工资和工时问题，平臺用工适用最低工资製度和工资支付製度，这一项涵盖「提供正常劳动的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是一个含煳的概念，有较大的执行不确定性，跟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类似，如果没有清晰的操作指引，需要这个製度的劳动者（对于大多数超时工作的平臺工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并不会低于城市最低工资，但是在生病状态或疫情状态呢？），在需要这个製度的时候，可能面临身份认定困难的问题。且意见指出，政府部委需「引导企业建立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製，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而近几年随着平臺企业垄断性和同质性加强，很多平臺给劳动者的单价一直在下降，导致劳动者收入持续下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该如何实现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显然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且平臺工人的工作模式差异很大，就目前的来看，目标很吸引人，但实现路径并不清楚。

该政策对休息製度的意见则是，需要有休息製度且节假日需要支付更高工资。节假日支付更高工资大概率会受劳动者欢迎，此前送餐平臺在春节等节日设置了「节日跑满单奖励」之类的补贴，节假日更高工资与「补贴」有根本性质区别，但该指导意见并未参照《劳动法》列出「更高工资」的指导倍数，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落实。而休息製度中，目前平臺用工企业大都采取的是计件工资製度，按订单支付，劳动者多劳多得，平臺不设置劳动时间上限。如果要製定工时相关製度，很多平臺企业可能会通过申请不定时工作製来实现。

目前部分平臺工人是通过超长的工作时间和极少的休息时间来达到相对高收入的状态（如笔者的一位骑手朋友，每天工作13-16个小时，每个月休息1天，通常分2个半天休，月收入在前两年月能达到12000，在单价下降后目前收入是8000-10000左右），如果平臺企业严格执行休息製度，即使是不定时工作製，很多平臺工人的工作时间都会超过限製。对于部分工人来说，假如被削减工作时间，而单价维持不变，意味着收入大幅下滑。以上提及状况大都是猜测，但可以预见，休息製度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会很多。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如前所述，该指导意见的进步之处在于明确了平臺有责任和义务督促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障，但是政策建议「参与」的主要方向却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形式，给企业划分的责任是」引导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从人之常情来说，人人都想有社会保障，但社会保险的推行不只是参保人意愿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的缴费责任划分。我国的职工社会保险的缴费责任划分是，企业占大头，个人占小头，政府补充。而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在不同城市可能政府补充的部分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都是个人缴费占绝大多数。对于平臺用工的社会保险缴纳，如果企业依旧没有为劳动者（部分）缴纳的责任，只有引导责任，劳动者面临的状况跟目前可能差异不大，都是完全自己掏钱。即使部分城市政策放开平臺用工缴纳灵活就业社保的资格，这笔经济账劳动者心理还是要反復权衡的，该政策未必能实现平臺工人获得社会保障的目标。

第四个挑战是平臺企业与劳动权益相关机製製定和公开。指导意见要求企业在製定机製过程中「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将结果公示并告知劳动者。工会或劳动者代表提出协商要求的，企业应当积极响应，并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在这几年平臺企业快速发展，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后，主要平臺企业尝试过建立一些对外咨询和沟通的途径，如滴滴在2018年的女孩乘顺风车遇害事件后[7]，筹建过安全监督顾问委员会，主要邀请专家加入[8]。而美团在2020年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9]带出广泛讨论后，推出过「同舟计划」，召开骑手恳谈会，并且招募骑手作为「产品体验官」来改进系统中的部分问题[10]。这些计划的成效如何还有待第三方的研究来评估。

这两个例子里面涉及的改进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滴滴的安全措施，美团的骑手的工作体验、奖惩製度等，而该指导意见涉及的劳动权益问题更加系统，订单分配、单价、抽成比例等都是真金白银的问题。以上两个例子中，企业设立对外咨询途径的动力都是企业面临严重的声誉危机，希望能够透过一定程度的对外参与，快速做一些公关性改进并挽回声誉，是紧急且相对短期的措施，而指导意见是针对系统性的问题提出的长期机製建设，要求让平臺企业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并公开其核心的算法规则，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执行中挑战却很大。

在政府的指导下，製度本身建起来可能并不难。但是一个涉及真金白银的利益博弈机製，製度的外壳并不能保证结果，其核心是利益博弈的参与方有能力、有持续动力参与博弈，且参与利益博弈的代表能够真实地代表他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博弈的结果才可能能被多方所接受从而真实地减少更严重的冲突和纠纷。从平臺企业来说，他们的动力和能力都不成问题，且平臺企业的利益高度集中，不存在代表性的问题。而劳动者一方则问题很多。工会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从工会的反应措施来看，它们希望积极的发展新业态工人入会[11]，且积极参与劳动权益有关问题的协商。且相较于分散的製造业，平臺用工的资方高度集中，劳动机製在全国都大同小异，这对于利益协商的劳方来说有利有弊，利在于针对性很强，能够实现关键突破就能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有大范围影响力，而弊端在于，这个突破涉及企业的大范围核心利润问题，突破并不容易。

面对在涉及企业核心利益的博弈中，工会有持续动力为平臺工人争取权益吗？而平臺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可工会参与协商后的结果？另一个可能的参与者是劳动者代表，但是总体而言，我们劳动者代表的形成机製在工会内和工会外都并不畅通。劳动者代表怎么来？平臺工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可不知道是谁的「劳动者代表」参与协商后的结果？这个机製想要真正发挥它稳定劳动关系的作用，作为主体的平臺劳动者是否认可协商后的结果至关重要，而这也是该机製最为核心的挑战。  

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的政策框架
从中国的法律政策体系来看，这一指导意见属于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规。在劳动领域，典型的法律如《劳动合同法》，典型的法规如人力资源部门颁布的部门法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一般来说，法律法规有强製性，具有清楚的处罚规定和执法部门，而这一指导意见属于国家部委针对相关工作进行方向性指导的」意见「，是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指引，无法律强製性。

从政策级别来看，该指导意见为多部门联合发布的意见，这种多部门联合政策，一般需要在国务院的协调统筹之下製定，属于较高级别的政策。而从政策的详细文本和涉及的7个部委的职能来看，政策出臺时已经有较为清晰的分工和协调内容。根据各部委的机构设置和过往职责分析该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为最主要的部门，涉及新业态就业保障部分中的劳动条件的相关製定，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职业安全等内容；根据人社部门的机构设置，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而除医保以外的社会保障职能也经由人社部门处理，包括工伤保险。而医保局则涉及社会保障中的医保部分。几个综合性的部委职能分工如下：发改委通常来说负责综合调控；应急部负责平臺企业生产中的安全监管及处理应急事故；（市场监管总局是最近大热的反垄断部门，但是该政策中并无任何涉及反垄断的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是作为重点平臺企业的主管部门出现在该意见里，市场监管总局主要管理送餐平臺，交通运输部门主要管理涉及交通的平臺，如滴滴和货拉拉；最高人民法院涉及与平臺就业相关的诉讼、调解和法律判决；而全国总工会则负责新业态就业人员入工会、参与平臺算法、劳动条件等机製的协商、同时提供相关职工服务。

对各部门详细分工的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的政策内容在执行层面可能的重点和难点，比如有了对应业务主管部门的平臺很快会有具体监管动向，而没有清晰主管部门的平臺通常落实步伐缓慢。监管送餐平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总体指导意见出臺后5天，于7月26日就联合六部门出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臺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8月18日，负责打车平臺（如滴滴）和货运平臺（如货拉拉）的交通监管部门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明确提出会尽快出臺实施意见，要求」网约车平臺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这与总体指导意见的方向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业务主管部门参与劳动权益保护既有优势也有挑战。业务主管部门不止总体监管行业发展相关问题，也关注劳动权益保护。优势是业务主管部门参与劳动保护，对平臺来说是相对强有力的约束，主管部门可用的政策约束工具更多，如交通部门同时管理网约车平臺的经营许可、网约车驾驶员证、车辆运输证的发放和监督；而市场监督管理局则同时处理反垄断问题。挑战则是总体监管行业发展的业务主管部门常常有多项监管目标，劳动者权益保护未必是其首要目标。假如在某个阶段行业发展与劳动保护相冲突时，劳动权益可能被置于次要地位。

结语
在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路径，自上而下的路径通常是政府和国家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力，推动变化的发生；而自下而上的路径通常是社会问题涉及的人群提出问题、并通过各种方法让问题的利益相关方正视问题，然后推动问题的解决。这两个路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常常会相互影响，且能够协同作用。比如在平臺用工的劳动者权益保障缺位问题上，这个问题首先是在平臺劳动者群体里爆发出来，然后学者、媒体人、及普通公众推动了问题的讨论，最后政府通过社会政策介入来推动问题的改善。

在政策製定以后，政府有自上而下的实施路径，一层层推动、一层层落实。但是政策能否成功执行、达到政策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发布即可落实，而取决于内外部的条件、资源、利益关系的处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反馈和互动同样重要，是政策往前推动重要的支持性力量。在平臺用工的劳动者权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劳动者并不是一个被动卷入的「被保护对象」，他们本身有切实的利益和诉求，政策製定和执行中劳动者的参与和认可非常重要。而这正是这一系列政策的推动和执行过程中很大的挑战来源。

「双减」政策致教培机构倒闭潮，6成职校生毕业后不愿当「蓝领」，北京环球影城一线员工月薪到手3500元

导言：「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9-10月份核心新闻。今年下半年，国家出臺多份针对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的落实情况如何？货拉拉提高对黄牌车征收的信息费，教培行业倒闭潮继续蔓延，商务部等部门印发《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15年）》，这些动态值得关注。

01 人社部出臺意见规范平臺用工，多省市陆续采取跟进措施
#平臺就业 #权益保障

今年7月开始，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臺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对平臺用工进行规范，改善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情况。从9月份开始，各省各地相关部门陆续响应上级政策。

9月24日，北京市就业领导工作小组印发了《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山东省出臺《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实施意见》；10月19日，福建省出臺《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指导意见的十五条措施》；10月22日，浙江省出臺《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

这些地方政策在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劳动报酬、职业安全、社会保障、工会职能等关键问题上基本遵循上级政策《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但有细节上的发挥和增减。其中浙江省的《实施办法》规定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或协议时，必须明确提示劳动者将与企业建立何种劳动关系；在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的节假日劳动报酬问题上，规定除非经过协商或集体合同约束，否则跟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同工同酬。而在工时方面与恶劣天气劳保问题上，则对平臺的程序运行作出规定，前者要求平臺程序在劳动者连续工作4小时后设置不少于20分钟的休息时间，后者要求平臺程序限製接单、延长服务完成时限。

而北京市的《若干措施》则在劳动关系认定方面进行了补充，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分为「平臺网约劳动者」「平臺个人灵活就业人员」「平臺单位就业员工」，分别对应上级总指导意见的「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个人依托平臺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符合劳动关系」三种类别。其中对于「平臺网约劳动者」的界定标准为「依托互联网平臺(以下简称「平臺」)，与平臺企业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根据平臺规则完成工作和接受劳动管理，获取劳动报酬的劳动者」，这一认定标准，可能使得劳动者与平臺认定为符合劳动关系的难度加大。比照其他省市，北京《若干措施》还删去了对于工会职能的强调和开展劳资集体协商的内容。

平臺企业方面，美团在财报上披露其成立专门部门优化订单调度系统，加大了配送时间灵活性，在试点中降低了用户差评率，并首度公开配送算法。除此之外，美团还声称将在部分「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试行」骑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为骑手配备工伤保险，但目前未见实施细则。针对有报道爆出美团要求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以规避自身用工主体责任一事，美团于9月14日发布「严禁诱导和强迫骑手注册成个体工商户」的说明，要求合作商签署承诺书，设立投诉热线，声明将加强平臺监管，隔日饿了么也发表相关声明。但据《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直至9月24日天眼查、企查查上仍能查到当天有外卖骑手通过灵活用工平臺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在新业态劳动领域侵权事件频发、公众舆论关注的当前，国家出臺多份行业指导意见，尝试改善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其实施成效需要持续的监督和关注。目前来看，已有的动作多来自政府和企业，且实质动作有限，而在劳动者权益改善一事上，劳动者自身的参与更是十分重要，这一方面的进展还有待观察。

新闻来源：

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
北京市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三问外卖骑手「个体工商户化」
深度：骑手「裸奔」，美团能做什么？
02 江苏推首个快递行业省级集体协商意见；沉阳签订首份快递行业集体合同
#快递 #集体协商

10月25日，江苏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快递行业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为全国首个快递行业省级集体协商指导意见。

此前，北京市在2019年签订了全国第一份快递行业集体合同；江苏淮安市也在2019年开始试点快递行业集体协商，并在2020年将试点推广到泰兴市；2021年南京开展市级层面的快递行业集体协商。江苏《指导意见》提出：至「十四五」末，江苏省各地要普遍开展快递行业集体协商，行业集体合同对已建工会快递企业复盖率达80%以上，行业内劳动者对集体协商工作的参与率达到80%以上、知晓率达到90%以上。

《指导意见》提出将规范劳动用工管理、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计件单价、劳动定额、休息休假、劳动保护、职业发展等作为快递行业集体协商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引导快递企业增加自有员工比例，逐步实现行业劳动用工规范化；协商确定行业劳动者最低劳动报酬标准，建立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製；协商合理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保障劳动者依法享受休息休假；协商提升劳动者保险水平，督促企业依法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设定符合快递行业特点的快递员休息驿站，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协商完善劳动者职业发展保障等。

2021年来，在沉阳市总工会的推动下，沉阳的顺丰、美团、圆通、申通等15家快递企业建立了工会，一万余名职工加入了工会，在此基础上开始推动快递行业的集体协商。10月19日，正式签订《沉阳市快递行业集体合同》《沉阳市快递行业工资专项协议书》《沉阳市快递行业劳动安全卫生专项协议书》《沉阳市快递行业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专项协议书》，对快递员的劳动报酬及支付方式、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劳动保险和福利、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职业培训以及企业、工会和职工的义务等作出规范。合同明确快递行业最低工资（不包括福利、加班加点工资、高温低温津贴及个人缴纳五险部分）标准为1950元，辽中、新民、法库和康平地区为1680元，均仅比沉阳地区现行最低工资高40元。该集体合同协商是否有快递员的共同参与，以及快递从业人员是否充分知情，都将很大程度决定「合同」是否有实际效力。

同样作为对《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的回应，除了上述省市对快递行业劳资集体协商进行推动以外，在快递企业方面，8月底，三通一达、百世、极兔宣布自9月1日起上调末端派费0.1元，以改善快递员的收入水平。9月末，各快递公司又宣布将对快递服务价格进行规范，快递行业「价格战」有终止趋势。然而据多名快递员表示，上涨的派费并没能到自己手里，且9、10月份，社交媒体上仍有零星快递站点罢工的消息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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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明确要协商确定「快递人员」最低工资标准
江苏：健全集体协商製度维护快递行业劳动者合法权益
400余家快递企业签订行业集体合同 沉阳明确快递行业最低工资标准为1950元
快递涨价了，小哥却纳闷了：为何工资没涨？
03 「双减」政策致教培机构倒闭潮，欠薪、侵权行为频发
#教培 #欠薪

7月24日，教育」双减「政策正式出臺，国家重拳打击先前野蛮生长的各类校外教培机构，成为了压垮教培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9-10月份，教培机构倒闭潮愈演愈烈，倒闭名单中不乏精锐教育、树童英语、巨人教育等开办多年的教培行业巨头。教培机构倒闭跑路，受害的除了预支学费的家长以外，还有被拖欠工资的员工，在教培行业倒闭潮中，拖欠员工工资的案例数不胜数。在许多案例中，机构在倒闭前的数月前已无法正常发放工资，也有一些机构通过降薪或其他方式劝导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裁员补偿金。

「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与求助地图」在10月份收录了7起教培机构欠薪员工维权行动与8起讨薪求助，9月份分别为10起行动与9起求助，8月份为16起行动与20起求助，而这两个数字在今年1-6月份的合计仅为4与13，而能够被收录的事件数量只是实际发生数量的冰山一角，可见今年8月份开始教培机构倒闭欠薪事件爆发性增长，并持续至今。

一些暂时幸运逃过倒闭的教培机构也面临巨大压力，而这些压力和风险也被传导到了一线员工。据报道，一些教培机构通过大幅提高kpi定额，变相下调员工绩效工资，并对各类工作失误设置「红黄线」，员工一旦触碰，就会被扣大量绩效工资，甚至被解雇而没有赔偿金。为了逃避补偿金，一些机构则通过换签合同，转签为非全日製合同，以小时作为工作时间单位确定劳动关系，将全职老师转变为兼职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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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了10多万，才上一次课？！教培机构倒闭引发纠纷，家长退费成难题……
西安教培机构近期关键词：关门、跑路、欠薪、失业
「对不起，教培行业出来的，我们不要」
04 西安多名环卫工超龄被辞退后无社保，街道称是政策遗留问题
#环卫工 #欠缴社保

10月中旬，有西安网友反映称，当地有多名老环卫工因为超龄被辞退。据记者报道，这些被辞退的环卫工都来自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街道，2017至2019年，该街道共7人因超龄被辞退，Ta们的工作年限都在13年以上，年龄都超过65岁；但工作期间单位并未为其购买养老保险，故而无法享受养老待遇，生活没有保障。

有一位工作了17年的环卫工表示：「工作十几年没有看到合同，之前是在发工资（现金）的时候按手印。」没想到退休后没有退休工资。」街道保洁公司负责人介绍，在2014年之前，西安市没有给保洁员缴社保的政策。2014年后，西安才开始推进环卫工人参加社会保险，但部分老环卫工却因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参保，因此便没有解决Ta们的社保问题，直到2019年当地环卫业务被外包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认为这些超龄环卫工存在风险，便将其辞退。显然，这与国家早于1995年发布的《劳动法》相违背。

类似事件在西安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15年，便有报道爆出西安市西关街道办一次性辞退了30名年龄超过65岁的环卫工人，Ta们同样因为超龄无法参加社保，街道怕担责任便将Ta们辞退。环卫工人辛辛苦苦工作十几二十年，却被「用后即弃」，留下毫无保障的晚年生活，这一问题的恶劣性质，不是能用「政策遗留问题」来解释的。长期以来，国内环卫工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一直比较薄弱，未缴社保是其中一个比较普遍且严重的问题，随着这批环卫工人的老龄化，Ta们都面临着跟西安的超龄环卫工一样的问题，各地政府无论如何都应该正视这一群体的处境。

对此问题，有评论指出：类似现象在全国来说都具有普遍性，具体如何解决，还需要各地跳出「一事一议」的局限性，主动拿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比如，针对环卫工人年龄偏大无法缴交社保（养老保险）及在法定退休年龄前无法缴满15年等问题，有地方就提出了「前补」「后延」的措施，通过机动安排，而非一刀切，来化解政策障碍。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为退休但未购买社保的环卫工安排了一定的权益补偿；也有专家建议，引入保险公司、基金，适当为环卫工人缴纳一定保险福利。诸如此类，都有利于避免退休环卫工「老无所养」的尴尬。总之，面对部分退休环卫工「老无所养」这个社会「老问题」，各地都应因地製宜拿出「新办法」来妥善解决，而不是甩锅、推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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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多名老环卫工被辞退无社保，街道回应：政策遗留问题，正向上反映
西安回应解聘近30名高龄环卫工:超龄无法参加社保
环卫工超龄被辞退，如何让他们「老有所依」？| 新京报快评
05 国家最新政策下顶风作案，货拉拉对黄牌货车征收12%信息费
#货拉拉 #平臺剥削

据多个货运行业自媒体报道，从8月30日开始，货拉拉在广州和佛山对黄牌货车征收12%的信息费，引起广大卡友不满。

2018年货拉拉刚开始开放黄牌货车业务时，无论是起步价还是里程价都非常可观，每公里价格可以达到10元；而现在黄牌货车的单价已经只有原来的一半不到，甚至出现了2元/公里的低价，使得黄牌货车司机的收入大幅下降。而且现今的12%的信息费并非是从司机出车一趟利润的12%，而是整体运价的12%，使得黄牌车司机出车一趟的利润可能还抵不上出车成本。如果想降低信息费，那么司机必须购买货拉拉的会员。但即使是最高一档的超级会员，也仍然要抽取2%的信息费，超级会员每月979元的购买费用，对司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此之外，货拉拉的接单系统还上线了读秒製，当货主发布订单后，非会员司机需要等待30秒才可以接单，导致非会员司机在抢单上落后于会员。这一机製将使大量黄牌货车司机不得不购买会员。

而今年5月14日，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对滴滴、货拉拉等平臺进行约谈，明确要求平臺主动降低抽成比例，合理设定并主动降低信息服务费，整改侵害从业人员权益的经营行为。被约谈之后，货拉拉发布了《关于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的承诺书》，曾作出了稳定货运价格、降低司机负担、加大补贴力度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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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本加厉？货拉拉对黄牌货车征收12%的信息费
货拉拉发布保障和提升货车司机权益承诺书
06 调查显示6成职校生毕业后不愿当「蓝领」
#职业教育

今年以来，随着教育「双减」政策的实施，教育部对初中毕业「五五分流」的强调，职业教育重回公众视野，教育改革势在必行。10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使得职业教育成为新风口。

然而近日《中国青年报》教育科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意向。在回收到的26596份有效问卷中，发现有63.97%的受访职校学生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访职校学生毕业后会选择电工、焊工等实体经济岗位。

至于职校学生不愿成为「蓝领」的理由，「生活枯燥单一」占61.9%，「发展前景不看好」占61.04%，」工作环境差」占52.87%。从这些理由可以看出，年轻人已无法像上一辈一样忍受工厂里单调的工作与毫无上升空间的未来，这一方面反映传统製造业工人长久以来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互联网催生各种新兴产业与服务业给年轻工人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些新选择在年轻工人眼里更自由，更有意思，作为新兴产业更有前途。

除此之外，从当前职业学校的办学现实出发，有些职校对自己的教学定位是「兜底教育」，只要管好学生不出事就行，专业设置与课程老化，与社会需求脱节，导致学生无法学到真正有用的技能，甚至与工厂相勾结，以「实习」为名为工厂输送廉价劳动力，大大降低了学生对「蓝领」工作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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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超六成受访职校学生不愿当「蓝领」，製造业如何留住年轻人
超六成受访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不愿选择当「蓝领」 
07 北京环球影城国庆人均消费超3000元，一线员工月薪到手3500元
#游乐场员工

9月20日，经过漫长的等待后，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交网络上的「流量之王」，环球影城身临其境的体验、」话痨「威震天，宾至如归的服务为游客所称道。而要享受上述体验，所需花费也不少，根据估算，「十一黄金周」来北京环球影城打卡的游客，人均消费将达到3300元左右。

宾至如归的服务背后是环球影城一万余位工作人员的劳动。人物杂誌发表文章《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开园了，而我却选择了离职》，采访了数位曾在环球影城工作的一线员工，引发了公众对环球影城员工劳动待遇的关注。

据文章介绍，环球影城的一线运营人员——即游客直接看到接触到的餐厅服务员、娱乐护行员、活动导览、区域运营、零售运营等——的月工资为4500/月，扣除五险一金后到手3500元左右。若住员工宿舍，则还要再扣除600元住宿费，这样的工资水平在北京并不算理想。而在工时和工作强度方面，环球影城实行不定时工作製，考核按季度进行，每季度500小时达标，超出才有加班费；员工的排班由领班根据园区运营需要灵活决定，且必须服从安排。在这种工时製度下，员工尽管经常在一天内工作超过8小时或在双休日上班，但只要季度工时不超过500小时，便无法获得加班费。这样的工资水平，显然抵不上一线运营人员高频的加班、高强度的情感劳动、严格的劳动管理、风吹日晒的户外作业。多名离职人员提到，环球影城工作强度大、工资低使得一线运营人员的流动率非常高。

环球影城的工资待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网友热议。，有网友评论到：「北京服务员也就这个薪资了，餐厅酒店之类的服务员也差不多是这样。」「环球的一线基层也是基层啊，4.5k不就是通州的基层工资嘛？」，可见低薪作为我国基层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普遍状况，尽管雇主是环球影城，也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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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开园了，而我却选择了离职
北京环球影城开业火爆，一线员工真实工资曝光……
08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发布
#女工权益 #家政工

9月27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其中多项内容涉及女职工的就业、劳权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内容。

《纲要》条文重申了对就业性别歧视的反对，提出「对招聘、录用环节涉嫌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进行联合约谈，依法惩处。」「禁止用人单位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恶意调岗、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推动落实生育奖励假期间的工资待遇。」除此之外还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设立女职工维权仲裁庭，依法处理女职工劳动争议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纲要（2021-2030年）》引入了有关新业态行业与灵活用工的内容。」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和新业态吸纳妇女就业的功能，支持妇女参与新业态模式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扶持发展适合城乡低收入妇女自主发展的手工编织、农村电商等特色产业项目」，同时也针对对灵活就业妇女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持续推动社会保险参保扩面，支持灵活就业女性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缩小社会保障的性别差距。」 显然，新业态就业被纲要视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但是灵活用工下劳动者更为薄弱的社会保障和话语权处境，并没有被政策所看到。

10月8日，商务部、发改委、人社部等14个部门联合发布《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年)》。近几年，中国家政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从2015年的2776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8782亿元，截至2020年，中国家政工人数量超过3500万，其中95%以上是女性，90%是农村妇女和城镇下岗职工。而据估计，我国家政工人目前还存在2000万的用工缺口。《行动计划》基于先前「家政扶贫」政策带动85万贫困地区劳动力从事家政行业的成功实践，希望通过家政行业提质扩容，巩固扶贫成果。

文件统筹供需两侧、城乡两端，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具体来说，即通过加强基层动员引导、完善供需对接、促进服务下沉等，扩大家政服务供给数量；以提升技能、加强行业规范等，提高家政服务供给质量；以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推动业态融合发展、促进数字化赋能等，优化家政服务供给结构和方式。

尽管家政行业提供了大量就业，但家政工群体目前的劳动权益保障却严重不足。目前的家政公司以「中介製」为主，理论上仅负责对接雇主需求与家政工，家政工并不与家政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但实践上不少家政公司却对家政工人行着严格的管理，例如不能拒单，不能接私单、限製休假天数等。而家政工受雇于个人，这种个人之间雇佣关系也不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与家政工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人为Ta们购买社保，使得家政工日常的劳动权益难以保障，一旦遭遇工伤意外，更面临高昂的维权成本。过去几年中，家政行业资本的野蛮扩张也带来了种种乱象，一些家政平臺利用互联网金融手段迅速扩张，经营不善后面临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量家政工人被欠薪，权益被严重侵害。

新闻来源：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2021-2025年)
家政女工：我在丈夫的病床前与欠薪平臺和解了

新意见出臺关注网约车及货车司机权益，「茶颜悦色」管理层工作群掀骂战，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死」频发

导言: 「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1-12月份核心新闻。年末，又有两部有关新业态服务业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印发，这次分别针对的是网约车司机及货车司机。由长工时引发的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死」事件频发，家属维权却陷入困境。又有一社区团购平臺「十荟团」陷入困境，员工遭「暴力裁员」，这些动态值得关注。

01 多部门联合出臺指导意见关注网约车、货车司机权益
#网约车  #货车司机

11月30日，交通部、中宣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对网约车行业的一些关键权益问题进行了规范。

对于最受关注的劳动报酬抽成问题，《意见》提出，各地相关部门应督促网约车平臺企业向驾驶员和乘客等相关方公告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在移动客户端和媒体上公开发布。督促网约车平臺企业在确定和调整计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等经营策略前，公开征求从业人员代表及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意见，并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

对于网约车司机疲劳驾驶问题，《意见》指出，各地的相关部门要督促网约车平臺企业科学确定驾驶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网约车平臺应持续优化派单机製，提高车辆的运营效率，不得以冲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

此外，《意见》还提出督促网约车平臺企业依法为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网约车驾驶员参加社会保险；依法严厉查处低价倾销、」 大数据杀熟 「、诱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相关部门要优化审批流程，为符合准入条件的网约车平臺企业、车辆和驾驶员办理许可提供便利等。

有网约车司机对《意见》评论道：「不要就只是发给我们大家看看的，希望能真实有效的落实」，亦有司机针对抽成问题，提出网约车应直接由政府定价，防止平臺恶性竞争影响司机收入。

11月4日，交通部等16部门印发《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亦对一些货车司机较受关注的权益问题进行的规范。

针对货车司机面临的一些执法不公正、乱执法问题，《意见》提出深入开展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面纠正乱罚款、乱收费、以罚代管等问题，对发现的执法问题典型案例，深刻剖析并公开曝光。坚决清理涉及广大货车司机的各类不合理处罚规定。并畅通货车司机举报投诉渠道，加快建立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含12345政府服务便民热线电话、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等）受理、处置、反馈联动机製。

而针对当前的网络货运新业态，《意见》提出建立社会监督机製，督促平臺企业充分听取平臺从业司机意见，合理确定和调整信息服务费、会员费、计价规则、竞价机製、派单规则等平臺规则，并在平臺上公示，不得诱导货主不合理压价和货运车辆超载超限运输，不得诱导货车司机恶性低价竞争、超时劳动。依法严肃查处互联网道路货运平臺损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等行为。

《意见》也提出改善货车司机停车休息条件，加大公路服务区用地保障，适度增加货车停车位数量，加快推进「司机之家」建设，为货车司机停车、休息、就餐、洗漱、淋浴、如厕等提供便利。指导道路货运经营者、货主企业及寄递物流企业，依法依规科学确定货车司机工作时间、工作量、劳动强度，合理确定货物送达时限，保障货车司机休息权益。

新闻来源：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
关于加强货车司机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
02 重庆、苏州两地T3网约车司机罢工，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
#出租车 #网约车 #罢工

有苏州T3出行司机爆料称，11月2日近200名T3网约车司机聚集在苏州市的线下服务网点，抗议平臺新推出的奖励政策。

据介绍，原政策为每日流水满300元部分只抽10%，每日做单满24单返现100元；现政策调整为早晚高峰免抽佣，平峰抽佣20%，如果司机想要继续享受只抽10%，则需要满足奖励条件。这一新政策将导致司机总体收入下降，因此引发大量不满。

无独有偶，11月5日，大批重庆T3司机前往T3重庆运营中心协商，要求降低车辆租金。最近，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出臺政策，为了弥补出租车司机因近期疫情关系而导致订单下滑和收入降低的情况，将出租车租赁下调20%份子钱。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网约车司机自然也提出相应要求。协商过程中，劳资双方甚至爆发肢体冲突，网约车平臺工作人员殴打司机。此前，T3出行在成都（2021.7）、武汉（2021.8）、重庆（2021.10）南京（2019.11）等地因订单收入问题都遭遇来自司机的罢工抗议。

同样是在重庆，行业协会发文要求的20%「份子钱」减免并未得到出租车公司的积极跟进，引起出租车司机不满，数千辆出租车在11月12日晚在重庆市观音桥空车绕行，亮起双闪、罢工抗议。近两年，全国各地出租车司机收入大幅下降，举步维艰。这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影响，另一方面是网约车和共享电单车的冲击。这也导致出租车行业频频发生集体行动，诉求包括要求减免「份子钱」、抵製共享电单车投放、抵製网约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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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数百名网约车司机罢工聚集，强烈抗议平臺新政策！
行业首例，T3工作人员群殴司机？重庆T3司机罢工，工作人员与司机发生肢体冲突！
突发！疫情减收，公司减免不力，上千出租车市区大罢停！
03 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死」频发，超长工时要负责
#工伤工亡 #过劳死

过去三个月间，互联网上频现一线体力劳动者过劳猝死的相关新闻报道，与超长工时有关，但因为多为下班后猝死，家属维权频受阻。

12月10日，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分拣员杨勇（化名）在通宵夜班下班后在家休息时猝死。其妻告诉媒体：「由于双十一工作量大，杨勇经常加班。『上完夜班后到第二天早上9点，回来睡到下午，又继续去上12个小时的班，这样连轴转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份杨勇上班时间工作记录显示，从11月1日开始至11月30日，一个月时间内，杨勇有20个工作日上班，却总共工作了264个小时。杨勇去世的12月，他在10天内上了3个夜班。妻子称其 「1号、2号连续上了两个夜班，3号才休息。休息也只休息几个小时，继续返工上班。」家属认为杨勇猝死与高强度工作有关，已与中国邮政协商多次，一直未有满意结果。

11月5日，36岁的比亚迪工厂员工王江（化名）下班后在出租屋内猝死。王江去世后，其亲属从手机中调取了工作打卡记录，从10月28日到11月3日，王江连续上了7个夜班，其中6个班工作时长在12小时左右。事发前一天的11月3日，王江早上8时下班，当天19时上班，至4日零时39分请假下班。而在十月份，王江上了接近一个月的夜班。家属在王江去世后也与比亚迪进行了多次协商，比亚迪方面认为王江是在出租屋去世，和公司没什么关系。最终仅「出于人道角度考虑」给家属20万元补偿。

10月15日，湖北黄冈顺丰快递员张誌在上班时发生身体不适，下班回家后猝死。家属称张誌生前每天工作12小时。去世后，家属没有收到公司的任何表示，甚至在家属索取劳动关系证明时强行撇清张誌与公司的关系。家属发抖音视频维权，公司反而称「谁家没死过人，有啥稀奇的……」，并要求家属删除视频。

以上事件中，当事人家属都认为当事人发生猝死与工作的长工时、高强度有关。然而因为当事人都是下班回到家后发病去世，不属于工作时间或工作场所，依照我国现行的工伤认定标准，这种情况很难被认定为工伤。这使得用工单位可以轻易推卸责任，家属维权和主张赔偿也十分困难，往往只能求助于网络或者媒体。

北京市律协民法专委会副主任安翔认为，目前来看，这一事件基本属于老百姓所说「过劳死」状态，其死亡与某一段时间内单位非法用工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从合理性的角度，也许未来在立法调整的过程中，可以此案例为契机探讨，工伤的认定标准是否能在一定程度扩大。」

安翔还提到，解决此类案例并不一定要局限于劳动争议。「从民事赔偿的角度，如家属已掌握充分证据，认为单位存在非法用工、非法延长工作时间，完全没有考虑员工的身体承受力，导致其突发疾病，家属还可以以侵犯人身的生命权、健康权为由，按照一般的侵权纠纷立案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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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一邮件分拣员通宵夜班后猝死，中国邮政：在与家属协商，尚待尸检
36岁车企员工猝死出租屋：生前一个月连续夜班，每班12小时
黄冈顺丰小哥过劳死，资本家拒不担责
比亚迪员工猝死出租屋，「过劳死」无法认定工伤？
04「茶颜悦色」工作群掀骂战，领导打电话劝员工自离
#餐饮 #自离

12月17日，网红茶饮店茶颜悦色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原因是公司高层领导亲自在8000人工作大群里参与跟基层员工的骂战。

骂战的起因，是茶颜悦色长沙员工在12月15日下午发工资后，发现工资大幅下调，本应五千的工资到手仅剩一两千，因此在工作群里抱怨。此时一名外区员工在群对长沙员工说：「工作不努力还想拿高工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你有多大本事拿多少钱。」引起群内长沙员工愤怒，引爆骂战。

据茶颜悦色员工爆料，群内骂战开始后，公司高层领导亲自下场为外区员工的上述言论站臺，与员工发生争吵，后又亲自打电话给与领导争吵的员工，劝其离职。

爆料称，骂战结束后，群里参与骂战的员工很多都接到了公司管理劝离职的电话。一些员工因为无法忍受公司管理层的态度以及过低的工资选择离职，公司工作群群员在一天之内减少了两百人。

有报道称，茶颜悦色的创始人吕良的管理风格充满「最高领导酷爱微操全局」的特质。他经常亲自去茶颜悦色的各个门店检察门店服务，绕过店长批评店员，时常在公司8000人工作大群里发表检查发现、心得。茶颜悦色的员工工作并不轻松，大部分店员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公司对门店服务有非常严苛的要求，达不到要求便会遭遇罚款。除此之外还有员工在小红书上曝光茶颜悦色存在「入职六个月后才给员工购买五险一金」「打烊后打扫卫生时间不计入工时」等侵害员工权益的行为。

本次骂战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疫情以来，一方面游客数量减少，门店收入下降，员工排班减少；另一方面公司为了提高长沙本地消费者的復购量，对员工的服务要求层层加码。这对矛盾使得茶颜悦色基层店员需要在拿更少工资的同时接受更大的劳动强度，引起员工的普遍不满。也有评论称本次茶颜悦色工作群骂战是一种变相裁员，公司管理激怒员工后劝其自离，实际上逃避了离职补偿金。

新闻来源：

员工爆料
薪资不足3000，茶颜悦色员工和老板吵翻了
铁军与政委，困在「茶颜味」里的茶颜悦色
05 麦当劳年终活动遭员工吐槽，一线员工工作量剧增
#餐饮 #工作待遇 

12月份，麦当劳推出了长达21天的优惠促销活动，5块钱的优惠汉堡引起顾客抢购，导致门店爆满，点餐小程序崩溃。同时，麦当劳的官方微博的评论区中也涌进了大量员工，控诉麦当劳策划活动「不管员工死活」。

员工主要的不满在于：工资本身不高且不变的情况下，承受活动日暴涨的工作强度；门店爆满，人手不够导致来不及出单被顾客骂，一旦遭到用户投诉或差评，还会被取消奖金。

商家优惠促销固然是好事，但是在促销策划活动时也应考虑一线员工的承受能力，或者在活动日提高一线员工待遇，增派人手，而非在保持员工待遇不变的情况下增大员工的工作强度。

新闻来源：

麦当劳的5元汉堡，一次全面崩盘的营销
「我在麦当劳做炸鸡，被5元汉堡逼疯了」
06 河南公交车集体停运讨薪，已欠薪8个月
#公车司机  #欠薪 

11月1日，河南平顶山市公交车发生集体停运。据媒体报道，停运的公交车属于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系国有独资企业。有司机称公交车停运是因为公司已经拖欠司机8个月工资，拖欠后勤人员一年多的工资，社保更是只缴到2017年，已连续欠缴社保4年。因此这天员工聚集在公司门口讨薪，在压力下，公司回復称将在一周内补发4个月工资。

隔日11月2日，公司已补发2个月工资，平顶山市公交车恢復正常运行。

有记者和网友发现这已不是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第一次拖欠员工工资。2020年7月、9月都有平顶山公交车司机在网络上给领导留言反映公司欠薪问题。抖音上也有平顶山公交员工于2019年抱怨公司拖欠工资一事。

对于欠薪原因，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回復称公司长期亏损运营，收入与成本倒挂，将向市政府申请资金支持，以补发工资。

新闻来源：

网传河南平顶山公交车司机集体罢工 官方回应：因拖欠工资
8个月没发工资！平顶山市公交司机停运讨薪
司机：8个月没发工资，公积金只交到2017年
07 无锡检察院办理多起桌游店性侵案件
#性侵害 #女工权益 

据检察日报12月6日报道，无锡梁锡区法院办理了多起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刑事案件。这些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女仆主题桌游店」的员工。被害人小姚（化名）未满16周岁，但她已在桌游店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我喜欢『二次元』，父母平时没时间管我，我只要陪客人玩玩，就有零花钱。」小姚这么说道自己在桌游店工作的理由。

在这种「女仆主题桌游馆中」，年轻女性员工打扮成女仆，为顾客提供陪玩服务，陪玩项目包括剧本杀、桌游、游戏主机等，顾客群体中大部分为男性。报道中提到：经过走访涉案商家，发现低龄、文化程度不高、人员流动性大是此类「女仆主题桌游店」女员工的特点。

无锡梁锡区检察院与区人社部门合作，推动人社部门对辖区内「女仆主题桌游店」进行了约谈，告知其使用未成年员工系非法，告知其法律责任。暂且不谈「女仆主题桌游店」这种形式是否物化女性或体现男性凝视，「女仆主题桌游店」的雇主首先有必要保障店内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防性侵机製。有报道称，一些正规的「女仆主题桌游店」内会在房间内装有摄像头进行无死角监控，并禁止顾客和女仆进行身体接触，禁止顾客获取女仆的联系方式。

新闻来源：

无锡检查院办理多起桌游店性侵案件
女仆桌游馆：兼职半年，她陪伴过300多个孤独的人 | 钛媒体影像《在线》
08 社区团购「十荟团」关停多地业务，员工遭「暴力裁员」
#社区团购  #裁员 

今年8月开始，社区团购平臺十荟团宣布其业务与阿里MMC进行战略整合。开始裁员、撤城，先后关停长春、福州、哈尔滨、青岛等地业务。

11-12月份，十荟团开始新一轮裁员，有员工称：十荟团目前五大核心城市圈（江苏溧阳、武汉、长沙、粤东、济南）中，每个城市圈只留下30-50人善后，其他均为无理由、无赔偿辞退。公司HR正在劝说员工签主动离职协议，签后会发放11月工资，至于12月工资，则需员工签署一份延迟发放工资协议书后于明年3月份前发放。由于「现金周转困难」，公司不提供赔偿金。如果不同意主动离职协议，公司会发送单方面解约协议，工资、赔偿金等以劳动仲裁结果为准执行。

「签了没有赔偿金，工资不知道何时能全额兑付。不签什么都拿不到，只能走劳动仲裁。仲裁那么长时间流程，养家煳口根本耗不起」。有员工表示。

十荟团曾因使用激进的价格补贴策略打压对手，而数次被监管部门处罚，2021年以来十荟团因多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规定，已被相关监管部门累计罚款超200万元。当前的社区团购市场，资本退潮，巨头内卷，监管趋严，一些社区团购平臺在前期大量砸钱后缺乏自身造血能力，资金不足，被迫退出市场，今年6-7月份，宝能生鲜大量闭店，亦导致员工面临欠薪，裁员等问题。

新闻来源：

十荟团被曝「暴力裁员」：仅剩700多员工，供应商苦苦讨债
万名员工只余不到千人，十荟团严冬难过
09 广州市新例：快递企业不得以商业险代替社保
#快递员权益 #社会保障 

11月，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草拟的《广州市快递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该《草案》提出，快递企业应为员工缴纳社保，不得以商业险代替。

《草案》明确，快递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快递企业不得以签订承包合同、承揽合同等形式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义务。快递企业对其主营业务及相关岗位的员工，一般不得使用劳务派遣用工方式，确属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安排的除外。同时，快递企业应当製定并实施针对高温、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的快件收派作业製度，确保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同时，快递企业应当依法在注册登记所在地或实际用工地社会保险机构为本企业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不得以企业已购买意外保险、雇主责任险等其他保险为由替代或者免除参加社会保险义务。

《草案》明确，快递企业应当组建本企业工会组织，强化工会在企业文化建设、职业技能培训、开展集体协商、协调劳资关系、困难职工帮扶、维护职工权益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广州快递企业组建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积极探索就休息休假、加班工资、劳动保护、女职工特殊保护等事项订立快递行业集体合同。针对用户投诉，《草案》明确用户不得对快递从业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人格侮辱；用户不得以投诉、申诉为手段向快递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索取不当利益；员工没有过错的，企业也不得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新闻来源：

关于征求对《广州市快递条例（草案）》意见的公告

2021年劳动权益事件大盘点

2021年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继续为生计奔波、遭遇权益受损问题的一年，也是劳动者积极关注和争取自身权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劳动者延续过去几年的势头，声量继续增强，发声所涉及的行业和群体范围也在扩大。

疫情持续、经济萎靡和地方财政困难使一些行业的劳动者陷入收入减少、被欠薪乃至失业的困境。「双碳」「双减」政策的实行则对部分企业和行业造成重大影响，受波及的劳动者面临突如其来的停工和裁员，虽然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停下维护权益的步伐。一些近年来受到重点关注的劳动者群体例如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平臺劳工，仍然在焦灼而紧张的对弈当中声讨剥削。企业、公益组织以及政府部门都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但是状况仍不容乐观。过去受到人们忽视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由于资本非正式用工的日益扩散乃至合法化，正在被看见。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浮出水面，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站在性别与劳动的交叉点，人们开始注视生育、婚恋、性与工作和就业平等之间的联系。中国海外劳工、研究生以及职校生的劳动状况也经媒体报道走进人们的视野。令人欣喜的是，除去过往的维权手段，我们也观察到，在许多行业，劳动者新形式的联结正在酝酿和诞生。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以及其它共享媒介，一些团结经验和文化实践得以累积下来，成为开启可持续生态的火种。尽管一些行动注定是转瞬即逝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行动者在短时内所能够产生的共鸣和影响力。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改变所倚赖的资源。

在本年度的最后一天，让我们一起盘点2021年主要的劳动权益事件，用这种方式跨越时迭岁替，从过往的记忆中汲取下一年用得上的智慧和勇气，让希望可以有底气地延续下去。

#01 互联网员工权益拉锯
2021年，最先在舆论上吹响劳权号角的互联网从业者继续与大厂展开拉锯战。

1月3号，拼多多22岁女员工张某（网名「润肺」）在凌晨下班途中猝死，这位姑娘最后一条动态是「为拼多多夺边疆」。短短几天后的1月9号，同为拼多多员工的谭某从27楼纵身一跃，结束生命，死时父母还在为其准备午餐。对公司的忠诚和对奋斗的热情，却换不来拼多多的一丝怜悯。张某去世后，拼多多知乎官方账号在相关问题下创建回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 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引起轩然大波。对于报道过劳死的媒体，拼多多则选择起诉。

面对舆论压力，多家互联网企业宣布调整工时製度。6月初，腾讯互娱旗下光子工作室宣布限製休息时段加班。快手、字节跳动、美团优选也先后宣布取消「大小周」。到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亲自下场，在新一批劳动争议案例中宣布996严重违法。然而，这些表态却并没有彻底消除违法加班现象，而是让加班更加隐形。根据部分一线员工的反馈，新的加班製度让他们难以拿到加班费，造成更多无偿加班，一些加班不得不转移到员工家中。

12月，腾讯科兴园同一地点出现两起员工跳楼事件。加上5月一名实习生的自杀，科兴园半年内发生三起员工自杀事件。而12月11日腾讯技术大牛毛星云在周末加班时间的自杀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舆论指出，腾讯延续的违法加班以及严苛的绩效末位淘汰是员工患上抑郁并轻生的重要原因。

面对恶劣的劳动环境，仍然有员工选择站出来硬刚。一名腾讯前员工（微博：鹅厂监控哥）历经两年起诉后，于10月27日在深圳南山法院成功追讨了工作期间的年终奖9万多元。「南山必胜客」迎来失败。而在两年多以前，腾讯曾以该员工工作日在岗时间不足8小时为由否定加班事实，法院因此驳回该员工追讨加班费五百余万元的主张。可以预料，未来数年互联网行业的劳权拉锯战还将持续。

#02 平臺劳工权益未见改善
近几年，中国的平臺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愈来愈多人从事配送、网约车等行业。特别是疫情后，这些行业吸纳了更多非正规就业。这些劳动者大多与企业并无正式劳动关系，收入被平臺持续压低；平臺乱定规则罚款；工人受工伤后难以得到赔偿等情况相当普遍。

1月11日，江苏泰州海陵区的一家蜂鸟配送站前，一名骑手用汽油浇身点燃了自己。2020年底这名骑手就要离职，但站长以运力紧张为由拒绝，并一直拖欠他的工资，讨薪无果后这名骑手选择了自焚。令人愤怒的事远不止这一件，一位43岁外卖员送餐时猝死，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只赔偿2000元，去世者家属获得的保险赔偿只有三万元。35岁顺丰骑手穿着顺丰工作服，一天干12小时，猝死后顺丰却不承认这是公司的员工。超强臺风「烟花」7月25日在东海沿海浙江上海一带登陆前后三天，美团不顾骑手劳动安全，为沿海臺风登陆点的骑士准备了7个活动，共计「629」元臺风惊喜跑单奖励。在广东，有人去应聘美团配送员却要签协议「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等待遇。而石家庄的一家中通快递员在营业点突发疾病去世后，家属才发现当地站点从未给这名入职两年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

平臺经济的二律背反在于，一方面，平臺对劳动者进行了极其严苛精细的管理和控製，例如要统一着装、超时要罚款、对劳动进行数字监，另一方面，则将业务层层外包，将企业对劳动者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致诚劳动者发布的调研报告《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臺用工的「局」？》指出，劳动者的利益被侵害后往往求告无门，这是因为要认定用人单位是谁，确定劳动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个系统里，不单只有算法令骑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张精心设计的巨型法律关系网络将骑手包裹在内：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互相交织，将骑手紧紧捆住，可当骑手真正跌进前方的大坑并向外求助时，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为他的『用人单位』。」甚至骑手在注册平臺时，就已经被暗箱操作认定为了「个体户」，从而失去了作为劳动者的一切保障。

面对诸多不合理的情况，一些平臺劳动者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集体罢送与个体抗议不断交织出现。从单次事件的参与人数来看，规模超过100人的工人集体行动的比例在过去一年多有所提升，而这一上升趋势在外卖员群体中最为显着。个体抗议包括：5月20日，陕西渭南一名外卖员当街焚烧外卖工作服和送餐箱，疑似因要交4000元手续费才能拿到工资、完成离职手续；6月19日凌晨，沉阳的美团骑手抓住美团App的系统漏洞，原地「完成」253个订单，登顶沉阳当地美团骑手的单日量榜单后注销了账号。最广为人知的团结行动，无疑是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运作。通过与身边的外卖员建立线上群聊、拍下与工作相关的视频、创建微信公众号、发布短视频等方式，骑士联盟成功迫使平臺企业对损害外卖员权益的事件做出回应。

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个部委发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要求全面规范用工、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等。互联网平臺行业其后陆续推出一些新措施，在工资、社会保险、工会组织上作出改变。但目前来看，新措施对平臺的压榨行为影响轻微，平臺劳工的境遇尚未得到明显改善。《意见》是否能如政府所愿纾缓劳动关系的矛盾和紧张，仍待进一步观察。

#03 疫情下被忽视的劳工高风险
疫情之下，由于恶劣劳动环境和针对工人的防疫措施不完备，一些行业的工人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几率更高，更容易受到感染。7月20日至7月22日，南京出现的41例新冠肺炎感染者多为在南京禄口机场从事保洁工作的40到45岁女工，这些女工受雇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而劳务派遣公司和机场方对保洁女工防疫方面措施相互推卸责任，导致了众多女工的感染；8月6日武汉出现局部聚集性感染，中建三局武汉市沌口项目工地出现了首例感染者后，工地人员密集，食宿环境不佳和未做好通风措施，导致了局部聚集性感染的发生。

工作时间过长也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受感染概率。12月13日，浙江绍兴一例确诊病例为52岁出租车司机，此前已经连续多日从早上6点开出租车到次日凌晨2点，工作时间长达20小时。对于其他出租车司机来说，除了长时间暴露在高风险感染环境中，疫情持续、过高的「份子钱」以及车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等多因素的叠加都对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从而引起多地司机wq。

疫情之下承受高强度防疫工作任务的社区工作人员则较少受到关注。由于任务繁重、人手不足，他们容易陷入工时过长和过劳的处境中。1月6日，为石家庄核酸检测连续工作两天后，社区工作者李瑞芝晕倒后抢救无效去世。

而在此类新闻的评论区中，网友发出的最多的评论是「大家都不容易」，但仅仅止步于「生活不易」的感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疫情之中如何保障工人生命健康以及改善劳工环境的不断追问。

#04 拉闸限电背后的停工与赶工
今年夏季由于珠三角地区错峰限电，许多製造业工厂不得不关闭空调，即使紧急购买了一部分大电风扇尝试吹走厂房内的机器设备开动产生的热气以让室内降温，不少工厂的室内温度仍在35摄氏度以上。东莞部分工厂负责人称「偷开空调会直接被关电闸」。

9月23日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而在9月24日，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发生了一起因突发限电而又未及时提前通知导致的事故。事故是限电导致工厂内的排风系统停止工作而引起的。23名工人因为高炉煤气中毒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浙江多地还出现了限电导致工人失业的现象。以「限电」为关键词在B站搜索相关视频，一名up主表示自己所在的工厂开始「上四休三」以后，为了补足「休三」的产能，需要加班至晚上12点，「现在做一天跟原来做两天一样」。评论区也有许多人评论因为限电，原先一天半的产能现在要压到一天做完：「上15天班只能拿15天工钱」，「一周上两天，上班两天从早上12点做到晚上12点」，「晚上11点做到早上7点」，足见由于限电而间接导致的高强度加班以及收入减少并不是个例。

限电背后隐藏的工时过长现象同样值得关注，一些工人因为「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开四停三」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一名B站用户说「巴不得限电，这样就能真正回归8小时工作了」，下面评论回復道「等你被裁了，24小时都是你的」，短短两句话堪称绝佳的黑色幽默。

#05 行业寒冬下的裁员和欠薪潮
教培行业在「双减」政策的重锤之下艰难喘息。高途、好未来、猿辅导、新东方等原先作为毕业生蓄水池的教培机构，不仅进行了大面积裁员，甚至其中多家曝出变相逼迫员工主动辞职以避免支付经济补偿金、正式合同变兼职、拖欠工资的丑闻，从而引起员工的集体维权。

到年底，「优化」也成为互联网各大公司的主题。爱奇艺、腾讯、B站、芒果TV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传出裁员消息，爱奇艺裁员比例更是高达20%-40%之间，其中实习生和老员工成为被裁员的主要目标。裁员潮生动形象的演绎了收益老板享受、风险员工承担的残酷影像。

年轻人为了稳定，开始选择走进体製内，寻找庇护所。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平均竞争比为59：1。而现实是公务员、教师、医生也在降薪和砍绩效。例如，江西上饶大部分地区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求退回全部绩效奖。根据网传消息，江苏、浙江及上海公务员多项绩效奖也被「砍」，杭州减薪最多达25%。

房地产行业的寒冬使得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群体继续面临讨薪困难的老问题。10月21日，一对农民工兄弟前往碧桂园讨薪，不仅遭到拒绝，而且被企业工作人员开车碾压，造成一位农民工盆骨粉碎性骨折、两眼视网膜脱裂。另一房地产巨头恒大债务危机，损害的不仅仅是业主的利益，更是农民工的利益。在贵阳恒大温泉小镇，忙碌一年的农民工没有收到一分钱，小孩临近开学却无法凑够学费。主要资产分布于房地产的宝能集团也陷入欠薪风波。6月15日，宝能汽车官微宣称已得到国企128亿元投资，而与公告的豪情壮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评论区里员工的讨薪浪潮。「工资不发、社保不交、牛吹上天」等词句充斥着评论区。尽管多地员工申请劳动仲裁，宝能集团却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政策变革以及经济波动的成本，最终总是会转移到基层劳动者的身上。劳动者作为这些变动的被动承受者，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或者艰难维权，却基本没有参与各层面决策的空间。

#06 传统服务业与非正式工人困境
5月27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修正案（草案）》，这次近17年来的首次拟修改中，将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日的最低期限从原本的本月22日延长至支付周期期满后一个月，并删除了不定时工作製员工在法定休假日工作享受加班工资的规定。

这样的修改不仅对适用不定时工作製或采用劳务外包、派遣等灵活用工关系的传统服务业工人的权益造成伤害，而且由于深圳特区的先行示范区身份，而可能造成其它地区的跟风效应，从而产生更大范围的不良影响。

6月4日，兰新铁路发生列车与铁路施工人员相撞事故，导致9名外包工人身亡。11月19日，一名54岁的好邻居便利店店员在连续上了一个月12小时的夜班之后，在排队等待核酸检测时猝死，而便利店从未和他签署劳动合同、缴纳五险一金。

而今年频频登上热搜的上海迪士尼乐园与北京环球影城，也爆出了劳动者低待遇的新闻。身处童话世界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远低于地区服务业平均水平的薪酬，与之相对的，则是超高的工作强度与对员工严苛的情感劳动要求。一位自称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前员工的网友爆料，长时期的过劳导致自己内分泌失调、月经紊乱。

12月16日，多名茶颜悦色员工在社交媒体的爆料引发了今年最后一轮关于服务业劳工权益的大讨论，仅9元的时薪与8元的提成与人均11小时的工时为这一网红品牌贴上了低劳权的标签。而在一些讨论中被当成模范来与茶颜悦色进行比对的麦当劳，也曾在此前频繁促销造成员工工作量加大且不支付加班费的风波中受到抨击。

同样为劳动关系所困的还有互联网大厂的外包员工。这种外包关系不仅被用于从事保洁、保安、食堂等工作的务工者，且被应用到大厂的核心业务如软件、游戏开发上。从事核心业务的外包员工不仅在着装、工作牌等标示上低人一等，而且承担着比正式员工更多的工作量，工资更低，需要接受更多加班，却没有加班费，五险一金也是按最低标准缴纳。互联网大厂对工时製度的调整与这些外包员工无缘。而大厂里更容易被忽视的保洁、食堂务工者，他们大多是农民工，居住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城中村，工作时如同隐形人。

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户自主经营的货车司机今年也遭遇到不幸。4月4日，河北省沧州市货车司机金德强途经一超限检查站时，针对司机疲劳驾驶的北斗卫星定位意外掉线，执法人员将此作为违例情况对他罚款，为了表示抗议，他直接在执法人员面前喝下农药自杀身亡。实际上，北斗掉线事件仅仅是货车司机遭受公路机构各类盘剥的一个缩影。雁过拔毛，加上新兴货运数字平臺的压价，货车司机的日子也过得愈发艰难。

#07 女性员工权益
女性员工遭受公司领导、同事或客户性骚扰和性侵的现象已存在多时。而随着女性权益日益受到关注，这一问题在今年得到广泛讨论。在短短的8月一个月内，三家不同企业分别有女员工曝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类似事件。8月8日，滴滴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发文称自己入职十天后被强製带入私人饭局，受到性骚扰，此后又被频繁强製参加酒局、接待客户。她报警强製猥亵后却不予立案，向上级投诉，反倒以试用期不合格理由被开除。8月11日，贵州国臺酒业一名遭遇性侵的女员工也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公司以工作能力不足的理由辞退了她。

在这些酒局性骚扰的案例中，引起最大关注的则是「阿里巴巴女员工遭性侵案」。8月7日，一名周姓女员工发文指出，自己在7月出差期间遭到上司与客户的性侵，她向公司投诉后，公司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导致她不得不到公司食堂发传单声张权益。事件曝光后，阿里一边积极公关，另一边却以散布虚假信息、给公司造成恶劣影响为由解雇了这名女员工。12月初，阿里起诉了受性侵女员工，认为其侵害阿里名誉。将此消息由阿里内网扩散出去的另外10名员工也遭辞退。这位女员工此前也提起了性侵案上诉，但目前还没有结果。

同样是8月，多益网络被曝出毫无理由地突然开除了公关部的所有女职员，说辞是「停职调查」，但却强迫签署离职文件。由此可见，女性在职场中仍遭遇着显性的性别歧视。

今年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多地延长了女性产假，并出臺育儿假政策。其中，江西、浙江增加产假90天。陕西省提出对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总计产假达350天。包括修订草案在内，各地产假将长达128天至一年不等。部分地方也增加了男性陪产假。男性陪产假和育儿假的设立有利于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一定程度减轻了女性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夹缝中生存的压力。不过总体来看，我国女性的育儿假期远长于男性，进一步增加女性育儿假可能加剧女性由于生育原因在职场上遭受的性别歧视。且非公就业、非正规就业女性以及女性农民工难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受家务劳动和生育影响，女性职工的升职机会降低，也存在社保中断的可能。在私企的招聘环节中，有过半女性表示在招聘时被询问婚姻和生育状况相关问题，有将近30%的女性因为性别原因在求职时遭受用人单位限製。如何在女性就业权益和生育权益之间取得平衡，在保证女性生育权益的同时消除职场的性别歧视，仍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08 性少数群体的就业平等
北同文化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今年五月发布了《全国企业性别多元友善度调查报告》。在报告设计的122家企业中，只有13.9%的企业在规章製度中明确规定了反歧视和机会平等的内容，开设了性别平等的培训。这表明，大部分企业仍旧缺乏性别平等和多元的意识。

作为国内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女运动员，中国女足主力前锋李影无缘今年的东京奥运会。6月24日，李影在微博公开出柜，并发布了与女友的合照，后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删除了这条微博。在随后公布的奥运会女足集训名单上，李影并不在列。李影为国家队效力八年，参加过两届世界杯，是现役女足国家队中唯一获得亚洲杯最佳射手称号的运动员。有舆论认为，由于公开同性恋的性取向而被教练团队排除参赛资格，这是不公平的。

#09 研究生与青教：劳动权益的模煳地带

高校研究生、青年教师作为传统观念上的知识精英，其劳动权益问题常常被忽视。今年，南京大学、延安大学一共有四名研究生与博士生自杀身亡，校方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但种种线索都指向导师的压榨。

11月23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研究生谢鹏在自习室猝死，他本已应该在6月毕业，因为被导师要求「多干半年」而延毕。读研期间，除了原本的学习任务，谢鹏还不得不承担导师安排给他的打扫办公室、帮学弟修改论文等与自己学业无关的工作。校方则直接否认对谢鹏的死负有责任。

不少研究生会玩笑式地将导师称作「老板」。在表面的师生关系背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确存在着隐性的雇佣关系。国外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研究生工会来保障其权益，而在国内，尽管近两年新闻频出，社会各界依然对此缺乏足够的关注。

不仅是研究生，高校体製下严格的等级秩序与僵化的行政管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6月7日，復旦大学数学学院青年教师姜文华持刀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的悲剧，已经极端地展现出了高校内矛盾的尖锐性。据称，姜文华因为科研任务未达标，没能通过「非升即走」的大考核，就在学院宣布解聘前，他作出了疯狂的选择。「非升即走」是国内高校广泛实行的「3+3」式製度，六年后如果没有评上副教授或教授，只能走人。而事实上，青年教师能够通过六年考核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甚至还存在许多三年就踢人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高校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样沦为学术血汗工厂中的奴工。

#10 职校生实习乱象与悲剧
在2020年的统计中，全国共有9865所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字为1628.14万。这些没有上高中的40%年轻人涌入了职业学校。中职生往往会被分为三类：参加对口高考的、直升本校大专的和直接毕业的。进入高三之前，他们必须接受学校安排的实习，这份实习往往在最基层的流水线。

职校少年「自杀」背后的实习乱象- 中国新闻周刊网

6月25日，就读于湖北十堰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的17岁高二学生余铭，被学校安排到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实习15天后，在宿舍楼道跳楼自杀。在自杀前余铭向父亲诉说，说是来实习其实是来搬箱子，一个箱子二十多斤，一天要搬十几个小时，不允许请假和旷工。与余铭一同来实习的还有另外100多名未成年人，实习前被告知是去公司敲键盘，被「骗」来实习后，班主任警告余铭，再旷工就开除学籍。余铭父亲将求助信发在网上，控诉这场由校方组织的集体实习中，工厂非法用工，强迫劳动，最终将儿子推向死亡。

9月4日，微博用户@小鹏失眠睡不着 发布消息称自己在去年1月被湖南省郴州市武临县职业中等专科学校安排强製到湖南久森新能源的工厂实习，并在实习过程中因意外导致手被卷进机器中，右手落下残疾。涉事企业和学校拒绝给他做后续手术，不肯出医疗费。

实习是教育实践的重要环节，本应是职校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渠道。然而，在现实中，不少职业院校把学生强製安排在流水线上，不仅将强製实习与学籍、毕业证挂钩，而且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无任何对口之处。学生往往也不能全额拿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学校的克扣盘剥使职校生成为学校敛财的工具。工厂对职校生也缺乏必要的劳动安全保障。若学生受工伤，学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对企业来说，职校生顶岗实习，既解决了用工短缺的难题，又无需按正式员工标准支付报酬，不过是廉价劳动力。

尽管教育部等五部门已在2016年製定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禁止上述现象发生，但职校生实习乱象仍层出不穷。归根结底，这仍然是由于规定缺乏强製约束力、职校缺乏权益教育以及职校生难以找到维权途径。在这样的劳权环境下开展普职教育分流，只会导致更多年轻人踏上实习地狱的不归路。

#11 浮出水面：中国海外劳工生存状况

2021年3月，5名中国河南籍农民工经中介介绍，抵印度尼西亚进入位于东南苏拉威西省首府肯达里的中资镍业巨头德龙工作。该企业于2015年始在印尼投资建厂，已有镍铁冶炼生产线30条，其工业园为东南苏拉威西省第一大企业。然而，该工业园近两年事故频发，多名中国籍工人受工伤或死亡。

工人还发现企业给予的待遇与中介最初的承诺不符。中介承诺月薪为1.3万元人民币，但最终没有工人能拿到全额。出国前规定工作时间为9小时，工人们实际工作时长却超过10小时。此外，资方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将劳动关系转移到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对工人随意降薪，对抽烟、玩手机等行为都会进行罚款。拖欠工资也是常态，到今年10月底，很多工人已四月有余未拿到工资。

在经历护照被扣、与所在外包企业协商归国反被讹诈、向使馆求助无望后，9月中旬，5名工人涉险偷渡马来西尼，试图改道回国，但被当地警方逮捕并最终遣返回印尼工业园。在工人家属、律师与劳工关注者的多方协作下，截至12月底，5名工人已确认搭乘回国的班机。然而，工人们付出的代价已是惊人的。

我们看到，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本国工人也通过中介途径被输送到国外从事各种工作。而这些工人不仅面临缺乏国内和当地劳动法律保障的尴尬境地，因而总是遭遇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而且容易遇到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缺乏支持网络等问题。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因素规避用工责任，对工人大加盘剥。但愿这个刚刚浮出水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解决。

#12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

2021年10月12日，一个崭新的项目 「打工人也需要生活」（#WorkerLivesMatter）在网络上出现。该项目最早由4名95后程序员发起。项目所贡献的共享文档「公司作息表」在上线短短几天内就得到打工人的广泛传播，最多时收录了6649条各企业的劳动权益状况信息，累计百万浏览，复盖行业超出互联网，也包括金融、房地产以及外企和部分事业单位。项目提议：任何行业任何地区的打工人都可以通过填写问卷的方式来分享所在企业的工作作息。

然而，从10月13日起，该项目就遭到不同平臺的阻挠，其共享表格、项目官网以及GitHub 地址先后遭到QQ、百度、夸克、UC、微信的屏蔽。10月28日，该项目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被永久封禁。11月1日20时18分，该项目删除了几乎所有信息，并将项目标记为已终止。11月8日，该项目在github上的最后地址也遭删除。

与两年前的996.ICU项目相比，本次项目存续时间非常短暂，也更直接地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围剿。但是在项目的初衷以及运作层面，我们看到一些新的创造。借助互联网的新技术，劳动者得以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尝试跨行业乃至阶层的联结和互助，尽管这种联系非常脆弱。在它的遭遇当中，我们也看到线上行动所面临的困境。即便是此类遵纪守法的温和倡议，也越来越不为系统所容。

#13 劳动者与文化：躺平、牛马与海德格尔
4月17日，躺平吧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引发热议。帖主「好心的旅行家」写道：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躺平旋即成为整整一年的流行词，用来指称「「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不工作」的反内卷主张。官媒随后多次对躺平思潮开炮抨击。躺平吧以及相关豆瓣小组亦被关停。

在同年爆红的还有B站up主大勐子。作为刚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大勐子将自己在半年里的工地工作和见闻录製成视频上传到B站，其对建筑行业恶劣环境的吐槽，引起许多打工人的共鸣。「有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则传遍互联网，成为网民批评社会阶级分化的金句。然而，大勐子也很快遭到所在国企的约谈。随后，他的一些视频遭到删除。

另一则引起舆论漩涡的文化事件，则是某家非虚构平臺对翻译海德格尔的农民工陈直（化名）的报道。这篇非虚构报道源于作者对当事人的线上采访，却在11月18日采用自述形式发表，从而引起争议。一些观点认为，对学习精英文化的底层劳动者加以表彰，实际上反映了底层劳动者所处的弱势的文化位阶。正是劳动者在各方面的受抑製状态，使得ta们缺乏创造和传播自己文化的渠道和资源。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事件中也能看到：虽然互联网为劳动者提供了发声平臺，然而，一旦那些揭露社会矛盾、容易引起共鸣的声音获得扩散，它们就会被迅速扑灭。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仍然在创造自己的文化。当我们谈论文化时，只以海德格尔为师，却遮蔽那些说出「牛马和罗马」的人，这确实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二零二二年

导言: 「行业剪报」关注基层服务行业动态，为你呈现与服务业劳动者利益息息相关的核心资讯。本期剪报摘取1-2月份核心新闻。时隔半年，满帮、货拉拉、T3出行等新业态运输平臺再次被监管部门约谈；疫情下，网约车司机遭遇困境；柬埔寨「血奴」事件发酵引发公众对互联网虚假招聘的关注；还有一线服务业劳动者挺身而出，利用社交媒体曝光企业用工中的违法行为。

01 满帮、货拉拉等8平臺再遭约谈，计价和抽成规则司机缺位
#平臺企业  #权益保障 

1月20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满帮、货拉拉、滴滴货运、快狗打车等4家互联网道路货运平臺公司再次进行约谈，对滴滴出行、曹操出行、T3出行、美团出行等4家网约车平臺公司进行提醒。

监管部门指出近期有新业态运输司机集中反映平臺存在随意调整计价规则、上涨会员费、诱导低价恶意竞争等问题，侵害了劳工的权益。要求有关企业就以上问题立即整改。

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还提出平臺应积极参与平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坚持公平竞争；在製定或调整涉及司机群体切身利益的计价竞价规则、收入分配规则、会员费等经营策略时，要公开征求司机、行业协会的意见建议，并提前一个月向社会公布；要持续优化派单机製，科学确定从业人员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避免超时劳动和疲劳驾驶。

这已不是上述平臺企业第一次被约谈。2021年5月14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就对滴滴出行、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美团出行、T3出行、高德、嘀嗒出行、满帮、货拉拉、快狗打车等10家交通运输新业态平臺公司进行联合约谈。约谈内容也是计价规则不透明、上涨会员费等问题，可见时隔半年，这些存在于交通运输新业态企业的劳权顽疾仍然存在。

2月24日的交通部新闻发布会中，交通部称会将把「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臺企业抽成『阳光行动』」作为2022年更贴近民生实事之一。

在网约车方面，督促主要网约车平臺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臺抽成比例上限并公开发布，同时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每单的抽成比例。

在道路货运方面，督促主要道路货运新业态平臺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臺订单收费金额或抽成比例上限、会员费上限等，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要求平臺公开计价规则，设置合理抽成上限固然是好事，但在新闻评论区中，也有从业者质疑到：「什么样的比例全合理的，这定的什么规定？？？滴滴说百分之五十抽成是合理的，行吗？？？」点出了政策的不足，形成合理抽成规则还需要平臺司机的发言权，建立平臺司机参与规则製定的健全机製，而不能止步于政府监管与平臺单方面的自我约束。

新闻来源：

证券时报：滴滴货运、满帮等8家公司被监管约谈！啥情况？网络货运平臺或迎强监管…
网约车情报局：刚开的会，关于网约车「抽成不合理」问题，即将开始行动，确保取得实效！
02 苏州、深圳T3网约车司机罢工，要求减租金、退车
#网约车司机  #罢工

2月21日，上百名T3司机聚集在苏州市T3出行线下服务点，集体罢工抗议。

据一名参与罢工的司机表示，由于苏州疫情影响，司机收入下滑严重，每天收入仅100元左右，不够车辆租金。面对司机的这种境况，T3出行的租金却一分不降，许多司机因为收入严重下滑申请退车，也遭到拒绝。因此司机们决定在2月21日发起罢工，齐聚线下服务点，要求T3出行就减免租金、退车等事项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本次苏州疫情期间，T3出行组织苏州市的T3司机组成誌愿车队，运输核酸样本、医护人员，并在官方网站上大肆宣传，展示「企业社会责任」，博得口碑和名誉。平臺依靠司机的默默付出给品牌贴金，但却对疫情下司机的困境不理不睬，虚伪面目暴露无遗。

本次罢工是苏州市T3司机近四个月以来的第二次罢工，2021年11月2日，因为平臺调整奖励政策导致司机收入下滑，200多名司机齐聚T3出行在苏州的线下服务点罢工抗议。

无独有偶，在同样遭遇疫情的深圳，2月28日，数十名T3司机在路边拉起横幅罢工抗议。深圳的T3司机在疫情影响下收入同样严重下滑。司机们向平臺多次反映后，平臺既不降低租金，对申请退车的司机要求扣除金额不等的违约金，因此司机选择罢工。

2021年七月以来，为抢占因滴滴打车受挫而空出的市场空间，T3出行大规模扩张。过去半年多以来，T3公司已因大规模开放司机加盟、将合约司机转为加盟司机、更改奖励政策下调司机收入等行为导致大量司机不满，集体行动频发。

新闻来源：

司机指南：T3出行再次出现大罢工，同一城市间隔不到4个月，T3在自食恶果？
营运车公社：T3出行再现大罢工？深圳T3司机罢工要求平臺减免租金！
03 报告揭示骑手劳权历年变化趋势
#外卖骑手  #权益保障 

1月19日，公众号「致诚劳动者」发布了一篇针对全网1907份外卖骑手劳动纠纷有效判决的普查报告，揭示了外卖骑手劳权的历年变化趋势。

我国外卖行业用工形式在十年内发生了诸多变化。最早是由平臺直接与骑手签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由平臺直接管理的专送模式；之后继而诞生了不建立劳动关系，更加「自由」的众包模式。专送模式到后来则继续发展为骑手与外包配送商建立劳动关系，受外包配送商而非平臺管理的外包形式；专送模式在近两年，甚至发展出了骑手受A公司管理，由B公司发工资，由C公司缴税的「网络状外包」形式。

与外卖行业用工形式的变化伴行的，是外卖市场垄断局面的形成：由最早的多家外卖平臺竞争，逐渐发展到美团、饿了么两大巨头垄断。

随着外卖市场垄断趋势的发展，用工形式随之变化。外卖平臺在垄断优势下无需再以比竞争对手优厚的待遇去招聘骑手。数据清楚显示，劳权纠纷的判决数量呈每年上升趋势，其中判决数量最多的是骑手受外包配送商管理、发放工资的「直接外包」用工形式，数量排第二的则是「网络状外包」形式。然而，由于「网络状外包」的用工形式中，劳动关系的错综復杂也有可能使得骑手求助无门，劳权纠纷甚至无法立案，判决数量相对较低可能是一种「幸存者效应」，同理众包骑手较低的判决数量背后也可能有类似原因。
报告中涉及到的大部分判决来自专送骑手——即客观上建立劳动关系，受严格劳动管理的全职骑手。但即使是这样，在「直接外包」的用工形式下，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率为85%左右，在「网络状外包」的形式下，劳动关系认定率降到了35%～50%，可见「网络状外包」的用工形式在相当程度上为雇主逃避了责任。

新闻来源：

致诚劳动者：大统计：全国哪个地方的骑手最难打赢官司？
04 家政公司「轻松到家」，被曝光多项违法用工行为
#家政工  #违法用工

1月23日，微博网友「凉水小青蛙」在微博上爆料了知名家政公司「轻松到家」存在多项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深圳轻松到家是一家聚焦于家庭生活服务市场，业务涵盖钟点家政（钟点保洁、钟点做饭、钟点家务等）、长期家政（家务保姆、月子保姆、育儿保姆等）、家政职培等。

博主「凉水小青蛙」于2021年11月30日入职「轻松到家」成为一名全职保洁师，在工作过程中，她发现了公司存在多项侵犯员工权益的行为，并且遭到工资拖欠。在向管理层申诉公司的违法行为后，她被踢出员工群，并被违法开除。博主表示在「轻松到家」工作的保洁阿姨的权益普遍遭到了侵害，只是碍于年纪较大、文化水平不足等原因无法发声。

据爆料，「轻松到家」存在着以下违法用工的行为，包括：侵犯员工隐私、拒绝劳动合同副本由员工持有、不缴五险一金、请假肆意扣钱、克扣工资、不按时发放工资、恶意辞退工人等。

「凉水小青蛙」在微博上号召网友转发，并要求「轻松到家」给出公开道歉，但并未得到「轻松到家」的公开回应。

除此之外，在「凉水小青蛙」的微博评论区以及知乎上，亦有曾在「轻松到家」工作过的家政工人控诉企业的违法行为。

05 连锁餐饮「真阿婆水饺」拖欠工资，员工直播讨薪
#餐饮  #违法用工

1月26日，微信公众号「打工人看社会」发了一位名叫小飞的工友的爆料。小飞于2021年10月14日入职西安市知名连锁餐饮店「真阿婆水饺」，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公司在用工存在着种种违法行为侵犯了TA的权益，并且发现公司拖欠了员工十二月及一月份西安疫情停工期间的基础工资。在向领导据理力争后，其被踢出工作群并开除。

但小飞并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选择通过自媒体曝光公司的侵权行为，并且申请劳动仲裁。

在公众号「打工人看社会」发布的文章中，小飞曝光在他入职真阿婆水饺后，公司并未跟TA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给他缴纳社保。除此之外，TA还指出公司未给员工支付工作日加班、周末节假日上班的加班费，却通过罚款的手法对员工施加严苛的劳动控製，克扣工资。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法规并未给予企业对员工进行罚款的权利，这种任意製定的罚款管理是违法的。尽管雇主通过罚款对员工进行劳动控製在基层服务业和製造业是相当常见的行为。

小飞还提到，门店领导为了讨好老板，使唤员工在领导前来视察前突击搞卫生，将地板拖了七次。当小飞在工作中受伤时，领导一再强调TA的受伤跟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并要求他带伤继续工作。在冬至日时，门店部分员工连轴转工作16小时，却没有加班工资。这些情况展现了餐饮服务业一线员工恶劣的劳动处境。

在1月26日文章发出后，真阿婆水饺的领导找到小飞，给小飞发放了部分停工期间工资试图息事宁人，但小飞并未被收买，坚决要全数拿回自己应得的全部权益。由于通过劳动仲裁维权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成本太高，因此小飞决定在元宵节当天去门店门口通过发传单等形式维护自己的权益，曝光公司的违法用工行为，并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了视频直播。

在直播讨薪过后，真阿婆水饺为包括小飞在内的全体员工补发了停工期间工资，并私下对小飞作出了更多让步。小飞通过自己的勇敢和得当的策略维护了自己以及同事的权益，值得所有遭到不公正对待的基层服务业劳动者学习。

新闻来源：

打工人看社会：西安真阿婆水饺非法用工，未成年工人勇敢讨薪
直播讨薪初战告捷，未成年工人继续斗争
劳动监察大队已介入，西安真阿婆水饺未成年工人讨薪最新进展
06 网红餐饮新消费陷寒冬，喜茶、文和友、墨茉点心局裁员
#餐饮  #裁员

2022开年，喜茶、文和友、墨茉点心局等网红餐饮品牌接连曝出裁员消息。

据新浪财经2月9日报道，喜茶在年前启动裁员，将裁30%员工，信息安全部门全部撤裁，门店拓展部门被裁50%，被裁的员工将获N+1补偿，也可被调去其他部门。

尽管后来喜茶官方声称公司不存在大裁员，而是年前的正常人员调整优化，但在小红书、微博、脉脉等社交平臺上却有自称喜茶员工或前员工的网友发帖称自己遭遇了公司压工时、「砍班」等操作，被迫离职。根据媒体《天下网商》对喜茶离职员工的采访，喜茶的裁员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初现端倪。喜茶规定一线员工每月总工时需达到200小时，但在排班上却严格压缩员工工时，甚至少计工时，导致部分员工被扣底薪与全勤补助，甚至有员工因工时不足遭开除。此外，N+1的裁员补偿也并非对所有被裁员工落实到位。

2月16日，据「快消」报道，网红餐饮品牌「文和友」也在年前开启裁员，一些部门被裁人数超过60%。除了裁员，「文和友」的员工还遭到了工资克扣：「文和友」员工每月的工资并非足额发放，而是会有10%绩效工资押到年底与年终奖一同发放，而2021年「文和友」并未发放年终奖。

2月18日，据《中国企业家》报道，墨茉点心局在春节前裁撤了40%的品牌员工，公司将从过去以打造品牌为中心，转型为以运营为中心。

发生裁员的三家餐饮新消费品牌近两年都在融资加持下大规模扩张，扩张后面临了单店收入下降、水土不服、运营溷乱等问题。去年的8月份则成为新消费行业从热到冷的转折点，曝出裁员消息的三个新消费品牌的融资进程都停留在去年8月前后。在新消费前两年所依赖的「社交媒体种草、爆品引流、高密度抢占商圈」的「网红打法」下，为了提高品牌估值，餐饮新消费品牌盲目扩张，而实际盈利能力不足，造成泡沫，最终惨淡收缩，致使大量员工面临被裁员的困境。

新闻来源：

开菠萝财经：「文和友们」被曝裁员，集体过冬？
天下网商：开年就大裁员？喜茶一线员工爆料：无年终奖、无补贴
界面新闻：文和友被爆大面积裁员还克扣员工工资
07 柬埔寨「血奴」事件，网络平臺虚假招聘引关注
#虚假招聘 #58同城

2月12日，一男子遭遇网络诈骗被拐至柬埔寨「抽血卖钱」的报道，在中文互联网上传播并引起热议。该男子自称是在「58同城」平臺上看见一份广西边境地区的招工信息，前去应聘，结果被诈骗集团拐去做「血奴」。

尽管后来「58同城」及警方经过调查否认了该男子遭遇的真实性，但此事件引发了公众对「58同城」等平臺虚假招工信息泛滥的关注。「58同城」的微博评论区被愤怒的网友攻陷，大量网友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被骗经历。

「58同城」上虚假招工信息已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早在2018年6月，澎湃、央视等媒体就曾报道，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到近年60起通过「58同城」、「赶集网」发布虚假招工信息的诈骗案例中，248名被告人通过发布虚假招工信息进行诈骗，超过5500名被害人受骗，诈骗金额近亿元，甚至有人落入卖淫窝点、诈骗集团。当时新闻曝光后，「58同城」承诺推出求职者保障计划，与警方联合打击网络黑产。

但三年过去，虚假招工信息仍然屡见不鲜。2022年2月25日，媒体燃财经在黑猫投诉平臺上搜索「58同城」，累计投诉量达9711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58同城」、「诈骗」为关键词检索，涉及文书为3887篇。可见虚假信息已是此类平臺的顽疾。

互联网招聘平臺上的虚假招工信息往往都有一定的套路。一种是以优厚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吸引他人前来应聘，之后巧立名目对应聘者收取各种「培训费」「信息费」「服务费」等，最后在收费后将应聘者拉黑；另一种虚假招工则是给应聘者提供与招工信息描述相差甚远的工作，而拒不退还中介费。

在媒体燃财经的报道中，财经评论员吴其伦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通常只有付费企业才能在58同城等招聘平臺上查看求职者简历，获取联系方式等，「换言之，平臺赚了骗子公司的钱，平臺与之存在合作关系。」他分析称，受害者也是通过平臺联络到了骗子公司，「平臺成为了骗子与受害者间的桥梁。」

新闻来源：

燃次元：2022年了，58同城上「骗子」还是很多
差评：我现在总算是知道，58同城哪来那么大的民愤了。
锌刻度：小心58同城上的招聘陷阱，数千人上当
08 2021年新业态劳动者生存状况排行榜
#平臺零工 #生存状况

1月28日，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薪宝科技零工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2021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生存状况排行榜》，从收入、保障、工作强度、负债情况五个维度，对网络货运司机、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到家服务员、快递员这五个主要的新业态零工职业进行调研。

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在五个行业中，年收入最高的是网络货运司机，能达到100774元，排第二的是共享出行司机，年收入为90191元。但由于这两个行业零工从业者往往需要支付货车、网约车的贷款，TA们的负债压力也较大。调研显示，从职业分布上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月还贷3000元以上人数占比在35%，其中网络货运司机及共享出行司机该数据高达40%以上。

调研还显示，绝大部分的新业态零工从业者的月收入均在7500元以下，同时40%的新业态零工从业者每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总的来说，网络货运与网约车司机相比其他群体，收入水平较高且保险保障复盖面更广，但由于车贷等原因导致负债压力亦较大；快递员及即时配送群体，其收入相比偏低且工作强度过高情况更普遍，但依然不改对职业前景乐观积极的态度；到家服务员群体，工作强度过高情况好于其他群体，但面临收入低，保险保障复盖有待提升的问题。

新闻来源：

薪宝零工经济研究院最新发布！《2021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生存状况排行榜》

工人阶级谈工作环境

作者 劳动观察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九年

一名环卫女工的自述：工作、家庭和被车撞死的环卫工哥哥

2019年伊始，广州已经发生了四起环卫工死伤事件。有人在工作期间遇难，有人则是在下班路上，这份看似再普通的工作，总能在不经意间总能撞上险境。美国人类学家罗宾·内葛花了十年时间记录环卫工人的工作，她写道：「如果你幸运，你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你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是你每一天都需要环卫工。」但在现实中，环卫工有如隐形人，并不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尽管他们的工作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日常紧密相关。

再平凡的工作，都有不为人所知的艰辛。据不完全统计，环卫工人的工作中面对许多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工资、安全保障、罚款、过劳等问题，随时伴随在他们身边。然而，因为政策的漏洞、工会製度的缺失、信息的闭塞，工人往往处于权力失衡的一端。

每个个体的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个生命都不应被轻易忘记。我们找到了一个失去亲人（也是环卫工）的环卫女工，现在独自一人在广州生活。她说自己不善言辞，在人群中总是沉默，用手机APP唱歌是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回忆起几年前的工伤事故，会突然哽咽、落泪。

她的微信名字十分开朗，叫「快乐」，但她说自己并不快乐。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工作场所，宽阔的马路，密集的车流，自行车、摩托车、公交车交融其中。那天下了雨，一下就是一两个小时，雨势迅勐，我们就在路边站着，雨小了点她就又开始扫树叶。

我们与她聊了聊日常的工作、亲人的故事，以及自己的生命状态。以下是她的自述。

（一）
我在天河区环卫所，这是政府的。给人承包下来的就不是政府的，像街道那样就是承包的，而前面的大马路则是区政府直接管理，两者福利有些许差异。我们不承包的，有社保、劳保、有五险一金，有两包一次性纸巾，三双手套，二、三条毛巾，还有口罩，两包洗衣粉。

街道的上班时间也不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现在上「两头班」，八个钟分两段。比如早班的话，早上四点半起床，来到岗位就五点钟了，开工。十点钟下班，煮了饭休息一下，一点钟就要再来了，两点上班，五点下班，早班就是这样。上夜班的话，九点半来了，十点钟上班，十点上到两点，下班煮了饭吃了，再五点半上班，五点上到九点。有的街道也是一次性上完八个钟，或者是我们这样上。以前我们也是上八个钟的，三年前变成这种两段的。

我们都觉得很烦，要上这种班（两头班），要做什么事也做不了，像以前一样，直落上八个钟，你直接去干什么都无所谓。现在虽然十点钟下班了，吃了饭睡觉又睡不着，睡着又会睡过头。我有时候都会睡过头，上班迟到。迟到的话班长就会说你，质检的人见到就会扣分。扣分会罚钱，绩效奖会扣50元，季度奖那里也扣， 季度奖那边多的话也是100元、或几百块钱。所以工作上每扣1分都有100多块钱但他们绝不会说是扣工资。加班的话，现在我们都很少加班了，一年都没几次班加，一般有检查才会加班。因为我们这里的人流量也不算多，不像体育西路天河城那边的人流量大，像十月一日、八月十五，他们那边就要加班。

干这行，怎么说也是有点累。就像前天下那么大雨，十点钟上班一直下到两点。我们穿了雨衣，好大的雨，我们班长都叫我们出去扫，扫到差不多一点钟，穿了雨衣也都湿了。除非刮臺风，才会叫我们注意安全。下雨工作有很多不安全，因为我们在树底下，随时会有树枝掉下来，随时会被什么东西吹过来砸到的都有。下雨天毕竟伴随着打雷，马路边有电线杆倒下来，或电线掉下来。所以下雨天很不安全。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领导，都不把我们当人看，说扣分就扣，比如我们看一下手机，1分就没有了。有一次，十点就可以下班了，九点三十九分左右我女儿打电话来，因为我老公不舒服，随时要去医院，我拿着手机在那里看，碰巧有个质检员踩着单车过去了；他拍了照我都不知道，罚单下来才知道。

小黄车开始在城市投放之后，路上增加了很多放置共享单车的地方，这些也要我们清扫。这两年共享单车变得更多了，就叫我们去扶。之前有（扶单车的）钱，今年就没钱了。让工人白白扶起来，一分钱也没有。前年是休息的时间去扶（有额外费用），现在是一天一个人扶，有的是加班的人扶、有的是安排休息的人扶。那么远，那么多车，密密麻麻的，就一个人扶。骑车的人又乱放，走到哪里放到哪里，放在人行道，你要搬上来放的整整齐齐。

干我们这行的呢，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手脚功夫的嘛，你进工厂要眼力什么的，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了的，进去自己手脚、眼力、记忆都不好的，也不想进工厂。在这里就是手脚功夫，你把岗位搞干净，在那里走来走去就可以了。我年纪大了，也不想找别的工作了。想在这里慢慢熬，再四五年就可以退休了。

（二）
我老家是广东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08年来广州，那时三十多岁，之前都是在老家。刚开始进了工厂，后来才来扫地。那年（2010年）广州亚运会，不让那些厂开了，我做的那些厂就搬走了，我也不知道搬去哪里了。它肯定不说是倒闭的，倒闭的话，你还要补给员工赔偿的费用。工厂也没明着赶我们走，只是说「没有工作了」，办完手续，补一些钱给我们。我在那里做了一年半、不到两年吧。

厂子是10年6月份搬走的，之后10月份我就过来环卫站这里上班，现在是第九个年头了。十月一号是国庆节，它不可能给你那三天的加班费，所以很多都是等过了前三天，4号才来上班。

平时上班时天还没亮，黑漆漆的。刚来的时候会想，这么早怎么敢去上班，四点多钟马路上都没什么人。有时候那些街都没有路灯，现在习惯了就不害怕了，觉得自己那么老了，又没钱，也就不会怕什么，上什么班也就没所谓了。而且现在也习惯了，时间点一旦都自然醒。

我不知道怎么讲起我哥的事。他比我先来广州，来的好早，好像是八几年，反正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出来了。我们那边有招工的，他第二批就来了。我哥中学没有毕业，不读书就出来打工了，那时候就是第二批广东省到我们那边扶贫招工的，他就被招来了。我哥在做环卫之前是在广州第二工具厂。工具厂解散后，他就到了第二棉纺厂上班，后来又做过干洗衣服店，再后来就一直做环卫了。

那时我们要过七月七的节日，事故第二天就是七月七了。他在这里多待了一个星期，本来要回老家，但在这里工作没有办完。那时候我嫂子和另一个朋友，也都在这里扫地，我们四个人都是经常在一起玩麻将，也打得不大，大家都不会玩，都是五毛、一元在那里玩。

出事前，我想到时候我都休年假了，我和我哥说，可以休年假时在这里和你们好好玩几天再回去。他说，好啊。说了这句话第二天就出事了。七月初六凌晨，五点过几分，我的老乡打电话来了。那天我休息，我还在想是谁呢，这么早打电话。

「小妹小妹，」那是我老乡，和我哥同一个班，他也还没有上班。

「什么事呢？」

「你哥被车撞了。」

「在哪里啊？」

他说在石牌，「你赶快来吧。」

「撞得严不严重啊？」

「人都没有了。」

我在那里半个钟都没有反应，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打给我姐，叫她回来。家里还有一个哥哥，我也打电话告诉了他。

出事的那个隧道是往地下延伸的，有点斜，差不多一公里。那天哥哥刚拿了扫把，准备去工作，那个车就那样撞上来了，司机撞到人也不停，就一直开，我哥趴在汽车前盖那里被拖到隧道里差不多500米。

那个司机当时也是喝了酒，朋友给他找了代驾，不知道在哪里他把代驾赶下车了，自己开车，想不到就出事了。如果他没赶代驾走就没有事，或者及时抢救，我哥也许不会有事，就算是重伤也好。可是他被拖了这么远，不出事才怪吧。

我直接打的士去出事的地方，那时候救护车都来了。我一到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很伤心，在路边就哭起来了，那些交警就说，你们干什么，你是什么人啊？我说是他的妹妹。警察说，你们为什么让家属下来，那时候我们领导就拦住我，不让我下去。我就想下去看他，那些人就把我拉上来了。后来嫂子来了才下去，我一个人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

我原来在体育西路那边扫地的，那个隧道以前就是我们天河环卫体育西路班管的。我跟领导说我过不了（我哥去世）那个坎，不愿再每天看到隧道那里，调去哪里都可以。原来我在体育西路也挺好的，也熟悉工友了，就是因为我哥的那件事发生了。但我不可能每天看见那里，都是伤心事。

这种事环卫单位瞒不住的，一开始也有瞒的，但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瞒得住呢。往往都是严重的问题领导就会想方设法要瞒住不公开，他就不许我们去讨论（工伤意外）那些事。我哥这样的算是严重的事。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讲这件事还是有点害怕，说出来不知道领导他们会怎么想。我年纪这么大了，在这里做这么久了，要是因为这件事得罪了领导，自己在这里也不好过。

哥哥出事也会让我觉得工作挺危险的。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在体育西路下班时要过马路，我在路边走着，看没车就想直接过去，车咻地上来，被后视镜撞到了，直接把我撞飞了。幸好是我慢了一秒，不然也没命了。撞倒我后，车开了1、200米，路边的人在大叫，去追车，我的单车、物品全部倒在地上，我还在地上没起来。后来事主来问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没事」，但心慌的不得了，后来他就走了。那时候我都心有余悸，只是我不幸的哥哥…

（三）
工友有教我用微博，但也不怎么会用，加人也不知道怎么加。平时看一下微信、聊一下天，也不会玩什么。有时候无聊，会在微信公众号看一下小说。有的小说看到一半要钱，我就没看了。一个人在外面赚钱也没有伴，也不喜欢出来逛街，有个伴出来聊聊天也能过一天。要是你今天不来，我就在家里玩一天手机，和人聊一下天，睡觉。或者唱歌，我也喜欢唱歌。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哪个歌星，觉得唱得来就唱。我最近在唱《高原蓝》。

觉得无聊的时候就唱歌。有时候不开心，就拿起手机唱，我觉得唱几句就过去了。找谁给你发泄，自己在家发泄一段时间就好了。他们都说，你那么开心啊，还唱歌。我表面上是开心，其实内心不知道怎么样，没有一个人懂我，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我经常和儿子这么说，你就是不懂我的心，你一点都不理解妈妈的心情，我这么说儿子就嫌烦。

我一共两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都有小孩了，都是一男一女。他们有时候觉得在家里无聊，就过来玩一下。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就是为了方便小孩过来，因为住宿舍不可以让外人进，而且也不方便，有什么亲戚朋友来，也不给进。我现在住的房子有20平方，在六楼，顶楼，房租500元。对你来说可能是便宜，但对我来说…. 现在的工资，没加班有3000多，有加班4000多，基本工资2520元。以前本来我们有1200年终奖，后来加了一点工资，1200元就都没有了。

我们都是为了五险一金「绑」在这里的。你在这里做了这么久了，中途离开回去就会觉得可惜了，社保、医保这些就半途而废了。媳妇以前叫我回去带小孩，我就和媳妇说，你就在家里带小孩吧，我宁愿给你钱。现在发工资，先打1000块钱回去给她，我自己剩多少就多少……主要是担心到时候退休了，若没有工作，也缴纳不满社保，没有养老金就麻烦了。后来她就明白了。

我老公身体不好，他之前有肺结核，现在又有脂肪瘤，都没钱给他做手术，他也没法出来打工，是我们养他。要是像别人一样，心烦的时候做不做也无所谓，可是一想起来，不做没办法，一家人都是靠自己这点工资。我儿子，年轻人那些工作也不稳定，做几个月就不做了，工作没着落也没钱养小孩，还不是得我自己做。所以一家人都是靠我的。那些人都说，你儿子女儿都成家了，不用那么辛苦了。说是这样说，但做还是这样做。因为我老公又不像别人一样身体好，一直能在外面挣钱，那就没那么辛苦了。

老公之前也没做什么。他就是爱喝酒，爱赌博。生病了还是喝酒，他不戒酒，我也很讨厌他。我叫他戒酒他不戒，平时我寄钱给他，他还是喝酒。拿了药回来，第二天、第三天就忍不住了，要喝酒。我就说，不理你了，你自生自灭吧。可是过一阵子他说没钱，我还不是要打钱回去，他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很早就嫁给我老公，那时候我觉得他还可以，就嫁给他了。那时候他在那里教书，代课那种，挺有文化的。现在喝酒就喝坏了脑子，什么事都不管了。我18岁跟了他，19岁就生了儿子，20岁生了女儿。人家还在姑娘的时候，自己都带了两个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现在又是这种结果，自己心里肯定不会开心的。他一句话也没有问过，你过得怎么样，一句话都没有。

我什么事都是靠自己，什么事都是没人和我分担。开心也是这样过，不开心也是这样过，对吧。我回去给儿子娶媳妇，全是一个人包办。老公的话，他就像小孩一样，吃饭就吃饭，喝酒就喝酒。要是不开心，就不办了，不还是得自己来。娶了媳妇，我老公也没问过我，在哪里借了多少钱，借了谁的钱。从来没有商量的余地，商量不到四句话就找借口喝酒。什么事都是，喝了酒才和你商量，不喝酒不和你商量。

跟我老公都没话说的。他说没钱，我就打钱给媳妇，叫媳妇给他，我不直接给钱，因为他好赌。我打了那么多年工，我一点钱都没存到。我都出来有十年了，十年都没有存到钱，存了两三万就娶了媳妇。我孙子生下来，有黄疸，进了保温箱，半个月才出来，又花了很多钱。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怎么挣钱啊，怎么回去养孙子孙女，做几年就退休了。

所以你说开心，从来都没有过。表面上嘻嘻哈哈，只是表面上的。内心的不知道怎么样，没人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所以有时候不开心，我就一个人唱歌，唱着唱着就忘记了。

越秀区环卫行业用工现状调研报告

2018年越秀区人大发布环卫用工报告，该报告很切中要点的指出现今环卫工的生存处境，不仅越秀区工人是如此，其他区的环卫工人亦面临同样的问题。既然问题重重，那么政府是否有动力来解决问题呢？

报告要点摘录：

环卫工作业强度大，清扫面积明显超过法律标准，过劳成必然。

环卫工机械化程度低，工作环境恶劣，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加班加点来完成任务，多数违反法律规定。

环卫工缺乏足够保障：职业安全保障缺乏，面临遭车祸工亡风险；住房保障无，超过81.1%工人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以下。

工资水平低：平均工资约3000-4000元（含加班费及五险一金），远低于广州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若工人不加班，则仅有2324元/月。

一、越秀区环卫行业用工现状
（一）队伍基本情况
　　越秀区共有环卫工人4285人（其中，区城管局环卫清洁作业中心1017人、区城管局机械化作业管理中心434人、区城管局养护所397人，各街道环卫站共计2437人），人员主要集中在41-50岁这一年龄段，文化水平低，人员结构老化，招工困难，产业逐渐向低端化发展。
　　目前，区城管局环卫清洁作业中心负责辖区内主干道、重点区域环卫保洁工作；养护所负责全区环卫公厕管养工作;车队负责清运全区生活垃圾。
　　全区共有18个街道环卫站，负责街辖区内次干道、内街巷的环卫保洁工作，现有环卫工人2437人。

　（二）工资待遇情况
　　自2013年5月以来，全区各环卫作业单位落实《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广州市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穗府办〔2013〕20号）文件精神，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情况（指2018年7月1日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前的情况）如下：
　　1.作业中心工人工资3985元/月（含加班费，下同），养护所工人工资2976元/月，机械化作业管理中心工人工资3298元/月至5372元/月（根据工作量定奖金，每月不固定）。
　　2.全区街道环卫站工人实际平均工资为3140元/月。若双休日不加班，仅有2324元/月。大部分街道有网格化奖励金，若双休日不加班，又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工人整体工资不足2000元/月。
　　（三）作业强度
　　全区作业单位清扫保洁面积6779799㎡（其中环卫站3263963㎡，作业中心3515836㎡），一线清扫人员人均清扫面积4727.89㎡，白云、东山两条街道人均清扫面积均超过8000㎡，超出市、区规定的三级道路人均清扫面积3250㎡的工作标准。养护所保洁公厕182座，保洁面积共102137㎡，人均公厕保洁面积475㎡。各街环卫站工人人均楼道保洁数量19.32栋，人均楼道保洁171.69层，垃圾处理费收费人员（兼职）人均收费户数981.18户。
　　（四）环卫站收入来源和支出情况
　　街道环卫站的收入来源包括：环境卫生服务收费、垃圾处理费收入、区下拨的市政道路保洁经费、生活垃圾收运点考核经费等。部分街道对环卫站给予补助经费。
　　环卫站支出包括：内街巷清扫保洁的费用、市政道路保洁费用、垃圾收运费用、道路清洗机械费用、垃圾分类费用、环卫站管理费用支出等。

二、越秀区环卫行业用工存在问题
　　（一）认识不到位，街道环卫站体製机製不健全
　　全区18个街道的环卫站，均是无人员编製、无财政预算、但有法人代码证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包括站长在内，所有人员均是合同製「临时工」。区城管局直属环卫事业单位职工编内人员极少，编外合同製工人占比重大。
　　街道环卫站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收入主要来源于每月收取辖内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5元）和「卫生清洁费」（10元）以及机团企事业单位的垃圾清运处理费。每季度由环卫工人挨家挨户上门收取。由于居民群众的认识不足，收费的法理不足，各站普遍存在收费难现象，经费得不到足额保障，难以为继。据调查统计，今年越秀区18个街道环卫站经费缺口约3457万元（统计到2018年9月）。由于环卫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街道划拨给环卫站的部分补贴缺乏法理的支撑，面临审计风险。

环卫行业是城市的基础公益性行业，由于存在严重的认识不到位问题，环卫基层管理溷乱，缺乏管理顶层製度设计，作业保洁没有统一的规范与标准。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机械化水平低，工作方式多为人工清扫，普遍使用三轮车与扫把工作。
　　近年来，品质化城市建设的要求与标准逐年提高，在正常工作时间内难以完成高强度的工作任务，导致普遍存在超法定时间加班，劳动强度极大。

（二）投入不到位，环卫行业低端发展
　　我区街道环卫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区政府与街道的补助有限。用人成本持续增长、环卫保洁作业强度大，设备管养维护费用高，导致各街环卫站及城管局直属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经费缺口数额较大的问题。我区的环卫体製、机製手段、发展水平仍滞留于上世纪末，投入不到位，机械化水平滞后。作业量大，在缺少经费的情况下，只能日趋低端化发展，并产生工人劳动强度大、加班多、环卫队伍不稳定、工人健康受到严重影响等诸多系列问题与隐患。
　　以区城管局环卫清洁作业中心为例。根据区政府工作部署，近年来新增12项工作任务，为此增加人员556人，年人员工资费用总计3093.39万元。由于没有增加保障经费，道路保洁经费缺口较大，设施、人力、经费与工作需求相差甚远。为确保高质量完成各项新增任务，在工作量大、人员不足、经费缺少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安排人员加班加点来完成，超出相关法律规定，为劳动用工埋下隐患。
　　再以新增的工作之一珠岛宾馆为例。根据《关于珠岛宾馆辖区环境卫生责任备忘录》工作要求，自2014年12月起，作业中心新增珠岛宾馆部分区域保洁，投入人员12人，年人员工资费用66.76万元。以上费用尚未包含机械设施等投入及折旧费用。

街道环卫站的情况更加困难。由于保洁面积逐年增加，对保洁质量与保洁强度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是卫生处理费的收费标准多年不变，居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在增强，卫生处理费缺乏法理支撑，收费难度较大。2018年街道环卫站经费缺口合计3980.5万元。

（三）保障不到位，环卫工人生存压力大
　　环卫工人基本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岗位强度大，作业环境极差，五险一金以最低标准购买，缺乏健康体检、住房保障及其他职工福利，家庭普遍贫困、生活沉重，生存压力较大。今年1月至9月，全区有4名在职环卫工人病逝、1名车祸去世，年龄均为49.4岁。
　　目前，我区环卫工人平均工资约3000-4000元（含加班费及五险一金），远低于广州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2017年广州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98612元），以及北京市、上海市环卫工人工资水平。

缺乏住房保障，租房成本高昂，远超环卫工人工资承受能力，以致其住宿环境普遍恶劣。环卫工人大多数为非广州市户籍，街道能提供的集体宿舍房源有限，仅能满足12.3%工人，79%工人自行租房居住。调查显示，64%工人的房屋月租金低于800元，仅有51.7%工人的房屋带有独立厨房厕所，81.1%工人的人均居住面积在10平方以下（困难程度已经达到广州市住房保障部门对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0平方米的家庭提供廉租房、经适房的标准）。
　　安全生产与职业病风险高。环卫工在作业过程中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但作业安全却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目前，环卫工人的道路清扫作业权未立法予以保障，也未对道路清扫保洁作业做出特殊保障。在处理裁定意外伤害事故时，在行车道上工作的环卫工人仅被视为一般行为，而非列入特殊作业人员。一些环卫岗位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例如，在垃圾压缩站工作的环卫操作工，每天长时间在半密闭的空间中压缩和清理垃圾，臭味浓度过高，微生物和细菌繁殖，污水和噪音对环卫工人的身体造成诸多潜在危害。隧道保洁环卫工人也身处恶劣的工作环境，面临潜在的交通安全风险，昼伏夜出，工作时间为晚上十点至凌晨五点半。道路保洁工人也是长期处于噪声、粉尘、汽车尾气等恶劣环境中重復工作。2010年，北京市下发《关于环卫职业危害岗位补助政策的实施意见》，确定了环卫一线作业危害岗位57个，提高了危害岗位补助，高度危害岗位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日15元。与北京市相比，广州目前对环卫工人职业病防治的保障不足。

三、意见与建议
　　（一）完善环卫管理体製，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1.建立统一规范的环卫管理体製，在区一级层面统筹协调，明确街道环卫站的单位性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对各街环卫站定编定岗，配备编製内人员负责基层环卫管理工作。
　　2.明确环卫事业的公益属性，建立规范的环卫经费保障机製，将街道环卫站的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根本性改变其「自收自支」现状，实现其公益性功能。
　　3.广泛宣传，提高全区干部职工对环卫事业的认识，严格执行省市规定的人均作业标准，逐年改善劳动工具，提高环卫事业的现代化水平。
　　（二）规范环卫行业用工管理，提高环卫工人待遇
　　1.规范环卫行业的用工管理，强化各级工会等群团组织的日常监督作用，检查环卫企事业用人单位合同签订、社会保险、用工时长、福利待遇保障等方面内容，充分保障环卫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注重建立和完善环卫工人利益诉求机製，消除发生威胁社会稳定的个体或群体性事件的隐患。
　　2.製定相对统一的工资待遇标准，尽可能消除或缩小环卫站之间工人的待遇差异。
　　3.以财政专项经费购置符合严格质量标准的日常环卫作业工具、劳动保护用具等，统一配备并及时更新，严守一线环卫工人的作业安全这一环卫事业运行的底线。
　　4.持续提高环卫工人的劳动报酬和工资水平，优化工资结构，增设工龄工资、技能岗位补贴及特殊岗位补贴，建立合理的薪酬结构。
　　5.提高基础工资水平，明确环卫工人基础工资不得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20%。提高环卫津贴标准，增设节日慰问金，技能岗位补贴及特殊岗位补贴。建立工资持续长效增长机製，使环卫工人工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相匹配，并且增幅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切实解决五险一金问题，并适当解决个别历史遗留问题。依法保障非常规工作时间或工作内容的劳动报酬，尤其是夜间作业、危险作业，应设立专门补贴。
　　（三）强化基础性保障投入，促进环卫事业新发展
　　1.保障各项社会保险和各类福利待遇不折不扣落实，实现「五险一金」全复盖。
　　2.落实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政策。製定全区统一的生活性福利保障製度，定期发放职工工服、劳保用品、节日慰问品，组织健康体检等，增强环卫工人的获得感。与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尤其是银行营业部、连锁超市、快餐连锁店等合作建设「爱心接力站」，为环卫工人的工间休息、喝水、热饭提供便利。
　　3.以商业保险应对职业风险。梳理环卫工人群体可能发生的职业病，建立和执行相应的保护措施，同时在全区层面统一为一线环卫工人购买办理大病保险、人身意外险等商业保险的方式防范潜在风险。
　　4.统筹建设全区环卫工人公寓，在当前情况下利用市、区、街闲置物业改造为临时住房，逐步解决环卫工人住宿条件恶劣，租房难的问题，整合社会资源关爱环卫工人队伍，畅通环卫工人职业发展通道，增加环卫工人的幸福感。

被「以罚代管」的製度杀死的环卫工

10月27日，全国环卫工人节的第二天，余有德被发现死于出租屋里。

余有德是一位很普通的环卫工人，负责打扫天河区长兴街西街4-7巷。工友回忆，余有德做环卫工至少6年，「是一位老工人」了。长兴街道毗邻广州天河客运站，在这里工作的环卫工人大概有300余人。

工友的记忆里，余有德喜欢喝点小酒，喝一点就会犯困打瞌睡。为人老实，即使迟到被扣分，下班了也会把活干完再回家。10月24日下午，余有德被发现睡倒在工作的巷弄里，由质检员、班长与两名工友抬回家里，并依据规章製度扣5分处罚。25日上午，还在岗位上工作的余有德被班长通知到长兴街道环卫站办公室，环卫站告知余有德，今年全年扣分已累计超过20分，解除劳动合同，且环卫站不支付任何赔偿金。

余有德可能没有想过环卫站会「出尔反尔」，两年前一次意外，右手主要动脉受伤，他失去了劳动能力。据工友说，当时站里的承诺会让他做到退休。余所租住的出租屋房东亦提及，余有德曾几次提起自己受过工伤，环卫站不会解雇他。

没有人知道被迫「离职」还拿不到任何赔偿的余有德内心的痛苦与绝望。这位57岁被辞退的环卫老工人，右手失去劳动能力，站里的退休承诺瞬间破灭，现在还可以做什么？一位工友回忆，被辞退那天下午，他看到余有德在每天清扫巷弄对面的乐兴棋牌馆打麻将后，在麻将馆门前蹲了很长一段时间。

45小时之后，余有德被发现死在出租屋里，身上还穿着环卫工工服，衣服敞开。据工友回忆，班长联系不到余有德，和房东、几个工友撬开窗户进入房屋。一位工友拍下现场照片，照片上余有德横躺在床上，口吐墨渍，双手紧握成拳状。

「以罚代管」杀死了余有德：压製性的罚款
余有德的死以惨烈的方式再现了「以罚代管」为何可以「杀人」。

以罚代管几乎成为环卫行业通行的「潜规则」。谷歌搜索「环卫罚款」，有450万条结果，扣分罚款理由千奇百怪：西安环卫工坐一下被罚款50元；有工人因为烟头落地当天被扣400元，甚至站着说话聊天也被扣分。

罚款扣分的经历对环卫工来说，简直家常便饭。关注环卫工权益的微信公众号「心环卫」发布的一项超过500人参与的微信投票显示，91%的环卫工存在」被罚过款「的经历，且认为非常不合理，仅有5%工友未被罚过。

环卫站《员工守则》中关于扣分细则规定多达44条，扣分规定「细致入微」到工人的衣着、保洁工具的摆放、在岗位上休息等，扣分分值1分至10分不等。环卫站《绩效考核办法》规定，扣除1分扣50元绩效奖。扣分，被环卫站製定的《员工守则》以「作业规范」、「劳动纪律」的名义正当化了。

如果这些规定真的以完善工作为目的，工人因怠工被扣分，也确没有什么「怨言」。然而环卫站却是以管理的名义对工人进行「压製性」「惩罚性」地罚款。

首先，工作过程中扣分规则荒谬至极。环卫工人反映，垃圾桶太满要扣分，不够满也要扣分，垃圾桶里的垃圾一定保持与盖沿同等高度。这样的作业要求根本就不能实现，因为隔夜的垃圾总会下沉，总会腾出空间。而且，这样的作业要求真的是为实现保洁工作高效、整洁、有序而设的吗？

类似这样的规定不胜枚举：在长兴街道这里，在路边略作休息要被扣分；上个厕所离岗10分钟要被扣分；岗位太长把落叶扫到路边等机械车，要被扣分。神奇的是，捡废品也会被扣分，环卫工人在处理垃圾过程中回收「废品」又有何过错呢？一位工作了5年的工友说，曾经捡废品被质检员发现，她索性把废品丢掉，说：「我不要废品了！」即使这样，还是被扣分了。

这样的扣分举措真的是以完善工作、监督工作为目的吗？不对工作的实际质量做评估，而恶意扣分罚款，实则是赤裸裸地剥夺环卫工人用汗水挣来的「辛苦」钱。依据《环卫用工意见》，工人基本工资2520元，日均工资115元。一旦被「随便「扣分，几乎一天白干了。本来就是辛苦钱，被公然「无理」剥夺，工人能不愤怒吗？

可悲的是，这样的情形在环卫行业中甚为普遍。一位厕所环卫工人曾控诉扣分的霸道：「这些扣分，是巡查员拼命寻找各种理由来压製性、惩罚性扣分，刁难我们。」扣分只为惩罚，质检员看到地上有垃圾、人不在岗位就立马扣分，而从来不会从工人角度考虑实际作业质量，毕竟马路上24小时随时可能产生垃圾。

长兴环卫站的「法网恢恢」
余有德由于扣分累积超过20分，被环卫站无条件解雇。接到解雇书的两天后，余有德死于家中。可以说，因扣分被直接开除是导致其死亡的重要原因。

据工友说，余有德在环卫站已工作超过五年，按照环卫站合同签署年限，余有德签署合同次数至少三次，应为无固定期限合同。如果推测为真实，环卫站凭什么可以无条件开除余有德呢？

环卫站《员工守则》规定，「扣分累积达20分，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法》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经济补偿金。」另外，《守则》 第四十四条又规定：「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员工拒绝签名的，由用人单位按员工提供的通讯地址以特快专递寄出，视为送达，不影响执行。」这样的规定，对于识字不多的余有德来说，意味着「被辞」没有任何的申诉渠道。

长兴街道环卫站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通过严密、细致的规章製度「合理化」地侵犯工人的权益，分条缕析地将扣分规则写进《员工守则》，再规定扣分带来的惩罚性措施：包括绩效奖扣除、扣分累计停止加班安排、解除劳动合同，从而使得停工、违法解雇成为控製工人的合理「霸王条例」。这一条例的荒谬之处还在于，工人没有任何权利说「不」。如果工人拒绝签扣分单，就触犯了另一条扣分条例，「不服从用人单位」继续扣分。工友反映，如果拒绝签单，会不断被增加扣分。工友阿杰因为地上有垃圾被质检拍照扣1分，阿杰认为不合理拒绝签单，与质检员发生口角，后以「威胁骨干员工」为由被扣了5分。

阿杰录下在环卫站办公室与站长的对话，视频中，阿杰质问站长，「为什么他（质检员）骂我可以，我不能骂他？他威胁我。」站长回应，「那是你心里想的，他没有威胁你，你威胁了他，我们都是依法办事。你到底签不签，要是不签，我就上报领导，当做不签处理。」而依据《员工守则》，员工拒签，不影响执行扣分。

扣分罚款製度在法理上根本说不通，更不用说因此而无条件开除工人。广州市政府发布的《环卫用工意见》，郑重声明：「用人单位的规章製度不能设置罚款以及没有法律依据的工资扣减规定，不得以罚代管。」

用人单位固然可以製定管理製度，但是製度有效性需要建立在与全体工人协商的基础上。长兴街道《员工守则》上特意声明「本守则已经长兴街市容环卫卫生管理站2015年7月21日员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且已向全体员工公示公布」，但据一位2014年入职的环卫工人所说，他从来没有参与过规章製度的相关讨论。

「以罚代管」的恶还在继续
10月28日，余有德被发现死在家中的第二天，天河区五山街道的环卫工人因为在微信群传播余有德的事情而被扣5分，被罚款250元。天河区黄村街道、长兴街道的环卫工人也因此被叫到环卫站办公室问话。

余有德因为「扣分罚款」製度而死，而以罚代管却依旧猖狂。余有德被发现死在出租屋时，身上还穿着环卫工的製服。环卫站不去调查事件来龙去脉、不为工人声讨，却一味地撇清与事件的关系，霸道打压传播消息的工人，甚至主动製造「谣言」，溷淆视听：天河区部分街道、环卫所工人收到站长的消息——工人为饮酒过量造成心梗死亡，与环卫站无关。家属尚且未拿到法医鉴定，为何环卫站已有定论？

余有德因为製度而死，而他可能从未想过，在他死后，製度依旧继续在「吞噬」他，环卫管理系统枉顾事实，将工人死因简单地归结为「喝酒喝死的」；只字不提「扣分罚款」，试图扭曲事实，而工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如同蝼蚁般，被轻易抹除。环卫管理的恶在于他们在「合法」地杀人，用恶的製度隐性地「杀死」工人，同时还是通过霸道的恶製度为自己正名。

悲剧事件之后，为事件发声、传播信息的工人遭受被销声；环卫管理层罔顾事实製造「假消息」——「喝酒醉死」的结论无任何凭据。这一些列连锁反应让我们看到整个环卫机器是如何运作——这架庞大的环卫机器，丝丝入缝，层层嵌合，它通过恶的製度，来「合理」地控製工人、压製工人，也「合理」地来抹除罪恶。

二零二零年

不合理的「临时养老账户」｜退休大问题

黎大姐，生于1958年，四川户籍，1992年5月到番禺某房地产公司工作。因该公司缘故，未能在当时为黎大街缴纳养老保险。直到2010年8月，黎才在广州首次正常按月参保缴费。2012年，该房地产公司为其补缴1998年7月至2009年10月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2018年，黎大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在广州参保缴费累计月数达15年。但因黎大姐是临时养老账户，不能在本地申领退休待遇。

什么情况？为什么养老账户还有「临时」一说，而且还不允许我们打工的在广州进行退休？服务行业的工人会不会也遇到这问题？要知道广州退休待遇与老家户籍所在地的退休待遇可是差了一大截的。

什么是临时基本养老保险账户？
为什么会有「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缴纳养老保险为五险一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工人退休养老的大事情。《劳动法》亦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参保，当然也包括养老保险。按照规定，工人只需要在打工的城市累计缴纳养老保险满15年，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享受该城市的养老待遇。可是这里面却可能有陷阱：

2009年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66号文《城镇企业职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对于年满50周岁的男性和年满40周岁的女性来说，只能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也就是说，在2010年1月1日之后，如果到达这个年龄的外地工人，第一次在城市缴纳养老金，则只能是「临时账户」。区别于常规的一般养老账户，「临时账户」就算我们缴满15年广州社保，也无法享受广州的养老金待遇，只能转回老家领取更低的养老金。

更严重的是，即便工人在退休之前补缴40岁之前的养老保险，也不能改变「临时账户」的性质，外地打工的工人仍然只能回到老家退休。而老家退休金和打工的城市（如：广州）的退休金差距则可能很大。据统计，2016年广州的职工养老金平均为3316/月，而湖南省则为2814/月，四川省平均为1946/月，如果是采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话，全国平均水平则仅有125元/月。在城市奉献了大半辈子青春的我们，明显一下子退回「解放前」。

企业违法的「果」，却必须由工人「吃」？
原先的政策已有规定，只需要在广州缴纳社保十年以上，便可以享受广州养老待遇，但「临时账户」却设立了新的重重障碍。人社部曾解释，「临时账户」的设立是为了缓解中心城市的参保压力，同时美其名曰「为了保障继续参保缴费的权益，防止一些临近退休的人仅仅为了得到中心城市比较高的养老金待遇而转移就业」。固然，这样的措施固然可以防止部分人「投机取巧」，但却忽视了绝大多数工人普遍遭遇「社保拖欠」的现实。

2006年，人社部指出，广东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参保率也仅有为20%左右，大部分工人未参保。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比例仅有13.9%。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政府还强行推出「临时账户」政策，并不是为工人着想，明明是为了当地政府「减负」！随着很多工人维权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社保是非常重要的，也努力去投诉以往的企业，要求补缴社保，这本身合情合理，但这却也无法改变「临时账户」的性质。为什么企业违法的「果」，却必须由工人「吃」呢？

综上：享受养老待遇本身是工人的基本权益，但现在大城市却可能逼着退休的工人只能享有「低一等」的养老金待遇，这是严重不合理的。「临时账户」的设定只认定工人首次参保时的年龄，却没有考虑工人在此之前，就可能在城市存在劳动关系，只是用人企业逃避了缴纳养老保险的义务。政府难道不应该核对工人事实层面的劳动关系，追究企业的责任，给予工人应有的城市保障么？而不是一纸政令就将「被剥削」的退休老工人「遣送」回老家，像扔垃圾一样。这个不合理的人社部66号文《城镇企业职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理应要被废除。

「无法保卫」的劳动价值｜保安行业的生存现状

从小区到楼宇大厦、商城卖场、从学校到各个公私单位/场所/博物馆，现代社会都离不开一个最为重要的角色——保安。在街道上往返逡巡，或者是一个逼仄的保安厅，或者是一片窄小的屋檐，一站可能就要大半天的保安，在维系现代城市日常经济生活安全稳定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保安行业的兴起源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激发的强烈安保需求，自改革开放后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兴服务业。1984年深圳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的成立开启了保安行业的市场化运作，截止2019年初，国内保安服务企业已经达到 9500 多家，在册保安人数更是达到 515 万人。

然而在这蓬勃发展的背后，保安员却长期面临着高流失率的问题——据相关数据，保安普遍的长年流失率在30%~50%之间。对于很多保安兄弟姐妹们而言，长期被贬低、保安工作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谋生手段而非长期坚持的事业，随时可能跳槽到其他待遇稍好的行业去。

保安员组成以18 ~24岁和50岁左右两个年龄段居多，部分退伍士兵和低龄高中毕业生会选择将保安作为过渡，大龄的则是多数临近退休的、缺乏相应技能的工友。在这样的弱势结构之下，保安员往往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持续地被用工单位或派遣公司层层盘剥，造成恶性循环。低工资、高强度、弱保障的行业现状长期困扰着保安员，这是一个极度缺乏劳动价值感和尊重的行业。

「无法保卫」的劳动价值：低工资、高强度、弱保障
保安行业的雇佣方式长期以劳务派遣或外包为主，资金来源严重倚赖用工方的保安服务费，而工人又不直接受聘于用工单位。保安服务公司作为法律意义上的雇主，牟利为纯粹目的，则必然会想方设法用「最少的钱」完成服务量——即降低用人成本、提高工作强度是显而易见的「谋财之道」。

众所周知，保安行业多数采取两班倒的工作模式，每日的执勤时间基本都在12个小时左右。工作压力大，部分岗位训练严格，工作时间长，单调枯燥，节假日更不能正常休息，这些都是保安的工作常态。按照劳动法规定每周正常工作不能超过40个小时，最多每月加班不能超过36个小时，每日延时加班费至少1.5倍。然而多数保安公司的工作时间是712模式，也就是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当然有的地方是612模式。难道是保安公司对劳动法的不了解吗？实质上客户企业签订服务合同上早已明确严格按照劳动法收取服务费和加班费。过年过节更是不能休假，三倍加班费？想都别想。

根据广州市人社局发布的《2019年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整体保安人员的月平均税前工资为3433元，其中最低达2498元，比当地最低工资2100元仅高出数百；深圳地区的保安平均工资为4234元，部分保安人员收入仅2827元。若保安公司依法依规支付法定加班工资，以每日12小时工时製计算，保安人员的实际收入不应如此之低。遗憾的是，在业内通用的低底薪+低津贴模式，剥夺了法律上关于休假、加班工资等方面的权益，全国各地一线保安人员实质上到手工资并不会比最低工资高多少。

更为可恶的是，极少有保安公司主动为工友缴纳五险一金。国家《劳动法》和《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明确强製规定保安公司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及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现实中依法缴纳的情况少之又少。而保安同样因为低底薪，缺乏缴纳五险一金的意愿，令企业可以持续维持低薪酬标准。

然而，保安行业本身作为一个相对高危行业，其需要社会安全网的保障。据国务院数据，2001年至2008年全国就有31300多名保安员负伤、309名保安员牺牲，其中仅2008年就有6859名保安员负伤、49名保安员牺牲。保安员不仅待遇不高，伤残死亡抚恤等方面的劳动保障同样因保安公司的违法和政府监管失职，而亦无法真切落实，非常令人遗憾。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中劳动权益保障「任重道远」！
2009年国务院为了进一步规范和监管保安行业，以及强化劳动权益的保障，推出了《保安服务管理条例》（2010年起施行）。条例中第五条强调保安公司应主动承担雇主责任，保障保安员在社会保险、劳动用工、劳动保护、工资福利、教育培训方面的合法权益；第十八条亦特别强调雇主需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同时因应保安岗位的高风险特性，第二十条规定雇主应「为保安员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虽然条例强调保障保安员劳动权益是促进保安行业发展的关键之一，但是面对行业普遍存在的长时间高强度加班、社保缺缴等违法行为，以及过低的薪酬水平，相关部门都未能提出有效、尽责的解决方案。同时行业中亦普遍存在的类军事化管理和来自管理层的权力霸凌常态。条例本身着重强调保安行业的发展进步，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若缺乏对保安员劳动权益的具体落实和投资（工资待遇和技能培训上），如此「吃人血馒头」的方式对于工人权益、社会发展和稳定必将不可持续。。

保安人员在现有製度下完全没有任何议价能力——一方面，派遣製度决定了其工作本身的不稳定性——岗位和合同期限都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缺乏自组织的空间，为自己争取表达的机会。现有的劳动法框架虽提供了保安员可以争取权益的路径，但在执法缺位和雇主耍赖的当下，工友们唯有尝试集体团结的方式，旁敲侧击的监督和举报违法行为，改善工作场所的不合理不合法安排，才有可能夺回应有的议价权。

特殊工时製是「灵活用工」的创新，还是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倒退？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文件《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第二项第五条中写到，「允许深圳探索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需要的特殊工时管理製度。」文件一发布就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对「特殊工时管理製度」的热议，有人第一时间就想到：这是否意味着996、007的加班风气以后就成为合法製度了吗？「特殊工时製」推广后，劳动者权益会不会更难以保障？

什么是「特殊工时製」？
特殊工时管理製度并非新鲜事物，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早已有了它的存在。劳动法中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是标准工时製，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每日8小时、每周5天的工时製，特殊工时製度则包括了不定时工作製与综合计算工时工作製两种。

特殊工时製的设计，是因为部分行业和工作特殊性无法适用固定8小时的标准工时製。例如列车司机需要根据交通调度和运输的需求在深夜工作，就没有办法按照「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时段来安排班次1；或者有些工作只能在一年中特定的季节开展，所以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受季节、资源、环境和自然等条件限製的行业中，需实行特殊工时製度。

特殊工时製度的法律漏洞在哪里？
唯一一份针对特殊工时製作出法律指引的是劳部发[1994]503号文件。文件指出，实行特殊工时製的工种在工作周期内的工时总数应该与标准工时相同，如以周为计算周期，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部分，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给付150%加班费，在法定节假日工作则给付300%的工资2。

实行特殊工时製的劳动者加班费必定会缩水，普通蓝领工人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群体。例如上海环卫工人普遍是综合工时製，以月为周期计算工时，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为166.7小时。由于综合工作製下没有「双休日」一说，周末同样属于工人的正常工作日：工人一个月内法定工时为166.7小时，超出的部分都是按延时加班的150%来计算加班费的。相比之下，在标准工时製下劳动者只要在周末加班就应给付200%的工资，特殊工时製的劳动者加班费毋庸置疑缩水了。而实行不定时工作製的劳动者不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加班，用人单位都不需要支付任何加班工资3，企业就可以仰仗这些法律的漏洞节省一大笔加班费成本，还可以肆意超时利用工人。

关键的漏洞还出在审批的权限和程序。503号文件规定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可以自主製定本地区特殊工时製度的适用范围和审批办法，这就造成不同地方、执行和监管的标准笼统溷乱，甚至相互冲突，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所製定的标准又没有否定机製和监管方法。例如有的行业在某地允许申请实行特殊工时製度，到了另一个省市却不在适用范围内；有的省市规定了企业必须提交特殊工时的详细执行方案，有的省市却对此不做具体要求。各省标准不一，甚至同省的各市都有可能不一样，这样的溷乱比比皆是。可见地方自主的审批空间，实质可能造成企业推行特殊工时製度审批的难度实则很低、可操作空间很大且缺乏有效监管；企业便可利用政策漏洞「灵活安排」劳动者超时超量的工作，又不将超时超量的工时计入加班时间，以此节省加班费成本。

第三，特殊工时製下劳动者休息休假权没有保障。虽然法律规定企业要确保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利，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但安排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长的权力还是牢牢掌握在公司管理层的手中——管理者可以在不与劳动者协商的情况下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工作，且不违反特殊工时製，劳动者没有自主安排休息休假时间的权力，长期下去会给劳动者造成身体伤害、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原本为应对部分工作灵活性需求而生的特殊工时製，却在法律与实际运作之间留出一大片灰色地带。

深圳再推全行业「特殊工时製」，全国推广的前兆？
特殊工时製度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深圳人的视野中。早在2009年6月，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了文件《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製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製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这个文件出臺的意义在于扩大特殊工时製度的适用范围，使特殊工时製不再只是用于长途运输等行业内，而是要把深圳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市外企业在深设立的分支机构都纳入到不定时工作製和综合计算工时製范畴。 也就是说，原本只是运输业和季节性作业的企业适用的特殊工时製度，被推广到大部分民办企业都有权限申请。

今年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行区，再次力推特殊工时製，无非就是为了未来全国全行业推行「探路」。在新的经济形态下，疫情下企业亟需復苏、平臺经济「灵活用工」崛起，劳动者工作保障变得极不稳定，政府的应对策略却并非从劳动者保护出发，而是反向从深圳开始推行全行业特殊工时製。但十年后的今天同十年前一样，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与特殊工时製度的实行相关的劳动者保护政策——包括政府监管措施、企业违规处罚机製、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申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现。过去特殊工时製缺乏监管所产生的「灰色」地带，往后可能将真正走到臺面上来，以合法合规的身份继续存在，使工人权益保障更为艰难。

今天中国的劳动者都被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笼罩着，对GDP的狂热追求落在每个劳动者身上就成了绩效的魔咒，资本驱使着劳动者顺应剥削甚至开始自我剥削。企业精明地利用了这种风气，争相製造出各种加班文化。很多劳动者的合同中即便写明了实行每天8小时标准工时製度，但他们的工作时间和状态早已变得非常「弹性」——过劳/被动加班/24小时待命/已成常态，更别说数量庞大的底层工人群体被迫成为无雇佣关系和社会保障的「零工」。大量根本不需要实行特殊工时製的企业，事实上已经在大搞特搞「特殊工时」，这个过程只要付出微乎其微的成本（甚至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实现，个体劳动者对此没有任何协商的权力。

虽然文件中只是提出要「探索」特殊工时製度，但消息一出还是引发了超高热度的争论和猜想。因为不管是法律还是政策文件，都有太多的自由裁量和不合理空间存在。特殊工时製度写入劳动法25年，满足了越来越多的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但涉及劳动者基本加班和休息权益的内容从来就没详细的、统一的规范，这是这项製度的根本缺陷所在。虽然在疫情后经济亟待恢復的情况下，灵活用工似乎已成了必然，但是笼统的法律规定绝对是劳动法的倒退！劳动者权益的受损曾经还有法律可以依凭，而这样模煳的特殊工时製只会让劳动者失去这一最后的武器。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不止是「将来996是否合法？」的简化逻辑，而是与自身权益息息相关的每一个具体实际的问题：

哪些行业、工作、职位和人员适用特殊工时製度？全国有没有统一标准？单位要申请特殊工时製度，员工有没有发言权与否决权？如何认定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每日工作时间上限和下限多少？待命算不算加班？如何安排休息和补休？法定节假日、年休假是否正常享受？单位申请和审批程序是什么？员工对审批过程有没有知情权？谁来核查与监管？对工时安排不满意如何申诉？谁来判定单位是否违规？违规如何处罚？

特殊工时製的推广美其名曰是「灵活用工」的需求，但所有宏大的政策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永远只是一些漂亮话，它意义不清、界定不明、缺乏基准，企业随意就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剥削和伤害劳动者。未来五年，不论特殊工时製度如何成为深圳新「亮点」，甚至成为社会主义劳动实践的「大势所趋」，如果政府监管措施、企业违规处罚机製、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申诉製度没有得到严格的完善、保障和落实，那么「亮点」背后生产的就是新一轮的剥削机製。

「奋斗者协议」：揭露失衡的职场权力关系和偏倚变味的劳动法实践

近日一纸广东省高院的再审驳回决定书，正式为华为企业要求员工签署的「奋斗者协议」背书，无不令人讶异。这一从华为诞生出来的「狼性」奋斗者职场文化，正在被服务行业中各行各业所效彷，其中不乏添加各式涉嫌违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规定的协议条款，如放弃带薪年休假、加班费、劳资争议主张权等，置劳动者于更加无权无力的状态。

这一判决是如何？
华为前员工曾梦因2018年被华为因「连续旷工三天」为由开除，且不予经济补偿金，曾梦因此诉请法院状告华为赔偿违法开除的双倍「经济赔偿金」、既往未支付的年终奖，以及常年超时的加班费和未休的带薪年休假。而华为公司则主张曾梦「连续旷工三天」严重违反内部规章条例，属合法开除；而年休假等则因曾梦签署了「奋斗者协议」主动放弃，故不可能发放。

案件历经劳动仲裁、一审及二审，法院在二审（即终审）选择支持了华为使用内部管理规章开除曾梦的合法性，并且认可所谓的「奋斗者协议」中的条款，允许华为「合法」剥夺员工的带薪年休假权益。曾梦不服此「荒谬」的判决，申请广东省高院重审此案。而高院在今年10月作出裁决，表明支持深圳中院二审的决定，驳回了再审的申请，堵上了曾梦的所有救济渠道。

「奋斗者协议」背后失衡的权力关系
该案的二审和高院的再审驳回裁决，之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源于其本身存在的巨大争议性——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基于上级命令所签署的「协议」「条款」，竟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法官认定为「合理合法」，背后的正义偏倚是最大的危机。

在未休年休假的裁决上，二审判决中引用《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以此来裁决，在书面提出和放弃权力下，华为可以只支付曾梦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这一条款本身存在很大吊诡之处，劳动者怎么可能会主动要求不休年休假且不领取三倍工资，并额外正常上班呢？但不管怎么样，它被写在了实施办法中了。

所以问题出在「奋斗者协议」的合法性审查上。该协议是否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之情形下出具，是判断的重要标准，这就严重依赖主审法官的立场。遗憾的是，面对这么一个灰色的主观解读地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后倾向于资方。

法官照本宣科的判决似乎没有什么法律问题，可是这里被忽略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失衡的职场权力关系。劳动者在入职或工作中永远是处于绝对的弱势位置——对于公司而言，抛弃一两个「会抗拒」的员工是不费任何成本的事情；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则是短时间内的生计大事。若是不签署协议（很多时候甚至是空白协议），「走人」的代价承担得起吗？你只能走，而且是「自愿」的走，这不很扯淡吗？劳动契约的精神，不是只能有一个选择，不应该是0和1的零和游戏。考察协议的签订是否基于胁迫/乘人之危，法理上要考量的绝对不应只是一个签名而已，最重要的是背后失衡的职场权力关系才是压迫的起源。

判决下偏倚的劳动法精神
同样在具有争议的是华为内部的规章製度《华为公司考勤管理实施细则（中国大陆）》。二审法官采用的依据是，《劳动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製度的」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製度的…(可以解除合同）」。而华为内部规章强调，「旷工属于严重违反规章製度行为，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6天及以上，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据此，法官认可华为内部规章合法性，并支持「旷工三天」是严重的违章行为，裁定解雇合法。

然而法官明显忽略了另外两个重要的法律点。其中，《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指出，

「用人单位在製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製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製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也就是说，公司内部规章合法性存废的基础是职工的集体共识，若非通过民主程序决策，应属无效。

此外，《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关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行为的定义，是以《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等有关法规进行认定的，而非简单依据企业内部规章。该条例第十一条和十八条指出，旷工行为「经批评教育不改的，应当分别情况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经济处罚」，或者，「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 很明显，曾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层次的严重地步。

在现实操作中，实质上很多公司也已经熟知上述限製条款（不仅华为），更奸诈狡猾的做法是，直接把「知情并同意《内部规章製度》」一项写在了「劳动合同书」上，在你甚至还没看到内部製度的时候，你已经「法律意义上」同意了该製度的合法性，巧妙规避违法可能性。你签或不签，同样不是你所能够自主选择的。

在这个案子上，很遗憾，主审法官同样回避了上述关于「合法性」和「严重」的认定，忽视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民主机製，劳动者几无参与规章製度决策的可能性和权力，而是听从资方单方说辞，直接套用法律条文，照书宣判。劳动法精神中，赋予企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法理的本意是为了规避企业运营风险，防范劳动者有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行为的可能性，而非用来打压「刺头」劳动者的变相工具。所以，争议中法理关键点应是在于如何定义「严重」，以及该「严重」事项是否劳动者主观意愿等。但现实的内部规章就是很荒谬，旷工三天怎么就造成了严重违纪呢？

劳动法立法的初衷本就是为了平衡原本失衡的职场权力关系，深刻考量雇佣劳动双方决策下的隐性不公平，进而彰显正义。一个真正合法合理的判决，应是从立法的初衷出发，回应立法目的，进而适用审查实际案例，而非直接套教科书般、照本宣科，否则直接对着课本索引写判决算了。这并不是真正的法律精神。

不过这也着实给劳动者泼了冷水，给我们醒了个神。法律本来就非劳动者製定的，故而也不会是真心为劳动者服务的。法律所塑造的霸权，无非就是让我们更加信任/认可它，并继而被其收编改造，进而排挤它所定义的「不合法」，剥夺製度外表达和抗争的合法性。劳动者要想真正保障自身权益，ta的合法性来源绝不是也绝不会是法律所赋予的，而是剥削和压迫本身。

中国十城环卫行业工人权益政策分析报告

市政环卫行业，无疑在现代城市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职能。作为公用事业的重要部分，市政环卫劳动者对城市环境卫生和市容市貌进行维护，通过有效处理城乡生活废弃物，旨在提供一个清洁、有序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环境。城市化的迅勐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文化无孔不入，垃圾生产和处理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攸关的环节，而针对环卫行业的改革则一直是城市管理者关注的核心。

2002年原国家建设部首次发文《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该文以「促进市政公用行业的发展，提高市政公用行业运行效率」 为出发点，要求各地「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该举措直接加速促进了全国各地在环卫行业的市场化改革1。

建国以来，市政环卫的供给责任由政府「一揽子」包办，但其「政企不分、多头管理、管干一体、人员冗余、效率低下、技术水平低和财政支出大」2的管理体製在追求「效率至上」的市场话语浪潮中广为批评。自2002年起，「市场化」文件成了环卫行业的分水岭，全国各地从主要大城市开始铺开环卫市场化试点，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为主；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再一次明确公共服务的社会购买趋势3，并主力推动环卫服务的市场化，环卫行业进入全面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而近些年垃圾分类新举措的推广，同样成为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踏入环卫行业的契机。

在环卫改革的传统官方论述中，改革的驱动力来自于政府渴望以市场化承包方式来控製或降低环卫公共财政投入，同时期盼引进额外社会资金提高环卫行业的技术效率和机械化水平。在美好的市场化论述之下，各地政府相继开展实践，携「减负提效」旗号，将环卫体製改革简单视为「卸包袱」，一切交给外包公司。学者窦学伟在其论文提到，「只要城市化水平提高，环卫作业水平提高，无论哪种管理体製， 环卫经费都会增加⁴」；实践中，以道路保洁为主的公益性环卫行业，本身既缺乏自我造血的机製，亦严重依赖政府财政拨款维持运营，未必可以真正做到「减负提效」。

然而，谁在为这样的环卫改革「论述」买单呢？在改革实践中，环卫外包企业遵循「价低者得」的市场规则竞争投标项目，而政府承担发包和监管责任。政府的确在早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财政投入，但显然企业同样渴望在项目中压缩成本以牟利——克扣工资、工作量拉长、吃「人头费」、降低法定保障等违法用工行为在政府低职责弱监管下成为事实上的「常态」。而获得承包权的企业同样会以政策调整增加成本、或硬件更新/投入等为由要求政府追加投入，但新增的财政成本往往并非直接流向环卫工人本身。环卫市场化改革实质上引入了一个新的「食利者」。

效率至上的话语霸权，掩盖了政府退场免责兼企业进场食利的合谋本质。环卫市场改製恰恰忽略了对环卫作业运作的核心承担者——环卫工人——的权益保障。环卫经费的一时缩减，并非源于作业效率的根本性提高，而是来自于骤增的人均工作量和削减的环卫人数，以及更为不稳定（precarious）的工作环境，进而恶性循环影响环卫作业质量。

2012年，国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文件指出「大量一线环卫职工工作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队伍难以稳定，严重製约了环卫事业发展，影响城市正常运行和人居环境质量」，才第一次隐性提出环卫市场化改製下环卫工人的权益损害，明确强调保障环卫工权益是城市环卫事业的关键。文件也第一次鼓励各地开展「环卫工人节」活动，以提高环卫工人的社会认受度和劳动尊严。随后，全国多地政府陆续开始关注环卫工工资福利的具体议题，但每个城市对此的重视程度不一，具体保障举措如何、城市间实践有何区别、环卫工的处境又是如何，则迄今未有详细的研究探讨和比较。为了回应上述问题，本报告将通过针对十座国内一线城市的现行环卫工权益政策进行比较研究，以此一窥环卫权益现状，期冀公众和政策製定者关注和思考、乃至共同推进环卫工福祉保障，甚至城市之间可以互相学习、改进，并聆听一线环卫工人的声音。

一、城市选取标准和报告调研方法简述
本报告集中选取了国内主要的一线和超一线城市进行比较，包括：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武汉、青岛、西安等十座城市。上述城市的选取结合GDP经济发展指标和地域分布因素，所有城市GDP均排在全国城市前25名，为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或核心城市，同时所选地区复盖中国除了东北外的六大地区，以求尽可能兼具地域平衡和经济水平。

根据笔者对于环卫行业的经验观察，越是经济稍微落后的城市，在环卫权益政策的製定和执行层面越是差于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多数城市并未有成文的环卫权益保障规章，执行层面亦未完全遵照最基本的《劳动法》，环卫工人权益或远远低于所在城市的最低标准（如最低工资）。本报告特意选取经济发达、同时具有地域代表性的城市，一方面希望通过比较调研呈现主要城市的核心环卫政策，作为全国其他城市学习、效彷以及批判、反思的模版，借此完善自身和推广城市环卫製度。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剖析中国最为发达城市群的环卫保障体系，以点带面、管中窥豹，试图建立一个宏观的视角来间接理解中国整体环卫权益的政策现状及诟病和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十座城市是完美典范，而恰恰是通过批判其中可能的保障体系的缺漏不足、学习个中优点，期冀于国内环卫行业可以建立一套更为完善的环卫工人保障体系。

本报告着眼于十座城市的环卫权益政策层面的分析。通过网络搜索，在不同城市的环卫主管部门（如城管部门或市容环卫部门等）和新闻媒体网站上收集资料，部分结合线下走访，重点关注各地区省市政府所发布的环卫政策和与之相关的媒体新闻，以此进行政策层面的比较研究。至于环卫政策的具体落实成效，囿于实地调研的客观困难和资源不足，本报告只能结合相关媒体报道和少数走访来间接核证相关城市政策的执行效果，或未能完全体现原貌。但笔者深知，政策规定与现实执行两者间向来有莫大鸿沟，环卫行业的微观管理存在诸多政策难以监管或忽略的灰色地带，而对于环卫工人权益的评估必不能单纯从政策製定角度一概而定论。但正因为这样的固有鸿沟存在，更是提醒公众和城市管理者：于製度层面上完善环卫行业的保障体系仅仅是第一步，在具体执行上必须重新反思环卫监管的製度性困境、以及尊重工人的能动性表达——在此基础上，此环卫权益的政策研究才有意义。

二、城市环卫行业现状和政策概况
这一部分将重点关注各城市的环卫行业的整体概况，包括环卫行业作业量、环卫运作模式和政策的製度化情况，从而对现有行业状况有个宏观的了解。由于官方数据和官方标准的缺乏，评估各城市环卫现状的比较只能依据网络上现有媒体报道进行分析。

对于环卫工作量，多数城市采取一定路段长度的方式进行工作量分配，基于路段垃圾量和人流量的不同，不同城市在不同的地块可能有不同的设定，介于2000-7000平方米/人之间。以此方式进行环卫人数的核定，有助于：1）基于垃圾量的合理工作量的公平分配，2）环卫行业的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但遗憾的是，很多城市并不会公开环卫人数特定区域核定人数数量，间接留存了负责运营的环卫企业「吃人头费」的灰色空间，环卫工与公众亦无法监督企业是否充分雇佣了「法定核定人数」，还是减少了人数并转移多余工作量到工人身上。

因环卫部门在工作量製度设计上的欠透明性，故报告本身难以处理何为合理的工作量的问题。因此报告尝试通过比较城市环卫工人数量占该城市总人口比例，以及环卫工须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量，来讨论此十座城市的相对环卫工作量⁵。结合图1，综合上述两个数据可知，其中广州、苏州和成都，是所有城市中环卫工人平均工作量相对最少的第一梯队城市；北京、深圳、武汉、西安四地环卫工相对工作量较低于平均值，处于第二梯队；而上海、重庆、青岛则是环卫工工作负担最重的城市，环卫垃圾处理压力均高于平均值。可见，环卫工工作的轻松与否，并不全然与城市GDP水平成正比，而甚至可能经济越发达，城市雇佣环卫工人数并不会相应增多，故而其环卫工作负担可能更重，上渝深即为显着例子。

在环卫运作模式上，自2002年原国家建设部正式发文《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后，全国各地无一例外均陆续开启了环卫市场化改製的尝试⁶。深圳因其作为改革开放特区的缘故，更是早于1984年就开始了环卫市场化的尝试。以市场化为主的管理模式基本是全国环卫行业整体大趋势，在未来亦可预见将复盖到每一个大小城市，故而市场化环卫模式对于环卫具体权益保障落实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多数主要城市都在2013年前后基本完成了市场化的基本过渡，实现了全面推广，但唯有广州是一个例外。广州在2013年以前市场化比例超65%，但因为市场化改製过程中环卫管理溷乱、导致工人权益的明显受损，2015年之后政府决定陆续回收，现以街道和区/市城部门直接管理为主（「直管」），占比达70%；即便这过程中当地政府声称环卫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但去市场化趋势维系至今。本报告虽无法追溯历史上市场化改製前后的环卫权益变化，但广州的特例恰恰可以帮助理解两者之间不同的环卫工人权益差异，这将在报告的最后进行简单讨论。

环卫政策层面，在国家住建部等部门的《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文件影响下，多数省市在2012年前后均开始製定各自的「环卫权益政策意见」。但因该《意见》本身细则相对模煳，给予各省市较大的自主空间製定自身具体规范文件，各地所形成的文件多样，或详细、或模煳——这均可能直接影响地方「意见」的执行成效。从具体条文来看，广州、上海、成都、西安四地对环卫权益形成了比较全面的细则，政策涵盖：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及其他津贴）、高温/低温津贴、详细劳动保障、绩效奖，部分还有关于技能补贴、工龄工资、节日慰问金和环卫住宿和子女教育的相关规定；而北京、深圳、重庆等地的规定则相对模煳，仅包括：基本工资、高温补贴、岗位津贴（部分）及粗略的劳动保障；武汉和青岛两地则仅有省级别的相关环卫文件，未有本地专门的环卫规范文本，关于环卫权益规定也相应更为模煳；而苏州则没有製定任何的环卫权益文件。其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和青岛两地「环卫政策」并非采取常规的人大立法/政府部门意见的程序，而是采用相对低约束力的集体协商製度，这对于基层代表性组织尚不成熟的环卫工群体，集体协议在执行层面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执法障碍和无法监督定罚的困境。

总体而言，国家在环卫权益政策上给予了各地较大的自主决策空间，并未强製要求各省市需製定本土化的执行政策，也未对政策细节有确切要求。因此，各地对政策製定和落实均基于誌愿原则，条款细则各异，势必出现部分地市保障不足的情况，总体上与国家宏观层面要求改善现实环卫工人处境的政策目标还有距离。

三、环卫权益政策状况
环卫行业在城市生活中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环卫工作为整个垃圾链条中的隐形衔接方不断在「消化」、处理城市的「排泄物」。即便行业本身的无可替代，但是工人个体所面临低技能、低认可、低收入、高风险现状几乎是这个行业常态，也更造就了环卫工人危如累卵的权益现状。

为什么环卫工人的权益保障很重要？环卫行业的低技能要求意味着环卫公司更倾向于聘用更为低廉、低教育水平的高龄外地工人，而正因为外地工人群体这样的弱势地位，环卫工更难在日常工作中获得充分的议价权力；同时因为社会对环卫行业劳动价值的缺乏认可，环卫工群体更难以在劳动中获得尊重和肯定，不得不自嘲「垃圾公」「垃圾婆」。社会价值和劳动议价力都严重被贬低的现实下，自然有利于趋利的环卫资本寻觅灰色地带，意图削弱环卫工人劳动保障和压榨劳动报酬，但环卫工又囿于自身议价困境无法发声，进而形成了一个暴利且逼仄压迫的行业环境。

现实中，环卫行业普遍存在违反《劳动法》的情形，部分地市出现环卫工长年365天不停歇上班、没有任何劳动保障和加班费；环卫单位吃「人头费」、拉长岗位工作量、减发福利都是公司「食利」的规定动作；严苛管理、以罚代管等都是压在工人头上的「紧箍咒」，难以抗衡；交通事故频发更是让其成为最为危险的行业之一。

面对这样的处境，城市管理者作为事实上的环卫雇主有责任在法律製定和执行上不断完善和强化环卫权益的保障。故此，本部分报告将综合各地市所出臺的环卫文件以及网络相关资讯，进而考察各地环卫权益的具体製度规定，并将其归为4类权益体系（工资权益体系、工作场所的劳动保障体系、社会生活保障体系、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从多个角度比较和评估环卫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工资权益体系
环卫工的工资收入主要由基础工资、环卫岗位津贴、环卫工人工龄工资、高温津贴、加班或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节日慰问金、绩效奖及各类补贴、社会保险费（单位缴纳部分）、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等构成（不含因劳动用工而产生的管理费、税金、利润等费用）。本部分重点比较环卫工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岗位津贴以及绩效奖等工资权益部分。

基本工资方面，北京是所有调研城市中环卫基本工资相对最低的城市，标准仅与当地最低工资持平；而其余城市均强製规定工资标准需高于最低工资，其中不低于最低工资110%的为：深圳、苏州、青岛和西安；标准介于120%-130%的为：成都、上海、武汉、重庆以及广州。其中广州、武汉等地比例采取定期调整策略，2019年广州将环卫基本工资从最低工资110%提升到120%，2020年武汉则从110%提升到130%。可见，多数城市政策上均将环卫工基本工资与最低工资挂钩，并政策性按比例上调标准。这是对环卫工人的劳动价值认可，并有助于提高环卫工人的积极性。但仍然有城市环卫工资水平与最低工资持平，或者多年维持相似的基本工资标准。

环卫岗位津贴的设立由原国家城市建设总局于1982年製定。因环卫工人在露天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条件差，接触垃圾、粪便等有毒有害物质，故应享受环境卫生津贴。该标准于1997年调整为5元/日/人，迄今未作修改⁷。作为环卫工人特殊的职业性津贴，现在仍然存在很低的认受性，重庆、苏州、武汉和青岛四地公开资料无法查到任何有关环卫岗位津贴的政策资料，也无法确认是否给工人发放了最低的1997年标准，但也有可能工人从未享受到该项工资待遇。尽管无法知晓该国家标准是否仍然各地执行，但该「5元/日/人」标准同样严重落后于当下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市亦有责任进行本地立法完善。除上述4城外，多数已经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西安规定环卫工岗位津贴为每天25元，上海岗位津贴为23元/天（额外早晚班津贴6元/天），北京为22元/天，广州为20元/天，深圳为18元/天、成都为13元/天，成为工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龄工资方面，调研中发现多数城市并未将其列为环卫工人工资的组成部分。仅有广州、上海两地进行了明文规定，武汉则是有政策规定但无执行标准。其中广州是执行环卫工龄工资标准比较完善且待遇较高的城市——每1年工龄可折算30元，每月上限为450元；其余城市未有讨论具体待遇。工龄工资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来自于环卫行业国有时代的传统，环卫工人享有累计工龄待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多数工人常年甚至一辈子在环卫行业奉献，但其薪酬与新入职员工无异、甚至因沿用低、旧标准，更差于新工人。缺乏工龄上的认可无疑会提高环卫行业的流失率（本来就很少人愿意做环卫）和影响环卫行业队伍稳定性和技术提高。

其他补贴方面。年终、节假日时段是城市最为繁忙的时间段，垃圾量也必然增加，环卫工不仅无法与家人共享节日欢愉，还必须投入更多劳动来维系城市整洁；可见针对环卫工给予额外的节日慰问金补贴和年终奖励是有必要且合理的。遗憾的是，很少有城市将此权益列入文件，仅广州明文规定环卫工可享有全年八个节日（含七个法定假日和环卫工人节）共2400元的节日慰问金，苏州环卫则发放1000元春节慰问金和1个月年终奖，其余城市未见讨论。

关于绩效奖製度，政策上对其明文规定的并不多，见诸讨论的仅有上海、广州、西安三地。但是在实际作业中， 该「绩效奖」的管理製度，已经变相演变成「恶规」——该製度长期被变相作为压製、控製工人的管理手段，形成实质上的「以罚代管」，却没有任何的监管和申诉渠道。据走访，环卫工可因地上烟头过多或尘土超过标准、与同事聊天或给路人指路、或拾拣可回收垃圾等缘故，而被公司加以扣罚。「以罚代管」不仅变相克扣工人工资，亦致使工人怯于监督公司的违法行为。究其根本，环卫公司在执行绩效管理时，考核製度并非基于民主原则与全体工人集体协商製定，也未经工人投票认可，製度也未设立监管部门和投诉渠道等，从而变成一个基层管理者压製工人而非提高工人积极性的举措。沪穗西安三地虽明确了绩效奖製度，设立了奖金标准，但同样存在上述「以罚代管」问题⁸。

最后，本报告基于对工人工资组成和测算，根据环卫工人每周「做六休一」的常规模式，测算了含加班费的月工资收入（误差在±250元左右，1天双休加班费），称之为「政策应得工资」。从表格2可了解，上海和广州两地的环卫「政策应得工资」属前列，近5000元；而GDP排名靠前的北京、深圳两地「政策应得工资」基本垫底，与苏州成都武汉一样，均低于3500元。反而列表中GDP最低的西安「政策应得工资」排名第四，远超北京深圳。可见政策层面，诸多GDP发达且环卫工作量大的城市对于环卫权益的关注极为欠缺。

但同样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政策应得工资」并非环卫工人的实际收入。在实际的走访和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多地环卫工实际收入远低于「政策应得工资」。北京为例，一份来自民间的自发调研现实北京环卫工工资2000-3000/月占40%，3000-4000/月占20%⁹，低于估算的「政策应得工资」3590元。上海地区，2018年央广网的报道曾指出1⁰，环卫工实际到手工资为3700元左右，低于估算的「政策应得工资」5000元，侧面说明了外包企业的乱象与剥削。深圳地区，亦有工人反应每月收入实际上在当地最低工资上下，低于估算的「政策应得工资」3400元。西安环卫罚款名目多，实际工资亦与最低工资相持平11，而「政策应得工资」为4300元。青岛环卫工根本不按照山东省集体协议执行，而是施行3100元或2200元固定工资标准，无「五险一金」，远少于低于估算的「政策应得工资」4200元。而更为严重的是，如青岛、西安、深圳及上海等地（也是全国普遍现象），环卫工是执行365天上岗製，天天无休，不仅没有法定两倍或三倍加班费，请假亦会被额外扣除工资，可见环卫工违法情况更为严重，而实际收入则被严重压低和侵蚀。

综上，环卫工在工资权益体系的保障仍然单一、不足，保障与实际执行亦存在莫大差距。多地环卫工资待遇主要由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组成，多数城市环卫工资水平与其经济发展严重不符。其中过低的基本工资同时决定了环卫工加班费收入的低水平，加上普遍存在的不依法支付加班费情形，共同构成了环卫工人实际收入远少于政策应得收入。对于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标准，多个城市缺乏定时调整机製，暂未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适时调整。工资体系中工龄工资、节日/年终奖和绩效奖部分，尚未形成城市间的政策共识。纵观上述不足，城市间的比较启示政策製度者应在未来的环卫工资政策持续完善和相互学习，才能更好提高环卫工的工作保障。

2、劳动保障体系
劳动保障是环卫工劳动权益的关键部分，提供一个安全、稳定、免受职业伤害的工作环境是环卫单位应有的责任。环卫工作为最危险的公共行业之一，常年受到来自马路上车辆等的意外伤害，建立一个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的劳动安全网至关重要。本报告将分两部分——工作场所劳动保障与社会生活保障体系——比较各个城市的劳动保障体系。

2.1 工作场所的劳动保障

环卫行业因其工作特殊性——马路/高温作业、垃圾清理、强体力劳动等——对于劳动者而言有很多潜在的职业安全风险。因其马路作业的客观情形，环卫工时常遭遇马路交通意外，而夏天露天高温作业、冬天低温作业也使得工人可能遭遇中暑或低温疾病等相关职业伤害；同样，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和垃圾接触，也同样有产生身体伤害（如肌肉劳损、颈腰椎病、肩周炎等肌肉骨头疾病，和细菌、病毒感染等）。因此，环卫单位应做到提供充足的劳保用品，如高显眼反光衣、工作警醒告示牌、夜间工作随身荧光灯、防护头盔，以及应对高温和低温天气的相应工服和降温/保暖措施，同时应提供足够的手套、口罩防护品免于污染环境感染，并提供适时的休息场所和接触有害物质的防护补贴；定期体检同样有助于预防和监测环卫工的健康情况。

在十座城市的比较观察，报告对上述的劳动保障要求进行审视，但多数城市在这方面的关注和投入并不充分。劳保用品方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四座经济靠前的城市均未有明确规定，其余城市或多或少有要求环卫单位提供劳保用品，但也不尽完善，发放情况也未完全符合要求。重庆为例，有内部报告显示12，环卫政策要求「劳保费用标准不低于420元/人」，但实际支出差距每人100余元。而免费体检一项，体检标准最高最全的为上海，环卫工每年可享受不低于900元的体检福利，可涵盖肝、肺、消化道等肿瘤指标筛查；但仍存在苏州和成都两地环卫无法完全落实每年一检的规定，北京则要求要做满一年环卫才能享有每年一次体检待遇。可见体检政策亦并非在全国复盖。

高温补贴标准方面，每个城市有不同的标准，大部分省市标准已提高至300元左右13。但如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高温补贴标准仍然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中广深已经超过13年没有调整，维持在150元/月，严重滞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悖高温补贴标准设立初衷。低温津贴则普遍未受到政府重视，这源于低温作业对人体的危害往往是隐性不可见的1⁴，不会像高温中暑立马显现，容易被人们忽视，但环卫工人实际上常年遭受低温冻伤等慢性伤害。在调研的城市中，仅有上海、成都两地曾有发放低温津贴的记录，其余地区未见讨论。同样的，针对岗位有害垃圾接触补贴，全国仍然属于空白，仅见上海、武汉两地有提出讨论（但无具体政策）。

针对环卫休息点，全国城市普遍都在开展环卫休息点/歇脚点的建设，并不断丰富其中配套设施，期待提供一个好的环卫休息环境，是一个很好的趋势。但经走访和搜罗信息可知，环卫休息点整体的使用率极低，一方面因环卫休息点少、距离远，且多数仅为班长等管理层使用，一线环卫工使用并不方便、自主；更为关键的另一方面，环卫工工作间隙休息时间短、吃饭时间也少，有时若离开岗位去休息点亦容易被扣分罚款，环卫工不得不选择在岗位上就地休息。环卫工歇脚点的倡导，却因环卫工人极短的休息时间和畸形的环卫管理而陷入尴尬处境，最后不得不成了环卫行业的形象工程。可见，要解决环卫工休息的问题，关键还在于建立一个合理的休息机製和工作量安排，而不仅仅是提供休息点的物理空间支持。

2.2 社会生活保障体系

在城市生活中，环卫工同样会遭遇来自医疗、生育、意外、养老、家庭困境等方面的危机，而一个完善的劳动保障体系，不能缺乏来自社会安全网的支持。本部分讨论十座城市中关于「五险一金」、人身意外险、环卫救助系统以及针对超龄环卫工人的保障情况，一窥现有保障体系的问题。

「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是国家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给予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在所有用工企业和政府文件中都会指出「五险一金」的强製缴纳性。遗憾的是，违规不缴或少缴「五险一金」几乎是环卫行业的通例，尤其是在2000年市场化改製之后。环卫工在外包或劳务派遣的体製下，参保率极低——北京、上海、深圳、重庆、青岛、西安等地都能在公开媒体报道或民间调研报告中明显发现，用工企业普遍存在违规不缴「五险一金」的行为，导致环卫工人遭遇工伤/就医无保障、退休无着落的危机。此外，「五险一金」同样存在缴纳标准「刻意」偏低的问题：法定缴费基数一般为工人过去12个月所有工资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额，但用工企业往往采用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缴费比例（公积金以5%计）缴纳资费，雇主虽履行了缴纳职责但实质上却一定程度损害了工人的养老金/公积金等福利保障。调研中发现仅有广州一地，采取了最高月均收入作为固定缴纳基数，将全体环卫工的「五险一金」基数全市统一，规避了部分环卫单位的投机行为，也因其非市场化管理模式而在工人参保率上保持很高水平。

人身意外险和救助金无疑是防范环卫风险的重要补充。但尽管如此，调研的十座城市中仍然有北京、深圳、广州及青岛四市未将意外险列入工人基本保障之中。诚然，环卫工工作中遭遇意外，可以依法享有工伤补偿，但是从事环卫行业的工人多数为极低收入的外来人口群体，风险承受能力过低；因此，企业有必要为环卫工人提供额外商业保险补充。环卫救助金的设立亦是此理，针对遭遇家庭事故、医疗困境的环卫工人提供额外的人道救援，调研中发现仅有北京、广州、成都和武汉四地设立了类似救助金项目。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环卫工群体中有很大比例是由超龄工人组成，即男性大于60岁/女性大于50岁的外来务工群体。因为历史上社会保障体系的监管缺失，很多工人数十年的打工生涯缺失社保保障，导致满退休年龄后仍不够社保缴费年限，无法当地享受养老待遇，需要继续在城市打工维生。超龄环卫工人无法继续缴纳五险一金，缺乏工伤、医疗的关键保障。因此针对超龄工人，额外提供一定的补充社会保障是至关重要的，既是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也是对用工企业的风险防控。遗憾的是，仅有广州、成都、武汉三地在政策上对此困境有所讨论（但落实情况仍然存疑），其中广州与成都规定环卫单位须为超龄工人购买商业保险或额外生活补贴，武汉规定应将超龄工人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他城市，尤其是超龄工人占多的城市如北京、深圳等，均未有相对应的举措。

纵观整个社会生活保障体系中，现阶段环卫工人享有的实质保障并不多。在「五险一金」的法定权益方面，环卫工群体仍存在参保率过低和参保基数偏低的问题，政府在监管和製度完善上仍然需要做更多。同时，各地政府需尽快完善环卫工意外险、环卫救助金製度，提供更丰富的社会救济体系支持。针对超龄工人社会保障体系，各地政府亦有必要探索商业保险体系以复盖保障环卫工人的工伤、医疗权益，同时尝试建立一套支持「超龄养老」的保障体系，如将原企业应缴社保基金转为协助工人缴纳城乡居民保险或灵活就业人士保险等，填补养老系统漏洞。

3、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
前述均尝试从环卫工在生产领域上的保障进行比较，这一部分主要重点讨论环卫行业社会再生产领域的支持体系，亦即环卫工群体在日常生活休息及技能学习等方面的支持：这一方面的福利保障同样对于环卫工劳动延续性有很重要的支撑作用，故称「再生产支持」。再生产支持中最为关键的是环卫工的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以外来人口为主的环卫工群体，在市中心工作必然会面对昂贵的住房花销；而工人子女也必然面对难以入读本地的公立学校的教育问题，而成为留守儿童。环卫工并非只是市政环卫的「清扫工具」，ta们同样拥有作为一个公民该具有的居住和教育的权利，但这往往为市政管理者和公众所忽略。此外，即便是低技能的行业，环卫行业未来同样面临机械化、智能化的转型，环卫工技能的自我提升和迭代显然愈加重要，这也是雇主的「再生产」责任。

从现有的数据看，在住房方面仅有成都、武汉和青岛三地有政策明确提出应提供环卫宿舍或租房补贴，其余各地均未有政策支持。子女教育方面，仅有广州是不受学位限製，环卫工符合2年社保条件子女可以直接免费入读公立学校；另成都和武汉同样开放环卫子女入读的机会，但可能受限于当地学位数量等要求。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两者均是多地政府常年强调的环卫问题，多地试图套入公租房体系（如深圳、重庆、苏州等），但是在实际执行上困难重重：公租房数量少，且环卫工竞争力过低亦几乎无可能申请上，难以惠及多数环卫工。也就是说，环卫工在多数城市的住房和子女教育能够得到的政策支持几乎为零。

针对环卫技能培训，仅有上海和广州两地建立了稍微完善的机製，其中上海同时公布了技能补贴的标准。提供环卫工人技能培训和补贴有利于该地提升环卫行业机械化和智能转型。此外，上海和青岛两地还提供给环卫工每年一次的免费疗休养/参观游玩的机会，苏州则提供环卫工人每日免费早餐。

必须承认，纵观十座城市，在环卫工的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上的政策支持并不充分。其中如北京、西安两地政策中对上述问题丝毫没有提及，可见在大多数城市、无论发达与否，对于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支持均缺乏普遍认知和支持。但这并不代表其不重要，环卫工在城市面临来自生活、健康、家庭等多方面的挑战，而提高工人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同和环卫队伍稳定性均有赖于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在全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城市卫生秩序愈加成为关键的指标，未来环卫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也将对此有很大的决定性影响，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再生产支持体系应该是环卫体系成熟发展的关键。

四、环卫行业管理常态
环卫工的权益保障并不仅仅仰赖相关法律的完善（当然法律的落实是尤为重要的一环），工作场所的日常管理规训同样影响着环卫工人福祉，公众往往会忽略这一环的关键性。部分市场化下的环卫企业，借以环卫工本身低话语权困境，长期习惯于以威吓、惩罚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趋利避责的管理心态，并未尊重工人在工作中民主表达，实际阻碍了环卫工权益的进一步提高；而环卫工因其本身的弱势地位，更是被资方借以强加压榨，表达的声音持续被压製。

本部分经线下走访和与环卫工人访谈，尝试梳理几类环卫管理中常见的不合理形态。虽仍无法详尽阐述所有环卫管理规则，但希望通过下述几类行业常态的介绍能够描绘出环卫工作场所中的微妙权力关系的构建和影响，试图理解其对工人的深层压迫。环卫工人状况的低差并非天然而成，而是在一个復杂建筑下共同形塑的结果。

1、吃「人头费」的行业惯例
何为吃「人头费」？顾名思义即，将按环卫工人头数量分发的经费「吃」掉。吃「人头费」在市场化环卫行业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因公司寻求更高利润或环卫经费欠缺，环卫公司会寻求裁减核定人手、延长在岗环卫工人作业时间、拉长工作量和增加工作强度。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均有新闻报道环卫行业普遍的吃「人头费」现象，如 2014 年广州番禺区某地的政府核定雇佣环卫人数为423 人，但负责该保洁项目的环卫公司实际雇佣的工人仅 200 余人，间接导致每名环卫工需承担两人份工作量，而其余经费则以「人头费」消化掉；按每人3000元/月工资计算，该「人头费」高达720万/年。这些都不是孤例。

众所周知，环卫行业的投入来自于公共财政，政府通过外包等渠道拨款下发至环卫公司/环卫站等，而资金的总额一般都是根据所复盖辖区的清扫面积和雇佣人数确定，亦包含公司方的管理费用和机械设备等投入。而在资本利益驱动下，加以「价低者得」的市场逻辑，环卫公司/站往往会想法设法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利益。公司一般在接手项目后会试图裁减人手，或者每年1⁵在更新合同的时候选择不续签部分工人，尤其是部分「刺头」工人，又或是老龄工人退休后不再招聘新人。这样久而久之，在岗环卫工人所负责工作路段逐年拉长，而工作强度亦只增不减；环卫工则因年龄、技能所限1⁶ ，择业困难，同时怯于反抗成为下一个被吃掉的「人头」，对此只能沉默接受。其中承担监管职责的基层政府，只关注保洁质量，而至于其中吃「人头费」的行业惯例，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动配合。

在这样的管理逻辑之下，政府以较低的标单外包了环卫，企业也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最后财政投入产出比看似高效，但却是以环卫工工资福利作为牺牲代价。这样高强度、过劳的工作环境，因环卫工的低议价能力和资本的趋利导向成为可能，并给工人自身带来更多预期的健康风险——交通意外伤害和职业病等的提高；同样从长远角度，也不利于环卫作业质量的提高。

2、变味的绩效管理製度
如前所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在官方文件中鼓励在环卫行业中设立「绩效奖」，用以正向提高环卫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奖惩製度的设立本意是奖励进步和警戒消极工作，但在一线实践中却逐渐变味为一套以「罚」为核心的管理製度。甚至在深圳、青岛等无推广绩效製度的城市，也广泛存在扣罚工资的现象，反而造成了环卫队伍的消极情绪。

随便在网上新闻搜索「环卫罚款」，就出来近18,000,000 个搜索结果，各类型的「罚款製度」名目层出不穷，千奇百怪，在各地相当普遍。在本次调研的城市中发现，西安等地广泛推行「以克论净」「烟头革命」行动，环卫工人若在作业路段滞留一定克数的尘土或一定数量的烟头，则将面临20-100元不等的罚款；广州等地也出现环卫工离岗如厕、或耽误时间接电话、或给路人指路、或短暂休息都会被直接扣罚，一次50-300元不等（工人工资每日也就在100元左右）。在多地环卫工如深圳、青岛、广州，工人请假甚至亦会被扣罚双倍或多倍于当日工资的数额。

部分环卫企业的「罚款」已不再限製于绩效奖的扣除，而是直接影响环卫工人的每月实际收入，引发广泛的负面情绪。绩效管理製度虽以环卫质量监督为名而立，但现实的实践存在演变为「以罚代管」的可能性，源于：1）一方面罚款事项涵盖工人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上对自由休息时间的控製、对工友间结社互动的杜绝、对作业细节上的精细管理、也对不满情绪的反向报復，影响环卫工人实际工资和福利分配。2）另一方面，主导扣罚的环卫管理者拥有者莫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多数环卫企业并未针对绩效扣罚行为设立申诉和监管的有效渠道。

在这套管控逻辑背后，资本的目标是为了利润生产更为稳定和可控化。值得质疑的是，这套管理体製实质上可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法律上，环卫企业/单位并没有罚款的权利。首先，在劳动关系相关的法律里面，罚款製度只应用于企业损失的情况，而大多数环卫罚款例子中，环卫工人们并没有达到损害企业利益的成都，反而是企业用各种名目扣罚，想要让工人乖乖听话。这明显不适用法律规定。其次，环卫公司製定的内部罚款製度，可能没有合法性。《劳动法》指出，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製度和重大事项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最后，现行企业体製没有罚款权力。所谓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是指针对公民实施的罚款，是指国有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因公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而对该公民依法实施的经济处罚。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无法律授予的职权和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得对公民实施罚款。当然环卫企业也就不能对环卫工进行罚款。劳动法亦指出，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无权製定罚款内容的内部规章。企业只能通过批评教育等方式来处理纠纷。所以即便环卫公司/单位等製定了「罚款」的所谓「内部规章製度」，可能也是违反了《劳动法》的。

如今，这一管理製度正在间接影响工人积极性和对管理的认受性，如何建立一套新的纳入工人民主参与、以「奖」为核心的激励製度可能才是关键。

3、精细的GPS控製
GPS定位监控在近几年的环卫实践屡见不鲜，在广州、深圳、苏州等地均见诸报道，亦有颇多争议。GPS的精细化控製，即环卫工在上班时会被要求佩戴GPS定位器，该定位器通常具有定位、呼叫、接受消息的功能，便于管理方通过系统对工人的工作执行考勤进行监测，视其为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

然而这一精细控製，在现实中亦存在「以罚代管」的嫌疑，甚至引发了环卫工人群体中的反感情绪。在深圳，环卫工人需要自行给GPS定位器充电，若作业时工人忘记佩戴定位器会被扣钱，一旦丢失需要赔偿300元费用。利用定位器，环卫管理者则进一步对工作量进行硬性规定，若工人每日行走速度和里程总数不符合要求，则会被视为出勤不合格，进行扣分罚款。

但对于环卫行业如此精细化控製，实有违环卫行业常识。环卫工人作为劳动者，其用自身的劳动付出换取价值回报，但并不意味着必然承受工作场所每分每秒的全方位「卖身式」监控，剥夺了工人工作中的休息自由，甚至上厕所时间都被精确计算和限製；其次，保洁工作的不确定性很强，环卫工在一固定路段的停留时间依垃圾量和道路情况而定，并非可简单量化。

回到本质上来，GPS的精细化控製是资本试图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管理实践，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工人在有限时间付出更多的劳动价值，并製约可能的工人团结的风险。这样的製约令工人时刻有巨大的精神和生理压力，甚至可能导致更大的消极情绪。但遗憾的是，这类机製随着所谓「环卫智能化」的大趋势，在缺乏对工人休息权和保洁工作特性的评估下，正在全国多个城市不断推广开。

4、基层环卫管理者权力腐败
环卫公司虽然主业是与垃圾打交道，但却同样充斥着令人惊讶的权力寻租空间，是一个隐形的权力江湖。因环卫工群体高龄低文化低技能弱势等、以及復杂严苛的管理手段、加以政府监管的主动退场，令环卫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形成高度权力不对等关系，进而创造了其中权力寻租的空间。

即便环卫财政投入是固定的，但基层的环卫管理者仍然可以从「垃圾」中获取额外的利益。城市商业加速生产的垃圾处理均严重倚赖环卫部门的收集、清运和处理，但「聪明」的基层管理员，如环卫班长或站长，会尝试私下与商家/摊贩另立垃圾收运协议，而非通过政府公部门进行操作。经此操作，部分商业垃圾收、运费可顺理成章落入基层管理者的个人口袋，而这一部分原未计入正常工作的垃圾收运量则会由一线环卫工人承担，因此而增的工作负担遂成常态。

再者，环卫管理者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用以压榨环卫工个人的收入和窃取公共财产，达到个人私利的目的。以雇佣为例，管理者拥有决定工人聘用的权力，环卫工若要持续获得续签合同，又或者已达退休年龄的工人希望被「返聘」，又或者想介绍亲戚好友应聘新环卫工人，那么与管理者建立好的关系是必须的，而这关系的桥梁则是由「红包」「礼品」等承接而成。此外，管理者会给予相熟工人更多的加班机会，又或者在工人加班记录上多记工时，并要求工人以现金方式返回到管理者的个人口袋。在广州甚至有新闻揭露，环卫站长利用自身权势地位，用工作福利要求与女工换取性好处等1⁷ 。

环卫工人的各项福利或日常工作安排或多或少都离不开这套关系的纠缠相连，既是自愿亦是被迫。这并不意味着环卫工人自愿认同，而是当工人尝试去反抗管理者的压製的时候，环卫管理者便会拿出一系列「以罚代管」的武器来反击。从变味的绩效管理製度、精细化管理、吃「人头费」，到权力寻租，环卫工被深深嵌入一个剥削的无力结构，而环卫管理者就像寄生虫般不断的从工人的劳动价值中榨取「利益」。

五、总结与讨论：市场化下的环卫权益
报告从多个维度试图比较和呈现中国主要城市的环卫现状，即便各个城市的环卫工资权益和保障体系有所差异，但是在权益政策和环卫管理上仍是存在诸多共性，也让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在处境上有相当多的相似性。通过对十座城市的资料分析，报告考察工资权益体系、工作场所的劳动保障体系、社会生活保障体系及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等四个体系的环卫权益保障，以及市场化下根深蒂固的环卫行业管理常态，形成对中国环卫行业权益现状一个大致的认识。

在权益政策层面，虽然有国家住建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文件作为驱动，但是因条例之模煳性，各地在推行自身的「环卫文件」上也未有统一步伐，在权益政策的製定上各立门户、缺乏互相学习，在执行上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和监督力度。从上述报告分析可知，环卫工整体上在权益体系的保障仍然单一，不足性明显，而保障与实际执行亦存在莫大差距，成为共同影响工人收入和保障的关键因素。

首先，在工资政策方面，环卫基本工资与城市最低工资以一定比例挂钩（如：120%）是基本趋势，但多数城市挂钩比例和最低工资的调整常年缺乏调整，在执行上也未能完全落实标准，与现实经济发展严重不符。多数城市环卫行业岗位津贴同样沿用1997年国家标准，未随经济发展适时调整。在工龄工资、节日/年终奖和绩效奖等权益部分，多数城市政策仍然属于空白，亟需纳入更多讨论。其次，在劳动保障方面，环卫工劳保用品多地缺乏统一标准，环卫部门缺乏对行业职业伤害的充分认知和预防意识。针对高温补贴标准，部分发达城市，如京广深等地仍然采用较低的标准，亟需调整；而环卫低温补贴则是一个相对空白的政策领域，未有成型的製度设计。环卫休息点的添置是大趋势，但是因工人可支配休息时间过少造成实际使用率极低，一定程度上成了环卫的「形象工程」。

再者，在社会保障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环卫工社保参保率普遍低下，尤以北京、上海、深圳、重庆、青岛和西安等地，外包公司未依法为工人缴纳社保的问题存在已久。另环卫行业虽意外事故多，但在政策上为环卫工补充人身意外商业保险的城市仍为少数。而至于环卫行业中的超龄环卫工的社会保障，仅有广州、成都和武汉三地政策有所提及。最后，在社会再生产的支持上，环卫住房和子女在地教育的问题绝大多数城市仍然未有明确政策和执行细则，难以支持到环卫家庭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在环卫管理层面，环卫企业借以环卫工本身低话语权困境，长期习惯于以威吓、惩罚为核心的管理模式，趋利避责的管理心态。在实际中形成了吃「人头费」、崇尚「以罚代管」的行业惯例，兼以精细化管理製约工人，而其中的基层权力寻租也是相当普遍。市场化下的环卫行业，以此管理方式使得环卫工人怯于发声表达诉求以提高工资待遇，而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其弱势地位从中加剧剥削以牟利。

本报告尝试从一个批判性的角度分析现行十座城市的环卫政策。前述可知，当前环卫行业政策上製度设计、完善仍然存在多处不足，而在执行上的低效和欠缺监管现状也可以在相应的媒体报道中了解，而同样存在问题的是环卫体系沿用的一套市场化趋利的管理范式，皆共同形塑了今日城市环卫工的结构性弱势。在前文报告指出，以「减负提效」的话语论述为导向的环卫市场化改革，实则变成了一场「转移成本」的游戏，引进的企业「食利者」间接加剧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最后买单的是末端的环卫工人群体。

广州在2013年的环卫劳资纠纷浪潮后毅然对环卫体製进行「逆行」改革，推出《关于规范广州市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并渐进结束环卫市场化项目，70%项目收回街道或区城管部门直接管理。这一系列行动的关键贡献在于彻底将广州环卫权益保障体系法製化——无论外包与否，环卫工人的工资福利都参照同一标准，并在执行上因政府直管，落实成效可观。相较报告中其他城市，广州在权益政策相比都稍为完善，包括20/天的岗位津贴标准、工龄工资和节日慰问金等的创造性设立、五险一金的标准化缴纳、以及针对超龄环卫工人和环卫子女教育的相应保障。但亦不可否认，广州製度仍然存在一定的权益空白，如劳保用品、住房等问题。广州特有的「直管」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和提高了权益保障的製度完善度和执行成效，也侧面凸显了市场化模式下其他城市外包模式的食利本质和缺位监管的结构性困境。

以广州作为讨论，并非视其为去市场化的典范，而是尝试将其作为反思市场化环卫模式的一个例子。而实际上，广州并未完全脱离市场化的「幽灵」，在大部分郊区地带仍然大量采用市场化招标模式，而普遍的「直管」项目仍然沿用类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即仍然采取以「罚」为核心的管理哲学，环卫工人仍处在一个极度不平等权利江湖之中，处处深受压迫，这恰恰是阻挠环卫权益保障的另一关键要素。若环卫行业无法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及强化其公益性，杜绝企业趋利性，试图在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下寻求基本权益的改善仍然是艰难的。可见，在环卫市场化大趋势的今天，对製度本身的反思与法律保障的完善同样重要。

六、针对环卫行业权益保障建议
环卫行业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不断尝试和改革的阶段，环卫工人的劳动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受到认可，「环卫工人节」的普遍设立也凸显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公众对其「低贱与脏乱」形象根深蒂固的地位认知。一高一低的尴尬处境，正是源于长久以来不被正确衡量的劳动价值。因而推动环卫工作和生活处境的改善，才是对其劳动价值最大的尊重。本报告详细列举和分析全国十座城市的环卫政策和管理，在期冀引起公众和政策製定者关注和思考的同时，亦希望能有更多城市可以从中学习、提高环卫权益水平和改善管理方式，聆听一线环卫工人的声音，共同促进环卫工福祉。故此，报告尝试提出以下三点核心建议：

1、城市间互相学习和完善环卫政策，强化法律约束力，定期审查和修订环卫政策。
纵观十座城市环卫政策，其中存在诸多不足与权益空白，包括环卫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岗位津贴标准、环卫工龄工资和年休假/节假日补贴、社保参保率过低以及超龄工人保障等问题，都亟需在未来的政策製定中纳入更多的讨论和细则，城市间也需要互相学习和参照。在法律约束力层面，多个城市製定的环卫政策以劳资集体协议为基础、或者遵从省级条例但未有本地立法、又或政策条文意见模煳不具实操性和监督性，以上因素皆可能影响环卫政策最终法律约束力，需着力强化。此外，环卫权益政策同样需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及环卫工人需求而不断调整，各地方政府须建立一套定期审查和修订环卫政策的製度，如广州、成都等地政策有效期为5年，可有效最大化保障工人权益。

2、政府强化环卫政务公开，加强环卫政策执行和监管；将依法用工列为市场化招标审查门槛，并与外包公司共担雇主责任，杜绝层层劳务派遣。
政府在环卫管理系统上的公开性仍显不足，对环卫企业的法律落实和监督缺乏公开透明，尤其是针对环卫雇佣核定人数方面，企业因此长期窃取「人头」经费。政府应拓广政务公开，将有助于社会对环卫部门和企业进行共同监督。同样，在现行的环卫市场化製度中，政府应尝试将企业用工行为列为招标的准入指标和监管的关键指标，杜绝任何企业在环卫行业寻租窃利，也拒绝外包公司的再次层层外包或劳务派遣。政府同样需与企业承担共同雇主责任，在面对劳资纠纷或环卫权益受损，需主动协调并承担雇主责任。

3、实现去市场化过度，改革项目承包模式和管理方式，采用人性化民主管理，杜绝实质上的「以罚代管」行为。
环卫市场化改革趋势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广泛摊开，但仍不可否认其中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改革诟病。报告建议及鼓励各地城市可先行尝试进行小规模的去市场化改革，摒弃以往的承包模式，改以街道或社区直接管理和签约，将多余财政补贴到工人群体，此可有效提高环卫工作的积极性和环卫队伍稳定性。弱化环卫市场化，改变「价低者得」的行业规则，同样有助于提高杜绝环卫外包公司的腐败行为，真正让环卫行业回归公益性。同时亦要谨慎采用精细化管理的控製模式，转化以罚代管思维模式，而通过人性化的民主管理模式，约束基层管理者权力，鼓励和允许工人群体和代表主动参与工作决策和福利分配中，以此激发工作积极性。在短期内，可以与工人民主製定工作激励条款，并建立环卫内部申诉渠道，保障工人表达的权利；长期可以尝试纳入工人代表机製，由工人内部共同处理劳资纠纷、奖励分配等问题。

上述三点建议分别从权益政策的完善、政策执行和市场化管理模式的调整出发，希望提供一个相对进步的视角供公众和环卫管理者思考和学习。面对环卫工人的权益困境，单纯从劳动保障的製度化完善角度考量仍然是不足够的，其结构性困境同样需要放在整体环卫行业的不平等权利关系下考察，这亦是最为艰难的点。但不管怎样，对于环卫市场化下的权益困境认知是清楚的——不仅存在劳动保障不足，同时需反思管理模式——未来不同城市间可能更需要通过彼此学习、完善製度设计，聆听和调研环卫困境，重新反思原有管理体製的诟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环卫工人劳动保障和生产力的提高。

数据「双十一」：狂欢暗面中的快递员

中国快递从业人员需求增长迅勐，过去五年间数量翻了一番。从业者以男性居多（88.9%），绝大部分为18至35岁的进城务工青年，以中专和高中教育及以下文化水平为主。入职前大部分从事过建筑工人、餐饮服务员、销售员、 保安及司机等工作。

全国市场份额超过70%的「通达系」快递员日均派件量最多，平均为168件/日；在人口密集地区（如北京丰臺区）中通快递有时日派件量有时多达300单/人。共青团中央与国家邮政局的联合报告中显示，超过59%的快递员表示工作压力很大。

派送高压力背后是低派送费。2019年5月快递行业打响价格战，通达系和顺丰持续下调快递单票价，挤压基层网点收入致快递员派送费一降再降，除去快递柜或驿站寄放成本，快递员每单收入低于1元。过去半年，多地已出现快递网点停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严重。

实际上快递员每一单的派送费有多少呢？假如消费者付出10元快递费，其中3元是网点收件方，城市内分拨费0.6元，分拨中心0.3 元，除此之外快递公司总部收取1元的面单费、2元的中转费、1.5元的派件费，以及0.5元快递柜/驿站存放费，最后到快递员手上的派送费最多1.1元。

快递员超时工作（无加班费）是常态。大部分快递员早上6:30-7:00就出⻔上班，晚上8:30以后是他们结束工作的高峰期。

调查显示，快递从业人员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两成从业人员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约60%的快递员每月仅休息2天或更少。

东部地区快递员平均工资相比其他地区稍高，为5110元，中部地区为4464元，西部地区4247元。各地人社部门每年针对快递员的工资指导价长期处于停滞，以深圳为例，近三年快递员指导价徘徊在4700元间。

物流行业中，顺丰和「通达系」近年来利润持续增长，仅去年总净利润就超过171.91亿。然而在企业管理上，这些巨额收入是建立在对400万快递员的严苛管理和剥削上的。「以罚代管」是快递行业通行的管理哲学，送货延迟、客户投诉、签收率不达标等都会被罚款。

华中师范郑广怀研究团队关于武汉快递员的调查报告显示，接近一半的被调查快递员表示被罚过款，每次被罚款金额集中在50-500元之间。

快递行业的运作模式一般采用加盟和直营的模式。传统直营模式下快递员社保缴纳率一般较高，而「通达系」等加盟製公司多数为了节约成本而不缴纳社会保险，仅仅为快递员购买意外险，缺乏其他险种。

华中师范郑广怀研究团队关于武汉快递员的调查报告显示，有31.35%的快递员没有签订或不清楚劳动合同。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的调研同样显示，仅有43%的快递员表示签订过书面的劳动合同，其余并不清楚或没有合同。合同签订率低意味着快递员社保复盖率也低。

「幕后」的女快递员，性别偏见几时休？

这几天正值「双十一」的购物热潮，微博上出现了两个关于女性快递员的热搜：#全球快递业女性占比三成以上#、#为什么女性快递员很少#。这两个热搜看上去是矛盾的存在，女快递员的占比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高出很多，可是为什么我们很少看见女快递员呢？

 首先，我国女性快递员的比例低于全球数据，但近一两年呈上升态势。由国家邮政局主管的中国邮政快递报社2018年发布的《快递员生存报告（2018）》显示，女性快递员仅占总体快递从业人员的1/10左右；在其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中，该比例已经达到了两成以上。

性别分工在快递行业也是有所不同。2019年的报告指出，在一线的快递岗位中，揽投和运输的岗位上女性占比仍然很少；而女性数量增加主要集中在分拣，客服等「幕后」岗位。这些幕后的女快递员们，并不为人所知。

 联合国的全球快递业报告也指出，女性从事的岗位更多是智能分拣、自动分拨、供应链商品管理等。除此之外，大多是一些「办公室」工作，如客服岗，负责追踪问题件、接受客户的查询和投诉等；还有会计类岗位，如录报表、费用计算等等。

看见「幕后」的她们
今年双十一，天猫首次进行的24小时全球快递直播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看见」揽投之外的快递过程。在十分稀有的有「人」出现的镜头里，主要在各大转运中心从事分拣和扫描的，基本上都是女性。 

传送带边齐刷刷站了一排女快递员，在重復做着从主传送带上拿起单个快件，然后面单朝上放在下一传送带的固定位置，一直重復下去。这样一站就是一整天，每天至少十小时以上。这样的镜头给人的画面感太强，一下子就让人联想到似曾相识的人力工厂——这种单调重復的工作内容和固定不变的工作体位与传统的工厂是如此相似。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不适合搬运重物，故而不适合从事快递行业。但如今随着机器化运作模式的广泛应用，过去仅依靠人力的劳动过程替代为机器、传送带操作。体力不再是工作的重要门槛，灵活性反而成为一种能力优势，因此这些工作岗位才面向女性开放。但智能化在带给女性更多劳动机会的同时，事实上，也只是让其回归到一个工具化的本性，成为一个失去自由的流水线螺丝钉。

同时，天猫直播的宣传语—邀你一起「云监工」，也采用了「监工」这种工厂化用语。这当然是资本主义商家为了刺激消费者，让其感受到似乎对自己的消费有所控製感的谋划。但另一层容易被忽略的含义是，能感受到被「监工」的不可能是智能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快递员。可是全方位监控并不一定真实存在，让快递员感受到这种无所不在又无法掌控的监控感就足够了。毕竟这可是展示其骄人的配送效率和智能化成果的好时机，它怎么可能让你真正看见那些在背后操作机器和执行文书任务的劳动者、在传送带上分拣包裹的快递员？而她们多数都是女性，她们是「隐形」的快递从业人员。

可惜的是，调研显示，很多快递员进入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作相对自由，没有太多约束。但实际上，技术升级后的快递行业让试图逃离传统工厂的人们又进入到新的类工厂场域。

同时，由于传统观念上认为女性更灵活细心、亲和力更强，所以就倾向于把她们安排在智能分拣和客服的岗位，但此类岗位工作的规训和控製程度不亚于揽收，工资待遇甚至更低。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这种基于传统性别偏见之上的所谓「女性优势」，难道不正是被资本所利用而商品化、固化了吗？而性别固化和性别偏见对女性就业造成的影响并不止于此。

快递行业性别偏见何时止？
即便到了今日，女性快递从业人员仍然只占总体人员的20%，可见这其中对于女性的参与是极不友好的。也正是由于女性更多从事快递行业「幕后」的工作，所以社会上对于该行业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印象仍然很严重。

2014年一位叫马户的女生应聘了北京邮政的快递员一职，却因为「总公司不批准一线员工招女性」而被拒绝录用。之后她以「就业性别歧视」为由将北京邮政告上法庭。法院最终认定北京邮政实施了性别歧视，且判定了快递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或工种。

马户赢了，但公众仍然对此持有异议。网络热议中支持公司做法的公众认为，快递行业属于体力活，对于女性而言实在太累了，生理期内也不适合干重活。所以为了女性好，还是尽量别从事不适合女性的行业。

 看似对女性合理的「保护」，但细想便有问题。首先，这种为了女性好的论调不是更应该成为切实推行「月经假」等保护女职工的条例最好的理由吗？在2012年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新修订的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中，快递工作并不属于「每小时负重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分钟的作业，或者间断负重、每次负重超过25公斤的作业」。可见，所谓的「操心」、「爱护」实际上成了对女性就业的「限製」，其实只需要落实好保护规定中对于女性「月经假」、「哺乳假」等规范，就是对女性最好的保护。

一旦某个性别被社会观念认为不适合从事某个行业或某个岗位，那么想要打破这个「禁锢」是很难的。女快递员由于「女性优势」被安排在更缺乏自由的智能分拣和客服岗位，这就是一种固化的性别观——大多数人不适合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不适合。体格健壮、自己也想要从事体力工作的女性，却可能失去了从事其理想岗位或行业的权利。如今的现实就是，男性想要做月嫂、护士等工作，女性想要从事快递、采矿等行业，都在应聘或工作过程中遭受到歧视或非议。

「保护」女性的论点很容易变成性别歧视主场的利器。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发布的《国家公务员招考性别歧视报告（2017-2020）》发现，国考招录中存在广泛、大量的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尤其是铁路公安系统，海事系统等。这些偏好男性的部门也是打着为女性好，工作太累的旗号。但是严格来说，这些部门很多岗位并不属于女性从事不了的，但招聘单位很可能因此滥用这种刻板印象，整个部门都按照其性别偏好去招人，从而将女性的机会彻底给堵住。

很多人都呼吁，应该要以国际上的做法为标准去改变这一现象，即尊重当事人的意见，由当事人来选择。只要是不属于女职工劳动保护中女性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都不应该在招聘中使用直接或暗示性的性别歧视用语，将某一性别从事某一行业或岗位的可能性给抹杀掉。

如今快递行业更常见的性别刻板印象存在于大家普遍对快递员的称呼上—「快递小哥」。快递公司在一些正式的情景下也仍然以这种称谓指称所有的快递工作者，无形当中也在强化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据今年7月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通过查询九大主流快递公司的官方微信小程序或公众号发现，除了韵达快递和EMS之外，其他七家公司都使用「快递小哥」或者「小哥」来指代快递员。

而在微博的评论上，很多网友对此涉嫌性别偏见很不理解，认为这种纠偏属于政治正确的矫情。但是如今女性快递员在我国的总体占比已经超过两成，即使是揽投的岗位也占了10%。在官方和正式的情景下避免这种有明显性别指向的词语，是对20%以上的女性快递从业人员的基本尊重。

各行各业本来就不应分性别而论的。那么行业统称本身就不应该有性别指涉，如月嫂，还有广东地区指代护士和社工的「姑娘」，都不应该成为行业称呼。在见到从业者本人的时候当然可以根据性别加上「小哥」「小妹」「叔叔」「阿姨」等后缀拉近距离，但是去除带有性别指涉的行业用语是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第一步。同时某一行业实际上的性少数也不需要被作为典型突出或区别对待。很多对女快递员的贊颂式报道并不有助于打破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类比在美国的情境中，当看到「黑人」总被用来宣传其多元化的存在，正正意味着「种族歧视」仍广泛存在。

当女快递员被正常当作一名普通的快递员时，也许才是性别歧视和刻板印象消融的开始。

亚马逊工伤数据曝光：机器人进军服务业，如何加深对工人的控製和剥削？

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工智能运用于工作场域，引发了多方面的关注和争论。随着电子商务和物流行业的崛起，自动化器械引入和升级都成为该领域的重要事实。资方斥巨资打造自动化体系，试图用技术抢占商业市场。管理者往往对外宣称：机械化转型是一件多方共赢的事情，工人可以更快配送，工作更轻松；消费者也可以更快收到包裹。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

 9月29日，美国深度调查媒体《揭露真相》（Reveal: from Th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发布了一篇关于亚马逊货舱工人工伤情况的深度报道。该报道曝光了一份亚马逊公司内部工伤记录，涵盖2016年到2019年全美150个亚马逊仓库的每周工伤数据。依据该媒体整理的对照表格，亚马逊多个货仓近四年工伤比率攀升。例如，位于Dupont的大件货仓2016年工伤率17.3%，后2019年提升为25%；该仓严重工伤的情况直接翻倍，从2016年的11.7%增长为22.4%。另外，使用自动化器械的货仓工伤率明显高于一般货仓。工伤率超过15%的货仓大多为自动化器械货仓。

这篇报道指出，近年来亚马逊工伤连续飙升与货舱引入自动化机械有关。机器在工作场所中的运用，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解放工人，反而加强了工作强度，製造了更严重的剥削，工人工伤情况比以往更惨重。

更高强度的工作，更严重的工伤
机器确实大大提高了亚马逊货舱打包速度，但随之调整的是工作指标和工作强度。工人不再需要来回走动去取货，但现在，却被困在一个固定的工作岗位上，每天需要重復相同的动作10个小时以上。重復性劳动更容易导致疲累。减少走动，看似是更方便了，事实上却加大劳动强度。另一方面，投入自动化机器之后，工人工作指标成倍增长。以小物件的货舱为例，投入自动化机器之前，工人需要每小时打包100个货物，而现在则是每个小时400个，任务指标足足翻了四倍。

任务指标飙升，不断迫使工人跟上机器的速度。报道中，工人不断强调：「机器实在是太快了」。讽刺的是，机器会自动记录工人的工作速度，那些不能完成指标的工人将会被开除。如此看来，机器本身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为劳动者提供便利，而是资本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试图将工人打造为机器人。可想而知，机器人进入服务业领域，工人将更加轻而易举被替代。只不过，如今，工人的竞争对手将不再是身边的工友们，而是永远不知疲倦、永远不会受伤的机器人。

机器并没有将工人从噩梦般的亚马逊会员日（PrimeDay)中解救出来，仅仅两天就有超过100万笔交易，工人被要求强製性加班，工作时长为12小时或者更长。2019年亚马逊会员日交易额达到45亿美金，当天就有400名工人严重受工伤。工作速度和强度的增加都会直接提升工伤概率。报道引用美国联邦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工作人员凯瑟琳·费根（Kathleen Fagan）的调查结果：为了配合高速运转的机器，工人不得不用各种方式加快速度，身体肌肉根本没有空隙休息，工作速度增加身体和精神压力，更容易导致疲惫和工伤。

所有的工伤数据都来自亚马逊公司内部，管理者对工伤事实心知肚明。解决工伤问题的关键途径在于降低工作速度和工作强度，但是管理层却不置可否。相反，他们再三向公众宣称机械化能够减轻工人工作的压力，另一方面，则不择手段抹除工伤记录以应付监管部门核查，煳弄公众。让人愤怒的是，为了不留下工伤记录，亚马逊公司内部诊所没有及时将需要救助的工人转移到公共医院，而是将受伤的工人送回工作岗位，导致很多员工延迟就医；或者，公司为严重受伤的工人换岗，换到那些即使受伤依旧能工作的岗位。据调查，公司内部诊所医生甚至被要求只提供一些简单的药物与医疗处理，这样就可以不被记录为工伤。

若没有行动争取，对工作的压迫和控製只会更严重
亚马逊当然不是个例。自动化机器的运用早已从製造业扩展到服务业，中国也不例外。这波浪潮来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疫情对安全距离的要求，使得「无接触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另外，削减劳动力成本又是行业復苏采取的重要方式。这些因素，间接加速了服务行业推进自动化的进程，试图提高生产效率。

据新华网报道，现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已占全球市场1/4以上。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例如，零售、安保、快递物流）首当其冲。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超过30%的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属于批发和零售行业。

据《2020年中国智能分拣行业研究报告》，中国快递和电商行业已经取代工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成为物流装备自动化需求增速最快的行业。具体而言，电商行业侧重仓配一体自动化，涉及出入库、拣选、打包等全流程；而快递行业则追求分拣操作的自动化，更简单，因而应用将更加迅速。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快递行业自动化投入将维持在数十亿左右。2020年双十一快递公司使用的自动化流水线总长度达到6000公里，比去年同期增长1000公里。

媒体和大众舆论大多从历史进步论的角度宣扬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带来的积极变革，认为这势必优化生产效率。提及技术升级，「进步」、「发展」、」高效」这样的词汇常常形影相随。例如近期双十一的报道中，物流行业的自动化备受瞩目。技术革新被认为是各大快递公司解决包裹拥堵状况的重要方式。惊人的交易数据、空前的消费盛况和自动化物流共同铸就了越来越快速、便捷的现代生活想象。

如果说，技术升级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那么对于工人，技术升级可能意味着什么？

亚马逊所发生的残酷事实呈现了机器如何被用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学者黄瑜调研中国珠三角近10年来「机器换人」热潮所带来的变化。她认为机器将会削弱工人对工作本身的控製。尽管她关注的是製造业领域的技术升级，但她的观察与亚马逊工伤报告的启示有相通之处。

技术升级之后，生产的速度不再由工人熟练程度决定，而是根据机器的速度来预测，也就是说，工人反过来成为配合机器的工具；另外，原本，技术工很难被替代，所以对工作待遇、工作安排有更多的决定权，现在却更容易被替代。也就是说，工人在工作场域中的议价权将会被严重削弱。人机配合阶段，在机械的辅助下，人工劳动会越来越被简化为谁都可以上手的步骤，工人将更轻而易举地被替代；而当完全可以取代人工的智能机器人出现，大批工人的工作机会将永久失去。

可以说，在资方控製生产管理权和分配权之下，机器很难真正解放工人，工人只会被迫不断地与机器竞赛。黄瑜在对欧洲工人应对技术升级的历史进行梳理中发现，如果工人在技术革命中不进行抗争，不在生产领域内部夺回生产管理控製权，那么工人很难享受自动化所带来的红利。

亚马逊工伤数据揭示了这样的事实：技术被运用来建立更严密的工作监督和剥削体系，反而加深劳动者的困境。这一困境，不仅仅只是亚马逊工人面临的。美国工人媒体《劳工笔记》联合创始人莫迪（Moody) 在一本讲述亚马逊商业帝国残酷剥削体系的论着《包邮的代价：全球经济中的亚马逊》（The Cost of Free Shipping: Amazon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醒我们，亚马逊，这个全球零售行业的巨头，建立的这个高度监控生产效率和管控工人的体系，正在被各个行业所效彷、以各种方式向经济和生产生活的每个领域蔓延：「在那里，条件更加恶劣，生活更加艰难「。

是时候停止对科技进步抱有过分幻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将改变工作压迫的希望寄托于科技进步。如果我们没有反思工作场域中无处不在的控製和剥削，如果我们不努力尝试对抗这个不合理的权力体製，那么机器——这个被掌握在资方手中的工具，只会让工作场域的压迫来得更加隐秘、更加可怖。

「黑五」工人联合罢工，「是时候让亚马逊付出代价」

近日西方最大的购物节「黑色星期五」（11.27）——西方版「双11」，本是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赚得盆满钵满的狂欢日，却遭遇了全球性的工人罢工及群体性抗议。

这一抗议早有计划。由亚马逊工人、环保及劳工活动人士、还有近50个国际人权及环境组织等组成的联盟，以「让亚马逊偿还」（「Make Amazon Pay」）为口号，计划于15个国家进行罢工、抗议及其他行动。该反对联盟同时在其公开网站上进行全球性的联署征集与罢工基金筹集，以支持工人长期的罢工和抗议活动。

「联盟」对亚马逊提出了一系列诉求，包括提高工资、延长病假时间、增强工作稳定性以及允许工人组织工会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对环境破坏（如2030年以前实现零碳排放量）和社会责任（如补足税务和保证用户隐私等）的一系列弥补措施。

随着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的蔓延，电商巨头亚马逊逆势而为，从三月开始进行了至少四次的大规模员工扩招。但是亚马逊对员工的防疫举措却一直有所欠缺，十月份亚马逊在压力之下才终于公布，总共有19816名一线员工感染新冠肺炎。

「联盟」于抗议声明书中痛陈，「新冠疫情期间，亚马逊成为了万亿美元的公司，CEO贝佐斯也成为了历史上全球第一位个人财富超2千亿美金的人；与此同时，亚马逊的仓库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做着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工作，而争取公平薪资的权益时却面临严重威胁与恫吓。」

「黑五」这一天，德国亚马逊有三千多员工在各仓库、物流中心进行了罢工，英国GMB工会呼吁英国议会对亚马逊仓库「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展开调查，在美国有抗议人士聚集在亚马逊弗吉尼亚州和西雅图市的亚马逊总部，在卢森堡亦有环保组织的成员进行了示威，还有亚马逊外包在菲律宾的呼叫中心员工，以及孟加拉的相关亚马逊服装製造商也都同时进行了抗议。

在今年亚马逊「黑五」线上折扣开始的这一天，亚马逊的系统随即出现了长时间的崩溃，各种抗议和罢工的新闻也令卖家担心订单的履行。根据一些跨境电商的消息，很多中小型卖家反映，今年亚马逊「黑五」的流量和出单量均不如十月份的黄金会员日（Prime Day)。不论最后的销售数据如何，工人罢工和社会抗议都将令亚马逊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

这并不是今年的第一次抗争。早在三月底，就有纽约的仓库员工因为仓库出现新冠确诊病例，为工作安全和工作防护发起罢工，亚马逊没有回应这些合理的诉求，反而对工人进行打击报復，解雇了罢工发起者和另外两位质疑仓库工作环境安全的工人。

该做法引起了社会上很大不满，工会和社会组织又于4月21日发起了新一轮的罢工。亚马逊多个仓库的工人举行「病假抗议」 （sick out），要求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用品（面具和口罩）、更长时间的病假以及更高的工资。

在十月的亚马逊黄金会员日期间，德国七个物流中心的工人也在工会的组织下进行了罢工，要求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

今年6月和12月，亚马逊美国分别发放了超5亿美元的奖金给一线员工和合作者，但是这些「发钱买忠心」招数貌似已不再奏效，亚马逊内部管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已经激怒了工人群体和社会公众。罢工势不可挡。

如果小型的罢工不能给亚马逊足够的挑战，那么这次全球性的罢工抗议呢？这次反对联盟的意图正是如此。他们的抗议行动致力于推进以下三点策略目标：

第一，凸显此次与亚马逊的对抗本质上是一场全球性（international）、交叉性（intersectional）的联合行动；

第二，跨越国界和跨越行动领域去进行组织（「黑五」当天，联合亚马逊整个供应链上的工人进行抗议）；

第三，期望各国能以立法的方式回应其诉求，以此来实现抗争的政治化。

在这样的目标之下，亚马逊反对联盟提出了十分详尽且广泛的诉求。此次跨国界和领域的结盟抗议无疑会给亚马逊製造更大的压力，但是真正是否能发挥作用可能需要有更持久的抗议行动和更多的一线工人参与来验证。

该反对联盟在其网站最后说道，「疫情暴露了亚马逊是如何将企业利润凌驾于工人权益、社会公义和环境正义之上。亚马逊拿走的太多，给回的太少……是时候让亚马逊偿还这一切了！」

看回中国的情况，「双十一」和「黑五」尚能相提并论，但是阿里巴巴的运作体系和亚马逊完全不同。相对于最近很受关注的平臺经济或所谓「系统」来说，淘宝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连接买家和大小不一的卖家的平臺。平臺经济下的每个劳动者都被打散，逐渐沦为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很多情况下如何证明与雇主的劳动关系都已是难上加难，更别提形成真正能增加谈判权的行动。

今年「双十一」购物狂欢节来临之前，快递行业价格战的恶果就已经蔓延到众多基层网点和一线快递员身上，全国多地网点纷纷倒闭，或因拖欠工资引发罢工，行业形势一度很紧张。可惜这些罢工行动就像星星之火，最终没有燎原。在快递行业加盟製的切割下，劳动者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区集体维权，罢工行动最后都不了了之，劳动者们最终还是被裹挟着为「双十一」实现了平稳过渡。这次亚马逊员工能在「黑五」这个重要时间点发起全球性的跨界联合抗议行动，实在是鼓舞人心。

反亚马逊联盟把这次联合行动的使命定义为：终结「亚马逊化」对经济体系和社会製度的侵蚀，「去争一个全新的世界」（to win a different world）。劳动者也可以改变自己身边的不平等和剥削，团结就是前进的车轮，「争一个全新的世界」。

客服「大工厂」：集约化控製体系下的低薪与压抑

导言：谈到客服，看似任何服务顾客的工作都可以归于此类，实际上却往往沦为只能传达顾客意见、承载顾客情绪的机器；一份坐办公室的白领工作，实际的工资待遇却与普通蓝领差不多；嵌入在整个服务行业中，工作流程和规训却又如製造业一般。

不论是三大通信运营商，还是互联网、银行、保险、咨询、零售等，客服遍布我们生活的角落。但在每一个公司的职能设定中，客服都是最受蔑视的存在。正如一位曾在银行工作的电话客服提到那样，「人们不了解，柜员并不处在银行鄙视链的最低端，柜员还可以鄙视大堂，大堂还可以鄙视保安，而所有网点的员工还可以鄙视电话客服。」

那么客服人的境况究竟如何？这种「尴尬」且艰难的处境，又是如何造成的？

本文将尝试理解这群隐身于电话、电脑背后的客服人。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将分析客服产业中「工厂化」的劳动条件与劳动控製，下篇主要介绍客服工作本身作为情绪劳动的存在与困境。

客服产业的集约化建设
江苏宿迁坐落着全国最大的客服中心。在2009年11月，京东便将客户服务与其他主要业务部门分开，在其创始人刘强东的老家宿迁建立了一座集约化的客服中心。京东已先后于此完成了客户服务中心一、二期工程，将工作区和员工宿舍合为一体，可容纳1.5万个客服坐席，三期工程如今也在建设中。

在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和刘强东的力邀之下，百度、当当、途牛、小米、网易等互联网电商企业也将客服部门迁移到宿迁，形成了一个大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据说宿迁当地会普通话、会打字的人基本都被招了过去，仅电商客服从业人员就有2.5万人。

在国外也早有集约化的客服产业传统，以话务接线为主的客服中心都叫作呼叫中心（call center）。美国的大企业，例如亚马逊，通常都将电话客服外包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造就了印度和菲律宾两个特大的呼叫中心。早期印度班加罗尔的呼叫中心便有多达35万左右的外包员工，后来新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呼叫中心更是达到了约50万的员工规模。

这些客服中心的坐落地点并不是毫无来由的随意选择。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宿迁和印度、菲律宾的相同之处在于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基础教育和交通便利程度比一般的城市要好，主流语言的普及度高，文化差异与核心城市较小。

京东的客服中心从外表上看，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整个电商产业园区也与广东常见的製造业产业园别无二致。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客服产业与製造业工厂的很多相似之处。在客服中心，特别是一些客服外包公司，员工管理非常集中，工作间排满密集的工位，员工着统一的工作服；值班方式普遍采取倒班製，日常休息时间也要轮流。工作内容重復、注重流程和规范——重復使用着的一样的开头和结束语，中间的部分也能明显看出话术培训的痕迹等等。这种重復性劳动、集约式管理，都给人一种现代「电子化工厂」的感觉。

客服产业的劳动控製
客服产业一般奉行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流水线式的重復工作，另一种是选择给予一线员工更多能动性的业务形态。可惜的是，出于资本逻辑、企业文化、管理惰性等原因，现在国内企业基本上都采用前者。客服缺乏解决顾客问题需要的充分授权，却又单方面地面对来自订单量、满意度等的绩效考核压力。这是如今客服面对的主要困境之一。

客服的设立初衷是为了解决顾客反映的各种问题，每个顾客的问题都有分类，每个问题也都有相应的流程。客服必须按照流程走，对于顾客诉求的满足与否也有严格的规范。客服的回復绝不能超出这些流程和规范，很多的回復内容都是预先设置好的。企业给予客服的权限很小，所以除了一些常见问题的固定回应，大部分时候客服只能机械地记录下顾客的问题。

呼叫中心的来电自动分配系统会将来电（根据预先设置的客户拨号）分给专门的电话客服。两通电话之间基本上不会留任何等待时间，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客服也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由这些技术工具来控製工作的节奏，跟踪客服的效率。只是传统的工厂流水线控製工人的动作重復不间断；客服行业流水线在动作之外还控製你的头脑，本质仍然是固定流程和规范之下的重復劳动。

不管是在通话中还是查找、记录顾客资料的时候，一切都在监控之下。客服与客户的沟通过程全部会被录音，由客服主管或经理选择来进行评判和裁断。但是客服永远也不知道哪一通电话会被经理听到或者考核。

西方一些学者会将这种与新时代科技相结合的监控方式称为「电子化的圆形监狱（electronic panopticon）」。因为这与两百多年前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的设计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一个人站在圆形建筑的中心塔就可监视所有人，但被监视者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只有时时保持警醒。这样的大型监视手段如今通过电子科技就可以轻易做到。

不过管理者的监控只是实现了劳动控製的一小部分，更巧妙的控製依靠给客服製定的KPI（绩效考核）就可以实现。不同于简单重復性的体力劳动工作，客服面临着愈趋復杂化及量化的绩效考核体系。不达指标，意味着低薪与加班，以及难以实现的晋升。

各种指标中，「时间」是最大的关键词。对电话客服来说，通话的平均时长、待机查找或记录资料的平均时长、上线小时数、接听电话数等是最基本的考察指标；而在线客服就是每小时平均接待量、首次响应时间、平均响应时间、问答比、回復率、48小时重復咨询率等等。有时在线客服要同时回应七八位甚至十多位顾客，还要保证其响应速度与效率。

但是客服工作却永远交织着两条矛盾的逻辑目标：即成本效益最大化和以顾客为中心。仅追求时间与效率是不够的，指标体系的另一极是质量和顾客体验。于是，询单转化率、问题解决率、顾客满意度等更是给客服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是进行劳动控製（特别是对情绪的控製）的另一重要手段。

大部分的企业都是同时追求这两种目标。例如某企业实行的「30124客诉响应承诺」机製，即接到客户投诉后，客服要求在30分钟内作出响应，12小时内给到解决方案，24小时内要达到90%以上的客诉结案率。但是这两条逻辑基本上是矛盾的，要追求效率就会牺牲顾客体验。既要控製服务的平均时长不能太长，又要保证解决顾客的问题和提高服务满意度（客服不能主动挂断电话或结束在线服务），这本身就是很难同时达成的矛盾目标。最后也都是一线客服默默背负了所有，被困在低效底薪、低值受挫的死循环中。

低薪资、窄晋升下的「没有希望」
对于客服工作的要求那么高，工作压力那么大，薪资应该还不错吧？

事实却难遂人愿。

从薪资计算器（salary calculator）网站上查询到的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市客服平均每月薪资水平在3500元左右。其中，2000-3000元的工资分布占了最重的比例，高达40%。而客服的工资地区排行榜中，除了北京平均月薪超过4000元外，其他排在前十的城市客服平均工资都在三千多。在上海深圳等房价物价高的城市，这样的工资水平很难说能维持体面的生计。

工作经验也不一定和工资成正比。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工作经验在五年以内的客服拿到的工资差异并不大，在第六、七年，可能面临一次所谓的晋升，工资有明显的跃升；然后拥有七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资水平又出现回落，且不再有上升的可能性。

晋升与转行的困难也是从业者劝退观望者的重要理由。由于工作的流程化、机械化，入职门槛并不高。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也注定是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相比一线客服员工来说，管理员的数量毕竟是极少数。同时职位晋升的天花板也很低，普通员工升到客服主管，然后客服经理，基本就不再有升职空间了，所以工作七年之后的薪资逐渐不如从前。如果不是绩效好的话，这个行业也很容易早早将前浪拍死在沙滩上——这种重復性高替代性强的岗位，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年轻、更廉价的劳动力。

京东全国客服中心最近几年校招推出了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未来之星」客服项目，以轮岗管培的形式储备未来管理人员，看似晋升机会大一点。但是从知乎的关于这个项目的问答情况得知，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是很好，流动和离职率仍然很高。即使刻意进行人才培养，仍然改变不了要求员工重復劳动的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员工发展难题。

对于学历一般的宿迁本地人来说，京东的福利待遇可能还算不错。但是对于外地的大学生，这大概是个消磨意誌的行业。尤其是京东的员工宿舍就在园区内，正如一篇报道采访的那样，「它拖着你的时间、你的青春……吃饭、上班、睡觉，你就上这班，外人你根本接触不到啊。」

这种重復机械劳动当然是资本的预先设定。低门槛和低技能导致员工的议价能力也降低，那么对于企业的工作要求、KPI设置和加薪升职上员工没有丝毫的话语权，只有「用脚投票」的份。这也造成了恶性循环，流动率愈高企业愈倾向于保持机械、死板的工作内容，而留下的员工也只能忍受重復性高且绩效压力大的剥削与压榨。

虽然说员工有选择走还是留的权力，但是这种产业形态并没有给客服足够的选择空间。有的客服从业者只是将这份工作当作周转，或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但不知不觉干的时间就长了。在重復性劳动占主导的情况下，客服并不能为你累积相应的工作资本。即使有客服真的辞职离开，出来之后茫然四顾，想转行却没有相应的技能。去应聘新工作，企业人事可能选择实习生和刚毕业的小白，都不会选择一个「前」客服。最后客服人兜兜转转可能还是回到了客服。

被迫「出售」情绪的机器人，资本矛盾的转嫁

客服工作的本质——「情绪」的被迫出售
有从未经历过顾客投诉的客服吗？

基本不可能，客服在与顾客互动中绝大部分体验就是挨骂。在知乎上一个有700多关注、200多个回答、60万以上浏览量的问题「当客服是种什么样的体验」里，大部分的回答都谈到客服的情绪问题。可想而知这个问题已有多么严重。

首贊的答主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状态，「当兼职客服的这一个半月里我像变了个人，变得敏感悲观，经常莫名其妙委屈哭泣，也会经常跟身边人起矛盾争执。很多从前不在乎的问题都能被我放大追究。」

还有直接描述和顾客互动中的难受情绪，「昨天遇到一个顾客，让我送礼物，只是真的送不了，他只说了一句，东西我会买，但你真的很恶心。很想回一句，哦，是吗，恶心的就是你，你比我还恶心。然而只能笑脸面对。真真让人哭笑不得。一句你很恶心，比骂我十句还让人难受。」

平时骂各种难听的话的都有，不过总有那么些话像利剑一样刺中客服的内心、或戳到当时的处境，「总有女孩接着电话就大哭起来。还有些不哭了，开始以隐秘地讥讽客户为乐。」

虽然是有些顾客无理取闹，或者就是来发泄情绪的，但这只是很少数。大部分的顾客并不是这样的出发点。顾客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找客服？

遇到问题的时候。遭遇产品问题的顾客找到客服时，原本就可能带着情绪，客服在接待过程中稍有差池，就很容易点燃顾客的攻击情绪。即使态度完美、流程正确规范，但是公司赋予客服的权限小到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亦免不了接受顾客一方的埋怨与不满，最终承受这种负面情绪的还是客服。 

顾客和客服的天平是完全不对等的。顾客可以有情绪，可以发脾气，可以提出有理或无理的要求，但是客服不可以。在京东的客服中心，每个电话客服座前都有一面镜子，被用来提醒时刻保持微笑，向顾客展示「听得见的笑容」。不论是任何客服都有严格的情绪控製要求。一旦骂回去，表现出情绪，那就完了。

美国学者Hochschild在1983年对空服人员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情绪劳动」（emtional labor）的概念，由此引起了社会学对服务业劳动者情绪问题的大量关注。套用其对空服人员的分析，客服人员一直不停地动嘴说或不停打字的过程，付出的是体力劳动；倾听顾客的问题，回应可能的解决方案，耗费的是脑力劳动；而在接受顾客的负面情绪甚至辱骂话语时，仍然要压製自己的真实感受，且表现出积极友好的态度，就是情绪劳动了。

传统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二分已经不再能简单地解释服务行业的剥削情况。情绪劳动与前两者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以及不可忽视的对劳动者的伤害。人类有感受有情绪是十分正常的事，纾解不良的情绪亦是十分必要的。当一个人长期压製这些情绪，不让其正常释放出来，对身体将造成很大的危害。客服人员群体在工作中必须承当顾客的情绪发泄口，亦因工作规训无法自由表达，存在较高的抑郁症发病率，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没有设置相应的心理咨询室。

身为劳动者，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自己的体力和智力都已经被商品化，我们付出的劳动和服务在市场上任由资方「定价」出售，值多少钱就给多少工资，几无议价权。人的商品化已经不是一件自然的事，但对于包括客服在内的大多数服务业而言，情绪也被拿来当作商品售卖，会更加丢失了其「人性」的部分。

这是对我们服务劳动的「异化」。所谓「异化」，简单理解就是异己的、外在的、不属于自己的。首先，作为服务的产品本身不属于自己，服务业工作者基本享受不到自己对自己的服务。其次，工作过程中，劳动者也不能自主掌控和决定要做的事情，甚至还被要求面对顾客展现出特定的情绪，无论有多不甘愿都得强颜欢笑。

人的情绪渐渐从人的肉体中剥离，变成一种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很多劳动者会觉得当客服就像「机器人」的根本原因：我们不是自己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是被要求的、被控製的。马克思的这段原话生动反映了客服在工作中的状态：

「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及正常地表现自己的情绪），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他只有在不工作的时候才感受到自己……」

顾客与客服相遇——被转嫁的矛盾
客服在工作上备受公司压榨，顾客也因为公司产品方面的问题而感到不满，那为什么最后反而变成顾客与客服之间的矛盾呢？让我们再重新考究一下顾客与客服遭遇的全过程。顾客在消费公司产品（包括服务产品）过程中遇到问题，想要找到公司投诉或者理论。公司是一个集体的、法律上的实体，那么真正要找「人」的时候找到的是谁呢？

是客服——公司将「挡箭牌」推了出来。

客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几乎很难。

在公司的对外包装和声称下，客服职能是解决顾客问题的。但所有人都被骗了，客服工作的存在，不过是公司应对危机情况的「挡箭牌」、「出气口」，专门吸收顾客负面情绪的「机器人」、「垃圾桶」罢了。

客服决没有发挥自己创造性能力和进行自由裁量以解决顾客问题的空间。如果超出了工作内容设置中的流程与规范，不好意思，扣钱。这是根本性的错误。

如今客服的外包越来越常见，绩效管理越来越要求量化。相对的，客服权限也越来越小，流程越来越死板。所以实际情况中，真正在客服这一层级权限下能解决到顾客问题的案例也越来越少。

如今在各大平臺的客服基本的对话就是，「您好，您的问题已经替您登记了，一般xx天内会给您反馈。」再多问几句，还是重復的「机器人式」回答，「您的问题已经记下了，请问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时急性子的顾客估计已经崩溃上火了。挂断电话或结束在线咨询之后，收到的邀请评价都是，「请您给刚刚的服务进行评价」，「该客服是否解决您的问题」。但是，烦躁上火的我们在按下「不满意」、「否」的选项时，是否有想过，我们遭遇到的问题真的是客服的问题吗？

基本不是。从最开始就是产品本身的问题，换言之，是公司的问题；客服，被放在所有问题的前面当「挡箭牌」，本身就是有意为之。即使清醒认识到这和客服并没有什么关系，你若想要找一个评价或投诉平臺是针对公司或业务部门，找不到的。只有客服被要求将自己的工号赤裸示人，你要投诉、追究到「人」身上，最终只有客服能被追责到。

在有限条件下，前赴后继被投诉的客服们发展出了一套话术体系，甚至公司的客服培训就会给员工传授的如何回答才不会有毛病的公式。这是现在为什么顾客老觉得客服在兜圈子，答非所问的原因。

顾客怒不可遏的同时，客服也有情绪释放的需要。「隐秘地讥讽」顾客并不少见，按住静音键回骂顾客也是一种排解。还有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客服气不过，以丢工作的代价也要反击回去。

不管是顾客骂骂咧咧要投诉客服，还是客服以各种形式吐槽奇葩顾客，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完全消失了。顾客与公司的矛盾被成功转嫁到客服身上。顾客的关注点直接从产品问题转移到客服回应上来，「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这态度又是几个意思？」——关于产品的问题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失控的情绪让这句话一次又一次出现，「你的工号多少，我要去投诉你！」

而这正中公司下怀。

投诉吧。对个体的投诉越多，公司的问题就越容易被掩盖。相比于业务与产品问题，服务态度问题总显得没那么严重，更何况被当作「肉盾」的一线客服还如此廉价。客服在前线集中吸收火力，技术才有时间去解决问题。所以客服归根结底，被要求付出的还是情绪劳动，是专门用来吸收顾客负面情绪的「垃圾桶」，是危机的「出气口」罢了。

有时候造成矛盾激烈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客服配备严重不足。首先公司不想浪费太多钱在一个没有收益的部门身上。优衣库的阿里旺旺客服就是例证，响应时间长、机械復製、答非所问，顾客的耐心早已被用光了。即使这样又如何？优衣库这几年在中国仍然不愁顾客，给了差评还不是继续购买产品？那何必要安排那么多客服？

再者，顾客的需求永远不是靠足够的客服就能满足得了的。相反，在保证基本的需求下，客服的人数越少，顾客与客服的矛盾就越突出，也就越能转移掉公司与顾客直接的矛盾。

如今的人工客服已经被设计得越来越难被找到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腾讯，网易等多家智能客服系统已取代了很多基本的客服咨询服务。但是对很多人或产品来说，人工客服的作用仍然难以被替代。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更能理解顾客面临的復杂处境与诉求，也是更有温度的存在。

只是连接到他们的入口越隐蔽、排队等候时间越长，顾客寻求问题解决的成本就越高，也越容易放弃，当然也更容易积累对客服人员的愤怒情绪。毕竟普通情况下大家都怕麻烦，而最终作为个体的顾客能影响到的只有客服而已。

回顾顾客与客服的共同遭遇，我们应该对隐身在背后的公司抱有更清醒的认识。资本从来都是狡猾的，客服作为机器人设定是有理由的，情绪的冲突也是其预见范围之内，甚至是就是如此设计的。但是每一个客服都是活生生的人，凭什么就要剥离和异化作为「人」的情绪，化身为一个没有感情、只知道流程的「机器人」？

公司作为该负责任的一方，不应该为客服的情绪劳动买单吗？心理咨询室难道不是必须设置的吗？不该反思一下该如何调动或赋权给客服，从而真正实现「解决顾客问题」的职能与初衷吗？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希望再次面对客服，对他们抱有一些谅解。下次请将矛头对准公司，不管是用舆论，还是集体的方式。

最后以日本热剧《半泽直树》中的一句话作结，「一定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要像机器一样对待身边的人。

「法外之人」与「家里外人」——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痛点」分析

每天清晨，千万「打工人」离开家庭住处涌入写字楼商厦等各种公共场所去上班，但有一类劳动者却总是「反其道而行」，遁入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内部开始一天的工作，她们常被唤做「保姆」、「阿姨」、「保洁员」等等称呼，但她们有一个标准的职业名称：家政工人，或者采用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称呼——她们是「家庭工人」，指在一种雇佣关系范围内为一个住户或几个住户从事家庭工作的任何男性或女性[注释1]，如为私人家庭工作的育儿嫂、月嫂、保洁员、陪护工等等都是家政工人。

家政工以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进入私密的家庭场所中，承担主要的照护工作和家务劳动。即便在外界看来，从事家政工作看似不需要太多前期成本投入，但隐形家务劳动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都是无固定范围和不可控的，家政工需要付出几乎是全部的身体劳力；如果是育儿或照护类工作，还要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此外，国内法律上对家政工「劳动者」身份的否认，将其陷于溷乱、无保障的雇佣关系之中，令她们与「体面劳动」的距离遥遥无期。

01 「法外之人」：模煳的雇佣主体、毫无保障的权益
目前市场上的家政公司主要有两种类型：员工製与中介製。员工製模式下，家政服务公司与家政工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双方构成劳动关系；公司为家政工购买社会保险，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因此员工製下的雇佣主体是公司，家庭雇主为用工方。

中介製模式下的家政服务公司在家政工和家庭雇主之间牵线搭桥，家政工与家庭雇主签订劳务合同或雇佣合同，同时支付给家政公司一定数额的中介费[注释2]。但实际上很多打着员工製旗号的家政公司为了节省运营成本，都在偷偷以中介製运行。

家政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已经成为中介製家政行业的「明规则」。正规中介公司基本会要求家庭雇主为家政工购买基本的意外险，但也仅此而已。公司常常辩称自己只是提供信息的中介者，跟家政工之间并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哪有为工人购买社会保险的义务？家庭雇主虽然作为家政服务购买方，但也只是普通的家庭，根本称不上是「用人单位」，除了给付工资之外，并没有能力承担家政工的社会保险。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的「自雇型」家政工是通过熟人介绍或自己寻找的方式与家庭雇主私签合同（甚至不签合同、只有口头协定）的，这一部分家政工人通常连意外险都没有。

雇佣主体模煳带给家政工的最大伤害不仅是社会保障欠缺，亦有权责不清的风险。当劳雇任何一方遭受侵权损害和纠纷时（家政工意外工伤、职业病、被照护者发生事故、财产损失等），过错责任和侵权责任如何认定？谁来赔偿？在上述的家政工雇佣关系的分类中，除了极少数员工製的家政工，其他的家政工在劳动者身份界定上都存在很大问题——中介製家政机构或者自雇型家政工目前并没有被纳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保护的范畴。出现工伤和工作纠纷后，她们无法求助劳动监察部门或任何劳动者权益保障渠道，要么自己吃亏忍了，要么只能按照民事雇佣关系的规定，借助民法艰难维权[注释3]——这意味着维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都极高。现行劳动法体系无法正视家政工作为劳动者身份的核心问题，使她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外之人」。

02 「家里外人」：家政工的弱势、孤独与沉默
家务劳动本身具有特殊性，所以家政工作只能划定基本范畴，却无法规定工作细节，这就导致家政工的工时难以准确认定，工人休息权被严重剥夺。中介製和自雇型的家政工人通常在确定雇佣关系之前，很少与雇主明确工作内容、休假方法、额外工作量和加班计算等等细节，从而给了雇主很大的解释空间。从地位和权力关系上看，家政工在家庭工作场所中从属于雇主，听从雇主的安排、满足雇主的需求。许多住家的家政工人常常需要24小时待命，没有连续的睡眠时间和休息时间，也常常在签订合同进入家庭开始工作后被雇主要求承担额外的、未经合议的工作内容，在家庭场域中「寄人篱下」的家政工通常很难去抗辩，为了保全工作，她们只能在隐忍和沉默中被动接受一系列不合理的安排。

在缺乏公共性的私密家庭中，从属的家政工弱势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更容易滋生出对家政工的职业歧视和性别歧视。许多家庭雇主一边享受家政工的服务和照护，一边奉行着封建传统的等级观念，认为家政工低人一等——「要马儿跑，还要马儿不吃草」，无形中对家政工造成隐形的压迫。许多家庭即使能做到体面对待家政工，但还是控製不了刻意防范、处处留心、过度揣测的行为，例如广州一位住家的家政工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和雇主的关系还不错，日常工作中没有感受到明显的不平等，但雇主还是在家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家政服务业虽然从本质上看是基于市场契约的劳务交易，但在实际劳动场域里，家政工常常被卷入家庭内部的復杂关系中，成为尴尬的「家里外人」。所以，从劳动权益、劳动保障和劳动价值三方面去评估，这种契约都是不平等与不自由的。

在这种日常弥漫的权力不平等的氛围中，家政工的精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极端情况下，家政工还会遭到来自雇主家庭成员的性骚扰甚至是身体伤害。2006年一项关于北京家政服务业的调查显示，10%的保姆曾遭遇雇主性骚扰[注释4] ，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比例！然而这些侵害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家中，事发时家政工难以取证，也由于家政劳动的特有封闭性，相关部门亦无法深入家庭私领域去监督检查；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公共渠道的援助也是缺失的。要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权益更难，最终一切只能归于沉默。所以，不论在工作场所内部还是外部，她们都是孤立无援的。

03 家政工实现「体面劳动」还有多远？
2010年9月，国务院首次颁布了《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指出家庭服务业「对于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捎带着对家政从业人员的基本报酬、参与社会保险、维权机製都给出了一些政策指导意见，虽然这些指导意见总是像在「和稀泥」，但好歹明确表达出产业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家政从业人员权益保护的倾向。

2019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但这份文件仍然在规避中介製和自雇佣下家政工的社会保障、休息权和劳动报酬等问题，仅重申员工製家政企业的规范，在言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具体权益时，仅用一句「实际协商确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就打发走了。从这两个时隔十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国家大搞家政服务业的决心不变，转移养老问题上政府责任的私心不变，但在家政工的权益保护上却持续规避乃至倒退，权益成了越来越微弱的部分。2011年6月，国际劳工大会于通过了致力于改善家政工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生活环境的《家庭工人体面劳动公约》（C189）及其同名建议书，但中国并没有签署这一公约，也没有回应我国现行立法与C819公约之间存在的差距问题。

目前家政市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场景，家政服务人员总是「供不应求」，每逢过年过节还常常上演「高薪抢人大战」。在如此紧俏的市场环境下，试问，家政工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吗？家政工人实现体面劳动了吗？「阿姨」改变中国了吗[注释5]？恐怕没有。以中年女性为主体的家政工人们，仍然是集中了农民工、劳动者、女性三重弱势身份的群体。她们既要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在出卖自己的情感，还要面临多重歧视和实际的伤害——她们离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恐怕还遥遥无期。

家政工是一个特殊的劳动者群体，她们的工作不仅细碎、不定，而且时时受控。一位接受访谈的家政工一语道破这种尴尬：「（雇主的）家里除了钱不归我管，其它的都归我管。」雇主将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照护工作像烫手山芋一样扔给她们的同时，却没有给她们充足的自由、自主和尊重。在从业生涯中，她们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自己的个人生活空间却很小，终日围绕着雇佣家庭里的孩子或老人转，也没有时间结交朋友、寻找社群，正如一位家政工人的感慨：「感觉自己像井底之蛙一样，看到的世界只有这么大」。

作为「法外之人」、「家里外人」的家政工，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生计，不得已背井离乡来照顾城市里别人的孩子和老人。但她们也有年老的那一天，到了那时，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她们，又由谁来照顾呢？

外卖员的法律战：工伤意外频发，骑手如何认定劳动关系、获取工伤赔偿？

2020年12月21日，北京一位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猝死，在其家属寻求工伤相关的赔偿责任时，外卖平臺「饿了么」称与骑手并无雇佣关系，家属通过外卖员给自己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仅获3万元理赔。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曾在2019年做过一次关于职业伤害保护的调研，调研对象为在北京的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包括外卖员、快递员、同城速递员），在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下，出现了如外卖这样的平臺经济形式，其中一些劳动者没有与平臺公司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只是签订了模煳不清的合作服务协议，一旦在工作过程中出现意外，很难获得赔偿。此次的调研报告显示，受访者面临的事故风险中，有87%是交通事故。

上海市人民政府在2019年7月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外卖、快递行业交通事故数据」也能体现出这种风险——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半年内共发生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饿了么、美团、盒马和顺丰是交通事故最多的企业，其中，饿了么发生111起，占比34.2%，包括2名送餐员死亡；美团发生109起，占比33.5%。

外卖员的职业安全问题严峻，但相关的劳动保障却明显不足。据《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2019）》，平臺劳动者普遍面临没有缴纳社保或者参保率低的困境，目前，商业保险是平臺劳动者最主要的保障方式。相比职业工伤保险，商业保险提供的保障有限。商业保险普遍设置意外医疗赔付额度，而且只赔付一定比例。比如「蜂鸟众包」里合作的保险公司为外卖员提供的保险中，意外医疗的保险金额最高赔付5万元，并且平臺绑定的意外险明确指出，不负责误工费、营养费、康復费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卖员遇到工伤，有可能需要自身担负一定比例的医药费，并且养伤期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和误工补贴。自媒体「城市工人在路上」曾在文章中提及一位北京外卖员李大哥——他在送餐过程中受伤，尽管购买了商业保险，并且参加了新农合，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承担1万多的医疗费和养病期间的各种开支，没有误工费。

如果外卖员受伤不重，商业保险尚且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但如果受伤严重，商业保险给予的赔偿相比工伤保险，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受伤后劳动者的再就业、医疗养护需求，都没有任何保障。

那么，作为外卖员，在工作中若受重伤，只能认栽了吗？如果劳动者对商业保险赔偿不满意，是否可以通过起诉，来获得应有的工伤赔偿？

01 如何认定劳动关系，获得工伤赔偿？
依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以外卖行业为代表的互联网用工的诉讼案件正呈直线上涨趋势，其中工伤赔偿、劳动关系认定是纠纷争议的聚焦点。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在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行业劳动保障问题。

以外卖行业的两大巨头「饿了么」、「美团」为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关键词「上海扎拉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总公司），共有1411份裁判文书，其中涉及误工费358份，涉及人身损害赔偿344份，与劳动合同相关115份；搜索「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团），共有1026份裁判文书，涉及误工费123份，人身损害赔偿125份。

外卖员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其中不乏胜诉的案例。

2019年9月，北京外卖员赵万贵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美团配送承包商存在劳动关系。诉求被仲裁委驳回，随后，赵万贵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18年7月，江苏无锡饿了么外卖员在送餐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向法院起诉饿了么配送承包公司，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最终，无锡市人民法院判决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018年，山东省一外卖员送外卖受伤，向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先是不予受理，后外卖员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社局撤销不予受理决定，并于2019年6月5日作出工伤认定。

据《中国职工状况研究报告》，2019年平臺经济关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法院认定事实存在劳动关系的超过50%，大概每2个起诉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中，有1个能够胜诉。

这些判例事实和数据都表明，尽管平臺与相关企业一味地否认劳动关系，但很多外卖员事实上被雇佣，劳动被管理与控製。只不过，在平臺自保的协议中，这些关系都被遮蔽和抹除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所记录的一个个具体的案例，是每一位劳动者用行动，通过法律渠道，来证明自身的劳动者身份。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也曾指出，互联网用工关系表面上灵活、自主，但实际上，具有内在的严格控製关系，其劳动具有从属性，用工双方并非两个平等独立的主体，他认为确认互联网用工的雇佣关系（劳动关系）才能为劳动者权益提供保障。

如果在送餐途中受伤严重，商业保险未能提供足够的补偿，劳动者如何通过法律来获得应得的保障？

02 到底被谁雇佣？应该起诉谁？
首先，找到法律意义上真正的「雇主」至关重要。尽管身着平臺工作服，送餐过程受平臺控製，但目前为止，如果直接起诉平臺，外卖员依旧很难获得应有的赔偿。

2018年，江苏常州外卖员沉文亚送餐途中受伤，为了获得应得的工伤赔偿，他起诉美团常州分公司和北京总公司，历时一年半，最终败诉。沉文亚认为自己是常州分公司的员工，需要定期去美团常州分公司办公点进行培训，而且自己的工作服和保温箱上都有「美团外卖」的标誌。
但美团分公司提供劳务协议证明，沉文亚在平臺注册成为美团众包员的过程中，就已与另一家外包公司签署了劳务协议。事实上，他的送餐培训、工作服、报酬都是由外包公司提供的：

「薪酬是由博悦公司支付的；业务培训是由博悦公司进行的，具体地点其公司不清楚，并不是由其公司或三快常州分公司进行的培训；配送员所穿的衣服均是由博悦公司向其公司采购，送餐车辆系配送员自行购买，……配送员在注册成为众包骑手时，在验证身份的同时，APP上会提示劳务协议的内容，告知与谁建立劳务关系」。

也就是说，沉文亚在注册账号过程中，不知不觉已经被外包了。在另一份判决文书中，美团公司提供证据证实了这一点：美团与天津沃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沃趣公司需要安排人员进行送餐服务，并且承担送餐员的劳动、雇主责任。外包现象普遍存在，腾讯新闻记者采访北京、广州、佛山多地美团众包骑手，发现他们通过平臺签署的协议主体均不同——外卖员与外包公司签订协议并受其管理，外包公司再与外卖平臺签订合作协议

外卖员与平臺的劳动关系復杂多样，主要存在直营、外包、众包，直接与平臺建立劳动关系的，已越来越少。劳务外包、劳务派遣是外卖行业用工的主流形态。

目前为止，要求确认外卖员与送餐承包公司的劳动关系，比起诉平臺更容易。查阅判决文书，大多数胜诉的案例都是判定骑手与送餐承包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平臺无需承担责任。以上海美团分公司为例，天眼查数据显示，其作为被告共涉及19个法律诉讼中，最终承担部分责任的仅有4个，没有案件需要承担全责。

这样看来，对于劳动者来说，关注签署劳务协议的主体，相当重要。

有的外卖员劳动关系更復杂，被层层外包。加盟商将承包的业务再次分包出去。这种情况，外卖员要寻找谁是真正的雇主，更是难上加难。

03 从判例学习：怎么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平臺往往在协议内容上声明：外卖员需要个人承担所有可能后果和风险，否认协议双方存在任何的劳动、劳务关系，而是自主的平等的合作主体。另一方面，平臺协议中会有各种具体的配送规定，规范要求，包括微笑服务、工作服着装等。

从判例文书上看，即使外卖员签署了协议，同意双方不存在劳动、劳务关系，只要证据充分，也不妨碍从法律上认定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尽管认定过程存在争议，多份判决文书引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以此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製定的各项劳动规章製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据此，外卖员为证明事实存在的劳动关系，可以重点关注以下证据：

1. 在平臺或线下签署的协议。尽管协议内容会否认双方存在任何劳务关系，但协议内容往往也会规定相关的工作内容、工作安排和工作特点。

2. 平臺上的账户信息。有的平臺账户会提供具体的员工信息：包括外卖员的个人信息，所属的服务站点、员工类型，有的还会有出勤记录、派单记录等，这些信息都是有效的证据。

3. 工资支付证明、薪资待遇计算方式、订单详情截图。外卖员需要说明自己的薪资构成是如何被管理和控製的——外卖员的提成金额有部分是根据接单量呈阶梯式增长，平臺也会不定时调整送单费，这些都能有效说明工资收入背后是被管理和控製的。一方面，对平臺运单费调整政策要记录或截图留做证据，另一方面，要清楚自己的收入流水清单。

深圳一位外卖员邱某曾在美团众包平臺上签署协议，成为骑手，后在送餐中受伤，左腿骨折，伤残十级。在平臺上投保的意外险只报销医疗费用8.8万，对于邱某来说远远不够，未能涵盖他后续的治疗费用与生活费，他还有父母需要赡养。

后邱某起诉送餐承包商裕米公司，获得其他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万左右。在庭审中，裕米公司以签署协议为理由，认为邱某受伤后果应该个人负责。但依据邱某提供的证据，法院认定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在邱某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劳务协议及美团骑手意外险升级版电子保险单各1份，北京钱袋宝支付技术有限公司付款凭证4份，订单详情截屏4页，在美团众包平臺的账户信息。 

4. 其他关于工作内容、要求的说明，例如早会、招聘信息、培训记录、管理规则等记录。尽管有些外卖员是在平臺上自主注册账号，也需要定期参加培训或者是述职。上文提及的沉文亚即是如此，需要定期参加培训，到指定地点领取工作服和保温箱，上面皆有「美团外卖」的标誌。有些是站点招聘，招聘信息上会有具体的工作说明。在平时工作中，可以多多留意记录相关信息。

5. 证明事实上被管理的微信截图、录音、视频资料等。北京外卖员王彪被站长口头通知送不了外卖，当日其美团骑手APP被强製关停无法工作，站里以盘点为由将其工作使用快餐箱、头盔收回。后为讨回相应的赔偿，王彪提交了显示2018年3月31日被取消开通的APP界面截屏及与刘利伟要求王彪清点物料的微信对话截图。这些信息都是充分证明「管理」事实存在的证据。

6. 接单详情记录。很多众包注册的外卖员事实上承担着全职外卖员的工作，记录自己的接单数量和工作时间，将会对认定劳动关系非常有利。众包骑手中，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强度、风险都不比专送骑手低。

李相国是北京的一名闪送员，他可以自主决定上线时间，以及是否抢单、接单，每天工作时间大概10个小时左右。2016年7月，他在闪送途中意外受伤，先是申请劳动仲裁，海淀区仲裁委员会以「自主抢单」、「自行掌握工作时间」等原因认定其不属于劳动关系后，李相国向人民法院起诉，最终得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裁决书中的证据，包括李相国的一份详细工作清单：2016年5月29日至2016年7月24日期间共计完成410单，平均每月超过200单；同期，2016年6月、7月，平臺活跃闪送员人均接单134.3单、139.8单，因此，李相国的接单数远超过平臺活跃闪送员的平均接单数。」 

由于平臺的设置，很多外卖员、速递员的劳动信息和劳动关系基本都是被「线上化」的，平臺控製着劳动者的送单费计算、工作时间，还会用各种方式来调整工作要求。而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工伤，这类「非正规就业者」也往往只能拿到一点商业保险的赔偿，理赔流程有时候还很復杂。若是惹怒平臺或站点，也可能面临被封号的情况。而一旦号被封，所有工作信息都会被抹除，为平臺所付出的劳动被「一笔勾销」。

没有人希望自己在工作中受伤，但是一旦受伤严重，还可以通过法律获得应有的赔偿，因此需要在平时多多保留关键信息、证据和记录，以备不时之需。

值得关注的是，通过法律渠道诉讼获得赔偿的劳动者依旧是极少数。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受访的外卖员、快递员中，67%在工作中受伤时选择「啥也不做，自己忍着」，只有10%左右寻求法律援助。而且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说，走司法诉讼途径，将意味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本文所列举的成功的案例，诉讼周期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甚至更久。有的即使在劳动仲裁、或者是一审就胜诉，但是依旧要面对平臺公司或代理商的上诉，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作为劳动者的个体面对的是平臺的法务团队。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7800万人」，以外卖员、快递员为主体的平臺劳动者已然是重要的劳动群体，但如今，关于互联网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保障却远远不足。如果没有更完善的保障政策，劳动者面临的阻力将更加艰难。

环卫调查：大学城环卫公司绿德狂吃千万「人头费」，半年内逼走逾30名环卫工

「大学城好像越来越脏了」、「环卫工人好像越来越少了」……

近日，在大学城偶尔听到有同学发出「环境变差」这样类似的吐槽，尤其是看到马路上的环卫工越来越少，经常一个很长的路段才能看到一个环卫工人在岗，而马路两旁的树叶则长时堆积；垃圾堆积、公厕异味，无论工人还是学生都有怨声。大学城的整体卫生似乎一直在走下坡路，这是为什么？笔者3-4月份走访了大学城部分路段和区域，访谈了多数环卫工人，外包公司「绿德」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才逐渐明晰。

大学城环卫保洁承包公司：绿德园林环卫
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小谷围街道。这里本是一座很美丽的生物岛，在2003年拆迁改造之后建成了十所大学校区，十多万学生和教职工等入驻，成为广东高等学府学子的新家园。自此，农村变成了商业住宅和学校，失地农民则大部分成了这座「新城」的环卫工，锄头换扫把。

大学城市政环卫项目迄今仍然是广州市仅有的少数采取「外包」模式的地区，几乎每三年便需重新招标，中标企业成了「流水的营盘」，工人则是「铁打的兵」。不同企业管理方式不同，这直接导致保洁质量和工人权益保障存在长期的不稳定。

2020年7月，广州大学城小谷围街道发布《2020-2023 年小谷围岛市政环卫保洁服务项目招标文件》，最终广东绿德园林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在「服务」和「综合诚信」两项上得分远超同类企业，最终以8231+万元总投标价，承包了大学城未来3年保洁项目，涵盖大学城小谷围岛内全部市政公共道路及4个保留村的清扫保洁，总清洁面积共562.452331 万平方米。2020年8月下旬，绿德正式接手大学城环卫项目。

1. 绿德公司一接手，狂吃千百万「人头费」
接手后的大学城环卫项目，绿德带来了什么改变？

查阅2020年的招标文书，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外包公司需承担的作业项目，及其所需人员配置不得少于271人（含管理人员）。绿德公司在其提交的中标报价明细表中清楚显示，承诺项目将配置273人，包括：项目经理1人、项目副经理1人、管理员5人以及保洁员266人。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工人反馈，截至4月1日，绿德承包项目已超过半年，但雇佣的一线环卫保洁人员仅约198人，与其报价中的配置人数266人相差68人，较标书少聘用了超过1/3的一线工人。以其报价中每名环卫工人7000元/月的成本估计，每年绿德仅从人头费上可净「吃」571.2万元。设备上，绿德也偷工减料，现已购置的设备不及标书要求的一半。但标书上明确要求设备配置需在企业中标后20日内全部到位，这些设备费预算又被挪去何处？值得怀疑。

绿德狂吞「人头费」、设备费的背后，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详见下图集）

在深入走访中发现，大学城各级道路（包括中环路以及位于各学校间的大马路）内侧人行道树叶堆积情况极为常见，多数人行道已呈现泛黄泛黑颜色，长期未清洗已积累大量污垢或青苔。在同样被列入每日必要保洁区域的天桥，同样看到臺阶表面留有大量的污垢，以及许久未清理的生活垃圾和小广告贴纸等。

在行车道上，多次发现与人行道/绿化到接壤的死角边存在大量的树叶垃圾，这部分区域按理应由扫路车机械化每日负责清扫。此外，近几年新建的几十座公厕，臭味却极为严重——厕所内无除臭装置、通风差，多间公厕厕所灯坏或不通电，厕坑积粪常见，也可见墙面有蚊虫聚集存留；并未见到有环卫工人在旁边随时保洁。

根据《招标文件》，市政人行道人工的保洁时间要求为全天16小时，人行道和路边护栏每月需机械冲洗一遍，天桥面每天则需机洗一次；行车道机扫每天不低于1-2次，每天冲洗一遍、洒水两遍。大学城31座公厕均需要保持每天12小时保洁，全面清洁不少于2次并随时保洁，配备的公厕环卫工应不低于15人。

但现实是，这些要求绿德没有一个能够实现，遑论保洁质量。访谈的环卫工告知，公厕长期均没有配备专人管理，直接导致异味严重、粪坑异物必然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而环卫工人数量过少，保洁时间只能维持8小时/天，工人不仅工作量大、难以及时保洁，导致路段长期积压垃圾和枯树叶，而且补贴极少、工作常因不能及时保洁而受骂。设备的缺乏，也直接导致行人道和护栏、甚至多数马路都从未进行清洗。可以窥见，绿德公司偷工减料、徇私牟利是无处不在，代价则是急剧下滑的环境卫生条件。

2.半年逼走逾30名环卫工，侵权无所不用其极
与环卫工人深度交流获悉，绿德为了在保洁项目上「窃取」更多的收入，接手后不仅没有额外招聘欠缺的环卫工，反而进一步通过辞退、调岗、取消机动人员等各种方式减少工人。在项目接手之初，项目经理便通过组长等下达裁员指标，针对部分已经退休的返聘员工，绿德采取直接辞退的手段；而针对未达退休年龄的工人，公司则惯用调岗变相逼人辞职——将员工不经协商调离本岗到更差、待遇低的岗位（如从垃圾收运跟车岗调去保洁岗），若员工拒绝调岗，三天后则算自动离职。两种裁人方式，绿德都很巧妙地规避了经济赔偿金的法律责任。

据工友估计，绿德接手的半年内至少已经变相裁掉或逼走逾30名环卫工人，其中以未达退休年龄的工人为主。有的班组减少的工人甚至达1/3，以北亭村为例，原本人数30人，当下只剩下20名保洁工。现存的198位一线工人又多以超龄返聘工为主，公司从中既巧妙「省」下了一大笔「五险一金」支出，又规避了3年项目到期后的工人法定经济赔偿金支出。

减人手之后，公司便不再安排机动人员。大学城环卫采取每周单休工作製，同岗位两人周末则互相轮休；这意味着，每个工人周末需单独承担平日双人的岗位工作量，以便同岗的同事可以轮休1天。这不仅与广州市其他环卫项目的操作完全不同——采取多个机动人员，专门替代轮休工人；而且更不可能实现道路保洁12-16小时的要求，工人保洁压力无疑巨大。

不仅如此，绿德仍然见缝插针缩减工人的合法福利待遇。根据《广州市关于规范环卫行业用工的意见》等文件，环卫工享有工龄工资、加班工资等权益。工龄工资方面规定每1年环卫工龄可计30元/月，每年1月调整，但实际走访中有多名工人反应，绿德并没有在今年1月份如期调涨环卫工人工龄工资。而春节法定假日「初三-初六」四天加班，公司亦并未计发双倍加班工资，日常垃圾收运工加班费亦仅仅算20元/小时（合法应为：工作日21.72元，周末28.96元/小时）。

工服方面，签订合同半年来，仅有四条行政村工人76人获发了2套长袖冬装，而其他大马路环卫工和车队工人均没有新工装，全体工人也没有发放大衣雨衣和其他劳保用品。但查阅政府招标文件可了解，中标单位需提供「19式」环卫工劳保，即每年发夏装 4 套、秋装上衣2 件、冬装 2 套，每3年雨衣1 套、冬装防寒棉大衣1 套；每年遮阳帽、水壶 、劳保鞋、雨鞋、劳保手套若干。此前，这部分的预算已全部包括在绿德报价单之内。

公厕恶臭、脏差的问题也源自于此。工人表示，绿德一直以来都没有安排专人负责公厕的管理与保洁。实际上，绿德采取了一种极为取巧的方式——将公厕保洁任务分摊合并到马路环卫工身上。绿德要求（不能拒绝）负责路段保洁的环卫工必须额外承担临近相应公厕的保洁：工人每天上下午上班的第一个小时先清扫公厕，然后再执行路段保洁任务（而路段任务量跟其他工人无异），每个月以200元作为额外补贴（其中贝岗公厕补贴特殊，为300元/月），四月份起增加到260元/每公厕。更为荒唐的是，每月必休的4天休息日相应的环卫工会被扣除厕所补贴，也就是说，负责公厕的环卫工每月最多仅有174元左右。现状如此，公厕卫生谈何保障？

负责的环卫工一上班，会先洗厕所，后洗路段。如果路段保洁晚了常常会被领导骂，「9点多这么晚还没扫完路段」，「可是那我要去洗厕所啊」，「你可以早一点去洗厕所啊」，「我提早洗厕所，你给我（加班）钱我吗？！」同样，厕所保洁出问题，也会认为工人没认真工作。

——*厕所-路段保洁「双料」工人的遭遇*
我们好奇的是，逼走的工人、少发的工龄及加班工资，乃至15人的公厕专人保洁预算，跑哪里去了？

3.环卫公司带头违规乱堆大件垃圾？
大学城外环路贝岗湿地公园往里面的隐蔽处，在新化快速桥底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大件垃圾堆积场。这里面就像垃圾堆埋场一样，地面有大量的污水潴留，个样垃圾溷合叠放在一起，建筑垃圾、家具木板沙发、绿化垃圾（枯树叶/枝等）以及共享单车，内部和表面夹杂着泥土。垃圾周边虽然恶臭味浓，但若非看到有工人运送大件垃圾到此处，平常人基本不知道这个垃圾点的存在。

这幅景象令人震惊。工友直言，绿德公司指示工人将村里的绿化垃圾、家具、建筑等大件垃圾运到此处，溷合堆在这里，偶尔还会用铲车挪部分泥土复盖上去。至于这些垃圾的后续处理，工人表示，「去年公司曾短暂溷合运走一些，但似乎只是做做样子」。

针对这个所谓的大件垃圾临时放置点，资料显示，大学城管委会曾于2020年曾发布项目招标（《2020年广州大学城绿化垃圾清运服务采购项目》），绿德公司最终同样以高「服务」和「综合诚信」评分投得标的。网上显示该项目已于2020年12月31日执行结束。

但走访所了解到，这个垃圾点不仅仅是政府所说的绿化垃圾堆放点，还是绿德的所有大件垃圾溷合堆放点。现实看来，绿德不仅没有在去年底彻底清理绿化垃圾，还持续将所有大件垃圾溷合运送堆放在此地，未履行垃圾分类处理的责任。这显然不符合《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持续污染的背后，此地显然已成为绿德的「摇钱树」，既不需要承担大件垃圾的处理费用，还可赚取政府采购项目经费。

「良心」报价，谁来买单？
在绿德公司的项目报价单中，赫然列明了大学城市政环卫项目的月利润为「5000元」，而项目总经理的月工资报价也仅5800元（环卫工为5400），这么一个良心报价，如同作慈善一样，有什么道理不会中标？但显然，中标后的绿德开始处心积虑着手挤占项目款和侵蚀工人保障，这背后是以工人减员、过劳、低薪，乃至保洁质量恶化为代价的。

事实上，多年来大学城的保洁指定路段在不断加长，而保洁项目以「机械化」为由，则一直在削减核定人手。2014年广州市番禺区公布的大学城的保洁成本核算表显示，其保洁面积为302万平方米，核定环卫人数为426人；而到了2020年，招标文件内规定的核定人数已减为271人，但总保洁面积扩充到562万平方米。人数减少36.4%，但保洁面积增长86%，每名工人平均作业强度增加193%。

大学城保洁质量日渐变差，如今马路上甚至要隔近公里才可见到一个环卫工踪影，环卫工要背锅吗？市政环卫保洁作为公共利益项目，但大学城小谷围政府长期将其外包给第三方保洁公司，以减少公共支出；而承揽的外包公司同样要在其中分一杯羹，吃「人头费」减待遇便是他们赚钱的方式。

绿德公司在这样的低配置标准之下，仍进一步减员裁员，一线保洁人员远低于271的核定人数（198人），令每个人需承担的人工保洁面积或达近万平方米，远高于常规的3000-4000平方米标准。其持续对工人待遇、劳保的限缩，无不显露其真实目的——短期赚大钱。工人数量少了，质量会有保证吗？但对于外包商而言，质量从来都是其次。三年一换，现在的绿德公司同样是在做一个「捞一大笔就走」的生意。

回顾那些从未清洗过的天桥、人行道甚至行车道，无法及时处理的落叶枯枝和死角边，一天仅两次保洁的恶臭公厕，甚至贝岗湿地公园乱堆埋的大件垃圾。这一切的源头，当然难以将其归因到环卫工人身上，本质还是绿德公司违背《招标文件》，为一己私利给大学城居民生存环境、以及环卫工权益造成的重大损失。

招标文件内文有明确规定，项目内部已建立「月度考评製度」，大学城管委每月需对保洁质量进行考评；同时也载明，考评得分低将扣除相应的项目服务费，若绿德存在重大违约情况也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在这份深度走访最后，作为大学城居民，可能最希望得到回应的问题是：

绿德公司既往6个月的考评得分究竟如何？绿德投标时的高「服务」和「综合诚信」分是如何体现？数月的监管考评难道没有发现问题？针对吃人头费、设备费，以及克扣工龄、加班及劳保等问题，是否构成了重大违约？作为有监管责任的相关部门，针对绿德谋私利吃公款的违规操作，该如何执法监管？

二零二一年

愤怒的骑手

沉阳美团发生骑手反抗事件
6月19日凌晨，美团众包App沉阳骑手杨某意通过美团众包App抢单加派单，订单到手后原地直接点击收货、送达，在四小时里抢到了253单，全部原地点击了取货和送达，随后没有提现，直接注销了美团App账号。

知乎有答主「海鲜活力盖饭」认为，他虽然是在对抗平臺，但实际上导致了其他方利益受损，让半夜没吃饭的人吃不上饭，让经营到半夜的商家赚不到钱，是「挥刀向更弱者」，是「用恐怖分子式的行为绑架无辜者」。

知乎作者一三四六九认为：

有问题的是平臺。平臺作为中间方，本应该是调理骑手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方便骑手和消费者以及商家的，它抽取的也本应该是它作为平臺方，应拿的那一部分资金，而不是作为寡头去克扣骑手、商家乃至消费者……

可现在平臺的作风，那就是墙头草。如果骑手和平臺发生矛盾了，那么平臺就会和消费者捆绑在一起。如果消费者和平臺发生矛盾了，平臺就又和骑手绑定在一起，如果商家和平臺发生矛盾了，平臺就又和消费者或者骑手绑定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不管是作为骑手、消费者、商家，如果你不愿意被平臺剥削的话，那么你必然会被平臺引导着，和某一方发生矛盾。所以挑拨离间的，不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吗？

不过，更多人表示了对骑手的支持，认为这是反抗不合理的秩序。关于损害消费者利益，不是骑手让客户吃不到外卖，是美团的霸王条款。美团没有处理好和外包员工的关系，导致出现违约，消费者理应向美团索赔。

美团骑手当众焚烧衣服和外卖箱表不满
近日（5月21日报道），一位美团外卖小哥在站点外的马路上，亲手将美团骑手服和送餐箱点燃烧毁，以此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

据网友爆料，这位小哥加入美团骑手队伍不久，就因为一场交通事故导致脚踝骨折住院。事故发生时，由于是外卖小哥的责任，所以承担了事故的所有责任。除了要承担自己的医药费和吃饭问题，还要承担事故中对方车辆的维修费，这让本就拮据的小哥雪上加霜。

从网友爆料的内容里考第一看到，外卖小哥医疗费支出3000多元，给对方修车2000元。在整个住院期间，美团方面无人探望，无人问候，无人给予任何人文关怀，就连住院时的吃饭问题都是自己解决。

在小哥休养近一个月后，勉强下地的他来到站点办理离职，毕竟从这场事故中他看到这个行业的冷漠。在站点噼里啪啦的一番计算下，他不但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反而还要倒赔站点4000多元。想着自己花钱买的衣服，自己花钱买的头盔，自己花钱买的送餐箱，小哥心中愤怒异常。一怒之下在「三无站点」门口直接将这些装备全部烧了，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个行业冷漠的愤怒。

职校学生困境 | 以不发毕业证强迫实习，职校为什么违法了？

导言：一直以来，HOPE学堂十分关注同学们的实习就业问题，而最近一个热点事件 「17岁少年工厂实习坠亡：生前遭遇「旷工开除」警告 | 深度报道」，更是将职校生实习问题带到了大众面前，引起了广泛了讨论。其中学校以不发毕业证作为威胁的态度更是激起了众怒，为此，HOPE学堂邀请了有着法律背景的扫地僧分享了他关于此事的看法。

最近，湖北十堰余同学，因为在实习过程中遭遇各种不法和非人待遇，最终跳楼身亡。这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巨大悲剧，也是我们社会的巨大悲哀。尤其是，在当下国家以各种法律政策推动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出现这样的悲剧，不能不让人觉得悲伤愤怒。

该校校长在情急之间甚至说出「如果需要，我将以死谢天下」这样无用的豪言壮语。该校长自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此不赘言。今天我们就谈一件事：学校以不发毕业证为由，强迫学生参与实习究竟有没有法律或政策依据？

不予毕业的标准：仅限实习考核不合格
我们知道，学校一般的说法是「不实习就不能毕业」、「实习未满6个月不给毕业」、「实习期间不遵守企业相关规定的不给毕业」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说法往往吓到了学生和家长，所以他们遇到问题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很多家长、学生、甚至学校对于合法实习缺乏足够了解。那对于实习，学生或者家长就只能逆来顺受服从学校的安排吗？

非也！！

为了保护职校学生权益，强化实习的教学功能，教育部于2016年製订《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以此来规范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的行为。 这里我们首先要详细来说说：在实习过程中什么情况下不能毕业？

根据教育部2016年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的考核结果应当记入实习学生学业成绩，考核结果分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考核合格以上等次的学生获得学分，并纳入学籍档案。实习考核不合格者，不予毕业。

也就是说，职校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不能拿到毕业证的主要依据，是在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过程中，考核结果不合格。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澄清几个关于实习的概念。

不同类型的实习
※认识实习是指学生由职业学校组织到实习单位参观、观摩和体验，形成对实习单位和相关岗位的初步认识的活动。（一般是初步进入某个专业教学中会涉及的）

※跟岗实习是指不具有独立操作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实习岗位要求的学生，由职业学校组织到实习单位的相应岗位，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部分参与实际辅助工作的活动。

※顶岗实习是指初步具备实践岗位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到相应实习岗位，相对独立参与实际工作的活动。（一般是中职第三年）

不发毕业证有前提：学校组织实习须合规合法
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可以以此来要求学生，去参加任何实习，如果学生不从，就一定被「合法」地不发毕业证呢？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只是就考核的结果而言的，前提是学生参加的实习是符合管理规定的实习，否则学校有可能是先违了法！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这个规定除了总则与附则，主要的是四个部分：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实习考核、安全职责。这意味着，除了实习考核之外，这个管理规定最重要的是规范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的在组织实习、实习管理等方面的行为的。总体来说，考核不合格不予毕业的前提是，职业学校与实习单位按照本规定合法地组织了实习。而且，第二十八条还规定，职业学校要建立以育人为目标的实习考核评价製度，应该与实习单位根据学生实习岗位职责要求製定具体考核方式与标准。

比如，第二十六条规定，对于违反本规定组织学生实习的职业学校，由职校的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人进行处分，造成重大事故的依法追究责任，如果实习单位违法本规定的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二十七条还规定，对违反本规定安排、介绍或者接收未满16周岁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照《禁止使用童工规定》进行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学生实习考核是否合格，并不是学校一句话的事情，而应该有明确的细化的标准。同时，如果学校没有按此规定组织实习，即为非法组织实习，那么学生不仅可以拒绝，还可以举报，更不存在什么考核不合格不予毕业这回事。

因此，职校同学在实习的时候，首先要弄清楚，学校组织的实习是否合法合规，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监督和保护自己。 

所以，你的实习合法吗？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实习是合法合规的？针对目前很多同学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结合《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我们认为应该尤其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实习不等于打工。实习的功能定位是学校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实习的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

第二，认识实习、跟岗实习由学校安排，学生不可以自行选择；但顶岗实习，学生提出申请学校批准后可以自行选择实习单位；

第三，不得安排一年级的学生参与顶岗实习，不得安排未满16周岁的学生跟岗实习、顶岗实习；

第四，顶岗实习原则上为6个月，但可以分阶段、分学期、分次进行，6个月是一个累计时间；

第五，「无协议不实习」。跟岗实习与顶岗实习，必须签订三方协议，协议需要写清楚实习的内容、时间、地点、住宿等等，还包括实习考核的具体方式与标准；

第六，实习期间不可以加班、上夜班、或在法定节假日上班；

第七，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向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岗实习报酬提成、管理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不得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不得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学校也不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第八，学生实习强製保险。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责任保险范围应复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学生实习期间遭受意外事故及由于被保险人疏忽或过失导致的学生人身伤亡，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相关法律费用等。费用从职业学校学费或者实习单位费用中列支，不得再向学生收取或者从学生工作报酬中扣除。

第九，参考实习单位相同岗位报酬标准、工作量、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等因素确定学生报酬，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而且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按时发放。

第十，学生在实习期间有权请假，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要建立实习学生住宿製度和请销假製度。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内容很丰富，为了阅读简便，这里仅做的了简单的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教育部文件：《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释义。 

学校究竟有没有权力以「不实习或者实习考核不合格不予毕业」？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职业学校只有真正做到如上所述的实习规定，才是合规合法的实习，也才能按照实习考核要求来要求学生。否则，学校的行为已经触犯该规定，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学生服从管理呢？

下一次，当你听到或者对学生说「不实习就不能毕业」时，请先想想，学校的实习安排合规合法吗？真的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吗？

走不出的按摩店｜视障按摩师的自述：我为什么不喜欢按摩？

我叫王十七，2010年第一次从事推拿工作。那时候我才15岁，因为视力不好，勉强读到初中就没有继续上学。当时我们县上的残联有举办「盲人中医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亲戚就撺掇我家人让我去学这个，以后有一技之长养活自己。

眼睛看不见，以后能做什么养活自己呢？那时候父母为此很发愁，听到有这样的好事，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我报了名。我是稀里煳涂地去参加培训的，那时候完全不清楚按摩是个什么东西，做这一行有多少收入，有什么职业风险，以后能有什么成就？

事实上，大部分年轻盲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未来能做什么，也不会去想以后做什么。而因为由政府举办的按摩培训是免费的，而且听说很多盲人在从事这项工作，也就成了许多盲人父母的唯一选择。当然了，像潮汕地区，很多盲女的父母还以为这是色情行业，阻止女儿出去学习。所以女的盲人按摩师在行业里也就成了稀缺物种。因此，盲人有没有机会出去工作，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是要看家人允不允许的。他们习惯了被安排，让他人代替决定。

我自己在按摩店约摸做了三个月后，就开始意识到我不喜欢做按摩，可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喜欢，人生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直到做了三四年按摩后，我才知道我厌恶的是什么。

逼仄压抑的工作环境
相比那些装修或是豪华、或是典雅、亦或大气、亦或復古的养生馆、Spa、美容院，大部分盲人按摩店的装修通常是普通而简陋，甚至逼仄和昏暗的。一个收银臺，一张价目表，两把凳子沙发，一臺饮水机，几幅经络穴位图，通常就是盲人按摩店接待区的标配。而假若有茶几功夫茶具这些行头，老板多半就是来自潮汕或福建一带的。而那些会点上线香，搁一两盘水果点心让客人自取的店铺，已经算是略懂提高服务品质的做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盲人按摩店一进去就一搁着按摩床的大厅，最多就在床与床之间拉个帘子或放个屏风。隔壁顾客的交谈和爽叫，都是声息相闻。后来才与时俱进，和餐馆一样弄起了更让生意人喜欢的包房。中小规模的按摩店少则两三间按摩室，多则六七间，有的是单人间，只放一张床，有的是两张或两张以上，适合结伴而来的客人边按边聊天。

作为盲人员工，大多是不善于接待客人的。盲人不胜任接待工作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没法看人脸色，很多时候服务做不到多么周到。走进门来的顾客，有时是贩夫走卒，有时是好色之徒，偶尔还会蹦出一两个名媛贵妇。有眼力劲的员工一照面就能瞧出对方没说出口的需要，捕捉更多的信息；可盲人师傅们没这本事，只能口头交流，设法用眼神和肢体动作和人家表达更多，更别提奉上水果、引领顾客、还有其他主动献殷勤的服务。因此，中等规模的盲人按摩店总要请个视力「看得到」的前臺来做接待和收银这方面的工作，提高顾客进门后的第一印象。

遇到店里生意比较好的时候，不是一起来的客人，也只能拼房按摩，共处一室。而这种常规规模的按摩店，可不会给按摩师准备休息室；如果是吃住和店面弄在一起的，盲人按摩师就等于每天都在狭小的同一空间内度过二十四小时。生意比较一般的时候，盲人按摩师就只能无聊地呆着、玩玩手机，枯燥和乏味地度过一天。

即使按摩师们有安排单独的集体宿舍，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长，也不会留有盲人按摩师出去感受生活的时间——一下班就是半夜，能到哪玩去呢？个个恨不得赶紧洗个澡躺下睡个好觉。有限的可支配时间，限定的工作场所，每天见到的无非是同事、老板和顾客。比坐牢的只能见着狱友、狱警和提审官有得一拼。

人肉机器的强迫式劳动
通常按摩师进到房间内，和顾客打完招呼，就会边铺上按摩巾边询问顾客做什么项目、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有没有需要重点按的部位。简单沟通后，就会指引顾客趴着或躺着，开始接受按摩。

有的客人喜欢和按摩师攀谈，有的则沉默是金；有的技师不善言辞，有的能说得客人很舒心。总之，手上技术不够，嘴上功夫来凑，服务行业大体如此。伏低做小扮可怜，是基本的服务意识。

有的客人好说话，有的却很不配合，偏要边按边玩手机，让按摩师出双倍的力气。早期有很多客人听信谣言，认为按得越大力，刺激得越痛，效果就越好，所以就会不断要求按摩师加力，即使痛得哇哇叫，这种客人也会忍着，一直让技师「加力！加力！加力……」如果我们告诉他不是越痛越好，甚至过度刺激会损伤神经末梢，他就会认为你是想偷懒，自己的钱花得不值，亏了。

面对这样固执的客人，技师只好用上十二分的气力，让对方心满意足，却会把自己搞的疲倦不堪。既是劳心又劳力，有时候症状缓解了，客人还会嘴硬，偏说只有一点效果，要求多按一会，或者要求减少收费。甚至有的「高尚人士」还会觉得，屈尊来盲人按摩店，已经是在关爱残疾人、奉献爱心，弘扬社会正能量了。而女性按摩师，还会比男按摩师遇到更多的性骚扰或要求提供性服务的恶心事。

除了顾客看轻盲人，一些老板也是不把盲人当人看的。最常见的就体现在吃住两方面。有的老板提供的饮食餐餐白菜、萝蔔和土豆，这三样乃是铁打不动。有的一周去采购一次菜，批发划算，不求质量。若想要新鲜和营养，盲人员工除了自掏腰包外出吃饭没得商量。有宿舍的按摩店还不算最差的，即便环境简陋；最差的店是连宿舍都没有——打烊前按摩床是顾客睡的，打烊后就是按摩师睡的。对此，有些老板还觉得，给你们提供就业机会，你们就该感恩戴德了，怎还要求那么多，真是不知好歹。

每天我们在按摩店里就像一臺人肉机器，排着队轮流给进到店里的客人按摩。不管来的客人是男是女、从事哪行哪业、说话客不客气，只要对方没意见，不提出换个人，我们就不能拒绝服务，要在这一到两小时内用按摩手法伺候得他舒舒服服的。我们都是一部人肉机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狭隘空间里的职业伤害：劳损、传染、过劳……
有两三年按摩工龄的技师，几乎没有谁手上是不劳损的。而用力不当，工作越卖力的按摩师，拇指上的变形、手肘上的老茧、以及肩关节的损伤就越严重。遇到很受力难搞的客人，有可能让按摩师透支体力，半天缓不过气来，给身体留下健康隐患。而比较罕见的风险是遇到有传染性皮肤病的顾客，如果对方隐瞒下来，给对方按摩需要肢体接触，就很容易被传染上。

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损伤，长期处于室内，不见阳光，夏天则要一直吹空调，很多按摩师平时都没有到户外运动的机会，身体免疫力自然没好到哪去。

九成半以上的按摩店都会从白天早上9点营业到凌晨12点，按摩师们也要等到打烊后才能去洗澡休息。而住集体宿舍的，算上排队洗澡洗衣服，吃个宵夜也要忙活到两三点。遇到同事打呼噜，宿舍环境差，更是难入眠。每天的常态熬夜，白天精神状态自然不会有多好。而那些只能「享受」睡按摩床待遇的同行，每晚睡在并不适合正式睡眠的床上，呼吸着可能是没时间更新的空气，日日夜夜与许多客人残留下来的病菌相接触。休息环境对健康的隐患可见一斑。

有时候客人过来总赶巧。推迟进餐时间，甚至一个接一个「上钟」，忙到没空吃饭是按摩师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刚吃完饭不能剧烈运动」，这种金玉良言，按摩师们常说却不常做，因为吃到一半就要上钟，或者刚放下碗就上钟的概率太高了。客人下班休息的时间，往往就是按摩店生意最好的时候。什么时间能坐下来吃饭，由不得按摩师自己决定。所以饮食不规律，出现些许肠胃病，也是这份工作的特点。

服务行业里，只有让技师等客人的，让客人等技师的毕竟是少数。因此建立劳动关系之初，老板就会要求员工没事尽量少外出，全天候待在店里；每月休息天数不要太多，一般规定最多两三天，若请假太多太久，老板就会炒鱿鱼。这种情形下，按摩师如想休息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只能）直接辞职，然后趁着跳槽的间隙好好歇息一阵子。长期的机械性劳动，透支体力，缺乏运动，加上熬夜，饮食不规律，每年总是有在工作中猝死的盲人技师。

靠「上钟」赚钱，不稳定/无保障的雇佣关系
「工作这么辛苦，收入应该不少吧，听说你们月收入有两三万？」这是我们在客人那里常常听到的猜测。客人不知道的是，盲人技师是没有底薪工资的，更没有劳动保险，和老板的「雇佣关系」通常是老板提供吃住，酬劳按提成算。常规而言，一小时的按摩收费七八十，按摩师的提成只在三到四成之间，也就是三十块上下。除非每天不间断的揉上12个小时，一个月才可能有上万的收入。但这可能吗？暂且别说按摩店的生意能不能这么火爆，就算有，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估计只会有命赚钱，没命花钱。

按摩师的收入和服务时长息息相关。行业内给客人服务叫「上钟」，一个月做不到一百个钟，收入就很难超过3000块，而要达到六七千的收入，则要在有限的客人中尽可能多地推荐客人加时长、加项目、开折扣卡，甚至夸大客人身上的损伤情况，忽悠对方继续消费。有的按摩店还会设置奖励机製来激励员工，推荐顾客充值有抽成奖，点钟、加钟有阶梯式奖励。在竞争比较激烈的按摩店里，加钟数太少，或者让顾客开卡太少的按摩师，则有可能会被达不到工作要求的理由被老板解雇。

在盲人按摩店的劳动关系中，从来就没有签什么合同，更没有用人单位买社会保险这一说。说白了，盲人按摩师就是廉价劳动力——「你不做这一行，你还能去做别的什么吗？你不来我店里干活，还有千千万万个盲人要工作，这是盲人的唯一选择啊。」 许多按摩店老板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看待盲人员工的，加上盲人阅读和签字不方便，大部分没上过学、也不懂法律，几十年来的行业惯性，让所有从业者都默认了省掉签订劳动合同这一点。

盲人按摩店这一行多数都是中小规模的企业，每月顶多有10万的营业额，扣掉固定的房租、水电，员工们的工资和伙食这些成本，生意一直红火的则有20%的利润。多数则在半成不到的水平线上起伏，而悲惨些的勉强能收支平衡，如果是亏损状态保持两三个月以上，这样的店便会向外登出转让消息，尽快脱手。

许多盲人按摩师也默认接受了这一点：有至少一半的盲人按摩店连工商执照都没有，扣掉店租水电、吃住开销的成本，小本经营的店，哪会为了几个员工去承担那么多责任，甚至办理社保这些呢？很多政府单位也「出于照顾残疾人的想法」，对于没有证照的盲人按摩店长期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会去履行严格的监管。

这一行很大的流动性也决定了老板与按摩师的不稳定关系。老板不确定按摩师能在店里工作多久，能吸引多少回头客，能不能和其他同事友好相处；而按摩师也不确定去的这家按摩店的生意是否稳定，提供的待遇会不会越来越差，所以双方就一直是默认处于临时雇佣的状态。

按平常的利润平均下来，每个员工能给ta带来的利益太少了，一口人撑死了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利润，这还的是生意「满月红」的状况下。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留下许多回头客的员工，老板会许诺给与二到五千的保底，以此来挽留技师，度过生意不景气的阶段，这也是无奈之举的下下策而已；不开出这样的条件，有能力的技师都会想跳槽。故而，老板不会承诺长期的员工待遇，更不会多花成本去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

不稳定的员工，不稳定的生意状况，也不需要太多管理人员，导致这种签订合同和缴纳社保的付出并不能给老板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反而会增加经营负担。而按摩师也不确定应聘的按摩店的生意是否能保持稳定，提供的生活待遇会不会随着生意变差而越来越不尽人意，而老板人品、管理模式、同事处不处得来，也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和适应。不稳定的状况成了彼此的相互选择的结果。

盲人按摩师害怕生意太好，半夜两三点被叫起来干活，更怕生意太不好，没有钱赚，一天摸不到两个客人，也就不愿意被一纸合同捆绑住。只要老板没借口拖欠工资，不签合同并不会让他们损失什么，反而能让入职和辞职这事情办得更流畅，感觉不好下周就不干。

老板不和员工签合同是出于种种利益考虑。而盲人按摩师不主动要求签合同，是知道对方除了不想承担责任，也是觉得对方压根没法提供法律上规定的保障条件。盲人按摩师认为，不签合同还能让自己不受更多的剥削和约束，解雇时有多一点的弹性和自由，不会因为合同上的条条框框，被黑心老板找借口扣工资，造成经济损失。毕竟，若被扣工资也无处维权。

单一的职业选择、特殊的从业环境，令盲人员工和老板谈条件、争取待遇时没有底气，处于劣势；也令盲人在进行参与社会事务、经济活动、法务普及存在极高的门槛。欠缺出行能力、欠缺文化教育和其他职业技能学习，让很多盲人走不进社会，走不出按摩店，走不出按摩这个职业。

长期以来公众、政策和盲人自己对于盲人按摩的态度，造就了按摩店老板和盲人员工这种只是达成口头协议的雇佣关系。盲人按摩师会依赖按摩店提供包吃住的这种便利性，相对的丧失自己安排吃住品质的自主性。这种打零工似的劳动模式，是许许多多盲人按摩师以前走过的路，也是以后不得不接着走的路。

劳务派遣的恶｜南京禄口机场那些「卑微」的受感染女工

劳务公司将大量员工推给机场，但双方好像在劳务员工的防疫安全装备及知识培训方面都在踢皮球，最终导致疫情井喷式爆发。南京拥有「徽京」之称的枢纽地位，一下子将疫情波及周边好几个省。

劳务派遣製度，是中国当下用工製度的一个怪胎。它从一开始诞生起，就包含着用工单位权力寻租、规避风险责任的血腥罪恶。

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不少用工单位在各种类型、各种时间长度的工作岗位上都实施了劳务派遣，甚至在其主营业务岗位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 

《劳动法》是公民的第二宪法，但劳务派遣製度却被我们的用工单位（基本是国字号的大企业或一些垄断行业，还包括一些相关单位）发挥到极致，以致成为一条罪恶的製度。劳务派遣已经成为时下权力寻租的温床。

一家劳务公司的成立，从业人员几乎不需要什么门槛。他们只要有很广阔的资源，他们的企业成本就是维护好好用人单位的关系就行，剩下的就是坐等收取人头费。至于，那些如韭菜般一波波派遣员工的各种保障（如职业培训，安全保障等）基本就不是劳务公司的事，把他们一股脑儿地推给用人单位。

随着1995年《劳动法》的实施，我国虽然已经消除「正式工」、「临时工」的二元用工体製。劳务派遣的滥用，却导致了新的二元用工体製。《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了新的「正式员工」、「被派遣劳动者」二元用工体製。在用工单位中，被派遣劳动者承担第一线工作，为企业发展做出最直接贡献，却成为「二等」员工群体。

这种二元体製下，派遣员工不能实现同工同酬，他们很多利益被侵犯。比如在出现重大伤亡或重大事件中，一句「又是临时工干的」，用人单位规避了很多责任，也避开了因重大事故所面临的巨额罚款。而劳务公司呢，会很快倒闭，不久又一家新的劳务公司出现在用工单位——人还是那些人，干的还是那些事，只是劳务公司名字改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再谈谈禄口机场那些被感染的中年女工。如果不是这次疫情爆发，谁会知道在高大上的国际机场，扫个地能扫出这么大的麻烦。因为各种防护製度的缺失，用工单位和劳务公司之间互相推诿，存在管理真空，他们遭到隔离和反復盘查、追溯行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饱受摧残。

原本机场的扩建，给他们这些农村妇女就近就业带来方便（但也可能从外地过来打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他们从事着最卑微的工作，他们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他们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能给家庭带来改善。

疫情爆发之初，本市流传着一个段子，一位保洁大姐宴请本市最好中学的校长，想让自己的孩子能进这所中学，结果「中标」，导致本市教育界一干大佬50多人集体被隔离。本地人一度调侃：疫情爆发以来，全市人民苦心经营的防疫大好局面被一位扫地大姐搅合了。其实，这背后又何尝不是一个从事底层劳作的乡村大姐想实现家族阶级阶跃的梦想呢，谁能想到命运却向她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

看看这位保洁大姐，她的工作、生活轨迹就是家庭、机场和儿子，儿子是她的希望，工作是维系希望的根本。整整十天，她就是这么生活着，忙碌着，努力地活着。

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美团正在用大数据剥削着成千上万的骑手，资本用996收割着无数年轻人的青春，那么，劳务派遣呢？特别是那些在一线岗位仍然戴着「劳务派遣」帽子的普通人呢？製度之恶正在吞噬每一个底层的劳动者的血汗。

现在，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劳务派遣製度了？

臺风天骑手「敢死队」：极端天气下劳动者的工作拒绝权？

臺风天的外卖骑手「敢死队」
近日多地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极端天气，从洪水到臺风，灾情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恶劣的天气条件不仅导致了肉眼可见的经济损失，还对人们正常的外出劳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试想，一个996的普通白领也许尚能关好门窗，选择居家办公，但对于那些必须外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来说，这意味着Ta们即将面对更为艰难、甚至有生命风险的工作日。

就在超强臺风「烟花」登陆前夕，7月25日豆瓣用户吴喦发表了《臺风中美团需要骑士赶死队》一文，文章揭露美团公司通过所谓的「惊喜跑单礼」鼓励外卖骑手在臺风天继续外出送餐。作者附上的「跑单礼」截图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美团不仅鼓励骑手冒着生命风险在极端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外出送餐，还用累加奖励的製度来鞭策Ta们延长工作时间以完成更多派单量。

即便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臺在7月25日下午相继宣布对部分受臺风影响的地区采取外卖配送全面置休的办法，但我们还是在臺风天中看到了外卖骑手的身影。美团等公司显然清楚，在恶劣天气下平臺外卖订单量必然泉涌，但相应的送餐效率会大大减低，而为了强化消费者依附黏性和企业盈利，唯有通过追加「奖励」，参与到这场臺风天的舍命追逐。

极端天气工作，劳动者哪来拒绝的底气？
依现行劳动相关法律，劳动者完全有权利拒绝极端天气工作。《劳动法》第五十六条有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另有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鉴于上述提到的超强臺风的破坏力，劳动者外出作业必定会承担较大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风险，同时强臺风属于员工不可预见、无法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由此引发的「停工、停产」并非出于劳动者自己的意愿，更与劳动者无关。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依法不仅有权拒绝执行单位管理人员安排的工作，企业还需支付劳动者「停工、停产」期间正常工资。而依据《劳动法》，劳动者如遭遇吴喦文章中提及的「鼓励」，亦有权对「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但现实是，极端天气下，劳动者哪来拒绝工作的底气？美国Sakuma Brothers集团下的Berry农场工人就曾在自主工会的推动下签署过这样一份合同——允许劳动者在热浪、火灾和流行病期间就安全协议与管理层进行快速和直接的沟通和协商。这一条款帮助劳动者可及时确定特殊情形下的停工方案，避免因管理原因而自身承担危险作业的风险。在当下国内的劳动实践中，劳动者却往往缺少与企业协商停工权限与停工期间工资支付的自主权利。劳动者既无权参与企业内部协商，何为「极端天气」的定义也掌握在资方一边；拒绝工作，却反而可能意味着随意的罚款。

我们必须清楚：无法外出作业的极端天气条件是什么，这个必须由劳动者自己来说了算；什么样的天气会对劳动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也只有劳动者自己心里清楚。社会应该让劳动者与政府和企业平等协商这些标准。

不稳定劳动也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
笔者曾见识过中介在工厂门口千叮万嘱地教育日结工人「要注意安全」、「只有身体是自己的」，这种看似「善意」提醒的背后其实是企业和中介方对自己所负劳动者工作风险之责的全然推脱。由于这些日结工人与企业没有缔结正式的「劳动关系」，因而Ta们的工作安全也较难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稳定劳动在今天的流行加剧了劳动者的安全风险和工伤维权难度，据服务业劳洞刊文：

在工伤赔偿待遇上，即便政策普遍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赔偿，但是标准却明显低于有「劳动关系」的工人。山东潍坊的规定明确指出，工伤赔偿中的需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无需赔付给工人；江苏省各地的赔偿标准不一，但均低于常规工伤赔偿，且没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为最大的赔偿金之一）。工伤赔偿项目「缺斤少两」、金额低，是目前推行的「非劳动关系」保障政策中常见的情形。

企业无需在不稳定劳动者或没有「劳动关系」的工人身上承担明确的责任和较大的「法律风险」，因而不稳定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较少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也是美团敢于不顾外卖骑手的安危，用「跑单礼」招募「敢死队」的根本逻辑所在。

随着外卖平臺下骑手交通高频风险的不断曝光，助力催生了相应法规的修订。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将于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四条明确要求平臺经济企业「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製」；第四十一条新增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製度，旨在督促企业做好风险和事故事前预防。即将施行的新法要求平臺经济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製」，其中全员显然是包含了外卖骑手，无论Ta们与平臺企业的劳动关系究竟如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外卖骑手仍是为数不多可以被我们看到的不稳定劳动者代表，即便我们难以确认法律执行的未来成效。平臺经济之外，其他不稳定劳动者的境遇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如卡车司机、家政工、日结零工等，Ta们更加的「原子化」，同时也身处更为隐蔽的工作场所，怎样推动法律对于Ta们的保护，仍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

参考资料：

臺风中美团需要骑士赶死队
Work Really Sucks When It』s Hot  
非劳动关系用工：单一工伤保险解绑扩面，带来几分劳动保障？｜观察周报
新《安全生产法》下平臺经济企业的合规建议

女工反性骚扰：背后的生存束缚与权力压迫

导言：8月7日，阿里巴巴爆出女员工被性侵案。该女员工被要求陪酒并被灌醉，后遭到客户猥亵，当晚被其上司侵犯。事后女同事在公司反馈情况被拖延处理，最后被逼在食堂发传单才引发舆论关注。职场性侵害的普遍性与维权难共存，重重权力压迫之下，发声甚至意味着工作生计的危殆，这对于经济处境更为不稳定的基层女工更是如此。

自2018年罗茜茜微博长文揭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后，掀起了中国#MeToo反性骚扰运动的帷幕，并随后迅速从高校扩展到公益界、文体界、宗教界等领域。在#MeToo中，我们看到了诸多性别意识觉醒的受教育（well-educated）女性行动者利用线上社交平臺和舆论武器，活跃地实践对父权文化的批评与反抗。但这一波以网络为主体的运动浪潮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女性基层劳动者在其中的缺位。

2013年，来自广深两家女工服务机构曾发布工厂女工性骚扰调研报告指出，广深两地受性骚扰的女工比例分别高达 69.7% 和 71.2%，其中多数工人会以各种方式反抗但收效甚微，亦有一大部分工人选择隐忍或者自己离职。可见职场中基层女工遭遇的性暴力极为普遍，但是却鲜见女工的发声和改变。在2018年的#MeToo浪潮中，始出现数位富士康女工网上发信呼吁建立工厂反性骚扰製度；但直到2020年，才有一环卫女工打破沉默，公开状告站长长期性骚扰，这一案件也因此成为广东省首例以「性骚扰纠纷」案由立案的诉讼。女工发声鲜为人道，背后的行动困境是如何？本文将以「女环卫工反性骚扰」为例，试图理解职场基层女工于父权製度下所背负的经济和文化多重压迫。

权力压迫下的环卫职场性骚扰
即便在上述提及的两项报告中，已凸显了女工遭遇职场性骚扰的普遍性之高，我们仍然难以从中真实描绘出基层女工所遭遇的性别暴力。职场性骚扰因权力结构的束缚，长期存在极强的隐蔽性、低觉察性，而其中因交换型性骚扰的存在亦令工人难以发声。在与一线环卫工的互动中发现，极少有女工会主动谈及或认定工作中遭遇/存在明显的性骚扰行为，而对于日常存在于工友之间的非肢体接触类的性别注视或谈及黄色段子/图片等行为，也很少有工人会视其为性骚扰。这并不代表女工对此未曾感到「不舒服」，只是这类「感受」会被视为不重要以及被主流文化所「合理化」。工人在性骚扰方面的认知和敏感度方面上并未得到充分的教育赋权。

「女环卫工反性骚扰」一案揪出了基层女工群体面临的更为巨大的困境——职场权力压迫下的性暴力。该环卫站站长藉由其管理上的权威，长期无差别地胁迫下属女工与其进行经济利益与性的交换：在新的女工入职后，便不断的发送性暗示信息；同时利用职务权力，为妥协的女工提供工作上的便利，包括更为轻松的岗位、额外的加班安排、额外福利（如珍贵的广州户口或美容师称号）等，而不配合的女工则会遭遇「穿小鞋」，被重点盯梢或安排更为「脏乱差」的活，甚至可直接导致工资收入的大幅减低。进退两难，工人可以有什么选择？常态的权力压迫令职场成为交换型性骚扰肆虐滋生之所。

环卫工人为什么难反抗？
收到性意味的信息之后，有工人直言，「看到（黄色）图片都吓哭了，可是又不敢怼领导，只能赶紧删了避免老公看到」。

工人的直接反应折射出：领导掌握着工作生计命脉，而主流和家庭的父权文化也无法投以理解，工人如何真的能站出来？作为一个一线环卫工，当其公然站出来反抗领导的性骚扰行为，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而是会牺牲实实在在的生计保障。

即便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明确载明，用人单位在劳动场所应当製定措施预防和製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但几乎没有听闻任何一个单位有反性骚扰的成文规定。投诉的下场，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穿小鞋」，甚至是最后被迫辞职。工人必然明白这个道理。

环卫工是一份卑微且低薪的工作，低技能、中高龄劳动者在就业市场的弱势迫使她们极为倚赖这份「不好」的工作，任何收入上的变动都可以是要了她们的命。首先，有权者可以通过削减加班、罚款、限製兼职等手段变相惩罚工人。环卫工等基层工人的基本工资大多为最低工资，平日/周末/节假日加班费遂成为收入的大头，正常可占到月工资的30-40%。停加班无疑是致命的。

其次，单位会通过不断的骚扰和威胁同单位同系统的亲戚家人，以工作相逼，令他们成为迫使你妥协的邪恶共谋。多数环卫工人是夫妻档工作，甚至也有老乡近亲都会聚集在同个工作单位内，以家庭为单位的「维稳」压力体系足以令人寸步难行。此外，在发声之后，单位亦会不断的对你进行谈话，甚至在岗位上进行长时间工作监视，以捕捉任何可能违规或有瑕疵的工作细节，令你处于极度紧张和防备的焦虑状态；加上社会普遍的低性别意识，也会令发声的女工遭遇来自同事和公众多重的异样眼光和区隔对待。

这都是该案中环卫工黄微发声之后的实实在在的真切遭遇。不仅自身工作受到威胁，整一个大家族（包括自己丈夫）的工作可能都会因她而动摇，更何况其子女还必须倚赖她的环卫工身份才得以继续在广州继续申读免费公立小学。正是因为她少有的坚决令其勇敢抵御了来自同事/领导所有的施压，也扛下了家庭的压力，才得以站出来反对多年的性骚扰。但更多的女工只能是永久地隐忍，或是离开。女工的发声何其艰难。

女工的发声：为的是不受压迫的「一口气」
「我就是咽不下他一直以来压製我们的这口气」

显然，对于黄微而言，性骚扰本身并非她全部痛苦的来源，更压抑的是这一系列背后站长长期的权力霸凌——无法对工作安排自由地表达不满，因权力派系分化亦无法从同事工友间建立信任和团结。性骚扰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但也是一个爆发点。

基于工作场所性骚扰投诉製度的缺位和对于单位行政体系的不信任，环卫工黄微选择司法起诉和纪委举报的渠道，以此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她在行动之初，开始学习录音功能，有意收集和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微信聊天和电话录音等），即便心有害怕但也能从中重获自信自尊。而后再寻求律师帮助起诉，将环卫站长和雇主单位列为共同被告，表面是要求定性性骚扰和判罚精神赔偿，但目标却在于争取一个与单位和施害者站长平等谈判的机会，起诉和举报成了她协商谈判的筹码。她并非执意于赔偿，而是要出「一口气」——让施害者离开不能再做恶，且单位承诺不秋后算账。最后，站长不得不面对全体环卫工公开道歉，辞职走人；而黄微一家得以顺利安然留下。

一切这么理所应当地顺利吗？其实未必。来自单位和同事等的轮番压力，令黄微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焦虑的夜晚；立案同样有阻力，原本广州立案系统根本找不到「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由，多次沟通后才得以手动添加；施暴者自始自终都不愿意书面承认性骚扰，只认可「骚扰」，也不断发话要重新回归报復，令人恐慌。能够成功走到谈判的那一步，无非就是黄微心理已经做好了丢掉工作的最坏准备——一个反性骚扰发声承载的经济代价——即便很荒谬。

因此，面对如此广泛的职场性骚扰现象，当我们重新审视女工的发声困境，须真切地看到其背后所遭遇生存束缚和权力霸凌的双重压迫，而这并非是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性暴力防治製度就可以简单实现的问题。在当下的#MeToo 运动中，女工发声的缺位并非仅关乎勇气有否，其在阶级和权力结构弱势下的救济支持同样需要深入讨论。

职业教育2021年度回顾：当职校生被看见以后…

2021年，一系列政策与事件将职业教育推至公众面前。「普职分流」连带着「双减」，拨动了无数家长的心弦；职校学生实习期间自杀的新闻，以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重新修订，引发了人们关于实习与劳动的讨论；许多关于职校学生的深入报道，则解冻了职业教育的多重面向。

在新的政策背景下，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与认知发生了什么变化？2021年是中国民间关注职业教育的元年吗？这样大规模的关注意味着什么？关于职业教育，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普职分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焦虑
2021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之后的几个月内，「普职分流」政策被广泛讨论，引发了家长们一触即发的教育焦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再次浮上水面。

但这并不是新政策。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製改革的决定》就指出「中等教育结构不均衡」，并提出了「普职分流」。至于为何要分流，《决定》一文也讲得明明白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者。」当时，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也由于越来越多人希望接受高中教育，中考製度被创立，用来把青年分为不同的类别，进入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轨道。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类」往往不是纯粹的分类，不是「你走这条路，我走那条路」那么简单，它的出现伴随着「等级」的划分。教育体系内也是如此。9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教育不再具备就业优势，逐渐被认为是次一等、不得已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去年「普职分流」引起了公众如此剧烈的反应。其实，在「唯分数论」的背景下，教育焦虑一直都存在，「普职分流」只是一枚导火索。人们担心越来越严苛的分流製度将自己的家庭选作下一个目标，担心因此而失去依靠教育改变命运的途径，尽管这条途径已渐渐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一场幻梦。

实际上，受「普职分流」影响最大的是农民家庭与外来务工家庭。毕竟，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系外的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受到户籍製度的限製，大多数流动儿童在初中毕业后没办法升入所在城市的公办普高，要么留在城市念中职，要么回老家。对于农村学生来说，由于教育资源集中化，职业教育可能是TA们继续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教育焦虑的背后，「重普轻职」的观念在发挥影响，而这一观念又建立在职校学生的就业状况与劳动市场的等级化之上。如果学生们无法在职校获得好的教育，无法在就业市场里实现好的就业，「重普轻职」的现状就不可能被改变。

双减袭来，职业教育是最大赢家吗？
紧随「普职分流」之后，「双减」政策又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新的烦恼。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对学科类培训进行严格监管。在这一政策出臺之前，政府曾尝试从学校内部入手，减轻学生们的课程与作业负担，但效果并不理想。校内负担减少了，家长们纷纷转向了校外培训机构，所以实质上，学生们的学业负担并没有降低。正因为此，这一次的政策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措施，同时限製校内课业与校外培训。

然而，家长们的焦虑并不会因此而减轻。说到底，家长们之所以不断增加孩子的学习时间与课业负担，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更「优」的教育路径，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高中阶段普高与中职的分流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种种差异，让家长们不敢真正放手。事实上，「双减」之后，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新的现象：中午与下午放学后，出于抓成绩的考虑，教师被要求留在学校义务辅导学生们的课业，教育焦虑依然存在，而负担重新回到了教师身上。

当然，被影响的不只是教育赛道上的家庭，还有初尝寒冬滋味的教培市场。2020年，疫情推动了在线教育的发展，给教培行业加了把火。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2020年教育行业累计融资1164亿元，其中在线教育融资1034亿元，占比89%。」双减「政策无疑给正处于风口的教培行业浇了盆冷水。在此背景下，各公司纷纷宣布转型，开始抢占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市场。不少公司表示，它们将把职业教育作为未来主要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实际上，「双减」和「普职分流」是同一个政策导向的一体两面：一方面试图破除学科教育的内卷，一方面着力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政府与资本的双重推动下，职业教育在舆论与资本市场上都变得热门，但它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究竟会迎来怎样的职业教育，还需要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好的，没那么好的；隐身的，更隐身的
过去一年，作为对职业教育改革政策的回应，不少媒体开始挖掘「好」的职业学校、「好」的职校学生。这些新闻报道往往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职校为例，试图证明读职校也能拥抱美好未来。例如，「汽修女孩」古慧晶的故事被很多人称贊「用实力打破了性别和职业偏见」。

的确，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令人惊喜的现象将会在部分试点学校和试点专业涌现。但是，不同区域之间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得最好，教育资源尤其是教育经费和固定资产充足；中部地区以有限的教育资源承载了大量的教育任务，教育经费匮乏；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较小，但发展较快；西部地区生均专任教师数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生均教育经费和固定资产水平趋于相近，但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东西部的区域差异在逐渐缓解，但中部地区教育资源缺失现象并没有得到显着改善。

由于职业教育具备「经济」和「教育」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办学规模和资源配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体量，专业设置取决于区域经济的特征，而学生的实训和就业情况同样与当地的产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所以，当我们遵循着某种筛选机製看见了曾经被隐身的职业教育和职校学生时，要意识到这背后还有更多依然隐身的人事物。职业学校之间的差异是更多我们所熟悉的差异的延伸，例如东部沿海与中部农村、流动与留守、城市与乡村。

而要想看见并理解这些分野，需要我们更贴近不同职校所构成的田野，并在其中看到具体而鲜活的职校学生。

实习，未解决的问题
2010年，调查显示，许多工厂大量使用学生工但仅仅将TA们视为廉价的劳动力。十二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看一系列由「实习」、「学生工」构成的事件，不由得发现，那些令人痛心的事情依然在发生。

2021年6月，湖北一名17岁职校学生在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自杀。20分钟之前，他收到了来自班主任的警告：如果再有「旷工」，他将会被学校开除。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实习，也是最后一次。

中职的学製一般是「2+1」，即前两年在学校学习理论与实操，第三年去企业实习。实习作为职校教育的一环，理应是非常重要的实践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职校很有可能扮演的是向企业输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角色，而缺失其作为学生教育和社会化的社会功能。一些深度报道呈现了职校学生实习的各种问题：加班、夜班、工资低、没有签三方协议……《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明令禁止的事项，在实习过程中却不断涌现，甚至成为默认操作。

2021年，教育部等八部门重新修订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并于2022年1月发布通知。和2016年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相比，新版规定对实习单位做了更加严苛的要求，也提出要加强实习监管，确保学生的权益不被侵犯。和过去一年发布的诸多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规定一样，新版实习管理规定显示了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这些规定如何落实到每一所职业学校、每一个用工单位，过程中职校学生是否能够获得更多的权益保障——这些问题需要更多人的关注。

你眼中的职业教育长什么样？
一个也许残酷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在许多人眼中，职业教育依然是次等教育的代名词，职校学生依然背负着「差学生」的标签。

2021年8月，黑龙江职业学院学生会干部查寝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网友评论众多，其中不乏对职校学生的贬低。

2008年，学者伍宁（Terry Woronov）曾在南京的两所中等职业学校进行田野研究，她指出：「人们对职业学校学生和职业教育并不关心，但有关这些学生的刻板印象却坚固无比：TA们是失败者。」「失败」，不仅仅是成绩上的失败，更是道德上的失败。人们倾向于认为，成绩不好是因为个人愚蠢、懒惰、不务正业，因此学业不佳往往和道德败坏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凌旻华（Ling Minhua）曾在「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一文中做过详细的论述。较低的入学分数加重了职业学校和学生的污名，TA们被认为缺乏智力、纪律和道德，甚至被直呼为「差生」和「流氓」。

然而，职校学生究竟是怎样的？

过去这一年，一系列媒体报道以各自的视角回答了这个曾经无人关心的问题。在这些报道中，职校学生借由作者的文字，面向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TA们有自己的爱好，有或痛苦或快乐的过往，也有关于未来生活的期待。在翻篇如流水的媒体行业里，这些故事只是浪花一小朵，但它们确实呈现了一些可能性。

社会学会社｜不被看见的职校世界人物｜「他们对于生活的想象不是这样的」正面连接｜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
谷雨实验室｜落地之前，拽回那个「坏同学」
澎湃思想市场｜职业教育的困境：从不可见的职校生，到无保障的劳动力
极昼工作室｜困在流水线，一个职校生的逃跑计划
打工谈｜读职校是溷日子吗？
当然，我们还应该期待更多。事实上，许多职校学生拥有表达的热情，也完全有能力用各种方式进行自我表达。在B站搜索「职业教育」或「职校」，你会发现，不少热门up主现在或曾经是职校学生，TA们在用第一人称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尝试让更多人看见TA们眼中的职校生活。

2021年秋天，长期关注职业教育、服务职校学生的公益团队HOPE学堂在职校开展了面向职校学生的戏剧工作坊。12月，学生们共同演出了一出戏《影子》。在由乒乓球室改造成的舞臺上，学生们面向观众，徐徐讲述着。

「在高中，在大学，那些学生的文化成绩真的比我们好，但，我们何必自暴自弃？」
「后来18年的9月上初中，刚上初中就学坏了，学会打架。不过初中三年，我们班连续三年篮球比赛冠军。」
「2020年8月，不想去读书，专业也没几个自己想要的，很迷茫，就选择去电子厂打工。2021年8月26日，不想再打工了，觉得学历很重要，父母给我找好了学校。」
「上技校的不一定没有上高中的好，上技校有上技校的好处。上高中有上高中的好处，上技校的可以学技能。」
「读高中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就如同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这一年来，关于职业教育、职校学生的讨论变得更加丰富，人们的认知空间也在不断拓宽，一些固有的偏见正在被打破，一些成型已久的隔阂正在融化。但这些还不够，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灵活又有力的联结被创造出来。

武汉市环卫行业权益状况走访报告（2021年）

导言：环卫工群体之于城市卫生整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2年，国家住建部和人社部等7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后全国多个城市相继製定和发布所在地区环卫工的相关权益保障规定。但由于环卫工群体地位在城市长期隐形、话语权的失衡，公众及工人对于环卫政策的细则、执行及监管情况皆无法得到恰当的了解和反馈。本走访报告希望通过对武汉环卫工的访谈和交流，可以协助公众和工人更好了解环卫行业的权益现状。

武汉市是中国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有超过3.6万的雇佣环卫工参与到城市的日常市政保洁和垃圾处理工作。针对环卫权益，2018年湖北住建厅等部门首次发布《关于加强环卫工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8〕59号）（下称「《通知》」），确立了政府对于稳定提高环卫工待遇、劳动保障以及改善工作环境的职责。2020年6月武汉市多部门发布《关爱环卫工人十件实事》，旨在细化和进一步提高武汉环卫工人的相关工资待遇。

为了了解武汉环卫工权益具体状况，2021年上半年，笔者走访了武汉三镇核心城区，包括洪山、武昌、汉阳、江汉、江岸等区，与近20名环卫工交流和访谈，对基本情况进行了基本的梳理。走访情况受限于样本代表性和沟通深入程度的影响，并非能够概括全部的工作状况，但足以一窥武汉环卫工人的基本处境。

武汉环卫工多数来自于湖北省内地区，但以非武汉人为主，从业人群主要为40-60岁之间的老龄群体，走访接触到的工人亦有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超龄工友。武汉各城区环卫工的雇佣体製多以区政府直接雇佣为主，其中武昌区省政府周边、江汉区全区以及负责大桥周边清洁的工人为外包例外。直雇与外包两者之间工资待遇差别不大，月均收入多在2200-3000之间；但在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上，外包环卫工负担稍大。

备注：本走访报告数据采自2021年3月份，当时武汉最低工资仍未调整，中心城区为1750元/月；2021年9月起，武汉最低工资调整为2010元/月。因此环卫工人2022年收入应该相应调高，月基本工资应为2613元/月（最低工资130%），加上其他补贴等可至4000元左右，但实际落实情况如何，仍有待考究。

01 走访概要
经调研走访，可初步看到《通知》和《十件实事》两策在具体落实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落差。

因为缺乏足够的透明性（如工资条等）和来自工人方面的监督，工人难以根据自身收入来监督相关环卫单位是否落实「环卫工基本工资为最低工资130%」的规定。此外，部分区域环卫工存在过度加班却缺乏加班费的情况，实际到手收入也与政策不相符。

劳动保障方面，「五险一金」的强製政策并没有在环卫行业广泛落实，环卫女工退休待遇推迟到55岁才可办理，对劳动者的养老和医疗等权益造成明显侵犯。高温津贴按日支付的方式，提供了环卫单位少发或不发津贴的灰色地带。企业同样没有深入落实职工带薪年假相关规定，管理上长期存在「以罚代管」惯性，而外包企业则甚至存在通过缩减人手、拉长路段和工人工作量的方式来增大牟利空间。

02 工作安排与工资待遇
工作排班与加班工资
走访了解，武汉环卫行业的日常工作排班在各区主要为两种模式，全天12小时工作製或7-8小时工作製。其中洪山区环卫与武昌区（由北京环卫集团外包的部分区域）采用「每日工作12小时」的安排，工人每天从早上5点或6点上班，中午只获准有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其他区域则采取早晚班8小时製的模式（如5:00-10:30am和2:00-4:30pm)，但江汉区外包商以及武昌环卫（直雇区域）采取每日7小时製。在休息日方面，除汉阳区环卫工人有每周双休外，其余各区工人均只有单休，即每月仅休息4天。

如上所述，基本上环卫工每月均存在大量的加班时长。但依据国家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洪山区和武昌区（外包区域）的「12小时工作製」下，工人每月实际加班工时超过96小时，已经涉嫌违反了《劳动法》。而武昌环卫（直雇区域）和江汉环卫则涉嫌采取「7*6工作製」以规避周末双休的双倍加班费。

谈及加班工资，所有受访环卫工均表示不知有周末双休两倍加班费的存在。对于节假日的三倍加班费，工人表示支付的金额不尽相同：洪山区为187元/天，武昌（外包）为240元/天，武昌（直雇）为190元/天左右，汉阳区为200+/天，江汉区为124元/天，而晴川桥上环卫工则表示无节假日加班费。而根据《十件实事》规定，「合同製环卫工人（含劳务派遣工）基本工资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30%确定」，现阶段（2021年）武汉环卫工人双休加班费标准应为209.12元/天，节假日为313.68元/天，显然现实与政策存在巨大落差。

年终奖、工龄工资与岗位津贴
据《十件实事》提出，「工会代表环卫工人就发放工龄工资、年终奖金等内容，与环卫企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武汉环卫工人理应享有工龄工资和年终奖的福利保障，但具体多少未有公布。同时岗位津贴方面，根据1997年中央文件《关于调整城市下水道工人和环卫工人岗位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城市一线环卫工人岗位津贴不低于5元/日，每月按出勤天数计算。

走访了解，每个区发放年终奖的情况和额度均有所不同。其中洪山环卫与武昌环卫（直雇）为1000元左右，年底发放，老员工会稍微多一点点；而汉阳环卫和江岸环卫年终奖为3000元左右，整体外包的江汉环卫每年年终奖仅有500元；而同样外包的武昌环卫（外包）和晴川桥环卫工则没有发放年终奖工资。

对于工龄工资，了解到仅有洪山环卫与汉阳环卫设有工龄製度，一年工龄为30-50元/月，300元/月封顶；其余各区环卫工均未有工龄工资。至于国家设定的环卫工岗位津贴一项，经走访可基本确定武汉并未发放此项津贴，环卫工亦未曾听闻。

每月工资收入与政策规定有出入
武汉环卫工整体普遍反应自身工资水平低下，多年未有调整工资标准，而工作量则因为人手减少或外包后增大。现阶段多数环卫工人的工资收入处在2200-3000之间，扣除社保相关支出，部分工资低至1800元/月。

工资待遇标准相对较高的为洪山环卫，其日班每月收入约为3500元（税前），夜班为4000元左右。但须额外提醒的是，洪山环卫每日为12小时工作製。同样为12小时工作製的武昌环卫（北京环卫外包）仅2700元/月。汉阳环卫税前工资为2800元左右，内含200元扶单车补助。武昌环卫（直雇）、晴川桥环卫与江汉环卫收入相近，均为2200元左右。

根据武汉《十件实事》规定，2021年中心城区环卫工基本工资应为2275元（为最低工资的130%），以每月做六休一、每天8小时的常规工作製度计算，环卫工每月应得税前收入应不低于3300元/月，还不包括工龄工资、岗位津贴及相关额外绩效奖等。针对洪山武昌等12小时工作製的工作安排，环卫工应得收入依法会比上述更多。

03 劳动福利保障
五险一金与女性工人退休问题
武汉环卫在社会保障保障上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五险一金」的缴纳普遍性问题，另一个为女性工人允许退休年龄限製问题。

针对「五险一金」，几乎所有工人均表示所在单位均允许工人自行放弃缴纳社保，对于濒近退休年龄的工友也存在劝告不缴社保的情形（洪山区）。其中洪山、武昌（直雇）、江汉及晴川桥环卫均只有购买「五险」而不缴纳住房公积金，符合条件且单位允许缴纳的工友，每月仅扣除300+左右的「五险」部分；而汉阳和江岸环卫工则普遍均缴纳完整的「五险一金」，共约600元左右。仅武昌环卫（外包）未给予任何工人缴纳社保及公积金，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整体上，武汉环卫的社会保障的强製性复盖上仍然存在问题，这导致实质上绝大多数环卫工人在达退休年龄前几乎不可能满足「领取养老待遇」的15年缴费年限要求，劳动者的养老和医保等权益无法保障。

在女性工人退休年龄方面，所有受访环卫工友均表示需满55岁单位才可办理退休及领取养老金。根据国家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即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管理或技术岗位）或灵活就业人员年满55周岁、女工人（操作、生产或服务岗位）年满50周岁，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以上的人员，可办理正常退休，享受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环卫女工属于一线服务职工，理应可在50岁办理退休。但武汉环卫单位均要求女工只可在55岁办理退休，不可提前，变相令符合退休条件的女性环卫工少领取五年的养老金待遇。此规定涉嫌违反国家的相关退休规定。

高温费、工服与年休假
根据湖北省防暑降温相关规定，环卫工享有夏季高温津贴和冬季防寒保暖费，其中夏季高温费为，每人每天12元（6-9月）。但是，据武汉环卫工人反馈，武汉市并未有发放冬季防寒保暖费，而夏季高温津贴则是依据具体高温天数进行发放。仅有当日高温度数超过35度才会计发补贴，按日计算。这种计算方式直接导致武汉各区高温津贴发放额度参差不齐，各区环卫单位自行确立发放金额，工人难以通过测算高温天数数量进行监督。如洪山区要求工人将多发的高温津贴退还单位，武昌环卫工四个月津贴累计仅为110-130元，而江汉区环卫所获得津贴也在120-200元间不等。武汉环卫工人最终获得的高温津贴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

年休假方面，依相关法律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可享有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为10天；已满20年的为15天。然而， 武汉环卫行业对此保障极为欠缺：其中武昌（直雇）、江岸及汉阳等区环卫工，无论工作年限长短仅有5天年假；而洪山、武昌（外包）、江汉及晴川桥环卫皆从未享受过年休假的劳动保障，多数工人参加工作已超过10年。劳保工服方面，据《通知》规定为环卫工每年发放：10套工作服，包括春秋装、夏装、冬装、背心和连帽雨衣各2套、服装颜色统一为橘黄色，具有较好反光效果和警示标识作用。但走访获知，环卫工每年或每隔几年仅获发「够用」数量的工服，具体数量不定，但工人表示明显少于规定。

04 工作管理和劳动规范
以罚代管普遍存在
武汉环卫行业同样存在普遍性的「以罚代管」的管理行为，各区工人均有所提及，扣分罚款的数额从10元-200元上限不等，多数人都有被罚过。环卫工人表示，针对地上的绿色垃圾，如树叶等，管理人员会进行提醒；但针对白色垃圾（如纸巾、塑料等），若被质检人员看到拍照，一次至少会被扣10-20块钱，有时候则20-50块不等。公司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巡回检查和拍照，若在岗位看不到人（如上厕所时间过长），固定时间内未迅速回岗位，或者岗位有垃圾存留，则会进行扣罚。其中晴川桥地区扣分比较严重，单次扣罚可达70元。

外包公司工作路段过长
走访中根据工人的描述，我们对工人个人作业路段进行了距离上的大致测算，结果发现对于外包雇佣关系的环卫工，其所作业路段远远超过政府直雇的环卫工作强度。其中武昌环卫（外包）及江汉环卫工都表示，其日常的个人负责工作路段长度大约1km左右（除非个别闹市街区），原本是有2-3人共同负责，但近一两年逐渐减少到1人岗位，工作量大大翻倍。相比之下，洪山区、武昌（直雇）以及汉阳区环卫工负责的路段长度则处于200米-400米之间不等，总体的作业面积相近。

工人未持有劳动合同和工资条
根据《劳动合同法》与《工资支付条例》，劳动者应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每月单位需定期发放工资条列明明细避免工资不透明。走访了解，武汉各区环卫工均未获发每月工资条明细；虽多数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但环卫单位也未发还合同，由工人留存备份。这导致整体上工人对自己的工资组成结构以及合同细则的知情和监督权缺失。

武汉市环卫工权益必读（2022年版）

导言：本文为武汉市环卫工人权益必读，综合武汉相关法律条文和政策撰写，可用于印发给工人，进行劳动法的科普教育。但需注意的是，法律条文与实际执行存在诸多差距，了解具体执行情况详见：《武汉环卫行业权益状况走访报告（2021年）》

武汉市是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有超过3.6万的环卫工为城市的整洁有序保驾护航，疫情期间工友们更是坚守岗位、高负荷工作。疫情暴发以来，其中有57名环卫工感染新冠肺炎，一人不幸去世，全市环卫工人为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贡献。作为环卫工，我们值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待遇和尊重。

2018年湖北住建厅等部门首次发布《关于加强环卫工人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8〕59号）、2020年6月多部门再发布的《关爱环卫工人十件实事》，规定了武汉环卫工享有工资福利待遇。这篇文章将综合网络资料和上面政府文件进行解读，详细讲述在武汉的环卫工友的具体工资待遇标准和存在的问题，供广大工友们学习。

01 基本工资与加班费：月基本工资收入不得低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30%，2022年环卫工月基本工资提高到2496元。
《十件实事》规定，「合同製环卫工人（含劳务派遣工）基本工资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30%确定，逢政策性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相应调整」。2021年9月开始，湖南省政府规定，中心城区最低工资从1750元调整到2010元，即2022年环卫工基本工资提高到2613元/月。

现阶段中心城区环卫工基本工资应为2613元（从2021年9月以来），每小时工资为15.02元（120.14元/天）。平日延长加班工资应按照每小时150%计算，即22.53元/小时；周末/双休加班为双倍工资30.04元/小时（240.32元/天），法定节假日加班为3倍工资45.06元/小时（360.48元/天）。

02 五险一金：公司每月必须为环卫工缴纳五险一金，工人部分：五险不低于392.22元/月，公积金不低于130.65元/月；超龄环卫工需办理城乡保险；全体环卫工应购买意外险。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上述即为常规所讲的「五险一金」，是用人单位必须给予劳动者的保障。社保保险和公积金的缴费基数一般为工人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的所有工资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额来进行确定。对于很多超龄的工友，《通知》规定，环卫单位应将超龄环卫工人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其办理参保和领取相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同时针对所有环卫工人，单位应免费提供意外伤害保险。

03 夏季高温津贴和冬季保暖费：高温补贴每天12元（6-9月）；低温保暖费没有公开金额标准。
《通知》中规定环卫工享有夏季高温津贴和冬季防寒保暖费。其中夏季高温费为，每人每天12元（6-9月），若每月上班26天计算，可得高温补贴312元/月。注意：单位不得用防暑降温饮料、药品等劳动保护用品费用冲抵高温津贴；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环卫工也享有「冬季防寒保暖费」，但武汉市政府没有公开金额标准。

04 环卫津贴：国家标准环卫岗位津贴5元/日，标准严重落后于其他城市。
1997年中央文件《关于调整城市下水道工人和环卫工人岗位津贴标准的通知》规定，城市一线环卫工人岗位津贴为5元/日，每月按出勤天数计算。武汉没有出臺新文件提高工人岗位津贴，工友们可参考国家标准。但是5元/日的标准已经远远落后其他国内一线大城市，西安规定环卫工岗位津贴为每天25元，上海岗位津贴为23元/天，广州为20元/天，深圳为18元/天，武汉急需跟上步伐。

05 劳动保障：单位需提供充足劳保用品、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及环卫休息房，和特殊环卫救助基金，各地可发放雾霾天气作业补贴
《通知》规定为环卫工每年发放：10套工作服，包括春秋装、夏装、冬装、背心和连帽雨衣各2套、服装颜色统一为橘黄色，具有较好反光效果和警示标识作用。此外，环卫单位需提供充足的作息用房，可以提供工人休息、更衣、洗浴，并具备取暖纳凉、微波炉热饭等功能。

依规定，单位每年必须要为工人组织一次免费体检，体检应至少包含血液和心肺、 肠胃功能检查，体检费用应不低于500元/人。此外，单位也有责任发放雾霾天气作业补贴。单位要建立环卫工人特殊困难救助机製，帮扶作业过程中意外伤害事故频发、因病致贫等的环卫工人，设立大病救助和困难帮扶等专项救助基金。需要救助的环卫工请积极联系工会或单位申请救助金。 

06 环卫住房补贴与子女教育：环卫单位有责任提供宿舍或提供租房补贴；环卫子女可随迁接受本地义务教育。
政府《通知》明确规定，政府和环卫部门应多渠道解决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特别是外来环卫工人的住房困难问题。为环卫工人提供公租房保障、集体宿舍或临时宿舍；若无法满足，则需要发放租房补贴。《十件实事》也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环卫工人子女，由居住所在区统筹安排接受义务教育，解决其后顾之忧。」 ，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按照「相对就近」原则安排就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不收取借读费，学校不得拒收。

07 其他合同规定：环卫企业须严格落实工资条发放、劳动合同签订以及年休假等规定
政府《通知》规定需向环卫工人每月发放工资条列明明细避免工资不透明，同时严格为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保障年休假、探亲假等权益。

带薪年休假：「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按历史累积年限计算，而非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探亲假：「（1）探望配偶，每年给予一方探亲假一次，30天。（2）未婚员工探望父母，每年给假一次，20天，也可根据实际情况，2年给假一次，45天。（3）已婚员工探望父母，每4年给假一次20天」。

08 环卫工资福利製度不完善：「年终奖、工龄工资」标准不明确、节日慰问金缺乏关注
《十件实事》提出，「工会代表环卫工人就发放工龄工资、年终奖金等内容，与环卫企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武汉环卫工人享有工龄工资和年终奖的福利保障，但具体多少不清楚。

建议环卫工友可参考广州、苏州等地的标准：广州环卫工享有每一年工龄计30元补助，15年工龄则每月享工龄工资450元；广州环卫工全年可得2400元节假日慰问金，上海等地环卫工也享有额外的技能培训和补贴，50-250元/月不等；苏州环卫工则可享有一个月年终奖及1000元春节慰问金。

09 武汉环卫工人工资待遇总结
综合上述的解读，武汉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组成包括：基本工资+加班费+高温补贴+岗位津贴，以及每年一次免费体检，同时环卫企业亦有责任为冬季防寒保暖费、足够劳保用品和环卫休息房等，至于工龄工资和年终奖政策有规定但是标准未明确，需要环卫工人主动争取。

据武汉城管环卫处数据，目前，武汉市合同製环卫工人2020-2021年间月均收入为2300至2500元（不含五险一金和加班费）。2019年武汉人均消费月均2570元左右，2019年武汉全年平均收入已达8170元/月，比每个环卫工友每月收入的3倍还多。这个工资标准现阶段仍然非常之低，远低于其他同类一线城市，如成都环卫工3500元、广州平均收入达4500-5000元。

可见武汉环卫工资待遇明显远远落后于工人在城市的自身生存需要，也与武汉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环卫工的各项工资福利待遇仍然需要提高。环卫工友可以依据政府《通知》和《十件事》文件，积极向公司和政府部门主张自己的权益，落实工龄工资和节日补贴、提高岗位津贴，改善待遇，让自己的劳动价值得到尊重，行动会带来改变。

附录：《关爱环卫工人十件实事》
由市城管执法委、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等七部门，2020年6月3日联合发布

一、授予政治荣誉。劳模、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推荐向环卫先进工作者倾斜，发挥表彰激励作用，落实先模人物的政治生活待遇。

二、加强社会宣传。结合「五一劳动节」「环卫工人节」等节日，加大环卫系统典型人物、事迹宣传力度，树立行业先进示范标杆；通过各种媒体平臺，广泛动员、引导市民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减少车窗抛物、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营造关心环卫工人、尊重环卫工人劳动成果、理解支持环卫工作的社会氛围。

三、改善作业条件。根据不同作业区域和季节变化，优化作业班次安排。提高作业定额，定期更新环卫作业设施设备，提升现有各类环卫车辆、清洗设备等性能，全市建成区主次干道机械化作业率达到95%以上，减少人工作业强度。

四、加强劳动保护。製定武汉市环卫作业防护标准，保障作业装备规范化。依法落实环卫工人职业病防治措施，为环卫工人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建立健康监护档案。规范作业着装，根据实际需要发放春夏装、秋冬装和带有安全警示标识的作业服装。开展环卫工人职业卫生和作业防护培训，指导环卫工人做好自身防护。

五、完善救助机製。城管、工会、妇联等部门利用自身资源，为环卫工人提供法律维权服务。利用现有网上救助平臺或争取热心环卫事业的基金组织、社会团体募集资金，为因重大变故导致生活困难或患病伤残的环卫工人给予救助。健全环卫作业风险保障机製，为环卫工人购买意外伤害等商业保险。

六、落实薪酬增长。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环卫工人薪酬动态增长机製。一是合同製环卫工人（含劳务派遣工）基本工资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30%确定，逢政策性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相应调整，并纳入环卫作业服务招标合同内容。鼓励有条件的区按照限低不限高的原则确定。二是按照国家法律或省市相关规定，足额为环卫工人缴纳五险一金，发放加班工资、高温津贴等补助。工会代表环卫工人就发放工龄工资、年终奖金等内容，与环卫企事业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三是积极开展劳动技能竞赛与技术创新，结果运用与奖励工资挂钩。

七、提供相关福利。为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提供公租房保障。利用现有公房、改造环卫设施、配设辅助用房等方式，为环卫工人提供集体宿舍或临时宿舍。保障环卫工人休息休假权，落实带薪年休假製度。将环卫工人纳入工会会员管理，每年足额缴纳会费，享受会员福利待遇。市、区每年组织符合条件的一线先进环卫工人带薪疗休养。

八、关心职工生活。各区结合自身实际，多渠道为环卫工人提供就餐、饮水、休息等便利。一是低温雨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时期可实行集中供餐送餐，有条件的单位开放城管系统单位食堂，根据实际情况试行收取成本费用，环卫工人在保洁服务区域范围内共享内部食堂资源。二是提档升级环卫作息间或租用门店，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点，并具备取暖纳凉、微波炉热饭等功能。三是联系一批公共机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校、银行和加油站），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餐点或茶水、微波加热器具。每年夏季高温及春节期间组织开展环卫工人慰问活动。

九、安排子女就学。对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环卫工人子女，由居住所在区统筹安排接受义务教育，解决其后顾之忧。

十、保障身心健康。将定期体检纳入环卫作业服务招标合同内容，环卫企事业单位应每年组织环卫工人进行健康体检，体检费用不低于500元/人。建立心理疏导製度，聘请心理咨询师对环卫工人尤其是高风险作业人员做好心理辅导和疏导，畅通诉求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