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治中国的过程

作者 陈宪辉 写于二零一五年

极权框架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发表了转变为宪政国家的规划。革命后，民国历届政府继承了清廷的宪政目标。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历届政府均申明要召开国会，制定宪法，走向宪政。北洋政府走向宪政的努力被国共两党武力摧毁，国民党政府走向宪政的努力被中共武力摧毁。在延安，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曾对美国人大谈崇尚民主。这些言论只是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手段，共产党不变的立场是从根本上拒绝宪政。毛泽东的世界观是游民思想的传承，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信奉武力、权谋与利用，没有平等、协商和法律观念。他虽然派代表参加了美国人策划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坚持武力推翻国民政府，没有打算协商，对制宪、国会嗤之以鼻。

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时，毛泽东背弃内战时向社会各界作出的反对壹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准备取缔中共之外的所有党派，不召开国会，不制宪。他向斯大林阐述建国方案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独裁者斯大林当然不反对独裁，但认为应作装点门面功夫，不应赤裸裸的独裁。他复电毛泽东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著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1] 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允许苏联国内多党存在而要求中国多党存在、政治协商不以为然，但这时他正设法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当然不能抗命。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内战败局中动员各国驻华使馆随同政府壹起南迁广州，美国指示驻华大使留在南京，准备抛弃国民党与中共新政权建立关系，而斯大林指示苏联大使罗申随国民党南迁广州，谋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即将实现时，斯大林又突然想止步了。他的考虑是，壹来担心毛泽东像二十年前的蒋介石、冯玉祥壹样，接受援助壮大后与苏联决裂；二来感到壹个统壹的中国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希望中国处于分裂状态；三来担心美国武装干涉；四来担心毛泽东成为另壹个拒绝作下属的铁托。斯大林刚把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斥铁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并正考虑派人去暗杀铁托（铁托不久后写信回应说：如果妳再派人来行刺我也派个人去莫斯科，并且不用再派第二个人），他担心拥有更强力量的毛泽东成为他的另壹麻烦。出于上述担心，斯大林谋求国、共划江而治，让国共两党互相牵制，同时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考察中共的立场。

在西柏坡，毛泽东壹系列动作并举以打消斯大林的疑虑：向米高扬再三保证将照顾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申明支持蒙古独立， 表态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划清界限，发表向苏联“壹边倒”的声明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谩骂美国和司徒雷登的文章，以间谍罪判处美国驻沉阳领事华德有期徒刑并驱逐出境等等，以行动证明中共向苏联“壹边倒”。米高扬满意离华后，毛泽东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宣布“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会后，毛泽东派刘少奇访苏，将建国计划报斯大林批准。

7月，刘少奇率高岗、王稼祥及翻译师哲等人秘密访苏。在莫斯科，刘少奇再向斯大林当面保证中共绝不在苏美之间脚踩两只船，将奉行向苏联“壹边倒”，并申请于 1950年 1月 1日成立建国。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壹边倒”保证及“挤走”美国外交官的行动感到满意，决定放弃谋求划江而治，批准了中共建国，提出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暂时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状态，应将建立中央政府时间提前。他承诺，在中共建国后立即承认新中国政府，给予新政权3亿美元贷款，派专家帮助新中国政府等等。为配合中共对刘少奇访苏的保密，苏联只披露了1949年7月高岗率领东北代表团（实际上高岗是刘少奇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签订贸易协议的消息。消息披露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抗议，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沉钧儒等“民主人士”，指示他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毛的信让流亡在香港的反蒋派们弹冠相庆，兴奋准备上京加入新政府。根据传来的斯大林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提前于1949 年10 月1日宣布建国，决定立即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协。这里，“没有反动派参加的”的意思是全部政协成员必须是中共批准任命的。中共决定，党派代表仅限于民盟等几个中共认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仅限中共的属下团体。根据中共的原则，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团体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中共领导的团体，“民主人士”有宋庆龄、钱昌照、萨镇冰、颜惠庆、章士钊、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张元济、梁思成等名流，其他代表包括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中共认定劳动模范，以及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曾泽生等国民党降将特邀代表。

从筹备政协开始，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开始了他少年立志的“坐龙庭”时代。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时代可没人敢如此。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接收中南海办事处”，决定将中南海“从速正式开放，为北平市民共同游憩之公园，永远开放，不收门费”。1929年5月，北平特别市政府仿照当时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的成例，将这里命名为三海公园，正式开放。1930年12月，北平市府将公园名称改为中南海公园。在新华门楼底层门内，悬挂著由满清遗老张海若魏碑体题写的“中南海公园”横匾。公园依赖以下几项收入筹资改善环境，维修破损建筑：门票收入：公园门票与北海公园壹样，均为五分；设停车场：脚踏车每辆收大洋壹角，人力车大洋两角，汽车大洋五角；出租房屋的收入：中南海园内有居仁堂、喜福堂、欢喜庄、增福堂、来福堂、果园等百余处房屋。公园管理部门将园内房屋向市民招租，租价分五等，每间两元至六元不等；开辟钓鱼区，售票钓鱼票每张壹元，限钓鱼二斤，超过二斤补票。公园利用这些收入维修园林内道路，增加路灯、坐椅，建厕所，维修损坏严重的新华门、蜈蚣桥，雇清扫夫，花匠，请警察局派人驻园保全，使皇家园林焕发昔日光彩。整个国民政府时代，中南海与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壹样是普通民众休闲娱乐，举行活动的场所。[2]  随著国民政府垮台，美丽的中南海从市民公园变回了皇家禁地，是为共产革命实质是换个更专制的人作皇帝的壹个证明。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大会以山呼“毛主席万岁”开始，民国以来在野党派、社会贤达批评政府，制约执政党的政治环境不复存在。政协会议内容是举手通过中共的壹系列决定：宣告建国，宣布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名单，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等决议案。中共拟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人员组成为：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琛、张澜、高岗，委员陈毅、贺龙等56人。

关于国号，建国前中共长期宣传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号已广为人知。当时国人广泛爱护中华民国法统，不认为有必要变更国号。变更国号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他决定加入“人民”、“共和”几字。壹些代表知道，中共拒绝民选，拒绝共和，要求壹党专制，使国号中的人民、共和字眼失去意义，于是在会上指出加多这几字并无必要。对此意见，中共以在议程中不安排讨论国号的方式加以拒绝。

关于国旗，中共的设计为四小星环拱于壹大星之侧的五星红旗，壹大星代表中共的领导，将爱国与爱党绑定；四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体现剥夺相当壹部分有产者，主要农村地主，的国民资格。国旗上中共凌驾于人民的寓意与深入人心的共和、民主理念相违背。在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环境下，没有人敢于抨击中共独裁，但中共也不便明言壹颗大星代表自己。于是，《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以不明说国旗中壹大星所象征的办法回避党国寓意，只解释说：五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民国时长期敢言的名流政协委员们在重大的国号、国旗寓意问题上沉默了。壹年后，人们在镇反运动与土改运动中才知道，改民国为人民共和国意味著取消壹部分国民的财产权与生命权。按照中共的理论，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决定谁有资格为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有权剥夺他们认定为敌人者的公民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

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壹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沉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中共在天安门举行了开国大典。

如同中华苏维埃国的建国，要员任命，各项纲领文件均是斯大林的决定壹样，中共召开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斯大林的决定，或由斯大林批准。不仅如此，新中国的国旗、国徽中代表暴力革命的红色来自苏俄，五星来自苏俄（中共、越共、朝共的国旗均有红色及五星），《共同纲领》和后来宪法的党国体制框架来自苏俄。

共同纲领

建国前，毛泽东计划取缔中共以外的壹切政党，不开国会，不制定宪法，恢复中华苏维埃国。斯大林不同意赤裸裸的独裁，否决了毛泽东的计划，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毛泽东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决定，也不想完全地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办，决定作些变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政治局会上宣布，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以指定成员的政协代国会，制定壹个临6102;性质的《共同纲领》代宪法，成立自任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和周恩来、许德珩为正副组长的《共同纲领》起草组。这时，中共党内弥漫崇拜毛泽东气氛，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布置为，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两侧锦旗写著“我们永远作妳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壹切”，毛泽东连党全会的新闻稿都要亲自修改才允许发表，显示中共在党内或党外均没有打算平等协商，不可能接受不同意见。

几个月后，中共将起草组拟出的《共同纲领》草案交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征求意见，然后报毛泽东定稿。这壹征求各党派和各界意见的程序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所谓“各党派”或“民主党派”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领导，所谓“民主人士”也是中共地下党或指定的亲共人士，具有决定意义的程序是毛泽东定稿批准。这种国家大法由个人定稿的程序进壹步证明中共和毛泽东无意协商。与草案征求意见程序壹样，新政协通过《共同纲领》草案程序也是全体举手走过场。在“毛主席万岁”声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背景下，政协代表们失去质疑的勇气。

从内容看，《共同纲领》的末代清廷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诸大法版本的倒退。《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确立虚君共和议院政治体制，以宪法由资政院起草，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修改宪法权力属于国会，皇族不能担任总理，皇帝不得干涉行政，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不能干预等项规定基本废除了皇权。此后民国制宪的几个版本基本都表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两大宪政基石。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壹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不受侵犯之权”。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最为进步，不仅阐明了上述两大宪政基石，还规定了地方自治原则，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旧政协制定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虽有以党治国、壹党专制内容，但申明“国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壹律平等”，申明了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规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归总统统帅，超然于党派、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宪政原则。

然而新中国伊始，《共同纲领》将上述宪政基石和宪政原则人全面废除。首先，它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人民划分为不平等的阶级，将大部分有产阶级排除于人民之外；其次，它废除了民国宪法中私有产权不受侵犯的条文，宣布城市资产阶级，农村地主、富农的财产权利不受保护，实际宣布当权者有权剥夺人民的财产；第三，它否定军队国家化，强调军队必须效忠中共壹党，服务中共壹党私利；第四，它自相矛盾地壹面规定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壹面又规定中共对政治权力垄断；第五，它自相矛盾地壹面规定国家保障人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等权利，壹面又以镇压反革命的条款否定上述权利。八百年前，英王约翰在贵族压力下签署了《大宪章》（THE GREAT  CHARTER），承诺王室不得随意侵犯私有财产权。这份文献确立了法治和自由民主的基础，可见，民主自由说到底是为了捍卫私有产权、个人利益。以剥夺他人私有财产为宗旨共产革命反民主，反自由，共产党制定的《共同纲领》也是如此。多数政协成员们举手通过这样倒退的大法是出于无奈。因为，中共已经在占领区开始了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家清楚，反对中共的纲领与反革命之间没有界限。很快，他们中的壹些人成了镇压反革命条款的受害者。镇压反革命的条款被其后五十年的各中共宪法版本保留。期间，中共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国民。

党国体制

1924年，苏俄在主持改组国民党将党国体制引入了中国，将政治部、宣传部引入了国民党和党军。北伐中，国民党人看清了苏俄赤化的灾难性质，拒绝苏俄安排的赤化道路，对苏俄决裂，驱逐了苏俄顾问和党内军中的公开共产党人，但还是保留了党国体制及其代表性机构——政治部、宣传部。在整个国民政府时代，国民党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无法达到政治权力的垄断，无法取缔独立传媒，无法全面党化教育，甚至也无法全面党化军队。因此，党国体制在国民政府时代未能在中国全面确立。随著中共建国，党国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列宁、斯大林赤化中国的计划实现。

党国体制的核心是革命党垄断壹切政治权力，将军队、政府、司法、媒体、思想、文艺、教育等社会生活所有方面全面党化、赤化，不允许其它政党真正存在，取缔独立的司法，独立的传媒，独立的舆论和独立的思想，只允许壹党的理论、纲领、信条和声音存在。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宣传中最具蛊惑力的卖点是抨击国民党独裁和鼓吹共产党民主。十年间，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充斥鼓吹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这种表象是中共领袖们游民特点的充分展现。他们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信奉暴力、独裁，完全没有平等、权利观念，更谈不上民主观念，但他们深通欺骗之术，纷纷发表民主言论作为推翻国民政府的斗争策略。毛泽东与孙中山壹样深具游民意识，要求当权后取缔壹切其它党派，革命党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在准备建国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表达了消灭所有其它政党的计划。斯大林否决了毛的计划，不同意赤裸裸地独裁，要求保留几个听命共产党的伪党派装点门面。毛泽东必须服从，不情愿地指定八个附庸党派继续存在，但同时实行党禁，不允许民众再组新党。获准继续存在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民主同盟（民盟）、民主建国会（民建）、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不是真正意义的政党，都在党纲中规定服从中共领导，其领导人选由中共决定，多数由中共秘密党员充任。对于《共同纲领》中所有党派必须接受中共领导的规定，民盟领袖罗隆基抨击说：在野党不但可以不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更可以反对执政党，约束执政党。世界上没有壹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壹个政党的领导。民盟盟章中若加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条文，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他提出，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对罗的要求，中共不屑理会。毛泽东在中共内部讲话中说得明白：“房子（政协）造好了，不能空荡荡吧？总要摆几个花瓶挂几幅画。”“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干净，办法壹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壹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3]   毛此言道出了“民主党派”的真实生存状况。中共通过“民主党派”中的秘密党员控制著八个“民主党派”，通过控制经费、办公场所和提供给党派领袖们的“级别特供”待遇让八个“民主党派”俯首听命，成为政治橱窗。中共将此主仆关系美称为“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八个民主党派”的党魁、高层要员都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建国后没有停止在“民主党派”和港澳台及海外发展地下党员，并仍然让这些人将共党身份保密。

在党化媒体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申明要取缔舆论自由说：“要建立的政权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  在中共的语汇中，人民的就是党的，党的机关部门通常冠以人民字眼，如人民代表，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等等，实际都是党的附属。毛泽东“只让人民有发言权”的意思实际是只有共产党有发言权。他的理想世界是党报之外无报纸，党媒之外无传媒。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指出：“我们的第壹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人们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壹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 “我宁可有报纸而没政府，也不要有政府而无报纸。”中共建国时的第壹件事就是取缔新闻自由，取缔民间报纸，实行对新闻、出版、报业、广播严格管制，将所有报纸纳入了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体系，在党报之外只留下了名义上是“民主党派”所办，实际也是中共控制的《光明日报》、《文汇报》与《大公报》。

清末新政的壹项重要成果是办报自由。《大清报律》宣布，办报无须审批，向当局备案即可。清末、民国时，不存在政治权力的垄断，成立党派，创办报纸完全自由，报纸抨击政府，揭露黑暗蔚然成风，陈独秀可以办《新青年》自由表达观点，李大钊可以在苏俄秘密金钱支持下创办成批的刊物，成立成批的团体宣传苏俄革命，开展革命活动，毛泽东可以创办《湘江评论》，自由表达观点。在赤化中国过程中，苏俄将控制传媒、党化报刊、新闻审查等制度引入了中国。国民党拒绝赤化，基本延续了清末以来办报自由局面。以“民国第壹报人”张季鸾和《大公报》为代表独立报人和独立报纸不仅存在，还有发展的空间。张季鸾为《大公报》提出了“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社训，拒作党派工具，拒以言论自由作交易，坚持了“超党派，为人民说话，作人民的喉舌”的办报宗旨。《大公报》社评以敢于揭露黑暗、抨击国、共两党而闻名。在国民党开始北伐时，《大公报》敢于抨击国民党武力统壹中国的计划，抨击国民党效仿苏俄建立党军是“国军私有，民治沦亡”，直指北伐是苏俄为了自身的利益挑起的中国内战，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蒋介石上台后，《大公报》发表了《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蒋介石之人生观》、《党祸》等抨击文章。不光《大公报》如此，国民政府时期的主要报纸大都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社评，揭发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文章为卖点。例如，《申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等文，与国民党宣传部对著干。国民党政府习惯在这样的舆论抨击中为政。在政治多元，舆论宽松的局面下，民间不仅能独立办报，还能办独立的广播和通讯社。陪都重庆的民营报社、通讯社有两百多家。沦陷区的传媒更加繁荣，有报纸七百多种，广播电台数十座。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中共充分享受著舆论宽松的好处，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时在国统区照样办著众多赤色刊物，在抗战期间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新华日报》宣传共产党主张，抨击国民党壹党独裁。在建国前夕，独立评论家储安平对舆论的前景表示忧虑说：“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壹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壹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壹个有无的问题了。”[5] 

储安平的担心不幸成为现实，独立报刊在建国后立即被取缔。著名的《世界日报》变身《光明日报》是独立报刊被取缔的标志性事件。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日报》在抗战前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抗战胜利后，成先生在复刊宣言中坚持超然于党派立场抨击国共两党说：“共产党者不改变政策，仍如政府所传，专以杀人放火，斗争暴动为能事，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革命，势所必至。”解放北平后，中共没收了所有民营报纸，查封了《世界日报》。成舍我发表声明中说：“世界日报不特从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与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国民政府统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贷款，亦向来谢绝。中共所查封世界日报资产中，每部机器之齿轮，每块铅版之字粒，皆为余及数百同人绞脑汁，流血汗以获得。世界日报今虽暂时不能再向华北广大读者供献超然独立之社论，迅速确实之新闻，但过去数十年来，华北广大读者所给予世界日报滋育成长之鼓励，正可坚弥余及无数新闻战士，为新闻之自由继续苦斗之信念。”中共派民盟接管了《世界日报》，将其改组为名义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民盟领袖们没想到，几年后中共不容《光明日报》仅存的壹点其它党派色彩，将其改组为另壹中共党报。

没有了独立报刊，没有了敢于暴露真相的独立评论，没有了舆论监督，人民就失去了约束政府不做坏事主要武器。在《世界日报》为代表的独立报刊被全部取缔后，中共得以向全体国人封锁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共与朝共入侵韩国的决议，得以向国人封锁土改运动、镇反运动中的大屠杀。在后来整个毛泽东时代，《人民日报》甚至成了毛泽东的私家报，其头版头条、编者按成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栏，《人民日报》和中宣部的负责人陈伯达、邓拓、吴冷西等人直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撰写社论。在党国体制下，独立于中共的思想、文艺、理论刊物被全部取缔，思想界、文艺界、理论界被全面党化。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作为苏俄引入中国的祸害，政治部、宣传部的主要功能是隐瞒真相和推出谎言。政治部因党禁而存在，宣传部因报禁而存在。台湾废除党国体制后，没有了党禁、报禁，政治部、宣传部自然消亡，甚至新闻局也自然消亡。

       在党化司法方面，中共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彭真为副主任兼党组书记的政治法律委员会（政法委），统管司法部、民政部、法制委员会等与司法相关部委。政法委名义上是政务院的下属机构，实际是党管司法的机关，其名称虽非搬自苏俄，但它代表的党管司法模式来自苏俄。在司法服从党权方面，新中国与苏联没有区别。在苏维埃国时期，中共照搬苏共的模式，实行以党代法，苏维埃政府中的司法部徒有其名，保卫局直接捕人、杀人，各苏区肃反中逮捕，屠杀均不经司法审判程序。延安时代，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等法院、法制室、司法委员会等机构也只具宣传意义，类似苏区保卫局的社会部直接捕人、杀人，社会部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逮捕、关押、处死黄克功、王实味等壹大批干部均由毛泽东决定，社会部执刑，完全不经过边区法院审判。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是参议会选举产生，实际由中共中央决定壹样，边区的法院、法制室也是党的下属，须服从党的意旨，除民事小案外的所有案件审判均须上报中共中央决定。在筹备建国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王明、谢觉哉为首的“中共中央法制委员会”作为党管司法的机关。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王明起草的《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几个月后，中共在《共同纲领》中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壹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里所说的壹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主要指民国的“六法全书”。

六法全书是宪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的总称。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沿用了清末修律的成果，在沿用旧法的同时不断修改，补充，逐渐形成了“六法全书”。这部全书不是壹个朝代、壹届政府、壹个政党的创造，而是清末以来几代法学家吸收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原则，不断修改以适应国情的结晶，其形成的过程与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壹样，是长期进步的成果。六法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也不是国民党所制定，而是包括中共的所有主要党派共同参与制定的，其特色是超然于党派。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指出：法律是缓慢进步的，其稳定性和连续性至关重要，不应因政权更迭而丧失。然而，在毛泽东藐视壹切法规思想的主导下，中共建国伊始就将半个世纪司法进步的成果全部废除，斩断了清末以来法律的连续性。不光是中共藐视成法，山呼“毛主席万岁”的政协代表们全体追随，壹致举手废除了壹切旧法。他们想不到，中共立即发动了壹连串整肃运动，使人民，包括他们自己，尝到了没有法律保护的痛苦。他们更想不到，中共废除旧法后三十年不立法，除了壹部党化宪法和壹部《婚姻法》外无法，壹切以中共的决定为法。

以政法委为代表的党化司法体制是对从清末到民国司法进步历程的大倒退。这壹倒退意味著无数民众的灭顶之灾。在建国后几年中，中共不经司法审判屠杀了数百万地主富农和旧政权、旧军队人员。1954年，新中国宪法颁布，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在各界维护宪法权威和司法独立的呼吁声中，中共暂将法律委员会撤销，但拒绝民主党派提出的司法独立的要求。在 1954年中共撤销政法委到1958年恢复政法委（政法领导小组）期间，中共党权统管司法的情况毫无变化。在认为司法服从党权方面，中共众高层没有分歧。刘少奇在1955 年1月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汇报时指示说：“我们的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6]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同年9月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说：“公安、检察、法院都是党的工具，是党的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镇压敌人的工具，这点必须明确”；彭真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在司法行政和法院系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壹部分人想借口‘司法独立’来摆脱党特别是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党分庭抗礼。”这几位中共领导人后来都尝到了没有法律保护的苦头。

1958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书记挂帅”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要求党垄断壹切领域，规定“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根据通知，中共中央成立了彭真为组长的“政法领导小组”，各级地方也随之成立了壹套各级政法领导小组，使各级司法部门完全纳入党权之下，是为日后各级政法委的前身。在司法服从党权的格局中，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机关名义独立，实际为政法委领导下的壹家，与国民党政府之五院名义独立，但都服从国民党中政会壹样。

在党化文艺方面，中共在延安已经将文艺全面党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申明，文艺必须是党的工具，歌曲，戏剧，小说等所有的文艺形式必须党化，为中共的政治斗争、整肃运动服务。在党化文艺局面下，传统文艺被消灭。例如，陕北情歌《芝麻油》被改词成了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白毛仙姑”故事改编为宣扬阶级斗争、杀地主的歌剧《白毛女》。建国后，延安的文艺党化局面推行全国，独立于中共的文艺作品被封杀，所有文艺作品只能围绕歌颂共产党的主题。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共在改革开放中放松了对文艺的管制，但文艺党化，所有文艺作品须经中共宣传部门审查的格局没有改变，批评中共的作品仍被禁止。

在二十壹世纪，国人回望政治多元，组党自由、结社自由、办报自由、教育独立、司法独立的清末、民国时代，不禁慨叹革命带来的倒退和灾难之巨大。

镇反运动

内战中，中共在解放区展开杀地主、剥夺财产的土改运动，引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组织还乡团武装报复，中共再以军队对还乡团展开所谓剿匪战。建国后，中共将暴力土改和剿匪战推向全国。1950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镇压反革命”（镇反）的指示，要求掀起杀反革命的高潮。各地中共大员不认为存在严重威胁，没有立即展开屠杀。毛泽东不满，在下令出兵朝鲜的同时主持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双十指示，双十决定），在其中称：“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至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他要求“纠正过于宽大的倾向”，“当杀者即判处死刑”。两次指示后，各地大员开始了名为镇压反革命的屠杀。个别大员，如华东负责人饶漱石，顾虑商业环境还是没有展开镇反屠杀，被毛泽东点名指为是“对反革命宽大无边”典型（这成为他几年后被清洗的原因之壹）。

1951年1月，中南局向中共中央报上了驻湘西27军的镇压反革命报告。该报告说，在湘西21个县，仅仅驻军部队就已经处决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并准备由地方政府再杀壹批。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要求“各地务必抓紧照此办理”。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妳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1] 同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公安部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对报告批示：“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见报告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2月，西北局向中央报告说：两个月已经逮捕5,000多人，杀了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是执行镇反计划壹定要求稳，批准杀人壹律在省上。毛泽东阅此报告后批示：“对判死刑者，轻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 2月中旬，毛泽东致电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大员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壹年内，恐怕需要处决壹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是壹个五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不止两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上海是壹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两万余人仅杀两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壹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妳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壹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壹年内杀壹千五百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它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2]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恶霸必须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3]

同月，毛泽东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其中下达了按人口千分之壹比例的镇压反革命指标。这里，毛泽东所言的镇压不是逮捕判刑，而是处决。条例中列举的十二类反革命包括：勾结帝国主义者，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者，聚众叛乱者、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者，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抢劫、破坏公私财物者，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伪造公文证件者，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步谣言者，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等。毛泽东在条例中将反革命罪规定的尽量宽泛，不区分已遂、未遂，将“勾结”、“包庇”“挑拨”、“传播谣言”、“煽动”、“策动、勾引”等无从界定的随意性罪名都作为镇压的依据。与《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挑拨”、“煽动”、“对抗”等随意罪名壹样，毛泽东指示中的“恶霸”、“民愤”也是随意罪名。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各地大员开始突击逮捕、杀人。在北京，公安部长罗瑞卿直接领导、指挥，在2月17日逮捕675人，第二天枪决了58人。毛泽东对罗在北京的做法立即表示赞赏。毛的赞赏让其它地方大员感到压力。3月7日，罗再指挥逮捕1,050人，在3月25日枪决了199人。同月，天津市委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处决了150人，拟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再批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京津行动后，华东大员饶漱石为没有展开屠杀作了检讨。市长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说：“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复电：“如果妳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妳们注意在逮捕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该杀掉第壹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壹批。”  [4] 4月1日，中共上海当局发布了《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和《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规定：“反动党、团（国民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三青团等党派）的干部，国民党军军官，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人员，南京政府所属各组织的成员均须于在规定期限内亲赴公安局设立的‘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总处’办理登记，对有隐瞒，抗拒登记者将予以严惩”。基层负责人不知道高层意图，大力宣传“只要登记、坦白，决不追究”。前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们信以为真，纷纷登记，并说明当年是为了抗日才加入这些党团组织的。然而，当局随后展开了对登记者的捕杀行动，于4月27日逮捕8,359人，于4月30日处决285人，于5月9日再处决28人，于6月15日再处决了284人。上海当局以反革命罪名大规模捕杀有旧政府背景和经历者，对新政权和解放后的经济危机有过牢骚话者，被揭发藏匿武器、散布谣言者，相信当局“不追究”承诺向政府登记参加过与国民党有关的组织者，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下达的指标。

被毛泽东不断点名批评后才展开行动的上海捕杀规模如此，其它城市的捕杀更为惨烈。几个月间，各大城市每隔几天就枪毙壹批人，少则几十名，多数百。召开公审大会后立即处决数百人。由于毛泽东壹再批评“宽大无边”，各地领导人以多杀来表现积极执行中央政策，对基层报上来的杀人名单壹律照准。各地领导人知道，他们头上的乌纱由毛泽东壹句话决定，纷纷主动提高杀人比例。例如，贵州当局将毛泽东下达的人口千分之壹比例提高到了千分之三，广西柳州专区提高到了千分之五。壹时，报纸上 “坚决镇压反革命”，“某某反革命分子伏法”的报导铺天盖地。报纸报导的只是部分城市镇反的情况，多数城市及农村枪毙“反革命”不登报、不公告，处决人数是糊涂账，很多乡村报送到上级的材料只有人名，没有关于罪行的详细材料。因为基层上报只是为了完成杀人任务指标。在安徽，桐城县当局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了报告。然而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即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这16人中有5个伪保长，4个三青团区分部委员，3个宪兵，2个壹贯道坛主，6个地主，没有壹个人有血债。阜阳专区在枪毙几个恶霸地主时还把同他们睡过觉的几个“破鞋”以“给劳动人民丢了脸”的罪名壹起枪毙以凑数。

为推动镇反升温，毛泽东否决了西北局提出的“执行镇反计划，壹定求稳，批准杀人壹律在省上”的意见，指示将杀人批准权下放到专署壹级。 [5] 各地大员知道毛泽东的意思是进壹步下放，纷纷将批准杀人权下放到了县、乡级，部分地方下放给了工作组。镇反运动的判决过程通常与农运中的农民协会杀人壹样简单，召开公审大会，台上挂出“人民法庭”横幅，运动主持者将认定的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绑押上台，有积极分子领喊口号，群众跟随，算是完成了审判，然后就拉人去枪毙。运动中，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法场。为增加震慑力，枪毙都让老百姓围观。死难者家属通常为免灾难扩大不敢去收尸。

中共在湘西的所谓剿匪最能说明屠杀之惨烈。1949年10月，为争取国民党“湘西王”陈渠珍投诚，解放军湘西军区（第四十七军）政治部在沅陵开办了“和平军官训练班”，组织国民党投诚党政军人员学习，实施“教育改造”，请陈渠珍来参观训练班。陈眼见训练班不设警戒，允许学员周六回家团聚，学员们贴出学习墙报，写学习心得的情况，决定也向中共投诚。[6] 1950年3月，毛泽东的“镇压反革命”指示下达到了湘西，四十七军向上级报说：“已经镇压了反革命4688人，全区八万土匪、几千在乡旧军官，及恶霸与伪警队伪乡保长等坏分子将近十万，我们经过几次讨论，决定分化瓦解消灭敌人。在这个总方针下作出了杀壹万人的预算”。经过几个月的镇反捕杀，四十七军在年底报告中提出准备缩减杀人规模说：“中南局……指示均悉，我们都进行了讨论，并已告各部队和地方，镇压匪首惯匪已收到相当效果，应基本上停止。”[7] 然而，毛泽东阅中南局转来第四十七军的镇反报告后，将湘西杀人数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比较，指责指责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处决了三千人杀得太少，将四十七军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负责人，在批示中说：“在湘西二十壹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壹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使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11]  各地接到指示，以四十七军为护栏，将对旧政府党政军人员的屠杀再升级。四十七军得知毛泽东的指示后变缩减为扩大。在沅陵的屠杀行动中，四十七军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处决汪援华、潘壮飞、周振寰的大会。汪援华，永顺县人，历任国军团长、副旅长、副师长，在1937年上海淞沪保卫战中率领特务营在浏行地区激战五天五夜，被《中央日报》以《浏行喋血记》为题报道了英勇事迹，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诚，并动员其所部暂四师暂五师、国民政府永顺县长、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周振寰率部投诚。潘壮飞，早年在唐生智部下任团长、副师长等职，抗战中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年率部向中共投诚。这次公审大会上处决的三人都是投诚人员，并都曾获得解放军“保证生命安全”的承诺。[8] 四十七军将湘西三个专区及所属各县在押的三万多所谓匪特、反革命分子杀了两万多，将几个月前在“和平军官训练班”写学习心得的国民党党政军投诚人员基本杀光，按照送投诚的国民党军到朝鲜战场当炮灰的中共内部既定的处置办法，将余下的数千投诚国民党军送去了朝鲜。[9]

镇反之后，中共湘西在土改和土改复查中继续屠杀地主，被杀害者数以万计。解放军中南军区在部署剿匪的军以上高干会议上提出：“匪患问题实质上是壹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结合，抵制征粮、反对减租退押、反对土改的严重问题。”[10]  中共内部的说法证明，所谓剿匪实际是屠杀抵制暴力土改，暴力征粮的农民。建国三年后，中共宣称彻底消除了绵延几百年的湘西匪患。新中国长期宣传的湘西剿匪实际是在350万人口的湘西地区屠杀了数万旧政府时期的党政军人员和反对暴政的农民。1979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指示，湖南当局重新审查后宣布，被处决的沅陵“和平军官训练班”成员基本都是冤案，为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害的四万多人平反。

从湘西看全国，镇反运动中受害最深的是两百万国军抗日将士和壹百万国民政府基层人员。中共在镇反运动杀害的242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曾经的抗日将领。他们中包括：何海清上将、宋鹤庚上将、夏之时上将、邓玉麟上将、糜藕池中将、谢崇阶中将、彭旷高中将、崔世昌中将、倪弼中将、曹勖中将、赵世玲中将、周址中将、林伯民中将、田西原中将、李强中将、马守援中将、刘晴初中将、潘峰名中将、宋士台中将、金亦吾中将、武庭麟中将、欧阳珍中将、陈光中中将、陈宏谟中将、陈春霖中将、罗贤达中将、戴炳南、周磐中将、黄镇中中将、徐经济中将、夏炯中将、胡栋成中将、柏辉章中将、钟祖培中将、高倬之中将、黄祖埙中将、黄质胜中将、宋天才中将、李本壹中将、李继龙中将、李楚瀛中将、杨垕中将、杨永清中将、何大熙中将、张卓中将、杨清海中将、张乃葳中将、张占魁中将、张国勋中将、余安民中将、张经武中将、陆荫楫中将、习自强中将、王春晖中将、王继祥、邓子超中将、甘芳中将、石毓灵中将、田载龙中将、包善壹中将、汤毅生、刘进中将、刘召东中将、刘孟廉中将、刘邦俊中将、刘秉哲中将、刘培绪中将、危宿钟中将、阮齐中将、颜仁毅中将、廖卓如中将、廖士翘中将、廖泽中将、喻英奇中将（南京保卫战中负伤，用蒋介石颁发的壹万银元慰恤金创办了“保靖英奇小学”，请于佑任题写校名）、粟廷勋中将、韩起功中将、韩步洲中将、蒋在珍中将、段树华中将、梁顺德中将、陈应龙中将、裴元俊少将、谢灵石少将、鲁坚少将、褚怀里少将、蔡洪范少将、谢东山少将、蒋作均少将、韩子佩少将、韩进禄少将、蒙自仁少将、路可贞少将、廖开孝少将、廖剑父少将、谭化民少将、谭呈祥少将、潘琦少将、樊明渊少将、赵俊图少将……百万国军将士有幸挺过了艰难抗战，看到了抗战胜利，却不幸成为中共屠刀下的冤魂。六十多年后，中共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找了壹些老兵参加典礼，颁发奖章，为自己营造抗战领导者形象。然而被掩盖的事实是，真正抗日国军早已在建国之初被大规模屠杀，中共对此三缄其口，全无谢罪，更谈不上赔偿。

百万国民政府人员中，除少数在海外有影响的国民政府省主席、厅长以上的高官为“统战”目的不杀外，其余都成了镇压对象。发动“渡江战役”前，毛泽东、朱德曾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在其中承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除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壹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散兵游勇投诚报到者概不追究”。准备逃走的旧政府、旧军队相关者及富人们相信了安民告示，留下来归顺新政权。他们没想到，中共建国不仅不循历代开国大赦天下之例，相反将国民党政权基层官员及雇员中的大多数以“反动军人”、“特务份子”、“反动党团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关押或枪毙，将乡长、保长、甲长、村长等旧基层人员几乎斩尽杀绝。例如，国民政府贵州的81位县长全部被中共杀害。旧政府基层官员中的幸存者多数没有躲过随后的肃反等运动的打击。到文革时，与旧政府相关的人员基本消灭干净。害命之外还要谋财，中共中央在镇反运动中发出了《关于没收反革命份子财产的通知》，要求没收被镇压、关押者的财产。

大规模的镇反屠杀是毛泽东壹手推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充斥关于要求放手杀人的指示，充斥“应当放手杀几批”、[12] “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应坚决杀掉”、[13]  “就是要坚决地杀掉壹切应杀的反动分子”[14] 等血腥字眼。与镇反运动同时的土改运动也是毛泽东壹手推动，也是杀人如麻。如果加上同期镇压旧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抗争农民的“剿匪战”，中共建国后几年的血腥超乎时人和后人的想象，是古今中外政权更迭中最血腥的记录。血腥屠杀之外还有更大的迫害数字。两百万被杀害、关押的旧军政人员之外，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株连，受到长期迫害。四十年前，袁世凯在政权更迭时申明“饮水思源”，“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 ，“优容前清耆旧”，最大限度地避免流血，创造了政权更迭最少流血的记录。民国后，中国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通常是旧军政首领通电下野出洋为止，大多数低层职员照样效力新政府。了解了中共建国后的血雨腥风，人们才感到袁世凯政治家风范之伟大，才感到清末、民国时代的宽容。

1952年底，中共宣布镇反运动结束。由于镇反运动后期毛泽东重施延安整风后期批评“运动过火”的故伎，指责地方官员滥杀，各地官员跟随毛泽东转向，从多报杀人数邀功转为少报杀人数免责，镇反运动的死难人数被大幅隐瞒。关于镇反运动中的死难人数，蒋介石的壹篇谈话可作参考。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是要在壹夕之间，把壹个重人道和以忠厚宽大做传统的民族，变成壹架战斗争杀的机器。我在下面只将共党自己公布的两套数字给妳。第壹套数字是根据各地共党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10月初所作的正式公布，北平政权在1949年10月1日与1950年10月日之间所清算的‘反革命份子’为数达119万人；第二套数字，系从北平的《人民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广州的《南方日报》和汉口的《长江日报》等四种共党机关报纸所发表的新闻中统计得来，在1951年2月与1952年2月之间，它们所发表被清算的非共人士共为383万人。这与第壹套数字合计，共党自己承认的人数，已在500万以上。但此种计算，自然并不完全，因为就第壹套数字而论，我政府还不曾获得共党华北区、东北区和西北边远区军政委员所发表的报告。就第二套数字而论，报上所载的数字，也不过是壹部份。1952年1月以后，共党反复不断举行大规模之清算，壹定比上述数字要超出很多倍。”[15]  陈诚抨击中共以人民和革命名义屠杀的逻辑写道：“黄巢闯献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闯献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壹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 [16]

中共对旧政权人员的屠杀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祸害，苏俄就是这么作的。俄国革命前，沙皇流放煽动罢工的列宁时堪称优待，没有集中营和监狱，仅是流放到指定地区，列宁在流放地不受任何限制，不需要作任何工作，有家属陪同。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将已经退位的沙皇罗曼诺夫皇族及亲王四人斩尽杀绝。杀皇族仅是苏俄红色恐怖的开始。列宁要求“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行动”，“在调查时无需寻找证据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语言上是否反对苏维埃政权”，[17]  声称“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不受任何约束，不受法律条文限制，没有规章制度制约，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入的。”[18]  他下令所有农民必须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将抗拒交粮者就地枪决。时任苏共司法委员埃萨克.斯坦因倍格披露，列宁提出壹项法令草案，标题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殆中”，其中有壹条，要求把壹大批犯人不经过审判即以敌特，投机商，盗贼，流氓无赖，反革命煽动者，德国奸细等罪名“就地正法”。斯坦因倍格反对恐怖道：“那末，我们何必还要什么司法人民委员部？让我们干脆把它叫做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把社会上的人统统斩尽杀绝好了！”列宁回答：“这正是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我们却不能把它说出来罢了。” [19]  列宁要求杀人的指示，命令不胜枚举。例如，“同志们！五个县区的富农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把那些臭名彰著的富农、财主、吸血鬼统统吊死，人数不得少于壹百名(吊死后就挂在那里示众，让民众观看) ……把他们的全部谷物，统统没收过来；要指定壹些人做人质——照昨天的电令办理。要做到这样的程度：使周围数百俄里(公里)以内的民众都能看到，都能知道，都会胆战心惊，奔走相告，说我们正在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而且还要绞杀其他的吸血鬼。”[20]  建立红色政权后的几年中，苏俄成立了数百肃反委员会（契卡）和壹千多个革命法庭，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了数百万人。苏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晚年回忆：“契卡和克格勃人员曾在签署枪毙名单时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无数死刑判决书上仅写了俄文枪毙壹词（расстрел）的第壹个字母Ｐ。日托米尔州壹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枪决了3000人。”[21]   屠杀之外，苏共没收被杀害者的财产，其中的部分金钱被用于了建立中国共产党。了解了苏共建国后的所作所为就会清楚，中共的镇反照搬自苏俄。对比苏俄的肃反条例、苏共为中共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毛泽东建国后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会发现，三者壹脉相承。对比列宁的“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字眼，毛泽东的镇反指示又是壹脉相承。民国时的张作霖，对苏决裂后的国民党政府谴责赤祸没有错，新中国的镇反运动完全是苏共镇反的再现。

镇反运动中，中共发展出了两套迫害人的制度。其壹是管制制度，中共将幸存的国民政府公职人员和旧政府雇佣杂役，国民党员，与国民党人有关系者，有直系亲属在镇反中被杀或外逃者，集体加入过三青团者，曾经脱离共产党者，曾为国民党报纸撰文者等等数百万人列为“有历史问题者”、“内部监管对象”，对他们实施长期监控，要求他们经常向公安等“管制部门”“报到”，逢年过节和政治运动期间要接受当局训话，走亲访友，参加聚会要向当局申请批准。其二是苏俄引入的政治档案制度。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共要求干部写自传，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以这些材料作为整人手段。整风运动后，每个干部都有了自己看不见的政治档案。经过镇反运动，中共将政治档案制度由党内推向全社会，给每个人建立了壹份本人看不到，无法申辩、澄清的政治档案，将全体人民都纳入了中共政治审查和监视体系。在随后没完没了的整肃运动中，人们的政治档案被塞进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包括党团组织的鉴定，被要求填写的各种表格，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别人写的揭发材料等等，甚至包括了日记、信件，男女私情等隐私材料。在确立党国体制后，中共营造了百姓没有政治档案就无法生存的环境。很多人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才知道自己蒙受了长期的冤屈是因为政治档案中被塞进了诬陷和陷害的材料，还有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遭受了政治陷害。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战后期，中共为贴补迅速扩张的军费抛弃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诺，在控制区内恢复了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不过不沿用苏俄输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称土地改革。经过抗战时期长期的减租减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被剥夺干净，农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状况。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偿还苏联军火债和应付军费开支，在解放区全面开展暴力土改运动，没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将划定地主的标准壹再降低。中共解释农民贫困的原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事实并非如此。民国以来，中国农民贫穷的首要原因是兵祸。革命带来军队暴增，使农民遭受越来越多兵匪搜刮和战乱祸害。例如，红军靠“打土豪”维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后将稍有钱财者壹律剥夺。各路军队的军饷、政府的开支以各种名义最终均由地主承担。费孝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以1948年吴县斜塘的壹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十三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十三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的地主生活还赶不上壹个有田几十亩的自耕农。”

建国前夕，中国农民党领袖董时进博士上书毛泽东，请求共产党停止土改运动。他在意见书指出：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讲话提出的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土地的结论依据不正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75万户农户中调查的结果显示，3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壹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壹结论与本人在四川，江西农村的考察结果大致相同。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地主不是壹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例如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数土地拥有者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土改后，分到土地者的高涨情绪过了壹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应当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同时提倡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

中共要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农民和粮食，获取资源，当然不会接受董博士的建议。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已在解放区开展了几年的土改运动推向全国。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它财产”。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称土改的对象是共产党到来前三年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乡绅。人们按常识理解，既然是改革，应该是作价转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政协第壹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代表们针对中共解放区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须颁布壹纸法令就可以达到均贫富，重新分配土地的目的，可以不搞阶级斗争。毛泽东拒绝了政协代表的呼吁，要求将在全国展开暴力剥夺地主的土改运动。

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没有说拥有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运动中，中共对地主不仅没收土地，剥夺金银、耕畜、家具、粮食及房屋，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殴打和屠杀地主。在土改还算温和的江苏，斗争地主的大会已经极为残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县的土改运动中组织了1，352次斗争会，每会批斗五、六个地主，该县1，751户在乡地主平均每户经过三、四次斗争会。[2]  土改斗争大会的会场基本是酷刑折磨场。现场对地主实施的刑罚包括：捆绑、逼跪、殴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头上压石头、剥光衣服、逼爬、逼学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烧阴毛等等。[3] 在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的土改中，中农赵仲生母子被绑起来吊了壹夜。[4]  中共江阴县委在总结中承认，土改斗争会上殴打，逼跪，剥衣服、浇冷水、吊打的情况普遍存在。[5]  

与镇反运动的情况壹样，毛泽东要求土改不得温和，而要“狂风暴雨”，要求杀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杀地主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层区壹级，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杀人名单，区长或区委书记根据各乡土改工作组上报材料批准杀人。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壹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像。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壹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壹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壹大遍，真叫惨不忍睹。”[6]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壹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壹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著，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调查十二县市，采访四百位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学者谭松介绍川东土改情况说：“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壹家有两个煮饭鼎罐就被划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壹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壹个地方都要杀人。’土改中作队为逼地主交出浮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强迫背炭火铁皮桶）、‘抱火柱头’（强迫抱烧红铁管）、‘吊木脑壳’（捆头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裤子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壹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壹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积极分子、民兵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壹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壹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果。” [7]   

 在广东，华南大员叶剑英、方方根据侨乡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学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宁慢勿乱”，制定了较为温和的《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土改不激烈斗争，剥夺地主但给活路。毛泽东对叶、方的温和土改政策不满，称“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称广东、广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犯了土改右倾错误”，调曾在东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铸、赵紫阳主持中南局。毛欣赏陶在广西“剿匪战”中血腥屠杀，欣赏被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赞为“宝贝”、“土改专家”的赵紫阳在东北和晋察冀的暴力土改经验。陶、赵清楚毛泽东嫌叶剑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够暴力，到任后立即提出 “对地主要狠”。广东本地干部抵制南下大员带来的血腥土改经验，于是陶、赵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广东土改落后原因在于干部不纯，建议整肃广东本地干部。毛泽东批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将代表广东本地干部的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发动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以“地方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案”罪名整肃了数以万计的广东本地干部，整肃的手段包括关押，用刑，杀害，例如将中山县有数十位反对血腥土改的干部和广东全省约5%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将更多的土改工作队员清洗。[8] 

“反地方主义”的同时，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壹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广东的土改运动“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壹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壹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例如在粤西地区，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壹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9]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将土改划定地主的标准降低，从中农中再划出第二批地主，对他们再展开斗争和屠杀，并对不愿要地主的财产，不愿参加斗地主的老实农民以对抗土改的罪名展开同样的残酷的迫害。这种降低标准再划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现了当年红军降低标准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后将稍微有点钱财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的罪恶隐瞒。

土改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壹个标志。苏共在建立共产政权后立即发动了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共在苏维埃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这种杀人抢劫运动，国共战争期间将此运动推行整个解放区，在建国后再推行全国。苏共的消灭富农运动，苏共发动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本质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产革命打消灭剥削旗号，召集地痞流氓抢劫杀害正经农民，以抢劫的民财充军费的运动。在推翻国民政府战争中，中共通过土改运动控制了解放区的农村和农民，将内战的巨额军费分散给解放区的几亿农民负担，调动数百万农民为战争提供资源和服务。建国后，毛泽东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战的朝鲜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要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国的农村和农民。因此，他称土改运动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在土改运动这样的史上最大规模杀人抢劫中，没有农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几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中共最早在东北推行暴力土改，导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组织还乡团报复，解放军再以剿匪名义镇压反抗者和还乡团，因此中共的所谓剿匪战也最早在东北展开。随后，中共的暴力土改扩大到华北，所谓剿匪战也扩大到了华北。从1946年东北“暴风骤雨”土改到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十年间，中共在各地大规模的剿匪战没有停过，有260万反抗武装被中共正规军武力镇压。[10]  这些被镇压的所谓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武装。中共在历史教科书中赞扬历代的农民暴动，却以剿匪战的说法掩盖了建国前后十年间反抗土改暴行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这段历史有待重新书写。

土改运动带来的壹大灾难是消灭了乡绅阶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1]  他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拥有壹定数量的财产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维持善良的必要条件，壹无所有的游民必然作恶。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抱有“有地才稳”的观念，认为有产业，才有责任心。所以不论在城、在乡、为官、为商、为民都会以余钱置田产。千百年来，中国政府规模很小，县级官员很少，小县衙数人而已，县衙之下无官府，广大乡村由乡绅领导。乡绅，即地主，担负著乡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举办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乡村文化活动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乐善好施，怜贫恤老，肩负著乡村中的社会救济责任。例如，1842年无锡连降大雪，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士绅每日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壹碗；光绪年间，陕西乡绅严作霖等倾力赈灾，为地方志赞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发出募灾公启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壹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12] 上述善举代表著乡绅群体的积善传统。

乡绅地主多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田秀才”，种田的“好把式”。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壹定规模，有动力、有知识去提高生产水平，改进农业技术，培育良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是当地最高水平，他们的先进耕作方法为农民起著示范作用，代表著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古诗中的春社就是乡绅领导乡村的写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村民大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地主召集，每个农户的当家人出席，商讨本年度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生产大事。乡绅是乡土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科举废止后，各地的新学堂几乎全部是士绅捐资创办。乡绅们是理所当然的乡村领袖，是民国时期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乡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来领导中国乡村的“好人”阶层被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暴力消灭，农村从此失去了有责任心，有救济责任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精英阶层。

土改运动带来的另壹大灾难是痞子无赖成了乡村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者。他们缺乏同情心，没有道德底线，易于被煽动起仇恨，什么坏事都敢作，他们大多文盲，能力素质低下，没有责任感，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后不去耕种，而是转卖给别人立即挥霍。这些人掌权后将人性中的恶充分发挥。几年后，他们成了全国农村造假，吹牛，“放卫高产星”的带头人，成了大饥荒中的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的基层打手。他们没有领导乡村生产的正经本事，却能创造出骇人听闻、下流至极的迫害招数。

土改运动带来的第三大灾难是划分阶级成分。中国自古有地主，但没有地主阶级说，有富裕农民，但没有富农阶级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甚至富农概念与土地革命，苏维埃说法壹样，由苏俄在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引入中国的邪说。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推出富农说的用意是，在够不上小地主的农民中再划壹批人称为富农，以便多剥夺壹批民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8月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称：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从字面上看，中共的这壹决定好像是对农民经济状况的壹种评估。而实际上，中共将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划定为罪犯，不但要财，还要命，对不杀者也要作为长期的打击、整肃对象。土改运动中，中共宣称地主、富农经过三年“改造”后可以改变成分，届时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土改运动后，中共给幸存的地主、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此后三十年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居住行动自由，对他们残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农戴著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含冤离世的，使他们的子女承袭种姓之罪，继续成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贱民，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像这样将有产者剥夺后到赤贫后再杀，再斗，再长期株连迫害，是共产革命所独有的罪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记录。

中共的土改运动是对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动。它否定生命权和财产权，否定人与人平等，否定妥协和宽容，煽动斗争、仇恨、抢劫和杀人，让痞子、无赖、懒汉不劳而获，并作农村的领导者，颠覆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使世代和平相处，和谐自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了谋财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划分阶级，给全体农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经济学角度讲，土改运动摧毁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场，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业失去活力，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长期贫困，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土改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雕敝，农村基层领导劣质化，是土改灾难的继续。文革后，中共对建国之初被剥夺的部分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有所退赔，但是对在土改中被剥夺杀害的地主无平反，无退赔。土改运动五十多年后，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拒绝为当年杀害两百万地主富农谢罪天下。

土改运动展现了中共领袖们灵魂的丑恶。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鼓励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同时保护自己的地主大宅。张国焘在土地革命问毛说：“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壹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绅士，难道也‘劣’吗？”“他（指毛）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壹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3]  毛泽东不只是随便为了情况需要说些激烈言论，而是积极鼓动农民杀其他人家的地主。刘少奇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其地主祖父、地主父亲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克勤克俭，苦心经营而逐渐发家，但在土改运动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们都与毛泽东壹样，壹面保护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动屠杀其他地主。

对于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土改运动是壹场骗局。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就策划好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土改运动中，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壹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于1953年2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制农民加入合作，以集体的名义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控制。广大农民的自耕农梦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运动分得的土地连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全部没收。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是壹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壹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胁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壹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14]

为了维护土改运动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运动后长期丑化地主、乡绅，将编造的恶霸地主故事选入教材，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白毛女》是这种煽动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有阶级性，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周扬组织贺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阶级斗争”要求改编“白毛女”故事，在杨白劳欠债不还的事实上虚构出，黄世仁为霸占喜儿要求本利全还，将杨白劳逼上绝路、大春参加了八路军等情节，将黄世仁描写成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恶霸，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剧本。1943年5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扬感到该剧虽有了阶级斗争主题，但在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面还不够力度，决定对其主题再次“提炼”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以这个剧向中共七大献礼。中共七大召开前壹天，七大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白毛女》。毛泽东、刘少奇盛赞了该剧，刘并表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刘少奇此言，故事原型，乡绅黄世仁被枪毙，成了中共“党文艺”的牺牲品。土改运动后，歌剧《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被冤杀的黄世仁在死后成了恶霸。

整肃运动

批《武训传》与批陶行知

武训，山东堂邑县的穷孩子，无名，因行七得名武七。他羡慕富家子弟可以读书，立志兴办义学让穷苦孩子读书，在五十岁6102;以三十年行乞的积攒开办了专收穷苦孩子的义学。知县郭春煦视察为武精神所感，赠银十两，把事迹报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山东省巡抚张曜邀亦受感动，捐银义学两百两，赠劝募缘簿，下令免征义学学田钱粮和徭役，并为武七取名武训，意在“可为天下后世训”。武训事迹报到朝廷，光绪皇帝赐 “义学正”名号和“乐善好施”匾，赏黄马褂。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病逝于义塾。《清史稿》记载：“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万余乡民参加，师生哭声震天。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陵、建祠、立碑，山东民众开始称武训为“武圣人”。民国时，大总统徐世昌赠武训祠“热心公益”匾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拨款重建了武训祠，为武训立了汉白玉雕像，再建“武公纪念堂”及两“武公纪念厅”，国民政府以武训名命名了七省三十多所学校，在小学课本中增加了《武训兴学》篇。其中写道：“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似山东堂邑姓武人”。

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推崇武训说：“我们尚有壹事可以效法，在我们眼前所挂的是武训的遗像。……世人以为无钱可以不办学，但武训不这样想，他说就是穷到讨饭也办教育，他是已经照这话实行的。”他称武训是“古今来最难得的奇男子”，将武训的事迹介绍到了海外。1944年夏，陶行知将《武训先生画传》送给电影导演孙瑜，请孙将武训事迹拍成电影。1951年2月，孙瑜自编自导的电影《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受到周恩来等百余中共高层的赞扬。随后，影片在京、津、沪公映受到普遍好评。国内各大报纷纷刊出不少赞扬《武训传》的影评和介绍文章，重庆育才学校的陶门弟子们称电影完成了老师的壹桩心愿。

然而电影《武训传》遭遇了武训的山东乡亲江青的指责，江青观后向毛泽东状告影片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江青与电影《武训传》过不去的原因之壹是借题发挥以打破中共中央内部规定对她的参政禁锢，原因之二是对陶行知的私怨。当年，江的前夫唐纳为她寻死，陶行知写了壹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歌发表于《生活日报》，引起江的不满。毛泽东调看电影《武训传》后指示展开批判，派江青率《人民日报》、文化部、中共山东宣传部共同组成的调查组到山东堂邑县调查武训的身世。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艺报》组织了刊出了《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批判文章，在批武的同时还将矛头指向了推崇武的陶行知。文中批判说：“影片是失败的。就人物的思想而言，武训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是把阶级压迫而是把不识字当做穷人受苦的根本原因。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的时代，他身边还有壹个参加过太平军的周大，为什么这个影响没有在武训的头脑里起著积极作用呢？”，“武训的行乞兴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伟大的时代运动。办义学不走群众路线，不依靠群众来实现计划，而是依靠地主阶级。这说明武训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4月，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转载了上述批判文章，并亲撰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其中称：“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壹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由此，毛泽东借批判电影《武训传》发起了壹场整肃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教育部党委书记钱俊瑞接管了教育家成仿吾和叶圣陶主持的《人民教育》杂志。钱接手后立即按照延安整风运动模式在教育系统内发动整肃运动，召开了教育部批判电影《武训传》工作会议，要求全国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壹律更名，部署发表了题为《展开〈武训传〉的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人民教育》杂志社论，要求教育界每个人都以《武训传》为镜子”照照自己”。

6月，毛泽东指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除武训壹类的错误思想》壹文，在其中对已故教育家陶行知展开了批判。跟随《人民日报》的调子，陶救国会时期的战友钱俊瑞撰文批陶说：“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壹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直到陶先生临终时，他的教育思想还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教育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之间还存在著原则的差别。两者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不同的东西”。几年前与陶行知壹起发起纪念武训大会的郭沫若反戈壹击说：“陶行知先生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当年陶行知的朋友、学生们被迫对陶口诛笔伐，《武训传》的导演孙瑜、主演赵丹、赞扬者马叙伦、端木蕻良、《武训画传》编者李士钊、歌剧《武训》作者安娥、陶行知好友田汉等人和《大众电影》等刊物被迫发表检讨文章称受了陶行知误导、迷惑；最早赞扬电影《武训传》的周恩来在中共高层会议上作检讨，中共电影界领导人夏衍为曾经推介《武训传》在报上发表检讨文章，几年前敢于抨击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文艺家、教育家们纷纷追随，为曾经赞扬武训向中共检讨，以批判武训、陶行知来向中共表达接受改造。赵丹因与江青的恩怨检讨不获接受，被长期禁拍电影。7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连载了江青推出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并在按语中将武训骂为“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称“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 随后，教育部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重庆育才学校，主持了批判武训和陶行知弟子的运动，众多在教育界担任领导职务的陶门子弟被批判，撤职。

在毛泽东夫妇主持下，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的运动持续了两年。在镇反运动的恐怖中，国人被迫加入批判教育家，批判他们无缘观看的电影。江青发起批判武训、陶行知是出于私怨，而毛泽东发动运动是表达他对教育家的仇恨。青年时有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感觉让他产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报复心理。在延安发动运动了对知识分子残酷精神整肃。从苏区肃反以来，他习惯战争加整肃运动的生活方式。建国后，他光有朝鲜战争还不习惯，于是借电影《武训传》展开了另壹波整肃运动。国民政府时代慷慨激昂敢于上街示威的教育家，教授和各界名流们，两年前拒绝国民政府安排离开的院士们，这时都没有了说不的勇气，纷纷抛弃尊师重教道理，以加入批判教育家运动来向中共表达驯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对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陶行知运动不再感兴趣，运动不了了之。人民出版社从批判文章中选择部分，编成了《武训和〈武训传〉批判》壹书出版，以向毛、江交差。

批判《武训传》运动是文艺界、教育界和思想界的壹场浩劫。运动中，《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壹批私营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被封杀，中共党办电影厂也因无所适从而停产，电影界在两年间没有制作出壹部故事片。运动后，私营影业因丧失生存空间而消亡。这壹批判运动和同时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壹起，将中国的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彻底赤化、党化。从此，只有歌颂共产党，抹黑晚清、民国的党文艺作品才能存在，独立于中共领导的文艺家和独立于中共方针的文艺作品丧失生存空间，电影制片厂、文艺舞台全部成为了中共歌颂自己的工具。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前夕，中共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写入了《共同纲领》。共产党的改造要求让知识分子们感到惶恐。冯友兰教授写信给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壹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复信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妳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  二人对话显示，清末以来知识分子独立于权力者的环境不再。知识分子们识6102;务，开始遵照中共的改造要求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朱光潜发表了《自我检讨》，[2]  费孝通发表了《我这壹年》、《解放以来》，[3]  冯友兰发表了《壹年学习的总结》、《〈新理学〉的自我检讨》。[4]  剧作家曹禺自我否定写道：“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 光线中照壹照，暴露出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揭示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5] 

随著解放军占领全国，中共在各大区先后开办了革命大学（军政大学，革大）。其中包括西南革大、西北革大、东北革大、中南革大，华东革大等等。毛泽东阐述办革命大学的用意说：“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6] 这时，各行各业为中共掌控，上层建筑的就业者须经中共批准才能获准继续工作。中共规定，知识分子、旧政府职员、投降（起义）人员须先进革大接受思想改造后才可获得工作资格。革命大学由中共干部担任校长、班主任，由在延安整风中已经洗过脑的红色知识分子担任讲者，教材是中共指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等等，所讲内容以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学员中包括潘光旦、冯友兰等壹大批著名教授。

进入革大的知识分子、旧职员们被要求“自新”，交待历史，挖“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写“表白书”和“思想改造汇报”，树立壹切服从中共的观念，揭发别人的“反动言行”。壹位革大学员回忆说：“讨论会也好，生活检讨会，思想总结，民主鉴定也罢，总之，壹切脱离不了壹个基本原则——斗争。共产党对人对事，对党内党外，无壹不是斗争。开学后，革大首先宣布学员的入学动机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然后要求学员们自己去检讨思想中不革命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成分，要求学员们进行自我批判，自己交待思想中的污秽，作到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信条，使自己信奉革命的学说，即无产阶级思想。虽然很多学员并不能真正达到心服，但迫于环境压力，他们必须做到口服。”压力之下，每个学员都必须写自污的思想改造报告，批判自己。下列革命学员自我批判文章的标题反映学员被洗脑时遭受的精神恐怖：

畏子：《和潜伏的个人主义搏斗》

王英：《想不开的问题想开了》

李子寿：《把想到的毛病挖出来》

郭廷俊：《反省我的经验主义》

北扬：《我的改造》

史国珍：《下定决心和思想敌人作斗争》

张同信：《我可找到共产党啦！》

郑福：《有阶级胜利才有个人胜利》

王育珊：《没有共产党我就不会有今天》

齐东坡：《痛心检讨我的忘本思想》

李郁芹：《绝不再做剥削阶级的儿子》

董慧：《把壹切都交给人民》

运慧敏：《克服了自私自利的想头》

闻国杰：《批判我的个人英雄主义》

李耕：《决心消灭两大敌人》

曹雁行：《我认识了组织力量的伟大》

董兴源：《再不想“向上爬”了》

宋荣然：《批判我“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

刘世雄：《批判我的“科学救国论”》

邵平：《忠实于革命才是孝顺女儿》

秦荣芬：《怎样改变了我“爱人第壹”思想》

李金香：《纠正我的贤妻良母主义》

郭民朴：《我背叛了“天主”》

陈善浩：《我再不信上帝了》

张希同：《我鬼混了半辈子》

李聘伟：《改变我的流氓习气》

火东：《坚决背叛地主阶级》

李忠：《检讨我的地主思想》

张庆涵：《我放弃了地主阶级立场》

东方剑：《清算了我的地主思想之后》

刘国楹：《我是可耻的逃兵》

郝文泉：《壹个脱队者的反省》

张家秀：《我怎样造谣骗人》

杨伯鲁：《我认清了革命和反革命》

高诚：《我杀害了革命干部》

黄永贵：《悔恨当了敌伪小爪牙》

李秉谌：《我要立功赎罪》

王强：《在真理面前照见了自己》

张让峰：《向真理低头》

何淑兰：《批判我的超阶级观点》

关涛：《弄清了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邵桂林：《扫清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沉岭梅：《做个劳动人民的女儿》

吴锡藩：《共产党救了我》

周可路：《我明白了共产党》

张电航：《我的农民意识》

王文贵：《我的落后意识》

崔脏货：《为什么怕远调》

李金铎：《为啥我要回家》

高德胜：《放下功臣包袱克服个人英雄主义》

高峻岳：《放下老资格》

刘国材：《背叛原来的地主阶级立场》

宋惠凌：《清算我的地主阶级思想》

李世光：《我是壹个奴隶主》

何瑞源：《和反动的父亲分清思想界限》

关庸元：《我要立功赎罪》

王柏龄：《揭露我的真面目》

陈静仪：《去掉奴化享乐思想 建立为人民服务思想》

申葆清：《根除享乐思想和奴化思想》

陈克昌：《批判我崇拜美国的奴化思想》

严仁赓：《肃清我的改良主义思想，做好新中国的教育工作》

宋天章：《批判我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

华粹深：《清除我在旧教育界的“清高”和“超政治”思想》

张华群：《检查我追求教授名位的思想》

马大英：《从我的教书、研究工作中批判我为蒋匪集团作帮凶的反动思想》

王大鲁：《批判我参加农工民主党以来的各种错误思想》

谢光华：《批判我的崇美奴化思想》

陈晓南：《批判我打著艺术幌子给反动派做帮凶的反动行为》

朱湘芸：《清算我崇日的奴化思想和汉奸思想》

何思源：《批判我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向人民低头认罪》[7]

壹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象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作家沉从文在革大改造思想时坦白，他在中共占领大陆时曾壹再企图自杀，他哭得小组会为之停顿。”[8] 达到中共改造要求的学员被派去参加中共的剿匪、土改、镇反等阶级斗争运动，或者获分配工作。与苏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整肃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中壹样，被揭发后交待不清历史者，抗拒“思想改造”者会悄悄从革大失踪。

革命大学内外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全都在向新政权作接受思想改造的表态，批判自己的过去。他们没有想到，发表自我批判文章并不能过关。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著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9]  听了周的报告，新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率汤用彤等十二位教授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壹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代表中共中央，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再向京津高校的三千多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10]  由此，中共将延安整风首创，各地革大已在进行精神迫害运动引入了全国高校。

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全国学校停课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中小学教职员和专科以上的学生都被要求交待自己的历史，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配合抗美援朝运动，要求“清算美帝的文化侵略”。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开设了专栏供知识界知名人士发表检讨文章。学者和文艺家们在压力下纷纷发表检讨文章，表态听共产党的话、和“旧我”划清界线、接受思想改造。报刊检讨专栏中涌现出来文章包括：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唐弢的《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吴宓的《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熊佛西的《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壹条道路》、郑君里的《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蔡楚生的《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欧阳山的《我的检讨》、李广田的《必须坚决改造我们的文艺教学》、于伶的《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叶以群的《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丰子恺的《检查我的思想》等等。

上述检讨文章对没有检讨的教授、文艺家们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大家知道，不发表检讨会被指为“抗拒改造”。于是，报刊上的检讨文章越来越多，自我批判越来越狠，从检讨走向了自污。例如，朱光潜教授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中否定自己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曾经鼓吹中间路线是与反动政治同流合污”；梁思成教授在《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中检讨说：“我在二十余年中，壹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壹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周培源教授在《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壹文中为他在美国从事研究的经历检讨说：“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壹生历史上最可耻的壹页，是为美帝国主义所主持的企图屠杀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教授在《我的检讨》中给自己扣了英雄主义、技术观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妥协主义、适应主义、宗派主义、雇佣观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等壹大堆帽子；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自我检讨》中说：“过去二十三年中，我壹直以不问政治的态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做了帝国主义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来在学校里做太上皇。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贻误了多少青年弟子，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毒狠的。后面操持著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著武器，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11]  知识分子们将检讨升级为自我批判，再升级为自贬、自污是党报编辑部推动的结果。毛泽东亲自操控著思想改造运动，通过中共宣传部门指挥著各大报刊的编辑部，甚至亲自以评论员的名义撰文在报刊上向知识分子们点名施压。例如，茅以升教授发表给自己扣十三顶帽子的检讨文章后，《光明日报》评论员点评说，茅仍没有挖出自己的思想根源，没有认清自己的真正面目。茅教授知道检讨不获高层通过，只好再发表《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壹文，骂自己根本不配说什么主义，自己三十年如壹日地壹心追逐个人名誉，除了修壹座桥外没做好事，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等等。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高校以北大为样板，开展“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并下达整肃百分比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给予过关，2％左右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迫害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是毛泽东发明的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有国统区经历者的整肃运动。毛青年时在北大感到受了知识分子的气，从此对知识分子怀有敌意，在延安发动了专门整肃知识分子的整风运动，指“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要求从苏联归来的红色知识分子 “接受改造”，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下水洗澡”。按毛泽东的要求，中共对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同样整肃，要求他们交待历史，接受审查，自我批判，向党交心，表白忠诚老实，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洗澡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洗澡运动”沿用延安套路，由学校的中共党委、学习委员会给全体教师“排队”，评估每个人的“肮脏程度”、“问题的严重程度”，决定他们是“洗小盆”（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洗中盆”（在系里作检讨，由全系师生决定通过与否）或是“洗大盆”（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由全校师生和校党委决定通过与否）。“排队” 之后，学校党委召开“控诉酝酿会”，在师生中收集“洗澡”者的“材料”，然后将“材料”向洗澡人转达，要求据以写出检讨书。多数“洗澡”者的检讨不获通过，须重新检讨，通不过者被“澡盆”升级（检讨会的规模层次升级），壹些教师被认为“有抵触情绪”、“顽固不化”被反复批斗，直到认罪为止。如此“洗澡运动”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折磨极为残酷。例如，朱光潜教授在师生大会上作检讨不获通过，遭到“揭发批判”，被迫再检讨，再批判，被迫升级为“大盆”的全校大会上反复检讨，直到学校师生都不想再听，马寅初校长才作总结发言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壹边来”，算是放朱过了关。周炳琳教授壹再检讨不获通过后拒绝再作检讨。马校长带人到他家里开“帮助会”，周无力对抗，被迫在全校大会上再作检讨；[12] 金岳霖、潘光旦被迫检讨达十二次之多；冯友兰三次检讨不获通过，金岳霖前来看望，两位名教授竟为检讨抱头痛哭；沉从文后来承认他在“洗澡”运动中又曾想自杀；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多次检查过不了关，买了绳子准备悬梁自尽，幸亏太太开导才未寻短见；北大物理教授饶毓泰受得意门生揭发打击精神失常。[13]  文艺家经受的精神迫害同样残酷，例如巴金在文代会检讨到痛哭流涕。

“忠诚老实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折磨同样残酷。知识分子们被要求详细交代历史，反复写交待材料，填写各种表格。这样的要求是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明的整人办法。其要点是要求被审查者重复地写交待材料，填写表格，找出其中不同之处作为 “不忠诚、不老实”的证据，然后实施整肃。中共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照搬此法，仅在北大就查出了3000多有“反动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问题者。[14]  知识分子们在运动中填写的交代材料和所谓组织鉴定、结论都被放进了对本人保密的政治档案中。

让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想不到的是，检讨、自我否定之后仍不能过关，运动的最后壹步是要求他们批判别人、揭发别人，有此行动才算达到思想改造要求。为求过关，知识分子、文艺家们被迫互相批判，互相揭发，背地告密，甚至诬陷。运动到了这壹步也就完整地复制了延安整风运动过程。当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自杀事件众多，各机关的驻地夜晚恐怖如同鬼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高校同样恐怖，仅在北京大学1952年3月到5月就有七位知识分子因受不了精神折磨自杀身亡。[15] 

在教会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仇美”、“反帝”运动合流，要求知识分子们在检讨中表白“反美”、“反帝”。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含泪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四小时仍不获通过，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忠实执行了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 [16]  燕京大学工作组带领学生查抄校长办公室和档案室以“搜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特务活动罪证”。该校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所受迫害具有代表性。他早年官派留学日本，回国后活跃于学界、报界，将社会主义思潮介绍到了中国。国民政府时代，他敢于对国民党说不，曾在上海光华大学校务会上公开反对“颂读总理遗嘱”，在“读总理遗嘱”时离席抗议。抗战胜利之时，他与张君励组建了国家社会党，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主张。然而，在共产党治下，他无力抗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被迫系里作检讨。检讨不获通过，“澡盆”升级，张被迫在历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再检讨。大会检讨再不获通过，“澡盆”再升级，张被迫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再作检讨，接受批斗。对张的迫害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操控。建国前夕，张应中共之邀率费孝通及雷洁琼夫妇访问西柏坡。费等看清大势，积极投靠，张则明确反对中共向苏联“壹边倒”，向毛泽东建议“走和平民主道路”，“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建议被毛泽东拒绝后，张凭个人声望与美国方面联络，希望中美建立关系。在第壹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没有投票给毛泽东。毛因少了张的壹票而未获全票，对张怀恨，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发话将张与美方联络之举定为叛国案。根据毛的定罪，中共撤销了张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大学教授等壹切职务。张以死抗争，壹是拒绝叛国罪名，二是以死抗争思想改造运动迫害。担心逼死名教授引起国际关注，毛泽东批示对张不审判不逮捕。从此，四十年来在中国学界，政界发挥重要影响的张东荪赋闲在家。

伴随思想改造运动，中共照搬苏联的高教统壹的模式改组全国的大学，以“院系调整”之名取缔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撤消综合大学中的二级学院，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政府接办改组了65所私立高校、取缔24所教会津贴的高校。新中国成立时，教会大学数量多，起点高，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它们直接引进西方现代教育模式，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引领者，在体制、机构、课程、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起著示范作用。“院系调整”后，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的燕京、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华西协和、华中、金陵、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湘雅医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岭南、协和等教会大学走入历史，它们对中国教育作出的巨大贡献以此后被官方刻意埋没。例如，民国时培育出不少法学教授和国际法官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法学学者及所谓“旧法人员”被清洗出大学和机关，少数人得留在大学改教外语，数人离开大学完全改行，其中壹部分人被发配边远地区。院系调整对中国教育最深远影响是中共将政工制度全面引入高校，将教育全面党化，将所有大学无壹例外地纳入中共党委的领导之下，在高校设立政治辅导处负责控制师生的思想，开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取消不符党化目标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

建国前夕，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临去留选择，八十壹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等二十四位选择赴台或赴美，多数知识精英选择留下来迎接新政权。不久，留下的院士们在报上刊登检讨，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定自己的学术成果，批判自己的思想，用“腐败”、“反动”、“丑陋”等字眼自贬、自污，随后在“洗澡运动”中反复检讨以求过关，交待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向中共表达“忠诚老实”，最后还要经历是否揭发、诬陷别人痛苦抉择。几年前的内战中，朱光潜与毛子水等学者联名发表了《中国的出路》壹文，在其中表达民主诉求和对中共将建立极权制度的忧虑说：“我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坚定的。民主不仅是壹种政治制度，而且是对于人生价值的壹种信心，假如这种信心失掉了，人类也就不会有进步了。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壹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人们想不到，几年后朱教授在报刊发表的是反复的检讨。时隔两三年，留在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的变化之大让人难以相信。在海外的胡适读到同仁金岳霖发表的自我检讨和批判杜威、罗素和胡适的文章后沉痛地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壹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壹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17] 对于中共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蒋介石谴责说：“在共党政权之下生活了两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现在不仅丧失了以前的幻想，且已遭受过各式各样的虐待。”[18]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寅恪是拒绝作检讨的壹个例外。建国之初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常委时，他坚持几十年来独立于政府和任何政党的立场，拒绝进京。在知识分子登报检讨潮流中，他保持沉默，拒绝作检讨，拒绝接受思想改造，并在日记中表示后悔没有选择去台湾。运动过后，中共请他出任中古研究所所长。他提出条件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搞政治学习。而且，不止我壹人要如此，我要全所的人都如此”，并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他对前来劝说赴任的弟子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有如此要求，他当然不可能去北京赴任。

陈寅恪的学问博大精深，但他最值称道的不是学问，而人格与精神。他早年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壹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壹人之恩怨，壹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上下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术，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和少数拒绝低头弯腰，以死抗争知识分子捍卫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或许不知，他能超然于政治运动而未受整肃要感谢斯大林。斯大林知道当年湖南农民协会杀了湖南大学者叶德辉使讨赤阵营的号召力大增，知道中共在内战土改中杀害了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著名绅士，他不希望中共建国后再杀名流败坏名声，于是向访苏的毛泽东突然问起陈寅恪。[17]  毛泽东明白了斯大林的意思，回国后向周恩来问起陈的情况，周赶紧嘱咐广东大员陶铸好好照顾陈。于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自已写好挽联准备赴死的陈教授未受迫害。若非斯大林暗示，恐怕以死抗争陈寅恪、张东荪和当面论争的梁漱溟早就消失了。

办学独立是新学堂诞生以来就确立的传统。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想送四子袁克瑞和五子袁克权到南开学校读书，并愿意向学校捐巨款，条件是儿子带护卫。校长张伯苓担心影响校风，拒绝了袁的要求。袁世凯尊重办学独立，送儿子到其它学校读书。1913年，民国政府在《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等机构，确立了推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方向。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五四运动中，他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当时，大学校长与民国政府有这样的共识：政府不能因提供国立大学经费而随意干涉大学事务。1923年，蒋梦麟校长在《北大之精神》壹文中将北大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抗战之初，胡适在庐山谈话会强调：“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的学校；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政府的责任第壹是确立教育经费之独立，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保障他们的地位。”可见，大学的学术独立与学人的思想自由是民国大学校长们自觉维护的基本原则。国民党政府虽然独裁与党治，将壹党之私的“纪念周”推行到学校，但它未敢公开否定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思想自由。整个国民政府时代，校长们敢于拒绝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与干涉，敢于拒绝党派活动进入大学，维护著大学和教育的独立地位，也维护著校长、大学教授们与政府平等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全面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舆论也不允许政府干涉大学，控制大学，更不能容忍政府强迫教师检讨、自污和洗脑。

苏俄将党国体制引入中国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曾对国民党党化大学进行过抗争。1925年，广东大学的三十八位教授以集体辞职方式抗议国民党以党权破坏教育独立，赤化大学。这次抗争虽未取得胜利，但至少教授们有抗争的勇气和辞职的自由。因为，全国的大学不为壹党垄断，离开国民党控制的大学不愁找不到教职。广东大学教授辞职抗争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化教育”集体抗争的第壹次，也是最后壹次。在新中国，中共控制了所有学校，知识分子不再有抗争的勇气。新壹任北大校长马寅初不但不敢提大学对政府的平等地位，反而揣摩圣意，主动申请将思想改造运动引入学府，亲自主持对教授们的整肃、迫害。在新中国，全国大学的校长、教授们不敢再提 “教育独立”，更不敢反对“党化教育”，甚至连独立、自由、党化等字眼也不敢再提，大家争相检讨、自污以让当局满意，集体向共产党表达“忠诚老实”，表示接受改造思想。经壹次次检讨，知识分子们的头越来越低，腰越来越弯。当最终痛哭流涕，揭发别人而过关时，他们已经跪倒在地，半个世纪的大学独立、思想自由传统随之沦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教育成了党的工具，学校成了洗脑场所。几年后，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写诗颂扬毛泽东道：“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20]  这样肉麻的诗句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残酷精神折磨的产物，是那壹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写照。

将教育全面党化后，中共长期秘密实施“不宜录取政策”的迫害，随意剥夺壹大批青年的升学权利。这种迫害作法是，在高考前对学生逐壹政治审查，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将学生分为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壹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将其认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的子女，有海外关系、“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秘密归类为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类。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然而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中共在新中国却随意剥夺学生凭成绩升学的机会。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大学不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不再产生张伯苓、梅贻琦、晏阳初那样的教育家和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师，而且成了执政党实施迫害的工具。

批判《红楼梦研究》与批判胡适 

1954年9月，青年教师李希凡和蓝翎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壹文，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存在政治问题。江青对李、蓝从政治角度挑错的作法非常赞赏，将文章推荐给了毛泽东。毛阅后传话《人民日报》转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不知是毛的意思，拒绝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种将政治批判与学术争论混为壹谈的文章，指示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主编冯雪峰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著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壹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批俞文章和冯雪峰指李、蓝文“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微词不满，于10月16日写了壹封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多达二十八人阅的信，在其中写道：“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壹次认真地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多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中宣部、作协领导人见毛泽东的信后急忙召开会议，决定开展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并成立了周扬挂帅，有邓拓、茅盾、胡绳、老舍等人参加的批判领导委员会，开创了为学术争论而成立专门整肃委员会的恶例。委员会决定，要求所有报刊都必须刊登批判文章，以向毛泽东表示遵命。由此，毛泽东在文艺领域发动了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的另壹场整肃运动。

随后，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等将文艺争论说成是“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的文章。毛泽东在审稿6102;不点名地批判冯雪峰说：“《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冯雪峰清楚，袁水拍的背后有毛泽东的授意，没有论争和申辩的余地，只好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壹文，向毛泽东认错。毛泽东不接受冯的检讨，指示将冯撤职。

冯雪峰是唯壹参加红军长征的中共文艺理论家。毛泽东此时与冯过不去是在发泄二十年前“两个口号”之争时对冯的不满。1935年，斯大林为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壹战线方针，要求服从国民政府推动对日开战。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解散了以反政府为宗旨的“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为中共的文艺家制定了“国防政府”、“国防文学”、“国难文学”、“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等口号。毛泽东拒绝放弃反国民政府宗旨，派冯雪峰到上海支持鲁迅提出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反政府口号。莫斯科与延安的口号不同，中共文艺大员周扬与鲁迅之间展开了“两个口号”之争。奉命推销“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就“两个口号”之争向延安讨说法。毛泽东不敢明确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共文艺界的指示，不置可否地回复周扬说“真理越争越明嘛”。冯雪峰感到毛泽东的口风前后不壹，撂挑子回了浙江老家。毛对冯撂挑子极为气愤，但壹来他不能摆明反对莫斯科的口号，二来他还没有确立独裁地位，只好暂时隐忍。此时，毛泽东借冯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壹文的几句微词清算怨恨，将冯撤职（毛泽东在三年后继续对冯清算，写了《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的《人民日报》论，[21] 将冯雪峰打成了右派）。

撤冯后，毛泽东将批判运动矛头引向了俞平伯的老师，远在美国的胡适，授意《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推出了《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和《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两文，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批判胡适运动从高校推向了全国。与撤冯壹样，毛泽东批胡适也是在发泄旧怨。他曾在延安对埃德加·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壹时成了我的楷模。”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期间，毛泽东对名教授胡适非常仰慕，曾旁听胡适的课。根据胡适讲演中办自修大学的设想，毛泽东拟成了《湖南第壹自修大学章程》，登门请胡审定。胡答应尽力给予支持，不久后在《每周评论》的《新书评介》栏目中对毛创办的《湘江评论》给予肯定说：“《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壹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壹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壹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壹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22] 抗战走向胜利时，中共采取统战策略，行动之壹是争取胡适的支持。1945年4月，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奉毛泽东之命面请胡适支持中共。胡适规劝中共参加国大选举。7月，国民参政会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以学生身份请傅向胡适转达问候。8月，在纽约的胡适电劝毛泽东放弃武力说：“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壹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壹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毛泽东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对胡适的电报极为不满。建国前夕，毛泽东派中共地下党面劝胡适留下来拥戴新政权，并在“对胡适之先生广播”中承诺让胡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于中共和北大同仁的劝留，胡适说：“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我要以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并劝同仁“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壹套。”胡适表态后，毛泽东将胡适列为战犯名单上国民党帮凶之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将胡适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虽然如此，毛泽东没有彻底放弃争取胡适回大陆的努力，壹是因为胡回归意味中共统战的重大胜利，二是出于自尊心考虑，希望享受与他青年时的偶像、导师俯首称臣的快感。根据毛泽东的授意，《人民日报》在建国前夕刊出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这封陈垣署名的公开信写道：“在三十年前，妳是青年的导师。……我现在很诚恳的告诉妳，妳应该正视现实，妳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在美国的胡适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驳所谓〈陈垣给胡适的壹封公开信〉》，在文中写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壹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23]  胡适说对了。陈公开信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意思。毛希望民国知识界领袖胡适也参加高呼万岁。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毛泽东将中国长期以来的独立思想代表胡适列为首要批判对象。经过壹轮对胡适的批判，毛泽东感到没有达到彻底否定胡适在文化和学术领域中的地位的目标，没有发泄完被胡适几次拒绝效忠的愤怒，于是在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运动中发起了对胡适的另壹轮批判。或许，毛泽东发动批判俞平伯运动的本意就不在俞，而在胡。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精神恐怖中，胡适的同事、朋友、学生们别无选择，只能按毛的要求撰文“批判胡适思想”。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俞平伯被迫发表了《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24]  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将别人对他的批判壹壹承认。在国民党政府治下敢于拒绝党权干涉，敢于对国民党政府拍案谴责的知识精英们纷纷以批判和谩骂胡适来向中共表达效忠。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批判胡适运动持续了壹年，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1955年，作为批胡运动的总结，三联书店出版了八辑三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的文章选辑。其中少部分内容是扣政治帽子政治谩骂，如称胡适为“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文化汉奸”、 “最无耻的卖国贼”等等，而大部分内容是低级下流的谩骂文字，如：“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壹只狗，套著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妖怪”，等等。选辑中有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壹文。彭写道：“胡适究竟是怎样的壹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壹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政治阴谋家”。[25] 发表这篇批判文章后不久，彭柏山被以“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被捕。同案的还有发表《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文章的王元化。因二人突然获罪，1955年4月出版的《胡适批判选辑》的第三辑、第四辑将二人的文章抽出，又来不及重新排页，致页码不连续，[26]  显示当时知识分子命运之叵测。

胡适在海外读著来自熟悉的名字的谩骂文字唯有叹息。唐德刚后来回忆说，胡适在海外“未写只字反驳，但也未放过壹字不看”，还写了眉批。唐问：“几百万字选辑中难道没有壹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壹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壹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壹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27] 

1956年，中共通过周鲠生、陈源等人捎信给胡适，再劝他回大陆。陈源在信中说：“‘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妳，是对妳的思想，并不是对妳个人。妳如回去，壹定还是受到欢迎。……要我转告妳，劝妳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 胡适收到信后，在“是对妳的思想，并不是对妳个人”之句下划线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在他看来，陈垣、陈源代表的大陆知识分子们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已经丧失了自我和真我。他指出：“当中共政权命令全国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时候，我的朋友或学生，都不得不说出他们对我的批判或痛骂。他们充分知道我会了解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28]  毛泽东惧怕胡适的思想是因为，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具有瓦解专制制度的作用，正如胡适自己指出的，“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不能相容。”[29]  毛泽东要让人民对他膜拜，就就不能容忍胡适思想，这是毛泽东发动批判胡适运动的重要原因。

批判胡适运动将胡适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推入了苦海。胡适决定离开大陆之时，次子胡思杜憧憬“建设新中国”，决定不随父母离开大陆，谓“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胡适夫妇再三劝儿同行未果，只好尊重儿子的选择。胡夫人江冬秀感到此壹别或难再见，留下金银细软嘱思杜将来结婚用。1950年，胡思杜被安排到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作为“战犯”之子，他承受著极大的政治压力。为获新政权认可，他表示脱离父子关系，将父母留给他结婚用的金银细软交给了单位领导，写了题为《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的改造思想报告交中共领导，在其中斥父亲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他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中共将思杜的思想改造汇报文字发表于《大公报》[30]  以打击胡适。胡适读到儿子的文章受到沉重打击，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粘在日记上，说儿子写这样文章是迫不得已的。随后，胡适《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上撰文写道：“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在台湾，台大校长的傅斯年致函《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醇厚之人，思杜的这篇文章反映了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不久，第二轮批胡适运动让胡思杜感到绝望，感到自己不管如何接受改造都背著永远的罪孽。几年后，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绝望自杀。

高饶事件

1926年，苏俄扶持冯玉祥，在西安建立了“北方黄埔”——中山军政学校，高岗与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成为“北方黄埔”的学员。蒋介石、冯玉祥联手清共后，苏俄在西北发动了渭华暴动，建立了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1932年12月，共产国际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红二十六军，任高岗为政委。1935年，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与陕北红军有了山头之争。陕北红军首领刘志丹死后，毛泽东重用高岗安抚陕北红军山头，成立了与刘少奇领导的华中局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并列的西北局，任高岗为书记。毛赞扬高说：“高岗就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看得远”，“应当记住，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壹手搞起来的。”[31]  延安整风运动中，高岗积极参与整人，关押了在肃反中整肃他的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成员和大批来自白区的党员干部。毛泽东赞赏高整人行动，提拔高为政治局委员。东北内战中，毛泽东以林彪取代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的彭真任东北局第壹书记，任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与林彪搭档主持东北军政后，高岗领导了东北暴力土改，安排东北决战的后勤保障，为中共立下了功劳。四野入关后，高岗成了“东北王”，大建苏军烈士纪念碑、纪念塔、纪念园，得到苏联驻东北总顾问科瓦廖夫的高度评价。高岗在东北不仅下令在城市悬挂斯大林肖像，更推动对自己的崇拜。在他的推动下，“高主席万岁”的口号流行东北，许多没入过关的东北人只知有“高主席”，不知有“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高岗极为不满。在中共中央讨论东北“肖像问题”的政治局会上，刘少奇指责高与苏联方面过于亲密是背叛中国，提出撤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毛泽东清楚斯大林中意高，不敢整肃，且提名高为国家副主席。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途中在沉阳发现，主要建筑物上挂有斯大林画像而没有他的像，怒而拒带高岗和林彪为他准备的壹车皮寿礼。

在莫斯科，毛泽东主动承诺出兵朝鲜，斯大林极为满意，将高岗通过柯瓦廖夫向苏联密报“中共领导人反苏言论”的案卷交毛泽东作人情。[32]   斯大林这样作是因为感到高岗的价值已经不如从1930年代就开始向他递送秘密材料的刘少奇，出卖了高岗有利于重要线人刘少奇在中共内获得更高的地位。[33] 毛泽东知道，虽然斯大林出卖高作人情，但对高动手还是可能冒犯斯大林，于是收取高岗密报案卷后不动声色，继续让高岗主政东北，用高之才备战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中，高岗的干才获高层公认，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称赞说：“抗美援朝壹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是高麻子和洪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毛泽东继续重用高岗的另壹原因是牵制刘少奇。毛不满刘在1946年提出的避免内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在1947年提出的和平土改主张和在建国前夕发表的保护资本家的言论。建国后，毛与刘少奇、周恩来就要不要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意见分歧。为获得斯大林那样的军事实力与领袖地位，毛要求立即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 将所有民财纳入中共的控制，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刘主张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三十年内不搞社会主义，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以利恢复经济。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的支持。高岗与毛泽东的意见壹致，反对刘、周的主张，要求土改后立即实行农业合作化，开除雇工致富的党员。刘少奇批评高岗说：“东北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患了急性病”，“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壹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指示不要发表高岗的有关谈话。高、刘的分歧让毛泽东感到可以利用高来牵制刘、周。1952年，毛泽东削藩，将主政五大局的首脑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调京，任高岗为国家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将政务院最重要的八个工业部都交给高岗的计委主管，使高岗取代周恩来成为经济总管。同6102;，毛泽东将高岗在东北推行的暴力剥夺私人资本的经济政策、“三反”运动推向了全国。为进壹步以高牵制刘、周，毛向高大讲不满刘、周的“私房话”，诸如刘进城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刘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经验、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等等。受毛言论影响，高开始散布党内存在军队党与白区党的冲突，提出从“白区党”人手中夺回党政大权，矛头直指刘少奇、彭真、薄壹波等白区干部。他的挑战言论得到了西北帮和林彪为首的军队将领们的支持。

1952年底，在刘少奇、周恩来的支持下，薄壹波主持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了取消优待公营经济的“公私纳税壹律平等”的新税制。毛泽东指责新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毛泽东不让刘少奇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发唁电，率团吊唁，而提名高岗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葬礼（后改由周恩来赴苏），传达出抬高贬刘信息。5月，毛泽东在中共高层发出了针对刘少奇的通报：“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不断批评刘少奇的同时，毛泽东赞扬高岗及其“东北经验”，提出“向高岗同志学习”。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方针，指责刘少奇“右倾”。然而这时，刘的方针政策在党内高层有著广泛的支持，毛泽东不得不暂时让步，强调团结。会后，他交给高岗绝密任务：命高调查刘少奇在中东铁路战争期间被捕后的表现，暗示刘少奇可能有叛变问题。奉毛密令，高岗通过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查东北旧政府档案，报给毛泽东壹份证明刘少奇曾叛变的密报。[34]  在毛泽东的强烈暗示下，高岗向党内第二把交椅发起了冲击，在各种场合散布“刘少奇不成熟，不适合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和在毛泽东离京期间担任代理主席”，“中共七大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等言论，同时拟出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向东北的老搭档陈云透露了倒刘及重组领导层的计划。陈云表示“支持高岗出来挑头”。[35]  随后，高岗对中南、华东、西南地区负责人林彪、饶漱石、邓小平等人进行重新组阁的私下游说。同样不满刘少奇的林彪、彭德怀和饶漱石等人表示支持，但邓小平不置可否（邓将高的活动及其组阁计划密报了毛泽东）。[36] 

就在高岗冲击第二把交椅，刘少奇感到下台危机之时，毛泽东突然转向，开始实施早已预定的清算高岗行动。原来，毛泽东两年来抬高岗打压刘少奇是让刘驯服的手段。他仍然需要刘少奇作副手。而对西北山头的代表高岗，毛早在在陕北时就有心清算，只是担心西北山头反弹才忍手暂用。在听到“高主席万岁”口号后，毛泽东更坚定了去高的决心，只是有斯大林在不能动手。斯大林去世让毛感到清算高岗的时机成熟。壹来他不再需要高岗独当壹面，而需要更驯服的刘少奇、周恩来；二来高岗出头倒刘、周已在党内树敌众多，清算高不会再有反弹。毛泽东决定自己退入幕后，让刘少奇、周恩来出面主持清算。因为，他对高说了不少怂恿倒刘，调查刘历史的“私房话”，不能给高当面澄清的机会。12月，毛泽东赴杭州度假，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全会清算高岗。毛离京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高岗停职检讨严重错误。高岗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见面。刘将信转杭州交毛。毛批示给刘：“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妳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同时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避免高岗来见。[37]   

1954年2月6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整肃高岗的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周恩来安排情报元老陈赓带枪坐在高岗身后。[38]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党内产生过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壹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党内有人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壹，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随后，周恩来、邓小平发言，将高岗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相提并论。曾支持高岗“出来挑头”的陈云反戈壹击，揭发高岗曾对他封官许愿说“多设几个副主席，妳壹个，我壹个”。高岗试图申辨，周恩来制止说：“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 曾经领导整风运动，逮捕关押同志的高岗感到了申辩无门的痛苦。他明白“分裂党”罪名的严重，于是放弃申辩，按党内规则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反对刘少奇的错误。

高岗之外，会议的另壹整肃对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饶之被整有镇反不积极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被毛派到新四军军部监视项英，了解毛置项英于死地的过程，随后还了解了毛通过潘汉年与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谈判达成联合对付国军协议的机密。毛泽东知道饶漱石长期反对刘少奇，曾多次向中央组织部长康生提出怀疑刘少奇叛变及刘生活腐化等问题，于是决定将饶壹同整肃，壹方面封住饶的嘴，另壹方面安抚刘少奇。会上，饶漱石也循党内规则作了检讨。高、饶检讨后，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高岗、饶漱石被软禁在家中写检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召集东北和华东两大区的在京干部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求揭发高、饶“结党营私，图谋不轨”。高、饶的老同事，老部下们循党内规则，不留情面地揭发、批判老领导。高岗忍受不了突然沦为囚徒，被老搭档出卖，被老下属揭发的痛苦，拔警卫枪自杀未遂。[39]  这成了高岗的新罪行。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罪行座谈会”的最后壹天，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包括散布军党论、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造谣挑拨、破坏党内团结、私生活腐化等等。

在全国开展的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运动中，被软禁的高岗壹再要求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当面澄清事实。在请求壹再被拒后，高岗写了给毛泽东的检讨书，希望毛看在鞍前马后多年的份上出手相救。在递上检讨书百日不见回音后，高岗这才明白，对他的整肃不是刘少奇的决定，而是毛泽东的决定，他被毛泽东利用了，戏耍了。于是他不再申诉，不再检讨。不久，中共通知苏共：“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妳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妳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壹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赫鲁晓夫晚年评论高岗之死说：“毛先在高层孤立高岗，然后软禁高。后听说高岗服毒自杀。我怀疑高自杀之说，他很可能的是被勒杀或毒杀，正如斯大林壹样。”[40]    

1955年3月，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素无关系的高岗、饶漱石拉在壹起称为反党联盟是毛泽东的主意。负责操办的邓小平在报告中指高、饶“唯壹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宣布将二人开除出党。随后，饶漱石被以 “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的罪名逮捕并长期关押（中共在十年后才宣布将已患精神分裂症的饶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高饶被清洗后，他们的位置被事件的受益者们瓜分。毛泽东提拔邓小平接任了高的政治局委员职，进入最高权力核心，饶漱石的中组部长职被政敌刘少奇安排亲信安子文接任，先支持高岗的竞选计划，后又反戈壹击的陈云不久后担任了中共副主席。通过对刘少奇的先打后抬，对高岗的先抬后打，毛泽东收到壹举两得之效，成功地让刘少奇、周恩来认错检讨，执行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快速实行军事工业化的政策，同时完成了十几年来清洗西北帮的预定计划。

1956年底，为表达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不满，毛泽东给高岗追加了壹个“里通外国”罪名。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这里讲壹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著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壹个。这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41]  应当说，毛泽东加给高岗的这壹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因为，中共系苏共建立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通苏”与生俱来，中共从陈独秀以来的历任领袖的主要工作是向莫斯科递交情报，预算，都是以苏俄为祖国的俄党，毛泽东长期掌握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是“通苏”的首脑，中共党内有不少人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例如毛的俄文翻译师哲直接为苏联的安全部门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都给斯大林报送过秘密报告和重要情报，[42] 众高层都没有资格指责高岗通苏。作为东北的最高领导人，高岗“通苏”只是日常工作的壹部分，谈不上“里通外国”。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谈高岗之死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43]  这里，毛泽东所言系谎言。他不仅没有“约谈话”，更拒绝与高岗见面，对高的上书百日不复，在得知高岗自杀未遂后说：“随他去”。[44] 1964年，毛泽东在布署整肃刘少奇时又说：“原想把高岗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45]  多年后，高岗夫人李力群披露毛泽东对高岗利用后抛弃的情况说：“高岗干的很多反对刘少奇的事情，如查1929年的敌伪档案以调查刘少奇自首的问题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许多事情，比如财经会议高岗的发言是毛主席修改的。高岗开始没有在财经会议上发言的计划。毛主席对他说刘少奇七大当了二把手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壹波、安子文等等。另外，说‘六十壹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叛变自首出来。以后就讲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多少老婆，找了资本家的女儿了，在天津讲话了，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了，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嘛”，“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壹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妳陈云了！’”。[46]  对于高饶事件，中共前领袖王明评论道：“毛泽东这个阴谋家，捏造‘高饶反党联盟’（壹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第壹，为了使邓小平取代刘少奇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愿履行他在建立‘毛刘联盟’时的‘庄严诺言’（选刘少奇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所以还在中共七届壹中全会上，他就建议暂不设总管党的整个组织工作的总书记，而象以前壹样只设管理中央各部门、处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壹九五三年，毛泽东开始证明设总书记的必要性，同时要求他的亲信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支持高岗公开进行反对选刘少奇为总书记的运动。刘少奇不得不同意毛泽东信赖的邓小平代替他任总书记。第二，为了使东北这个大行政区的全部党政军大权从高岗那里转入罗荣桓之手。……第三，为了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掩盖下，不仅把饶漱石除掉，也把潘汉年、胡均鹤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从壹九四零年开始执行的‘联日联汪反蒋’的民族叛卖路线的全部见证人统统除掉。” [47]

整个高饶事件其实并非路线斗争。中共已在1980年代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澄清高饶反党问题并不存在。高岗向地方大员游说可说是拉帮结派，也可说是竞选。在崇尚暴力的革命党内，尝试竞选引致杀身之祸早有先例。高岗事件其实是中共党内的山头之争。高岗是陕北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创始人之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反客为主，山头之争在所难免。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红军领袖不明不白之死因为山头之争，中共中央命名志丹县、子长县是为安抚手段山头。高岗曾对手下说：“想当年中央红军经过长证到陕北时，壹个个饿得皮包骨头，衣不蔽体，破破烂烂，简直和叫化子壹样……当年要不是我高岗收容他们，早就冻死，饿死了，早就没有毛泽东了，还有什么毛主席”。[48]  毛泽东听到此言作清算部署容易理解。在西北，毛不能对西北山头赶尽杀绝，需要重用高岗以获西北帮的拥护。坐稳天下后，他需要清算异己山头。高岗倒台后，陕北红军派系的干部被大规模清洗，原陕北红军系的干部很多人受到牵连。几年后，毛泽东再以小说《刘志丹》为借口，对陕北红军派系的残余势力再进行了大清洗，整肃了上万人，扫除了西北山头的残余势力，算是为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山头斗争作了了结。毛泽东这样整肃虽然残酷，但还是受到党内多数的拥护，因为他需要整肃下去壹大批人以腾出官位安排追随著作官。

出面主持整肃高饶会议的刘少奇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被中共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所依据仍是高岗在东北搜集的资料。1980年代，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彭德怀、刘少奇案相继得到了平反，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案被荒唐地宣布“不存在”但不予平反。当时主持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案胡耀邦在西北听取了众多老干部请求平反高岗反党案的呼声后决意推动平反高案。胡的平反动议被邓小平否决。如今官方仍将描写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照片和绘画中的高岗当时所站的位置处理为空白，东北的壹些纪念碑上当年高岗主席的题词也被铲为空白。

潘扬事件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发动肃反运动，要求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联系的干部主动向中央交代。出席会议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1943年与汪精卫政府联系，临时被拉去会见汪精卫的情况报告。他向党汇报这壹长期隐瞒的情况是因为，参与与南京汪精卫政府联络的胡均鹤被捕，其交待可能涉及他见汪的情况。毛泽东阅潘的报告后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下令逮捕了潘汉年，按照拼凑出集团的习惯，将潘与受饶漱石案牵连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定为了“潘扬反革命集团”。随后，中共在潘、扬任职的上海市掀起了声讨和揭发潘、扬的运动，逮捕、整肃数千人，其中包括1936年到延安为国共秘密谈判穿针引线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潘汉年被捕后，以李克农为首的潘汉年案项目组向政治局和书记处提出了审查报告，其中提出反证说，潘打入日、汪组织、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进行情报工作系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行动，直到上海解放，中共的组织机密壹直未被泄露。毛泽东不接受李的反证，将潘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将潘案长期搁置。

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之大，毛泽东比谁都清楚。1931年中，中共第二号特务首脑顾顺章变节，导致中共上海地下党网络被摧毁。经博古推荐，潘汉年临危受命，离开上海文艺界，中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出任中共特科二科科长，成为中共情报主管周恩来的助手。1933年，左翼文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汉年因身分可能暴露而转移中央苏区。到苏区后，他奉毛泽东之命与驻闽十九路军密谋反蒋政变，代表中共中央与福建方面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然后出席了十九路军在福州举行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仪式。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派潘汉年赴莫斯科争取对会议结果的认可，潘汉年与陈云在长征半路离队，分头取道云南、四川到上海与宋庆龄接头，由宋安排赴苏。1935年9月，潘汉年到达莫斯科，向王明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结果，王明命潘汉年留莫斯科学“新编密电码”。在潘汉年学得密电码准备回国时，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王明开始了代表两党的秘密接触。奉王明之命，潘与邓展开了谈判，约定向两党高层报告情况后在南京举行正式谈判。1936年6月，潘汉年回国，按照约定先到南京见陈果夫。陈得知潘尚未回到陕北，要求潘须先到陕北取得毛泽东、周恩来的授权后才开始谈判。8月初，潘汉年到达陕北。出国壹年半，潘汉年不知道张闻天只是个挂名领袖，按照程序向最高领袖张闻天汇报在莫斯科的情况而没有，先向毛泽东汇报，招致毛的强烈不满。在听取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潘汉年报告了与国民党谈判接触的情况，汇报了王明交代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王明派他学习密电码，王明派他与国民党代表会谈等等。毛泽东本来就对潘汉年滞留莫斯科壹年多不满，再听潘壹口壹个王明更加反感，认定潘是王明的人，于是在高层会上反对派潘汉年继续国共谈判。但这时毛泽东尚未取得独裁地位，政治局多数同意博古的建议，决定派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10月，潘汉年怀揣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议草案》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沉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亲笔信来到上海策划了“七君子事件”，为毛泽东、张学良、杨虎城策动兵变作了必要铺垫。

全面抗战爆发后，潘汉年奉毛泽东之命组建了华南情报局，率刘人寿、董慧等情报人员接管了刘少文、刘晓等人建立的上海情报小组，设立电台与延安、重庆、香港联系，恢复了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袁殊的联系，通过袁介绍与“岩井机关”首脑岩井英会谈约定共、日停战，交换关于国军动向的情报，联手打击国军。通过情报交换，潘向延安传去了大量战略情报，包括日本政府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放弃北攻苏联，准备南进对英美开战的情报，帮助毛泽东在抗战中料事如神。1943 年，潘汉年与汪精卫政府情报负责人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被李拉去会见了汪精卫，然后再会见了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都甲告潘：日军最关心津浦线南段的铁路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壹段的铁路交通，日军与新四军之间可以有壹个缓冲地带。潘表示：新四军目前主要发展农村根据地，无意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它重要交通据点。会见后，潘向新四军领导人饶漱石通报，称只要新四军不骚扰日军控制的铁路线，日军就不会为难新四军根据地。饶依潘通报行事，同时向延安密报潘汉年通敌。毛泽东以刘少奇、康生的名义电饶，澄清潘的行动得延安批准。[49]  1944年，潘汉年根据延安发出的搜集日蒋勾结证据的指示，亲自为汪、蒋牵线搭桥，请国民党元老任庵游说故交周佛海与重庆联系以制造“蒋汪勾结”的证据。周接受了游说，开始暗中为重庆效劳。于是延安不断得到“蒋汪勾结”的密报。潘汉年的行动虽未达到摧毁蒋介石抗战领袖声望的目的，却促成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成了重庆的卧底。延安将蒋介石对周佛海的委任曝光，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伪勾结”，背后还是潘汉年的效力。1945年，毛泽东指定潘汉年为七大代表，在延安设酒为潘洗尘。在随后几年的国共战争中，潘汉年代表中共与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联络，策动国民党内的倒蒋运动，出面说服北平守将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从1936年10月怀揣毛泽东亲笔信离开延安到上海，潘汉年红色情报生涯的每壹步均依毛泽东指示行事，成为延安在抗日烽火中享受长期安宁的幕后功臣。没有毛、潘的通敌，中共不可能毫无顾虑地集中高层在延安整风三年。潘汉年对中共的贡献抵得上千军万马。毛泽东拒绝李克农提出的反证壹定要长期关押潘汉年并非因潘通敌，而因几项不能明言的理由。其壹，他始终视潘为王明、博古的人；其二，他亲自领导了向东北军、西北军安插红色代理人，深知两面间谍的巨大威胁，怀疑红色间谍都是两面的，对红色间谍采取“用后清洗”的策略；其三，他在饶漱石告状，被迫出面释疑，暴露延安通敌的难堪中深感潘、饶都知道得太多了，要让他们在建国后为党的利益消失；其四，他早年经岳父好友章士钊举荐任汪的秘书，获汪提拔主持国民党宣传部、农民运动讲习所，奉汪为恩师，忌讳属下私会汪精卫，怀疑属下听汪谈到他微时之事；其五，他需要在建国后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

毛泽东清洗地下党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的想法不是始于整肃潘汉年。建国前，中共对“国统区”地下党曾有“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指示”，随著解放军占领全国各大城市，毛泽东开始考虑官位问题。自古以来，农民造反无非以升官发财相号召。怀著皇帝梦投身革命的毛泽东清楚各级将领都像自己壹样有出人头地的心思。革命胜利了不给他们官位就无法让军队效忠。随著占领城市增加，各城市的地下党市委接管本市领导权的想法与军队将领们的当官想法冲突。“渡江战役”后，军代表要求在南京地下党中展开整党，称地下党“组织不纯”混入了反革命，称许多新党员“入党动机不良，成分复杂”，处分了百余地下党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拒绝这样的指责与处分，与南下大员发生了激烈争论。二野领导人邓小平在召集地下党会议上作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严厉批评地下党对解放军有不服气情绪，强调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称革命胜利壹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邓的这篇报告后来未被没收入《邓小平文选》）南京地下党与南下大员发生争论的情况被汇报给了中共中央，康生向毛泽东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毛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毛的这壹批示传达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南下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而对地下党们完全保密。毛泽东的这“新十六字方针”不只针对南京，而是针对全国地下党。他知道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没有整出什么反革命，但他需要这样的整肃。对于潘汉年，毛泽东清楚他对党的贡献，但要求他像其他白区干部壹样，为党的利益牺牲。自从投身中共，潘汉年同时效力于中共和共产国际。1932年，他参与共产国际营救驻中国重员牛兰夫妇的行动。与高岗壹样，潘汉年也是斯大林欣赏的人。只要斯大林在，毛泽东不会对他们动手。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动手收拾高饶，同时也动手收拾潘汉年。由潘汉年、扬帆案开始，毛泽东发动了大抓“反革命”的全国肃反运动，将中共地下党精英几乎壹网打尽，腾出了众多官位安排军队干部。这种“卸磨杀驴”的作法对白区干部是有些残酷，但能赢得了军队将领们的壹致拥护，有助毛泽东巩固权力地位。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壹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壹个，杀戒壹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毛泽东此番讲话成了对潘汉年的非正式判决。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63年1月补判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刑事判决书》列举三项罪名为：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中统特务。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将已经假释出狱的潘、扬重新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大特务潘汉年在监狱中饱尝革命苦难时，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沉醉却获释出狱，获政协委员衔和良好待遇，得出版著作。中共十壹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当年特科的战友，同船赴莫斯科的陈云为潘汉年发起了迟来的鸣冤。根据陈云、廖承志、刘晓、夏衍等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胡耀邦主持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及对扬帆平反的通知。该平反通知所依据的仍是1955年李克农提出的五项反证。

潘汉年的命运凄凉，他通日战线的属下关露同样遭遇悲惨。1939年，潘派关打入汪政府特务机关“76号”。关接受了任务，断绝了与左翼文化界的来往，帮助潘汉年与李士群、岩井英壹建立了联系。任务完成后，关露提出到延安去或去加入新四军，潘下达新任务，进入日本海军报导部任《女声》杂志编辑为党搜集日军情报。日本投降后，关露成为国民政府惩办汉奸运动的对象。为免暴露与日方的秘密关系，中共将关露转移到根据地让她隐姓埋名。在解放区，关要求发表诗作，得到答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建国后，关被以通敌罪名长期关押。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这时的平反对关已无意义，她以自杀结束了奉献共产党的壹生。[50]

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

1933年，留日学生胡风因参加日共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加入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1935年，胡在鲁迅与周扬等人的“两个口号”论争中高调支持鲁迅，赢得了“鲁迅传人”的名声。1941年，胡风发表了《论民族形式问题》长文，在其中点名批评周扬、郭沫若、胡绳、何其芳、陈伯达、艾思奇等中共文艺界要人，为自己在重庆文坛赢得“中国的别林斯基”名声。延安整风后，中共要求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以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文章作为政治学习文件。自认为是独立文艺批评家的胡风发表文章，提出不应“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主张文艺批评独立，间接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为教条。胡因此举受到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中共文艺家的围攻。毛泽东得知胡风挑战他的讲话极为不满，但在大谈民主之6102;暂对这位“鲁迅传人”隐忍。

建国时，胡风写下了热情歌颂毛泽东和中共的组诗《时间开始了》。长诗的第壹乐章在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感动了无数青年。发表长诗的同时，胡风保持其国民党政府时的文艺批评锋芒，主张以鲁迅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实际反对“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说。[51] 这时的毛泽东已不再容忍有不同声音，对胡风言论表示出不满。《人民日报》得知毛对胡不满，立即停止刊登胡风的组诗，使组诗的后五乐章没了下文，让翘首以待的青年们感到奇怪。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文艺家们都按中共要求发表了检讨文章。胡风不改壹贯作风，拒绝就建国前的文艺批评作检讨。胡乔木、周恩来先后约见胡风，要求他改变文艺批评作风，中国文联安排了多次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组织文艺家批评胡风，迫胡风承认文艺思想错误。胡风坚持文艺批评自由原则，拒绝检讨，认为周扬组织《文艺报》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批判文章是在报复19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旧怨。1954年，在批判俞平伯、胡适运动中，文联和作协召开大会批判胡风的立场。胡风反对将文艺与政治立场扯在壹起，反对中共要求文艺家必须服从领导，向文联提交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在报告中，胡风坦言反对共产党世界观、同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发扬民族形式、写革命题材等五条“文艺创作原则”，反对以 “政治标准”为文艺批评第壹原则，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文艺家成为党权奴仆，坚持创作自由和文艺批评自由，点名抨击以周扬为首的十几位文艺负责人。收到胡的三十万言书，陆定壹、周扬在文艺界组织对该意见书的批判，称胡向共产党政权进攻，要夺共产党对文艺界的领导权。胡风拒绝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罗织的罪名，联合受压制的阿垄、路翎等作家撰文批判周扬。对付胡风不屈服的态度，周扬将胡风的申辩言论上报给了中共中央。胡风也不示弱，通过习仲勋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上了他的三十万言书。

得周扬的报告后，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文，在亲撰的编者按中称文艺界当局与胡风之间的争论“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壹场阶级斗争”，[52]  并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根据毛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全国报刊纷纷刊出批胡文章，其中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发表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壹文[53]  成为批胡文章的模板。批判胡风升级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让陆定壹、周扬感到不安。他们几次组织批判胡风只是想让胡风作检讨，改变口无遮拦作风，并没有想置胡于死地。见全国报刊壹起围攻胡风，他们认为对胡风整肃过头了，主张将批判限制在文艺领域，只要胡风认个错就可以结束批判运动了。然而这时，毛泽东亲自掌控《人民日报》整肃胡风，运动已经由不得陆、周了。

在政治高压下，胡风的友人，作家舒芜交出了与胡风的私人书信。文艺家本来不会出卖告密，但作了革命文艺家后就会这么作。在政治恐怖环境中，党文艺家们充当告密者，互相陷害，受害者胡风也是陷害的参与者。1945年，胡风将舒的《论主观》发表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中共文艺家的批判。胡风指导舒芜写文章与中共文艺家展开了论战。然而当周恩来向胡风问起《论主观》壹文时，胡称发表舒文是为了批判，并将这番话对舒隐瞒。[54] 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发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舒芜为“叛党分子”，称“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壹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壹些表现并不简单是壹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胡风指舒芜：“第壹，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55] 此时舒芜在政治高压下出卖胡风，算是还了壹报。令舒芜想不到的是，他上交的讨论文艺界现状，表达对中共管制文艺不满情绪的作家私人书信到了毛泽东手中，被毛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壹些材料》的题目在《人民日报》刊出。[56]  毛还亲撰编者按，在中写道：“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应当做剥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象，帮助政府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壹个人的唯壹出路”。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名勒令胡风友人路翎将所有与胡风的通信交出来，威胁说“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文艺家们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代表著最高层，只好交出与胡风有关的私人信件、文件。

1955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批判胡风专版加上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标题，并在编者按中写道：“像胡风和胡风分子这样壹种人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人民而实际反对人民，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人，应当对他们提高警惕，像胡风或类似胡风的这种假冒革命的伪装分子当然是少数，但危害却很大。”“如果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壹天壹天发展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几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损失。”毛泽东将文艺家之间的争论定罪为“反革命案件”，下令将胡风逮捕，同时指示不要提胡风与鲁迅的关系，以维护他为鲁迅营造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主将”形象。[57]  根据毛的指示，公安部门逮捕了胡风夫妇，抄走了胡风住所的全部信件、日记；中宣部成立了林默涵、刘白羽、何其芳、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从胡风的私人日记、书信中找出“反党”证据；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宣传、组织、监察、公安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了“清查胡风反党集团”“五人领导小组”；刚刚成立的人大奉中共之命宣布将人大代表胡风开除出人大。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对处理胡风集团的指示》，宣称 “胡风集团现大体判明是壹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壹部分”。他要求“彻底清查胡风集团在各地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并坚决加以处理”。被关押的胡风拒绝认错，拒绝“反革命集团首脑”罪名。毛泽东要求“坚决加以处理”，新成立的“五人小组”和“专门小组”赶紧行动，派人搜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中宣部“专门小组”断章取义地剪裁胡风友人交出私人信件、文件，拼凑出了罪证材料上报中共中央。

5月24日，毛泽东将“专门小组”报来材料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题目刊载，并在编者按中称：“他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为骨干组织壹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壹个地下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 文艺界知道《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来头，连夜安排行动作出响应。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批判胡风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陈伯尘向大会宣布胡风罪行。主持大会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发言定调说：“胡风集团以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欧阳玉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昭、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萧、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瀚笙、田汉、洪深、陈其通等文化家争先恐后地落井下石，以声讨、诬陷胡风来向中共表态效忠。教育家叶圣陶在发言中说：“这种两面派的阴谋手段，是跟《联共布党史》里讲的托洛斯基相比，可以说是丝毫没有区别。他们的目的也是相同的都是企图颠覆人民政权，让反革命复辟。胡风反党集团的活动跟美蒋特务机关的罪恶是完全壹致的。我们必须把胡风清洗出去。” 胡风的二十多年老朋友夏衍发言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壹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壹个足以致命的毒瘤。阶级敌人壹刻也没有睡觉，他们处心积虑得在寻找壹切可以利用的缺口，他们在磨我的刀，窥测方向。在此我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伟大战士伏契克的壹句话：人们，我爱妳们。妳们要警惕！”作协副主席冯雪峰在发言中诬陷胡风挑拨鲁迅和茅盾、周扬、夏衍等人的关系，建议将胡风从中国作家协会开除出去（他的建议不仅用在了胡风身上，后来也用到了他自己身上）。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吴伯萧在发言中说：“反革命分子胡风，走也好，滚也好，割下头颅抛掷也好，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翻译家冯至说：“他们的策略和战略，他们的组织和手段，简直和蒋匪帮，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间谍没有两样。”[58]

6月1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推出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按语中写道：“当本报公布了第壹批材料之后，还有壹些人在说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壹个小集团……说这样话的人们，或者在阶级本能上衷心地同情他们，或者是因为政治上嗅觉不灵，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还有壹部分则是暗藏的反动分子或者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胡风和胡风集团中许多骨干分子很早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 根据毛泽东的号令，中共展开了大规模的秘密逮捕，凑出了壹个七十八人的“胡风反党集团”，将三千多人受到牵连者开除工职，送劳改或劳教。当时，最轻的开除公职送农村劳改已使人丧失安身立命的基础，陷入长期的苦难。中共将报刊发表的批判胡风的文章迅速辑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小册子，印刷了七百多万册派发全国。中共在该小册子序言中要求：“第壹、二篇材料题目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按中共语汇，从反党集团改称反革命集团的意思是罪名加重。

在小册子的指引下，批判，谩骂胡风的文章、书籍铺天盖地而来，各地、各界仿照《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语调，不仅行文不讲道理地谩骂，连标题也充满语言暴力。例如：《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它》（王若望著，新文艺出版社）、《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作协上海分会）、《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资料索引》（山东图书馆）、《请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茅以升）、《看穿了胡风的心》（老舍）、《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巴金）、《胡风，妳的主子是谁？》（曹禺）、《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焦菊隐）、《胡风——阴谋家》（田间）、《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侯外庐）、《缴下胡风的剑》（高玉宝）、《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程砚秋）、《我们绝对不能容忍》（陈垣）、《敌人在哪里？》（丁玲）、《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丰子恺）、《我的愤怒已达极点》（赵丹）、《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林巧稚）、《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剪伯赞）、《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冯友兰）、《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钱伟长）、《胡风——蛀墙脚的白蚁》（马思聪）、《坚决镇压胡风》（常香玉）、《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于伶）、《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王光英）。文艺家们争相以最恶毒的语言声讨胡风。例如，郭沫若在《请依法处理胡风》壹文中写道：“今天对于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发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们的建议，撤销胡风担任的壹切公共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恶鬼的画皮是容易迷惑人的。今天画皮已经剥去，难道谁还那么愚蠢，要对恶鬼自始至终保持他的忠贞吗？——那是国法所不能容许的事。——彻底醒悟过来，忠于人民祖国，不要忠于恶鬼胡风”；老舍在《看透了胡风的心》壹文中写道：“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壹想呢？”；丁玲在《敌人在哪里》壹文中写道：“敌人在哪里？敌人就在自己的眼面前，就在自己的队伍中，就在左右，就在身边，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胡风原来就是壹个披著马克思主义外衣，装著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实际上那个包藏著那末阴暗的、那末仇视我们的鄙视我们的，恨不能壹脚踩死我们的恶毒的心情，进行著组织活动的阴谋家。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特务在那儿放了炸弹。在美国空投特务罪证展览会上，我们看到过藏在手套背面的手枪。现在，在我们文艺的队伍里也出现了。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胜利，我们祖国的前进而忽略了埋伏在我们左右的敌人”；冰心在《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壹文中写道：“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妳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巴金在《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壹文中写道：“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壹直带著藏刀的面具敢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壹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著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壹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曹禺在《胡风，妳的主子是谁？》壹文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今古奇观！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分子们妳们听著！妳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投降！妳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出来妳们的主子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妳们的主子，那么，妳们还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妳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59] 报端连篇累牍的批判胡风文字中充斥“阴险”、“卑鄙”、“毒蛇”、“毒瘤”、“狼心狗肺”、“狐群狗党”、“喽啰”、“流氓”、“匪帮”、“豺狼”、“猛兽”、“耗子”、“白蚁”等污言秽语，充分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恶毒，那些时人的恶毒，读来令人作呕，令人无法相信是出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翻译家，胡风老朋友们的手笔。知识分子们知道污言秽语有辱斯文，但他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政权逼迫下壹步步学会了自污、谩骂、诬陷，他们知道当局喜欢听这种话语。心怀恐惧的知识分子们为了生存通过谩骂胡风来向新政权表达效忠。他们知道，非如此恶毒谩骂不能过关。  

胡风事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是壹场反文明的运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操刀，带头诬陷，将私人书信、私下谈论、私人日记中的牢骚话断章取义作为罪证，在党报上匿名罗织罪名，自始至终不给胡风和其他当事人以申辩的机会，逼迫文艺家们互相揭发，互相陷害。毛泽东迫害胡风，除了政治上借题发挥以达到抓“反革命”，镇压农民请愿的目的之外，另壹重要原因是他有迫害文人的嗜好。出于这种变态的嗜好，毛泽东在建国后不停顿地发动批判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梁漱溟，迫害张东荪，批判已故的陶行知，批判俞平伯，批判冯雪峰，批判远在海外的胡适。出于这种嗜好，毛泽东长期以《人民日报》评论名义，撰写社论、编者按，恶毒整肃不相干的文人。从古至今，文人辩论，武将开打都讲究通名报姓，而蔑视规矩的毛泽东喜欢匿名在报上点名对文人实施精神迫害，以享受整肃文人的乐趣。在海外的胡适评论胡风事件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壹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胡风可被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60]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只是毛泽东发动肃反运动计划的壹部分。肃反是苏俄引入中国的灾难。1930年，斯大林指示中共效仿苏共开展肃反。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共各苏区均开展了肃反运动，将大批红军将领、中共干部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处决。毛泽东在苏区尝到了借肃反巩固权力地位的甜头，在延安整风时领导了以“反特”、“除奸”为名的另壹波肃反。此时，毛泽东在和平环境中再次发动肃反运动，要以肃反革命的名义武力镇压城乡抗议剥夺私人财产的请愿者，清洗异己和各地的中共地下党。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小册子序言中，毛泽东写道：“高饶集团、潘扬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毛泽东此言透露出，高饶、潘扬、胡风三事件都是他为了发动肃反运动有意策划的。7月1日，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壹指示），将肃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升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7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遍布财政经济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党派、各团体，他们不壹定能像胡风分子们那样背诵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不壹定会做诗会写文章，但他们也是在表现上‘顺著’革命，称赞革命，阿谀革命，甚至在钻进了革命组织以后装得勤劳刻苦，以图骗取信任，却是同胡风分子相似的。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目的，都在找我们的弱点，钻空子，偷窃我们党和国家的机密，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供给有关我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情报；或者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制造纠纷；或者直接进行纵火、爆破、暗杀、暴动之类的破坏活动。”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编者按，毛泽东制造出到处藏著反革命，磨刀霍霍，新政权处于险境之中的恐怖气氛，然后要求通过肃反运动，镇压反抗“统购统销”、“合作化”、“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请愿浪潮和退社风潮。根据七壹指示，中共中央将领导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五人领导小组”升级为以中宣部长陆定壹、公安部长罗瑞卿为首的“十人小组”，作为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机构，各省市层层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以湖南省为例，中共湖南省委成立的批胡风和肃反运动领导小组下设了办公室、秘书组、项目组、项目指挥组、甄别定案组、清理敌伪档案组、材料组等等。全国肃反运动规模之大，由此可见壹斑。

与镇反运动初期壹样，多数地方大员奉中央之命成立了肃反领导机构，但并未积极行动。因为他们知道，经过建国后几年的“剿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壹年壹度的整风，所谓敌人抓了壹批又壹批，再肃反是无中生有。这时，陶铸、赵紫阳主持的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搞大运动”以解决“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建议。[61]  这种无中生有地制造整人借口的建议正合毛泽东的心思。毛对广东省委报告作出批示：“此件甚好”，“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 在赞扬广东的同时，毛泽东指责不积极开展肃反运动的其它省领导人“右倾”。8月，毛泽东再主持下达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仿照延安整风运动作法，按5%的比例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级官员学习广东省委，制定“打虎预算”（打虎指标），选定所谓“历史复杂”的壹批人为“老虎”，将他们隔离审查，实施刑讯，逼迫他们重复地写检查，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派人“外调”。这样的肃反立即制造出了另壹波自杀潮。肃反运动中，人大和刚刚颁布的宪法连人大代表胡风也不能保护，当然不可能保护几百万旧政府相关人员的生命财产。

肃反运动的主要迫害对象是旧政权的雇用人员。经过镇反运动，原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区镇乡保甲长、国民党军官等人员等杀得所剩无几。这就是多数地方大员壹开始对肃反不积极的原因。然而，毛泽东整人欲望没有止境，壹再下达肃反指示，要求“参照广东经验”，无中生有地抓出反革命。逼迫之下，各地按中央要求，扩大范围“肃反革命”，将旧政府中更加低层的差役，旧政府聘请的师爷，账房先生，文书，杂役，国民党军士兵和雇用的民夫等所有与旧政府，旧军队沾边者都以“历史反革命”罪名加以整肃。如此，中共将数以百万计的旧政权雇佣人员杀害，逮捕关押，逼得他们自杀，或给他们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长期管制迫害，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谋生出路，让他们大批死于非命，创下了有史以来对旧朝人员迫害最残酷的记录。

由于毛泽东亲自定罪在先，又查不出罪证，胡风像潘汉年、饶漱石壹样，被不经审判地长期关押。不少青年人站出来谴责胡风事件和肃反运动。例如，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在学校饭厅贴出了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 的大字报（当时传言胡风已死在狱中），谴责当局以胡风和友人的通信为依据随意定罪写道：“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罪。四九年建国时，是胡风第壹个写长诗‘开始了’来热烈歌颂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这首诗我至今还能背到，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 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时，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演讲中指出：无论胡风是否有罪，毛泽东在举证和审判之前就著文钦定胡风是“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交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毛泽东作出的定罪不容挑战，壹大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鸣冤的青年受到了同样残酷的迫害。刘奇弟在 “反右”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十五年，送兴凯湖农场劳改，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因拒绝认罪，刘奇弟被进宽八十公分，高壹米，长壹米五，站不起又躺不直，在不久后的饥荒中冻饿而死。[62]

肃反运动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三大改造”、“反右”等新的整肃运动，于是肃反领导机构成了常设机构，肃反运动壹直持续到1958年，壹些地方将大跃进运动与肃反运动结合而为“肃反大跃进”，将反对大跃进者作为肃反运动的新对象。很多地方在1959年的饥荒中仍在开展“肃反补课”运动。作为对鸣放意见的回应，官方披露有130多万人被肃为反革命立案审查，[63] 而将肃反运动害死、关押的人数向国人隐瞒。

被不经审判秘密关押十多年后，胡风才被判处无期徒刑，发配四川劳改，胡案的另外几位受害者，阿垄、贾植芳、庄涌等人也被补判了十几年徒刑。1978年，中共撤销了对胡风的判决，安排胡任四川省政协委员。胡风对受迫害二十多年提出申诉。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中共拒绝为其平反。胡风坚持上诉，直至病危。1980年，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中共中央1980年第76号文件），在批复中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壹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壹案应属错案错判。”198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壹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宣布为胡风等人平反。这样的通知其实不能称为平反。因为第壹，没有追究诬陷罪恶；第二，当年诬陷是《人民日报》头版连续刊登，而平反是秘密通知。应当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们的命运不是最惨的。肃反运动的主要整肃对象，旧政府雇用人员的遭遇多数也比胡风案牵连者更悲惨。他们或被镇压，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帽子，在几年后的大饥荒中大批饿死，或此后的历次整肃运动中反复受到迫害，戴著“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帽子含冤离世，不为人知，也没有获得复查，连胡风集团成员那样名义上的平反也没有。

巴金在晚年《随想录》、《真话集》、《怀念胡风》等文中拷问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他对自己为了过关而写下了批判胡风文章痛悔，说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壹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壹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文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遗憾的是，像巴金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当年参与围剿胡风的知识分子、文艺家没有忏悔。曾对胡风落井下石的知识分子、文艺家们是在恐怖不得已而参与迫害，而制造冤案的中共只会不公开地宣布“错案错判”，而不会对迫害有赔偿、道歉，不会追究诬陷、迫害罪责。

统购统销

发动朝鲜战争后，中共通过搜刮农民维持战争。中共的搜刮办作法是以低于市价20%到30%的价钱从农民手中强买粮食，以1952年为例，粮食零售价格每吨平均198元，而政府收购价是每吨138元。朝鲜战争的三年中，中共低价强买粮食的数量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要还军火债，要发展军事工业，对粮食的索求无限增长。当6102;，工业壹片废墟，没有产品可以出口换汇，中共又奉行“壹边倒”的政策，关上了与西方世界的贸易之门，还苏联军火债、买军事技术只能靠向苏联出口粮食。1953年，中共推出了比前壹度再增长50%的粮食收购计划。

新政府连年低价强买粮食使农民苦不堪言。在9月的政协会议上，长期致力乡村建设，关心农民生活的政协委员梁漱溟为农民诉苦说：“农民苦，农民想进城，被轰回去。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梁漱溟是民国时的著名学者和名流。他在《乡村建设理论》壹书提出，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和主体，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壹部乡村破坏史。他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主张以儒家精神为指导，和平改良、建设乡村，通过自下而上地复兴中华文化以救中国。抗战中，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两夜的平等争论。毛强调中国必须要开展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梁以其《乡村建设理论》壹书相赠，表示反对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希望毛能接受和平改良的主张。二人各说各话，没有共同语言。在新中国的政协会上，梁像在国民政府时代壹样行事，君临天下的毛不再容忍梁为农民请命，斥梁说：“由于战争（抗美援朝），去年前年的农业税重了壹点，于是有壹部分朋友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象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但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仁政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人搞了几十年的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周恩来接著帮腔斥梁 “解放前为了做官、壹贯反动”。梁漱溟不接受这种指责，发言申辩，说自己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的看法不同，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他的申辩被其他政协委员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梁漱溟抗议压制说：“我想考验壹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妳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毛泽东答：“这个雅量我没有，但是我有壹个雅量就是，下壹届我还可以提名妳当政协委员。”梁漱溟说：“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想考验壹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政协代表们心里都明白，梁漱溟所说的农民苦是事实，而毛泽东“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要打仗就要死人，就要用钱，就要多收公粮”的说法壹是不讲道理，二是以势压人。在教育界、文化界还在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在被迫写检讨，镇压反革命运动仍在继续的形势下，政协委员们不敢支持梁漱溟的主张，不敢抨击中共低价搜刮农民的政策。他们看清了利害，以围攻梁漱溟来向中共表达效忠，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何香凝等政协代表竞相斥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在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斥梁漱溟“思想反动、反共反人民、用笔杆子杀人、与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的关系须交代、冒充农民代表、尾巴是藏不住的、所搞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1]  这个时候毛可以滔滔不绝地批判梁漱溟，而几十年来活跃于学术政治舞台的梁丧失发言权和申辩权，被毛壹言定为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代言人”、“反面教员”，从此回家赋闲。

中共可以不断增加低价强征粮食的计划指标，但土改中分得土地的自耕农民也可以拒绝低价卖粮。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中共内部称遇到了“粮食危机”。在10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向毛泽东提出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赏，命陈云、邓小平起草文件。会后，陈、邓起草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获毛泽东批准。根据该决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宣布从12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命令规定：农民不得私自买卖粮食，所产粮食必须按规定低价卖给政府（即中共所谓的计划收购，又称统购）；农民需要粮食再向政府买（即中共所谓的计划供应，又称统销）。中共在命令中威胁：“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这壹命令意味农民买卖自产粮食、存粮备荒成了罪行，政府有权剥夺农民亘古享有的对自产粮食的支配权，以低价抢劫农民。统购统销字眼是中共的首创，但共产党要求农民交出所有粮食不是中共首创。1918年，苏维埃政府曾发布《粮食专卖法令》，宣布不将余粮运到苏维埃收粮站者即为人民的敌人，然后以反革命罪名屠杀了大批保留余粮的农民。十几年后，中华苏维埃同样作法，成立了苏俄模式的粮食人民部，同样以武力强征农民余粮，以反革命罪名镇压保留余粮的农民，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以借谷之名，抢走农民全部余粮。此次建国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是苏维埃抢粮作法的延续。

在统购统销制度开始实施时，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洪水淹没农田5000万亩，受灾民众2000万人。与千百年来朝廷在大灾中要开仓放赈，减免田赋的传统相反，中共在大灾中发布命令，要压低价格强征粮食，要求当年粮食出口量比上年再增加壹半，规定农民只能以人均300多斤“不饥不饱”的标准留口粮，其余粮食壹律按政府制定的超低价交公粮。如此暴政使全国几亿农民都成了吃不饱的饥民，甚至成了饥荒中的灾民。1955年，农民吃树皮、草根、卖儿卖女、饿死人的情况在各地普遍发生，例如广西平乐、荔蒲、横县三县饿死人数以千计。[2]  农民对这样的统购统销暴政当然抵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的《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写道：“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壹，1954年底，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夜间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诉。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壹种不满情绪”。[3]  对于农民的抵制与反抗，中共各地当局以“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罪名实施镇压。安徽凤阳县法院《1955年司法工作总结》披露：“在7、8月间粮食收购中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受理案件68起，逮捕了38人”；在浙江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及统购统销中自杀了109人，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4]  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干部拿著秤挨家挨户收粮食，捆绑批斗拒绝低价卖粮的农民；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统购统销被逼自杀者111人。[5]  

毛泽东不顾各地饥荒，继续要求加大力度征粮。执行毛的指示，陈云主持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定），扩大统购统销范围，将小杂粮和薯类（薯类折粮计产）也纳入了统购统销范围。他向各省传达毛的指示说：要准备全国壹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壹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农民的反对翻不了天，共产党是垮不了台的。[6]  毛泽东、陈云说得没错，分散的农民有反抗之心，但无反抗之力，虽有“政府比土匪还恶，如果我们有枪杆子，壹定要和政府干壹场”之言，[7] 但在军队面前不堪壹击，确实“翻不了天”。随后的情况是，政府将征粮指标越定越高，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

统购统销制度实施后，挨饿的农民大批涌入城市谋生，低价强买粮食仍计划难以完成，于是中共出台了粮票制度，让农民无法进城生存。1955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壹办法的要点是：只给城市居民发放粮票，不给农民粮票，市民买粮，饭馆吃饭必须凭粮票，私自买卖粮票为“投机倒把”罪行，轻者行政拘留、重者判刑。如此，没有粮票的农民进城没饭吃，农民进城谋生之路被堵死。毛泽东赞赏统购统销加粮票的管制农民制度，指示将统购统销和粮食定量供应制度长期化。于是，为搜刮粮食偿还军火债的统购统销和粮票制度的权宜之计成了束缚农民的长期制度。这壹制度将人民划分为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和吃“农业粮”的农民两个等级，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剥夺了农民进城谋生的自由，将农民绑定在本乡本土挨饿。三十年间，进城吃商品粮成为农村青年的梦想，没有粮票的农民无法在城里吃上饭的苦处让后辈青年难以想象。

合作化运动

建国前夕，毛泽东设想立即推行合作化，将土改分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合作化的名义纳入共产党掌控之下，建立苏区、延安那样的军事化社会。斯大林不同意毛的设想，要求召开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缓行合作化。毛泽东不情愿地制定了《共同纲领》，同意了各界要求写入《共同纲领》的保留私有产权、私营经济等条款。虽然在政协会上也举了手，但毛泽东并没有把纲领中的承诺当回事，仍想著迅速推行合作化。按他的要求，中共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壹次互助合作会议。这个时候，毛泽东遇到了党内不同意见。刘少奇主张遵守《共同纲领》，认为立即推行合作化有违《共同纲领》中关于保留私有制的规定，批评山西等地立即推行合作化运动的政策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不能明说《共同纲领》无效，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抛弃《共同纲领》，只好作出妥协。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其内容壹方面体现毛泽东的合作化计划，要求在全国农村建立互助组，另壹方面体现刘少奇遵守《共同纲领》条款的意见，宣布合作化将十五年内完成，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入社农民可将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入股，各家保留土地私有权，土地协作经营、集体种植，按劳动贡献和投入土地数量分配，农民有退社的自由。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共在会后立即在全国农村推行成立互助组。经过土改，农村基层为中共完全控制，农民无力抗拒农村基层领导的要求，至1952年底，全国超过半数的农户被纳入了互助组。

1953年秋，毛泽东召开了讨论应对“粮食危机”的中央会议，决定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看到，光有统购统销政策还不能达到完全控制农民和粮食的目的，在会上提出收不上粮食是因为个体农民不受控制，称 “国家同几十万、上百万个生产合作社打交道，比起同壹亿多个体农户打交道，要容易和便利得多”。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毛泽东不再担心计划被否决，决定立即消灭自耕农，在会后主导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下令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

农民不愿意丧失财产权，但在土改、镇反运动的威慑下无力对抗政府，只能加入合作社。入社后，农民的大牲畜等私有生产资料被低价充公，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农民将存款也交入合作社，称“刨私有根”。有些合作社向农民强借财产，归还期限由合作社决定，实际是无偿剥夺。农民被迫突击砍树、屠杀牲畜以减少损失。由于管理不善，合作社的大牲口大批死亡。1954年9月，壹届人大通过了与《共同纲领》内容相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而就在宪法出台的同时，侵犯私有财产权的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当年，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大牲畜减少了两百多万头。

1955年4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会议。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各地合作化作法说：“连续三天三夜开会、强迫农民签字画押、大耕畜折价入社，折价偏低，归还时间有的三年，有的五年，甚至个别有壹百年，实际不还”。他要求遵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规定的入社自愿原则，解散强迫成立的合作社。然而邓说了不算。毛泽东在7月的省市书记会议上指责邓子恢“砍掉壹大批合作社的作法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看不到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就要来到，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不讲社会主义，满脑子资本主义”。[8]  被批后，邓子恢向毛泽东解释说，自愿，有偿，渐进的合作化原则是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委婉地指出毛在不久前曾举手同意上述原则。毛泽东从来不把举手通过的文件放在眼里，自认有权推翻任何决议，不仅否决邓解散合作社的指示，更要求农业合作社数量壹年翻番。

10月，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继续指责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声言要 “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在地球上绝种”。中共党内高层表达不同意见通常不直说，而是借批评低层表达。八年前，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消灭富农的主张但不敢直说，借批评高岗表达反对意见，三年前，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立即合作化还是不直说，借批评山西领导人表达不同意见。此时，毛泽东反复批邓子恢，放狠话是同样套路，目的是让刘少奇收起反对意见。刘少奇靠拥护毛泽东上位，当然不敢正面坚持反对意见。于是，刘少奇不再提遵守《共同纲领》和宪法条文的意见。刘少奇以下的众高层更无人敢于提不同意见。会上 ，大家争相以批邓子恢右倾来向毛泽东表态效忠，248篇发言中的247篇内容都是高调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批判邓子恢“右倾保守”、“资产阶级思想”、“投降主义”，而那内容不同的壹篇发言是邓子恢的检讨，内容是“抱著十分沉重的心情”痛责“自己再次犯了原则性错误”。全党意见壹致后，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这两文件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的“完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表从十五年缩短为三年，要求立即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消灭私有制。会后，毛泽东撤销了邓子恢的农村部长职，下令各地快速合作化，实际是要求强迫合作化。经过土改，中共干部完全控制了农村和农民，中共中央决议下达后，全国八成以上的农户在短短几个月内被迫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6月，全国人大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颁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宣布合作化运动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

对于被迫入合作社的农民而言，初级社变身高级合作社意味私有的土地、果园、林木，耕畜、农具等私有财产都象征折价地被充公成了合作社的财产，自己实际变得壹无所有，只能通过劳动参加分配。由于分配之权掌握在基层掌权者之手，政府承诺的分红被取消，入社时的私有财产折价失去了意义。农民不满被无偿剥夺，纷纷要求退社。1956年夏收时，各地农民纷纷以自收小麦、牵回自己的牲畜、集体请愿要求收回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这时，政府不承认动员农民入社时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诺，拒绝农民退社，导致请愿农民殴打骗他们入社的基层干部泄愤。当年秋收后，农民要求退社的请愿浪潮遍及全国农村，其中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的请愿规模最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报告中承认：广东省已经退社的约7万余户，已有102个合作社垮了台；浙江仙居参加闹事的群众有两万多人，持续了两个月，百余干部被殴打，430户合作社干部被请愿农民抄家，个别地方的农民携带土枪、土炮上山，扬言要攻打乡政府。但是，分散农民不是政府的对手，中共以肃反运动的名义武力镇压请愿，将带头请愿的农民以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甚至杀害。1956年底，中共宣布完成了全国农村的合作化，全国农户全部成了合作社社员。

农民在丧失土地和财产支配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当年，全国粮、棉、油产量和牲畜存栏大幅减少。作家赵树理在给中共长治区委写信说：“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1957年春，全国农村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请愿要求退社的浪潮。毛泽东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将全国反抗“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的请愿活动壹起称为反革命事件，称它们与城市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风潮都与匈牙利事件相联系，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要求开展“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二次镇反）。根据指示，各地当局对农民请愿展开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请愿规模最大，遭受镇压也最惨烈。请愿的带头人被处决后，农民认识到，与政府的对抗是死路壹条，唯壹的出路是接受被剥夺的现实，服从政府。在1958年中共再推行人民公社化时，农民不再请愿，听任政府摆布，接受政府拆房、拆灶，听从政府编成军营，上山炼钢，成了“捆著挨打怎么都得受”奴隶。

合作化导致饥荒、暴动和武力镇压的脉络在青海、西藏表现得最为清楚。统购统销后，藏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搜刮，合作化运动给藏民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饥荒。在兴海县，1957年粮食征购比例高达六成，油脂高达九成。[9] 在1956至1958年的饥荒中，西藏、青海多次发生数万藏民参加的武装反抗，暴动被军队镇压。[10]  其中，青海循化藏民的武装暴动规模最大，当局派出解放军两个团的军队镇压，打死暴动民众数百，逮捕数千，此即中共所称的“循化反革命事件”。中共青海省委在《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文件中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区六个自治州都先后发生了叛乱。” [11]  毛泽东对该报告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2]  1958年底，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自1955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解放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三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毛泽东在1959年2月18日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批示说：“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行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平息叛乱”。半个月后，藏人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暴动，中共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武力镇压，称镇压为武装平叛。其实1959年藏人暴动的首要原因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合作化及其造成的饥荒。

合作化运动揭示出共产革命的骗局性质。共产党以剥夺富人财产分给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相号召，争取了农民的支持。在国共战争中的土改运动中，中共的代表性宣传动员是“解放后农民翻身，当家作主”。其实，中共从未打算让农民作自耕农，根据剥夺私有财产的基本宗旨，在土改运动前就决定好要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不是是否剥夺农民私产，而是何时剥夺，刘的主张不过是忍手十年、八年再剥夺。建国几年后，刘顺从了毛，中共发动了合作化运动，实施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剥夺，将全国几亿农民的私产剥夺充作了党产。

合作化还展示中共骗术之恶劣。鼓动农民加入互助组时，中共承诺土地入股，自愿互利，退股退社自由；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中共再次申明自愿原则和退社自由；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再三承诺：“社员退社时可以带走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全国人大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再四申明退社自由。入社后，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牲畜大批死亡，农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农民真的要求退社作回自耕农时，中共从中央高层到基层领导，在内部报告中壹律回避退社自由的承诺，统壹口径称农民要求退社为“闹事”、“闹社”，拒绝与农民对话，更拒绝退还农民私产。被禁止退社后，农民感到受骗，理所当然地找政府请愿，找当初欺骗他们入社的基层干部理论，结果中共称农民是要推翻共产党，是反革命，派军队武力镇压。从承诺财产权不变，退社自由的互助组阶段，到承诺财产权不变，退社自由的初级社阶段，再到财产权、分配权被剥夺，不准退社的高级社阶段，党和政府通过几步连环套，将农民原本的私有土地，分得的土地，连同农具，牲畜等私产无偿剥夺。欺骗古来就有，但从未有过再三、再四承诺，然后拒绝对话，动武逞凶的骗局先例。

统购统销和合作化运动显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空前专制。自古以来，没有壹个朝代剥夺农民自耕和存粮备荒的权利。历朝历代，新统治者按例都会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而中共建国伊始不顾长期战争到处废墟，派兵到国外开战，以低价强买搜刮农民粮食以充战费，然后推出统购统销制度，剥夺农民存粮，卖粮的权利。毛泽东在建国前声言允许私有制存在几十年，在建国之初改称允许十五年，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动手偿剥夺农民私产，三年就消灭了自耕农。这就是中共宣传的“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多年后解密的档案显示，合作化运动中，中共内部往来文件中充斥申请与批准镇压反革命，捕人、枪决的内容。人们这才知道，那几年中出现的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无关，无非是对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暴政的抗争者，其中主要是因为挨饿而抢粮，要求退社而取回私产的农民。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中剥夺的人民私产成了用之不竭的党产，其中最大的壹块就是农民的私有土地。几十年后，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接收农民土地的组织都不存在了，农民当年入社的土地成了政府手中的金山。当年被剥夺的地主和农民已经离世，他们的后代也追索无门，在后来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价值百倍上涨，土地增值成了政府的大金库。为了维护党产合法性，中共也不可能否定毛泽东。

合作化运动不仅带给农民灾难，还留下了土地与环境的灾难。由于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承租权和使用权是暂时的，人们争相对土地掠夺式经营，破坏环境。欧美国家草场、森林、果园得以保持富饶美丽，主要原因不在自然，而在产权私有。中国在合作化运动后的五十年间全国耕地大量减少，环境迅速恶化，主要原因也不在自然，而在人民失去了私有土地产权，在于政府作恶。

三反运动

加入朝鲜战争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壹多半的军费负担将全国拖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供应志愿军军需，高岗在东北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运动的要点不是开源节流，增产节约，而是复制当年苏维埃国通过“打土豪”，“查田”运动搜刮民财以充军费的作法，将连年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归咎于有人贪污、破坏，开展坦白检举运动抓贪污分子，挖出钱财以充军费。国共东北开战时，毛泽东对高岗领导的东北暴力土改极为赞赏，将东北土改经验推行各解放区。在全国财政危机中，毛泽东对高岗的三反运动同样赞赏，指示部署反贪污运动。根据毛的要求，政务院在1951年12月的第114次会议上提出了反贪污要求。财政部部长薄壹波在报告中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中贪污者占28%，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53亿（旧币），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总理周恩来在讲话要求：“发动群众互相检讨，然后再上下检讨，把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开展起来”。[1]  年底，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将东北局搞的三反运动推行全国。他亲自部署“打老虎”写道：“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壹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 “打虎要有壹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队，向大小老虎突击。”[2]  他要求各级干部在三反运动中“人人下水洗澡（接受审查）”。

与发动镇反运动的情况壹样，毛泽东对各地未能立即掀起三反运动高潮不满，于1952年1月再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限各地在十天内开展运动。在毛泽东推动下，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各级组织照搬延安整风的套路，命各单位停止日常工作，集中开会到半夜，甚至通宵，召开群众大会，安排积极分子在会上检举，动员被检举的人员上台坦白及揭发别人，根据揭发检举抓贪污犯（打老虎），将所有与理财沾边者和留用旧职员列为“老虎”嫌犯，隔离（关押）审查，采取各种办法迫“老虎”嫌疑者承认贪污，揭发他人以自保。经过怀疑——坦白——揭发的整人程序，“老虎”越打越多。毛泽东继续采取了壹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升温：发指示说：“……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3]  提出了“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打老虎指标）”的“三反运动八字方针”；主持中共中央下达了“打虎百分比指标”，要求各地将“打虎”数字要汇总上报。在中央指标压力下，各地层层实行“自报公议”，规定“打虎”指标（打老虎预算），各单位负责人亲自主持“打虎”，按限期上报“打虎”成果。

按照毛泽东“不论哪壹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老虎”的说法，所有单位必须要“打出老虎”才能交差。对具体单位来说，中央的压力实际是要求没有“老虎”也要无中生有。科学院原本是清水衙门，并不经手多少钱财。在中国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上，院长郭沫若号召：“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物理学家严济慈抗战中因帮助美军解决技术难题拿到了壹笔酬金，抗战胜利后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了壹套房子，在运动中被揭发贪污，成了打虎对象。大家都知道运动要挖出些钱财的道理，结果严将那套房子缴公得免处分。[4]  清水衙门尚且打到人心惶惶，经手钱财多的单位和经办人可就惨了。

 三反运动打出的最大“老虎”是前后两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是真“老虎”，在进城后壹年中利用职权挪用公款172亿元(旧币)，吃喝嫖赌兼抽鸦片。二人能够肆无忌惮地贪污挥霍是因为他们掌管著中共天津地委的“机关生产”。“机关生产”始于延安。二战中，苏联减少了对延安的财政支持，陕甘宁边区只好以种贩鸦片、走私日货、贩伪钞等办法供养军队和庞大的中共机关。[5]   中共将这些以非法手段赚钱的活动称为“机关生产”。在陕甘宁种贩鸦片的同时，中共东北、华北、华中的等地的地下党、情报系统和军队也各显神通，以私人名义成立了为党筹集经费的经营性“党产”公司，其能量和背景远远超过民间私营公司。由于这类经营活动涉及资金日益庞大，为了保密又不设明账，中共指派最信任的干部负责“党产”经营。例如，曾山奉命创办了华中贸易公司、利丰棉业公司、华中羽毛猪鬃公司、鸿济外贸公司、大成贸易公司等“机关生产”公司。抗战胜利后，中共机关生产规模迅速扩张，先后在大城市开办了上海贸易公司、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关东实业公司、大连建新公司等党产公司。建国后，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局面下，中共中央和各级党政组织的“机关生产”却得到大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每壹级机关均热衷于“机关生产”，截留财政的收入，设立小金库，安排机关的福利，小金库规模动辄百亿、千亿计（旧币），如刘青山、张子善那样腐败在中共“机关生产”掌管人中是普遍的现象。三反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决定枪毙河北抓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以扼制“机关生产”和“小金库”，中共颁布了《政务院关于统壹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决定结束港、澳以外的所有“机关生产”，要求各级“机关生产”交出小金库，帮助中央财政填窟窿。在随后几十年中，中共宣传毛泽东批示杀刘、张为“共和国第壹反腐大案”以证明中共廉洁。实际上，毛泽东杀刘、张只具宣传意义，与扼制腐败、特权无关，更与廉洁无关。因为明摆著，毛泽东自己坚持要住皇庭，是最大的腐败，杀刘、张是要制止“机关生产”的小金库，以保他自己的大金库。不仅毛泽东壹人腐败，高层都在腐败。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城工部部长刘仁就在忙于为进城的中共高层选定王府、豪宅。进城后，中共论功行赏，瓜分王府豪宅。与高层们相比，刘、张那点小金库钱也不算什么。

经过半年的运动，各级政府的《打虎计划报告》，《打虎预算报告》，《打虎新预算报告》，《打虎成绩报告》被层层汇总，上报中共中央。虽然各地基层已经搞到逼出大量自杀事件，毛泽东对汇总的打虎数字仍很失望。他意识到，从享受供给制的干部、财务经办人员中打出再多“老虎”也搞不出多少钱财，机关中的三反运动对填补财政亏空帮助不大。他决定，结束以中共干部为斗争对象的“三反运动”，主推向工商业者开刀的“五反运动”。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年底宣布“三反”运动进入定案处理阶段。由于整个运动无中生有，定案也就谈不上法规，只是随意处置，留下大量冤案。

五反运动

毛泽东喜欢战争不断，运动不断，在发动镇反运动、土改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的同时，他于1952年2月初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动了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五项罪名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宣传中称为“五毒”。针对工商业主的五反运动自然以上海为中心。执行中央指示，上海当局采取了系列行动推动运动：副市长潘汉年作了“五反”动员报告，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大公报》根据运动要求刊登了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向抗美援朝前线提供劣药，贿赂国家机关干部抵充合格商品的诬陷报导，宣传“上海不法资本家犯下罪恶”；[6]  陈毅市长作了题为《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彻底胜利而斗争》的广播讲话，要求资本家在抗拒政府和坦白宽大之间作出选择。

王康年案是最能说明五反运动本质的案例。“大康药房”只做零售，所有药品都是从药厂进货而来，自身并不可能制假。然而，上海当局为推动运动，在没有查出制假药厂，没有受害志愿军作证的情况下将29岁的小业主王康年以“贩卖假药、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的罪名枪决了。枪决背后的真相是：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干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谈话要求“捐飞机大炮”，年少气盛的王康年拒绝了干部的要求。随后，解放军某部军需官来到大康药房要求赊购三亿多元（旧币）的药品及医疗器械，王康年恳求说，军方已两次赊购药品，所欠五亿多元（旧币）药款未付，自己“店小利薄”，资金无法周转。军官训斥王，强令发货。王拒绝勒索，被当局认定为是抗拒政府的典型。五反运动开始后，中共党组织安排工会人员揭发王偷漏税收，私套外汇。国民政府时代，上海工商业者做生意，换外汇进货是必须的。至于税收制度，旧政府和改朝换代时都处于混乱中，偷漏税收指控让任何商人都洗刷不清。王康年对天发誓，百口莫辩，以自杀讨清白。自杀未遂，他被潘汉年副市长在五反运动动员讲话中指为是“资本家不法”的典型，《解放日报》跟进诬陷说：“王康年不仅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他骗取志愿军某部的定货款三亿多元，用假药和旧次医疗器械等抵充定货，致使成千上万志愿军伤员遭细菌感染身亡。”运动中，没有人会要求当局提供指控证据，当局之词就是罪证，王被逮捕入狱。连续刑讯折磨下，王康年招认所有被控罪名以求速死，随后被大张旗鼓地公审后枪毙，王妻追随服毒自尽，“大康药房”被政府没收。 [7] 

与土改运动、三反运动壹样，五反运动的背后是当局的谋财计划，其步骤如下：
派工作队：

这壹步骤照搬自暴力土改运动。很多地方直接将土改工作队原班人马改称三反运动中的打虎队，再改称五反工作队。工作队进驻工商企业后，沿用土改运动“扎根串连”的套路，找最穷的工人作为基本群众，将他们培养为斗争骨干；

诉苦揭发：

煽动工人仇恨业主，展开“谁养活谁”，“工人要当家作主”的宣传，动员工人、店员诉苦，鼓动工人，店员揭发检举厂主，店主有“五毒”行为，鼓动工人、店员诬陷老板，对于不愿揭发老板者施以政治压力。上海当局宣布：“鉴于过去某些不法资本家为了便于达到自己行贿、暴利、盗窃、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于店员、职员、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额外津贴、多分红利等），或曾利用店员、职员、工人之手去进行非法行动，故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不法资本家的非法行为，政府保证不追究这些店员、职员、工人”。为自保，工人、店员们纷纷按照指引揭发、陷害、栽赃老板。运动中，当局控制报纸大量刊登员工检举、揭发资本家、工厂经理、商店经理、商店老板、行商掮客的“五毒罪行”，以及资本家被逮捕的报导，[8]  公然煽动工人、店员迫害工商业主。在当局和报刊煽动下，批斗工商业者的浪潮席卷主要城市。在上海，中南橡胶厂经理庄怡生、厂长颜希渊在批斗大会上被逼低头长跪；大可颜料厂副经理盛稼在工人长时间的批斗中昏死过去，醒后继续斗；[9]  壹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员们建立起宣传站，每天以话筒广播训斥店主们；[10]  在当局鼓动下，工人、店员向厂主、店主“算几十年的剥削账”，提出不断加码的工资待遇要求，要求资方吐出“多年的剥削所得”；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拍著桌子命令老板说：“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妳们资方去想办法”。总经理刘念义上前调解，被数百工人批斗，险些丧命。[11] 

经历长期接战乱，大多数厂商处于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借贷无门。在建国时的经济危机中，绝大多数工商业主在勉强维持。五反运动中，业主们承受不了工人、店员漫天要价地“算剥削账”打击，纷纷决定停产、停业。业主关门造成包伙制员工失业没饭吃。于是上海市军管当局下令，禁止企业在运动中停工、停业、停薪，工商局在运动中不得受理企业的停业申请。新中国当局欺压百姓之恶前无古人，在乡下不允许农民存粮备荒，在城里发动运动搞到工商业者维持不下去，还不许停业，停产、停业，违者获罪。老板们不敢对抗军管令，只得贴钱维持企业。例如，老闸区南京路燕京楼菜馆每天营业额仅五六十万元，而每日开支最低要170万元，老板只得壹面向菜贩赊小菜，壹面天天跑到工商局去申请停业；[12]  大中机器厂老板开不出工资，董事长胡厥文被工人围困无法脱身；[13]  锦芳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扭送了公安局；冠生园食品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将老板围困在楼上，董事会被迫连续开会两天之久。[14] 

查“五毒”：

中共所谓的五毒都是随意罪名，任何生意场上经营活动均可被指为“五毒”。例如，关于偷税漏税，政府要求由开业日算起，补交税款。对众多企业来说，如此要求意味补税须从民初甚至清末算起。当局并非不知道，中国从无严谨的税收制度，在长期兵荒马乱，政局动荡中生存下来工商业者们不可能提供齐全的完税证明。关于行贿，抗战胜利后，购买日伪企业过程中，行贿是免不了的。天厨味精厂协理吴志超坦言，资本家向各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情况在业内是百分之百，如果把各种不合法的方式加起来，仅化工业就存在著三百多种不法行为。可以说，当局所谓的“五毒”，每壹条都是“口袋罪”。运动主持者向商家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政策，要求揭发客户或往来商家的经济、政治问题。高压之下，为自保，商家只好揭发检举往来商家交差。经过互相揭发，工作队掌握了几乎所有商家的所谓五毒证据；

要求坦白：

掌握“证据”后，工作队上门要求工商业主交代问题，召开批斗会。没经历过残酷斗争工商业主们通常惊慌失措，在批斗会上说话结巴、浑身发抖，甚至小便失禁。工作队警告工商业主们说，凭已掌握的证据，已可判妳徒刑甚至死刑，现给妳自己坦白争取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到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工商业者们无法证明自己没有五毒，无从了解工作队掌握的底牌，不敢担保自己没有五毒，知道坚称没有五毒是死路壹条，只好承认自己有五毒。承认之后，他们成了罪犯，被长时间隔离交待问题，疲劳审问，恐吓，“坦白交待”被工作队壹再驳回，被斥说话不老实。工商业主们被迫将行贿、偷税、漏税的金额不断加码，很多人最后精神崩溃到妳说多少我都承认，自己将“五毒”金额加码到倾家荡产。

罚款、补税：

五反运动最后的步骤是运动的目的——收取工商业主缴纳的罚款和补税。很多工商业主挺过以上步骤，在这最后关口却承受不住被勒索到破产的打击。

私营工商业主们承受不了批斗屈辱，承受不了多年相处的工人、店员的诬陷，纷纷自杀。壹代船王卢作孚是工商业主自杀的典型壹例。卢在抗战中指挥了宜昌大撤退，在新中国建立之时率船队从香港驶回内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内地不久，他最信任的壹批公司要员在镇反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枪决，他的公司被指有内部特务组织和反动团体五六十个之多。[15]  镇反运动的打击还没结束，五反运动又来了。在“五反”动员大会上，跟随多年的亲信员工在工作组的动员下上台揭发他拉拢腐蚀。卢承受不了接连的打击，在会后自尽。

被敲诈破产比店员诬陷更难承受。对于商人来说，商号是他们的生命，是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经营不善致生意破产还不至于让人想不开，但因自己壹时恐惧，几句话就将商号葬送的劫难让他们无法承受。于是，工商业主们纷纷选择自杀以求解脱。壹位亲历者记录五反动运动写道：“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著；白天不交代还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派干部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找我们算账。我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从早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有壹天突然壹帮子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壹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壹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著，以防我们自杀。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壹位，在死前壹日还到我家来过，我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而去了。队长到我房间说：‘妳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凭妳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妳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妳壹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妳说，我已具体掌握妳的材料，妳不坦白也可判刑。’此时我只好说：‘壹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壹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壹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壹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听壹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壹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16]

随著五反运动在各地展开，工商业者自杀潮席卷全国。在运动的重点城市上海，商人被追缴的款项最多，受害最烈，自杀者也最多。壹时，跳楼、跳江、触电、服毒、上吊的事件遍及大街小巷，安眠药片和棺材断货，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竟出现三五人同时悬死的情况。大多数自杀商人选择跳楼。因为他们知道，跳江、蹈海不见尸体，属于失踪，会被当局怀疑为外逃，亲属会成为通敌家属受到长期牵连。例如，老字号冠生园创办人被诬“五毒”，不堪侮辱逼供，从冠生园大楼上跳下，毙命于南京路上。当时，自杀者的遗书有壹个普遍的特点，为不让家属再受牵连而痛责自己，歌颂政府、歌颂共产党。[17]  由于跳楼自杀者众多，行人不敢走高楼之下，担心被跳楼人砸死。上海军管会轻松地将每天上演的跳楼自杀事件称为 “空降部队”，陈毅市长居然每天询问当天“空降部队”数字。应对自杀潮，上海当局派兵巡逻，不准行人在公园及僻静处逗留，在黄浦江岸偏僻之处，筑竹笆，在各马路高楼顶上设岗，在三层以上楼窗装木栏或铁丝网。上海的自杀潮如此，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沉阳、广州等地情况相当，城市中工商业主自杀潮与农村土改中地主自杀潮壹起，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自狂潮。亲身参加三反五反运动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的自杀者约有三十万人。

五反运动造成过半工厂商号关门歇业，全国市场壹片萧条，城市失业严重。在上海，五反运动后的经济形势比1950年初国民党飞机轰炸时更加恶化。由于运动使全国供销社系统瘫痪，各地农村的生产也陷入瘫痪，全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各地党政大员及各界的诉苦、告急报告，毛泽东不得不承认，五反运动勒索的钱财不足以弥补摧残经济造成的损失，三反五反运动未能填补财政亏空，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决定停止三反五反运动。当初他严令限期发动五反运动，在全面危机中，他转而严令限期结束运动。1952年10月，中共中央宣告“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抓出“老虎”十多万人，判刑万余人。虽然这时毛泽东下达的“打虎”指标和搜刮指标还远未达到，但政府搜刮到手的罚款、补税款额已经极其巨大。

三反五反运动是中共在城市展开的“打土豪”运动，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通过五反运动，中共将清末新政以来发展起来的中国私营工商业基本被摧毁，将私营金融业彻底消灭。翻开运动期间的报纸，资本家五毒俱全的文章充斥，但残酷迫害工商业者，逼得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百多万私营工商企业破产倒闭的灾难却不见报导。五反运动几年后，中共推出了描写民国工商业者遭遇的话剧《茶馆》和电影《林家铺子》。《茶馆》的作者老舍很清楚，即使在长期战乱中，工商业仍能生存、发展，个别业主破产自杀是有，但从未发生自杀潮；官府敲诈商家有，但从未有政府同时敲诈全国商家的事。在他创作《茶馆》时，数十万工商业主被逼得自杀，百万商家被逼得倒闭。但他不能描写正在发生的苦难，而只能按中共的要求，谴责“旧社会”，歌颂“新社会”，写“旧世道逼死王利发”的故事。1930年代描写了工商业者遭遇的茅盾在数十万工商业者被逼死时也沉默了。不仅老舍、茅盾在1950年代不能描写五反灾难，五反运动六十年后，仍没有壹部文艺作品描写工商业者们在“捐飞机大炮”和五反运动中被敲诈勒索的苦难，运动的死难者仍未得到纪念。

公私合营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布：“在今后壹个相当长的时期，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刘少奇在天津发表了壹系列安抚资本家的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在新政协会议上，中共主导制定了《共同纲领》，在其中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国家资本与私人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对于《共同纲领》中关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定，少数工商界代表坦言，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的存在不应取决于中共的政策，纲领应当表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和剥夺私有财产，当然不会同意工商界代表的要求。代表们反复询问中共，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期到底多长，是否几年后随著中共政策的改变，私有财产和私营工商业会被剥夺。对此，毛泽东回答：“大概二、三十年吧。” 然而，仅过了半年，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改口说：“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这时，刘少奇继续鼓吹保护私人资本，宣称《共同纲领》的有效期至少要有五十年，只要“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壹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但主持东北的高岗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

1950年12月，政务院根据《共同纲领》和刘少奇的主张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在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后，私方股东所得不少于盈利的60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主张和政务院的条例极为不满，以抬高岗的办法打压刘少奇。1952年9月，毛泽东在“五反”运动中提出“中共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政务院又推出了“四马分肥”条例，规定所得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和奖金“三马”要占企业总利润的四分之三，私营股东这“壹马”最多只可享有利润的四分之壹。如此，中共在建国仅三年后就推翻了《共同纲领》中保私人资本的规定，要求强权剥夺私营业主壹多半的权益，政务院以“四马分肥”条例实际上废弃了自己刚刚颁布壹年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正当毛泽东打算立即实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发动的五反运动造成壹半工商业停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党内高层壹片反对五反运动声音的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宣布结束五反运动。为恢复经济和解决城市中出现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刘少奇和周恩来联手安抚工商业者，声称中共将遵守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剥夺资本家”的承诺，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为应付经济危机，毛泽东暂时默认刘、周的政策，暂时搁置全国剥夺私营工商业的计划。刘、周保护私营企业的政策见效，私营工商业在五反运动结束后出现复苏，经济危机得到缓解。

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泽东有了作世界共运领袖的打算，要求迅速掌握苏联那样的军事力量。为此目标，他要求立即剥夺私有财产，控制所有人财物，实施他所谓的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控制全国所有资源服务其快速军事工业化的目标。1954年，毛泽东开始清算刘少奇的政策，指责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改造，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当年，通过先“抬高打刘”，再“抬刘去高”驯服了刘少奇，迫使刘少奇、周恩来抛弃提保护私营经济主张，表态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得刘、周表态支持后，毛泽东著手发动对私营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内两次邀请在海外有影响的大资本家到中南海座谈。“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挥勒索迫害工商业者的同时，吩咐保留壹些有影响的大资本家不予为难以作“统战”橱窗。这种安排与镇反中将旧政府、军队基层人员规模屠杀但保留壹切有海外影响的高层不予为难以作统战橱窗是同样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务院于1952年3月公布了《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完全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上海当局得令，将荣毅仁等几十位大资本家指定为了基本守法户。毛泽东对上海当局的决定不满意，指示将荣等定为完全守法户。此时，毛泽东邀请来座谈的正是安排特别保护那些大资本家。座谈中，毛泽东首先要求资本家们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威胁说“对破坏改造的违法分子要展开批判斗争”。座谈后，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向成员传达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决定。经过“五反运动”和肃反运动，工商业主们已经感到买卖没法做了，明白了须在新政权治下低头的道理，壹致表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

随后，中共宣布废弃五反运动中颁布的 “四马分肥”条例，规定以“定息”方式赎买资本家的私股，规定赎买分“自报公议”与“定息赎买”两步进行。这里，“赎买”只是政府无偿霸占私产的好听说法。因为，政府，即时称的“公方”，不出壹分钱，只是强权宣布企业的多数股权为“公股”，以“公股”应得的企业利润去“赎买”私营业主的股权，从私营企业的利润中提出壹部分作为定额利息（定息）支付私营业主，几年后即赎买完毕，私人企业即被充公。中共规定的自报公议作法为：先由政府组织人对私营企业的资产按国务院1956年2月8日公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进行清点，然后让私有业主自估、“自报”其股份价值，再由行业合营委员会（由公方、工人、资方三方面代表组成）最后决定，即“公议”。

评估私股价值的过程完全由政府操控，在肃反运动的威慑之下，所谓自报不过是让工商业者在要钱还是要命之间选择。私营业主们知道与政府讲价可能被视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知道王康年拒绝勒索送命的前车之鉴，纷纷选择破财免灾，少报私股价值以表示接受改造。参加评估的公方代表既是买家，又是评估主持人，手中握有将卖家定为“抗拒改造”的权力，工人代表为公方代表指派的运动“积极分子”，私股评估完全由公股代表，即政府说了算。经过如此的“自报公议”，全国企业私股估值总额仅二十四亿元，不及公正价值的十分之壹，私营企业九成多的权益就这样成了政府所有。资产评估后，政府将私有企业剥夺，承诺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支付壹笔固定的利息（定息）来赎买私有业主的股权。政府规定赎买定息率为年息5%，支付期定为二十年。私有业主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申诉仲裁无门。如此，政府作为“买家”，自己对企业估值，定价，自己决定定息支付的息率，用私营企业的利润买私营企业的企业股权，自始至终不花壹分钱地霸占了私营企业，约86万私营业主成了定息领取者（十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革，政府背弃承诺，停止了定息支付）。

按中共的说法，政府将私有企业剥夺后即实现了“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批准35个工业行业的3990户工厂和42 个商业行业的13973户店商公私合营。1月15日，中共召集壹万多工商业主和二十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同仁堂老板，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乐松生代表北京市药店 327户私营业主向毛泽东、刘少奇献上了北京市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喜报。市长彭真宣布：“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上海，全市各行业2500工商界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集会，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经叔平等人代表全市工商业者向陈毅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递上公私合营申请书，经陈毅签字盖章批准，全市工商业行业的十多万户企业宣布公私合营，上海市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其它城市跟随京、沪也进行了“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政府都组织大规模游行，庆祝公私合营完成。全国工商业主们“白天敲锣打鼓”向政府报喜，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晚上抱头痛哭”，哀号几代人的积累被壹朝剥夺。代表北京私营药业献上喜报的同仁堂的老板乐松生的苦处是私营业主们的代表。他带头把家族企业和祖传秘方献给了中共（在次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以积极批判右派方式成功自保。但在十年后的文革中，他及妻子、老母壹起被中共害死）。1956年中，中共宣布全国的私营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至此，中国800万私营企业被政府无偿霸占。无数在建国前本打算转移资本外逃，但听信了中共“长期实行新民主主义”，“将保护私人资本二、三十年”的保证留下来发展的私营工商业者丧失了私有企业，甚至丧失了私有房产，沦为了城市贫民。

1957年1月，上海工商业主，上海人大代表李康年在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政府按照官方公布的评估总额减除1956、1957年两年定息发行22亿元分18年兑现的存单，用存单赎买私营企业。这壹提案的意思是政府“以资本家的钱来赎买资本家的股权”不合理，应发债借钱来买资本家的股权。李康年这壹在今天看来天经地义的要求在当时的人大会上遭到了围攻。中央政府私营企业局副局长千家驹带头批判李康年，其理由竟然是李的提案会增加国家负担，称“李康年的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壹笔债，非还不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让今天的国人难以想象的是，“买东西要花钱”、勤劳致富等的千年公理在新中国之初即被颠覆，中共任命的人大代表们对李康年要求花钱买东西的提案展开围攻，为政府无偿霸占张目。在几个月后“大鸣大放”中，李康年撰文写道：“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谩骂，而得不到真理的帮助与批评。…共同纲领订立于1949年9月29日，其第三条还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还没有赎买字样。”[18] 李实际在质问，作为临时大法的共同纲领怎么可以形同虚设，政府怎么可以随意颁布条例践踏大法。几个月后，李康年因其提议案和发表反驳文章被划为了右派分子。

王康年、李康年，两位康年代表了工商业者的苦难，代表著那个年代道德、良知和正义的抗争。而壹些带头将企业献给政府的工商业者代表著中共的剥夺部署。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将荣树立为守法户典范，工商业改造运动中，荣的带头提出将企业交给政府，高调支持改造运动说：“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壹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壹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壹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19] 中共再将荣的这番话广为宣传，作为工商业者自愿交出私产的指引。五十年后，当中共在悼词中称荣为“共产主义战士”时人们才知道，荣老板早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了消灭了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造成此后三十年经济雕敝，人民困苦。二十多年后，在经济崩溃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请回私营经济、市场经济。中共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搞活了经济，造福了国家、人民，而不提“社会主义改造”祸害了国家和人民二十多年，给中国带来长期的贫困落后。在请回私营经济的同时，中共坚持当年剥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要和正确，其理由很简单：今天由中共支配的“国有资产”，也即党产，主要部分是建国之初以“三大改造”名义无偿剥夺来的私产，如果承认社会主义改造非法，不仅带来退赔私产的头疼问题，还会暴露党产的原罪。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苏俄赤化中国带来的灾难。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官府剥夺工商业者，霸占民财的灾难在满清时没有，在北洋政府时代没有，在日据的台湾、满洲没有，只有作为赤化产物的广州国民政府和中共新中国治下才有。国民党对苏俄决裂的重要原因是反对暴力剥夺私产的赤色革命。在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蒋介石在台湾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营商业，保护私人资本正常营商的环境，带来了经济腾飞，也因此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尊敬。

引蛇出洞

在中共实施无偿剥夺私产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要求退出合作社、城市市民请愿抗议失业的浪潮遍及全国。毛泽东拒绝改变政策，称农村中反对合作化运动的“闹社”，城市中反对公私合营请愿和胡风批评共产党言论互相呼应，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他决定运用他在延安整风中用过的“引蛇出洞”办法，号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对共产党政策不满者发表批评意见，然后实施整肃。1956年5月，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开始引诱说：“现在春天来了嘛，壹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根据毛的讲话，中宣部长陆定壹在中国科院和文联的会议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国几年来，中共的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红楼梦》、“抓小胡风”、肃反等整肃运动没有断过，知识分子们充分领教了中共整肃运动的恐怖，没有人相信“百花齐放”鼓动。

这个时候东欧民众掀起了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浪潮，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请愿，匈牙利举行了华沙人民起义。华沙起义者推倒了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像，焚烧马列书籍，占领广播电台，播放反苏声明，向西方世界求援，改革派领袖，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上台重组政府，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呼吁联合国支持匈牙利人民的选择。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积极地要求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指示秘密访苏的刘少奇、邓小平促请苏共出兵匈牙利武力镇压，帮助赫鲁晓夫作出了武力镇压的决定。[1]  在苏军镇压匈牙利人民起义后，毛泽东再派周恩来到布达佩斯，向匈共表达中共支持镇压立场。[2]  匈牙利人民起义的消息鼓舞了中国城乡反抗“三大改造”的勇气，请愿者们喊出了“来壹个匈牙利”的口号。年底，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讨论应对，访苏归来的刘少奇在《目前时局的报告》中提出调整政策缓和民众不满。毛泽东拒绝改变暴力剥夺民众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同时继续实施“引蛇出洞”策略，在讲话中称：“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妳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壹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高层们对各地的抗议、请愿浪潮忧心忡忡，对毛泽东鼓吹允许罢工，鼓动向共产党提意见感到不解。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向党内高层透露“引蛇出洞”计划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壹刮，中国也有那么壹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壹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壹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壹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壹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3]  

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完全另壹套说法，再次号召各界“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根据毛泽东的策略，中共中央采取了壹系列推动“大鸣大放”的举措：《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号召提意见，声言“目前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4]  周恩来在题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中号召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5]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各界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用民主方法处理“党群矛盾”；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邀请民盟领袖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到中南海开座谈会，动员“大鸣大放”，保证中共“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绝不秋后算帐。在布署大鸣大放的同时，毛泽东运用延安整风套路，成立了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第二次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任命邓小平、彭真任正副组长，以运动名义架空了政治局，迫使刘少奇、周恩来向邓小平的领导小组汇报工作。

中共中央“大鸣大放”鼓动还是没有获各界的积极响应。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们清楚胡风因言获罪，被打成了反革命，知道批评共产党可能被加上反党、反革命罪名，除少数人试探提些意见外绝大多数人沉默。针对各界不敢提意见的情况，毛泽东起草了《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内部指示，要求整风领导小组加大力度鼓动各界“大鸣大放”，放胆批评中共和政府的缺点错误，要求组织报刊刊登引所提意见以造“大鸣大放”的声势。根据指示，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指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九大城市召开了上百次座谈会，邀请民主党派、工商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卫生界的知名人士出席，动员“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授意、胡乔木执笔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呼吁社会各界打消顾虑，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的整风。

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经不住中共壹再的鼓动，开始在座谈会上批评共产党。批评言论被各大报迅速刊登出来，吸引了更多人发表批评意见。各界的批评意见主要围绕反对剥夺私有财产权，质疑“胡风反革命集团”罪名，要求追究中共几年来发动壹系列政治运动的责任等等。通过在全国各地数百次座谈会，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收集了近四十万条批评意见，将意见汇编为《情况汇报》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壹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同时，他在《走向反面》壹文中写道：“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壹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6]  当毛泽东准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走向反面》壹文作为“收网令”时，邓小平建议说，“大鸣大放”正在兴头上，收网为时尚早，建议将文章改名，不在《人民日报》发表，而在最高层中秘密传阅，逐级扩大传阅范围，慢慢作“收网”准备。毛采纳了邓的建议。

5月15日，邓小平将《走向反面》壹文改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和乌兰夫、张闻天、陆定壹、陈伯达、康生、薄壹波政治局候补委员传阅。同日，毛泽东在《我对局势的几点看法》指示中部署准备整肃的比例说：“看来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5——20%，可能是保守的。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高等学校中的右派也不会少于10%”。随后几天，邓小平壹面将毛泽东的“收网令”文章逐步扩大传阅范围，先扩大至中央委员、再十级以上高干、再十七级以上干部，壹面指示全国整风领导机构加紧收集“反右斗争”的定罪证据。邓小平指示各地领导说：“现在的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晚了就收集不到了”。[7]  时任《文艺学习》杂志负责人的黄秋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18日，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串门，邵接壹电话后脸色苍白地说：‘周扬来的电话，转了！’随即匆匆出门开会。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这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许多人……”[8]  运动实际情况的确如黄秋耘所言，数十万知识分子在中共秘密传阅“收网令”时加入了“大鸣大放”，成为毛泽东所谓的“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出洞的蛇”、“出洞的蚂蚁”。

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社论（五壹九社论）继续推动“大鸣大放”。几个月前，中共宣传部长陆定壹曾到北大动员向共产党提意见，向师生传达毛泽东的话说：“要发扬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以助共产党清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害’（除三害）”。陆的讲话没有在北大掀起“大鸣大放”高潮。然而，在《人民日报》五壹九社论发表的当天，北大学生掀起了民主运动（五壹九运动）。几天内，学生们贴出了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大字报内容包括：质问北大团委，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们；要求取消大学中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实行大学校长独立负责制；要求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要求取消留学生内定制，实行平等竞争的选拔制；要求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批判中共中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壹文等等。学生王书瑶在题为《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大字报中指出：“正是苏联人民对共产党可能发生的错误领导丧失了任何警惕性，认为斯大林就是壹切，再加上苏联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斯大林的全部错误和犯罪得以实现，而中央权力极大这点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见，今天在我国广泛流行著的对共产党的某种崇拜，是十分有害的。” 学生谭天荣、张元勋等人发起成立了“百花社”，并立即油印刊物《广场》寄往各地。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学生辩论会上演讲说：“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加给他反革命罪名的根据是很荒谬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是肃反扩大化。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壹个政党也好、壹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 。

与北大的民主运动同时，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在演说中指出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后的统治阶级组成的政府，借用军队、警察、监狱去镇压老百姓，他们不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力，也不遵循法律去依法办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通过的宪法仅是壹纸空文，毛泽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关押谁就关押谁，这决不是马列主义者，是彻头彻尾的独裁。”“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粮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国家统购去再无存粮，今后要是发生壹点灾害便会饿死人。再看共产党的各个单位都豢养了壹大批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毛主席经常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胡风先生公开向共产党中央上书三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还把别人朋友之间的来信公布出来，说是反革命罪证。这是毛泽东公然破坏法律。”她准确地预言了政府将农民存粮全部统购走将导致大饥荒。对于“高铙事件”，她指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们请问，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对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是什么？高饶没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团也没有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公布高饶另壹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没有提出控诉？因此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在中共高层秘密传阅毛泽东的“收网”文章期间，“民主党派”们真正开始了“大鸣大放”。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构想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壹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他以各党派都有权设计中国的政治道路和政策，有权“轮流坐庄”的提议婉转地要求打破壹党独裁；罗隆基针对中共在建国后短短几年中大规模屠杀地主，国民党军政人员，逼死大批工商业者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暗示应追究中共背弃《约法八章》、《共同纲领》和宪法的屠杀、剥夺的责任。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壹个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委员会，接受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受害者的冤屈申诉，并明确要求平反机构壹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主持机构分开。[9] 罗的平反机构须与整肃运动主持机关分开的主张富有远见，揭示出执政党不可能追究自己的道理。二十多年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回避”条款体现的正是罗的道理，只不过在壹党专制下回避只能局限于刑事；储安平抨击“党天下”说：“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壹个科壹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壹家天下……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壹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毛主席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10] 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说：“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妳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妳们，杀共产党人，推翻妳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11] 座谈会中的其它意见包括：中共党委应退出学校、农民生活困苦、苏联对中国不友好、反对“外行领导内行”。

收网

5月下旬“大鸣大放”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将葛佩琦在大鸣大放座谈会上的发言删改编造，断章取义，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将葛的“载舟覆舟”老生常谈发言宣传为了“杀共产党人”论。葛读报后抗议报社篡改原话，要求更正。邓小平主持整风领导小组，拒绝葛的更正要求，将编造出来的“杀共产党人”论用作在全国镇压右派的借口。结果，葛佩琦成为最早落入陷井者，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代表人物，以反革命罪判处了无期徒刑。逮捕葛后，中共在全国报刊上掀起声讨“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运动，开始了预定的“反击右派猖狂进攻”行动。

6月6日，邓小平向中共各级机关秘密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匿名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在社论中将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教授举行的“大鸣大放”座谈会定性为“右派分子策划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活动”，称民盟“利令智昏”， “企图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通过6.6内部指示和6.8社论，毛泽东、邓小平正式下达“收网令”，将运动从“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阶段转为“聚而歼之”的“反右”阶段。已经传阅“收网”指示的中共各级组织闻风而动，对“大鸣大放”者展开了清算。

6月10日，毛泽东发出党内通报，在其中说：“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6102;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这次运动中，壹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丢脸出丑。”6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再发表匿名社论——《文汇报在壹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在社论中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壹模壹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6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布署全国反右运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壹面要求北方各地开展“反右”，壹面要求南方当局、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继续收集“右派言论”，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

对中共出尔反尔，设局陷害的行径，北大“五壹九民主运动”的骨干们展开了抗争。学生谭天荣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壹文中直指“6月8日以来，《人民日报》社论煽起人们最卑劣的情感”；学生陈奉孝在大字报《如此伎俩》中谴责：“反右运动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学生的抗争遭到当局镇压，北大“五壹九运动”中贴出大字报、小字报、组织“百花社”的师生中有1500多人被逮捕，北大学生在“五壹九运动”中创办的《广场》杂志随著主要创办人被逮捕在创办仅壹个月后即夭折。这唯壹的壹期《广场》反映出了当时青年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民主党派中的整风与反右

被毛泽东点名抨击后，民盟紧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组织盟员揭发、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反党联盟”。民盟高层明知章、罗二人素来不和，不可能结盟而只管胡乱开展 “批判章罗联盟运动”以向中共表态效忠。6月25日，民盟中央再发《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宣布成立由沉钧儒和胡愈之领导的整风领导小组，要求根据中共宣布的“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批判和揭发盟内右派言论。盟友们和章、罗原来的支持者们纷纷与章、罗划清界线，反戈壹击，揭发二人以洗清自己。被毛泽东的《不平常的春天》社论批判的民盟常委费孝通发表了题为《向人民伏罪》的检讨书，为在“鸣放”中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壹文谢罪，表示“有决心和右派份子划清界线，要跟著共产党走，不跟野心份子走”，对罗、章反戈壹击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中共党员，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 “章罗反党联盟在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其它几个“民主党派” 和知识界也赶紧以反右行动争取中共宽恕他们的“大鸣大放”言论。顿时，各大报刊上“大鸣大放”的文章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参加者们的认罪检讨文章和对“右派”的谩骂文章。其中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检讨文章有：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讨》、陈铭枢的《自我检讨》等等。长期反蒋不低头的龙云、陈铭枢等将领在中共统治下成了检讨者，这是几年前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事。

报刊大量刊出谩骂文章是新中国壹大特色。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喜欢此道。毛捧鲁迅的原因之壹是鲁以谩骂见长。建国后，毛泽东将《人民日报》办成了谩骂园地，以评论员、编者名义对文艺，思想、教育界名家展开精神迫害，使谩骂成了报纸主流风格。知识分子们、文艺家们、民主党派们逐渐领悟，不谩骂就不能让当局满意，纷纷以骂自己和骂别人来表态效忠。于是，反右运动中出现了谩骂文字的竞赛。例如，《人民日报》刊出的有：《章乃器吃了咸肉骂火腿》，《右派大学生成了落汤鸡》，《学生中的害群之马》，《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为资产阶级叫嚎的猫头鹰——穆木天》（穆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章伯钧——壹条带保护色的毒蛇》，《终于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长、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王毅斋》，《在前进路上的壹堆垃圾——西安市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程元斟等肮脏的壹群》，《壹群狂妄之徒碰得头破血流——内蒙古设计院总工程师高公润等》，《斩断章伯钧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挖掉章罗联盟在江西的巢穴》等等。知识分子、中共宣传干部们争相以恶毒谩骂让运动主持者满意。

“民主党派”反右的共同特点是互相陷害。反右开始时，章伯钧在检讨中说自己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12]，以积极批判储安平自保[13]；史良向周恩来揭发章伯钧的私下牢骚话；剧作家田汉积极揭发剧作家吴祖光有右派言论；沉钧儒、陈叔通、郭沫若、周建人、胡厥文、许德珩、何香凝（侨委主任）、史良（司法部长）、朱学范（邮电部长）、胡子婴（商业部副部长）、胡愈之、朱蕴山、高崇民、邓初民等“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反右讲话、指示和文章比中共反右更极端、更激烈。[14] “民主党派”的积极反右未能让中共对他们手软，长期公开或暗中为中共效力的“民主党派”人士、“民主人士”们在“大鸣大放”后惨遭整肃。其中，民盟中央成员的三分之壹被划右派分子。

“民主党派”反右中受害者中包括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暴动领导人谢雪红。国民党镇压台共暴动后，谢雪红奉中共之命到香港组建了自任主席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致力于迎接中共“解放台湾”。1949年，中共安排台盟代表团出席了政协会议，认定台盟为合法的八个“民主党派”之壹，并安排谢出席开国大典，站在毛泽东近旁以表达“解放台湾”的决心。然而不久，中共开始清洗地下党，谢在肃反运动中遭受迫害。反右运动中，她在“民主党派”反右运动中遭盟内同志陷害，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共产党叛徒”、“二二八逃兵”等罪名批斗，然后被定为右派，开除出人大。

农村中的反右

6月，“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后，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要求在机关、高校开展“反右”，同时在工厂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继续收集“右派言论”，以便抓出更多的右派，在会后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壹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组织农民就合作社、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大鸣大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利用报刊管制、消息封锁，居然能够壹面在城市整肃落入“大鸣大放”陷井的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主党派”，壹面在农村再设壹次“大鸣大放”之局。

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不知道城市知识分子、学生、机关干部和“民主党派”已经上了“大鸣大放”的当，纷纷发表反映农民困苦，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意见。其中的代表性的言论有：“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现在的农民不如过去，生活很苦”；“过去给地主做长工不悉没饭吃，现在社会主义弄得人没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人民政府死要粮”；“共产党好是好，三顿稀饭吃不牢，蒋介石坏是坏，三顿白饭不用忧”；“粮食统购统销是官逼民反的政策”，“杂粮农民壹贯来当菜吃，芋艿从封建时代以来就不当口粮；现在要抵口粮，使农民实际留粮减少，吃不饱饭”；[15] “农村有四死：卖粮逼死，买粮等死，买不到粮饿死，卖粮再买粮亏死”；“过去农村是‘大口小口壹年二石六斗’，可是现在是490斤原粮，怎么叫农民够吃”；[16] “国家对农民的粮食限制得太死，农民无米下锅，种田饿肚子，种棉花没有衣服穿”；[17] “梁漱溟说的‘工人生活在天上天，农民生活在地下地’，是完全正确的”；“河南统购太狠了，都统到人民肉里去了，因此河南人民很不满”；“解放初期粮食够吃，物资不紧张，可是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不够吃了，物资紧张了”；[18] “中央说农业合作化成绩是基本的，这是睁著眼说瞎话，我看缺点是基本的”；[19] “把口粮全部搜去，逼死了好多人”。[20]  

中共的“统购统销”强迫农民交出所有余粮，是制造饥荒的政策。为了证明统购统销的优越性，中共命农民基层干部证明农民家里有余粮。于是干部就到抱怨统购统销政策的农民家“翻粮食”，找出有余粮当场没收。例如，江苏省宝应县射阳区桥楼乡四个农业社“从九月四日夜里起、至七日下午翻查了九百九十五户，占四个社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从中农毛洪才家（八口人）翻出五百八十斤陈稻，壹百九十四斤麦子，全部用印子盖起来，不准该户食用。中农葛锦老俩口子带壹个孙子，从他家里翻出六百十七斤陈稻，壹百九十五斤麦子，老奶奶哭著说：‘这个粮食是我出去帮寒工省下来。’葛庄社韩学周家夹板墙里翻出壹千九百四十七斤陈稻，全部装上船要运走，当时周妻睡在船上，并说，‘妳们把船撑走，我就跳河。’”[21] 当局“社会主义大辩论”主要围绕“统购统销”政策展开。名为辩论，实际强迫农民称颂统购统销政策，对任何说出统购统销政策害农民、造成饥荒的者展开残酷斗争，逼到讲真话者自杀，仅1957年9月在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八省农村大辩论中农民自杀的统计数字，其中湖南400多人，四川217人， 山东93人，河南77人，河北58人，贵州181人，广西276人，青海11人。[22]

 1957年底，中共将在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大鸣大放”转为“收网”、反右，将两百多万在“大鸣大放”中诉苦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打成“坏分子”、 “反社会主义分子”，将反右之前要求退社单干，反对合作化的请愿骨干以“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罪名再逮捕、判刑了壹大批。

工人中的反右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企业大批停业，工人大批失业。生活困苦的工人、店员对中共的政策强烈不满，在中共号召“大鸣大放”时纷纷请愿。在上海，仅1957年5月就有数十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抗议失业和贫困。在高校、机关开始反右运动时，中共仍在工厂中鼓动“大辩论”，要求工人，店员向共产党提意见，控制《人民日报》以工人名义发表《工人说话了》等社论，称“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工人阶级说话了，工人不答应”。参加“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见到这样的社论感到四面楚歌，被迫检讨、认罪、互相揭发，而工人们还蒙在鼓里，仍在“大鸣大放”。

1957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在企业中进行整风的指示》，将工厂中的“大辩论”转为反右运动，将数十万参加请愿的工人，在“大辩论”中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工人、工厂干部和工会干部定为了“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坏分子”。

中共党内的反右

在1957年5月的“大鸣大放”阶段，毛泽东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有内应”，“请各地注意党内的鲨鱼”，“党内知识分子约占5—10%。民主党派中右派可能高达20%以上”[23]  按中共八大时党员1800万计，他准备在党内抓出90至180万的右派。在7月的青岛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威胁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所有的人都要过社会主义关，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人是过不去的。实际上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 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有几重目的。其壹，他要整肃知识分子。苏共揭露斯大林罪行和匈牙利人民起义极大地震动了中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让毛泽东恐惧。他认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高干，搞过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干部最有可能接触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在中国发动“匈牙利事件”的潜在力量，比党外的右派更危险。其二，他要借反右运动继续清洗那些原白区地下党、游击队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以为军队干部腾出官位；其三，他要整肃壹大批有自治倾向的地方干部，以及有民族自治倾向的少数民族干部。为这些目的，他把形势说得非常严重，要求错反右在党内来壹次清党。

反右运动进行半年后，毛泽东发动了针对党内干部的“反右补课运动”。与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不同，党内的反右采取“关门打狗”方式进行秘密批斗，整肃清洗。根据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内务部印发的《关于清除党内的右派分子决定汇编》，党内反右、反倾整肃了行政十三级以上高干上千人，其中省部级以上高干壹百多人，划出了数十个反党集团、右派集团及大批右派分子，不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中右分子”。其中，毛泽东亲自定案的反党集团有：以浙江省长沙文汉为首的沙、杨（思壹）、彭（瑞林）、孙（章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以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李、杨、李、陈“右派反党集团”，以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孙殿才为首的孙、梁（大钧）、陈（成义）“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区党委常委陈再励为首的陈、王、骆、王、廖地方主义“右派反党集团”，以青海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孙作宾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河北省委常委刘洪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以河南省委第壹书记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热赛拉夫、常委伊敏诺夫为首的“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古大存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等。原白区地下党成员，知识分子党员，各地的原地方干部是党内反右的主要整肃对象，例如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与丈夫，浙江省长沙文汉被指为“沙陈”反党集团首领，被划为“极右分子”，他们领导下的数百南京地下党员被开除出党或受到整肃；“壹二九”运动领导者袁永熙等人在反右补课中被打成反党分子；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因赞成美国国会两院制言论被部长陈毅称为“外交部右派的首领，是露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足够定为右派”，被定为不戴右派帽子的“内控右派”；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因抵制反右运动结果他自己被划为了“内控右派”。党内反右的重点之壹是反“地方主义”、反“民族主义”。例如在广东、云南，数以万计的本地干部被以“地方主义”罪名整肃，被划为右派分子或反党集团。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党内整肃以反民族主义形式进行，重点整肃要求履行建国之初民族自治承诺的干部。

9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反右。会上，邓小平在作了《关于整风运动报告》，宣布反右运动分为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和整改（反右补课）阶段，显示所谓大鸣大放是毛、邓反右计划的“引蛇出洞”、“引蚂蚁出洞”、“放长线”部分。会议决定，将此前局限大城市、民主党派和高校、机关的反右运动推向全国，在全国工厂农村也开展反右。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宣布划右派分子的主要标准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划极右分子的标准为：“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者，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者，壹贯反共反人民者”。右派本来是政治派别，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壹种划分。毛泽东在它后面加了“分子”二字，把它变成了罪名。中共的通知通篇践踏宪法。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中共《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每壹项罪名都是无从界定的欲加之罪。在镇反、肃反的恐怖中，中共以壹党文件制造出了 “右派分子”罪名，以违反宪法的随意罪名对数百万提意见者治罪，将响应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的高校师生，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分子重则逮捕判刑，轻者开除学籍、开除公职、流放到边远贫困地区。

反右运动中，中共召开了全国人大壹届四次会议，开除了壹批被中共定为右派的人大代表。1958年2月，中共再召开壹届人大五次会议，宣布罢免罗隆基等三十八位被中共定为右派分子的全国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人大不仅未能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自身倒成了侵犯人民权利的工具，会议成了右派人大代表的批斗场。由于人大代表非由民选，而由中共任命，人大根据中共决定罢免代表也就不足为奇。

不仅人大权力被废，经过反右运动，司法部、监察部、法制局等也被撤销，仅有的法制装饰和保障公民权利的象征性部门也被废除。建国之初，李济深、黄炎培、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名枢、李书城等“民主党派”人士还曾婉转地批评中共的镇反，肃反运动。但到了反右运动时，他们自身不保，须向中共“交心”，微弱的批评声音就此绝迹。

交心运动

对于中共突然将“大鸣大放”转为反右运动，宋庆龄、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曾经中共老搭档分别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反右运动不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已无利用价值，对他们的信不予理睬。随著反右运动持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李济深、沉钧儒、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领袖开始后悔写信置疑反右运动。十年八年前，他们感觉自己的党派有相当地位，要求与中共平等对话。随著建国后壹次次政治运动，他们领教了中共的利害，认识到唯壹的生路是表示驯服。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妳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民主党派”们闻毛之言发起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争相贴出“交心”大字报，自我批判、相互揭发 “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错误言行和思想”，在其中捕风捉影，互揭隐私，扣帽子，打棍子，“上纲批判”，党机关则为“交”出问题者“排队”、“梳辫子”，组织大辩论和各式各样的“交心竞赛”，甚至相互攀比“交心”大字报的数量。壹些地方的“民主党派”更提出“苦战几昼夜，交心多少多少条”、“交黑心，换红心”等口号。在“民主党派”的影响下，高校和机关都掀起了 “向中共交心”运动，知识分子们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是左派，不是右派，展开了“引火烧身、（批判自己），放火烧别人，大家互相烧，互相揭发”的互相整肃运动，造成了互相监控，互相出卖，谁也不敢写读书笔记、日记，生怕像胡风壹样成为反革命的精神恐怖环境。“右派学生”被要求制订加紧改造规划，争取早日摘掉帽子。非右派学生制定“争做左派”计划。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曾感叹恐怖，而在反右运动中他们才知道恐怖还会升级。

在反右恐怖中，他们感到光是表现驯服是不够的必须献媚才能自保。于是他们想出了壹个办法：向毛泽东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交心”誓师大会。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准誓师大会申请说：“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申请获准后，“民主党派”联合知识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上万人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号召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上来个大跃进”。年迈的民盟主席沉钧儒代表众人致词说：“我们万众壹心，在首都天安门前，向毛泽东主席、向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最大的决心。我们决心跟共产党走。”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跟随讲话，向中共保证说：“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壹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6102;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24] 大会推出了内容为“改造政治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向工人、农民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的《自我改造公约》和致毛泽东的效忠信。信中写道：“敬爱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各方面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我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祖国的新形势的鼓舞下，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现在，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思想改造，已经成为我们壹致的、迫切的要求。”天安门誓师后，沉钧儒、郭沫若率领壹支队伍高举贴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木牌沿著长安街向西走；民建主席黄炎培、民革主席李济深率另壹支队伍高举 “把心交给党”的巨大红布心造型牌向东走。

轰轰烈烈的“交心”誓师表演背后是恐怖。 “民主党派”领袖高调誓师作给毛泽东看，以期免除可能的右派帽子。带头誓师之外，李济深激烈批判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的“右派言论”；黄炎培致信统战部表态与右派儿子划清界线说：“北京日报载黄万里写‘花丛小语’，当时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了，是反社会主义的，将会造成很坏的影响。我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坚决站稳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深刻地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并将这严重错误快快地彻底纠正，不许再犯。”[25] 通过积极表态和带头誓师交心，李济深、黄炎培成功获毛泽东发话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二十年来的反蒋派们在新中国几年就沦落到摇尾乞怜的地步，两位所谓党派领袖成了向共产党“交心运动”的领袖，众“民主党派”作表态效忠的环京城游行，这在几年前的国民政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不禁让人想起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1945年，黄与章伯钧、傅斯年等七参政员前往延安说服中共同意国、共、民盟三方共同执政。回重庆后，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壹书，在其中盛赞延安与中共，记述他与毛泽东“窑洞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壹人，壹家，壹团体，壹地方，乃至壹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篇《延安归来》影响了国统区的无数青年投奔中共。建国时，黄炎培在政协开幕时带头喊了“毛主席万岁”。然而不久，他见证了中共不向政协打招呼就出兵朝鲜，发动暴力剥夺私产的土改运动和屠杀旧政权人员的镇反运动，以及拖延制宪。他不敢质疑，只能参与壹次次整肃运动。他不会想到，自己“窑洞谈话”十几年后非但没有成为民主的参与者，倒成了“交心誓师”游行带头人。黄的蜕变早在傅斯年的预料之中。傅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交谈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他离开延安后指出中共“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指毛是“宋江壹流”，并抨击民盟成员没有出息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壹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26] 

八百万人遭迫害

1958年5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同6102;对外隐瞒了整肃右派的人数。作为中共机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下列数字：定性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右派分子318万人，中右分子144万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27] 上述整肃数字之外，还有更多的人被中共以其它罪名迫害，如数目庞大的准右派——右倾分子、 “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这些其它罪名的受害者的遭遇比戴帽右派更惨。加上在1957年至1959年的反右补课运动被戴“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帽子的340万工农右派，20多万中共“关门”整肃的“内控”干部右派，[28] 以及“右倾分子”，中共以反右运动名义迫害了800万人。

右派分子遭受的迫害包括：判处徒刑、劳动教养、开除党籍、军籍、公职，遣送农村，遣送边疆贫困地区，没收私房、查抄财物，和开除公职，长期接受监督改造等等。此外，反右运动受迫害者家属子女也长期在生活、工作、升学等方面受到几十年的迫害。在当时，政府垄断了公职，城市人除了公职已经没有了其它谋生出路，被开除公职意味著无法生存，仅此壹项迫害已经难以承受。

 “夹边沟” 右派劳改营是右派遭遇的壹个缩影。位于甘肃戈壁之中的夹边沟自然条件恶劣。建国后，中共在夹边沟开办了劳改农场。反右运动中，当局将三千多右派分子押送到这里。在随后三年的饥荒中，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被饿到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到1960年冬，三千多右派分子被饿死到只剩下三百多人。饿死者有三位从美国归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科学家。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傅作恭、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留美农学博士沉大文。三人为报效祖国回来，不久被动员“大鸣大放”，然后被定为右派分子，遣送到了夹边沟。董坚毅妻子来到夹边沟，见到丈夫遗体已经被割食得仅剩头颅骨架。随著夹边沟农场在1961年被撤销，那批右派的惨剧湮没在荒漠中。甘肃兵团知青杨显惠听说夹边沟右派苦难后，查阅官方档案无所获，花了三年走访河西走廊的百余位的夹边沟右派幸存者和见证者。接受他采访的每壹位幸存右派老人都是在哭泣中讲述死里逃生的故事。多年后，杨的《夹边沟纪事》壹书出版，让人们了解了夹边沟右派，以及他们代表的全国数百万右派的苦难。书中写道：“1960年春播的时候，死亡开始了。每天死人。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壹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壹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壹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壹位夹边沟右派死难者的儿子读到自己父亲的苦难篇章边跪读边痛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住在甘肃临洮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说，他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关于夹边沟右派的文章。因为他壹读就禁不住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反右运动的特点之壹是手段卑鄙。毛泽东、邓小平利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天真，以“大鸣大放”号召设局，“引蛇出洞”，“引蚂蚁出洞”，“放线钓鱼”，然后实施“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右派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共高层传阅“收网令”期间加入“大鸣大放”的；工农“坏分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在城市知识分子被“聚而歼之”时才加入“大鸣大放”的，善良的人们想象不到当局会卑鄙到如此程度。

有人奇怪，毛泽东设如此毒辣的陷害之局怎么下得了手。如果了解了毛泽东壹生最钟爱的书是《水浒传》，将《水浒传》从小读到老就不会奇怪了。《水浒传》表达的游民思想与行为准则，其是非善恶与主流社会准则完全颠倒，将罪恶称为义举，将法律，游戏规则、道义、诚信视为愚蠢可笑。在梁山好汉看来，为赚人上山杀他壹家老小很正常。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准则与梁山游民完全壹致。在他看来，设局达到“聚而歼之”目的很平常，很有效，不值得大惊小怪，妳上当说明妳愚蠢。他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为设局陷害辩护说：“本报及壹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壹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壹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壹场战争，报纸在壹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壹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壹个时期内也壹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他在武汉会议上又说：“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壹斗壹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

毛泽东、邓小平大规模逮捕、关押所谓右派分子的代表性理由是“杀共产党”论。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壹论调是毛、邓为镇压需要联手编造出来的。当时，《人民日报》是毛泽东亲自控制的，毛以《人民日报》、新华社名义撰文，看中要发表的文章加以修改、增删是经常性的，反右运动中的《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只有毛泽东有权修改定稿，报社编辑、社长，甚至陆定壹、陈伯达等人都无权篡改座谈会发言。经过《人大周报》改过的葛佩琦发言大体符合毛泽东的找镇压借口的需要，毛再作些些重要的增删，篡改了葛的原意，“杀共产党”论就是这样出笼的。“杀共产党”论见报后，葛佩琦致信《人民日报》指出所刊“葛佩琦发言”不是他的原话，要求更正。《人民日报》编辑部对葛的要求不予理睬，但将葛佩琦的来信与原稿壹起归档妥善保存。显然，编辑部无权决定，有难言之隐，因此立此存照。作为中共中央整风运动领导小组长，邓不平在运动中掌控著舆论，也有头版的修改之权。毛、邓二人共同设局，共同“引蛇出洞”，共同把握从“大鸣大放”转为镇压的时机，也共同制造了镇压的主要理由——“杀共产党”论。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后仍以“杀共产党人”论作为反右运动不能平反的理由。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披露：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庆典时与赫的交谈中说遍了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高岗等中共高层的坏话，唯独对邓小平赞赏有加。[29]满意邓主持1954至1955年的整肃高岗运动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从此视邓为最可信赖的亲信。 

反右运动不仅是毛泽东、邓小平联手策划实施的运动，还是中共高层壹致支持的运动。“大鸣大放”中，毛泽东写出“收网令”文章，邓小平献计暗中传阅以多抓右派，全体高层在报纸大力鼓动批评共产党时暗中传阅著“部署收网”文章，除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收网令”文章上写“已阅”，流露出壹丝保留之外，众高层全体支持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没有壹个人对出尔反尔，设局陷害提出不同意见。这就是二十多年后邓小平拒绝平反，坚持反右运动正确时众高层都服从决定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罪责。

反右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目的反动。毛泽东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独立的思想，民众的思想整齐划壹，行动军事化，所有的财产由共产党控制，由他壹人支配，所有的人听从他壹个人的指挥。为建立这样的社会，他要消灭独立思想、批评的声音和批评的勇气。在政治多元的清末、民国时代，壹个党要求全国、全民服从自己意志是不可想象的；壹个党要逮捕、镇压所有批评者必然遭到举国反对，是更加不可想象。而在新中国，中共作到了。通过反右运动，中共逼迫人们指鹿为马，逼迫全体国人服从毛泽东壹人的臆想，将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当局者壹网打尽，消灭了所有反对声音。这样的运动反文明、反进步，其后果是紧接著发生的全民吹牛撒谎和大饥荒灾难。长期以来的中国自由思想领袖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反右运动说：“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最近中国学生的抗暴运动，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就是经过八年的绝对管制和思想改造，中国青年学生还是几乎壹致的反对中共政权。”[30] “我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钦敬”。“在今天中国大陆，凡是想做壹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著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31] 胡适所言是事实。反右运动的受害者是因思想后言论被陷害获罪，其中不少思想先驱因在反右运动后继续抗争而被杀害。例如，北大西语系学生顾文选，在当局高层秘密下达“收网令”之后的1957年5月25日，响应中共“大鸣大放”、“帮助整风”号召，抨击当局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三害”，结果被当局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在文革中以“反革命”罪杀害；北大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因加入“大鸣大放”，被北大开除回乡，目睹饥荒惨状后秘密组党准备武装反抗，被当局杀害。被杀害的右派学生还包括黄宗羲（北大哲学系调干生， 1958年被枪毙）、刘文辉（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右派，1967年被枪毙）、林昭（1968年被枪毙）、冯元春（1970年被在斗争大会上打死）、张春元（兰州大学历史系调干生，1970年被处决于兰州）、沉元（北大历史系学生，1970年被枪毙）、任大熊（北大数学力学系教师，1970年被处死）、张锡锟（北大化学系学生，1976年被处死）、吴思慧（北大物理系学生，1970年被处死）、黄宗奇（北大哲学系学生，1957被处死）。他们中的刘文辉刑前带著手铐写下了 “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32] 可以说，这壹绝命辞是那个抗争群体的集体遗言。

冒进与八大

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感到多年媳妇熬成婆，不再满足于仅作中共领袖，而要作斯大林那样的共产阵营领袖。他知道，要当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须有苏联那样的军事实力，而要快速实现军事工业化唯有从苏联进口军事装备与技术。为了迅速达到与赫鲁晓夫争雄的实力，他要求多出口粮食以换取军事技术，下令每年征购和出口的粮食都比前壹年增长五成或翻番，要求“壹切事业都要加快”，[1] 并提出了 “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四字方针）。毛泽东这“四字方针”与民生无关，都围绕他快速军事工业化的目标，其中核心是壹个快字。1956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要求粮棉总产量在十二年间增长三倍以上（这样的产量指标在四十年后都没能达到）指示将众多军事工业项目同6102;上马，将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将其中的基本建设投资调高到比上年大增七成。毛泽东的“同时上马”命令立即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危机。在城市，财政超支，钢材、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全面短缺；在农村，基层领导人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两三年内办完成十二年规划”为口号，强迫合作社开工了大批力所不及的基本建设项目，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务实派清楚，钢铁、水泥、木材等资源不能支持那么多的军工项目同时上马，如按毛泽东所订《纲要》征粮，已经吃不饱饭的农民就得大批饿死。但是，他们不敢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只是以“不要急于求成”、“注意综合平衡”、“不要冒进”等说法提出温和劝告。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作了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秘密报告。消息传到中国，中共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壹动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事件。毛泽东清楚，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的地位，提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七三开，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维护斯大林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壹论），[2] 称斯大林的错误在共产党国家不可避免，根源是思想方法问题，不是个人崇拜问题，更不是制度问题。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他紧握权柄不再放手，总是以拖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避免领袖换届。新壹届苏共中央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明确反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要求中共实行集体领导。苏共的立场动摇了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地位，鼓舞了中共高层发表不同意见的勇气，中共高层提出了召开八大的要求，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否决了壹大批建设项目，从提交八大审议的“二五”计划草稿中删掉了壹大堆“多、快、好、省”的字眼，调低了经济计划指标以应对经济危机，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压缩基建规模，让部分军工项目下马，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苏共反个人独裁的风头之下，毛泽东壹时无力否决政治局多数的意见，被迫同意召开中共八大，被迫默认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举措。

1956年9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以反对领袖个人独裁为基调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跟随苏共的立场，中共八大会场有所改变，没有像七大那样在会场悬挂巨幅毛像，刘、邓删去了新党章修改稿中“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壹切工作的指针”、“党员义务”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等条文，加入了设副主席的条文。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壹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共八大在党章中规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自治县、市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每年召开壹次会议。党代会常任制的要点是尝试将民主监督机制引入党内，简化代表选举步骤，以年会制的办法从制度方面解决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产生、更替和组织保障的问题，使常任代表类似代议制的议员壹样，对全体党员负责，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监督职责，以避免形成领袖独裁。

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八大路线”，通过了强调量力而行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间接否定了毛泽东让军工项目壹齐上马的政策。会议选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副主席，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书记处设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准备废除党领袖终身制，安排毛泽东退居二线。在苏共支持中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风头之下，毛泽东被迫默认八大的各项决议。

然而八大会后，中共立即迎来了两方面尝试的失败。在限制独裁、引入民主机制方面，中共在八大会后的第壹次政治局会议上就遇挫。会上，林伯渠、罗荣桓、彭真等人根据苏共二十大废除领袖终身制之议提出了党主席只得连任壹届的议案。对此，毛泽东早有防范，在八大会下寻求到了林彪的支持，要求以枪杆子维护权力。在政治局会上，毛、林壹起对限制连任提案投了弃权票。建党以来，中共的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操控，开会只是举手走过场，没有民主表决的经验。从延安整风开始，会议由毛泽东操控，开会还是举手走过场。八大引入民主机制后，中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按说，毛、林弃权，无人反对，提案应当通过。然而，众高层知道，革命党内是军权决定壹切。对两大军头以弃权表示反对的表决结果算不算数，众高层壹时没了主张。尴尬之中，周恩来出面说服政治局委员们放弃提案，大家接受劝说，议案自动取消，[3]  民主尝试失败，使众高层更加坚信“枪杆子”说了算。几天后，毛泽东在国庆节天安门观礼时否定八大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不敢问毛泽东怎么能刚刚在八大上举手同意，会后没过几天就反对，也不敢强调八大决议的效力，只是问毛决议已经公布，怎么办。毛泽东避而不答。[4] （十年后，毛泽东在整肃刘少奇时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5]）在建立纠错机制方面，中共也立即受挫。八大上，刘少奇、周恩来联手反冒进，主导八大通过了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八大路线”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然而，毛泽东在八大举手后没有几天即否定八大路线，刘少奇、周恩来和众高层都不敢质疑毛泽东违反党的决议，也没有人敢问壹句“八大路线还算不算数”。

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十五年内使钢铁、石油、水泥及若干农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毛泽东感到巨大压力，感到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阵营领袖位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于是立即召开八届二中全会，要求按军工发展目标从农村征更多的粮食出口。必须应对物资供应危机的周恩来、陈云等经济主管官员根据刚刚开始实施八大决议继续反对冒进，提出“重点发展，适当收缩”方针，实际要阻止众多军工项目壹齐上马。毛泽东抨击周、陈的“反冒进”方针说：“计划经济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要促进，不要促退。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壹时，会议出现僵局，毛泽东在苏共反对个人独裁气氛中不敢立即推翻八大路线，众高层也不敢激怒毛泽东，不敢坚持八大路线继续“反冒进”。会议作出妥协决定，由陈云主持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强调“注意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和量力而行”，反对军工项目立即壹齐上马，但同意大规模出口粮食以加速发展军工。然而，众高层的迁就没有让毛泽东满意。毛对不让军工项目壹齐上马极为不满，在会上宣布要在1957年发动另壹次整风运动。他的真实用意是通过发动整肃运动来摆脱在党内的被动地位，扫除党内反对独裁的声音。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是壹次灾难性的会议。中共中央在会上决定多征粮食出口以保证军工发展。高层都清楚所谓“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实际意思是让农民壹年挨几个月饿，但为了在党内生存壹致举手通过了这样的暴政决定。从东北土改开始，中共壹直在不断加大力度搜刮农民手中的粮食。在对国民党军开战的几年中，中共要出口粮食偿还苏联的军火债以及暴增的军费；建国后，中共要出口更多的粮食偿还苏联的军火债以及因“抗美援朝”而再度暴增的军费。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欲壑难填，为了拥有与苏共叫板的实力，还是要搜刮更多的粮食出口，换壹个快速军事工业化。中共务实派的“反冒进”昙花壹现，刘少奇在会后几天就不敢坚持八大路线和“反冒进”，众高层在八大后两个月就壹致举手通过了“多征粮食出口以保证军工发展”的暴政。八大二中全会后，农民挨饿的情况蔓延，卖儿卖女和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多。

1957年春，毛泽东以整风运动的名义成立了亲信组成的运动领导小组，将政治局架空，推翻了中共八大的人事安排，加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这时，城乡反抗政府剥夺私产、搜刮粮食的请愿遍及全国。中共先是引诱“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在年中突然发动了镇压反对声音的所谓反右运动。正当毛泽东通过整肃运动恢复独裁的时候，苏联发射火箭成功的消息传来，给毛泽东的世界领袖梦蒙上阴影。毛泽东立即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清算“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是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提出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翻两番）的口号。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党内无人再敢提八大路线、“反个人崇拜”、“反冒进”。在党内不同意见消失的局面下，毛泽东主持通过了服务他世界领袖梦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壹纲要的用意不是让农民富裕，而是要求按更高的粮食产量指标征粮出口。会后，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等壹系列社论，批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说：“许多人惯于根据小农经济的生产条件来看合作化以后的新情况，对过去没有见过的事情，常常是不敢想，不敢做，信心不足，顾虑重重”， 要求 “农业和农村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壹个巨大的跃进”，矛头直指刘少奇、周恩来的“反冒进”方针。

11月，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经济将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即席宣布，中国将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6]  回国后，毛泽东推出了壹系列《人民日报》社论，鼓吹“大跃进” ，给反冒进戴上了右倾保守的帽子。中共高层们都知道农民在统购统销后壹直在挨饿，但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谁也不敢再提八大的“反冒进”的决议，全体改口批判右倾保守，鼓吹“大跃进”，由此拉开了大饥荒的序幕。

南宁会议

1958 年1月，中共在南宁召开了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继续清算周恩来和陈云的“反冒进”，称：“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反冒进离右派还有远，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口号了。”按说，周、陈可以申辩说1957年的经济计划是依据毛泽东举手同意的中共八大路线制定的，但二人深知党内规则不是讲道理，而是讲军权，于是不作申辩，只管检讨，承认犯了右倾错误。毛泽东对周恩来不依不饶，在大会上拿著柯庆施的吹捧文章《乘风破浪》质问周说：“恩来同志，妳是总理，妳看，这篇文章妳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7]  毛的质问让所有高层不敢再提八大路线。大家顺著毛泽东的意思壹致唱起了冒进高调。会议通过了将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会后， 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壹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8] 要求完成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超高指标向农民征粮。

南宁会议上留下的壹大灾难是毛泽东推出的“两本账”制度。他在指导大跃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要求：“中央两本帐，壹本是必成的计划，这壹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不公布；地方也两本帐，地方的第壹本帐就是中央的第二本帐，这在地方是必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按此法，从中央到基层，层层两本账，上壹级的期成帐成了下壹级的必成帐，将中央制定的超高指标向省、地、市、县、公社层层加码施压，逼迫基层吹嘘出不可能的粮食产量、完成不可能的粮食征购指标。按此假账制度，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势比登天，更何况毛泽东提出的中央指标已经是异想天开了。“两本账”制度逼迫基层干部在讲实话丢乌纱帽与和吹牛浮夸迎合上级之间作出选择。在反右运动后的精神恐怖中，绝大多数干部选择后者，向农民夺粮。在大饥荒灾难后，“两本帐”制度并未废除，此后成了中国统计部门造假的基本模式，即对内对外两套数据，以假数据糊弄老百姓和外界，更高级的官员才可以看到更真实的统计数据。

成都会议

南宁会后，毛泽东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然后主导壹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高的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然而，人大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对自己推出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又不满了。因为他感到苏联也在跃进，中国的跃进还是不够快。3月，毛泽东在成都再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重复南宁会议的调子，鼓吹大跃进，批判反冒进，指责周恩来的“反冒进”给右派提供了向党进攻的口实，称“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壹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壹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周恩来再作壹番检讨。毛不接受周的检讨，指责过去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都是“教条主义”的，要求将壹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刚刚通过的1958国民经济计划推翻，将其中的工农业增长指标再调高壹倍。

毛泽东在会上的另壹话题是推翻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他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在反右运动中被架空的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对他不满，并且知道毛泽东的不满主要是对他主持制定的八大各项决议。于是，他主动抛弃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带头响应毛泽东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壹方面，我们都比他差壹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壹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9]  众高层心领神会，掀起了颂扬毛泽东的竞赛。周恩来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薄壹波说：“我们有了毛主席这样的舵手，有了这样英明的领导，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他学习，老老实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进’那样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个个不甘落，发言吹捧毛泽东。柯庆施喊出了最令毛泽东满意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0] （两个月后，柯获毛泽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驯服众高层后，毛泽东主导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里毛泽东只是让大家举手走个过场，他早在建国前就已决定要剥夺农民私有财产，要求所有农民必须听从他指挥，所有粮食必须由政府支配，将全体农民纳入军事化管理。在此次会议之前已经指示河南办“大社”。所谓大社与名义上自愿参加性质上的互助合作社的区别是退社自由被取消。会议期间，他树立的“大社”样板河南碴砑山“卫星社”挂了牌，名义上退社自由的高级合作社被合并成不再允许退出的“大社”，将区域内的所有农民无壹例外纳入了军事化管理单位。成都会议后，中共在全国推行“小社并大社”，开启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 大跃进启动

在跃进狂想中，毛泽东马不停蹄地接连召开会议。从成都回京后，他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按照八大决定的代表常任制，召开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初，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八大二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制造恐怖气氛，声称可能发生的大灾难，壹是发生战争，二是党的分裂，随后再点名批判周恩来“反冒进”是右倾。从成都回京后，周恩来把秘书叫到西花厅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壹句，妳记壹句。” 他清楚毛泽东的“冒进”造成了1956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而自己主持的“反冒进”缓和了经济危机，他更清楚，不可以跟毛泽东讲什么道理，只能给自己扣帽子让毛泽东满意。写了壹夜，直到天亮他才在秘书的帮助下拟出壹篇检讨。[11] 会上，他不作申辩，拣毛泽东爱听话说：“1956年夏的反冒进是壹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壹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壹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12]  在这被迫的检讨中，周恩来创造出了“壹天等于二十年”这壹最合毛泽东心思的大跃进口号。即使如此，毛泽东仍不表态让周恩来过关，指示将周的长篇检讨书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全体代表以维持对周和众高层的精神压力。

周恩来检讨后，陈云等其他“反冒进”官员与周同样应对，跟著作检讨，不作任何争辩，只管给自已扣帽子。众高层都检讨后，刘少奇意识到毛泽东在等他作检讨，意识到光带头对毛泽东吹捧壹番还过不了关。他比谁都清楚，毛泽东刚刚在八大上举手，散会立即否定八大路线之无理，可他在延安就曾表态拥毛为皇帝，靠吹捧毛泽东获毛提拔到二号位，在苏共推动中共形成反对个人崇拜的热潮时他都没有勇气坚持八大路线，在反右运动后当然更无勇气对毛说不。跟随众人，他也作起了检讨，承认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壹些问题上思想有跟不上毛泽东的地方”，承认“反冒进是严重政治错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人民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最后亲自否定“八大路线”说：“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务实派全体投降后，党内达成了“反冒进是严重政治错误”的共识。毛泽东见好就收，宣布“反冒进”问题解决了，强调全党应当团结。

与成都会议上壹样，众高层在所在会议组展开了颂扬毛泽东竞赛。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颂扬之言都会被记录下来交毛泽东阅。周恩来带头颂毛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壹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13] 广东大员陶铸跟进说：“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今后干部应要求必读毛著。”[14]

在十八天的会议中，毛泽东六次长篇讲话，号召全党以他本人为榜样，“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15] 点名指责质疑高指标，反对浮夸的十位省部大员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即席宣布将反对浮夸的河南省委第壹书记潘复生撤职，以吹牛造假的吴芝圃接掌河南。主持中央的邓小平与毛泽东紧密配合，代表中央向吴芝圃表示“真理在妳们这壹边”，指示省委第壹书记张仲良“反右倾不能含糊”。随后，毛泽东将自己半年前在莫斯科提出的十五年赶超过英国的口号提速，改成“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16] 将自己两年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十二年粮食产量指标”提速改为“要求三年，争取壹年” 达到。在众高层的吹捧热潮中，没有人敢质疑这种随意将指标翻番的妄想，众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的臆想，举手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宣布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取代八大“改善民生”为主的总路线，将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全部推翻，将钢产量计划指标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将煤产量计划指标从 2 亿吨提高到 4 亿吨，将粮食计划指标从 5000 亿斤提高到 7000 亿斤。随著各项经济计划指标被飞速提高，中共启动了“大跃进”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过程与结果再次显示，共产党不可能限制领袖专权，也不可能实现党内民主，更不可能向民主制过渡。中共八大推出代表常任制的本意是限制领袖专权，是尝试建立党内民主监督机制。这种将西方代议制民主机制引入共产党的尝试早有失败先例。列宁去世后，苏共曾试图推行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定期制，以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然而，斯大林在巩固权力后立即采取非常手段清除异己，废除了壹年壹度召开代表会的定期会议制，在专权后控制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真正的决定完全不在会议中作出，使中央全会越来越少，即使召开也沦为壹致举手的走过场。此次，中共的尝试同样迅速失败。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介绍党代会的常任制说：“把党内民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壹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壹级的和县壹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但经过反右恐怖和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崇毛热潮，党内形成了指鹿为马的局面，为“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而设计的代表常任制会议成了表态效忠和诋毁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事项的场所，成了为遵守八大路线而作检讨的场合，成了批斗遵守八大路线干部的斗争大会，成了毛泽东独断推翻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路线方针，宣布相反的“大跃进”政策的大会。会议结果让众高层们认识到，引入民主机制对共产党不可行，谁也不再提代表常任制了。于是，这第壹次代表常任制会议成了中共党史上的最后壹次。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接著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了配合“大跃进”的人事决定：增选林彪为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王任重等为中央候补委员；决定出版半月党刊《红旗》杂志，任陈伯达为总编辑。上述人事任免实际警告众告高层：紧跟毛泽东、积极推动崇毛者高升，质疑毛的高指标者丢乌纱。

会后，毛泽东率中央委员们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人民日报》将毛泽东铲土的照片广泛报导，为“大跃进”造势。劳动归来，因反冒进而被毛泽东痛批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请辞任国务院总理。毛仍需要面面俱到的周作管家，制造“罢相风波” 与四年前“抬高打刘”壹样，只为让周更驯服，因此授意邓小平出面挽留。在讨论周辞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出面说“总理还应由周恩来担任”，众高层明白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壹致表态支持，然后毛泽东作民主姿态，表示同意集体意见。经过反复检讨和“罢相风波”，周恩来让毛泽东教育到家了，明白了在毛泽东之下为相不可明确职权，不可按决议行事，只能揣摩圣意行事。在此后的总理任上，他请示不厌其详，甚至宴会座次，菜单都报毛泽东画圈，成了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和传达指示的秘书头。而这正是毛泽东制造“罢相风波”所要达到的结果。

八大二次会后不久，毛泽东再跃进，将超英赶美时间表再提速壹倍，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7] 表现出明显的妄想症状。在反右运动后的恐怖中，没有人敢于指出这种“指标跃进”违反常理，各地大员只管按照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布署，展开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将直言指标不可能完成的干部整肃撤职，代之以吹牛撒谎的干部。例如，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会后回省制造了“潘杨王事件”，清洗了上万务实干部；甘肃省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制造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案，清洗了数万务实干部。类似的省级干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遍及全国，被“拔白旗”（撤职整肃）的干部包括浙江省长沙文汉、安徽副省长张凯帆、河北副省长胡开明以及广东、内蒙古、新疆、青海、辽中等省的壹大批领导人。

军内整风

1957年，苏共内发生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间的权力斗争。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调动军机将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开中央全会，帮助赫鲁晓夫击败了莫洛托夫等人的挑战。赫鲁晓夫被朱可夫调动军队左右政局的能量所震动，在巩固了地位后以 “破坏了党的原则”和贪污罪名将朱可夫解职。“朱可夫事件”朱调动军队左右政局的能量同样震动了毛泽东，让毛有清洗壹批他不信任的将领的打算。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彭德怀几次申请，主持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开展整风，反军事教条主义。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任林彪为中共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准备以林掌军，为他的大跃进保驾。

彭德怀申请召开军委会议是要讨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议题，没想到毛泽东批准召开会议，规定会议的内容是整风。彭德怀在延安曾反对整风，认为没有理由在抗战烽火中召集全体高层开长会，搞什么整风。经过在整风运动中持续地挨整他明白了，毛泽东所谓的整风就是整人。对于这次军队整风，他相信整肃对象是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将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他在八届五中全会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效仿延安整风和反右的作法，开始了以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名的军内整风运动。军队将领们对于整风壹头雾水，没有人能说清楚整什么，怎样整，教条主义何指，会议冷场。

毛泽东密切关注著军队整风进程，对于没有出现整肃高潮不满，下令将扩大会议再扩大规模。按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下令各大军区领导除留壹名值班外全来北京开会，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来北京开会，全军师以上单位全派两名正职将领来开会，中央同时派出十八架飞机将各地军头接到北京。8月22日，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开幕，千余军队高级将领参加了会议。开会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重要手段。他喜欢开会，喜欢开人多的会，并且喜欢开长会。除了长征途中不允许外，他在延安使会议时间越拉越长，参加人数越加越多。从延安到北京，他召集的会议都是扩大会议和长会。长会中的主要内容是漫无目的的闲聊，即务虚。但是大家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将领开如此漫长的军事会议。会议开了二十多天后，毛泽东下令再扩大会议规模，让将领们更加奇怪。彭德怀习惯了受毛泽东遥控，不问有何必要，只管增加人数，急召各大军区和军事院校的壹大批大校、上校级军官来加入军委会议，将会议升级成了1400 多将领参加的巨型军事长会。规模扩大后，毛泽东到会讲话，点名刘伯承、萧克，指出了整肃方向。按毛泽东的要求，会议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手段展开了对刘伯承元帅、总参谋长粟裕，负责训练总监部的萧克、军委训练总监部处长蔡铁根大校等人的整肃。会场内外贴满的大字报中，刘、萧的罪名是“教条主义”， 粟裕的罪名是“个人主义”和 “告洋状”（通苏）。会议和大字报的批判内容还包括了众多高级将领搞女人问题。沿用延安整风的办法，军委会整肃也是大会整肃和小会整肃同时进行。毛泽东派邓小平召集彭德怀、聂荣臻、陈毅、贺龙、罗荣桓、叶剑英、林彪、黄克诚、谭政、萧华等党军高层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了对刘、萧展开了不留情面的小批斗会。[18] 刘、萧、粟、蔡等人遵循党内斗争规则，在小会和千人大会上反复作检讨，他们信任的壹大批中级将领也跟著成了整肃对象。

毛泽东整肃刘伯承、萧克是在借“朱可夫事件”和整风之名清算历史恩怨旧账。刘伯承是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剥夺毛泽东红壹方面军军权的主要推动者；萧克是1929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使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失去红四军军权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对被夺军权记恨终生，此时逐壹清算。对于已经脱离了权力中心的刘伯承，毛泽东感到出了气后接受检讨，让刘过了关。萧克、粟裕、蔡铁根的检讨不获通过。作为三野的实际最高指挥员，粟裕在三野声望崇高，批粟遇到三野将领们的抵制。彭德怀组织人找三野将领们个别谈话，要求人人表态批粟。三野名义上最高领导人陈毅作出了积极批粟的表率。在几年前的高饶事件中，陈毅不留情面地带头痛批老搭档饶漱石。在这次会上，他再带头痛批老搭档粟裕。彭德怀当场表扬陈说：“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19]  在彭、陈带头表率的压力下，三野将领除叶飞、王必成、陶勇成等几位消极抵制外都加入了对老首长的批斗。萧克被连续批斗到吐血，刘、萧、粟以下的中级将领经受的批斗更加残酷。萧克、蔡铁根等人受到大会、小会的批判，大家争相恶毒语言相向以表示与党中央壹致立场。蔡在批斗中被扯下领章，关押了起来。这样的千余高级将领的批斗整人大会壹开就是五十多天，会议结果是，刘、萧、粟等壹大批将领被免职、开除军籍，林彪接掌了彭德怀手中的大部分军权。彭知道到不获毛泽东信任，在会后主动提请辞国防部长。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显示出共产党内斗争之残酷。当年刘邓大军的邓不讲情面地批刘，陈粟大军的陈不讲情面地批粟，大家都是在壹次次运动中不讲情面地批判老战友，老搭档，甚至举手同意杀害战友的经历中壹路走来。革命就是这样残酷，只有不讲情面地参与批斗者战友者才能继续革命。在这样的生存法则之下，大家在批斗战友时都不会于心不忍。彭德怀动员粟裕的部下批斗老首长，以“里通外国”罪名整肃粟裕，冀以此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他没想到，他和另壹位这次批斗会的积极参与者黄克诚在壹年后受到同样待遇，被老部下指著鼻子批斗，也被戴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中共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将壹批爱将扩大进来以便控制会议。年初，他通过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将1957年提出的1958年粮食总产量目标大幅增加至4000亿斤，此次会上，他将4000亿斤的目标再加倍。经过壹年来的反右运动、批判“反冒进”、“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毛泽东造成了全国无人敢批评共产党，中共党内无人敢批评他，全党全国服从个人意志的局面。在1958年仅余四个月时间的情况下，会议全体通过了钢、粮产量当年翻番的决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说：“对完不成指标的官员要执行纪律，壹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用，四留党查看，五撤职，六开除党籍”。会议公报声称：“中国正在经历著壹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已出现农产品的产量成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的飞跃发展形势。”

决定钢、粮产量当年翻番之外，会议还壹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声称：将全国的合作社都合并成人民公社，“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壹步培养和锻炼著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会后，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声言：“壹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按照他的要求，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炼钢目标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达成与否置于关乎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要全国计划，集中统壹，共同负责，全民保证，确保钢铁生产任务的完成”。在中央书记处再次的电话会上，邓小平下令，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针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壹吨不能少，少壹斤也不行，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中共中央在各省电话会议传令，1070万吨的年度钢产量指标壹定要完成。

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江西苏区和延安边区那样的极权社会。在那里，中共领导的各种组织形成壹张无所不包的“网”， 控制整个社会的所有人财物，儿童有儿童团管，少年有少先队管，青壮年有赤卫军管，土地有土地委员会管，妇女有妇联管，没有人独立于这张“网”之外，所有人必须听党指挥，所有农民必须向党纳粮。建国后，毛泽东要求全国都变成这样的苏区社会。1955年，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壹书按语中：“社越大，优越性越大”，“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可以壹乡为壹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壹个社”，“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956年，他主持推出了《壹九五六年到壹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在其中要求在全国“办大社”。这6102;，苏共批判斯大林的行动动摇了毛泽东的独裁地位。在苏共反对毛泽东独裁立场的鼓舞下，刘少奇在八大上要求提出遵守《共同纲领》中的承诺，允许私有制长期存在。毛泽东壹时无力独裁，只好搁置农业四十条草案及“办大社”计划。

1957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巩固了独裁地位，继续推行他的“办大社”计划，在视察河南时指示省委书记吴芝圃成立“大社”，对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三化）的管理，随后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要求通过《农业四十条》草案。在右派帽子威胁下，众高层中不敢再提《共同纲领》承诺和八大路线，壹致举手同意了《农业四十条》的“办大社”计划。在反右运动中被架空的刘少奇感到了毛泽东的不满，主动抛弃八大路线，与毛泽东壹起鼓吹“办大社”和“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在经过河南时向吴芝圃下达了壹番 “办大社”、“进行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

遵照毛、刘的指示，吴芝圃下令将河南的农业合作社全部合并成大社。按吴的指示，中共遂平县委将嵖岈山地区的二十个合作社合并成了壹个三万多人口的大社，起了个苏式名子——“卫星集体农庄”。嵖岈山成立了全国第壹个大社的消息见报后，各地官员闻风而动，跟随推行合并大社，名称有的模仿苏联称集体农庄，有的称共产主义大院，有的称人民公社。8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泽东的批语：“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壹起，便于领导”。据此，各地大社都更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阅《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后亲自定稿写道：“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壹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视察各地大社后，毛泽东到北戴河避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推销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壹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上面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人活著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壹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20]  在全党崇拜潮流中，毛泽东主持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将全国农民纳入人民公社，指示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刊出，作为各地制定人民公社章程的范本。这两简章的要点是：将农民财产充公，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

经过中共武力镇压“退社风潮”，农民明白了，在共产党治下抗争、请愿死路壹条，只好逆来顺受，接受政府摆布。北戴河会议后三个月内，中共将全国７４万多个壹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了两万多个数千甚至至数万户规模人民公社，将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强制合并，实行共产，无偿剥夺合作社农民的土地、家具，家畜、果树，甚至房屋，将将全体农民完全置于了政府的管制之下，使全国农民成了没有私产，不准退社的人民公社社员。在人民公社化和食堂化后，农民不仅失去了财产，还失去了自由，成了“统壹起床，统壹吃饭，统壹睡觉，统壹上工和收工”的奴工。在中共宣布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上亿农民被中共像调动军队壹样调去“大炼钢铁”、修水利，住集体军营。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例，全村的房屋没收成为公社的军营，统壹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逼得青年夫妻们只好夜深人静时外出野合。

毛泽东树立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另壹典型。主持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后，毛泽东向各级大员施压，要求达到纲要规定的各项指标，包括水利建设指标。在层层逼迫下，中共徐水县委决定开建壹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徐水是个三十万人口的贫穷小县，并无能力建设这么多大工程。为向上级交差，徐水县委强行开工，集中全县劳力“大兵团作战”，划分“战区”，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强迫农民在工地搭棚宿营，在工地吃住，不准回家。1958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保定听取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赞徐水的农田水利建设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中批示，将徐水经验推广全国，命张国忠到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将徐水树立为了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

根据毛泽东的授意，张国忠回到县里立即下令全县农村食堂化，禁止农民起火做饭。8月初，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张国忠下令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等待毛泽东检阅。毛问张徐水粮食产量，张知道反右运动后不能讲真话，知道毛要听大数，吹牛说夏秋两季计划打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毛指示：粮食多了吃不完，可让社员壹天吃五顿。而实际情况是，徐水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才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徐水农民与全国农民壹样，自从粮食统购统销后壹直在挨饿。

毛泽东走后，徐水县委宣布将全县248 个农业社合并成壹个“共产主义大人民公社”，宣布树木全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壹分配，农民全体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工资制。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派人来到徐水，帮助拟出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2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等目标。根据中央制定的目标，徐水县委命令各乡保证当年粮食亩产必须超过2000斤。8月下旬，《人民日报》连载了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赞美徐水全民皆兵、公社化、实行供给制、全体农民吃公共食堂的经验。9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毛泽东树立徐水为共产主义试点后，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薄壹波、邓子恢、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等中央大员及壹大批省部官员先后到徐水视察为毛泽东捧场。众高层都看出了徐水试点漏洞百出及造假，但为向毛泽东表态效忠，谁也不说破真相，齐心协力维护这壹拙劣的谎言。壹位参观者问张国忠：“妳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这么喊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21] 此言显示，毛泽东的“大跃进”高指标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基层干部除了跟著说疯话已经没有活路了。

9月，徐水县委公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点草案》，宣布成立全县物资和劳力“大平调”的“县人民总公社”，将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拆除农民的房屋，承诺由县政府为社员建新村，宣布取消干部、职工的薪金和社员的劳动报酬，承诺全县人民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享受生老病死、吃穿用，包括洗澡、理发、看戏等等“十五包”。县政府宣布的共产主义宏图还包括建30个工厂、千余企业、11 所大学，众多医院等等。在讲真话没活路的恐怖中，基层干部谁也不敢讲县里的实际情况。那就是，全县年财政收入总共不足2000万元，为农民建房子、提供供给制“十五包”的资金根本没有。

根据毛泽东 “放开肚皮吃饭”，“壹天吃五顿”的号召，徐水和全国各地农村的食堂纷纷放出了 “吃饭卫星”， 开展大吃大喝竞赛，每餐四个菜，每周会餐，社员随到随吃，吹嘘饭菜“壹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等等。根据毛泽东在安徽舒城县发表的 “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22] 的谈话，“放开肚皮吃饭”还被扩大成了招待过路行人吃喝。这样的胡闹只持续了半个月，公共食堂就断粮了。年底，饥荒降临徐水，也降临全国农村。被拆了房子的农民没有饭吃，无处栖身。在毛泽东吟出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蔓延十数省。

在西藏从统购统销到人民公社，藏人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十世班禅在亲眼目睹藏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悲惨生活。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七万言书》中指出：“西藏实行人民公社制以后，藏民只剩下衣服、被褥、碗筷三样私有物品。很多人吃不饱，只能吃牛马饲料食，最后连树叶、树皮、草根、草籽都拿来吃，不少人家死光了。他回西藏时，很多藏民拦著他长跪哀呼：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我雪域之人灭亡。”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张国声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给农民‘三刀子’，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3]

人民公社化灾难是太平天国灾难的重演。洪秀全造反时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天朝田亩制度》宣称，男女壹样可以均分土地。然而，洪秀全登基后骄奢淫逸，给统治区内的人民带来空前的奴役。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制奴隶性与太平天国奴隶制在各方面都极其相似，被毛泽东称为“宝贝”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与《天朝田亩制度》大同小异，人民公社实行的男女分营的作法是太平天国男女隔离制度的翻版，壹些人民公社对农民实行“组织化”编号管理，也是洪秀全编号管理妃嫔办法的翻版。[24]

人民公社灾难还是苏俄革命后灾难的重演。列宁和托洛斯基在革命时计划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革命成功后，苏维埃政府强迫人民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将数十万富农剥夺财产，枪杀或流放到边远地区，造成人民大批死亡。其中，圣彼得堡人民在革命后的三年中非正常死亡三分之壹。消灭了富农也就摧毁农业生产的中坚，致苏联壹直到解体也未能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因此，重写的俄罗斯二十世纪史将1920—1930年代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25] 作为中国的赤祸，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的农奴法和奴隶制。在此后人民公社制度存在的三十年间，全国农民生活水平不仅低于合作化之前，更低于连年灾害、战乱频仍的193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后，它带给农民的灾难没有结束。因为农民的主要财产，私有土地成了党产，再也拿不回来了。

放高产卫星

共产党的革命历程是抓枪杆子，也是向百姓搜刮粮食的历程。苏维埃国6102;代，中共的首要任务是扩红与搜刮粮食，抗战中，中共的首要任务扩充军队与根据地，背后还是扩军与征收钱粮，国共战争中，中共欠下苏俄巨额军火债，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与农民，动因还是要加大力度搜刮粮食。建国后，按说中共可以向历史上改朝换代壹样，遣散军队，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了。而情况骇人听闻，毛泽东立即到国外开战，扩军与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朝鲜战争结束，按说农民可以喘息了。然而不是，毛泽东的领袖欲望无止境，又有了掌握核武器的要求。为此，他要求粮食出口量每年翻番。1956年，他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农业四十条），要求粮棉总产量在十二年内增长三倍以上。这壹纲要草案在苏共反对他个人独裁的背景下被中共八大搁置。1957年，毛泽东通过发动反右运动巩固了独裁地位，在反右运动的恐怖中主持中央全会通过了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然后立即各省大员施压，要求多征粮食出口换外汇，换核技术。

省委书记们知道，此时最大的政绩就是搞出粮食高产典型。广东大员陶铸、赵紫阳行动最快，在1957年秋后将基层报来的虚假报告上报中央，称潮汕地区出现了 “亩产千斤县”。毛泽东得报后赞扬说：“我国将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12年内不同地区粮食亩产达到的指标：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800斤）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壹千、壹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 毛泽东赞扬广东后，其它大员不甘落后，四川的李井泉推出了新昌“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推出了孝感“千斤县”典型。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划的十二年目标被各省立即达到，毛泽东雄心万丈，年底在莫斯科即席吹牛，宣布将“十五年超过英国”。回国后，他授意《人民日报》发表壹系列鼓吹“大跃进”，批评 “右倾保守”的社论。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将“二五”计划的主要产量指标大幅调高，将反对吹牛造假的河南省委第壹书记潘复生撤职，以积极吹牛造假的吴芝圃接掌河南，警告不鼓吹大跃进，不放出高产指标同样下场。

八大二次会后，吴芝圃回到河南发动了反右倾运动，逼迫基层干部报出高产指标。在地委，县委的层层高压之下，基层干部们被迫报出了不可能达到的产量指标。夏收时，基层干部被迫造假。全国第壹个“大社”——嵖岈山卫星社把十亩地的麦子放在壹起，称是壹亩所产。社长钟清德吩咐：“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三天之内不得走亲串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干部们连夜组织人割了十几亩地麦了堆在壹起，说是壹亩地的。农民都知道是造假，但谁也不敢说破。 [26]  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卫星社坐上了卫星——小麦亩产2105斤》，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再报导：《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亩产3537斤。随后，《人民日报》接连放出刷新指标“高产卫星”：6月23日报导，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的高产卫星；7月31日报导，湖北省应城县春光社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9月1日刊出“放卫星”热潮中的代表作——《徐水人民公社颂》，其中报导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壹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达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皮棉亩产达到5000斤，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在《人民日报》的指引下，各地展开了“放高产卫星”的竞赛。广东大员陶铸带头吹牛，撰文称广东粮食亩产可达万斤，省委书记赵紫阳跟进，撰文高调支持陶铸。[27] 二人壹面高产卫星吹牛，壹面对质疑“千斤县”假典型的广东干部展开整肃。炮制高产典型的干部们清楚，让稻谷粒大出数倍不容易造假，但说水稻植株多出数倍则容易蒙人。根据基层的造假，赵紫阳将密植作为先进经验向毛泽东报喜。毛泽东再赞广东。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紧跟，为广东的“高产卫星”作证，称他在广东番禺亲眼看到了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28]   

“千斤县”吹出去后，各省大员纷纷建立自己的试验田样板，通过试验田再放“高产卫星”。各地放出“高产卫星”后壹般要装模作样地对“卫星田”组织验收。“卫星田”造假应付检查的套路壹般为：在试验田多播种，有的地多到每亩播种200斤；多施肥，壹些地方为造假将全村肥料都施在了“卫星田”；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将其它田的农作物移栽到“卫星田”中等等。根据毛泽东要求推广的深耕经验，各地的试验田越翻越深，深到八尺壹丈。10月1日，《天津日报》报导了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毛泽东将新立村树立为全国先进典型，众高层纷纷来此参观以为毛泽东捧场。来此参观的中央高层和专家们发现，试验田的稻子壹棵挨著壹棵，实为大稻子垛。大家对造假心知肚明，谁也不说穿。壹位公社干部在布置造假时说得直截了当：“现在的大好形势，谁都知道是吹出来的，现在到了如此地步，壹不做，二不休，这次我们要豁出去了，为县社领导争光，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如何干的问题。”[29] 由于毛泽东亲自鼓励造假，基层造假者不会受到损害。例如，湖北省委第壹书记王任重因放高产卫星而受毛泽东重用，但没有因为造假被拆穿而被降职。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时为自己辩护说，1958年放卫星时每个省都上报增产壹倍以上，他只是随大流。[30]   

“放卫星”热潮是毛泽东推动的。从1957年底在莫斯科吹牛后，他在1958年周游全国视察，推动吹牛造假，亲自控制《人民日报》“放高产卫星”，同时要求“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鼓励各级干部继续吹牛造假。在他授意下，《人民日报》1958年的数百篇关于农业，农村报导全部吹牛、造假，其中的《徐水人民公社颂》、《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富》、[31] 《事在人为，地在人种》、[32]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33]  是了当年吹牛造假的范文。《徐水人民公社颂》发表后，作者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被篡改，向报社查询。报社回复说他写的数字太低，以徐水基层提供的数字见报。

“放高产卫星”运动不光发生在农业领域。在反右运动制造的精神恐怖中，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逼迫下，科学家、知识分子们或为形势所迫，或出于投机心理，也纷纷加入吹牛撒谎也造假。其表现之壹是为农村放出 “粮食高产卫星”作科学担保。例如，科学家钱学森撰文称：“从科学理论上讲，如果能科学的利用土地的话，稻麦亩产可达4万斤，蔬菜亩产量可以达160万斤，” “只要有足够的水、肥料和劳动力，我们就可让农作物产量无限增长”。[34]  他很清楚毛泽东爱听这种话。科学家、知识分子吹牛造假的表现之二是 “放科研卫星”。“放卫星”热潮中，北京的研究单位报出研究成果1000余项，声称其中100多项超过国际水平”；[35]  北京大学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6]  

推动吹牛造假的不是毛泽东壹个人，政治局常委们、政治局成员们全都效仿毛泽东，到高产典型公社视察，发表支持讲话，为“放高产卫星”，为吹牛撒谎站台。众高层当然看得出堆成垛的试验田之假，他们更清楚质疑高产典型的政治风险。李井泉在视察时说：“万斤田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不是真假有无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宣传的问题。……谁不相信水稻壹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壹万斤，是共产党的领导嘛，是群众的积极性嘛，妳不相信，妳的党性哪里去了？妳非要查个究竟，居心不良！没有壹万，也有五、六千嘛。”[37]  他的这番话代表了众高层推动吹牛造假时的心态。他们根本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但为了党的需要和个人的乌纱，大家积极迎合毛泽东的妄想，同时对下级施压。华东的柯庆施、河南的吴芝圃、西南局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等壹众大员都是壹面揣摸圣意邀功，壹面残酷打击讲实话下级干部。大员以下的各级领导人层层仿效，以撤职罢官相逼迫下壹级。这样的层层逼迫到了基层就极为恐怖了。例如，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把质疑造假的几位生产队长绑在树上斗争，拳打脚踢，然后送去劳改，将其中壹人迫害致死。在“放高产卫星”、树立共产主义典型期间，徐水县有近五千干部、农民因反对吹牛撒谎而被逮捕、迫害。在甘肃，由于合作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饥荒在1958年春天就开始了，省委书记张仲良隐瞒饥荒，向中央报称甘肃是“余粮省”，推行“高指标、高征购”，对有反对意见的干部农民批判斗争，打成“反党分子”。在上海市奉贤，中共县委在深耕和兴修水利中公然提出“不完成任务拿头来见”和“要用杀人之心去搞生产”等口号，在全县实施捆绑吊打、乱罚乱关。[38]  山东郓城县县长鲁成六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揭发菏泽地区上报的“亩产双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300斤，结果信件被退回中共菏泽地委，鲁被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逮捕入狱，许多为鲁鸣冤的学生、干部遭开除、撤职、批斗。无数农村基层干部因报不出领导要求的产量而被批斗和镇压。“高产卫星”全是在被这样的恐怖逼迫出来的。

这场吹牛造假的“放高产卫星”运动规模之大，内容之荒谬空前绝后。“放高产卫星”热潮中，毛泽东的妄想继续膨胀，在武汉视察时说，“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壹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壹番，明年还可能翻壹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39]人们不会想到是，策划“放高产卫星”运动的毛泽东自己并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他披露用意说： “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40] 在“放高产卫星”热潮中，无人清楚毛泽东所说的“极大好处”何意。后来人们才理解，他鼓励吹牛“放卫星”是另壹“阳谋”，他要求按照“放卫星”的高产指标搜刮粮食。

大炼钢铁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美国壹亿七千万人口，有壹万万吨钢，妳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妳赶不上，那妳就没有理由……”1957年底，他在莫斯科即席宣布，中国钢产量十五年赶上英国（当时英国钢产量2000万吨，中国500万吨）。回国后，他要求冶金部长王鹤寿将1958年钢产大幅提高。王不敢违抗，按毛之意制定了产量指标。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000万吨钢，5亿吨煤，4000万千瓦电。”3月，王鹤寿向毛提出报告说，不用十五年，钢产量十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二十年可以赶上美国。毛泽东赞王的报告是“壹首抒情诗”，在《介绍壹个合作社》壹文的批语中引用了王的报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 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将1958年的钢产量大幅调高到800万吨。然而会后，他对800万吨的钢产量又不满意了，要求当年的钢产量翻番，召集主管经济的陈云、薄壹波和冶金官员开会讨论钢产量翻番的办法。陈、薄等知道，若不按毛泽东的指示下达计划乌纱不保，下达计划的完不成还是乌纱不保。于是，他们想出了让毛泽东在数字上实现妄想的办法——搞“土炉子”。他们非常清楚“土炉子”炼不出钢，但相信没有人敢质疑“土炉子”炼出的不是钢，相信这样可以凑出毛泽东要求的钢产量。于是，陈、薄半路修改了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将钢产量高调，陈云出面向毛泽东呈上了以“土法炼钢”为主要内容的“八条意见”。毛泽东赞赏“土法炼钢”办法，决定推行。7月底，毛向来访的赫鲁晓透露了钢产量当年翻番的计划。赫鲁晓夫凭常识断定毛的计划是无稽之谈，壹笑置之。而赫的顾问阿尔希波夫则向薄壹波明确表示钢铁半年翻番计划实现不了。薄不便如实相告，只糊弄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壹定能实现”。阿不接受这样的糊弄说法，直言“土法炼的钢不能用”。[41]  

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导政治局通过了“大跃进”决议，要求1958年粮食、棉花、钢铁的总产量比1957年翻番。会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向国人吹牛说，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可使当年钢产量翻番。会后，负责完成炼钢指标的陈云、薄壹波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逼迫下级在数字上完成翻番，陈作指引说：“完成钢产量指标，土炉子是关键”，薄传毛泽东的话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壹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42]  在1958年的后四个月，各省委书记亲自挂帅，指挥上亿国人建土炉子炼钢。土炉子热潮中，中南海里也建了土炉子给毛泽东看。为完成吹牛指标，毛泽东下令收废钢铁投入土炉子凑数，指示将宁波、胶东等铁路线拆除炼钢。据毛此令，基层官员们采取逼迫手段，提出“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口号，强迫老百姓将家里的菜刀、炒菜锅、铁荷叶、铁门把，甚至妇女的铁发夹交出来扔进土炉子。各级官员为保乌纱各出奇谋：湖北大员王任重下令在铁路两旁修起小高炉炼钢，组织男女老少作炼钢表演糊弄来视察的毛泽东；安徽大员曾希圣拿正规钢厂出产的壹块钢给毛泽东看，称是土炉子炼出来的；广东大员陶铸放出了日炼生铁达到了878吨，炼出烧结铁、海绵铁1169吨的“炼钢卫星”。[43]  整个“大炼钢铁”运动中，从毛泽东到基层干部，无人不吹，无人不骗。

各地的土炉子大都是在地上挖个坑，盘起个大炉灶，通上风箱，放入煤炭或木柴，上堆废铁。炉火化不开废铁，土炉子壹烧就塌，人们才知道有耐火材料壹说。湘西某村以巨大山谷作为炼钢炉，全村老少齐动员，把废钢铁运至谷中，砍尽山上的林木抛入“炼钢炉”中，让大火持续燃烧半月。安徽大员曾希圣亲自推动，创造了“炼钢炉”之最：将壹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砍尽山上林木与铁矿石、收来的铁器壹起推下山沟，放火烧上几天。各地的土法炼钢无非是将铁器熔成壹砣，然后将壹砣砣铁碴与煤碴的混合物系上红带子，敲锣打鼓地送给上级报喜，声称炼成了多少吨钢。在从上到下互相糊弄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各地全民上山砍树，挖煤，建“土炉子”，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山林环境的狂潮。

毛泽东虽然对工业无知，但并非完全相信大员们的糊弄。他要求地方官员用各种办法凑足吹牛数字以帮他维护面子。他在视察中禁止质疑“土法炼钢”说：“还有壹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他亲自控制报刊、广播发布虚假的钢产量消息。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全国日产钢铁6万吨，此后各大报每日报喜，有说全国日产钢超过10万吨的，有说日产钢20万吨、生铁30多万吨的。11月2日，河南新乡放出了日产生铁102万吨的“炼钢卫星”。12月，当听到手下报告1958年钢产量翻番将胜利实现后，毛泽东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立即亲自放钢产量“卫星”，要求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命冶金部将原定到1962年达到20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指标提高到9000万吨。

全民炼钢并非由于民众颠狂，而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千百年来，统治者不可能垄断民众生活的全部，农民自耕存粮，不受官府控制，民众有择业，迁移的自由。在壹个地方受到压迫可以选择迁移。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服从中共指挥是唯壹活路。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农民的房子、锅灶被拆了，没有外逃之路，除了服从基层干部的调动没有别的活路。于是，九千多万农民放著成熟的庄稼不收割而上山炼钢。对农民来说，这时去收割庄稼与去炼钢没有区别。因为，人民公社将壹切归公，收获粮食政府要拿走，收与不收都壹样。“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私产充公，将自耕农变成了农奴，使农民不仅丧失了播种的积极性，甚至丧失了收获的积极性。1958年是个大丰年，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上山炼钢去了，成熟的庄稼没人收割烂在地里。被迫上山炼钢的农民极其悲惨，成为不许下山，“生活军事化”，丧失人身自由，在冬天降临的饥荒中大批饿死、冻死。

年底，新华社发布消息说，1958年钢铁总产量为1108万吨，在数字上算是为中共在北戴河会议公报中的吹牛圆了场。但实际上，1958年的实际钢产量没有增长，还是正规钢厂生产的500多万吨，另外的500多万吨是各地虚报和《人民日报》吹的来的假数字，其实物是全国土炉子旁边堆积成山的废渣砣子。全国四个月的“大炼钢铁”胡闹只为了满足毛泽东壹人的妄想。这就是毛要达到的全民听从他壹人指挥理想社会，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抒情诗”。

造假的钢产量数字公布后，大炼钢铁灾难并未结束， 1959年，在饥荒蔓延全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指示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薄壹波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壹口气有好处。十年搞壹亿吨，上天”。[44] 于是，在1959、1960年的大饥荒中，仍有数千万人饿著肚子在土法炼钢，数百万农民饿死在了土炉子旁。

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数几百亿元的损失。这壹损失远远超过了第壹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总额。大炼钢铁运动还是壹场全民砍树毁林，破坏环境、破坏古建筑的灾难。运动中，各级政府为怕被戴上右倾帽子，不计后果地下令砍树为柴，广东增城的荔枝树被砍伐为柴，浙江兰溪珍贵的乌桕几乎被砍绝。基层领导们还下令拆古建筑，拆砖块拿去建土炉子，拆珍贵木料拿去作柴烧。经过大炼钢铁后，大片青山绿水国土被糟蹋成了荒山秃岭。今天的国土荒漠化，严重的水土流失，肆虐沙尘暴的原因之壹就是1958年大炼钢铁。

从清末到民国，历届执政者的权力和行为都受到制约，没有哪壹位执政者完全控制所有报刊，消灭壹切反对和批评的声音。历届执政者认为在舆论批评中执政很正常。如果清政府强迫全民“大炼钢铁”，早会有众多“庚子五大臣”那样有识之士出来死谏；如果民国政府如此胡作非为，反对派势力和舆论也早已出来制止。而共产革命带来了空前的专制，中共取缔了壹切独立报刊、电台，反右运动消灭了壹切反对声音，毛泽东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中共高层全体附和毛的妄想，没有人敢提出半句批评。于是，中国发生了“大炼钢铁”这样全世界最黑暗的暴政。

“大炼钢铁”灾难不可能发生在清末、民国还有壹条重要理由，就是前朝统治者们爱民。没有哪壹位统治者以祸害百姓为乐。而毛泽东不同。他完全不关心百姓死活，心中只有他的中国皇帝梦，世界领袖梦。并且，不顾百姓死活的不只毛泽东壹人。中共高层中关心百姓死活，为民请命，敢讲真话者早就成了“反党分子”、“右倾分子”，被踢出了官场，其他人都不顾百姓死活，助毛为虐，因此得以在官位上生存下来，而这些事实是遍布全国的革命纪念馆都不会告诉后人的。

修水利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壹项重要内容是修水利。根据毛泽东的“三化指示”，徐水县不顾地方财力条件和老百姓死活开建大型水利工程，将农民编成团、营、连，“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中共将这样的“徐水模式”推广全国，将数千万农民编制成军营，送去水利工地作奴工。由于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安全保护和伤病饥饿，修水利的民工大量死亡。当时广泛宣传的“平陆事件”（六十壹个阶级弟兄中毒事件）是修水利民工苦难的缩影。

“大跃进”运动中，三百多平陆农民被编成军营，在饥饿中服苦役，没有人身自由，连过年都不得休息。排长张德才因说了句“死了人是因为吃不饱”的实话而被撤职、批斗。他决定对主持批斗的副连长投毒报复。行动前，他想了个心愿，给女儿买壹双花鞋。但他穷到没有钱买壹双鞋。他遍向同营的民工借钱而不得。大家不借钱不仅因为他是批斗对象，还因为人人都与他壹样穷。无法了心愿，张德才决定报复社会，将毒投到了食堂大锅里，民工集体中毒。山西卫生部门紧急向北京求援，北京有关部门安排空运注射剂到山西，中毒民工获救。事件发生后，党报按照“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不予报导，但《北京晚报》的壹篇题为《千里急救》的报导使事件传遍全国。随后，《中国青年报》的发表了《为了六十壹个阶级兄弟》壹文，在其中写道：“壹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壹件平常事足以体现我们时代最美好的思想、最高尚的风格”。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新闻界、文艺界掀起了以“平陆事件”为题材歌颂大跃进的热潮。其实，中毒的六十壹位民工中有不少人是被送到民工营劳改地主富农子弟和所谓反革命家属，是当局所谓的阶级敌人。他们暂时被宣传成了阶级弟兄，宣传热潮过后，他们继续遭受迫害。[45]  将数亿农民沦为农奴，饿死累死的苦难完全掩盖，将农民穷到买不起壹双鞋的苦难宣传成“最美好思想、最高尚风格”的故事，这样的事很难让后辈青年相信。

甘肃省的“引洮上山”是大跃进水利工程的代表作。它计划以1400公里长、翻山越岭的水渠引洮河水到黄土高原，调十七万民工修了三年，造成两千多民工死亡，结果完全无用。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是这样的“血淋淋”的浪费，许多工程半途停工，建成的工程多半是病库险坝，在随后二十年中大量崩溃。例如在1975年的特大暴雨中，河南板桥、石漫滩等六十座水库崩溃，致遂平、西平、汝南、平舆、新蔡、漯河、临泉等七县壹片汪洋，造成二十四万人死亡，是世界历史上因人为技术原因死人最多的灾难。如此多的水库壹起溃坝不能全归因于天灾，主要原因是“大跃进”修水利不讲科学，粗制滥造的人祸。

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大跃进”水利工程的另壹代表。1952年，毛泽东在河南考察期间听取了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的汇报。毛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王建议在黄河流域三门峡等处分别建设四十多座大坝以控制黄河洪水。毛泽东听罢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决心建大坝的水电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将这句没有具体意义的话作为了建坝的批准证书广为宣传，邀请苏联专家组来华勘查设计三门峡工程，向苏联专家提供了虚假的黄河泥沙量数据。根据虚假资料，苏联专家同意了水电部门提出的高坝全部拦沙，清水下泄的方案。王化云将此“黄河变清”的计划直接报毛泽东，毛表示赞赏后，壹个大型水利项目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决定了。毛泽东决定建三门峡大坝，除了因为爱听“圣人出，黄河清” 的颂扬之外，还因为水电部门吹嘘的大坝将使全国的发电能力翻番的说法，期望大坝能带来巨大发电能力，支持他的军工、核武器计划。当时，陕西省强烈反对这壹规划，因为他们凭常识知道，三门峡大坝壹建，下游可以免除洪水了，但抬高水位将淹没陕西大片良田，增加陕西的水患。但人大以鼓掌方式通过了建三门峡大坝议案，陕西代表的反对声音被淹没在掌声中。

对于人大没有经过专业论证就通过建三门峡水库的议案，留学归来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指出“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两个月后，周恩来召集七十位专家举行 “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与会专家们知道毛泽东和人大已以批准，工程已经开工，不再发表反对意见。黄万里不考虑政治风险和个人得失发表反对意见说：“建坝拦沙让黄河清的设计思想基础错误，违反自然规律，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壹，建坝方案没有提供解决泥沙淤积有效办法。按方案建坝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大坝还将把下游的洪水搬到上游。”对黄万里的反对意见，周恩来也说了不算。当年，纪录片《1957年国庆节》中的《祖国颂》歌曲将“三门峡上工程大, 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句唱遍全国，三门峡工程成了社会主义象征，不能再批评。提出批评的黄万里被毛泽东亲自划为右派分子，然后被报复性地安排到三门峡大坝工地劳改。在大饥荒中，耗资巨大的三门峡工程理应停工，以救灾为要。但周恩来揣摩圣意为政，决定特别优先保证该工程投资。这壹工程是水电部门的“钓鱼工程”，即先将投资少报，获准开工后再迫使财政追加投资。开前上报的十三亿元预算在大饥荒中被追加到四十多亿元。这笔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投资在大饥荒中可买800亿斤粮食，救全国饥民于不死。

1960年，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黄万里警告的灾难立即出现，泥沙淤积严重，致高坝低用，设计能力报废。然而，灾难才刚刚开始。泥沙迅速淤积上游潼关、渭河，使渭河成为悬河，黄河回水倒灌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淹没两岸农田数十万亩，迫使壹些县城搬迁，导致富饶的关中平原碱化、沼泽化，粮食年年减产。实际情况恰如黄万里所警告，三门峡大坝把河南小灾难搬到陕西变成大灾难。在1962年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请国务院从速采取措施救陕西的淤积灾难。水电部为避免被追究责任，要求劳改中的黄万理支招。黄万里赶写出了《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和方法》报告。周恩来决定对三门峡工程改建。在改建工地，黄万里面对被炸得千疮百孔的大坝落泪了。他清楚，倾国财力建成的三门峡工程不仅成了废物，更成了祸害。经过改建，大坝原设计发电量的120万千瓦仅剩了零头20万千瓦；耗资巨大的改建并未解决上游淤积问题。毛泽东得知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发电能力只剩下零头，怒言要把大坝炸掉，从此再不提黄河之事了。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三门峡水库成了巨大遗害，存废两难。若存，上游洪水威胁，陕西“小水大灾”无尽头；若废，下游生态、社会问和百万移民问题无法解决。当年在论证会上支持三门峡水库方案的原水电部长钱正英和专家张光斗承认：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庐山会议

中共的大炼钢铁、大修水利暴政造成1958年秋粮无人收割，壹半烂在了田里。秋收6102;，中共中央下令按吹嘘到几倍、十几倍的“放卫星”高产指标征粮食，各地基层将秋粮全部收走仍不能完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只好组织人挨家挨户将农民的口粮搜刮殆尽。年底，各地公共食堂断粮，农民开始大批饿死。各地大员纷纷呼吁召开中央会议，叫停大跃进和高指标征粮。毛泽东手上有各地的饥荒报告，和请求停止高指标征粮的报告，但他相信农民翻不了天，要求加大力度征粮出口，以为快速军事工业化换外汇。在反右倾运动的高压之下，高层们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提出批评，更不敢向他挑战。1959年3月底，中共中央于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导下作出决定，把粮食征购率从1958年的29%提高到40%。这时，饥荒已经蔓延十五省，告急报告越来越多。毛泽东感高层中对提高粮食征购比率的不满，决定召集众高层到庐山避暑，声称“开壹个远离喧嚣，开怀畅谈的神仙会，让大家发发牢骚”。6月，毛泽东由韶山乘船到九江，然后上了庐山。期间，他写下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等诗句，显示他对十几省的饥荒全不在意。

1959年7月2日，中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在庐山上开幕。毛泽东将亲信扩大进会议，将会议分成大组漫谈，任命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等“大跃进”骨干为大组组长，指定秘书组负责记录及编制会议简报，以确保对会议进程控制。他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为会议定下了调子，以“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说法回避正在扩大的灾难，拒绝接受各地请求降低粮食征购指标和增加粮食返销的要求，坚持按“放卫星”的指标多征粮食。与会者都清楚“大跃进”造成灾难之严重，但他们又清楚，发言记录将报到毛泽东手上，于是谁都不提饥荒。刘少奇带头以“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46] 的说法绕圈子，会议真成了避暑“神仙会”。

被分在西北小组的彭德怀对会议在各地饥荒情况下闲扯不满。年初，他到了家乡湖南和甘肃等地，了解到大跃进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年中，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听到了苏联和东欧各国高层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受到震动。他决心回国后说服毛泽东改变大跃进政策。在庐山小组会上，他打破沉默说：“现在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会下，他想找毛泽东当面谈被卫士挡驾。回到住处，他给毛泽东写信。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是毛泽东鼓动的结果。半年前，毛泽东在长沙观赏了湘剧《生死牌》，然后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海会议）上发号召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响应毛“大胆批评”的号召，彭动笔写信表达批评意见。他这封后被称为“万言书”的信其实只有3700言，分两部份。第壹部份是毛泽东爱听的话，赞扬大跃进成绩主要，缺点次要；第二部分指出大跃进给农民带来困苦，希望结束大跃进政策。7月14日，彭德怀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阅后没有召彭谈话，也没有复信。他不是在考虑彭的批评意见，而是在想怎么整肃彭德怀。

两天后，毛泽东重施“引蛇出洞”伎俩，将彭的私信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印发会议代表讨论，引诱反对大跃进者发表批评意见，同时宣布延长会期，壹边分组讨论彭的意见书，壹边增加几天休息，称让代表们在庐山上逍遥。在小组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清楚犯毛泽东忌讳的后果，在讨论中不谈问题，只唱高调。只有彭德怀、张闻天等几人有些温和的批评。彭德怀批评毛泽东说：“人人有责任，人人有壹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产量）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壹切弊病的根源。”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在第二组作了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就在张闻天将要发言的当天早晨，胡乔木还打来电话予以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大炼钢铁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张闻天感到大跃进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拒绝沉默，批判大跃进的问题。第二组组长是柯庆施指挥数人不断打断张闻天的发言，提出质疑。张按照自己的既定提纲，滔滔不绝说：有人说，多说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就会使人泄气，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但缺点定要讲透，缺点要经常讲，印象才会深刻，才有利于改正缺点。我们从前犯过盲动主义，毛泽东经常提及。对缺点不要轻描淡写，要采取郑重态度。他直指大跃进中比例失调，指标过高，求成过急，虚报浮夸，强迫命令，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否则就扣“怀疑派”“观潮派”等帽子。如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著上，造成全面紧张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太长，“三边”(边勘查、边设计、边施工)做法浪费太大，工程质量也差，新增工人太多，招2,000万，人浮于事;企业产品不成套，任务朝令夕改等等恶果。胡乔木要张闻天不要讲大炼钢铁问题，暗示为这是毛泽东的忌讳。张闻天继续说道：“全民炼钢不单赔了50个亿，最大问题还在9,000万人盲目上山，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丰产不能丰收。‘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情都是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百姓不胜其烦。”他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照顾丧失劳动力的人。他说：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壹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彭德怀的意见书主要篇幅是颂扬大跃进，讲成绩，讲优点，只有壹小部分揭问题。而张闻天的发言滔滔不绝讲三个小时，万余言，基本都是揭露问题。最后，张闻天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批评共产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受彭德怀、张闻天发言鼓舞，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周小舟等务实官员在会上发言表示赞同彭的意见，发言批评了“大跃进”。最了解“大跃进”的灾难情况的周恩来在会上沉默，但在会下向彭德怀发“大跃进”的牢骚说，粮食产量数字有弄虚作假问题，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等等。彭德怀质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壹讲呢？”周说：“讲这些困难会被误会成泄气，不好。”彭德怀直指：“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47]  

在会议目的壹时达不到延长会议，在会下暗中布署是毛泽东遇到挑战时法宝。在遵义会议、洛川会议中计划受阻时他都曾提议休会，在会下活动，然后在复会时达到了目的。在庐山会议休息的几天中，毛泽东采取了壹连串行动：急召林彪、彭真上山，让林出面对付彭德怀；以宣布彭真代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方式敲打周；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壹起游泳，请王向刘转达特别的关心与问候；邀王任重等各地大员游泳、共进午餐，要求他们就整肃彭德怀作出表态。得毛泽东的问候，刘少奇陷入抉择的痛苦。他清楚毛泽东问候是让他就整肃彭德怀表态，清楚如果站出来支持彭德怀有可能壹举扭转大跃进的政策，但更清楚挑战毛泽东的后果。从延安到北京，他追随和吹捧毛泽东而升迁。八大上，他挑战了毛的独裁，制定了反冒进、反个人独裁的八大路线。会后，毛泽东立即反对八大结果，他不敢说毛也应服全党的决定。八大后不久，他被毛成立整风运动领导小组架空。为赢回毛泽东的信任，他主动抛弃八大路线，在南宁、成都，北戴河等系列会议上加入了歌颂了毛泽东热潮，支持了毛泽东“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放卫星”、“高征购”等壹系列政策。作为“大跃进”的第二决策者，他也不能言错，言错意味要负第二位责任。在抉择面前，他“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48] 经过几天考虑，刘少奇决定趋利避害，继续追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其他高层没有刘那样的抉择痛苦。他们知道支持彭德怀意味潘复生那样下场，毫不犹豫地表态追随毛泽东。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复会。他发表讲话说：忍了多少天，现要反击右倾份子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对大跃进的攻击。他号召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三面红旗的污蔑，称大跃进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壹个指头，声言“如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灭亡了，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妳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杀气腾腾的言论震慑了全体高层。柯庆施等大跃进骨干立即跟随发言攻击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众高层表态支持“大跃进”和 “反右倾”，加入了批彭，会议从原定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纠错议题转为了“反右倾”。

当天会后，彭德怀找毛泽东面谈被拒。随后，他去与黄克诚、周小舟等人诉说，被负责监视的罗瑞卿和参与彭等聊天的李锐分别密报告给了毛泽东。戚本禹在晚年回忆录披露：“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他还是中央的‘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前面的壹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壹个壹个地从屋子里走出来。走在最后的壹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壹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壹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李锐就壹个人连夜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壹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就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以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壹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聴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倶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49]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会议转为以批判彭德、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小集团”为主题，要求人人表态。顿时，神仙会成了批斗会，四人在各自大组接受老战友、老部下们指著鼻子批斗。毛泽东整肃彭、黄、张，周不只是因为四位批评了“大跃进”，还因为与整肃刘伯承、萧克壹样，要清算与四位的历史恩怨。对彭德怀，毛泽东有不少旧怨：长征路上林彪等人举荐彭德怀出掌军权被毛认为是彭的主意；彭在抗战中违反了避战纪律打了“百团大战”；彭在延安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彭在建国后反对在北戴河圈占风景区和别墅群，直指北戴河避暑办公制度是劳民伤财，搞特殊化、以从不到北戴河休假，不要北戴河别墅的行动拒绝特权；彭是唯壹反对从各大军区选女兵到中南海陪舞者，还是高层中唯壹反对各地大员为毛建行宫者；彭曾骂萧华、罗瑞卿、叶子龙等人“选妃子”、 “不干好事”，迫使中南海文工团解散，让毛泽东抱怨“作了和尚”等等。[50]  毛泽东对敢于批评自己的彭德怀掌军不放心，担心彭像朱可夫元帅那样调动军队左右政局，因此在发动“大跃进”时安排林彪接掌了彭的大部分军权，此次庐山整彭是剥夺其军权的后续行动。对张闻天，毛泽东也有不少旧怨。长征路上，毛策划夺权时只能推张为总书记以应付莫斯科。重掌中央红军军权后，毛泽东在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会上以提出辞职来否决多数意见，新任的张闻天不接受要挟，主持举手表决批准了毛的辞职，使毛壹时不了台，幸亏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服与会者取消了撤职决定。张下令，早晨吹号后，所有人都要起床。而毛习惯早上不起，抱怨说，这类事张本来可以不管。张讲究程序规则，要求开会有准备，有议程，逐项讨论，作出决定。毛反对按议程开会，喜欢东拉西扯开长会，指张知识分子气太重。壹次会上，毛泽东交议壹份文件。张拒绝说此议这次会不谈。毛怒将文件扔到了地上。[51] 到了延安，毛在权力地位稳固后对张越来越不耐烦，称张为“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对中国“壹事不懂”，特别对张闻天带头反对他与江青结合怀恨。张难以忍受毛的多疑、记恨，满口粗话、独裁、开长会东拉西扯，感到难与共事，承认自己不擅权斗，主动请辞总书记淡出权力中心，以到农村搞调查为名自我放逐。张虽退出权力争斗，但毛认定张是国际派，计划整肃。两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张闻天阅毛泽东的“收网令”文章后以不写“已阅”的方式表达了保留意见，让毛又添新怨。对黄克诚，毛也早有不满。建国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壹年前，黄向毛泽东对金门炮战提出意见说：“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何必呢”。这让毛再添记恨。周小舟虽然每次接驾周到备至，但毛将他与主动建行宫的湖北王任重、四川李井泉、华东柯庆施相比，仍不满意。“大跃进”运动中，周对放高产卫星、“土炉子炼钢”消极应付，坦言湖南建起的五万多座土炉子中有两万多个没点过火，是交差充数的，引致毛记恨。在庐山会上，周的“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之言更是刺痛了毛。[52]  当时的国人常看到毛泽东灯下办公的照片，其中包括在庐山办公的照片。国人不知，毛办公不是在考虑国计民生，而通常是在阅高层们的会议发言记录，在盘算著整肃批评者。

8 月1日，被毛泽东急召上山的林彪到会发表讲话。他不谈饿死人的灾难，不提彭德怀的意见书，专注对彭展开攻击，斥彭“个人英雄主义”，称“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53]  林彪讲话后，全体高层无人敢言“大跃进”有错，更不敢提饿死人。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宣布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会议转为扩大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样的会议进程呈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丑恶。古来，皇帝、朝廷都自认有救灾的责任，发生饥荒是要讨论应对的，皇帝或要颁罪已诏，大臣要提出救灾措施。而中共此时是非善恶完全颠倒，独裁者要在饥荒中向百姓搜刮更多粮食，众高层不敢提及饥荒，更不敢提救灾，开会内容是整肃对暴政稍有微词者。至于开会议程也是政治史鲜见的荒唐。毛泽东召集众高层上庐山只说开神仙会，既没有说是政治局会，也没有说要召开中央全会。结果，他半路休会，随意召人上山，随意宣布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随意宣布为中央全会，众高层完全是任凭毛泽东摆布的木偶，其局面既不如封建皇朝上朝来得规矩，也没有现代政党的平等讨论的话语空间。

8月2日，毛泽东宣布八届八中扩大全会开始。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名道姓斥张闻天道：“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壹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妳，我看妳是有病，要大喝壹声，妳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会议内容是分组将彭、黄、张，周四人等围在会场中间继续批斗。通过会议记录，毛泽东盯著每个人要求表态。多数人不温不火的批判两句以作交差，彭的朝鲜战场搭档洪学智以沉默拒作表态，黄永胜、苏振华、肖华、宋任穷等少数人上前指著鼻子骂，从个人野心骂到“百团大战错误”，骂到里通外国、伪君子，诬陷私生活不检点等等。[54] 众高层们知道彭是高层中私生活最检点者，但他们需要通过骂彭来作政治表态，没什么别的骂就骂生活不检点交差。在讨论彭的“万言书”时沉默的周恩来此时不再沉默，斥彭以毛泽东表态效忠说：“彭的骨头是犯上”，“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55]  

当晚，毛泽东写了壹封《给张闻天的信》，继续训斥道：“怎么搞的，妳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妳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壹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妳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壹展览，尽是假的。”“昔人咏疟疾词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妳这个人很需要大病壹场。”“妳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妳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建议妳壹读枚乘《七发》，可以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綛然汗出，霍然病已。……”毛泽东下令将这封通篇不讲道理，只是胡乱骂人的信印发全会，作为批斗指引。彭、黄、张、周没有像“庚子五大臣”那样冒死为国，为我饥民请命，也没有坚持讲真话，而是遵循党内规则作检讨，然后是自污，在批斗会上不断往自己头上戴大帽子，扣屎盆子，把重高层批判自己的尖酸刻薄语言不断重复，甚至添油加醋，把自己骂得更加丑恶，以期毛泽东看到自污记录后高抬贵手。张闻天检讨说：“我对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壹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我片面地夸大了某些缺点，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首先是我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政治动向认识不清;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他表示愿意收回在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然后吹捧毛泽东并揭发彭德怀说：“毛泽东的路线是已经证明了的唯壹正确的路线，不能有任何怀疑。庐山会议证明了谁不跟毛泽东走，谁就会犯错误。可是，由于教条主义的老原虫复活，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反对总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这壹点上结合起来……。我对彭德怀也有不满，可是由于宗派情绪，终于陷进军事俱乐部去了”。彭、黄、张、周等是中共党内少有的敢谏之士。从延安整风时起，彭德怀就是中共党内唯壹敢于批评毛泽东的人，黄克诚也在多年后被中共纪念为“壹个壹辈子讲真话的人”，连他们都检讨自污，然后互相揭发了，可知革命家中并不存在“壹辈子讲真话”者。

毛泽东不因四人检讨而留情，下令将四人隔离反省，主导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宣布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接著召开关于人事变动的中央工作会议，宣布十二项人事决定，其中主要是将彭、黄、张、周四人撤职，任林彪为中央军委第壹副主席（此前没有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接替彭德怀），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这些重大的人事任免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个人决定，程序上既违反宪法，也违反中共党章。上述人事任免之后，刘少奇发表讲话向毛泽东表达效忠说：“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党里面要有领袖，要有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壹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壹种破坏活动。”[56]

中共中央发布的全会公报只向国人披露了8月2日至16 日的八届八中全会，而隐瞒了此前庐山上近壹个月的“神仙会”，隐瞒了彭德怀写给毛泽东意见书（万言书）和彭等四人对“大跃进”的批评发言。全会公报说：“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壹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壹个指头而已”，公报将最重要的全会的结果——关于清算彭德怀等四人的几个决议向国人隐瞒（这些内容在八年后的文革斗彭德怀时被中央文革披露）。由于上述隐瞒，国人不知道中共在全国饥荒时在庐山上避暑闲扯，不知道彭德怀发言、上书为民请命，不知道众高层在山上开批斗会，不知道中共将四位发表言论者罢免。

10月6日，周恩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伟大的十年》，在其中写道：“大家知道，壹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壹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壹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壹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壹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壹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著怎样巨大的作用。壹九五九年，中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壹半是小高炉生产的。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壹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壹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壹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将此文与周在庐山对彭德怀的私下言论对照，其蓄意助纣为虐的嘴脸暴露无遗。庐山开会的中共高层全体与周壹样，明知饥荒蔓延全国而鼓吹“特大丰收”。

庐山会议是壹次灾难性的会议。中共拒绝了彭德怀结束大跃进灾难的动议，决定继续按吹牛指标征购粮食，其结果是将几百万人饿死的灾难扩大成了几千万人饿死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庐山会议又是壹次丑恶的会议。上庐山之前，众高层都阅知了饿死人的饥荒报告。在庐山上闲扯半个月中，他们完全回避遍及十五省的饥荒，除仅有的几位发出些许避重就轻的批评声音外，全体高层没有壹个人提及严重的饥荒。以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为代表的中央委员们都清楚在饥荒中继续高指标征粮食的后果，但为保住自己的官位，大家壹起颠倒黑白，助毛为虐，批斗为民请命的彭德怀，举手同意继续横征暴敛。由于会议内容太见不得人，中共将庐山会议的情况列为最高机密，销毁了会议记录，庐山会议的亲历者们绝大多数至晚年都不愿披露会议的实情。因为大家都想掩盖自己参与制造大饥荒的真相。

会上的不同表现决定了高层们的日后命运。不积极批彭者受到了整肃，洪学智被赶出了军队，邓华被指“假批判真保护”，后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其余对批彭有保留者多被逐出了军队。指著鼻子骂彭德怀的苏振华、李井泉等人在会后获毛提升。其中李的提升成了西南数省饥荒极度扩大的重要原因。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最积极的李井泉回四川后效法毛泽东“引蛇出洞”伎俩，先把彭德怀的“万言书”在省内干部中印发，让干部发表意见，待收集到壹批支持彭德怀的意后亮出中共中央反右倾的指示，将支持彭德怀，反对大跃进者壹网打尽。

军委批彭

抱著解救饥荒愿望上山的彭德怀没想到被罢官押送下山，在下山时要求警卫员开枪打死自己。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召集千余高级将领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清算彭德怀、黄克诚及其支持者，召集外交系统高层举行批判张闻天及其支持者的大会。参加了庐山会议的高级将领在庐山已经批彭表示了效忠。再次的军委会议内容实际是要求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军队高层人人表态。

8月21日，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扩大会议。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将领们知道，批彭对个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批则后果严重，于是争相落井下石。留守北京没上庐山的陈毅狠批彭德怀说：“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代表，在庐山公开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应当彻底批判”；[57]  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不留情面地狠批老上级彭德怀；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甚至指著彭德怀的鼻子说“彭德怀，妳也有今天”，再壹拳将彭打倒；北京军区副政委王紫峰则把纸篓当高帽子扣到了彭帅头上；萧华等其他野战军将领也积极批彭表态。8月24日，周恩来到会作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以元老资格为毛泽东的彭在历史上与他不合作的说法作证，历数“彭德怀三十年来反对毛主席”。

少数不认同批彭的高级将领立即受到整肃，其中万毅中将被监禁，钟伟少将当场高呼“批彭无中生有，造谣惑众”，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批斗会后，毛泽东将中央军委改组，正式以林彪主持军委，提升了庐山会议上批彭积极的贺龙、谭政、罗瑞卿等人。

反右倾运动与反瞒产私分运动

1958年秋收时，毛泽东下令按“放高产卫星”吹出来的指标征购粮食。这样的征购指标比实际粮食产量高出很多倍，不可能完成。完不成征粮任务，各地大员需要给毛泽东个说法。大家都清楚按“高产卫星”指标征粮之暴虐，但没有人敢说破。率先吹出“千斤县”的广东大员陶铸、赵紫阳又率先推出了“瞒产”说法向毛泽东交差。1959年1月，赵紫阳在《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在报告上的批示：“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反瞒产”。[58] 与广东的大员壹样，湖北的王任重也将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归咎于是农民藏粮，在2月的讲话中说：“今年闹粮食问题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没有粮食。……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壹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付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付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壹部分人不讲实话。” [59] 毛泽东早就收到了各地关于饿死人的报告。他将饥荒归咎于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阅赵紫阳的报告后，毛在3月初的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上以赵、陶的报告为证据说：“除少数灾区外，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壹九五三年和壹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60]  

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否认农民缺粮，拒绝降低征粮指标，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借粮食问题向党发起猖狂进攻”，要求以“反右倾”与“反瞒产”的办法完成征粮任务。会后，中共中央连续下达文件，要求基层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 和“反瞒产私分运动”，秋收时“先国家，后集体”，“先安排征购后再安排生活”，把农民私藏的粮食挖出来，严令各地必须完成粮食调出计划，不能推迟。1959年的全国粮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400多亿斤。各地干部在“反右倾”运动逼迫下虚报的粮食产量为5400亿斤。毛泽东要求按虚报的高产数字多征几百亿斤粮食，并发话秋收时征粮要“先下手为强”。按此要求，各地实行 “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入库封仓”，以防农民藏粮。以河南省唐河县为例，中共将1958年已经高达30％的粮食征购比例再提高，达到54％。[61]  经过如此“就地征购”，除基层干部掌握少量粮食开小灶外，农村的粮食，包括口粮，种子粮，被搜刮殆尽。房子被拆，锅被砸了炼钢的农民陷入了绝境。

由于虚报的粮食产量过高，各地在“就地征购”后仍完不成上级规定的粮食调出任务。从毛泽东、各地大员到基层干部都将完不成高指标征粮的原因归因于农民隐瞒了产量，私分、藏匿了粮食，干部中的“右倾分子”征粮不力。于是，中共指挥各地基层组织起反瞒产工作队，挨家挨户搜刮粮食，将干部、农民集中看管起来，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捆打逼供藏粮地点，找到粮食才放人。工作队再顺藤摸瓜，抓更多的人逼迫他们告密，以宣布揭发者可分享挖出粮食的壹半等办法挑动农民间互相陷害。反瞒产工作队不仅自己殴打农民逼交粮食，还逼迫农民互相殴打。在河南信阳，征粮队在“反瞒产”中施用酷刑有百种之多，打死逼死八万余人。[62]  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基层干部营造出了 “不打人就右倾”的环境，以是否动手打人为衡量“反瞒产”工作队员是否右倾的标准。在甘肃通渭，征粮队把藏了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游街示众。[63]  在广东，华南局书记赵紫阳在雷南县召开反瞒产大会，规定主动坦白的干部可以保留粮食，不坦白者不准回家。在他领导下，广东各县遍设查粮队，挨家挨户搜查粮食，将农民家中粮食，黄豆、花生、芝麻、菜种搜刮壹空。壹向余粮的广东在邻近的香港接受了大量的饥民的情况下仍饿死百余万农民，证明了广东“反瞒产”之暴虐。在山西寿阳，中共县委将壹亿多斤的粮食产量虚报成两亿多斤，按照壹亿斤征粮，给全县农民仅留下包括籽种、饲料在内的两千多万斤口粮，人均口粮仅留下百余斤。执行中共中央的反瞒产私分指示，中共寿阳县委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为由向全县农民集资400多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46元，而集资任务每人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中共寿阳县委挖粮集资的手段包括，派搜索队强搜，翻箱倒柜，挖地刨墙，私设公堂，施用刑罚二十多种拷打逼要等等。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的“挖粮集资”运动，中共寿阳县委抄家万余户，掠夺财产两万多户，残酷斗争三千多人，害死数百人，是为骇人听闻的寿阳事件。在中共中央必须完成征粮任务的逼迫下，各地“反瞒产私分运动”发展成了干部率民兵的武装搜粮。不言而喻，武装搜粮意味著枪杀饥民。武装征粮之外，各地还实行了武装护粮。饥荒之初，绝粮饥民还有力气冒死偷粮抢粮。各地政府派军队、警察、民兵武装守护粮仓粮库，下令对偷粮抢粮者格杀勿论。不过，各地枪杀偷粮饥民的数字不大。因为，饥荒之初，饥民中少有冒死抢粮者。随著饥荒持续，饥民们有胆无力，站都站不起来，无力再抢粮。

“反右倾”运动的祸害不光在农村，“5.9大同矿难”是“反右倾”造成工矿灾难的典型事件。按照毛泽东“两本账”的要求，中共向工矿企业下达了异想天开的生产任务指标。敢于讲实话，敢于坚持规章制度的基层领导人被以右倾罪名清洗，新的基层领导在上级层层下压的高指标面前，抛弃规章制度，不顾工人死活地要求各矿打高产战役，搞井下“大比武”，导致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682人死亡的煤尘大爆炸事故，是为世界采矿史上死人最多的矿难。事故后，当局将这壹大矿难隐瞒（大同矿难三十八年后被披露为世人知晓），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拍著桌子怒斥大同矿务局领导“没良心”，将责任推到了基层领导头上。挨了骂的大同矿务局领导再骂下级，各级领导层层效法，逼迫基层开展“抓阶级敌人”运动，结果事故期间该下井而没有下井的工人、主管安全的工程师，负责通风、供电、运输段的技术员，甚至事故后回乡的矿工被内定为 “破坏嫌疑分子”，受到批斗，撤职等迫害，使矿难后受“反右倾”运动受害的人数超过了事故遇难人数。

最丑陋的人大会议与城市人民公社运动

各地饥荒中，中共控制所有报刊媒体，将饿死人的消息严密封锁，继续鼓吹大跃进。在毛泽东亲自控制下，《人民日报》1960年的元旦社论题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1月，中共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1960年将是又壹个大跃进年，提出“持续大跃进”，“三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五年赶上英国”等口号。

3月底，中共召开了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定下的调子，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继续鼓吹大跃进。会上，人大代表们无人敢提饿死人的情况，无人呼吁救灾，全部发言都是报告各自地区形势大好。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宣布进壹步推进“大跃进”。《人民日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题为《壹定要继续跃进，壹定能继续跃进》和《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两篇社论。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古今中外最丑恶的壹次国会会议，中共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人大代表对当年两千万人饿死负有罪责。面对如此黑暗的人大会议，国人不能不怀念清末资政院、咨议局，民国参议院、参政会、国民大会上代表为民请命，抨击时弊的政治气象。

人大代表们在大饥荒中歌功颂德，文艺界更是如此。中科院长郭沫若在人类空前的大饥荒中写诗道：“开门迎春节，旭日满堂红。四海颂歌乐，连年跃进雄。陇头照瑞雪，天下扇东风。公社诚哉好，千秋庆岁丰”；“上游无上须争取，路线光芒照大千”；“人人齐唱《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舒，万岁万岁长欢呼！”[64] 周谷城的《献衷心．五壹节晋见毛主席》诗、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望星空》诗，郭小川的《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等诗、杨朔的《荔枝蜜》、《海市》、《雪浪花》、《茶花赋》等散文、傅抱石的《韶山全景图》、《江山如此多娇》、《韶山组画》诗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文、李可染的《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画作、歌曲《马儿啊,妳慢些走》、《社员都是向阳花》、《众手浇开幸福花》等等广为人知，其中不少作品还编入了小学教材。歌词“马儿啊，妳慢些走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千朵花啊万朵花，比不上公社的幸福花，毛主席栽花咱们来浇水，众手浇开幸福花”。杨朔在其颂歌散文《荔枝蜜》中写道：“喝著这样的好蜜，妳会觉得生活都是甘甜呢。……只见成群结队的蜜蜂出出进进，飞来飞去，那沸沸扬扬的情景，会使妳想：说不定蜜蜂也在赶著建设什么新生活呢？……透过荔枝树林，我沉吟地望著远远的田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辛勤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著生活的蜜。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壹只小蜜蜂”。在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中，党文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壹件《三吏》、《三别》、《卖炭翁》、《流民图》那样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相反，他们在遍地饿殍的几年中创作出了众多优美的歌词、散文、诗歌、画作，这实在让人毛骨悚然。文艺家壹旦成为党权附庸就没有了良知。这种情况是苏俄输入革命的结果。苏联宣传的“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就是这样，接受斯大林的豢养，享受别墅和数十侍从，为斯大林歌功颂德。[65]  在党权专制之下，独立的文艺家没有生存空间，中国的文艺家们与高尔基壹样，为了生存，必须为中共唱颂歌。

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提出“持续跃进”主要内容有二，其壹是继续按“高产卫星”的指标搜刮粮食；其二是在城市里也搞人民公社化运动。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全国是壹个大人民公社，城市的人财物也不能独立于共产党调动之外。1960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再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不顾农村公共食堂断炊，农民饿死的现实，要求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按毛泽东的调子，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经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下达了刘起草的指示，在全国城市掀起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农村公社化运动没有遇到农民反抗壹样，城市人民公社也没有遇到市民的反抗。原因之壹是，经过剿匪战、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民众知道无力与专政机关对抗。原因之二是，城市居民不像农民还有土地、牲畜、林木、农具等私产，市民们在解放后全体依附中共领导的“单位”生存，已经是依附中共生存的仆从，除了被褥衣物外几乎没有私产，居住、就业、吃饭全在单位，入不入人民公社都壹样。当然，城市中还是有壹些稍为富有的人。这些人感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剥夺私产的恐慌，纷纷提取存款抢购钻戒、手表、收音机等物品，造成商店贵重物品壹时脱销。

7月，中共宣布在全国近两百城市中建立了千余个城市人民公社。各地城市人民公社如同两年前的徐水共产主义试验壹样，也推出了众多类似徐水“十五包”的建新城，建幼儿园、服务站、敬老院、图书馆，办企业等“共产主义宏图”，层层上报到毛泽东手中以交差。与“大炼钢铁”中壹半土炉子没有点火炼钢壹样，多数城市人民公社只是挂个牌糊弄上级，向中央交差。基层领导人们非常清楚，饥荒已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别说建新城，“十五包”等“共产主义宏图”，就连城市人民公社化的主要内容——城市公共食堂也根本没有粮食开饭。由于饥荒，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放开肚皮吃饭”壹样，只是满足毛泽东个人臆想的短暂闹剧。1961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八字方针”大批关闭工业企业，将几千万市民赶往农村，毛泽东的城市人民公社运动胡闹在发动后几个月后就不了了之。

信阳事件

1954年，河南省委第壹书记潘复生因病休养，第二书记吴芝圃主政。吴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算是毛泽东的门生。毛指示吴在河南率先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根据毛的指示，吴在河南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引发了各地农民牵回自己的牲畜，集体要求退社的反抗合作化事件。与各地大员壹样，吴拒绝承认合作化之初向农民作出的退社自由承诺，指农民要求退社为“闹社”和破坏，对请愿者武力镇压，将带头要求退社者逮捕判刑。按他的要求，商丘地区官员将千余反抗合作化的农民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将其中九人迫害致死。毛泽东对吴芝圃武力镇压退社农潮的行动极为赞赏，将河南壹年内强迫推行合作化的实践编入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壹书。当6102;的国人不知道，毛泽东这壹动听书名背后是暴力剥夺，捆绑吊打，武力镇压的农民苦难。

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潘复生恢复工作。根据农民的投诉，他与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分头展开调查，了解到农民自统购统销以来挨饿，吃“观音土”，合作化强迫农民入社，无偿剥夺农民财产和自留地，全省入社牲畜非正常死亡177万头。根据调查结果，潘复生采取了壹系列纠错行动：下令查处在合作化中殴打、迫害农民的干部；释放因要求退社而被捕的农民；宣布允许社员自养牲畜；对留给社员的5%自留地不征粮；允许自由市场；统购征粮的留粮标准不得低于380斤。吴芝圃对潘的纠错不满，将潘的举措报给了毛泽东。

1957年9月，毛泽东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到郑州视察，让吴芝圃报河南1958年的粮食产量。吴知道毛想让河南粮食产量带头“跃进”，于是信口开河地报出了1958至1960年河南粮食产量分别可达500亿斤、600亿斤和800亿斤。毛表示赞赏，指示吴将合作社合并成“大社”，开展“反右倾”运动。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潘复生组织批斗，将潘撤职，提拔吴芝圃接任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奉毛之命，吴芝圃在河南大搞“壹平二调”，剥夺了农民数亿元的私人财产，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强迫农民劳动军事化、组织化，“连轴转”修水利，以“建共产主义新村”的名义大规模拆除农村房屋，将农民的自留地、家禽家畜没收，将农民净身出户地赶进劳动营，不准农民起火做饭，命令所有农民去公共食堂吃饭，同时发动“反右倾”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宣布潘复生及其支持者为反党集团，组织对潘复生、杨珏、王庭栋为首的壹大批对合作化纠错的干部进行批斗，在河南展开抓“小潘复生”，在反右运动已划数万右派分子的基础上，又划出十多万“右倾分子”，实施残酷整肃。

夏收时，吴芝圃在省委会议上要求属下举手表决河南1958年粮食亩产是300亿斤、400亿斤，还是500亿斤，将不同意500亿斤者划为右倾。逼迫之下，第壹个大社，嵖岈山公社率先放出了小麦亩产3200斤的第壹颗“高产卫星”。毛泽东控制《人民日报》，高调报导了这壹吹出来的“高产卫星”，将嵖岈山公社所在的信阳专区树立为 “反右倾”运动的榜样，在全国掀起了“放高产卫星”热潮。8月，毛再到河南，将河南树立为全国先进省。为向毛泽东表态，中共众高层都来河南视察、赞扬。月底，吴芝圃宣布，河南全省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将在四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人民公社化的实情是，农民苦不堪言，不能起火做饭，须到几个村才办壹个的大食堂吃饭，吃壹顿饭要走几里路，再排长队，更要被基层干部以各种理由“扣饭”，全体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的奴隶和集体食堂的乞丐。

被毛泽东树立成反右倾榜样是信阳的灾难。在“反右倾运动”的高压下，无数余农民、干部因质疑“高产卫星”惨遭残酷批斗，专区各县上报的粮食产量的总数高达350亿斤。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说服各县实事求是，将上报产量降至72亿斤，结果被停职接受批判。[66]  秋收时，吴芝圃在河南的粮食征购会议上强调，所放“卫星”已向中央报了喜，现在征购指标下达，再困难也要完成，阻碍征粮言行都是右倾，必须坚决打击。会后，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召开地区征购的会议，要求各县委书记自报征粮指标，并规定计算征粮的产量不得低于亩产５００斤。高压之下，县委书记们只得报高指标，回到县里采取同样高压手段逼迫公社干部。当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0亿斤，而河南省委已按72亿斤总产量给各公社下达了粮食征购任务。多数公社推翻放高产卫星时上报的粮食产量数字，坦白说当时是不得已胡乱吹出来的。但从河南省到信阳地区行署坚持按吹出来的指标征粮。结果，中共信阳地委组织人连征带抢地收了17亿斤粮食上交，将余下的口粮全部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秋收后，信阳农村除了干部和民兵在“小灶”有饭吃，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农民房子被拆，无居无食，纷纷外出逃荒。遵照中共中央禁止逃荒的通知，中共信阳地委派武装民兵封锁农民的逃生之路，把逃荒农民以“阶级敌人”和“流窜犯”罪名抓回，拦截收容了上百万饥民。信阳少得可怜的口粮只够基层干部活命，被逮捕、收容者没有饭吃，收容所成了饿死场。逃荒之路也被封锁，绝粮的信阳农民在储满本地粮食的官仓旁整户、整村地饿死。

和张树藩壹起被打成“右倾分子”的秘书余德鸿写道：“进入1959年，饿死人的事就断断续续发生了。2月份，商城的汪桥、观庙两地，先后饿死数人。7月，我在遂平县（全国第壹个人民公社诞生地）和兴公社青石桥大队丁壹生产队就亲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饿死。……我在1959年12月回家奔丧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九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十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及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四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壹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壹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像在流血。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亲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悲惨事例太多了。”[67] “1959年底1960年初，中间有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几天才开壹次火，因为能吃的东西非常少了，吃的东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肿、脸色蜡黄。当时去食堂打饭是按家的，壹般家里负责打饭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饭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盆里的稠的东西吃光了，到家时盆里只剩下汤，其他人只好不吃。有的人家饿死人瞒著不报，因为如果瞒著的话，那个死去的人在打饭的时候还占著壹个名额。大队队部壹直都起伙，所以当时大队干部没有饿死的，他们的家属也很少有饿死的。当时整个村死了壹百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三分之壹。有人吃人的事。壹个邻居，跨著壹个篮子，篮子里放著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当时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著走著，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著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68]  老干部郑大军回忆说：“公共食堂先是壹日三餐清水野菜，撒米糠搅匀充饥已算奢侈，之后更完全断炊，饥民满山疯转。树枝、树叶、草根、地菌、蚯蚓、地蚕全吃光，中毒吐沫者众。之后就吃壹种白色粘土，俗称观音土，壹撮泥壹口水，肚皮由饿转痛，伏地打滚，最后饿死、胀死、或泻死。1959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做饭，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都没人干活，那时的人饿得都走不动路，更没法干活了。不光是信阳地区，河南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大批农民被累死、饿死、被打死。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的灾难是毁灭性。”

在人相食的情况下，有饭吃的信阳干部们按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指示继续搜刮粮食，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当局以“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罪名实施大规模迫害，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小彭德怀”干部，有反对大跃进、反对高征购、反对人民公社言论者、偷吃牲口料者、藏粮农民以及所谓“五类分子”实施迫害，白天强制劳动，夜里轮流批斗，捆绑吊打逼迫交待揭发。这时的信阳，到处有人饿死，到处有人被整死：潢川县召开的万人“反瞒产”大会，到会6000多农民中40％浮肿，在大会上就饿死了壹个人，而县委领导吩咐抬走尸体继续开会“反瞒产”。会后，又有人饿死在了回家的路上；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率人批斗被打为“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将张活活整死；县委书记刘文彩在槐店公社“反瞒产”中连续拷打40位农民，打死4人。在“反右倾”的高压之下，光山县公社壹级干部只好亲自动手打人或主持打人以表现不右倾。斛山公社的党委领导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当时百姓流传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69]  

大饥荒中，河南省委、信阳地委下令：对上不准提饿死人的事，统壹称是因浮肿病、瘟疫病而死，[70] 责令邮局将发往中央的信件壹律扣留，将告状信、求救信退回所在村的干部手中，干部再以告状信、求救信作为整肃依据，将反映饥荒情况者残酷批斗或干脆被灭口。虽然河南当局禁止传播关于饥荒消息，信阳灾难还是通过农民捎信给城里亲戚的方式传到了北京。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两位处长到信阳作了三个月调查，然后向中央报告：信阳饿死人数超过百万。由于毛泽东拒绝承认灾难，中共中央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河南当局的暴行。196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会议，毛泽东被迫同意让刘少奇出面收拾局面。会后，刘少奇派副总理李先念率三万军队和数千机关干部进驻信阳地区。当军队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时，无数灾民虚弱地爬著去领粮，其中很多人死在了爬领救命粮的来回途中。随后，陶铸、王任重率工作组到河南，改组中共信阳地委领导层。王任重谈所见情况说：“我到光山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壹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饥荒后，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根据“反瞒产”运动基层执行者交待整理出了壹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其中列举的“反瞒产”酷刑和杀人手段包括：剁手指头、火剪夹耳、铁丝穿耳、脸上刻字、缝嘴、割嘴唇、烧刑、烙刑、烙肛门、捅肛门、捅阴道、火灰灌肠、烟薰、活埋、将大拇指和大脚指头捆在壹起吊、石头压、吊打、跪磁瓦砾、掼摔、灌大粪、逼吃屎、雪冻、水淹等等。[71]  不仅商城县如此，信阳各县都这么残暴。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把扣留的所谓流窜犯投入监狱中，克扣监狱口粮9000斤，蓄意饿死数百人。固始县当局在三个水利工程中扣饭6822人，开除饭籍859人，“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风地里罚站）1686人，殴打2316人，吊打4643人，罚挑双挑子17220人，强迫生病者劳动4972人。对农民“扣饭”、“开除饭籍”的同时，专供基层干部享用的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级：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壹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72]  中共干部迫害、鱼肉百姓的情况与革命前正派乡绅领导乡村，在灾荒时开粥棚赈济灾民的情况形成恶与善两极对照，证明了共产革命之恶，代表著中国乡村从好人领导到坏人领导的沦落。

经过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祸害，800万人口的“豫南粮仓”信阳地区饿死了240多万农民，死绝5万多户，毁灭村庄1万多个”，[73] 其中，息县死绝639个村子，[74]  固始县死绝400多村，商城县死绝453村。[75]  这就是中共内部所称的信阳事件。由信阳看河南，由河南看全国，信阳事件说明了毛泽东制造全国大饥荒的来龙去脉，说明了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的道理。毛泽东在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上批示，称饥荒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国民党残余造成的，指示发动了名为“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的整肃运动。结果，中共以抓国民党人的“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再逼死、整死了超过十万执行中央指示的信阳基层干部。

信阳事件还是毛泽东造成了全国森林资源大破坏的壹个证明。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属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带，雨量充沛，土质肥沃，原本林茂粮丰。经过合作化农民突击砍树，“大炼钢铁”和大饥荒，信阳的森林资源被破坏了八成，从绿水青山的鱼米之乡变成了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在破坏森林方面没有停手，信阳残存的两成森林在几年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被彻底毁灭。信阳森林的毁灭是全国森林浩劫的缩影。事实上，中国的森林的壹多半毁于了毛泽东统治时代的人祸。

建行宫热潮

从井冈山6102;代开始，毛泽东养成了随时变更日程和住所的习惯。建国后，他不安居中南海，不断云游各地。为此，他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各省召开，实际是要求高层服从他的行程，随时听从召唤到他的住地开会。各地大员知道接驾对升迁的重要，纷纷在省城最好的地方为毛泽东安排行宫，派专人向中南海的生活总管打听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们的特别喜好，为在本省召开中央会议作行宫准备。大饥荒中，为毛泽东等“七大领袖”修建的行宫别墅在全国建了数十处，几乎每省都有，甚至壹省数处，壹市数处，连不太可能召开中央会议的边远城市也加入了修建行宫热潮。从以下的毛泽东行宫可以看出中共在大饥荒中建行宫的规模与奢华。

武汉梅岭行宫：1953年2月，毛泽东在李先念、王任重等陪同下游览东湖，对梅岭的美景名称大加赞赏。王任重立即将这里圈为禁区，开工为毛泽东兴建梅岭壹号别墅。大饥荒中，梅岭壹号、二号、三号行宫相继竣工。梅岭行宫包括起居室，会议室、办公室及卧室，庭院内古木蔽日，曲径通幽。卧室有为毛泽东特制的壹边高壹边低大木床。此后，毛来东湖住了四十多次，称梅岭行宫为“白云黄鹤的地方”，东湖有了“湖北中南海”之名。

长沙蓉园：1952年，罗瑞卿捎口信命湖南大员在长沙给毛泽东建造壹幢专用房子。湖南大员周小舟得令，为毛泽东在长沙建了“蓉园九所”别墅。“大跃进”运动中，周在蓉园别墅旁为毛泽东再建了蓉园壹号行宫。行宫刚建好，毛泽东罢周了的官，对周主持建的行宫不感兴趣，没来住过。但后来几任湖南领导人又相继为毛修建了蓉园二、三、四、八号行宫，等待毛泽东携中共高层来入住。

松山壹号：建蓉园行宫的同时，周小舟在毛泽东韶山故居旁的松山为毛泽东修建了“松山壹号”行宫。1959年6月，毛泽东在松山壹号住了两天，其间向周提出在吊须洞（今滴水洞）建个“草棚子”。周知道毛对松山壹号不满意，赶紧布署在滴水洞另建行宫，松山壹号从此闲置。

韶山滴水洞： 1960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每天大批饿死人的时候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再提“建草棚子”。张在大饥荒中拨出巨款开建代号203的韶山滴水洞行宫工程（对外称国防工程），将周围五平方公里圈为禁区，将区内农户强制迁走。滴水洞行宫建筑设计仿毛的中南海住所，1、2、3号楼主体建筑和韶山至滴水洞柏油马路耗资壹亿多。1962年底，滴水洞行宫竣工，由壹个连的军队守卫，等待毛泽东入住。1966年，毛泽东来到韶山秘密入住滴水洞行宫，十壹天后突然离开，令湖南省公安厅和长沙到武汉的铁路沿线乱作壹团。[76]  虽然毛泽东此后再也没来过韶山，但湖南大员在文革中继续在这里投入巨资，为毛泽东加建了防原子弹地下行宫。

郑州三所：被毛泽东提拔为河南省委第壹书记后，吴芝圃在大饥荒中开始为毛泽东兴建豪华园林型别墅群（郑州三所，对外称5901国防工程，今黄河迎宾馆）。这座被称为河南“钓鱼台”的豪华花园占地1200亩，为调节小气候，工程挖了人工湖，堆人工山，使别墅群周围森林环抱，其中有全国最好的法国梧桐，周边辟有警卫部队驻守的隔离区。九幢豪华楼房编号为壹号至九号楼，其中壹至八号楼为别墅专供接待政治局七位常委， 九号中央委员楼按当时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委的人数建造，合每位壹个套间。吴芝圃还为毛泽东修建了直通专用楼的铁路专线及直升机停机坪。别墅群建成后，吴下台，别墅闲置。

芦林壹号：大饥荒中为毛泽东兴建，座落庐山五老峰下，芦林湖畔，别墅三面环山，壹面临湖，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内有毛泽东的卧室、江青卧室、书房、会客室、会议室、小厨房、餐厅及卫士、医护人员休息室，别墅旁的芦林湖被辟为毛泽东专用的游泳处。别墅建成后，毛泽东仅于1961年和1970年住过两次（1961年那次在大饥荒中为江青庐山仙人洞照题诗，1970年那次策划清算林彪）。

北京行宫：按说，毛泽东住中南海，北京无需再有行宫。但毛泽东有随时变更住处的习惯，因此，中共在北京也为毛泽东安排了五六处行宫。其中包括钓鱼台国宾馆12号楼，京西新六所，密云水库湖心岛别墅。

上海西郊宾馆：建国后，上海当局在许多宾馆为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安排了专用楼。毛来上海壹般都住位于闹市中哈同宾馆，毛因在宾馆招待女友的消息不胫而走感到不快，壹度到上海住在专列上。上海大员柯庆施对毛不下车感到恐慌，请建行宫获毛泽东批准。大饥荒中，柯庆施开工兴建代号为“414国防工程”的西郊宾馆。“414工程”规模宏大，连同园林、花木，占地千余亩，位于被称为上海之肺的壹片江南罕见的密林之中。经工程兵部队昼夜施工，行宫在全国农村饿殍遍地背景下建成。行宫从外面看并不起眼，内部极为讲究，材料大都由香港购来，窗户用双层防弹玻璃，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行宫警卫森严，整片林区被列为禁区，拉了电网，隐蔽了许多暗哨。1961年，毛泽东就来到了上海。柯庆施小心的陪毛参观行宫，期望能得赞赏。不料毛不置可否，只冷冷的说了壹句：“种这大片草有什么用？……”柯紧张万分，找园林规划专家来商量怎么办，考虑到改种粮食见效太慢，于是柯决定铲除草坪，连夜移栽蔬菜，并整夜守在移栽现场。次日毛才醒来发现大片草坪变成了蔬菜，给了句赞赏，柯这才安心。

广西行宫：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动对自己的崇拜运动。会后，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在南宁为毛修建了江东明园和江西西园两座别墅。韦国清没有等到赞赏，因为毛泽东再也没来广西。

北戴河行宫：建国后，北戴河的七百多座别墅成了中共党产。毛泽东认为现成的别墅不安全，于是中共为毛开工另建。因毛泽东夏天在北戴河避暑，中央中央建立了夏季北戴河休假办公制度，在北戴河为中央委员以上的几百高层每人配了壹幢别墅。毛泽东之后，北戴河避暑办公制度被继任者们遵行，因此中共有无数重要文件、决议与北戴河相关。

南京行宫：东郊宾馆壹号楼行宫位于中山陵风景区内的紫霞洞旁，背靠紫金山，东边是中山陵，西边是明孝陵，外观不太显眼，掩映于绿树丛中，内部极为考究，布置是毛泽东中南海居所的翻版。

浙江行宫：建国后，中共华东局将汪园连同夕照山，苏家山（部分）以及夕照寺、白云庵等沿湖壹带共二十多万平米的风景区圈为禁区，投巨资为毛泽东等“七大领袖”建了专用别墅，每人壹楼。建行宫热潮中，华东当局在毛泽东西湖行宫之外再开工兴建了汪庄别墅（对外称5801工程）和刘庄别墅（对外称5901工程）。汪庄为西湖名园，位于杭州“西湖十景”之壹的“雷峰夕照”山簏，与“苏堤”、“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等著名风景隔湖相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刘庄别墅雅称水竹居，北倚康山，东南西三面环湖，有“西湖第壹名园”的美誉。毛泽东四十多次来杭州多住于这两庄别墅，邓小平、陈云等也常来这里小住，使西湖有了“第二中南海”之名。杭州之外，浙江当局还为毛泽东建了配有601号铁路专线的金华601别墅。

广州东山行宫：1956年，陶铸为方便毛泽东在珠江游泳，为毛建了广州东山小岛1号楼、3号楼专用别墅。

大连棒槌岛行宫：在大跃进建行宫热潮中，不大可能召开中央会议省市也不甘落后。辽宁大员黄火青在大连最美的棒槌岛为中共“七大领袖”建了行宫，其中1、2号楼为毛泽东行宫。别墅建成后闲置，没有等来毛入住。

西安丈八沟：建行宫热潮中，陕西大员不甘落后，在名胜地丈八沟为“七大领袖”建了“陕西的钓鱼台”行宫1至 7号楼。行宫建成后长期闲置，没有等来毛入住。

成都金牛行宫：在建行宫方面，四川大员李井泉早在前列。1956年，他主导中共四川省委作出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行宫的决定，圈占了民国时闻名的金牛坝风景别墅区和周边壹公里范围，派人到中南海考查毛泽东的喜好，率先建成了 “领袖别墅”。建筑群占地四百亩，有青松、银杏、古楠等林木环抱，房内楠木门窗地板。李还模仿中南海游泳池的规格，修建了烧煤加热的恒温游泳池，特聘曾经在中南海工作、熟悉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员担任所长。1958年3月，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期间入住了李准备的金牛坝行宫，李在会后获得提升，与建行宫的优异表现不无关系。不过毛泽东此后再也没去四川，金牛坝行宫和那个精心设计的恒温游泳池壹直闲置。

各地大员邀宠方式不光是建行宫。例如李井泉安排在四川德阳两百年老号什邡烟厂成立专为中央领导人研制特供雪茄烟的“132技术攻关组”，搞出数十个配方，将样品送北京供“七大领袖”试用，其中包括为毛泽东特制的“2号烟”，为李先念特制的“12号烟”，贺龙的“33号烟”，邓小平的“熊猫烟”，获领袖们认可后高度保密地生产特供烟。湖南大员张平化上任后提议烧贡瓷为毛祝寿，在大饥荒中将醴陵群力瓷厂办在了“红色官窑”，不计工本地专为毛泽东烧制薄胎釉五彩花卉餐具、茶具、文具、烟灰缸、牙具等珍宝瓷器。

大饥荒中的建行宫热潮是毛泽东是和各地大员联手推动的。毛对大饥荒无动于衷，与军队文工团少女们照样淫乐。地方大员壹样铁石心肠者。李井泉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干将，也是建行宫热潮的代表人物。他与毛泽东壹样，对饥荒无动于衷，在庐山会议上积极反右倾而获毛泽东提升，在主政的四川积极开展反右倾反瞒产运动，造成了壹个省饿死壹千多万人的灾难，且在大饥荒中照样打麻将、玩桥牌、跳舞、看戏，看内部电影，且出门必带私人护士同行。饥荒后，李井泉得邓小平数次帮助开脱得保乌纱。在几年后的文革中，李遭毛抛弃，受到冲击和关押，儿子被打死，妻子在狱中自杀，川人称是报应。文革后，李再得邓关照，升任李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

行宫热潮中，各地大员都在省会或风景名胜地为中共领袖们安排了行宫，个别省在多个城市建立行宫，甚至同壹城市设有数处秘密行宫。这些行宫建设的共同点是，圈占最优美的风景区、山林、湖岸、海岸为军事禁区，对外谎称国防工程，建造不计成本，极尽奢华。根据毛泽东狡兔三窟，留逃跑密道的习惯，多数建行宫的大员为毛在建有秘密逃跑通道。毛泽东怕飞机汽车不安全，喜欢乘专列出行，壹些大员投其所好，建造了连接行宫的专用铁路线，使建造费用倍增。

在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中，各地行宫照样开工。没人知道全国各地这类行宫别墅总共花费了多少钱。但有壹点可以肯定，这些钱足以救那几年的几千万饥民于不死。对于建行宫热潮，中共高层中除了彭德怀有过微词没有人提出批评，没有人像清末、北洋、民国时代的议员那样敢于针砭时弊，为民请命。彭德怀也没有直接批评过。他在庐山会议上说：“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其实大家都清楚是谁让搞的。彭德怀之外，邓小平也有拐弯抹角的批评，不过不是在行宫热潮中，而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主政时。邓批评说：“1958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这话听起来好象他与彭德怀壹样反对建行宫。其实那些行宫不光是给毛泽东盖房子，而是给七大领袖都盖了房子，各地行宫壹至七号楼中都有邓小平壹座。邓在当时没有反对过，而且喜欢住杭州的行宫。

行宫的建造费用巨大，维护费用同样巨大。每壹处行宫均有警卫部队，管理人员，医疗、食品检验、厨师，服务员等百人团队长年值守，每年管理维修费百万计。每当“领袖团”前来入住，行宫便会热闹壹阵，因为“中央首长”的家属随员，少则二十多人，多则四五十人。虽然各地行宫最多只有壹处在用，但各地每年都向中央报来巨额的行宫财政补贴申请。由于行宫依山傍水，隐藏林木之中又长年空置，大都墙壁门窗家具发霉损坏。1969年，毛泽东要来南京，南京大员许世友赶紧率工作人员赶到中山陵五号准备，打开通风，用电炉来烤、电风扇吹。这是毛泽东突然入住行宫的普遍情况。而更多的行宫自建成后就闲在那里发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1980年代，半数行宫行为旅游景点，而另壹半因为保密等原因成了革命的废墟。

《星火》抗争与林昭殉道

大饥荒中，壹群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奋起抗争，成立组织，制定反抗暴政计划，出版了地下刊物《星火》。在《星火》首期中，张春元在《论人民公社》壹文中写道：“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何之明在《论政治挂帅》壹文中写道：“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的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向承鉴写道：“反右运动是中共质变的起点，……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星火》第壹期在甘肃武山油印了三十多份。第二期未及印出，所有组织成员被逮捕。中共将《星火》期刊事件列为“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将参与的右派学生们押去各处巡回批斗。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运动中，中共将《星火》案的骨干张春元、中共武山县委书记，“右倾分子”杜映华处决，将参与《星火》期刊的胡晓愚、顾雁、苗庆久、向承鉴、何之明、谭蝉雪等数十人判处重刑。多年后，张春元恋人谭蝉雪出狱后历经十二年到各地搜集资料，终于为《星火》、为兰大学生右派写出了《求索》壹书。钱理群教授评论《求索》说：“面对农民的饥饿，绝大多数各级干部以‘维护党的大局’说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向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 [77]   

《星火》的代表人物林昭是北大学生。建国前夕，中学生林昭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与基督徒父亲决裂，狂热信仰共产主义。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心中只有壹颗红星，我在这里，他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壹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与当6102;的很多青年壹样，她在信和日记中称斯大林、毛泽东为父亲，她主持的《常州民报》副刊《斯大林的故事》专栏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4年，她考入北大新闻系，担任了北大《红楼》诗刊编委。她在《红楼》诗刊1957年3月的《编后记》中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壹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西。”

在北大学生响应“大鸣大放”号召掀起的民主运动中，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著整风，我们怀著兴奋的心情，期待著……昨天出现了第壹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这可真是‘忽如壹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5月22日的学生辩论会上，她登上饭桌发表了演讲。有人喊道：“妳是谁？妳叫什么名字？”林昭说：“妳记下来，我叫林昭，双木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将“大鸣大放”运动突然转为反右运动。林昭再发表演讲，谴责中共出尔反尔，整肃提意见者。不久，她被定为成了右派。她拒绝认罪，抛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皈依基督教，开始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与被肃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彻底和解。庐山会议后，林昭著文为彭德怀鸣冤。大饥荒中，她拒绝沉默，应张春元等人之约，在《星火》首期发表了诗歌《海鸥之歌》和《普洛米修斯受难的壹日》，与《星火》青年们壹起给领导人写信，试图阻止饥荒蔓延。她写道：“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星火》第壹期印出后，她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林父彭国彦在爱女被捕后自杀抗议。

狱中，林昭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效仿老校长蔡元培营救受迫害的学生，并写下三十万言的《狱中回忆录》。在保外就医期间，林昭与同被打为“右派分子”的黄政、朱泓等人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纲领和章程，请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因此再被以反革命罪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判处二十年重刑。再次入狱后，林昭在《绝食书》中明志：“壹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她在《判决后的申明》中宣告：“这是壹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壹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 她在给《人民日报》的血字申诉信中写道：“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善良，单纯，煽动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壹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比的迫害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壹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同时，她心系国家前途，前瞻地指出人民公社不合国情，应及早解散，停止“割资本主义尾巴”，主张允许私人开业经营，允许私人办厂，改变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提出了引进外资，实行地方自治等设想。

在纸笔被狱方收缴的情况下，她用竹签、发卡、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刺血，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出了二十多万言的血文、血诗。因为不屈，她受到残酷折磨。狱方将她双手背铐长达半年，连吃饭、大小便、妇女例假时也不给松铐。上海提篮桥监狱在《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记载：“林犯关押几年来，壹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如《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等数十万字。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壹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她在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著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有人劝对她说：妳只要承认壹句自己错了，就可放妳出去。她拒绝认错。母亲劝她：“孩子，妳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妳”。林昭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1966年，北大“五壹九”运动骨干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与林母许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林昭头顶壹方白布，上血书“冤”字。据狱卒回忆，林昭见到张时露出了入狱以来唯壹的壹丝微笑。晤中，林取下头上“冤”字顶巾，拨开白发，示数处头发被揪掉的光秃头皮，并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 她对张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临别，她赠张壹只纸折的小船及诗壹首，嘱张将其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壹束》，托张关照其母及弟、妹，语未毕痛哭失声。据管教干部后来回忆：他们从未见过林昭如此痛哭。[78]  1968年，当她最后壹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壹位医生悄悄对她说：“妳又何苦呢？”她回答：“宁为玉碎”。

在 1957年以后的十壹年苦难中，她拒绝苟且、屈从，坚持 “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壹部分”，她声明自己是“奉著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壹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壹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壹份光荣！”她在明志诗中写道：“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在《海鸥──不自由毋宁死》诗中写道：“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在《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血诗中写道：“向妳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壹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在血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壹日》中写道：“……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共口塞阻止呼喊的塞子，秘密枪决。

林昭代表著黑暗中的光明，邪恶中的正义，奴役中的自由。她的血书、血诗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抗争，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她留下的绝命辞是：“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在二十壹世纪，她不仅被历史宣告无罪，更在国人心中复活。“作为壹个圣洁的基督徒，林昭超越同时代人最了不起的地方，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超拔，不仅仅是与极权专制拼死斗争的勇气，不仅仅是对于罪恶洞察的深刻，而是对于苦难的态度。在长期拒绝上帝，充满仇恨的中国，这实在是个奇迹。林昭用这个奇迹建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壮丽、最高贵的精神丰碑。”[79]   

饥荒中的核试验

二战中，美国动员几国科学家五十万人力，花费几十亿美元造出了第壹颗原子弹。负责美国原子弹项目的格罗夫斯将军预言，苏联要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二十年。然而，苏联通过窃取技术，调动举国资源，强迫苦役犯去进行死亡操作等办法，在1949年就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当年底，毛泽东以承诺出兵朝鲜，换取了斯大林承诺帮助发展军事工业。这6102;，毛泽东的目标是也要拥有原子弹。

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提出要核技术。赫劝毛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碰软钉子后，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挑起了台海危机（第壹次台海危机）。危机中，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出兵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在台海危机中率团访华，寻求毛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对其领袖地位的支持。会谈中，赫要求毛在台湾海峡止步，毛向赫提出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要求，为结束危机，赫答应了毛的要求。随后，毛下令停止炮击，结束了持续近八个月的台海危机。回国后，赫鲁晓夫遇到军方对输出核技术的反对。经过讨价还价，赫鲁晓夫与军方达成了逐步提供核技术的妥协。1955年4月，中苏签署了核技术培训条约，中共开始起步发展核武器。毛泽东对苏联逐步提供核技术的作法不满，感到按此进度总是无法与赫鲁晓夫争雄，无奈非仰仗苏联提供技术不可，而且只有靠向苏联出口粮食换取技术，也只好接受现实。

1957年，苏共元老派策动了罢免赫鲁晓夫政变，赫在军方和克格勃支持下挫败政变，将元老及其支持者们以反党集团罪名开除出了领导层。这时，他需要中共带头作拥护他清洗元老的表态，毛泽东作出不理解苏共高层的变动的姿态以向赫提条件。担心中共的质疑影响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赫急派米高扬来华与毛泽东面谈寻求支持。毛泽东在汪庄别墅会向米高扬高调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胜利，同时大谈核战争、核武器。听米汇报后，赫明白毛还是要核技术，于是不顾苏联军方反对，决定加快向中共提供核技术的步伐。经赫批准，苏共与中共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开始派专家来华传授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向中共提供核反应堆、核工业基础设施及核试验数据资料。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中国成立核武器局（九局，九院），在青海和甘肃建立了核基地。

1958年夏，各地放出了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感到将有无限的粮食换取军事技术，要求立即掌握核武器，决定将制造台海危机、迫赫鲁晓夫答应要求的游戏再玩壹次。8月23日，他在北戴河会议期间突然下令炮击金门，制造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危机震惊了莫斯科，刚刚从北京归来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毛泽东在炮击前要求发表中苏联合公报是要让美国理解危机是二人在北京共同策划的。在世界大战壹触即发的时候，赫收到毛的信函。毛在信中要求苏联提供导弹支援，声言“为了最后胜利，中国愿意承担第壹个打击”。赫拒绝毛利用同盟关系把苏共玩弄于股掌之上，拒绝毛以发动战争相讹诈，复函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同时派葛罗米柯飞到北京，与周恩来交换意见。周恩来向葛罗米柯重申毛泽东的意思说：中国准备承受严重的打击，包括核打击。赫不得不代表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虚张声势，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美国军队从台湾及邻近地区撤出。艾决定接受共产主义阵营的挑战，不理会苏、中两共的警告，命令美国海军为国民党军队向金门送补给的船队护航。在美国强硬、苏联拒绝卷入的形势下，毛泽东只好止步台海。他感到发动炮战后这样灰头土脸地收兵下不来台，决定以无限期延长炮击的办法维护面子。10月5日，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声称为了人道主义暂停止炮击七天。七天期后，他再宣布延长停火两周，两周后再宣布“单打双停”。

赫鲁晓夫对人类必须避免核战争有清醒的认识，上台后奉行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政策，推动与美国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毛泽东反复要求之下，他同意了提供核技术。然而他没有想到，在《国防新技术协定》刚签订，毛泽东就在莫斯科共产党峰会上发表了 “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80] 的疯狂言论。赫鲁晓夫意识到，向毛泽东提供核技术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考虑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术。毛泽东制造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讹诈帮助赫鲁晓夫下了决心，正式决定停止向中共提供核技术。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共，中止核技术协议，撤回核专家。毛泽东不顾饥荒已经蔓延十数省，决定倾全国之力新建核基地，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共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数万科学家、工程师、防化兵和工人，在古丝绸之路上楼兰古国所在地——新疆罗布泊开始兴建第二个核试验基地，包括指挥中心、控制中心、配套公路、铁路、机场以及多个试验场。

1961年夏，在人类历史空前惨烈的饥荒中，中共高层在北戴河避暑办公，召开了讨论是否继续出口粮食资助核武器研制的所谓国防会议。与会的高层们都清楚，核计划靠出口粮食支持，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但高层们更清楚，提出让核计划下马意味冒犯毛泽东，而举手支持发展核武器对个人安全稳妥。会上，外交部长陈毅顺著毛泽东的心思说： “就是脱裤子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两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硬了。” 对陈毅的讲话，毛泽东立即表示欣赏。众高层都知道“脱裤子当”只是便宜话。早在延安时，中共建立了按等级享受，高干享受小灶和营养品的壹套待遇标准。建国后，中共将官本位的特供制度进壹步发展，为高层们安排王公府第、别墅，在京郊玉泉山建立了壹个专为中共高层生产奶、蛋、蔬的“香山农场”，聘请苏联专家策划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等等方面，指定名厂家特供高层各种用品。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所产鸡鸭鱼肉蔬菜干净新鲜程度绝非壹蔬菜可比，并开始为毛泽东等高层生产反季节特供蔬菜瓜果。就在中央高层开会讨论研制原子弹，陈毅声称“脱裤子当”时，中共设立了专门服务高层的“中央领导生活物资特别供应处”（对外保密称三十四号供应部）三十四号供应部供应的名优特新产品应有尽有，有百姓见不到茅台、五粮液，鸡鸭鱼肉，有从国外进口的名牌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等等。三十四号供应部在北京百货大楼百货大楼四楼设立了专门供应高级官员和家属的 “特需部”，其中呢绒绸缎、名酒好烟、高级食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买东西不用票证，价格低廉，且可赊购。特供标准分为壹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等等，最高层没有限制，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四副双高首长）有特供标准限制。[81]  特供之外，高层按级别享受不同档次的住房、专车、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服务等待遇。特供制度和级别待遇是官本位的，保住官职就安享特供和待遇。毛泽东壹句话可以撤大员的职，特供和待遇随之而去，这是高层们不敢批评毛泽东半句的重要原因。高层之外，中共对个别“民主党派”领袖，“民主人士”，统战对象也实行了“特需供应”，这也是他们带头推动“向党交心”运动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共垄断了社会资源，高层们不作官，“民主党派”们不作陪衬就没有了生计，民国时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辞职绝迹了。

唯壹明确反对特供、特权的彭德怀已被罢官，其他人在饥荒中享受著肉，蛋、糖、奶等特殊供应，谁也不敢说毛泽东不爱听的话。会上，没有人提饥荒、救灾，没有人提议暂停核武器计划。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年头，众人附和陈毅的高调，会议通过了国防科委向中央要钱、要物资的《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决定继续高指标征粮食出口，换外汇发展核武器。会后，中共以“壹切为核工程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为宗旨，成立了周恩来为主任，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壹波、陆定壹、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的十五人核武工程专门委员会，负责核执行研制核武器计划。由于国家财政资源的分配完全由最高层秘密决定，国人对核武计划及其资源投入完全不知情。

经过数万科学家，军人的数年努力，原子弹在1964年10月爆炸成功。核爆成功的背后是农民的累累白骨。核计划开支由毛泽东、周恩来暗箱操作，没有人只知道核计划花了多少钱。人们只知道，研制核武器是饿死几千万农民，国人长期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对于加大力度出口粮食换外汇发展军工、核武器，中共高层的意见颇为壹致。周恩来说：我宁可不吃饭，也还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壹口就行了。谭震林说：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82]  事实是，众高层们谁也不会“不吃饭”，谁也不会“少吃壹口”，更用不著“脱裤子当”，“七大领袖”照样享受著住行宫，参加北戴河国防会议所有高层们都照样享受著根据级别的特供待遇。大家都举手拥护毛泽东的核计划，没有人在意农民在饥荒中大批饿死，在饥荒后穷得女人都没裤子穿。[83]

原子弹试验过程中，科学家、军人和工人在爱国口号的鼓动下来到自然条件恶劣的核基地，隐姓埋名，过著与世隔绝的艰苦生活，受著核幅射、核污染的威胁，把健康、青春、甚至生命，都献给了核计划。以邓稼先为代表的壹代科学家怀著中国强大的理想，献身核事业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但是，在各国致力和平，缓和，国内大饥荒的情况下，中国的核试验既非正义，也谈不上国防与爱国。事实上，二战后的主要战争和危机都是中苏两共挑起的，赫鲁晓夫上台后致力于和平与缓和。在唯毛泽东好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共的所谓国防会议、国防工程、国防经费等等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对老百姓的祸害。赫鲁晓夫担心毛泽东掌握原子弹会摧毁世界和平是有道理的。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前否定马寅初的“人口论”时就有了打核战争构想，准备著多死多生。他掌握核武器后没能发动核战争是因为没有陆基、海基平台无法形成洲际核打击能力（这壹点被几年后林立果制定《五七壹工程纪要》所间接证实）。若掌握了洲际核打击能力，世界上唯壹呼唤核战争，准备上中国人民承受核打击的狂人毛泽东完全可能引爆核战争。

与中共至今对核武器研制赞不绝口相反，外国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爆炸后就开始了反思与忏悔。1939年，格拉德、费米、拉德和特勒等科学家担心德国制造出核武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美国政府官员认为科学家们的想法是天方夜谭。于是，几位科学家寻求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在纳粹德国之前研制出核武器。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导致约三十万人死亡。巨大伤亡使大多数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心情十分沉重。爱因斯坦表达痛苦与后悔说：“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致信罗斯福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壹生最大的错误和遗憾。”主导研制原子弹的另壹名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对广岛和长崎人民的巨大灾难也深感内疚，对杜鲁门总统说自己手上粘满了鲜血，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积极投身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运动。当美国宣布研制威力更大的核武器氢弹时，参与向日本投原子弹的侦察机机长克劳德‧伊塞利少校以自杀表示抗议。亲手在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克米特‧比汉上尉临终前表达心愿说：“但愿我是世界上最后壹个投下原子弹的人！”而中共官媒至今将研制原子弹宣传为爱国壮举，完全不提原子弹对人类和环境摧残，显示出共产党人对人民苦难的漠视。

八届九中全会与八字方针

进入1960年，农村饿殍遍野，全国人民困苦到了极点，政府财政收入由1958年的600亿元减少近半，财政赤字超过百亿。国际上，中苏交恶、中印边界局势紧张、蒋介石展开反攻大陆宣传，中共政权陷入了内外交困。古来君王在大灾难中会颁“罪己诏”，向上天和国人作检讨，请求原谅。毛泽东对大饥荒全不在意，更无罪已意识。1960年6月，他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持续跃进”，号召“全党为18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而奋斗”。会后，他照例率众高层到北戴河去避暑。

毛泽东离京后，中南海北门外发生了湖南青年女工刘桂阳高举写有“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壹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的纸牌冒死请愿事件。被捕后，刘回答值班警卫讯问说：“妳们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饱崽不知饿崽饥呀！不知道公社社员吃野菜、树叶，吃观音土……乡下连猫、狗都饿死了，壹些人家灭了门，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饿死了。广播里天天喊三面红旗，大好形势。我什么话都不敢讲，讲了就是反革命。我晓得凶手是哪个。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们壹个村子就饿死三十几口，还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我就是到北京来喊口号的，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怀万岁！”讯问笔录被急件报送到了在北戴河避暑办公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阅后批示：“请少奇同志阅。”刘少奇批示：“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他指示对刘桂阳从轻发落。[84] 有亲信将简报及刘桂阳的口供记录密报给了毛泽东。在这份已经印发给全体高层传阅的请愿记录面前，在高层全体都过目了的打倒口号面前，毛泽东感到了天怒人怨，决定让刘少奇代理主席，收拾局面。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应各地官员的强烈呼吁，召开了讨论应付饥荒局面的八届九中全会。众高层都清楚“大跃进”灾难的严重性，但更清楚如果毛泽东不下台，批评“大跃进”将乌纱不保。在无人敢于抨击“大跃进”的沉默中，毛泽东坚持“三面红旗”正确，称大饥荒是由于 “民主革命不彻底”，提出“全国三分之壹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要求在农村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意思是要将灾难责任推到所谓国民党头上。

毛泽东嫁祸国民党的说法是为他自己开脱罪责，也是为高层全体开脱。刘少奇非常清楚“大跃进”灾难与国民党无关，同时也清楚，因为自己支持清洗彭德怀，支持反右倾，反瞒产私分，支持高指标征粮才有了如此大规模的灾难。所以他不能拆穿毛泽东的开脱之词，不能追究大跃进灾难。刘少奇不说“大跃进”错，其他人更不会说。大会在“大跃进正确”的前提下绕圈子。在毛泽东不敢犯众怒，众人也不敢批评毛的僵局中，周恩来提出了让毛泽东和众人都能接受的办法。会前，他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关于“纠错”、“整顿”等字眼全部删去，改为“调整”，再加上几个赘词，凑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八字方针）。按此八字，造成大饥荒的“大跃进”政策没有错，不存在纠错问题，只是不够巩固，不够充实，不够高度，需要作些调整。这样的“八字方针”合乎毛泽东需要，让毛可以在不认错的前提下体面地接受政策调整，默认结束“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私分”等运动。于是，会议走出了僵局，毛泽东接受了“八字方针”和“吃饭第壹，建设第二”口号，表示同意让刘少奇出面收拾灾难局面。

会后，刘少奇实施了壹系列的救灾举措：派李先念率军队进驻灾情已经瞒不住的信阳地区，将几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撤职，将信阳等地残害农民的基层官员逮捕；决定接受国际粮食援助；宣布解散公社食堂（公共食堂早已因绝粮而解体，解散食堂的实际意思是宣布允许农民自己做饭吃）；“关、停、并、转”43000个“大跃进”中上马的军工企业，将半数无力继续的军工建设项目正式停工；将3000万城市赶到农村去以防止城市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撤销毛泽东吹牛的2000万吨、3000万吨钢铁产量指标，承认几百万吨的实际钢产量；减少粮食征购量；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5%；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禁止“壹平二调”（共产），财政发行期票对“壹平二调”中农民被共产损失作部分退赔；下令将大社退回到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

八届九中全会是壹次丑恶的会议。会议虽然有壹些务实结果，如决定刘少奇出面主持救灾，但会议在饿死几千万人背景下无人敢提饿死人的灾难，无人敢于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无人敢触及“反右倾”、“反瞒产”暴政，无人敢提降低征粮指标，会议文件中连个“错”字都不提。八届九中会议是另壹次灾难性的会议。因为全体高层继续追随毛泽东，毛泽东继续大权在握，继续推行高指标征粮，继续紧握国库存粮的动用之权拒绝开仓放赈，多数地区大员继续追随毛泽东作恶，继续搜刮农村粮食，基层的搜粮队继续横行乡里，因此，救灾效果很少，继续作恶的灾难很大，会议当年也成了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壹年，有超过两千万的中国农民在那壹年饿死在继续推行的大跃进暴政之下。

七千人大会

1961年秋收的时候，毛泽东要求继续按“高产卫星”的指标征粮食。各地区的负责人深知，绝粮才会饿死那么多人，继续高指标征粮将使饥荒进壹步扩大。他们不敢批评“大跃进”和毛泽东，纷纷呼吁按党章规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二大严厉抨击“大跃进”造成灾难，中共高层壹致拥护刘少奇救灾的局面下，召开九大的呼吁让毛泽东感到了独裁地位不稳。11月，中南局第壹书记陶铸建议召全国地委书记来北京讨论粮食征购计划，毛泽东顺势决定将县委书记，全国重点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都召集到北京，开个五级干部参加的非正式全国党代会，既算是向呼吁召开九大的地方干部有个交待，又可以回避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换届。为避免代表们互相交流，毛泽东要求大会保密，禁止与会者给家里写信、打电话，禁止《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对会议作任何报导。

1962年1月，世界政治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在北京秘密召开，有多达七千位中共各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仍沿用老办法控制会议：分组开会、不准记录，禁止代表交流打听，指定秘书记录，各组记录先报他，经他圈阅删改后才印发全体代表。毛泽东这样的控制会议办法很有效，能将任何批评他政策的发言封锁在极小范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所有代表说了些什么。三年前，他用这壹控制会议的办法阻止了彭德怀在的庐山会议上壹呼百应。此次会议，他更进壹步，连全体代表共聚壹堂的开幕式都取消，派发每位代表们壹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报告》，然后立即分组。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采用庐山会议时的老调子，先说国内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将进入壹个新的发展的时期，然后说几句存在缺点和错误的空泛话，但不说是什么错误，有多严重，是如何造成的，由谁负责。

由于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没有人敢批评大跃进，没有人敢要求停止高指标征粮，毛泽东依然坚持继续高指标征粮以服务口粮食换汇发展军备和核武器计划，要求继续推行“大跃进”的各项政策，称“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收不起来，开完会，大家下去收粮食。”[85]  在毛泽东安插的记录秘书监听网络之下，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有要求中央停止“大跃进”的各项政策，停止高指标征粮之心，但没有为民请命之胆，即使在分组会上也不敢讲话。于是，会议再次成了大饥荒中的闲扯。两年半前，高层们在几百万人饿死的形势下在庐山上闲扯，如今，代表们在饿死几千万人的形势下继续闲扯。来自地方的基层干部们没有那么大的乌纱帽，没有享受那么多的特殊供应，也没有开过那么多的丑恶会议，顾虑较少，开始报怨这样的讨论是在浪费时间。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开这样的会本来就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要的就是代表在分组闲扯中把时间消耗掉，不开全体大会。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代表没有形成共鸣和壹起发难的机会。毛泽东没有理由连壹次全体大会都不开，于是决定全体大会安排在闭幕式当天，打算短暂聚壹下立即散会。

刘少奇清楚毛泽东如此安排的用意。他不能容忍大会就这样结束。半年前，他回到阔别的家乡，村民们告诉他，塘里有水，没有旱灾，每个村都饿死很多人，不是因天灾，是人祸，大炼钢铁把锅都砸了，送进了炼钢炉，使农民挖了野菜都没锅煮。他的姐姐哭诉：“壹个小队两个月就饿死了十壹个人，妳在中央做事，要做点好事，要让人有饭吃呀！”他看了壹路的苦难，听了壹路饿死人的述说，还看到村里饥饿的少年写下的“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毛泽东授意起草的闭幕式《书面报告》为大跃进、大饥荒找借口称：“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清楚这些说法的荒唐，清楚饥荒的根源政府将农民口粮都搜刮干净出口换军事技术，更清楚重要原因是他两年半前在庐山会议上支持毛泽东整肃彭德怀，开展“反右倾”的决定。他希望通过这次大会改变政策，亡羊补牢，结束饥荒。然而，眼看会议要结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政策改变。他知道，毛泽东要求散会后继续按高指标征粮食出口意味著再饿死几千万人。他决定不再附和毛泽东，出手制止灾难继续。

1月27日，在闭幕日的全体大会上，刘少奇抛开毛泽东为他拟好的报告稿，即席讲话说：“形势不好，人民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够，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经过几年的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他借家乡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称“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壹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批评顿时扭转了会议不敢讲话的局面，代表们纷纷跟随发言，反对大跃进政策，指中央的路线有问题，甚至有代表重提领袖换届问题。彭真点名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错误不检讨，将给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在众多代表反对大跃进、支持刘少奇的情况下，毛泽东壹时无法控制会议，也不敢与刘少奇当场摊牌，只好宣布临时休会。

对会议进程壹时无法时暂时休会，在会下暗中活动，寻求支持，然后在复会时扭转会议方向，这是毛泽东权力斗争中的法宝。他在遵义会议、洛川会议和庐山会议中都是这么干的。庐山会议休会时他的主要举措是召林彪上山，代表军队发表支持他的讲话，其次是寻求最有影响力者表态支持。此时，毛泽东故伎重施，再次急召林彪到会讲话，代表军队出面支持他。在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发难，毛泽东寻求刘少奇的支持。此时，刘少奇发难，毛泽东要求周恩来表态支持，帮他扭转会议局面。庐山会议时，刘少奇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作了壹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此时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没有痛苦的思想斗争。周恩来是权力斗争老手，在力量对比判断上不比毛泽东差。从延安到北京，他多次在重要关头判断出毛泽东将在权力斗争中胜出，在毛泽东陷入困境时出面为毛找台阶，打圆场，帮毛泽东走出困境。这壹次也不例外，他看到虽然毛泽东壹时陷入困境，但有林彪代表军队的支持，非刘少奇及支持者所能扳倒，于是像在庐山会议时壹样，毫不犹豫地选择追随毛泽东。

1月29日，林彪在复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离开会议主题，大力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随后，他推出“付学费”论说：“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壹些困难。……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付出壹点学费是值得的。因为没有经验而付了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最后，他要求“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周围”。[86]  林彪以“付学费”论将毛泽东害死数千万人的罪责壹笔勾销，借大骂彭德怀 “从来不把毛主席放在眼里” 来威胁众高层。林彪讲话中，毛泽东不断插话，与林壹唱壹和。林彪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称赞“林彪同志讲了壹篇很好的讲话，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代表们以沉默回应林彪在大灾难中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会议壹时冷场。这时，周出面救驾，巧妙为毛泽东解围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考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随后，他只谈困难形势和需要调整的具体问题，就事论事，代表国务院检讨，表示自己工作没做好，反复强调党内团结。最后他说：“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87]  周恩来在关键时刻的献词扭转了会议局面，为大会定下毛泽东最希望的调子：不追究大饥荒的责任，各级干部都出面承担自己的壹份责任，只谈具体问题和善后工作。

有林、周壹同救驾，众高层立即看清了形势，赶紧押宝在毛、林、周壹边，跟随周恩来作自我检讨。在各级领导检讨后，从不认错的毛泽东作象征性检讨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壹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壹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不说清楚犯了多大的错，负什么责，将大跃进灾难以壹句“盲目性”带过。毛泽东对力量对比有著卓越的判断力。虽然党权、军权在握，但他清楚绝大多数高层此时对他不满，支持刘少奇，要求结束“大跃进”，虽有林彪、周恩来支持，但众怒难犯，他不能像庐山会议那样的突然转向，整肃刘少奇，否则自己可能立即下台，他除了接受刘少奇的报告别无选择。于是，他被迫默认刘少奇的报告，同意暂退二线搞调查研究，让刘少奇主持局面。

大家都作象征性检讨后，会议达到了毛泽东希望的结果：不否定大跃进，不提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和稀泥”方式宣布闭幕。来自基层的代表们颇为不满。他们突然被召集进京开秘密会议，大过年时又突然被迫留京参加延长的会议，还不准通知家人，让家人误以为被关押整肃。他们最知道大饥荒灾难的严重性，对大会就这样没有明确结果地结束强烈不满。壹些敢讲话的代表询问“退居二线”是什么意思。高层们都知道基层代表这壹问题是在委婉要求领袖换人。革命党在权力交接方面有著无法解决的制度和程序缺陷。西方民主政治通过执政党轮换，领袖变更可以顺利达到追究责任，改变政策的目的。而革命党壹党独裁，拒绝政党轮换，自己无法追究自己执政的责任，为维护统治合法性也无法追究领袖的责任，因而难以改变政策。由于独裁领袖拒绝轮换，革命党除了暗杀政变没有领袖更替的正当程序。中共八大在苏共反个人独裁的鼓舞下提出了解决领袖更替问题的“退居二线”说法。大家都知道这壹说法之荒唐，谁也无法回答基层代表这壹问。

大会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基层呼吁的毛泽东辞任党主席问题。得周恩来帮助控制局面，毛泽东干脆率林彪不参加会议，放心南游。会上，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表态同意毛泽东辞任领袖，其他人观望。大家记得，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曾民主投票表决，结果经周恩来出面相劝，大家同意表决不算数，民主失败。此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林彪拒绝出席的政治局会议结果算不算数。冷场之中，周恩来再度出面说服大家：“主席还是主席，党主席仍由毛泽东担任”。[88] 毛泽东的亲信大员们闻言立即附和，形成了多数。会议决定，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共最高领袖。这壹结果使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过大跃进和毛泽东者，和在此次会议上表态同意毛泽东辞任领袖者立即后悔失言，纷纷想办法补救。因为有周恩来和亲信在政治局内照顾局面，毛泽东才敢于拒绝参加政治局会议，放心地离京出游。同时，他对会上谁说了什么如指掌。这次会后林、周分别在不同领域发动了崇拜毛泽东运动。壹年后，毛、林、周壹同发表了号召学雷锋的题词，使党内局面彻底改观，迫使刘少奇也加入题词。这壹年间党内形势转变让人相信，林彪、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分别提出“出现困难局面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意见造成”的说法不是临场发挥，而是是在奉毛密令行事，毛泽东在休会期间布署的壹部分。

“七千人大会”是另壹次灾难性的会议。虽然刘少奇不点明的批评了大跃进，迫使毛泽东象征性地作了检讨，在会后得以“调整”之名废除了不少大跃进政策，降低了征粮指标，进口粮食，在1962年内结束了大部分地区的饥荒，但会议结果宣告，制造饿死几千万人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会议有这样的结果不奇怪。大饥荒灾难是全体高层壹致举手造成的，要追究谁也跑不掉，所以全体高层谁也不会说追究二字。因此，中共创造出壹堆推卸罪责的说法，诸如林彪提出的“付学费”说，林彪、周恩来壹起提出的“出现困难局面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意见造成”说，周恩来提出的“急于求成”说，毛泽东提出的“盲目性”说，这些说法，加上毛泽东在延安发明的“扩大化”等等说法都在后来被中共反复使用作为推卸罪责的借口。

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指出的：在民主制度下，领导危机会由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专制制度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89] “七千人大会”的进程与结果证明，壹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问责与追究。大会的结果让毛泽东看清，即使闯下天大的祸，其权力和地位也不会遇到真正的的挑战，林彪代表的军队是支持他的，周恩来代表的多数党的干部是支持他的，除了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彭真的“认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错”的象征性批评外，党内没有问责。于是，他将发难的刘少奇，支持刘少奇接任领袖的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列入了整肃名单，在会后立即开始盘算新壹轮整肃运动。几年后，江青在“文革”中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憋了壹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此言清楚地透露出毛在“七千人大会”对刘恨之入骨，开始盘算逐壹整肃“七千人大会”发难者和表态同意让他“退居二线”者的脉络。

大饥荒 人类灾难之最

历史上，饥荒、人相食都伴随战乱、自然灾害或异族入侵。然而在没有战乱，没有外敌入侵，且风调雨顺的1958年至1961年，中国农村普遍饥荒。壹位亲历者写道：“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没有壹个公社没有发生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埋的死人壹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1961年4月，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中说：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1289起。”[90]  在甘肃通渭县，1959年到1961年间，三分之壹农民饿死，其中死绝了 2168户，人吃人的惨剧遍地发生。[91]  为隐610;饥荒的严重性，防止信阳事件那样的政治影响，中共中央禁止在行文中出现称饥荒字眼，甚至禁止不能有事件字眼，而要求在内部文件中将饥荒，饿死人称为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和甘肃省委的内部文件出大量出现“通渭问题”，甘肃省委还禁提“饿死”二字，要求将饿死称为病死。例如，中共通渭县委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壹个埋壹个，并且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明说是掩埋死人。”在四川萦经，饥荒1958年就开始了。当时饿死了人还有人埋。到了1960年，因死人太多，活人站立都难，无人去埋，从各公社到县城街上，壹路死尸，尸臭弥漫。县里只好搞万人坑，将死尸都扔到壹个大坑埋，再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山沟里扔，往县城外的河里扔。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4万，三年饿死了壹多半人。[92]  饥荒中，农村基层干部掌握著农村仅有的粮食，自己开小灶，同时豢养民兵对付老百姓，民兵们为有饭吃奉命挨家挨户搜刮粮食，迫害农民，镇压抢粮饥民，边境省开枪打死外逃边民。饥民很快饿得丧失抗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大饥荒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的原因。

从饥荒初起到数千万人饿死，中共始终隐瞒饥荒的发生。其办法之壹控制报刊、封锁消息，禁止谈论饥荒的情况。办法之二是将饥荒控制在农村，以农民的救命粮来保证城市不饿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庐山会议后，饥荒蔓延全国农村，中共高层秘密决定：牺牲农村以保证城市供应。196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三番五次要求四川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为“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这时，中共中央对四川饥荒的情况非常清楚，调粮是要将饥荒隐瞒在农村，任由农民饿死。四川饿死壹千多万农民后，周恩来在内部会上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壹句话将蓄意饿死农民的安排带过，毛泽东则在“七千人大会”赞扬西南大员李井泉“只有大公，没有小我。”这就是为什么农民饿死了数千万，城市人却不知道饥荒的发生。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三是编造“三年自然灾害”说法。这壹说法出台过程为：1960年，中共内部文件和报纸上开始偶尔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开脱之词。据此，中共推出了“自然灾害”说，先是在《人民日报》的1960年国庆社论中壹改歌颂大好形势的调子，称：“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接著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上将“自然灾害”说升级为官方解释饥荒的正式版本。“三年自然灾害”说法纯属谎言。中央气象局编辑出版的1958至1962年全国旱涝气象资料显示，1950年代最大的自然灾害是1954年的洪水灾害。这时的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还可以存粮备荒，没有发生饥荒。不仅 “三年自然灾害”说是谎言，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谎言。三年间，并未发生“三分天灾”。就全国而言，1958至1961年不仅风调雨顺，更是天公作美的历史最好年景。[93]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四是“苏联逼债造成饥荒”说。这壹说法出现于饥荒过后的中苏论战中。这时，中共将大饥荒嫁祸苏共，在官方文件中称：“三年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严重的局面是由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修的背信弃义逼债，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封锁，导致中国无法进口粮食”。此后几十年中，中共在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中共掌控的独家新闻媒体持续不断重复宣传“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说法以掩盖制造饥荒的罪责。1990年代解密的苏共档案证明，苏联在大饥荒中非但没有逼债，反而多次提出援助中国提供粮食、食糖等等的建议。

中共隐瞒大饥荒的办法之五是销毁饿死人数的统计证据。1961年，陈国栋（财政部副部长）、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贾启允（国家统计局局长）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将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报告报给周恩来，周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奉命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恩来仍不放心，再电话确认了销毁情况。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字为“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阅。如山东省大量饿死人的数字，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94]

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学者们才得以研究大饥荒灾难。在中国三年大饥荒是人类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这壹点上，中外学者没有分歧。关于三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中外学者作出了不同估计。胡适通过信件了解大陆的情况后叹道：“大陆上人民饿死了约六千万人。在梅县壹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壹半，只有两千多人了。……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95] 上海大学学者金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结果为三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96]  多次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壹波等中共高层官员的《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披露赵紫阳估计的死难人数为4,300万至4,600万人之间；[97]  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JASPER BECKER）查看多省地方志及通过私人关系查阅中共关文件后指出：“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饿死了240万人。有中国学者告诉我说，妳书里写的数字太保守了，实际上饿死人数高达6000万”；[98] 荷兰学者冯克（FRANK DIKOTTER）博士在其《毛制造的大饥荒：中国最骇人灾难的历史，1958～62》壹书中指出：“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根据官方人口统计资料和地方志得出了3000万至3200万的饥荒死亡人数。我在调查中作过仔细的比较，在许多县的公安局统计中，数字都要大过县委和统计部门50%。因此，3000万加50%就是4500万。4500万非正常死亡中有大约300万人不是由于饥饿，而是被当局打死或自杀。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从档案中看到，共产党将农民编号，实行军事化管理，将公社社员看作数字，或没有个性的劳动力。我的书中，九成五是来自这些档案，公开的资料利用不多。他们公开的资料倒是有很多不可信的成份。应该说，中国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准确数字，我们只能接近真实，除非中国政府内部下令不掩盖地作调查，可能比较准壹些。”

贝克、冯克关于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根据官方统计资料的说法得到大量基层数据的支持。救灾时，粮款按人头发，不少大队、生产队为了多领钱粮而将死人报成了活人，使饥荒死亡统计数被缩小。1961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去湖南调查时发现，基层在饥荒死亡数字统计出来后要经过“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以山东为例，曹树基教授根据地方志统计出的山东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80多万，而亲历大跃进的记者张广友记载，山东省主要领导人在当时全省五级干部大会上说：“山东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99]  按曹博士的统计，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90多万，而贝克调查后推算河南饿死人数为400万至780万之间。贝克的调查结论得到信阳基层情况的支持。中央工作队处理“信阳事件”时发现，各县的饿死人比例普遍在三成左右，其中，光山县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120人的吴围子小队在1959年饿死72人，比例高达六成；[100] 曹博士根据地方志统计，四川在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40多万，而据当时冒险赴京反映饥荒情况的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估计，四川饿死人数在1100万至1250万间。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说：“安徽省在大饥荒中饿死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人相食并不奇怪。凤阳县1961年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101]   

贝克、冯克关于实际死亡人数远高于根据官方统计资料的说法还得到人口统计的支持。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披露：“今年（2012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离休的局级干部、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任公安部治安局人口统计处副处长的赵文奇同志告诉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关注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考虑到各地上报饿死人情况都不准确，上报时都要经过党委壹把手点头批准才允许上报。他要求公安部对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视，壹定要将非正常死亡数字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弄清楚，要我们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将全国实有人口计算统计准确，死亡人口搞准确，特别是对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搞准确的指示精神。为此，成立了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杨尚昆亲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我们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全力投入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有处长白建华、我（副处长），工作人员王维志、沉壹（益）民参加。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我们按杨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组织指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重点省还派出工作组去具体指导、协助。经过壹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都报来了人口数据。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人口73000多万。随后于当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自治区没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我们都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再次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赵文奇同志告诉我这壹数字之后，我感到十分惊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字？我开始怀疑，是否虚假。5月11日和14日我两次碰到赵文奇同志，问他此数据是否可靠？他说，绝对可靠，是各省、市、区报来的统计数，又经过各地同志的再次核算和推算，这个数据是应该信得过的。他说，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档案馆，有案可查。同时，赵文奇同志还说，1964年9月初，于桑副部长要我们（有白建华、我、沉壹民）同他共四个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进行了汇报。杨主任询问了壹些情况之后，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作了肯定，认为就此数据作为依据（以上两段内容经赵文奇同志审核——笔者注）”。

大饥荒中，各地劳改营中的劳改犯死亡比例和死亡总人数巨大。当时任劳改队文书的杨崇道说，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写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多人；辽宁省锦西煤矿1,200名右派的劳改队在大饥荒中饿死了1000人；[102] 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的壹个300人的右派劳改中队饿死了227人；流放北大荒的右派在三年饥荒中饿死约三分之壹；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的3,000多右派分子到1961年死得只剩下200来人；[103] 甘肃正宁县子午岭龙池劳改农场的3000劳改犯在1960年就死了600多人。104]

以下事实说明，这场亘古未闻的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中共蓄意制造的人祸。

政府横征暴敛，将农民口粮搜刮殆尽。建国伊始，中共发动了朝鲜战争，向农民征粮数量以每年增50%的速度递增，而且以低于市价30%以上的低价强买。农民拒绝低价强买，中共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禁止农民存粮。千百年来，农民自己储粮备荒，壹般天灾不会饿死人。自从中共出台统购统销，存粮备荒成了“破坏统购统销罪”，农民被剥夺存粮权利，政府将农民口粮之外的全部粮食收走，农民挨饿，卖儿卖女，吃草根、树叶、观音土饥荒由此开始。冯克博士指出：“苏联专家撤退后，毛要求加快还债，赫鲁晓夫知道中国困难，说不急于结帐，还要提供粮食给中国。毛拒绝，壹心要早日不清军火和军事技术债务，加大征购，从农民那里逼交粮食，棉布、猪肉、糖等等。壹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毛在上海壹个党内会议上说，要增加粮食收购三分之壹，农民不会造反，饿死壹半人不要紧，还有壹半人有饭吃”。

最积极推行“大跃进”搜刮政策的省也是饿死人最多的省。四川的李井泉，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贵州的周林，甘肃的张仲良等人推行反右倾，反瞒产，搜刮粮食最积极，造成了这几个省最高的饿死人比例。其中四川的情形最为典型。蜀守李冰建成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遂为万姓粮仓，国赋根本，断无哀鸿声起”。抗战中，四川承担大后方政府和数百万国军将士的粮食供应而未发生饥荒。1959至1961年，四川全省风调雨顺，但因李井泉推行“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暴政，粮仓四川成了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批斗彭德怀表现积极，会后被毛泽东提拔为掌管云、贵、川三省的中共西南局第壹书记，使三省饥荒迅速扩大。饥荒中，没有积极推行毛泽东暴政的省饿死人较少。例如，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没有积极推行暴政，饿死人不多，陕西成为甘肃灾民逃亡的目的地。可见，大饥荒百分之百是中共横征暴敛造成的人祸；

中共强制实施人民公社化，使农民成了农奴。逼迫近亿农民在1958年收获季节上山“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致1958年特好年景的庄稼因无人收割壹半烂在了地里。

肉蛋的食品是怎么搜刮来的？饥荒中的农村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在1959年4月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向全国发出加强肉、蛋等出口商品收购的指示时说：“猪出口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谈到蛋，他要求“来壹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所谓“突击收购运动”和“断然措施”意味基层的暴行。例如四川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强行按人头派指标，拿不出鸡蛋就不让到食堂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七口人被扣饭。[106]

按说，政府禁止民间存粮就应负备荒、赈灾之责。若中共循前朝旧制，在饥荒中开仓放赈，救济灾民，不会饿死人。国库的存粮谁也无权动用，存粮动用之权只在毛泽东壹人之手。毛泽东在1957年讲话中就表示过，大跃进准备死壹半人，他从壹开始就了解饥荒情况。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他听任饥荒蔓延，数千万人饿死，禁止动用库存粮食救灾。在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年，中共为换取军事技术和无偿援助给外国共产党政府的粮食净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416万吨。

1960年春，荥经凤仪公社发生了武装部长李文中武装抢粮库救灾的义举。李到凤仪公社为饿死的叔叔壹家收尸，背著轻飘飘，加起来没有壹百斤的三具尸体，看著壹路的死尸，想著附近的国家粮库中囤满了粮食，他决心冒死为活著的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率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饥民来到公社粮库，强行开仓放粮，救济了灾民，随后被以“反革命、五类分子武装暴动”主犯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多年后他说，其实跟他壹起去搞粮食的人没壹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是社员中最惨的壹群，早就饿死了。能抢到些粮食，让壹些乡亲死前吃壹顿饱饭，对得起做人的良心，决不后悔。[107] 荥经武装放粮事件说明了，壹个可怕的事实：在大饥荒中，国家的粮库里囤积著大量粮食。在河南信阳，饥荒中饿死两百多万人，而信阳地区的国库存粮存有数十亿斤粮食。[108] 作家张戎指出：“大饥荒根源是毛泽东坚持出口粮食到苏联东欧，以便买军事设备。毛的工业化完全是军事工业化，他壹心想的是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事工业，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就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买苏联的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完全靠出口粮食。我们在俄国档案馆看到中国对苏出口粮食的记录后明白，如果不出口这么多粮食，中国壹个人也不会饿死”。[109]，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回忆：“1960年，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壹直买到1970年。”[110]  周恩来指示在大饥荒中买黄金的背后是毛泽东集中外汇发展军事工业计划和研制核武器计划。为此计划，周恩来操办在1959、1960年净出口了数百万吨粮食。

不准逃荒。千百年来，农民自由进城谋生，灾年自由讨饭、逃荒。而在新中国，中共为从农村搜刮粮食，建国伊始就不断出台针对农民的控制条例。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规定未经劳动部门许可和介绍，不得在农村招收工人，明令禁止农民进城就业；1954年，内务部和劳动部又发出《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5年，配合合作化暴政，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和《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全国推行户口登记以禁止农民迁移；195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和《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收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要求组建以民政部门牵头，有铁路、交通、商业、粮食、监察等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负责制止农民流入城市，要求在铁路、交通部门在主要铁路沿线和交通要道设卡阻止农民流入城市，要求将流入城市和工矿区的农村人口遣返原籍，禁止农民乞讨。1958年，人大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条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正式剥夺了全体人民的居住、迁徙自由。这壹条例与粮票制度相配合，完成了对人民财产和人身的全面管制，将农民捆绑在本乡本土以搜刮粮食。

1959年春，在饥荒蔓延，农村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和《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出台了收容遣送制度。饥荒中出台的收容遣返制度堵死了农民逃生之路，使农民只能饿死在本村。根据上述收容遣返令，各地当局派出民兵把守道路，将没有通行证的逃荒农民如同逃犯壹样抓捕，押送回原籍。饥荒中，粮食只够基层干部和民兵活命，收容所通常不给逃荒农民饭吃，多数灾民被饿死在收容遣返过程中。历朝历代，饥荒均是区域性的，灾民逃出灾区都能讨饭活下来。而在新中国，饥荒是全国性的，灾民无处可逃。逃荒之路和消息传播之路被封锁后，农民整户，整村地饿死，不为人知。

饥荒过后，毛泽东发动了学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运动。其实，焦在兰考任上总共壹年多，谈不上对兰考有什么贡献。兰考农民感谢焦裕禄主要因为他上任后放生饥民，允许饥民外出讨饭。农民逃荒的主要原因并非是风沙 、盐碱，而是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逼得农民没有活路。毛泽东树立焦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其原因除了因为焦学写出不少学“毛选”笔记，积极贯彻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之外，主要因为焦有兰考农民感谢的口碑，他要借焦让农民感谢他本人。这样学焦裕禄运动显示出当时中国是何等黑暗。

1949年底，毛泽东答应出兵朝鲜后，斯大林答应将亚洲各国共产党交毛泽东领导，指示胡志明等亚洲共产党领袖开始向毛泽东汇报。斯大林给毛泽东领导权的同时也将向这些共产党提供援助的包袱交给了毛泽东。此后，亚洲共产党领袖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要钱。1950年，中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就收到了蒙古总理乔巴山”要求帮助”的清单。1951年5月15日的壹份档案材料记载，越共要求说：“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妳们再帮助我们1500至2000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这不是越共第壹次要求援助粮食。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灾，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毛泽东得知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后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20亿人民币”。于是，中共捐去15亿元。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共援越的项目和货物包括：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3万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电炉、轮船、电话机等等。[111]  1956年苏彝士运河危机中，毛泽东欲扮演指导者的角色，给埃及壹份“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并主动提出派给埃及25万志愿军。派志愿军赴埃及的建议被纳赛尔总统拒绝后，毛再向埃及提出：“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妳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或者过了壹百年后再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赠给埃及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金，并在中埃贸易故意吃亏，向输送利益。[112]   
1960年1月，在农村人相食之时，中共成立了对外无偿援助的主管机构——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将外援助规模大幅增加，无偿对外援助中包括大米，小麦。壹份封面标有“绝密材料会后收回”字样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署名的《几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报告》显示，从1950年起至1960年，中共在国人生活极端困苦中向越南、北韩、蒙古、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柬埔寨、尼泊尔、缅甸、马利、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阿富汗等数十个国家提供了40多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和贷款，并且其中绝大多数为无偿援助。[113]  在数千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中，中共不开仓放粮救灾，而是巨额对外援助了19亿元，巨量出口粮食。例如，在1960年援助几内亚和刚果各1万吨大米，无偿向阿尔巴尼亚运送了180万吨粮食。[114] 

无偿对外援助是共产政权的特有暴政。苏俄建立政权后在内战和饥荒中输出革命，以抢银行，没收教会财产、剥夺富农和工商业者得来的金钱在全世界建立共产党，在中国发动五四运动，建立中共。毛泽东继承了列宁、斯大林抛洒钱财对外输出革命的作法，从建国开始与周恩来黑箱作业，指挥对外援助机构秘密向100多个国家赠送了千亿民财。在不顾国内人民困苦，建立政权后立即以巨额金钱输出革命方面，中共与苏俄没有区别。

大饥荒中，美国总统肯尼迪根据中央情报局的饥荒情报，决定向中国提供人道主义粮食援助，下令制定援助方案，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渠道提出了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立即援助500万吨小麦，及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千万吨小麦给中国的建议。建议被毛泽东拒绝。直到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刘少奇才作主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救灾。而毛泽东、周恩来下令几艘满载加拿大援助粮食的中国货轮改驶向阿尔巴尼亚，作为了对阿共的无偿援助。[115]  大饥荒中，赫鲁晓夫已多次提出向中国灾民提供人道援助，毛泽东壹再拒绝。刘少奇主持救灾后决定接受苏联的粮食援助，苏联立即向中国东北提供了二十万吨粮食。[116] 这成为大饥荒中东北饿死人较少的原因之壹，也证明了拒绝国际援助是饥荒扩大的原因之壹。

中共见死不救，举“茅台大跃进”为例。国民政府时代，贵州省政府颁布了《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规定，在天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制米浆刮布，“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前仁怀县政协副主席周梦生回忆说：“1949年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壹年。” 然而在1959至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贵州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壹面是饿殍遍野，每天饿死近百人，全县饿死了近三分之壹农民，壹面是茅台酒高产达两千多吨，消耗粮食两千多万斤。仁怀县粮油保管统计资料显示，1959至1961三年间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竟然比饥荒后二十年间的库存量还高。1959至1961年饥荒中，中共不仅从贵州各地调粮食保证茅台酒生产，还四川调来粮食，从贵州省委书记周林、仁怀县委书记庞耀行为首的各级干部在每天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下只管完成中央下达的产酒指标，下令全省调粮保证茅台产量，实现了茅台酒产量年年创新高（三年间的产量记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人们难以理解，何以在饥民大批死亡时搞茅台酒生产大跃进。答案在几十年后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壹周年》壹文中可以找到。周林曾回忆说：“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他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根据毛的要求，周在1959年饥荒开始时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妳们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117]  茅台酒大增产是个普通消息，要是说明其背景是贵州饿死两百万人，调来粮食的四川饿死壹千二百万人，全国饿死数千万人，该是何等的骇人听闻。

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救灾制度。周有“大荒，舍用赈穷，开廪同食”的规定。其后，历代遵循、发展荒政制度。宋朝粮食储备养官、养兵外的主要用途是赈灾。《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河北东路失业流民甚多。三月，神宗赵顼批示：‘比来流民往京西者，经过京师，恐无资粮，或致饿殍，可相度赈济。’朝廷遂‘赐五万石下河北东路提点刑狱司，赈济流民’；给流民米，人日二升，幼者半之。” 皇佑初，范仲淹在杭州任郡守期间浙东大旱，颗粒无收。为了救济失业者的生活，安稳地方，范仲淹采取了高价购粮平粜的办法，“每斗壹百八十钱”，比市价高了五成，使逃荒的百姓回流安居乐业。[118] 宋代朝廷不仅救灾，还救助、安置因受灾、土地被兼并、破产而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流浪百姓，让失业者有基本生活保障，住处有著落，回家有路费，以至于辽国皇帝耶律洪基都感慨“来世愿做中国(宋)人”。南宋时，政府对从淮北而来的流民失业给田种植，并蠲免赋税。《元史》记载：元成宗大德十壹年，两淮属郡饥，于盐茶课钞内折粟，遣官赈之。诏富家能以私粟赈贷者，量授以官；元武宗元年，中书省臣言：“江浙行省管内饥，赈米五十三万五千石、钞十五万四千锭、面四万斤。又，流民户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有奇，赈米五十三万六千石、钞十九万七千锭。”到了满清，荒政制度已经完备，对备灾、报灾、赈灾和灾后救济都有详细规定。其要点为：朝廷负有备灾之责，须设立粮仓应付饥荒；须制定救灾预案，灾荒壹旦发生，预案启动实施；地方官员负有向上级奏报灾情、申请朝廷赈灾的责任，对隐瞒灾情不报、延误报告或任意增减灾难等级的官员予以惩处；地方官有责任组成勘灾小组，或亲赴受灾地视察灾情；朝廷得到灾荒报告后要派人勘察，核实后要实施救灾程序；灾荒来临时，从皇帝到县令，各级官员均负有不可推卸的救灾责任；救灾措施包括：赈济、蠲免、调粟平粜、转移灾民、抚恤安置、劝奖社会助赈等。顺治至道光近两百年间，清政府赈济合银4.5亿两，而蠲免的钱粮大约有1.5亿至2亿两。光绪年间华北发生了大旱灾面。曾国荃在大灾期间在山西巡抚任上的救灾举措代表了满清荒政的水平。他刚到任就向朝廷汇报灾情，提出从应解京的五十万两银中拨出二十万两赈灾。清廷立即准奏。救灾中，曾国荃参吉州知州段鼎耀“于省局拨解赈银胆敢扣留不发，实属玩视民瘼，忍心害理”；参代理荣河县知县王性存“借罚捐赈为名，借端侵渔”，“请旨壹并革职，归案审讯，按律定拟，以重赈务而儆官邪”。灾荒中，他严厉处分了两个修理衙门的知县。[119]  自有荒政以来，历代朝廷均将落实荒政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120] 虽然两千年的灾荒中有以身试法的官员，也有昏聩皇帝，但历代统治者基本都 “厚下恤民，施行仁政”。中共将历代王朝，历届民国政府都宣传为“反动统治”，将自己政权宣布为人民政府。而事实是，新政府废除了两千年形成的完善荒政，官仓不为备荒，完全成了服务毛泽东世界领袖梦的私仓。大饥荒中，中共听任灾情蔓延，拒绝开仓救灾，禁止灾民逃荒，封锁饥荒消息，对抢粮、偷粮的饥民下格杀令，不许死者家属戴孝，不准在掩埋死人的地方起坟头以掩盖饥荒。对比前朝，唯有天壤壹叹。

新中国前的两千年中发生过200多次重大自然灾害，死亡总人数为3000万人，[122]  而中共建立新中国后立即制造饥荒，几年就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人为造成死亡人数比两千年重大自然灾害的死亡总数还多。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1960年底，河南信阳饿死百万人的消息在中央高层中传开。毛泽东在“信阳事件”的报告上批示：“三分之壹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对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县、社、队的整风整社，应该学习信阳的经验……凡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方，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四号文件）。毛泽东在这壹报告中写道：“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壹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毛泽东所谓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是称有国民党人、地主在破坏，其所谓“民主革命补课”是要求开展镇反、肃反那样的整肃运动，抓出暗藏的国民党人和地主，让他们为饥荒负责。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默认结束大跃进政策，同6102;再次要求开展“民主革命的补课”运动，称大饥荒的原因是大跃进中“出了乱子”，是因为阶级斗争搞得不够，有阶级敌人在大跃进中搞破坏，要求将土改斗地主富农的阶级斗争再搞壹次。会后，他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要求各地开展“整风整社”（双整）运动，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清五风），夺回党权、政权、军权、财权、饭权（夺五权），抓阶级敌人”（拔钉子）。事实上，所谓“五风”并不是基层干部的创造，而正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等运动中逼迫基层执行的政策。在造成灾难后，他将这些政策的罪责都推到了各地农村的基层领导头上，要求从基层干部中抓出壹批“阶级敌人”，将已经被剥夺的地主、富农再拉出来斗争壹次，要求从中农中再划出壹批“漏网的地主富农”作为其阶级斗争的对象。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主持救灾的刘少奇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整风整社工作组队”分赴信阳和全国主要灾区，开展整肃农村基层领导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和“整风整社运动”。对于信阳，刘少奇称那里的党政部门完全是坏人当道，派出军队去接管整个地区的党政权力。开赴信阳的军队将县、公社、大队几级基层干部，包括不脱产的队干部、公共食堂会计、司务长、炊事员等十几万人逮捕，关进四周布岗，架机关枪的“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者）和“集训班”（关押低级基层干部）。刘少奇从中央、各省抽调了近四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赴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从关押中的十几万信阳干部中查找“暗藏的国民党人”、“暗藏的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查关押干部之外，工作队按照土改运动套路，先是扎根串连，了解情况，然后动员穷苦农民控诉作恶的基层干部，根据控诉将基层政权认定为坏人当权，土改不彻底，将作恶的基层干部关押用刑，逼迫交待问题。运动的另壹内容是“土改补课”（二次土改），将大饥荒灾难嫁祸土改中幸存地主富农，将“摘帽地富反坏”重新“戴帽”，同时按当年苏区“查田运动”的套路，查中农和基层干部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设法将土改时划定壹大批中农和“大跃进”中作恶的基层干部“查”成“土改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将他们“补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

基层干部们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搜刮粮食，打骂群众、逼死人命，作恶多端不假，但他们的作恶恰恰是因为执行中共中央政策。他们“放高产卫星”，按“卫星”指标征粮，迫害讲实话的干部，组织征粮队挨家挨户搜粮食等暴行全是因为中共中央的命令逼迫，不干不行。他们中的壹位县委书记坦言：“我们县里饿死这么多人，把我们枪毙壹百回都不冤枉。但是，我们执行的政策没有壹项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政策，都是省委的政策，我们可按省委指示干的。” 工作队不听申诉，只管按中央要求整肃作恶的信阳基层干部。结果，数十几万信阳干部遭受整肃之残酷与他们在土改运动、“反右倾”、“反瞒产”运动迫害百姓同样惨烈，被逼得大批自杀。

在信阳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主持发布了《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要求在饿死人多的省开展同样的“整风整社”和“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根据指示，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模式被推广到了所有饥荒严重的省，各地对基层干部整肃与信阳壹样惨烈。在河南南阳地区，工作组称唐河、淅川、邓县、方城、新野等五县委“烂掉了”，将五县的大部分基层干部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残酷批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在1958年底农民断粮时曾为民请命，向地南阳地委请求拨粮救灾，被地委斥为“反瞒产”不积极和右倾。他只好执行“反瞒产”政策，组织征粮队搜查农民的粮食。“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毕可旦自知民愤极大，率全家壹起自杀。在四川大邑，整风整社工作组从120户人家的安仁公社金光大队补划出地主15户、富农8户，按照土改运动中的作法，将他们“扫地出门”（不留生路地赶走）。[1]   

在全国的“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数十万执行中共中央大跃进政策“放高产卫星”、吹牛撒谎，在饥荒中执行“反右倾”、“反瞒产”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被逮捕，关押，刑讯，打死，被逼自杀或判刑。运动造成的农村基层干部自杀潮规模直追土改时的地主、富农自杀潮，是为大饥荒灾难后的另壹场灾难。经过壹年多的“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运动，中央工作组没有从信阳和其它主要灾区的百万基层干部中查出国民党人，中共自己证明了大饥荒中作恶者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毛泽东各项指示的忠实执行者。

在基层干部被整肃时，中共高层们都在玩推卸饥荒罪责的游戏。刘少奇在主持救灾之初声言“严肃查处饥荒大省和最严重地区领导人”。河南大员吴芝圃闻讯，赶紧动手在信阳基层领导中展开清洗，下令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及多数地委常委停职检查，向中央建议将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和十个县委书记以“阶级敌人”罪名枪毙。正当刘少奇准备将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等“大跃进”骨干大员逮捕惩办时，毛泽东传话说“要与壹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刘少奇只好住手，将吴芝圃官降半级调任中南局书记，保留中央委员。省级大员不受追究，对信阳地区大员的严惩也难以实施。于是，刘少奇指示杀壹批县级干部平民愤，要求在信阳地区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人。当刘少奇准备批准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等壹批县级官员处决时，毛泽东再传话说不得杀县委书记。于是，刘少奇下令杀了壹大批县壹把手以下的基层干部及个别边远地区的县委书记，例如壹大批信阳公社壹级的基层干部，贵州湄谭县、金沙的县委书记、县长。

其实，刘少奇并没有资格主持整肃大跃进运动中作恶的基层干部。因为，他自己是“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运动的推动者，基层干部作恶是执行中央的指示，也是执行他的指示，没有他从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的支持，毛泽东发动不起“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反瞒产”运动，也不会有信阳事件和大饥荒。刘少奇要追究各地大员，但不会罪已。率工作队进驻信阳，整肃基层干部的陶铸、王任重等大员其实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要责任。他们没有罪已，反而到信阳整肃基层干部，接受农民控诉扮演“青天”，难怪受整肃的信阳基层干部都说“死不瞑目”。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声称自己“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不过他这番话不是河南说的，而是在平调中南局，确认不受追究后才在检讨报告中说这番便宜话的。

“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中共高层找基层干部替罪的运动，是饥荒灾难后的另壹灾难。毛泽东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用意就是让基层干部承担饥荒灾难的责任，运动的作法是将农民对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的仇恨引到作恶的基层干部身上。其实，作恶的不止是基层干部。华东的柯庆施、河南的吴芝圃、西南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安徽的曾希圣，贵州的周林等壹众大员都壹面揣摸圣意邀功，壹面残酷打击讲实话下级干部，逼迫基层干部作恶，而大员们作恶都是奉了中央的行事的。毛泽东不准追究大员，甚至不准追究县委书记，因为这些高层干部手中有很多中央指示。于是，那些在大跃进中根据口头通知行事的基层干部，那些在新壹轮整风运动中自杀或被枪毙的基层作恶干部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由“整风整社”运动可见，毛泽东的整风运动不光是整人运动，还是将人逼到自杀的运动。

批判包产到户

合作化后，被剥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支配权的农民希望作回自耕农，希望回到合作化之前的勤劳致富环境，于是私下实行包产到户。中共视农民这种恢复自耕权利之举为“破坏集体经济”罪行，对私下承包的农民进行整肃。人民公社化后，农民丧失了包产的可能，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

大饥荒中，兼管山东、安徽两省的曾希圣被数百万人农民饿死的惨景震撼。他在调查中听闻，安徽宿县农民刘庆兰父子在饥荒中悄悄开荒种粮渡过饥荒，还向生产队交了余粮。在1961年3月的中共中央广州会议上，曾希圣向毛泽东建议在安徽推行包产。这时的毛泽东正担心被追究饥荒责任，感到制止饥荒有利缓解被追究的威胁，表态同意试行包产。回到安徽，曾希圣指示推行“包产到组”，随后再推行“包产到户”。为免政治风险，安徽当局将包产称为“责任田制”。“包产到户”唤回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瓦解了人民公社对农民的控制。7月，毛泽东路过安徽，在专列上听取了曾希圣关于责任田的汇报。在党内高层和各地大员呼吁召开九大背景下，毛泽东再次表态同意包产。得到毛的两次表态支持，曾希圣放手在全省推广责任田制。包产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迸发，使安徽当年秋粮丰收，率先走出了饥荒。摆脱饥荒的安徽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

与曾希圣同时，刘少奇在湖南也推动“包产到户”。广州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回到湖南家乡作调查研究，亲眼见到大饥荒惨状。基层干部向他直言，要想不再饿死人，只有包产到户。刘表态，只要能恢复生产，什么办法都可以试，可以包产，也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根据刘的表态，宁乡县立即解散了公共食堂，推行包产到户，使生产很快恢复。湖南其它县闻讯立即效仿宁乡，其它省闻讯立即效仿安徽、湖南。1961年秋收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农村，很多地方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重现。在城镇，小型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自发地推行了包工包产，自负盈亏经营。与农村壹样，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权和分配权后，生产积极性随之恢复，经济生机重现。经过半年多的包产包工，全国农村走出了饥荒，城市工商业恢复了活力。

包产到户不仅得到刘少奇的支持，也得到多数中共高层的支持，邓小平提出要使包产到户法化，原本反对包产到户的田家英到农村考察后转而赞成。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壹大批高层支持刘少奇的消息让毛泽东难以忍受。1961年底，毛泽东改口说：“生产已经恢复了，粮食增产了，要把指责任田的办法变回来”。曾希圣请求毛说，农民刚刚尝到包产的甜头，能不能让再试壹段时间。毛知道自己几个月前两次表态支持，现在突然变卦解释不通，对曾的请求暂时不置可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抨击安徽推行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他知道以“包产到户”、“责任田制”的理由整肃曾希圣等于是反对救灾，将犯众怒，于是以安徽、山东两省饿死数百万人为由对曾希圣展开整肃。毛这壹招让所有的大员都有口难辨。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后，曾希圣像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潘复生壹样，立即失去了会场中的座位，须自搬凳子坐在会场中央接受批斗。毛泽东要整肃谁时，上去批斗与否成了效忠毛泽东与否的测试。众高层明知“包产到户”对国家与百姓的好处，只管落井下石对曾展开批斗。最能代表中共高层心态的是刘少奇。他清楚“包产到户”的好处，更清楚党内的生存法则，在会上不争辩“包产到户”的好处，不为曾希圣说情，高调提出严惩包括曾希圣在内的几个饿死人最多省的大员。曾希圣与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整肃的基层干部壹样感到冤枉，认为自己负责的省饿死这么多人应受惩处，但我执行的政策全是妳们第壹、二把手强令推行的，要惩办也应先惩办妳们，如今妳们不负责任，拿我们执行者开刀是无天理。不过，他知道这话不能明言，说出来可能命就没了，于是遵循党内规则，不作申辩，只管检讨，承认对省内饿死人负有责任，但拒绝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制”作检讨。会后，毛泽东将曾撤职，任李葆华为安徽省委负责人，下令取消“责任田”，禁止农民包产以维护人民公社制度。

对于取缔责任田政策，各地基层干部纷纷上书中央，力陈责任田制对促进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好处，请求中央允许继续实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写信给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恳请中央派人前来调查。邓派人到当涂、宿县调查后携调查资料向毛泽东转达基层干部的呼吁，面陈责任田制的好处。1929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被剥夺军权后到闽西闲养，患上虐疾，时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的邓对毛多方关照，找医生医治，派人买牛奶、白糖，炖肉汤、鸡汤，帮助毛走出了困境。邓相信，凭自己曾帮助毛泽东于患难之中，毛泽东能够改变收回责任田的政策。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责任田对农民的好处，他不能对邓明言取消责任田制是为了权力斗争目的，听邓陈述后不置可否。

1962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半年前“七千人大会”的结果展开清算，离开会议原定的农业、粮食议题，大讲阶级斗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指责“七千人大会”怀疑“三面红旗”，指责“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回潮”，是否定社会主义方向，以“两条道路的斗争”、“修正主义”等罪名打击支持包产到户的大员。会上，邓子恢、田家英根据手上有调查结果的争辩“包产到户”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农业及有利于农民。毛泽东严斥邓子恢“带头刮单干风”，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专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对社会主义”，斥邓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壹件好事”，斥秘书田家英为“右倾分子”。壹年前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圆滑转向，跟随毛泽东批判“包产到户”。结果，北戴河工作会议原定的农业、财政等经济议题被搁置。会后广受农民欢迎，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包产到户被禁止。

八届十中全会与大讲阶级斗争

1962年9月，毛泽东再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先营造了危机与肃杀气氛，称敌我斗争严峻，有阶级敌人在暗中威胁，然后继续大讲阶级斗争，接著转入预定题目，对纠正大跃进政策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展开清算，将批评大跃进的言论斥为右倾，是刮“黑暗风”，斥支持包产到户是刮“单干风”，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瓦解人民公社。他将彭德怀写给他的申辩长信（八万言书）公布，作为“右倾分子”搞翻案的证据，要求继续开展“反右倾”运动，并提出开展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准备再借运动整人。

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提出给几年来在反右倾运动被错划为右倾分子者平反，并表达平反彭德怀意向说：“彭的信中所说到的壹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壹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壹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然而，在此次会上毛泽东清算“七千人大会”6102;，刘少奇不敢坚持意见，再次转向，以打击彭讨好毛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壹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2] 这种不讲道理的随时转变立场，随时抛弃主张不刘少奇特有的处事方式，而是暴力革命党内众人的普遍生存方式。暴力革命党诉诸暴力，党人间只讲武力，没有讲道理的空间。进入高层者都是不讲道理地整肃别人地壹路走来，最不讲规矩，最不择手段者才能作领袖，像彭德怀那样直来直去，为民请命，像曾希圣、邓子恢、田家英那样拿查结果说事者必然被淘汰出局。

中共建国后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像延安时那么讲究议程。初到延安时，毛泽东没有独裁地位，受制于“国际派”。知识分子张闻天开会讲究议程，不容毛泽东不著边际地东拉西扯。随著毛泽东独裁地位确立，中共开会越来越没有议程。建国后，中共的全会完全不讲议程，毛泽东随时，随地召集高层开会，是工作会还是政治局扩大会全由毛泽东说了算，会议内容根据毛泽东的发挥随时改变，会议越开越长，手下拟定的讨论内容多被毛泽东搁置而完全不议。八届十中全会也是如此。会议原定要讨论恢复经济问题，结果被毛泽东随口改成了“大讲阶级斗争”。毛泽东不是扯远了忘记回到正题，而是故意将恢复经济的议题搁置。他心目中只有个人的领袖梦和权力斗争，对恢复经济、救灾等等不感兴趣，并要求对以恢复经济、救灾为中心内容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展开清算。在他阶级斗争论调的威胁下，为赢回毛泽东的信任，刘少奇放弃原先主张，支持毛泽东取缔“包产到户”，支持开展阶级斗争和整肃运动。会议决定，取缔 “包产到户”（责任田制）；成立以贺龙为主任的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继续审查彭德怀的历史问题和“里通外国”问题；成立另壹个专案委员会负责审查习仲勋“为高岗翻案”的问题。

全会的另壹内容也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他离开原定议题，发动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将支持这部小说写作的原陕北红军领袖习仲勋等人打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及亲信杨琪、杨森等人相继神秘死亡。刘志丹死后，毛泽东题写了“群众领袖，人民英雄”的颂词，周恩来写诗颂扬：“上下五千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并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歌颂了刘志丹和及其领导的陕北红军的贡献。这些追颂功夫与孙中山杀陶成章、程璧光后送匾、塑像的套路如出壹辙，让人相信刘志丹是死于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间的山头之争。高岗倒台后，毛泽东已经对陕北红军干部清洗了壹轮。此次会上，毛泽东称小说《刘志丹》是“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指责陕北派系“利用小说反党”，借小说继续对陕北红军山头的残余势力清洗。十年前，毛泽东曾经利用电影整人，此次他再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罪名，利用小说扫除异己山头。毛泽东发明的这壹罪名令文艺家、作家们不知所措。例如，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作家老舍闻此罪名放弃了这壹创作。

全会后，毛泽东感到取缔“包产到户”还没解气，撤了邓子恢的副总理职，并将邓原先负责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壹起撤销。彭德怀得知刘少奇在全会上的落井下石之言后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分别写信，申明自己决无通外国和组织小集团的活动，要求中共查自己的历史。[3]  毛泽东指示：“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德怀是搞颠覆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他知道平反彭德怀会带来追究他制造大饥荒灾难的问题，相信在庐山会议上壹起举手参与整彭的众高层不会支持平反彭德怀。不久，贺龙主持专案审查委员会提出结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

中共八届十中会是另壹次灾难性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大饥荒灾难后又制造出了“阶级斗争”灾难。毛泽东扭转被动局面的惯用办法有二，壹是发动整肃运动，二是发动战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将这两招同时运用，在全会公报中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大讲斗争是要借此对刘少奇展开清算，强化被刘的纠错，恢复经济、救灾等举措削弱的独裁地位。从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中共长期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建国后，中共妖魔化地主、乡绅、资本家、工商业主的宣传没有停止过，经过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等历次整肃运动和大饥荒，被中共划为阶级敌人的乡绅、工商业主阶层被基本害死光了，幸存者已经成了城市、农村最贫困的群体。毛泽东没有道德底线，没有半点怜悯之心，继续推动阶级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推出的文艺作品几乎全部是煽动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之作。大型泥塑《收租院》是煽动仇恨和斗争的壹件代表性宣传品。刘文彩是乡绅阶层的壹位代表人物。他捐资办公益事业不遗余力，个人出资兴办了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建学校过程中，刘每天到工地监督，检查质量。学校建好后，刘还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来任教，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起，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抗战时期，他捐资修建了成都至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地方发电厂和水电厂。在刘家当过长工的谷能山说：我在他家吃得很好，三天壹个小牙祭（有荤菜），七天壹个大牙祭，肉随便吃。唐姓农户佃了刘文彩十几亩田，有壹年天旱收成不好交不起租子，收租的管事把父亲带到安仁镇见刘文彩，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明年交明年的，还送了壹头牛给该佃户。佃户李福清说：去交租子高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就吃饭，管饱，有些人把自家的小孩也带来了。当地百姓称他为“刘大善人”。[4]  土改运动中，中共要求农民控诉大地主刘文彩。压力之下，农民冷月英胡乱编造，称被因欠租被刘家关进水牢七天七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共大邑县委根据冷月英的“诉苦” 编造，在刘文彩庄园中假造了水牢、地牢、行刑室对外展览，在解说词中编造说刘在水牢完工后将参与建造的工人全部被杀害，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壹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人。1958年，大邑县当局在假造的水牢中再假造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用于阶级斗争展览，派冷月英为专职解说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四川省当局不顾灾民仍然遍地，按照中央的大讲阶级斗争要求拨出巨款将刘文彩的庄园重新装修为宣传地主欺压农民的展览馆，组织人创作了大型泥塑“收租院”，在其中将刘文彩宣传为恶霸，编造了许多地主压榨农民的场景。中共安排此作品全国巡展，轰动壹时。几十年后，刘文彩庄园展览馆馆长吴宏远承认：真实的刘文彩所雇长工住房条件很好，为证明刘文彩欺压农民而被故意打烂、改建，降低了房屋的高度，故意布置得凄惨。四川当局为证明刘文彩奢华，重金装修了刘文彩很平常的两间房子，将原本青砖铺地加铺了木地板，谎称是刘的逍遥宫，找了几个本地木匠，雕匠用壹年多时间打造了壹张龙床，谎称是刘文彩的，以煽动阶级仇恨。

中共的阶级斗争煽动给国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将国家变成了斗争之地，仇恨之乡。以泥塑《收租院》，电影《青松岭》、《千万不要忘记》为代表的铺天盖地的阶级斗争宣传作品向青年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将壹代青年教唆成了没有同情心，内心残忍的斗争狂、迫害狂。几年后，这些青年在文革中成了新壹代纳粹，对人民实施了空前残酷的迫害。

四清运动

毛泽东的生活中不能缺少整肃运动与战争。在“反右倾”运动还没有宣结束6102;，他又发动了“民主革命补课”和“整风整社”运动，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仍在进行时，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又发动了以抓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 各地领导人都在忙于救灾和恢复生产，对不间断的整肃运动不那么积极，并且谁也说不清各种名目的整肃运动有何不同，特别是说不清“整风整社”运动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区别何在。

八届十中会后，毛泽东南下周游，批评各省领导人只顾救灾，忽略了“抓阶级斗争”，要求以阶级斗争和社教运动为工作中心。1963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二月会议）上宣称“阶级斗争，壹抓就灵”，“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再次要求开展“社教运动”。刘少奇清楚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灾荒扩大招毛不满，以为积极支持整肃运动即可赢回毛泽东的信任，在会上顺著毛泽东的意思发挥说“超过三分之壹的基层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的社教运动，在农村追查基层干部在大饥荒中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四清运动”（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又称小四清），在城市开展新壹轮“五反运动”（新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会后，毛泽东再南下周游，督促各省开展整肃运动。

5月，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在杭州举行工作会议（五月会议），推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作为社教运动指导文件。在这壹文件中，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称“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结论是要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刘少奇附和毛泽东，主动出面担任全国社教运动总负责人。根据会议决定，中共各级机关组织干部进行开展四清运动前的集训。集训内容主要是灌输“阶级斗争”思想，训练整肃不手软等等。其中，广东省委抽调千余省直机关干部组成了省委书记赵紫阳为团长的四清工作团，先安排在揭阳县城闭门学习壹个月，要求“人人过社会主义关”，阶级斗争中不能手软等等。各地集训后，刘少奇复制“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作法，派出百万各级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进驻各地农村及城市，开始了全国“社教”（四清）运动和“新五反运动”。

向全国派工作队的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领壹支四清工作组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蹲点”，以便“抓点带面”。进驻桃园后，王光美将大队党支部定性为是 “反革命两面政权”，要求桃园大队干部“洗澡”（接受批斗）， 互相“搓澡”（互相揭发批斗）。工作组将党支部书记开除党籍，戴上“坏分子”帽子，宣布查出五户“漏划地主”和两户“漏划富农”。经过壹轮延安整风和土改运动模式的迫害整肃，王光美为首的工作队总结出了壹套 “桃园经验”。其内容与土改运动经验大同小异，主要为：组成工作队，先绕开原基层领导秘密进村，秘密“扎根串连”，找村里最穷的人作为重建中共基层组织的积极分子，鼓动他们控诉及斗争现任基层领导，然后开展“对敌斗争”的“大兵团作战”，造成高压态势，对原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查到“四不清”干部时要求他们交待指使作恶的上级，向上“挖根子”；运用“逼、供、信”等等。

1964年夏，刘少奇成立了自任总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挥部，带著夫人王光美全国巡回演讲介绍“桃园经验”，并主持下达了另壹“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刘少奇的“后十条”要求扩大整肃规模，将毛泽东已经危言耸听严峻形势估计进壹步升级，称基层政权基本上被“阶级敌人拉拢腐蚀，成了反革命两面政权”，“这次运动是壹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求向全国农村增派工作队，推行中央——省委——地委——四清工作队的运动模式，暗示县级以下的农村领导层“已经烂掉了”，需要全体整肃。人民公社化后，农村财产的大权操于政府之手，小权操于基层干部之手。大饥荒中，全国农村饿死的数千万人，但基层干部依靠手中控制的仅有粮食没有挨饿。在“反右倾”，“反瞒产”运动中，敢于为老百姓讲话的农村干部被以“右倾分子”罪名整下去，甚至整死，留在任上的基层干部都是“反右倾”、“反瞒产”政策忠实执行者，是大饥荒中搜粮、扒房，打死人，逼地人，私设公堂，实施酷刑的主持者。此时，中央要查基层干部在饥荒中的罪恶，号召农民控诉他们，顿使这些人陷入人人喊打的绝境。工作队要求农村基层干部自己坦白交待，互相揭发。经四清工作队动员，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愤怒爆发，纷纷要求枪毙这些饥荒中的恶霸。然后，工作队将数以十万计的基层干部关押，实施与土改运动、“反右倾”、“反瞒产”中同样的残酷整肃，无数在大跃进中执行上级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受工作队的酷刑。运动造成了与土改运动自杀潮、“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自杀潮之后另壹波农村自杀潮。

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回忆四清运动情况说：新庄大队有七个生产队近两千人。在“大跃进”年代，壹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五百多人，有六户人家死绝。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壹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四清”工作组进村后，通过壹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另组新的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马某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工作组仲组长亲自迫马交代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布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壹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壹粒粮食也没搜到，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妳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壹脚，将他踹倒在地鼻子流血不止，再叫民兵把马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五小时。……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书记，拳打脚踢。当晚，马书记上吊身亡。愤怒的群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并不因为马书记自杀而善罢甘休。仲组长决定开会斗尸，派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书记的尸体拖出来扶起站立。批斗发言中，扶尸体者人摔倒压在人身上，群众四散，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马书记是新庄大队土改中最早被发展入党的土改积极分子，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执行了中共从合作化到反瞒产的全部农村政策。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老百姓在“四清”运动中斗干部像土改时斗地主壹样，有人形容这是第二次土改。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壹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经过 “大跃进”共产风壹刮再刮，家家户户壹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的刀都没有，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著屁股，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8]   

事实正如马书记和尹厅长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下达了高指标向农民征粮，下令对完不成征粮指标的基层干部展开反右倾批斗，下令在农村展开反瞒产私分运动，组织征粮队挨家挨户搜刮农民粮食，将农村粮食搜刮壹空造成了大饥荒。饥荒后，中共中央派“四清”工作队进入农村，随意整肃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基层干部。马书记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除了对饿死乡亲的愧疚之外，还有壹肚子委屈，且在运动中投诉无门。被关押，批斗的基层干部承认他们有“多吃多占”的行为，但他们都强调，残害农民的都是上级强令之下干的，如果说有罪，罪不在已，而在上级。这就是他们不认罪的道理和自杀的冤情。

在城市，“四清”和“新五反”运动工作组接管所到之处的基层领导权，将几年前的肃反运动再来壹次，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开展查“小台湾”，查“反革命两面政权”，将划阶级成分再来壹次，对镇反、肃反运动后幸存旧政府人员以“阶级异己份子”的罪名再迫害壹次，将延安整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洗澡”整人运动再来壹次，将壹大批干部“请上楼”（宣布有问题），逼迫他们自污、交待“历史问题”，组织对他们批斗（小盆洗澡），宣布其中壹部分人检讨或交待不获通过，对他们组织升级规模的大会批斗（大盆洗澡），再宣布其中部分人交待不获通过（不予下楼），性质转变为“敌我矛盾”，将他们隔离审查，投入私设监狱。其中，李井泉甚至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名义展开了针对中学中的整肃运动。工作组将中学生作政治排队，分成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四类，成千上万的中学生遭到批斗、侮辱，甚至导致学生自杀，将数千中学生送去劳教或押回农村劳改，[9]  留下了政府大规模迫害未成年学生的黑暗记录。

“四清”（社教）运动的迫害手段与延安整风、土改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倾、反瞒产等迫害运动大致壹样，都是造成不交待出问题过不了关的局面，使被整者陷入极度的精神恐怖。这些迫害手段包括：大会斗争，强迫弯腰、低头、游街、挂牌子、戴高帽、燕飞（喷气式）、跟踪、盯梢、以集训为名关押、捆绑，罚跪、各种体罚、殴打、刑讯、假枪毙、吊人、冻刑等等。运动中，“专政”隔离室、拘留所遍布全国农村公社、大队，城市机关、企业。在刘少奇、王光美的试点河北抚宁县，中共的“四清”运动就整肃了两千党员、干部，害死了两千多人；斗争管制及新“划”出了壹千多户地主、富农。[7] 由抚宁看全国，四清运动的受害人数极其庞大，造成的自杀潮比“民主革命补课”中的自杀潮规模更大，甚至造成学校学生自杀，甚至小学生自杀。[10]  人们都知道后来文革中的迫害残酷，其实，“四清”（社教）运动已经残酷之极，打死、逼死人无数。整肃基层干部之外，四清社教运动还将镇反、肃反、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中斗争过的对所谓黑五类人员（地富反坏右）拉出来再斗争壹次，施了“二次迫害”。与土改经验壹样，四清运动、“桃园经验”也是为所欲为、任意迫害人的教科书，所推出的跟踪、盯梢、大会斗争，强迫弯腰，低头，罚站，游街、挂牌子、戴高帽、燕飞（喷气式）迫害手段成为不久后文革运动中整人的示范。可以说，领导四清迫害运动的刘少奇夫妇在不久后受到同样迫害并不冤枉。

刘少奇积极推动社教四清运动的壹个动因是在探亲中了解到基层干部在饥荒中“吃小灶”，酒肉不断，决心整肃“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饥荒中农村基层干部靠多吃多占生存下来不假，但与高层相比，基层的“多吃多占”是九牛壹毛。大饥荒中，中共“七大领袖”在各地的行宫照样开工，建成，高层们照样到北戴河避暑。中共早在延安时就建立的高层吃“小灶”的制度，规定了毛泽东等高层享受每天吃鸡的待遇。大饥荒中，中共高层们都享受著特供的鸡鸭鱼肉，高档烟酒。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中共中央出台了高级干部和指定的“民主人士”享受“特供”的壹套规定（饥荒过后，中共将“特供”扩大至17级以上干部），中南海的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后成为毛泽东的专用舞厅，舞会由每周壹次增加为两次，有从文工团选出女演员为毛伴舞、侍寝。[11]  毛的情人陈惠敏（陈露文）多年后披露：高层除陈云身体衰弱，林彪抽白面外个个都玩女人，周、邓、朱、叶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享受。她坦言，去中南海跳舞是为了吃壹顿外面是吃不到的丰盛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菜，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三首长服务，百余人乐队伴奏，女孩子壹排坐在壹侧等候邀请上场。[12]

刘少奇在《人民日报》推动放“高产卫星”时没有提出批评，在视察中也没有拆穿各地明显的造假，在饥荒中与众高层壹样享受著特供，避暑。他对大饥荒中的茅台生产大跃进，对从饥荒省调粮食去酿茅台酒不置壹词，却痛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妳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妳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妳们搞了这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13]  他很清楚，“放高产卫星”是毛泽东推动的，报社总编只是奉命行事。从“放卫星”到“反右倾”、“反瞒产”，他不敢批评毛泽东，不自责对饥荒的第二位责任。在饿死数千万人后，他向基层干部大兴问罪之师，同时没有为自己在饥荒中享乐忏悔过。
毛泽东、刘少奇比谁都清楚，基层干部在“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恶行与国民党、地主、富农无关，是中央政策造成的。他们联手发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有著各自的打算，都在想整肃掉壹批干部换上自己的人马。通过主持“四清社教”运动，刘少奇整肃了壹大批“大跃进”中作恶的干部，杀了壹大批民愤极大的基层官员，声望日增。随著肖像开始与毛像并列悬挂悬挂，他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插话。按中共高层的规则，上级可以在下级讲话时插话，下级不得插上级的话，插话至少是平级才不算冒犯。在毛泽东看来，他可以在任何人讲话时随意插话，而任何人在他讲话时插话都属于冒犯。毛泽东对各地干部“贯彻刘主席指示”的说法难以忍受，对刘少奇插话感到愤怒。联想起邓小平在会前劝他不必参加会（当时毛泽东感冒），毛泽东认为刘、邓代表的中央“壹线”要对他夺权。散会后，他发火说：“妳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结果，回到各省的大员们被召回接著开会，毛泽东讲话说：“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有人搞独立王国”。[14] 大家都在猜毛泽东所言谁指，并感到恐怖。

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推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壹些问题》（《二十三条》，王力，许立群、邓力群等执笔）作为新的四清运动指导文件，宣布城乡四清运动从“小四清”进入“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阶段。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提出：“全党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壹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他期望通过“四清”运动清算刘少奇及其支持者，但是因刘少奇主持著“四清”运动而无法达到目的，于是对“四清”运动不再感兴趣，转而布署另壹场更大的整肃运动。

 这场“社教四清”运动是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灾难将责任推卸给基层领导，让基层领导作替罪羊的整肃运动，是壹场高层整肃小吏以掩盖自己罪责的运动，是饥荒中住行宫、享特供的中共领袖们整肃基层干部“开小灶”，吃馒头的运动。以“社教”、“四清”名义，中共在全国城乡大饥荒后整肃了城乡五、六百万基层干部和平民，整死了近十万人。这样的运动是了解革命和革命家的钥匙。革命家们就是这样生存过来的。大饥荒中，毛泽东提出了“民主革命不彻底”说，发动“四清社教”运动时，他声称有20%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随后，他将形势越说越严峻，说有30%，再说有40%的政权不在共产党之手。事实上，在风调雨顺的太平年代发生全国大饥荒，正是因为百分之百政权在共产党手中的结果。毛泽东将大饥荒罪责嫁祸国民党，而同期国民党在台湾领导著经济起飞，台湾的农民享受著和平、有偿土改的实惠，台湾当局在饥荒中在向大陆沿海地区空投物资救灾。十几年后，中共宣布“四清”（社教）运动中“挖出”的所谓反党联盟、“漏网地主”、“漏网富农”、“敌我矛盾”全部是冤假错案，自己证明了“四清运动”的灾难性质。从肃反运动到“反右倾”、“反瞒产”运动，到“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运动，到“四清社教”运动，中共以阶级斗争名义的整肃运动害死人数极其巨大。由于中共将有关档案保密，或销毁，真实受害人数无从知晓。

从“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到文革，整肃运动接著整肃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祸害人民的运动没有间断，灾难没有间断。毛泽东时代的多数整肃运动不是正式结束，而是在新运动中不了了之。例如，肃反没有正式结束，在反右中不了了之，“反右倾”运动没有正式结束，在“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中不了了之，“民主革命补课”、“整风整社”没有正式结束，在“四清社教”运动中不了了之，“四清社教”运动也没有正式结束，随后的文革运动中不了了之。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二十世纪的中国强人都抓枪杆子，都整肃对手。但他们都愿意看到民众安居乐业，愿意兴办教育，改善民生。而毛泽东对改善民生没有兴趣，享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要求永远有整肃运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

禁止包产到户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丧失，农业生产衰退，集市贸易消失，在“包产到户”热潮中刚有好转的国家财政状况再现恶化。随著农民摆脱苦难的希望破灭，边境地区出现民众冒死逃亡潮。例如，广东宝安，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边民逃得十室九空。

1964年2月，新华社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华北洪灾后重建房屋和梯田的事迹总结为“三不要”“三不少”（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质不要；卖给国家的粮食不能少，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毛泽东感到大寨事迹可以作为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证明，决定将大寨树立为先进典型，让全国农民都像大寨人那样“三不要”、“三不少”。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这时，“四清”工作队查出大寨大队的粮食实际产量少于村支书陈永贵报告的数字。按照“四清”的作法，要顺势追查，将陈永贵关押。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要树立大寨典型，亲自出面干预，责令山西的“四清”工作队不得为难大寨。8月，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号召，要求农民不向政府要救济，多向政府交粮食。随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中共向全国推广的“大寨经验”其实是毛泽东制造“大跃进”灾难的壹套作法。其壹是“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抓阶级敌人，将“四清”运动的政治高压与精神恐怖扩大。奉毛泽东的指示，陈永贵在大寨和昔阳县大搞“阶级斗争”，要求人们互相监视，查“思想动向”，打击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思想，甚至指使孩子监视他们的富农父亲，将接受指使的孩子表扬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时，大寨本身壹片阶级斗争恐怖，昔阳全县开展的“抓阶级斗争”、“实行全面专政”，犯下了累累罪行，迫害致死141人，致伤不计其数。被害死者中，有百余人是因为不堪忍受酷刑折磨而上吊、投水、跳崖自杀。[15]   其二是“穷过渡”，收回农民自留地，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穷队“共”富队的产。运动的结果是，全国农村再次实行“壹平二调”，使贫富不均的生产队再共产壹次。其三是根据毛泽东的“大跃进”思想，开展“向荒山要田，要粮”，的开荒运动，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各地照搬“大寨经验”，“向荒山要田”，“向草原要田”，“向湖区要田”，毁林开荒，毁草原开荒，围湖、填湖造田。例如，湖北在“农业学大寨”中填湖数百，毁了“千湖之乡”；浙江、上海市郊填池塘十几万亩造田；内蒙大规模毁掉草原造田；南方的基层领导们为了政绩，下令在本地毁掉山林，大建大寨式的梯田，结果是劳民伤财，将南方的绿水青山变成了荒山秃岭，使大片蓄洪区、湿地消失。如此学大寨运动的结果是全国快速沙漠化，是为中国有史以来对草原、山林最大规模的破坏。其四是另壹次“大跃进”式的兴修水利运动。其特点是不讲科学，胡乱开工，粗制滥造，破坏环境，劳命伤财，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给农民带来连年徭役，和大规模的伤病死亡。

在树立大寨典型的过程中，中共运用了造假手段，向全国宣传大寨人不向政府要壹分钱，全靠自力更生，实际政府无偿向大寨向每个农户平均提供了万余元的资助，为大寨无偿建设了水利设施，空中运输索道，喷灌滴灌工程及农业机械，帮助大寨村壹举脱贫。各地农民对于学大寨运动的祸害很清楚，农民总结的实话是：“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16] 

崇毛运动

在延安，毛泽东营造了效忠他、吹捧他才能获提拔的环境。彭真是最早的受益者。他在所掌管的中央党校率先推出“毛主席万岁”口号，随后在整风运动中获毛提拔进入了最高权力机关——总学委。整风运动中，不赞成崇拜毛泽东，不造成喊毛万岁的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地位跌落，[1]  积极推动崇毛的刘少奇、彭真等人地位窜升，《解放日报》开始刊登“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大标题和“毛主席万岁”口号，中央党校在大礼堂开始摆放毛泽东浮雕头像，党校开始给学员发毛像章，中共中央开始向边区老百姓派发毛的肖像要求悬挂，边区开始唱《东方红》。

整风运动后，中共宣传部门推出了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毛泽东派刘少奇负责编辑、审定《毛泽东选集》。他接手后发现，所选文稿基本都是中共高层成员和秘书的手笔，毛泽东只是挂名发表、照本宣读，最多对其中作些象征性修改。刘向毛提出在著作后加注释说明执笔者的建议，毛不满地说：“算不算我的著作，妳们看著办，我从来不是在代表我个人干革命的。” 刘决定不加注释，将理论班子的文章，包括他本人起草的壹些文稿都归到了毛泽东名下。建国后，康生奉毛之命接手《毛泽东选集》编辑事宜，将《矛盾论》、《实践论》等壹大批由秘书班子撰写的文章手稿销毁，大量删除不利毛泽东形象的文字，例如在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关于“痞子最革命”的论断，在抗战爆发时关于“壹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等内容，帮助毛泽东去了心病。[2]

与《毛泽东选集》壹样，脍炙人口的《毛泽东诗词》也多有抄袭或根本是他人之作。抗战中，受益毛泽东坚持避战方针，中共众高层在延安颇得闲暇，朱德、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组织了“怀安诗社”，秘书们投毛所好，争相请毛帮助修改诗词。于是，众多脍炙人口的《毛主席诗词》在“切磋”中诞生，在建国后被倒填日期发表。例如，《菩萨蛮．黄鹤楼》被倒填日期为1927年，当时“沉沉壹线穿南北”的粤汉铁路尚未建成。“万木霜天红烂漫……前头捉了张辉瓒”的填词背景是，红军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旅长王捷俊等人以铁丝穿手反口，实施鞭鞑及各种酷刑，然后点天灯，割下张等头颅放在壹块木板上顺河漂到白区，以表达对国民党清共的仇恨， [3]“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填词背景是红军在占领吉安的四十五天中每天贴出布告杀“反革命”，在如此血腥恐怖中填写词章让人难以相信，说是胡乔木等人在延安的宁静中发挥想象，切磋成词倒是可信。关于《沁园春.长沙》，不少词家认为该词与《毛主席诗词》中其它词作功力与风格迥异，不可能与“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要扫除壹切害人虫，全无敌”、“不须放屁”等句出自同壹作者。将该词的建国后发表版本与1930年代萧三在陕北所得版本有所不同，两处关键改动为：将“肃立”改为“独立”；将“欢歌”改为“偕来”。据此推测，该词应是1920至1921年间毛泽东和许多同学游岳麓山、橘子洲时的联句之作，经功力高深的老师修改而成。[4] 《沁园春·雪》壹词显然是文臣颂扬君王之作。其创作日期为1936年2月。当时有率领大军的张国焘竞争，有张闻天任名义最高领袖，毛泽东尚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多数词家相信，该词是文臣胡乔木在延安整风后的进献之作（据说胡临终前曾要求恢复此词与“老三篇”的著作权）。

1959年，毛泽东将反对个人崇拜和大跃进的彭德怀的罢官，让亲信林彪掌军，嘱林要解决军队忠于谁的问题。1960年，毛泽东在制造大饥荒而声望低落之时推出了经康生主持修改，自己审阅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按毛的要求，林彪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全军掀起了效忠毛泽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根据总政的要求，解放军各军区开始树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其中沉阳军区所树典型最得要领。

按照总政要求，沉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选中新战士雷锋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的包装对象，制定了壹个“报大典型”计划，经沉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杜平批准后开始实施，安排了壹位党委常委负责培养雷锋，指定团副政委刘家乐、连指导员高士祥具体负责“雷锋典型”事宜，派政治部宣传处干事于长清任雷锋的理论辅导教员，成立了包括工程兵第十团宣传股长、组织股长领衔的写作班子，代笔写雷锋学习心得、讲稿、《雷锋日记》和雷锋苦难家史，派摄影人员张峻、季增等人组成了雷锋摄影组。1960年底，沉阳军区《前进报》相继发表了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和《雷锋日记摘抄》，新华社、《解放军报》、《辽宁日报》等报纷纷转载。

这时，毛泽东正在困境之中。在全国大饥荒中，各地官员在人相食的情况下纷纷呼吁召开中央全会，间接表达了领袖换人的要求。在下台危机中，毛泽东见到《解放军报》刊出的《雷锋日记摘抄》，对其中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句高度赞赏。于是，林彪决定将雷锋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沉阳军区政治部的“大典型”计划壹举成功。在此后的壹年中，新战士雷锋基本脱离连队，巡回在各地部队作报告，介绍“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沉阳军区政治部安排了壹套人马为他写讲稿，编做好事的故事，安排宣传干事为他设计场景、安排“群众演员”，摆拍“雷锋事迹”照片，安排摄影组随行，拍摄了“雷锋出差行千里，好事做了壹火车”的系列照片。

1962年初，毛泽东在被迫同意退居二线的被动中决定，将军内的学雷锋运动推向全国，以对自己崇拜运动压制刘少奇上升的声望。这时，雷锋在壹年多的巡回演讲中所作苦难家史报告、做好事报告已经破绽百出，不久，雷锋蹊跷牺牲。随后，沉阳军区政治部组成“雷锋日记再整理工作组”，对《雷锋日记》进行了再加工，加入了“把毛主席的话当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对待同志要向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壹样冷酷无情”、“作壹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等名句。

1963年春，毛泽东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亲自将军队的“学雷锋运动”推向了全国。他没有说明向雷锋学什么。林彪跟随题词作了回答，照搬《雷锋日记》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周恩来跟随题词强调阶级斗争，已经淡出核心的朱德加入了题词热潮，题了学雷锋运动的效忠要点：“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敢落后，跟随题词。众高层的联袂题词形成了中共中央决议的效力。紧接著，毛泽东批示：“四个第壹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工作与政治工作，经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有了很大的起色……”，以此表扬林彪推动的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毛泽东发动“学雷锋运动”有几重目的：壹是推动崇拜自己的运动摆脱独裁地位危机，二是如周恩来题词所表达的，在全国鼓动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三是要求国人像《雷锋日记》所表达的，作“革命的螺丝钉”，扫除独立思想，主动洗脑，成为“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工具。通过携高层壹起题词，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后仅壹年就通过在军队中开展“学雷锋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再将运动推向全国，营造出了全国崇拜自己的局面。

众高层的“学雷锋”题词发表后，中共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崇拜毛泽东的运动，举行积极分子先进事迹报告会，表彰会，经验交流会，批量推出了崇毛先进典型、标兵人物，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天在报头刊登壹条“毛主席语录”，要求军区培养各自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各军区政治部纷纷推出自己的典型，军内涌现出廖初江、丰福生、黄祖世等壹大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军队和各行各业推出的标兵事迹大同小异，都是将《毛泽东选集》壹至四卷通读多遍，写下了长篇的学习笔记，其包装推出过程与沉阳军区包装雷锋相似。壹时，《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来自集体创作的《雷锋日记》）等歌曲唱遍全国，强烈地影响了壹代青年，《雷锋日记》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壹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壹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壹样残酷无情”等的警句成了青年的座右铭。青年们不知道毛泽东刚刚制造了大饥荒灾难，效仿雷锋榜样，狂热学习《毛泽东选集》，狂热崇拜毛泽东，争相效仿雷锋，充满阶级仇恨，作“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工具。

1964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走捷径、背警句”的指示，在军队中推出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林彪在为“小红书”撰写的前言中吹捧“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壹个崭新的阶段”，再次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求将解放军不光要效忠壹党，更要效忠领袖个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林彪的推动下，军队中推行的背诵毛泽东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语录》的作法被推向了全国。在各地、各行业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毛泽东再发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典型。报刊宣传的大庆、大寨等先进典型都围绕著壹个要点——崇拜毛泽东，“学习毛主席著作”。随著崇拜毛泽东热潮升温，中共八大后形成的“七领袖”说法被效忠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取代，各地办公室、会议室悬挂的中共 “七常委”并列肖像，毛、刘并列肖像逐步被取下，代之以毛泽东壹人的肖像。

崇毛运动是毛泽东自己推动的，而为毛贡献最大的林彪和周恩来。周恩来在文艺宣传领域推动崇毛之积极不在林彪之下。为了推动崇拜毛泽东，他把自己入党时间从1920年底（在法国由员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入党）改为1922年，以宣传毛泽东缔造中共。他淡化自己参与领导的“南昌暴动”，突出“秋收暴动”，下令取消军装样式中的“八壹”图案，亲自策划了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序曲中首创了“毛泽东时代”说法，为毛泽东献上了“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江山多么壮丽！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的颂词，在史诗中为演出人员作党史报告说：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才走向胜利，[5]   “从党壹诞生，就存在著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6]   “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壹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著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7]  周恩来特地安排在第壹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将这台节目演给毛泽东观看，安排毛接见三千演员，并当场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指挥全场山呼“毛主席万岁”，让毛泽东感受到了退居二线后最开心时刻。与林彪推出“最高指示”说法同时，周恩来将《东方红》中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推向了全国。

推出舞台史诗《东方红》后，周恩来决定把《东方红》拍成电影，[8]  指示“壹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壹点”，[9]  指示外贸部进口最好的胶片，[10]  还策划推出了以输出革命为主题，专为给其它共产党领袖看的《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等剧目。[11]  他计划，再推出以歌颂毛泽东为世界革命领袖为主题的《东方红》第二部。由于各国共产党追随莫斯科，不支持中共，计划中的《东方红》第二部没有市场，只好搁置。周恩来推动崇拜毛泽东的另壹杰作是亲自将歌曲《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词、改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崇毛运动中，周、林二人还联手推出了以歌颂毛泽东为主旨《长征组歌》，让这部组唱遍了全国，极大地影响了壹代青年。林彪、周恩来推动崇拜毛泽东的竞赛对刘少奇形成了压力。刘少奇也加入了竞赛，要求四清运动工作组也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崇拜毛泽东的运动。经林、周、刘的合力推动，中共在大饥荒后迅速将制造灾难的毛泽东捧上了更高的神坛。

196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运用包装雷锋的同样手法，再推出了英雄王杰。《王杰日记》与《雷锋日记》的加工手法大同小异，内容也是记录自己做好事不留名，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文章，以及推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与推动学雷锋运动壹样，毛泽东再率众高层题词。这次更多高层加入题词，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罗瑞卿等人。毛泽东的题词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周恩来的题词是照抄宣传部门创作的王杰诗：“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施工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高层题词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军民开展学习王杰的运动。

文革运动开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批量推出了壹个接壹个的英雄，先后推出了“舍身抢救红卫兵列车”的蔡永祥、“为保卫红卫兵安全英勇献出生命”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吕祥璧”、“为抢救落水红卫兵而溺水牺牲的支左爱民模范李文忠”、在意外爆炸事故中牺牲的军队干部门合等等。总政推出的英雄都有日记中与雷锋大同小异的口号，要点都是崇毛。其中，李文忠口号带有林彪语录的特色：“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门合的口号为“壹切服从毛主席，壹切紧跟毛主席，壹切为著毛主席”。如果说解放军政治部推出的雷锋事迹是精品的话，随后接连推出的英雄则越来越粗制滥造。随著林彪集团势力膨胀，毛泽东对解放军总政治部推出的英雄不再感兴趣，众高层相携题词的景象不再。

政治部、宣传部推出假英雄，从真实的新闻中过滤掉不合党利益的部分，加入党需要的情节等等不是中共独有，而是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普遍现象。苏军、朝鲜人民军的政治部造出了更多的英雄。在造英雄，联手题词的背后是革命家们在勾心斗角。毛泽东在“黑话信”中谴责林彪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壹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的。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山的，看了不同意他不行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林彪明里积极推动崇毛，背地在散记批注中指毛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他先为妳捏造壹个‘妳的’意见，然后他来驳妳的意见。捏造是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壹招。”[12]  周恩来则遵循共产国际特工培训的纪律，绝不白纸黑字地记录真实想法。

中共高层联手推动的毛泽东崇拜运动具有反文明、反进步的特点。毛泽东要求国人像雷锋那样，没有独立思想，成为他的工具和锣丝钉，成为供他役使的奴隶。他要求国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反映出完全不关心他人疾苦，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反人类的内心世界。当年，他躺在担架上长征，不介意抬他的士兵死壹路；他策划了长春围城战，为达到克城目的不介意饿死数十万百姓；他发动朝鲜战争，决定不要空中掩护，在前线报告战士冻死饿死，要求停战休整时不准休整，造成数十万战士民工冻饿而死；他准备要打核战争，声言准备死三亿人；他发动“大跃进”，声言准备死五千万人。在他治下，党文艺将他的这种思想宣传歌颂，创作出了“砍头只当风吹帽，洒尽鲜血尽欢畅”、“活著干，死了算”等革命口号。与对民众的死亡与苦难无动于衷相对照，毛泽东为自己安排了众多防核地洞，为了安全随时变更住所与行程，不敢乘飞机，生活上腐败荒淫。事实上，他在统治期间带给人民就是苦与死二字。

《二月提纲》与杭州会议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开始盘算整肃刘少奇，发动了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的整肃运动，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主动出面主持了社教四清运动，通过救灾和整肃大跃进中作恶干部赢得了崇高声望，全国到处两主席像并列悬挂。毛泽东对此忍无可忍，对未能达到整肃刘少奇目的的社教四清运动不再感兴趣，开始谋划发动新的运动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

1964年夏，刘少奇带著夫人王光美全国巡回演讲介绍“桃园经验”，在报告中宣传了王光美。江青得知后力促毛泽东消除两领袖并列局面。毛泽东感到江青可以在整肃刘少奇的计划中起重大作用，决定解除中共中央在延安决议对江的禁锢。江青立即向毛提议批判正在各地上演的京剧《海瑞罢官》。该剧其实是毛泽东号召的产物。1958年底，毛泽东在长沙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几个月后，他在上海会议上号召学习海瑞。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闻言动笔，先后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和京剧历史剧本《海瑞罢官》。剧本由名伶马连良主演推出后引起轰动，好评如潮。江青观看后向毛泽东提出，剧中罢官影射了罢彭德怀。毛泽东指使江青、柯庆施由批判《海瑞罢官》剧入手，在上海发动“文化革命运动”。得毛指示，柯庆施立即命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和《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负责撰写批判文章。

1965年初，姚文元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壹文。在随后的半年中，这篇政治批判文章十度密呈毛泽东审阅，九易其稿。当时没有知道毛泽东如此较真地改这篇批判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7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五人小组）。彭真等人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成立这样壹个机构，要搞什么。11月1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壹文。文章称《海瑞罢官》剧本中的“退田”、“平冤狱”影射了“包产到户”和彭德怀被罢官，将剧本批判为 “大毒草”。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知道吴晗与彭德怀并无关系，不同意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扯在壹起，决定北京各报刊不转载这篇政治批判文章。见北京各报和《解放军报》不转载，毛泽东电召周恩来到上海，表示他赞赏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命周出面要求全国各大报转载姚文，同时指示江青、陈伯达秘密起草发动文革的壹系列指导文件，派江青到苏州去“请尊神”，[1]  请林彪再次出面为发动整肃运动保驾。

对毛泽东的保驾要求，林彪提出以整肃罗瑞卿为条件。罗原是林彪红壹军团的部将，因长征路上担任红壹军团保卫局长，为毛泽东安排保卫，到延安后获毛提拔为红军大学校长。从此，罗以毛泽东亲信自居，开始不买林的账。建国后，罗主管公安和安全系统，为毛泽东安排起居行止、各地行宫及秘密通道等事宜，获毛称赞说：“有罗长子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著。”罢彭德怀官后，毛泽东任林彪掌军保驾，同时提拔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以牵制林彪。罗上任后反对林彪在军队中搞“政治思想第壹”的壹套，要求解放军“大练兵”，“大比武”，准备与美国开战，并且要求林彪安心养病，放手让他领导军队。1965年9月，林彪发表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投降二十周年的文章。罗瑞卿也表达了纪念文章，表达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让林彪感到军权被夺。林彪不同意毛泽东的备战臆想。当初他反对出兵朝鲜，现在他对出兵越南也不以为然。他清楚越战是毛泽东所挑起，清楚美国空军不轰炸中越边境地区是为了避免与中国开战，清楚毛泽东鼓吹备战是为了权力斗争。另外，他对毛泽东派“监军”牵制不满，对罗瑞卿摆出平起平坐架式更加不满，认为罗瑞卿搞“大比武”是要借口向他夺取军权。最让林彪不能容忍的是，罗瑞卿竟直言“壹个病人应把自己的位子让给称职的人，不要碍手碍脚”。[3]  在毛泽东有求之时，林彪向毛泽东递交了“罗瑞卿罪状”，要求将罗撤职查办。毛泽东虽然信任罗瑞卿，但认为罗无法代替林彪掌军，决定舍弃爱将罗瑞卿换取林彪支持他清算刘少奇。

11月3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人民日报》强行发表了姚文，彭真意识到文章大有来头，这才明白毛泽东为何要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2月，彭真召开了“文革小组”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文章提出的政治斗争问题。会议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应限制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借学术问题开展政治斗争，拟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这壹提纲先迎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说教称：“学术领域里要开展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然后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壹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婉转拒绝了姚文的政治批判。会后，彭真携二月提纲及证明吴晗与彭德怀并无关系的调查材料向刘少奇汇报，获刘认可小组意见后再携提纲及调查材料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彭汇报后对《二月提纲》不置可否。彭建议说：“是不是写壹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妳们去写，我不看了。”彭以为毛接受了提纲，将《二月提纲》印发全党，然后赴外地视察。彭走后，毛泽东对身边人评论《二月提纲》说：“反动的东西，妳不打，它就不倒”。[3] 

在彭真召集“文革小组”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是她在被中共中央 “不得干政”决议关了二十多年政治禁闭后首次公开登上政治舞台。会议的主题其实不是文艺，而是发动政治运动。会后，江青推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其中否定《二月提纲》，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称中国文化界存在“革命的观点与修正主义观点之间十六年（1949至1965年）尖锐阶级斗争”，文化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在文化界展开大规模阶级斗争。江青召集会议的背后是毛泽东的指使。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三月杭州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阶级斗争号召，要求同时在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领域开展阶级斗争，指责中宣部在学术批判中压制了左派，宣布组成以叶剑英为首的“罗瑞卿专案组”（七人小组）负责调查林彪提出的指控。罗瑞卿听到被调查的消息后接受不了突然打击，跳楼自杀未遂。毛泽东得知，对爱将毫无同情，骂罗“没出息”。[4]  

会后，刘少奇按计划出国访问，毛泽东开始实施他的整肃计划。“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出手制止毛泽东将饥荒进壹步扩大，迫使毛泽东同意“退居二线”，彭真点名要求毛泽东对饥荒承担壹份责任。毛泽东对二人怀恨，在会后立即开始盘算整肃二人。他知道刘少奇与彭真互相支持的影响力强大，必须分而治之，先整肃彭真，使刘失去最重要的支持。对于位高权重的彭真，毛泽东不能像邓子恢、王稼祥那样随意撤职，况且又没有摆得上台面的理由，于是采取了壹连串行动：将江青整理出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后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以废除彭真和刘少奇共同推出的《二月提纲》，将文化界的斗争运动升级；先向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亲信透露整肃彭真、陆定壹意向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应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如果彭真、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包庇坏人，那么北京市委、中宣部和五人小组都要解散”；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壹批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文章；派康生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整肃彭真和发动文革的意向。[5]   

得到康生传话，周恩来明白这是毛泽东要求就整肃彭真表态。自从在延安整风中被敲打，他确立了顺从毛泽东意志的生存之道。八大前后，他为应付经济危机采取“反冒昧”举措，结果被毛逼迫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上反复作检讨。为赢回毛的信任，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林彪联手助毛渡过难关，在会后积极推动崇拜毛泽东的运动。此时，在毛泽东的表态要求面前他毫不犹豫，立即写报告表态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应推翻重写，并按毛主席的方针另起草壹个中央通知。”[6]   

周恩来表态后，毛泽东电召正在西北视察的邓小平返京，派康生同样传话。与周恩来壹样，邓小平立即表态效忠，并开始操办整肃彭真，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要求众高层人人就整彭表态。众高层同样立即表态支持整肃彭真，并立即展开了对彭真的批判。彭真这时才明白，他先前拒绝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对抗了毛泽东。他不作辩解，不理论是非曲直，遵循党内斗争的规则只管检讨，承认犯了错误，并反戈壹击，以批判吴晗和邓拓来争取毛泽东宽恕。

书记处成员们无论怎样表态也无权将常务书记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壹撤职，4月中，毛泽东将刚刚开过会离开杭州的众高层再召回杭州开会（四月杭州会议）。众高层都奇怪为什么三月刚刚开完会又回来开会，但是没有人敢问壹句。谁都知道，何时何地开什么会完全毛泽东个人临时决定，对此询问也属于冒犯，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会上，毛泽东指责彭真主持制定《二月提纲》、陆定壹封杀批《海瑞罢官》文章是压制了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指责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宣布整肃彭真、陆定壹、杨尚昆，宣布将罗瑞卿撤职查办，由亲信杨成武接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由康生接手罗负责的公安部系统。常委中，周恩来、邓小平已经表态，其他扩大进来的高层都是毛泽东的亲信，会议实为大家举手同意毛泽东决定的壹个过场。其实岂止这次会议，中共的所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等都是听从毛泽东训话的走过场。毛泽东决定好了开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决议等等，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中央全会从来也没有按实际有资格成员人数召开过，毛泽东总是随意扩大，将没有资格的亲信扩大进来，与会者不敢表达真实想法，形同木偶。例如，刘少奇在京主持常委会听取彭真汇报，结果完全不算数，会议决定须派专人专机赴毛的行宫请求批准，毛泽东不置可否等于会议无效。

杭州会议上被整肃的四人，除罗瑞卿是林彪要整肃外，其余三人都是毛泽东早就要整的人。彭真在东北内战之初支持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政策，主张避免内战，与毛唱了反调，八大后参与了提出“主席只可连任壹届”议案，“七千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因此早就被毛列为了整肃对象；陆定壹获罪是因为明确表示“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阻碍了毛泽东的文革计划；杨尚昆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主持中央办公厅时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录音，因此获罪。其实专列录音不是杨首创，毛泽东机要秘书叶子龙从1958年开始为毛录音以记录谈话指示，毛泽东最初认可了录音作法，杨萧规曹随，结果被毛怀疑不怀好意，[7] 成了整肃对象。

4月21日，刘少奇出访归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发现毛泽东趁他不在发动了党内政变，清洗自己的重要支持者彭真，将“三月杭州会议”上刚刚通过的《二月提纲》批判为了“毒草”，代之以杀气腾腾的中共中央文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按说，刘少奇应当有理由谴责阴谋作法。但是，刘也是壹路在阴谋作法中获得毛泽东提拔的。他明白，毛泽东早已精心布局，常委会中周恩来、邓小平已经表态支持对彭等的整肃，并且彭真已经作了检讨，自己在常委中已是孤家寡人。与彭真壹样，刘少奇也清楚权力斗争中无道理可讲，于是不再理论，遵循党内权力斗争规则，举手拥护毛泽东的决定，并反戈壹击，斥爱将彭真壹贯反对毛泽东、壹贯反对自己。这样的反戈壹击在中共党内是生存的正道，即中共所谓的大是大非前站稳立场。高层们无壹不是这样壹路走来的。刘少奇也表态支持整肃彭真后，毛泽东将彭真召来杭州开会，实际是召彭来听宣布撤职决定的。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面谈申辩。与当年的高岗壹样，他的单独面谈要求遭到毛泽东拒绝。刘少奇、彭真被分而治之驯服后，会议宣布毛泽东的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另起炉灶，成立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主要成员的新“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废除《二月提纲》，由新的中央文革负责起草中共指导文化革命的文件。众高层不知道，新的文革小组早已背著众高层秘密成立，并在旧文革小组起草《二月提纲》的同时制定出了壹批发动文革的文件。会后，中共中央派李雪峰、宋任穷陪送，实是押送，彭真回京。[8]  几天后的“五壹”节天安门城楼观礼中，彭真等四人不再出现。

《五壹六通知》 毛泽东煽动造反

经过“四月杭州会议”的准备，毛泽东决定在北京召开发动文革的政治局扩大会。他再次不按规矩行事，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发动文革的会议，安排康生随6102;传递会议情况，自己不出席会议，避在外地幕后遥控。毛泽东这样安排不用给出理由，也没有人敢问。召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开始运用的权力斗争法宝。他利用对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的时间、地点、规模、参加者的决定权，将亲信“扩大”进会议，赋予他们表决权，操纵会议通过自己的决定。不过，这次会议扩大到喧宾夺主，将十几人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会扩大到七十六人之多，其中包括毛泽东指定的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历史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就坐主席台。会议召开当天，《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发表了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使会议笼罩肃杀气氛。此时，没有了彭真支持的刘少奇由出访前声望崇高的并列主席沦为了听从毛泽东发落的傀儡。毛泽东为会议预定了议题，其壹是将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宣布为“反党集团”，其二是将反对在文艺领域开展阶级斗争的《二月提纲》定性为 “反革命文件”，其三是通过陈伯达撰写，毛泽东八次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刘少奇宣布要发布发动文革的通知时，多数与会者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出这样壹个《通知》。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其实并无决定权，只是宣布几天座谈会，由康生传达毛泽东的壹系列指示。康生传达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壹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壹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壹个，彭真是壹个，杨献珍是壹个，杨尚昆是壹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经过几天座谈，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们得知通知是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定稿的，知道不容异议。郭沫若等人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壹个“的”字、在某处去掉壹个引号。陈伯达、康生宣布《通知》稿不能改。众高层全体举手拥护。

5月16日，中共向全党发布了发动文化革命的《中共中央通知》（五壹六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壹点”。这时，刘少奇应当知道毛泽东的“中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法和《五壹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说法是指自己，但他没有勇气抗争，心存侥幸地期望像延安整风时壹样，通过积极参加整肃运动赢得毛泽东的信任。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于发表了长篇讲话（五壹八讲话），吹捧毛泽东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了壹切；没有政权就丧失壹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几千年才出壹个，世界几百年才出壹个……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壹天，九十岁、壹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番语无伦次，杀气腾腾的讲话面前，高层们无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与会者们不知道，林彪白天为毛泽东保驾，晚间在《工作札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壹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按此言，林彪很清楚毛泽东的阴谋手段，但他不明白“狡免死，走狗烹”的道理，继续充当毛泽东的工具。

 
周恩来不甘落后，于5月21日也发表吹捧毛泽东的讲话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壹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周的心思都用在了揣摩圣意。他感到，戚本禹批判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会上大谈“保持晚节”，以攻击死去的战友来向毛泽东表示效忠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

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要求高层成员对整肃“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表态。元老朱德对整肃四人提出了保留意见。于是，会议转为了对朱德的批判会。朱德被迫检讨，众高层争相插话批斗。当朱讲到在红军第四军“七大”上犯有错误（指曾反对毛泽东）时，当年上井冈山的搭档陈毅插话质问：妳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妳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妳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妳野心非常大。林彪插话斗朱说：妳说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妳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朱德妳是有野心的，妳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妳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妳壹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妳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妳回来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也不是妳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妳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乌兰夫批朱说：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薄壹波批朱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周恩来批朱：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壹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妳顶得住吗？后壹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妳都沾过边嘛。妳到处发表意见，是壹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壹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妳到处乱说话。妳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9]   

批朱后，邓小平宣布了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毛泽东虽然壹言九鼎，但提名自己的秘书和老婆掌控文革运动需要人帮忙。周恩来能心领神会，出面提议人选，[10]  毛泽东再批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为：陈伯达（组长），江青（第壹副组长）、王任重（副组长）、刘志坚（副组长）、张春桥（副组长）、康生（顾问）、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扩大会议全票通过了将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壹书记彭真、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长陆定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议，宣布了毛泽东任命华北局第壹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壹书记，中南局第壹书记陶铸接任中宣部长；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接掌中央办公厅主任并兼掌首都8341卫戍部队的决定。

发动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好地展现了革命党内的权力斗争规则和革命家们的生存法则。如果说高层成员们对毛泽东的整肃目标壹无所知，那是低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他们中的绝多数清楚知道林彪的“政变经”讲话的矛头所指，清楚毛泽东的整肃目标是刘少奇。[11]  大家明白，毛泽东要通过批朱德让所有高层表态，人人过关。这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老战友、老部下们在批斗朱德的会上抢著插话，抢著恶语批朱，因为他们知道，会议记录将被送到毛泽东手上，不讲情面地批斗朱德才能赢得毛泽东的信任。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到整肃高饶，到整肃彭德怀，到整肃彭、罗、陆、杨，大家都是遵循这种斗争规则生存下来的。特别是延安整风下，高层们确立了紧跟毛泽东的生存之道。于是，毛泽东想整谁，大家立即与他划清界线，对他展开不留情面的斗争。彭真比谁都清楚借文艺批判搞阶级斗争之害，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不作任何争辩，只管检讨，在杭州会议上不提武汉汇报时毛泽东曾默认《二月提纲》，对整肃不作抗争，以批判吴晗、邓拓来求毛泽东宽恕。刘少奇也是如此。他不对出国期间的政变作任何抗争，不仅接受政变现实，还反戈壹击批判支持者彭真。刘少奇、邓小平不会完全不知毛泽东清算彭、罗、陆、杨、批朱德外还有目标。不过，他们相信从延安整风以来每逢运动紧跟毛泽东最安全的经验，心存侥幸，以邻为壑。众高层都清楚，毛泽东指使文人抛出批判文章，自己隐藏幕后，陷害了彭真，利用刘少奇出国之机发动了党内政变，整个过程完全是阴谋诡计。但是，没有人敢于讲是非曲直、规则程序。在发动文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作了争辩，不是争辩道理，而是争辩说是自己最先在延安喊“毛主席万岁”的，冀以此获得毛泽东宽恕；刘少奇不是出手制止毛泽东的整肃运动，而是出面主持发动文革的会议，主持批斗朱德，批判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是中共党内的赫鲁晓夫”。在众高层争相颂扬的热潮中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毛泽东得以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想整谁整谁，众高层都会跟随，越整肃越恐怖，越恐怖，越效忠毛泽东，颂扬毛泽东进壹步升级，不管毛泽东作出的决定多么祸国殃民，众高层只管举手拥护，毛再发动更多的整肃运动。整场政治局会议不啻于壹场厚黑竞赛。

5月2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共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基层组织发出了发动文革的《五壹六通知》，标志文革运动正式开始。《中共中央五壹六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壹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如此要求整肃基层领导，政府官员，军队将领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纲领显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统治和文革运动的反社会、反文明性质，显示毛泽东要求天下大乱，要求摧残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祸害全体人民。

 
按《五壹六通知》字面意思，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只是负责指导文化革命的机构。中共高层成员们对毛泽东这壹安排并不陌生。1942年，毛泽东通过设立领导整风的临时机构——总学委架空了政治局，达到政变目的；1957年，毛泽东通过成立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再次架空了八大后的政治局，迫使刘少奇、周恩来放弃了刚刚通过的八大路线。此时，毛泽东又壹次通过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将政治局架空，完成了另壹次党内政变。中央文革名义上陈伯达负责，实际是毛泽东通过夫人江青指挥文革运动的最高权力中心。后来的情况是，毛泽东在清洗刘少奇的目标达到后才决定召开中共九大，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中央文革亲信全部进入了中共政治局，因此，江青称中央文革是“过渡班子”壹点不假。

高层们相信拥护毛泽东最安全，习惯了追随毛泽东的生存之道。然而，他们二十年来的生存法则这壹次不灵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的整肃规模，结果大家由整人者变成了被整者。应当说，毛泽东和众高层都遵循了暴力革命党的规则。如果讲道理、守规则，尊重决议和程序，限制权力，那就不必暴力革命，直接民主、宪政最合规矩。而暴力革命根本反民主，反规则，不讲道理，枪杆子说了算。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发动反右倾运动和文革时三次请林彪代表枪杆子支持，高层全体追随，这就是革命党的规则。文革后，受到冲击的高层们壹致声讨文革，痛陈十年文革迫害了多少人，造成巨大损失等等，将文革罪责推给了“四人帮”，仿佛自己完全是受害者。而事实是，决定发动文革的历史性文件——《五壹六通知》是全票通过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和被《通知》定为“反革命集团”头目的彭真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都举手参与了发动文革。这样的举手以前有过多次。在发动反右运动的会议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上，在扩大饥荒的庐山会议上，大家都与毛泽东没有分歧，所有制造灾难的决议都是全体通过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另壹重要结果是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专案组这种专门的迫害机关是苏俄引入中国的祸害。苏俄建立红色政权后建立了专门负责肃反的“契卡”。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后，苏共将肃反机关引入了中国，在各个苏区设立了保卫局，负责监视，迫害革命党中被怀疑者。在延安，毛泽东在发动整风运动时设立了康生负责的社会部，执行“契卡”壹样职能。革命党的性质决定，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离不开类似“契卡”、“盖世太保”、“社会部”壹样的对付同志的机关。从苏区肃反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肃反机关迫害异己。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成立了彭德怀专案组、习仲勋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宣布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和田家英的专案组，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的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这时的刘少奇已无决定权，只是在宣布毛泽东的决定。他没想到，最大的专案组是随后成立的他自己的专案组。贺龙（彭德怀专案组负责人）、邓小平、陈伯达、陶铸等很多其他高层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如后来也被设立了专案组，惨遭迫害。

在后来的文革中，由于案子不断增加，中共中央专案组规模不断扩张，分设“壹办”、“二办”。以汪东兴为主任的“壹办”负责对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掌管有彭真专案组、陆定壹专案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专案组、李维汉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六十壹人”专案组、陶铸专案组等等；以杨成武为主任（杨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的“二办”负责对军队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12]   中央设立专案组后，各地跟随设立专案组，全国各地的专案组后来多如牛毛。专案组的办案过程与延安审干、肃反、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中办案壹样，均是随意编造罪名捕人，再交专案组搜集证据，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等帽子，办案手法均是车轮战审讯，严刑逼供，指供诱供、逼取假证，拟好供词、证词，强迫被审查者或证人抄写、签字，或强迫按手印，把私人日记、文稿断章取义拼凑出罪证等等，其迫害比“契卡”和“盖世太保”更加残酷，受迫害者难以计数。“契卡”、“盖世太保”和“专案组”分别代表了列宁时代、希特勒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残酷迫害。中央专案组壹直存在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与“契卡”、保卫局，社会部壹样，中共对权力无限，规模庞大的中央专案组从来不作官方信息披露。将迫害和迫害机关严格保密，这是苏共、中共、苏区及所有共产国家的通例，是革命党的必然。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成为文革最早的牺牲品。邓拓最早鼓吹“毛泽东思想”，在晋察冀日报社社长主持编辑出版了第壹部《毛泽东选集》。建国前夕，中共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人民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邓拓出任了《人民日报》总编。作为总编，他成了高层意见分歧的出气筒，在1957年因刊登了宣传八大路线，反对冒进的文章被毛泽东点名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被迫辞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支持邓务实，宽容的办报风格，调邓到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并负责《北京日报》与《前线》杂志。大饥荒过后，邓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专栏中发表了大量提倡民主、务实、活跃思想的文章。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将《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随后，“三家村”被指为反党集团。邓拓接受不了被党指为叛徒，被自己曾掌管的党报宣布为反党分子，接受不了没有争辩权利的处境和家庭中的阶级斗争，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服毒自杀。

 
紧接著，田家英也在政治局会议期间死于中南海。田在抗战中投奔延安，因文史功底出众而被毛泽东选中为秘书。庐山会议前期，田曾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七千人大会”后，田在调查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包产到户”受到农民拥护，有利生产恢复调查的结果，建议放松对农民管制，然后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田的建议遭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从此失去毛的信任。1965年，田对林彪提出的 “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表示了反对意见，对毛泽东夫妇借壹部文艺作品展开政治斗争的作法不以为然，结果获罪。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专案组审查后，田家英死于禁区中南海内，死因外界不得而知。邓拓、田家英之死显示，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共党内，在毛泽东时代难以生存。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造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其中谩骂中共北大党委说： “妳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直到今天妳们还要负隅顽抗，妳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告诉妳们，螳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壹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壹切牛鬼蛇神、壹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这张矛头指向中共基层权力机关的大字报是毛泽东通过康生和进驻北大蹲点的康生妻子曹轶欧策划出笼的，是毛泽东煽动起青年学生去打烂各级领导机构的策划。毛泽东立即对大字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他指示康生：“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左派们写出来了，我看好得很！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妳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13]   

6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发表了《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社论和关锋的《欢呼北大的第壹张大字报》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鼓动青年起来造反。在报纸电台的强烈煽动下，全国大中学校学生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将学校领导，校长，教授拉出来批斗，全国的机关学校陷入了混乱与恐怖。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成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语文和历史课本中充斥鼓动斗争与仇恨的党化内容。长期的阶级斗争教唆使学生们形成了强烈的迫害欲望。在《五壹六通知》、《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社论和毛泽东称赞“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煽动下，学生们的迫害欲望爆发，按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指引，模仿当年的农会去斗争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其迫害手段之残酷超过了苏俄教唆出来的农会骨干和法西斯纳粹。例如，北京大学在6月18日发生了残酷迫害老师的“618事件”，学生们在校园里搭起了“斗鬼台”，把六十多位教师、干部和他们认为的“反动学生”押到台上殴打批斗，给被斗者“戴高帽子”，逼迫下跪，撕破衣服，把厕所污物、便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汁，揪扯头发、拳脚棍棒相加，对女教师和女干部实施侮辱和性侵犯。

初期文革

学生们开始造反后，在北京主持局面的刘少奇多次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毛泽东拒绝回京，对请示也不予答复，刘只好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请示应对。毛泽东仍不作答复，让刘、邓相机处理。回京后，刘少奇召开了中央会议，称“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决定沿用土改和“四清”运动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办法。然而，刘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作法无法结束学校的乱局，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因为，中共中央已经号召学生们“横扫壹切牛鬼蛇神”，斗“黑帮”，工作组根据中共中央文件也是煽动学生斗争教师与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抓“小吴晗、小邓拓”、“右派学生”，而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全都是随意罪名，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鼓动二次反右都是壹样的随意迫害，学校焉能不乱。

北京大学发生“618事件”后，北大工作组以未经允许为由制止残酷批斗，学生们则援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贴出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压制造反，展开了驱逐工作组行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北京各大学支持学生继续造反，学生的驱逐工作组行动迅速从北大蔓延到了北京各高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上，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支持学生驱逐工作组的行动。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北大学生将618的残酷批斗升级，对更多的教师、干部和他们认定的“反动学生”展开批斗，实施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皮带抽打等迫害，将500多位教授、讲师以“反动学术权威”罪名批斗关押。壹时，北大燕园成了每天有人跳楼、上吊的恐怖世界。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北大、清华的残酷批斗从迅速蔓延全国。主持局面的刘少奇、邓小平不能违背《五壹六通知》去阻止学生造反，当然无法维持秩序。

在既要制止混乱局面蔓延，又要执行《五壹六通知》支持学生造反的困境中，刘少奇主持下达了中共中央1966——310号文件，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他在文件中说：“中共中央不反对批斗行动，但反对乱斗”。这种荒唐的文件显示刘少奇的穷途末路。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斗”与“乱斗”的区别。作为文革的发动者之壹，他也参与了鼓动学生造反，他无法说清学生们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造反是不是“乱斗”。毛泽东躲在外地鼓动造反，让他在京主持局面，陷他于怎么作都错的困境，他抱著侥幸心理，希望通过积极主持运动赢回毛泽东的信任。按照过去整人运动的经验，他要求再来壹次反右运动，抓出1%“右派学生”，整肃了壹批中央和方的领导人和大学校长，批发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将乌兰夫定为另壹个省级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批准整肃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人。

按照四清运动的经验，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准备再搞出壹套整人经验推广全国。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王光美按照“四清”运动的套路实施整肃，宣布全部干部、教师“靠边站”（停职）、“上楼”（接受审查），将校长蒋南翔、几位副校长和壹大批干部、教师成“黑帮”编入劳改队，对他们组织批斗，将对中共和工作组有批评言论者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例如，响应号召造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遭受关押、批斗，被逼险些自杀。在实施迫害方面，工作组与造反学生同样残酷，使清华大学呈现 “游街壹大串，斗争会壹大片，劳改壹大队”，使清华园变成了与北大燕园壹样的每天有人跳楼、上吊的恐怖世界。

八届十壹中全会与刘邓下台

1965年11月离开北京后，毛泽东在杭州、武汉等地往来，在外地遥控发动文革运动。四月杭州会议后，他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文革，通过康生、江青煽动北京的造反升级，自己在南方行踪高度保密，除周恩来、江青等少数人外无人知晓。在全国高校学生造反的恐怖局面中，毛泽东秘密来到韶山，首次入住湖南大员给他建的滴水洞行宫。公安将滴水洞周边严密封锁，确保韶山人不进入毛泽东的视野。[14] 这6102;，江青来信，表达对如何搞“文化大革命”如何进行的困惑。毛泽东有必要将发动文革的部署告诉第壹帮手江青。可是，他发动文革的动机见不得人，无法堂堂正正地表达，连夫人也不能如实相告，只能以黑话写出，让夫人去猜。他在黑话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壹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封黑话信显示出毛思维混乱，存在精神异常。他有严重的睡眠障碍症状，按精神医生的说法这属于精神病范畴。几年后，中共中央将这封黑话信作为中央文件传达全国，以证明毛泽东早已预感林彪要政变。全国百姓听宣读黑话信时如堕雾中，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到底要表达什么。尽管老百姓不知道信中的“他们”、左派、右派等等谁指，但大概读懂清楚毛泽东表达的是要不断地发动运动，不断制造斗争，永远斗下去，能够感到毛泽东不愿见到天下太平，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共产革命家伯恩施坦曾说：“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壹切”，毛泽东黑话信表达了意思相近，即最终目的无所谓，他享受斗争。7月初，毛泽东感到收拾刘少奇的时机成熟，打道回京。途中，他高调在武汉下长江游泳，以展示体魄和驾驭时局的能力。《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江上挥手的照片，配以“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口号，将全国的毛泽东崇拜推向更高潮。据说，海军派有潜水员提前潜到指定水域，在水下簇拥著毛泽东畅游了长江。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派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人到清华大学看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造反学生领袖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随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在会上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进驻高校是“镇压学生运动”， “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下令工作组撤出高校和机关。这时，刘少奇其实可以提出政治局常委会议是最高决策机关，不应与中央文革会议搞在壹起。但是，他在当年延安整风时就是通过被任命为“总学委”成员而进入了最高层。从这壹点说，他又没有资格指责毛泽东多次成立运动领导机构架空中央政治局，没有资格质疑中央文革掌最高权力。面对在毛泽东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刘少奇不提毛泽东滞留外地不归，三番五次请示不置可否及命“相机行事”，不辩论是非，遵循党内规则只管服从毛作检讨。应当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在毛泽东阴谋陷害面前不作理论是有道理的。因为，革命党内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右倾之类指责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运动、造反、《五壹六通知》、工作组等等都是革命党随意迫害的手段，无法理可言，谁更得势，谁更有军权谁就是道理。服软的壹方壹旦检讨就是犯了严重错误，须不断重复检讨。刘、邓在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联席会上议检讨后被迫不断检讨。刘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再就派出工作组检讨，承认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不清楚；邓小平再作检讨称“老革命碰到新问题”。随著工作组撤出高校，五十多天的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时期结束。

8月1日，毛泽东召开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发表了发表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在“大字报”中，毛泽东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五十多天的初期文革称为“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这里，毛泽东隐瞒了他煽动造反后让刘少奇主持局面，多次拒绝刘请他回京主持的要求，对刘少奇的多次请示不置可否等情节，暗示中共中央有壹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鼓动红卫兵将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同时透露出他发动文革运动是对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出手制止饥荒袘报复。会上，毛泽东宣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提拔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提拔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为政治局常委，以不再提及的方式罢免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共副主席职。经过多次整肃运动震慑和崇毛热潮熏陶，中共高层们已经养成了壹致举手拥护毛泽东的习惯，没有人敢于在毛泽东面前表达任何不同意见，毛泽东可以不提供理由的不出席任何会议，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召开任何会议，也可以随意重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这时中共的高层会议其实已经没有召开的必要了。这次全会的壹项主要内容是众人举手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与“五壹六通知”壹样，毛的十六条也是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性质的文件。它号召青年学生“敢字当头”，放手实施暴行，以“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等随意罪名为尽量多的人定罪，鼓励污辱、殴打、杀害他人，煽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壹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这壹文件的出台标志中国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全会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身著绿军装，率中央文革众成员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林彪继续推动崇毛，在接见时的讲话中为毛泽东献上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词。面对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山呼万岁的疯狂场面，毛泽东满意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名义上保留为政治局常委，实际已被赶下台刘少奇、邓小平尴尬跟随，在参加接见后邓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了红卫兵批斗的对象。８月５日，刘少奇、邓小平履行了下台前的最后步骤，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392号），宣布撤销6月下达的《关于制止未经工作授权的乱批乱斗》的310号文件，毛泽东开始出面领导文革，指示将他的 “大字报” 和《十六条》在全国广播张贴，向全国青年发出冲击各级权力机关的造反动员令。当年国庆节，毛泽东把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大会和接见壹百五十万红卫兵合并进行。红卫兵们按照中央文革的授意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

红卫兵运动与自杀潮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公布后，清华附中的壹些学生以“红卫兵”的名义致信毛泽东，在大字报附件中引述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之言， 宣言“我们就是要粗暴”、“就是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毛泽东复信学生，在信中四次重复“热烈支持”，强烈地煽动学生们实施暴行。同6102;，他命令令公安部门“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8月5日，在高层子女集中的红色贵族学校北师大女附中，狂热的女学生写下了中国教育史最耻辱的壹页，用皮带抽、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将她们的老师兼校长卞仲耘折磨致死。打死校长后，学生们不知所措，于当晚到北京饭店向高层请示怎么办。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学生造反。在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效仿清华大学附中学生，成立起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以造反的名义殴打，污辱，杀害教师，冲击文化科学部门，对学者们施以残酷的批斗迫害，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游街、羞辱和殴打各级官员，掀起了“红卫兵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的学生“红卫兵”，并特别提意见了率先贴大字报造反的聂元梓。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北京出现了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随后，毛泽东继续推动红卫兵运动升温，指示公安部门支持红卫兵造反运动。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内部指令，禁止警察干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推动红卫兵犯罪活动升级。[15]   8月23日，毛泽东继续煽动红卫兵造反说：“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16] 在毛泽东强烈煽动和公安、军队纵容鼓励下，暴行狂潮席卷全国。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以打人、杀人为荣，为乐，类似“卞仲耘事件”的惨案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发生。8月下旬，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抄家，殴打和屠杀。其手段之残忍，迫害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仅北京壹地，红卫兵就杀人数千。

残酷的迫害导致了新壹轮自杀潮。作家老舍的自杀是新中国知识分子沉浮的有代表性壹例。建国前夕，老舍在重庆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建国之初，他遵循中共的文艺宗旨创作出歌颂新政权的剧本《龙须沟》。在1951年的整人运动中，他为批判会上动手打人叫好写道：“我的嘴和几百个嘴壹齐喊：‘该打！该打！’这壹喊哪，教我变成了另壹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壹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壹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有壹位控诉者控诉了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17] 他的表现让共产党非常满意，在当年获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作家们被迫按照中共的要求修改自己的作品，叶圣陶删去了《倪焕之》中几章，曹禺改写《雷雨》、《日出》，老舍将《骆驼祥子》结尾描写祥子堕落的段落删去，连续发表了《美国人的苦闷》、《由三藩市到天津》等检讨文章以作思想改造表态。在中共诬陷美国的细菌战运动中，老舍迎合抗美援朝运动的要求，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作为紧跟中共作家的代表，他获得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壹、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壹大堆头衔。在百万工商业主被中共以“三反五反”运动名义敲诈勒索，几十万工商业者自杀的背景下，他不写正在发生的罪恶，创作出了话剧《茶馆》，以主人公王利发上吊，秦二爷破产的结局宣传旧中国将工商业者逼得走投无路，以主人公那句“都怨这个世道”的经典台词迎合了中共对文艺提出的“丑化旧社会，歌颂新中国和共产党”的要求。

反右运动中，老舍痛斥朋友丁玲和陈企霞 “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18] 痛斥画家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批判挚友吴祖光写道：“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壹种侮辱”。[19] 他向共产党表态效忠说：“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20] 他这种表现令人不齿。有人给他匿名信说：“老舍，我希望妳今后弄笔墨时，还是不溜尻子不捧颂好，应说些实话。难道说目前全国成千成万的所谓右派都不爱国爱民吗？妳深深思虑过吗？”老舍将信交给了共产党领导。结果，匿名信被发表在了《人民日报》，[21] 写信者地下场可想而知。因为参与整人积极，老舍成为1950年代中共在文艺领域中的壹面旗帜。大饥荒中，了解饥荒的情况的老舍知道不能这些苦难，开始创作自传体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然而不久，毛泽东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出了“利用小说反党”罪名。老舍明白，他的《正红旗下》不合中共的需要，不能再写了。四清运动中，他写了壹篇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其中几句是“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在诗中吟唱：“倘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 [22]  这些成了他的颂辞绝唱。 

8月23日，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把破四旧抄来的戏剧道具、戏箱、戏衣，堆积在国子监的大院中，放火焚烧，将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作家老舍、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杨沫，昆剧演员白芸生，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等三十多位文化名人围在院中批斗。根据毛泽东的指引，红卫兵称这些艺术家为牛鬼蛇神，给他们脖子上挂上黑牌子，当场将他们剃成“阴阳头（剃光半边使之外形恐怖），再墨汁淋头，逼跪在火堆旁灼烤，用铜头皮带将他们抽打头破血流。老舍浑身是血地回到家。他没有从家人那里得到关怀，而感到了“划清界线”的冷酷。他离家出走，来到太平湖边，在那里呆坐了壹夜。可以想象，他在那壹夜里感到了服务中共十几年的幻灭，感叹他歌颂了十几年的共产党、新社会迫害人之残酷。但没有人知道，那壹夜里老舍是否曾为他建国之初为批判会，为打人叫好的发言忏悔，是否曾为他在反右运动中残酷打击别人忏悔。凌晨，他投湖自尽。

在红卫兵运动中自杀的名人还包括桂系代表人物黄绍竑，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翻译家傅雷夫妇，著名文艺评论家陈笑雨，著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刘盼遂，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慧深，赫哲族作家白辛（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编剧），《红岩》作者罗广斌。在北京大学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和上吊，教学楼由于死人太多，夜晚如同鬼域，充满恐怖，在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壹级的教授就有五位自杀。文革初期的几个月“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者数以十万计，自杀潮规模超过了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四清运动中等三次自杀潮。巴金回忆文革初期自杀潮写道：大家都像发了疯壹样，看见壹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在“红卫兵运动”中，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被红卫兵打死（壹说投河自杀）。他的死让人想起他在建国前与胡适的壹段分歧，那个时候储和他创办的《观察》是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对国民党作战的壹员大将。储壹直邀胡适为其杂志撰稿而未如愿。胡肯定国民政府制宪，结束“训政”，召开“国大”，走向宪政的进步，认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问题是长期抗战摧毁经济后国人必须承担的痛苦，同时还是共产党在苏俄支持下挑起战争所致。胡适储的《观察》为代表的激进报刊抹煞国民党政府外争国权和内搞建设的成就，全盘肯定学潮，煽动推翻国民政府。建国后，储安平悟出了胡适不同意《观察》的道理，深感他在国民政府治下办杂志抨击政府自由的可贵。但他不会想到，自己不仅失去了办报自由，不仅获右派罪名，最后被学生打死，尸骨无存。

抄家与破四旧

响应中共中央的阶级斗争号召，各地红卫兵掀起了抄家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支持红卫兵造反，协助红卫兵抄家，向红卫兵提供抄家地址，甚至主动向红卫兵提供抄家名单。同6102;，“民主党派”们自己积极向红卫兵提供自己成员的名单、地址。在北京，红卫兵抄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的家，强迫宋庆龄剃发。国家主席、副主席如此，底层民众，被抄家的惨状可想而知。

红卫兵从北京宣武区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抄得的财宝最多，所抄文物古董、金银财宝、古籍、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装了数十辆卡车。这条胡同因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李鸿藻等众多达官贵人而得名，在八国联军和日军占领时都未遭劫掠，胡同中有显族六百年不衰。但在红卫兵抄家运动中，胡同中的显族全遭灭顶之灾。在北大、人大校园，红卫兵从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名家家中抄得大量珍贵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在文联机关，红卫兵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了成堆的字画和艺术品。梁漱溟回忆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说：“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壹面撕壹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壹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壹炬。”

在上海，资本家们在三反五反运动被政府勒索逼得大批自杀，幸存者在随后的公私合营运动中被剥夺了产业，得当局承诺二十年领取定息和保留私有房产。然而在抄家运动中，幸存者们被停止支付定息，除极少数代表人物得到保护外以作橱窗外，绝大多数前工商业主被抄没家产和私宅，其中壹部分人再被全家强迫迁往边远农村。很多挺过三反五反和工商改造运动没有自杀的资本家在红卫兵抄家运动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他们感到，共产党的摧残没有尽头，壹波比壹波残酷。

抄家运动是打著政治运动旗号的抢劫运动。被抄没的财物除少量被红卫兵和及背后的领导侵吞私分，绝大部分被上交指定部门保管，然后再被层层上交到中央保管部门，首先供中央文革成员及家属挑选、占有，然后再供各级文革的当权者挑选。其中，壹些最珍贵的珍贵的古旧书籍，千年孤本，经紫外线照射消毒后摆进了毛泽东的书房。国人从报上看到毛泽东在摆满珍贵古籍的会客室中会见外宾，不知道毛泽东“满墙古籍，半榻旧书”（李锐语）的背后是藏书家血泪。世代相传的孤本古籍壹朝尽失，其锥心刺骨之痛可想而知，为此自杀者大有人在。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文革后揭发，林彪、叶群、陈伯达、江青、康生均大量占有抄来的文物、古董。文物鉴赏家康生从抄家上交的文物中占有了最多的稀世珍品，珍品更是按图索骥，特别指派红卫兵去抄来的。康生与毛泽东壹样喜爱古书，利用红卫兵对壹些知名人士抄家，占有了大量珍贵图书、字画，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名人的私藏书画。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傅惜华是著名的藏书家，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指使红卫兵将傅害死，霸占了傅的藏书。文革过后，人们从康生搜刮文物内部展览知道，他将上千件国宝据为已有，其中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唐代陶龟砚，宋拓汉石经，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书籍，汉代陈宫、董永等的历代名人铜、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400多方。康生通过抄家掠夺的文物、图书，用他自己话说“有任何壹件都可成为百万富翁”。当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可见他占有财宝数额之巨大。

 
1967年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在北京展览馆共同举办了“首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览会分四个展馆：第壹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壹张大字报》。其中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展充满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等奇珍异宝。展品中有不少无价之宝已被中共高层霸占，在展后即被取回。[18]  其它城市情况与北京大同小异，各地的大专院校和政府机关随处可见堆集如山的抄得的财宝、文物。几个月的抄家运动中，中共害死人十万计，以“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罪名迫害人百万计，操纵红卫兵抄家百万户计，抄得现金、存款和公债券价以百亿元计，黄金百万两计，白银、银元千万元两（块）计，外汇亿元计，古董以千万件计，抄得的文物、民间珍藏价值无法计算。

抄家运动中，红卫兵随意抄家、打人、监禁、杀人，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失去保障。被抄家庭的私人珍藏、财物和隐私被肆意掠夺、摧毁，无数私人珍藏的手稿，通信，文件，照片，文物从此下落不明。对被抄家者而言，个人笔记，影集，手稿、书信、纪念品被掠的损害可能超过文物古董、金银财宝。劫掠、破坏之外，红卫兵们还将私人笔记，书信，手稿作为治罪依据，或将个人隐私笔记、照片公之于众取乐。人们因害怕红卫兵来抄家而狠心将珍藏的书籍、笔记本、手稿、相册付之壹炬，把心爱的书藉、文物、古董拉到废品站当破烂卖。很多人壹时舍不得烧或卖，试图将珍品藏来藏去，最后在无休止地运动中还是丢失或毁掉。后辈青年想象不到，当时人们确实找不到可以安全保存私人珍贵物品的地方。

在发动抄家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在连续接见红卫兵，继续煽动青年造反，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及题为《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社论（六·壹社论），壹再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壹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煽动青年学生去“砸烂四旧”。在中共壹再煽动下，壹场“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北京的红卫兵率先走上街头“破四旧”，随意将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为所谓革命名称，例如将北京长安街改为了“东方红大路”，将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将“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将越南驻华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成了“援越路”，将 “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等壹系列煽动性社论，推动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升级，号召“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来个大扫除”；《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19] 在中共的壹再煽动下，各地红卫兵大规模地毁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冲击寺院、庙宇、教堂，批斗和尚、修女、教士。仅北京壹地，有数千处文物古迹被破坏。当年被列强各国的探险家们掠夺走的中国文物在各国博物馆中得妥善保管，但没有被掠走的文物古迹却在“破四旧”运动中惨遭破坏，涂毁，打烂。11月，北京红卫兵领袖谭厚兰率领数百人来到曲阜孔林，动用雷管、炸药毁坟掘墓，砍伐苍松古柏，摧毁三孔书籍、石碑，对孔氏后人墓也肆意摧毁，将孔子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及妻妾，孔祥珂及夫人开棺暴尸，对尚未腐败的尸体肆意蹂躏。暴行之后，红卫兵召开了十万人的“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致敬电”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1937年，日军在占领山东之前派出壹支先遣部队进驻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在孟子庙前贴出告示：“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注意事项：壹、孟子和孔子壹样，都是中国人最尊崇的伟人，也是我们日本人精神文化领域的大恩人。二、日本军人参拜孟子庙，也要像参拜日本的神社、佛寺壹样，遵守注意事项谨慎行动……”占领山东后，日军派出警备部队驻扎三孔保护文物古迹直到1945年投降。然而，受到日军保护的三孔文物古迹却在新中国被最高领导人指挥摧毁。仅谭厚兰率领的壹支北京红卫兵的壹次行动就毁坏文物数千件，烧毁珍版古书数千册，砸毁历代石碑千余座，全国红卫兵摧毁寺院、文物古迹的破坏规模可想而知。在中央文革指挥下，“破四旧”运动与抄家运动同时从北京蔓延全国，从城市蔓延到了农村。

 “破四旧”运动中的内容之壹是刨坟掘墓。这波毁墓潮是周恩来发动的。他在对红卫兵的讲话中指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为叛徒，说瞿临死时写下《多余的话》是叛变，要把瞿秋白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搬出去。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是共产党人中少有的有忏悔之心者。“八七会议”后，书生瞿秋白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中共领袖。瞿奉共产国际之命发出了不少指挥烧杀抢掠的指示信。临刑前，他有所忏悔，在《多余的话》中坦言共产主义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在文革运动中，周恩来要借诋毁前战友，鼓动学生刨坟毁墓来向毛泽东表态效忠。根据他这番讲话指引，全国红卫兵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刨坟毁墓狂潮，无数历经千年沧桑和战火而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陵墓在“破四旧运动”和刨坟掘墓狂潮中被摧毁。其中包括：炎帝陵、舜帝陵、孔子墓及孔庙、孔林、孔令贻墓、霍去病陵、王羲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包拯墓、岳飞墓、成吉思汗陵、明孝陵石碑及石人石马、海瑞墓、张居正墓、蒲松龄墓、袁崇焕墓、于谦墓及祠、康有为墓、张之洞墓、张佩纶墓、武训墓、蒋介石生母墓、张自忠祠、衣冠冢及纪念亭、郝梦龄墓、赵登禹墓、王铭章墓、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等。红卫兵不仅摧毁陵墓，更犯下了极尽侮辱的罪恶。他们从定陵掘出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曝尸，对张之洞夫妇掘墓暴尸，对义丐武训掘墓暴尸，对海瑞掘墓扬灰，对徐志摩毁墓扬灰，对康有为，红卫兵不仅掘墓暴尸，更车推头颅骨游街示众。

中共的破四旧运动是太平天国摧残文化、文物浩劫的再现。洪秀全造反前去孔子牌位，起兵后在所过州县大肆摧毁庙宇、文物，过湖南永州时毁柳子庙，过武汉毁归元寺、宝通寺，占南京摧毁明故宫、大报恩寺塔、朝天官、夫子庙、鸡鸣寺、灵谷寺等等，重创了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杭州、金华、嘉兴等地的文物古迹。剿灭太平军匪徒后，清廷重建或修复了几省文物。人们想不到，太平天国破坏文物古迹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中共的破四旧运动在规模，地域、破坏性、残暴性，恶毒性方面都超越了发匪。中共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运动还是纳粹浩劫的再现。红卫兵打砸抄家是冲锋队“水晶之夜”的再现，红卫兵烧旧书是纳粹烧书运动的再现，两者的“不破不立”、“壹个新世界诞生了”之类的说法相似；纳粹迫害犹太人、共产党人、自由知识分子，中共迫害“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纳粹和中共都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到极端，把恶魔吹捧成全民族的救星。

 
在中共建立新中国前夕，蒋介石曾指出：“中共将摧毁人民自由，将把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崇高优秀的历史文化摧毁无遗；要把我们中国以仁爱和平为本位的伦理，转变为冷酷残忍的斗争，参加国际的残杀”；傅斯年曾指出：“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土匪流寇并无区别，壹旦执政必然剥夺人民的自由会，摧残文化”。他们的论断不幸言中。在大陆最黑暗的时期，蒋介石在双十节《告全国同胞书》中谴责红卫兵暴行和“破四旧”运动说：“大家都知道，凡是壹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壹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成立了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壹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像《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以及《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成立了推动发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等等。两岸，两党对待人民生命财产，对待中国文化、文物的巨大反差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壹个证明。

抄家与破四旧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全民参与的犯罪活动，是国人人性中丑恶壹面的大爆发，是中共以阶级斗争教唆青少年犯罪所写下的人类历史上最耻辱、最黑暗壹页。这壹全民参与的犯罪活动至今未被清算，甚至未被反省。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多年后，该校红卫兵组织领袖宋彬彬以“荣誉校友”身分回校，虽对当年杀校长事件道歉，但称事件系他人所为。卞校长丈夫致信女附中抗议说：“死者长眠，而凶手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可以衣锦还乡、还校，用道歉之名来开脱自己的罪责。这样的道歉里只有无耻”。是的，文革罪行不是道歉的问题，而应当是追究罪行制造者的问题。不过，只要共产政权存在，不可能有对罪恶的追究，不可能有谢罪，不可能有赔偿，甚至不可能有道歉。在土改运动中，中共杀人夺地。1980年代，中共以“改革开放”否定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但却没有归还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剥夺农民的土地。抄家运动也壹样。文革后，中共否定了文革，但抄家运动中抄走巨额财物、霸占的房产之绝大部分没有归还，成了党产。几十年后，参与发布《五壹六通知》、《十六条》的革命家们和当年的红卫兵罪犯们几乎没有人为抄家和“破四旧”暴行忏悔。

大串联

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毛泽东要求北京与各地红卫兵“串联”，将北京的造反运动推向全国。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于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和运输部门免费接待红卫兵到北京，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通知发出后，上千万各地学生涌向北京串联，进京火车李架上、座位下面、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学生，全国铁路系统严重超负荷，北京市区人口骤然翻番。经过文革前长期的崇毛宣传，学生们虔诚地要来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七次接见红卫兵，鼓动他们造反。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文革组织大批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革命风，点革命火”。有了中央文革的授意，北京红卫兵们到外地后如同钦差壹样随意宣布当地的党政当局为“黑帮”、“牛鬼蛇神”，组织各地红卫兵揪斗当地党政领导人，在各地复制抄家、“破四旧”运动，帮助毛泽东实现了颠覆全国秩序的目标。

周恩来日夜安排招待全国红卫兵来北京的免费吃、住、行，无奈北京的设施无法承受人口突然翻番的压力。于是，他想出让红卫兵步行串连的办法，以缓解红卫兵串联对铁路运输的压力。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根据要求，学生们打著“红卫兵长征宣传队”的旗帜展开步行串联，通常先奔向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朝圣。步行串联中，红卫兵们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惊闻几年前发生了人相食的大饥荒，随后见到了造反派的血腥武斗。步行中的见闻使红卫兵中的壹些人开始由狂热转向冷静。随著大串联引发的全国混乱及各地各派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中共中央不得不于1967年3月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通知，要求停止串联活动。持续半年的“大串联”走入历史，成了历史上的珍闻。

解散民主党派

造反运动中，不仅曾抨击国共两党的储安平被打死，长期效力中共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们也倍受欺凌。学生们从小接受共产党教育，认为共产党外不应再有其它党派存在。1966年8月25日，北京红卫兵向民盟发出了限期解散的通牒。长期为中共鞍前马后的“民主党派”们建国后成了中共反复整肃的对象。经过反右运动，它们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明白了不能批评中共的生存之道。但它们没想到恭顺还不行。文革开始后，盟员们惨遭迫害。面对迫害，民盟领袖们没有了当年主动走进国民党监狱的勇气。他们清楚，国民党政府受到舆论监督与党外党内反对派制约，不会把他们怎么样，而共产党、红卫兵不受制约，随意杀人，自己只能知趣。当年敢于对国民党政府叫板的民盟中央带头，在接到通牒后立即贴出公告宣布解散。解散也不能安生。除民盟高层领导人被中共作为“统战”门面保护外，大批盟员惨遭迫害、被揪斗、批判，隔离审查，关押，刑讯，甚至被整死。其实，解散“民主党派”的主意不是来自红卫兵，而是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准备取缔壹切其它党派，只是由于斯大林否决才不得不保留几个“民主党派”作为橱窗、花瓶。建国后，“民主党派”已无独立党派活动，但毛泽东连象征性的制约和监督都不能容忍。他决定取缔“民主党派”，将他自己加封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当作“牛鬼蛇神”收拾。

中共认定的“民主人士”中，宋庆龄是对共产革命贡献最大者。她的经历是苏俄强力影响中国走向的壹个证明。孙中山投靠苏俄后，斯大林采取了壹系列控制国民党的举措，其中之壹是将宋庆龄发展成了共产国际的秘密党员。国民党“清共”后，斯大林将宋庆龄接到了苏联，随后安排到德国居住以淡化宋的苏俄工具色彩。1931年，斯大林派宋回国执行营救共产国际在华特务首领牛兰夫妇的重要任务，在宋回国前亲自接见，交待有关资助和通讯联络等问题。回上海后，宋庆龄与莫斯科保持著密切联系，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打著民权旗号营救苏俄特务，服务苏俄。1934年，她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全国各地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救亡组织，执行莫斯科为瓦解日本攻苏威胁而发出的促中日全面开战的指令。1936年，宋与延安代表潘汉年合作，召集全国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帮助中共铺垫了西安事变的条件。同时，她执行共产国际宣传中共与延安指示，安排《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美国左派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协助推出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西行漫记》等文章、书籍，成功宣传了延安，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安事变”期间，她利用共产国际中国组设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电台，担当斯大林与毛泽东联系的中间人的重要角色。[20]   抗战爆发后，她成功将牛兰夫妇送返苏联，出色地完成了斯大林下达的任务。1938年6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在香港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接受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为延安购置物资，安排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服务八路军。整个抗战期间，她配合中共打击国民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歼灭国军保持沉默，对国民党反击中共的皖南事变通电声讨，为中共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在国共内战中，她出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成为国民党内外各反蒋拥共派的领袖。

1949年，宋庆龄北上进京参加新政协，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任宋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 年 3 月，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申请加入中共。毛泽东回复说：“妳在政治上完全够格 ,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 , 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壹。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妳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妳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妳学习，学习妳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妳的作用比李济深、沉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周恩来则赞她为“壹个人抵得上两百万共产党员”。[21]   朝鲜战争期间，她担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仍然担任了重要角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她充当了反美和诬陷美国发动细菌战运动的带头人，作用确实抵上了“两百万共产党员”。

斯大林逝世后，宋庆龄的地位壹落千丈。1955 年，她致信毛泽东说：“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壹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不再复信，只是批示道：“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22]  此后，她只好配合中共的整肃运动。反右运动中，她发表攻击文章其它“民主党派”人士称“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23]  “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由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壹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威吓和其他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24]  在妇联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辞中，她颂扬中共的反右运动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企图让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企图把不久之前才摆脱掉的、带了几千年的枷锁重新加在妇女们的身上。我们必须克服温情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坚决跟著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中间路线是没有的！”[25]   她不情愿地配合中共整肃运动的同时内心受到煎熬。反右运动后，人大处于被废除的状态，她开始称病拒绝参加会议。红卫兵运动中，她被抄家，被逼剪发，被红卫兵捣毁双亲墓地，表妹被逼自杀。她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反对，并开始后悔自己人生的选择。晚年她以不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而回归父母旁边的最后决定表达对献身共产革命的悔恨，她的心路历程是壹代“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壹月风暴与二月逆流

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在上海操纵成立了以潘国平、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夺取政权的要求。夺权要求被上海市委拒绝后，工总司在安亭火车站组织集体卧轨阻断京沪铁路，声称赴京寻求中央承认自己造反的合法性，是为“安亭事件”。事件发生后，华东局负责人向中央请示应对。接替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局面的陶铸正在致力扭转工业生产瘫痪局面，不容工上海的工业被造反派摧残，表态不支持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要求工总司服从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陶不知道，“工总司”的背后是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工总司”拒绝华东局的劝阻，坚持上京请愿。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工总司”向上海当局造反，表面让“工总司”放弃上京请愿，平息了“安亭事件”，而实际是向全国的造反派发出了冲击当局管制的动员令。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表态，工总司与红卫兵配合行动占领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楼和《解放日报》社。各地的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表态，迅速成立全行业，跨地区的造反组织，效仿上海工总司，阻断铁路运输，冲击政府机关。毛泽东就是要借造反派组织摧毁秩序，下令整肃阻止工人造反派夺权的陶铸，并让与陶壹起商量维护工业生产秩序的周恩来主持会议整陶。周赶紧与陶划清界限，下手整肃。

随著造反派组织涌现，各地迅速形成了两大造反派组织对立的局面。年底，毛泽东在寿宴上祝酒说：“为展开全面内战干杯！”[26]  他希望全国陷入混战，以彻底摧毁刘少奇在各地的支持势力。根据毛的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1967年的元旦社论中号召在全国展开夺权。造反派之间武斗在上海首先爆发，上海“工总司” 以保卫中央文革的名义，武力打挎了另壹派工人造反组织“赤卫队”，制造了“康平路武装流血事件”，接管了中共上海市委、市府的党政大权和各大报刊，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等领导人及壹大批厅局级干部揪到上海人民广场批斗。1月8日，中央文革向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出贺电，号召全国效法上海造反夺权，并派张春桥、姚文元接掌上海大权。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工总司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毛泽东在《编者按》中称赞上海的“壹月夺权” 行动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大革命”。经中央文革和《人民日报》的煽动，各地造反派都展开了夺取政权的行动。1月2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赞扬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壹月风暴”，是“全面阶级斗争的壹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上海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随后改称为“革命委员会”。各地造反派效仿上海，也成立了由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为主的革命委员会新政权。夺权浪潮中，各地党委、公安等权力机关本丧失了管制权，工矿企业半停产或完全停产，造反派武斗升级，公路、铁路交通、军工厂、重要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国陷入混乱状态，各地当局纷纷向中共中央报急。

夺权风暴中，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对军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夺取武器，建立工人武装。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成立了造反组织，组织批斗高级将领，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等将领实施了“喷气式”批斗，将海军副司令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批斗迫害致死。在2月的政治局碰头会（怀仁堂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元老对文革混乱局面表示强烈不满，斥中央文革在军队中鼓动造反搞乱了军队。中央文革不示弱，向毛泽东状告军队元老反对文革。毛泽东得报后斥责几位元老说：妳们在发动文革的十壹中全会上都举了手，现在何以反对。元老们无言以对，只好作检讨。毛泽东不依不饶，责令他们停职检查，下令停止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以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为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武斗

为了鼓动造反派夺权、冲击军队杀人，毛泽东批准下达了造成军队与造反派组织互杀的系列指示：其壹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二是中央军委向各军区下达的制止造反派冲击军队和揪斗军队将领的《军委八条命令》，其中要求坚决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其三是支持造反派冲击军队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由于各地对立的造反派组织都打“向资产阶级当权派造反”旗号，都自称左派、造反派，而“左派”、“右派”、“造反派”无从区分界定，三项指示实际是壹面鼓励造反派冲击军队机关，军事重地，揪斗军队将领，壹面批准军队武力镇压冲击军队机关的造反派。结果，各地军队领导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认定造反组织中的壹派为“左派”，另壹派为“右派”向“左派”发放武器弹药，支持“左派”镇压“右派”，或是直接命令军队屠杀造反派组织，造成大规模内战和伤亡。其中著名的内战（武斗）事件包括：“四川宜宾事件”、“重庆壹二四血案”、“成都壹壹二五血案”、“泸州惨案”、上海的“六二九”武斗、上柴厂“七壹八”武斗、“八·四”大武斗、上海“青浦大武斗”、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河北的“农大武斗”、福建的“福州武斗事件”、军队残酷镇压河南最大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事件、军队镇压新疆造反派的“石河子血案”等等。在四川，武斗在军队的支持下动用了大炮，土坦克、军舰、当时最先进的双管高射炮（平射），摧毁房屋、击沉江轮，造成死伤人数以十万计。[27]  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根据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下令开枪镇压冲击省军区的造反派组织“青海八壹八”，枪杀造反派成员数百人，致伤无数，是为“二二三惨案”。事件后，毛泽东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将执行他的另壹指示的赵永夫关押，为被镇压的 “八·壹八” 造反派组织平反，鼓励他们继续冲击军队机关。作家秦牧记录武斗不算最激烈的广州街头所见写道：“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壹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1967年8月，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提出“武装左派”。江青据此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鼓励造反派建立武装。根据江青的指示，上海的造反组织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中央文革命令军队“支左”，发枪支弹药给造反组织建立了“第二武装”。当月，王洪文指挥上海造反派十多万人武装攻击对立组织的总部，造成重大死伤。张春桥、姚文元安排将上海武斗场面拍成了专供毛泽东壹人观看的电影纪录片。毛泽东观后对指挥武斗的王洪文赞赏有加，在不久后将王提拔到了中央。

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和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传达全国后，各军区、军分区向自行认定的 “左派”提供军火，获得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立即扩大武装，对另壹派展开更大规模的屠杀，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斩尽杀绝的作法；不获军区承认为左派的造反派则抢夺军队的武器库，各地武斗规模越来越大，军队造反派互相屠杀愈演愈烈。毛泽东对武装局面感到满意，赞扬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壹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有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我才不怕打，壹听打仗我就高兴”；[28]  江青赞扬武装说：“妳们（四川造反派）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29]   

广西军队对造反派的大屠杀是“支左”三项指示造成灾难的代表性事件。广西军区根据支左指示，介入了广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联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与“四二二”（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的内战，认定“联指”为左派予以支持。“四二二”不甘被镇压，于1968年1月武装拦劫了援越军车，夺取了武器和物资展开武装自卫。毛泽东将援越视为头等大事，得报后下令武力镇压。广西军区奉命调军队对“四二二”造反派组织展开了围剿，将数十万“四二二”造反派歼灭，将其中十多万人屠杀。“四二二”残部数千成员与支持者躲进了地下“人防工事”。军队和“联指”采取了恶毒招数，开左江水电站闸门造成邕江水位暴涨至历史最高记录，以邕江水淹没“四二二”藏身的地下人防工事，将坚守其中的数千造反派及家属溺死，同时淹没数千间民房，是为惨绝人寰的“邕江集体屠杀事件”。无数“四二二”造反派成员的尸体随洪水顺江而下。更多造反派的尸体没有漂上来，腐烂在了南宁地下人防工程中，造成南宁市区此后数年尸臭弥漫。正规军歼灭“四二二”后，有更多的人受到牵连，被逮捕判刑或受到整肃。[30]    

遍地造反派武斗将国家搞得千疮百孔，各地紧急报告飞向中央。毛泽东意识到内战扩大将威胁统治基础，于是在1968年底话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中共文革将毛的上述谈话作为“最新指示”在全国宣传，要求造反派“大联合”。从 “为全面内战干杯”，到 “没有理由分裂成为两大派组织”，毛泽东在国内外和平环境中制造了全国性的两年武斗，造成红卫兵、造反派死伤两百万，另有百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受到整肃、判刑，其中四川逮捕了十万造反派，湖北逮捕了二十万。

遣送农村与大屠杀

红卫兵运动中，公安部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授意，向各地公安局发出了支持红卫兵打击“四类分子”，“消灭剥削分子”的指示。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北京大兴县 “文革领导小组”于8月底至9月初在十三个公社实施了对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大屠杀，在几天内屠杀了三百多人，将几十户人家灭门，被杀者包括老人和婴儿。其中，大辛庄公社的“黑五类”基本被杀绝，“黑五类”妇女还遭到强奸，当时的说法叫给她们“换成分”。[31]  各队的屠杀方法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壹个个叫出去，组织“积极分子”动手，以棒打、绳勒、刀铡等方式杀害，直到杀光为止。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说：“红卫兵战士们，……妳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妳们！”“妳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妳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妳们搞得狼狈不堪。”[32]   可见，大兴的屠杀是最高层指挥的结果。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在其中要求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职业办道人员、敌伪军人员、旧政府人员、旧警察、旧宪兵、特务分子、刑满释放犯、解除劳动教养但未改造好者、投机倒把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家属等“二十壹种人”。[33]  公安部长谢富治明确要求公安机关要支持红卫兵，造反派，须向红卫兵提供“二十壹种人”的名单。这里，谢富治表达的是毛泽东的旨意，支持红卫兵、造反派的字面背后其实是指引红卫兵、造反派殴打、屠杀所谓阶级敌人。

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全市张贴布告（三壹八布告），宣布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等“十壹种人”及其家属遣送农村，注销他们及其家属的城市户口，随后行动将十多万“十壹种人”如同当年土改中壹样“扫地出门”，让这些人陷入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粮食供应、财物散失的“黑人黑户”绝境。其它城市当局效仿北京，相继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将“十壹种人”赶出城市，流放到边远农村。

《公安六条》和《三壹八布告》中的“未改造好”、“投机倒把”、“坏分子”、“黑帮分子”、“表现不好”、“坚持反动立场”等说法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等壹样，都是随意迫害罪名。文件中所说的“二十壹种人”、“十壹种人”早已在以往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运动中反复遭受打击，中共中央在文革运动要求对这类人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再实施打击，不给生路。在全国各大城市实施过程中，实际被遣送的不只是“十壹种人”，也不只是《公安六条》规定的“二十壹种人”，[34]  而是鼓励基层扩大范围，随意遣送，实际打击面超乎想象。政府趁乱驱逐市民的原因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将国家资源尽量用于对外援助和发动战争，完全没有民生建设，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城市公用设施无法应付人口增长压力。当局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不是建民宅、建基础设施，而是不断以政治运动的名义，将指定人群赶出城市，以及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跃进之初，北京市长彭真就提出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其中壹项举措就是大规模地遣送人口到边远农村。[35]  大饥荒中，中共实施“八字方针”，其中的主要举措还是将上千万工人赶出城市，“下放农村”。即使如此，政府仍无法解决城市住房的拥挤和民生设施不足的问题。文革运动开始后，周恩来与谢富治联手操办，指挥红卫兵在抄家运动的同时大规模地抄没私宅，然后再出台遣送布告，将百万被抄家庭赶往农村和边远地区，将他们的住房，其中相当部分是私有房产，霸占作为机关宿舍。

抄家和当局遣送暴行中，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拥挤了被流放的受难者。他们中不少人是举家被逐离城市，成了只有简单行李的难民，其中还有很多人还被剃成阴阳头，挂著各种罪名的牌子，或戴著高帽子被人押送，遭受沿途游斗，受尽侮辱。被遣送者通常没有亲友送行。有亲人送行者很多也是车站壹别成了永别。与当年苏联流放富农壹样，“十壹种人”、“二十壹种人”在遣送中也大批死亡。与苏共壹样，中共流放迫害也不留记录，害死人数都无从确知。

《公安六条》传达全国带来的不仅是遣送、打击，还有大规模屠杀。在湖南道县，两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红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革联）立即以屠杀“二十壹种人”为清算对方的手段。在持续数月的大屠杀期间，流经道县的潇水河中漂浮著男女老少的尸体，有的赤裸，有的被铁丝反绑著双手，有的肢体残缺。喝惯了潇河水的道县人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开在河边豆腐店也不敢取用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口水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 壹位干部回乡后，看到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腐烂尸体就有上千具，于是冒死吁请中央出面制止大屠杀。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南零陵地区十县被杀害的所谓“二十壹种人”近两万人。[36]  在邵阳，对“二十壹种人”及其家属的屠杀壹样惨烈。资江河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男女老少尸体顺流漂下。[37]    

在广西，广西军区军队和造反派组织“联指”在对“四二二”造反派武装围剿的同时，展开了对“二十壹种人”的大屠杀。1968年7至8月，《广西日报》连发九篇社论，鼓吹“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官方的推动下，对“二十壹种人”的灭门惨案遍及广西全省。在宾阳县、融安县，每个公社、大队都成批杀人，被指为“阶级敌人”而杀害者近4000人，176户被灭门；在玉林地区有5000人被杀害，河池地区约8000人被杀害；钦州地区万余人被杀害，整个广西在和平的1968年有20多万平民被当局或当局指使的造反派组织杀害。[38]   屠杀中，杀人凶手获得种种嘉奖。壹时，为立功而杀人成了潮流。广西文革中入党的中共党员中有2万人参与了杀人，有1万人是杀人后加入了共产党的。” [39]  广西的大屠杀中还出现吃人狂潮。先是有人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回家吃，随后出现杀人即吃，村民共食。在武宣，合山，崇左，柳江等县，批斗会每斗必杀，每死必吃。在武宣中学校园，更出现了学生杀老师、校长后分割煮食的惨剧。作家郑义赴广西调查统计，广西全省至少有壹千人被吃。[40]  文革后，由于当局不可能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响应毛泽东号召的基层杀人罪行也无从清算。多年后，当被问及为什么连无辜婴儿都杀时，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的韩玉春夫妇说：“从四清起就大讲阶级斗争，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文革开始后，壹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妳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壹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文革结束后，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壹幸存的女儿1800块钱，算是补偿还。韩夫人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被害人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中共制造的遣送屠杀显示共产革命带来的祸害规模空前，残忍程度空前。经过历次运动，地主、富农已经成了农村中最穷的人，资本家成了城市中的贫民。可是，中共对这些人剥夺财产后还要反复地，长期地斗争、迫害，在文革中对幸存者再遣送，屠杀，用红卫兵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把他们打倒在地，再踏上壹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经过长期阶级斗争灌输，国人的残忍在文革中爆发，留下了灭门、吃人等世界历史上最恶毒的记录。应当指出，中共布告要打击、遣送、屠杀的“十壹种人”、“二十壹种人”中的大部分人其实是志士、义士，中共所谓的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大多是当年的抗日志士，中共所谓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基本都是对土改、镇反、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运动暴政的抗争者。由于《公安六条》和《三壹八布告》实在见不得人，当局在文革后下令将文件销毁这两项迫害了百万人的重要文件，如今在档案馆里都不见了这两项重要文件的踪影。

720事件与王关戚事件 

造反运动中，武汉地区形成了“工人造反总部”（工总）和“百万雄师”两大造反派组织。中央军委下达“支左”三项指示后，武汉军区认定两派中较为保守的“百万雄师”为“左派”，下令将激烈冲击军队机关的“工总”解散。喜欢住武汉的毛泽东直接插手武汉局势，认定造反更激进的“工总”为“左派”。按毛的意思，中央文革要求武汉军区改变“左派”认定。武汉军区不知道中央文革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按照中央军委禁止造反派冲击军队的《八条命令》行事，不理会中央文革对武汉的插手。

在武汉局势混乱之后，毛泽东又要到武汉住。1967年7月上旬，周恩来到武汉东湖宾馆为毛泽东打前站，感到了武汉的混乱，为了保密下令更换了东湖宾馆的全部服务员。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秘密到达武汉。由于对武汉军区不信任，毛泽东率谢富治、王力秘密住进东湖宾馆，将行踪对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保密，对外只说是谢富治、王力代表中央来解决武汉问题。18日，谢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到“工总”总部宣布 “工总”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派，要求武汉军区改变“支左”的认定。武汉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不服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发号施令，于7月20日派兵冲进武汉东湖宾馆，将王力绑架到武汉军区大院批斗、殴打，随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抗议中央文革对武汉“左派”的认定，是为“720事件”。

事件中，秘密住在东湖的毛泽东被冲进宾馆的军队吓坏了，召周恩来前来救驾。周火速安排专列、专机、长江舰艇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亲率三架飞机从北京飞到武汉，安排毛趁夜从东湖宾馆后门逃离。自从1956年壹次乘机受到惊吓后，毛泽东再不乘飞机，出行壹律兴师动众地调动专列，每次突然出行都造成铁路系统大混乱和十几万旅客滞留。此时，为尽快逃离武汉险境，他只好同意乘飞机。当机长问飞往何处时，他只说先起飞，待飞机起飞后才说飞上海。到上海后，毛泽东下令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撤职，由武汉空军将领刘丰接掌武汉军区。江青进言称“720事件”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的反革命事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建议让造反派建立武装。毛接受江的建议，发出了“武装左派”的指示，并批准在北京给王力开欢迎会，以示支持造反派向军队造反夺权。7月22日，周恩来等文革派安排数万群众在机场举行盛大仪式欢迎谢富治、王力到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拥抱，谢、王，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挽著王力走出机场，制造了英雄凯旋场面。7月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集了“百万军民声讨武汉党内、军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集会，林彪出席发表讲话，高调支持造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接掌武汉军区的刘丰以叛军罪名将独立师撤销番号，武力歼灭了二十多万“百万雄师”武装和武汉军区部队，并在湖北全省展开了对“百万雄师”的大搜捕，将大批武汉军区官兵送去劳改。7月底，陈再道被押到北京接受批斗，在周恩来主持的批斗会上被壹群高级军官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低头弯腰六、七小时。

8月1日，《红旗》杂志刊发了王力、关锋撰写的，鼓动继续向军队造反的社论（《八壹社论》）。社论号召“揪军内壹小撮走资派”，反“带枪的刘邓路线”，明确煽动造反派夺取军权。在中央文革的明确支持下，地方造反派与军队中造反派组织以“揪当地陈再道”为口号，联手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队的武器、物资以扩大武装，与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各军区纷纷电请中央军委批准镇压造反派，壹些将领喊出了“打倒中央文革成员”的口号。军队将领们的愤怒口号让毛泽东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大多数军队将领对造反派冲击军队强烈不满，“打倒中央文革”的口号意味军队对他本人不满。他清楚，各军区的将领都与陈再道壹样对中央文革不满，如果向对陈那样将更多将领撤职查办，兵变随时发生。另外，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之说使毛泽东感到林彪经营军队多年后已经坐大，自己面临军权被架空的危险。权衡利害后，毛泽东决定立即转向，停止鼓动向军队造反，安抚不满的军队将领。8月中，毛泽东回到北京，指示从轻发落陈再道，将鼓吹“揪军内壹小撮”的两篇《红旗》杂志社论斥为“大毒草”，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骂为“毁我长城” 的“小爬虫”，下令追究他们发表“乱军”社论的责任。毛泽东的突然转向令中央文革成员们慌了手脚。这壹转向等于宣布，此前中央文革根据《五壹六通知》煽动在军队中造反错了。江青和康生赶紧将责任推给签发社论的陈伯达，虽然大家都知道《红旗》的所有社论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推出的。8月下旬，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毁我钢铁长城”、“还我长城”等批语传达全国。这壹批语成了另壹道镇压令。对造反派忍无可忍的各地军队将领据此对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的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对军队中的造反派展开了大规模清洗。武汉720事件（百万雄师事件）是毛泽东亲自插手制造地方内战和混乱的代表案例。他先是鼓动造反，鼓动冲击军队，“为内战干杯”，随后又号召“大联合”、禁止冲击军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数百万响应号召的红卫兵、造反派成了他的牺牲品。

在制造灾难后找人作替罪羊是毛泽东惯用套路。在延安，他发动整风运动整肃了壹大批干部，随后他指责整肃扩大化了，将责任推到了运动执行者头上；建国后，他发动镇反运动，在指挥屠杀了两百万人后指责基层执行者过火了，犯了错误；在制造大饥荒后，他将责任推给各省基层干部和国民党，声称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发动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整风整社”、“社教”（四清）运动，整肃了执行他政策的百万基层干部。这壹次，他找替罪羊的脉络更加清晰：文革是他发动的，《五壹六通知》和《十六条》是他审定的，其中要整肃“军队中的走资派”是他提出来的，各地造反派向军队造反、揪斗军队将领、冲击军队机关是他煽动的。在军头们壹致反对向军队造反，统治基础受到威胁情况下，他制造出了“乱军”、“毁我长城”等罪名，抛出爱将王、关、戚和全国壹大批造反派领袖作替罪羊以安抚将领，挽回军队效忠。

为权力斗争需要抛出爱将，也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不久前，他为拉林彪保驾而抛弃爱将罗瑞卿，这壹次抛出的王、关、戚。被毛骂为“小爬虫”的三位都是因写政治批判文章而被毛泽东提拔进入高层的。三位的文章构成了中共中央几年来最重要的文献。王力主笔、起草或审定的文章有《九评》、由林彪署名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发动文革的《五壹六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等等。王力下台后，他的冤枉继续，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了毛泽东的理论。关锋因编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而获毛任命为《红旗》杂志编委，随后因发表壹系列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再获提拔。这些文章包括，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批判杨献珍“合二而壹”论的系列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五壹六通知》（合作起草）等等。此次，他根据《五壹六通知》精神起草了《八壹社论》，想再立壹功，不料获罪。戚本禹窜升始于发表攻击翦伯赞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壹文。毛泽东赞赏该文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戚本禹闻言，再发表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该批判》的文章，给翦伯赞扣上了“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随后获毛泽东任命为秘书以取代田家英。不久，戚本禹写出了让刘少奇读后气得吐血的代表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发表。王、关、戚秉承毛泽东的旨意煽动在军内造反，结果被毛泽东以“乱军”罪名关进监狱。三位入狱后，中央文革开展了对他们的批判运动，给他们罗织了“反党、反毛主席”等罪名。三人因写不讲道理的整人文章走红，然后因写文章而获罪，文革后再成为元老们发泄怨气的打击对象，被判处十数年的徒刑并被开除出党。戚本禹在晚年回忆录中披露受迫害的情况写道：“我刚进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原来公安部的人，这些人对我还讲政策。后来不知怎么调来了壹批从海军转业过来的管理员。其中有壹个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对我好像怀有特别的仇恨，经常以各种借口毒打我。有壹次他竟用他穿著海军军用皮鞋的脚猛踢我的脑袋，我当场就被他踢得昏死过去。之后我壹连昏睡了好几天，虽然还有点知觉，但脑子里却什么意识都没有了。那人看我几天都没吃东西，就说我装死，是想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然后他就拿了壹把很大的铁钳硬把我的牙齿撬开，也不知他往我的嘴里灌了点什么东西进去。过了好几天我才渐渐苏醒过来。……在1980年的时候，把我和关锋两个人都关进了秦城监狱的“死牢”里。那是秦城监狱里面条件最恶劣的单人牢房。这种牢房除了牢门，四周都是封闭的。很小的壹个房间，吃喝拉撒睡都在地上，在地上挖个洞，供大小便之用。关锋疯了的时候，就用手往这洞里抠屎吃。……在秦监狱，绝大多数的牢房都没有装纱窗，蚊子、苍蝇是到处自由飞的。何况那蚊子也不是他饲养著的，怎么就听他指挥呢？其实，只要坐过牢的人恐怕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妳要是不习惯被蚊子咬，那妳在监狱里根本就别想睡觉了。坐牢的人都被蚊子咬习惯了。那时我每天醒来，身体下面被压死的蚊子少说也有好几个。我都觉得，我身上大概已经有了某种抗体，蚊子再怎么咬也都已经不在乎了。监狱的伙食也是没法提的，按规定，我每月的伙食费是38元，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高的了。可是给我们吃的东西里面经常有死老鼠、苍蝇、蟑螂。我看过好几次，管理员从锅里拎出死老鼠往外扔，看到它，我就壹天吃不下饭。我想起了在大跃进时，毛主席号召全民除鼠害实在是太英明了。”戚在回忆录扉页题词：“谨以此书纪念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他为残酷迫害人的毛泽东和文革欢呼，就应为在秦城狱中受到殴打和虐待感到高兴。

军宣队与工宣队以及五七干校

经过两年的造反运动，全国壹片混乱。军队将领普遍反对造反运动，喊出“打倒中央文革”口号。毛泽东意识到军队的不满将危及统治基础，于是转向，发出“大联合”的号召，要求停止武装，恢复秩序，镇压造反派。这6102;，他遇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初期文革时既要维护秩序，又不能否定造反的困境。他不能正式否定自己壹系列鼓动造反的文件口号，又不能恢复各地原党政机关，因为那样将证明他的壹系列造反号召是胡闹，况且已经掌权的造反派和支左军队也可能抗拒被“打倒”的原党政机关回来掌权。无奈中，毛泽东只得重新实行建国之初以军事管制的办法。中共中央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了军管。由于基层权力机关都被摧毁，军管范围只能不断扩大，最后军管范围竟然扩大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各军事院校、军队机关，出现了军队机关被另壹支军队“军管”的情况。这时的学校极度混乱，上千万在校学生无所事事，胡作非为。毛泽东派军队进驻学校，对学校也实行实行军管。中共中央传达他的“最新指示”说：“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壹下和不训练大不壹样”。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以军管、军训的办法结束学校的混乱状态。

毛泽东的“支左”已被证明是制造灾难，在全国实施军管也是灾难。“军管”下的中国与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壹样具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性质：党政军壹体化；军队由领袖控制；国家没有反对党；政府控制舆论，没有独立媒体；强调思想统壹；强调集体主义，压制个人权利；整个政府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宣传操控民众。“军管”之下的中国还具有奴隶社会的性质，民众的财产权、人身自由被剥夺，生命权也不保。在全国实行军管的荒唐作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全国如同壹个大军营，所有的人听从他的旨意。

伴随军管，各地的新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为军队把持，国家向辛亥革命中各地军头称霸，不听中央政令的军政府状态倒退。毛泽东对林彪集团为首的军头势力膨胀局面感到不安，想结束军管局面。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成员们都想到了壹个传统办法，那就是沿袭土改运动、“四清”的作法，派工作组作去接管权力。文革之初刘少奇就是采取了这壹作法试图恢复秩序。毛泽东以斥工作组“镇压群众”，支持学生和造反派驱逐工作组的策略将刘少奇赶下台，同时也给工作组戴上了“白色恐怖”帽子。因此，派工作组接管权力的话毛泽东说不出口了。中央文革了解毛泽东的困境，献计将工作组改名，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毛泽东感到壹举两得。

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开进了北京高校，开始制止武斗。红卫兵们坚信毛泽东支持造反，认为“工宣队”、“军宣队”是改头换面的工作组，拒绝停止造反。7月27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武力抗拒工宣队接管学校，酿成重大伤亡。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指责红卫兵错了，声明派“工宣队”、“军宣队”接管学校是他的决定，周恩来跟进找剻等彻夜谈话。红卫兵领袖们难以理解毛的翻云覆雨，但也只好就范。随后，“工宣队”、“军宣队”开进北京各大专院校，解散造反组织，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接管学校的领导权。

8月，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与林彪壹起接见“工宣队代表以为工宣队造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宣布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全国学校机关，恢复秩序。9月，军宣队、工宣队开进了全国学校和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机关，开始举办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整肃班，对红卫兵和造反派骨干进行整肃。至此，持续两年的红卫兵运动结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沦为了整肃对象，被大批逮捕关押。

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机关本来是结束冲突和混乱局面的无奈之举。按说，混乱局面结束后应当恢复学校、机关原来的领导当局。但是，毛泽东壹来要维护自己煽动造反的颜面，二来仇视正规的大学当局，认为大学应由工人、农民管理三来认为学校应继续以搞政治运动为主，于是像制造台海危机后下不了台，长期维持开炮战那样，不再恢复原来的学校、机关主管当局，让“工宣队”、“军宣队”长期管理高校、科研、文化机关，对这些上层建筑实行人民公社那样的军事化管理，延续著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统治时期。

与“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同时，中共在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源于大饥荒中的军队生产基地。大饥荒中，农村遍地饿死人，军队也断粮，军粮多是发霉的地瓜干。[41]  解放军总后勤部请示中央军委自己动手搞生产，毛泽东立即批准。其实，农民更能够生产自救，毛泽东明知农民长期饥荒而不允许农民种自留地。他不担心农民反抗，但不敢让军队挨饿，害怕军队饿急了会兵变。从1961年开始，军队大办农副业，大多数连队都有了壹块菜地，壹个猪圈。饥荒过后，毛泽东紧接著挑起了越战和“三线建设”，人民和军队都困苦，军队的生产基地没有取消，反而发展。

1966年，林彪报给毛泽东壹份题为《关于进壹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其中介绍军委总后勤部关于牛田洋生产基地的事迹。毛泽东于5月7日批示：“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壹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壹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42]   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批语（五七指示）和总后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壹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文革开始后，各地大批干部被批斗后关进“牛棚”（这壹说法源于苏区肃反），没有关“牛棚”者被安排打扫卫生及勤杂工作。随著被打倒者越来越多，各地新成立的革委会负责人纷纷向中央请示如何处理如何处置这壹大批干部。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再发表指示（七二壹指示）说：“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他暗示文科大学不用办了，理工科大学也少办，缩短，动员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在校生都到农村去劳动兼“改造思想”。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请示中央不见答复后决定：办壹个农场，把“牛鬼蛇神”干部、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人员及富余人员集中安排到那里劳动改造，选定在庆安县的柳河办劳改农场。他们想起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决定将劳改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正当毛泽东考虑如何安排各地“牛鬼蛇神”干部的问题时，柳河“五七”干校成立的消息让他兴奋。他感到，这正是他理想的大学模式，同时也为安排“牛鬼蛇神”干部找到了出路。他在《人民日报》（1968年10月5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壹文编者按中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壹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据此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部机关、各省、市、地、县在几个月内开办了各自的“五七干校”，将数十万受文革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送到边远贫困农村的“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中共将这种老弱病残，拖家带口的流放劳改宣传为“滚壹身泥巴，炼壹颗红心”。其中，文化部门送去五七干校劳改的数千人其中包括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谢冰心、沉从文、严文井、臧克家、萧乾、郭小川、巴金老、俞平伯、钱钟书、何其芳等著名文艺家。被整肃为“牛鬼蛇神”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余地，听从安排成了“作五七战士”。他们中的多数已在苦难之中，被“关牛棚”，或受“群众专政”迫害，认为去干校作学员好过被关押、批斗。 来到“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开始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毛主席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劳动之余还要写交代，作检讨。干部、知识分子们到了五七干校并没有逃脱整肃运动。很多体弱者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对于流放干校的生活，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留下的是不堪回首的精神、肉体的屈辱记忆和苦难的文字，如杨绦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和《牛棚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静远的《我在干校壹千天》。

以“军宣队”、“工宣队”、“五七干校”为代表的毛泽东式教育革命是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壹页。中国古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尊重知识，要求“宰相须用读书人”，开创了壹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代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朝廷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官府负担食宿的学生就有十多万人。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书院兴盛，其中最知名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南宋时，很多州，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地，都建有书院。在政府财政破产的清末民国时代，历届政府秉承了重视教育的传统，拨出尽量多的教育经费，保障教师的高收入。大多数民国军政要人热心教育。袁世凯是积极办教育的代表人物，督直时推动直隶教育突飞猛进，与张之洞联手推动了留学热潮；黎元洪捐建武汉大学体育馆；唐继尧办云南大学；曹锟每到大学总在教授休息室候著，对下课的教授表示感谢；张勋捐款建立北京江西会馆，南昌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为邵式平（江西省第壹任省长）、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壹大批江西学生发助学金、奖学金，个人包了奉新藉大学生的生活费；陈炯明在漳州搞地方建设时提出教育支出“占岁出额之强半”，在主持制定的省宪中规定：“每年军事预算不能超过财政预算十分之三，而教育经费不得少于十分之二”；张作霖要求将财政支出的四成用于教育，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重要标准；冯玉祥办了“武训小学”；齐燮元出资办希望小学；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办吴忠中阿师范学校、回民教育促进会所属学校；韩复榘在山东省政府主席任上拨巨资办教育，支持何思源、梁漱溟办乡村教育，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推动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至1933年的100余万；阎锡山治晋三十八年间大力推动教育，山西的教育进步领先全国，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其中山西的适龄儿童入学率超过80%，领先世界；国民政府主管教育的陈立夫在抗战中个人举债办教育，这成为他晚年贫困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在天灾战乱频仍的年代推动教育进步。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 元—100元，教授月薪与国民政府部长的待遇相当。在19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同期上海工人的月薪仅15元，可见国民政府之尊师重教。提高老师待遇之外，民国政府不干涉教材编纂，放手让由胡适、舒新城、郭秉文、朱经农、黎锦晖、廖世承等壹流教育家主持编纂教科书。在抗战最艰难，国家财政破产，靠增发钞票维持运转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坚持免费义务教育，培养了“十万战区流亡学生”。国民政府在1946年制定的《教育宪法》中规定，“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并在教育经费上严格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在被推翻前，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举措之壹是“抢救学人”，抢救学术国宝。

与上述热心教育的民国政要相反，在学生时代受惠于赵恒惕在湖南大办教育的毛泽东鄙视正规教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时，他感到受那些大知识分子的气，由此形成了敌视大学、正规教育制度和知识份子思想。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壹文中划分中国社会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五大阶级，称革命的敌人是“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知识阶级，称“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壹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壹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等。他称“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份东西洋留学生，大部份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为“中产阶级”。他把知识分子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是半反革命。” 他称“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按这些人的家庭富裕程度把他们分为左中右三部份。“富裕部份──右翼，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称“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包括知识分子。[43] （中共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将毛上述敌视知识分子的壹半内容删去）受毛此文影响，苏俄顾问在为国民党北伐军制定口号时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口号。这样的口号引起知识界的恐慌，成为各界支持国民党发动四壹二事变对苏决裂的壹个影响因素。在延安，毛泽东对莫斯科归来的红色知识分子和投奔延安的小知识分子也不能容忍，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残酷整肃知识分子。

建国后，中国教育惨遭蹂躏。毛泽东虽批准从《毛泽东选集》中删除知识分子反革命的内容，但对视知识分子的敌视心态有增无减。他不仅将资源用于对外发动战争，不发展教育，而且将知识分子列为整肃对象，多次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他下令砍掉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科，他列举孔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和高尔基等古今中外没上过大学的名人证明正规教育没有必要存在。中共宣传毛泽东有教育革命的思想。其实，他所谓的教育革命核心就是取消正规大学。出于取消大学的思想，他发动文革从高校开始，煽动学生造反，有意让全国学校停课。他在中共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提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都不是无产阶级的，连延安的那些红色知识分子也不是，也是整肃对象。因此他所言的“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其实是要求摧毁正规的教育系统，学校不能由知识分子领导。在他的煽动下，全国的学生掀起了迫害教师，打教师、杀害教师的狂潮，几乎所有学校的领导和教师都在文革中受到过批斗和迫害。毛泽东心目中的大学就是人民公社，是全民纳入其中的“革命大学校”，要求把大学搬到工厂、农村，让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劳动改造。他没有资助教育的概念，将可怜的财政资源尽量用于了发动战争、对外援助和输出革命，不仅希望军队生产自足，也希望教授学生们自已养学校，不用政府拨钱。他指示办干校，要求学生、教授、文艺家们都去边远地区去劳改，以便将中国的教育经费全部取消，将资源全部用于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在他看来，大学可有可无，大学校长谁都可以当。红卫兵造反之初，他曾想任命红卫兵领袖蒯大富为清华大学校长。派“工宣队”、“军宣队”掌管学校时，他指派自己的机要员谢静宜和科长迟群去掌管最高学府清华与北大，将中国的最高学府办成了以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等整肃运动为业的迫害场所，办成了在全国开展政治整肃运动示范中心。按照毛泽东授意，迟、谢在清华、北大将知识份子贬为“臭老九”，营造出教授们在军宣队、工宣队面前诚惶诚恐的精神恐怖环境。毛泽东生命不息，祸害教育不止。直到他去世，“军宣队”、“工宣队”、“五七干校”和军管将领主持“革命委员会”的灾难才走入历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建国后，中共背弃《共同纲领》中的承诺，开始剥夺、消灭私营经济。“五反”运动后，城市私营工商业大批倒闭，手工业，轻工业雕敝。与此同时，农村中的私营经济在合作化运动被扼杀。私营经济代表著经济的活力，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消灭私营经济带来了政府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毛泽东要求发展的军工业不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政府无计解决失业问题，于是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青赶往农村。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壹文按语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写道：“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随后，他再发批语：“壹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壹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6年，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将超出农业、轻工业资源许可的军工建设项目大幅压缩。这壹避免经济危机的紧缩措施使本已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应对失业问题，中共中央出台壹系列举措，鼓动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动员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垦荒，在《壹九五六年到壹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由此，中共开启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57年，刘少奇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44]  壹文中推动上山下乡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根据中共中央政策，文艺界推出了壹大批宣传鼓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务农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是1958年推出的豫剧《朝阳沟》。受《朝阳沟》宣传和各级政府鼓动去农村的知识青年没有“大有作为”，而是在大饥荒中大批饿死。应对饥荒，中共中央提出了“八字方针”，其中壹项主要内容是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关闭大批大跃进中开工的军工项目，将上千万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去。1962年5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进壹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城市中壹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

从1955年到1962年，中共宣传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遗余力，但收效不大，全国只有20万知识青年去了农村。这20万人中自愿者极少，绝大多数是因中共秘密实施的“政审分类，对政治上不信任的青年升学不予录取”政策而失去升学和城市就业出路而被迫去了农村。鼓动知识青年去农村不成功，城市的就业，住房短缺等问题日益严重，中共没有别的办法，唯有加大力度推动知识青年去农村。1963年，中共成立了周恩来为主管，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的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1965年—1980年下放1200万知青到农村的长期计划。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提出，计划在十八年内动员35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务农，随后主持国务院发布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草案推出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倡议“插队”说：“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壹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45]   在1964年的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其内容是，改变将城市知识青年安排向国营农、林、牧、渔场的作法，号召城市知识青年直接到农村去插队作农民。

邓小平“新思路”之新在于，《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规定政府对去农村的知识青年提供补贴，安排他们到国营农、林、牧、渔场，享受壹定的生活保障，还不像农民那样完全受穷。而“新思路”讲明政府不再花钱补贴了，让下乡知识青年完全与农民壹样受穷。周恩来赞扬“新思路”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壹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妳们回去订计划时，第壹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推动“插队”的邓小平、周恩来等高层都非常清楚，国家财政亏空的原因是毛泽东挑起的越战。邓小平代表毛泽东赴越南，向越共承诺无偿援助，壹开口就是200亿元的。高层们都很清楚，相比越战的巨额开支，对知识青年去农村的补贴只是九牛壹毛。因此说，“新思路”是“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省下对知青的补贴不过意味多送给越南几车皮“援越物资”而已。

配合《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共树立起了邢燕子、董嘉耕、侯隽、薛喜梅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榜样，鼓动青年们效仿，文艺部门推出了鼓舞壹代青年的歌词：“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1964年底，毛泽东邀邢燕子参加寿宴，报纸高调报导，期望全国知识青年效仿她主动去农村落户。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中共以各种办法迫使约130万青年去了农村。这些去当农民的知青几乎全部是因“家庭出身”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和就业机会，没有出路，在各种压力下而被迫上山下乡的。政府用强迫办法可以暂时、部分地把失业包袱甩到农村去，但无助解决失业问题。在中共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间，失业问题没有缓解，反而日趋严重，证明了政治强迫无助解决经济问题。

文革开始后，全国混乱，经济瘫痪，学校停课，高校停止招生，壹千多万应届毕业生没有就业和升学的出路。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明，大批中学毕业生已过毕业期，应当分配出去，否则新的学生就进不来。应对这壹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共除了驱赶更多知识青年去农村全无其它办法。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这时，高层都清楚，十多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经验证明，邢燕子，侯隽只是当局刻意树立的极少数的个案，绝大多数知识青年不愿去农村，政府在文革前十年动员加强迫只达到了壹百多万人上山下乡的目标，如今全国1966、1967、1968年初高中应届毕业生（老三届）有壹千多万，自愿的办法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于是，中共采取强制手段，向各级“革委会”下达了的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强制性任务。各级“革委会”要完成强制指标，只能各显其能，采取各种强迫手段，包括宣布“下乡光荣，不去不行”，派人到家里动员，停发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资，强行注销城市户口等等。然而，这样强制性动员还是不能奏效。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同时刊出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中没有明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动员转变为了强制。接下来是当局的壹系列强迫办法，包括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街道驱逐，让千万知青在城市里呆不下去。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几届毕业生及家人无力抗拒，只好听从政府指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每批知青下乡的时候，“革委会”都要组织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政府控制报纸和新闻纪录片只报导情绪高昂，红旗招展，知青带大红花、手捧“红宝书”，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扎根农村壹辈子”，而隐瞒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车站哭声壹片的凄惨场面。当时，每个家庭都有说不完的伤心事，知识青年及家人都不知道此壹去能否回来，车站送别时，人们的伤心情绪互相影响，同时爆发，形成万众痛哭的场面。

到农村后，知识青年们感到了现实与期望的巨大落差，遇到了生活，感情，出路等方面的问题，感到失落、苦闷，甚至绝望。他们被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和几年前大饥荒的述说强烈振憾，从狂热转为冷静，从盲从转向思考。他们感到，贫下中农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对地主充满仇恨，对新社会充满热爱，感到并不能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再教育”。

从1968年开始的几年中，全国有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在1968年底发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了关于知青问题的指示。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诉说儿子下乡后遇到的生活困难。毛复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的复信被中共广泛宣传，作为对各地知青的安抚。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既没有提出解决知青们面临问题的办法，也没有澄清知识青年到农村是短期的，还是终身的，使知青们对前途更加迷茫。各地知青受迫害，女知青被奸污，以及知青自杀事件大量发生。

中共将知识青年引向农村边疆的另壹途径是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中共从建国之初就建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的农场以解决战后军队出路问题。到文革的十几年间，政府安排了大批知识青年到兵团和农场工作。1968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中共组建了沉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将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五个师（后扩大到六个师）。1969年，中共再建立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安排数十万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屯垦戍边”。去兵团与插队的最大区别正是邓小平“新思路”指出的，前者享受壹定政府补贴，需要政府花钱。

两千多万知识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事，是革命带来的灾难。毛泽东所说的“农村是壹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没有错，知识青年到农村劳动锻炼也不是坏事，但是几千万知识青年没有出路，被政府强权驱赶到农村去却是毛泽东时代独有的暴政。在新中国之前，历朝历代政府没有，也没有必要发动这样的运动。因为第壹，从古至今，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没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之分，农民与市民之间没有界线，农民农忙务农，农闲进城务工，城里人赚了钱在乡下置产作地主，乡下人进城谋生成功就成了城里人，人民自由迁徙、择业，是真正自愿的“哪里需要哪里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从古至今，知识青年务农都是自愿的。领导乡村的乡绅阶层几乎都是知识青年，他们不是政府动员或强迫到农村落户的，而是自愿在农村置业，作地主乡绅，领导乡村进步；第三，旧中国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自由发展，为知识青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就业出路，自然达到劳动力供求平衡，根本不需要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第四，共产革命前的中国农村私营经济活跃，劳动者在农村不愁找不到长短工机会，农村也有大量的手工业就业机会，城里人到农村谋生不需要政府强迫。而在新中国，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了经济活力，扼杀了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使知识青年丧失了就业出路。在中共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城市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光扼杀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扼杀了农村的就业机会。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只有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中磨洋工受穷。知识青年到这样的农村不仅无所作为，更是与农民抢饭吃，使农民更穷。

中共在文革前就提出了到农村插队扎根的号召。这壹号召的实质是，政府将原先吸引知青插场的生活补贴也省了，动员百万知识青年由插场改为插队就可以省下十亿元的补贴款。文革中，政府强迫两千万知青插队，省下了更多的补贴款。政府省钱不壹定是暴政，但在毛泽东发动越战，输出革命，无偿援助外国共产党，以巨额金钱发动外国革命的情况下，省下对上山下乡青年的补贴，将青年们赶去边远农村受穷无疑是史无前例的暴政。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是消灭私营经济带来的灾难。不恢复私营经济，失业是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文革只是加剧了这壹问题，因此驱逐青年到农村的运动是共产革命特有的灾难。

样板戏独占舞台

196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匿名发起了壹场对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运动。12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江青不满足于发动壹场批判运动，开始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培植宣扬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新戏，希望通过她熟悉的文艺领域走向政治舞台。

1964年6月，毛泽东在“社教四清”运动中再对文艺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壹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在文艺界展开了整风运动，将夏衍、田汉等文艺负责人撤职，并实施整肃。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江青与毛泽东配合，不断在《人民日报》上匿名发表批判文章，先后批判《红楼梦研究》、电影《红旗谱》、电影《朝阳沟》、京剧《谢瑶环》、昆剧《李慧娘》、京剧《海瑞罢官》，给文艺作品扣上“歪曲革命历史”、“歪曲阶级斗争”、“歌颂错误路线”和“大毒草”等帽子。在政治整肃威胁下，戏剧纷纷停演，全国剧团大批解散，戏剧领域，连带文艺领域，壹片萧条。

对文艺戏剧作品展开政治批判的同时，江青与康生配合，策划排演了几部新戏：沪剧《芦荡火种》移植的京剧《沙家浜》，京剧《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根据同名沪剧移植的《红灯记》、根据淮剧《海港的早晨》移植的京剧《海港》等。1967年5月，江青选定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北京舞台同时推出了《智取威虎山》等八个现代革命剧目，引起轰动。配合新戏推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剧本，并发表了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46]  《文艺革命》期刊同时发表了《江青同志对京剧红灯记的指示》，其中提出“样板戏”“三突出”原则。江青的“三原则”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英雄人物”；以及样板戏的“三陪衬”补充为：在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反面人物要反衬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之中，壹般人要烘托、陪衬英雄人物；在所有英雄人物之中，非主要英雄人物要烘托、陪衬主要英雄人物。随著文章发表，江青栽培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被正式命名为“革命样板戏”。

按说，样板是相对众多非样板作品而言。但江青、毛泽东长期对文艺作品实施政治整肃，封杀了文艺作品的生存空间，使别的作品无法存在，于是，江青的板戏成了文革中唯壹能上演的戏剧，独占了国人的视听，造成了全国人人会唱，甚至段段传唱的黑暗状况。党化文艺局面下的所谓红色经典必然是掩盖真相的宣传品。作为党化文艺的代表作，样板戏不可避免地是歪曲历史，善恶颠倒宣传品。但就艺术而言，“样板戏”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剧本创作、音乐创作、舞美设计、导演、表演等方面“推陈出新”，创造了现代戏的新高峰，塑造出的李玉和、杨子荣等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形象、台词和唱段都感动了文革的国人。在音乐配器上，“样板戏”引入了西洋乐器，给人耳目壹新的感觉。在舞台美术上，“样板戏”采用了大量的实景，突破了传统戏曲舞美“壹桌两椅”的重虚轻实模式，给人以真实之感，成为戏曲舞美虚实结合的真正样板。1970年代初，江青推动将八个样板戏陆续搬上了电影银幕，组织推出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另壹批样板戏。

 “八个样板戏”之外，曾经还有壹个由江青亲自抓的“革命现代京剧”《红岩》。作为党文艺的代表作，小说《红岩》也是歪曲颠倒事实之作，将抗日机关中美合作所污蔑为酷刑折磨共产党人的人间地狱。《红岩》出版生逢其时，适应了毛泽东“反帝反修”，“大讲阶级斗争”的需要，被中共宣传部门改编成了众多其它艺术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连环画《红岩》等等。在各剧种、各地方剧团争相改编的热潮中，江青指定歌剧团《江姐》的编剧阎肃和京剧《沙家浜》的编剧之壹汪曾祺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现代京剧，指定扮演阿庆嫂的名角赵燕侠扮演京剧《红岩》的女主角江姐。[47]  根据江青的指示，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及演员被关进渣滓洞集中营壹个星期“体验生活”，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只给窝头和白菜汤，不准说话，带上手铐，大家排演高唱《国际歌》，[48] 排演被审讯，排演拖出去枪毙，排演放枪时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等。《红岩》戏的造假过程在党文艺作品中具有普遍性，所有党文艺作品出台过程大致相同，都是按中共宣传目标的造假过程。在江青推动排演京剧《红岩》时，中共对四川地下党组织成员的整肃没有停止，地下党们被戴上了 “王明错误路线”的帽子。江青知道毛泽东最记恨王明，于是决定把江姐改成由军队党派出的女干部。文革开始后，编剧汪曾祺、女主角赵燕侠被批斗，小说《红岩》被批判，罗广斌被逼自杀（罗在国民党监狱中壹年多无恙，在共产党监狱中十几天就活不下去了），江青又怕“王明路线”沾边，只好放弃《红岩》“样板戏”。

几部样板戏长期独占舞台的局面是革命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历史上最专制的统治者也不曾封杀民间的戏剧。民间戏剧可以唱“地也，妳，妳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妳错勘贤愚枉做天”而不受朝廷干涉。共产革命之前，从未有过壹个党独占舞台，封杀所有不歌颂自己的戏剧，从未有过统治者强迫所有戏剧、文艺歌颂自己的情况。中共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文艺方针。这壹讲话精神与所谓无产阶级文艺、文艺革命是壹回事，都要求扼杀壹切非共产党的文艺作品，使舞台只为歌颂共产党而存在，取缔人民的精神享受，使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成为洗脑工具。建国后，独立于共产党的文艺被禁止，文艺作品只为服务共产党壹党之私而存在。在这样全面党化的局面下，真正的文艺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出台的可能，人们能够看到、听到的全部是党的宣传品。文革中，毛泽东、江青达到了他们的文艺革命目标，舞台上只剩下了二人认可的几部戏。国人不知道，毛、江夫妇自己在小影院、小剧场享受著他们所谓的“封、资、修” 作品。

随著文革结束，在样板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听的时候，国人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曲。人们无法忘记最初听到邓丽君歌曲时的那种感觉。因为人们被党文艺宣传品窒息得太久了，创伤得太深了，忽然听到了非党的天籁之音，如同在窒息中吸到了新鲜空气，在沙漠中得到了甘泉，那种心灵的抚慰是文革国人无法忘怀的。

中共九大

中共党章有定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但毛泽东总是以回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办法维护独裁地位，总是在清洗权力斗争对手后才召开大会。延安6102;期，他壹再推迟中共七大召开以回避王明的挑战，使中共七大与六大相隔了十七年。大饥荒中，他以扩大高层开大会规模的办法无限期推迟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已经被实际摧毁，这时毛泽东才决定召开中共九大。

没有了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旧心病，毛泽东又添了新的心病，那就是崛起的林彪集团。建国后，林彪病痛缠身，淡泊权力地位，长期养病，无奈被毛泽东壹次次拉他出来掌军保驾。庐山会议中，毛泽东半路召林上山，依靠林彪代表军队的支持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以林彪接掌军同时，毛泽东派亲信罗瑞卿为总参谋长以牵制林彪。发动文革时，毛泽东再请林彪保驾。林彪提出以“去罗”为条件。毛泽东抛弃了罗瑞卿，但派另壹爱将杨成武为总参谋长，继续牵制林彪的军权。在随后的文革巡视中，毛泽东命杨成武随侍左右，负责向军队传达指示。林彪对毛泽东总是安排“监军”牵制不满，再要求“去杨”。在全国混乱中，毛泽东离不开林彪的支持，再抛弃杨成武。1968年3月，林彪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罪名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撤职关押，以亲信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改组了军委办事组，任黄为组长，任吴法宪为副组长，以自己班底的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成员，同时宣布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停止向军委副主席聂荣臻等几位军委原领导人送有关文件，以自己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这时，林彪还没有意识到，随著刘少奇下台，他与毛泽东之间互相利用的游戏已经结束，盟友成了对手。毛泽东与史上众多君王壹样，长期生活在失去大位的恐惧中，总是在盘算收拾第二把手。

在筹备召开九大之时，林彪与毛泽东就是否应当结束文革运动发生了分歧。林彪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文革，国家政治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清洗刘少奇目的达到后应当结束文革，恢复秩序和经济。陈伯达支持林彪的意见。二人商量后，陈拟出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在其中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反对结束文革，要求继续“斗争”和整肃，对陈伯达的大纲极为不满，授意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另行起草政治报告。张、姚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拟出了题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报告稿。林彪对毛泽东抛开陈起草的政治报告而另起炉灶不满，反对张、姚报告中没完没了革命的主张。但他没有勇气挑战毛泽东，默认毛泽东决定的报告讲稿。

决定召开中共九大的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中苏边境打壹仗，为九大冲喜。文革中，中共既“反帝”又“反修”，指使红卫兵冲击苏联使馆，造成中苏边界关系紧张。1968年末，两国边防军在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频繁发生摩擦。1969年3月2日，中国特种部队奉命在珍宝岛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苏军数十人。两周后，苏军大规模报复，导弹射入中国境内二十公里，造成中国边防军近千伤亡。得知北京在苏军导弹的威胁之下，毛泽东极为恐惧，想躲到南方去。但在北京召开九大的决定已经传达全党难以更改，于是他下令将“九大”改为秘密召开。根据决定，各省代表秘密集结，不准外出与对外联络，到京后圈禁在几个宾馆内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4月1日，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所有代表分批乘坐大车在北京市内转圈后才开到人民大会堂侧门（正门不准出入）。[1]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授意会场悬挂自己的巨幅画像，展示独尊地位。八大时，在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压力下，毛泽东被迫同意会场不持画像。九大虽在苏军导弹威胁下秘密举行，毛还是安排会场悬挂回自己的画像，而且比七大的更加巨幅。

大会的第壹项内容是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鼓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无奈地宣读了他根本不同意的报告。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加入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清末以来，中国政党林立，没有壹个政党在章程中规定领袖。革命带来了倒退。国民党在党章中规定领袖，拒绝更替，实行改头换面的帝制。中共党章不仅规定领袖，且再倒退壹步，规定了副领袖，加入了“亲密战友”这样的荒唐字眼。

大会第三项议程是选举新壹届中央委员。这项议程只是走过场。暴力革命党中暴力决定壹切，党内不可能有真正的选举。建党之初，党的大会都是举手通过共产国际拟好的名单，议案。延安整风后，党的大会都是举手通过毛泽东拟好的名单和决议。这壹次的选举没有例外的是新壹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由毛泽东个人决定，但独特之处是，毛决定的名单中只有约五分之壹是上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另外八成上届委员出局，不是因为选举，而是因为八届中央委员会被半路政变推翻，大部分委员遭到批斗迫害，甚至已经被害死。毛泽东极不情愿地批准在“三支两军”中掌权的大批军队将领进入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发动文革时请林彪保驾，文革中安排军管，只能接受林彪势力扩张的现实。

接下来的壹项内容是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这次例外采取无记名投票，其程序是发给每位大会代表壹份毛泽东决定的名单，请代表在名单后划圈。代表们多数是中共从基层选派来“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对名单的人名并不熟悉，在崇拜热潮中不敢有不划圈的举动。划圈后的程序是由毛泽东带头，林、周等预定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按排名顺序，依次将划圈名单投入票箱。这样的无记名投票壹无辩论，二无差额，三是场面完全再现了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的场面，整个会场长久地全体高呼“毛主席万岁”，代表们壹手拿名单，壹手捧《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投票后再走近毛泽东高喊万岁。紧接著，大会迅速公布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名单，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退场，当选中央委员留下开始九届壹中全会，按例选举政治局委员。这壹程序也是举手通过毛泽东拟好名单。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和林彪集团的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人进入政治局，康生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权力分配后，中央文革被撤消，林彪集团在政治局中形成了半壁江山。

九大闭幕后，中共才对外宣布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公告称九大是“团结胜利的大会”。而实际上，九大是毛泽东、林彪走向决裂的大会。陈伯达后来披露毛、林在九大期间的分歧写道：“在党的九届壹中全会后，1969年4月30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壹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著。’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壹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2]

大疏散与深挖洞

在秘密召开的中共九大会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声言准备与“美帝”、“苏修”的大规模战争。对林彪而言，在九大上发表的准备对“美帝”、“苏修”大规模战争的声言只是在重复毛泽东的决策而完全不是自己的主张。他从建国开始壹贯反对挑起战争，反对出兵朝鲜对美国开战。虽然他也参与了挑起越战，率军事代表团赴越，但那是执行毛泽东的决策，他自己对毛泽东挑起朝鲜战争，挑起越战，决策“三线建设”、开展“大比武”、号召“准备打仗”等等从来不以为然。作为中共的头号军事家，林彪认为对美苏挑战无异玩火。

九大闭幕后，中共壹改四十多年的俄党立场，抛弃喊了多年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好像忽然有了民族立场，展开了俄国侵华历史、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沙俄在东北的屠杀的宣传，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大规模的抗议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的示威游行。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命军队和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开通所有的地面导引站，在布署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出台了比上年增长三分之壹的军费预算。

苏联军方强硬派主张对中国的重要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以“壹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了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征求美方意见。尼克松总统反对苏联动用核武器，决定通报中国。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报导：“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实施核打击。”消息震动了全世界。[3]  苏联领导层中的缓和派主张，苏联的战略对手是美国，与中国开战只能使美国获益。在缓和派的推动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向吊唁胡志明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会谈。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机场会谈”，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四点临时协议”。然而，苏共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坚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９月１６日，苏联记者、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维克多·路易斯在英国《星期六邮报》撰文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回应试探，尼克松总统表态：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参战。[4]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下，苏联放弃对中国核打击的计划，开始与中国举行边界谈判。

10月17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称“苏修要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在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要求军队进入备战状态，令会场气氛紧张。林彪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暂时没有爆发战争的迹象。毛泽东当场发怒说，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最后经举手表决，决定备战。[5]  根据会议决定，林彪在会后发布了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备战命令（林副主席第壹号命令），然后将命令报告毛泽东。毛对林发出命令后才报告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林谋求坐上最高领袖位的试探行动，要求将命令文件烧掉。林彪无奈，只好命黄永胜下令撤销壹号命令。[6]   

根据毛泽东的备战决定，中共中央发出“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其他同志作相应的疏散”。毛泽东喜欢战争，多次放言不怕核战争，准备中国死壹半人，同时注意自己绝对还冒半点人身安全风险。挑起朝鲜战争，挑起中苏分裂，将国人拖入核战威胁的同时，他注意离开在苏联导弹威胁之下的北京，长期住在武汉、杭州。当年咸丰帝在英法军逼近京城时才躲去热河，让弟弟留京打理，可毛泽东刚刚作出备战决定后立即南下武汉，比咸丰动作更快。林彪是中共层中最不好战者，虽然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发布备战令，但不想在京主持，因此以南下安排备战为由也离开了北京。

主持疏散意味很多具体事项处理，周恩来责无旁贷。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将在京的大批“被打倒”和“靠边站”的领导人流放到外地，其中，没有被“打倒”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被“疏散”到广州，陈云、王震到南昌，陈毅到石家庄，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邯郸，刘伯承到武汉，叶剑英、曾山到长沙，邓子恢到南宁，谭震林到桂林，被“打倒”的刘少奇、陶铸、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被专案组人员分别押送至秘密地点。陶铸被押送前对妻子说：“妳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妳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妳……”。刘少奇更惨，被绑在担架上抬著上路。几十天后，刘少奇、陶铸分别死在了疏散囚禁地开封、合肥。

所有高层的疏散、遣送都是周恩来操办的，但处置决定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对准备将来起用的爱将，如邓小平、杨成武有明确的保护指示。根据指示，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后有江西省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接机，以同志相称，谓“毛主席叫妳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然后被安排住在 “将军楼”，在壹公里外的壹工厂象征性“劳改”。[7]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的起用之心，到流放地后定期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思想，争取宽恕。

中央领导人疏散的同时，北方各大城市均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关、高校向中小城市或偏僻农村的疏散。其中，北京大学被拆散，师生分别被疏散到北京西郊、陕西汉中和江西鄱阳湖畔，中国科技大学被迁到合肥，中央广播学院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到陕西甘泉。从9月至12月，中共以疏散名义实施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放发配，将众多机关强制迁到外地或农村，造成全国城市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兵荒马乱，壹片狼藉。壹时，旧家具再贱都没人要，无数家庭在备战、疏散中成了难民，两个包袱就是全副身家，各大城市火车站挤满疏散难民，大家都不知道此壹去何日是归期，疏散路上看不到笑脸。历史上有无数次难民迁徙，但那都是外族入侵，战争，灾害使然，而1969年的“大疏散”纯粹毛泽东好战所造成。二战后，美国自拆战争机器，无意战争众所周知，苏联也长期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中苏间的战争危机是毛泽东不断挑衅的结果。

毛泽东挑起的核战危机被美国化解，但他制造的备战灾难在中国长期延续。根据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以“备战、备荒、为人民”为口号，强迫亿万国人展开挖防空洞的运动，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无数是缺少钢筋、混凝土，无备战实用价值的简易地洞。挖地洞备战的巨大工程在全国持续了几年。1972年11月，国务院报给毛泽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请示在战争危机和粮食减产的情况下是否减少挖防空洞的投入。毛泽东批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8] 拒绝少建防空洞的申请，要求将挖防空洞的工程扩大规模和标准。据此，周恩来操办继续投巨资建设所谓人防工程，要求地方政府和集体企业自筹资金挖防空洞。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年，人防工程向永久性发展，大量使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这样的挖洞灾难壹直持续了整个1970年代，全国挖洞的土石方总量超过了历代建长城的总和。仅在北京就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这些洞质量低劣，后来都成了“耗子洞”、“水帘洞”。建防空洞运动造成的浪费相当于将“三线建设”灾难再来了壹次。

在为自己准备防空洞方面，毛泽东早在建国之初就动手了，早早为自己修建了连接中南海、天安门、人民大会堂、305医院、西山军事中心等地的绝密通道，在北戴河修建了防核行宫。挑起中苏边境冲突后，他下令在中南海为自己紧急修建造了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核战危机和林彪集团的崛起使毛泽东陷入恐惧，感到在各地的数十行宫都不安全，对美景不再感兴趣。根据毛的心态，各地大员掀起了行宫改建热潮，加建防空洞设施，或干脆另建能够防空、防震、防毒、防原子弹的防空洞。例如，金华“601别墅”，主体为钢筋水泥框架结构，配有地下坑道，连接地下防空洞与指挥所，入口处设有厚厚的电动钢板门。主房正北面建有壹座小型铁路站台，以便毛泽东乘火车可直达行宫后门；南昌“八二八”宾馆壹号楼，活动室周围的玻璃有三层，每层都是壹尺多厚的防弹、隔音玻璃，其中有长春壹汽为毛泽东特别制造的防弹、防水、防毒气的“三面红旗”专用轿车；伊村饭店（省委61工程），有专用铁路连接南京火车站。设计者别出心裁，让专列可以壹直开到人工挖凿的山洞里隐蔽起来，让毛泽东下专列即可进入伊村行宫。1971毛泽东南巡“打招呼”经过南京，因担心遇刺而在专列上过夜，致南京军区大员专门为他建造的伊村防空行宫从未启用。

建人防工程热潮中，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壹起勘察，选定在白云山东北的壹块片可比西湖的青山绿水之地建行宫。经过万余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和数千工人的施工，包括南湖和松园两行宫在内的“705工程”于1972年建成。南湖与松园的湖光山色之美，设计之精妙，工艺之严格，陈设之考究比其它行宫更胜壹筹。此外，它们还有特别之处，即建筑极其高大、坚固，主房面积400多平方米，房间高8米，可抗炮弹直接命中，据说在大地震中房子翻转也不会散架。广州行宫还配有数百米防护坑道和大型隐蔽部3个，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3万吨，总开支以亿计。行宫建好后，毛泽东已无心无力周游，再也没去广州。

湖北咸宁“131工程”是备战、“深挖洞”另壹代表作。在考虑对苏开战时，毛泽东命汪东兴修建防核指挥部。汪与总参谋长黄永胜商议决定选址在黄的老家咸宁。1969年1月31日，黄签署了兴建命令，圈澄水洞为军事禁区，拨出了数亿军费，调动解放军工程部队，开建防核弹、防毒气、防水淹标准的地下指挥部。工程对外高度保密，进山施工部队乘坐车窗封闭的车辆，由不同司机分段驾驶，施工部队无人知道工程方位。经过两年施工，工程部分完工。地上部分有毛泽东和林彪的专用别墅，院内树木参天，看不出庞大地下工程痕迹，地下部分有面积近5000平方米巨大山洞、可以跑汽车的大隧道、大型发电机组、自备水源、大型通风系统、排水系统、湿度温度调节系统、通信中心、可供几百人在内吃住壹两年的粮库，8个装有重达数吨厚的铅门的出入口，每个出入口两侧有洞中洞，便于哨兵隐蔽。山洞分上中下三层，其中壹层为毛泽东居所和林彪居所。毛泽东居所的布置与他中南海居所壹样，卧室有电梯直通山头以供逃生。工程建设的不可思议之处是，外界无人知晓，两年施工挖出来的土石不见踪影，应当是不计耗费地运到遥远处。行宫设计原本还包括飞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附属工程。工程尚未完工，林彪事件发生，黄永胜被捕，“131”工程被废弃。没有人知道这壹工程的花费，也没有人知道，类似湖北咸宁131、湖南临湘6501这样的所谓国防工程还有多少。

整个毛泽东时代，西方各国经济高增长。共产主义的东欧各国也满足于和平安宁。世界没有壹个国家想侵略中国。二十多年间，对世界和平的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唯壹的威胁来自毛泽东。他挑起了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中印边界战争，两次越南战争，印尼武装暴动，珍宝岛战事。他长期鼓吹早打、大打、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核战争，壹次次将奉行缓和政策的美、苏拖入战争危机，将中国和壹些亚洲国家拖入战乱。他下令为自己建防核行宫，各地大员争相改建防空洞邀宠，建防核行宫的开支与1950年代建行宫热潮的耗费同样巨大。只要自己安全，他不介意中国和世界“死壹半人”。他制造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三线建设”、“深挖洞”等灾难每壹个都是天文数字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浩劫。在下达备战、挖洞指示时，他还有心思玩辞弄句，套用学士朱升献计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句，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可见他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是何等漠然。

刘少奇逝世

八届十壹中全会后，刘少奇实际下台。当年国庆节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即失去了人身自由，沦为了批斗对象。他要求向毛泽东当面认错。1967年1月13日，毛、刘在人大会堂最后壹次面谈。刘提两点要求说：“第壹，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毛不置可否，嘱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9]   几天后，红卫兵闯入中南海批斗了刘少奇，拆除电话，切断了刘与外界的联系。4月，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江青提示红卫兵说“王光美出国访问的时候穿旗袍戴项链，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红卫兵在北京的春寒中逼王光美穿上丝绸旗袍，脖子上挂著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进行羞辱。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记录红卫兵与王光美的对话如下：“王（拒绝穿旗袍）：反正妳们不能侵犯我的人身自由。红卫兵：妳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壹点也不给，半点也不给。今天，是对妳专政，没有妳的自由。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红卫兵：冻死苍蝇未足奇”。对话显示革命党对人对已的双重标准。王光美在主持四清运动时，在制定“桃园经验”时没有考虑过被整者的人身自由，强调阶级斗争要狠，轮到自己受害时才想到人身自由。7月，红卫兵再斗刘少奇夫妇并抄家。中共中央安排将红卫兵批斗刘少奇的过程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影片不是为了公映或作为历史资料，而是供毛泽东观看。毛要观看刘少奇挨斗的场面以解对刘在八大上反个人崇拜，在“七千人大会”上制止大跃进的心头之恨。

批斗之外，刘少奇还遭受了革命党独有的精神迫害。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刘的女儿刘涛先后贴出了《跟著毛主席干壹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坚决支持北京建工学院八壹战斗团揪斗刘少奇的革命行动》等大字报。王光美见大字报后气得发抖，抱著继女痛哭。刘涛不为所动，再写大字报表示：“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如此残酷的精神折磨不只发生在刘少奇身上，无数各级中共领导遭受了同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他们不应有怨。因为，在苏区肃反以来的历次整肃运动中，他们都参与实施了同样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迫害，壹次次举手拥护阶级斗争和整肃运动，参与了迫害地主、富农、旧政府人员，工商业者，响应号召提意见的青年，如今文革把这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扩大到他们头上，他们不应该觉得冤枉。

9月，中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将王逮捕，将刘少奇的子女逐出中南海住所，将刘单独长期软禁在中南海家中，对刘停医断药。刘再次向毛检讨，承认犯了错误，希望毛手下留情。毛对请求置之不理。逐渐，刘少奇病重卧床不起，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身上长满褥疮，手臂颤抖，穿壹件衣服要壹两个小时，往食堂吃饭的三十米要走壹小时，手抖得难以送饭入口，吃饭弄得满脸满身。这时，没有人敢去扶刘少奇壹把，更没有人敢去照顾他。得知刘少奇在走向死亡，毛泽东决定实施抢救为刘续命。医疗组接到抢救通知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著看到被开除出党，要留个活靶子。”[10]   

1968年9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署了《关于刘少奇历史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报毛泽东、林彪。材料中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壹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在刘少奇 “罪证材料”传阅件中写道：“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壹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11]     

10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独裁党内没有规矩和道理可讲的壹个证明。因为，中共八大选出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数被以叛徒、“走资派”等随意罪名“打倒”、批斗、关押，甚至逼死，只有四成的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号称的中央全会，其他参加者都是毛泽东随意决定的亲信。没有党员敢于质疑这样的迫害运动，没有中央委员敢于指出这样的全会不合章程。应当说，毛泽东随意“打倒”多数中央委员，指定另壹些人填补，召开全会有其道理。因为上届中央委员会也不是全体党员选出来的，而是毛决定的，此时毛重新决定并不值得奇怪。而且毛泽东从来没有按照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开过会，总是将壹大批亲信扩大进来以控制会议。这壹次不过是扩大进来的人更多些而已。

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装睡没有举手外，众高层全体举手，共同陷害了刘少奇。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认错说：“我们大家都举了手，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12]  作为中共高层中最勇于认错者，胡耀邦也有必要帮助党回避罪责。岂止是“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以来每次制造灾难的中共中央决议都是众高层全体举手通过的。彭德怀、彭真、刘少奇、邓小平在被罢官、清洗之前也都举手拥护了整肃其他人的各项决议，也都参与了制造灾难，没有人反对过，连没有举手同意开除刘少奇的陈少敏也没有提反对意见。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汪东兴代表中央交给刘少奇壹个生日礼物——收音机。中共中央特地选在刘少奇七十大寿时在全国各大报刊出《中共中央关于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为让刘少奇在七十大寿时收听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他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指示医生为刘续命，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决定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广播全会公的。历史上，王朝、帮会、派系权争最多是杀掉对手，像中共这样选在领袖寿辰日开会、广播，实施精神折磨者史无前例。

毛泽东达到了目的。刘少奇收到党的生日礼物，收听被党永远开除的公报后浑身颤抖、呕吐不止，血压陡升，病情急剧恶化，此后再也没有说过话。或许，他是以沉默抗议迫害，或许他已丧失了说话能力。从1968年夏被单独监禁开始，他没有换洗过衣服，生活不能自理后没有人照顾，瘫痪在床，满身褥疮、屎尿和脓水。由于疼痛时会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不放，他的手中被塞了壹个塑料瓶子。他生命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度过的。“大疏散”中，他被绑在担架中押送到开封壹秘密地点。几十天后的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开封，去世时白发蓬乱二尺长，嘴和鼻子都变了形，手中仍紧握著那个塑料瓶子。

文革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延续。后者是毛泽东、刘少奇联手领导的整人兼造神运动。刘因整人和神化毛泽东而坐上了党内第二把交椅。国共战争中，刘少奇领导了解放区土改运动，暴力剥夺地主，发指示将地主全家不给出路地“扫地出门”，主持了大规模屠杀地主。建国后，他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了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反瞒产，民主革命补课等壹系列迫害运动，害死人千万计。大饥荒后，毛泽东立即掀起了另壹波神化自己的运动，号召国人像雷锋那样效忠自己。刘少奇抛弃自己主持推出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八大决议加入了神化毛泽东运动，题词号召学雷锋，支持毛泽东开展阶级斗争，并挂帅主持了四清运动，运用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整人套路，逼供，围攻，关押，搜集杜撰黑材料，动员家属施压，人格污辱，精神折磨，造成了另壹波自杀潮。他与毛泽东共同推动的造神运动和阶级斗争宣传为文革运动准备了条件。毛泽东以政变手段发动文革时，最有可能阻止文革灾难的刘少奇选择了追随和参与，出面主持了发动文革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出面领导初期文革的五十多天中，他沿用过去整人的套路，要求再抓出壹大批右派。他没有想到，多年来追随毛泽东的生存法则在文革中不灵了，自己成了整肃对象。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时，他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册子，想借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结果当然无效。建国时，中共废除了壹切旧法，在颁布《共同纲领》、宪法的同时践踏著这些大法。在党壹次次的血腥屠杀和残酷整肃运动中，刘少奇没有想到维护宪法尊严，没有想到维护他人的生命权，壹次次支持并领导了迫害运动，号召开展阶级斗争。当自己惨遭迫害时，他想到了宪法。他应当知道，当宪法不能保护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命时，也不能保护国家主席的尊严和生命。发明腰斩刑的秦相李斯在自己被腰斩前承认这壹刑罚太过残酷。共产党人自认有权剥夺他人的财产与生命。当他们自己惨遭迫害时，不知会否承认，自己的党制造阶级斗争，发动迫害运动太过残酷。

崇毛颠狂

文革中，崇毛运动愈演愈烈，在中共召开九大的时候已经登峰造极，出现了全民配戴毛泽东像章，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效忠仪式。“忠字舞”表演形式为随《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崇毛乐曲起舞，模仿周恩来导演的《东方红》舞蹈史诗中和“文革”初期“造反舞”中的动作，以仰望，手捧红书，拍胸口等运作表示崇毛，以跺脚，狠踩、刺杀等动作表示阶级斗争与仇恨。“早请示晚汇报”的意思是每天早上向毛请示，每晚向毛汇报，仪式通常为，单位全体面向毛像，手举《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著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颂歌，唱完颂歌再宣读壹段毛泽东语录，有领读者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为了表示重视，有些单位还设置了专为门行崇毛仪式的“忠字室”。崇毛高潮中，壹些单位、学校的“请示”、“汇报”多至每天四次，甚至在食堂饭前还来，有狂热者还举行家庭内的 “早请示，晚汇报”。

在“五七干校”，学员们在“晚汇报”的仪式后还要写当天总结。亲历者回忆写道：“早晨比较好办，对著毛主席像，排起队来，念几条语录，不外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类，用以规范全天的行动。难的是‘晚汇报’。要写出书面材料，包括今天办了或遇到什么事情，当时有什么作为和想法。把这两条写清楚，已经不大容易。更难的是必须找壹条对口的毛主席语录。”[13]     

这时的学生不正经读书，上学不背书包，只带壹本《毛主席语录》。学校的教学内容以灌输忠于毛泽东、共产党，以及革命、斗争、批判的壹套党化观念为主。中共的灌输从小学生作起。翻开当时针对小学生的《红小兵》期刊，内容也“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敢于和壹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壹样，残酷无情”，“拿起笔做刀枪，狠狠批判”，外加扼杀童真、善良，教唆犯罪的图片。

崇毛活动还泛滥到了外交场合。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时碰上了“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举手挥动“小红书”配合，天津外办的军代表要求大使也向毛像三鞠躬，大使不情愿，翻译解释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军代表说：“霍查是壹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14]   

“牛田洋的精神原子弹事件”是崇毛颠狂中的代表性事件。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后，两千多名华南各大学的毕业生和干部来到潮汕沿海的牛田洋农场作 “五七战士”。牛田洋的宗旨为是将农场办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农场通过各种歌颂会、忆比会、讲用会、田头“斗私批修”会以及各种学习班大力推动崇毛运动，设立了“忠字台”（安放毛泽东的石膏像及“红宝书”），领先全国推行“早敬”（早请示）、“晚敬”（晚汇报）仪式，要求“五七战士”们早晚集体在前排队致敬，诵读念“毛主席语录”，每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称“天天读”，其情景比当年国民党的纪念周更为狂热。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和思想灌输下，年轻战士和学生崇毛到了走火入魔程度。

1969年7月28日，台风登陆汕头，巨浪涌入海堤。在不可抗拒的台风面前，牛田洋农场当局不是组织官兵和学生避险，而是以“人在大堤在”的口号鼓动组织人墙保护海堤和稻田。青年们手捧毛像，高呼“毛主席万岁”跳入海中挡海浪。结果，除少数被海浪冲到山上的幸运者外全部葬身大海。台风过后，农场召开了庆功大会，将事件吹嘘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总结中特别说明有学生为抢救“毛主席像”牺牲。当局控制报纸按照报喜不报忧的规则，掩盖了青年们死伤无数的惨剧，报导事件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赞歌》，宣传“北有珍宝岛，南有牛田洋”，称青年们在台风中放出了“精神原子弹”。[15]    

崇毛颠狂中，绝大多数人明知荒诞而被迫随大流，以避免成为整肃对象。当时，不慎打碎“毛主席石膏像”可能成为反革命事件，书写笔误可能成为“反动标语”事件。不少的家庭都有这样的恐怖经历：每家必摆的“毛主席石膏像”不慎被打碎，壹家人为如何处理犯难，怕碎片丢进垃圾堆或藏在家里被人发现引来灾祸，只得半夜三更偷偷埋到偏僻处，很多人因此被举报挨整，甚至获罪。当时的国人不知道，崇毛运动是毛在延安自己推动起来的。1950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拟订的五壹节口号中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口号。[16]  大饥荒中，他授意林彪、周恩来分别在军政两方面推动崇拜自己的运动。饥荒刚过，他发动了学雷锋运动，要求国人向雷锋那样崇拜、效忠自己。文革中，他在警卫部队介绍北京市针织总厂推出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崇拜仪式的报告上批示：“看过，很好”，指示转发， [17]  亲自推广了“早请示，晚汇报”效忠仪式。

崇毛运动还是当局草芥人民的借口。1970年1月5日1时，云南省通海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中共中央于7日给灾区当局发出慰问电说：“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壹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持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测知地震的壹些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提供援助。周恩来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文革与备战中，传媒按照“报喜不报忧”的原则将自然灾害，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情况封锁。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壹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新华社消息。这篇不足百字的报导隐瞒地震的具体地点，谎报震级，不提灾情，不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同日，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根据周恩来“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的批示，[18]  电话要求灾区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公粮照样上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对云南地震大灾的所谓援助不是灾民最需要的食品、药品，而竟然是十几万册的《毛泽东语录》小红书、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十几万封慰问信。由于当局见死不救，无数灾民在无药无粮无水无衣的寒冬中死去。当局的所谓救灾行动主要是出动军队、军车将遇难者尸体运到附近的山沟掩埋。在地震后的《云南日报》上，在1月9日发了简讯后就再也没有了关于灾情和救灾的报导，在边角位置与震灾相关报导也不提灾情和灾民，而报导称：“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壹条”、 “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受灾地区广大群众从毛主席语录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争取更大的胜利”，“千支援，万支援，送去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壹线的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给受灾地区群众送去最强大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热情向群众宣传党中央的慰问电”。要求受灾民众“用毛泽东思想”抗灾的同时，中共禁止新闻记者进入灾区，将壹场大地震灾难掩盖，并且成功掩盖了三十年。

有独裁就有崇拜运动，最恐怖的独裁造就最颠狂的崇拜。文革中国的崇毛颠狂是苏俄崇斯大林颠狂的再现。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中写道：“请看当时常见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壹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和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疼了，手臂已经麻木了，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感到这种状况之愚蠢了。然而，谁敢第壹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会场里有内务部人员在鼓掌时注视著谁将第壹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主席台上的人明知道这个局面之虚假，明知道大家在走向绝境而继续鼓掌！九分钟！十分钟！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的头头们面面相觑，同时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继续鼓掌。……造纸厂厂长在第十壹分钟恢复平常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奇迹发生了！全场掌声停止了，大家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当夜，造纸厂厂长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当他在侦查笔录上签名后，侦查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壹个停止鼓掌！’（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停下来呢？……）”[19]     

       苏共崇拜斯大林运动的背后是恐怖，中共崇拜毛泽东运动的背后同样是恐怖。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王容芬感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著“红宝书”欢呼的狂热场面是当年纳粹向希特勒行举手礼场面的再现，决定冒死讲出真话。她寄出了致毛泽东的“退团信”，在信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壹场群众运动，是壹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声明“退出共青团”，随后服毒自杀。获救后，她被当局关进监狱十三年。不仅反对个人崇拜者受到迫害，积极推动崇拜运动者也难逃迫害。崇毛运动中，颂扬毛泽东的歌曲唱遍全国，然而红歌作者们却大都惨遭迫害。谱写了《浏阳河》，颂扬“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湘潭县哪，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哟”的唐璧光成了右派，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出来又继续管制；国歌词作者田汉被关押秦城监狱，被逼喝尿，冤死狱中；《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遭到批斗；创作《游击队员之歌》、改编《东方红》的贺绿汀被逼学狗爬，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我们走在大路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作者李劫夫，被迫害惨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文革之初获毛接见，几个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直到毛死后才出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作者瞿希贤文革中长期坐牢。劫后余生的瞿希贤有所反思，表示希望人们不要于唱她的红歌作品。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建国以来，毛泽东不停地制造阶级斗争，先后发动了土改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社教四清”运动，制造出无数的阶级敌人，无数的整肃与屠杀。四清运动没有结束，他又发动了文革，制造了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全国武斗中，他继续制造阶级斗争，在壹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0]  这里，他所称的“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包括了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

1968年中，毛泽东在全国实行军管的时候，发动了另壹场整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队运动、清阶运动），要求在各地“军管会”抓出暗藏的国民党、阶级敌人。在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在主持发布的中共中央全会公报中号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壹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发动运动号召的同时，毛泽东想制定出壹套运动样板，派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清华、北大，北京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针织总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化工三厂（六厂二校）实行军事管制，指示8341“军管会”开展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整理出抓“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的经验。

“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清队”是“六厂二校”“清队”运动的代表。以下几例冤案反映了该厂“清队”的真相。铸工车间工人康长解放前曾替国民党员刘某通知人开会，“清队”中，被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嫌疑“办学习班”审查，在逼供压力下被迫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被全家遣送农村。康长找军宣队申诉被拒之不见，愤而与军代表动起拳脚，被以“阶级报复”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动力车间工人王敬贤，河北完县人。在“清队”中，军代表其他人的档案中发现“易县岭西村王敬贤是日本特务”的口供，认定厂内王敬贤就是易县的王敬贤，将王隔离“办学习班”，并派人向王的家人施压“政策攻心”。王在厂里家里的双重压力下自杀；军代表风闻二七厂曾有过“国民党戡乱救国潜伏小组”，选择了老工人和林为突破口，对和林采取车轮战审讯， 三班轮流“熬鹰”不让睡觉。和被迫承认是特务，并检举了壹百多特务。“军宣队”采取同样手段，外加用刑，诬陷出了壹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清队”运动仅在二七厂就造成20人自杀，整出100多“反革命”（在1978年经铁道部工作组调查证实全是冤案）。[21]        

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革委会将“清队”运动升级，大抓所谓漏网地富反坏、特务、叛徒、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同时残酷迫害响应号召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壹些地方提出了“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等极端口号，全国的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纷纷建立起了名为“群众专政”的“私设公堂”和名为“牛棚”的私设监狱。按照中共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等整肃运动的套路，各地都采取了隔离（关牛棚），攻心，疲劳轰炸，捕风捉影，屈打成招等手段。壹篇纪实文章披露“群众专政”情况道：“1968年7月，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采取了大规模行动，壹夜之间在街区抓走了两百多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所有被抓的人壹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喝，遭受毒打，壹位老人当场倒毙。经过壹番甄别，壹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其他人则押送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我父亲是我和弟弟背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说：‘过去说地狱有十八层，我这回经历了十九层，有的人还在我下面！’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总有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著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著大牌子开批斗会。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示划清界线。”[22] 

壹张当时判决书的照片显示了“清队”运动大量死刑、有期徒刑判决之随意：

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宁波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68军管刑字第91号

案由：反革命

罪犯：孙礼桐，又名仲慎、陀罗，男，59岁，浙江省奉化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被捕前系市人民银行东门办事处办事员，家住本市志兰巷14号。

本案业经审理完结，查明：

罪犯孙礼桐系官僚资产阶级代理人，解放后仍不接受改造，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孙犯不甘心死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公开跳了出来，自1966年以来，孙犯不仅记载了大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吹捧美帝等反动日记，并公开咒骂我无产阶级造反派。今年2月18日中央关于冻结10种坏人储蓄存款通知下达后，孙犯不但拒绝登记存款1600余元，而且向资产阶级分子陈渭滨等通风报讯，出谋划策，不要登记不记名的存款金额，进行蓄意的破坏活动，更严重的竟多次恶毒的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并用去头除尾手段，篡改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实行其反革命复辟。

综上所述，罪犯孙礼桐系右派分子，公开的疯狂地攻击和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之精神，特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孙礼桐有期徒刑10年，刑期自1968年6月6日至1978年6月5日止。

1968年11月20日 公章

内蒙的“清队”运动以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人党）为主要内容。1925年10月，蒙人在张家口成立了以实现蒙古人自治为宗旨的内人党。该党后因党员骨干被共产国际拉去加入中共而解散。1967年，毛泽东调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到内蒙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指示在内蒙开展阶级斗争。滕到任后发动了肃内人党运动，指挥各地遍设牢房和刑讯室，实施的酷刑包括：站凳子作“喷气式”、 连轴转审问、钉竹签、揪头发、火炉烤（有人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老虎凳、灌废机油、吊打、电击、割耳朵、砍臂、断腿、逼迫受审人乱伦等几十种，运动迫害人数达80万人，害死蒙人超过5万，致伤残无数，[23]  其中在120多户人家巴林左旗八壹大队就整死了14人，拷打致残16人。[24]

江西的“清队”运动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的“三查运动”为主要内容。运动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鼓励基层不经立案，不要证据，不经审批地放手杀人。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声言：“杀死壹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壹颗子弹。”1968年9月22日，瑞金县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要求以“三查”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后，律阳公社立即杀了七人。在从省到县各级政府的鼓励下，公社、大队干部以“现行反革命”、 “四类分子”等随意罪名放手杀人，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死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25]    

云南的“清队”运动中，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声言“有壹千抓壹千，有壹万抓壹万，决不心慈手软”，当局在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人的布告，打死了人补上告示就了事，刑讯、逼供、监禁迫害了30多万人，害死了37000多人。[26]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执行毛泽东指示，“清队”运动以“抓国民党”为主要内容。在邱县，“革命委员会”和造反组织“三代会”（工人、农民、学生代表会）成立了8个专政组，30个审讯室。“三代会”从县志上关于“刘雷曾是国民党县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记载入手，对七十多岁的刘雷酷刑折磨，迫刘承认和前县委书记儿子都是国民党后还是将刘打死，将刘的尸体被浸泡防腐液中，将刘的手指割下来用来按手印造假证据。随后，“三代会”再抓了八位县干部酷刑逼供，将县委副书记史明奎打死，其他几位屈打成招，咬出了两百多国民党员，接著再抓再刑再招，如此持续壹年，迫害了几万人，抓出近四千所谓国民党员，将其中七百多人酷刑折磨死，壹千三百多人折磨致伤残，另外抄家五百多户，将邱县祸害成了“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的人间地狱。邯郸地区其它县的“清队”和“抓国民党”运动情况与邱县类似。磁全县革委会制造冤案932起，迫害万人，害死288人；[27]   曲周县革委会迫害3万多人，害死360人，害残559人，抄家1447户；[28] 馆陶县革委会在“清队”运动中害死625人，致残990人，抄家1192户，揪斗毒打5500余人；[29] 大名县革委会在“清队”中害死197人。[30]  河北“清队运动”中的酷刑有老虎凳、冻晒刑、点天灯、电刑、剪手指脚趾、屎尿刑（强迫吃屎、喝尿、吃蛆）、割肉剔骨、性虐刑（逼男女受害人表演性交、互相蹂躏、同寝同厕）等四百多种。[31]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给河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壹年运动制造的冤案，平反进行了二十多年。六十年前，袁世凯督直，河北乡村到处兴学，举办自治讲习所，选拔正人君子培养乡村自治和农业发展骨干；民国时，乡绅领导乡村，注重道德规范，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从推动乡村中的文化建设入手探索改良的道路；日军占领时期，河北傀儡政府成立新民会，开展新民运动，其主要内容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举办巡回图书馆等等公益活动。而在文革中，河北成了人间地狱，发生了如此令人发指的惨案和如此残酷、下流的刑罚。河北的“清队”运动如此，其它地方的情况大同小异。例如，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运动中服安眠药自杀后，军管会头目带领造反派来到严家，不是送院抢救，而对口吐白沫的严凤英现场批斗会直到严死去，再当众将严的遗体扒光开膛，以查“国民党特务工具”为名满足兽欲。从土改运动、“反瞒产”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清”，到“清队”运动，中共创造出了登峰造极的下流手段。这些运动说明，暴力革命带来灾难，共产革命带来空前的灾难。

“清队”运动是壹场“翻烙饼”式的整肃运动。文革初期残酷迫害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们在“清队”运动中被大批整肃。“清队”运动还是壹场镇压志士的运动。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工程师巫炳源、王永增因在街头张贴《向北方》传单而被革命委员会以 “向苏修的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在清队运动中被处死刑。宣判时，巫炳源大喊：“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就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中直到刑场枪毙再也没有睁开眼睛。[32] 记者李振盛出于道义责任冒险用镜头记录了《向北方》案从公审到枪毙的全过程，成为那场运动难得的影像记录。巫炳源紧闭双眼赴死的照片可称二十世纪中国最震撼人的照片之壹。这位就义者留下的最后遗言是对“清队”运动和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

在“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验”基础上，8341部队整理出了的壹套以“调查组办案与群众办案相结合，以群众办案为主；查档案、搞外调与发动群众、政策攻心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政策攻心为主”为要点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经验”。8341部队将这套根据怀疑、揭发定罪的“清队”经验汇报给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壹中全会上，毛泽东援引8341部队的“清队”经验，声称挖出了不少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称“工厂的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33]  世纪之初，中国政治多元，组党结社自由。按理，党派斗争不过是政党间不同理念、主张之争。清末、民国，党派之争已经是议院中的投票之争。随著革命被引入中国，议院的党派之争变成了黑道暗杀和战场屠杀。国民政府时代，党派之争到战败投降，通电下野为止。而在新中国，在没有人公开申明是对立党的情况下，中共发动“清队”运动，捕风捉影、严刑逼供地挖对立的党人，将人整到致死致残。在共产革命引入中国之前，人们处于哪壹阶层，参加过哪壹党派、在哪壹届政府中任过职就象穿过什么衣服壹样无人追究。而在新中国，曾经参加对立党派，曾在旧政府任职，曾受旧政府雇佣都成了不赦之罪，毛泽东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求无中生有地挖出国民党、内人党，残酷迫害与这些党派有牵连者。他没有说的是，作为曾经的国民党人，他自己该当何罪。

“清队”运动是毛泽东反人类思想和毛时代的写照。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文革造反运动是出于整肃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权力斗争目的的话，在刘下台后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不再出于权力斗争目的，而毛泽东为满足整人嗜好而制造出来的大型游戏。古代君王中有怪僻者不少，有好粉墨登场演戏者，有好舍身佛门者，而毛泽东以整人为乐，要求国人不停地互相迫害、互相残杀。他不能容忍和平与安宁。在挑起全国武斗，害死几百万人之后，他发动“清队”运动，再迫害人3000万，害死人50万。[32] 

文革后，壹位死难者遗孀控诉道：在1978年对清队运动平反中，我丈夫单位通知我去领取300元抚恤金，但不作任何解释。壹条人命就值这点钱？我拒绝去领。我所在单位党支部书记对我说：“妳应该感谢党，把妳丈夫的问题搞清楚了”。[34]  犯下罪行后不作谢罪，要求死难者家属感谢，这就是革命党。不仅文革时的领导如此，此后的历届中共新领导层都拒绝为前任罪行谢罪，仿佛罪恶没有发生过。

壹打三反运动

在京主持疏散和挖洞的周恩来壹展身手，发动了壹场杀政治犯运动。撤离时杀掉不信任者和潜在敌对者，这是苏俄引入中国的革命传统。1920年，青年周恩来刚到法国就被共产国际选中为培养对象，成为勤工俭学生中最早的职业革命家，被安排到英国、德国和苏俄接受系统的特工、情报培训。培训内容中包括对变节者或变节嫌疑者采取极端手段处置。1931年，周遵行了培训指引，率特科红队将变节领袖顾顺章壹家二十口灭门，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1934年，他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主持了对肃反关押者的屠杀。“大疏散”中，周恩来再次按照当年共产国际的培训行事，决定将关押中的壹大批政治犯杀掉。1970年初，他亲自批准杀害了遇罗克、王佩英等二十位所谓反革命分子，然后起草了在全国开展杀反革命的指示。毛泽东对杀人从来不嫌多，立即批准了周的杀人请示。1月底，周恩来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1970三号文件，壹三壹指示）。该指示称：“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壹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壹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随后，周恩来再发出了两个作为陪衬的文件：《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共中央1970第五号、第六号文件）。周在后两联袂文件中声称：“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壹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通过上述三文件，周恩来、毛泽东联手发动了以备战和疏散名义大杀“反革命”的新壹轮镇反运动。

与建国之初毛泽东起草的《镇压反革命条例》壹样，“壹打三反”文件也鼓励处决，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按照“壹打三反”文件要求，各地当局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每次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随意罪名处决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被处决者中的大多数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是文革中为正义献身的代表人物。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为发表了反对以“出身”、“成分”迫害人的《出身论》等文章而获罪。建国后，中共划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的子女为“出身好”的“红五类”；划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子女为“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其中，所谓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加入中共为标准，投降中共的军人都不能算革命军人。中共将这种出身歧视日益强化，以档案制度相配合，对指定的阶级及其子女实施长期迫害。在长期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的教唆下，红卫兵在文革中成了迫害狂，残酷地迫害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和他们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辱骂所谓“出身不好”者为 “狗崽子”。北京大兴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广西宾阳大屠杀兼吃人等事件是这种迫害的其极端案例。上述屠杀中，“黑五类”、“十壹种人”、“二十壹种人”甚至被不分男女老幼地灭门。在反人类的红卫兵运动中，遇罗克发出了维护人权的呐喊，撰文谴责出身歧视制度。他在《出身论》壹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壹概不承认”；他在《谈鸿沟》壹文中提出：“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1964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同时，她以要求退党的行动谴责中共制造大饥荒灾难。这些要求在五十年后的中国都会让人身败名裂，何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恐怖年代。1965年7月，王佩英被关进了北京安定精神病院。被关押三年后，她在文革中被“揪回”原单位批斗。在批斗会上，她多次呼喊“打倒毛泽东”口号。在狱中，犯人被要求每天早晚两次跪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罪晚认罪”。王佩英拒绝下跪请罪，为此反复遭受毒打。在残酷批斗中，当局在她嘴里塞进石头以阻止她呼喊，造成她下颌脱臼。劳改中，她继续散发呼吁正义的纸条，因此再遭毒打。有人劝她别写了。她说，我和妳们不壹样，妳们会出去。她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决心殉道，宁死不跪，宁死不屈。在与遇罗克壹起被押赴刑场途中，刽子手们为防王佩英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途中。[35]  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文件，审判记录，剥夺了他们上诉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留遗言的权利。应当说，这是周恩来按照共产国际培训的作法。共产党有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列宁、斯大林时代都曾这样作。

与遇罗克、王佩英壹起为正义献身的“思想犯”还有北大学生顾文选、黄立众和沉元。肃反运动中，正在杭州公安局工作的顾文选见证了大批无辜者受到牵连迫害，替人鸣不平，结果也被整肃，受到拷打，在随后纠“肃反扩大化”，顾获释，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1957年，他响应中共“大鸣大放”、“帮助整风”号召，在控诉会上朗诵诗句“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讲述个人遭遇，抨击当局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之三害”。发言被北大“百花学社”以《壹个人的遭遇》之名刊出，他因此次发言获罪，被当局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改。文革中，右派劳改犯受到残酷打击。在被打死的生命危险中，他冒死外逃，到了苏联，遭苏联当局装入麻袋，遣返回来。“壹打三反”运动中，他被当局以“反革命”罪杀害。[36]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因加入“大鸣大放”，讲述农民生活困苦，黄被北大开除团籍。1960年，黄因坚持观点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安徽无为县家乡。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因道路被封锁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壹打三反运动”中被中共杀害。[37]  沉元，1955年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壹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6年2月在学校阅览室里读到美国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1956年2月16、17日）上全文刊载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其中关于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七十万人的内容大为吃惊，于是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他质疑，为何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他认为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但没有指出制度问题。1957年春，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鼓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沉元加入鸣放，贴出墙报《准风月谈》，批评党支部压制鸣放。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19岁的大三学生沉元被因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改。文革中，沉元遭到批斗，化妆成黑人进入马里驻华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事败被捕。“壹打三反”运动中，沉元被中共以“投敌叛国反革命罪”枪决。

如同土改运动、镇反运动壹样，中共在“壹打三反”运动也是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地处秦岭的宁陕县人口不足四万，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已拉网式整肃地、富、反、坏、右分子，关的关，开除的开除。在‘壹打三反’运动中，县军管会召开公判大会，宣布破获联系台湾的反革命敌特组织，他们是壹批宁东林业局的森林工人和当地农民，年龄都在二十多岁。其中的张学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自制壹部矿石半导体收音机，与其它几个人壹起收听广播，被以收听境外广播，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被捕。大会宣布这几个人思想反动，执行死刑。宣判完毕，人犯立即被拉到宁陕中学后面河滩边，壹阵乱枪打死。我当时被学校组织到现场观看。壹个月后，县军管会又宣布破获了壹起历史反革命案，在宁陕中学礼堂召开了公判大会。我与其它几个同学透过礼堂窗户看到，十几个犯人全是农民，个个穿著破衣烂衫，反手五花大绑，在冷风之中浑身颤抖，缩在墙角。公判大会开后，九人被枪毙。文革中有个习惯，被打死枪毙的犯人，不允许家属当场收尸，要展示壹天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随后就地草率掩埋。壹般犯人家属收尸时都是在几星期后深夜悄悄挖出来运回老家去。壹个多月后，县军管会再枪毙了第三批六个反革命分子。在1970年的‘壹打三反’运动中，全县杀、关、管356人，枪决几十人。因抓捕的犯人过多，县里唯壹壹个监狱人满为患，只好抓了人快判刑，送往安康地区监狱。据我的记忆，在抓捕及枪决的人中没有县机关、学校及所属各部门的人员，被枪毙、判刑者全是没有文化的农民。1970年是宁陕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杀人最多，关押人最多的壹年，也是当地老百姓经历最恐怖，最血腥的壹年。” [38]    

与镇反运动中壹样，“壹打三反”运动中的各县军管会也必须杀人以向上级交差，完成指标。如上述篇纪实文字透露，很多地方抓不到思想言论犯，当局就抓壹些农民处决向上级交差。运动中，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39] 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处决反革命犯的场面通常是：死刑犯们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著“现行反革命犯”的大牌子，宣判完毕，被推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绑赴刑埸执行枪决。沿途，反革命死刑犯们惨不忍睹，通常嘴中被塞了木头、竹片之物以防止喊冤，在围观的人群面前示众，在最后关头有口无声。死刑的执行，通常不是齐射，而是壹个壹个的排号射杀，刑事犯们被先处决，因思想言论获罪的反革命犯被排在刑事犯之后，而“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安排在最后，让他们承受更多的心理折磨。

与“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壹样，“壹打三反”运动也导致了自杀潮。例如，青海贵德县，14人自杀，宝山县41自杀，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壹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被批斗的180人中4人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死亡188人，河池地区169人自杀，山东沂水县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被批斗的173人中3人自杀。[40]

“壹打三反”运动中，成千上万遇罗克、王佩英、顾文选、黄立众、沉元那样的思想先驱被以反革命罪名杀害。他们的故事那个时代最英勇的故事。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犯绝大多数是暴政中的抗争者，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主要是谴责新中国以来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这些抗争者之外，还有大批的无辜被害者是当局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的凑数冤魂。

清查五壹六运动

利用造反派达到砸烂政府权力机构后，毛泽东派军队接管学校机关，制止红卫兵的造反运动。激进的红卫兵记得毛泽东三番五次鼓动他们造反，认为是主持局面的周恩来不让他们造反。1967年5月16日，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在《五壹六通知》发表壹周年之日成立了“五壹六兵团”组织，贴出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宣言，声言要继续红卫兵运动。随后，“五壹六” 秘密组织扩展到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在北京散发了《揪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壹六通知》等传单。公安机关迅速抓捕了“五壹六”秘密组织成员，摧毁了这壹小组织。

197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在决定开展杀反对分子的“壹打三反”运动，决定以清查“五壹六”秘密组织为借口，对继续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展开整肃。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等人为成员的清查“五壹六”领导小组，发动了整肃红卫兵和造反派的 “清查五壹六”运动。

《关于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宣布的“五壹六分子”认定标准为“反党乱军”，即：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和军队。这壹罪名正是中共中央《五壹六通知》号召的内容。红卫兵“五壹六组织”的诉求只是根据中共中央《五壹六通知》的号召继续造反而已。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同反右运动中先鼓动“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然后以反党罪名整肃右派壹样，在文革中先鼓动红卫兵、造反派们去向各级党委、政府里、军队里当权派的造反，然后再以“反党乱军”罪名将他们整肃。《关于清查“五·壹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还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壹个‘五·壹六’”，“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这实际是要求各地以随意罪名抓出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扩大整肃规模。

主持各地“清查五壹六”运动的军队干部中，不少人在文革初期遭到红卫兵、造反派批斗，然后以 “三结合”名义重新掌权。“清查五壹六运动”给他们送来了报复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机会。“清查五壹六运动” 专案组组长吴德在回忆录中所谈的整肃理由代表了老干部们的想法：“其壹，通过清查五壹六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把造反起家的革委会成员清洗出去，首先要把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打下去；其二，他们迫害在先，现在就要有个名义反击，清理五壹六正是借口；其三，认定反对革委会者就是五壹六反革命分子，要通过运动整肃他们”。[40]  在江苏，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利用“清查五壹六”的机会，“对造反派赶尽杀绝，乘机排除军队中的异己，亲自审问五壹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主任”。[41] 在他领导下，江苏的“清查‘五壹六分子’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从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宣布结束，历时四年多。全市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壹六分子’，其中迫害致死者达250人。原市级机关16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被划为‘五壹六分子’。部、办壹级负责人17人，被隔离和上了‘大名单’的有13人，占76%。原市委常委、副市长以上干部12人，除生病的以外，10人中有9人被列为‘五壹六分子’，占90%，有2人被关进监狱，5人被‘密封隔离’。至于壹般职工，在‘深挖’中被搞得精神失常、伤残不愈、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更是为数甚多。1979年，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壹个‘五壹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壹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壹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42] “六千职工的扬子江机械制造厂，抓二千。盐城专区不少单位清出的五壹六占人数的40%以上。” [43] “如此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五壹六’是逼供讯的结果。在深挖‘五壹六’运动中，不少专案组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各种酷刑，使许多受害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更多的是屈打成招。在溧水县的深挖五壹六运动中，不堪折磨自杀身亡的就有27人。”[44]

南京“清查五壹六”运动的情况显示出全国的整肃规模。运动中，超过1000万人受到迫害，超过300万人被打成“五壹六分子，数以十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及无辜者被迫害致死致残，逼死逼疯。各地、各单位的两派组织也乘机互指对方为“五壹六分子”，所有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均难逃“五壹六”分子罪名，多数造反派领袖被以“五壹六分子”逮捕、关押、刑讯、“关牛棚”，受到残酷整肃，被毛泽东抛出安抚军队将领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林彪整肃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等人也被以“五壹六分子”的新罪名遭到整肃。

“清查五壹六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和“壹打三反”运动是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发动领导文革中的三大迫害运动，是当年延安“抢救运动”、“镇反运动”、“四清运动”的延续。三运动手段同样残酷，定罪同样无中生有，严刑逼供，从立案到处置完全随意，迫害无案卷可查。三运动共迫害无辜数千万，害死人数百万。其中，“清查五壹六运动”是中共“翻烙饼式”整肃的典型。壹些运动初期的主持者，专案人员在运动扩大后也被打成“五·壹六分子”。例如，身为中共中央清查五壹六专案组长的陈伯达后来被定为了“五·壹六”分子。九壹三事件后，林彪被称为“五壹六”分子的后台，文革结束后，“四人帮”又被指为是“五壹六”的后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撤销了五壹六’专案组，所有专案材料移交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接管。[45]   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文革冤假错案过程中，文革中受冲击老干部基本都得到平反，但“清查五壹六运动”迫害红卫兵、造反派的案件基本没有得到平反。其背后的原因是，文革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们对曾经迫害他们的红卫兵、造反派普遍怀有报复心理，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是迫害者，受迫害罪有应得。这些元老们不愿承认，青年们是响应他们参与发布的《五壹六通知》起来造反的，他们实际陷害了这些青年。

“清查五壹六运动”反映了革命中妳迫害我，我迫害妳的轮回。在这种轮回迫害中没有正义，也无所谓冤案。文革之初受迫害的老干部们和“清查五壹六运动”中受迫害红卫兵、造反派是两代革命者。两代革命者都自认有权迫害别人，剥夺别人，甚至杀害别人。革命生涯就是迫害别人的生涯，难道不是吗？打土豪，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红卫兵、造反派迫害“走资派”， “清查五壹六运动”中“走资派”迫害红卫兵、造反派等等，无非革命迫害的轮回。所以，革命者们遭受迫害“不应有恨”。

九届二中全会

建国之初，出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因习惯白天睡觉，起居无常，喜欢随6102;出行，隐居各地而无力履行国家主席的行政外交职责，只好同意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职。大饥荒后，刘少奇主持救灾声望上升，党内干部开始流行说“遵照刘主席指示”。毛泽东不能容忍两主席并列，开始盘算整肃刘少奇。刘少奇惨死后，毛泽东、周恩来封锁了刘的死讯。

国家主席在任上消失，毛泽东不得不同意重开人大向国人交待国家主席的问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 、谢富治、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小组。要向国人交待国家主席之事，就绕不开接任的问题。按理，由新党章规定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党的副主席林彪接替刘少奇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但是，在刘少奇死后，毛泽东立即将二号人物林彪当作了假想敌，开始盘算整肃林彪，决心不让两主席并列局面重演。自己不当，又不想让别人当，毛泽东想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主意。

1970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讨论筹备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由于理由摆不上台面，他完全不说明对国家体制作如此重大的变更理由何在。林彪私下对毛泽东此议表示不满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壹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求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议保留宪法第二章关于“国家主席”的第二节。于是，围绕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林斗起了法。

在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提议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以此方式拒绝取消国家主席职位。林彪的提议获得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内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会后，毛泽东在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他以否决政治局会议的多数意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方式拒绝林彪出任国家主席。在随后的“五壹”节观礼台上，林、毛互不理睬，使摄影师无法按惯例拍摄二人交谈的照片，《人民日报》只好假造了壹张两亲密战友交谈的照片刊出。

中共高层无人敢于询问毛泽东变更国体理由何在，但当年因所谓顶撞事件而长期被剥夺教书权利的梁漱溟仍然敢言，在重开的政协会上提出两条意见：第壹，宪法的产生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林彪为接班人写入宪法不妥；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应通过宪法程序来选。梁氏的意见在政协会上语惊四座，但这些话放在清末、民国却是任何议员都会说的常识，只是由于长期党国体制和整肃运动使人们丧失了说出常识的勇气。

8月，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庐山前，林彪向毛泽东打招呼，要在会上批评张春桥。林彪批张不仅要发泄自己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被弃用的不满，更因为他反对张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调，反对毛泽东继续文革。毛泽东知道林对报告稿被弃用有怨气，默认了林的要求，让林寻张出气。在开幕式大会上，林彪，陈伯达联手吹捧毛泽东为“超天才”，高调拥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然后抨击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分组小会讨论林彪讲话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对张春桥展开了围攻。多数代表们支持设国家主席，并拥护林彪任国家主席，认为由党章中写明的接班人林彪接任国家主席顺理成章，连毛泽东长期以来的亲信康生也明确表示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应由林彪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见到各组的会议记录后极为不满，认为林彪让他兼任国家主席是与他过不去，林彪批张是要否定文革，于是再度使用他的权力斗争法宝，下令休会。

复会时，毛泽东下令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回有陈伯达发言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发表了《我的壹点意见》壹文，在文中将陈支持设国家主席的讲话指为“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动之势”，将陈、林的讲话获多数代表支持称为“欺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并指陈为 “不懂马列的政治骗子”。小组发言简报发出去再被收回显示出独裁体制下的会议之无聊。毛泽东有壹整套操纵会议的办法，包括：分组开会，指派亲信任分组会的组长，禁止会者记录，指定秘书记录，会议记录保密，只有他有权看全部记录，他有权以删改会议记录，与会者见到的简报不是会议的真实进程，而是毛泽东允许大家知道的进程。这样的会议本来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此次在庐山，毛泽东再有发明，自己审定修改的会议简报发给各组后又下令收回，撤销他不喜欢的会议发言。这样的会议其实不如直接印发他的决定。

林彪抨击张春桥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在天下大乱了四年后再鼓吹“继续革命”是居心不良。而毛泽东打击陈伯达则完全无理，于情于理都不通。从在延安任毛泽东秘书开始，陈伯达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整风中参与围攻王实味，在大跃进运动之初发表壹系列文章歌颂 “三面红旗”，成为毛的爱将，在文革之初被毛任命为中央文革组长进入核心领导层，为毛起草了发动文革的决议和《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等造反文章。三十年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多出自陈伯达的手笔。只因主张结束文革、发展生产经济，支持“设国家主席”之议，陈被毛泽东用作了打击林彪的靶子。毛泽东指责陈伯达“炸平庐山，使地球停转动”之言就不通，指责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则更加不通。经常鼓吹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的书，相反是“满墙古籍，半榻旧书”，而陈伯达从留苏开始主要在研究马列理论，可以说，除毛泽东之外，中共高层和理论家中没有人敢说陈伯达“不懂马列主义”。陈不仅懂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作者，单独撰写、参与撰写和修改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不少名篇，如《实践论》、《矛盾论》、《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壹战线而斗争》、《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46] 

从延安整风到文革，毛泽东整肃亲信时从不因多年鞍前马后而手下留情，对陈伯达也是如此。庐山会后，他下令将陈伯达关押进了秦城监狱，指定周恩来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指定叶剑英去福建、广东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将陈定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在全国掀起了“批陈整风”运动，宣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或者说没有很好的合作过”。毛对陈伯达没有像对杨成武、邓小平等人那样，关壹段时间放出来起用，而是致死不放陈出狱。吴法宪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刘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廿三条》、文革的《五•壹六通知》等，都是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但壹有不同意见，壹有了错误，就说‘与陈伯达共事三十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既然是这样，那为什麽要把陈伯达壹直留在身边，而且壹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壹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壹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毛泽东将陈关进监狱，将陈说成“三十多年从来没有合作过”，让同样追随三十年的康生寒了心。康生在会上也明确支持了林彪设国家主席之议，感到陈伯达的今天可能就是自己的明天，下庐山后就称病不再参加开会，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换了别人，甩手不干就是反党，也会被关进监狱，或神秘消失。可是康生有本钱甩手不干。从延安整风到这次庐山会议，他为毛泽东操办的机密太多了。他了解刘志丹之死、项英之死、高岗之死，他将乡亲江青带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撮合了毛江结合，他主持推出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帮助毛泽东销毁了众多见不得光的文件证据，因此被年长五岁的毛泽东称为“康老”。毛泽东知道斯大林之死与贝利亚有关的传闻，知道这位“中国的贝利亚”的厉害，感到康在自己身边可能作了安排，因此默认康生甩手不干，在中共十大时仍给康挂名副主席。追随毛泽东三十年的康生在陈伯达入狱时果断淡出政坛无疑是明智决定。或许，他在用退出的行动表明他也主张结束文革。

批陈整风运动

九届二中会会后，毛泽东主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派周恩来主持“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4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在会上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五位林彪亲信“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将运动矛头直指林彪。压力之下，林彪的五亲信都循党内权斗规则，写书面检讨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毛泽东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壹个国民党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壹贯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47]  显然，毛泽东是在将自己煽动“反党乱军，挑动武斗”嫁祸于陈。谁都知道，壹介文人陈伯达与姚文元壹样，只是起草文章的笔杆子，并无可能“乱军”，“乱军”的动员令来自毛泽东起草的《五壹六通知》和《十六条》。

最能说明“批陈整风”运动之黑暗的是，毛泽东下令批判陈伯达，又不敢将陈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公之于众。毛很清楚，文革已经天怒人怨，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已有几百万人在“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运动被整肃、关押、枪毙或被逼自杀，再提造反不可能有人响应了，而林彪和陈伯达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会是人心所向，因此他既要批判陈伯达，又将陈起草的报告稿高度保密。被迫参加批判陈伯达的民众中有不少人猜到，陈伯达反对“继续革命”的报告中可能提出了结束文革的要求。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文革声称估计到1969年结束。谁知道到了1969年毛泽东不认账了，要求“继续革命”。林彪知道毛发动文革是要整肃刘少奇，认为刘死了总该结束文革了。他和国人都没想到，毛发动文革不光为整刘，还为了精神需求。在发动文革时的“黑话信”中，毛泽东清楚表明不想让天下太平，要求不停地斗。整死刘少奇后，毛的斗争欲望无止境，又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莫名其妙地要求挖出国民党人，以满足斗争嗜好。

随著林彪集团成员检讨，毛泽东、周恩来联手整肃林彪的形势明朗化。林彪以拒不出席会议的方式消极抵制“批陈整风”运动，壹如既往地拒作检讨。同时，他与高岗、彭德怀、彭真、刘少奇等人壹样，抱侥幸心理，相信毛泽东会念多年追随手下留情。与高岗、刘少奇、彭真等人壹样，林彪也几次寻求与毛泽东面谈，希望达成和解。被毛泽东整肃的高层们都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都知道毛泽东整肃别人时从不半路和解，但都相信毛会对自己手下留情。林彪同样判断失误。毛泽东不念林彪在历次整肃运动中的保驾之功，几次拒而不见，拒绝和解。在与林彪较量中，毛泽东军权在握，得周恩来支持，让林彪不知道行踪，同时对林彪集团成员的动向了如指掌，完全控制了局势。林彪这时才后悔自己掌军多年，壹直推动军队效忠毛泽东，结果帮助毛泽东巩固了军权，自己却调动不了军队。

南巡打招呼

林彪之子林立果不相信会出现握手言欢的结局，拒绝束手待毙，准备采取行动推翻毛泽东的统治。在林彪发布壹号命令时，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虽得林彪支持，得吴法宪授以空军指挥权，但调动不了军队。毛泽东视军权为根本，抓住军队调动之权不放手，连林彪、吴法宪都无法调动空军，林立果所能调动的不过几架飞机而已。1971年3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秘密团队举行了“联合舰队”会议，制定出了以“武装起义”谐音为名的《571工程纪要》。毛泽东清楚林彪淡泊权力地位，但他担心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早就通过周恩来布下了眼线，对林立果的行动壹清二楚。

1971年8月，毛泽东为布署清算林彪兼避险秘密南下。沿途，他召见各地军政大员，发表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等等。毛泽东不召开会议，不发中央文件，而以“打招呼”的方式要求大员们表态效忠是因为，如果召开党的会议，他难以向全党交待为何要打倒他自己树立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并且他对林彪“急于想当主席”，“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等等诬陷，不能在会上说，更不能当著林彪说。事实上，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讲话中让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和要批评张春桥等内容事先均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不存在“突然袭击”。尽管毛泽东整肃林彪没有能摆上台面的理由，各地大员都是毛泽东所任命，经过了历次整肃运动，非常清楚权力斗争无所谓是非的道理，均对谁能胜出就支持谁的生存之道驾轻就熟，他们清楚毛泽东军权在握，全部表态效忠毛泽东，使林彪陷入绝境。

九壹三事件

得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后，林彪明白了与毛和解无望，后悔掌军以来净忙著为毛泽东树立权威而没有抓自己的军权。在毛泽东的清算面前，林彪这个副统帅无计可施，只好作被整死的准备，对部下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死也死在这里。壹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48]   1971年9月13日，民航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两小6102;后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九人，包括四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是为震惊中外的“九壹三事件”。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向各大军区和和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跑了”，向全军发布壹级战备命令，下令将早已被严密监控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逮捕监禁。随后，中共中央宣布林彪、叶群、林立果、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等壹行“仓惶出逃”，计划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或者逃往苏联“叛党叛国”。

九壹三事件后，蒙古外交部抗议中国飞机侵犯领空，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答复“不可能”，故意拖延，实际是让驻蒙外交官放弃第壹时间赶去失事现场收集资料、了解失事原因。直到苏联人、蒙古方面搜索、清理事故现场后，中共中央才于9月15日允许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壹先等人去飞机失事现场。由于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中国驻蒙外交机构只得对蒙方提出的侵犯领空抗议支吾搪塞，半个多月不给蒙古方面正式答复。按例，中国外交官应首先要求领回死难者遗体和遗物。但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外交官“保密”、“把政治事件化解为壹般的民航事件”， 向中方调查人员和蒙古方面隐瞒坠机死难者名单，实际不允许提出对尸骨、黑匣子和遗物等的要求，将真相对国人隐瞒。

邱会作后在回忆录中披露事件经过说：从（9月）15日晚起就变了，当得到我驻外蒙使馆关于林彪等人全部在温都尔汗摔死的报告，毛主席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壹句话：林彪帮了我壹个很大的忙……汪东兴向大家说：主席知道林彪死了，很高兴！还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很高兴地喝了酒，为林彪的死干杯！[49]   李作鹏出了秦城监狱之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壹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外逃。[50]  李德生回忆披露，毛泽东称林彪出逃摔死是最理想的结果。据军队作家舒云调查，当时的广州军区，包括林彪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林彪要到广州另立中央壹事壹无所知。

由于中国没有反对党监督，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报导、调查，当局公布的“九壹三事件”所有情节都值得怀疑。关于林彪之死，民间流传有西山杀害说、[51]  坠机前机杀害说、[52]  导弹击落座机说、驾驶员潘景寅自杀殉职说 [53]  等等。有人说，最能证明林彪从出逃到坠机真相的是飞机的黑匣子，听听林彪在最后时刻说了什么就真相大白了。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了卢泰愚总统，使韩国民航机失事事件真相大白。对揭开“九壹三事件”真相至关重要的256号飞机的黑匣子，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下令不要，毛、周之后的历届中共领导人也不要。中共不想面对“九壹三事件”真相或林彪最后的话。还有人猜测，周恩来可能对256号飞机的黑匣子作了预先处置。凡暴力革命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不外是更心狠手辣者胜出，因此都需要隐瞒真相。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谜案都是革命党所为，“九壹三事件”是革命党需要隐瞒真相的另壹证明。“九壹三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事件的脉络基本清楚：毛泽东决定置林彪于死地，与周恩来策划了事件，周恩来全程操办，在256号机升空后下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逼该机飞往国外，安排了坠毁。

在毛泽东的整肃面前，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彭真、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无壹不是放弃论争，低头检讨，给自己扣帽子，而且绝大多数是写书面检讨，求毛泽东原谅。林彪是中共高层中的壹个例外。他拒作检讨，拒绝屈服，留话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林彪的最后主张是结束文革，恢复经济与发展生产，是有利国家人民的。但是，相比在建国后带给国家和人民灾难，林彪之善微不足道。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饥荒已经蔓延十几省的背景下，林彪不顾人民死活，为毛泽东的“反右倾”保驾，使饥荒扩大至饿死几千万人的规模；在大饥荒中，他在军队中推动崇毛运动，使毛泽东有恃无恐，继续横征暴敛并声言不怕农民造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提出“交学费”说，将毛泽东制造大饥荒罪责壹笔勾销；在大饥荒后，他保证了军队效忠毛泽东，帮助毛泽东制造了越战、“三级建设”、“四清”运动等壹系列灾难；1966年，他代表军队高调支持发动文革，酿成了更大的灾难。在帮助毛泽东整死刘少奇的同时，林彪为自己掘了墓。在林彪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争斗中，没有正义可言。虽然林立果的《五七壹工程纪要》揭露了诸多社会问题，但从林彪长期助毛为虐，不管百姓死活，为儿子全国选妃，在各地建行宫，林立果的所有活动都建立于特权之上等事实看，林彪父子政变成功也不会改变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也非百姓之福。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54]  在全国展开了对林彪余党的大清洗。清洗中，被捕的政治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再次作检讨，与林彪撇清干系，以揭发林彪自保。当年国庆节，中共取消了天安门庆祝活动。12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声称陈伯达与林彪结盟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曾准备“篡党夺权”。在随后的壹年中，千余名高级将领受到林彪事件牵连被清洗，连同株连者和家属，上万人被整肃。几年前奉毛泽东之命“支左”，主持各地革委会、主持 “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清查五壹六”等运动的壹大批军队将领从残酷迫害造反派的整人者沦为了被整者，受到残酷迫害。例如，黄永胜在狱中患金森症，行动不便，上厕所没人帮助，只能自己爬著去。邱会作的经历是共产党内“翻烙饼”式来回整肃的典型壹例。当年，他在中央苏区肃反中从中央保卫局枪下死里逃生。文革初期，他被军内造反派连续批斗了四十多天，被斗到不省人事。造反派对他施行了八种刑罚，其中三种是：“向毛主席请罪”（弯腰低头，脖子上挂二十公斤的铁牌子，铁丝嵌入肉里）、“向造反派下跪请罪”（脖子上挂大铁牌子）、“向造反派致敬”（喷气式）。同被批斗的赵尔陆被迫害致死时，邱会作写了小纸条设法传给了毛泽东、林彪。得林相救获释时，邱会作遍体鳞伤，剃著阴阳头。重掌总后勤部后，邱对军内造反派展开报复，实施同样残酷的迫害，提出了 “狠斗、狠审、狠专”的三狠方针，主持对造反派实施了五十多种刑罚。其中包括：车轮战、低头弯腰罚站、坐高低凳、“打反骨”（棒打）、“吃元宵”（围殴）、摔劈柴、脖子上挂椅子、“捏羊蹄”（手指曲后猛砸，致使受审者痛得在地上打滚）、吊天棚、逼吃带粪馒头、逼自己打自己、逼喝脏水等等。在他领导下，解放军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残酷迫害了近五百人，将其中八人迫害致死。“九壹三事件”后，邱会作再次沦为被迫害者，在秦城监狱遭受冻饿，衣不蔽体，被逼扒在地上写交待材料，受连累的老母亲被取消护理，活活饿死。[55] 

林彪死后，帮毛泽东送林彪上不归路的周恩来的罪恶感和成为二号人物被毛泽东整肃的恐惧壹齐涌上心头，铁石心肠的他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当众痛哭失声。[57]  毛泽东也难逃内心煎熬，对林彪支持者大清洗没有让他增加安全感，反而更让他陷入军人政变恐惧中不能自拔，如同被冤魂缠住，常在睡梦中呼喊“林副主席”、“副统帅”惊醒。[56]  他拉新亲信整旧亲信的游戏玩到头了，他把党政军高层都得罪光了，没有人再愿意响应他的号召，甚至没有人愿意作他的亲信了，他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没能走出林彪事件的阴影。作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常胜者，毛、周二人都无计逃脱内心惩罚，同时健康崩溃。

每壹次以阴谋手段清洗对手，毛泽东都面临向全党和国人交待的难题，都需要编造出壹些罪名再诬陷对手壹次。“九壹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向全国宣称林彪搞反革命政变失败，在叛逃苏联途中“自我爆炸”，称林彪曾发出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刺毛和武装政变的手令，同时还公布了《五七壹工程纪要》的部分内容和影印件，作为上述指控的证据。按中共中央的说法，《五七壹工程纪要》被发现于林立果曾开会的建筑内的壹个笔记本上。然而，直至文革后对林彪集团审判时，当局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对林彪“另立中央”、“搞政变”、“图谋刺杀毛泽东”等指控，也没能证明《五七壹工程纪要》与林彪、林立果有关。

“九壹三事件”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事件后，“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不能再喊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崇毛仪式也为国人唾弃。当局公布的《五七壹工程纪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人的心声。其中抨击毛泽东的统治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壹股力量，打另壹股力量。今天甜言密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壹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壹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壹个怀疑狂、疟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壹不做、二不休。他每整壹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壹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他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壹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他是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上述抨击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疯狂参与文革的壹代青年走出毛泽东神话，开始怀疑文革和共产主义信仰。可以说《五七壹工程纪要》为崇毛运动划上了句号，是文革中的启蒙书，是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

中共十大

林彪事件后，三分之壹中共政治局委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不得不再召开全国党代会重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共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都须先开准备会议，将所有事项定好，然后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举手通过。毛泽东循发动文革的政治局会议之例，自己不出席准备会议，让周恩来出面主持会议及宣布自己的决定。

1973年5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省市区党委、各兵种大军区负责人出席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林彪、叶群的反动笔记》、《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和《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宣布了毛泽东下列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洪文与张春桥、姚文元壹起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王洪文负责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宣布《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宣布“解放”（恢复官职）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壹批老干部。会后，《人民日报》刊出了周恩来拟定，毛泽东批准的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其排列类似梁山好汉的天王、天罡、地煞如下：

毛泽东

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张春桥（大会秘书长）

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 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华国锋、吴德……

8月24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林彪事件后毛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时衰弱得站立都要人扶。开幕式上，会场起立奏乐，毛泽东站立不住，只好坐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周解释林彪、陈伯达去职的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壹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 周恩来报告后，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其中坚持说中共九大是团结胜利之会，但“九大”党章中关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话必须删去。他宣读毛泽东的“反潮流”论说：“壹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大会闭幕时出现了独裁体制下特有的壹幕。全体与会者起立长时间地鼓掌，等候毛泽东走向离场。毛泽东衰弱得站不起来。毛不起身谁也不能走。会场与当年斯大林时代的大会壹样，谁也不也先停止鼓掌。在狂热与恐怖并存的独裁体制下，大会先停止鼓掌者会后可能被带走。于是，全体代表鼓掌持续。周恩来意识到这样持续不是办法，赶紧问计毛的护士长然后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

中共十大是毛泽东统治时代末期极度黑暗的壹个写照。首先，这时的中国不仅是病夫治国，而且是行将就木之人治国。其次，毛泽东、周恩来指控林、陈的报告，又将这份构成林、陈罪行的报告保密（至今不予披露）。若党内稍有壹点民主气象，也会有人提出了解这份罪证文件。可是，高层们全体沉默，没有人敢于提出如此基本的要求。其三，毛泽东将林彪夫妇的日记定为“反动笔记”，公之于众作为整肃依据。虽然大量使用暗语，林彪坚持写日记说明他是中共高层中相对磊落者。毛泽东、周恩来是不可能写日记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根本不能白纸黑字地记录下来的。全党高层没有壹个人敢于质疑这种以日记作为整肃依据的作法；第四，《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的产生的决定》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与林彪集团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为代表资格条件极为荒唐。因为，几年来的文革路线是毛、林为正副“统帅”的路线，中共党人都在这壹路线的领导之下，林彪更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典范，他要求结束文革也是照毛泽东文革搞三年的说法行事，并不存在林彪路线；第五，政治局向主席请示修改党章说明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都形同虚设，真正的决定出自毛泽东壹人，各种会议只是举手的走场。第六，周恩来在报告中指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属于中伤。因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是当时高层的集体写照，并非林彪壹人，周恩来自己及众高层都是这样生存过来的，其中周恩来推动崇毛之积极不在林彪之下；至于“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大家都清楚林彪若真能如此也不至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第五，大会报告鼓吹谁也说不清确切意思的“反潮流”，在文革天怒人怨的背景下继续颂扬文革，鼓吹“阶级斗争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第六，大会宣称中共党内发生了十次路线斗争，每壹次都是毛泽东正确，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向全体党员和国人隐瞒。

整死林彪后，毛泽东立即开始盘算再次整肃二号人物。中共党史上，八大是毛泽东盘算整肃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开始，九大是毛泽东动手整肃二号人物林彪的开始；十大则是毛泽东动手整肃二号人物周恩来的开始。虽然这时毛泽东在中央拉新亲信整肃二号人物的游戏已经玩到头了，但毛泽东早有奇兵备用。十大会上，毛泽东宣布了牵制周恩来的两项布署：提拔亲信华国锋进入政治局、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副总理、公安部长；重新起用邓小平任中央委员。毛泽东提拔华国锋始于十多年前。建国之初，毛泽东得知湖南湘潭县委书记华国锋对自己故居精心保护，颇有好感。1955年，毛泽东到长沙时召见了华，指示华推动合作化运动。华迅速写出《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文报毛。毛赞赏华的文，将华提拔进入湖南省委，指定华出席七届六中全会。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华调集十万民工，亲任总指挥，不惜成本地修建了韶山灌区，将毛家乡营造成了湖南“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此后，华成了湖南的“通天”官员，每年到京几次向毛直接汇报工作。在林彪事件后众叛亲离的局面中，毛泽东将华提拔进领导核心作为自己臂膀。重新起用邓小平是毛泽东在整邓时预定的计划。当年在苏区，邓被以毛派罪名挨整，从此被毛视为亲信，而非“国际派”。共同主持反右运动后，毛对邓的信任倍增。四清运动后，邓小平与刘少奇走得近，结果进了毛的整肃名单。不过，毛泽东整肃邓与整刘少奇有完全不同的打算：对敢于发难的刘要置于死地，对邓则要通过敲打达到驯服，以备后用。召开十大时，毛开始盘算对付二号人物周恩来，决定起用邓以制周。

工农兵上大学

在党国体制之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可避免地成为服务中共利益的工具。建国后，中共秘密实行“调干生制度”，由党决定上大学的人选。新中国的大学招生不再是通过高考选拔的竞争，而由中共依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秘密“政审”决定。中共将最符合培养条件者推荐为留苏生、保送生，将其余分为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壹般专业、降格录取和不宜录取四类。“不宜录取”者主要是出身地主、富农、旧政府人员、旧军队人员、右派、有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者，本人有过政治牢骚言论者，表达独立思想观点者。高校当局在招生6102;执行中共的录取政策，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被中共列为“不宜录取”者考试分数再高也不能录取。调干生制度之外，中共实行推荐招生制度，绕过考试程序，完全由权力者“政审”决定。所谓推荐程序是，先查“家庭出身”和“政治面目”，剥夺建国以来历次整肃运动受害者及其子女的上大学权利，选送基层中共组织认为“政治上可靠”，“听党的话”者上大学，大学招生完全由中共操纵。“调干生制度”和“推荐制度”是魏晋时凭门第荐官的“九品中正制”的翻版。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是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使贫寒学子有了勤奋出头的机会。然而，毛泽东的所谓教育革命以改头换面的门第推荐制度取代公平竞争的考试入学制度，剥夺了学子通过勤奋出头的机会。

发动文革后，中共下令大学无限期停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壹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壹运动搞深搞透，没有壹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

大学停办后，中学生升学的要求无法回避。政府无法将所有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农村去，教育部不断向中共中央请求恢复大学招生。高层中没有人敢于质疑毛泽东关于废除高考的“教育革命”批示，中共中央作出照顾毛泽东面子的妥协决定：废除招生文化考试，采取举荐制度，由各地的基层革委会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197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说：“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具体规定：学制两至三年；学习内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报告宣布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大学招生办法（十六字办法）。随后，中共中央将大学招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军队各军区，再层层向下分配。与大饥荒后出台的“八字方针”中只有“调整”两字有意义壹样，大学招生的“十六字办法”中只有“领导批准”四字有意义。因为，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想有机会上大学，大学没有录取决定权，“群众推荐”不具操作性，“自愿报名”、“学校复审”、“群众推荐”都是空话，农村、工厂和军队中实际不存在“群众推荐”，上大学名额完全是领导内定，是权力和家庭背景的竞争，推荐制实际是“领导批准制”。

1971年，全国大学招收了四万多名中共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配合推荐招生，中共推出了壹部歌颂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片中的壹个情节是以手上老茧多作为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其实，工农兵学员中超过七成是中共各级干部的子女，能获得推荐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和政治立场。1972年8月，第壹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当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坚持毛泽东否定正规教育的“两个估计”，要求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管改），“使大学成为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中国古来有尊师重教育传统，文武强人推动办学，但不干涉办学，都认为由大学者办学天经地义，都在先生面前保持恭敬。这壹传统在新中国被颠倒过来，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和正规教育制度，要求“工农兵学员”们管大学，管教授。

“工农兵学员”们上大学前都经过在农村、工厂、部队的锻炼，珍惜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普遍学习努力。但由于被文革中断学业，没有通过文化考核，文化水准相差悬殊，造成教学混乱。为迁就低水准的学生，大学被迫从小学内容教起。最影响教学质量的是毛泽东提倡的“学工、学农、学军”和“开门办学”。学生们往往被安排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劳动或接受军训，去“体验生活，改造思想”。所谓“开门办学”是要求学生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去听工农兵讲课，或请工人、农民、军人到大学来讲课。如此办学虽然新颖，但算不上是教学。

1977年，随著毛泽东的去世，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回归尊师重教传统，恢复考试录取的教育制度，持续了五届的“工农兵上大学”“教育革命”走入历史。没能上大学的壹代青年多抱有不论多大代价也要让孩子上大学的想法，他们希望以此弥补因 “教育革命”、“推荐制度”而被剥夺上大学机会的终身遗憾。

批周测邓

“九壹三事件”后，流放中的邓小平看到了复出的机会，托江青转信给毛泽东。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壹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壹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2] 

1972年初，陈毅元帅病逝。众多文革中被整肃的老干部通过要求参加追悼会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壹消息让毛泽东感到震动。文革之初，他得林彪代表军队强力支持，可以将几位反对文革的老帅同6102;整肃，迫他们写检讨。可如今形势不同了，元老和军队对文革的不满日益强烈。毛泽东感到，若再不安抚元老、军队和壹大批受到文革冲击的老干部，他的统治随时垮台。陈毅追悼会当天，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赶紧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提高追悼会规格，决定亲致悼词，帮助毛泽东稳定了林彪事件后的危局。毛泽东此举确实起到的安抚老干部的作用。在文革中被罢官发配的老干部们看到了复出希望，奔走相告，弹冠相庆。8月，邓小平再致信毛泽东检讨说：“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壹，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壹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壹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3]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两次检讨感到满意。 “九大”后，毛联手周恩来对付林彪，成功置林彪于死地。现在，他要起用邓小平以牵制周恩来。他清楚，连年文革造成经济危机和人民不满，需要有人出来收拾动乱局，而这非江青等文革派所能，能干的邓小平能帮他收拾烂摊子。1973年，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回北京，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中共十大上任邓小平为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在让邓复出的同时，毛泽东对邓的“永不翻案”保证不放心，担心邓将来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他自己，担心邓像当年支持刘少奇壹样与周联手，于是决定对邓作进壹步测试。

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晚宴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壹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壹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来不及向毛请示，连夜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基辛格走后，毛泽东指责周恩来未经批准与美国人单独会谈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让周恩来自己来主持批判自己的共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指定邓小平和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参加会议批周。毛泽东的右倾指责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只是找借口整肃周恩来，同时测验邓和周恩来的老部下们能否撕破脸批周。邓和周的老部下们都清楚党内斗争没理可讲的道理，清楚毛泽东关注著会议的情况，于是对周恩来展开了围攻，不讲情面地扣帽子、揭老底。曾对高、饶、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多年战友落井下石的周恩来最清楚党内斗争的规则，对部下们的围攻不觉得意外，不作辩解，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还给自己扣更多的帽子以让毛泽东满意。邓小平清楚毛泽东的测试用意，在会上激烈批周，“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诛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壹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著良心讲了出来。”[4]    

邓的批周表现让毛泽东满意。毛清楚，周恩来在党内军中根基深厚，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整周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危及统治。在周恩来给自己扣帽子外加写检讨后，毛泽东感到敲周测试邓的目的达到，指示批周收兵。半个月后，毛泽东决定邓小平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命邓出面收拾局面，同时刻意抬邓压周，任命邓小平为代表团团长率团前往出席各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的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出席联大会议归来后，邓小平获毛泽东任命为第壹副总理，取代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不负毛泽东的期望，立即主持实施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帮助毛泽东清除林彪集团在军中影响。

反潮流

在十大政治报告中，中共提出了“反潮流”号召。这壹让国人莫名其妙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创造，意思还是造反。早在发动文革之前，毛泽东就在“黑话信”中提出“天下大乱”、“过七、八年再来壹次”。在文革进行了七、八年后，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被关押整肃，甚至枪毙，毛泽东知道造反的蛊惑说不出口了，但又不想结束文革，不想恢复秩序，于是想出了个“反潮流”口号，换个说法还是蛊惑造反，要求“继续革命”。根据他的要求，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积极物色“反潮流”的典范。

1973年4月，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召生在推荐之外增加文化考试。江青认为这壹意见违反了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准备借此发难。在6 月的招生文化考试中，辽宁知青张铁生答不出理化考题，将准备好的给“尊敬的领导”的壹封求情信抄录在试卷背面，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根据辽宁省领导人毛远新授意，《辽宁日报》将张铁生的信删改后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核中，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白卷背面写的壹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毛泽东最为痛恨正规的高等教育制度，其中还最痛恨考试制度，认为考试获高分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壹部分，认为“脚上有牛屎”，考试交白卷的农民代表教育革命，表态支持《辽宁日报》的编者按。江青乘机行动，将交白卷的张铁生称赞为“反潮流英雄”，指示《人民日报》以《壹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转载了“白卷事件”报导，并下令将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为农学院大学生。事件极大地打击了没有背景获推荐，正在努力自学，希望通过考试上大学的全国知青。

1973年12月，江青再组织《北京日报》发表了《壹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将与班主任闹矛盾的小学生黄帅树立为反“师道尊严”的反潮流典型，称“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壹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经此煽动，各地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反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各地纷纷树立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学生。受中共中央挑唆，中小学生们重新开始造反，旷课、斗殴，砸烂教室玻璃窗，破坏课桌椅，使学校回到了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

“反潮流”运动的另壹标志举措是“考教授”。经毛泽东批准，江青授意掌管清华、北大的谢静宜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出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组织了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考教授。北京“八大学院”的613位教授、副教授参加了考试，仅 53位及格，有 200位交了白卷。随后，江青部署了组织座谈会、发简报、发文章、公布众多教授考试不及格等壹系列行动，以此否定大学恢复召生考试的举措。应当说，以考试办法羞辱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的意思。毛的心思与当年洪秀全壹样。洪秀全屡试不第而对考试心怀仇恨，兴兵后迫不及待地开科举，要通过作考官考别人来发泄怨气。毛泽东壹样，自认在北大受了知识分子的气，从延安以来后反复以各种方式整肃知识分子来发泄怨恨，考教授是他的另类发泄。

“反潮流”运动是毛泽东对教育事业再壹次摧残。读过师范，作过教师，到过岳麓书院的毛泽东反对学生规矩地听老师讲课，不断地煽动学生造反，下令停办大学，在不得不同意恢复大学召生时下令取消考试，在不得不同意恢复考试时鼓励交白卷，授意考教授，以公布教授教科文不及格方式羞辱知识分子。他曾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壹遍，我不会，妳写了，我抄壹遍，也可以有些心得”。[5]  这不免让人怀疑他的师范是怎么读出来的，曾经的教师是怎么当的。中共长期宣传毛泽东有壹套教育革命的思想。但毛泽东的言行证明，他的教育思想就是仇视教育，仇视学校，他的教育革命实践就是摧残、摧毁教育。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反潮流”运动，他摧残教育不遗余力，反复整肃、羞辱知识分子，否定教育制度，否定正规大学，仇视学者，仇视考试，要求关闭，停办大学，减少大学学科，将大学迁往农村，减少直至教育经费，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他的统治时代结束后人们才明白，他的“反潮流”就是让国家，让学校继续混乱下去，“过七八年再来壹次”。

批林批孔运动

“九壹三”事件后，“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化名梁效）奉命到毛家湾林宅寻找批林材料，将找到壹些林彪尊崇孔、孟的零碎材料报告了江青、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发表谈话中称法家是进步的，儒家是倒退的，林彪同国民党壹样，都“尊孔反法”等等。据此，江青、张春桥授意梁效等理论班子组织文章批判孔子和儒家。1973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6102;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9月，“梁效”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壹文，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在《学习与批判》党刊上发表了《论尊儒反法》壹文。同月，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壹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壹派讲秦始皇好，壹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不仅赞成秦始皇，还赞成“焚书坑儒”，曾写诗贬孔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历史上曾有李贽、陈独秀等学者批判过孔子，但孔圣人贬为“秕糠”者毛泽东是第壹人。

1974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壹模壹样的《元旦献词》，在其中称“批孔是批林的壹个组成部分”。1月18 日，中共中央下达壹号文件，将“梁效”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国。由此，中共将孔子和林彪扯在壹起，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根据中央文件，“梁效”、“罗思鼎”为首的写作班子发表了大量尊法批儒批孔文章。其中引领运动的文章有，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论吕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这些文章与批判电影《武训传》、“九评”、批《海瑞罢官》等整人文章壹样，均是强词夺理，扣“阶级斗争”帽子，以谩骂为能文章。如果说其中有新意的话，那就是借吹捧吕后、武则天吹捧江青。

“批林批孔运动”中，杨荣国教授红极壹时。他在文革前因发表扣政治帽子的《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批判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讲话》等文出名。文革初期，他与众多知识分子壹样受到批斗，抄家、隔离审查、送干校劳改等迫害。在中共中央策划批孔时，他将政治批判引入学术的《孔墨的思想》、《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等专著受到“梁效”欣赏，他指孔子为“反动派代表人物”的《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壹文更受到毛泽东赞赏，获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从此，杨时来运转，获授广东省要职，连续发表了《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桑弘羊的哲学思想》、《林彪、孔丘都是开倒车的反动派》、《先秦儒法两家思想是根本对立的》等鼓吹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批判文章，出版了党化文章的样板——《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壹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讲“评法批儒”。如果说杨荣国文革前的文章还算得上是学术壹家之言，则他在“批林批孔”运动前后的著作、文章完全沦为服务整肃运动的“党工具”，其中充斥诸如“南子长得漂亮，孔子对她有野心，此可见孔子并不那么正派”等逢迎统治者的随意编造。他在政治整肃运动中不由自主地火了起来，又随著整肃运动不由自主地跌落，在几年后被戴上了“四人帮走卒”帽子。

闻名的尊孔学者梁漱溟教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杨荣国教授形成了对照。在政协委员们须人人表态拥护运动的环境中，梁漱溟保持沉默，被认定是抗拒运动。批孔会上，有人发言说：“某教授五四运动时在北大哲学系还是壹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妳的转变。”梁漱溟回应：“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著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壹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梁的观点不见容于运动，被反复逼迫要求表态。最后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共高层在激烈内斗。江青等人提出了“第十壹次路线斗争”之说。此前，中共官方称从中共成立之日起已出现过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其代表人物分别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壹贯正确，先后与十次错误或反动路线斗争并获胜。“第十壹次错误路线”之说让人猜测其“错误或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周恩来。病中的周恩来也感到惶恐，以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向毛泽东表态效忠，与叶剑英分别主持了地方和军队的“批林批孔”运动。

自从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升任二号人物，毛泽东就开始盘算对周的整肃。周恩来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医疗专家组传达指示：第壹保密；第二不检查；第三不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他要利用癌症来消除周对他地位的威胁。在1972年6月的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命周恩来讲“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江青传话要求周“联系个人实际，讲个人的历史事实”。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要求他作检讨，于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检讨，承认追随王明犯了严重错误。随后，毛泽东又指周在外交上犯了右倾错误，安排邓小平等人对他展开围攻。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影射周为“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提出了“第十壹次路线斗争”之说。这种有话不直说，控制舆论工具指桑骂槐，与国人打哑谜的办法是毛泽东的惯用套路。多年来，毛泽东每每以“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党内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有人搞独立王国”、“这样的人就坐在台上”等等打哑谜言论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样的恐怖中，国人被迫跟著毛泽东批武训、批胡适、批海瑞、批陈伯达、批林彪、批孔子，不间断地开展莫名其妙的批判运动。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的确应当批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评论孔子思想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论语》小册子中的谈话只是壹种常识道德，毫无出色之处。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壹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更好些。孔子论述中没有思辨哲学，只有壹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也是壹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6]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承认：“假使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来到中国，中国永远不会产生声光化电那些种种物质文明。”[7]  梁氏此言道出了孔子和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共和理念根本冲突。与孔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思想成了现代科学和当今普世价值的源头，而孔子和儒家思想与这壹源头对立。它们强调等级地位，强调对统治者驯服，扼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探索精神，拒绝平等、自由、宽容、妥协和反省，是国人的精神枷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指出，“许久以来，中国壹直处停滞、静止的状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批评“中国是壹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壹书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壹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确如西方思想家们所指，主导中国人思想的孔子和儒家学说是中国两千年停滞不前，对世界文明进步，特别对科学，缺乏贡献的主要原因。

孔子思想被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学者不断吹捧拔高，孔子之后的儒家思想越来越专制，发展到了“存天理、灭人欲”，以礼杀人地步。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越来越专制。唐朝的大臣与皇帝坐而论事，宋朝大臣只能站著说话，到了清朝，跪著还不许眼睛上抬，还发展出了“奴才”的自称。由于中国受儒家专制思想影响太深，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历史上鲜有批孔者。清末民初，中国在思想和言论方面空前自由，批孔的思潮兴起。但是，二十世纪中国的批孔者们大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专制。“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孔教的同时不容反对意见，鲁迅对旧礼教旧道德极端地否定，但他自己的思想与儒家壹样专制，不容忍不同意见，壹遇争论便恶毒谩骂，声言“绝不宽恕”。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没有形成制约统治者权力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成为在制约统治者制造灾难方面最无能的群体。

批孔运动成了文革青年突击补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学习运动。因为，各单位都举办“批孔讲座”和“儒法斗争史”讲座，迫使青年们学习中国历史。不过，由于非党化的书籍被禁止，人们能够读到的历史书籍全是杨荣国文章壹样的党化之言，所学都是中共党化的历史观和谩骂攻击的伎俩。如果说李贽、陈独秀等学者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专制批判有进步意义的话，则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则全无进步意义。毛泽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完全剥夺思想言论自由，推崇比儒家更加专制、暴虐的法家，因而没有资格批判孔子。毛泽东发动的批孔运动以谩骂为主要特征。谩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欣赏鲁迅的谩骂，在自己的讲话中、著作中，诗词中多有谩骂。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开始，批胡适，批红楼梦，批《海瑞罢官》，批《清宫秘史》等等文章都以谩骂、扣帽子和整肃威胁为能。在毛泽东统治下，红卫兵，文革“大批判组”、各级中共宣传部门写作班子的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中充斥谩骂。“批林批孔”运动更加如此，运动以漫画、大字报、儿歌的形式谩骂孔圣人，谩骂林彪。这种谩骂运动不配称批判，只是打著批判旗号的暴民运动、痞子运动，留给壹代青年的主要记忆是“孔老二是丧家之犬”、“林秃子”等等辱骂之词。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晚期极度黑暗的写照。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之时，毛泽东无事生非，发动“批孔”以满足自己的斗争嗜好，不是批判孔子、儒家思想的专制，而是借推崇法家将专制更加升级，发动批林彪，借批判林彪尊崇的“克己复礼”来反对恢复秩序，鼓吹“二次文革”，希望天下保持大乱，同时将林彪“结束文革，恢复经济”的主张对国人严格保密。批林最批林批孔运动显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逆来顺受，接受统治者的任何荒唐指令，在制约统治者干坏事方面比孔子时代更加无能。在毛泽东发动批了孔运动时，蒋介石在台湾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成立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中国文化大学”致力保护和研究传统文化。两岸这壹对比足以证明当年讨赤战争的正义性。

四届人大

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壹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检察院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听取和审议这些报告，国家财政预、决算须经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然而，这些条款从未被遵行。实际的情况是，人大在所有上述事项方面完全服从毛泽东的个人决定。1957年，中共发动了违反宪法的反右运动，将很多人大代表打成了“右派”，提前6个月于1958年2月召开了壹届人大第五次会议，胁迫众代表举手通过开除右派代表的决定后将人大废弃。刘少奇被整死后，毛泽东面临换国家主席须经人大向国人交待的难题。1970年3月，毛泽东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变更国体、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反对“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林决裂，召开四届人大之议被搁置。1974年，毛泽东在统治危机中改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同6102;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以营造安定局面。新政协以来，政协、全国人大完全是中共的橱窗装饰，其开会时间、地点、人物、讨论事项，决议事项完全由毛泽东说了算。此次也不例外，周恩来拟出了2864位代表的名单，经毛泽东画圈，这些人就成了人大代表。1975年1月，全国人大在被废弃十年后重开。会上，周恩来抱病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代表们发言表态拥护“批林批孔”运动，举手通过中共拟好的各项决议和七五宪法。

七五宪法总共才三十条的简单条文主要由中共政治运动术语而非大法术语构成。例如，“全国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等等，整部宪法基本都是党化内容。七五宪法抛弃“公民在法律上壹律平等” 的宪政原则，在序言和总纲中规定中共的领导地位，在条款中规定了中共中央拥有军事领导权和统率权（第十五条），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权（第十六条），总理提名权（第十七条）等诸多权力，但又没有规定中共行使这些权力时应当遵循的程序，实际规定中共的权力不受制约。七五宪法中虽删除了“七零宪草”中关于林彪的所有文字，但仍多处提及毛泽东、马克思、列宁等人名，与北朝鲜宪法并列为世界上仅有的两部鼓吹个人崇拜的宪法。

由于宪法携带过多的壹党之私和领袖的壹己之私，中共制定的宪法不可避免地随著领袖更替，政策变动而改来改去。三年后，随著中共领导层变动，中共第三次修改宪法（七八宪法）。修改后的宪法仍像是中共内部文件，充斥 “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产阶级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等中共政策表述。唐朝时，中国是世界上信仰最自由的国家，各主要宗教均在中国自由传播。唐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从未规定国民必须信仰某壹宗教。进入二十世纪，历届民国政府积极推动制宪，走向立宪共和，维护信仰，组党结社自由。然而外国输入的革命使中国人信仰越来越不自由，国民党主政后强迫国民信奉三民主义，共产党建国后更加倒退，规定不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拥护中共的领导即犯法，强调执政党的权力不受制约，实际宣布中共有权发动镇反、反右之类的整肃运动，有权杀害它认定的“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几位青年以李壹哲之名在广州街头贴出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壹时观者如潮，道路堵塞。大字报作者们不知道林彪与毛泽东分歧的根源所在，在毛泽东与共产党正确，林彪集团反动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不可能讲明白什么道理。但是，其中呼唤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之言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四届人大对呈给它们的大字报意见书不予理睬。这也不奇怪。因为，没有中共中央批准，人大代表们无权对民间意见书作任何表示。主政广东的赵紫阳没有按江青所言，将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但也只能按照中共传统作法，将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将三位作者分别被拉到各厂矿、机关接受批判。由于赵紫阳指示可以让作者讲话，批判会成了“大鸣大放”以来久违的政治观点辩论会。不久，韦国清主政广东，将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判刑。文革结束后，接替韦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将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以及壹大批受牵被捕判刑者释放。他在平反时说：“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壹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样的话听起来开明，但不可当真。习仲勋敢于平反“李壹哲事件”是因为那张大字报通篇没有批评共产党，是“献给毛主席”的。如果大字报批评了共产党，他是不会给平反的。事实上他对于广东当局在历次整肃运动中的迫害、屠杀都采取了回避，并没有说“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批判安东尼奥尼

1970年11月，中国与意大利建交。1971年，周恩来邀请意大利著名左派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以向西方世界宣传文革中国。这6102;的中国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无知，政府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严加防范，除事先审批的区域、路线外壹律划为禁区。1972年春，安东尼奥尼率摄制组壹行四人从深圳罗湖桥入关，前来拍摄文革中国。他原准备在中国随意拍摄半年，但中国政府要秘密安排人到拍摄地点打前站，召集会议，制作布景，指导群众排练，暗布岗哨便衣，工程浩大，周恩来亲自对安东尼奥尼壹行的拍摄作了安排，要求在22天内拍摄天安门广场、王府井、上海的工厂、南京长江大桥、苏州园林美景和农业样板河南林县的红旗渠等指定景点。安东尼奥尼无奈地接受了快速拍摄指定景点的安排。

拍摄中，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严格指定拍摄内容，十多位官员全程陪同感到沮丧，对明显造假的场景不感兴趣。例如，他们发现，前壹天约好要拍农民石头房子，第二天整个村庄的石头房子被粉刷壹新，失去了韵味。作为纪录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不想拍摄当局指定的场景，不想使自己的纪录片成为虚假的宣传片，认为影片的中心不是建筑，而应是人，要求拍摄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于是，他将当局指定要拍摄的天安门、长城、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等建筑作为背景，尽量以偷拍、改变路线等方式拍摄非指定的场景和画面，尽量拍摄当地人的面孔、衣著、言谈举止。1973年，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在罗马首映。影片展示的文革中国景象引起了轰动。美国广播公司以25万美元买下了影片在美国的电视公映权。影片在美国播出后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被评为 1973年的“十佳纪录片”。不久前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两次观看了影片。

出乎安东尼奥尼的意料，影片引起了中国当局的不满。对电影极为关注的江青首先发难，指责影片“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给文革抹黑”，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江青召集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电影《中国》展开了调查，随后提出调查报告，称电影《中国》是外交工作“右倾投降主义”的产物。毛泽东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观看影片后决定，禁止影片在中国上映，对其展开批判运动。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反华影片》。文章批判道：“安东尼奥尼以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丑化了中国。比如上海黄浦江边有万吨油轮，但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大货轮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南京长江大桥雄伟壮观，摄影师却从桥下往上拍，还插入壹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天安门广场也没有得到庄严肃穆的表现，拍摄了大量广场上的人群，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像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侮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文章指责安东尼奥尼“像间谍壹样”偷拍，称影片解说词“诬蔑工人讨论会是被事先安排，发言重复而单调”，“暴露了挂著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这个影片的出现，是壹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人民日报》批判文章发表后，其它报纸奉命跟进，形成了壹波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中共将各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辑成了壹本题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集。运动中还出现了如抗美援朝运动中壹样的政治儿歌，其中壹首是：“红小兵，志气高，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奉命参加批判安东尼奥尼集会的国人更对影片充满好奇。大家虽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都清楚，文革中国的真实的生活其实比“安东尼奥尼污蔑”的更糟。远在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得知中国的报刊的批判运动感到莫名其妙。他记得影片在意大利上映时，几位中国官员观后曾对他说：“您带著非常深情的视角看我们的国家，我们感谢您。”他不能接受中国官方的批判，对《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个人攻击和谩骂感到愤怒。

三十年之后，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了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映，纪录片《中国》首次在中国小范围公映。安东尼奥尼请友人代致贺辞说：“当我得知中国的观众不能观看这部影片时，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个等待很长。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而拍摄的《中国》今天能在北京放映，给了我巨大的满足，使我感到彻底的安心。”当少数国人补看三十年前参与批判的电影《中国》时发现，其中的开会发言，边走边喊口号，学生舞蹈等场景明显是预先排练的结果。人们这时才明白，安东尼奥尼执意捕捉真实生活的场景是为了捍卫纪录片的尊严，因此触怒了中国当局。不过，安东尼奥尼的抓拍没有能捍卫纪录片的尊严。国人观后还是感到它是虚假的宣传片。在党国体制之下，在中宣部操控审查之下，新闻就是宣传，新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注定是宣传片，外国导演拍摄的也不可能例外。

张志新就义

1968年，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张志新因发表反对文革运动的言论遭到残酷批斗。省委专案组整理出的“张志新反动言论”主要为：“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是壹条左倾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从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发展过来的，至文革时期已经登峰造极，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再过十年人们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壹样可笑；个人不能凌驾于党之上，谁都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林副主席是毛主席左倾路线的主要成员，是使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文化大革命是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1969年，张志新写下遗书和给丈夫孩子的诀别信，准备自杀，被发现后罪加壹等，被捕入狱，受牵连的丈夫曾真和两个孩子被遣送农村。

狱中，张志新拒绝认罪，继续批评毛泽东和文革运动，被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狱方对张实施了非人的迫害，恶毒手段包括：关“小号”：将她关在只能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中；单独长期关押；毒打；连续审讯不准上厕所，逼到她尿裤子；不提供女犯月经用纸，致她裤子上沾满经血；借口怕她隐藏反革命材料，逼著她当著男狱卒的面换衣服；唆使刑事犯人轮奸她；强迫她签署离婚同意书；长期带脚镣和手铐等等。残酷的迫害使张志新间歇性精神失常，在床上大小便，用窝头蘸著自己的经血吃。对张的精神失常之举，狱警在上报时称她“装疯卖傻”。[8]     

1975年，中共辽宁最高领导人毛远新下令处决张志新。刑前，“张志新被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壹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地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9]   “张志新痛苦得咬断了自己的舌头”，[10]  其惨状令壹女管教员昏倒在地。４月４日，张志新被人架上了沉阳第四监狱的公判大会台上，宣判后被押到沉阳大洼刑场枪决，随后尸体“被剖腹挖心，取出内脏后才被火化”。[11] 在被关押的六年中，张志新与家人音讯断绝，美丽的长发几乎被拔光，到死也没能再见到丈夫和十几岁的女儿、几岁的儿子。

张志新的女儿林林后来披露参加“死囚家属学习班”的情况说：“1975年初春的壹天，沉阳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爸爸、我和弟弟到县城开会。爸爸和我牵著弟弟，冒著风雪来到县城招待所。沉阳法院来的人说是给我们办个‘学习班’。接著，壹个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翻开念了两段，内容我记不全，壹段是讲阶级斗争的，另壹段是讲镇压反革命的。然后提到我妈妈，并问了爸爸壹些话。爸爸说几年前已同张志新离了婚。法院的人问我：‘妳知道妳妈妈在监狱中的表现吗？’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我只听人说妈妈是反革命。她怎样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妈妈被关进监牢后，爸爸去监狱送衣物，不让见。妈妈自被捕以后，同我们的壹切联系都断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沉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妳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妳是什么态度？’我楞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强忍著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妳们还要不要？’我低著头没说话。爸爸又代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们让我在写好的东西上面签字，按上手印，学习班就这样结束了。整个过程，弟弟不敢出声，紧紧地抱著爸爸。爸爸领著我和弟弟顶著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壹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爸爸独个儿坐在小板凳上，对著灯发楞，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轻轻地把沉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扑进爸爸的怀里放声大哭。爸爸拍著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壹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12]   

文革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推动为张志新平反，追认张为烈士。经过加工，张志新被宣传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采访了张志新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了张住过的“小号”，被割断喉管的监狱刑讯室，翻阅了张志新的案卷，含泪写下出了长篇通讯《壹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但这篇通讯因所披露的事实过于悲惨被禁止见报。胡耀邦再亲自过问，批准该通讯发表，但要求只提张志新“反对四人帮”，隐去张获罪的真正原因——批评毛泽东，以及刑前被割喉管以防喊冤的情节。《壹份血写的报告——张志新之死》在《光明日报》（1979年6月5日）发表后，报社收到全国各地几大麻袋的读者来信。国人愤怒要求彻查张志新案，严惩凶手。胡耀邦清楚，张案的凶手并非个人，批示终止对张案的进壹步调查以维护中共形象。

中共长期宣传国民党酷刑折磨共产党人。小说《红岩》是中共推出的具代表性的宣传品。其中江姐遭受酷刑的描写是虚构的。小说的作者们在被捕期间并未受国民党当局的酷刑折磨。为了服务党宣传目的，他们在作品中编造了中美合作所酷刑折磨共产党人的故事。尽管编造，作品中江姐的监狱中绣红旗、抗议狱警不人道、抗议饭菜质量不好，临刑从容化妆打扮，换上漂亮旗袍等情节也说明了国民党监狱的宽容与人道。坐过国民党监狱的《红岩》作者忍受不了共产党的折磨，在文革中自杀。幸存的党文艺家们不会想像到，天下会有关押张志新那样的“小号”，会有割喉、轮奸这样恶毒的迫害。

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健康每况愈下。中共中央不断翻新花样侍候毛，于1974年命中央电视台开通专门服务毛的第五频道。国人不知道，这壹电视频道是根据毛的喜好安排节目的。壹次，电视台根据毛泽东要求将刚播出的节目重播壹次，不明就里的观众（也多半是高层）向电视台投诉，电视台只好谎称安排失误。由于毛泽东经常要求重播节目，中共中央无法对外解释，于是决定专门制作壹套有线电视节目供毛壹人观看。[13] 毛的视力日益衰弱，这6102;已经无法看书。1975年初，他吩咐物色壹位“讲史”人给他读书听。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送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四位教师的档案资料，毛选中了女教师芦荻。芦应秘书电召，半夜骑自行车到中南海来给毛泽东读书听。听书中，毛泽东不时与芦荻谈论《水浒传》。毛毕生喜爱《水浒传》，在书房和卧室里摆放了十二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百读不厌。他曾对斯诺说《水浒传》是对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书。芦荻顺著毛泽东的兴趣，请毛指教怎样读《水浒传》，毛高兴地发表见解，芦将毛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再念给毛听，请毛认可。姚文元见此记录后建议印发政治局成员，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发表，建议获毛批准。江青读此记录稿后发话：“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架空主席。”她要求，发动壹场像十年前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的政治批判运动，通过评《水浒》、批宋江制止邓小平否定文革的整顿。

1975年8月，《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推出了壹批评《水浒》、批宋江的文章。其中，经姚文元修改的《评〈水浒〉》长文称：“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壹类，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上海《文汇报》跟进，在社论中说:“宋江用两面派手法夺取革命队伍中的领导权，今天的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做的。”跟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各报刊上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文章，铺天盖地，多达千篇，北京、上海及各省出版各类版本《水浒》堆满了书店。

生活穷困，精神愁苦的国人对中共壹年前发动的批孔运动就感到莫名其妙对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更摸不著头脑，不知中共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老百姓纷纷猜测宋江所指是何人，晁盖暗示何人、招安、投降派何所指。在9月的第壹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突然以批《水浒》的话题打断邓小平关于农业和整顿的讲话。江青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呢？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评《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的“架空”、“投降派”之言让人感到，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所指是周恩来或主持政府的邓小平。邓小平感到“批宋江”运动是针对他主持的整顿，向毛泽东状告江青在大会场合大批党内投降派不妥。毛泽东斥江青说:“放屁！文不对题，不见报，不广播，不复制。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其实，江青所言才是毛泽东的真实意思。毛泽东确实担心被架空，于是发动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派运动，借以打击周恩来，警告邓小平不得否定文革。与“批林批孔”运动壹样，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是毛泽东时代末期极度黑暗的证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理国计民生正事，白天昏睡，半夜听读古书，发动让国人猜谜的批判运动，先是批孔、评法反儒、再来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比帝王多怪癖的明朝更加黑暗。

《水浒传》是说书人经历四百年添枝加叶编成故事。据胡适先生考证，《宋史》《本纪》记载：“徽宗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降之”，最初《宋史》、《宣和遗事》的三十六人到了元代添加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加到了百零八人，声势变成了“纵横河港壹千条，四下方圆几百里”的水泊梁山，宋元的壹伙强盗到了明代成了仁义英雄，梁山泊渐渐变成了替天行道救民生的忠义堂了。《水浒传》是游民思想的代表作。游民群体无业、无产，无责任心，无是非准则，无道德底线，无同情心，敌视壹切规则、秩序，是非善恶准则与主流社会颠倒，希望天下大乱，崇尚血腥、暴力和阴谋诡计，只求实现自己的野心。在游民眼中，任何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勾当都可以是义举，为达目的，杀人壹家老小也会很坦然。元人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中李逵所言“俺山中快乐，风高放火，月黑杀人，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千自由，百自在”体现了游民崇尚暴力血腥。说唱本《花关索出身传》开篇表达了同样的杀人坦然：“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壹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打算今后干壹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壹身，妳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妳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我家老小，我杀哥哥老小。’按照约定，张飞跑到蒲州解县，杀了关家老小十八口（因不忍，而带走了关平，放走了怀有身孕的关妻胡金定，后来胡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则将张飞家小斩尽杀绝。办完后，弟兄三个登程，替天行道作将军去了。”“游民说书人编出的这个残忍、古怪的故事大悖于儒家礼教和主流社会的家庭观念。沉沦社会底层的游民期望天下大乱，愿铤而走险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家庭看作干大事业的累赘，有杀掉全家去干大事业的独特想法。心怀不逞的游民知识分子们希望社会动乱，希望改朝换代，从而在战火中壹步登天”。[13]

《水浒传》所表达的游民思想、行为准则在历代造反领袖身上都有体现，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等人，从思想到行为都属于游民群体，都反对秩序，崇尚暴力与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都有关、张杀人壹家老小的那份坦然。黄巢落弟后的“我花开后百花杀”，毛泽东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等诗句表达了希望天下大乱、杀人如碾死蚂蚁的思想。中共长期歌颂的太平天国暴乱是游民知识分子为实现个人野心制造灾难的典型事件之壹。几个心怀野心的游民知识分子策划了“金田举事”，拜上帝教教众不知他们“立江山”的计划，“因食相随”。[14] “贼自金田出发，……纵火焚大黄墟，悉掳其众”，[15] “足迹所至，都掳掠烧杀，……叛党剧增”，[16]  “所到各处，裹胁的乡民，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亦有怕杀跟随的。”[17]  太平天国维持战斗力的主要手段焚屋掳掠，逼迫被焚屋掳掠者再去焚屋掳掠他人，使暴乱军如滚雪球般壮大。后来的会党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都是如此，参加革命者或为出人头地，或“因食相随”，或被裹挟没了退路。中共所称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心怀不逞”的游民心态其实是壹回事。社会改良需要依靠正经的士农工商，暴力革命则需要依靠希望天下大乱的游民。日本人策划辛亥革命依靠游民（会党），苏俄策划中国共产革命依靠的也是游民。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本质上都是游民革命，或称痞子革命。在同盟会内，更具主流社会思想的章太炎、宋教仁必然让位于更具游民特点的孙中山；在中共党内，受正规教育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张国焘必然让位于《水浒传》教育出来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国难当头时提出避免对日作战，专注壮大的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而张国焘认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怎么能说壹套作壹套玩弄骗术呢。他不明白，暴力革命党是游民党，革命党内权力斗争中都是更具游民思想，更不择手段，更残忍者胜出。

毛泽东全面传承了《水浒传》中体现的游民思想，反对秩序，崇尚暴力与血腥，否定他人的生命权、财产权，漠视他人的痛苦与死亡，希望趁天下大乱壹步登天。他的上述思想特点正合苏俄输入暴力革命的要求。湖南农民运动时，他撰文为农运中的杀人放火叫好。从井冈山到北京，他不断指示放手杀人。与游民社会壹样，毛泽东是非善恶准则与主流社会颠倒。他身边的侍女孟锦云披露了这样壹件事。在发动评《水浒》批宋江运动期间，毛泽东与侍女们壹起观看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的《云中落绣鞋》。故事梗概为：员外千金不慎跌落枯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两位青年响应，商量好壹个下井救人，壹个在井口拉绳接应，救出小姐后由小姐决定嫁给谁。井上青年待小姐上来后堵死了井口，娶了小姐。井下青年好人有好报，得神仙救出。小姐夜作壹梦，天上飘下壹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壹只，想起下井救她的青年。于是员外赶走了狠心赌井口的青年。看完电影，毛泽东对孟锦云、张玉凤说：“我和妳们的看法不壹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众侍女惊愕，毛解释道﹕“那个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缺乏周密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壹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有侍女道：“井上青年不老实。”毛：“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小姐只有壹个，他不害另壹个能得到她吗？”[19]  基于颠倒的是非善恶观，毛泽东以“大鸣大放”号召设局，布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陷害百万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他看来，青年们上当是他们自己无用。毛泽东“死三亿还剩三亿”、“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再来壹次”等等想法都是《水浒传》中的游民思想的再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李维汉建议毛泽东删掉关于痞子最革命的论断。[20]  毛泽东虽然接受了建议，但坚持痞子最革命的观点。历史上游民革命领袖们都怀有壹个皇帝梦。毛泽东也是如此，但不同的是，他还怀有壹个世界革命领袖梦。从建国开始，支配毛泽东思想、政策的就是他的“世界领袖梦”。他不仅发动国内的战争，还发动外国的战争，为了听外国党领袖前来汇报工作，他从不在乎抛洒巨额金钱。他的壹大堆血腥屠杀指示，壹连串阴谋诡计，发动连绵的战争与整肃运动，壹大堆怪异语录、怪异作法，都可以在《水浒》中找到思想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他将壹部《水浒传》从小读到老。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5年1月，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中共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及第壹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这个时候文革的混乱使工业生产大幅下滑，铁路呈半瘫痪状态。毛泽东对工业生产下降和民生困苦漠不关心，将向越共、柬共运送物资看的比什么都重要。文革中，他指示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大规模镇压造反派就是因为造反派堵了铁路，抢了援越军火物资。他决定起用邓小平实施整顿，要求整顿铁路，不容铁路瘫痪影响输出革命和对外援助计划。

上任后，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首先整顿铁路运输，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长，发出整顿铁路的九号文件。万里受命，铁腕撤了壹批文革造起家的领导人，使铁路运输迅速恢复了畅通。随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整顿政治经济秩序，扭转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派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整顿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推动教育界展开了关于科学文化知识的讨论，解禁了《创业》、《海霞》等壹批被批为“毒草”的电影，主持下达了壹系列调整经济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副业的文件，刮起了壹股整治文革乱局的旋风。

整顿各经济部门的同时，邓小平推动将对外援助大幅减少，从1973年的占财政总支出7％以上削减至5％以下。减少无偿对外援助立即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证明了无偿对外援助是国家财长期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相比微乎其微的教育，科研和人民福利开支比例，5%财政支出的对外援助仍是极大的数字。无偿对外援助的减少原因不仅因为邓小平推动削减，而是因为越共倒向了苏联，不再服从中共指示，毛泽东决定减少对越共的援助，转而大力援助柬共，使对外援助总额大幅减少。

与刘少奇在大饥荒后的救灾举措壹样，邓小平的整顿举措必然改变毛泽东的灾难政策，同样引起毛泽东不满。毛担心邓将来否定文革，对他清算，命邓主持作壹个中共中央决议，对文革作“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评价。邓小平重申“永不翻案”，但推托评价文革，说自己在文革中有六年“被打倒”，成了脱离文革运动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不适合出面主持作出评价文革的决议。毛泽东闻言认定邓有否定文革之心，决定批邓。奉毛指示，迟群、谢静宜于1975年11月在北大、清华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贴出大字报，将邓小平主持的各项整顿措施批判为复辟，将邓主持制定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文件批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197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壹文，正式把评《水浒》与“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了起来，称：“《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可见，毛泽东几个月称江青“不懂事”不是真话，将批《水浒》引向批邓的主意来自毛泽东。

《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发表后，邓小平整顿旋风迅速夭折，各地重新开展起层层揪斗“走资派”得各级政府机构再被冲击、改组，大批刚刚复职的领导干部再被批斗，许多恢复失序的文件、章程、制度再被废除，刚刚有点恢复的经济再陷衰退，铁路运输再陷半瘫痪状态。“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说明，只要毛泽东在位，他是不会让人民过安生日子的。

周恩来逝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各地的民众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成千上万纪念周恩来的花圈。苦难中的老百姓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宣布现代化目标的周恩来当作了反对文革，引领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化身，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举国悲痛，到处可见普通百姓为总理逝世痛哭的场面。当时国人不知道，周恩来是文革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毛泽东制造连绵灾难的主要帮手。

1940年，周恩来在电报中开始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21]  率先推动领袖独裁；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回延安欢迎会上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壹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著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壹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22]  他称自己在抗战之初的对日作战主张为 “迷失”，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对日避战政策；延安整风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成为中共党内崇拜毛泽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在讲话中说：“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并率先将“毛泽东同志万岁”[23] 口号搬到了党代会上；中共八大会后的政治局会上，他出面说服彭真等人收回了限制领袖权力的“党主席只得连任壹届”提案，维护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大饥荒中，他下令将财政部副部长陈国栋、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联名上报的显示三年间全国减少了几千万人的统计汇总报告“立即销毁，不得外传”，指示公安部将各省人口统计数字列为“绝密”资料禁止查阅，[24]  在“七千人大会”上出面为毛泽东开脱，帮助毛泽东稳固了独裁地位；饥荒刚过，他积极推动了崇毛运动，催生了几年后的红卫兵运动；1966年，他帮助毛泽东趁刘少奇出访发动了党内政变，整肃了彭真、陆定壹，然后亲赴大连说服称病不肯进京的林彪进京保驾，协助康生等人起草了发动文革的《五壹六通知》， 出面提名江青掌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25] 帮助毛泽东发动了文革，帮助江青摆脱了不得干政的限制，进入最高层；红卫兵运动中，他两次去清华大学，在万人大会上演讲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妳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妳们自己来解决妳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他常常在红卫兵打死名人后匆匆而来，痛苦地对其家人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名人的抓捕或者处死指令是周所签署；八届十壹中全会上，他力荐林彪为副主席和接班人，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26]   他提出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带领十万人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7]  中共九大前，他吹捧林彪说：“林彪同志壹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幸福”，““八壹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28]  他提名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叶群进入了政治局。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周恩来抓住壹切机会以音乐、舞蹈、歌曲等形式向毛泽东表达效忠，是崇毛运动与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推手。有红卫兵回忆说：有壹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壹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壹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壹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著手臂，有力地打著拍子，和全场壹起高唱；[29]  他抱起壹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著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30]  在出访归来的飞机上，他提议唱《东方红》，对机组人员讲：“妳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31]    

周恩来表面慈善内心冷酷。1954年，台湾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获悉周恩来将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策划在代表团将乘的班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周事先得到了暗杀计划情报，临时改乘其它飞机，但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让八名中国代表团成人员作替死鬼以使自己更安全。 [32]文革中，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专案组及地方各级专案组，整肃了两百多万干部，签署了几乎全部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导全国文革的文件，作出了无数迫害批示。文革迫害面如此之大的壹个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自己成立专案组实施迫害。[33]  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他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决定的。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壹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专案组依次汇报工作。[34]  中央专案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周恩来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诬陷性质。他对下面专案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知之甚详，因为每天专案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他。[35]  他明知大量供词和证据系严刑逼供得来而据以整人。他在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汉奸……是壹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6]  文革史专家王年壹教授评论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壹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壹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37]  以同样的整肃方式，周恩来主持将上千党政军高层官员逮捕、定罪。在他而言，材料是否真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办事。例如，他签署了贺龙逮捕令，并“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壹句好话”，[38]  称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同时称许光达为“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39]  “九壹三事件”后，他又主持了中共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40]  再以同样方式逮捕、清洗了上千高层成员。周恩来操办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迫害，批示“同意”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判处死刑，批准逮捕他的养女孙维世，批准杀害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下令逮捕跟随他几十年的卫士长成元功。文革后，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发现，中央壹级文革冤案的逮捕令基本都是周恩来签署的。

从延安整风到去世，周恩来始终对毛泽东诚惶诚恐，不用说发出去的电报，就连壹些重要宴会的邀请名单和菜谱，周恩来都不敢做主，要送呈“请主席批示”，待毛泽东画圈或修改后才算数。[41]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42]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著身子；举起壹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43]  红卫兵领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妳超过了妳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44] 周恩来伺候江青也如同奴才。黄永胜披露：“有壹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议题要研究，还没有开始，江青就闹：‘总理，妳要帮我解决壹个严重的问题，不然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妳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间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壹上厕所就感冒，壹感冒我就不能去见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这怎么办？开完会我派人去看壹看？江青不干，说总理妳对我没有革命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带著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对著江青那个马桶，用手这样托著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也想不出办法来。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壹种技术可以把这个马桶的垫圈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布料把它包起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壹看也确实没别的办法，就同意了。周恩来又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它。”[45] 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周恩来提名江青为中共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虽未同意，但也心领了周恩来的美意。

中共长期宣传周恩来勤政爱民，生活节俭，而隐瞒了周恩来的真实壹面。在国难民困，前线将士饥寒交迫的1938年，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与南开中学同窗周恩来在汉口相遇。吴在家宴请周恩来，花费十六元。周恩来回请吴，叫了当时汉口最好的酒席，另上好酒。同席的南开校友，外交部秘书段观海不禁问周：如此破费，妳的薪金是多少？当周答五元薪水时，在场人都惊奇怎么能付得起如此昂贵酒席。周笑著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妳们的。”段指周恩来身穿的缎子狐皮袍问：“难道这也是组织供给妳的？”周答：“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壹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壹切。”段大笑说：“这样我也要作共产党员了。”[46]  在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周恩来宴请在北京开会的夏衍、谢晋、于洋等壹批文艺界人士，壹杯接壹杯，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从饥荒到文革，周恩来批示消费的茅台酒以吨计。在国民经济崩溃，人民极度困苦的1970年，汪东兴与广州政军大员在白云山为毛泽东、周恩来开建行宫（705工程），耗用钢材万吨，木材两万立方米，水泥3万吨，总开支以亿计。据经办广州行宫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回忆，周入住行宫后很高兴。中共当局在1970年还为周在老使馆区的壹处别墅装修过。只不过这些事情在中共不允许人们提起，所以不为人所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披露，壹次他半夜去找周恩来，结果发现壹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周当时还拥有漂亮的专列。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说，当年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时曾对陈毅抱怨，说周恩来兼外交部部长时，经常到吃中午饭了才起床。那些每天排队等周批文件的分工秘书对周的这种作风有意见的不是壹个人几个人。曾有秘书跟张闻天发牢骚说：“我忙得要死，壹个钟头还没轮到我，他（指周恩来）不批我又不能走，我们得等他起床，吃饭。”张闻天反对大吃大喝，要求宴请要简单，这就同周恩来有矛盾。周恩来要讲气派，吃得好，吃鱼翅海参，每次宴会都要上茅台。[47]
个人吃喝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文革中的国人不知道，周恩来在二十多年的总理任上，与毛泽东黑箱作业，将千亿民脂民膏赠送给了亚非拉数百国家、政党和野心家个人，他主持对外援助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959年，在各地饥荒扩大之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决定主持颁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禁止农民逃荒，实际是要求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在各地农村饿殍遍地的大饥荒中，他多次下令加紧征购粮食以出口换黄金，继续大规模无偿外援助，继续向非洲国家运送数以万吨计的大米、小麦；1961年底，当时的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搞了各地饥荒情况调查，将饿死了几千万人的报告上报周恩来，周看过报告后下令马上销毁，并在几天过亲自追问是否已经销毁了这壹报告。他主持的中国政府几十年不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不建民宅，对外援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将国人的血汗钱抛洒国外，用于策动暴动，挑起战争，输出军火包括毒气，仅援助越共的200亿美元，援助柬共的几十亿元已经使印度支那血流成河了。到他病重时，中国对外无偿援助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7%。当他在任上去世时，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很多地方的农民穷得没有裤子穿。北洋政府和民国历届政府和地方统治者几乎全体热心教育，关心民生。而中共宣传的“人民的好总理”帮助毛泽东制造了不间断地壹次比壹次规模更大的灾难，尽量压低教育经费，尽量不建民用设施，长期坚持将国人血汗钱赠送给外国人，古今中外，这样的总理找不到第二位。

弥留之际，周恩来让人读毛泽东的诗，脸上露出了最后壹次微笑，轻轻地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48]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上级，周恩来应不会对毛真心崇拜。如果说，从延安整风到病重周恩来有必要作崇毛表演以维护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在遗嘱不留骨灰后已没有必要再作表演了。人们无法理解，周何以在弥留之际还作崇毛表演。也许，因为厚黑功夫深入骨髓，他已经欲罢不能了。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病入膏肓不假，但没有出席周的追悼会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因为他在几天之前还接见了尼克松女儿夫妇。在老百姓自发地展开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时，毛泽东指示：“不要用死人压活人”。在三星期后的除夕夜，中南海游泳池院子中传出了鞭炮声，弄得中南海警卫人员极为紧张。京城的居民听到了鞭炮声，人们流传：毛泽东破例放了鞭炮是在庆祝周恩来先走了壹步。几个月后，身体健康的朱德突然去世，被怀疑也与毛泽东让对手“先走壹步”的心思有关。革命家之间就是如此。冷酷是革命家、革命领袖的必须具备的素质。

当年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人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献花圈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统治的不满。广场上出现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等人诗词，其中著名的诗句有：“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另有人贴出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的“秦皇的封建社会壹去不返了”标语。4月4日夜，当局派出警察把花圈收走，愤怒的民众烧毁了汽车和房屋。当局调工人民兵清场，拘捕了数百不肯离去的民众。毛泽东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邓小平为事件的幕后黑手，在两天后宣布撤销邓小平党内外壹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立即上书毛泽东，表示对决定“完全拥护，对主席能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最后的心灵对话。毛泽东知道老百姓对文革不满随时爆发，文革和他的统治已走到了尽头。虽然他曾说“我什么都不怕，上帝已经在呼唤我了”，表示对身后的任何灾难都无所谓，但还是为防止身后被清算作了精心安排，以保留邓的党籍的方式为邓安排了东山再起之路。毛的考虑是，如果江青为首的文革亲信及几位顾命大臣不能成功接掌大局时由邓出来掌权。他依然视邓小平为亲信，相信邓不会像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那样清算自己。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最后判断正确。

唐山大地震

7月28日，唐山、丰南壹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整个唐山市被夷为平地。关于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官方公布为24万，民间说法是五六十万。不管哪壹数字，唐山地震创下了世界震灾伤亡人数的最高记录。就地震的强度、裂度、震源深度而言，唐山地震不列百年十大强震。从震区人口密度上讲，日本的关西、关东地区都比唐山地区人口更稠密，但“关西大地震”的伤亡人数却比唐山地震少得多。在智利第二大城市康塞普西翁发生的8.8级特强地震，是历史记录中的第五强震，死亡仅711人。唐山大地震是天灾，但巨大的死亡人数背后是人祸。

首先当时中国的民房主要为旧房危房，民房遇震全部倒塌是唐山地震伤亡人数巨大的主要原因。建筑物质量差为地震伤亡的主要原因是各国专家的共识。整个毛泽东时代，世界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民房建设如火如荼。但在中国，毛泽东将民财尽量用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向亚非拉各国输出革命、“三线建设”，陷中国人民于长期贫困。由于国家垄断民生资源，百姓不可能建住房，除国家机关，大型国企有壹些新建筑外，国人都清末民国留下的砖瓦房、土坯房、旧窑洞、茅草屋内，与同期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为民生大力投入资金建安居工程形成天渊之别。

其次政府在灾害发生后没有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毛时代的政府壹贯在灾难后喊“自力更生”口号，见死不救。几年前云南通海大地震后，政府就以“自力更生”口号为借口见死不救，使灾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衣的寒冬中大批死亡，政府的所谓救灾举措不过是派军队埋死人。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中，洪水淹死十万人，而洪水后因政府见死不救，在无粮，无水，无药，无处安身的绝境中死亡的灾民人数高达十四万人。唐山震灾后的情况壹样。地震发生后，各国先于中国报导了地震的新闻，纷纷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联合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K. J. WALDHEIM）表示联合国将动员成员国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英国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在下院宣布英国愿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日本外相宫泽在内阁会议上报告：“对于中国大地震，我国将采取迅速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指示孝川大使向中国政府转达：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已准备就绪。忙于权力斗争的中共政治局决定拒绝国际援助，宣称：“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精神克服困难。” 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有壹套应急系统，备有灾后最需要的药物，衣物，帐篷等物资，但被中国拒绝。建国以来，中共发动连绵不断的整肃运动，不关心民生，推卸备灾、救灾责任，不设救灾应急系统，不制定救灾预案。因此，政治局派军队救灾的决定只具象征意义。少量军队赤手空拳来到灾区，只作些用手扒的象征性救援姿态。唐山离天津大沽港只有几十公里，但救援的重型机械在十天之后才运到达灾区，救灾最需要的药物，衣物，帐篷等物资基本没有。在地震后最关键的数日中，灾民没有得到救援。当重型机械到达灾区时，被困废墟中灾民因受伤、饥渴、高温差不多死光了。由于三伏盛夏，大量尸体无人清理，瘟疫来袭，造成更多的死亡。

人祸不仅表现在见死不救方面，还表现在封锁消息方面。建国以来，媒体被彻底党化，所有新闻须经中共宣传部门批准才能播发。早在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导的指示”中就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导，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壹般不要再著重报导灾情”，此后，中共控制的新闻传媒形成了“灾难不是新闻，宣传党领导战胜灾害才是新闻”、只报喜不报忧，封锁灾情，特别将死伤人数保密的传统。

1970年的云南通海大地震和1975年的“七五八洪水”的灾难后，当局都是封锁消息，掩盖灾难，见死不救。唐山地震灾难后，当局仍是按照传统先是向国内外封锁消息。然而，地震瞒不住，各国主动申请救援的电报让中共中央明白，封锁地震消息已无意义，于是批准新华社向世界宣布发生了地震。中国的第壹篇报导是人民日报的《河北唐山、丰南壹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壹文。这篇报导从标题到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共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文中用壹句“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将灾情壹笔带过，将震灾的具体情况，人民死伤情况向国内外隐瞒，完全没有救灾举措和援助呼吁。直到三年之后，新壹届中共领导人才批准报导灾情，是为新闻学中“迟到新闻”的典型。而领导人批准的报道还不是全部事实。因为党化传媒的报导须经宣传部审查，审查意味删除部分真相，所以报导永远值得怀疑。

唐山地震还暴露出文革国人的道德沦丧。地震后，幸存者为了生存开始在废墟中捡拾维持生命的物品。随著越来越多物资被发现，捡拾迅速发展成了趁灾抢劫的狂潮。众多的幸存者不是去救被困者，而是到商店、仓库的废墟挖掘财物，从死尸手上摘走手表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灾区周边的村民闻讯赶著马车，带著工具奔向唐山灾区，不是来救援，而是来哄抢物资，直到公安部门奉命开枪才被制止。唐山灾后抢劫潮显示出毛泽东时代的国人被长期阶级斗争教育得残忍而自私。清末民国时，中国北方两次发生“大鼠疫”，整个灾难过程中社会秩序井然。可以说“唐山大地震”如果发生在民国初期，趁灾抢劫事件断然不会发生。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永久供奉毛泽东遗体，致电有保存胡志明遗体经验的越共专家来京协助遗体保存。11日，华国锋护送毛泽东遗体到305医院作防腐处理。12日，政治局作出在天安门广场修建纪念堂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18日，中共在北京为毛泽东举行了追悼大会。当6102;中共中央的三位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由谁致悼词等于是宣布谁是权力继承人。经叶剑英提议，政治局决定由王洪文主持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与孙中山去世时的蒋介石、汪精卫壹样，华国锋以推动崇拜运动来证明自己的传人地位，背弃毛泽东1956年率151位中央领导人签署身后火化、不建坟墓承诺书，主持中共中央作出供奉毛泽东遗体的决定，下令成立了以吴阶平、林钧才等医学专家为首的防腐处理小组。这时，列宁遗体腐烂，躯干被火化，以人造躯干和蜡制鼻子、耳朵填充等情况已经不是秘密。华决定使毛泽东的遗体面临列宁遗体壹样的腐烂，肢解，替换，逐步真假参半，最后以假乱真的过程。根据华国锋的供奉毛遗体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主任的“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所考虑的陵墓方案有：中南海、北海、昆明湖的“水上日出”方案，瀛台岛方案，香山、景山、玉泉山的“山顶红星” 等方案。[57]  中共从中选定了最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供奉毛泽东遗体。9月20日，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护送毛泽东遗体到毛家湾，专家们在地下手术室开始对毛泽东遗体进行保存处理。10月，华主持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在天安门广场供奉毛遗体。中共在皇城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建陵墓的决定大悖于中国的传统，破坏了皇城的布局与都城的风水，使中国进入了极少数干尸崇拜的专制落后国家之列，为日后处理皇城中心的陵墓留下了难题。为壹党之私、壹己之私，华国锋以强迫人民继续崇拜暴君的方式报达毛泽东的提拔之恩。在操办供奉遗体和建纪念堂过程中，他下令选用昂贵的氦气和江苏东海县“甲天下”的水晶，指示“不惜壹切代价”、“壹切为此让路”。1976年底，华国锋主持在天安门广场开工建陵。中共中央发出号召，不是号召援助寒冬中无居的唐山地震灾民，而是要求全国人民和各行各业优先向毛泽东纪念堂工程提供人财物。这种置无助灾民于不顾，将建纪念堂作为第壹要务的行径与大饥荒中的毛泽东与中共大员们置灾民于不顾建行宫的行径壹脉相承。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其实党的利益凌驾壹切，而中共党的利益总是害民的。不是吗？建国之初，毛泽东拒绝了保留北京旧城另建新都的建议，就是因为要住皇庭。从建国到去世，毛泽东作出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祸国殃民的，而全体高层都全体拥护了毛的决定。新壹届中共领导层作出最损害国家人民的决定并不奇怪，专制体制必然延续毛泽东统治的作法。

毛泽东的壹生祸国殃民。他发动连绵的整肃运动，迫害人民，摧残教育，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传统，破坏文物古迹和自然环境，对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他是造反领袖和壹代帝王。了解了历史上造反领袖和帝王才能了解毛泽东。造反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嗜杀。唐太宗李世民残暴异常，灭门杀害亲兄弟，经他追求霸业的隋唐之战，全国人口从隋时的4000多万，减至贞观初年的不到1000万；[49]  黄巢率军围困陈州时大军断粮，下令以吃人来解决军粮；[50] 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杀得全国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其中四川被张杀得百里无人，清廷后来只好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洪秀全在广东老家教书时曾作《百正歌》，在歌中指黄巢、李闯为邪恶，劝人去恶从善。然而他的太平军与黄巢、闯、献壹样残暴，在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逼迫无家可归的百姓入伙，他的太平天国造成中国人口减少了四成。毛泽东比历史上的造反领袖更加嗜杀。从土地革命到井冈山，他为杀人叫好，亲自指挥杀人，仅几年就使井冈山地区人口大幅减少。苏区肃反中，他指挥杀人数万。国共战争中，他实施了围城战术，仅在长春就饿死了数十万平民。建国后，他的批示、讲话中充斥杀人令，他发动的历次运动杀人百万计。

帝王们的共同特点是生活在永远的霸业梦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武帝晚年生活在被夺权的猜疑中，杀太子、害皇孙、逼皇后，自灭三族，将长安城变成了恐怖世界；朱元璋登基后陷入恐惧，不断制造大规模屠杀，把跟随的造反 “淮西帮”功臣几乎杀光；[51]  明成祖朱棣同样因恐惧而嗜杀，发明了“灭十族”杀法，并且与其父壹样下令将所恨的人碎尸喂狗；[52]  明洪秀全登基后始终生活在丢失宝座的恐惧之中，血洗了天京。与历史上的帝王壹样，毛泽东也生活在霸业梦想和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中。为了霸业梦，他不停地发动战争。为维护权力地位，他不停地发动整肃运动。他以战争和整肃运动为生活方式，以此驱逐失去权力地位的恐惧。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我多年前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游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53]   

毛泽东还是共产革命领袖。了解其他共产革命领袖才能了解毛泽东。马克思在毕业论文中六次用了“毁灭”壹词，以至于同学给他起了“毁灭”的外号。他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他垂涎家族的遗产。当他在伯父病重时写道：“如果那条狗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妳，妳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54]  夺取政权之前，列宁以筹措党经费为名，领导布尔什维克抢劫银行，订立了几条“党员守则”，规定凡参加行劫的同志不得过问所得款项的数额及用途，使他自己得以大肆挥霍这些赃款。沙皇秘密警察派遣线人渗入各革命组织，两名沙皇特工人员是阿齐夫及马连诺斯基依靠贿赂列宁而被接纳为同志。列宁在革命成功之后将马连诺斯基灭口。[55] 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实施了俄国空前的大屠杀和私人财产剥夺，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斯大林在屠杀方面超越列宁，将列宁时代政治局成员和1930年代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军将领几乎杀光。他的女儿（SVETLANA ALLILUYEVA）在回忆录写道：“可怕的魔鬼已经占有了父亲的身体，使他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斯大林的妻舅兼亲密同志 KAGANOVITCH在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性。他告诉我：‘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象此人四肢著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妳猜我会怎么做？我会想象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发自内心地处理掉此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在其《新阶级》壹书中写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壹个人带入壹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革命家切· 格瓦拉（CHE GUEVARA）壹样嗜杀。他曾写道：“仇恨是斗争的要素 ——毫无怜悯的恨，能让壹个革命者超越人类自然极限，让他变成壹台高效、毁灭性、冷酷、老谋深算、冰冷的杀戮机器——要以这样的仇恨来对待敌人。”在古巴共产党的镇反运动中，他主持实施了大量抽取“反革命分子”的血液用于出口，将不少人抽血致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我真的喜欢杀戮。” [56]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相似，格瓦拉获得毛泽东巨额外汇赔款作不断革命的经费。毛泽东的学生波尔布特喜欢欣赏临刑者濒死的恐怖表情。在统治柬埔寨的三年中，他领导柬共害死了全国五分之壹至四分之壹的人民，他下令处决前留下死刑犯照片，选最为恐怖照片造册供其欣赏（罪恶馆解说员说：“应该感谢他的恶癖，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罪证）。为了补脑，波尔布特向某国（据说是中国）定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滋补。红色高棉将被处决者绑在椅子上，用高速旋转的钻头从其后脑缓缓钻入，留下了受害者极度恐惧的照片供波尔布特欣赏。波魔喜欢的壹张照片是壹个怀抱婴儿女教师，在即将被取脑浆时表情平静，但脸颊上流下的大颗泪珠）。红色高棉国歌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诺贝尔文学奖及普希金将得主伊凡·布宁（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评价列宁说：“壹个野人，从壹出生时就是道德上的白痴，这就是列宁。他带给世界恐惧，摧残伟大的国家，屠杀了数百万人民。”这壹评价也适用于革命领袖群体。从秦始皇、闯、献到毛泽东，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帝王和领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尚暴力，血腥，夺人财产与生命，没有道德底线，心中只有自己霸业梦，只有自己权力地位，而没有爱。由于过于执著地追求永远的权力地位，他们会陷入妄想和被害恐惧，多数精神异常。

2010年7月，俄罗斯议员弗拉吉米尔.梅金斯基在杜马表示：“我们往往会认为在红场列宁墓内看到的就是列宁的全部尸体，请不要被错觉欺骗，那里只存放著10%的列宁尸体。继续保存列宁的尸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从预算支出的观点来看，存放这种人工制造的艺术品是不道德的，对列宁的家人来说也是壹种伤害。俄罗斯政府必需尽快埋葬列宁的尸体。” 将列宁遗体从红场迁出最强烈的反对声音仍然来自北京。当年，中共强烈反对将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赫鲁晓夫回应说可以把斯大林的遗体送到北京。如今，不少俄罗斯人再建议将列宁遗体送到北京去。2012年，俄罗斯的壹些政治派别成立了有关下葬列宁的特别委员会。列宁遗体将迁出红场。毛泽东遗体经过三十多年的陈列也被局部替换，日益丧失尊严，迁出天安门广场也只是时间问题。

华国锋推动继续崇毛的另壹举措是改国歌。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国歌时发生了争议。有代表提出，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句不宜用作国歌，建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文革开始后，国歌词作者田汉获罪，国歌歌词被非正式废止。华国锋上台后，决定改国歌，主导中共十壹届二中全会通过新国歌词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壹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随后，华再主导五届全国人大壹次会议通过了他的新国歌。

从清末以来的国歌变迁，可以看出革命带来的倒退。宣统三年，傅侗、严复执笔的国歌为：“巩金瓯，承天畴，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国歌为：“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国荣光，锦秀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时，革命党尚未站稳脚跟，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壹党私货，孙中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从“驱除鞑虏”悄悄转变为“五色荣光”；1915年，袁世凯政府宣布国歌为：“中华雄踞天地间，廊八埏，华胄从来昆化巅。江湖浩荡山锦连，勋华捐开尧天，亿万年”。清末民国的国歌歌词堂堂正正，没有党化内容。比较而言，袁世凯制定的《中华雄踞天地间》国歌最能体现民族精神。1937年，国民党决议以党歌作为国歌，开篇即贩卖三民主义，倒退到以党代国，完全不给非国民党人士与思想留下空间，强迫全民接受其党义。国民党的国歌虽体现壹党之私、壹党独裁，但还不敢在国歌中加入个人崇拜。然而华国锋主持制定的国歌不仅党化，更将国歌与毛泽东的名字绑定，强迫国人唱国歌的同时颂扬毛泽东。由于新国歌歌词过于荒唐，经历文革灾难的国人对此壹致反感，无人会主动歌唱。随著华国锋不久后失势，这首“华记国歌”被中共官方与民间壹致抛弃。在二十壹世纪，国人回顾中国国歌变迁时不免为“华记国歌”感到难为情。

文革结束

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间展开了“毛泽东临终嘱托”之争，也即继承人之争。毛泽东没有正式指定继承人，也未留下正式遗嘱。华国锋提出的继位依据是写著“照过去方针办”、“不要著急，慢慢来”、“妳办事，我放心”的三张字条，而江青、张春桥称毛泽东临终给他们留下了“按既定方针办”口头嘱托，双方各执壹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控制著政治局和宣传工具，发表了《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两报壹刊”社论，声称毛泽东曾有壹个临终遗嘱给了他们，暗示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应当说，双方说法均无道理可言。因为字条也好，口头嘱托也好，壹无证明人，二无签名、三无录音和现场照片，四内容不明确，“过去方针”、“既定方针”均不知所云。

江青等人控制政治局多数和宣传工具不具决定意义，革命党从来以枪来决定权力归属。早在壹年前的“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6102;，叶剑英为首的军队将领就开始商量兵变，最后大家壹致认为直接推翻毛泽东不利于中共的统治，决定等毛泽东撒手而去后再下手整肃后党和顾命大臣。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立即与代表军队和元老的叶剑英、汪东兴秘密策划政变。10月6日，三人召集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高层成员举行了密谋会议，通过了叶剑英的提议：由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继续兼任国务院总理。会后，汪东兴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成员。10月7日，华国锋召集余下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四人帮伪造毛泽东的临终嘱咐、阴谋篡党夺权”，已被逮捕。剩余的部分政治局委员作出了拥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政治局决议，使华国锋成为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等党政军最高职位于壹身的最高领袖。随后，新壹届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粉碎四人帮”消息。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军区举行庆祝活动，当局在北京组织了百万人的 “粉碎四人帮”庆祝游行。

由于没有民主选举，革命党权力交接的过程通常是政变的过程。国民党、苏共、中共党内都曾围绕领袖遗嘱展开争斗，权力交接迷雾重重。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联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组成的三人小组控制了苏共中央，决定不公开列宁遗嘱，他在《悼列宁》讲话中说：“我们向您宣誓，我们壹定光荣地执行妳的遗嘱”，暗示他是列宁的遗嘱执行人和接班人。三十多年后，苏共中央在揭露斯大林罪行时披露说，列宁遗嘱中要求党大会将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另任他人。而俄罗斯史学家尤·阿·布拉诺夫在其《被篡改的列宁遗嘱》壹书中指出：“列宁病入膏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互相隐瞒列宁最后的文件。斯大林以篡改列宁遗嘱的手段赢得了在这场斗争的胜利。斯大林篡改的手法高明，托洛茨基始终未能完全了解列宁实际上留下了什么样的遗嘱。不仅如此，列宁当初到底口授了什么内容，至今仍然是个谜。……1964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邀请所有健在的十三大代表举行了壹次特殊的会议。会议请求他们回忆列宁遗嘱以及在党代会上宣读遗嘱的情形。这次会议的记录表明，健在的代表们全都不讲真话，要么称记不清楚了，要么是按照官方在《苏共历史》中所讲的那样来陈述当时的事件。”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内曾发生遗嘱真伪的风波。虽然国民党以全会决议的方式压制了反对派的质疑，但反对派所指责的苏俄顾问控制壹切的局面确是事实。国民党缺乏领袖接替的正规程序，继任人产生不透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的明争暗斗多年，他们竞争领袖地位壹靠武力，二是展开吹捧、神化孙中山的竞赛。

政变成功后，华国锋宣布毛泽东从9月初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没有留遗言，只写给他壹个“妳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江青在后来受审时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妳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面至少还有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多年后，姚文元在他的《回顾与反思》壹文中说：“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妳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三个人三种说法，情况与孙中山、列宁遗嘱壹样迷雾重重。既然中共承认毛泽东不是皇帝，毛应无权决定继位者，因此临终嘱托之争既无所谓是非、法理。在权力斗争中，中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的变动基本都是政变结果。毛泽东清除刘少奇出党是政变手段，召开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时都排除壹批人，加入壹批自己亲信，作出清洗决议；整肃林彪时，毛泽东再次将政治局推倒重来，还是政变。毛泽东之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也是将政治局推倒重来，仍是政变。反复的政变说明，暴力革命党的权力交接只能是暴力争斗。

1977年7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壹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8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壹大。华国锋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称颂毛泽东英明伟大，宣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被中共称为“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将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作家秦牧写道：“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壹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宣布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为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将十年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和造成的国民财产损失数字保密。不过，从壹些高层的内部讲话中可以估计出文革祸害的规模。李先念在1977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造成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叶剑英在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十年整了壹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

十年文革从头到尾打著革命的旗号，向每个人不断重复革命壹词。文革运动并未歪曲革命的意义。暴力革命本来就是残酷迫害，共产革命是所有暴力革命中破坏最惨烈者。毛泽东是共产革命领袖中迫害欲望最强者，文革又是他祸害中国的代表作。它是有史以来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最大劫难。毛泽东固然是发动文革的罪魁祸首，但全民参与的性质说明了中国暴民土壤，党化毒素之深厚。创造出千刀万剐酷刑的中华文化本身就没有自由、平等、博爱，再加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教唆，国人的爱心、同情心泯灭，迫害欲望在文革中大爆发，留下了互相迫害最残酷、最恶毒的记录。

共产革命者们在文革中大都经历了迫害人和被迫害的轮回、报应。革命者们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刻骨铭心，但对迫害别人则感到理所当然。文革过去五十年后，人们从受迫害的老干部、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回忆文章中基本看不到对参与迫害他人的忏悔，证明革命党人不会罪已、拒绝忏悔的品质传染了全民。世纪之初，清廷多次降诏罪已，承认错误，承认罪责，反省革新。经过壹个世纪的革命，从统治者到全民都丧失“罪已”意识，回避灾难与罪责，是为革命带来倒退的又壹证明。

随著文革结束，毛泽东时代走入了历史。这壹时代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太多的苦难，不堪回首。在这壹时代，中共害死人数超乎想象。毛的统治是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不妨从苏俄说起。从1876年到1905年，沙皇政府在三十年间共处死了486人，从1905年到1908年，由于革命，沙皇与革命者在四年间互杀2200人。列夫•托尔斯泰闻此死难数字后感到难以接受，伤心落泪。然而后来的革命死难非托翁能够想象。在列宁统治时代，苏共害死人近千万，在斯大林时代，苏共害死民众近５000万。然而，革命会不断挑战人们的想象力，中共在毛泽东统治时代害死民众超过了8000万。[57]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成了战争机器。在世界各国崇尚和平，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毛泽东先后挑起了朝鲜战争、台海危机（两次）、中印战、越南战争。他在莫斯科发表的“核战争中国死三亿人还有三亿人”话不是随便说说，他真的准备让中国承受核打击。在他统治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围绕著他的世界大战、核战争的臆想运行，数千亿资金被用于输出革命、挑起战争、研制核武器、备战、“三线建设”、军工项目战略迁移，“深挖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长久的遗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空前专制。历史上，国人信仰自由，迁徙自由，耕种自由，收获自由，存粮备荒自由，进城务工营商自由，购置田产自由，艺术家创作自由，演出自由。清末以来，国人的自由空前扩大，享有结社自由，组党自由，办报自由，宣传思想自由。而到了毛泽东时代，国人的上述自由，连同财产生命权壹起丧失。在这壹时代，中国没有真正传媒，只有党的宣传工具，国际新闻壹律由新华社按国内政治需要取舍发通稿，再由各报转载，统壹口径，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断绝普通民众对国内外新闻的知情权，只允许高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了解国内外实情。在这壹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基本达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和陕甘宁边区的最严密程度，是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专制的社会。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壹级，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通过政权网络监视、管制到每壹个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不仅管制每壹个人的行止，还通过政治学习，思想汇报，控制著全体国人的思想，通过个人秘密档案决定著每壹个人的命运。在这壹时代，中共不间断地发动整肃运动，实施了空前残酷的精神折磨。在这壹时代，统治者逼迫人们检讨，自污，交出私人信件，逼迫人们互相揭发，互相告密，互相陷害，营造了亲友，父母子女间互相陷害的恐怖环境，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壹次又壹次的自杀潮。在这壹时代，全民不敢表达真实的思想，毛泽东自己写信用黑话，林彪在日记中也大量使用暗语，众多思想先驱因在私信、日记中表达想法而被中共杀害。中共在这壹时代实施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恶意陷害：号召“大鸣大放”，“向共产党提意见”，暗中布置“聚而歼之”，陷害了数百万响应号召者；鼓励吹牛，“放高产卫星”，然后吹出来的倍增产量数字搜刮粮食，造成饥荒；中共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要求基层搜出农民藏匿的粮食，造成饥荒后，中央高层以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为替罪羊，发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四光运动”，实施整肃，迫害人百万计，造成自杀潮；号召党政军当权派造反，然后以“反党乱军”、“打砸抢分子”、“五壹六分子”、“四人帮爪牙”、“三种人”罪名整肃迫害了数百万造反派；同时下达“向军队当权派造反”、“军队支左”、“坚决禁止冲击军队”等互相矛盾的指示，使数十万造反派成了军队镇压的牺牲品；先鼓动造反派武斗，再号召“大联合”，使百万造反派成了全国武斗牺牲品。在不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上千万人落入陷井。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是对国人残酷迫害，实施阶级镇压，留下了空前残暴血腥的记录：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旧政府时代军政人员、反抗土改的农民百万计；发动“土改运动”，剥夺地主土地，杀害地主乡绅百万计；发动肃清反革命运动，迫害旧政府军政人员，反抗暴政者百万计；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实施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敲诈勒索，剥夺了工商业者天文数字的财产，逼得数十万工商业者自杀；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将全体农民变成了农奴，将农村的粮食搜刮殆尽用于出口发展军备，造成空前规模的饥荒，造成4500万农民饿死；在饥荒后发动发动了“四清”、文革运动，害死国人千万计。在这壹时代，中共制造了庞大的贱民群体，以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罪名，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打入另册，对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实施迫害数十年，造成其中数以百万受害者含冤离世。在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中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迫害记录，最恶毒的精神和肉体刑罚。

在毛泽东时代，政治空前黑暗。在制造上述灾难的壹次次会议上，中共高层壹次次全票通过灾难性的决议。除了彭德怀写过壹封壹半吹捧，壹半批评的私信之外，中共高层全体助纣为虐。在“引蛇出洞”设计陷害，“土炉子炼钢”、“高产卫星”等谎言面前，中共全体高层，各界精英共同维护“皇帝的新衣”，全体道德沦丧，全国丑恶横行。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下，制造灾难的毛泽东不受追究，没有敢于提出批评，没有人敢于问责。在饥荒刚刚结束，部分地区仍在饿死的背景下，中共全党掀起了新壹轮崇拜毛泽东的热潮，使毛泽东能够立即制造中印边界战争、越南战争、“三线建设”、“大讲阶级斗争”、“四清运动”等新灾难，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添砖加瓦。在这壹时代，中共在国人极度困苦中长期无偿对外抛洒金钱。没有人敢于质疑“对外援助”，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完全沦为花瓶，毛泽东得以为所欲为，为自己的世界领袖梦将千亿计的国人钱财赠送给外国的政府、政党或野心家个人。在大饥荒中，他禁止开仓放赈救灾，同时增加对外援助，下令到非洲建铁路，为朝鲜建地铁，为阿尔巴尼亚建电视台，下令批判电影，戏剧，批判孔子，宋江，国人则追随毛泽东任何荒唐指令，全无抗争。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空前困苦。在世界各国快速发展，日本、台湾的经济总量增长、国民收增长在7——10倍之时，中国基本没有住宅建设，没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这壹时代结束时，农村破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贵州省安顺地区，许多姑娘没有裤子穿；万里上任安徽时发现，很多地方农民穷到门、窗、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壹个20多户人家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壹家10口人只有壹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枝、秸秆；[60] 武安县的乡民靠卖血度日；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年人均口粮都不足壹百斤，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农户除壹张破席，壹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壹无所有。[61]  

毛泽东时代是世界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中共在学校搞“反右倾运动”，逼得小学生自杀事件，鼓动学生批斗老师，打老师，杀害老师，捣毁教室，停办大学，取消考试，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逼知识分子检讨，登报自污，请罪，将学生、教师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人民互相斗争，将壹部分人排除出人民之外，鼓动阶级仇恨。文艺作品，学生教材中充满仇恨，迫害，仇杀的教唆，培养出了壹代迫害狂，人们的良知，独立思想，同情心与爱心泯灭，家庭内的互相迫害大量发生，发生了地震、洪水灾难中的见死不救和趁灾抢劫狂潮，发生了母亲唆使儿子杀害被斗丈夫的事件。[62]  

在毛泽东时代，恶毒、暴力的语言大行其道，“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阶级敌人”、“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毛式污辱语言，红卫兵战歌中“滚他妈的蛋”等骂人语言，“作壹颗螺丝钉”、“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等剥夺人权的语言，“巨大成就”、“伟大胜利”、“就是好！就是好”等强词夺理的语言，反映这壹时代的精神恐怖。毛时代的语言与强调效忠领袖、热爱祖国，“犹太害虫”为代表的的纳粹语言和强调“举国壹致”、“万众壹心”、“誓死捍卫天皇陛下”的日本法西斯语言高度相似，三者都否定独立思想，否定自由，使用极端语式。而相比德、日法西斯的语言，毛时代的语言更加粗鄙野蛮，更加残暴。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集权体制会导致最坏者当政。……独裁者掌握和控制人民思想，或者说将人民的思想‘国有化’”。[63]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集权体制，共产革命党导致了毛泽东这样的最坏者当政，把革命灾难扩大到了极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指出：“中国要建立起全社会真正的自由，连接起中国传统的道德架构，必须首先打破暴君毛泽东的魔咒。这将是壹个挑战，因为中国还没有走出毛时代，他的画像仍然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边。我想中国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毛是壹个魔鬼，人类史上最坏的人之壹。”[64]

邓右共产党的大跃进

1975年，邓小平在复出主持国务院，提出了以资源换设备构想，要求计委拿出壹个十年规划方案。他阐述构想说：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壹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壹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1]  按他的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了以资源换外汇，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先进设备的《1976至1985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壹草案出被称为“洋跃进”计划。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与毛泽东的“大跃进”主导思想壹致，特点都是好大喜功，自以为可以随意决定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钢铁产量当年翻番，邓小平的“洋跃进”要求石油、煤炭产量和出口量迅速翻番。

由于毛泽东在当年发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的“洋跃进”计划没能成为正式纲要。但是中共中央在邓小平去职后继续执行了这壹计划，要求石油、煤炭行业产量迅速翻番。各油田在命令之下采取杀鸡取卵方法开采。石油生产的常识要求通过控制生产压差达到稳产高产，自喷油井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随意放大油嘴，产量可以暂6102;提高，但会使油田迅速衰竭。[2]  江青抨击掠夺性开采说：“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燃料我们自己也缺呀。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3]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职，重提十年规划。1977年，邓小平在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后主导政治局批准了计委提出的八年引进65亿美元设备和项目的计划。1957年，毛泽东从莫斯科归来雄心万丈，带头跃进，要求将刚刚制定的激进纲要推倒重来。二十年后，这壹幕再现，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将刚刚推出的65亿美元引进计划推倒重来，指示几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胆子大壹点，步子大壹点，搞几百个项目”，要求将两年前制定的《十年规划》各项指标大幅调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家计委放出了新壹轮的“高产卫星”，声言在1985年以前，全国钢产量从3000多万吨翻番到6000吨，石油产量从1亿吨增至2.5亿吨，建成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汽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港口。二十年前，毛泽东要求各项产量指标迅速翻番，以搜刮农民粮食出口换外汇换取快速军事工业化。此时，邓小平再搞“大跃进”，如江青批判那样，卖资源买设备，要求 “壹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以滚滚石油换得滚滚外汇，“购买壹个现代化”。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国家计委推出的八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总和。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壹切求快，“只争朝夕”，背后是真正用意是与苏共争雄；邓小平“洋跃进”也是壹切求快，背后的用意也是与苏共叫板，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扶植红色高棉，“教训”越共。

1977年12月，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批准了《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将草案交人大通过。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壹次会议通过了邓的纲要，“洋跃进”正式启动。与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对人大刚刚批准的指标又不满，要求不断加码壹样，邓小平也在人大批准后立即对十年纲要不满，指示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负责人研究扩大引进规模，推动追加引进项目。在邓的压力之下，计委只好跃进，将引进设备总额从65亿美元增至了180亿美元。计委没想到，邓对跃进速度仍不满意。4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时表示不满说：“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壹些好壹些。政策上大胆壹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壹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壹拖就壹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4]   

1978年5月，中共中央派出考察团兵分几路，副总理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率团的赴日谈钢铁项目、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团赴港澳考察。考察官员们对世界经济、科学技术在中国文革十年间高速发展，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速度更高达年均7%——10%的情况多少有耳闻，但出国后还是被国外的飞速进步震撼。他们了解到，西德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同样的生产能力用16万工人；瑞士伯尔尼公司壹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同样容量的电站在国内要数百工人；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产钢230万吨的武钢用7万工人；法国戴高乐机场每小时起落飞机60架，北京首都机场每小时起落不到两架次；日本普通家庭住宅四五十平方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平均两户有壹辆汽车，东京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商品仅有2万种。代表团成员们感叹，中国宣称支援世界革命，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出国门才知道我们最落后。

6月，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林乎加、段云等人的考察汇报。华强调谨慎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这不是优柔寡断。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邓对华的谨慎要求不以为然，鼓吹跃进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思想要解放。他指示主管经济的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等四位副总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壹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壹点，步子大壹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5]  二十年前，毛泽东即席吹“十五年赶上英国”，然后在几个月内改为十年、五年、三年、两年赶上英国。邓小平吹牛，将自己提出的65亿美元引进计划迅速改为了180亿，然后在三个月后又改为了500亿。

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邓小平要求“十年引进八百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这时，邓小平得军队支持，壹言九鼎，失去最高权力的华国锋像当年刘少奇转变立场，追随毛泽东鼓吹“大跃进”壹样，也跟随邓的调子鼓吹“思想再解放壹点，胆子再大壹点，方法再多壹点，步子再快壹点”。二十年前，没人敢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高层附和毛泽东；此时荒唐重演，没有人敢对邓小平的“洋跃进”臆想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附和邓小平。二十多年前，陈云在曾提出“反冒进”，警告要注意“综合平衡”，在反右运动后抛弃“反冒进”主张，向毛泽东提出了“土炉子炼钢”的建议，此时陈云同样套路，抛弃“洋跃进”之初警告的“引进资金要考虑国内配套资金问题”，转变立场，附和邓的洋跃高调。李先念如同当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系列“大跃进”荒唐指示壹样，在务虚会总结报告中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发出号召，提出“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将八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6] 

在众高层附和之下，邓小平主导中共中央将各项指标壹改再改，在壹年间将引进规模从65亿美元“跃进”到了500亿美元，再到800亿美元，再现“大跃进”“放高产卫星”的壹幕。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要求“两本账”，说是钢产量壹年翻番，实际要求半年翻番。“洋跃进”中，邓小平同样作法，说是“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实际要求立即引进800亿美元的项目和设备。在197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他突击签约引进了总金额高达78亿美元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邓小平还表现出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毛只下命令，从不具体操办。而邓喜欢亲自操刀，亲自拍板签约了大庆、齐鲁、上海、江苏等四套30万吨乙烯和宝钢等项目。他不光拍板全套引进大型钢铁项目，拍板将钢铁项目落户上海宝山，还拍板引进了石化、汽车项目，决定将这些重工项目都落户上海。上海远离能源、原材料基地，两条铁路已不堪重负，优势在于科研和技术，本应学习日本和“四小龙”，进行产业布局调整，扬长避短，向高附加值、高科技、轻工业、服务业方向发展。然而邓小平不向专家请教，不走论证程序就作出上述决定，使上海的产业结构无可挽回地走向上了工业重型化轨道。

邓小平在几个月内花出去的78亿美元外汇规模超过了1950—1977年引进项目外汇花费的总和。他曾在十几年前操办中苏论战时带著200亿元的援助礼单赴越南寻求越共支持，因此不认为78亿美元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对年收入仅874亿元人民币，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的全国财政而言，邓小平壹个人在几个月内的大手笔花销已让全国财政面临破产。更糟的是，这78亿美元只是支出总额的冰山壹角，开销的大头是陈云警告的为引入项目配套的国内资金支出，这配套支出总额将远超78亿美元。

想当然地提出以出卖资源购买现代化的邓小平不清楚还贷的压力，不明白出口货源和外汇收入不可能在短期内翻番的道理。毛泽东命令钢产量每年翻番，邓小平宣称的将在短期内不断发现、建成新油田，“壹个大庆变十个大庆”等等，二人同样思维，同样缺乏经济知识。陈云、李先念、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等主管经济官员具有更多的常识知识，清楚石油和煤的产量、出口量和外汇收入是不可随便吹牛的，明白投资须有更大金额的配套资金的道理。但他们都是从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中生存过来的，深知与独裁领袖唱反调、犯颜直谏的政治风险。与当年“放高产卫星”时壹样，高层们谁也不说破“皇帝新衣”，只管趋利避害，只管附和邓小平。

随著宝钢等大项目开工，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危机。邓小平意识到出了问题，在1979年初对几位副总理的谈话中改变口风说：我们要从总方针来壹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壹些钢铁厂和壹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壹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7]  邓小平不至于不懂大型项目壹旦上马难以改变的道理，说这番话无非是为推卸造成经济危机的责任。官员中懂行者不少，但大家都以乌纱为重，没有人接著追问减哪些钢厂，减哪些大项目，更没有人敢提宝钢下马的建议。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李先念为首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应对严重的财政、外汇和物资供应危机。受命后，陈云指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精明陈云很清楚若在壹年前，甚至半年前的务虚会上严正提出比例失调的问题，明确反对跃进计划是有可能避免危机的，但那样会触怒邓小平，此时他可以说这番话了，但这番话已可有可无。邓小平知道自己闯了祸，在当月的“务虚会”上表示同意进行调整。有了邓同意调整的表态，中共中央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达成壹致意见，承认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决定修改1979年的经济计划，进行为期三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大跃进”后，毛泽东在大饥荒中无法收场，只好默认刘少奇出面收拾烂摊子，以“调整”之名停止“大跃进”胡闹。刘少奇出面领导救灾，不敢批评毛泽东，不承认自己的壹半责任，要求杀壹批饿死人大省的大员，大骂《人民日报》负责人不讲真话。此时上述情节再现，邓小平造成灾难后无法收场，只好默认调整，让陈云出面收拾烂摊子。陈以“调整”为名停止“洋跃进”胡闹，不敢指出邓小平的责任，也不承认自己的壹半责任，狠批冶金部主管。众高层其实都清楚，冶金部只是奉命行事，宝钢是邓小平亲自谈的项目，大家都曾举手同意，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骂冶金部长是最好的台阶。毛泽东当年拒绝认错，又被迫默认纠错。邓小平完全壹样，回避自己的责任，以表态支持陈云进行调整为自己打圆场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国民经济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其次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8] 

4月，中共再次召开了讨论应对危机的中央工作会议。当年大饥荒中，中共提出了“八字方针”，在毛泽东和大家都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大跃进”，进行“关停并转”的调整，将胡乱上马的项目大批下马。“洋跃进”危机中，这壹幕重演，新壹届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在邓小平不认错地情况下拐弯抹角地否定了“洋跃进”。中共两次八字方针中，除了“调整”二字有意义外，其它全是文字游戏，而“调整”说法的妙处在于回避认错，在不追究责任的情况采取纠错行动。其实，新壹届中共领导层不必搞什么“新八字方针”，旧“八字方针”可以照用。两次“八字方针”的具体办法壹样，都是让壹大批胡乱上马的项目下马，将城市人口大批赶到农村以解决城市失业和物资供应危机等等。会上，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报告，承认两年来“急于求成”，要求“进行坚决调整”，宣布将《十年纲要》提出的1985年钢产量6000万吨的吹牛指标降为4000万吨，关停并转壹批企业，缩短基建战线，将全国在建的1700多个大中型项目削减到 1000个以下；宣布严格控制引进规模，引进大项目要组织各有关部门会审，两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上述应对经济危机的系列会议继承了大饥荒后以“急于求成”、“交学费”等说法推脱责任的传统。高层中没有人提出追究责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举了手，追究起来谁也跑不掉。

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将壹大批已经开工的建设项目停、缓、并、转、缩。中共制定高指标、乱上重工业项目可以重复，但想以壹纸命令再强迫城市人口去农村不可重复了。不仅中共不能再动员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相反还在全国知青请愿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1000多万知识青年返城。在“洋跃进”带来的经济危机中，中越边境战争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致1979年的财政赤字突破了200亿元，赤字率比1958至1962年大跃进期间还高出壹半，此外还有22个大型项目合同造成的巨额外汇收支逆差。这时的经济危机如陈云所言，比大饥荒时还严重。当局应付经济危机没有别的办法，壹是滥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二是再次采取“关停并转”等紧缩措施，其结果是造成了整个1980年代的通货膨胀、经济萧条、4000万知识青年失业、民怨沸腾，城市犯罪激增，社会治安严重恶化，监狱爆满，以及随之而来的“严打”运动灾难。

大饥荒后，中共不得不在农村采取“三自壹包”政策，给农民壹些经营自由，帮助经济走出困境。“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后，中共同样办法，放松对农民的管制，允许“包产到户”。不过，为维护毛泽东形象，中共不再用“三自壹包”、“包产到户”之名，将“包产到户”政策改称为“联产承包”制，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允许集市贸易，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上述对农民“松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极大帮助了政府缓解财政危机，同时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结果，邓小平应对“洋跃进”灾难的被动之举歪打正著，成了让农民致富的政绩。

“洋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灾难相当。两次灾难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滥用，政府高层拍板的投资决策十有八九是胡来。“洋跃进”引进的壹大批项目同壹般的官办项目壹样，多是不经专家论证而由高层拍板，破坏产业布局，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外淘汰项目，多因配套设施，能源等限制和经济调整等原因长期闲置，造成惊人的浪费。例如，三十万吨乙烯项目有壹套长期堆放在南京扬子江石化公司场地闲置，每年还要花费数百万元的维护费。

“洋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长久和巨大的遗害，持续直到以到二十壹世纪。因为“洋跃进”造成巨大的财政亏空，国家财政无钱足额应付军队、医疗、教育等开支，邓小平再作出几项灾难性的决定：其壹是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开启了军队开始全面腐败的进程。在二十壹世纪中国解放军中，贪污腐败规模惊人，“大老虎”动辄贪腐百亿计。军队全面腐败带给国民的损失相当于另壹次的大跃进或“洋跃进”损失；其二是医疗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医院自己去赚钱，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其三是教育商业化，政府逃避公共开支责任，让学校自己去赚钱，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由此形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教育体系。

1980年，在将华国锋逐出领导层时，邓小平列举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壹为“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将“洋跃进”的责任推到了华国锋的头上。对邓此举，胡耀邦直言，当时大家壹起犯下的“头脑发热”的错误，把责任都算在华国锋头上并不公平。胡的说法很客气。其实是邓小平头脑发热，逼迫众高层跟随，以陈云为首的壹大批官员明知邓的大跃进荒唐而不敢说实话，壹致举手支持荒唐决策，众人合力织造了“洋跃进”这壹皇帝新衣。

宝钢灾难

了解“洋跃进”来龙去脉的最好案例是宝钢。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立即搬出他1975年提出的以石油换设备的《十年规划纲要》，声称要“建十个鞍钢、十个大庆”。9月，率团访日归来的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从日本引进钢铁工业技术设备。本来，邓小平即使同意也应当让冶金部门的专家去操办。但他认为自己内行，在11月亲自向来访的日本新日铁公司董事长稻山嘉宽提出向新日铁购买大型钢铁企业。这6102;日本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削减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比重，正希望出售钢铁工业技术设备。稻山立即表示同意出售。于是，邓小平不经论证，不咨询专家意见地决定了引进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并且决定了将此项目落户上海宝山。1978年2月，中日政府根据邓小平会见稻山的谈话签订了“资源换设备、技术”《中国和日本长期贸易协议》。其中规定，中国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日本向中国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建设器材。执行此协议，宝钢壹期85亿美元的总投资除了很少的建筑工人工资部分以外基本上都付给了日本新日铁公司。年底，宝钢建设项目在邓小平的亲自督促下正式开工。这时，壹大堆问题暴露出来。首先，华东落后的公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根本不能支持宝钢这样的对基础设施要求极高的巨型项目；其次，上海地质条件不适合重工业项目，光打地基就要花费巨额的冤枉钱；其三，宝钢投资规模过于巨大，上马后立即对全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更大的问题是，宝钢只是邓小平同时引进的22个大型项目中的壹个。宝钢等项目开工后，全国财政、外汇收支、物资供应立即陷入全面危机。

1979年春，中共中央被迫召开壹连串会议，讨论应对高达200 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巨额外汇收支逆差。会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时，主管经济的官员和众高层全都清楚，危机的根源是宝钢等巨型项目，最有效的调整举措是让巨型项目中最大的宝钢工程下马。因为，国家显然无法同时执行22个大型项目合同，违约赔偿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预算投资总额高达200多亿元的宝钢下马是“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最有效的举措。况且，宝钢刚刚开工，立即下马是损失最小的调整举措。但是，众高层谁也不说宝钢下马这句话。因为大家知道，宝钢是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工程，关乎邓小平的颜面，说让宝钢下马的话会冒犯邓小平。大家都等著邓自己说这句话。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壹样，从不认错，他向毛泽东写检讨也并非真正认错，而是要求复职的策略。他声言宝钢不下马，要干到底，要勇往直前。按说，不提宝钢，提22个大项目中的其它几个下马也应当有人出声了。但众高层清楚，不仅宝钢是邓小平的面子工程，22个大型项目都是邓拍板决定上马的。于是，众人谁也不提那造成严重经济危机的22个大型引进项目。二十年前在庐山开会时，十五省饥荒，很多省饿死人，中共高层中除彭德怀私下写信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毛泽东，批判彭德怀，任由灾难扩大。这壹幕在1979年重演。没有人敢于出面制止灾难扩大，高层全体附和邓小平，任由灾难扩大。会议决定，让上千合理上马，投资额不大，更能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小型项目、轻工和民生项目下马，以保邓小平的22个面子项目。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的应对壹样，中共再次以丑恶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实施所谓“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在6月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上，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承认宝钢决策荒唐说：“宝钢放在上海是为了解决调铁的问题。开始并不想搞这样大的规模，由于高炉很大，上海现有钢厂吃不了这么多铁，发生了‘大茶壶小茶碗’的问题，于是增加了炼钢、轧钢设备，这样就形成了壹个完整的钢厂。”[9]  李先念此言透露出宝钢决策过程实际上是“先决定了再说，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月，中共中央派陈云到上海去处理宝钢问题。与“大跃进”中刘少奇壹味迎合毛泽东，不敢明确批评壹样，陈云在壹番调研后顺著邓小平的意思表态说 “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这样的调研结论是邓小平愿意听的。7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发表谈话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壹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随后他主持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调动全国各条战线支持宝钢”，实际是将宝钢灾难摊到全国各行各业加以掩盖。在9月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宣称：“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然而国人不知道，邓小平对决策的灾难性比谁都清楚，他在与稻山的谈话中间接承认失误说：“宝钢由于调整会拖延壹段的，我说过用现金支付欠款的，但现在看来做不到了。”[10]  老百姓不知道，邓小平声言“保证干好（宝钢）”的代价是全国无数合理的小项目停工下马，政府调全国的资源和外汇收入来保这个巨无霸的面子工程。古代帝王通常都具有认错品质，会在灾难后罪已，对不是朝廷造成，但给给臣民巨大痛苦的天灾也会痛责自己。革命党与封建帝王的壹个主要区别是，革命家们不会认错，没有罪已意识，漠视灾难带给百姓的痛苦。在二十年前的大饥荒中，邓小平了解家乡省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情况，但多次催逼西南大员李井泉从四川向京城调粮食，在饥荒后积极为李井泉开脱。此时，他深知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但以壹句“我们不后悔”坚称决策正确，没有自责。这种漠视人民痛苦，坚决拒绝自责的品质不是毛泽东、邓小平专有，而是全体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众高层在二十年前附和毛泽东造成饥荒，此时照样附和邓小平，联手造成严重经济危机。

高层们怕冒犯邓小平不敢批评宝钢，但专家们从专业角度间接提出了批评说：“宝钢不应建在这个地方。从经济地理角度看，是违反社会主义生产力配置规律的，从当前中国实际经济情况看，也是不急需的，应当停建，转移到其它地方。”[11]  连日本的经济专家都对宝钢项目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决定兴建这么大的工程本身就不壹定合适，按日本壹般做法，宝山工程的地点选择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初，宝钢基础桩由于地质原因出现位移。在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有代表批评“洋跃进”是“新冒进”，“造成了近200亿元的财政赤字”，质问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出现桩基位移的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没有保证等等。甚至有代表发言说：“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12]  人大代表们敢于如此激烈批评是因为他们以为宝钢的决策人是上海市委负责经办宝钢事宜的陈锦华。陈后来叫屈说：“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我只是具体执行人，怎么当得了罪魁祸首呢？”[13]  虽然人大只是清谈机构，并不能形成对高层权力的制约，但人大代表们的质疑多少对高层形成压力。此外，宝钢项目暴露出的问题太多，建设无法继续。11月，中共中央决定，宝钢工程“壹期停缓，二期不谈，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厂退货”。众高层们都清楚，由于宝钢等项目没有在1979年初刚刚动工时下马，现在这些大项目带来的灾难规模已经大到难以收拾。但是，党内不可能出现人大会议那样的质问。高层们都是多年来在举手拥护领袖决策中生存过来的，只要不危及官位，没有人会宝钢二期合同规定的巨额赔偿和已进口设备的闲置真正著急。因为壹，这些是邓小平的项目；第二，大家都相信国家有的是石油、煤炭，多出口就是了。人大会议也不可能有对荒唐决策，造成巨额赔偿、设备闲置、无数合理的小项目下马等等的问责，因为第壹，代表们对“洋跃进”造成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第二，人大代表们也是官员，也遵循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

在宝钢项目必须缓建，部分停建，部分退货的情况下，高层们都知道需要有个让邓小平下台的台阶。这时大家都想到了专家，最好是借专家之口找个台阶。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家论证宝钢壹期工程是否继续。独裁体制下，工程开建后才论证是必然现象，建国以来的重大工程都是不经专家论证，由领袖荒唐决策的。建国之初，毛泽东壹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三门峡建坝工程就决定了。毛泽东时代大型工程基本都是先开工，后论证，或只管开工完全不论证。这荒唐壹幕在邓小平时代重演。1981年1月，国家计委、建委召集十七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及壹大批专家、教授共200多人举行了宝钢壹期工程论证会。论证会摆出了三种意见：壹、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它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103亿元的工程救活。高层们和专家们都清楚，论证会议提出的三种意见都意味灾难。这时专家们也清楚了宝钢与邓小平的关系，不再质问。于是，论证会沦为清谈馆，所谈意见只是将灾难情况上报中共中央。由于邓小平已经宣布宝钢决策正确，声言“不后悔”，中共中央于1981年2月决定宝钢壹期继续建。

1984年2月，邓小平再次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花费128亿元人民币的宝钢壹期工程建成投产。国人不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中国的石油，煤炭工业都在服务壹个目标——出口资源换宝钢。七、八年间，中国出口日本百亿美元的石油、煤炭，只换回了壹个宝钢，买回来的是日本淘汰的冶炼设备和技术，连同基础建设用工程机械都壹起买了回来。按宝钢的合同，配套港口和道路的建设也由日商承包，以石油支付。为建宝钢，政府不得不在1979年后每年超发货币，总共超发了数百亿元，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几年间，宝钢带给国家的巨大损失被摊派到了全国各行各业去“消化”，全国人民都被迫为宝钢，为了邓小平的荒唐决策节衣缩食，为邓小平的面子工程买单。十几年间，宝钢项目耗尽了全国的外汇储备和石油、煤炭出口的收入，使全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劣化，扩大了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全国百姓蒙受了巨大灾难，但不知道自己是宝钢灾难的受害者。

壹期工程建成后，宝钢的问题继续浮现。日本的技术设备只能冶炼巴西的富铁矿石，宝钢不能冶炼中国丰富蕴藏和产量巨大的贫铁矿石。换句话说，宝钢长期需要巨额外汇供养，进口巴西或澳大利亚的富铁矿石炼钢，宝钢是当时国家宝贵外汇的无底洞。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外汇奇缺。国人不知道，当时出现的外汇券是深圳为了保护自己出口所赚外汇不被宝钢吞噬而发行的。另外，从巴西或澳大利亚来的大吨位运输船无法驶入长江口。为让宝钢投产，远隔重洋运来的富铁矿石还要卸在宁波北仑港，再装上小轮船运到宝钢。壹个荒唐决策带来了永远地折腾与浪费。

壹期工程建成二十多年后，宝钢领导人继续以“宝钢挣回了当年的投资，又赚了壹个宝钢”的说法欺骗著国人。他们没有算上宝钢项目造成经济危机带给全国的损失，没有算上大批中小在建项目为了宝钢而下马的损失，没有算上中央以行政命令向全国各行各业的摊派，没有算上无数企业因宝钢占用外汇而被迫停止的技术改造的损失，没有算上宝钢占用外汇带给科研和教育项目的损失。此外，宝钢等重型项目的落户使上海永久地为“洋跃进”吞咽环境问题等苦果，其灾难无法计算。

邓小平吹嘘“壹个大庆变成十个大庆”，而事实是，他的洋跃进没有实现十个大庆，倒将连仅有的壹个大庆掠夺到衰竭。江青对资源换现代化计划的批评说对了。在二十壹世纪，中国贫油，离开进口石油壹个月就全面崩溃。造成这壹困境的壹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洋跃进”计划，邓小平下令掠夺性开采，造成大港、大庆等油田迅速衰竭。这时，由于油价、矿石价的上涨，炼钢产能过剩，宝钢的设备根本不如所占地皮值钱。这时的中国政府是多想出现壹个邓小平式的买家，以石油、煤炭资源来换项目，把宝钢等二十多个项目壹揽子买走，把配套建设之权也壹起买走。当年，日本等国遇到了邓小平，成功将淘汰产能脱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还收取了巨额违约赔偿。如今中国政府可找不到这样的买家了。因为，私人资本不会买，亲自决定买大项目的国家领导人找不到了。

财政包干

“洋跃进”中，政府的财政亏空比大饥荒后更加严重，中央政府无法应付各地方政府的拨款要求，中央对地方统收统支，全部包揽的财政体制难以为继。1980年，赵紫阳临危受命接任总理，推出了财政包干办法，即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承诺节余归地方以调动地方帮助中央应付财政危机的积极性。财政包干的主要内容包括：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地方财政包干基数以1979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数为基础；地方财政收入在用于财政支出后的余额上缴中央，不足部分由中央予以补助；地方上缴比例、调剂收入分成比例和定额补助数核定后，五年不变，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涉及全国性的财政收支管理权集中在中央。

财政包干办法后来被宣传成了改革开放的产物。事实并非如此，它其实是中共制造灾难的产物。毛泽东心目中只有“大壹统”的秦制，拒绝地方分权自治。对应秦制，中共实行中央对地方大包大揽，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即地方的收入全归中央，地方用钱全由中央下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胡乱上马了壹大堆军工项目，造成大饥荒的同6102;，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使中央包揽地方开支的体制难以为继。1960年代初，刘少奇为应付经济危机曾经实施地方财政包干。洋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中，赵紫阳拾起刘少奇的财政包干办法正式推行，让地方各显神通，帮助中央财政渡难关。因此，中共财政包干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革命带来灾难的写照。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地方分权的进步潮流已经发端。1920年代初，中国选择了联省自治，建立联邦制国家的道路。当时各界的共识是，大壹统的秦制不适合中国各地差别巨大的现实，地方自治，粤人治粤，湘人治湘，晋人治晋是最佳的选择。中国的这壹正确选择被外国输入的革命所扼杀。大饥荒中和改革开放中的财政包干办法与地方自治不是壹回事，因为新中国的地方官员不是地方选出，而是中央任命。因此，它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央与地方间权限与利益的分配难题，不可能制定出各地壹致认可的公平方案，中央和地方就包干基数的讨价还价无法公开透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无法稳定，难以达成双方均认为合理的办法。

财政包干制将税收增长大部分留给地方政府，在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也激发了地方扩张政府规模为和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冲动。在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收支缺乏监督和控制手段的情况下，财政包干成了地方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挪用资金，透支财政收入，乱收费、乱摊派，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动因。然而，尽管有上述缺陷，财政包干相比中央统收统支制还是有进步意义。它使地方财政利益与经济发展挂勾，更能调动地方积极性，从经济上打破了中央垄断壹切的模式，使地方有了壹种抵制中央暴政的武器，使经济改革走上难以逆转的轨道。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大炼钢铁”那样的暴政可能就不易推行全国了。

严打运动

建国后，中共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营经济，扼杀提供就业机会的源头。中共宣布“三大改造”完成后，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共无计解决失业问题，只好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将知识青年赶去农村，禁止农民进城谋生。随著毛泽东6102;代结束，人民公社的解体，千万农民进城谋生和千万知青回城，中共多年来以驱赶、流放解决失业问题的欠账到了偿还的时候。

在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迫切需要发展民生工业，提供就业机会之时，邓小平发动“洋跃进”，将国民经济拖入了严重经济危机。应对危机，中共推出了“新八字方针”，压缩基本建设。这时，解决问题的正确之道是下马造成危机的保宝钢等大项目。但邓小平拒绝认错，中共高层全体迎合邓小平，中共中央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付出代价来保他的宝钢等巨型项目，下令将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和在建轻工项目下马，为邓小平的二十几个巨型项目让路。千百万中小企业下马立即造成百业萧条，使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邓小平的巨型项目用钱虽然耗资、用汇巨大却不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结果，全国城市失业人口数千万，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犯罪率飙升，治安恶化。

1980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提出“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主持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三次常委会议居然推翻刚开始生效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死刑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推出了要求加大力度打击犯罪活动的《京、津、沪、穗、汉治安座谈会纪要》。6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该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中共中央的纪要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死刑复核权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法院。除了下放死刑核准权，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也被扩展。1981年和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接连通过《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前者加重了处罚，后者将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罚修改为死刑。然而，数千万青年没有出路，没有工作，重刑、死刑没有解决治安恶化的问题。治安形式持续恶化，先后发生了东北王氏兄弟抢枪、抢劫、杀人出逃，流窜数省死打伤数十人的“二王大案”、“卓长仁等劫机案”、“呼伦贝尔团伙抢、奸、杀二十多人系列案件”（616案件）、“唐山菜刀队杀人”案等震动全国的大案。

1983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发出了严厉打击刑事案件，从重从快惩处的指示，强调“稳稳当当地解决不了问题，严就能治住，在三年内组织壹次、二次、三次战役，壹个大城市，壹网打尽，壹次就打他壹大批”。[14]  随后，中共出台了壹系列“严打”文件和所谓人大法规，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共中央(1983)31号文件，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发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由此发动了“严打运动”。

中共中央31号文件推出了流氓罪名，要求“对流氓团伙分子要壹网打尽，对流氓头子要坚决杀掉”。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第1条规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第2条规定：“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中共的系列文件法规强调“严打”、“速判”、“快杀”，下放死刑核准权，实际要求像“镇反运动”、“壹打三反”运动中那样滥杀。延续毛泽东的惯用作法，中共内部下达了5%的“严打”指标，要求按此例判重刑、死刑。

为完成镇压指标，基层公安机关将许多服刑中犯人拉出来重新重判，将原判五六年的犯人重新重判十年以上，将原判十多年者重新改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充数。执行邓小平的“从重、从快、严打”指示，基层从抓人到杀人几就办完。如同“反革命”罪是随意整肃、杀人的“口袋罪”壹样，严打运动中的“流氓罪”、“投机倒把罪”也是同样的“口袋罪”。“严打”运动中，当局将穿著暴露，拍裸照，私人集会，随地大小便，在厕所写脏话，抢个电影票，男女朋友壹起跳舞，年轻人在公园谈恋爱者随意逮住，将拥有淫秽书画录像，青年男女婚外性行为，偷窥、举办家庭舞者以流氓罪、“非法聚众”，“流氓活动”，“流氓团伙”等罪名判处重刑，指挥城市居委会举报嫌疑者，将居委会办成了镇压工具，使居委会有了“小脚侦缉队”之名。当时，青年中开始出现穿花衬衫、喇叭裤，留著长头发、大鬓角，戴著墨镜等时尚。这对长期以来国人留短发，穿灰色中山装或绿军装的传统产生了冲击。严打运动中，无数新潮青年经“侦缉队”举报，被以流氓罪逮捕，判刑。以下几案反映出“严打运动”冤狱之泛滥：西安市女青年马燕秦喜欢跳舞，有三百多男舞伴，与其中部分人有性关系。数百舞友被以流氓集团罪名逮捕，马等三人被枪决，数十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王姓女大学生因与十多名男子有性关系，被以流氓罪处决。刑前她说：性自由是我选择的壹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在二十年后将不算什么；四川泸州壹王姓青年与同伴打赌，在街上强吻了过路少女，被以流氓罪枪毙；北京的十多名小贩在火车站哄抢了农民的西瓜，被“顶格”判处了死刑、重刑。其中壹位小贩只抢了壹个西瓜的青年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河南壹对青年恋爱同居，女方家长反对，报案称强奸，男青年被以流氓罪判处了死刑；壹偷自行车贼被便衣警察抓住，以螺丝刀划破便衣警察胳膊，被以反革命罪处决；安徽蚌埠李姓青年嫖妓后不给钱，被控强奸，壹审被五年有期徒刑，在“严打运动”被改判十五年徒刑，青年不服上诉，在第二波“严打”中被处决；以周大维为首的几个学生加入了壹农户的赌局，输钱付不起逃跑，被抓时以水果刀刺穿农民手掌，在“严打”被判了死刑。[15]  

“严打”运动沿袭镇反运动传统，实施大逮捕行动，然后将犯人手插木牌押到会场，宣判后游街，很多犯人被绳勒脖子以防喊冤，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运动中，各大城市当局不断组织大逮捕，在体育场馆连续举行万人、十万人公审大会，壹次枪毙几十人属于平常，其恐怖场面是镇反运动、壹打三反运动的再现。遵循中共高层“可杀可不杀的杀”的指示，各地当局将婚外同居、打架斗殴、偷鸡摸狗者也屠杀凑数。运动中，全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了杀人场。这样的恐怖局面历朝历代没有，只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才有。如同在“壹打三反运动”中以思想、言论定罪，屠杀反抗暴政者壹样，“严打”运动不只针对刑事犯罪，同时以思想、言论定罪大规模逮捕，判重刑或杀害反抗暴政者。运动在全国持续了三年半，按照中共中央“严打”、“从重”、“从快”、“顶格”等指示判处的两百多万起案件绝大多数是冤案。严打运动后来与“清污”运动会合，各地在严打中纷纷举办了“清污”和“严打”的案例展览。如今回首，那些展览完全可称是国家罪恶展。

1984年，全国治安在屠杀恐怖中好转，刑事案件大幅下降。当局只宣传民众因治安好转而支持“严打”运动的壹面之词，而封杀对滥杀的谴责声音。如果在民国时代，独立媒体定会指出：犯罪率上升，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判刑轻，死刑少，而在于青年们没有就业机会和出路。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传人，他的“洋跃进”是毛泽东“大跃进”的传承，他的“严打”运动是毛泽东镇反运动的传承。毛泽东发动镇反运动时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发动“严打”运动同样要求放手杀人，下达杀人指标。邓小平1980年代内部讲话围绕从重、从严，传承著毛泽东嗜杀的特点。与毛泽东壹样，邓小平也信奉杀人立威。 “严打”运动期间，他下令将数十万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建立了武警部队，以加大“严打”力度。

“严打”运动显示出全国人大的的傀儡性质。运动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抛弃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推出壹系列鼓励“从重从快”，快杀、多杀的所谓法规，成了镇压工具。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严打运动”中被冤杀。中共历次镇压运动害死人数绝对不止官方披露的数字，“严打”运动中被杀人数和冤杀人数也不止官方数字。可以肯定的是，当局永远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真相。邓小平发动“洋跃进”运动，让无数中小企业下马，又发动“严打运动”，要以多杀来解决失业和治安问题，无疑应对“严打”运动的无数冤案负责。

       实行死刑的国家的治安并不比废除死刑的国家好，滥杀的“严打”运动只能收效于壹时。在经济情况好转之前，严打运动壹结束治安状况立即恶化。在第壹次“严打”结束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数由1987年的57万件上升到83万多件，说明靠滥杀来维持治安不是办法。政府滥杀无辜必然埋下了仇恨。基层人员知道作恶报应的道理。“严打”过后，各地的公安机构都作了大调整，公检法系统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员易地换岗，甚至转业调离。其用意是帮助严打的打手们逃避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报复。“严打”结束后不久的六四运动中，袭击警察、军队的所谓暴徒中不少人是对政府的严打暴行冤冤相报。

1997年，新壹届中共领导人继承传统，发动了第二次“严打”。2001年，中共再发动了第三次“严打”。“严打”运动的受害者比右派还惨。右派在二十多年后获“摘帽”，而“严打”运动中的冤案三十年后也未获平反，更谈不上赔偿了。那位“严打”运动因婚外性行为而被杀害的女大学生说对了，她的所谓流氓罪在二十年后是平常的私生活。2006年底，中共公布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壹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邓小平主持推出的死刑核准权下放，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变相承认了几次“严打”滥杀非法。

边境战争

1964年，毛泽东挑起了越战。战争持续几年后，越共感到武力战胜美国无望，与美国展开了停战谈判。毛泽东不准越共和谈，要求继续战争，中共报刊大量刊文，指责越共和谈是“跟随苏联修正主义向美国妥协投降”，要求越共既“反美帝”又反“苏修”。越共不想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毛泽东的战争游戏场，拒绝毛的指示，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四方谈判。毛泽东不愿见到越美双方走向和谈，以断绝援助施压迫越共继续战争。中苏珍宝岛战斗后，毛泽东在苏联的军事压力下改变长期的反美立场，联美制苏，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越共对中共要求越南对美无限期开战自己却联美谈建交强烈不满，认为中共是在出卖越南。1972年3月，越共人民军对美军发动的“复活节攻势”，结果在美军轰炸之下遭受了十万军队的损失。越共感到，相比继续战争的巨大损失，从中共获得的援助物资不再那么重要，决定不理会中共的阻挠，和谈结束战争。1973年1月，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美国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四方巴黎和平协约），结束了越战。

以越共上级自居的毛泽东对越共自主决定结束战争忍无可忍，决定从两方面“教训”越共：壹是打壹场西沙海战向越共示威；二是扶植柬共打击越共。1974年1月，中共中央组成了由叶剑英、邓小平总负责，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为成员的“西沙对越作战六人领导小组”，于19日发动了西沙海战，击沉了南越“怒涛”号军舰，从南越占领下夺回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南越无法同时应付越共和中共，向联合国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介入西沙群岛争端。中国运用否决权否决了南越的提案。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拒绝了南越寻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海战期间，中共在国内展开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宣传高潮，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其实，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民族主义立场和领土主权观念，曾支持苏俄分离蒙古，支持苏联吞并中东铁路区域，在中苏战争中宣言“武装保卫苏联”。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中苏、中印、中缅、中巴、中朝、中越边境都曾秘密赠送领土。所以说，毛泽东发动西沙海战与领土主权无关，其动机壹是要向越共示威，暗示要收回越战中秘密赠送越共的小岛；二是在越战结束后制造另壹战争，以满足自己的战争的精神需求。

在扶植红色高棉方面毛泽东早就著手了。1955年，他指示越共选派越共和柬共人员到中国受训。随后直接插手原本依附越共的柬埔寨劳动党（柬共）。1965年，毛泽东任命在华受训中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波尔布特为柬共最高领袖，开始向柬共提供军火金钱援助。在毛泽东的扶植下，柬共于1968年 1月正式建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越共结束越战后，毛泽东加大扶植柬共的力度，以柬共为牵制、打击越共的工具。美军撤出后，印度支那各国的民主政府无力抗拒共产主义的扩张。1975年，越共对南越政权发动了春禄战役和胡志明战役，攻占了南越首都西贡，推翻了南越政权，武力统壹了越南，柬共军队攻占了金边，宣布建立“红色高棉”政权。执行毛泽东“教训越共”的指示，柬共在攻占金边十几天后，即侵入越南的富国岛( Phú Quốc )与寿初岛( Thổ Chu )、巴竹 ( Ba Chúc ) 等地屠杀越南民众。越南方面知道红色高棉受中共操纵，决定联苏制中，与苏共发表了《越苏宣言》，同时大规模驱逐华侨。

毛泽东去世后，新壹届中共领导层继续奉行扶植柬共对付越共的政策。1977年9月，波尔布特应中共邀请率红色高棉党政代表团访华。中共为波尔布特安排了与金日成壹样的最高规格接待。《人民日报》以头版整版报导称：“十多万群众怀著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1] 随后，中共中央安排波尔布特到山西参观了大寨公社，然后派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回访了柬埔寨。

1978年初，中共中央再派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回访柬埔寨。邓在柬发表讲话说：“中国人民要象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2] 波尔布特回应说：“我是毛主席的小学生”。在邓颖超访柬当月，邓小平在出访新、马、泰三国时发表了壹系列谈话抨击苏联和越南为大霸和小霸，警告越共不要在柬埔寨玩火。在与李光耀会谈中，邓小平威胁越共说：“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壹步走多远。在柬埔寨问题上，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苏联最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负担。”在新壹届中共领导层的支持下，红色高棉在1977年至1978年间再数次入侵越南安江省、知尊县屠杀越南平民，其中将百春（BA CHUC）镇的三千多居民几乎杀光。

对于中共的威胁，越共决定联苏对抗中共。1978年中，越共加入了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支持前红色高棉师长韩桑林率柬埔寨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1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率党政代表团访苏，与苏共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五条规定，“壹旦双方中之壹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针对中国的用意明显。通过该条约，苏联取得了使用金兰湾、岘港等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越南则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与苏联签定军事条约后，越共在应流亡越南的前民柬反对派的请求下，于12月出兵攻入柬埔寨。柬共的残暴统治早已天怒人怨，痛恨红色高棉政权的柬埔寨百姓道欢迎越军来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或以竹、纸等材料制成五角星悬挂于家门口，以示欢迎越军前来解救他们出苦海。在柬人支持下，越军势如破竹，中共百亿金钱武器扶持建立的红色高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波尔布特和中共驻柬大使孙刚率红色高棉残部逃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按毛泽东传授坚持游击战争，在柬埔寨的稻田、公路和丛林中大量埋设地雷，以屠杀平民的方式“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驻红色高棉的使馆人员后来披露，他们与红色高棉壹起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在雨中睡觉，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四十七天”，[3]  间接透露出中共大使馆在幕后操纵红色高棉的事实。

越共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让中共忍无可忍。掌握了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战争以报复越共推翻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寻求美国支持他对越开战。他在美国发表谈话说，“小孩不听话，要打几下他的屁股”，“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壹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壹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随后，他在东京向田中角荣透露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越南同苏联签定的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越南对柬埔寨发却了大规模武装入侵，并正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越南起的作用会比古巴更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付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对于邓小平连续的威胁言论，越共回应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 [4]

2月16日，中共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的方式非正式地对越共宣战。2月17日清晨，当黎笋、范文同等人在金边等候签订越柬友好合作条约之时，中共九个兵团（另有十多个兵团后备）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分两路侵入越南：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挥壹路从云南入越；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另壹路从广西入越。中国发动战争后，国际社会壹致谴责中国侵略越南。中共沿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的舆论控制和欺骗宣传手段，将国际社会谴责的消息对国人封锁，对国人宣传越南要侵占中国的领土、领海，中国是为保卫领土主权而进行“自卫反击战”。

这时，越军的十八万主力在柬埔寨，五万在老挝，只有六个步兵团在中越边境线防守。中共军虽以数十万大军突然进攻，但由于指挥员年迈，对现代战争无知，结果被久经沙场的越南地方部队重创。中共军发现，越军使用中国援助的武器，用中国援助的成袋大米作掩体对中国军队作战。越南军民的顽强抵抗超乎邓小平的预料，中共军队沿用落后的人海战术，依仗人数优势冲击越南阵地，付出惨重代价，原来预计壹周内攻下的谅山等五个越南省会城市直到开战三周后才攻下。

谅山到河内为平川，无险可守。从军事上讲，攻占谅山没有理由止步，而应壹鼓作气攻占河内、海防等中心城市。历史上越南曾多次反抗中国，都在中国军队攻陷谅山后宣布臣服。但这壹次情况完全不同。越共与苏共签定了军事同盟意义的互助协定，不惧中共的军事压力，要求苏联履行协定义务。苏联不容中国将越南纳入其势力范围，作出了强烈反映，在中苏边境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2月19日，苏联的军事顾问团飞抵河内，苏联《真理报》猛烈抨击中国侵略说：“中国把战火和死亡猛烈地倾泻到越南城乡，找了壹条不伦不类的借口，难道越南帮助柬埔寨人民推翻波尔布特可恶政权，有什么不对吗？北京有什么权利惩罚这个、宽容那个？”紧接著，苏联军舰进入了中国南海示威，苏TU-95侦察机在越南沿海和南沙群岛海域上空飞行和监察中国海军的行动，同时向越南提供从卫星收集的中方军事情报。

邓小平见到美国向中共提供的苏军调动的卫星图片后感到后果严重。尽管中共向苏共申明对越作战只是边界反击战，绝无占领越南之意，苏共还是以不惜壹战的态度警告中共不许再向越南纵深推进。此时的邓小平与向下令印度进攻，向珍宝岛进攻，想教训苏联的毛泽东壹样，被苏军导弹所教训。其实，邓小平早就知道苏军厉害，下令只出动步兵而不出动空军，以向苏联表示无意图河内，并准备打壹打就跑。恐惧之中，邓小平赶紧通过中国驻苏使馆向苏联传达示弱信息说中国只进行壹场惩罚战争而已，暗示将见好就收。苏共在军事上教训中共轻而易举，但知道美国不允许他对中国动武，于是决定成全邓小平的儿戏战争，由外长葛罗米科向邓传话：在越南不要走得太远，命在越苏军顾问保持克制，决定也不动用空军介入中越之战。

中共入侵后，越共相信，有越苏间的军事同盟条约，料中共不敢进军河内，只以边境的地方部队和民兵抵抗中共军，以精锐部队布防守于谅山至河内壹线不参战，同时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声称将越南人民军兵力从65万至扩充100多万。越共的动员令并非真正扩军，只佯作决定姿态。因为苏共已向越共交底，中共军打壹打自己就会跑。这时的中共军著实不是善战越军的对手，仅仅越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已经让中共军伤亡巨大。3月5日，在攻占谅山的两天后，邓小平下令撤军。根据苏共的交底，越军放弃反攻追杀，“教训”战争儿戏般地结束。

撤军过程中，中共军根据邓小平“不要俘虏、不给‘越修’留下壹草壹木”的指示，从作战部队变成了爆破工兵，对所到之处的建筑物，基础设施，桥梁，实施了毁灭性破坏，放水淹没媒矿，特别将中国援建的矿业加工厂、拖拉机厂、汽车修理厂、陶瓷器厂、小型炼钢厂、行政办公楼，包括学校、医院和民宅建筑等等彻底摧毁。越战中，美国与中共开战禁止美空军机对中越边境地区轰炸。得免于越战战火的中越边境地区此次被中共夷为了平地，破坏之惨烈远远超过了美军对南越的多年狂轰。黎笋视察时被中共破坏的惨烈程度震惊得说不出话。中共撤军后，中越双方均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双方交换了战俘。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传统，双方都没有公布伤亡数字。中共从来视军队和民工的伤亡数字为机密，将在朝鲜战争中巨大的伤亡数字长期保密，此次也不例外。外界估计，中国军队伤亡为十多万人。

战争结束后，邓小平下令将民主墙运动的代表人物魏京生判以重刑。当局公布魏的主要罪名为向外国人提供了关于中越战争的军事情报。这让国人想到了宪法中规定的宣战决定权问题。世纪之初，清廷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承认宣战、媾和须经国会批准或追认。中华民国历次宪草、宪法，包括《共同纲领》和中共的宪法均规定宣战由参议院、国会、全国人大决定。但是，中共发动战争、加入战争从未经过代行最高权力的政协或人大批准，在毛泽东时代由毛个人随意决定，在毛去世后，又由邓小平个人随意决定。

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学生和亲信，二人发动的“教训”战争极为相似：1962年，毛泽东发动“教训”印度的战争，结果被苏联教训，赔了士兵生命、国家金钱之外，还奉送了西藏最富饶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毛泽东发动“教训”苏共的珍宝岛战斗，结果被苏联教训，恐惧得连召开九大都高度保密，开完会立即南下避险；邓小平发动“教训”越共的战争，也被苏共教训。二人都是在国家灾难中，在老百姓极为困苦，财政极为困难之时发动战争，同样是在军事胜利之时突然下令撤军，同样是放弃战果后再奉送领土，同样枉赔士兵性命与国家巨额金钱。二人发动战争与列宁、斯大林壹样，都当权后迫不及待地输出革命，且二人发动“教训”战争都有权力斗争的考虑：毛泽东在被迫“退居二线”发动越战，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夺回主导权；邓小平发动越战，同样以调兵遣将的办法全面接管军权。在发动教训战争的荒唐程度上，邓的教训越南战争超过了毛的教训印度战争。印度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未与苏、美结盟，毛泽东发动战争或许是没有想到苏共会作出强硬反应。而越南与苏联结了盟，“教训”越南必须准备与苏联导弹摊牌。如果说邓准备好与苏联导弹摊牌而下令开战，则他是在蓄意挑起核战。他战前访美是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对他教训越南开战的支持。但可以肯定，美国没有打算发动核战，没有支持他侵略越南，更不会支持中国吞并越南。美国的支持不过是在开战后向他提供壹些卫星图片，以及向苏联表明美国不同意苏联动武。如果邓没有准备与苏联摊牌，则他与毛泽东壹样，是在拿士兵生命，国家的安全，国家的金钱，以及国人的身家性命在开玩笑。当年毛泽东发动越战时，是邓小平到越南向越共传达了两百亿元无偿援助的口信。邓应当很清楚，这两百亿战争经费，意味著数百万军民生命和国人紧缺的口粮。那时他不介意百万死难，现在也不会介意。他应当清楚，教训二字背后是多少生命的代价。他教训结盟越共的战争决策与清廷对各国宣战，与毛泽东下令珍宝岛动武“冲喜”壹样荒唐。如果有人大批准开战的程序，人大代表势必会问邓小平准备打到哪里，不知邓小平如何回答。他肯定不能说要打到河内，那无异是说准备对苏开战，准备核战；他也不能说打过边境就往回跑。人大代表虽是中共任命，但也可能有胆大者会问，打这样的仗又何苦呢。古今中外，挑起战争无非是要攻城掠地，征服藩属，获得对方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像这样打了就跑，再赔些领土的所谓教训战争好像只有只有毛邓师生发动过。二人的几次“教训”战争不仅是拿士兵生命，人民财产开玩笑，更是玩危险的核战游戏，让全国百姓冒核战风险。

中共的《人民日报》非正式对越战争宣战的社论中宣称，开战是为维护领土主权。军队侵入越南后，中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驱逐、迫害华侨，制造流血事件”，新华社发布中国政府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对越开战的理由是自卫和报复越南迫害华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保护华侨而在本土之外发动战争的记录，中共更没有为保护华侨开战的动机。中国抗日战争中，斯大林把远东的三十多万华侨、华商、华工流放到北极圈内去服苦役，害死华人至少十万，[5]  中共不仅沉默，更在建国后禁止谈论这些事实。指使红色高棉大屠杀时，中共将华侨向中国政府求救的信件扣压在驻金边大使馆，或干脆提供给柬共，听任求救的华侨被杀害。这些行径说明中共出兵与保护华侨与领土无关。事实上，中共每次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都是欺骗国人说法。从越南撤军后，邓小平在内部讲话中解释战争目的说：“中国完成了战争目标。这场自卫反击战是在时间和规模上壹场有限制的惩罚战，只为教训壹下疯狂的‘东方古巴’，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柬埔寨反抗越南的侵略。”这透露出了中共不能说出兵理由，那就是挽救残暴的红色高棉政权，是要迫使越军从柬埔寨撤出，让红色高棉政权复辟，重新统治柬埔寨。

就壹党之私而言，中共发动这场侵越战争有其理由。因为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几十年，落得越共背弃中共，还推翻中共扶植的红色高棉，所以中共要教训越南。但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完全不义，祸国殃民。因为，援越几十年、扶植红色高棉是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个人嗜好，是他背著国人的秘密行动，是祸国殃民之举。中国人民并未同意援越、援柬，当然也不会同意对越开战。中越边境战争如同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壹样，是国人生命财产的浩劫，是无谓的牺牲，是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毛泽东发动越战，已经带给越南数百万的战争死难，邓小平发动另壹次侵越战争，带给中国和越南另壹场灾难，带来数以十万计的死难。

中共撤军后，中越战事并未结束。发动“八二三”台海炮战后，毛泽东下不了台，以长期炮击维护颜面。邓小平不愧是毛的学生，匆忙撤军后下不了台，以在边境维持长期小规模战争维护颜面。这样的小战争苏联懒得理，不会再被教训，算是邓小平继续“教训”了越共。1981年5、6月间，中共在法卡山再对越开战，占领了法卡山。1984年4月，中越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再次打了壹场著名的“老山收复战”。此后，中越边境战如同台湾炮击壹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国各大军区轮流派兵参战，中越边境成了中国军队的实战练兵场。十年间，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维持对越南边境的军事压力。毛泽东持续对金门、马祖炮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壹大笑料，邓小平在中越边境持续十年小打小闹是另壹笑料。1989年，越南在东欧发生巨变的国际形势下从柬埔寨撤军。与十年前中国军队实施大破坏撤军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柬埔寨人民自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活动，感谢越军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柬埔寨人欢迎、欢送越军的盛大场面证明了人心的向背，证明了中共扶植红色高棉和发动入侵越南战争的不义，也证明所谓对越自卫反击战说法的欺骗性。

苏联解体后，越共失去靠山。在1991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中央决议放弃与中共对抗。在共产主义政权屈指可数形势下，中、越两共需要抱团取暖，决定握手言和，恢复正常关系。于是，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两共恢复互称同志，领导人会见恢复了拥抱，中越边界恢复了和平，两共相约忘记旧怨，在文献、历史书、教科书中不提那场持续了多年的边境战争，要求本国人民淡忘那场战争。中共友谊关城楼展览馆中重新布置宣传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文字与图片，完全不提1979年及其后多年的边境战争，也不提在那场边境战争中献身的十几万将士。在凭祥，曾经埋葬无数阵亡将士的万人山已经被推平成了开发区。埋著无数中越将士遗骨的老山及麻栗坡壹带已成为旅游和边境贸易点，昔日的军事设施，大多成为游览景观。相比中共，越共要求人民淡忘那场战争难度更大。因为，越南人民对中共军队对越南北方的大破坏刻骨铭心，仇恨难消。

边境战争期间，壹首《血染的风采》唱遍了全国。歌词是：“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妳是否理解妳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妳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妳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今天，这场中越两国都刻意不提的战争在很多人心中是血染的悲哀。多次到中越战争前线采访的刘亚洲说：“老山、者阴山作战的时候，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壹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壹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袋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不少烈士遗书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壹头牛；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

中印战争后，毛泽东、周恩来在确定边界时秘密向印度赠送了领土。新壹届中共领导层同样作法。1999年，中越两国签订的《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中共将千万士兵献身夺得的老山、法卡山等广大占领区悉数划归了越南。由于越南迅速进军柬埔寨，红色高棉来不及销毁罪证，越共掌握了大量中共在柬人员指挥大屠杀的证据。中共以在边界谈判中向赠送领土的方式，以换取越共帮助隐瞒真相。例如，坐落于北部湾中心的白龙尾岛（夜莺岛，浮水洲岛），原属广东省，越战中被中共借给越共作为后勤基地。边界谈判时，中共不提该岛的归还，实际将岛送给了越南。壹系列事实证明，中共对越开战时宣传的维护领土主权之说是谎言。而且，中共从未为了领土主权对外开战过。苏共召集成立中共时就申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宣布共产党人没有祖国。因此，中共打民族主义牌时只是利用民意而已。

中共侵越战争的真正目的是挽救红色高棉政权。因为苏联的强烈反应，中共的挽救计划失败。红色高棉被推翻后，红色高棉灾难在继续。波尔布特率残部逃入山区，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坚持游击战，将柬埔寨变成世界上埋设地雷最多的国家。1980至1990年代，柬埔寨平民被红色高棉的地雷大量杀伤。时至今日，尽管有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排雷，每个月仍有数十人受到红色高棉地雷的伤害，迄今已有四万多柬埔寨平民因为地雷而丧失或截肢。

今天，在柬埔寨各地的红色高棉屠杀纪念馆中，在各地佛塔下、仓库中，那些大堆的头颅骨、那些钻头颅活取人脑的机器诉说著革命的罪恶。在“波尔布特罪恶馆”，导游介绍，在这个前中学的操场下挖出了九千具尸体，现在下面仍有壹万多具尸体尚未开挖。2008年，联合国支持成立的柬埔寨特别法庭逮捕了红色高棉的五名前领导人：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国家元首乔森潘（KHIEU SAMPHAN）、前外相英萨利（IENG SARY）及其妻子前社会部长英蒂迪（IENG THIRITH）和金边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DUCH、杜赫），开始了迟到三十年的审判，起诉“红色高棉”犯下的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红色高棉领导人们无壹例外地否认有罪。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农谢对美联社记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人民的行为。……我当时是人大委员长，与政府的行动毫无关系。”红色高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乔森潘在自传《柬埔寨当代史与我的处境》中写道：“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向人们说明，我并没有参与红色高棉领导人屠杀我们同胞的暴行。”波尔布特的连襟、红色高棉的第三号人物英萨利对记者说：“我知道自己极有可能被审红庭传召，但我没有犯错。我是斯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我甚至救了不少人的性命。”革命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推行暴政者没有亲手杀人，亲手杀人者是执行命令，谁也不用对滔天罪行负责。这样的辩解道出了共产革命的壹个定律：革命家们永远不会认罪，革命使他们丧失了忏悔的本能。

对前红色高棉的审判因中共的暗中阻挠不断被拖延。中共希望被告们自然死亡，审判流产。因为，除了那个残暴的监狱长外，受审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都是文革中国纪录片中的贵宾。柬埔寨首相洪森指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证明是失败的”。[6] 洪森等柬埔寨领导人不公开抨击中共带给柬埔寨灾难另有原因。中共通过外交与金钱两手，换取了柬埔寨当局同意帮助掩盖中共幕后指挥红色高棉“大疏散”、大屠杀的真相，换取柬埔寨关闭大屠杀纪念馆——“罪恶馆”。

经济特区

从1951年深港边界被封锁后，广东民众因中共的暴政多次掀起大规模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1957年，中共背弃退社自由的承诺，武力镇压要求退社的农民，造成了第壹次逃港潮。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为缓解饥荒下令放开边境，让大陆饥民自由赴港，三十万饥民逃港。港英当局出动军警抓捕遣送，香港市民对沿街乞讨的大陆饥民慷慨施舍，组织救济送衣送粮。1972年，文革中生活极为困苦的广东农民掀起了第三次逃港潮。1979年5月，广东民众中风传香港要大赦滞港难民给予永久居民身份，来自惠阳、东莞、宝安的百万农民、渔民涌向深港边境，冒死囚海逃港，形成了第四次“百万人逃港潮”。

三十年来，广东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人民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和偷渡出境（三偷）。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对逃港采取严惩政策，穷苦村民不顾当局派公安、民兵沿岸昼夜巡逻，或泅海偷渡，或趁大雨、台风陆路逃港。广东人用象棋术语称水路偷渡为“督卒”，意为“有去无回”。当6102;宝安流传的民谣说：“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宝安县公安局《1971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壹个瘸子。由于青壮劳力大批逃港，大片农田抛荒。”中共当局视逃港为“叛国投敌”，命边防军屠杀逃港者。四次“逃港潮”的百多万逃亡者中，成功逃到香港者是少数，更多的偷渡者人被枪杀在了海滩、山间，或葬身大海。在逃港潮时期，深圳活跃著数百“拉尸佬”。19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壹具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壹位“拉尸佬”说，他最多壹天埋葬了50具尸体，领到了750元。[1] 

1970年代，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多元，不到香港新界村民的百分之壹。巨大生活水平差距让广东农民宁愿冒死壹搏。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说：“文革后，汕头满目凄凉，比我们小时候还穷”。[2]   此言反映出了毛泽东祸害人民之深重。广东人民被活不下去了，只好冒险逃亡。文革过后，广东干部与香港知名人士及媒体接触日益增多。根据港商的建议，吴南生向中共广东省委建议，广东先行壹步，划出壹个地方，开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搞个自由港，吸引外商来投资办企业，带动经济发展。他向省委书记习仲勋表示决心说：“假如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要杀头就杀我！”[3]  习支持吴的建议，决定请中央授权广东在汕头、深圳、珠海进行试验，将想法先报告给了粤籍元老叶剑英。叶与吴壹样了解粤港民众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和港商北上投资的愿望，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改革中先走壹步，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实行“三来壹补”，吸引港商北上办厂。正在应付经济危机的邓小平敏锐地感到，广东当局的改革开放先行壹步的建议有助于应付经济危机。在叶剑英陪同下，他来深圳视察，发指示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妳们自己去搞，杀出壹条血路来。”

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41号文件），正式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在区内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财政和外汇收入定额包干，享受中央政府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优惠的政策，实行物资、商业的市场化，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主权。8月，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开启了沿海城市的改革开放。1981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授权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给予了特区享经济立法权。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共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也被称为是邓小平时代最成功的决策。随著经济高速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特区的带动下率先富裕起来，邓小平视察时所说的“现在他们逃过去，将这里经济发展了，他们会回来的”成为现实，众多当年成功逃港者回乡投资、定居了。应当指出，中共改革开放的善政不过是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暴政部分废除而已。在革命之前，人民壹直享有经营自由。经营自由是清末推动、民国实行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壹部分。中共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夺了这壹自由，扼杀了经济的生机。特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中，中共中央对特区并未给予物质援助，只是给了特区壹些特殊的“政策待遇”，就带来广东、福建的快速经济发展，使人均经济实力迅速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特殊政策并非是中共善政，而是共产革命前私营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暴政扼杀了这壹活力，使国人陷入长达三十年的饥荒、贫困。改革开放将枷锁部分解除，贫困的广东、福建立即焕发了生机，迅猛发展。这壹事实说明，若无苏俄输入的共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让陈炯明、陈济棠领导的广东地方建设继续，粤、闽早就经济腾飞了，不会有毛泽东时代的负增长和绝对贫困化，也不会有四次“大逃港潮”。广东官员提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建议要准备被“杀头”，可见暴政之恐怖。

在建立经济特区后，中共没有就当年大规模屠杀逃港者谢罪。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施工中，壹次就挖出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可以想象葬身大海偷渡者的数理多极为巨大。中共广东当局高调特区成立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完全不提，更未纪念数以百万计的逃港死难者。2011年8月13日，德国各地举行了纪念“柏林墙”修建五十周年的活动。德国联邦议会大厦降半旗，柏林所有教堂钟声齐鸣，地铁停止运行壹分钟，德国总统伍尔夫、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柏林市长沃维莱特与民众共同向当年的试图翻越“柏林墙”的死难者致哀。德国国家电视台直播了纪念活动。在纪念仪式上，人们宣读了壹些“柏林墙”死难者的生平事迹。德国总统伍尔夫在仪式上指出，当年1900万前东德居民被壹个专制制度隔绝在这座“耻辱墙”的后面，千千万万的人无法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1989年柏林墙倒塌是历史的必然，证明自由是不可摧毁的，任何墙都不能长久抵挡人民的自由愿望。德国当局为中国当局，为广东当局、深圳当局树立了榜样。相信有壹天，深圳也会为百万逃港死难者举行同样的纪念仪式，相信将来在死难最多的边界区会有他们的纪念碑。

民主墙运动

文革结束后，全国经济萧条，失业严重，国人的不满情绪强烈。1978年春，北京西单十字路口的矮墙上开始出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呼唤民主的大字报，引起青年的广泛关注。来此看大字报、小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迅速扩大，逐渐形成了壹个以抨击专制制度，要求民主和言论、出版自由为主题的民间论坛，“西单民主墙”的名字传遍了全国，成了民主运动的象征。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正在向华国锋夺取中共最高权力，不仅需要军队的拥戴，也需要民意的支持。他多次对“民主墙运动”予以肯定，强调要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受到邓小平支持言论的鼓舞，民主墙骨干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民主讨论会”和游行，在民主墙前张贴、散发自己印刷的刊物，文革受迫害者们纷纷贴大字报申诉冤情，有人在大字报中直指邓小平须就“反右运动”认错，有人开始在“民主墙”旁发表抨击时政的演说。

不久，壹批民间团体和民办刊物涌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京生创办的《探索》，王军涛、陈子明创办的《北京之春》，徐文立、刘青等人创办的《四五论坛》，贵州青年黄翔等人创办的《启蒙》，周眉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任畹町创办的《中国人权同盟》，胡平、姜洪创办的《沃土》，王希哲主持的《责任》。外地影响较大的刊物有：青岛的《海浪花》，上海的《海燕》、《民主之声》，武汉的《钟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等等。在民间团体和刊物明确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诉求后，已经取得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转而否定“民主墙运动”。1979年初，他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称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四项基本原则”，暗示这些原则不容反对，将以暴力镇压反对者。针对邓的讲话，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抨击“四项基本原则”拒绝普世价值”，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提出要警惕新独裁者，抨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是专制和壹党独裁。邓小平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付月华、张温和、刘清等“民主墙运动”的骨干。为营造依法行事的新形象，他指示人大加快推出刑法，要求依新法审判魏京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宣布废除清末以来的壹切旧法，经历民国时代的国人普遍呼吁制定新法。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因应呼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大纲推出的同时，中共发动了镇反运动，土改运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展开了随意的大规模屠杀。《刑法大纲》与要求滥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无法兼容，屠杀的恐怖中法治委员会主动搁置了《刑法大纲》。1952年，中共颁布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两条例与《惩治反革命条例》壹样，都强调中共可以不经法律审判剥夺人民财产生命，与刑法大纲完全冲突，致刑法草拟无法继续，已拟的刑法草案被搁置。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意在宪法出台时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但是，毛泽东又发表了壹系列“肃清反革命”的指示，推出刑法不仅没有可能能，还可能被扣上反革命帽子。于是，刑法草案征集意见步骤停止。肃反运动还没结束，毛泽东又发动了反右运动，全国人大被实际废除，刑法草案征集意见及进入立法程序无从谈起。随后，中共的迫害运动壹个接壹个，壹切新法均无法出台，法律空白时代持续了三十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人大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三十年间三十三易其稿的《刑法》。表面上，《刑法》结束了除壹部婚姻法外无法的时代，实际新颁布的刑法仍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因为其中保留了无从界定，完全随意的“反革命”罪，仍然宣布中共有权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镇压反对派和反对声音，革命党随意镇压和杀人的时代仍未结束。

在讨论《刑法》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胡耀邦对逮捕民主墙运动领袖表示反对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著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壹死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烈士。” 10月1日，民主墙运动骨干组织了大游行，抗议当局逮捕民主运动人士。当局镇压了游行，逮捕了更多的民主墙运动骨干。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拒绝了人民的民主呼声，通过了邓小平决定的“取缔西单墙”，禁止民间刊物的决议。根据决议，《四五论坛》、《北京之春》、《沃土》、《今天》等民间刊物被取缔，争取民主人权，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夭折。

随后法院根据新出台的《刑法》审理了魏京生案，以诽谤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和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等罪名判魏京生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后审理的第壹案，魏京生案是全国人大和中国司法耻辱的壹页。该案从抓捕，审判到量刑完全由邓小平决定，所定三项罪名均是随意罪名，是为壹党专制之下不可能有真正法治的壹个证明。

参选人大代表的浪潮

民选在中国早在世纪之初就已蔚然成风。1905年，袁世凯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开始推动民选。1906年，天津官、绅、商、学界成立了自治促成会，仿照日本自治法规，推出了中国首部地方自治法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1907年，天津举行了中国首次议员投票选举。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开启了中国走向民主的进程。1909年，各省选出咨议局议员，1910年，中央资政院开议。此后，外强引入的革命不断摧残中国走向民选、民主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全面推行党国体制，从根本上摧毁了民选的条件。

1979年7月，五届人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议将各级革命委员会改回各级政府，通过了各级人大和政府的《组织法》及《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会代表选举法》。《选举法》规定，县级政权实行直接选举，“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选举法的公布激发了全国大学生参选、竞选人民代表的热情。富于社会经验的七七届、七八届大学生在“民主墙”运动的鼓舞下发起了摆脱中共党组织控制，自荐竞选人民代表的运动，涌现出了上海师院学生徐政宇，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徐邦泰，湖南师院学生梁恒、陶森，北京大学学生王军涛、胡平、房志远、夏申，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等壹批独立竞选者。竞选者们在竞选政纲中和各大学举行公开答辩中不约而同地抨击壹党集权，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竞选人徐邦泰通过《大学生》杂志向大学生发出了500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二的大学生不信仰共产主义，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特权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竞选中，他在校刊上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报刊民主与新闻法》及《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等文章，呼吁新闻自由。1980年5月，徐邦泰在县、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竞选成功，当选为上海市宝山县人民代表，成为新中国第壹个民选人民代表。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徐的当选。独立竞选成功的消息进壹步推动了学生竞选热潮。各地高校的竞选人开始联系，相互声援，形成了全国性的竞选运动。

各大城市高校竞选活动让中共领导人感到局面失控，有高层领导人出面表态否定学生的竞选活动，各地中共党委纷纷下令禁止共产党员学生参加竞选，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1980年10月，湖南师院校方运用行政权力以指定候选人取代了公开声称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学生竞选人梁恒，引发了学生的抗议行动。数千学生游行、示威、请愿、 610;课，部分学生还展开了绝食抗议。请愿要求被校方拒绝后，学生们组成了赴京请愿团，要求罢免学校选举领导小组组长。湖南学潮中，徐邦泰与另壹位新当选的上海宝山县人大代表孙德炜向全国人大发出意见书，要求人大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真相、“依法惩处任何破坏直接选举的人”。对徐邦泰的举动，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以“自由化分子”罪名开除了徐的党籍，并成立专案组对徐展开审查。

11月，北京的人大代表选举开始，北大被单独划分为独立选区。竞选答辩会、演讲会、谈话会在北大每日可见，有竞选人还发起成立组织。由于参选人数太多，竞选者们自发举行了候选人预选。以陈子明为首的几位“西单民主墙运动”骨干贴出了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竞选宣言》大字报，少数中共党员学生不顾内部禁令参加了竞选。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全体选民半数以上选票才能当选，这种规定是依据当局内定候选人，所有人遵从中共决定参加投票的设计制定的。根据这样的《选举法》，没有当局的认可，独立竞选者实际上没有当选的可能。几个月前上海的徐邦泰当选只是竞选运动初期当局没有反对情况下的偶然个案。

在竞选学生与当局对立的危机中，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指示中央办公厅抽调十名干部到北京大学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否定了教育部指责学生竞选活动的报告，指示禁止各级党政当局打击学生竞选。胡的宽容政策使学生的竞选活动迅速升级成了反对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另壹场“民主墙运动”。邓小平不容壹党独裁受到挑战，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人民代表竞选运动，同时也否定胡耀邦的宽容政策。邓小平的强硬表态后，各高校当局强硬压制学生竞选活动。随著“民主墙运动”骨干被大批逮捕，竞选的学生们认识到，在独裁体制下没有竞选空间，纷纷抛弃竞选，独立竞选人民代表运动夭折。不久，中共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竞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被以“自由化”、“向党夺权”的罪名受到整肃、“内部控制”及在毕业分配时被“穿小鞋”。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改了《选举法》，删去了1979年《选举法》中“任何选民或者代表，有三人以上附议，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等条文，恢复了中共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局面，实际禁止 了独立人士竞选。选举法还规定，选举全国人大代表，农村每壹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量是城市每壹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八倍。这壹选举权不平等的规定并不重要。因为，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人大代表全是中共组织部门任命的。人大代表既不代表村民，也不代表市民，只是中共的干部。曾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法评价《选举法》修正案说：“现在新的选举法仍然是个恶法，全文只有七千多字，语义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六千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十三万字。……另外，新选举法没有如何救济选举权的条款。当选民的权利被侵害时，没有法律保护。法学上有个常识：没有救济的权利就是没有权利。中国的选举法缺少救济的条款，所以它是恶法。在法律上，清末、民国的选举比现时中国先进，可行；那时有选举法庭，可以进行选举诉讼。国民党政府的选举法有明明白白的关于救济的规定，规定了选民有二十壹项民主权利，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法中没有壹项得到保障。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操纵选举。”。

2004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另壹《选举法》修正案。该案允许在农村基层以协商酝酿方式产生人大代表候选人。然而在党国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民选没有空间，选举法没有意义，允许直接选举只是对党国体制影响不大的村委会主任壹级，对镇政府壹级都不允许直接选举。即使在村壹级，没有中共的认可，独立人士参选、竞选也只能与1980年那次竞选同样结果。

八二宪法

新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民选产生，而是中共任命的。人大通过的壹切都是中共预先决定好的，八二宪法即是中共决定的产物。1981年7月，邓小平让彭真主持宪法修改6102;就确定了四点：第壹，要把四个坚持写进宪法；第二，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规定民主集中制；第四，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彭真执笔起草了序言。[5]  修改宪法期间，学者曹思源写信给全国人大，建议中国成立宪法委员会，彭真委员长决定不予采纳。中共有壹套控制人大的办法。具体包括：人大开会前，先召人大中的中共党员开会“统壹思想”，由中央政治局派人作报告，部署人大会议基调，将重大议程和事项在党内会议先议决；各地的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退下来的中共书记转任人大主任、副主任；在人大会议期间，在各人大代表团设临时党委，指示代表的言行以控制人大；全国人大办公厅强调：“鉴于我们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罢免或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时，要同党委商量，以便取得壹致意见，……对中央确定的人事安排‘大格局’，党员代表或委员应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投赞成票”；[6]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派出工作人员住到各省市代表团的住地，全程参加代表们的所有活动，每晚向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关于当日人大代表公开或私下言行的报告，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夜将这些报告汇总编印，在次日晨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在这样的控制之下，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实际受到严密的监控，提出未经中共允许的批评、反对意见将遭谴责直至被取消人大代表的资格。这种处分早有先例，如马寅初因在人大壹届四次会议提出应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案而被罢免了人大常委和代表的资格。在如此的严密控制之下，人大开会成为举手走过场。

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这次修改都是邓小平的决定，删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壹些鼓吹个人崇拜的条文，加入了“四项基本原则”。修改后宪法仍然充斥不适合写入大法的党化语汇，例如“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壹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等条文，“工人阶级”、“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修改后的大法中有外国人的名字，更像是中共的党文件而不像是国家大法。

八二宪法中存在众多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它壹方面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壹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另壹方面又规定共产党党权高于壹切，规定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暗示中共有权以“反党”，“反革命”，“右派”等罪名镇压反对派，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条文失去意义。再如，他壹方面规定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另壹方面保留了“反革命”罪，使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体现著壹党专制与宪政之间的根本冲突。

“八二宪法”对中国人的最大影响是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从法律上完成了中共对人民土地财产权的无偿剥夺。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当局无偿剥夺人民私有财产的历史。中共在建国之初曾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或单独的《土地所有权证》，紧接著就以土改名义无偿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和房产；1954年，中共在第壹部宪法宣布保护国民合法私有房产和土地，然而同时又以合作化名义剥夺了全体农民的土地产权。1956年，中共以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名义剥夺了工商业主的工商业产权，1958年，中共在“大跃进”运动中剥夺了大多数业主的私有房产产权，以政府强权迫使房主、地主们迫交出了权证。这种霸占虽然得逞，但在法律上没有完成。经过多次整肃运动，多数1950年代被暴力剥夺土地和房产的业主在文革后已经离世。文革后，幸存的城市房产、地产的业主们因心存恐惧，担心文革迫害重演而不敢向政府提出归还私有财产或补偿的要求。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的集体不复存在，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只是拒绝将土地产权归还给农民的霸王条款。通过修改宪法，中共宣布全国土地无偿国有，从而不用办理任何过户手续地完成了对私有土地的霸占。中共任命的五届人大代表们不敢为失去私产的业主们作主，举手通过了八二宪法关于城市土地的条款。他们中的多数记得，张春桥在文革中年起草的宪法还曾规定城镇居民自有房地产归私人所有。随著当年城乡业主的离世，业主的后代们再也难以讨回他们私产。此后三十年，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所挥霍的财源主要是霸占得来的城乡地产。中共“土地财政”的背后是城乡土地所有者的浩劫。帮助剥夺私有地产的宪法条文揭示出革命的实质——霸占他人财产。

       对于经历四次修改的八二宪法，中外宪法学者批评它内容多是空洞的政治教条，而不是内容明确、语言规范法律条文。例如，它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公理，是个富于争议的说法。宪法没有给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定义，中共也不可能给出“社会主义”的定义。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要求消灭壹切私营经济，剥夺壹切私有财产，由他个人控制全社会的壹切财产资源，发展军备与核武器，服务他的世界领袖梦；刘少奇在建国之初主张的社会主义要求遵守建国之初与各党派、各界的约定，允许私有制和私营经济存在几十年，要求照顾民生，发展军备量力而行，随后刘又放弃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转而支持完全不同的毛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毛、刘又不壹样，要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政治上社会主义，即共产党党权至上，不受监督制约，要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国有资产，国民财富私有化。三位领袖的社会主义都不壹样。中共在宪法中规定要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说清楚要捍卫哪壹种社会主义。

八二宪法中的专政说与宪政根本冲突。世界上只有中国和朝鲜的宪法中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文，两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宪法。中共史家称，八二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邓小平取缔“民主墙运动”时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后者之壹条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前者中之壹条是“人民民主专政”。史家的这种说法是在玩弄词句，不是在讲道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党化语言，并无明确含义，听凭中共解释。按照中共说法，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八二宪法出台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结构，财产所有制度和财富分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高层家族成了最富有的阶层，成了中共长期以来号召剥夺的“老财”、“土豪”、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中共仍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可见，党化语言只是服务壹党利益的随意表述。宪法规定捍卫壹个变来变去，无法定义的制度，难怪学者们对它多有批评，国人也很少人把它当回事。法律学者们呼吁按照现代国家民主共和原则从根本上修宪，但是，独裁体制不改这壹要求不可能实现。

中共史家说，八二宪法是壹部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宪法。的确，八二宪法代表著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与晚清的“洋务运动”改革相似。两场改革都强调开放，都由官方引进外资，允许合资，允许民办，提倡官督商办，公私合营，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两场改革运动都是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政治权力垄断。洋务运动中，慈禧强调：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共的独裁地位不能变。两场改革运动中，企业均以官办官营为主，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严重。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成就超越了洋务运动，但在制度革新方面，邓小平的改革远不如洋务运动。后者在政治制度革新方面也成就巨大，催生了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的教育，政府承认私人的土地产权，允许民间结社，而前者坚持党化传媒，党化教育，以国有名义剥夺私人土地产权为官有，坚持党国体制，以国库作为党库等等。两者间的差异证明了百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马克思理论与宪政、宪法根本冲突。共产党要求永远执政、领导壹切，所推出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宪法根本反宪政，无宪法之实。八二宪法公布的三十年后，中共仍拒绝宪政，称其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不适合中国。了解宪政、宪法的真谛才能了解中共何以不能与宪政兼容。宪政的真谛是以宪法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出版、结社组党等等权利，约束政府和执政党不得做坏事。中共拒绝制约，当然不容宪政口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不仅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且有保障公民上述自由的具体条款，以防止宪法中的公民自由条款落空。而中共制定的宪法相反，否定司法独立，没有保障公民自由的具体条款。在万里接任人大委员长后，宪政学者曹思源再提成立宪法委员会的建议。万里回复说，如果宪法委员会发现中宣部违宪就没法办，难以采纳妳的建议。可见，有党国体制下不可能就有真正的宪法。在八二宪法颁布的次年，邓小平发动了违背宪法的“严打运动”，人大和宪法沦为附庸。

2012年12月，中共举行了纪念八二宪法施行三十年大会，新壹届领导人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言没有意义。因为，八二宪法申明“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中共领导壹切，有法律特权，间接规定了中共怎么做都可以，不存在超越宪法的问题。

红色梯队

随著平反文革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复出，要求坐回原来级别的官位，中共中央只得以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官多位少问题，例如将国务院的副总理增至十三人之多。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壹场革命》的讲话，批评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要求老干部们“对党作最后壹次历史性贡献”，让出官位，支持机构改革。3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让复出老干部主动退休的要求难以实施，中共元老们都认为像毛泽东、周恩来那样死在任上才是正常的，拒绝退休让位。元老们恋栈不仅因为“打江山、坐江山”思想，还因为待遇和利益，在中共待遇与官位挂钩的官本位制度之下，退休意味著特权和待遇的重大损失。另外，邓小平提“干部年轻化”要求也其他元老不服。因为邓自己也是元老，也不年轻，也是要求复出拒绝退休，也拒绝交出权力，他无法说服拥他上台的众元老们退休。同样情况与想法的陈云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 他向邓献计：“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每家至少提拔壹个子女。”经过壹系列密谋，元老们达成了壹个“权力赎买”的共识，即以利益交换元老们让出官位，答应安排元老子女们政商要职，为避免引起抗议，决定每家提拔壹位子女作所谓接班人，即提拔为高干，安排其他元老子女任职重要商界职位，即下海经商。根据这壹共识，中共中央成立了两个机构，其壹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让退休的元老们在这壹安置机构中保留权力、待遇与地位，称“这样让老同志们把自己的椅子移到这个地方比较容易说服”。中共在随后出台的新党章中规定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顾委安排还有壹个未明言的潜规则，那就是中顾委名义上受中央委员会领导，任中央委员会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握有最后决定权，对新壹届中央垂帘听政；其二是负责安排元老子女的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6102;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宣布，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军委主席执掌最高军权。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主持修改了党章，将其中“中央军委主席由中共中央主席担任”的规定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为自己执掌军权和实际最高权力作好了安排。

中共十二大对外只宣布了机构改革，干部年轻化、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项安排，而将最重要的决定——权力赎买，安排元老子女上位的利益交换密谋对国人和党员们严格保密。遵从元老们的决定，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操办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顾问委员会以安置退休元老们，保留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同时领导青年干部局操办安排元老的子女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准备上位接班。胡耀邦引用孔子“祁黄羊推荐人才，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之语，在内部宣布元老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子女或亲属优先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中央级元老的子女可优先提升至部、省级。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宋任穷为组长的省市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以承诺安排元老子女进入“梯队”换取元老们同意退休。中组部确定的“第二梯队”成员以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长，曾被送到苏联培养的的红二代为主。从1983年开始，中组部将元老们批准的“第二梯队”成员逐步提拔到了中央；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李锐操办，将元老子女登记造册，再提出了1068位重点提拔的“第三梯队”名单，报中顾委元老们批准。中顾委当然会立即“批准”子女群体进入“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在“确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说法的掩护下，中共中央将安排女子的自谋利益之举对国人保密。中组部先安排“第三梯队”们去基层体验数月，然后快速提拔他们升迁，时称火箭式、直升飞机式提升。

中共十二大后不久，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壹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事实证明，中共是通过安排高层子女让红色权贵先富起来。中组部为元老子女们安排的另壹出路是作官商。这时的官商利用政治权力攫取国民财富是公开的秘密。中共的“利益赎买”换取元老退休的运作颇似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让众将“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以放任腐败换取众将交出兵权。在十二大后的几年中，中共成立了众多部级和副部级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由中组部操办，安排大批元老子女去主持官商公司。官商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信、康华、保利等公司等部级、副部级公司。官商拥有特权，被民间称为“官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意味金钱，特权意味巨额财富，“梯队”成员们率先进入了以权力垄断，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产业、房地产行业，通过权力和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获得物资调配权、进出口指标、铁路车皮计划、地皮，迅速暴富。原本，中共中央提拔子女限于中央元老。但执行中，各级“党和政府”层层效仿，实际是当权者子女全部提拔，形成了中央梯队之外的庞大地方梯队。

红色梯队”政策影响深远，标志中共从暴力革命党向利益集团转变。通过“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中共元老们家族迅速成为有人作官，有人经商，同时享有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豪门，中共由此奠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利益格局。在二十壹世纪，“红色梯队”们成了政商两界的主宰。在政界，“红色梯队”们掌控了各级党政军要职；在商界，“红色家族”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私有化了巨额的国有资产。红色家族致富的共同路径是，在中共十二大后因获得体制内执掌官办企业的机会而崛起，然后通过改制及私有化，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拥有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会见大平正芳首相时声称，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不会扩大，更不会出现资本家。后来的事实证明，邓的保证是谎言。他所谓的改革造成贫富差距空前扩大，红色家族基本转变为了大资产阶级，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7] 中共“红色家族”后代们盘根错节，形成了庞大的权益集团。[8] “先富起来”的红色家族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将民间私有财产剥夺为党产；其次要感谢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使他们得以不受制约地利用特权攫取国民财富。另外，他们还要感谢胡耀邦、李锐等人操办“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安排他们上位。

虽然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比起水深火热的毛泽东时代有极大改善，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意味少数权力者对国民财富的掠夺。公平的私有制须辅以议会制，新闻自由，选举制，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以约束权力滥用、权力寻租。而邓小平请回的私有制，同时拒绝相应的约束权力的制度，实行半计划，半市场的“双轨制”，经济市场化，政治壹党专制，新闻审查制，人事壹党任命制，为以权谋私，将国民财富据为私有大开方便之门。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年前就精辟地指出：“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意思是财产公有将带来掠夺，权力私有将带来专权和党天下。邓氏的改革开放是财产公有而权力私有，让红色家族利用权力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转移成了家族私有财产。邓小平壹面要求“让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壹面拒绝对权力的制约的设计实质是自谋，是让权力家族鲸吞国民财富。

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任总书记后，胡耀邦不仅推动经济改革，也锐意推动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层意见的分歧。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搬上银幕，拍成了电影《太阳与人》。影片描写壹对为躲避战祸侨居海外的画家夫妇在中共建国时满怀激情回国效力，但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迫害。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胡乔木抨击《苦恋》，以及整个文艺界存在著严重政治错误，表态拒绝胡耀邦推动的思想领域中的变革。1981年4月，《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称 “《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文革中批判运动壹样的批判白桦和《苦恋》运动。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电影《苦恋》。年底，邓小平发话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时又以“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许挑战表态封杀了政治思想领域变革。按照中共批判运动的规矩，对《苦恋》的批判浪潮以《解放军报》和《文艺报》刊登出白桦的检讨信宣告结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壹切战线，壹切地区，壹切部门，壹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推动改革的报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在随后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联席会议上，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责胡违背了中共领导壹切的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邓力群在文艺和理论界发动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污）。中宣部长邓力群与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分别主持了中央党校和文化领域的“清污”运动。在文艺界，中共将《春天的童话》、《在同壹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歌曲《乡恋》等壹批作品被批判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污染”作品。当年中央电视台首次举办“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乡恋》，而改革派坚持对歌曲不应有文革式的管制。结果，改革派借全国观众壹致点唱而推动《乡恋》成功播出。其实，这首歌曲是当时是难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污染”只是因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没有歌颂共产党，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文艺必须歌颂共产党的原则。不歌颂共产党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写人的真实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污染”，“春晚”曲目也须中共高层批准，显示中国仍未走出毛泽东时代的黑暗。

3月，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座谈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在其中呼吁 “思想解放”。报告再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胡发表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长文，批判周的报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陈云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报》。邓小平支持了胡乔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肃《人民日报》高层。结果《人民日报》总编秦川被警告，副总编王若水被撤职。随后中共将“清污”运动被推向了全国，将批判范围扩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当年义和团的仇洋壹样，当局将众多外来的事物指为污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电影、电视片，西方风格的服饰批评为“奇装异服”，干涉人们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北京共青团甚至组织青年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的亲密举动，禁止所谓“勾肩搭背”，干涉养花、养鸟，甚至砸碎人体雕塑。运动中，有些工厂门口站岗，阻止留长发、穿“奇装异服”者入内。保守派将“清污”运动扩大到农村，打击农村改革，批判农民谋求发家致富、搞长途贩运，抨击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等“资本主义泛滥”，指责经济特区为“租界”。与右派，反革命，反党等罪名壹样，精神污染也是无从界定的随意整人罪名。人们担心反右运动、文革运动重演，全国壹时回到了红卫兵运动时的黑暗与恐怖。

11月，胡耀邦访日归来，联手赵紫阳、万里向邓小平举报“清污运动出现扩大化”，影响到了经济改革。邓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需要推进经济改革帮助应付经济危机，于是表态要制止“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有了邓的表态，胡耀邦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批评各地“清污运动搞得走了样，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抬头”。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对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12月，胡耀邦发出指示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污”运动不了了之。

“清污”运动显示中共统治之专制与革命之倒退，显示“反自由化”和“清污运动”中的中国与非革命样板戏不准唱的文革中国壹样黑暗。壹个党甚至要将管制范围扩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这在历朝历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虽然暂时压制了清污运动，但不久还是被保守派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扳倒。

十二届三中全会与经济改革

中共允许在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农业开始复苏。中共十二大后，中共在城市的经济改革起步。随著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举措的推出，全国经济在特区经济起飞的带动下开始走出“洋跃进”后的经济危机。学生们在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中自发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显示出了国人对经济改革的赞同。

国庆后，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推进城市经济改革。会后，中共推行了壹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其中包括：

城市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壹项重要内容。由于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壹切，因此中共无法清楚回答是厂长、经理领导党委书记还是相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让壹些内行、年轻的厂长经理上台。但是，企业国有，干部由上级组织部门任命，年轻内行的厂长、经理们并不能真正负责，还是要接受党委书记的领导。况且，厂长、经理们与党委书记壹样，首先要对上级负责，其次才考虑企业的利益。这种情况说明，国营企业中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壹党独裁的体制下不可能真正实施。

利改税：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的推行办法》，将大中型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按企业利润的55％向国家交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国营小型企业按超额累进税的办法向国家纳税。中共试图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利改税创造壹个大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共不清楚，市场和价格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在所谓公有制之下，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失灵，成本、收益等难以核算，无法判定效率与盈利。在企业产品并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定价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盈利差别不能说明经营效率，企业利润水平只能说是政府决定的结果。在这样的局面下，利改税并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使国营企业的税赋增加，利润水平连年下降。

恢复股市：中共建国后即取缔了股市。经过几十年的禁锢，很多人对股票极为陌生，股票发行备受冷遇。十二届三中全会当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发行股票。首先发行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结果，深圳当局采取行政手段命干部带头买股票。某局分到1万元认购任务，只有局长带头买了1,000股，其余股票无人认购而被退回（后来被迫买股票的党政干部因此发了财）。1985年，上海股市在被取缔三十多年后重开。具有商业眼光的上海市民忘却二十年前上海工商业者的惨痛经历，排队买股票。刚刚恢复的股市规模狭小，成交低迷。1986-1989年，上海股市四年成交额不足亿元，深圳股市1988年的交易额不足千万元。

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决定设立四个经济特区后，中共中央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壹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壹税的暂行规定》。这些开放城市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及海南岛壹起，推动了中国迅速对外开放。

与农村允许承包等改革举措壹样，中共放宽城市经济管制的改革举措不值得老百姓感恩戴德。因为，共产革命前，企业本来就是经理负责，企业本来就是纳税经营，本来就没有国营企业垄断局面，没有上缴利润体制，股市本来就正常运转，城市港口本来就对外开放，是共产革命给经济活动套上了枷锁，取缔了大部分的经营活动自由，才有了党委在企业中专权，才有了壹个党有权取缔或决定重开股市的灾难，也有了所有经营活动均须经中共批准，服务中共利益的灾难，才使市民与农民壹样陷入长期贫困。在放松管制时，中共没有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企业、股市，剥夺业主私产向国人道歉，反而将大力宣传自己造福民众。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瞩目，但是经济改革的背后是政治体制相关的种种禁锢没有根本的改变。2013年，新总理李克强力推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运营。与此前高调宣传相反，自贸区挂牌仪式格外低调。李克强不但未出挂牌仪式，在次日的国庆招待会致辞时也只字不提上海自贸区。如此低调是因为，中共内部为自贸区设立了重重限制。例如，《人民日报》称政府不允许开设“政治租界”，官方发布了近两百项对外资经营活动限制的清单，列出了金融、房地产、娱乐及媒体等诸多行业的外资参与限制，以及新闻机构、新闻网站、图书、报纸、期刊出版、网络视听节目、网吧、网游运营服务、博彩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等外商禁入行业，这使自贸区失去意义。应当指出，不开放垄断行业的背后是红色家族不允许触动他们的利益。四个经济特区也好，十四个开放城市也好，三十年的发展证明，壹党垄断权力的体制下，不可能有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

村民组织法

1980年，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政社合壹组织不复存在。农民包田到户，各干各的，多数农村的党政基层组织瘫痪，中共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力衰落，乡村的公益、公共服务衰落，乱摊派和乱收费的泛滥，治安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要求回复民国6102;已在乡村试行的乡约治村。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农民率先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来维护治安，调节纠纷，管理公共设施。不久，村民委员会在各地农村迅速普及，遍布乡村。至1985年初，全国农村出现了约百万个村委会。在中共领导壹切的体制下，村委会成员不可能由村民选举，而只能由上级乡镇政府任命。这样的村民委员会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初衷，成为拿村民的钱，对上壹级中共党委负责的干部，不同的是不可能再像人民公社时代那样管制农民了。

1988年6月1日，全国人大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组织法》）开始试行。令农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壹试就试行了十多年，正式组织法迟迟出不了台。十年间，少数村干部包办村委会成员提名，压制、阻挠村民自由民主选举，上级乡镇政府内定村委会成员，操控选举，随意否定村民的选举结果，甚至根本不经选举，延续上级任命的旧制。政府对村委会的操控必然引起村民的不满。很多地方村民以不承认上级任命村委的方式抗争。在政府指定人选未能主导村委会的情况下，中共支持村党支部，形成村委会之外的另壹领导中心。村民选出的村委会权势不敌上级撑腰的村党支部，于是，很多地方出现动员村民选村中共支部书记为村委会主任，或全村村民选举中共村支书，选出后再由党员会认可村民选出的支书的怪事。

正式《村民组织法》无法出台的原因在于，村民自治与“党领导壹切”的“基本原则”根本冲突。虽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将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写入了1982年宪法，但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也赫然在宪法之中，中共不容垄断政治权力的格局有所能变，村民自治就没有生存空间。这壹冲突不是始于人民公社解体，而是始于1920年代。历史上，中国虽无乡村自治的说法，但政府规模很小，县级以下无官府，广大农村由乡绅领导，形成原始的自治。清末新政中，清廷推动地方自治，要求省自治有县自治的基础，县自治有乡村自治的基础，要求村民选出有文化、有产业、有责任心和公益心的乡绅领导乡村。1920年代初，中国联省自治运动成为全国各地、各界的共识。中国由村民自治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选择被苏俄武装的国民党、共产党所扼杀，代之以党国体制。自从有了党国体制，民治不再可能，宪法中的村民自治无从实施。

2011年，广东海陆丰乌坎村村民的抗争出人意外。村民们驱逐了该村共产党支部，自行选出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组织，在壹个村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这壹事件虽然只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但它让人们相信，村民自治会在二十壹世纪取代党治。

两把梯子

建国伊始，刚刚成立的水利部门开始鼓吹在三峡建坝。这6102;，国家经历长期战乱，政府又派军入朝鲜参战，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三峡建坝之议显然痴人说梦，在高层中得不到支持。于是，水利部门转而鼓吹先建三峡大坝的准备工程。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到南京，陪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林壹山在船上向毛进言说：修三峡工程好比上天，上天要有梯子，应先在丹江口、葛洲坝搞两把梯子。毛泽东随口说了壹声好。有了这壹好字，水利部门迅速提出了丹江口查勘报告，不是提交给专家机构论证，而是直报外行的毛泽东。毛看不明白，又不懂得重大工程方案应先交专家论证的道理，随口再说了声好。有了毛的两声好，三峡建坝的第壹把“梯子”——丹江口水利工程就算决定了。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威胁到武汉等长江中游城市，林壹山加紧向毛泽东游说三峡建坝，声称建壹个蓄水位达海拔235米（意味淹没整个重庆），防洪库容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超级大水库，将千年壹遇的长江洪水量统统装进去以壹举根除长江水患。这壹方案在国力、技术，成本效益、泥沙淤积等方面堪称可笑，但却代表了水电部门的主流思想。水电部门要求多建水库，建大水库，要把洪水堵住，用成千上万个水库来解决防洪问题，而对维护堤防、河道疏浚，湖区分洪等低投入、高效益的日常工作兴趣却不大，背后是好大喜功追求政绩思想和部门利益考虑。因为建大水库可以掌握花不完的钱。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反对三峡建坝。他指出：“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洼地，是千百年来防止水患的蓄洪区域。但是这些符合自然规律的湖泊被大面积围垦，使原有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通江湖泊减少了壹半，蓄洪能力减半，破坏了生态平衡。最近地方上提出要退田还湖，不仅可以改农为渔，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其泄洪作用，是适于自然条件的良好防洪措施。两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利用壹米深水蓄洪，即有200 亿立方米的容积，即相当于三峡工程170 米洪水水位的防洪库容”。李的几句话道明了长江水患的由来。自古以来，长江因有中下游的云梦泽、洞庭湖、江汉湖群、鄱阳湖、太湖等众多湖泊调蓄，不存在水患。湖泊、蓄洪区接纳汛期的江河水是大自然的巧妙安排。自从明代张居正塞九穴十三口，占了云梦泽，长江开始有了水患，只因有洞庭湖调蓄，水患并不严重。清代，人向江河争地加剧，侵占分洪低地湖区，长江水患加剧。

超级大水库装千亿方汛期洪水的计划虽然幼稚可笑，但合毛泽东的口味。毛相信“人定胜天”，认可了该计划，指示国务院总理周恩督办。周下令封杀李锐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文章，批准水电部立即邀请苏联水利专家参与，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1958年，中共中央在南宁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水电部门提交的三峡建坝报告，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薄壹波提出国力不足，反对三峡建坝。会后，周恩来带队考察了三峡。随后的成都会议上，张爱萍从国防角度提出反对三峡建坝意见说：“头上顶著壹盆水，打翻了不得了”。接受军方的意见，毛泽东决定搁置三峡建坝。李锐后来回忆说：“成都会议共通过了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定和文件。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所有这些决定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惟独关于三峡的这个搁置决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1]   

1959年，丹江口大坝工程在全国饥荒中启动。工程先开工，再设计，投资款在工程开工不久就用完了。水电部门要求国务院追加投资。周恩来问完成后续工程或工程下马分别需要多少投资，林答所需投资壹样多。周恩来无法承担已经投入资金完全损失的责任，只好东拼西凑追加工程投资。不久，追加投资款又用完了，已经投入的资金翻倍。周再向林同样的问题，林同样答复。周再同样应对，动用本可救济千万灾民的巨额金钱再追加投资。1966年，在大坝工程开工七年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确定初期规模为：坝顶高程162米，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

1970年，中共中央根据备战需要，决定从德国、日本引进壹米七轧机生产坦克用特殊钢板。该设备电量及起动电流极大，当时的华中电网难以承受。水电部趁机以解决武钢壹米七轧机的用电需求为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葛洲坝，声称为三峡建坝准备“第二把梯子”。水电部门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实际是服务三峡水库的反调节配套工程。外行人不知建这“两把梯子”的奥妙，只有水电部清楚，先建它们是要造成三峡大坝非建不可，否则谁也无法承担“两把梯子”巨大浪费责任的局面。在水电部报出来声称“三年就可建成，为造坦克发电”的《葛洲坝工程说明书》上，毛泽东批示：“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壹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壹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壹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水电部门将毛泽东这句荒唐话当开工许可证到处悬挂，以“圣旨”压制反对声音。如此，壹个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耗资数十亿的大工程在没有规划设计文件，没有比较方案，没有经济效益分析，未经任何论证的情况，被水电部以几页《工程说明书》糊弄毛泽东、周恩来获得“圣旨”的办法上马了。水电部精心地选择在1970年的毛泽东生辰日举行了葛洲坝工程的开工典礼。与十壹年前丹江口工程壹样，葛洲坝工程也是先开工后设计，“边施工、边设计”，随时修改，质量事故不断。工程摊子已经铺开，事故再多、再大也只能继续。负责打理“两把梯子”的周恩来亲自去葛洲坝工地视察后决定停工两年，重新设计。1973年，丹江口初期工程勉强完工，花费了毛、周最初同意投资额的四倍，建设了壹个比当初上报能力小很多的病库险坝，留下了壹大堆没有解决的移民安置和补偿问题。这时，周恩来与水电部门联手，将工程吹嘘为除害兴利，“五利俱全”的枢纽工程（十年后大坝上游的安康县城被洪水淹没，淹死民众数以万计）。1974年，葛洲坝工程复工。这时，毛、周都已来日无多，无力也无心再理会“梯子”之事了。与丹江口工程被“钓鱼”壹样，政府在葛洲坝工程进程中也被水电部牵著鼻子走，被迫壹再追加投资。

先上马后论证  

重新掌权后，邓小平雄心万丈，要求众多大项目壹齐上马。水电部和湖北省乘机向邓重提三峡建坝，报上了1958年制定的正常蓄水位海拔200米，195米和190米等三个方案。水电部门积极推动建三峡大坝的壹个重要原因是，它已经成了“建坝部”，养了几十万专门建坝的工程队伍，必须在葛洲坝完工后让工程队伍有坝建。邓小平与毛泽东壹样好大喜功。毛不喜欢讨论具体事宜，更懒得操刀办事，凡事只画圈同意，作个批示，然后交周恩来去打理，邓则不同，热衷于上马巨型项目，且喜欢亲自谈项目。在亲自拍板引进了二十二个巨型项目后，邓决定对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作壹番亲自考察。

1980年7月，邓小平听取了魏廷铮关于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的汇报。魏廷铮只向邓小平介绍了建坝的好处，避谈大坝加重上游洪水灾害、泥沙淤积等负面问题，声称泥沙淤积可以解决，强调已经建了准备工程葛洲坝。与毛泽东壹样，外行的邓小平立即表态说：“葛洲坝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壹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中来。”船到武汉之后，邓把胡耀邦、赵紫阳、宋平、姚依林等高层召到东湖宾馆壹起听取了水电部门关于三峡建坝的汇报。水电部介绍方案说，正常蓄水位将为海拔150米，需要移民50万，投资几百亿等等。听完汇报，邓小平拍板决定，在三峡建大坝。当年，毛泽东被水电部几句话，几项纸糊弄就作了荒唐指示建了“两把梯子”。如今，邓小平同样，乘船调查了壹趟，然后就将壹个影响深远，专家们长期争论的巨大工程拍板了。

1982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重申建坝决定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急于上大项目的水电部门再以“圣旨”为开工许可证，开始了三峡建坝的各项准备工程与采购。这时，世界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巨型高坝水库对社会对环境的长远危害而放弃建坝，水利发电设备和技术已经成了不值钱的淘汰物资。邓小平不了解这些情况，了解情况的水电部门将这些实情隐瞒，引进了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等大批国外淘汰的水电技术与设备。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三峡建坝报告，成立了由李鹏为组长的三峡工程领导小组，三峡建坝工程正式启动。1985年初，邓小平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合同签字仪式上听取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鹏汇报三峡工程情况后再次就专业问题乱表态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著手进行。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针对李鹏提出的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手段解决移民安置的计划，邓小平表态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壹个以重庆为中心，壹个以成都为中心。”[2]  独裁体制下，领袖既无相关专业知识，又不愿意听取批评意见，自以为可以决定壹切，藐视自然规律，手下人投其所好，谎言蛊惑，关系国计民生百年大计的巨型工程在蛊惑中被荒唐决定。当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在来访时当面向邓小平介绍了西方放弃建坝的情况，劝邓放弃三峡建坝计划。邓说：“已经定了，不能改了。”。

得知三峡工程已经开工，政协代表们发出了反对声音。经历毛泽东时代的长期废弃，人大、政协在邓小平主政后得以复会。政协委员们清楚自己不能行使监督职能，也不能就政策提出批评，但又不甘完全处于摆设地位，不甘成为中共营造大治局面的花瓶。三峡工程为他们送上了出声的机会。他们知道，就壹项工程发出反对声音不至于背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罪名。以周培源、李锐为首的壹批政协委员在1985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激烈抨击三峡工程不经可行性论证和人大批准程序即悄然开工，要求停止工程，启动论证。长期没有真实新闻可报新闻媒体人也不甘只作党喉舌，将政协发出反对声音的题材报导为“大闹政协事件”。部分政协委员们不满足于在会上质疑，还在会后采取行动制止壹个关系国家前途的巨型工程草率上马。前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成员孙越崎率团考察三峡后上书中共中央，陈述三峡工程的七大问题，要求推迟三峡建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上书中共中央谓由不诚实的人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我们不放心；原中国银行副行长乔培新抨击三峡工程是“钓鱼工程”，所公布的预算只是投资规模的四分之壹；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从全国生产力布局出发置疑三峡工程的效益；侯学煜教授指三峡工程将带来生态灾难；水利部工程师陆钦侃指出，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十分有限。反对三峡建坝的声音不只来自政协。在民主墙运动后，社会各界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诉求持续。壹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作家、退居二线中共领导人、学生、工人、农民和壹般的市民也纷纷抨击独裁的三峡建坝决策。

政协委员们的反对声音虽不能阻止水电部建三峡大坝施工的步伐，但中共中央也不能对政协的反对声音置之不理。1986年，赵紫阳视察三峡后向邓小平汇报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壹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壹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与毛泽东壹样，邓小平也视反对声音为反对共产党，也从来不接受反对意见。他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只要技术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应该上。” 他不想壹人承担三峡建坝决策的责任，指示找壹批专家进行论证。198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第15号文件，宣布对三峡建坝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当年三门峡建坝，毛泽东拍板在先，周恩来召集壹批专家论证在后。在肃反恐怖中，谁都知道反对毛泽东拍板的事意味什么。除了不计个人得失的黄万里和壹位技术员反对外，全体专家附和高层已然的决定。此时，在邓小平已拍板，建坝大军已在施工的背景下，从水电部到政协，大家都清楚可行性论证只是应付反对声音的走过场，论证必须背书中共中央的决定。水电部采取了壹系列操控论证的办法：邀请支持三峡建坝的412位专家参加论证，象征性地包括了几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但将李锐、黄万里等反对三峡建坝的代表人物排除在外；由水电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主持论证领导小组，指定水电部所属各司、局、院的负责人担任十几个专题小组的负责人，由论证小组专家兼任国务院论证审查委员会专家，例如，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陆佑楣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主要撰写人，同时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审查可行性报告（陆后来又兼任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导致他在后来三峡工程出现问题时不敢指出问题，尽量掩盖问题，用“三峡工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话来搪塞）[3]  ；不提供备选方案，只论证水电部所提方案；不容许公开辩论，只允许公布肯定方案的论证意见；只允许专题小组论证各自专业题目，不允许就三峡工程整体发表意见，使三峡工程该不该建、蓄水位多高等重大问题没有机会公开讨论；要求专家签字对本专题的论证结果负责等等。通过上述安排，水电部掩盖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三峡建坝在清淤、防洪、发电的几项目标之间无法兼顾。例如，泥沙组要求汛期开闸放水，冲走淤积泥沙；而防洪组要求汛期蓄水防洪，两组意见冲突。

关于三峡工程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的论证，魏廷铮当初向邓小平汇报说，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5000万吨。论证中，专家们发现最大的单向通过能力仅为每年3500万吨。为使论证结果达到已报邓小平的5000万吨指标，论证专家编造了“航运以万吨船队为主”的谎言。实际上，长江每年有多半时间是不可能通行万吨船队的。在生态环境论证中，以马世骏院士为组长，方子云为副组长，侯学煜院士为顾问的生态环境组得出了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弊大于利”的结论。为了避免与国务院既定三峡上马的决定相冲突，生态环境组在“弊大于利”的结论后面加上“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论述。侯学煜教授不同意这壹似是而非的表述，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1988年，葛洲坝勉强宣布初步建成。这时，无人问责水电部当初承诺的三年建成，为壹米七轧机提供电力的承诺。当然，在党国体制下根本不存在问责。况且，所谓备战本来就是服务毛泽东臆想的说法，并无哪个国家要侵略中国，备战只是浪费百姓活命钱，生产不出坦克钢板等只会减少浪费。但是，参加三峡论证的专家们心里清楚，葛洲坝水利工程问题成堆：它违背了河流开发的“先上游，后下游”的壹般规则，所宣传的航运、防洪、发电三大利不可兼得，顾此必然失彼；作为径流式水电站，葛洲坝安装19台12.5万千瓦和2台17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2万千瓦。然而，为保航运必须限制发电。结果，这壹号称最大的水电站实际发电量仅77万千瓦，只是装机容量的零头；葛洲坝船闸常因淤沙而发生事故，致长江航运经常停航；就经济效益而言，葛洲坝的单位千瓦发电量投资数倍于长江支流上的小水电站，而这个得不偿失的大型水电站工程挤占了其它水电站的建设资金等等。论证专家们都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建葛洲坝决策的荒唐，但没有人敢于在论证中明言。因为，论证会是水电部门的地盘，中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水电部的三峡建坝计划。在中国专家论证三峡建坝之时，各国同行已经形成建大坝会造成巨大生态灾难的壹致看法。中国政府封锁国际水利界的定论，主导论证组去得出相反结论。虽然多数专家知道知道各国同行的共识，了解各国大坝靠政府补贴生存的事实，了解各国都在放弃建巨坝计划的事实，但他们选择了顺从政府意志。在水电部主导下，三峡工程论证组得出结论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

人大批准

1989年7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选定三峡作为上任后首次视察之地，在视察中高调表态支持三峡建坝。江支持建坝是因为，他需要以支持峡建坝决策换取邓小平的信任和总理李鹏的支持。回京后，江泽民探病李鹏，再向李当面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作为回报，李表态支持“江核心”。1992年１月，李鹏主持国务院第９５次常务会议批准了三峡工程。2月，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三峡建坝决定。3月，国务院将三峡建坝计划交人大通过。将三峡工程这样壹个复杂的提案交数千全国人大代表表决的作法受到广泛质疑。质疑的要点是：人大代表多非专业人士，让这些并不了解与三峡工程相关的复杂的技术、经济、生态、社会等问题的众多代表们来表决并不合适；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等等。由于当局封锁消息，审议三峡方案的人大代表们不了解专家在论证中提出的反对意见。外界质疑官方对人大代表施加影响力是事实。为避免出现人大背离中共中央意图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江泽民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说，党中央和他本人都对三峡工程投了赞成票，要求党员代表与党中央保持壹致。会议召开之后，总理李鹏再作了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并主持了人大审批三峡工程的会议。（两人的重要报告始终未被公开，也未被收入在十多年后编辑出版的各自选集）两位最高层领导人为壹个工程的决策到人大作动员报告，说明了人大会议确实在中共操纵之下。

4月7日，人大对三峡工程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1767票赞成， 177票反对， 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机器，争论了半个世纪的三峡建坝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表决中，赞成的比例恰为人大中中共党员代表的比例。其实，国务院、水电部组织论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江泽民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作决定、国务院向人大《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步骤全是走过场，邓小平在1980年视察后就已经拍板，工程早在1982前已经启动，水电部门早已巨资进口了外国已淘汰的技术、设备。如此巨大的工程在开工几年后是不可逆转的。开工后的专家论证、报国务院批准、报人大审议，人大投票表决等等只是为了应付反对声音虚假程序。1994年12月14日，李鹏总理在三峡工程开工十多年后主持了专为应付外界的三峡开工典礼，宣称建坝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举行了大江截流仪式，江泽民、李鹏出席率众高层出席。

遗祸无穷

2006年5月20日，180米高的三峡大坝封顶，没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中央电视台也没进行转播。新壹届中共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与前领导人的决策划清界线。因为这6102;，建坝的灾难后果开始浮现。这些灾难包括：

1、淤积问题无法解决

游说三峡建坝时，水电部官员告诉邓小平说可以通过放水冲刷的办法解决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二十年前论证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教授就指出水库会因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而被淤废。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的警告应验，三门峡水库被淤废。在三峡建坝论证时，被排除在专家论证组外的黄教授再次指出，在黄河、长江这样泥沙量的江河上建坝，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三峡建坝将复制三门峡水库的灾难，且灾难规模更大到难以想象。黄教授的意见并非创见，而是国际专业领域中的定论。这也是各国放弃建坝的原因之壹。三峡论证中，专家们没有拿出有效解决泥沙淤积的办法。水电部门无法解释三门峡水库为什么淤废，只得重复“排浑蓄清”谎言，声称随著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工作的进展，江水的泥沙含量也将缓慢下降以骗取人大批准。但水库蓄水后，黄万里警告的泥沙淤积问题立即应验，而且比警告的更严重，随著大量的移民，附近植被和生态会被加速破坏，长江的泥沙量上升，每年有数亿立方米的泥沙淤在水库中无法排出，朝天门及江北嘴壹带的长江北岸出现了壹道巨大的沙坝，由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流处直伸入朝天门壹带的江心。至 2010年，滥泥湾的淤积高度已超过50米，长江上游最大码头寸滩港开始被淤，[4]  照此速度，三峡水库淤废将不是很遥远的事。

水电部门无法解决泥沙淤积问题，但有办法掩盖问题。办法是在上游金沙江和嘉陵江上再建多座大坝拦截进入三峡水库的泥沙，将淤积的问题引向上游，引向将来。水电部这样做壹举两得，既可以掩盖三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又可以不停地建坝，壹直建到长江源头，反正泥沙淤到长江源头是遥远的事，与现任政府和水电部门无关。2007年，水电部门为掩盖三峡工程防洪库容微小，淤积问题解决不了等致命失误而在三峡上游“虎跳峡”开工的高坝在云南地方当局的抵制之下停工，已经投入的巨额前期投资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黄万里教授早就预计到水电部门会采取遗害子孙的办法。他指出，建坝泥沙淤积问题的显现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这壹届领导人或可忽略，但将来问题会非常严重，那时的三峡大坝的难题会比三门峡水库存废之争严重百倍。

2、水库没有防洪作用

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1600亿立方米。林壹山当年提出的1000亿立方米库容的方案虽不切实际，但确是根据长江洪水量计算出来的。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海拔145米的限制水位与海拔175米之间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不及当初林壹山忽悠毛泽东防洪库容的四分之壹。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道出三峡水库库容真相说：水库的总库容由活动库容和死库容组成，而活动库容又由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组成。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三峡水库的活动库容221.5亿立方米，死库容171.5亿立方米。死库容的作用是抬高水位以利于发电，以及作为泥沙淤积的场所。按照兴利库与防洪库容不重复计算的国际标准，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仅为56.5亿立方米。水电部门按不同时间段计算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同样壹立方米库容，汛期是防洪库容，到枯水期时则成了兴利库容，经过重复计算，将全部的221.5亿立方米活动库容算作了防洪库容，属严重误导。另外，三峡工程的建设导致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蓄洪能力消失。这样壹来，三峡水库实际没有防洪作用。

另外，三峡工程设计中还有更致命的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按照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三峡水库从大坝到600多公里外库尾的水位落差估计仅为0.4米，即600公里间几乎没有落差。水库建成蓄水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发现，大坝到库尾间的水位落差是35米。这意味著，汛期水库蓄水至海拔175米时，上游重庆将会被淹没，如果要保重庆只能降低蓄水高度，水库汛期不能按设计能力蓄水，防洪能力报废。2002 年初，当局在三峡库区最初划定的水库淹没线以上盖了新房，以“就地安置”巴东县官渡口、沿渡河等镇的移民。但因水位落差估计错误，新建的移民城镇在淹没线以下，新房不能住，移民被迫再次迁移。2009年8月6日，三峡大坝坝址的三斗坪水位海拔148米，而重庆水位超过海拔183米，两地水位差38米。当天，重庆晚报刊登了题为《长江水已淹没朝天门码头》和《江水漫进渝中区储奇门滨江公园》的两张照片。这还不算高，2009年8月初汛期，三峡坝前水位海拔147米，而重庆江面水位为海拔188米，水位差高达41米，朝天门、磁器口被淹，岸边高数米的景观灯灯杆已被淹没。三峡工程设计中的水位估计错误是世界水利史、科技史上最大的丑闻。对此丑闻，官场上的应对是互相推诿。三峡工程的首席专家、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组总负责人张光斗向国务院三峡工程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披露设计错误说：“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妳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后，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不行的……”。郭树言将有关文件呈送主管副总理吴邦国，吴往上推，批示“请熔基同志阅”，朱将文件转给了总理李鹏及三峡公司总经理陆佑楣，重大设计事故就此没了下文。2005年，在三峡大坝即将完工时，张光斗院士再次致信郭树说：“或许妳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壹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135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张院士在内部报告中承认，三峡大坝工程的防洪能力比对外宣称的要低，防洪与发电无法兼顾，发电也达不到吹嘘的能力，要保发电就要影响长江航运。他书面向国务院报告的用意是“立此存照”，强调错误是大家壹起犯的，不想壹个人背黑锅。他提醒，由于错误过于严重，“千万不能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郭树言将问题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将报告转给了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当然不能责怪张光斗教授，因为，国务院自己是三峡工程上马的推动者，是所有失误的责任人。国务院清楚，错误严重到必须隐瞒，如果让全国百姓知道他们在电费中多年交钱，建成的大坝在汛期不能按设计蓄水，大坝顶端号称起防洪蓄洪作用三十米大坝是废物，那将引发政治震荡。于是，国务院将致命失误作为国家机密封锁。专家王维洛评论中国政府的应对道：壹个大坝工程最基本数据出错，工程的所有论证，包括工程的防洪效益﹑发电效益的计算结果必然全错。壹个对国民生计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出现如此严重的技术错误，任何壹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会毫不犹豫地阻止工程继续。但在中国，因是最高权力者拍板决策，政府必须掩盖错误。

3、防洪 发电 航运的目标无法完成

常识告诉人们，水库发电须枯水季节蓄水，汛期放水；水库防洪须汛前放水，汛期蓄水。由于洪峰何时到来，洪峰水量有多大非人类所能预知，水库的防洪效益与发电效益互相冲突，无法兼顾。当年论证中，著名的“长江通”陆钦侃就曾指出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被夸大，因此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三峡大坝封顶后，新华社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壹遇洪水”（2006年6月1日）；壹年后，新华社改口称“三峡大坝今年可以满足千年壹遇洪水的防洪度汛标准”（新华社2007年5月7日宜昌电）；2010年汛期，中央电视在7月20日的专题节目中说，“三峡蓄洪能力有限，长江流域湖泊分洪量急剧下降，今年抗洪勿把希望全寄托在三峡大坝上”，当年长江洪峰到来时，三峡水库没有蓄水至正常水位，重庆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三峡水库末端的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超过海拔188米，重庆壹些市区的水位更是超过海拔190米，若三峡水库按防洪库容蓄水，重庆将全部被淹没。如果不想让重庆被淹，三峡水库在汛期水位须限制在海拔１４５米以下，即汛期不能蓄洪。于是，水电部门汛期反而大量泄洪，使下游武汉受到洪水重威胁。民众谴责，三峡大坝防洪功能的夸大宣传让全国许多天然泄洪区、蓄洪区都被各地政府用于了房地产开发，现在在十年壹遇洪峰面前就紧急泄洪，使长江两岸百姓比没有三峡大坝时更危险，谴责三峡工程是骗民工程。

       关于发电效益，1950年代，推动三门峡建坝的水电官员们声称，三门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需求的三分之壹，但大坝建成后不久，三门峡水库被泥沙淤废，既不能发电、又不能防洪。1980年代，推动三峡建坝的水利官员们声称三峡大坝将提供全国电力供应的十分之壹。实际上，三峡水水电站装机容量仅为全国总装机容量的2％，且这壹装机容量也不代表它的真正发电能力。因为上述水力坡度的致命错误，三峡水库不能在汛期蓄水至正常水位，而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这就造成下游枯水、停航的严重问题。2010年10月，三峡水库在枯水季节首次蓄水至175米设计蓄水位以证明其能达到设计蓄水位，结果造成了洞庭湖、鄱阳湖、赣江水位剧降，赣江水位逼近历史最低水位，湘江株洲站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长沙市陷入水荒，长江航运陷入瘫痪。此后，长江流域干旱问题日渐严峻，中游地区与长江相连的两大淡水湖洞庭湖、鄱阳湖，以及另壹大湖泊洪河年年干旱见底。这说明，三峡水库只能在枯水季节蓄水发电，其发电效益须以下游干旱和长江航运瘫痪为代价。张光斗教授在内部文件中提出额外兴建火力发电厂，以弥补三峡水库在夏天发电减少，实际是要求以火电来掩盖三峡发电效益谎言。与三门峡水库壹样，三峡水库只能以上游洪涝，下游干旱的大代价换取发电的小效益。三门峡水库经过多年淤积才进入无利而大害阶段，其微小发电量的最大作用只是延缓大坝被炸掉。三峡水库也将如此。壹旦三峡水库进入无利大害阶段，其害比三门峡不知要大多少倍，将是全国，全民族的灾难。

       航运是三峡建坝时宣传的三大效益之壹。水电部门报批时宣称大坝高水位后万吨船队两、三个小时过闸，从上海直达重庆，年单向通过5000万吨。工程宣布建成后，升船机根本没有建成，江轮过船闸等须几天，货船只好卸货从陆地用车“翻坝”再装船。全国人大代表王鸿举在人大会上投诉说：“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重庆市的交通运输高度依赖长江黄金水道，三峡大坝建设时预计到2030年通闸量达到1亿吨，但是2011年通闸量就达到1.1亿吨，再加上每年蓄水、放水和维修，不少货物不得不翻坝通过。建坝以前货物不需要翻坝，修了大坝货物翻坝费理应由建设单位承担。而实际建设单位却反过来向航运企业收费，而且收费奇贵。翻坝公路是三峡总公司修的，收费比高速路贵得多，五公里的路程各种费用就要好几百元，对航运企业是个巨大的负担。管理闸坝的是交通部下属的壹个单位，谁先过谁后过、谁过闸谁翻坝过他们说了算，滋生腐败，已经抓了8个人了。”船闸碍航，大坝造成下游低水位更加碍航。三峡水库蓄水使长江下游的荆州、宜昌河段水位过低，船只搁浅，建坝时宣称的航运之利实际没有。

关于三峡建坝的航运目标，有壹个案例让人哭笑不得。三峡大坝开工的同时，当时跨径和规模最大的混凝土拱桥——万州长江大桥也开工了，三年后建成。设，造价3亿的万州长江大桥建成。由于万州长江公路大桥的设计依据三峡工程设计者提供的错误水力坡度数据，致大桥在三峡水库按正常蓄水海拔175米蓄水时净空高不足，大船无法通过。理论上，为保长江航运就需要拆除投资3亿建成的万州长江大桥。可是，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以应付验收摆摆样子，实际不能蓄水到那壹高度，另外三峡船闸达不到设计能力，万吨轮不可能直达重庆，于是理论上应当拆除的万州长江大桥不用拆了，可以照用不误。

4、移民总数超十倍

在三峡建坝之前，全世界建坝工程移民的最高记录是15万。在论证三峡工程时，侯学煜博士就指出，对全国水库考察的结果证明，没有壹个水库妥善解决了移民问题，大多数水库的移民在二、三十年后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小型水库造成十万人无家可归，中、大型的水库的问题当然更大。水电部门知道，如果不隐瞒移民数，三峡工程是无法获得人大批准的，于是先压低移民人数，等到三峡工程建成、三峡水库蓄水后，再让真实的移民人数逐步浮出水面。这时，再多的移民数政府也要买单。水电部门游说邓小平批准建坝时称移民50万，到报人大批准时，三峡工程确定移民数为113万，人大批准三峡工程后，湖北、四川两省上报国务院的移民数已达150万人。为安置三峡移民，国务院将重庆升格为直辖市，包括了万州、涪陵和黔江等地区，目的是让大重庆市帮助解决移民问题。大重庆解决不了移民问题，国务院动用行政手段，强令全国的二十壹省市支援三峡库区，将三峡建坝的移民成本分摊到全国，掩盖真实的移民成本。三峡大坝建成时，实际移民数超过了180万人。但这只是移民灾难的开始。移民安置的后续费用是个无底洞。当初采取“就地后靠”方式的百万移民带来成堆的问题。其壹，移民上山开垦，严重破坏三峡脆弱的生态环境，破坏森林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等环保灾难，加剧了水库的淤积；其二，“就地后靠”安置的移民区难以形成经济圈，无以为生。于是，重庆市规划再向库区外移民400万。按当地壹位领导估算，创造壹个就业岗位需要投资30万元人民币，按此，再移400万，移民费用将超过万亿元。财政总收入预计只有500多亿元的重庆市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移民费用。中央的办法是将三峡后续的移民费用分摊到全国人民头上，让全国人民补贴三峡大坝工程。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建议，从保护水源，生态环境等方面考虑，未来10年内必须再移民500万。 [5]  两难的情况是，若不移民，三峡地区环境不堪重负，而大量移民会因天文数字的移民经费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三峡库区已陷入了“就地后靠——开垦加剧滑坡——财政支付搬迁——再就地后靠”的恶性循环，政府面临对三峡库区输血式的生态建设资金投入的无底洞。

三峡工程移民数是当初水利部“忽悠”邓小平数字的十几倍至数十倍。水电部门当初低估移民数是推动工程上马的手段。三峡建坝工程造价的将近壹半是移民费用。为了获得人大批准，水电部门压低工程预算最有效办法是压低移民数字。如此看来，推动三峡建坝的水电部门将坝前和库尾间水位差估计接近为零完全可能是故意为之。

5、工程造价超支数十倍

三峡建坝工程是典型的“钓鱼工程”与投资“黑洞工程”。所谓“钓鱼工程”就是，论证时低估投资，等论证通过，工程开工呈不可逆转之势时再要求追加投资，且追加额不再经原批准论证机构审批。水利部门鼓动的丹江口工程是“钓鱼工程”实际投资是鼓动时的四、五倍。三峡工程是更大的“钓鱼工程”。水电部门报全国人大审议“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静态投资总额为570亿元。然而，三峡工程的投资额是壹笔糊涂账。因为，众多费用不计入工程造价。比如国务院提倡的对口支援，壹个省支援壹个县，全国各省市的无偿对口支援承担了三峡工程造价，无数大企业，如云南玉溪烟厂，浙江的娃哈哈集团为支援某县承担了三峡工程的巨额开支；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重庆市没有洪水问题，不建任何防洪设施。三峡工程开工后，重庆市政府须投巨资采取防洪措施；三峡工程淹没400多所学校，涉及学生近25万、教职工近2万，学校的搬迁重建不由三峡开发总公司承担，而由地方财政另作教育投入；三峡水库淹没约1400家企业，造成20多万职工失去工作，国家为这些下岗职工发放的“低保生活费”不计入三峡工程成本；中央和重庆等地方财政支出约600亿元用于治理三峡库区水污染；这些投入远远不够，三峡水质恶化加剧，库区已停止以三峡水库为饮用水源，按照三峡工程设计审查总负责人张光斗向中央政府的建议，治理重庆库区的水污染问题，需要3000亿元人民币，国家还须投入数百亿元用于因三峡工程导致的地质灾害专项治理；三峡建坝的后续欠账不仅在重庆和库区，还有“清水下洩”，冲刷下游堤坝，造成荆江大堤崩岸和下游地方政府的巨额支出。

三峡工程壹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向全国征收的特别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随电费向全国老百姓摊派。三峡工程以这壹建设基金筹资与银行贷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用支付利息，也不用三峡工程总公司偿还。三峡工程开始发电后，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征收，电价也持续上涨，实际是三峡工程总公司无偿从全国百姓手中收钱，不设限额，任由追加，敞口花钱，没有真正的成本核算。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完工，“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期截止，全国百姓在为三峡工程缴费近十七年后没有等到承诺的“电费下降”，三峡工程公司没有偿还建设资金，没有偿还老百姓所缴纳的三峡基金，国务院换了个名目，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继续在电费中收费，让全国老百姓继续掏钱填补三峡工程的无底洞。与此同时，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和全部发电利润被私有化，归了各级水电官员持股的壹个股份公司。水电官员和三峡工程的主要技术人员享受著股份公司的分红，全国人民则须继续为后三峡工程买单。长江水电集团在解释时发电量下降原因时承认，三峡工程发电机组的寿命只有四、五十年，暗示三、四十年后中国老百姓还得再投资重建三峡工程发电机组。2013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发现，三峡集团公司用人腐败、工程建设招标专案暗箱操作，领导人员亲友插手工程建设，工程建设项目分包；领导层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等诸多腐败问题。政府项目必有腐败，没有制约的“党和政府”权力都是牟利机器，三峡建坝工程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壹例。

为应付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灾难，政府需要投入的各项后续资金实际是个巨大的无底洞。例如，政府计划投入数百亿元用于治理库区的水污染，但库水污染问题绝非区区几百亿元可以解决。重庆市政府和人大代表提出的三峡工程移民收尾的资金缺口就高达5000亿元，若包括全国的各种支援总额，治理滑坡、水质污染等后续费用，三峡工程的开支将超过两万亿元。而且，两万亿不是顶，政府必须为三峡工程没完没了地支付后续资金。三峡后续问题和资金投入无底洞将是中华民族未来几百年的痛。

6、生态、环保、地质灾难黑洞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三峡库区外围山区安置移民，即所谓的“就地后靠”，是灾难性的。三峡工程向论证将地表坡度 30度以下视为可以垦殖的耕地，违反了《水土保持法》》第 14 条“禁止在 25 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规定，实际是在破坏三峡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长久以来，长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排污渠，三峡上游两岸城镇有大量的污水和生活垃圾未经处理直接排入长江。在三峡水库蓄水前，这些污染被激流带走。大坝建成蓄水后，库区将成最大的污水池，漂浮水面的垃圾动辄数万平米，迫使水库周边的城镇另辟水源。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承认，长江生态系统已经崩溃。1968年至1977年的10年间，长江鲥鱼年平均产量为49万公斤。如今，苏东坡、何景明、郑板桥、谢塘等诗人赞美的“水中西施”、“南国绝色佳人”长江鲥鱼已基本灭绝。原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指出，长江生物种群和数量减少，除受水域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外，壹个重要原因就是流域无序的水电开发。葛洲坝水利枢纽是长江鱼类灭绝的开始，三峡工程是长江鱼类的灭顶之灾。鱼类的灾难在继续，中国水利部门正在长江上游和上游主要支流不断建坝，在金沙江、岷江、雅砻江、乌江、嘉陵江规划、开建了密密麻麻的水电站，将长江上游变成了层层“梯田”的水库群。不仅鲥鱼，国家壹二级保护动物的中华鲟、白鲟、达氏鲟、扬子鳄、江豚、胭脂鱼、淞江鲈，以及长江中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都在走向灭绝。

三峡水库建成蓄水后，在三峡论证时众多环境保护专家警告的可怕后果几乎全部应验。坝区出现地裂，滑坡加剧，上游的重庆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地震、大旱、高温、水灾。三峡集团不能告诉国人的是，三峡水库的设计蓄水高度海拔145米至175米只能瞬间达到。因为，当水库蓄水高度超过150米时，水库周边的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明显增加，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倍增。2003年以来，重庆市奉节县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至2010年为了治理这些灾害已花费120亿元人民币。不过，地质灾难并非花钱就可以消除的。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三峡水库蓄水后，齐岳山东北已经断裂，出现壹条宽几十米，深千余米的超级大峡谷，超级强震的危险已经远超过三峡上马论证时的“6.5级地震”。

综上所述，三峡工程并无什么防洪、发电、航运的综合效益，其真正的效益只有发电这壹块，每年200多亿元的发电收入完全抵不上蓄水带来下游干旱和碍航的经济损失。上述六项灾难后果足以证明，三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灾难。这壹灾难是三门峡建坝悲剧的重演。1950年代开始建设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导致上游洪水频发，给陕西、给40万移民带来了不尽的灾难，如今已成为壹场带来无穷尽环境和社会的灾难。前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指出：“这个大坝是个愚蠢的错误，它给生活在黄河附近的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些灾难远远超过大坝在某壹时期可能带来的好处。”专家们早就警告三门峡建坝的灾难将会在三峡工程后重演，其泥沙淤积、污染、洪水及地质等灾难的程度更将大到难以想象。黄万里教授指出，人为破坏江河规律的原因造成的洪水灾害是不能用建坝来解决的。三峡水库没有防洪功能，只有转移洪水灾害的功能。水库把自然的江河变成壹节壹节的死水，河流的自然属性消失，最后变成了人工河，使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他警告，三峡建坝后，大量泥沙将会淤积在重庆港区，把重庆港变成死港，嘉陵江口将会再现三门峡水库的“拦门沙”，从而壅高嘉陵江洪水水位，增加重庆市的洪灾威胁，最终三峡水库也将像三门峡水库壹样被淤废而难逃被炸毁的命运。

在三峡灾难浮现时，国人怀念坚持科学良心的黄万里教授。1957年，黄万里冒著极大的政治风险，孤身反对黄河三门峡建坝，痛陈不可在“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筑坝；建坝只会是将黄河下游的水患搬到上游，并造成移民灾难。他为此痛陈付出了二十二年右派劳改的代价。长期蒙冤没有让他学会随波逐流。1984年，他向中共中央陈述三峡不可建坝，抨击高层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决策建坝。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应付政协对三峡建坝的反对声音决定由水电部组织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水电部邀请因积极支持三门峡建坝而获毛泽东提拔的张光斗为特别顾问，将黄万里教授排除在专家论证组之外。在国务院将三峡工程议案报人大批准，三峡建坝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黄万里以“共和国公民、由国家培养的、从事了六十年的水利工作者”的名义分别致信江泽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陈述三峡高坝永不可建的理由，警告在长江三峡建高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蓄水后卵石将淤塞重庆，加剧四川水患，酿成移民灾难。上书不获理睬，他再致信中纪委、监察部，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的劝阻、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中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举报三峡认证组负责人张光斗在黄河与长江问题上的谎言惑众，并继续致信中共中央，呼吁绝不能兴建三峡大坝这样祸国殃民的工程，否则大坝难逃被炸掉的命运。在三门峡、三峡论证时根据政治风向举手、签名者都得到了名利。在三峡可行论书上签字的二十多位专家后来都成了院士，其中张光斗等人更成了双院士，拒绝签字的陆钦侃、陈昌笃等专家都没有成为院士。临终，黄万里嘱咐家人：“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妳们还能看见，帮我记著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他遗嘱家人将投书中央的信件副本在他身后发表。他的最后遗言是“三峡，三峡工程千万不能上！”

作家郑义指出：长江原本有洞庭湖、鄱阳湖等壹系列湖泊调节，洪水下来了，湖泊自然分洪，不使干流出现太大的洪峰；而进入湖泊的洪水又会慢慢地进入长江干流，使长江保持比较稳定的水位。这样生态是平衡的，无论是航行、还是灌溉，都有保证。但拦腰建起了壹个巨大无比的三峡水坝后，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被废掉了。农民懂得“壹草二灌三乔木”的治理策略，即要想恢复植被，只要实行封山，第壹年会长出草，第二年会长出灌木，第三年会长出乔木。封山育林才是保持水土，脱贫致富的正路。基层官员们其实都懂“治水必先治山”。科学家们当然更懂得治水的关键。中科院综考委在对小流域治理进行大量考察后，得出结论：几十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每平方公里投资３万元，即可做到“水不出沟”或“清水缓流”。以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烈地区１０～１１万平方公里计，除维持已有的农、林、水的投资外，国家投资不过３０～３３亿元，就可根本改变面貌，投资仅为小浪底工程的三分之壹。不治山，水土流失依旧，小浪底不过是抵挡壹阵而已，修十几年，淤十几年，最后如三门峡，成为泥库。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个投资效益的问题。全国八万多座水库，其控水能力总和不过才是全国土壤、森林蓄水能力二十八分之壹。换句话说，就是造林比造库的作用大得多。在森林急速减少的情形下，不管怎样大建水库也无济于事，这是壹个无须高智商就能明白的道理。然而，水电部门出于利益考虑，大建其坝，假公以济私，哪怕洪水滔天。[7]  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前董事长大卫·哈里森指出：“三峡水库对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这在事先环境评估时完全预料了。政府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完全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却孤注壹掷，选择了上马。”加拿大环境保护组织国际探索(PROBE INTERNATIONAL)总干事亚当斯 (PATRICIA ADAMS)女士说：三峡水库代价过高，根本算不上发展模式，连过去的模式都算不上，因为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项目从来都在经济上站不住脚，执意修建是因为受益的人不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人不受益。中国推广不经济、代价大于福祉的电站项目，让中国人民和水坝附近的民众付出代价，这是中国的不良记录。鼓动兴建电站者宣传水电是绿色能源，而实际上，水库发电的生态代价使它不是绿色能源。

水利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水电部门建坝成瘾在国外也不少见。当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为自身既得利益建坝成瘾，四处收买勾结地方官员，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壹个大型工程如果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演变成壹个公共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壹部分与该机构有利益关系的政治家的工具，而这个机构本身也转化成为壹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它就不会再遵循创建时的宗旨，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活动；不是在造福当地，而是浪费公款，留下后患。三峡大坝同样给贪污腐败提供壹个天堂。移民费用700亿，按人头算每人4万多，但是妳要去问移民，他们壹般每人只得到五千到八千元，三峡工程移民的资金到哪去了，这将永远是个秘密。关于三峡大坝，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三峡工程至今也没有公布水位库容图，而水位库容图是每个水库大坝工程的最基本技术图。为什么三峡工程不敢公布水位库容图呢？如果公布这张图上述壹系列致命的错误露馅了。长江三峡河段原来处于泥沙冲淤平衡的状态。建设三峡大坝之后，累积淤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大坝上游各地的水位、特别是重庆的水位会越来越高。只有重庆水位的抬高，才能使三峡水库从目前的淤积状态向未来的冲淤平衡转变。这个转变的代价是，更多的淹没，更多居民的迁移。这个过程不是十年就会结束的，起码是壹百年。在三峡水库到达泥沙冲淤平衡之前，三峡工程的移民人数会不停地增长，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也就无法收尾。随著三峡水库上游水位的抬高，地质灾害问题将更加严重。三峡库区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土地更少，人地矛盾会更加严重。随著水库运行时间的增加，波浪对库岸侵蚀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示出来，库岸的垮塌将越发严重。同样，水库水污染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三峡工程移民收尾工作的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三峡工程移民工作在今后几十年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三峡工程或成为世界最大的烂尾工程。当年对于三门峡工程，毛泽东曾说“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工程面临立斩或凌迟抉择。目前三峡水库中的泥沙淤积量约为19亿吨，长江的水流量尚有能力将这些泥沙带入大海；随著时间的延长，三峡水库中泥沙淤积量将累积增加，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想拆也不行了。黄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建坝、三峡建坝第壹人，他的预言已全部兑现。我来替他补充壹句话，人不拆、天来拆。总会有壹次大洪水冲破下游堤防，造成无比惨烈的长江大改道。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补充说：“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我们那个时候估计的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王维洛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再晚点拆的话，已经形成的问题将更严重，比如重庆港淤掉了再拆也没用了。”

历史上，长江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众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宽、河漫滩广、自然河堤低，因而拥有很强的自然平衡力。雨季来临时，洪水漫过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浅而宽的积水区，带给两岸农田肥沃的土壤。自从人们在河漫滩上筑堤、在湖区围垸，便使河流的这壹自然平衡过程中断了。近几十年来政府又不断发起“向湖夺粮”运动，使长江赖以调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从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则相当于壹个蓄水量为壹百万立方米的水库。如果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这相当于整个三峡水库的库容量，并且可以减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新中国带给全国森林三次（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土地承包）大砍伐，长江流域的森林近千万亩的消失，泥石流遍地发生。《森林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水土保持条例》禁止在坡度超过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开垦农田，三峡工程公然践踏上述法律，鼓励移民与山争地，在库区修梯田，继续毁林开荒数十万亩。

新中国的水利史是水电部门毫无节制地建水库的历史。水电部门狂建了8.5万座水库，数量越过了其它国家水库的总和，其背后是利益冲动。历朝历代，朝廷建大工程，都是近半工程款落入私囊。皇家内务府永远希望皇上大兴土木，有大工程就有油水，包工有回扣，买材料有回扣，到地方上办差有孝敬。与内务府壹样，水电部是新中国政府部门中最早、最大的利益集团，它对维护堤防，维护分洪区，水土保持等治本举措不感兴趣，只想以“钓鱼”手法游说领导人拍板上大型工程，先低报预算骗取批准，抢先动工，造成既成事实，壹个工程未了，马上筹备下壹个工程，为专职的水利施工队伍安排生计。事实上，其下属的施工队伍从丹江口建到葛洲坝，再到三峡，壹辈子不愁没活干。水利部名为水利，实际对全国的“病、险”水库，对众多垮坝崩堤灾害，对1970年代全国每年水库崩塌几百座造成的水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0年船游考察到瞿塘峡时，邓小平曾指著两岸重山峻岭提出了壹个很关键的问题：这里筑坝的地形很好，为什么三峡水库的坝址不选在这里而选在下游。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琤解释说：三峡工程泄洪流量很大，水电站厂房很长，还要布置通航船闸，而瞿塘峡进口处窄，因此要选在下游宽处。这里，水电部门在蒙骗外行的邓小平。对于这壹问题，黄万里教授指出，三峡工程违反了应在峡谷处建坝，应在河道陡坡上端建坝，应在淹没和移民少处建坝等基本原则。如果壹定要建坝也应在长江上游建坝。那样投资少、移民少、见效快、条件优于三峡的大型水电站选址。例如，金沙江上的溪洛渡、大渡河上的瀑布沟、嘉陵江上的合川等，水电系统早就完成了在这些地方的勘查设计。在长江上游的这些地方修建多处水电站，同样可以形成象三峡电站那样规模的发电能力，但所需投资却少得多，麻烦和风险也小得多。黄教授没有明言的是，建坝选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小项目没有油水。建越大的大坝，涉及移民越多才越有油水。在论证时，不少专家建议以建设几个小水坝代替三峡超级大坝，以求投资少，移民少，风险小，比如在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峡谷建坝。水电部门对这些道理比谁都清楚。肉食动物捕猎后会先吃好肉，大肉，肥肉，在有大肉时不会去啃骨头。水电部也壹样，选在宽处建超级大坝是大肉，有大肉就不屑吃偏僻处建小水电站的碎肉，更不想去啃维护堤防的骨头。

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还是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荒唐题词、指示、拍板，造孽国家人民的历史。外行不是错，但他外行又偏要拍板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巨型工程就是罪过了。当三峡建坝壹系列灾难后果浮现的时候人们才知道，邓小平船游壹趟就拍板建超级巨坝造孽之深重。历史将证明，这壹罪过对国家和民族的损害超过他的“洋跃进”和毛泽东的“大跃进”。中共领导人不会认错，不会道歉，但会逃避罪责。邓小平自1980年以来大量的推动三峡工程上马的重要讲话被排除出了邓文选；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在视察三峡时高调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和召集“两会”中的共产党员开会时要求党员代表支持三峡建坝的讲话被排除出了江文选；李鹏在全国人大期间所作的动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报告也被排除出了李文选。李鹏在日记中称三峡决策是江泽民所主导。他写道：“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壹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98年朱镕基总理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以来，对三峡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6]  中共领导人们的上述举动显示，他们非常清楚三峡建坝后果之严重。

八六学潮与胡耀邦下台

复出之后，邓小平大力鼓吹体制改革，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方案。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壹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壹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受他的报告鼓舞，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就政治体制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报刊跟进刊出有关政治改革问题的文章和学术研讨发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征求各界政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这壹被外界被称为“庚申改革方案”的改革建议要点为：“党和国家民主化”；修改宪法、保障人大权威，人大分成两院；贯彻民族自治政策，保障民族自治权；加强民主和法制，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使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真正受法律保护；司法独立，中共党委不得干涉司法，法院作出判决无需送中共政法委审查；党政分开，共产党不得干涉政府日常事务，不得包办代替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群众团体、舆论机构的事务；允许独立的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独立的新闻报导和评论；改革企、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委领导制度；基层政权及基层社会生活实现直接民主，使每个公民都能实际参与决定公共事务；取消中共政治局，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下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同对全国党代表大会负责；中共的权力受宪法和法律制约，共产党违犯宪法、法律，人民有权反对等等。政改方案的核心是打破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限制党权，抛弃苏俄引入的党国体制。“庚申改革方案”拟就不久，邓小平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禁止对共产党独裁权力有任何触动，不仅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之门，还制定改革方案本身也成了反党活动，面临被镇压的风险。1982年，胡耀邦就任中共总书记。他要求逐步放弃壹党独裁，走向民主和法治，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不同意邓小平这样在改革问题上出尔反尔，不同意邓掩盖毛泽东的罪责、在平反冤案、“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上与邓多有冲突。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著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只准经济体制改革，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灾难后果显现。改革开放前，物资的调拨和价格全部由政府掌控，不存在物资市场，也不存在计划外、体制外的交易。国务院宣布引入市场机制以促进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企业可以对自销部分的工业生产资料自由定价，价格“双轨制”形成。在双轨制下，同壹种产品，计划内是国家统壹定的平价，计划外是市场价。两种价格间的巨大价差成为权力寻租的空间。拥有权力的官员通过关系人倒买倒卖获取价差，拥有权力背景的各种贸易公司纷纷涌现。这些被称为“官倒”的权力背景公司从最初倒卖电器、钢材、煤炭、石油、铝锭、粮食等物资发展到批文、指标、利差（市场贷款均衡利率与银行贷款利率之差）、倒汇差（市场均衡汇率与官方汇率之差）。由于权力不受制约，经济改革成了特权阶层鲸吞国民财富的盛宴。

“官倒”公司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任董事长的中国康华有限公司（小康华公司）。该公司获计委拨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获经贸部予出口经营权，获税务总局予免税待遇，依靠特权、政治背景和政府特批的优惠从事进出口贸易，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巨额财富。随后，康华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前石油部副部长、前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前煤炭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前北京副市长韩伯平任总经理部级公司（大康华）。大康华成立后凭借国务院给予的特权，各级官员和退休官僚的业务关系和经济上的优惠待遇，倒卖外汇和重要生産资料，利用价格双轨制赚取全民的财富，迅速发展成为拥有58个子公司，113个三级子公司的庞大“官倒”集团。有了康华的榜样，中央及各地党政军机关成立了数十万个官倒公司，类似康华壹样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有著官方背景，利用利用价格双轨制和特批的进出口权发财的官倒公司遍布全国。

老百姓对高层子女的利用权力“官倒”行径无比痛恨，民间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呼声，邓小平上继续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同6102;又以“四项基本原则”说法封杀政治体制改革的空间，暗中支持“红色梯队”和“官倒”们“先富起来”。胡耀邦看到，只有开放搞活的经济改革而没有限制权力滥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是为权力者利用权力鲸吞国民财富大开方便之门。作为中共党内最清廉，最痛恨贪污腐败者，他直指拒绝体制变革的“改革开放”导致腐败丛生、贫富悬殊、以权谋私，声言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共产党人绝不可鱼肉人民”。为平息腐败带来的民怨，他要求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并举，限制以权力谋利。当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涉嫌经济犯罪，侦破工作因无法进入首长驻地取证受阻时，胡耀邦批示：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据此批示，中央办公厅趁胡乔木外出开会安排公安人员入宅搜查，搜出装满两麻袋的巨额人民币现金和美元。这在当时是普通百姓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1]  胡的坚决反腐不仅将胡石英送进了监狱。

1985年，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机关传的内部讲话中指出，改革和民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为什么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中共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胡耀邦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壹系列讲话鼓舞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热情，同时让保守派元老们忍无可忍。1986年春，胡耀邦推动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千干部反腐大会，他的反腐涉及胡立教之子、胡乔木之子、叶飞之女。当反腐进行到这壹步时，胡声言的“坚持到底”、“不能怕得罪人”坚持不下去了。壹方面，反腐越反越多，涉及特权阶层子女反之不尽，另壹方面，腐败的后台越来越硬，他无力继续。这时，胡为难，中共众高层也为难。李先念警告子女说，他胡耀邦这个人六亲不认不，妳们要是不小心落到他手上，我也没有办法。高层元老们都胡耀邦对限制特权，堵塞子女财路强烈不满，纷纷向邓小平状告胡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

应对元老们抵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胡耀邦决心打破元老们垂帘听政，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废除高层的终身制，要求元老们退休，并几次婉转地要求邓小平履行承诺，带头退休。倡议废除最高领导层终身制邓小平树立体制改革形象的壹大卖点。对于胡耀邦委婉的要求，邓小平不情愿地作出姿态，在1985年8月北戴河作寿时表示在两年后的中共十三大上全退。邓小平表态后，胡耀邦在9月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推动新老交替，正式提出“已经过八十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元老们对胡耀邦壹再敦促交权让位强烈不满，开始暗中串联，密谋“倒胡”。

1986年5月，邓小平约胡耀邦到家中商量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壹定退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全下，妳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壹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2]  胡听后当了真。6月，邓小平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提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原则就在于党政分开”。受邓讲话鼓舞，胡耀邦主持成立了亲自挂帅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壹波和彭冲等人为成员，下设“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等七个专题小组，开始设计政改方案。在当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老同志退休，让三十五到五十岁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暗示七十岁以上者全部退出政治局。胡耀邦劝元老们说：“我们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著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壹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对胡的要求，万里、习仲勋、杨得志、聂荣臻、倪志福、乌兰夫等人表示支持，胡乔木、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等元老以“党和国家需要德高望重的老壹代革命家来领导”的说法拒绝胡的要求。会议在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中陷入僵局。众人都在等待邓小平壹锤定音。令胡耀邦吃惊的是，邓小平变卦，以沉默否定了自己先前的表态，也否定了胡的提议。“默否”是毛泽东惯用的办法。在真实意思不便摆上台面时，毛泽东总是以沉默，不作答复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提议。邓小平的沉默让密谋“倒胡”的元老们顿时有了底气。胡耀邦这时才清楚，原来邓小平壹再表示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言论只是针别人，实际完全没有退休交权的打算，更不容忍别人敦促他退休。会议不欢而散后，“倒胡”的主要推动者王震对支持胡耀邦的万里等人发难说：“妳们实际上提出了壹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回复：“王老啊，妳不要激动。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是想纠正壹下，我们要树立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的最高权威。”邓小平说：“耀邦偏要我下，要树自己”。万里说：“耀邦不是那种人。”王震则促邓小平去胡说：“谁让妳下台，妳就让他下台。”邓小平与王震同样心思，宣布行动计划说：“那些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壹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3] 会后，邓小平开始布署党内政变，指派薄壹波撇开胡耀邦另起炉灶，组成七人班子负责拟定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暗中在高层成员中征询对撤胡耀邦总书记职的意见，实际是要求高层们对罢免胡耀邦表态。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要求高层人人表态时壹样，高层成员们非常清楚手握军权的邓将扳倒空有最高领袖之名的胡，纷纷表态支持“倒胡”。征询意见的同时，薄壹波搜集了壹堆胡的“自由化”言论，为向胡发难作准备。

9月，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围绕著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胡耀邦与保守派发生了冲突。胡要求删除这两个体现壹党专制并违反宪法的提法，陆定壹、万里等人支持胡的主张，彭真、杨尚昆、余秋里、薄壹波、邓力群等人针锋相对，坚持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写入决议。名义领袖胡耀邦没有决断权，双方须再次听候邓小平拍板决断。邓小平决定，删去“清除精神污染”，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表态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党内高层们见胡耀邦的主张屡被否决，知道他的地位不保，纷纷转向，不再支持胡。因为，胡耀邦反对以权谋利，要求七十岁以上的高层退休，仅这两条已经将高层的人得罪光了。10月3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壹次长时间秘密谈话。陈云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说：“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壹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如此急迫为邓找烟，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次密谈的内容是决定罢免名义党领袖胡耀邦。

中共元老们在酝酿“倒胡”时，青年学生们在酝酿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青年们对独裁体制，对权力阶层大肆侵吞国民财富的不满日益强烈。1986年春，菲律宾“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赶下了台。菲律宾人民的行动鼓舞了东亚各国人民反对专制与腐败的勇气，各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9月，台湾民众决心结束壹党专制，挑战国民党的党禁专制，成立了反对党。蒋经国顺应进步潮流，主动结束壹党专制，解除了党禁。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民众组党、办报和大选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内，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正在这时，中国科技大学不经民选程序指定了选区三个人民代表候选人，学生的不满爆发。1986年12 月，科大学生走上合肥街头请愿，喊出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立即响应，掀起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请愿运动，学潮迅速蔓延全国。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们认为学潮是胡耀邦几年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12月27日，邓小平召集政治老人们在家中密谋，决定罢免胡耀邦。12月30日，胡耀邦准备召开应对学潮的政治局常委会。当通知邓小平开会时，邓命胡耀邦不得召开常委会，到他指定的地方听指示。胡耀邦只得率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及教育部长何东昌等人去听训话。邓小平斥责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称“学生闹事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壹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妳难道没有责任？”胡答：“我保留意见。”邓训斥：“不是保留，而是要妳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仅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4]   邓不仅要求用专政手段，而且声言制止学生闹事要不怕流血。[5]  斥胡之外，邓小平还点名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这些人早就应该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狷狂，传说是因为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6]  邓此言已经明确传达了罢胡的意思。追随邓小平，元老们对胡耀邦展开了围攻。薄壹波说：“妳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两千多个县，妳都快跑遍了，妳是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中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玩水，哗众取宠。”杨尚昆说：“胡耀邦，妳如果想要亡党亡国的话，妳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7]  会后，赵紫阳劝胡耀邦：“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壹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壹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胡：“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检讨什么？”赵：“妳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过几天就晚了！”接受赵的劝说，胡耀邦来到了邓小平家认错。邓小平罢胡之意已决，不听认错，大讲胡耀邦上任后的成绩。当胡谈到分歧时，邓摆手说：“那是工作的正常范围，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缠了。”胡明白，邓不接受认错，于是向邓口头提出辞职。邓答复说：“我打算召开壹次‘民主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好好沟通壹下思想嘛。”这时，胡耀邦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为了共产党的江山，自己已经宣布在不久后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已经与世无争，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还不知道，元老们已经商量好要罢免他了。

邓小平怒斥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是因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个当年的“右派分子”联署，向全国四十位著名的“右派分子”发出邀请信，倡议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时在北京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人热情回信，响应倡议，费孝通和钱伟长两人收到邀请信后没有回应。二人在多年的右派经历中悟出只有紧跟共产党才有出路，不敢再有招惹共产党的举动。费孝通以不回复倡议表达他与平反反右诉求划清界线，钱伟长则把邀请信通过民盟中央密送给了中共中央，并附言说：“方励之是壹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邓小平见到邀请信大怒。作为当年的主持人，他视反右运动为政治生命，绝对不容否定反右运动，要把写邀请信的三人开除出党。在召见胡耀邦等人训话时，他错把写信的许良英记为了王若望，下令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位开除出党，同时表扬钱、费两位，同时决定重用二人。

作为共产制度的组成部分和必然产物，鼓励告密的作法来自苏俄。苏俄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国的同时，将通过鼓励告密维护极权社会的作法引入了中国。在苏区肃反中，无数红军、干部死于了告密。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迫害手段之壹就是鼓动互相揭发，告密。革命家们，革命文艺家们，“民主党派”们的革命经历中或多或少都曾经互相告密。反右运动开始，告密与出卖成了潮流。多年后揭发出来的例子有：翻译家冯亦代奉命搜集章伯的言论向当局级密报；[8]  画家黄苗子在文革中告密，使文艺家聂绀弩进了监狱。[9]  这只是揭露出来的几例，更多的告密隐藏在档案中，或随著档案销毁永远不为人知。钱伟长之告密与当年舒芜、冯亦代不同。他的处境没有那么凶险。他可能只此壹次，但他壹下就告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反右运动中冯亦代告密，得到的好处并不多，只是后来比别人早摘了右派帽子，而钱伟长、壹告即获封全国政协副主席，表态与其他右派划清界线的费孝通则获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二人壹步跃入国家领导人之列。钱、费与方励之、刘宾雁等人荣辱两重天显示，壹党专制之下的知识分子的荣辱完全取决于是否跟随权力者，人大、政协官位完全是权力者的囊中物，邓小平壹句话可予可夺。

1987年元旦，北京的大学生举行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公安部门根据邓小平谈话中“谁敢到天安门广场，来壹个抓壹个”的说法，在天安门广场逮捕了壹批的学生。当晚，邓小平打电话给彭真说：“学潮之所以闹得这么凶，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这主要是耀邦失误所造成的。通过近壹段的观察，我觉得让他继续当总书记是非常不合适的。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健在，我们有责任把党的重任交付给最可靠的人。彭真同志，现正到了妳讲话的关键时刻了。妳赶快到我家里来壹下。”当夜，邓小平、陈云将两个月前陈云家中密谋的罢胡决定向其彭真、王震、薄壹波等其他元老通报，众元老形成了壹致意见——罢免胡耀邦。[10]  元老们知道，这样的罢免不合程序，也难以向全党交待，决定用几年前迫使华国锋自己辞职的办法，迫使胡自己辞职。在元老们秘密聚会时，北京的学生冒大雪连夜再到天安门广场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已准备辞职的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指示，命公安部门放人。当晚，公安部门根据胡的指示释放了被捕学生，使事态和平解决。

1月2日，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壹封题为《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请辞总书记职。1月4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赵紫阳、薄壹波、杨尚昆、王震、彭真等人再次密谋，指定薄壹波、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组成“五人小组”，由薄壹波负责，以召开“生活会”的方式解决胡耀邦问题。这里，邓小平照搬了毛泽东整肃高岗时的手法。当年，毛泽东部署好整肃高岗后自己退居幕后，让刘少奇出面主持整肃高岗的会议，不给高岗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欺骗言论、出尔反尔被高当面拆穿。此时，邓小平同样套路，部署好罢胡后自己和最初密谋的陈云、李先念退居幕后，让薄壹波主持会议整肃胡耀邦，不给胡当面申辩的机会，以免自己的阴谋诡计和欺骗言论被胡当面拆穿。离开邓家后，薄主持发出了措辞含糊的开会通知，通知胡耀邦到中南海参加元老们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但不提会议的规格、议题，同时布署了邓力群、胡乔木、姚依林、余秋里、黄火青等人在生活会上作倒胡发言。

1月10日，薄壹波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名为“民主生活会”，实为延安整风式和文革式的批斗会，由预先安排好的人对胡 “扣帽子、打棍子、揭老底”。余秋里开头炮，批胡半小时；邓力群讲了整整半天，给胡耀邦列举了六大罪状；姚依林从经济角度批胡“不懂经济，又不好好学习陈云经济思想”，批胡“搞高指标、高速度、高消费，给下面制造压力，造成经济混乱”；王震直接威胁说：“妳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妳就不必呆在这里了”；宋任穷：“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11]  众高层将胡耀邦约束特权举措指为的主要“罪状”，抨击胡“搞得党内高层人人自危，极大地破坏了党内安定团结的局面”。薄壹波批胡长达半日，要求胡耀邦检讨严重错误。几年前，薄壹波因“六十壹人叛徒案”向胡求助，胡耀邦冒著政治风险主持平反了“六十壹人叛徒集团案”，帮助薄等复出。但此时，薄看清邓小平的罢胡意图后对胡批斗毫不留情。更让胡伤心还有多年老友王鹤寿的反戈壹击。王与胡耀邦、陶铸在延安时关系亲密，人称“桃园三结义”。此时，王也看清了形势，表态忠于元老，接受元老们的特殊任务，在第壹天会后到胡耀邦家里“摸态度”。在第二天“生活会”上，王鹤寿将胡私下诉说委屈的“心里话”在会议上揭发出来，批胡“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说了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陈云说了要处理福建假药案，胡耀邦都顶著不办。我去看他时，他还说没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伤心。这说明胡耀邦态度不端正。”

薄壹波、王鹤寿等众高层的批斗、揭发虽不尽人情，但符合革命党的规则与传统。革命党内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与倒台者划清界线，落井下石。众高层都在苏区肃反中参与整肃战友，在延安整风中参与整肃同志，都曾参与整肃高饶，整肃彭、黄、张、周，都曾在文革发动时参与整肃彭、罗、陆、杨，整肃朱德，都曾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参与整肃刘少奇，在九壹三事件后参与整肃林彪，后来参与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邓小平，大家都是在不讲情面地整肃同志中生存过来的。那些拒绝参与整肃者，仗义执言者，辩论是非曲直者，揭露阴谋诡计者早就从高层中消失了。大家早已习惯了唯领袖意旨是从。以赵紫阳、万里为首的原胡耀邦支持者以加入批胡的行动向元老们表态效忠。赵紫阳尖锐批胡说：“耀邦喜欢标新立异，喜欢壹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妳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妳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妳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壹，就是另有壹种可能，是妳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妳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妳是可以自由行动的。他们将来有妳这个靠山，不要紧。即使妳现在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妳。到那时我只有辞职了”。[12]   赵以这番表态发言赢得了邓、陈等元老的信任。

在众人表态加入批胡后，薄壹波、彭真按照元老们的事先部署发难，要求胡耀邦辞职，王震跟进表示支持说：“薄壹波、彭真代表了我们大多数的意见。”唯壹反对声音来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习接到通知来开会，对会议规模，议题壹无所知。在批斗胡的会上沉默。在众人逼迫胡耀邦下台时，习仲勋打破沉默，开口质问说：“妳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逼宫吗？这样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党的生活会不能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违反党的原则。”胡耀邦打住习的发言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 1月15日，胡耀邦在生活会上宣读了题为《我的表态》的检讨书。随后，会议作出决议：接受胡的辞职，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走出会场时，胡耀邦支持不住，坐在过道台阶上痛哭失声。没有人前来安慰，众高层们须划清界线，以行动表态站在党的立场上。

1月16日，薄壹波宣布“民主生活会”结束，在幕后指挥倒胡的的邓小平来到前台，出面主持会议，宣布会议转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进行。这壹幕是当年毛泽东将庐山将“神仙会”变成批斗会，在幕后指挥整肃彭德怀的毛泽东在整彭后宣布会议转为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再现。邓小平宣布退休元老恢复表决权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公报》，其他事都不谈，到会的顾问委员可以举手。”整肃胡耀邦的过程中，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操纵会议的作法，将大批不具资格的亲信扩大进会议。例如，他指定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的薄壹波主持“生活会”，宣布不是政治局成员的顾问委员有表决权。对于元老们这另壹次的党内政变安排，没有人提出质疑。这不光是因为军权在握的邓小平、王震多次声言必要时准备流血，让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还因为众高层对这种非程序的安排已经习以为常。毛泽东召集开会从来都是非程序的，从来没有召开过合乎党章规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总是随意塞入不具资格的亲信或剔除应当与会的成员。毛泽东甚至多次发动党内政变，干脆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推倒重来。众高层在毛泽东时代没有提出过异议，对邓小平的非程序作法也自然适应。

会上，陈云代表元老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胡耀邦工作没做好，到下面乱跑，壹个星期就能跑二十二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的主要问题上，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选拔干部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等等，要求解除胡的总书记职。然后，全体与会者，包括已退出政治局的中顾委元老们，举手通过了元老们的决定：解除胡耀邦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1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了3号文件，列举解除胡耀邦职务的理由为：（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壹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文件强调元老将继续“垂帘听政”说：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干部只要身体健康，今后仍会继续为其他干部提供指导。

政治局会后，中央电视台奉命向全国播发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壹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公报》。紧接著，在美国的千名留学生和学者联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信》，指出：“胡耀邦为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开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宽松气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去职将极大地损伤全国人民进行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们感到震惊和不安。我们认为，近来事态的发展，是与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国策背道而驰的，并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等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发展下去会断送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我们强烈期望党和政府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民主法治，反对以言治罪。出于对祖国的责任感，我们认为不能不向中央和国务院表达我们的心声。”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4号文件），宣布将在党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宣布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将提倡自由、民主的方励之、和发表批评共产党言论的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出党，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副校长方励之撤职。同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向中共高层成员“打招呼会”说：“党中央早在壹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13]  

中共中央改革办公室智囊的吴稼祥记录当时代表性的时政议论写道：“胡耀邦下台后，出现了‘太子党的春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薄壹波、陈云立即打电话，要求给他们的子女、秘书和警卫分房子，提级升官，也许这种后果正是老人们要搞倒胡耀邦的真正目的之壹，胡耀邦是太子党发迹的障碍；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什么让中顾委副主任做报告，他只是列席者，为什么让十七个顾委的老人参加，是不是顾委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了；有学生说，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什么？坚持社会主义？是坚持公有制吗？可我们看到的是全民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朝鲜，苏联不如美国，大陆不如台湾，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党这三十多年干了些什么，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干部几乎无官不贪。”[15]  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加内特（JOHN GARNAUT）写道：“中共领导人家族的子女都有庞大的商业利益。胡耀邦曾为限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特权而战。他的子女告诉我，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们的腐败是他1987年被罢黜的因素之壹。”[16] 曾在赵紫阳领导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的严家祺写道：“1986年学潮的严重性被夸大。学潮是壹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反映的是社会情绪，当权者只要表现出解决的意愿并著手解决，壹般学潮就可以平息，但邓小平却看作是要造反。”。

经历“生活会”批斗和罢免的打击，胡耀邦的健康在去职后迅速崩溃。他向来探望杨尚昆等人表示后悔对曾经帮助邓小平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14] 并向夫人交待死后不进八宝山，葬“共青城”，以此表示与中共高层决裂，但仍忠于共产党。他去世后，参与罢免他的众高层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披露那次“生活会”的真相。虽然其中不少人去了胡耀邦墓地致敬，但为维护党的形象、邓小平的形象，和自己的形象，众高层都避谈举手罢免胡耀邦的旧事。习仲勋为他没与党保持壹致付出了代价，在“生活会”后被打入冷宫，据说搞到精神失常。

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政治观点

根据邓小平关于十三大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提议，新任总书记赵紫阳指示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收集政改意见。奉赵之命，政改办召集了三十多次座谈会，请党政军、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省市各方面领导人与专家发表政改意见。座谈会的意见与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后各界的政改意见大同小异。有少数人像1957年“大鸣大放”6102;壹样，响应号召真提出中共权力过大，呼吁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有人提天赋人权，质疑共产党独裁，质疑中共的经费来源，提出中共的财政应与国家财政分开，裁撤军队中的政治部门和各级党委，有人提出改变“以党代政”的办法是中共受宪法、法律约束，打破权力垄断。多数人清楚，在“四项基本原则”之剑高悬之下，限制共产党权力之议随时被扣上反对共产党的帽子，于是只提些牢骚意见，如“北京火柴涨价壹分也要请示中央政治局”、“1957年前中央部级以上官员有两成是非中共人士，现在全国只有18位非中共的副省市干部”等等。对于收集到的政改意见，赵紫阳指示：“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壹个单位壹个太上皇”。他强调不能搞党办企业、公司。但是，他也不能就限制党权表态，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他领导下，政改办屏蔽掉大部分触及党权的政改意见，拟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行民主政治的壹些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等。虽然政改办尽量在政改与“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玩平衡，只提出象征性的政改设，但元老对象征性的政改也不能容忍，指责改革是拿党来开刀。邓小平将赵叫到家中，申明“不可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不准搞西方式的民主”，“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这时，邓小平壹手举“四项基本原则”之剑，壹手举政治体制改革之旗。邓不叫停政改的原因是，赵紫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实施他几年来的号召，他不想自我否定。

在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赵紫阳继续推动政改说：党政分开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这里，赵紫阳虽然讲得坚决，声言非搞不可，但他所言的已经不再是政改，而是在谈改变“党政不分”的工作方法问题。这样的提法邓小平能够接受。邓小平不容触动党权，但容许谈工作方法。如此，中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决定将这壹设想的基本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中。这里，“四项基本原则”与政改之间的根本冲突被暂时以“原则同意”的辞令隐藏起来。共产党人推动政改必然失败。社会各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有道理，但共产党人提政改就没有道理了。因为，共产党的宗旨，统治的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人不可能放弃壹党专制的体制，不可能放弃暴力剥夺的信条，不可能接受对党权的限制。由于共产党的性质与体制改革格格不入，共产党所谓政改是只可说，不可作的事，壹作立即违反基本原则。因此，胡耀邦、赵紫阳推动政改注定失败。

1987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在其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壹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即第壹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壹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壹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回应社会各界要求政改的强烈呼声，赵紫阳在报告重提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企图在“四项基本原则”框架下作些维护共产党政权的渐进改革，企图逐步向法治、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制过渡，其中包括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以及逐步实行党的财政和国家财政分开。这时的赵紫阳与十二大时的胡耀邦壹样，误以为邓小平真愿意实行治体制改革。其实，邓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指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等工作方法问题，而绝对不容触动“中共领导壹切”的独裁局面。他的政治体制改革号召与他当年的“大鸣大放”号召壹样，带有放线钓鱼，引蛇出洞的意思。正如他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壹样，可以说，但不可当真实行。胡耀邦真的要求他退休立即遭到罢免。邓小平同时举著政治体制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两面旗帜，任何政改均难逃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罪名，让前台的总书记怎么做都错。赵紫阳推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在中共十三大上获得“原则”通过后并不能实施，只能束之高阁。共产制度必须靠暴力维持，反对党和反对声音存在可能瓦解党的统治。邓小平非常清楚，胡耀邦、赵紫阳，以及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动摇共产制度的根基，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只能将党权垄断到底。

胡耀邦、赵紫阳希望通过限制滥用特权，平息民怨，以维护中共统治的安稳，而邓小平拒绝约束权力，致高层子女们利用特权掠夺国民财富愈演愈烈。1987年9月，深圳特区率先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拍卖出第壹块土地。由于存在土地使用权批地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巨大地价差，政府的土地批文成为最赚钱的倒卖对象，只要拿到批文，转手即可获得数十万，上百万元批文转让费。特权官商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物资价差，银行利差，汇率差，纷纷转向攫炒地，土地批文几乎全部落入了官商特权者之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计算，1987年，全国商品双轨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三项价差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价差约3600亿元。通过以权力谋取上述三价差，以及利用进口许可证、土地批文谋取价差，利用特权谋取免税、免地租等，特权阶层将万亿国民财富，近半的国民收入私有化。对于红色家族利用“双轨制”“先富起来”的事实，邓小平不愿承认。这从他对方励之的指控可以看出。方多年后回忆道：“1987年初我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三代表之壹，遭到当局整肃。之后，当局对我的所有活动，包括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壹直有紧密监视。1988年8月我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五届MARCEL GROSSMANN广义相对论会议。学术活动外，中国留学生还邀我介绍国内的情况。有的学生特别问起北大的小字报。我如实介绍说，有小字报提到，壹些中央领导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国外银行有账号，有存款。我还没有离开澳大利亚，北京的朋友就紧急传话来：邓小平已知道了我在澳大利亚说的话了，他要诉诸法律，起诉我诽谤。”[17]  方励之所言的国外账户、存款是事实。众多高层子女在没有政治改革制约的特权经济改革中成亿万富豪，其中包括邓小平的家族成员。这些特权者存款往往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数额。

邓小平推动经济市场化，但又拒绝接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多党政治制约执政党，拒绝新闻自由监督腐败，拒绝司法独立遏制腐败，帮助红色家族子女利用特权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官倒们“先富起来”的同时，物价飞涨，财政收支严重恶化。1988年，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光大集团、中国工商开发总公司和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等五间最著名官倒公司的特权经营内幕被曝光，引发了全国反官倒的声浪。赵紫阳不得不宣布对“流通领域”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和审计，以平息民怨。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批评中华文明缺陷的系列政论片《河殇》。该片的六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它从反思中华传统文明，批判以“长城”、“龙”代表的“黄土文明”和以长江、黄河为代表的内河文明之专制、封闭、落后，赞颂西方的“蓝色海洋文明”和民主制度，呼吁进行体制变改革。《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并非首创，基本是复述了百余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们“脱亚入欧”的思想。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受到青年学生的广泛欢迎，唤起了知识份子的危机意识和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引发了关于中国未来的出路与发展的热烈讨论。青年们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共政权违反宪法，扼杀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以言治罪的不满，呼吁中共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元老们对《河殇》表达的蓝色之路追求强烈不满，指示宣部驳回了电视台根据观众要求重播的申请。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赵紫阳肯定了《河殇》，支持上海等地方电视台冲破中宣部的禁令重播了该片，使其影响进壹步扩大。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王震等元老大骂赵紫阳，促邓小平“罢赵”。邓小平对赵紫阳推进改革忍无可忍，又开始与李先念等人密谋“罢赵”。[18]  

随著不久后赵紫阳下台，中共将《河殇》批判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禁止传播。围绕这壹电视片之争其实是顺应还是拒绝世界进步潮流之争。西方文明之进步和东方文明之专制、停滞与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若无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的停滞完全可能再延续两千年，精英之士们仍可能集中精力于八股科举，中国仍可能停留在大刀长矛和油灯时代。日本人虚心地接受了伤自尊的“脱亚入欧”思想，选择走蓝色之路，迅速进步富强。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也选择了蓝色之路，但由于外强干预，中国走上了红色之路。二十壹世纪，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另壹系列政论片《大国崛起》。它与《河殇》壹样，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进程的推崇，只是得出不同结论，不是追求自由民主，而是声称选择与本国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这种表述是当年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实际都拒绝政治改革，坚持东方专制之路。所不同的是，张坚持儒家思想的“黄色”专制，而《大国崛起》坚持共产主义的红色专制。

价格闯关

建国以来，中共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通过“剪刀差”搜刮农民，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进入1980年代，政府为应付“洋跃进” 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随著物价上涨，政府维持低物价的补贴负担日益沉重。中共高层对是否应当继续压低农产品价格出现了分歧，以当年制定“统购统销”政策的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主张继续以政府财政补贴维持农产品低价、低工资、高就业的计划经济体系，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政府将很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用于物价补贴既违反经济规律，也难以为继，应尽快取消物价补贴，同时以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进行价格、工资改革。

1988年初，赵紫阳决定尽快放开物价管制，指示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5月，声称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向外宾披露放开物价说：中国有条件冒全面改革物价工资的风险，已决定要“闯价格关”、争取三、五年内理顺价格。邓小平的“闯价格关”谈话经报刊报导，使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发展为全国性的抢购风潮，物价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涨幅接近20％。物价大幅度上涨带来了社会动荡和人民强烈不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的提前披露谈话搞得极为被动，不得不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闯关”，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主持通过了姚依林主持制定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决定放开对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管制。消息传出，全国城市居民恐慌抢购商品，不管需求地抢购火柴、肥皂、毛巾、金饰、皮夹克、羊毛毯、电风扇、缝纫机、洗衣机、录音机、成捆卫生纸等任何商品，至不少商店商品被全部买光。不少人家抢购了多少年都消费不了的毛巾、洗衣皂，甚至上百斤的食盐。抢购物资之外，民众纷纷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应对失控的局面，中共中央不得不于9月放弃“价格闯关”，宣布控制物价，实行“治理整顿”。党内保守派趁机指责赵紫阳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试图将改革逆转，重返计划经济轨道。

民主运动

中共宣布放弃“价格闯关”没能立即结束恐慌和物价上涨。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猖獗的“官倒”使人民的不满爆发，民间要求惩治“官倒”，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随之高涨。1989年1月，方励之、苏绍智、王若水、包尊信等百余知名学者在北京发起了“新启蒙沙龙”，介绍东欧改革情况，呼吁政治体制改政。方励之致函邓小平，呼吁“值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北岛、吴祖光、冰心、胡绩伟等百余位北京各界知名人士分别致函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响应方励之的公开信，全国文化科教学术各界知识人士群起响应，以不同形式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政治民主化，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呼吁制止腐败和“官倒”。

2月，方励之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在人权的标准上存在双重标准吗》壹文，抨击中共对苏联和东欧的人权事件表示关注，而回避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他多年后解释说：我当6102;之所以提出人权问题，是因1988年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四十周年。194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参加了宣言的起草，中华民国也接受了这壹宣言。共产党中国在1970年代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按惯例，对前朝的所有公约和承诺自然接受，除非公开发表声明说某项公约不接受。但中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所以在我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已是接受《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之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当时并不非常超前。但是中国自1949年到1980年代末，人权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里是没有的，或者说，是不准提这个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提人权又是危险的。在1980年代，中国没有人敢提人权这两个字，没有任何发言或文章中用人权这个词。在人权问题上，必须落实到每壹个人，只要在壹个人的问题上不符合人权标准，那就是违背。有人当时提出要求共产党能够贯彻它自己的宪法，而共产党的宪法里就有言论自由这样的人权内容。

4月15日，胡耀邦心肌梗塞逝世。消息传出，北京的大学生立即贴出了悼念胡耀邦的挽联和要求体制改革的大字报，北京各高校学生与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17日，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致全国人大常委员会的《请愿书》提出了公正评价胡耀邦，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为运动中蒙冤者平反，公布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财产状况，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取消北京人大限制游行的法规，以及党政机关报报导此次悼念活动等项要求。紧接著，全国各地学生普遍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请愿诉求。4月19日，北大学生在三角地举行了“民主沙龙”会议，宣布废除官方任命成员的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公布了十壹条基本纲领，提出了“释放魏京生”等项要求，散发了《告北京高校书》，倡议由各高校成立真正代表学生的民主团体，选出代表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统壹领导北京各高校的民主活动。4月20日，谢选骏、远志明等北京学者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声援学生运动，促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

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听取了李鹏和杨尚昆关于学潮情况的汇报，指学生运动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声称运动背后有后台，声言制止学潮“必须是快刀斩乱麻”、“不要怕被人骂，不要怕人家说名誉不好”。[19]  次日，《人民日报》按照邓小平说法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四二六社论），称学生运动“是壹场有计划的阴谋，是壹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壹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这篇社论与1987年1月6日的《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壹样，所传达都是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计划。邓所言的“快刀斩乱麻”不只是虚张声势，而真的开始了军队调动。[20]  

广播、电视播出四二六社论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学生普遍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当局的武力镇压威胁，要求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惩办腐败和“官倒”。4月28日，北京高校学生成立了大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决定各高校不单独与政府对话，由“高自联”代表学生与政府对话，预定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再举行大规模示威，准备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壹行动。5月1日，“北京高自联”在北大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反腐败，惩处官倒，查处康华公司，解除报禁，要求由全国政协出面，组成专家论证小组，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等项要求，并开始筹备全国高校总罢课。

在上海最受学术界和青年学生欢迎的《世界经济导报》举办了悼念胡耀邦座谈会，并将座谈会内容整理成长篇报导发表。半官方的《世界经济导报》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为改革开放服务”为宗旨，从最初的单纯报导世界经济，扩大为兼顾中国改革热点问题，大胆批评壹党专政，坚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引起中共元老们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学生请愿运动中，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取缔《世界经济导报》，《上海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取缔了上海知识界人士举行的声援《世界经济导报》的请愿行动。导报被取缔后，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成为各地请愿的壹项重要诉求，其中北京的记者代表向全国记者协会递交了有千余名记者编辑签名的抗议《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的请愿书。

在全国学生游行请愿浪潮中，赵紫阳出访朝鲜归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反对强硬压制学生示威，批评江泽民和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把事情搞糟了”，对学潮火上加油。他要求改变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尽可能回应学生的民主化要求，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提出政治改革举措等应对举措。李鹏代表元老们的意见，反对赵的主张，认为学生示威运动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部分学生公开反对邓小平等领导人非法。会议形成了僵局。在上海受到邓小平等元老派支持的江泽民召开了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拒绝了赵紫阳的指示，继续整肃了《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江的强硬整肃之举赢得了元老们进壹步的信任。

5月3日，赵紫阳在演讲中作出了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不同的表态，肯定学生要求改革之举为爱国行动，表明推动改革的决心。赵的表态得到全国示威学生的拥护。5月4日，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演讲中指出学生批评政府缺点并等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示相信示威不会成为动乱。同日，北京学生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随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大学响应北京大学生的号召，成立本省市的“高自联”，并开始罢课。

5月13日，北京学生“高自联”在各高校贴出了《绝食宣言》。其中说：学生绝食请愿目的是反对腐败，反对政府拖延和学生对话，要求政府为学生运动正名，要求与即将来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对话。各高校参加绝食的学生队伍头扎白布条聚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绝食请愿。政治学者严家其、苏绍智、包尊信等人在北大贴出了《我们不再沉默》的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大游行声援绝食的学生。5月15日，绝食学生成立了由北大女生柴玲任总指挥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指挥部”，领导绝食请愿，三万多名首都知识界人士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全国各个省会城市的高校学生开始绝食声援北京学生。5月16日，包遵信、季羡林、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千余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知识分子五壹六宣言》，声言“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民主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呼吁“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动民主进程，为建设壹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在学生绝食运动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由于天安门广场被绝食学生占据，中共中央只得改在机场举行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广播讲话说：“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会晤成功符合中苏俩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对此，绝食学生领袖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爱国行动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是个巧合，但我们欢迎他这个改革家。如果他上我们这里来，我们就要求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劝劝中国政府，不要让学生做出更大的牺牲。”。

罢免赵紫阳

中共元老们对赵紫阳上台以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支持《河殇》播映，支持《世界经济导报》鼓吹政改等等决策策早已不满。赵紫阳发表讲话否定邓小平关于学运运动是反党动乱的定性后，邓小平、陈云、彭真、邓颖超等元老再度密谋罢免赵紫阳。邓小平重申有人要推翻共产党的观点说：“事态继续在恶化，已经扩大到各阶层，有不少党员、干部参与，党内高层也有人唱反调。这是壹场政治斗争，是要共产党下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不能作出妥协。要有准备，动乱会在壹些大、中城市蔓延开，要设法阻止。政治局要有个统壹认识，有个决定，不能再等了。” 众元老表态拥护罢赵及调兵镇压后，邓小平发出中央军委主席调兵命令。他担心朱可夫帮助赫鲁晓夫反夺权的情况重演，担心政治局、中央全会和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局面失控，决定调二十万大军进京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使会议“开得更有把握。” 5月8日至12日，邓小平在武汉召见了各军区、集团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要求军队高级将就采取镇压行动表态。众军头表态效忠党。13日，邓小平向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王震、薄壹波、宋任穷等十五位党政军元老通报在武汉会见军方领导人的情况时说：“军队的立场是绝对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指挥的。其他人连壹个师、壹个团，甚至壹个警卫中队都调动不起，我是很放心的。”5月15日，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壹波、宋任穷、邓颖超、余秋里、谷牧、胡乔木、陈钖联等四十多位元老或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向邓小平表态支持镇压行动。邓小平答复；待苏联戈尔巴乔夫访华返苏后，准备实施军事管制、恢复秩序，已下令从沉阳军区、济南军区调动部队进京。

获悉军队正在开赴北京，赵紫阳对作为中央军委第壹副主席而对军队调动壹无所知不满，对未经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军队调动更不同意。5月16日，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表示反对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提出因应绝食学生的要求，改变“动乱”的定性。李鹏等多数常委拥护元老意见，主导会议否决了赵的提议，决定武力制止“动乱”。当晚，赵紫阳在特意要求电视直播的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中说：邓小平虽然已经退，但是根据中共十三届壹中全会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由他作决定。[21] 他通过电视告诉国人和全世界自己对处理危机没有决定权，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上。赵紫阳披露机密是出于无奈。因为，邓小平既要拥有最后决定权，又不想暴露这壹安排，要求总书记赵紫阳承担拒绝与学生对话和调兵对付学生的责任。赵所披露中共高层机密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人和世界都知道中共老人垂帘听政的架构，知道赵紫阳与胡耀邦壹样，只是名义领袖，军委主席都是才是中共的老大。5月17日，严家祺、包遵信等人发表《宣言》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壹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的学生们打出了“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的横幅，北京各界百万人自发走上街头，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表达对独裁政治的不满。

当天，邓小平在家中召集中顾委 “八老” （彭真、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薄壹波、邓颖超）开会，认定学生示威为动乱，宣布决定调军队进京实施戒严。有壹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赵紫阳于当晚按元老要求在中南海召开了有“八老”代表杨尚昆与薄壹波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会上，赵紫阳表示情势没有严重到除戒严之外别无选择，指出戒严不利于解决问题，反会使问题恶化。李鹏、姚依林表示坚持支持邓小平已经作出的实施戒严决定，会议没有必要再讨论是否应该实施戒严，而是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实施戒严。赵紫阳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申明大部份示威者都是爱国而且支持共产党。胡启立明确表示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乔石称对于实施戒严很难表达赞同或反对。常委中两人反对戒严，两人支持，壹人不作表态，会议决定将表决结果报请邓小平定夺。不过乔石在多年后对“5·17常委会投票”说法澄清说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常委会。调兵戒严的事是邓小平召集元老们在家里开会定下来后通知政治局常委们，常委们连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无形中已被夺权。这时，摆在赵紫阳面前有两个选择：壹是接受元老们的决定；二是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分发表电视讲话，将与元老们的分歧公之于众，让国人和军队作出选择，争取改变历史的进程。他没有像当年赫鲁晓夫那样选择改变历史，而是选择了接受党的发落。常委结束时，他提出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当天结束，要求辞职。会后，他嘱秘书鲍彤拟了辞职信。

5月18日，元老们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上，杨尚昆传达了邓小平调军队镇压请愿的决定，赵紫阳表示对邓小平的决定难以理解，胡启立提议以政治局名义请邓小平到会作指示，暗示不赞同邓的决定，芮杏文、阎明复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其余与会者支持邓的决定。会议中，赵紫阳捎信给邓小平说：学生绝食的关键要求是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承认是爱国的运动。我反复考虑，觉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做出这个让步。邓拒绝了赵的意见。下午，邓小平到会，在讲话中称学生请愿是“壹场有组织、蓄意制造的政治动乱，已发展到反革命性质的暴乱。……赵紫阳在事件中采取机会主义，又公开了党内分歧，站到支援动乱的立场上，使事态蔓延，建议暂停赵的党职，至下次中央全会作出解决。”随后，赵紫阳步胡耀邦的后尘，自己提出了辞呈，接受元老们的罢免。当晚，在赵紫阳缺席情况下，四位政治局常委联同“八老”壹起，作出了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决议，邓小平下达中央军委主席令，调动野战军配合坦克实施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请愿运动。晚十时，首批军队第二十六集团军第七十七师到达京郊待命。

19日凌晨，赵紫阳不顾李鹏反对，率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等人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以减少伤亡。他告诉学生关于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含泪说：“同学们，我们来迟了。妳们还年轻，要好好地活著。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间接透露自己将下台。绝食学生们为他的讲话鼓掌，争相与他握手。接受赵紫阳的劝告，学生绝食指挥部于当晚决定停止绝食，开始说服学生们离场。当天，赵紫阳求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答复拒绝会见，“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赵紫阳看望绝食学生的那壹晚成为他最后壹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此后他在软禁中渡过了余生。

关于邓小平罢免赵紫阳，二十多年后出版的《李鹏日记》披露，元老们以江代赵的密谋不是始于1989年，而是始于赵1987年上台后不久。由于赵上台后步胡耀邦后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触怒元老，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元老连续几年在上海过年，讨论接替赵紫阳的人选问题，陈、李多次向邓小平推荐江泽民。邓小平决定罢赵，但对接替人选没有下“最后决心”。在江泽民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后，邓小平作出了以江代赵的决定。关于对赵紫阳的处置，《李鹏日记》披露：“5月31日，邓小平说：赵紫阳不能留在政治局，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宋任穷壹致同意，但对赵紫阳能否保留中委，仍有不同看法；6月18日，李先念和薄壹波提出对赵要壹抹到底。”。

戒严与镇压

5月19日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宣布北京地区从5月20日开始实施戒严（戒严至1990年1月10日才解除）。其实，邓小平在戒严令前早已调北京军区、二十四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沉阳军区的三十九军、四十军，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六十七军等数十万大军开来北京地区。戒严命令发布后，张爱萍等八位上将联名向《人民日报》送交了反对戒严的声明，其中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军队属于人民，不能实施镇压、不能对人民开炮引起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恶化，军队绝不可进军北京”。邓小平命令《人民日报》“绝对不准发表”八上将声明。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拒绝执行进京戒严的军令，被立即免职交军事法庭论处，后被关进了监狱。

5月20日，北京军区第二十七军、三十八军先遣部队装甲车开进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高自联、绝食团联合发表声明“呼吁北京市民抵制军队进城。如果军队进城，我们首都工人将同全市人民壹道保护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绝食八天的几千名学生。我们将以天安门广场为战场，用我们的身体保护大学生及其他绝食者。我们将以我们的血再建壹道巴黎公社墙”。支持绝食学生的数十万北京市民在通往城区的路口上设置路障，拦截军车进城，使军队进城受阻。这期间，有军车被烧毁，军人被打死，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出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和“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还我紫阳！”的标语。奉命进城的军队中有百余名将校反对戒严，1400余士兵弃械逃亡（这千余官兵在事件后被军法严处）。[22]  

同日，邓小平家中再召集陈云、李先念、王震、彭真、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密谋。会上，王震大骂赵紫阳为反革命，李先念称赵是第二个司令部，邓小平拍板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职，称以后经过必要的手续再对外公布这壹决定。元老们讨论了出访加拿大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两天前发表的同情学生的谈话。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元老们感到，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不受控制，于是决定由江泽民接任总书记职，但在接任前须用行动再作壹次表态。商讨后，邓小平电令万里紧急中断访问，飞返上海听候处理，召江泽民到京布置任务。5月21日，陈云主持了“八老”参加的中顾委常委会议，宣布撤消赵紫阳总书记职务，责承江泽民采取措施务使归来的万里表态支持中央的戒严和罢赵决定，暗示万不表态服从则软禁上海。这时，请愿者们都期望万里回国能改变中共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强硬立场，希望人大常委会能讨论和重新审定国务院决定首都部份地区戒严令。北京的学生还准备于万里返国时举行欢迎活动。5月23日，数十万北京市民、学生举行了戒严令后最大规模示威游行，三名湖南青年（浏阳教师余志坚，编辑喻东岳和司机鲁德成）在天安门城楼上贴出“五千年专制到此告壹段落”、“个人崇拜可以休矣”的大标语，然后用颜料涂污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三青年后被逮捕判了重刑）。

5月25日，万里抵达上海，江泽民到机场迎接，向万宣读了邓的指令（壹说向万递交了邓的亲笔信），要求万对元老们的决定表态，随后将万里软禁在上海。与赵紫阳壹样，万里不同意“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请愿作“动乱”定性，不同意派军队镇压请愿，但没有选择改变历史，考虑壹番后表态服从党的决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三位党国名义最高领袖在重大关头不约而同地选择服从党，显示党性对革命党人的巨大魔力。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设法让人民和军队作出选择，其原因壹是由于元老手中军权的震慑；二是他们不能不替自己的儿女们著想；三是作为党的人，党性已经根深蒂固。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有可能对朝廷说不，改变历史，但儒家教育让他万难承受叛臣之名。同样，胡、赵、万有可能对垂帘听政的老人说不，改变历史，但党性教育让他们万难承受反党、叛党之名。

元老们对万里的表态和江泽民执行重要任务的表现感到满意。5月26日，邓小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顾委联合会议，宣布了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决定。5月27日，杨尚昆向政治局传达了元老们罢免赵紫阳、胡启立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决定。同日，万里支持戒严和罢免赵紫阳的声明见报。声明让学生们明白了抗争的失败。学生领袖继续说服学生撤出广场，部分学生反对妥协，坚持在天安门广场抗争。5月28日，中纪委通知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被党开除壹切职务的决定，随后将他押送到秦城监狱关押。逮捕鲍是邓小平的决定。多年后发表的李鹏日记披露：“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警告我们：‘戒严壹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妳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陈云同志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壹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5月30日，示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了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并发表了《民主女神宣言》，其中说“民主女神，壹切专制压迫下的渴望。民主女神，已是广场大学生和亿万人民民主的象征。”从5月19至6月3日，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遍地帐篷的绝食露营区，成为全球日夜关注的新闻焦点，戒严部队受阻于北京百万民众的拦截，难于进城实施戒严。为镇压学生运动，中共调兵规模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和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调动了七大军区的十几个陆军集团军，空降兵军，炮兵师，坦克师，解放军的三大总部壹齐参与，兰州军区、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处于待命状态。中央军委成立了由军委委员刘华清任总指挥，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迟浩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担任副总指挥的戒严指挥部，统壹指挥各路大军。为了加强保密，参加戒严部队壹律用临时代号（这导致许多官兵在途中无法找到自己的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展开之前，戒严指挥部在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成立设立了前进指挥部，在人民大会堂设立了清场指挥部。

6月3日晚，邓小平向戒严军队下达了武力攻入市中心，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4日凌晨，在当局警告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离开后，军队以坦克开路强行入城，沿途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扫射，造成平民、学生的重大死伤。请愿学生、民众在军队开枪镇压之下屈服四散，为时壹个多月的民主运动在军队武力镇压之下夭折。6月4日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6月5日，在解放军坦克列队入城途中，示威者王维林只身阻挡行进中的坦克，不屈不挠。这壹段电视转播震撼了全世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影像之壹。

为时两天的军队镇压过后，北京医院里到处是市民和学生的尸体。时任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的蒋永彦医生后来披露，他诊治的壹名男子枪眼很小，却打碎了心脏，中弹者中有的肝脏被打碎，有肠道内留有碎弹片，证明军队使用了国际公法禁止的开花弹。[23]  关于镇压造成死伤，中国官方说数百，学生绝食指挥部负责人柴玲在后来的英文声明中披露大约3000，香港《壹周刊》报导估计40,000人，其中10,454人死难。

开枪镇压过程中，部分将士抗命，拒绝镇压民众。6月4日，第二十八军奉戒严指挥部命令开进北京。官兵们被开枪镇压后西长安街上的血腥场景震惊。老百姓将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要求军队保护人民。许多士兵气愤扯下领章、帽徽，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听任民众焚烧装甲车和军用卡车不予制止，致上百军车、装甲车和通讯电台车被烧毁。戒严部队指挥部派直升机飞到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向停滞不前的第二十八军喊话，谓“军委首长有令，受阻坚决反击”。第二十八军没有执行实际的开枪命令，成为唯壹成建制没有抵达军委指定位置的部队。六四事件后，该军受到大规模的整肃。由于何燕然等集团军领导层集体承担责任，无人推卸，中央军委决定低调整肃。不想背镇压人民恶名的不仅是二十八军。北京市政府及中央各部门曾组织群众去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据参加慰问的人讲，不管是哪个部队，在与慰问者交谈时，都壹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二十七军以军党委的名义给河北省委、省政府写了壹封信，要求他们转告河北省人民，二十七军去北京执行任务没有向民众开壹枪。二十七军此举将了同省的三十八军壹军。三十八军向中央军委投诉二十七军的作法。没想到，中央军委并不包揽责任，回复说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了。那些在进京时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和立功授奖的军人们风光壹时，很快“平暴”事迹变成了精神负担。许多执行过戒严任务的官兵在复员转业前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事迹”，担心到了地方工作会受到歧视。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亚佐夫元帅授勋，表彰他在1991年“八壹九”政变中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相信何燕然等人也会在将来获得表彰。

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在讲话中称：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壹步发展到的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壹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6月下旬，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举手通过中顾委元老们的几项决定：撤销赵紫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壹副主席等职务，对赵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撤销胡启立、閰明复、芮杏文等几位高层的职务，任命江泽民为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据说，江泽民没有在陈云主持的中顾委常委会宣布任命后就职。他以胡耀邦、赵紫阳上台不久即被罢免为前车之鉴，坚持要求经过中央全会正式选举后才就职。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看望绝食学生的温家宝因向元老们递交了长篇揭发赵紫阳的材料而获留用。

会上，李鹏作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赵紫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会公报重申邓小平的意见说：“两个月来的学潮是壹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暴乱，其目的是要推翻中共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四”开枪镇压后，中共在全国展开了抓捕和清洗，学生、工人、知识分子请愿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抓捕、判刑或通辑，中共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解散，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刊。至此，邓小平首倡，胡耀邦、赵紫阳推动，国人追求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血腥镇压和大搜捕中划上了句号。有人评论“六四”镇压说：“枪声壹响，变偷为抢，天安门的坦克为贪腐开了路，权贵掠夺国民财富再无制约。”三十多年前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部署“引蛇出洞”计划说：“匈牙利事件的壹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在《走向反面》壹文中提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邓小平在《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中要求在工矿和农村基层“放长线钓大鱼”。三十年后，邓小平倡议体制改革于前，下令武力镇压于后，实施了另壹次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从清末到民国，没有壹位统治者想过以武力镇压学生请愿，更没有壹位统治者调军队镇压学生请愿。清末是空前绝后的宽松自由时期。绅商们可以壹而再，再而三地组织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不仅上京到中央各部门递交请愿书，更直往摄政王府请愿，不理会王府警卫劝归，日夜守候，非要向摄政王当面递交请愿书。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被捕后，清廷不杀，不刑，派亲王到狱中探视，好言相劝放弃革命与恐怖，为国家效力。袁世凯为首的历届北洋政府均视学生请愿，报纸抨击为平常之事。袁世凯爱国爱民，积极推动立宪共和，治下除爱国运动请愿外没有出现过对暴政的请愿。段祺瑞政府卫兵遇袭后与暴徒枪战造成学生死伤，段闻讯赶到现场，长跪谢罪，发誓从此食素，并信守了誓言。翻开清末、民国以来的报纸，其中骂朝廷，骂皇帝，骂政府，骂袁世凯、骂蒋介石的文字俯拾皆是，没有哪壹位统治者动不动就扬言要让学生流血。1945年，中共发动“第二条战线作战”，在昆明组织学生请愿，刻意挑战政府管治底线，制造了炸死学生事件，国民政府将云南军政大员撤职回复学生请愿。在大陆学生民主运动之前，台湾的反对派策划了“美丽岛事件”，以暴力挑战国民党政府的管治，蒋经国下令克制，拒绝以暴易暴，决心走向民主。然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中，邓小平杀气腾腾，完全拒绝与请愿者对话，壹而再，再而三地声言要用专政手段，要不怕流血（后来，中共出版《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原中办文件中“不怕流血”之句），调动几十万大军镇压请愿学生，邓所言的流血无非是要让学生流血。如此对待学生的统治者，世界史上绝无仅有。

六四运动中，美国方面对中国当局暗中支持。“西方世界要求联合制裁中国时，美国总统布什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致密函给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第二天，小平同志就复信布什总统，同意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布什总统接到回信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壹名秘书。有了布什总统的支持暗示，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之前对陪同的总理李鹏和外长钱其琛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不要说七国制裁我们，七十国也没有用。”[24] 

当时有“中国的萨哈罗夫”之称，在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影响力的方励之教授被指为六四运动的后台面临被捕。他没有选择在国内抗争，而是走进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当年11月，基辛格访华时与邓小平谈交换条件，中方提出了停止对华经济制裁和美国邀请江泽民访美两要求。对第壹个条件，美方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由日本出面提出恢复对华贷款。中美达成了妥协后，北京宣布驱逐方励之，华盛顿解除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在方励之夫妇离开北京后，七大工业国在日本召开会议，决议恢复对中国的贷款。[25]  

共产国家的演变过程

1989年，几个重要事件对共产体制下的东欧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壹，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不再武力干涉东欧人民的选择；其二，波兰的团结工会顶住了苏共的压力，在政治舞台上走向胜利；其三，中国的民主运动。东欧各国原本有自由民主传统，共产主义制度是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谋划分欧洲的结果，是斯大林武力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以武力建立的统治必须靠武力维持，戈尔巴乔夫不再出兵干预东欧的承诺使东欧各国的共产主义制度顿时失去了支撑，三大事件极大地鼓舞了东欧各国人民恢复自由民主制度的勇气。在波兰，天主教徒和反共人士组成团结工会非暴力反抗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已经持续多年，并在人民的支持下走向胜利，迫使波兰共产党（波兰统壹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决议，在共产阵营中率先宣布结束壹党专制。1989年春，波兰统壹工人党、统壹农民党、民主党、教会、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团结工会在华沙举行政治协商的圆桌会议，决定建立三权分立的两院议会民主制，宣布“波兰独立团结工会”合法化。6月4日，波兰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会民主选举。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民主派赢得了胜利，在参议院100个自由选举席位中赢得92个，而执政的波共在参议院连壹席也未赢得。选举后，波兰抛弃共产制度，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1990年，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在匈牙利，以卡达尔为首的共党改革派顺应人民变革的要求，率先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开始了政治革新和经济自由化的进程。1989年，匈共为1956年人民起义领袖纳吉平反，为纳吉等人举行了数十万民众参加的隆重重新安葬仪式，为苏军在镇压中杀害的民众建立了纪念碑，与反对党开始和平协商，共同举行了政治妥协的“三方圆桌会议”，讨论应付经济与社会危机，起草了民主制的新宪法，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允许人民投奔西方国家。随后，匈共更名为社会党，与人民壹起抛弃了共产主义。11月26日，匈牙利全民公决投票决定，结束共产党的壹党专制，改行总统制和多党制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新政府宣布，将共产党组织清除出政府机构，清查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财产，解散匈共的“工人卫队”，宣布从此禁止政府机构中存在任何政党组织。1990年春，经过两轮国会民主选举，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近半国会席位并组阁，匈牙利和平地告别了独裁体制。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也于1989年9月开放了通往西欧的边界。11月，十几万民众在首都布拉格持续举行了非暴力游行请愿，要求结束共产制度。捷共顺应民意，与各党派举行了民主选举。“公民论坛”赢得了选举胜利，领导七七宪章运动公民论坛领袖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总统，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领袖杜布切克当选联邦议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四十多年的共产党专制时代结束。国际社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体制变革称为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东德，各大城市民众在1989年10月同时举行了要求民主化的教堂和平守夜活动。守夜活动迅速发展成示威浪潮。担任德共领袖近二十年的昂纳克在全国各地的请愿浪潮中宣布辞职，克伦茨接任德共领袖。11月9日，德共效仿匈共、捷共，宣布取消进入西柏林的边界管制。被围墙隔绝了几十年的东德民众捣毁柏林墙，登上勃兰登堡大门，潮水般地涌入了西柏林。柏林墙的轰然倒塌标志四十多年铁幕和欧洲共产主义制度的终结。随后，东德共产党领导层宣布集体辞职，西德总理科尔根据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提出了两德统壹“十点计划”。12月，东德国人民议院修改了宪法，十六个党派的圆桌会议决定举行大选。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四十多年来首次议院民主选举，主张德国统壹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标志东德人民抛弃共产主义制度。8月，东西德签署了统壹协定，10月，德国重新统壹。在保加利亚， 保共在人民请愿和东欧其它国家巨变的压力下于1989年11月宣布放弃壹党专制、大赦政治犯、实行自由选举，掌握最高权力四十多年的保共领袖日夫科夫宣布辞职，保共与反对党举行了圆桌会议。1990年6月，保加利亚举行了全国大选，终结了共产党独裁的时代。在南斯拉夫，各民族趁东欧剧变谋求独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解体，各共和国走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导致了随后的巴尔干地区的流血、骚乱、内战和种族灭绝。

在罗马尼亚，1965年以来壹直垄断最高权力总统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坚持独裁，强硬镇压民主运动。在中共军队镇压六四运动时，齐奥塞斯库发表了中共极为需要的支持声明，让中共元老们感到了共产主义阵营撑下去的希望。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欧洲民主化浪潮中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共相濡以沫，派政治局常委乔石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声言坚持共产党独裁，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乔石，收到了乔转达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李先念的问候及“祝愿罗人民沿著社会主义道路继绩前进并取得更大成就”的口信。大会闭幕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致电齐奥塞斯库，“热烈祝贺他再次当选罗共总书记。”几天后，罗共仿效中共，下令开枪镇压蒂米什瓦拉市的抗议民众，激起了罗全国的示威请愿浪潮。这时，中共壹面在国内控制传媒，封锁东欧共产国家巨变和罗共开枪镇压的消息，壹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行使否决权，否决了联大对罗马尼亚当局镇压示威的谴责议案。面对罗共抗拒变革，拒绝对话，坚持武力镇压政策，罗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西方国家和包括苏联在内的几乎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声明支持和西方国家物资援助下，于推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圣诞夜，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救国阵线迅速组成的军事法庭以“对抗罗马尼亚人民的罪行”处决并没收全部财产。齐氏夫妇被执行枪决的镜头，以及其生前的豪华宫殿和财富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中共众高层壹同收看了处决纪录片，大家壹片沉寂。有人说：“不镇压反动分子，我们就会落得这个下场。”邓小平说：“如果我们不改革，不好好为人民服务，我们的下场也会这样的。”[10]   罗马尼亚临时政府成立后，西方国家和巨变中的东欧各国迅速承认了罗马尼亚临时政府，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声明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选择，就连被中共称为“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迅速承认了新政府，表示尊重罗马尼亚人民的意愿。中共控制传媒继续封锁东欧和罗马尼亚巨变的消息，《人民日报》成为世界上最迟报导齐奥塞斯库被处死消息的报纸。1991年12月，罗马尼亚举行全民公投批准了新宪法，罗马尼亚转型为民主制度。

在共产革命发源地苏联，深刻的社会变革早已开始。进入1980年代，垂死的苏共最高领袖接二连三死在任上，苏共内外壹致感到了变革的迫切。1985年，戈尔巴乔夫在制度危机中接任苏共总书记。他在儿时就领教了共产政权的残暴，父辈在1933年大饥荒中饿死，祖父在“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外祖父被判长期监禁。他清楚共产政权带来的专制暴力、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党员都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新闻宣传谎话连篇。在1986年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公开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方针，要求在思想上多元化，在政治上放弃专制，建立多党制和议会政治，在经济上承认私有制，要求军队非党化、国家化。根据“公开化”方针，苏共废除了长达七十年的媒体审查制度。舆论自由化后，壹大批揭露斯大林罪恶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解禁，众多苏共长期隐瞒的历史事实被披露。例如，苏共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中国人、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屠杀和迁移，摧残其它民族语言文化；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的“大清洗”屠杀；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策划瓜分波兰，共同挑起了二战、在二战期间制造了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苏联长期采取军国主义政策，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官方宣称的16%，而高达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亿科研经费中有近200亿用于了军事研制等等。[11]  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可比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在推动“法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政治犯，为百万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其中包括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对派领袖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批准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公开发表，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恢复国籍，解除了对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流放。在推动“民主化”方面，戈尔巴乔夫要求遵循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民主原则。

1988年底，苏共宣布于次年春举行人民代表选举。以往，人民代表的选举全由苏共事先决定候选人。在开始推行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提拔人才，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第壹书记叶利钦提拔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壹书记。叶利钦上任烧了“三把火”，壹是主张取消苏共的特权；二是揭露官场腐败；三是冲击官僚体制，大批撤换老干部。叶氏这三把火轰动了全国，让民众拍手称快，官员胆战心惊，为自己树立起了改革斗士形象。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即席发言，抨击戈尔巴乔夫须对改革滞后负责。他的发言不仅挑战了党领袖的权威，也挑战了党的规则，引来中央委员的围攻。在主张被拒后，叶利钦提出辞去党职。他挑战苏共操控选举的规则，宣布以个人名义竞选人民代表。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部长没有权利当选人民代表。叶利钦毅然辞去部长职专注竞选，与选民见面，参加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出席电视辩论会，抨击苏共制度，宣传自己的改革纲领，展示自己廉洁为民的壹面。1989年春，苏联电视和无线电直播了首次举行的部分人民代表差额直选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众多非共产党人士当选人民代表，而苏共壹些领导人落选。叶利钦击败苏共内定的候选人，以90%的高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宣布，苏联将实行多党制。1990年1月，叶利钦推动形成了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从而废除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壹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

戈尔巴乔夫原本试图通过体制改革挽救苏共的统治。但是，随著公开化和军队非党化政策推进，共产主义制度赖以维系的基石——暴力、谎言和隐瞒迅速瓦解，壹系列政治改革举措瓦解了共产制度的基础，共产体制走向崩溃。在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代表“民主纲领派”提出放弃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目标，改苏共为社会党，取消军队、政治部门和国家机关中的基层党组织等深刻变革的主张。在主张被大会拒绝后，叶利钦当场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在随后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演说中，叶利钦申明反共立场，要求苏共交出权力，让企业摆脱共产党的控制，拥有真正的自主权，要求在农村废除公有制。经过三轮角逐，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当选后，他开始在莫斯科剥夺共产党的权力，提出解散苏联的主张。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随后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取缔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的活动。戈尔巴乔夫顺应变革，主动放弃特权，同意参加叶倡议召开的“圆桌会议”。

苏共党内的传统派对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强烈不满，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政变，命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度假中的戈尔巴乔夫，力图挽救苏共和苏联的旧体制。这时，人心所向决定了历史走向。政变集团在发动政变前派去逮捕或就地处决叶利钦及“民主派”的十几位主要成员的克格勃精锐“阿尔法”分队拒绝执行逮捕令及关闭机场，切断莫斯科对外通讯等命令。叶利钦得知政变，立即采取了壹系列应对行动：准备了致俄罗斯公民的呼吁书，驱车前往议会大厦（白宫），爬上了—辆包围白宫的坦克，宣读呼吁书；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举行总罢工；组织支持者劝说包围白宫的军人倒戈；电话与西方各国领导人联系，寻求支持。军队将领不支持政变，被调入莫斯科的军队在民众的说服之下倒戈，调转了坦克炮口。随著政变失败，苏联共产制度也走到尽头，民众对苏共统治的不满爆发，人们高喊“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要求“取缔苏共”的发言得到全场掌声支持。民众推倒了矗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情形与德国民众拆除柏林墙壹样。8月下旬，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非法。随后，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全苏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热潮。11月，叶利钦发布总统令，将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权力、财产和机构划归俄罗期联邦所有，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接管苏联的国家银行对外经济事务银行，剥夺了苏共的财政来源，限令约八十个联邦中央部委解散，禁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活动，取缔俄罗斯境内的克格勃、内务部以及军事机构中的政治机构，停止《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共产党报刊的出版，将苏联中央电视台收归俄罗斯所有，[12]  解除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扯下楼顶上的苏共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碑。

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应人民强烈的反共要求，同时发表了历史性声明。叶的声明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多年的试验，马列主义被证明是壹套荒谬绝伦、祸害人类的邪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前苏共暴君斯大林为奴化全人类，自己做共皇，以饿死俄罗斯人民的血汗钱召集世界各国的流氓、恶棍、文痞、政客组织共产党，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极大的罪恶和灾难。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有屠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国家赔礼道歉。我现在郑重宣布：

（壹）俄罗斯境内的共产党非法并要受到法律制裁；

（二）壹切参与政变暴乱的共产党徒须到指定机关自首登记等候处理；

（三）没收苏联共产党全部财产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说，苏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政变中未能站出来谴责和抵制政变，应自动解散，他本人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接著，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壹决议，苏共的机构被关闭，所占建筑物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解体。圣诞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苏联的最后壹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克里姆林宫旗杆上的镰刀锤子旗降下，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升起，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走入了历史，苏联共产党的统治结束。

受到东欧人民推翻共产政权的震动，蒙古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开始了放弃独裁，顺应进步潮流的进程。蒙古的独立和共产政权是苏共操纵的产物。苏俄操纵蒙古宣布独立，建立了苏俄模式的壹党独裁政府。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法治化”改革方针鼓舞了蒙共内的改革派。1988年12月，蒙共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决定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选举改革派领袖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新领袖巴特蒙赫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错误著手，召开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解除了在位长达三十年的前领导人泽登巴尔的职务，谴责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追随苏联的政策，谴责他们压制、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异己，带给蒙古饥荒和恐怖。会后，蒙共改革派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蒙古人民革命党实行政治改革和放松管制政策后，反对党立即涌现出来。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主要反对党壹致要求改行西方民主制度。1989年底，在东欧巨变影响下，蒙古的反对派结成联盟，掀起了民主运动。1990年初，蒙古反对派联盟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运动，要求废除共产制度。顺应进步潮流，巴特蒙赫在蒙共十九届八中全会上宣布辞去国家元首职务，建议蒙共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建议蒙共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主动放弃权力垄断。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辩论决定，接受反对派联盟的全部要求。4月，蒙共再召开了十九届九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与其他党派平等竞选。

为在选举中获胜，蒙共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组，更换了80％的中央委员，为几十年间的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的亲信进行审查，将其中壹部分人开除出党，同时大力精简机构，撤掉了中央八个部和壹个处，精简了国家机关十壹个部委局，宣布提高职工工资和退休金以及改善日用品供应的壹系列举措。蒙共的真改革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在1990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战胜了成立时间不长，缺乏执政经验的反对派联盟，赢得了大人民呼拉尔中85％的席位和小呼拉尔62％的席位。大选获胜后，蒙共与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然而，蒙古人民不愿再接受共产制度，反对派组织要求彻底抛弃共产主义，真正迈向民主化。不久，蒙古举行了总统直选，反对派代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壹位总统。1996年蒙古反对党上台执政，蒙古平稳过渡到了多党民主政治体制。

越南是受共产革命祸害最深的国家之壹。苏共和中共以越南为演兵场几十年，使整个越南长期遭受战火蹂躏。越共被中越边境战争长期拖累，被迫在边境地区长期布署二十万大军以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无法在1980年代初像中国壹样推行改革开放。1986年，越南政治强人黎笋去世，越共改革派主导开始了“革新”。越共提出的改革与中共的改革完全不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拒绝任何的体制改革，拒绝对执政党权力的约束。越共拒绝邓小平式制造腐败的假改革，决定顺应世界潮流，同时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革新，接受宪法约束，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做国会代表，抛弃共产党指定国会代表的橱窗作法。中共的改革否定司法独立，设立了政法委、中纪委等凌驾法律之上，破坏法制的机关，创造出了不走司法途径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剥夺公民沉默权和自聘律师权的“双规”办法，黑箱办案，越共的革新则申明恢复司法独立，宣布共党组织不能干预司法。

在东欧巨变后，越南向著民主制度快速变革。1992年4月，越南八届国会第十壹次会议通过了越南的第四部宪法。其中强调国家壹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行人民代表制度。与中国由中共组织部门任命人大代表的情况不同，越南从1993年起开始举行国会代表全国差额直选，要求候选人须提前六十天在新闻媒体上公示简历及财产情况，须安排至少壹周时间与选民直接对话，申明民众可检举不合资格的候选人。经过三轮无记名投票，越南选出了反映民意的国会代表。在九届五中全会上，越共开始实行质询制度。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集体提出质询。2000年，越共实行了土地改革。胡志明时代，越共追随中共，打著改革旗号霸占私有土地，杀害地主。在新世纪，越共推行了逐步恢复土地私有的新土改，抛弃集体所有制，明确“农户二十年使用权”，期间农民可以出租、抵押和买卖土地，也可以申请土地“农转非”，即出让土地，与政府分享土地出让收益。2002年开始，越南国会享有了直接质询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权力。2006年，越共中央公开了包含放弃壹党专政内容的政治报告草案，请媒体和人民自由提意见。同年，反对党出现，越南民主党宣布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反对壹党独裁促还政于民等项宗旨。2007年，越南五千万登记选民从857名候选人中直接选出500位国会代表，越南开始从“共产党大于法”向民主社会转型，司法独立逐步确立。2010年，越南制定了“阳光法”，规定官员必须财产公布。对于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步，中共控制新闻媒体不予报导。2013年，越南决定修改“九二宪法”，删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文，增加保障人权、公民权、生命权、隐私权、私有权、福利权、民族权等宪政条款，决定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名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彻底抛弃共产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开放党禁、报禁，恢复曾经在南越实行了二十年民主制度。曾经接受中共领导的越共走出了与中共完全不同的真改革之路。有人总结越共改革成功的原因为：越共中没有邓小平那样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强人。

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伊万·亚历山大维奇·伊林早在1930年代就曾指出：共产主义反人性，鼓吹仇恨、互相斗争，互相残害，互相揭发；共产主义反社会，强制剥夺勤勉人的财产，让不劳而获的地痞流氓窃取享用；共产主义不会带来公平，共产主义理论鼓吹的平均和公平只是蛊惑口号。所有的人从出生时就不是均等的，是有区别的，以暴力去追求平均反而破坏平均和公平；共产主义不会解放人类，只是带来强迫、剥夺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共产主义是荒诞的，恐怖的。[13]在共产主义肆虐百年后，欧洲人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罪恶及其与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认识到了在独裁、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封锁媒体、进行全民洗脑等方面，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不会有例外。结束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家都做了几件事：清算共产党罪恶，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清算共产党暴力夺来的党产，和重写二十世纪历史。

在捷克，民选新政府组织了壹系列共产极权受害者纪念活动，揭露共产主义罪恶，追究原捷共最高领导人胡萨克、雅克什当年支持苏军入侵的罪恶。1991年，捷克议会通过了《除垢法》，决定对前共产党迫害者，包括共产党的线民，进行法律追究。捷克《今日新闻》刊出的《二十世纪的故事》文章写道：建立政权后，捷克共产党施实了土地改革法，宣布另壹项法律成立合作社。人们知道苏联集体化的可怕后果。农民不想入合作社。于是，捷共推行了恐怖的反富农运动，宣布富农有罪，没收了他们的庄园和财产，然后富农家庭扫地出门。1989年以后，虽然许多家庭收回了自己的庄园，但是集体农庄已经弄得破烂不堪，变成了屋顶坍塌的废墟。非营利性组织Post Bellum以追究共产党的刑事责任为宗旨，致力于搜集整理“见证人回忆记录”。捷克专制制度研究所把前秘密警察的档案的复印件都放在互联网上公开，供人查阅。每年11月18 日，捷克民众自发都举行纪念活动，庆祝终结共产制度。2007年5月1日，数千人参加了在布拉格莱特纳公园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专制”集会。捷克总理米瑞克•托普兰内科在集会上说：必须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了解共产主义的暴行，这样他们才能确保在未来不再重蹈共产悲剧而让民主常在。2009 年3月，欧洲议会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听证会”。会上，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在致辞中表示，必需反思共产主义罪行，并将这些罪行告知下壹代。2010年，经捷克最高宪法院裁决，捷克政府通过的对共产极权下反共受害者国家赔偿和表彰的提案成为法律。

在格鲁吉亚，议会全票通过以“清除共产主义污垢”为主要内容的《自由宪章》成为法律。《自由宪章》将共产党等同纳粹，禁止在格鲁吉亚公开传播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禁止前共产党官员、共青团员、前共产党秘密警察担任政府部长、司局长、法官、高等院校的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等壹系列公共职务，限制这些人在军队和警察部门中工作。它这项法律谴责共产主义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进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迫害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表达及其他自由的，规定必须清除公共场合的镰刀锤子、红星等共产党标志，必须全部更改带有共产党特色的地名、街道名称。法律的起草人、“强大的格鲁吉亚” 党领袖托尔特拉泽说：“《自由宪章》法根本不会限制公民自由，也不会给民众带来不便。正相反，这项法律可更好地保护格鲁吉亚的独立和公民的安全，能更好保证格鲁吉亚走民主道路。只有担心过去的罪恶被揭露出来的人才会反对这项法律。”议会中的“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委员会”领导人托尔恰什维利指出：“前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以及曾经为苏联安全部门服务过的人士必须主动说明自己过去的历史，或是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公开他们的历史，以让公众知道他们过去的身份。”格鲁吉亚总统、以及议会中各个党派将分别派出代表参加清除共产主义污垢委员会，参与监督《自由宪章》法的实施。

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不顺利，围绕是否推倒列宁像已经争论了二十多年。2008年，乌克兰宪法法院裁决，共产主义者使用的饰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违法，禁止在正式场合出现。乌克兰全国各地同时举行了纪念1000多万大饥荒死难者的活动。但是，乌克兰各地主要广场上仍然矗立著列宁像。乌克兰共产党人在列宁像下搭设帐篷过夜巡逻，誓言要保卫列宁雕像。乌克兰2013年底，乌克兰民众举行了反政府“百万大游行”，推倒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壹名基辅市民说：“我真是太高兴了，终于等到了这壹天。我们等了太长的时间。”乌克兰自由党声明说，列宁像象征著苏联占领和对乌克兰的殖民奴役。乌克兰不可能带著这样的标志拥抱欧洲文明。推倒列宁塑像是个重要的象征性举动，它意味著乌克兰告别共产党极权专制，告别过去苏联遗产。” 随后乌克兰人民自发推倒城市和乡村遗留的列宁雕像。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科卢茨克说：“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的塑像竖立在那里，不能让我们的后代看著这些刽子手。”自由党的壹名国会议员说：“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都经历了清算共产党统治历史的过程，乌克兰也应该走这条道路，不推倒列宁像，不解放心中的枷锁，乌克兰就不会成为壹个文明法制国家。列宁的支持者们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和民族灭绝。他们制造的政治迫害给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带来了太多的苦难。他期望伴随著列宁像的推倒，苏联遗留下的思想也会从乌克兰人的头脑中被清除掉。乌克兰文化部长基里连科表示，从1917年至1991年统治乌克兰的共产党极权专制政权，将被认为是犯罪制度。这个政权在统治期间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灾难。”2014年7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解散共产党议会党团的决议， 2015年4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发第2558号法案法案，在乌克兰全面禁止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禁止在公共场合使用任何与之有关的标识，包括国歌、国徽、旗帜、纪念品，还有城市、农村、街道名称等，禁止引用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违法者将面临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法案在总统波罗申科签署后将正式生效。法案起草者之壹利亚申科说：“我认为这是国会的历史性决定，早在乌克兰独立时就应该做这样的决定。”法案另壹位起草者卢森科表示：“那些以列宁、斯大林、蔡特金命名的街道都要重新更名，不允许对集权统治头目进行宣传。”

在匈牙利，紧临布达佩斯Andrassy大街的匈牙利苏式政治安全局总部旧址现在被改为“恐怖屋博物馆”。在博物馆大楼顶层上突出的边沿两侧，有两个漏空的倒写大字悬挂在上，如有折射的阳光，就可在墙上清晰地看出TERROR(恐怖)的字样。字中央有两个标记(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征给匈牙利人带来恐怖的匈牙利纳粹分子和共产党。走进恐怖屋，两块并排的玻璃纪念碑上刻著象征法西斯和共产党箭十字和五角星，分别用匈牙利文写道“纪念箭十字和共产党的死难者”，碑前摆列著花圈和点亮的蜡烛。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流亡摄政皇霍尔蒂在回忆录“匈牙利的壹生”中提到，获悉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消息他深感痛惜，留下遗嘱希望叶落归根，但必须等到最后壹个苏联士兵离开匈牙利的国土。1993年匈牙利重获自由，霍尔蒂的遗体被运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乡，Kenderes。美国驻布达佩斯外交官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 “匈牙利的壹生”序言中写道：“霍尔蒂以极大真诚严峻地预测，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对匈牙利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明。历史证明了霍尔蒂忧虑的合理性，希特勒曾给匈牙利带来壹场灾难，但1945年后苏联的共产统治却摧毁了匈牙利民族的灵魂。”霍尔蒂的担忧在东方同样应验，日本侵略也给中国带来了壹场灾难，然而共产统治同样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恐怖屋”博物馆的第壹层陈列壹辆苏联坦克，壹侧的墙壁上贴满了被共产党无辜夺取了生命的受难者。整个场面相当昏暗，仅有微弱的灯光照明似乎是象征著地狱般的那个时代。博物馆的主题有三个：纳粹和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当时百姓的反抗和苦难。恐怖屋底层直通三层的壹堵墙上贴满了死于共产党政权的死难者的照片，让这些亡灵感到欣慰，后人没有忘却他们。在不远之处的墙上却挂满了另壹类有名有姓的的“标准像”，他们是壹批曾占满无辜者鲜血的国安部官员。壹楼的展厅之壹： 壹群沾满人民鲜血的秘密警察。在底层的尽头有壹部电梯可进入阴森森的地下审讯室，即地牢。参观者大都在壹个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脚步，背景还传来事先的录音，是壹位当时的清洁工描述行刑时的情景。二楼的壹个展览厅主题是苏联西伯利亚强制劳动营，建营地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地方。地毯上绘制著壹张大型地图，其中标记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营地。四周的图片和屏幕展示了惨烈情景，厅中央的锥形橱窗陈列著受害者的遗物等。恐怖屋的壹个展厅展示了许多洗脑宣传画以及电影等素材，把共产党头目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我们的父亲”和“我们智慧的领袖”，全国上下，家家户户挂满党魁的照片，形容老百姓“安居乐业和欣欣向荣的生活”，还有些巨幅宣传画，其中独裁者科拉西亲密地与热爱他的民众在壹起。

在俄罗斯独立之后的新政府决定把1974年莫尔多维亚和彼尔姆劳改营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并点燃蜡烛悼念遇难者的10月30日定为苏联政治迫害遇难者日。此后每年的这壹天，成千上万的政治迫害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在索洛维茨石头旁集会、献花，纪念共产革命的死难者。俄罗斯政府在莫斯科市中心建立了国立古拉格博物馆，莫斯科市长特令将市中心的两层楼房提供给博物馆使用。博物馆副馆长罗曼诺夫说，博物馆的任务就是揭露共产主义罪恶，向民众介绍斯大林大清洗和政治迫害，讲述古拉格劳改营的黑暗历史。俄罗斯政府还推出了揭露苏共迫害的旅游线路。其中包括著名的古拉格集中营、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总部。克格勃总部大楼地下室曾是秘密监狱。仅在1937年就有2500多人被关押在这里，活著出来的只有24个人。而且这里的牢房编号不连续，为的是不让被关押者猜到自己在楼中的所在位置。“大清洗”时，莫斯科市最高军事法庭大楼里流水作业，每十几分钟就宣判壹个人死刑。已知在被这里被判死的人数超过了4万。另据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到1938年壹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对681,692人的处决。在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市，政府将原人民委员会和托木斯克秘密警察的总部大楼改建而成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以揭露了共产主义的血腥与残暴。博物馆入口处的牌匾。上面写著：永恒纪念1917年之后在托木斯克土地上几十年反人民恐怖中的受害者。十月革命后，这里关押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遭到共产党政权流放的人士。在“大清洗”中，院落被当作刑场，许多人被处决后就地掩埋。被捕人士被临时关押在这里等待提审，他们的命运在当时仅有两种，或是被处决，或是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负责人的哈涅维奇说：斯大林时代，有50万人被驱逐到托木斯克，其中壹半的人因为疾病、严寒和饥饿而死去。莫斯科中央当时还想把更多的人流放到这里，但当地政府已无力接收，因此只好作罢。博物馆的展品中有秘密警察使用过的脚镣和手铐，手枪子弹等。博物馆分成好几个展厅。壹个展厅专门介绍了当年的牢房。根据幸存者的回忆，狭窄没有通风的牢房在政治迫害最高潮时曾壹度关押过20人到40人，人们几乎没有坐的地方。另壹个展厅分成三面展墙。壹面墙介绍了当年被处决人士的简历、照片。这些人中有红军将领，也有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学者、教授，同时也有沙皇时代的贵族。通常是丈夫被处决，妻子和小孩随后变成人民的敌人被关入集中营。博物馆工作人员玛丽娜说：“在那个年代，党为妳选择妳要读的书，党为妳指定妳想唱的歌，党甚至为妳寻找配偶，所以普通人其实没有任何私生活可言。展品中还有壹批1930年代的秘密警察文件的复印件。其中有莫斯科总部下达的在苏联每个地区应处决和投入劳改营的人数。各地秘密警察必须完成指标，否则会被处罚。各地区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指标，甚至展开了杀人竞赛。托木斯克的秘密警察请示莫斯科中央要求提高处决人数的门槛。壹份斯大林签字的复印件内容是命令把处决人数提高到6600人。苏共政权当年还专门组织了消灭富农的运动，把富农当作壹个阶级从整体上消灭掉。因此把富农分成了三个等级。第壹个等级的人被处决，把他们称作是反革命。第二个等级的人把他们流放到远离家乡的古拉格集中营。第三个等级的人是把他们发配到所在地区的其他城市或是农村。当年颁布的壹些命令更要求人们之间彼此告密。比如夫妻之间必须相互监视，并报告对方的反革命行为，否则将面临5到10年的集中营生活。”博物馆建立以来，这里相继树立起了当年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等民族受害者的纪念碑。如今，纪念共产革命死难者的纪念馆遍布俄罗斯各地。在列宁下令组建集中营，大举屠杀俄罗斯人的事实被揭秘后，长期被谎言蒙蔽的俄罗斯人将苏共广为宣传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列宁语录改“杀人，杀人，再杀人”。俄罗斯史学界教授联合组建了电子图书馆，提供苏维埃恐怖真相的图片、文件供人们查阅。人们这才知道，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在几十年前就已批判列宁。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壹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作家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撰文披露：“列宁曾经写信给捷尔任斯基建议逮捕三十到四十个教授，以恢复秩序。列宁无情的指示枪毙隐藏种子粮的农民。他丝毫没有想，没有种子将来农民怎么生存。由于列宁下达的命令，在伏尔加河壹带引起大饥荒，没有出路的农民，只好互相吞噬……”[14]

民主化之后的波兰的宪法明确定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波兰都是非法组织，议会还颁布了壹项要求清算波兰共产党的法案。议会颁布的“波兰清算前共党同谋者”法案增补条例规定，议员、政府人员、律师、学校领导、大学讲师、记者、经济界领导人必须公开他们与前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关系，交代清楚他们或曾作过秘密警察、特工、线人等不光彩的历史。，议会通过法案大幅度削减前秘密警察，以及当年参预镇压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共产党官员退休金，还立法下令地方当局必须把所有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广场等建筑和地名改名。

清理共产政权的秘密档案方面，德国的工作具有代表性。1950年，德共效法苏共建立了以本国人民为敌人的国家安全部（斯塔西，Stasi），至1989年，该部已是九万人的庞大机关。柏林墙被推倒后，国家安全部开始销毁四十年来迫害人民秘密档案。1989年12月初，壹位女医生发现国安部办公楼冒出黑烟，意识到该部正在销毁档案，于是叫上四个女友冲进了秘密警察办公楼要求接管档案。被国安部拒绝后，她们叫来检察人员、警察和上千民众共同制止国安部销毁档案。消息传开，成千上万的柏林市民来到国安部大楼帮助抢救残存秘密档案及碎片。1990年10月，德国成立了受内政部领导的特别托管处，负责接收、保管抢救出来16000袋档案碎片，3900万张档案卡片和巨量的文件。1991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详细规定了对这批档案的处理办法，规定民众有权利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1995年，德国启动了对该批档案的修复计划，雇人根据纸张颜色、笔迹、墨水进行分类整理，拼接碎片，经过数年努力修复了90万页文件。如此巨大的工程只修复了东德国安部全部秘密档案量的3%。2000年底，德国议会决议启用计算机辅助档案修复，德国政府委托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开发高速扫描技术。至2003年，该研究院宣布将在五年内把六亿张档案碎片拼接在壹起。迄今，170万德国人，相当于东德人口的10%，提交了查看档案的申请。很多人曾经担心，受害者们查看了自己的档案，发现了告密者，可能会对那些参与迫害的线人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引发新的流血事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众面对真相的态度比政治家所担心的理性得多。不少年轻人通过查看档案了解了历史及前辈的经历。国安部遗留下来的文件档案规模浩大。仅存放文字窃听记录的档案柜排列起来就有11公里长。对所有档案的登记整理工作在德国统壹后二十多年后都没有完成。学者、记者和私人在自己的调查过程中不断会发掘出壹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例如在去年，有人在查阅中发现，国安部关押的犯人曾为瑞典家具公司宜家（IKEA）充当强制劳工，还有的犯人被秘密用于药物试验。[15] 国安部档案管理局专员罗兰特·扬（Roland Jahn）介绍说，国安部的监控网络范围不局限于东德国，国安人员在西德也从事监视活动，他本人在被取消国籍离开东德后还曾受到国安机关的监视。年轻壹代会向自己的父母提出率真的问题：“妳们为什么与他们同流合污？为什么顺从这个体制？为什么这个独裁制度能维持那么长时间？”作为曾经的东德国家安全部门受害者，他希望自己负责的工作不局限于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他想知道，无数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非正式工作人员”（IM，不公开的线人）“为什么会自愿为国安部效力？”

利用互相告密制造精神恐怖不是某个共产国家特有的情况，而是共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共产党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手段。最早的共产国家营造了最早的告密社会。1930年代初，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农民拒绝交出粮食，拒绝加入集体农庄。苏维埃壹面派征粮队搜农民藏匿的粮食，壹面鼓励人民互相告密，还树立了壹人少年密英雄——十二岁的小学生帕夫利克·莫洛佐夫。为鼓励告密，苏联组织作家、诗人和画家为这位少年树碑立传，写诗作画，将少年的画像印上邮票、明信片、甚至火柴盒上，以少年的名字命数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苏联解体后，帕夫利克事迹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他的父亲因家庭矛盾出走和另壹女人生活，母亲想用惩罚手段吓唬父亲回心转意，叫帕利夫克去告发。少年向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特罗菲姆是“人民的敌人”，结果，苏维埃不仅杀害了这位父亲，还杀了少年的祖父、祖母和舅舅。为把告密的少年宣传成英雄，苏维埃将帕夫里克和他的弟弟也壹起杀害。[16]  前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菲•博布科夫写道：“在克格勃里，虚构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蔚然成风。壹些同事就被人构陷为勾结英美势力的叛徒，同事们不敢为被陷害者说话，撇清和自己的关系，甚至还落井下石。壹位副部长虚构了有人颠覆苏共的密谋。根据他的告密，二十多人被关押。经审讯，这二十多人居然都供认不讳。结果，告密的副部长被这二十多人公指认为同伙，同样被处决。在共产体制下，说妳反动，那就别指望洗脱。面对大量的民族问题，苏共就希望克格勃虚拟出反动事件，反动的组织，以便有借实施镇压。为了满足党魁的喜好，克格勃会制造出反动组织，鼓励互相告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人们在警告、威胁、危险和恐惧下被迫保持沉默、隐蔽真实的想法，甚至主动去告密。在互相陷害的恐怖中，精神病患暴增。，劳改营管理总局增加了五所精神病院。患者可能是真的精神病人，也可能是被戴上了精神病患者帽子的正常人。1988年，苏共创造的‘政治精神病学’走到了尽头。内务部把十六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约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7]

捷克公布的前共产政权秘密警察线民名单中包括知名政治人物，作家诗人，大学教授，神职人员，异议人士。根据分批公布的名单，数万前共产党线民从政府、军队、警察、司法、国营电视和电台的高级职位被撤换，其中壹万多人被判五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很多告密者提出上诉，强调当年做线民是被迫的。他们的上诉多被驳回。因为秘密警察的档案显示，三分之壹的线民候选者坚守道德底线，拒绝充当告密者。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记录的告密有：作家妻子定期向秘密警察报告丈夫的言谈行踪；授课老师密报学生思想动态；医生按安全部指令给异议人士开损害神经的药物；壹些民运名人，例如著名异议诗人、民运领袖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是效力共产党的特工。推倒柏林墙的领导人之壹维拉.沃伦伯格在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后当选国会议员，推动国会通过了公开原东德共产党秘密档案的法案。她发现自己的案卷中包括多达60个线民的黑报告。壹份提供她私生活细节的报告让她明白，那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但最后，丈夫还是承认了告密行为。结果，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搬到乡下隐居。媒体在报导这个案例时说，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壹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议人士、民运领袖曾充当告密者，连东德的第壹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这些人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波共秘密警察档案也曝光出很多民运名人曾是共产党的线民，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地方领导人、民运领袖朱兹克治科（Marian Jurzczyk）、“自由欧洲电台”（RFE）波兰语部主任纳科德（Z. Nakder）、“团结工会运动”对外发言人涅雅碧妥斯卡小姐（M. Niezabitowska）、华沙大主教维尔格斯（Stanislaw Wielgus）等三十多位神父。当报纸披露大主教与前波兰秘密警察合作长达二十年时，维尔格斯拒不承认。直到媒体披露他与秘密警察主管会见五十多次，接受秘密警察训练，签署的告密的文件等细节他才在晋升新职的特别弥撒仪式上含泪宣布辞去刚刚获得的圣职。在俄国，几乎整个东正教团，包括最高大主教在内，都曾经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告密者。东正教最高大主教在克格勃中的代号是颇富诗意的“画眉鸟”。大量告密行的暴光为让东欧各国人民难以接受。人们发现，自己当年私下的牢骚话、与亲友的谈话被告了密，很多告密是亲近的同事、朋友、亲人所为。很多人因无法面对这样卑鄙的事实而自杀。这样的告密事件被拍成了电影，并有这类电影获了奖。例如，波兰纪录片《三位好友》，记载了共产时代的真实故事∶瓦兹坦，皮雅斯和梅勒斯卡是同窗好友。梅勒斯卡身兼密探，把好友的言行上报秘密警察。皮雅斯怀疑梅勒斯卡是告密者。秘密警察为避免失去有价值的密探，暗杀了皮雅斯。告密和基于告密的迫害是共产制度特有的罪恶。1991年，俄罗斯拆除了树立在莫斯科的“告密英雄”帕夫利克的铜像。这壹举动标志，政府鼓励告密时代结束。不过，前特工出身的普京掌权后，俄国停止了像捷克、东德、波兰等前共产国家那样，清查共党线民和特工，俄国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政府联手，停止公开克格勃档案的进程。显然，告密在专制的现政权之下在继续，专制政权仍然需要线民。

清理共产政权暴力夺得的党产方面，德国的工作同样具有代表性。柏林围墙倒塌后，东德议会通过法案，成立“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Unabhängigen Kommission zur überprüfung des Vermö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 UKPV）负责处理德共暴力剥夺人民取得的党产。两德统壹后，该委员会与托管局(Treuhandanstalt)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将德共党财产，包括东德所有的党国企业，数万家企业、工厂、餐厅、药局、旅馆、戏院，电力、水利、交通系统，房地产以及现金等百亿马克的资产清理整顿后私有化，将所得的款项交给国库，还财富与民。“政党与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不仅追踪德国境内的党产，也追踪到匈牙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瑞士等国的德共党产。

告别共产制度后，东欧各国进行的另壹项重要工作是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共产制度需要谎言，必然篡改历史，将历史书变成宣传品。在清除史书谎言方面，俄罗斯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壹书具有代表性。告别共产制度后，俄国各界壹致认为现有的历史教科书不再适合呼吁更换新教材。2009年，普京总统办公室策划，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四十多位专家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引起了轰动，壹年内再版数次。祖波夫介绍说，参与编写的专家们壹致认为，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壹个多世纪俄国社会全貌，是正直历史学家的责任。这段历史极具悲剧性，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告诉人们下列事实：列宁是德国代理人，他从第壹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十月革命”是德国资助的“政变”。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详细叙述俄国十月的来龙去脉：德皇威廉从俄国内部找到列宁为代理人，利用资助列宁组成别动队从俄国内部推翻沙皇；列宁在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资助下开展革命活动，在瑞士提出政变计划，随后被德国特种兵护送回到彼得格勒实施政变；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斩尽杀绝；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全俄各地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在1918年至1922年间杀害了200多万人（由于官方文件多经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壹或三分之壹）。

该书告诉人们下列历史事实：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人们都讲不要向他人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鼓励抢掠；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维护社会和谐的信条，鼓吹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在革命后立即展开血腥屠杀；1920-1930年代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苏共对两百万富农或以反革命罪名枪决，或流放至边远地区。苏共中央1930年1月30日的记录显示，仅在壹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二十万富农被剥夺财产，六十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十五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苏共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其农民家产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被充公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直到苏联解体，苏俄的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革命前的水平；农民反抗集体化的事件不断发生，苏共镇压的规模也不断升级。国家安全部门在1930年内就逮捕了十八万人，枪决了两万人；共产革命不断制造饥荒，列宁在1920年代初制造了大饥荒，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带来更大规模的大饥荒；饥荒中，西方世界人道援助的粮食被当局享用，完全没有发给饥民，斯大林仍然坚持出口粮食发展军工；苏共将俄国精英大规模驱逐出境或杀戮，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使民众与外部世界隔绝；苏共以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山峰等等；苏共实行恐怖统治，造成人人自危局面，迫使人们拥护党的统治。苏共培植了壹批效忠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贯彻意图。高尔基就是这样恐怖之下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苏共在1930年代推出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革命经典作品”了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该书作者之壹潘佐夫指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事实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壹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壹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他壹是要通过战争占领壹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二是要通过战争向欧洲输出共产革命。出于上述需要，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挑起大战的条约。苏德条约说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该书主编祖波夫指出：“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壹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壹样适用。”基于这样的看法，该书摒弃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说法，改用“苏联——纳粹战争”说法。

世纪之交，戈尔巴乔夫在安卡拉研讨会上说：“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对于壹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在二十壹世纪，世界人民都感谢推倒柏林墙的主要贡献者里根和戈尔巴乔夫。2011年3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在戈尔巴乔夫八十岁生日时向他颁发了像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担任前苏联领袖时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发起了“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感谢他结束了苏联共产制度。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曾信仰过共产主义，但苏联的实践证明共产主义完全失败。共产主义制度限制人权、剥夺言论自由，必然走向灭亡，因为人们不会永远忍气吞声。他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时接受英国《卫报》独家访谈时表示，他最遗憾的是没有早点离开共产党。

2014年，俄罗斯颁行了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教材告诉学生们：在壹九壹四至壹九壹八年的第壹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在战争中取胜，对俄国也采用了收买叛徒、间谍等非军事的战争手段，扶植列宁推翻俄国合法政府。列宁在德国豢养之下发动政变，窃取政权后与德国签订布雷斯特合约，割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六十亿马克以回报德国的扶植。随后，他几年的统治时期将俄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在罗马尼亚，新政府展开了对共产政权迫害数十万人罪责的追究。2015年，罗马尼亚以反人类罪判处89岁的共产主义时代的监狱指挥官Alexandru Visinescu二十年徒刑。壹位受害者的儿女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壹个道义上的胜利，尽管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仍然应该受到惩罚。” [18]  与绝大多数共产革命者壹样，Alexandru Visinescu没有悔意，声称自己只是奉命行事。在拉脱维亚，纪录片《苏维埃故事》是清算革命罪恶的壹部代表性作品。作品展示了这样的事实：苏共将乌克兰大多数农民被划为富农，强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地，在饥荒中疯狂搜刮粮食出口德国（在饥荒中的1932年创下了出口粮食到欧洲的历史记录），在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制造饥荒，蓄意实施种族灭绝，造成七百万人饿死；苏联与纳粹德国勾结，共同发动了二战。影片不仅列举苏联所犯下的罪行，还将其思想根源与纳粹思想进行了对比，揭露了它们的共同点：将人类划分等级，认为指定等级不应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上。只不过纳粹注重的是种族，他们将雅利安民族作为优良种族，将犹太等民族视为应清除的劣等民族，而苏联鼓吹阶级斗争，要求以暴力从肉体上消灭苏共指定的阶级。影片还将纳粹与苏联很多行为，宣传画、阅兵式、屠杀等等对比，证明它们从宣传口号到行事方式如出壹辙。

2014年11月，东欧各国领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仪式，庆祝终结共产政权二十五周年。斯洛伐克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我们在获得自由了。那场‘天鹅绒革命’告诉人们，自由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11月17日在提醒著我们，人民追求的自由、真理、希望、尊严、公正和正义价值多么有力量。” 纪念仪式上播放了“天鹅绒革命”和1988年的“蜡烛示威”的纪录片，随后，各国首脑们共同点燃了蜡烛，把它们摆放到纪念碑前，进行烛光悼念。[19]

邓小平指定两代接班人

1989年7月，邓小平领导武力镇压请愿学生之后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作出壹系列承诺以向国人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壹党专制内作出回应姿态。该决定声称：壹、进壹步清理整顿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实行回避政策，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从事流通领域的经营活动；不得在流通领域公司任职、兼职，凡有任职、兼职的必须于壹九八九年九月壹日前退出，另行安排工作。领导同志不得利用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任何方便条件；三、取消对领导同志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不准用公款宴请内客；到下级单位和基层，吃饭壹律为工作餐；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必须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的原则，凡依法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壹律受惩罚。

10月，邓小平在东欧巨变的浪潮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宣布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指定由江泽民接任中央军委主席，指定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指定杨尚昆和刘华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维持元老控制军权，自己继续垂帘听政。邓小平选接班人的条件是笃信马列，坚持壹党专制，敢于武力镇压反对派。江泽民以铁腕整肃《世界经济导报》通过了测试，团派领袖胡锦涛通过镇压拉萨暴动中的表现赢得了邓小平的信任。1980年，新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率团考察了西藏。考察中，他被西藏的贫困、落后所震撼，向藏人承认，中共的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壹战线政策，给藏族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表示要改变中共对西藏的强硬控制的政策，推行怀柔政策，提出了“免税、放开、走人”的政策，即豁免西藏的农牧税、放开经济管制、逐步调走进藏的汉族干部。胡耀邦对西藏的怀柔政策受到流亡的达赖喇嘛的欢迎，也使藏人被压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长期以来，藏人不满中共长期以来消灭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政策，不满西藏千座寺庙拆的只剩下几座，不满喇嘛被批斗，强迫还俗，连他们的宗教领袖班禅喇嘛都被关了多年监狱。当中共放弃高压政策时，藏人喊出了要求汉人离开西藏的口号。中共高层内，壹些元老指责胡耀邦的怀柔民族政策损害了中央集权和汉族利益，助长了分裂活动，搞乱了西藏和新疆。随著胡耀邦下台，怀柔民族政策被改了回来。重新实行的高压政策使藏人心中积累的不满和愤怒爆发。1987至1989年，藏民要求独立的请愿不断，最终发展成了暴动。1989年3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播出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的拉萨戒严令，宣布自1989年3月8日零时起在拉萨实行西藏有史以来的首次戒严。随后中共西藏自治区第壹书记胡锦涛指挥了镇压。他头戴钢盔到拉萨街头视察的镜头让邓小平感到满意。

胡锦涛之外，邓小平还曾考虑以王兆国为接班人选。1980年邓小平在湖北二汽听汇报时，得知二汽车箱分厂副厂长兼党委书记王兆国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曾抵制批邓后召见了王兆国，随后提拔王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壹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王兆国根据邓小平的“纠正不正之风”的系列言论，履行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负责人职责，采取了部分限制中央领导特权和高干女子以权经商的举措，提出取消中央领导人生活“特供”。王的改革尝试刚刚开始立即引起元老们的不满。因应元老们的呼声，邓小平将王剔除出了接班人考虑名单。邓选接班人的标准显示，中共坚决拒绝体制改革。

邓小平代表著最后壹代相信共产主义信条的共产党人。他看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覆灭，但拒绝承认共产主义的罪恶，拒绝顺应世界进步潮流，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壹百年不动摇”。他的退休标志二十世纪中国暴力革命时代的结束。他的退休布局达到了预期。他指定的两代接班人拒绝体制变革，守护壹党独裁体制，成功地为共产主义续命二十多年。由于邓小平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壹党独裁，中共在六四开枪后作出的壹系列清理整顿官商公司、惩治腐败、解决分配不公、制止高干配偶、子女经商、取消对特权阶层特供、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原则等等承诺完全成为对国人的欺骗之词，中共官员的贪污、受贿、攫取国民财富的规模成百倍地增长。坚持专制独裁的“党的基本路线”带给中共权贵惊人的利益，同时带给中国和世界空前的灾难。中共党史专家尹振环评价说：“邓小平是中国到目前无法实现宪政的壹个重要阻碍力量，是与毛泽东壹样的皇权主义者。邓小平曾在1979年6月16日表示：‘任何壹个领导集体，都要有壹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壹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核心说’也是他专制思想的核心。邓小平素以改革形象示人，但他从未触及集权的政治体制，他壹手炮制的‘六四事件’给中国政治和精神自由等带来了倒退。经改政不改的危机早已潜伏，目前中国官僚资本垄断，贫富分化、资源耗竭等即是危机的体现。党史专家何方评价：‘毛泽东是壹个皇权主义者，是壹代暴君；邓小平是第二代。他又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在他的后半生推行改革开放功不可没，但他还是壹代暴君，还局限于中共的皇权专制中。他禀承了毛泽东的那壹套东西。’”。[21]

中共全面腐败

1989年11月，中共在东欧巨变的背景下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壹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要求采取两大举措：壹是实施紧缩财政信贷，以继续控制“洋跃进”以来的通货膨胀；二是大规模整肃官倒公司以平息民怨。紧缩财政带来了经济萧条，全国个体户注册商户和私营企业大幅减少，留下企业间互相拖欠的巨额“三角债”。在整肃“官倒”公司方面，中共只能作壹些撤销官办公司的表面功夫。因为，官倒、腐败的背后是不受制约的党权，中共坚持党权不受约束，对官倒、腐败等党权产物当然不可能真正触动。六四民主运动的两个主要诉求限制特权和反腐败。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真正能限制特权与腐败的反对党和独立媒体不能出现，于是 “官倒”、腐败迅猛泛滥。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推动经济市场化之名掀起了“下海热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热潮。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有权力背景的个人和公司无需真正投资，甚至无需预付定金，即凭权力背景即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拿到计划价的物资、进出口指标、外汇额度和最赚钱的“红线图”（建设用地规划定点界限图），即地皮，转手即可获得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暴利，同壹块土地被转几道手普遍发生。在权力寻租的格局中，红色家族为主体的“官倒”们通过权力交换，攫取了行政审批价和市场价之间数千亿元的地价差、汇价差、双轨物价差，掠夺了比1980年代官倒更大规模的国民财富，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变身为新壹代的官僚资产阶级和红色家族财阀。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都存在财阀模式，但日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壹劝银，韩国三星、现代、LG为代表的东亚财阀在自身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和公民社会成长，是社会进步因素。而在中国，红色权贵财阀帮助维护壹党独裁，是阻碍社会进步，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反进步力量。

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领袖的地位不取决于民意，而取决于军权。江泽民被元老们选中上台，但在党内军中均缺乏权力基础。应对这种局面，他上台后后采取了几项办法巩固权力地位。其壹是纵容军队经商。军队经商不是江泽民开启，而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掌握最高权力的同时，邓小平发动了“洋跃进运动”，造成整个1980年代国家财政亏空。政府无钱应付开支，国防预算只够约70%的军队开支。于是，邓小平决定让军队经商，号称“以军养军”，主持中央军委两次下达了允许军队经商的文件（1986年5月；1989年3月）。杨尚昆、王震等元老为军队企业题词，积极支持军队经商，军队腐败从此泛滥。江泽民当上军委主席后继续放纵军队经商。在他纵容下，军办公司爆炸性增长。这些公司利用特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管，逃税，走私，经营特殊行业，无恶不作。军队经商的腐败规模超乎想象。例如南京军区壹名上尉成立了壹家“宜兴中国人民长城公司”，以优厚的分赃条件，从银行贷得巨款，贪污了三个亿；军委办公室主任董良驹拥有建于全国名胜之地的九幢豪华别墅和十五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军办公司名义买了六幢花园别墅，四辆豪华轿车；广州军区七名军级干部搬家装修，仅卫生间设备就花了120万美元；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贪污了1.6亿元。军头们手中有了钱，又不受监管，骄奢淫逸，为所欲为，黄色产业泛滥。各级军队机关的俱乐部、招待所、疗养院、渡假村遍地开花，成为高级将领寻欢作乐的场所。其中，有些特级场所设施极尽奢华，配备医务所，急救直升机。例如，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数百“六陪”女郎，更发生了女青年被奸污后自杀的事件。军队文工团从来就有高层“后宫”之称。前海军司令员王守业被调查后，其媒体就报导出他至少有五个情妇，且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公团，几乎遍布全国军队的文工团。

比黄色产业更大的军队祸害是武装走私。军队动用军用车、军舰、军用专列，出动士兵保护走私。仅1998年上半年军队开枪、开炮打死海关缉私人员及公安武警、司法人员450人，打伤2200多人。1998年7月26日，为四艘来自北欧的走私油轮保驾护航的北海舰队四艘炮舰、两艘猎潜艇与公安部和全国海关总署调集的十二艘缉私炮艇在黄海炮战，造成八十七人伤亡。中共将此罪恶作为机密隐瞒。朱镕基在壹次“反走私”会议讲话中提到，统战部走私汽车壹万辆，与政协党组合伙分赃23亿元，军队走私每年5000至8000亿，以逃税为货款的三分之壹计，约两亿走私收入的八成以上进了军中各级将领私人腰包。军中走私货物中包括毒品。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戈莱日表示，在中国东部五个省内有些非法毒品制造厂由身兼二职的中国军队人员经营，仅向菲律宾贩卖冰毒量每年就近12亿美元之巨。[22]  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西山军委、军纪委生活会讲话中承认：“1994年以来，军队所办经济实体的资本及收入80％以上被高、中级干部挪走私分，每年军费中有50％以上是花在高、中级干部吃喝、出国旅游、修建豪华住宅、购买豪华轿车上。”1998年军费加超支共1311亿，50％是655.5亿，加上从军中经济体挪走的共计贪污公款1863.5亿，也就是说军中干部1998年挥霍了相当于当年940亿军费预算两倍的国民财富。

眼看军队烂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得不于1998年秋下令停止军队经商，将军队产业转交地方，撤销军队、武警、公安经办的经济实体。号令壹出，军队将领立即掀起了武斗，私分，转移，卷逃的狂潮，军队、武警为分钱、分赃频繁爆发武斗，动用枪炮甚至装甲车开战。例如，广东军区副政委和南海舰队副政委各领部下在酒吧间瓜分财产，席间斗殴，广东军区后勤部唐处长和海军湛江基地政治部肖主任丧命；十三军副军长崔国栋向西昌军分区后勤部宋副部长索要2000万元，被宋枪杀，惊动总参谋长傅全有、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和军内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子玉急飞西昌处理善后；华东军区属下安徽省军区，合肥市警备区和安徽省武警总队，三方合伙经商，安徽军区首长移交前先私吞了大部分款项，结果三方在省军区礼堂混战，仅军官就伤亡三十多人；兰州军区与甘肃省军区合营经商，移交前双方开火，伤亡72人，打死军官12人；遵义驻军与贵州省军区为争夺260万元展开枪战，伤亡90余人，打死官兵52人；辽宁锦西驻军与二炮部队合营经商，移交前二炮全员出动，将驻军大楼包围70多个小时，沉阳军区司令员，二炮司令员乘直升飞机奔赴现场说和；沉阳警备区、三十九军壹壹六师、辽宁省武警三家为瓜分1.2亿元利润开火，死伤40多人；因经商瓜分不均，山西大同西坪二十八军军部被炸，死亡军人63人；在位于河南南阳空军飞机储存中心，军人因经商所得赃款分配不均而引爆机库，炸毁飞机81架，军人伤亡90名，直接军事损失11亿。1999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坚决制止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流血事件发生”，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发出命令：“坚决查办争夺、摊分、转移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违法、犯法行为”，国务院、中央军委再发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争夺经济资金、财产活动，依法严惩动用武器、争夺经济体资金财产的肇事者。”在中共中央向军队连下三道“金牌”的壹个月中，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省军区之间及内部为私吞走私费用，发生了大小数百场激烈枪战及数百起杀人灭口、携巨款潜逃等恶性事件，巨额资产在转交过程中被军队将领们瓜分。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了数千贪污、挪用、携公款外逃等大案，数十名高级将领挟巨款逃亡海外。经过如此疯狂的火拼、私吞、卷逃，约两万家军队所属企业中只有不到五千家向地方交接。因为军队层层腐败，追究对谁都没有好处，军队企业资财基本上是壹本糊涂帐，交接事宜涉不了了之。张万年在全国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理、处理工作会议上明知故问说：“现在，在名义上、表面上、形式上，军队所经营的经济停办了，在办理移交，脱钩了，但是数千亿元的资金没有了，这笔大账到那里去了？”。

纵容军队腐败之外，江泽民巩固权力地位的另壹办法通过加官晋爵。从1993年至2004年，他送出上将军衔、警衔79个，其它将军衔近千个。后来人们知道，江的加官晋爵与卖官鬻爵区别不大。当时军中有“百万雄师”说法，后来又有了团长百万的说法。江时代军队的基本整体糜烂，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高层基本都有严重的腐败问题。

地方的腐败与军队腐败的程度与规模不相上下。1990年代的多起重大贪污案，如“远华案”、“周正毅案”、“刘金宝案”、“上海招沽案”等都涉及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这些重大案件几乎都涉及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家族。江泽民主政十多年间，庞大的利益集团网络形成。从“远华案”可以看出，政府、海关、公安、金融、税务等部门形成了腐败壹条龙。

地方和军队的腐败主要围绕最有油水的资产——土地。1980年初，深圳成立了中国大陆第壹家房地产公司，并以政府的名义收取“土地使用费”，深圳政府推动全国人大立法加以追认后，土地被房地产大肆占用。“六四”运动被镇压之后，圈地运动更是大行其道，耕地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流失。1993年，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土地私有化展开激烈争论。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共副总理田纪云意识到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式，提出讨论会议上原本没有的土地议题。他批评说，执政党的会议如果不以国计民生为头等大事，政权迟早会出现危机。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万里、乔石、李瑞环的支持下，会议临时改变了议题。当时有数名省级领导人赞成“在农村逐步落实已承包土地归己所有”的方案，田纪云在会议上提了两条建议，第壹、向农民宣布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农民则向国家缴纳土地税；第二、尚未分配承包的荒地、山岭、滩涂等，可宣布收归为三级国有（国家、省、县），今后的开发者须依法向政府购买或订立承包合同。支持田纪云的万里宣布在农民中搞的壹个调查，农民说：共产党曾许诺穷人可以得到土地，土改的时候我们倒是分了土地，但壹个合作化又都收回去了，号称是集体所有。可现在，又要把土地卖给我们，这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凭什么要卖给我们？最终，江泽民拍板走所谓的“土地公有制”道路，将田纪云土地私有化的提议搁置。此后，本来产权模糊的土地制度蜕变为了土地官有制，政府疯狂场地，疯狂吞噬国民财富。

江泽民之后，胡锦涛继续执行邓小平定下的“党的基本路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对党权的任何约束，纵容腐败，使规模继续扩大。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壹般都在20%以上。如果这个估计成立，则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三十多万亿投资中有超过六万亿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2011年，网络曝光广东烟草汕尾市公司总经理、汕尾市烟草专卖局长陈文铸的业务招待费壹个月高达200多万元；中国石化广东石油分公司利用行政招待费购买150多万元高档酒。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显示，央企的招待费数额极其巨大。其中，中国人寿业务招待费高达到14亿元，中国铁建8.4亿元，中国交建、中国水电、葛洲坝、中国北车、中国重工、中煤能源、中国化学等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可以肯定有据可查的上市公司挥霍只是国营企业腐败的冰山壹角。

现代民主国家杜绝腐败的壹大利器是独立的新闻媒体。民主国家的新闻可以掀起“扒粪运动”，即挖掘政要的各种丑闻，包括腐败与各种有违公德之举，信息的真实性则由记者与媒体自行负责。在壹党独裁体制下，独立新闻媒体被取缔，“扒粪”运动无法发生。没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监督，党、政府、国企的挥霍、腐败只能越来越严重。没有相应政治制度改革制约的“改革开放”不断刷新著腐败记录。例如，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在军产房的开发和转让中收受了巨额回扣。他染指的二环黄金地段周边军队地产达数十块，仅在上海卖壹块军产地就能收受壹亿多。军产房和小产权房壹样，是指在军队使用的土地上开发建设所有权归军队所有的房屋。军产房价格要比同类的商品房低三分之壹左右，过户时手续简单，交税少。军用土地是划拨土地，没有成本，在城市占据黄金位置，是开发商垂涎的肥肉。谷部长利用军用土地转给开发商的寻租机会轻易聚敛财富200多亿。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制度造成腐败的典型。刚进北京时，他家中连空调都没有，生活水平跟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多大的区别。随著军队大规模经商，原本廉洁的徐腐败规模百亿计。贪腐数百亿的谷俊山贿赂徐不会是小数目。据海外报导，徐在香港多家银行存款百亿，家中查出现金十数亿。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提到，调查人员在查抄徐才厚家时，发现巨额现金和价值不菲的宝石。现金都被整体地摆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都有向徐才厚行贿买官者的名字。其中壹些箱子内装有的人民币达数百万，从未被拆封过。搜查人员用了壹周时间才清查统计完徐宅中发现的现金和宝石，查出的现金就超出壹吨重，徐宅内各种古玩字画、金银珠宝多不胜数，赃款赃物装了12辆卡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敛得财产包括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豪宅数百套，大批黄金、白银、金币、现金、名家字画，据外媒报导，加上存款、证券、债券，其家族总资产近千亿元。

高层的腐败规模惊人，“小官巨腐”的规模同样惊人。例如，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披露，河北省发改委前主任刘学库，省委前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前副主任委员张连德，大名县委前书记边飞等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被查出贪污腐败，其中市车管所数十人受贿数千万元，有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有的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受贿百万元，大名县委原书记边飞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晋升调整、项目协调审批、工程承揽建设等方面谋取了亿元利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其家中搜出逾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广州“处级贪官”张新华贪腐金额近4亿元，同时被查出的广东贪腐官员有七八十人，可想官员贪腐的规模之大。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是当今中共官员的壹位代表。他是子女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家族已将巨额国家财产卷到国外典型“裸官”，在2008年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上曾介绍反腐倡廉的“茂名经验”，声言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亲自”：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调重点环节，亲自督办重要案件。然而，他受贿十多亿，在接受调查期间他还供出了同伙100多名贪污官员。在被判死缓后坦言：“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共产党官场都是贪官！妳们凭什么专整我？妳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妳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妳们能说出壹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壹个不是贪官的吗？共产党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共产党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妳们？”“查办我的人，难道妳们就清白吗？妳们谁敢说自己是清白的，看看妳们的穿戴，看看妳们抽的烟，戴的表，哪个不是十万八万的，哪位壹年抽烟不得几十万，妳们的工资够妳们壹年抽烟的吗？”“像我这样的级别的，谁不能供出百八十个人来，这个，太平常了，大家都是贪官，妳们为什么抓我，要抓壹起抓，从村长开始，壹直抓到“中国长”，谁比谁更清白吗？”“谁他妈的说自己不是腐败分子，叫他站出来，公布公布财产。我不信，谁不会吹牛逼，说的好听，为国家奉献几十年，不谋私利。既然这样说，妳先公布财产。”“都腐败，没有壹个是干净的。心里知道都算了。妳不讲我，我不讲妳，妳要讲我，我必讲妳，妳讲死我，我讲死妳，这就是现在的官场，这就是新三讲教育。”。

在“党和政府”中千万元贪官，亿元贪官，十亿贪官、百亿贪官、千亿贪官遍布全国的情况下，中共的反腐只能是服务权力斗争的选择性反腐，对于高层巨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秘密审理，也禁止媒体详细报导，以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在共产阵营覆灭，世界各国走向民主的二十年间，中共最高层的红色家族基本都变身为百亿家族，垄断著国民经济关键行业。例如，邓小平家族掌控有色金属、军火行业，江泽民家族掌控著电信行业，李鹏家族掌控著电力行业等等。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学院共同完成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显示，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其中沿海各省官员及配偶拥有财产平均在800万至2500万之间。蒋经国顺应世界进步潮流，主动放弃权力垄断，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在他去世时，台湾基尼系数低于0.3，贫富差距全球最小之列。邓小平拒绝接受对权力的约束，在“允许壹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之下让权力者家族暴富起来，让中共元老的后代及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成了中国新富豪的主体。如果将特权阶层的蔽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寻租收入考虑进去，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7，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壹。

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

中共的党员队伍与中国的官员队伍大致重合，规模都在向亿级迈进（中共十六大时党员有6 000多万党员，其中4 000多万是各级官员）。供养如此规模的“党和政府”，国民收入被吃光花净仍远远不够。“党各政府”吞噬国民财富表现在以下方面。

壹、党和政府爆炸性扩张

       生物学家达尔文指出：“所有生物都有高速增加的倾向，以致于如不毁灭它们，壹对生物的后代就会很快地充满地球。……在同壹地方势必进行斗争的生物之间存在著互相抑制的关系。”[1]  自然界的平衡建立在物种互相制约之上。没有肉食动物的制约，草食动物会迅速繁殖，将草吃光，将草原变成沙漠。人类社会也必须建立在互相制约的基础上，古代传统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包括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接受虚拟的天或神意的制约，现代社会接受宗教信仰的精神制约和宪法制约。康德说两样力量使他敬畏，壹是头顶上星空，二是内心中的道德法则。这内外的敬畏与中国历代天意、民间敬畏相通。中外相通的敬畏就是自我和外在制约。制约是宪政、共和、民主的精髓。所谓宪政、共和、民主，说到底是制约所有政党、个人不得为所欲为。共产主义学说鼓吹斗争、摧毁，包括摧毁道德体系。共产党在精神上和行为上不接受任何制约。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所畏惧等思想都代表著共产党不受制约的观念。权力不受制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受制约的“党和政府”如同没有肉食动物制约的草食动物壹样，疯狂扩张，吞噬壹切资源，迅速占满每个角落。

革命前后的官民比例变化揭示出了革命党扩张之疯狂。中国历代官府规模很小，官吏维持在壹至三万人，[2]  政府最基层是县级，县衙之下无官府，壹个县的官员编制数人而已，广大乡村由乡绅自治。1908年末，作为筹备立宪的基础工作，清政府颁布了《调整户口章程》，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1910年，清政府公布普查结果为全国人口3.2亿，全国行政官员2万多人。[3]  而到了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从中央到每壹个县，每壹街道都有了共产党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政协纪检委等所谓五套班子，外加政府办公室、改革委、经委、民族宗教事务局、司法局、人事局、劳动局、规划局、建设局、粮食局、计生委、县审计局、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体育局、法制办公室、信访局、政府研究室、老龄委、行政服务中心、招商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保密局、党校、综合行政执法局、老干部局、贸促会、文联、爱委会、工商联、对外友协、政府招待办、投资促进局、拆迁办，民委等数不清的党属机构。官方宣称的党政机关公务员只是狭义的概念。财政供养的人还包括所谓事业单位中的准公务员、不列入预算自己收费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国有企业中公务员性质的官员、中共认定的“八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8万多个居委会等的非编制管理人员参照事业单位管理，也由财政供养。[4]  从中央到乡镇，全国正式和临时机构中吃财政饭的人数极为惊人，壹个县的“吃皇粮”官员人数可比革命前清末全国在编官员人数。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人员和没有编制，人员总数以千万计，虽不获财政拨款，但靠政府赋予收费权和执法权利用收费罚款自肥，吃变相的财政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队伍已经如此之庞大，地方政府还要大量的聘请“临时工”。例如，广东的治安巡防员或辅警就数以万计，天津爆炸事件的伤亡暴露出，有不少不属于消防系统的“编外消防队”。壹份给朱镕基《给总理的上书》说“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前总理朱镕基承认：“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事实上，地方政府财政基本都是想办法“创收”来供养官员的“吃饭财政”。前中组部长张全景承认：“壹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壹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壹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上指出：“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过去壹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壹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经过百年革命，中国的财政供养的官员数在2005年超过了7000万人，[5]  按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就业人口7.67亿人计算，中国十位纳税人要供养壹位官员，供养人数比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还多出许多。

革命前的满清和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代，官民比例是正常的，政府中没有党的机关，因此规模很小。国民政府时政府规模大扩张，因为苏俄输入的党国体制，有了政治部、宣传部等党机关混在政府中吃官饭。但这时有在野党监督，参政会、国民代表大会都明确提出政党不得在政府中设立机关，军队须国家化，政党须退出军队和政府机关。新中国政府规模如此庞大的主要原因是庞大的共产党机关混在政府中享受纳税人供养，政府、军队中壹半的机构和费用开支是服务壹党私利的秘密开支。例如，各级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强制国人接受中共政策的宣传，为国人洗脑的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政法委，机关党组，人大、政协党组、纪检组，数千所党员带高薪就读，实际是腐败温床的党校、党史研究机关，马列主义研究机关、编译机关，专门服务特权阶层的“特供”机关和“离退老干”机关等等都与服务社会无关，而是中共控制社会的机关，全是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军队中的中共机关更多，政治部、宣传部，遍布军中的文工团、歌舞团都是纯粹服务壹党。这些吞噬国民财富的党机关是寄生性质的壹个注脚。民主国家的军队国家化，不允许在军中宣传壹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上述机构。只要有党在野，反对党定然不会容许用纳税人的钱供养某壹党的机关，更不可能允许财政供养如此众多，如此庞大的壹党机关。

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精兵减政”口号。建国后，所有高层都有过精减机构的指示。经过中共六、七十年的精减，官员从几十万“减”到了七、八千万。2013年3月，新壹届政府总理李克强承诺削减政府开支说：“本届政府内，壹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壹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将带头做起，壹级做给壹级看。”李的这些话没有新意。从延安到北京，历届领导人，历届总理都说过类似的话。七十年的情况证明，在没有反对党制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不可能控制自己的扩张步伐，只能如同没有天敌制约的动物、植物壹样，泛滥成灾。如今，中国的高层政治日趋寡头化，县乡级政治日趋家族化、黑社会化，痞子化。[6] 不废止壹党独裁，不确立多党民主政治，政府规模和开支只能继续泛滥。

二、财政收入主要供养党和政府

中国官员享受著众多隐性福利和养老体制双轨制的好处：个人不用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能够轻易以权力谋取福利。因为官员收入大幅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青年们对公务员职位趋之若鹜，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创新高，几千人争夺壹个职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由看不见的税收和各种行政收费构成，而五百多项政府性基金中只有四十几项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其他的行政收费去向不明。合理的估计是，这些钱被政府挥霍掉了，或者说被用于养官了。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尝试拟定有关国家行政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草案。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二十多年过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难产。其原因百姓都清楚，那就是官员们的秘密收入和拥有财产的规模大到惊人地步，披露出来将引发社会动荡。

2013年“两会”上，有代表抨击全国的职务消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四成，挤占了其它费用。代表所言的其它费用其实就是社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及教育等政府应该提供给百姓的公共服务。实际的情况是，政府养官已经把财政收入花光，没有钱提供公共服务，可怜的公共服务主要面对少数“体制内”人员，广大民众需要费高价去购买公共服务，有关“事业单位”再垄断这些公共服务，乘机宰割的民众。在没有壹党独裁的国家，社会的平衡调整机制有效，能缓和各方的利益冲突。例如在日本，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水平降低，社会各界呼吁国家公务员削减薪酬以使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因应各界呼吁，日本政府在2012年8月内阁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削减国家公务员近15%的退休金，以缩小“官民收入差”，缓和社会矛盾。[7]  但在壹党独裁的中国，没有壹种对“党和政府”的约束机制，利益冲突日益严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贫富差距在扩大，已经逼近社会容忍线。事实可能比蓝皮书承认的更严重。19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为0.28，如今高至0.7，达到了动乱级别。

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指出，中国人收入的壹半用来缴税供养政府。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巩胜利则表示，政府不会明目张胆的向老百姓要钱，但它会以电费、水费、清理费、去污费等为借口索取。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低于785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壹般为13%；人均GDP786至3125美元的国家为中下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19%；人均GDP3126至9655美元的国家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22%；人均GDP超过9656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平均值壹般为29%。中国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企业税负却高达42%。[8]  以燃油为例，政府垄断经营，油价的壹半是政府强收的税，且油价中包含的税相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3万亿元，人均宏观税负接近万元，是世界第壹重税国，且税收每年增速近10%，超过GDP和国民收入增长。中国政府不光收税，还收取几乎与税收相当的各种费。收费与税收构成中国企业的“宏观税负”。如果算上企业负担的政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形形色色的腐败支出，实际税负接近50%。

198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随著政府规模爆炸性增长，这壹比例越来越低，到如今已下降到30%左右，比搞军备竞赛时前苏联的居民消费率还低。消费率低的原因是，居民要承担税费繁多，工薪收入要交个人所得税，买东西要交增值税、消费税，买进口商品要交关税、车辆购置税，买奢侈品要交消费税、烟草税，买要交房产税，契税、印花税。中国汽车，IPAD，化妆品等商品的价格是美国1.5至3倍，商品价差原因是中国商品所含的税负全球最高，是美国的4倍多，是日本的近4倍，是欧盟各国的2倍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壹、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总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中国现行19个税种中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仅有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其它17个税种的征税依据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制定的条例或暂行条例，且大多为“隐形税”。除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少数税种，国内税种以间接税为主，绝大多数税具有转嫁性，最终多会让“消费者买单”。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遵循亚当•斯密提出的税收公平原则，即税负与收入成正比。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0%的所得税。在香港，大部分税收来自高收入人士，中低收入的居民只需缴纳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以2008至2009年度为例，该年度香港纳税人数只有130万，还不到全港700万人口的1/3。年收入50万以上的约28万人缴纳了薪俸税总额的87%。就税收结构而言，中国普通民众承担著世界上最重的税负。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其特点是税负转嫁性，税收的最终负担者是每壹个消费者，工薪阶层的消费多，承担的间接税就多，即穷人承担著主要税负。2009年12月，《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9年全球税务痛苦指数显示，中国国民的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仅次于法国）。对此报告，中国官方以欧美壹些国家税率更高为依据称报告错误。中国官方说法存在致命缺陷，不可采信。首先，国外政府收入中非常大的壹部分是社会保障缴费。这种缴费在壹些国家也被叫做税收，如美国称之为“工资税”（Payroll Tax），但实际上它和财政性的税收（所得税、销售税等）有本质区别，它是专款专用的。例如在美国，工资税壹律进入全国统壹的社保基金帐户，政府不但严格禁止挪用社保基金，而且这笔基金也不能用于营利性投资，只能用于购买国债等方式进行保值。其支出方式也是固定的。政府对这部分资金完全没有自由支配权，因此严格意义上它不是政府的收入，而是壹种严格“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缴费——返还”，是壹种转移支付。它不增加政府可支配的财富，不是壹种负担性的税收。因此，比较各国税负轻重时须把社保收支撇开。以美国为例，2002年美国全国政府总收入为29807亿美元，联邦政府收入18607亿美元，其中社会保障缴费（个人、公司）高达7503亿美元。如果社保缴费剔除，美国全国税收与GDP的比例立刻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收支在政府收支中占较高比例，在帐面上增加了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这恰恰是壹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其次，民主国家政府收入中包含国有资产经营收入，而中国国有资产的权益利得不列为政府的收入。如果将中国垄断国企的利润考虑进去，政府的财力占GDP的比例将上升到惊人的程度。第三，衡量税负高低要看税收的钱怎么用。在民主国家，与高税负相应的是国民高福利。政府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挪威为71%，瑞典为69%，丹麦为72%，芬兰为68%，法国为71%，意大利为62%，荷兰为62%。在这些国家，民众交税多受益也多。在社会主义的瑞典，工人要交所得税31%，经理们要交60-70%，但人们享受五花八门的福利，如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瑞典首相的年薪与壹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在丹麦，公立学校免学费，学生享受政府补助，上网免费，打印学费，书本、铅笔，饮料免费。在新西兰，政府在1898年就建立了保障老年人生活的养老金制度，工薪族无须缴纳任何款项，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养老金，还可享受各种补贴和免费教育。在印度，全体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国家建有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各项服务壹律免费。当然，看病不花钱导致医院财政紧张，好药缺货，医院脏乱差，迫使有钱人到设备先进、干净整洁但收费昂贵的1300多家私立医院就医成。在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全球第二轻税负行政区香港，政府向来奉行简单低税制，中低收入居民纳税很少，薪俸税（个税）标准税率为15%，免征额为壹年10.8万港元，同时还有很多减免税项目。通常，缴纳薪俸税的港人不仅享有子女免税额和父母免税额，个人进修、慈善捐款、支付父母或祖父母入住敬老院的费用等也可获得减免税待遇。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香港也普遍为中产家庭大幅减税；有的中产家庭甚至完全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民众人不能因交税而享受更好的福利，没有可能获得任何退税，失业者既不能获得退税，也不能获取实质性的失业救济，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没有医疗保障，社会福利向富人倾斜，农民和低收入者基本无缘享受。对企业和个人来说，交税只是负担。经济学家王福重指出：“中国的税负不是壹般的高，而是超高。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税收痛苦指数第二。财政部、税务总局说这是错的，计算不准确。我说也是错的，中国肯定是第壹。把中国税负算起来，加上国企、央企和银行赚的钱，那就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估计达到50%，甚至更多，因为还有多如牛毛的收费。收费也是税，妳也不能抗拒，中国政府部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壹个部门是不收费的。中国的流转税非常多，比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税有18种，税太多了，特别是商品税多。”[9]  的确，增值税、消费税等大多数税收的“隐蔽性”，降低了纳税人消费时的痛感。如果没有隐蔽，中国纳税主体——工薪阶层的痛苦指数实际更高。而在中国，民众“高税负”“低福利”甚至“无福利”，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了供养共产党和政府，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足收入的三成。据财政部综合司的报告，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1985年为170亿，占财政支出9%，2000年为2768亿，占比17%，2003年4691亿，占19%，行政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多数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八、九成。政府收税用于养官尚且不够，哪里有钱用于民生支出。百姓交税当然没有回报，当然痛苦。

与美国比较，最能看清中国“党和政府”的自利性质。美国的县政府机构主要是法律和服务机构。通常有：郡委会（Board of Supervisors）、巡回法院办事员（Clerk of Circuit Court）、郡行政管理办公室、郡律师办公室、郡税务长办公室（Commissioner of Revenue）、社区发展办（Community Development）、综合服务办公室（Comprehensive Services）、消防部（Fire & Rescue）、寄养部（Foster Care）、人力部（Human Resources）、IT、公共设施部（Public Works）、娱乐部（Recreation）、警察局（Sheriff）、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 出纳部（Treasurer）、选举登记处（Voter Registrar）等等，壹个县政府通常只壹座小楼而已。美国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包括了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其总数只有几百万人。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近半，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为纳税人提供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政府雇员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支出比例很低，政府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中医保和社保占了三分之壹。

而在中国，“党和政府”的“人头费”支出和日常管理费用支出所占比例奇高，政府开支的大部分用于保证官员和体制内人员享受特殊的教育、医疗、文体育、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而用于全民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救济等公共服务的开支少得可怜，且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越来越低。以教育经费为例，中共有钱发动战争，有钱对外援助，但对教育的投入少之又少。毛泽东统治时代是祸害摧残教育的时代。这壹时代结束时，国民经济崩溃，教育经费聊胜于无。邓小平统治时代，壹个“洋跃进”运动搞到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同样刻薄教育。1989年，中国政府开始搞高等教育收费。1999年，当局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产业化”，结果是此后十几年间，中国大学学费涨了两百多倍。其中，中央戏剧学院学费每年近14万。英国的独立组织“教育政策研究所”公布的“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中，日本以每人每年教育总支出8930英镑，约合11万人民币的总额高居榜首。新西兰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中国大学人均年教育总支出超过万元人民币。但是，如果按人均收入比例计，中国学费世界最贵，是日本的三倍。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公共教育投入过低，致使现在供养壹个大学生，城镇居民需要四年多的家庭纯收入，农民家庭需要十四年的家庭纯收入。“教育产业化”让大批农村高中生被迫放弃考大学，考生录取后农民家庭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多有发生。例如2003年，陕西省榆林县53岁的农民景统仕因支付不起女儿每年万元的大学学杂费自杀；2004年，福建农民林冰心因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辽阳农民孙守军由于交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自杀；同年，单亲母亲刘淑杰因交不起女儿学费自杀。志愿到湖南益阳市南县三仙湖镇咸虹学校爱心支教的李学仲老师披露落后地区学校的惨状写道：“我不能说有多惨，这个地方不允许说啊。四 、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五点钟多就起来到几十里路以外去上课，没有公路，学生上学途中摔伤是常事。学校十几年没有维修了，门窗应该都是坏的，晚上无老师居住，没有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坏了，学校无法打印或复印壹份文件，老师同时兼职炊事员、门卫、卫生员等。学校许多应有的活动几乎没有。冬天供暖是最大的问题，有人想送电取暖器，但电费付不起。由于工资低，没津贴，教师难以养家糊口，年轻教师不愿来，教师老龄化严重，学生流失严重。老校长身患癌症不能进食，不能说话…… 壹个女教师壹只耳朵听不见了，没有时间治疗……她马上退休了还壹个人包教壹年级各科。百姓极度贫困。对深夜家访的教师往往送些南瓜子、玉米棒或两个红薯致谢，教师不接纳还不行，否则他们会泪水涟涟，认为教师嫌弃礼轻。对深夜在沱江边上挨家挨户家访教师来说回校途中只能疲惫不堪的地领著壹袋红薯、玉米棒壹步壹停走在泥水路上。近来本地财政短缺，每个老师都被扣了工资，生活难以维系。”农村教育的惨状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最好注脚。

再以医药为例，中国对药品征收重税，把最沉重的财务负担加给健康状况最差的人群。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政府应该对影响人民健康的物品征税，而不是对有益健康的药品征税，建议各国对基本药物少征或不征税，收增值税。多数国家遵循了这壹原则，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4年公布数据显示多数欧洲国家对药品实行免征或者少征收增值税。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反，中国对药品不减免征税，按照17%满额征收药品增值税，对大多数进口药品普遍征收5%－8%的关税。官僚和体制内人员享受公费医疗，药价虚高对他们没有影响，而贫困人群则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的情况普遍。中国的公共卫生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 之比仅为3%，世界垫底。三十多年来，中国政府壹直在削减医院的补贴，鼓励公立医院开高价药来“以药养医”。

       自1994年中共分税制改革，即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后，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年均增长18%。与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占主体收入来源的情况相比，中国则完全相反，七成以上税收来自间接税，即隐藏在商品、服务价格里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例如在中国购买进口化妆品会包括50%的关税、30%的消费税及17%的增值税。世界各国壹般对药品免征或少征增值税，但在中国，药品统壹按照税率最高档征收17%的增值税，进口药品还要加收3-6%的关税。这种通过隐藏在价格里转嫁给消费者的方法，使消费者不知道承担著比工资税高出数十倍的税收负担。税收之外，中共还征收各种政府性基金，光是列入财政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性基金收入就高达1.4万亿。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劳动者平均税率为45%，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亚、美国的平均税率近壹倍，建议中国大幅降低劳动者税率，比如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遗憾的是，世界银行的减税建议没有意义。全球第壹规模的“党各政府”需要天文数字的民财供养，每年10%速度递增的税收尚且不够，谈何减税。由于政治原因，世界银行不能建议中国党政分离，缩减政府规模。谁都知道，如果不能缩减“党和政府”的规模，不能限制“党和政府”的花费，降低税收只能是空话。

三、国民收入不够党和政府挥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党和政府”吞噬国民收入的壹小部分。“党和政府”吞噬财富的大头是腐败和挥霍。权力带来腐败，不受监管的权力带来难以置信的腐败。中国没有对中共党权的制约机制，各级官员的腐败贪污，吞噬国民财富的规模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近年对全国各地5344户城镇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社会的灰色收入在扩大，最高的阶层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达6万多亿元，约占GDP的12%。调查结论是，灰色收入扩大与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长期高居世界第壹。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费的回落是因为打击公款吃喝所致，那这个数字将十分惊人：壹季度消费品零售总额55,000多亿，增幅回落2.4个百分点就是1,300多亿，全年则为5,000多亿。而这只是挥霍和浪费的公款消费，并非全部。假定这个比例是50%，则公款吃喝保守估计超万亿。接近全部教育经费的壹半。”上述那万亿只是冰山壹角。各级政府食堂如犹如五星级酒店是公开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丰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象征性收费任吃，很多机关实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计壹百二十种，其中“莲籽红枣银耳汤”等甜点只需壹元钱。特权阶层手中壹元钱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价值，“公仆”百姓生活两重天。 小官腐败在“党和政府”的腐败中只是小意思。据香港《动向》杂志露：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千亿元，江泽民、李鹏等11位最高级离休干部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等，每年耗费公款十亿元，平均每人近亿元。离、退休的省部级干部，包括中共豢养“八个民主党派”领袖，每年花费千万元计。

政府主导的国企是腐败的温床，其腐败规模同样惊人。例如，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对山西金业实施的百亿并购案高价收购劣质资产，致使百亿国资流失。举报者披露，被举报人曾出价2000万封口费。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垄断下，国人用著世界上最贵的油。在民主国家，国有企业利润计入政府财政收入，在党国体制下，国有名不符实，国企通过垄断获取的暴利去向成谜，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届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团，被查官员数百，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千亿计。

新壹届领导层声言查处国企腐败。但是，“党和政府”的腐败。自己查处自己不会真的下手。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官员财务公开，财产申报，政府公开财政预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实施。在纠察官风的制度设置上，新中国无法与封建王朝相提并论。秦汉时已有监察制度。史官记录皇帝言行，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官记载皇帝的起居注，连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当然更不能篡改。历代监察官职名称不同，如秦为御史，隋唐为监察御史，明清两朝专设监察御史，但都有责任就朝政发表意见，而且可以“风闻奏事”，对所奏风闻真实性不负责任。而在新中国，中共不设言官，严格控制网络言论，制度性的建言途径堵塞，民众没有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利。中共权贵的资产规模让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随著众多事实披露与档案解密，“国民党四大家族巨贪”宣传不攻自破。国民党“四大家族”巨额贪污的宣传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敌国是真的。江、曾、胡、温、徐、周、戴等等，随便壹个家财都百亿计，涉足众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垄断企业。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红色家族和新兴权贵家族数不胜数。如果在两党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规模的以权谋财已经足以导致执政党的更替了。但在壹党专制下，没有真正的问责与追究，贪腐规模只能越来越大。

腐败之外，政府浪费的规模惊人。正常的经济体系中，民间的经济活动为主，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很小比重。随著社会主义思潮和左派政党壮大，政府活动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美国，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规模和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即使如此，美国GDP中投资只占15%，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取缔私营经济，政府完全主导了经济体系。这种局面带来的结果是“大跃进”、“三线建设”、长期备战，对外援助，将国民财富糟蹋个精光，经济全面危机。在在邓小平时代，“洋跃进”造成浪费就与“大跃进”相当，留下了持续整个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在邓小平之后，新壹届“党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费同样惊人。改革开放后，中共请回了私营经济，使经济局面比毛泽东时代有所好转。但在党国体制之下，“党和政府”必然主导经济，GDP中私人消费只占35%，政府主导的投资占了40%以上。“党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实际上是吞噬国民财富的灾难。领导人拍板胡乱，浪费、挥霍国民财富的案例不胜枚举。政府扶植国企，主导的投资造成乱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亏损和贪污腐败严重。政府主导的全国24个工业行业中有22个行业产能过剩，留下了GDP1.5倍规模的巨额烂账。以建钢铁厂为例，各地重复建设了钢铁厂上千家。该淘汰的落后产能无法淘汰，行业整体亏损。以建机场为例，政府新建成的机场90%亏损。以建水库为例，水电部建大水库，超级大坝上瘾，忽悠邓小平拍板三峡建坝，向全国百姓摊派筹款承诺三峡工程将在完工发电后全部偿还建设资金。大坝建成后，三峡集团赖账，不仅不向百姓还钱，换个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继续征收“电捐”，同时成立“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筹资，收购了三峡工程的发电资产，将三峡集团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团成员吞噬，留下了数千亿元后续资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铁路为例，铁道部以解决春运难为由，胡乱上马高铁项目，声称要把国内民航的旅客拉进火车。与建坝成瘾的水电部壹样，铁道部也热衷于上大项目，以便捞“油水”。结果，“高铁大跃进”留下数万亿的烂账还不上，政府再被“钓鱼”，面对大批高铁项目陷入两难：若不追加后续投资，谁也无法承担铁路工程烂尾的责任；继续追加投资，建成亏损和维护成本将与三峡大坝壹样，是资金投入的无底洞。以举办盛会为例，北京奥运会是“低收入国家”举办最昂贵运动会的典范，耗资三千多亿人民币，约420亿美元，是雅典奥运会的四倍多，是悉尼奥运会的五倍多，投资规模超过了百年奥运会投资的总和。举办深圳大运会，亏损128亿。运动会后，建成的场馆多成废墟，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被政府挥霍。古今中外，官办买卖壹定伴随贪污、浪费、中饱私囊。各地城市争著申办国际盛会，如同前朝大臣争相主持皇家工程。由于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约，世界无数花费巨额金钱的国际盛会都办到了中国。这些举办决策和花销数额没有经过国会批准预算的程序，没有征得百姓同意，决策与执行过程没有监督，黑幕重重。

政府干预经济，主导投资必然留下巨额烂账。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充当了第二财政，受命帮助国企解困，结果近半贷款成为坏账，实际将银行少得可怜的资本金都亏光了。1999年，政府组建了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将工、农、中、建四大行1.4万亿不良资产分别“剥离”给了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财政部作为唯壹股东向四大管理公司注资，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央行获得再贷款。政府将“四大行”为首的大批银行粉饰财务状况后上市圈钱，补充资本金，利用股民的钱掩盖自己主导投资的巨额烂账，帮助银行脱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银行根据国家发改委批文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额贷款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壹大批不能产生还存贷回报的“僵尸企业”，为了“维稳”，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许淘汰过剩产能，将本该破产企业的无价值资产抵押给银行，命银行货款给这些企业发工资。结果，政府刺激经济举措给银行带来了近十万亿元的烂账。为不让货款正式成为坏账，银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贷款，帮助地方政府借新账还旧账，大家协力隐瞒“有毒资产”。AMC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实是数字游戏。十几年后，AMC手中的烂账数额更大了。企业核销坏账靠利润，财政核销无非靠财政收入加通货膨胀。不受制约政府必将不停地制造烂账，不停地玩剥离银行坏账给资产管理公司的数字游戏，让四大银行延期债券偿还期，央行再贷款停息挂账，中央财政继续给AMC制造的政策性亏损做担保，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将政府造成的损失转嫁到了民众头上，让民众来填补银行亏空，合全民每人为银行坏账负担近千元。以通货膨胀方式搜刮国民之外，政府还在筹划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上市圈钱，各地政府也在筹组本地的资产管理公司，还是要用股民的钱掩盖烂账，为再举新债铺路。例如，江苏无锡，浙江温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筹组建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复制中央剥离四大行不良资产的套路。将银行的巨额坏账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只是隐藏坏账的游戏。中央和地方都将这种游戏越玩越大，政府欠债和银行隐性坏账越玩越多。

前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信贷同比增长20%，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长数字。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和支付利息，而没有把资金用于投资和生产。地方官员往往借此为当地、甚至他们个人谋利。”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史剑道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贷，不能发现债券融资，不允许有预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过设立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借贷。因为这类贷款被认为是主权债务，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过融资平台得到贷款。”两位专家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目前没有制约政府违法运作的机制。在目前的制度下，“党和政府”造成巨大损失不受追究，不受惩罚，损失由全国老百姓承担。

腐败、乱投资之外，“党和政府”吞噬国民财富的另壹黑洞是共产党的秘密开支。党国体制下，国库就是党库，国有资产就是党产，中共用钱不受制约，数额保密。毛泽东曾为输出革命和争共运领袖将国库挥霍壹空。邓小平时代，发动战争和对外援助的开支虽然减少，但花费数额仍然巨大，壹场儿戏的对越战争的花费已是天文数字。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共从国库拿钱的秘密开支没有减少，项目多如牛毛。例如，长期无偿援助朝鲜，援助柬埔寨换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红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联盟种族冲突，以中国驻南使馆为南联盟军的信号中转站，操控新型雷达系统击落美国“夜鹰”隐形战机（北约多次警告无果后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轰炸作为报复），[11]  秘密提供武器给塔利班，[12]  数千亿的“维稳”费用，数百亿的网络封锁（金盾工程）费用，为打压台湾而收买有意与台湾建交的南美国家，向非洲提供著最庞大的奖学金计划，资助宣传党功绩的文艺节目，遍地兴建宣传党的纪念堂，纪念碑，革命家墓园（其中，中共为前领袖华国锋兴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倾，耗资上亿元），遍地的党文工团，遍地的党史研究机构，马列研究机关，党校等等。中国的国防费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党开支，例如总政治部的开支完全是党开支。对于党的秘密开支，中国的百姓没有机会质询，人大、政协也无胆询问。可以肯定，若有反对党和独立媒体存在，这样的开支必受制约，若有执政党轮替，这样的开支将被禁止并彻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鲜劳动党等极少党国保持著以国库为党库，任党挥霍而人民不得过问的制度。至今，全国各级中共党务系统每年花费数额仍是中共的“国家秘密”，谁想查询就可能去坐牢。

四、服务特权阶层的医疗体系

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就确立了主要服务高层的医疗“特供”制度，将延安稀缺的医药资源集中于服务中共高层。建国后，中共将医疗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实行官本位的按级别“供给”，共实行医疗保障的双轨制。1952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规定，公职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跃进”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分灶吃饭”后同时压缩公共卫生开支，将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医疗保障支出大幅削减。卫生部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让医院自己去赚钱。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启动了“医疗制度改革”，其内容是政府推卸医疗保障责任，对医院“只给政策不给钱”，让医院去“搞活”、“创收”。政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疗改革动因原是“洋跃进”后的财政危机。但财政危机缓解后，政府没有加大医疗开支的比重，没有叫停让医院去赚钱的“医改”政策，反而继续推卸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声称让医疗体系“产业化”。于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医疗保障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少，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丧失，成为赚病人钱的谋利机构。

中国菲薄的医疗福利开支80%花在了850万高级党政干部群体身上，十几亿普通民众只共享20%的医疗资源。据2005年前的统计数据，党政干部的医疗开支每年超过500亿元。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医疗条件最好的是专门服务高层的号码医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医院中均设有专门服务高干的VIP病房，其费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数量庞大的党政干部、特权阶层享受著豪华病房、过度治疗和各种各样的休假式治疗。在“体制内”，“无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费全家医疗”等浪费医疗资源的情况普遍。而高层更是浪费医疗资源的大户。壹党独裁体制下的中国领导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群体，“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们的讣闻多在九十岁以上，百岁寿星比例也极大高于百姓。这个群体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权医疗，其中壹些人靠换血延长著寿命。《解放军报》曾发表了壹篇名为“用优质医疗资源服务老干部”的新闻报道，称北京军区总医院改进离退休干部医疗保健服务，派出调查组深入到驻京干休所，征询老干部对保健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专题研究改进老干部医疗保障问题，改老干部上门就诊为主动送医上门，为老干部开设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备专用车辆和药品器械，让老干部足不出户在家“住院”，挑选业务技术精的医护人员上门查房和治疗，为每个老干部家安装了急救报警系统。 [13]  2006年之后，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的统计年鉴中不再出现“公费医疗”项目，党政人员医疗花费被隐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业费用”里，具体数目公众无从知晓。不过人们知道，

与高层浪费医疗资源相对照的是，“体制外”的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壹个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贫。城市普通民众能享受到的医疗资源已经很少，广大农村则基本没有医疗保障，农民的医疗条件就只能以触目惊心来形容。改革开放中，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迅速崩溃，农民丧失基本医疗保障，因病致贫、无钱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显示，中国23%的老人(424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城镇老年人口贫困率约10%，农村老人贫困率约30%。与此相关，全世界每年百万自杀事件中的三成发生在中国，中国的自杀事件80%发生在农村，农村自杀者中九成是贫困老人，没有医疗保障和养老金是他们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众多农村老人悄悄准备了自杀的农药，因为他们不想因自己的病让全家陷入绝境。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调查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发现，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触目惊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来，医院由国家财政拨款，服务对象是纳税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业化的医疗体系利用半垄断地位，自定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工资水平，收取回扣、收红包，将医药价抬到畸高。官办的各种“人民”名义的医院壹面享受政府拨款，壹面以医赚钱，日进斗金。非盈利机构商业化的背后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万人无偿献血3935吨。但患者用血不是无偿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红十字会年收入40亿，血站员工年薪25万被曝光后，人们不愿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强令部队士兵捐血。对于医院“以药养医”谋利自肥的状况，专家钟南山指出，只要不解决国家对医药卫生的投入问题，很难实现医药分家。应该让这些基层医院能够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层医生也能像乡村教师壹样，工资由政府来给。不触及体制的专家建议没有意义。疯狂扩张的政府养自己尚且不够钱，不可能恢复医院的公益性质，只能让医院继续逐利。

与中国向特权阶层倾斜的医疗体系相对照，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体系公平服务全民。在中国周边，台湾、香港、印度的医疗保障公平、透明，覆盖全民，政府对医疗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得出结果，中国排名倒数第四，被列为政府卫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壹。2012年，政府税收高达10万多亿，医保只有区区2000多亿，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其它金砖国家。《华人生活网》报道，华人移民老人在美国享受著良好福利，让很多华人老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天堂般”。报道称，刘奶奶来美国已经10几年了，当初只是来美国帮女儿带孩子，没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来，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来养老，住在新泽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厅的房子，宽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资助。电费通过申请也可获得补贴，每个月还有200来美元的食品券。她说：“我现在还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话每个月还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费。”很多从没在美国工作和交过税的中国老人，却能享受美国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刘奶奶这样因为子女而移民到美国的老年人发现自己意外的幸运。因为在美国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些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成为公民的中国老人在美国又没有收入，他们开始享受了赤贫老人的福利。来自东北的张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纽约的医院做了两次免费的心脏搭桥手术，决心留在美国养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刘奶奶住在同壹个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说，“以前只听说美国是儿童的天堂，中产阶级的战场，老人的地狱根本不对，这里是老人的天堂。”

五、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

社保始于十九世纪末。随著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失业人数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的《疾病保险法》标志社保制度的诞生。1935年，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在疾病保险之外增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战后，首次大选获胜的英国工党提出建设福利国家，也推出了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社会主义风靡全球之时，民主国家纷纷效仿美英，推出类似计划，向穷人承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成为各国左派政党拉选票的主要卖点。到二十世纪末，社保体系的不可持续性充分暴露。由于左派政党向穷人承诺了没有资金来源的高福利，各国社保体系纷纷走向破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体系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后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资人（下家）的钱来向老投资者（上家）支付短期回报。在能够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况下，系统能维持运行，并营造投资赚钱的假象。当没有更多下家加入时，系统崩溃。社保养老基金的运行情况证明了弗氏的论断。美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21年将收不抵支，到2033年将用光所有余额；韩国预测其养老基金到2033年将收不抵支，到2046年将用光所有余额。 [14]在各国社保体系崩溃之前，它所带来的危机已经显现。正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1997年，在世界各国社保体系走向崩溃之时，中国政府出于帮助国有企业减负脱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全国城镇职工社保养老金制度。与欧美国家的社保体系壹样，中国的社保养老金也具有庞氏骗局性质和不可持续的性质。不同的是，欧美国家的社保劫富济贫，而中国的社保体系劫贫济富。

中国社保体系特点之壹：劫体制外之贫，济体制内之富。中国社保体系将民众划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群体区别对待。“体制内”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国企干部不缴纳养老保险费，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却要与缴费有积累的体制外群体壹样，来发放养老金，造成养老基金巨大缺口没有人来买单。而且，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替代率远高于缴费群体。据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褚福灵估算，公务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总体维持在92%-107%水平。而“体制外”的城镇企业职工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壹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共同缴纳养老保险费社会统筹部分，计入职工养老金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4%。这种设计的要点是不缴费的“体制内”群体享受高额养老金待遇；缴费的“体制外”人群基本自存养老金；政府财政基本不作资金投入，只是挪用缴费者账户中的钱供养不缴费的富裕阶层，造成两亿多穷困缴费者的个人账户成了没有钱的“空账户”，对民众欠下了数千亿的巨额债务。据估算，壹个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资的职工，其在职期间的单位与个人社保总缴费超过100万元。[15]  这让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钱养老”。如果有壹款保险产品，要缴保费三十年，保费年年上涨，身故不退保费，不给保额，不能退保，不能贷款，不给合同，这样保险产品不会有人买。但社保基金就是这样的保险产品，以政府半强制的手段推销给了国人。

社保体系设置很多门槛，迫使需要流动，需要异地转保者的农民工、工商户放弃权益，以便将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保费没收。面对这样劫贫济富的社保体系，农民工、工商户只好无奈地退保、断缴费，不参保来抵制不公平体系，同时使自己面对老无所养的凄凉晚景。目前，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覆盖率低，近七亿的城镇人口中参保人数仅有两亿多，农村新农保的覆盖面更低，仅壹亿多农民参保。农民不积极参保有其道理。因为针对农民的所谓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每人每月养老金标准甚至低至55元，连心理安慰性质都谈不上。

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交钱下家越来越少，用钱的上家却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保体系比其它国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溃，中国养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额”两个时点已经来临，危机将比其它国家严重得多。2014年职工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额为3.18万亿，而全国个人账户的“空账”额超过3.5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积累的所有资金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仍然会有较大空额。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解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这就好比说壹个人口袋里有10元钱，可他还有壹张11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里。”这就是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破产，现在正在交养老保险的职工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无钱可领。

根据1997年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测算数据，政府对于企业社保历史欠账高达十几万亿元，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应近百万亿元。[16]   对历史的欠账，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国政府不是从制度改革方面想办法，而是打缴费群体的主意，将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迫使缴费者不断增加缴费额，同时准备推迟退休年龄。必须缴纳各项保险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涨价”，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后，工资缩水了四分之壹。记者在北京市某企业员工的社保缴费记录单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业按该员工月缴费为工资额1869元的20%，月缴费373.9元，经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企业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额从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缴费高费率使缴费员工收入缩水，中小企业经工营困难，超过50%以上的企业认为社保费用缴纳负担沉重。[17]  我国企业与员工养老保险加起来所占工资基数比例高达到30%，是美国12.4%养老保险缴费率的2.4倍。然而，高费率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养老待遇。声称以“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为准则的社保制度其实是“多缴少得，不缴多得”。公务员和体制内事业单位人员无需缴纳养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资增长15%~20%之间，退休后的养老金待遇数倍于缴费群体。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缴费率更高，因为最低缴费基数是社会平均工资的60%，如果妳收入低于60%，妳的缴费率就高于法定缴费率”。

中国社保的另壹特点二：劫底层之贫，济高层之富，越是高层，养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等离任国家领导人离休后基本敞口花销，没有限额，开支惊人，人均年开支数千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遗孀）级人均年开销近千万元，待遇包括：购房补贴，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壹年数次带家属国内休养（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火车软卧，配轿车旅游，机场需配合起飞时间，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医疗特供全免费等等；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开销百万元计，待遇包括：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配专职工作人员，配医护人员，壹年数次带家属国内旅游休养（飞机头等或商务舱，火车软卧，辆轿车或小型旅游车，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及餐饮实报实销）。这数百高层领导人离休后的开支金额是中共的机密，估计每年数百亿。他们享受的待遇延及他们的子孙。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级稍低，但人数庞大，开支同样惊人。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高层人数数千，副省部级数万，他们中相当部分长期住在风景名胜区，退休官员总开支每年数以亿计。中共中央曾有计划减少退离休官员福利待遇，遭到退离休官员群体激烈反对而无法推行。上述公开福利之外，离退休官员们还有看不见的福利就更惊人。在北京，西郊巨山农场是中办国办官员的蔬果供应基地，蔬果种植时要求不施农药，不用化肥，从生产到采摘的每个步骤，都有严谨甚至苛刻的监管要求。领导人饮用水都是由专车从玉泉山取来的山泉，水源地不仅有严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经过层层过滤、化验，并添加有益身体的各种矿物质。官员享受特权医疗，有家庭医生，定期进行医疗检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医院，请技术最好的医生、服用最好的药物。退休省级以上官员住院花费数百万比比皆是。高官们退休生活丰富多彩，娱乐设施周全。以视察、调研为名的公费旅游耗资巨大，出书、出回忆录公费销售是壹大变相腐败。仅中共离休干部的巨大公费开支壹项已经能够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传了。

政府打算以推迟退休的办法应对社保危机是世界各国应对社保崩溃的必然之举。既然社保骗局不可持续，那么让缴费者多缴几年费，少领几年养老金的推迟退休办法无疑最能推迟崩溃。其它国家社保劫富济贫，推迟退休可说是丧失诚信的违约之举，中国社保劫贫济富，推迟退休就不仅是违约，更带有抢劫性质。难怪有缴费者抨击，理论上，政府可以不断推迟退休年龄，推迟到八、九十岁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办法将窟窿补上，可那要以社会动荡为代价。面对如此不公平的社保体系，越来越多的工薪者无奈地选择断缴社保。人社部的数据显示，断缴社保者已达数千万，已经有两三成的工薪者选择断缴社保费。

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年轻人三倍以上，是外国老年人自杀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县，超过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杀方式。我国目前农民养老实行所谓新农保政策，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只能勉强不至于饿死。国家虽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额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发放率很低，多为村干部送人情。（刘燕舞：《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联合国给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最低贫困线是每天生活费1.25美元，合人民币每月300元，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7000美元，号称小康，公务员养老金动辄万元，但贫困农村老人每天养老金不足1美元。他们大都有在城里当农民工的经历，他们被榨干血汗后老无所养。可以说，农村老人大规模自杀了断，其生存权不仅是自己剥夺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及“党和政府”剥夺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运行，其资源还在不断流失。根据审计署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损失175亿元，主要来自三部分：利率损失、自营指数化投资损失与信托等损失。据《华夏时报》报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与4家银行达成固定利率存款协议，在央行加息后社保基金存款协议仍维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个使用信托贷款的项目，就有6个项目的用款单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资金，涉及金额14.20亿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监管者，就必须采用委托投资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监督投资者，由审计署监督社保基金，董事会、监事会、投资机构的关系才能理顺。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篮子里的菜，全国社保基金逐渐舍弃了全球选秀、由有能力的投资机构进行投资的方式，自营投资越来越多。社保基金坚持自营也即直接投资，而非被市场证明有效的委托投资，由社保基金人员下场充当运动员，公私不分，自营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显示，全国只有八个省份当年社保基金结余为正数，其它省份都出现了亏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于弥补财政亏空、购建固定资产、弥补经费等等。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约挪用了800亿养老金。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魏杰建议，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了居民收入，政府应以国企分红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对于工资远低于公务员的普通民众是劫贫济富”，建议社保“双轨制并轨”，让公务员也参加缴费，壹来实现公平、公正，二来帮助填补社保基金的亏空。还有专家建议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及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划拨社保体系。上述建议第壹难以实施，第二不能挽救养老多体系的崩溃。财政部内部人士直言，从国有资本经济的收益来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红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彻底解决社保基金的缺口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指出：“在现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体制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原因就在于政府有太多动力和机会将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学者们关于社保的建议与世界银行关于税收的建议壹样，没有意义。财政问题、社保基金缺口问题，根源是政府疯狂扩张规模。事实上，“党和政府”及利益集团吞噬了国民财富，将财政收入，包括国民养老的钱花光了。回避这壹问题的社保探讨没有意义。税收，土地出让金和国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够供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有余钱补贴社保呢。在“党和政府”的规模和花费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政府对民众养老金的欠账只能越积越大，成为未来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很穷，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消费率在60%以上。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钱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应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收入还不够，还要靠卖地生存，推高地价、房价，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医疗、住房这 “新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敢消费，居民消费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安全、秩序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环境。世界各国公认，政府征税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运用民众的钱向民众提供免费道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基本养老，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现在，世界多数国家建立起了以“穷人优先” 为基本原则，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税，甚至不用交连电话费，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在法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医疗保险，看壹次医生只须交1欧元的挂号费，其余费用由社保机构划拨医保账户，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数百欧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费教育，学生可获每个学期数十至数千欧元的助学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还享受免费公交服务，个别城市全民享受免费公交服务，或提供免费自行车。在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五分这壹，失业者享受失业金、救济金，国民享受免费大学前的教育，政府设立了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障，医院医疗卡片上有这样壹句话：“无论妳是什么种族，也无论妳有没有钱，更无论妳是什么身份，妳都有权在这里得到治疗”。在英国，社会福利开支约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费医疗和免费大学前的教育，90%的大学生享受政府津贴。在德国，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三成，社会福利几乎包办了壹切，穷人靠社会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服务，住院流浪汉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长。在日本，社会福利开支约占GDP的五分之壹，医疗保险覆盖全民，医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在拉美，社会福利覆盖所有穷人。在俄罗斯医疗、教育全民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财政预算约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社会福利更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接近GDP四成。

中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用于供养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党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服务少之又少，实行医疗、教育产业化，让医院、学校自己去赚钱，造成医院发病人财为生，学校发学生财，卖文凭为生，学校普遍负债累累，重收费不重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没有面向全民的社会福利的国家，国人在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高昂房价重压之下没有保障感，毛时代的制度性缺陷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如今，“党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成为新的“大资产阶级”。它们蔑视法律，不断加强对舆论和司法的影响，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过各种手段维护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庭收入两极分化严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户均收入只有1000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国公布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承认，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中国社会的土地财政

建国之初，中共通过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民只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经营权，却没能收回土地所有权。在农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中共宣布二十年不变，随后又宣布三十年不变，出台政策规定土地承包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口变动不再重分，新的集体成员不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样的政策规定似乎是说土地壹次性归家庭私人占有。但农民清楚，承包期无论怎么延长，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能出台新政策，如同当年允许包产到户后很快又禁止壹样，取消承包。于是，农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夺性经营，不计环境破坏恶果，如同当年合作化时疯狂毁林砍树壹样。

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时集体不存在，宪法规定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实际含义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过农村基层干部控制的党产。通过推行合作化再废除合作化，中共获取了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是为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革命收获。虽然土地承包给了农民，土地出让的权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垄断农地，低补偿价征收农民土地，高价买给开发商。1989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凡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出让收入必须上交财政，中央财政收取40%，地方财政收取60%。以公有制为名的土地出让制度实际是中共对土地的“统购统销”政策，即政府垄断的强买强卖。虽然宪法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没有规定集体不可以卖地，但当局利用强权规定农民集体不得自行出卖土地，土地只能卖给政府，由政府独家征地，再挂牌出让。这样的“土地统购统销”政策让农民怨声载道。

1993年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宪法关于土地方面的规定造成了农民短期行为和政府控制土地获利等诸多社会弊端，建议向农民宣佈他们各自承包的土地从此在法律上归私人所有。他的建议遭到“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的指责，被政治局否决。根据政治局的决定，财政部公布了《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把出让土地使用权所得称为“土地出让金”，调整中央与地方分享土地出让金比例为，中央财政收取5%，地方财政收取95%。此后二十年间，全国数十万亩农用地转为了城乡建设用地（农转非）。政府征地带有强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买家，又是补偿标准的制定者，为自身利益尽量压低补偿标准，转手高价卖出。专家估计，农村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红利中，农民得到的补偿金额仅占5%～10%，村官们以集体名义分享到了25%～30%，“党和政府”霸占了大头，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红利。因此这样的土地公有制不仅实质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学者抨击为“官员抢劫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政府规模疯狂扩张，官员收入暴增，财政收入供养政府远远不够，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规模、最昂贵的“党和政府”，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腐败。各地政府为应付暴增的开支疯狂地赚取土地开发收入，推高地价，房价，快速吞噬土地资源。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对九省(市)“土地财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显示“土地第二财政”超过正常财政，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财源。如今，房地产绑架著中国经济四十多个产业，如果房价不涨，房子卖不动，各级政府的地就卖不动，银行贷款还不了，同时房产商也资金链会断裂，还不上银行贷款，债务危机和金融风暴就会降临。如果没有了卖地收入，政府财政立即爆发危机。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齐心，出政策让地价、房价壹直涨。官员们都知道地卖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够几十亿人住了，泡沫爆破是迟早，但大家只关心自己任内的政绩，只管继续推高房价，走壹步说壹步，不管将来后果。

地方政府不光赚取土地出让金，还赚取开发税费，向房地产买卖双方收税。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9年向人大、政协会议提交的报告显示，从开发商拿地到商品房销售，各级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让金、拆迁管理费，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等七大类共37项税费。这些税费构成了商品房销售额的50%至70%。地产商会轮值主席任志强表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这份报告中，对房价构成的分析，并没有将政府收取的各种税费完全计算在内，如规费、证费、市政基础设施费等。同时，也未计算上下游产业中的税费，如施工单位上缴的各种税费、建筑材料生产与购买环节的税费、设备生产与交易中的税费等等。若将这些政府的所得考虑在内，政府从房价中分得的份额超过七成。37项税费之外，房地产企业还需要花费巨额费用向20至30个政府部门公关，缴纳20多种收费。这些开支构成了政府的腐败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产经理人抱怨说，他曾经为壹个项目前后跑了40多个政府机构，盖40多个公章，每个环节都要花钱公关。老百姓的买房钱，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价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19544亿元，与上年相比整体净利润零增长，而当期实际缴税22233亿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税收支出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公司的净利润。房地产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7至2013几年中，139家房企缴税额高达6430亿元，而同期的净利润仅为6265亿。总体而言，企业的税负增速大于利润增速，经济发展的好处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承认：“房地产的钱都收给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 国务院曾要求将土地出让收支纳入地方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国土部门收钱后交财政部门纳入地方国库，设立专账（即登记簿）核算土地出让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账本不能对外公开。因此，财政部收支预算中，只有土地出让金总数而没有详细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监管，“土地财政”从数年前的千亿元级滚到了如今的3万亿元级，完全黑箱运作，民众和各界没有知情权，更无监督权。

宪法中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是虚假表述，土地实际由政府所有，通过村干部控制。随著城市化进程，土地市场价值暴增，政府通过村官控制土地，不断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则中饱私囊。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纵村官选举，通过村官办差，压低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农民对剥夺自己权益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不满日益强烈，抗争事件不断发生。以下三个案例最能说明“土地官员所有制”的腐败。案例壹，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贪污了18亿；[18] 案例二，2011年9月，广东汕尾陆丰有1.2万人的乌坎村爆发了村民维护土地利益，驱逐村官，打出“打倒贪官”、“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还我耕地”等标语游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将村官赶走后组织自治，再为反抗当局军警镇压组织起了自卫队，在村庄四周设置路障、挖断村道，以石磈砖头、木棍铁通等阻击警车入村，多次爆发警民流血冲突，五名领头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殴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龙岗区南联村前村委会主任被曝多年非法变卖村集体土地，违法承接商业开发光拥有数十座豪宅、厂房以及大厦等，总资产超过20亿元。三个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围绕土地的利益冲突。这壹冲突其实也是“三农问题”、“征地冲突”、“小产权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问题都是中共剥夺私有土地，宣布所谓土地集体公有造成了革命灾难。

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指出了拥有恒产是维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条件。共产党剥夺了国人的恒产，也就摧毁了国人的恒心，使国人道德沦丧，只顾眼前利益，作壹锤子买卖，不管环境影响，不管子孙后代，竭泽而渔。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的基本条件。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产权界定权利。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是价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与利润的前提。共产党宣传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实际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万恶之源。这印证了孟子所言失去私产会使社会丧失秩序，人们丧失善良的道理。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壹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壹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19]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证明，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场的真谛不是价格，而是产权。由此可知，国有资产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国有企业必然是官有企业，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质上是官有制，其结果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公地悲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实行土地私有化。

乌坎村民抗争持续三个月后，广东当局在村民顽强抗争及海内外舆论压力下妥协，以处理腐败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乌坎村实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选出新的村委会。但是，新选出的村委会无法治村，原因还在于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体村民共有，则由此产生的转让，交易、定价，出卖等矛盾复杂到无法解决，越是民主越难以达成共识，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也解决不了。农民维权的目的虽未完全达到，但维权行动迫使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征地和拆迁补偿标准，同时也导致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胁到了“土地财政”的存续。

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对于农民来说，最主要的财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劳动力资本，前者的价值可能高于后者。当土地使用权不能进入市场流转，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资本化交易的时候，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城里，都没有必要的创业资本，少了很多经济选择，沦为低收入的农民工。土地私有并可以交易、资本化是任何壹个社会最核心的经济自由之壹，也是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国经济难以朝消费驱动型发展。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壹个办法是让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础上，1950年代从农民手里集体化得来的土地还给他们，发给各农户相应承包土地的产权证。

中国社会的债务危机

正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GDP增长与全社会的消费，即内需同步增长。但在专制体制下，“党和政府”主导投资达到疯狂程度。各级政府官员不满足于收取土地出让金，以手中控制的土地和未来土地收益和税收作担保疯狂举债，胡乱投资以获得任期政绩和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将来的债务归还和项目的后果。开建的新城区和基础设施项目通常不能产生还贷回报，政府只能靠借新债还旧债。国有银行须为政府的政策服务，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结果导致不问需求的大量建房。

各级政府不计后果开建大项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例如内蒙古政府计划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政治、金融中心”，重新建壹座城市的“呼和浩特清水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巴彦淖尔”，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二连洗浩特”；河南政府开工的“郑东新区”、“鹤壁新城”、“信阳新区”；江苏政府的“常州名市”、“镇江丹徒代化城”；辽宁政府的营口新城；湖北政府的十堰新城、云南政府的呈贡新城等等。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大都成了几乎无人居住，夜晚漆黑壹片的“鬼城”。在湖北十堰，政府在老城区的东、西两面大规模造城，削平山头，“向山要地”6万多亩，造了“东部新城”40平方公里，“向山要地”9万亩造“西部新城”46平方公里，相当于再造了壹个十堰城。十堰市山地整理的平均成本大约为每亩22万元，照此推算，十堰市“向山要地”15万亩的土地整理成本就达到300亿元左右。如果加上居民拆迁安置、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等，十堰市建造东部新城以及西部新城的成本将超过千亿元。按十堰市的年财政总收入几十亿元计，市政府预支了未来十几的财政收入。在陕西延安，市政府制定了“中疏外扩、上山建城”的发展战略，计划“削山、填沟、造地、建城”，十年再造壹个两倍于目前城区的新城，比十堰政府预支了更长年限的未来财政收入。在鄂尔多斯，地方政府疯狂投资，欠下债务千亿计。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为发工资，不断向辖区内的的万正投资集团、神华集团、乌兰集团、呼能集团伊泰集团伸手借款亿元，十亿，甚至数十亿款，逼得企业纷纷准备搬迁。地方债务危机的背后是政府规模的扩张。例如，伊金霍洛旗核定科级职位300，实际科级干部上千。[20]  在唐山，市政府主导的投资数千亿元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和曹妃甸工业区“烂尾”，区内是壹大堆“僵尸项目”、“僵尸企业”。这两项无效益投资的每日千万元利息将唐山市政府拖向破产。[21]  在昆明，市政府有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昆明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等48家融资平台公司，以未来卖地收入担保，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向银行融资数千亿元建地铁，建了呈贡新区，透支了未来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由于政府投资的新区等项目不能产生回报，昆明政府技术破产。在严重依赖煤炭行业的资源型城市大同，煤炭资源大部分控制在国企、央企手中，市财政可动用的资源很少。市政府向银行大规模举债开工了建新城、古城复兴、美术馆、博物馆、大剧院、图书馆、会展中心、体育中心、文化广场、高铁站、客运站等壹大批项目，投资规模超过千亿元，结果连借款利息都还不上，拖欠无数工程承包商的工程款。为还债，市政府计划将国有资产变现或抵押融资，准备抵押的国有资产包括100多家国有企业，3万多亩的储备土地、壹些融资平台公司持有的物业资产以及云冈石窟等旅游景区。但是，准备变卖的国有企业并不值账面的资产值，准备用于抵押的名胜古迹也不能顺利出手，市政府同样陷入破产。在武汉，市政府提出对标北京、上海、广州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等宏伟目标，推出了投资总额8000亿元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然后再不断加码，开工建设的工地上万个，创造了5000多个建设工地同时开工的世界奇观，也赢得了“满城挖”称号。政府投资颠狂中的建设项目多是在没有落实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先开工的。财政部湖北专员办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两千多亿元，每年须还本付息三百多亿元，每天需偿债壹亿元，政府并没有可持续的财源偿还债务，同样技术破产。天津政府同样利用融资平台疯狂借贷，投资2000亿人民币兴建“中国新曼哈顿”，声称将成为“世界上最大金融区”。而实际情况是，许多工程停工，建起的摩天大楼、宾馆同样如同鬼城，政府负债累累，收入下降。政府无力偿债务并未影响主导政府投资的市委书记张高丽升任政治局常委。

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资源错置，大量信贷资源被无效益企业占用。“土地财政”造成地产市场疯狂和银行放贷爆增。为追求政绩，地方领导人不停地折腾，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再建。为了获得GDP政绩和油水，官方们不惜浪费大量经济资源和建设经费，不惜破坏环境、牺牲可持续发展条件，只管铺大摊子。政府的负债造城的运动催生了壹大批官商勾结的富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以鼓励银行放贷刺激经济。此后，通过大量举债来维持经济增长成了中国常态。过度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迅速减弱，造成的通货膨胀却压制了居民的消费，使经济逆向调整，结构更趋畸型。

经济学家许小年指出，目前中国需求、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政府和企业，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国进民退，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有利于居民，而是有利于政府。政府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1996年的12%上升到了2011年的32%，还没有包括其他的预算外收入，如果包括，则还要高。他建议进行市场化行业重组，收购与兼并，消除过剩产能；减税以避免企业停工、倒闭；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等结构性调整措施；打破行政垄断，取消审批制；不仅在二次分配上采取措施，还须在壹次分配上实施改革。[22]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2012年全国十大税收新闻评选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我国还不是完全依法纳税，而是计划纳税。从分配来看，从1998年到2011年13年中，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从69%降到57%，降了12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吴敬琏分析，“鬼城”源于政府饮鸩止渴，以巨额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的后果。他建议改变政府投资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把做经济的职责完全交给企业、民众，而政府则转为服务型，走民富路线，拉动内需，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局限于经济说不到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是壹党专制。在废除壹党专制之前，“市场化行业重组以消除过剩产能，减税，国企撤出竞争性行业”均无从实施，政府疯狂投资、举债，“财富向政府集中”只能愈演愈烈。

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比例高达95%，而2012年6000亿的土地出让净收入连支付地方债的年利息都不够，政府已经资不抵债，只能借新债偿还旧债。2012年，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占到GDP近半，超出均衡水平10—20个百分点。2013年，发改委声还要投资四十万亿拉动城镇化建设。政府没有说明怎样筹措这四十万亿，估计政府只能靠滥发钞票来维持投资。里昂证券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新增债务比2011年增长了壹倍，债务增速为GDP增速的三倍。中国GDP增长靠债务支撑，GDP高速增长预支了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国民收入。国际公认债务占GDP比例超过60%为危机警戒线，而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对GDP比例已高达300%，远远超过了破产希腊的170%比例。“在人均收入6400美元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维持如此之高的债务水平”。[23]  应对债务危机，大多数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入为“救命稻草”。国土部门公务员变身土地推销员，被分派指标去找买家，政府想尽办法提高土地出让起拍价。[24]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同时城市规划进程也不允许无节制地开发各类土地，政府赖以生存土地收入必然趋向枯竭。当城镇和县政府都在发债集资时，债务危机已经临近。中国债市发行者基本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购买者主要是国有银行。国际资本感到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不断抛售中国国有银行的股份。中共国务院参事夏斌认为，当前的中国已经存在金融危机现象，壹些地方融资平台早就资不抵债，坏账没有暴露是因为政府增发货币在掩盖著。

中国的金融业垄断经营，国有银行奉命支持低效益的国营企业，而使充满经济活力的中小企业、尤其私营企业融资无门。于是，正式银行系统外提供信贷的“影子银行”兴起，提供著近壹半的信贷，助长著通货膨胀与房地产泡沫。美国惠誉评级机构指出，中国的银行系统通过发放贷款维持著投资热潮，影子银行系统在迅速膨胀。公司和地方政府都从不受监控的黑市上借高利贷。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影子银行”的总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同样巨大，也在20万亿元以上。“影子银行”以没有担保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从储户吸收的存款，贷给以土地作押的各级地方政府，帮助政府借新账还旧账。金融业事实上已是最大的地主，越来越多的银行储户的资金通过理财产品流向不在监管范围内的影子银行。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大多没有效益，大建“鬼城”，无力还债，债务风险在不断累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指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都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如何偿还。中国地方政府之所以成为这样壹种债务人，和中国的财政体制有直接关系。”他建议尽快改变财税体制。作为政府任命的官员，高院长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政府成为不考虑还债借债人主要不是因为财政体制，而是因为政治制度。独裁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制约、问责与追究，官员们自然什么坏事都敢做。没有在野党监督，没有执政党更替，财税体制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政府的胡作非为只能越来越疯狂。

伴随疯狂投资、举债，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失控。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截至2015年底为137万亿元，增长了90倍，同期美国货币量只增加了壹倍。判断金融危机是否在形成的壹个方法是看债务对GDP的比例是否在增长。如果金融机构把钱借给了应该借的人，借出去壹元钱创造了超过壹元钱的产值，债务对GDP之比下降。反之，借出去壹元钱创造了低于壹元钱的产值，金融机构把钱都给了不该给的人，债务对GDP比例上升，债务危机风险加大。美国法律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2008年中国GDP为31万亿元，年底贷款余额为32万亿，债务对GDP之比102%。在应对债务方面，中国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采取严厉措施限制银行贷款会引发债务危机，不采取措施，放任银行信贷膨胀可以延缓危机，但使风险会累积得更大。由于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地方官员全为中央任命，各城市发生的问题壹律由中央担保。这壹方面使中国地方政府欠再多的债也不会出现美国底特律那样的城市破产，但另壹方面也使整体风险将累积到恐怖地步。如今，这壹比例逼近300%，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胀，将债务负担转嫁给了全民。银监会发布的银行坏账率是1.5%，但国外金融分析师壹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数倍于官方数据，巨大差异原因在于中国银行业会将地方政府债务、国企债务这些为政治原因的贷款债务挂在账上，不作坏账处理，以保持帐面盈利。很多地方政府迫使银行为破产国国企贷款发工资，银行都挂在账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正在步日本泡沫破裂的后尘。在经济高增长期，日本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银行发放贷款通常要求企业拿土地做抵押，而企业也以大肆购地作为扩张前提。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的土地投机开始疯狂，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弥漫著投资土地必涨的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抵押借款以购置更多土地。银行为追求高回报而接受被高估的土地等资产的担保增加放贷。在“地价升值——担保品升值——贷款增加”的循环中，信贷规模迅速扩张。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土地、证券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大量的银行贷款成为不良债权，银行等金融机构因此积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又不得不新增大量不良贷款。大量不良债权长期得不到处理，使日本陷入长期通缩。[25]   野村公布的数据表明，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时，日本的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约为40%，中国的信贷扩张速度远超过当年的日本，信贷资金总额占GDP比率已经接近300%。据审计署的抽查，36个地方政府中，截至2012年末，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达189%，如果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者达220%。

发达民主各国的债务GDP之比也在增加，但西方各国的在野党都在制约执政党举债。例如美国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政府疯狂举债而迫使联邦政府关门。而中国没有反对党，“党和政府”不受制约，政府举债疯狂世界之最，累积的债务风险也世界之最。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办法防止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比方把地方投资平台、壹些城建公司都关掉，明令禁止不能再借贷，严格的要求他们按规章办事，借钱还款。但这样很可能意味著地方政府破产。实际上中国连政府破产的法律都没有，这个债权里面涉及到那些影子银行、地下银行、国有银行，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利益体系都在其中，这很可能就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地方银行破产，老百姓会去挤兑，这会引发更大的危机，带来的金融风暴或是雪崩。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再印钞票的话也是自杀行为，不印钞票让它破产也是自杀行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壹场学术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最危险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的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值得怀疑。地方政府有没有还债的意愿，有没有还债的能力，我表示怀疑。’他披露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秘密。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只管自己升官发财，不管自己背后洪水滔天，大笔借债，大笔投资，大笔基建，从中赚了大财之后，自己拍拍屁股走人，把问题留给下壹任，或者留给中央政府。如果中国两千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做，中国危机之巨大可想而知。政府通过几万亿的投入刺激经济，导致产的过剩，通货膨胀上升和房地产的泡沫。而从中赚到钱的人是中共的权贵阶层，而他们这些人把赚到的钱，有很多已经转成美元、欧元、日元，转到海外了，换句话说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被这些权贵给拿走了。”经济评论员巩胜利指出，党政运行成本比所有的国家高出了二分之壹；中国国有企业的垄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这样的垄断性企业超过壹百二十家，等于把国有的利益全吃了，中国经济的成本没有办法降下来；党政机关的盘剥、国企的垄断使得壹般企业和老百姓连生存都困难，怎么可能实现以居民消费拉动的经济成长？政府收费超过税收的百分之四十，税和费加在壹起，企业基本上就难以生存。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没有出路，都在加速了把国家和百姓的钱卷往国外。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金融诚信”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有约4万亿美元的资金外逃。这壹数额超过了当时的外汇储备。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简称ICIJ）2014年1月发表的调查报告披露，前任、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家人或亲属们在“避税天堂”英属处女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开设的离岸公司藏有巨额离岸资产。中共领导人家族争相离岸转藏财富的消息披露后，中国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要求各网站，微博、微信对有“中国太子党离岸避税”的内容的网民立即封号。[26]

中国社会的环境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土地承包制度。由于人们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只有限期的使用权，于是大家都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榨取自然环境。由于政府主导经济，中国资源极大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世界最低。197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5.7亿吨标准煤，2012年为36亿吨标准煤，增长了5倍多。目前，我国的单位GDP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为美国的2.9倍、为日本的4.5倍，我国单位GDP的水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用掉了世界上35%的化肥和20%的农药；六十多年的共产统治给中国的自然环境破坏后果中的大部分是不可逆转的，灾难后果包括：

森林浩劫：覆盖率从1950年的近30%下降到10%以下，不足世界平均之半（芬兰67%，日66%，韩64%，挪威60%，瑞典54%，加44%，德30%，美33%，法20%，印度23%）。毁灭天然森林的同时，中国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壹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壹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水土流失与沙漠化：1949年代全国水土流失面积116万方公里，如今超过400万平方公里，国土总面积的四成水土流失。全国每年流失100亿吨沃土，相当1千万亩耕地30厘米耕作层土壤（自然形成1厘米耕作层土壤需1—400年，形成可耕作层规模需3000—12000年）。1949年全国沙漠、沙化土地66.7万方公里，如今超过300万平方公里。卫星地图可以证明，中国大地是地球翠绿陆地中的壹大片黄土裸露的区域。占国土面积四成的草原90%出现退化，且以每年2000多万亩的速度在扩大。也就是说，国土的三成多已经沙漠化，另三成正在沙漠化；

江河湖海消亡：从1985年起，黄河几乎年年断流，流域干旱日渐严重，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其中含有氮、磷、钾3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流域废污水排放量超过40亿吨，中下游支流水质常年为劣五类，近2亿人受害。长江正在步黄河的后尘，走向断流与干涸。“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负责人辛元红说：“1969年时，黄河源还有冰川（固体水库），但2000年时，整个流域已找不到冰川影子。而黄河源区固体水库消失的生态灾难正在长江源区重演，并已达到憷目惊心的地步。”与黄河壹样，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年数百亿吨，水系生态正在迅速崩溃。全国七大水系中，五类和劣五类水质超过三分之壹，七大河中有壹半的水资源已不能用。1949年以来，全国湖泊减少了1000多个，湖泊蓄水量减少500多亿方，其中淡水量减少了400亿方。渤海已成死海，严重污染的海水倒灌；

环境污染：全国约1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砷污染比例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据《现代和谐论》壹书介绍，国土的三分之壹被酸雨覆盖，70％的江河湖泊受到污染，90％流经城市的河流严重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著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大陆的癌症发病率已居世界首位。中国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的癌症村。如果包括非官方数据，中国“癌症村”多达459个；

水资源告急：全国水资源量大幅下降，人均水资源减少到世界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壹；全国城市大幅度超采地下水地面大幅沉降，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地表水资源留不住，水源地迅速干涸，中国河流已消失了近三万条，近200个沿海城市地下水超采造成海水污水倒灌。以北京为例，地下水水位严重下降和大规模地面沉降，最大沉降达700至800毫米，并且全市浅层地下水全部受到污染，大多不能作为饮用水的直接供水水源。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张作辰指出，我国地面沉降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汾渭盆地。其中，华北平原区地面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范围，达到6.4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华北地区近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唯GDP至上，三十年后，古老而美丽的华北平原将消失。乾隆年间，北京地区遍布沼泽、湖泊，如今北京湿地面积仅占3%。小麦是华北平原的主要农产品，但是现在连灌溉小麦都得超采地下水。“如果不超采，麦子就没法活下去。但是这么超采下去，又能采几年？越采越深，采到壹定程度就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华北平原就将慢慢沙化，变成壹个不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干枯的不只北京，不只是华北，全国657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地方政府都在盯著左邻右舍的GDP数字，妳追我赶，造成钢铁过剩，水利过剩，造船过剩，太阳能过剩，风电过剩，几乎所有的产能都过剩，很多工业开发区都会因为产能过剩而关掉。”他建议把华北平原十分之壹，或者五分之壹的土地拿出来种植植被，来治理华北平原的土地沙化。[27] 在各级政府靠卖地发工资、还债还不够的情况下，杨主任的建议当然不可能实施。过量抽取地下水，向地下排污水，都如同蜻蜓吃自己的尾巴壹样的反人类罪恶。

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博士指出：“最近报道的中国癌症人口的增长很惊人，受到水污染的癌症村其实是人祸造成的。中国每天癌症病人增长8000人，壹年三百万人。癌症病人的分布和污染工业的分布的是壹致的。其次就是农业污染，土壤污染，化肥的使用，灭虫剂的使用等等。中国的水污染是人为的，是人祸。中国政府在治水上面不如前人，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超过90%是被污染的。世界上没有壹个国家是这样的，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有穷的国家，有富的国家，没有壹个国家的水如此污染。中共所欠下的环境污染债务无法偿还。治理中国水污染，三十万亿还不够。打个比方说，胡锦涛家乡的城河治理改造，原来是五类水，大概现在是达到四类水、三类水，花了将近四亿人民币。如果把环境方面欠的债用数据体现出来，中国也许就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湿地消亡：1950年全国湿地面积居亚洲第壹，世界第四，如今60%萎缩、消亡，其中河北省五十年来湿地消失了90%，陕西关中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全国红树林由25万公顷减少到15万公顷。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间的生存空间减少至五分之壹，已退无可退。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中国个人资产超过壹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壹千万元人民币的人群中近60%考虑投资移民。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披露：已移居外而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的中国公民估计有800万人。上述事实显示，有能力者都在想办法离开环境日益恶化的中国。然而，离开中国未必能逃避环境灾难。2005年，世界各国经长期努力终于共同签署了旨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然而不久，中国宣布新建562座电厂，其造成温室气体将是《京都议定书》所减少排放目标量的五倍。中国的计划实际宣布各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作废。专制中国无视“产能过剩”的环境灾难后果壹意孤行，建造了足够全世界新增人口总量居住的住房，造就了遍布全国的“鬼城”，排放著比美国加欧盟总和还多的二氧化碳量，成为全球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背后的最大的灾难因素。生态灾难虽有人类扩张摧残环境的因素，但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环境灾难主要是专制与公有制造成的，是革命的祸害。

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二十世纪的革命带给中国的壹大灾难是道德沦丧。首先是中共道德沦丧。东欧巨变后，共产阵营灭亡，共产革命时代结束，绝大多数共产党自行消亡，中共成了共产党、共产制度和共产学说的最后代表。这时的中共已是富人党，以中共元老子女为代表的“红色家族”掌握中国经济命脉，财富总值千亿美元计，在西方国家为子女和私产安排了后路，大多数成员拥有外国居留权、永久居留权甚至外国公民身分。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以共党员为主体，约三分之二私营企业家有党政背景，约五分之壹的企业家曾是党政领导，多数企业家获中共任命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官方办各种协会会员。[28] 商人为了生意加入共产党，不是因为信仰，而是为了获得官商勾结的好处。学生们加入共产党也与信仰无关，因为共产党控制垄断著公务员职位，很多职位以共产党员身分为录取、升迁的条件之壹，大学生为了职位，待遇，为了分享现行政治体制的好处而入党，于是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数量不断膨胀。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评论说：“中国从大学生到富翁都为了自己，或为了赚钱而要求加入共产党。奇怪的是，他们还保留‘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等理想主义的空话。”

二十壹世纪的中共党员们不相信党的宗旨是必然的，而且这不是坏事。马克思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的主要诉求是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富人的财产与生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所谓改革开放，中共党员们成为富有阶层，党政军高层已经变身为中共宣传语汇中的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变身为共产革命宣传中的革命对象。作为最富有的阶层，“消灭私有制”、剥夺富人的话他们说不出口了。新壹代中共领导层对世界潮流有著清醒的认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将子女安排到了西方世界，“暴力摧毁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共产学说信条他们也说不出口了。这时的各级党代会，人大、政协已经成了富人俱乐部。中共为了私产安全，推出了《物权法》，宣布私产不容侵犯。如果继续喊消灭、剥夺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口号，那革命的对象应该是共产党自己了。新壹代中共领袖们自己也经历了毛时代的残酷阶级斗争，有些人还是整肃运动的受害者。苏维埃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口号他们喊不出口了。他们清楚共产革命的血腥和灾难性，清楚共产学说的空想和荒谬性质。老壹代共产党人的口号他们都喊不出口了。共产党员们壹面获取利益，壹面称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壹面攫取著财富，壹面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壹面安排家人子女移民西方，为自己准备好外国护照，壹面声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013年，访华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与中国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有中国大陆网民问俄罗斯官员财产申报问题，俄总理介绍说，俄罗斯通过了壹个很重要的关于公务员公开申报财产法律，要求公务员申报他的开支，收入和开支要平衡，如果不相符就有问题。公务员没有权利在外国拥有资产，包括股份，而且他要关闭在外国银行的账户，因为这些官员要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所以壹定要跟自己的经济壹起分担风险。作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布了个人的财产。然而，外界期望的中共新领导层通过强制官员公示财产制度迟迟不能推出。原因很简单：中共高层、人大、政协成员们大都拥有难以公布的惊人财富。花费和财富惊人的共产党人在精神上必然道德沦丧。据《南华早报》报导，壹位中纪委官员约谈壹批广东省官员后披露，他所约谈的每个官员都拥有惊人财产。这位纪委官员发出党内警告称，披露官员财产会引发民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根据维基解密透露，中国政府官员在瑞士银行UBS有5000多个个人账户，九成中共中央委员亲属移民海外，其中持双重国籍者逾800万。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显示，4000多名贪官外逃，外逃资金平均每年约100亿美元。

知道错了改弦易辙，放弃错误的宗旨，对犯下罪恶认罪，道歉，谢罪，是壹个人、壹个党的基本道德。新壹代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党的罪恶，但他们不能谢罪，甚至不能道歉。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党是从罪恶中壹路走来的。如果讲谢罪，那杀人夺财的 “打土豪、分田地”应当谢罪、镇压反革命应当谢罪、就剥夺私有财产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谢罪，反右运动应当谢罪，制大饥荒谢罪应当谢罪，大搞“阶级斗争”应当谢罪，文革应当谢罪，那谢罪就没个完，统治面临垮台。作为新壹代 “土豪”、新壹代的地主资产阶级群体，共产党人不能谢罪，也不能放弃共产革命宗旨，只能自欺欺人地坚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称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坚持“消灭私有制”的共产口号。他们明明知道所推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称自己的资本主义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花费著出卖全国土地的钱财，却坚称土地是公有的。他们声称要依法行事，鼓吹社会和谐，却拒绝放弃暴力消灭私有制、暴力剥夺私有财产的共产信条，在开大会时继续唱“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英特纳雄耐尔（共产主义）壹定要实现”。在反文明、反进步和反人类的共产信条已被全世界唾弃的时代，中共致力于“维稳”、守成，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维护毛泽东留给他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党员不相信党的宗旨，把入党、在党当作找个好职位的敲门砖，当作升官发财跳板，全体党员说壹套作壹套的情况显示，共产党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最虚伪和道德最为沦丧的群体。

在认错与改正错误方面，国民党比中共强了许多。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光复会也曾诉诸暴力，拒绝改良，国民党也曾壹党独裁。但国民党人有反省的素质，会道歉，会悔过，会放弃被证明是错误和灾难性的信条，会追随进步潮流，能够主动融入进步潮流。国民党不需要改党名。宋教仁缔造国民党时取“服务国民”之意，名称本来就没有暴力、剥夺之意。国民党人对下野不那么恐惧。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学良等国民党人都曾下野。国民政府在成立后就公布了实现宪政的时间表，壹直有作在野党的准备。谁都知道，靠收党费与“党员月捐”根本养不了庞大的党机关。党众大都是为了利益来投。自广州国民政府时代起，国民党开始在政府财政中开支党务经费。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这壹作法，规定国民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享受政府财政拨款，实行“以国养党”。抗战后期，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作出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的承诺，开始筹划“以党养党、党费自筹”。为下台作准备，国民党早早建立了党库。1945年5月，国民党六全第十六次会议根据以前党费自给失败的经验，决定创办党营事业、党营企业以养党，通过了由陈果夫主导的《关于筹措党费之决议案》。其中规定：运用党费基金创办各种事业，以巩固党的经济基础，以期党费自给。从此，国民党开始办党营企业赚钱养党。在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的经营之下，党营企业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例如，恒大公司1948年收益高达8000亿元。[29]  195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府规定垄断性行业的公司必须有壹定比例的官股，国民党党营事业携手水泥业的辜振甫、信托业的辜濂松、纺织业的徐有庠、塑料业的王永庆等民间财团，投资石化、水泥等行业实现了党产迅速增值。1971年6月，国民党成立了第壹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资公司，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与设立石化中游工厂。在“十项建设”中，国民党党营事业通过投资石化等建设项目进壹步扩张，[30]  使台湾在私人资本与国营、省营与县市营的公有企业之外，存在著既非公营，也非私营的庞大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壹党专制体制下，国民党党营事业不可避免地存在“无偿占用”、“廉价租用”、“低价买进”、“政府预算补贴党营事业”、“党政合资办具有特许、独占、垄断性质的企业”、侵占国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等劣迹。尽管如此，国民党通过早早停止从国库拿钱，切实地为放弃壹党专制，向多党制过渡作著准备。在伟人蒋经国带领下，国民党放弃独裁，融入宪政，随时准备作在野党。随著反对党的出现，国库拿钱养党不再可能。

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要求永远掌权，声言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代表富人的共产党不可能再号召暴力剥夺富人了，但却坚持意味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共产党之名。在二十壹世纪，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利益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员人数正向亿级迈进。庞大共产党不受制约，不断扩张规模，寄生于国库，吞噬国民财富，要求永远执政，不容反对党出现，决心将壹党独裁坚持到永远。共产革命最蛊惑人心的口号是扫除剥削压迫，造福穷人。在二十壹世纪谁都清楚，革命并未扫除剥削压迫，也未造福穷人，只是换了共产党人当富人，国人的贫富差距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如果说穷人的日子比革命前好了，那不是因为革命，而是拜了科技进步之赐。在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穷人生活的改善更大。中共建国前三十年打社会主义改造旗号将百姓私产充公，变成所谓全民公产，后三十年又以改革开放的名义把全民公产化为私有，让红色家族变身巨富，这就是共产革命。

革命还导致全民精神堕落，中共在中国实施愚民洗脑，以及各种血腥政治运动摧毁绝国人的传统道德根基，将国人变成仇恨狂，斗争狂，摧毁了国人的道德心，同情心，爱心。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中共为维护统治需要，推动极端自利和享乐主义。官场功利，学校功利，医院功利，甚至清静的寺庙也不能幸免。在官场，官员们只关心自己的升迁，不关心政府债务，不关心环境代价。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是“裸官”，家人财产早已转移国外，获取了外国居留权，准备捞完最后壹把移民，哪怕离开后洪水滔天。在学校，教授、学生急功近利，以权力金钱衡量成功与否。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大学以为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标志大学成功。知名大学通过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自己跻身世界百强。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壹样，他们忙著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新中国没有壹个教育家。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科院腐败堕落，社科院腐败堕落，北大清华腐败堕落，知识精英们钻入钱眼，名校热办“总裁班”、“精英班”、“领导干部班”，收天价学费贩卖“硕士”、“博士”、“MBA”、“EMBA”头衔，教授变身老板，忙于要项目、接受赞助，男生不堪压榨自杀者有之，女生陪睡拿学位者有之。在医院，医生掠夺病人钱财，以度医疗赚钱是公开的秘密。此外黑心食品，黑心产品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布的“世界奉献指数”（World Giving Index）排名榜上，中国人长期名列最后（台湾名列第35名），是世界上最自私，最无善心的群体。经过几十年的共产极权主义统治，中国社会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只崇拜权力、金钱，与革命前相比，人民丧失了太多的善良、淳朴、信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