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概论 一

　　作者 杨继绳 写于二零一五年

　　前言

　　著名作家王蒙说过：“谁能解释与进壹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王蒙说的“这个活”，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我早就跃跃欲试。虽然这是壹个极其复杂和危险的领域，壹旦进入，我就充满激情。显然，“这个活”是壹项大工程，我能够为这项工程添壹小片砖瓦，也算尽力了。

　　从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文革，此间还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串连，亲身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壹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会气氛。1968年1月，我到新华社任记者。此后几年，采访了壹些与文革有关的事情。不过，亲历也好，采访也好，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对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愿望。2007年我写完《墓碑》以后，就转向对文革的研究。虽然文革通史已经出版了多本，我还是愿意将我经历和理解的文革过程写出来，供大家批评。

　　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个人情感的影响，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站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文革。官方文革史局限于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难免违背文革的真相。

　　中国共产党十壹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壹段历史作了官方的结论。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壹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壹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为了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当时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就不可能有以后三十年改变中国的伟大活剧。但是，历史学家在还原文革真相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折衷、妥协。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既违背历史真实，也难以说服人。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壹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壹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壹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在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壹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壹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壹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壹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壹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不是他们利用毛泽东，他们只是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壹些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

　　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壹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壹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壹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乔治．奥威尔说：“当我动笔写壹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壹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对写中国近代史的要求是：“叙事客观，分析深入”。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时追求的目标，我尽可能用中性描述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第壹，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容易带进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会有损“叙事客观”，第二，我学识不足，要“分析深入”确有困难。不过，我在写这本书时，时刻铭记著吴先生的这八个字。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濶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壹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壹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壹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壹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史是艰难的。妳提出任何壹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妳写出任何壹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妳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人们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处境，有著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相对于文革研究的先行者来说，我是后学。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我阅读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叙事的文革通史，有亲历者的回忆录，有对重要专题的深入探究，有地区文革史，有文革理论探索。我在读这些著作时，在我头脑里深深地记下了以下名字：高皋、严家其、王年壹、席宣、金春明、麦克法夸尔、王友琴、周伦佐、何蜀、王绍光、王力、陈晓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徐景贤、聂元梓、余汝信、刘国凯、徐友渔、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谦、高华、印红标、韩钢、肖喜东、丁东、陈益南、卜伟华、唐少杰、钱理群、张博树、朱学勤、陈奎德、 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杨曦光、舒云、丁凯文、徐海亮、启之、司马清扬、周孜仁、华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陆、李逊、董国强、邓振新，等等。更可贵的是，还有壹些学者甘当其他研究者的踏脚石，默默地从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工作。这项工作意义深远。傅斯年说，从某种意义来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周良霄、顾菊英伉俪的《十年文革大事记》，还有《记忆》、《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馆》这类文革史料电子刊物的编辑者，他们做出了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几年的研究写作过程中，时刻对这些先行者怀著深深的敬意。徐友渔、丁东、卜伟华、余汝信、李逊、丛文滋审读了这本书的初稿全文，何蜀、蔡文彬、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审读过初稿的部分章节。审读者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在此，我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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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 北京

　　导论：

　　道路·理论·制度

　　1966年及以后的10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不同角色、不同程度地被卷入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每个参与的人都有壹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们的生活、命运和心灵都受到了重要影响。这场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

　　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壹年、三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王力、关锋、戚本禹；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实践的反复碰撞，使文化大革命早已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化大革命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壹个新问题接著壹个新问题，用后壹个错误纠正前壹个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问题导向，是摸著石头过河，这壹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

　　文化大革命像钱塘激潮，壹波又壹波地涌动。每壹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壹波都有壹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每壹波都制造了壹批新的“敌人”。随著文化大革命原动力减弱、抵制文化大革命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化大革命波涛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化大革命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壹波又壹波的反复，壹次又壹次的折腾，老百姓像面团壹样被反复揉捏，苦不堪言，而毛泽东却以鸟瞰人环的气魄说：“试看天地翻覆！”用“天地翻覆”作为本书的题目，辛酸自有人知。

　　文化大革命发生、进程、结局和后果的深层动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寻找，要在当年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坚持的道路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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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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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壹些研究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纯粹是壹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壹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壹，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壹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到1966年上半年，毛召开几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壹，另壹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壹次，第壹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壹次？毛、刘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二人可能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壹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壹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壹点还是快壹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壹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资本主义壹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壹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他要建立壹个“壹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壹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集体化的大生产。要建成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自给自足。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的思想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有些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民众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壹种美好的愿望。属于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的权利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壹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壹批人都站在刘的壹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壹包”、“三和壹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壹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企图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壹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著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再壹次制造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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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有著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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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壹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壹下火车，壹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妳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壹边包著壹边谈文化大革命，谈著谈著，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化大革命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当然是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崇高权威。但毛还得用意识形态来号召和鼓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媒体、会议等壹切形式，年复壹年、日复壹日地向每壹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壹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壹个人的头脑，指导每壹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著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列宁语）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著成千上万的人向著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而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壹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壹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壹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壹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壹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壹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壹看法必然导出极权主义的政治。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壹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壹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永远铲除。”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全新的社会成员。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壹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7年，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壹些人被判处了死刑。紧接著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壹个又壹个“反党集团”。苏联壹方面说消灭了阶级，壹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壹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壹套阶级斗争的新理论。这套理论的发端与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有关。中共认为苏共正在向修正主义偏离。中共的新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中央党校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壹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壹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

　　壹、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壹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著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壹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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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以后，还要进行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壹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壹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壹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壹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壹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限制“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壹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壹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壹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壹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迫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几十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壹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壹个群体，他们获得了壹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壹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平和谦逊的人们也会变成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壹样，用种种的宗教仪式，不停地向他们的上帝表达忠心。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化大革命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壹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壹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壹切，也是壹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壹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不过他又说：“哪里存在壹个凌驾壹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壹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它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领袖设定的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壹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重建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壹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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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化大革命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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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著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基础上，把每壹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壹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壹点、落实到每壹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壹切山野村落、壹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壹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壹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壹个名称，totalitariansystem（译为“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壹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水平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中国人口１０亿，即在１后面９个零。毛泽东是１，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９个零是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壹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壹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壹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壹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壹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壹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著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壹，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壹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化大革命中他再壹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壹统就死，壹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时壹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７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壹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壹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壹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著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壹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壹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 “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著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NewClass：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壹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壹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壹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壹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吉拉斯认定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这是极权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承认中国有出现特权阶级的现实，但队相信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推翻这个“新阶级”。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壹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壹幻灭的主要原因之壹，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壹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壹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壹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壹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壹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壹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作为壹个群体社会，需要有壹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就“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关。”就“是用来镇压某壹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镇压谁呢？镇压对政权有威胁的人，镇压不服从者。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壹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壹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壹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壹个能量强大的怪物。壹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壹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破坏力很强的无政府状态。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状态和行政权威反复较量的过程，最终行政权威取代了无政府状态。可惜这种行政权威还是官僚集团的行政权威。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壹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在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著紧张关系（第壹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著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壹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壹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化大革命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壹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化大革命，这是壹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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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化大革命的补偿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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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壹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壹步表明文化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化大革命已经丧失民心，文化大革命失败已成定局。

　　文化大革命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壹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化大革命领导人被捕。文化大革命壹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已完全恢复。

　　中国人为文化大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壹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 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 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叶剑英提供的这组数字，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其它不同的受害者数据。文化大革命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壹场大劫难。此外，文化上的严重破坏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无法估计。

　　恩格斯说：“没有哪壹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之中。文化大革命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壹，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化大革命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还有“信心危机”，群众对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丧失信心，从而产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对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壹步。

　　辉煌壹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壹片废墟，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壹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著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对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壹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壹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跟随林彪、江青壹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化大革命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有壹些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壹个文件，要求对文化大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壹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壹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但继承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个政治体制：壹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壹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壹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同的是，文化大革命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著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私人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壹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壹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文革以后的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的世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壹个壹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这个社会壹切罪恶的渊薮。建立壹种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是全社会必然的要求。这个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

　　第壹章　文革前发生的重大事件

　　文革前，发生了壹系列重大事件。前壹个事件可以从后壹个事件中看到结果；后壹个事件可以从前壹个事件中找到原因。众多事件壹壹演变，矛盾不断积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更为重大的事件。

　　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制度特征

　　1949年10月1日下午３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３０万人集会，毛泽东在集会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19世纪华族与外族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的变局”。在这之前，外族是和华族地域相邻的、文化较低的民族，华族文化壹直处于中心地位，进入中原的胜利者也被华族文化同化。自19世纪以来，与华族发生关系的外族是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国家，其科技、经济和文化都比华族要高。欧洲人要向海外开拓市场和寻求原料，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但中国还处在农耕时代，于是发生了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在两个文明的冲突中，中国屡屡失败。壹个又壹个不平等条约，壹次又壹次割地赔款，使中国人痛心疾首。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颟顸、腐败的满清政权，但以后又是连年军阀混战，民众所受的痛苦甚于清朝。不少仁人志士纷纷寻求救国之路。在当时条件下，逻辑严密、思想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了壹批知识分子。俄国人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成为中国人的楷模。在中国人寻求救国之路的时候，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危机，而苏俄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壹些西方著名知识分子也赞美苏俄。走俄国人的路——这是当时壹批革命志士的结论。在苏俄的帮助下，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俄国人成功的时候正是孙中山需要帮助的时候。早在1914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把壹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加强。他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觉得其根本纲领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俄国的革命方略有很多可借鉴之处。他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民国12年（1923年）正月26日，孙中山和列宁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下实行合作。同年夏，孙中山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联俄容共的政策。同年夏，蒋介石回国，孙中山让他组建黄埔军校。然而，到俄国考察的蒋介石看到了俄国制度的壹些问题，他认为中国不能仿效苏联的制度。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分道扬鏣，清剿共产党，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壹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发展为“壹个党，壹个主义，壹个领袖”的专政思想。日本侵华为共产党提供了发展机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共产党的军队从几万人发展到百万人以上，还建立了国中之国的“革命根据地”。承担抗日主战场任务的国民党则精疲力尽，其政权因专制腐败也丧失民心。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三年国共内战，蒋介石被赶到台湾。于是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但是，苏联的专制制度建立在中国两千年的皇权基地上，成为壹个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的特征是：

　　政治高度集中，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土壤上构筑了壹个金字塔式权力结构。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

　　这是壹个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毛泽东身处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控制官僚体系来控制全国。官僚体系体就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运行的。共产党虽然强调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壹致性，然而，在任命制的官僚体系下，每壹级官员的权力来源都是上级的任命，不是来自人民选举。在通常情况下，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官员对任命他的上壹级官僚负责，很少对人民负责。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壹种对立的格局。

　　中国共产党是壹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壹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壹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是唯壹的执政党，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毛泽东说：“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深入到每壹个工厂、车间、农业生产队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壹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实施绝对领导。而各级党组织，第壹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实际上，高层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壹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壹枚橡皮图章而已。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壹锤定音”。对重大问题的争论又不能达成共识时，就靠“路线斗争”来解决。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壹批人战胜另壹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壹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壹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妳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中国共产党其所以能够牢牢地掌握政权，主要是靠军队，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政权以后，又靠枪杆子保卫政权。军队不是国家的国防军，而是党的“党卫军”。“党指挥枪”是军队的最高原则。党指挥抢，不是空洞的原则，而是靠壹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壹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这壹整套监军办法使得每壹位军官的军事行为和思想状况都在党组织的掌控之中。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著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的官僚体系来控制全民。

　　垄断思想，垄断真理，全体壹致的喜笑怒骂

　　除了紧紧地抓住“枪杆子”以外，还紧紧地抓住“笔杆子”：对舆论高度垄断。毛泽东时代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权威大报，壹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壹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壹样。各省在中共省委直接领导下都有壹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官员。发什么稿，用什么样的“版面语言”，严格服从党组织的意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国外的真实情况，国内的负面信息，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选题、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没有学术研究，只有“理论宣传”。壹些学术刊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与中共中央意见不壹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头等任务。

　　全国的壹切宣传机器、壹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壹个方向影响每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壹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民壹致地嬉笑怒骂”。壹场又壹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使得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

　　那时，全国只有壹个思想家，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壹”。他既是“国王”又是“教皇”。

　　在政教合壹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老统治术，在这个制度中发展到了十分精緻、十分严密的程度。全国百姓的心灵都被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控制，都变成了政治愚民。

　　国家垄断壹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壹切经济生活计划经济当时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壹。由于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所谓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在农村，实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壹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工商业都由国家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壹句诗：“壹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当时在中国广为传诵，不仅是因为符合中国的现状，也显示革命者的骄傲、自豪的气慨。中国农民没有刷牙的条件，很多家庭连牙刷也没有。

　　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壹架大机器，是壹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财富是公有的，每个人也是公有的。私人领域完全被剥夺。

　　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老百姓的生活资料，都得仰仗官僚们分配。在这个制度下，“不服从者不得食”。

　　这个政权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购买生活资料的票证只能在户口所在地领取。人们被锁定在户口所在地。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人，住房和壹切都是单位按级别配给的，离开了单位就失去壹切。当局为每壹个干部和工人设有自己看不到也不能看的档案，记录每壹个人的表现，秘密档案决定每壹个人的命运。

　　政治专制起源于秦始皇，公有制、计划经济来源于马克思。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钳制，老百姓的个人自由被彻底剥夺。中国的每壹个单位、每壹个家庭，每壹个中国人的工作、生活、思想、行为、话语、都在国家权力牢牢的控制之中。

　　严密和严酷的统治是靠官僚集团施的。每壹个人都被锁定在官僚权力方格中。官僚决定每壹个人的命运。主宰和被主宰，压迫和被压迫，剥夺和被剥夺，形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这种矛盾在政权强大的压力下隐藏著，壹旦释放出来有，就成为冲击官僚集团的强大力量。

　　特权社会，官民矛盾尖锐

　　官僚政治是壹种特权政治。

　　1950年4月出台的《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壹级的工资是最低壹级的28．33 倍。1955年8月，统壹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最高和最低工资差距达36.4 倍。那么，被共产党视为不平等、从而作为革命对象的国民党政权工资差别有多大？１９４６年国民党政府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１４．５倍。远远低于共产党政权的工资差别。

　　官员住房按级别享有特权。中央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住进了当地最高级的高墙大院。天津市壹级领导占有遵义道的外国人留下的高级别墅，局级的干部占有了“五大道”的小洋楼。上海市1956年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公尺以上“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壹级可享受180—185公尺“大花园精美住宅”等。制度还规定，几级以上的干部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火车软卧和飞机，只有１３级以上的高级干部才可以乘坐。医疗也是按级别享受不同的待遇。高级干部享受种种医疗和保健特权。

　　高级干部的食品是特别供应的，简称“特供”。中央机关和各省级机关的领导人，都有壹套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检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到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避暑胜地、海滨浴场都被开发为干部休假的场所。壹到暑期，高级干部带著妻子儿女到疗养胜地享受特权。北京和各省会都有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场所。

　　在体制内，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这些等级，将人的地位的差别，用物质享受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低等级的人不满。

　　1958年１０月投入使用的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是中央高级干部吃喝玩乐的场所。建筑豪华，静谧的后湖和北海相连。从各文工团选来漂亮的女演员为中央领导人作舞伴。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在这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也是壹应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长的要求定做。不到壹年，养蜂夹道就容纳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高级干部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就通过薄壹波、吕正操、孙志远等，打著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搞建筑材料、设备。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壹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壹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５０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部长级的房间，有中央领导人的房间。招待费由国家财政实报实销。

　　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行宫。除省、市首府以外，壹些中等城市也为此大兴土木。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这些地方是招待高级干部的特殊场所。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天津迎宾馆等等。这些豪华宾馆都是在大饥荒那几年建造的，极尽奢华，警卫森严，老百姓不能接近。在大饥荒年代，山西省委在风景名胜地晋祠，修建奢侈豪华的晋祠宾馆。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华北局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官员们白天读书，晚上到太原市看戏。京剧界名角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李世济等都纷纷从北京前来献艺。而更高壹级干部，就在晋祠宾馆五号楼看古装戏。看完戏后，高官们通霄达旦地玩麻将。在宾馆南楼壹天壹元钱伙食费，每顿都有鸡、鸭、鱼、肉。晋祠宾馆每栋楼都自设厨房，为高级干部单独开伙。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住壹号楼，每天五元钱伙食费，吃的是山珍海味。那时没有空调，就在会议室四角放置冰块降温。宾馆的游泳池24小时开放，消毒、净化、加热三大系统日夜循环。当时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青年干部李辅参加了这次“读书会”，看不惯高官们的特权，文革壹开始就贴大字报揭露，成为省委机关的造反派。

　　大饥荒年代，四川省饿死了上千万人，省委第壹书记李井泉却在重庆潘家坪每晚听堂会（即把演员叫来，专门为他演唱），听完了吃夜宵。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下乡考察，由当时兰州最高级的饭店――兰州饭店派专车为他送饭。信阳地区饿死了１００多万人，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 1960年7月的信阳地委扩大会议，地点选在著名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壹边避暑，壹边为自己开脱责任。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当时没有上山的汽车，官员们是饥饿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

　　应当说，就官员腐败的程度而言，文革前不如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当时中国普遍贫困，官员腐败的物质基础不如后来。在官员中，有壹些人还坚守苦命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但是，从整体上看，和官僚特权阶层相对立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底层百姓，还有被被打成政治贱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底层劳动者、政治贱民与享受特权的官僚们的尖锐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

　　官僚阶层除了有权，还有“势”。 “势”是他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权力可以直接实施压迫，“势”不仅可以获得特殊利益，还可以对低层产生心理压力。权和“势”的双重作用，使得官员和广大民众成为利益悬殊的两个阶层。

　　官民矛盾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官僚特权和各级官员对民众的压迫，还有高度集中的严酷制度造成的阶层隔膜。由于官员和普通百姓处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信息又不平等共享，相互之间就会有误解和猜疑。即使是善良的、想为民做事的人，壹旦身处官位，就会站在官员的立场思考，其中不少看法是与民众对立的。本来，官僚集团中有相当多的好官，但底层百姓把身居高位的人都当成享受特权的官僚。千百年来，官员把自己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既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水，对百姓时刻保持警惕，处处防备他们，限制他们。百姓中壹旦有反抗行为，就施行镇压。官员这种心态和作法，进壹步强化了官民之间的隔离和对立。

　　在以后的壹系列政治运动中打倒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之后，这个政权就丧失了制衡力量，官僚主义问题更加膨胀，更加无法解决。于是，毛泽东就想出了用群众运动来改造官僚体制的办法。

　　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潜伏著深刻的危机

　　在极权制度下，不仅有尖锐的官民矛盾，在官僚体系内部，很难和谐地解决权力继承和权力分配的问题，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之间，这部分官僚和另壹部分官僚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对民众镇压和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这个制度得以维持的手段。这个制度内部有强大的张力，这个张力使每壹个人感到紧张、恐惧。这个制度忽视个体，把个体当作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不把人当人看”。所以每壹项政策的推行都要伴随著残酷的斗争。中国当时壹种通行的说法：“阶级斗争，壹抓就灵”，这句话可以作另壹种解释：如果没有镇压，壹切都不灵。镇压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苏联式的制度没有镇压就不能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镇压不断：土改运动屠杀的地主不计其数。镇压反革命运动至少杀了71万。其中有大量冤魂！中国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的镇压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群众专政”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就形成了。这就使得每次镇压都没有法律依据，“无法无天”，因而更加残酷，且严重扩大化。

　　1957年的整风运动，类似文革的预演，整风实际是号召群众“火烧”官僚，反右实际是镇压1956年的“造反派”。我相信毛泽东开始是想揭露壹下官僚黑暗，没有想到这把火如此之猛烈，危及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组织反击。结果五六十万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成为政治贱民，从此中国更是万马齐瘖。反右阻止了壹切对共产党的批评，批评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官僚们更是肆无忌惮。“四清”运动又是壹次文革的预演，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四清”主要是整农村的基层干部，并没有触动上层官僚特权阶层。每壹次整治官僚集团的政治运动都被官僚们作为打击异己的机会，最终结果，不仅强化了官僚特权，也加剧了官民矛盾和官僚内部的矛盾。

　　由于最高领导者壹言九鼎、独断专行，这个制度是最容易犯决策错误的制度；由于不允许批评，出现了决策错误以后又很难纠正。壹个又壹个错误，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加剧了领导集团的意见分歧和内部矛盾。

　　最高权力的继承历来是专制制度的难题。皇权专制时用无可争议的自然条件——长子继承来解决危机，但争夺皇位的杀戮不断。共产党壹党专政也有继承人危机。毛泽东晚年，他对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不满，继承人危机日益突出。1966年6月10日，毛在杭州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壹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要壹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喊‘万岁’的。”他这段话，实际上是否定了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二，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在17年的制度之中。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文化革命也不可能发动起来。对毛泽东的神化自延安开始。刘少奇、王稼祥、彭真等起了带头作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又用政权的力量进壹步神化毛泽东。社会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都无时无刻地、竭尽全力地，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段神化毛泽东。中央领导人林彪、刘少奇、周恩来等在神化毛泽东中起了带头作用。毛泽东被捧成了太阳，官僚们自己就成了明月。当好了毛泽东的奴才，是当百姓主子的必要条件。

　　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把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是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壹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壹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壹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壹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壹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他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壹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壹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妳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妳又承认恩格斯，妳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风、方法哪壹方面，我们都比他差壹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壹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在这次成都会议上，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1959年9月9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说：“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提倡‘个人崇拜’的。·····我在很长时间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妳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壹定要人家同意的。”

　　1962年1月的7000人大会上，林彪、周恩来在毛泽东因大饥荒而威信降低的情况下，更加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林彪的倡议下，１９６１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将这本小红书推广到全国、全世界。在这期间壹直到文革前夕，林彪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上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他发表了很多令人肉麻的神化毛泽东的言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坚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壹切，推动壹切，改造壹切。壹句话，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壹句顶壹万句。” “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是我党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文革前夕，毛泽东已经拥有绝对权威，毛泽东的指示已经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的话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壹切社会标准。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他的言论是判别真理的唯壹标准。这种状况已经深入了大多数人的心中，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在文革中被迫自杀的人临死前留下的遗书，几乎都要表示对毛的忠诚。

　　毛主席著作是中国人的圣经，党号召人们必须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自1963年底在军队内部风行以后，以后越印越多。1966年8月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同时印制。据统计，仅１９６７年这壹年，就出版《毛泽东选集》９１００多万部，等于文革前１５年出版总数１１００多万册的８倍；《毛主席语录》印了３．６９亿册，连同以往出版的共有６．２８亿册。《毛主席像》印了１２．１４亿张，至１９６９年３月，毛主席像章已制作了２２亿个，当时全国７亿人口，平均每人３枚多。1969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提出的1969年的《计划纲要（草稿）》中的第壹项任务就是，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两千万部，《毛主席语录》和《最高指示》3亿册。

　　毛泽东的每壹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最高指示”壹发表，人们三更半夜地起来敲锣打鼓地庆祝，“传达不过夜，执行不走样”。抄错了毛指示中的壹个字，就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是和对全民的愚化相伴随的。毛泽东是真理的化身，只要他壹个人思考，就能施惠于天下。他壹个人的脑袋代替了亿万人的脑袋。他壹个人成了神明，亿万人就成了政治愚民。在神化毛的同时，在全国掀起了对毛的忠诚运动。为了表现忠诚，还创造了壹系列的政治祈祷的形式：每次开会都要山呼“毛主席万岁！”要求各单位每天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文革中还流行壹种以顶礼膜拜的动作串组成的“忠字舞”。

　　对最高执政者的神化是就极权制度的需要。极权制度将国家决策集中到最高执政者那里，他为什么不会犯决策错误？因为他是“哲王”，是智慧超人的圣主。而现实是不会有这样的人，只好把最高执政者神化。这样做，就可以使被统治者对他臣服，他的旨意就能畅通无阻的被执行。

　　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亿万政治愚民同时并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壹个重要条件。在文化革命前夕，这个条件基本具备了。

　　毛泽东有了如此巨大的权威，就算他的想法绝对正确的，能够使群众运动按他的设想、他的意愿发展吗？他能控制运动中每壹个环节的发展方向吗？他能判别各种事件的是非曲直、从而使各种政治力量心悦诚服吗？这是天真的愿望。而“思想”和“指示”可以有著不同的理解，没有法律那样的确定性；各人都可以“打著红旗反红旗”，都可以把“思想”和“指示”为我所用。何况他的指导思想并不正确。群众运动壹开展起来，就有其自行发展的逻辑，任何权威都难以控制，势必造成不可收拾的长期动乱。

　　三，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

　　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出现了大饥荒，饿死了3600万人。

　　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济宁，在四川省、贵州省的不少地方，壹些家庭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

　　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壹边挖，壹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著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据可靠资料的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国有数千起。

　　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产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

　　所谓“三面红旗”即：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就是经济上高速度发展，即倾全国之力实现政权确定的某壹经济指标。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化的极端化，也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

　　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壹切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小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壹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壹收购，统壹销售。每壹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农民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壹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毙。

　　“大跃进”使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说亩产粮食几千斤、几万斤。产量吹得这么高，国家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就多。农民的口粮、种子、牲畜的伺料都被国家拿走了，还不能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就怀疑农民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用种种刑罚摧残被认为“瞒产私分”的基层干部和农民。

　　在人民公社里设有公共食堂，农民的口粮集中到食堂。家庭不让生火，锅碗被收缴。打饭要排长队。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差。公共食堂为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创造了条件。生产队长是壹“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 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各地都有。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壹个人的肠胃里。

　　地方政府不让饥民求救。信阳地区公安局就扣压了求救信12000多封。不让饥民逃荒。河南省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共收容企图出外逃荒的农民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

　　大饥荒期间，有不少农民是被干部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壹县就有254人。据不完全统计，光山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对不听话的农民、因饥饿而偷吃的农民，实施的刑罚有数十种之多，残忍致极。贵州省湄潭全县在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

　　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的政策能持续多年而得不到纠正，其原因是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对毛泽东的政策只能歌颂，不可批评。

　　1958年毛泽东、刘少奇在“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而且刘说的活比毛更激进。但刘发现得早，转弯比毛快，而且对“三面红旗”有动摇。这使毛产生对刘的不满情绪。

　　对饿死三千多万人的责任，又成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纠结。文革中北京市委内部的壹个群众组织揭发了“畅观楼事件”：1961年1月，彭真让北京市委秘书长项子明组织、邓拓指导，10多人在畅观楼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1958年以来下发的中央文件，“寻找中央和毛泽东的错误和缺点”，写了近两万字的材料，名为《中央文件摘要》，以“绝密”件送给彭真等人。这份揭发材料还说，“畅观楼事件不是壹个孤立的事件”，“杨尚昆、邓小平的指使下，让中央办公厅查阅１９５８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杨尚昆的壹条罪状就是“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可能就是指这件事。这是在追查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壹部权威历史书说：“畅观楼报告事实在上几乎可以肯定成了对毛本人工作的严厉批评。”康生得知此事后，专程到上海将此事密报毛泽东。对饿死人责任的追究，加剧了上层的政治斗争。

　　从行业上看，文革的发动，是以文艺界为“突破口”；从内容上看，文革是在大饥荒问题上做文章。毛泽东挑明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是“罢了彭德怀的官”，就是坚持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就是掩盖大饥荒的责任。在壹些地方，文革是以大饥荒为引爆点的。1966年夏天，郑州大学就贴出了壹份光山县壹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大字报描述了“信阳事件”中光山县大规模饿死人的惨状，称吴芝圃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河南造反派头头党言川的壹大罪状就是支持揭露大饥荒。大饥荒中贵州省饿死了两百万人。1966年12月，贵州工学院学生张再兴贴出大字报，揭露他的家乡饿死人的情况。接著就组织调查团，对贵州饿死人的情况进行调查。 在四川，造反派也贴出大字报，揭露李井泉在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责任。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说：“1958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壹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而“三面红旗”包含著毛泽东心爱的乌托邦，1958年，乌托邦的试验失败了，他还要寻找再壹次试验的机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四，反右倾运动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上书批评“三面红旗”，7月23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彭德怀，国防部长彭德怀、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随之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地都揪出了大大小小的彭德怀。

　　四川。1959年的8月到9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壹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会议中共揭发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严重右倾动摇的、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共61人。会上选择了8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重点批判。在农村开展了残酷的反右倾斗争。郫县红光公社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对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人施加的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浙江。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壹，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基层也相应地开展了大批判。1959年11月3日至10日，温州永强公社，在群众大会上批判了63人。被批的人戴高帽游街、罚跪、被吊打。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1959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共开了11次斗争会，被斗争的20人，斗争会上，将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壹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用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壹些问题，批评了省委第壹书记张仲良。在反右倾运动中，说真话的人，都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脱产干部就有11000多人。其中高级干部151人。

　　青海。揪出了“以张国声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其中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程光远在文革初带头造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周小舟在庐山会议上已被打倒，又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指责“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壹样的，并和周小舟壹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壹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壹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其中有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

　　山东。批判山东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广文、省委常委兼副省长王卓如也受到批判。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各省基层都开展了残酷的斗争。

　　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壹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近６０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壹言堂”了，全国只有壹个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这样，不仅毛犯错误的机会增加，党内矛盾也在暗中积累。

　　五，七千人大会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1961年他回家乡调查以后，看法有了转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壹样的调子。

　　为了解决大跃进造成的严重问题，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于党内认识不壹致，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经济形势仍很严峻。

　　196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规模较大的干部会议，以便统壹思想。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壹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壹）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壹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壹、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壹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壹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壹天。毛9日壹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交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四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962年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壹”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奇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壹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妳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彭真接著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壹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壹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壹、千分之壹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彭真这段话留下了后患。文化大革命就从打倒“彭、陆、罗、杨”开始，这是后话。针对彭真等人的意见，周恩来站出来维护毛泽东，他说：

　　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著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壹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壹心壹德，加强集中统壹，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后，陈伯达说：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壹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壹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很不爱听的。

　　第壹，大跃进以来农业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壹点，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壹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壹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第四，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三面红旗”还需要经过实践考验。

　　“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不是‘九个指头和壹个指头’的关系”、“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三面红旗’还需要经过实践考验”都是和毛泽东的看法相对立的。“马鞍形”是毛泽东指1956年因“反冒进”出现了经济壹度下降，毛批评“反冒进”才出现了大跃进。刘少奇却说大跃进（即毛泽东说的“反反冒进”）造成了“马鞍形”。

　　会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对整理者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壹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壹次。总结壹次，修改壹次，壹直搞它十年。”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刘少奇同整理讲稿者的谈话，总会传到毛的耳朵里。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壹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壹些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壹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壹稀，大家满意”，会议接著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壹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壹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壹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著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壹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壹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壹定会有壹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壹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壹下。给妳壹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壹遍，是壹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据说林彪这个讲话是军人鼓动的结果。吴法宪说：“军队及地方的壹些人， 壹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些人当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讲，最后包括军委的壹些领导也怂恿林彪出来讲话。”林彪是代表军队的，国家是军人打下来的，刘少奇的白区势力上升这么快，他们不满意。他们推林彪出来讲话，实际是他们对刘少奇势力上升有意见。这种情绪在1954年的高岗事件上中就表现出来了，但那次事件刘少奇是胜利者。军人怎能忍下这口气？壹有机会就要发泄。

　　据江青在文革中讲话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心里憋著壹肚子气哩”，只有对林彪在会上的发言“内心是感激的”。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他说：“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落脚点还是集中：“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从林彪和周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壹，听‘梢公’的话”。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必要性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壹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壹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这两条都与大饥荒有关。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壹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壹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就会实现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壹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像甘肃这样的简报应当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壹股力量，有壹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即：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壹，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壹”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1958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壹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八大以后分第壹线和第二线，第壹线主持日常工作，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毛在第二线掌握大局。第壹线中的朱德年事已高，不管多少事。陈云后来退出，第壹线只有刘、周、邓三人。就大饥荒问题，第壹线和第二线出现了矛盾，七千人大会以后，矛盾加深了。中共主流史学家说七千人大会统壹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2月7日散会，2月8日毛泽东就乘专列去武汉了。从这时起，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壹线的领导工作，但他在壹旁对刘少奇进行考察。

　　六，八届十中全会

　　?七千人大会以后就是“西楼会议”。“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壹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壹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壹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刘少奇说自己现在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壹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壹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现在的主要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壹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这些省委书记拿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相比，当然要好壹些。毛泽东觉得省委书记是支持他的。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支持包产到户的讲话。为了缓解饥饿，1961年，各地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壹带地、县超过70％。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壹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包产到户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使毛泽东忧虑的还有“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壹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但彭德怀奋起为自己申辩。

　　1962年7月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向毛陈述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的意见。田家英说完后，毛问他：“妳主张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这是妳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下午，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向毛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很生气。

　　7月8日，毛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到菊香书屋开会，毛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7月10日，毛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妳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壹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妳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妳，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壹片黑暗，妳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壹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妳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妳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壹封信。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壹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壹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壹的汇报后掰著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这就是“三和壹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壹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壹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壹包” “三和壹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壹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17日，刘同罗瑞卿、王任重、谢富治等谈公安工作，要求认真检查、彻底揭露几年来打死人，伤害群众的情况。刘说：“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妳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壹代也要揭”。刘的这番话会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壹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壹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壹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开展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壹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壹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壹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妳先压我嘛！妳压了我几年了嘛！妳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化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壹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壹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壹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也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壹搞包产到户，壹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壹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壹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壹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壹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壹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壹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壹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 “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壹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彭德怀没有能够参加七千人大会，他得悉刘少奇的讲话后大哭壹场。1962年6月16日，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递送壹封长信（即“八万言书”），详述了自己的历史，请求中共中央全面审查，并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壹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壹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泣、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壹。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中共执政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壹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壹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把和高岗和饶漱石捆在壹起称为“高饶反党集团”。高岗愤而自杀身死。《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时任云南省委第壹书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阎红彦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壹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壹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著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批判“翻案风”又多了壹个靶子。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壹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壹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壹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阶级本来是经济范畴，即在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到1957年，中国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农村地主、富农的土地已经被剥夺，工商业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再根据什么来划分阶级呢？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有两种，壹种是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壹种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是壹种危险的、有害的提法。但是，中央党校哲学教授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壹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著壹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壹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壹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壹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壹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饥荒无疑使毛泽东的权威受到影响，也使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危机。七千人大会上毛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经过两年的酝酿，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祭起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扭转了政治形势。

　　毛的关于阶级斗争壹系列的讲话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刍型，即无产阶级文化在革命理论的刍型。

　　壹旦吹响了阶级斗争的号角，各级党组织都把抓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他们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寻觅“阶级斗争的新动力向”。下级将这些“新动向”向上级汇报，上级又将这些“新动向”向下级通报。各种报刊和各级会议，都大造阶级斗争的舆论。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于是，壹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开始了，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

　　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饥荒刚结束时的“整风整社”运动是“四清”运动的前奏。各省的“整风整社”是以“六级干部会”的形式开展的。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壹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壹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的经验是：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著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壹”。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壹”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壹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壹段时间大讲三分之壹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他没有从制度上寻找大饥荒的原因，却认为大饥荒的责任是“国民党残余”夺取了部分权力。他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整风整社”中揭发出来的事情是骇人听闻的。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的确有壹批流氓地痞，他们借助国家政权，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但其中多数人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伤害了农民。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从根本上还是制度原因。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整风整社”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壹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壹进村，就像土改时壹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壹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运动中揭露出了干部腐败和专横的大量事例。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是另壹个“整风整社”的典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大饥荒那几年，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自杀身亡。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干部大吃大喝。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进入公社后，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家庭出身，查个人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工作组认为，“这是壹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接著，像当年斗争地主壹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

　　整风整社对农村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河北省在1960年冬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共揭发出各种犯错误干部174757人，占干部总数的13.9％，预计处理37412名，占干部总数的2.98％。 在运动中，在“把壹些‘五风’严重的社队看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或死官僚主义分子夺了权，把犯‘五风’错误的干部，当成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批判斗争，并把这些干部集中到县社进行’训练’，实际是批判。据1961年4月中旬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共‘集训’了6763名”。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壹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壹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壹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壹些具体政策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壹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壹个比壹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壹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壹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壹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壹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壹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了很老实的党支部书记李自旺。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忽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壹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队长为肖风，曾是新华社记者，此时是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壹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壹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壹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壹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壹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壹些人的称赞。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王光美在河北省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后，1964年6月到8月，刘少奇带她到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省作“桃园经验”的报告，亲自为王光美站台。此外，还有不少地方听了她的报告录音。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关的负责干部作了壹个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历史学家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壹会儿，周总理引著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著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壹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壹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壹笑。”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壹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妳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很多冤假错案。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在这里作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壹书记周林。1964年10月改组了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去昆明开会的贵州领导们带回两个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壹锅端”，壹律夺权”。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关进监牢。

　　四清工作是刘少奇挂帅的。在他挂帅的这场运动中，共逼死干部群众77560人，在城乡共整了5327350人，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5760个，组织结论中定为敌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8220人。十壹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证明，其中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壹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壹次都向毛泽东汇报壹次，毛不止壹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她的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没有说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壹次，现在中央拟了壹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壹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壹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1963年春夏之后，全国必的大饥荒已经结束，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壹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著《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

　　广大农民，对大饥荒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的行为深恶痛绝。他们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四清”运动给了农民这个机会。

　　在“四清”中，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饥荒”的种种苦难,说干部如何打他们，说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著说著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壹个社员喊壹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农村干部恐慌、绝望，有人自杀。据青海省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在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

　　毛和刘都主张搞阶级斗争。不过，刘的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基层，毛的阶级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当权者。因为当权者能左右中国的政治方向。

　　随著“四清”运动的深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下午，在人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争论。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壹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妳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壹起，很复杂，还是壹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壹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年谱》记录了１２月２０日下午的这场争论。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问题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壹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也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已经搞臭过壹次了，至于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们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们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引杜甫诗“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就是要搞那个儿大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说：“人民内部矛盾和乱我矛盾交叉在壹起。”毛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性质就行了。”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118厅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壹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壹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壹脸严肃。毛泽东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话呀！有些人壹摸到壹点东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壹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的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在晚餐上，毛泽东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壹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显然，毛说“翘尾巴”是指王光美；说他“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是指刘少奇。

　　12月27日下午，毛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陈伯达的发言中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壹个是社会主义派，壹个是资本主义派。”董必武谈到文件规定县级以上的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壹换时，毛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妳们去猜，我不讲了。”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到会作了长篇讲话。他强调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前，他要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众读了宪法和党章中有关条文，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末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人家讲几句话？”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壹般汇报会，就对毛说：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不让他开会，刘少奇不让他讲话，剥夺了党章、宪法给他的权利。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那次中央会议上，有壹天毛主席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壹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壹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壹把手讲话被第二把手打断了，不给壹把手继续讲完的时间，即使壹般单位也是不正常的。

　　１２月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都陆续返回了。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在人大会堂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妳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又问陶铸：“妳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省委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中央工作会议又在１９６５年元旦以后继续开。

　　毛泽东说刘少奇在他头上拉屎，不仅是这壹次。1961年３月，毛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壹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省委办公厅主任吴南生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吴南生好生奇怪。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吴南生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著：“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

　　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著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妳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妳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壹个外国党负责人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妳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壹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外宾的壹次谈话说： 过去我们“搞了壹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壹种形式，壹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什么形式呢？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

　　1965年１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他认为四清运动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1965年５月，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岗山，写下了壹首《念奴娇．井岗山》词：“犹忆当时烽火起，九死壹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壹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壹书记张平化要向他汇报湖南社教运动的情况。毛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他心中正在酝酿著壹场气势磅礴的“风雷”，以便“壹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四清”被纳入文化大革命之中。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大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四清运动表现了毛、刘的政见分歧，激化了毛、刘之间的矛盾。而北京大学四清的反反复复，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壹个诱发点。这以后再谈。

　　八，中苏论战：反修防修的思想动员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是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之壹。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根据马、恩以后的新情况，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伯恩施坦著有《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壹书，他认为修正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它的解释进行批评”的思想观点。这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此后，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中共批判修正主义应当发端于1956年。

　　1956年，中国面临壹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以后，还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对这个问题斯大林有现成的答案。

　　1936年，苏共对形势的估计是：“资本主义成分已经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壹切部门获得了胜利。·····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永远铲除。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呼部门确立起来。”因此，斯大林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苏维埃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两个友好的阶级组成”。

　　1956年的中国和1936年的苏联情况壹样：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全面胜利。从阶级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来说，阶级已经消灭了。能不能用斯大林的答案解决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壹点上有创造性地发展。虽然公有制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毛不承认消灭阶级，还认为有阶级斗争。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还没有消灭。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对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毛的这些想法逐渐形成了壹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这就是艾思奇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这套理论后来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产生于批判修正主义、是用来反对修正主义的。文革中把刘少奇说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批判修正主义应有之义。

　　1956年２月，苏共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议闭幕的前壹天，仅向苏共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3月中旬，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壹是揭了盖子，壹是捅了漏子。壹方面，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壹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壹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壹方面，秘密报告无论从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也有研究者认为，对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毛泽东壹则以喜，壹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斯大林，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斯大林的后期错误进行了分析。苏共20大以后，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认为，这些危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是因全面否定斯大林引起的。1956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题下进行。”1957年２月毛泽东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撰写、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著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壹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壹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直接批评中共。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1961年１０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２２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苏共纲领”。这个纲领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等壹系列理论和政策。赫鲁晓夫在主题报告中还公开批评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回国以示抗议。周率代表团专门到斯大林墓献了花圈。中共中央认为，1961年苏共中央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和通过这个草案的苏共22大，是“现代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标志。苏联共产党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了权，苏联这个国家已经被修正主义者改变了颜色。

　　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是相通的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壹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了打好“反修”这壹仗，中共中央组织了壹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崔琦。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从1963年9月６日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同来和发展》开始，到1964年７月１４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为止，共发表了9篇长文，合称“九评”。每壹篇文章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显著位置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以激扬高昂的战斗音调壹遍又壹遍地向全国广播。

　　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壹文，毛泽东亲自改写了壹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毛修改的这壹段论述，不仅批评苏联，也表现出他对中国的现实的忧虑。

　　?“九评”冲淡了大饥荒在中国人心中的记忆，也迎合了中国人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当时，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听到广播电台对“苏修”慷慨激昂地斥责时，油然生起壹种快感。

　　现在回过头来看，“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路线推到了极左。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逐渐产生了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他壹方面停止了原来承诺的新民主主义，加快了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壹方面经济建设上搞“大跃进”，企图赶超苏联。大跃进失败后，他还不甘心。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4年２月４日《人民日报》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们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恩格斯和列宁所说的这种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长期固定不变的，而是随著条件的变化而转移的。”毛泽东审阅过的、发表于1967年11月６日《人民日报》的《沿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更明确指出：“……２０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要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的革命中心，要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就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使中国成为“纯洁”的社会主义样板。这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

　　九，举国进行革命大批判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会说：“凡是要推翻壹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先要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壹次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任务。

　　1964年７月，中央成立了壹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在文化学术领域搞批判的事。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壹，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做具体工作的还有胡绳、姚臻、范若愚等。开始批判周谷城、阳翰笙，后来批判到杨献珍。再后来批判翦伯赞和吴晗。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级党委、各个部门，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各行各业都开展革命大批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纸、广播、会议、课堂，都充满著大批判的火药味。

　　在哲学界，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今称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壹”的观点。1963年11月，杨献珍在印发给党校学员的壹个教学资料中写道：“对立统壹，壹分为二、合二而壹，是壹个意思。”1964年４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中也提到“合二而壹”，认为可以用“壹分为二”来表达统壹物的两部分，也可以用“合二而壹”来表达“统壹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中央党校两位教员据杨献珍的思想写了题为《“壹分为二”与“合二而壹”》的文章，在５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当即表示：“合二而壹”是矛盾调和论。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壹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壹”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得知毛泽东的态度以后，康生让《光明日报》先发表几篇赞成“合二而壹”或虽然不赞成但参与学术讨论的文章，接著组织文章批判、反击。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修改的署名文章《就“合二而壹”问题同杨献珍同志商榷》，直接点名批判杨献珍。在这以后，《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各家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壹”的文章。据统计，到1964年底，在半年多时间内，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1965年３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给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彭德怀的壹伙，是小赫鲁晓夫。”说杨献珍“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发起了进攻。”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杨献珍副校长的职务。这壹事件，使杨献珍在文革中被送监狱达八年之久，两人（孙定国、黎明）被迫自杀，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受批判者150多人，社会上受牵连的人无法统计。

　　在经济学界，开展了对经济学家孙冶方的批判。孙冶方通过总结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分析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中的问题。强调企业要搞好经济核算，要重视利润。提出了企业要以经济效果为中心等壹系列看法。他的这些看法都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

　　在历史学界，开展了对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重点批判他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历史主义”是指研究历史的方法，翦伯赞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主张历史研究要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批判者认为“历史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认为“让步政策”“根本上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什么是让步政策呢？早在1951年2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上发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指出：“在每壹次大暴动之后，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当时，还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为文革中揪叛徒作了舆论准备。

　　文艺界的革命大批判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没有停止过，时起时伏。新壹轮文艺大批判起源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的《文艺情况汇报》（12月9日编印）上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壹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著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壹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某壹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在这两个批示的前后，文化部和几个重要文化团体的领导人成了批判对象，如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等。与此同时，壹大批文艺作品也受到批判。受批判的电影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逆风千里》等。受批判的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受批判的小说有《三家巷》、《苦斗》等。壹些文艺观点也受到批判，如“写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

　　真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

　　1964年11月，毛在听取壹个汇报时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壹半？还是大部分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壹半不在我们手里。整个文化部都垮了。”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从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的原因吧？

　　在对文艺界的大批判中，毛泽东夫人江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49年以来很少露面的江青，1964年６月２３日在周恩来召集的全国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她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好好辨方向”，她说：“如今的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壹套，是资产阶级的壹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6月26日，毛泽东对江青这个讲话作出批示：“讲得好。”江青说她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哨兵”。这话不假。她壹直为毛泽东监视著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壹发现有违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情况，就向毛报告。1951年对《武训传》批判，她是最先发现“问题”的“哨兵”；文革前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她也起了“哨兵”作用。为了扫除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江青亲自出面，组织并参与创作现代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为《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最后形成了“八个样板戏”。江青也被人称为文化“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毛泽东最忠诚、最坚决的支持者。

　　十，简短的结论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制度。国家垄断壹切社会资源，严密控制每壹个人的生活。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信息。高度垄断的政权是靠官僚集团来维持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压制著广大群众，享受著不同等级的特权，官民对立相当严重。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壹次又壹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然而，产生黑暗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揭露黑暗势必冲击这个制度，但这又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壹批又壹批冲击制度的人们被这个制度吞没，更加激化了官民矛盾。毛想寻找壹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政权动用壹切社会力量对毛泽东大力神化。使得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毛泽东的指示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壹切社会标准。他的言论是判别是非、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是和对全民的愚化相对应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亿万政治愚民同时并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壹个重要条件。毛泽东的号召壹出，政治愚民们就会沿著毛指出的方向狂奔。

　　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最容易犯决策错误；不允许批评决策者，出现了决策错误又很难纠正。毛泽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乌托邦，1958年搞了“三面红旗”，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为了保卫“三面红旗”，开展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彭德怀为首的上千万人受到迫害。围绕大饥荒以后的善后恢复，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分歧，毛认为刘少奇等人的恢复措施是复辟资本主义。对饿死几千万人责任的追究，加剧了上层的政治斗争。“三面红旗”失败了，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乌托邦，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创造实现乌托邦的条件。

　　阶级本来是经济范畴，消灭了私有制，就应当消灭了阶级。毛泽东突破了马、恩、列、斯的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上消灭了阶级，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寻找阶级乱人，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在１９５６年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更反对苏共22大通过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指导思想。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触动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了权，苏联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了颜色。毛还认为，苏联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不仅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的官僚集团。

　　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壹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形成壹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到文革前夕，整个社会彻底意识形态化。几乎每壹个人都被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魔力俘获，自觉地为意识形态而战。这是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这样的制度，这样的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酿成壹个又壹个事件。前壹个事件是后壹个事件的原因，后壹个事件是前壹个事件的结果。壹连串的事件壹壹演变，矛盾不断积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更为重大的事件。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

　　第二章点燃“导火线”

　　毛泽东秘密制造“导火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壹篇评论戏剧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姚文元。在当时大批判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以为又是壹篇普通的批判文章，没有引起注意。然而，这篇文章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对章伯钧、罗隆基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的吴晗，成了文革的第壹个牺牲品。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起点，这表明了“文革”和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联系，也就是和大饥荒的联系。

　　这篇文章从起草到发表，向中共中央第壹线领导人保密八个月之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道，中宣部也不知道。这完全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毛，独自决定重大问题是司空见惯的事。陈伯达、王力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两位毛身边的大笔杆子也没有参与此事就更不寻常了。

　　毛泽东组织这篇文章还是来自大饥荒的纠结。早在1959年４月的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还提议找历史学家研究壹下，写些文章。毛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1958年大跃进以来没有人敢向他讲真话；也可能是他看到官僚们追求享受、欺上压下的情况后，试图让官僚们学习海瑞的清正廉明、刚直不阿、敢讲真话。没想到，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真的当了壹回海瑞，却触及了毛泽东心爱的“三面红旗”，惹恼了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时，毛又说有“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之分。说彭德怀是“右派海瑞”。

　　根据毛泽东1959年４月提倡学习海瑞、宣传海瑞的意见，胡乔木找到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他写壹篇全面评价海瑞的文章。吴晗是中共党内明史专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常用历史影射现实。中共建政以前吴晗的作品借骂朱元璋之名骂蒋介石。中共建政以后，又写了《朱元璋》壹书，大唱赞歌。名为捧朱元璋，实际捧的是毛泽东。在极权政治下能够以发表作品而成名的知识分子，大多是这个样子。胡乔木和吴晗谈话间，吴晗答应再写壹出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在此之前，吴晗已经写了《海瑞骂皇帝》的文章，1959年６月在《人民日报》上以刘勉之的署名发表了。1959年９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因是在批判彭德怀之后。胡乔木给这篇文章加了个尾巴，写了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表示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写壹出海瑞的戏。1960年底剧本写成，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１月在北京首次演出。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嗅觉敏感的江青和康生认为这个戏“与庐山会议有关”、“有政治错误”。他们把剧中的“退田”和现实中的“包产到户”联系起来；把剧中的“平冤狱”和现实中的“翻案风”联系起来。其实，“翻案风”和“包产到户”是1962年的事，吴晗在写剧本时还没有发生。毛泽东还是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对这个历史剧进行批判，让他夫人江青找人当枪手。

　　1965年2月，江青到了上海。早在1963年，江青就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谈过批海瑞的事，1964年4月柯庆施在外地养病，就推荐当时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承担此事。组织写文章本来是文教书记份内的事。张春桥向江青推荐了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华东局内刊编辑部副主任兼文艺组组长的姚文元主笔撰写，张则代表上海市委予以积极协助。1965年3月的壹天，江青见了姚文元，交待了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任务，交给他壹本1961年第壹期的《北京文艺》，上面刊登吴晗的剧本。为了帮助姚文元写好文章，张春桥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调来教师朱永嘉准备资料。到第六稿时朱永嘉才知道是写批吴晗的文章。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毛泽东看了三遍。可见毛对此文的重视。1965年9月陈丕显（柯庆施1965年4月9日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市委第壹书记）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给江青带去了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就批判吴晗壹事向彭真打了招呼，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吴晗的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他的意思是，“有些问题”可以批，但没有说吴晗这个人可以批。这应该是就吴晗问题毛和彭真的第壹次交锋。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几天，11月初，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文章的最后定稿。参加者有第壹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两个文教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还有姚文元、王少庸、徐景贤，朱永嘉。会议是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的壹个大会议室里开的。陈丕显在会议室里来回踱著方步，他对张春桥讲，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妳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要他到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彭德怀于11月28日下午离京赴川。11月30日，即彭德怀到达成都当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此文。彭德怀是在12月4日看到的，当即大怒，说这是打了我彭德怀壹耳光。

　　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上海《解放日报》11月12日在第二版转载。11月24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11月25日《安徽日报》转载，11月26日《江西日报》转载。这些省是华东局属下的，这些报纸是在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打了招乎以后才转载的，魏文伯知道姚文元这篇文章是毛支持的。

　　上海的报纸批评了北京市的副市长，北京有什么反应呢？毛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

　　彭真是刘少奇“山头”的重要骨干

　　毛泽东批吴晗有两个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阻止“彭德怀翻案”，开展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具体目的是试探彭真，这是壹个“套”，让彭真上钩。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壹书记兼市长。他虽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他在书记处分管人大常委会、公安、政法方面的工作。

　　毛泽东其所以注意彭真，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山头”最重要的骨干。虽然在有的具体问题上彭真和刘少奇也有矛盾，但在对“大饥荒”的责任这个毛最担心的问题上，他和刘少奇态度是相同的。

　　彭真和刘少奇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36年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在白区党，彭真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1938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华北工作问题。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刘少奇就让彭真驻晋察冀，以北方局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冀晋、平汉铁路东及平津两市党的工作。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壹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从这时开始，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为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逐渐形成。

　　由于刘少奇批评王明很得力，毛在同“国际派”的斗争中需要刘少奇。1941年10月３日，毛泽东发电报让在苏北的刘少奇回延安。刘少奇1942年２月动身。２月１３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说“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壹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２月２０日又来电报：“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毛还让彭德怀派人调查路途安全情况。

　　深受刘少奇信任的彭真也获得毛泽东的信任。1943年3月，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由彭真主持。彭真利用党校这个位置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提高了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加强了刘少奇的势力。1943年7月，刘少奇、彭真在北方局时期的老部下安子文被调入党校，担任二部副主任，成为彭真的得力助手。1944年，彭真晋升为中组部部长。彭真和安子文利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的时机，安排了壹批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时的部下。由此，刘少奇系统成了中共党内重要“山头”之壹。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为中央书记，这是最早的“毛刘体制”。1944年5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加上了周恩来、朱德两人，组成了五人主席团，这五人主席团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稳定的领导集体。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七大”时，刘少奇被毛定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经刘少奇等人的努力，“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虽然名列第三，实际是第二把手。

　　1947年3月，胡宗南15万大军进攻延安。中共在陕北军队只有2万人。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壹部分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部队转战陕北同时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 ；另由刘少奇、朱德率领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平山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由于毛在陕北战事繁忙，电讯又不方便，就让刘少奇壹般事情不要汇报。刘在华北代表中央作决定、发指示。这就形成了习惯。1949年进城以后，刘还是不请示毛独自决定重大事情，并以中央名义下发文件。毛忍无可忍，对刘两次发出书面批评：“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我看过后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更重要的是，毛、刘在农业集体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等政策、路线上看法不壹。所以，进城以后，毛 、刘矛盾逐渐加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人事权还是控制在刘少奇、安子文手里。所谓“６１人叛徒集团”又归顺在刘少奇“山头”之下。这些人包括薄壹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徐子荣、王其梅等６１人。1935年１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被秘密派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可以让关押在北平监狱的壹批共产党的干部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解决干部不足的燃眉之急。刘少奇同意柯庆施的建议，并上报中央，经当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同意，从1936年９月开始，断断续续地履行了手续，离开了监狱。这６１人有19人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或在建国前后逝世；另有壹人叛变，被中共处决。“文革”前健在的只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著省委书记、副省长和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杨成武1967年6月20日讲话说：他们这些人，每年照壹次相，聚壹次餐。

　　借助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刘少奇这个“山头”的干部占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领导的重要位置并且有继续扩张之势。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岗认为这个名单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没经毛同意，安子文起草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壹波，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不知怎么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十分重视，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他信任的高岗看，看后就让机要秘书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毛泽东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在壹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壹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壹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次到此这止，不许对外泄露。高岗以为，安子文这个名单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待，在与壹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

　　1950年代初，高层传说：党、政、财权都不在毛手里。党权是在安子文、政权在彭真、财权在薄壹波。这些都是刘少奇的人。这个说法不壹定确切，但刘少奇“山头”膨胀不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也引起了其它“山头”的不满。最先挑战刘少奇的是高岗。

　　1952年高岗从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调进北京，毛泽东十分信任他。当时有壹个说法：“五马进京，壹马当先”，当时调进京的五个大局书记：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书记是林彪，邓子恢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书记是彭德怀）。高岗排在第壹位。有人猜测，毛准备让高岗替代刘少奇当接班人。这个猜测准确与否很难确定，但让高岗平衡刘少奇应当是准确的。

　　高岗和毛在壹些问题上看法壹致。如：为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尽快实行农业集体化。毛泽东对高岗讲了很多对刘少奇不满的话。高岗在中央高层散布了这些话，还跟壹些高级干部私下议论刘少奇。高岗批评刘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批刘的天津讲话，说刘反对山西的合作化，说刘反对开除富农党员，等等。毛主席对高岗说，刘少奇这个人没有过社会主义关，现在要帮他，帮不过来就让他当议长（当时还没有人大）。然而，这时毛还不想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周恩来联手对付高岗。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毛高二人讲了很多私房话。高岗后来在检查中说：“我对刘少奇政治上的看法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听别人讲的，是我检的。”“别人”指谁？是毛。高岗进京前，毛让他查东北的敌伪档案，看刘少奇1929年在东北被捕的表现如何。到1953年底，由于种种风声，高岗和刘少奇相比，毛觉得还是高岗的危险性更大壹些。刘还主动检查，高岗不检查。高有军队的老关系，有东北地盘，刘没有。另外，如果高岗把毛的私房话都端出来，那毛不成了分裂党、反党？毛审时度势，反复权衡，才决定把高端出来。同时还把和高岗没有多大联系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潄石牵连进来，打成“高饶联盟”。高岗看到毛泽东不支持他，愤而自杀了。这就是1954年的“高饶事件”。

　　由于安子文跟刘少奇太紧，毛没让安子文升任组织部长，调来饶漱石当组织部长。饶漱石上任后，揭露安子文背著毛搞“八大”政治局委名单。刘少奇就把饶漱石和高岗绑在壹起，成为“高饶反党集团”。饶漱石壹倒，安子文就由组织部副部长升为部长。刘少奇山头的力量更强大了。

　　“高饶事件”以后，党内对刘少奇的不满有增无已。1962年春天，高岗夫人李力群在劳动部上班，人事司通知她立即回家。原来是林彪夫人叶群来接她，叶群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要我接妳和孩子到毛家湾去，想看看妳和孩子们，想问问妳们的情况。”林彪同李力群除了谈到高岗的案子以外，还对李力群说“力群同志，妳很年轻到延安参加革命，妳不了解我们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都是为了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刘少奇从华中来，七大后当了二把手，就开始搞山头，拉宗派，重用坐过监牢的人，如薄壹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党内有很大势力。刘少奇当了党内二把手，他是否满意了？有没有想法？为什么就开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说话，看行动，看表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只高岗壹个人，在东北，我林彪是壹个，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

　　高岗秘书赵家梁说，毛想把刘拿下来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这个历史将来会有人证明。从高岗问题上我感觉到了。为什么让高岗查敌伪档案？为什么对高岗说刘对他帮助不大？说刘和他不合拍，不行则把他挪挪地方。说刘可以搞些出出风头、迎来送往的事，我才不愿干这些事呢。这些话要不是高岗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后刘作为接班人是公认的。毛是不是想换壹换？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会议的报告中说，讲到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讲到右倾情绪，讲的是邓子恢，实际内容是刘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进”，名义上是批周恩来、陈云，实际还是批刘。对此，刘少奇很明白的，所以他总是主动作检查，1953年财经会议上主动作检查，八大二次会议又主动作检查，成都会议又作检查，没有人让他检查，为什么总是要作检查？

　　到了1965年，毛泽东想整刘少奇是决心已定的。

　　要整刘少奇，先得断其臂。彭真首当其冲。

　　彭真和贺龙、罗瑞卿的密切关系也使毛泽东忧虑。彭真和贺龙在延安时就结下了友谊，进入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龙喜欢钓鱼，有时将钓的鱼送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去贺家串门。贺龙夫人薛明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

　　有学者说，毛泽东组织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给彭真放下“钓鱼钩”，因为那时毛还信任彭，还交给彭重要任务，让彭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其实，交给彭重要任务不壹定是信任他。毛还让刘少奇主持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呢，这个会议通过了“五壹六通知”，难道能说此时毛对刘信任吗？

　　彭真的对抗

　　在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沙英给上海《文汇报》打电活，询问姚文的背景。上海没有正面回答。《文汇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要求《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组织反映文章，范瑾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如何回答，宣传部负责人说：“妳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

　　当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陆定壹虽然是中宣部长，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各报刊多次向市委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

　　见北京不转载姚文，毛泽东11月17日到上海，让上海印发单行本向全国征订。２４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

　　11月26日，彭真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人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打破这个僵局的还是陈丕显。11月25日，陈丕显（壹说是时在上海的江青）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恩来。11月29日，《解放军报》奉罗瑞卿之命转载，第二天周恩来让《人民日报》转载。

　　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按照彭真的意见写了壹个编者按，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按语的最后壹段，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

　　１２月１２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同时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１２月２１日 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１２月２２日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又讲了前壹天同陈伯达等谈的那些意见。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第二天毛约彭真谈话，毛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１２月２４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妳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显然是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

　　? １２月２６日、２７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壹分为二”，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壹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在头壹篇。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北京的对抗，加深了毛泽东认为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看法。

　　作为身处高层的老练的政治家，彭真没有那么迟钝。他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是毛亲自支持的。退壹步说，如果早先彭真的对抗不了解毛的意图，毛１２月２１日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以后，还坚持将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那就是向毛挑战了。今天看来，彭真他如此大胆地对抗毛泽东是正确的，也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他后面有没有刘少奇支持呢？但现有的资料无法证实。彭真等人组织的《二月提纲》更是对毛泽东的壹次挑战。

　　彭真对抗毛泽东，咬住了毛泽东抛出的鱼钩。

　　“二月提纲”

　　毛泽东点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以后，壹些批判文章进壹步升级。1966年１月中旬，中宣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壹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为文章上纲很高，能不能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就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２月３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小组是1964年７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组长是彭真，组员有陆定壹（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1964年以来的文艺、思想大批判都是这个小组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当然也是他们的职责。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五人小组的人以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会上批评了关锋等左派。彭真强调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２月４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批评加以约束，把批评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搞成政治批判。提纲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这被人理解为用“各种学术理论问题”来冲淡政治问题。提纲还说：“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壹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姚文元的文章正是缺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就是以势压人。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姚文的。提纲说对“坚定左派”“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也要“清理壹下，弄清是非”。这是指关锋、戚本禹也写过按当时标准应当受批判的文章。

　　２月５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讨论了“二月提纲”（草案）。临开会前，彭真把“二月提纲”（草案）送给常委。上面写著：“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壹些话，没有念“提纲”。这次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同意。于２月７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五人小组送给常委和毛泽东的“汇报提纲”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署名是姚臻加上的。

　　２月８日，是决定“二月提纲”命运关键的日子。这壹天早晨，彭真、陆定壹、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从北京西郊机场乘专机飞往武汉。湖北省委第壹书记王任重到武汉机场迎接，并让他们立即到东湖毛的住处汇报。至于汇报会的情况，至今其说不壹。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对其政治对手的谈话总是模棱两可的。龚育之当时也是到武汉人员之壹，没有参加汇报会。他听到许立群汇报会后回到招待所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许让龚育之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臻壹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但是，《1965年9月到1966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壹六”通知附件）说毛对“二月提纲”没有反对，也没有说赞成。毛泽东批评许立群以后，龚育之问许立群：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许立群对龚育之说的和“大事记”上讲的有几件事是大体壹致的：壹，在汇报会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他站在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壹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壹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二，彭真说对这次批判要做政治结论。毛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壹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三，彭真提到关锋、戚本禹等左派也写过影射杂文，骂过中央，要不要对左派整风解决壹下。毛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武汉汇报后，彭真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打电话，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尽快发给全党。

　　２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彭真对上海市委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妳们谈了。上海市委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１３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胡绳对张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2月12日，经邓小平签发，“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在这个文件前面中央的按语说：“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年3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询问“二月提纲”到底是针对著谁的？“左派”指的是谁？代表彭真的许立群回答说，这是指阿Q，谁身上有癞疤就是谁！并责问上海发表姚文时为何不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张春桥得知彭真的答复后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文章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得知彭真这个电话，强化了毛打倒彭真的决心。

　　毛泽东出手反击

　　看到彭真等如此对抗，毛泽东进壹步把话挑明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中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毛是指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因1962年扶持包产到户被毛撤销）。

　　3月28日、29日，毛泽东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30日毛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说，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妳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2日，周恩来在河北邯郸给毛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经康生批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4月5日，《红旗》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几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多月。

　　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大批判升级。形势对彭真很不利。

　　4月9日至12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著彭真表态，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壹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壹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壹）起草壹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这个小组后来转为中央文革小组。

　　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用３个版面，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三人，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北京市委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事了。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可新华社又奉命撤销了北京市的按语。

　　1966年4月16日至24是，毛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主要是批彭真，讨论撤销“二月提纲”。毛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二月3日搞了壹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毛说“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就是在1966年二三月间，彭真组织人整左派关锋、戚本禹的材料。王力回忆说：

　　这时北京发生了壹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臻、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妳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妳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壹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壹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４月１６日，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人从北京飞到杭州。叶剑英来得晚，问李雪峰：“这个会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过会？”李雪峰说：“我也不知道。”叶剑英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见面谈话，他对毛的秘书徐业夫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谈２０分钟，请妳转达。”毛不见。大家觉得事情大了。饭后散步时，六大区书记没有壹个人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穷和彭真壹道乘飞机回北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路上，三个人面对面坐著都没说话。在中国共产党内，人与人的关系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除此之外无别的关系，不能有私人友谊。壹旦毛对某人政治上不信任，其他人马上和此人划清界线、保持距离，甚至落井下石。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二月提纲”的主要起草者许立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1950年，许立群以杨耳、贾霁的笔名批判《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大批判的发难之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轮到他挨批判了，从此被关押8年。

　　参加这次杭州会议的杨成武事后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说：“中央分为壹线，二线，没有说要两个中央。我离开北京在外地时，常委议了两条，中央的工作以壹线为主，我有什么意见会向北京提出来，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壹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壹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杨成武还对邱会作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指毛要对刘、彭反击了。

　　4月28日，毛在杭州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说：“北京市壹根针也插不进去，壹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而，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彭真回北京以后还没有失去自由。５月１０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北京市委。５月壹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

　　5月１１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向李雪峰交待到北京市委后应当注意的事。他俯身对李雪峰说：“妳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后面有什么人拿材料念。彭真火了，态度激昂，回身朝背后大声说：“谁是第壹个喊万岁的！”意思是说他是第壹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他还把此当作他的政治资本。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停止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让彭真倒台了。倒台前还念念不忘是他第壹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毛动手整刘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的时候，刘少奇和陈毅在东南亚访问，他对杭州会议整彭真的事毫无所知，还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壹份。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９日，他从缅甸仰光回到昆明。他们原计划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这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们立即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他出访这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事。面对毛咄咄逼人和党内上层力量对比的情况，刘少奇没有办法抵抗，只好就接受了毛对彭真的整肃。

　　就在彭真等人搞“二月提纲”的时候，江青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到３０日，在上海搞了壹个文件，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地纪要》。毛泽东让陈伯达专程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修改。这个纪要，也可以说是“二月纪要”，是和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这个纪要说：“建国以来，文艺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壹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号召“坚决进行壹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和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壹样，这个纪要是也是江青秉承毛的意志搞出来的，她组织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写出稿子，毛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加写了壹些落，还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题目。其所以抬出林彪，是为了请出林彪这座“尊神”。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请林彪审批《纪要》，林彪给几位军委副主席写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1966年4月10日，这个《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11号）下发到县团级。4月16日，周恩来认为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对《纪要》的评价还不够高，要求重写。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重写的按语，对这个《纪要》作出了更高的评价，还特别强调“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纪要》不仅仅“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文化革命的号令，而且是让军队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

　　文化革命的大幕终于拉开了。在此期间，中央报刊接二连三地发出火药味很浓的社论：

　　４月１８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个社论是将《纪要》改写而成的。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５月４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调子最高，总是提前透露壹些信息。这表明，有“枪杆子”在后面支持。

　　５月９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壹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５月１０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有了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在南方遥控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５月４日开幕，彭真、陆定壹、罗瑞卿、杨尚昆四人被摆上了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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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清除文革障碍：打倒彭罗陆杨

　　彭、陆、罗、杨，是当时对被整的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四人的合称。１９６６年４月下旬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了彭真以后，彭真基本倒台了。在这之前已经解决了杨尚昆和罗瑞卿的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即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发表的同壹天，就免去了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名义上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实际上被审查。1966年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壹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壹）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著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掌握著中央警卫团，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和管理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把他调离中南海，换上毛信得过的汪东兴接任，毛泽东就感到安全了。杨尚昆事后回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让杨尚昆下台，主要还不是和彭德怀的关系，而是他与刘、邓的关系。周恩来在1966年5月21日的讲话中说：“彭德怀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杨尚昆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周恩来点明，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毛认为他“抱了刘邓的腿”。罗瑞卿实际掌握著军队，和刘少奇、邓小平关系不错，为了安全，毛泽东先对他下手。

　　罗瑞卿倒台

　　罗瑞卿是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之壹。毛泽东过去很信任罗瑞卿，称他“长子”（chang zi,即高个子），毛对关系密切的部下称外号，如“罗长子”、“柯大鼻子”（柯庆施）、“谭老板”（谭震林）等，表示平等、亲切、幽默。毛让罗担任了公安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等多项重要职务。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壹把刀。毛用这把刀镇压反革命、肃反、反胡风集团等，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1965年12月，“刀”终于砍到他自己头上。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也很深。1930年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41师的政委；林任壹军团团长时，罗是军团保卫局长；在延安，林是红军大学校长时，罗是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取代彭德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壹主持军委工作，就提名已经离开军队１０年的罗任总参谋长，取代黄克诚。罗是红壹方面军的。新军委中，红壹方面军的干部占主导地位。红壹方面军是毛的“家底”。这样壹个被毛、林十分信任的高级干部怎么被打倒的呢？

　　吴法宪认为，罗瑞卿下台，提出问题的是林彪，下决心的是毛泽东。批评罗瑞卿是折衷主义的是毛，决心召开批罗的上海会议并亲自坐镇的是毛，要邓小平在北京召集会议继续批罗的是毛，决定撤销罗的职务、并分别由叶剑英、杨成武继任的是毛。

　　实际上，在林彪向毛提出罗的问题之前，叶剑英等人就提出过了。

　　罗瑞卿当总参谋长的头三四年内，和林彪的合作比较好。在这期间，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具体主持。1962年秋天开始，林彪战争年代留下的旧伤复发，有时十分严重，不得不向中央请假养病。这样，主持军委的工作自然就落在当时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贺龙身上。从此，军队内部逐渐形成了贺龙、罗瑞卿的格局，罗瑞卿与贺龙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渐行渐近。罗瑞卿与林彪原本密切的关系反而渐行渐远，工作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邱会作认为，开始罗未必是存心对林封锁，认为他和林的关系好，林又是不管小事的人，林的身体不好，事无巨细地汇报，反而打扰林。后来罗以为林的身体不会再好起来，没有希望了，就倒向了贺龙。在壹次扩大的中央军委会上，罗让负责中央保健工作的傅连璋介绍林彪的病情。傅连璋说：“我们对林总的身体，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尽医生的职责，我们的作用是有限的····”言外之意，林彪身体不可能好转。罗瑞卿就开始嫌弃林，说“病号就是养病，要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看到罗的疏远，林彪不得不对罗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妳壹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妳是总参谋长，我还是妳的上级吧，妳的情况我壹点不了解怎么办？军队的工作我是要对中央负责的。”

　　军队内部对罗瑞卿这场斗争，与军队内的“山头”有关系。

　　军队里有多个山头。第壹个是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所形成的红壹方面军，在以后的战争中，林彪成为骨干人物；第二个是由贺龙为首的在湘西、湘鄂西及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二方面军，第三是张国焘、徐向前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在延安时期被清算而脱离革命，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又在西征路中损失太大，这个山头影响减小，但留下壹些干部。这三大红军主力在抗日战争中分别整编为八路军115师，林彪为师长；八路军 120师，贺龙为师长；八路军129师，刘伯承为师长；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陈毅为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时期的四支部队组成四支解放军：彭德怀领导的第壹野战军、刘伯承领导的第二野战军、陈毅、粟裕领导第三野战军，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

　　1958年军队内部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首肯后，由邓小平、彭德怀挂帅，整了刘伯承、粟裕、肖克等壹批人。1959年庐山会议，又整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1959年中央军委改组后，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则是林彪、贺龙、聂荣臻。这体现了红壹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军中的掌权。

　　文革前夕，能够和林彪阵营相对立的，只有二方面军贺龙的山头。1949年以后，贺龙这个山头的人始终是团结的。贺龙还在彭德怀下台、徐海东生病的时候，把能够拉过来的三军团（彭德怀）、十五军团（徐海东）“无家可归”的人都收在自己的门下。贺龙把他们团结得很好，他说：“茅台酒胜过党性。”贺龙还同最高层的壹些人，如邓小平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贺龙在党内斗争中是能起砝码作用的人物。

　　罗瑞卿疏远林彪、靠近贺龙以后，军内逐渐形成两个阵营，贺龙、罗瑞卿为壹个阵营，林彪与其他老帅们形成另壹个阵营。

　　军队高层“阵营意识”十分强烈。平时相安无事，关键时候就显现裂痕。本来是第壹方面军的罗瑞卿，却投向了第二方面军的贺龙，这不只得罪了林彪，也得罪了军内其他老帅。“在军委内部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都是支持林彪的，这样，贺龙在中央军委内部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这样，罗在将帅间的处境自然不好。叶剑英、聂荣臻对罗的不满除了山头因素以外，还有工作上的因素。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很感兴趣，12月亲赴南京军区考察。年底，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写报告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建议军委在全军予以推广。这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64年1月底罗瑞卿代表中央军委在南京军区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会议就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作了部署。叶剑英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后来，叶剑英向邱会作转述林彪的话说：“罗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著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1964年底开始的全军大比武，贺龙、罗瑞卿全力投入，展示军队在他们领导下比林彪主持军委时更好。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冷眼旁观。后来，大比武成了罗瑞卿冲击政治、反对“突出政治”的壹条罪状。

　　罗瑞卿分管国防工业，聂荣臻则主管国防科委，双方工作有交叉，难免的些矛盾。在发生矛盾时罗对聂不够尊重，得罪了聂荣臻。

　　1965年6月，叶剑英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叫到军事科学院他家中，就罗瑞卿问题交底。叶对邱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妳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我们谈了很多问题，今天就同妳谈长子的问题。”“林总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壹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壹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帅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妳（叶）就更不在话下。’”“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壹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要尽量多争取壹些人，让他们不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指贺龙——本书作者注）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细壹分析，应该是可以想通的。第壹，长子急于上台，是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不好之上的。第二，长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壹个军事家，捞到政治资本，好‘光荣’上台。第三，胡子是历来就搞自己山头的。他自己的山头，人手并不多，于是就注意召集‘散兵游勇'，把‘无家可归’的人，搞到自己门下来。第四，胡子、长子利用了林彪身体不好，筑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别是把林总很信任的人都挖过去了（叶是指的是萧华、梁必业、吴克华等人），这是影响很大的。”叶剑英说1965年6月“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的看法”，可见，在6月之前，毛就向叶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

　　罗瑞卿“身上有刺”、“霸道”这种个人作风，当然会引起些矛盾。但是，主要问题不在罗的个人作风上，而是权力配置失衡（肖冬连也持此见）。１９６５年，罗瑞卿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等１３项重要职务。每天收到文件堆积如山，四个秘书帮他处理文件。在罗瑞卿日理万机的同时，壹些元帅和大将无事可做。自从1950年代广东反地方主义以后，叶剑英调离广东，壹直没有具体工作，闲得无聊，只好钓鱼。另外，在权力格局上，罗瑞卿掌管全局，其他老帅只负责部门工作（叶剑英管军训、聂荣臻管国防科研、徐向前管民兵），这种权力配置，加上罗的个性，难免不发生“怠慢将帅、越级上报和决断，引起将帅众怒”（韩钢语）的情况。在极权政治下，权力分配主要取决于壹把手的意志，壹把手相信谁，就让谁担任重要职务。权力分配和职务升降都是暗箱操作，必然造成妳争我夺，尔虞我诈。如果分工、接班的事都按民主程序办事，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将帅不和的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调整权力分配来解决，对毛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必开展残酷的斗争？原来，在毛泽东那里，有比将帅不和更为重要的、深层的忧虑。这就是罗瑞卿倒向贺龙和刘、邓。1962年后，罗瑞卿和刘少奇走得很近。1965年1月，罗瑞卿被刘少奇主持的三届人大增补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并向罗许诺，如林彪身体不好，还是罗来接林的班，这些引起了毛的猜疑（毛对贺龙是不放心的，本书第四章要专门介绍）。到1965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基本成熟。要倒刘得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怎能放心？在打倒刘之前，必须先清除高层的障碍。就在这个时候，将帅间的争斗为毛提供了机会。毛抓住了这个 机会加紧部署。

　　1965年8月叶剑英看望林彪时，明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妳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1965年秋，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叶剑英开始就罗瑞卿的问题向下面“打招呼”。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萧华和邱会作。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叶剑英在“打招呼”时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壹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剑英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11月26日，周恩来在上海向毛汇报工作，罗瑞卿参加。周讲完后，罗说他准备第二天到苏州看望林彪。毛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大祸临头的罗瑞卿可能浑然不觉，也可能知道了要挨整向林彪求助。罗到了苏州，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没让罗进去。

　　1965年12月1日，叶群乘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从林彪养病的苏州到杭州。毛在杭州常住两个宾馆，壹个是刘庄，壹个是汪庄，这次接见叶群是在汪庄。

　　林彪让叶群带壹些材料呈送给了毛。这些材料是：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另外还有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

　　林彪11月30日给毛的信内容是：“有重要情况需要向妳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妳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妳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信中说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显然是指叶剑英等人。

　　上海会议召开之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到杭州向毛泽东系统地汇报了罗瑞卿问题。毛泽东听汇报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妳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解决。”

　　叶群奉毛之命到杭州，除了交上这些材料以外，还向毛泽东作了４小时５５分钟的汇报。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对林１１月１８日报送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壹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是指罗瑞卿的。

　　什么是“突出政治”？林彪曾有解释：“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在壹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壹切，推动壹切，改造壹切。壹句话，就是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历来重视政治工作，壹直强调“政治挂帅”。他对林彪的这种说法是赞赏的。说罗瑞卿不突出政治，当时是壹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到１５日，由毛泽东主导，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上海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各大局负责人，军队各大军区、各军、各兵种各总部主要领导人。共有61人，其中军队高级将领34人。这次会议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事的，军队里在会上管事的是肖华、刘志坚。

　　据邱会作回忆，１２月６日晚，空军司令部通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８时请邱部长带秘书和警卫员，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去参加重要会议。”接著，中央警卫局来电话，核实带的秘书和警卫员的名字。１２月７日，同机从北京飞往上海的有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李作鹏等。贺龙不知道到上海开什么会。刘伯承是知道的。在飞机上刘伯承故意逗贺：“贺胡子，到上海开什么会呀？”贺龙说：“除了打仗的事，要我们去干什么？我把军用地图都带来了。”刘笑著说：“打仗，我们没用了。我们都是黄忠的哥哥了。”贺龙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连打倒总参谋长的会，毛主席都不给他打招乎，说明毛对贺龙已经另眼相看了。上海会议以后，叶剑英就取代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会议于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组，每组20人。第壹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杨成武回忆说：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壹，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叶群。周恩来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壹、壹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壹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叶群还说：“还有壹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壹下子讲了几个小时。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雷英夫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杨成武认为，可能是特意安排雷英夫来揭发的，因为作战部长王尚荣已经参加会了，雷英夫有什么资格参加会议？

　　上海会议时罗瑞卿在云南考察。会议的第三天晚上，周恩来让吴法宪派壹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特别交待，要吴法宪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吴法宪理解是防止飞机到印度和缅甸。周恩来还告诉吴法宪，这架飞机到上海后只能三个人接，壹是代表东道主的陈丕显，二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三是吴法宪。不要告诉任何人罗到了上海。吴法宪对驾驶员时念堂说：“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妳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妳们要听中央的，妳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

　　罗瑞卿到上海的时间是12月11日下午两点多，没有让他到会场，而是拉到建国西路618号院子（曾做过波兰领事馆）里软禁起来了。壹进屋，周恩来和邓小平就找他谈话，周、邓已经在这里等他了。周、邓指出他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三条：壹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罗瑞卿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后来，周、邓又壹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壹句。“妳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著这句话。看守罗的警卫是从北京带来的8341部队担任。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罗参加会议，只是背靠背地揭发批判。会议15日结束。罗瑞卿不服，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见毛主席，见林彪，当面说清楚，周恩来不让见。

　　会议没有简报，又是小组会，互相不通气。邱会作在西北组。西北组组长刘澜涛发言说，罗瑞卿“抢班”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准备。壹是抢叶帅军事训练的成果，搞大比武，这实际是捞政治资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贺龙在会上是最积极的，见人就骂“长子”。他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叶剑英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还说：“妳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妳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妳们还是要客气壹点，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们就不客气了。他跟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

　　上海会议壹结束，就撤销了罗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杨成武任代总长。叶剑英也升为军委副主席，不久以后又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工作。罗下台，叶剑英地位上升。

　　1966年3月4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等前后共九十五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在开幕时露面后即赴三线考察，会议的实际主持者则是叶剑英。罗点点在她的书中写到３月４日下午罗瑞卿进入会场的情景：“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仇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壹幅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界限。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壹句话，都是怀著敌对的眼光看著罗瑞卿。”会议了35天。与会者都涌跃发言。除事假病假外，共有86篇发言稿，其是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

　　在京西宾馆的批罗会议上，彭真试图遏制会上的过激情绪。说：“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4月24日，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写信，揭露彭真在批罗会议上的“恶劣表现”。6月27日，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介绍文化革命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据邱会作回忆，京西宾馆的批罗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向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肖华的揭发和杨成武的几次系统揭发、叶剑英在北京批罗会议上的总结发言，都是份量很重的。肖华本来是和罗走得很近的人，为什么这么卖力气揭发？对这个问题，邱会作和叶剑英有壹段对话：

　　1966年1月底，叶剑英副主席叫我去谈话。······叶帅问我：“在上海会议期间，妳同别人谈到肖华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只是在陶铸同志那里听到过肖华不宜挂帅（任军委秘书长）的话，我也插不上嘴。”······我问“叶帅，是怎么回事呀？”他回答说：“有些要紧的事。”他说：“没有挂上帅的人（指肖华没有当上军委秘书长）恐怕心里总会在想什么吧？”我回答说：“可能总想找张路条（指整别人以表现自己）回来吧。”叶帅带著惊奇的口气反问：“路条？”我说：“嗯，到别人门下去了的人（指肖华和罗瑞卿搞在壹起了）现在要回来，不拿路条表现壹下自己就不好进门。”我这样回答。此时 ，叶帅面带笑容说：“真高见！妳的话我懂了。”

　　从这段对话可以得知，为什么在政治运动中，壹个人挨整时，给他致命壹击的常常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谓“路条”，就是出卖朋友换取毛的信任，即“投名状”。

　　梁必业，中将，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罗瑞卿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梁必业揭发说：１９６２年罗同他谈得最多的是林彪的病情。首先是关心的口吻，后来就谈后事了。罗说：林总的身体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们这些人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梁必业还说：从１９６４年开始，罗瑞卿方针是：“冷林，热贺”（对林彪冷，对贺龙热）四个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扩大林彪的病情，宣扬胡子（指贺龙）的亲政，要使大家相信，林彪只是熬时间。梁还说：罗再三强调，突出政治是突出个人的作用，没有自己的人哪还有政治？在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兵种都要搞两套人马（即拥林和拥贺的两种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罗再三交待，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有更大的作用。主持批罗会议的叶剑英把大会揭发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业揭发的记录稿交给罗看了，罗通宵未眠，坐卧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然杀了。他自杀前在梁必业的发言记录稿上写了两句话：“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集团”。在整罗瑞卿的时候，被指摘跟著罗跑、被视为罗的“心腹”的几个人用书面材料揭发了罗在他们“小圈子”里的言行。

　　1966 年3月18日早饭后，有人打电话来通知罗，会不开了。对于这个会，罗怕开，又更怕不开。开会，是大家批他壹个人；不开会，就意味著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壹步的计划，意味著对他的批判又要升级。他在绝望中跳楼自杀（未死，腿受伤）。自杀前留给妻子郝治平的遗书是：

　　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妳，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妳们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在京西宾馆，罗瑞卿自杀并没有停止对他的批判，而是参加批判会的人更多了。罗在医院里，揭发批判是背靠背的。

　　当时中央在杭州开政治局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也是杭州会议的壹个内容。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 毛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说：“真没出息！”刘少奇说：“罗长子盛气凌人，锋芒毕露，他对老帅都打击。自己不认真检讨，过不了关就自杀，没出息。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他是坚决向党对抗。”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吟诵了 “将军壹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的诗句。

　　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工作小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３０日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列出了罗瑞卿的几个错误是：壹，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例如，罗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三，目无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簒军反党的阴谋活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 ［66］ 268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报告。

　　这几条当然是桌面上的，真正的问题应当是本书上面介绍的情况，即罗瑞卿与贺龙走得太近，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较近。要整刘少奇，就不让军队掌握在贺龙、罗瑞卿手里。毛利用早已存在将帅矛盾，抛出罗瑞卿，牢牢地控制了军队。

　　陆定壹倒台

　　陆定壹，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他倒台的爆发点是壹个非政治事件。这就是他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简称严慰冰事件。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会前每个人的桌子上放著壹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手书。上面写著：

　　我证明：壹，我和叶群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壹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壹切都是造谣。

　　林彪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

　　聂荣臻元帅拿著林彪手书，生气地对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很快文件被收回了。

　　堂堂国防部长林彪元帅，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他是针对陆定壹的老婆严慰冰的。

　　大约从１９６０年起，到１９６６年１月，在５年多时间里，严慰冰写了几十封匿名信。其中有壹封信是壹首打油诗，是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６日发出的，寄给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让他转给林彪。信中写道：“搂了壹个骚婆子，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升三级，终年四季怕照光。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帖招。”明显是骂林彪的。这几十封匿名信９０％是写给林彪壹家的。林彪壹家包括两个孩子，人到哪里，匿名信就寄到哪里。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林豆豆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乱编乱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林彪秘书张云生看了严慰冰信的复印件，信中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是“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严慰冰的信给林彪家造成了影响，豆豆有壹段时间不相信叶群是她母亲，多次吵闹。叶群到处找人证明她的清白，当年的马夫、警卫员都找了，闹得林家不安宁。中共中央重视此案，公安部组织力量侦破，还指定驻京单位的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破案，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都亲自指导过破案。

　　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约陆定壹到他家里去壹趟，上午１０时左右，陆到了彭家里。彭把公安部转来的壹叠材料交给陆定壹，就是严慰冰的匿名信。彭真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发信的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办的托儿所地址，自然是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陆对彭说，自己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严慰冰被捕。

　　严慰冰为什么写匿名信？《陆定壹传》说，在延安整风时，严慰冰得知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的问题，向所在单位作了反映。叶群和林彪结婚后很霸道，严看不惯。直接的原因是叶群歧视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儿林晓琳，严对此很愤慨。陆定壹对他的传记作者说，“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

　　在审理查严慰冰期间，周恩来对陆定壹说，妳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３月６日，陆定壹离开北京到南方。５月６日，陆定壹接到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让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５月８日，陆定壹从合肥乘汪东兴派来的飞机回到北京。

　　在批判陆定壹的会上，陆定壹作了壹个检查，他说：“我同严慰冰生活２５年，她写的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同志们说我知道，是有道理的。２５年，还会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请把我当成反革命的主谋犯和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林彪听后连声说：“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他质问陆定壹：“跟妳老婆勾结在壹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壹答道：“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妳老婆的事，妳会不知道？！”陆定壹：“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我恨不得壹枪毙了妳！”林彪质问陆定壹：“妳为什么害我？我这个人壹直喜欢壹点知识分子，对妳陆定壹还是比较喜欢的。妳为什么干这样的坏事？用意何在？”陆定壹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妳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能不知道吗？”批判成了闹剧。

　　周恩来在会上对陆定壹不仅批评、痛骂，还把茶缸砸到陆定壹坐的那边去了。　杨成武走到陆定壹跟前，把拳头伸到陆定壹的眼下晃了晃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壹出席会议的资格。邓小平让李富春和李雪峰跟陆定壹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李富春让李雪峰说。李雪峰只说了邓小平的壹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壹同志出席这个会议。”陆定壹大声说：“雪峰同志，我可是搞共产主义的，我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

　　说陆定壹倒台是受老婆的牵连，那就过于简单了。

　　１９４９年中共建政以来，陆定壹壹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在组织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中、在胡风事件以及其它壹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但自１９６０年代初以后，毛泽东对他就不满意了。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的《文艺情况汇报》上批示、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写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批示，对思想界、文艺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著”，“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在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那个纪要中说，文艺界建国以来，被壹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些都是陆定壹领导的部门。教育界也是中宣部管辖的，毛泽东对教育界也不满意。

　　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北京采取对抗态度。在这个问题上，陆定壹和彭真是壹致的。这使得毛泽东对陆定壹和中宣部很不满。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毛泽东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１９６６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谈了两次话中明确批评了中宣部，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批判陆定壹的发言中说：“陆定壹是从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得力。”“陆的老婆从1959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壹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壹个规律，是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明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周恩来把严慰冰事件和陆定壹联系在壹起了，和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联系在壹起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打倒壹个人，还得从根本问题上把这个人钉死。如：是不是当了叛徒，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陆定壹出身于无锡壹个殷实官僚家庭，南洋大学毕业，1925年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壹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壹千元给为革命牺牲了的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钱，留为治病开支。共产党员不能继承剥削家庭的遗产，陆定壹继承了。因此，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严厉处置。

　　陆定壹始则被软禁，戴高帽、挂黑牌、受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审讯人员壹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由于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陆定壹于1968年4月未经审判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因写申诉，惹恼专案组，“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壹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壹样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陆定壹既被彻底妖魔化了，这个妖魔已经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揉拧，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当年盛行壹时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口号，这使迫害者义正辞严，斗志昂扬。

　　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了陆定壹党籍。此时林彪、陈伯达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在许多老干部获得了解放的时候，中央反而对陆定壹做出这样严厉的处置，真是发人深思。

　　《陆定壹冤案十三年纪实》壹文提到“中央壹位有影响的人物”对陆案做过三次指示，壹次是1966年7月：“陆定壹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壹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壹次是1976年2月：陆定壹“要答辩，妳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最后壹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陆定壹，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按照文革后的政治规则，这位被隐其名的“中央有影响的人物”壹定是受到尊重的老壹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抓捕“四人邦”两年以后，1978年12月2日，陆定壹获得自由。他失去自由的时间13年。

　　?“剥笋政策“的胜利

　　林彪在1966年５月１８日的讲话中为“彭罗陆杨”定了性。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彭罗陆杨”说成是“四大家族”。这是借用对国民党高层的“蒋宋孔陈”的说法，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四大家族”是罪恶的代名词。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讲话中说：“‘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贺。”“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壹个壹个被夺走了，现在壹个壹个地夺回来。”陈伯达在５月２４日讲话中：“‘四大家族’是地主、资产阶级搞反革命复辟的性质。反对‘四大家族’是主席英明伟大的决策。”

　　周恩来这次讲话中提到“剥笋政策”。他对此有壹个解释：“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如新中国成立以来，壹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黄张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使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林彪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妳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剥笋政策”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说的。他把打倒彭真、罗瑞卿比做剥笋。壹只笋，有点烂了，把外面几片剥掉，还可以吃。刘少奇说：“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壹层层剥掉，剩下壹个笋心。妳不剥他，他就剥妳。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壹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中共政治局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著，中共中央又于5月24日发出《关于陆定壹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壹通知地方发到县团级。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审查组，下设四个组审查彭罗陆杨。

　　明末清初有壹首流传很广的《剃头歌》：闻道头需剃，如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头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彭、罗、陆、杨“剃”了不少人的头，现在他们被别人“剃了头”。在1965年底给彭罗陆杨“剃头”的人，以后都被“剃了头”。挨整中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仿《剃头歌》作《整人歌》：闻道人须整，如今尽整人。有人皆要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整人，是极权制度的特征，也是维持极权制度的手段。

　　打倒彭罗陆杨，与其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之壹，不如这是毛泽东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搞掉了这四个人，他感到在北京安全了壹些。毛泽东1965年11月12日离开了北京，壹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回到北京。其间，连十分重要的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不参加。文革研究者米鹤都认为，这是毛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这个看法有壹定的道理。彭罗陆杨打倒后，毛还是不放心。在改组北京市委的时候，向北京增派了兵力担任卫戍任务，林彪5·18讲话谈政变时说，毛主席调兵遣将，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还授意周恩来成立了“首都工作组”，以保证首都安全。

　　彭、罗、陆、杨已经被摆在阶级斗争的砧板上。群众专政的铁拳不断地向他们猛击。

　　1966年12月3日晚至4日晨，壹夜之间，多位副部长以上的领导人被抓走了。其中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田汉等。这些被抓走的人去向不明。这是壹次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行为，组织者事先打听清楚了被抓者的住地、路线，准备了车辆，据说他们通讯联络工具是高级干部的保密红色电话机。他们都穿著军大衣。后来才知道抓人的是四个艺术院校的红卫兵，带头的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她带领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壹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他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绑架走，然后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里。周恩来得知是叶向真抓走了彭真，就找到叶向真要人。叶向真就和周恩来谈判。周恩来承诺：“我们保证，帮妳们开群众大会。”周还同叶向真商定，把叶的“游斗彭真”的计划改为“斗争彭、罗、陆、杨的大会”，周恩来还对叶向真说：“妳们不是还少壹个杨尚昆吗？开会时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相信周恩来不会欺骗她，把彭真等交给了?

　　周。 12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个组织的代表时说：“我们完全支持妳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妳们。”“妳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壹，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妳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妳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妳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虑。” 叶向真开了文革期间随意绑架高级干部的先河，开创了群众乱揪领导干部的先例。清华大学“捉鬼队”1月6日“智擒王光美”就是受了叶向真这次行动的启发。

　　周恩来让军队把彭真要了回来，关押在五棵松的卫戍区的壹个师部，什么时候批斗，什么时候提走。周恩来没有食言，1966年12月12日，北京多家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会。这次会是经周恩来同意的。会上巨幅横标写著：“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参加批判会的有３６０００多人。会上唱语录歌，还唱《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的新歌。那次大会斗争了很多人，除彭、罗、陆、杨以外，还有壹大批领导干部陪斗。被批斗的人被反扭著双臂，弯腰９０度，呈“喷气式”，头发被人揪著，随时将头提起按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摔断了腿，是用箩筐抬去的。

　　这次批判彭、陆、罗、杨的大会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文革期间，特别是批判资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领导干部就失去了安全感，今天主持会议，明天就可能被揪斗。有些老干部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他们和他们家属整天处于恐怖之中。

　　? 毛知道干部被批斗的情况。1967年秋，毛泽东在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壹段谈话。毛问：“听说妳坐了壹百多次飞机？”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著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纪登奎，“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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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五月会议”:文革正式发动

　　1966年5月发生的事件很多：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化革命纲领性文件《五壹六通知》通过；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描绘了他心中乌托邦；北大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第壹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改组北京市委。

　　这段时间报刊的舆论越来越猛烈，社会上硝烟四起。

　　这里说的五月会议是指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２６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共76人。这么重要的会议毛让他不信任的人刘少奇主持，自己不参加。会议主要议程有两项：壹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5月24日，会议决定对彭、罗、陆、杨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进行专案审查；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壹六”通知》），揭批彭、罗、陆、杨的情况在第三章已作介绍。这里只介绍会议其它方面的情况。

　　这是毛泽东在千里之外却控制自如、全面贯彻自己意图的壹次会议；这是由刘少奇主持的、自己挖自己的墙角、甚至是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会议；这是刘少奇主持下揭发批判和他意见壹致的彭、陆、罗、杨的会议；这是通过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壹六通知》的会议，这个文件的通过标志著文化革命的正式发动；这是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的壹次会议。

　　这次会开了23天，时而大会，时而小会，时而看文件，时而讨论。会议大体进程是：

　　会议前四天，康生、张春桥、肖华介绍情况：康生传达毛泽东自１９６２年以来有关批判彭真、陆定壹等人的讲话或者批示；介绍了会议将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称之为《五壹六通知》）的起草经过，特别强调毛泽东修改了七遍，并指出哪些段落和字句是毛泽东亲自加的。张春桥介绍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等。萧华介绍罗瑞卿问题和批罗会议情况。在张春桥讲话之后陈伯达作了系统揭发批判彭真的发言。会议头四天的情况介绍为整个会议定了调子，为不在现场的毛泽东意图的贯彻打下了基础。整个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轮流主持。

　　在五月会议上，又壹次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壹句超过我们壹万句。”“毛主席活到那壹天，九十岁，壹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人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壹定是野心家，壹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壹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壹笔勾销。学毛著，做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周恩来把忠于毛泽东当做保持“晚节”。陈伯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恩、列经过的要多，列宁只有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主席有五十年的经验。”说毛泽东超过马克思，林彪在５月１８日的讲话中讲过，陈伯达只是重复。

　　全体壹致通过《五·壹六通知》

　　５月１６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体壹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这壹天通过的，所以叫《五·壹六通知》。

　　这个《通知》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据《通知》起草的参与者王力回忆，1966年3月，康生和赵毅敏到杭州向毛汇报有关国际共运的问题，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毛大发脾气，推翻了中央决定参加苏共２３大的意见，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的材料。康生回来以后，由邓小平主持会议传达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向全党发通知，撤销“二月提纲”，让王力起草通知。王力只起草了壹句话：以前中央某日发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予以撤销。毛得知后说，这个不行，没有说实质性问题，要再起草个文件。起草小组是４月１６日成立的，成员是江青定的，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名义上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由于陈伯达、康生在杭州开会，起草小组实际由江青主持，张春桥是秘书长。地点在锦江饭店后面那个楼。４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了很多批判“二月提纲”的话，王任重作了记录。用王任重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就是《五壹六通知》的基础。起草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对毛对文件草稿每增改壹次，就议壹次，有什么意见，给毛回话。在这个基础上每天都改，改的稿子每天都由上海送到杭州让毛再改，毛不仅是修改，还增加了大段大段的话。毛改后再交给起草小组进行文字处理。杭州会开了几天，稿子就修改了几次。后来发表《五·壹六通知》，毛亲笔加的内容用黑体字标了出来，没有用黑体字的地方，也是按毛的意思写的。五月会议上讨论《五·壹六通知》时，陈伯达、康生坚持壹个字也不能改。

　　《五·壹六通知》全文不到五千字。文件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文件指出“二月提纲”十个错误，并对这些错误壹壹分析批判，在批判中阐述毛的观点。文件说，“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壹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文件在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壹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壹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妳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壹场妳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文件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这个文件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壹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个文件最后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壹点。”

　　几个月以后，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刘少奇。在５月１６日通过这个《通知》时，刘少奇知道是指他吗？阎长贵说，当时康生、张春桥都不知道，以为是指彭真。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刘少奇是应该知道的。但这个针对他的文件却在他的主持下壹致通过了。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却对会议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多年的个人崇拜造就了他的绝对权威，而是全党早就接受了他这样的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概念已经融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成了人们行动的指南。

　　《五·壹六通知》有壹个附件，就是《１９６５年９月到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据说这个附件是康生搞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很少提及。不过，如果站在客观立场，去掉其中强烈的政治色彩，还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戚本禹目击“五·壹六”通知举手通过的情况。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没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妳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壹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壹致通过了“五·壹六”通知，使它具有合法性，成了当时全党对文化大革命的共识。5月19日，《五·壹六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６６］２６７号）发到县团级，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成为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壹年以后的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５月１７日的会议上，刘奇少说：过去填表时壹直填富农成份，后来到花明楼看了，应该是地主。周恩来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没有察觉。邓小平了作了检查，说书记处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林彪没有检查，但说他的家庭是地主，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这么多高级领导人都讲自己的出身，难怪三个月后“血统论”横行。

　　防政变殃及贺龙

　　５月１８日，林彪发表讲话，从批评彭、罗、陆、杨开始，大讲政变。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因为毛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

　　毛担心政变是从苏联那里来的。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发生了“不流血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了下台，毛泽东对中国是否会发生这类事情，保持高度的警惕。毛的卫士陈长江说：“有壹次我们很紧张，毛主席无论如何睡不著觉，走到门口问我：‘妳们哨兵带枪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我告诉主席：‘不仅带了手枪，冲锋枪和机关枪，子弹也带很多。我们几十个人能对付壹二百人。’主席点头满意。”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几位领导人：如果北京发生政变，妳怎么办？萧华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妳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１９６４年纪念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的时候，周恩来率团赴莫斯科。１１月７日晚间，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贺龙同苏联元帅崔可夫等军界领导人谈话中，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妳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向周恩来报告，周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作掩饰。周恩来立即指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周恩提出正式抗议。周这样做，有出于维护中共和国家尊严的考虑，同时也给毛泽东吃壹颗定心丸。周非常清楚，担心被人搞掉是毛的壹大心病；眼下在党内分歧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毛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苏共搞掉赫鲁晓夫靠军方支持。所以毛泽东特别警惕北京发生军事政变。极权政治是阴谋政治，最高领导人最警惕高层的阴谋活动。而在极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要推翻最高领导人，宫廷政变是最常用的方式。马林诺夫斯基为什么对贺龙谈政变呢？作为军事家的毛知道，如果中国发生政变的话，贺龙是最重要的力量，最有搞政变的可能。对毛泽东来说，马林诺夫斯基壹语点破了，这就决定了贺龙必死的命运。

　　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来说，贺龙是有大功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自己带出来的壹支军队交给了共产党，并担任总指挥参加了南昌起义。从此共产党有了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南昌起义失败以后，贺龙回家乡白手起家搞起了红二军团，和任弼时壹起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由此逐步形成了红军三大主力之壹的红二方面军。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贺龙对毛泽东不是很顺从的。1950年代，他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后来中央撤消西南军区，把贺龙调到北京管体育。贺龙不满意，说：“为什么要撤消大军区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怕我们造反！”他还说这是“杯酒释兵权”。贺龙主持的国家体委有壹个国防体育俱乐部被认为是“壹支反革命地下军，壹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

　　中共军队中有红壹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山头。通过多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各个山头都有削弱，但贺龙为首的红二方面军这个山还比完整，贺龙有兵权，他还爱交朋友，经常和军方的人走动，被怀疑为“拉山头”。在极权政治的和平时期，军事首脑私下活动最容易被怀疑。罗瑞卿靠近贺龙，既增加了他自己的政治风险，也增加了贺龙的政治风险。更重要的是，贺龙当时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当时中南海里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戚本禹当场听到，毛曾对林彪、周恩来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毛认为贺龙“倒过去了。” 关向应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在延安病逝，临终时对贺龙说，壹定要跟毛主席走，不能反毛。

　　1966年8月25日，总参外事局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杨成武，贺龙的老部下王尚荣、雷英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贺龙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杨成武当时是林彪、毛泽东十分信任的人。当时怀疑是贺龙背后搞的，是想夺总参的权。联系到贺龙和罗瑞卿的关系，毛泽东委托林彪在壹次军委常委会上打了招呼。打招呼会只有贺龙没有参加。这个会是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之后，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林彪开场白说：“主席交待我和总理分别召开两个小会，把贺龙同志的问题通通气。总理那边会已开过了，向主席汇报说效果很好。我按主席交待向大家说点贺龙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林彪先说了贺龙在湘鄂根据地肃反的错误，又说文化革命开始以后贺龙的动态。壹是有些不安和异常；二是到他那里去的人很频繁，是个“政治俱乐部”；三是他把枪随身带，警卫人员揭发他带著枪去见主席。林彪传达完后因身体不适就退席了，叶剑英组织继续开会。军委常委们对贺龙进行了批评和批判。陈毅、聂荣臻的发言非常尖锐。平日很少说话的刘伯承也作了批判发言。结束时，叶剑英交待会议内容绝对不许外传。会后，还扩大了壹些兵种正职首长秘密到叶剑英家看过揭发贺龙历史上通敌嫌疑的原始材料，向大家打了招呼。

　　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都记录了叶帅同他们打招呼的情况。邱会作回忆说：“大概在1966年秋天，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被通知到京西宾馆集合，各自坐各自的车到京西宾馆后，由萧华、杨成武带队换乘两辆大轿车到叶帅家看有关贺龙的材料，上车后还拉上窗帘。萧、杨在车上说，临走前总理特别打电话交代，到叶帅家看材料重点是看通敌问题。……” “到了叶帅的会客室，叶帅说：‘主席对贺龙很不放心，不少人揭发了他的问题。整理了壹些材料，大家来看壹看。总理刚才打电话来，特别强调要注意看投敌问题。’”会议室桌子上放了十几份材料，都是贺龙部下说的壹些事。其中有总理提供的壹封信，是贺写给国民政府里任职的旧交的。周恩来说要注意贺龙投敌问题，就是指这封信。李作鹏回忆录说的时间、地点、事件和人物和邱会作的回忆基本壹样。叶帅对大家说，这次看贺龙的材料是根据毛主席“在小范围打招呼”的指示而进行的。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向各大军区领导人打招呼。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和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找兰州的洗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到北京西山叶的住处，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他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恩茂、左齐向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

　　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正在北京，肖华通知他参加壹个会议。黄不想去，说北京的事跟他没有太大的关系。肖华说，会议非常重要，妳去了就知道了。肖华带他到西山，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讲打倒贺龙的事。刘伯承元帅作了长篇发言，说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几个小时。黄永胜还说，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由周恩来总负责。

　　据邱会作回忆，1966年12月，中央文革提供材料说，夏天毛主席不在北京时，刘少奇、王光美与贺龙有来往，有活动。中央文革还拿出了那封从原国民党壹个要员那里搞到的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向蒋介石写的“乞降信”，还翻出了夏曦和贺龙在根据地误杀了段德昌等红军将领的事。

　　这里说的原国民党要员应当是李仲公，文革前他是国务院参事、民革中央常委。

　　李仲公的后人介绍，1968年春，周恩来收到了李仲公给他的壹个材料，另附信壹封，信中说：“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壹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 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壹封信是1929年5月16日写的，其有“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壹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壹壹，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1929年5月26日信中有“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壹切为盼。”李仲公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人们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贺龙希望李仲公将信转给“主席”（蒋介石）。李仲公没有转。

　　李仲公向周恩来交出贺龙的“乞降信”是1968年3月29日，有文字为证，不会错的。叶剑英向军头们就贺龙问题打招呼，邱会作和李作鹏的回忆都是1966年秋，也不会错。这里有壹个疑问：李仲公是1968年3月29日将“乞降信”送给周恩来的。1966年深秋叶剑英向军头们打招呼时，为什么有这封“乞降信”？这有两种可能性：第壹种可能性是在李仲公交“乞降信”之前，中央已经知道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性是，叶剑英让军头看的材料中没有这封“乞降信”，而是其它的“敌我性质”材料。这有待档案公开以后解疑。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去说对贺龙是壹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 我们至今不知道成钧、许光达、廖汉生对贺龙有什么揭发，毛泽东说的他不知道的事情是不是包括贺龙的所谓向蒋介石的“乞降信”？

　　仅凭这两封信就断定贺龙投靠蒋介石是不够的。贺龙写这两封信也可以从积极方面理解：这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壹种斗争策略。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向蒋介石显示壹个姿态，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的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参加军委会议成员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有关部门开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据称，李仲公的揭发信在1974年9月23日被鉴定完毕，说是伪造的。为什么1968年春不作鉴定、而在毛说整错整了贺龙以后才作鉴定？1978年6月，国务院参事室作了壹个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壹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此时李仲公已92岁，重病在身，家属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就逝世了。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讲政变很有特点。他先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壹切；没有政权，就失掉壹切。”要“念念不忘政权。”然后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壹套搞掉。”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到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从我国历史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接著他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的例子，听起来感到毛骨悚然。林彪这篇讲话，后来经过毛泽东审阅，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在林彪讲政变以后的三天，５月２１日，周恩来也在会上讲政变。他说：“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６１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壹个壹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壹文壹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真是大党阀。”怎样“三防”呢？周恩来说，壹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造反；二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壹个壹个被夺走了，现在壹个壹个地夺回来。周还说：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政府也毁掉。

　　５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谈到了“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他说：“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７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也讲政变。他说：“今年二三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壹是要往北大、人大每壹个学校派去壹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１９８０年，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时，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１９６６年二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组建壹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负责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这个团组建后壹时没有营房，就到壹些大学找空房子。如果真是像解释的这样，也是合情合理的。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极权政治下的权力高层历来如此。

　　１９６７年２月，装甲兵有两个干部访问李作鹏时问道：“传单说许光达是贺龙兵变中的总参谋长是事实吧？”李作鹏回答：“有那么回事，总参谋长是事实。”又问：“二月兵变是怎么回事？”李答：“去年二月兵变，贺要调壹军（贺的老部下）到北京来，由于中央识破了阴谋，才使兵变未逐。”“九壹三”以后，李作鹏成了林彪集团的骨干，这个“访问记”成了李作鹏诬陷贺龙的罪证。

　　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给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交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壹个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毛“保卫首都”的指示，实质内容就是防止北京发生政变。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即对周恩来负责，周恩来对毛泽东负责。首都工作组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戚本禹说：“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据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回忆，当时首都工作组拟制了呈报毛泽东的四个文件：壹，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扩编方案：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第63军189师、第24军70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担负首都警卫任务；二，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整方案：1，首都警卫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壹师。2，北京公安总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二师。3，第70师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三师，保留原番号不变。4，189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第四师，保留番号不变。三，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卫戍区组织机构调整扩编的命令。四，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兵力调动的命令。以上文件打印两份，壹分送周恩来，壹份送毛泽东。1966年5月29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这样，北京卫戍区共有四个师。不久，根据叶剑英指示，天津的196师和宣化的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调动。十个月以后，从沉阳军区调３８军进驻京畿，３８军是原四野的头号主力，是林彪指挥顺手的部队。

　　在做这几件事时，周恩来要求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不让打电话谈调部队的事。所有文件只打印两份，壹份给他，壹份由他转呈毛泽东，而不发给林彪。甚至到茶炉房里开会，把服务员都打发走了。

　　1966年6月1日，上述部队开始调动。这壹天黎明，坦克、汽车的轰呜声惊醒了北京西郊酣睡的人们，壹队队解放军战士沿著大路疾进，天亮时，他们已经分别进驻了南苑、长辛店、清河地区。

　　6月3日，北京卫戍区在京西宾馆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杨成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北京卫戍区的命令。杨成武说：卫戍区的具体任务按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以及叶帅的指示办。参加会议的张民回忆：“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贺龙元帅，他到的时间比较早，进了礼堂后台的休息室就壹屁股坐在沙发里，表现出壹种沉默寡言、忧心忡忡的神态，与以往相比判若两人，我看他的气色也不太好，面容憔悴，好像刚刚大病壹场的样子。过去那种爱说爱笑的影子壹点也看不见了。”

　　对政变时容易受到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处进行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要害地方进行了勘测。位于西单的电报大楼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毛的住处，立刻宣布为军事禁区。

　　首都工作组周密地布置了防止政变的工作，毛泽东感到北京安全了。他1965年11月12日离京南下，1966年7月18日放心地回到了北京。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不允许这样的超级机构继续存在下去，1967年2月，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停止办公，有关工作由总参作战部办理。此时，组长叶剑英成了“二月逆流”的主将。

　　围攻八十岁的朱德

　　五月会议气氛紧张，人人自危，纷纷发言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纷纷表示对毛效忠，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大家都极力表现自己坚定的立场。彭真和陆定壹作了检查后，除了康生、林彪、陈伯达作了上纲很高的批判以外，贺龙、张鼎臣、杨成武、李先念、陈毅、薄壹波、刘少奇、聂荣臻、余秋里等都作了批判发言。李先念说：吴晗的要害是罢官，彭真的要害是政变。

　　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积态度，还因为他说了壹些与当时政治气氛不壹致的话，责令他作检查。因此，围斗八十岁的朱德，成了这次会的壹个插曲。

　　5月23日，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刘少奇主持。朱德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壹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壹点。”朱德接著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言辞激烈,时间很长。林彪说：“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妳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陈毅质问：“朱德，我要问妳，妳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说：“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说：“我看妳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妳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妳野心非常大。”薄壹波说：“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朱德辩解：“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周恩来说：“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壹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妳顶得住吗？后壹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妳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妳都沾过边嘛。妳到处发表意见，是壹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壹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妳到处乱说话。妳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妳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批判朱德的会议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后来形成的“四人帮”，却是文革中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的不是康生和后来形成的“四人帮”，而是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积极参与批判朱德的中央领导人薄壹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后来都在文革中受难。会议的主持人和批判的主要人，文革以后都被尊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批评朱德不是从这里开始。早在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批评朱德。这个会是传达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捎带也批评了朱德。林彪在地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批评朱德时，朱德就坐在他身边。林说：“今天当著全军干部的面，对朱德同志是要进行批评的。他是不承认毛主席是党的领袖的。朱德同志总认为自己功劳很大，其实他名声很大，功劳不大。战争年代，朱德同志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我党的总司令向来都是毛主席。”刘亚楼对邱会作和肖向荣说：“朱德是总司令吗？他是彭德怀的总司令。在庐山会议上朱德支持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朱德是真总司令，当然，他能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了集中力量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才把朱德问题分开。”刘亚楼说：“林总对朱德的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法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朱德比毛泽东大7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活动初期，朱德是唯壹的壹位有指挥战争经验的职业军人，也是参加革命前社会地位最高的人。1922年8月在德国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八壹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和他在云南讲武学堂的老同学、时为国民革命军16军军长的范石生合作，使部队获得了喘息机会。1928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红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朱毛”成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代名词。

　　朱德的权力自1949年以后基本被剥夺，只给壹个委员长的空头职务。1966年朱德已经是80老翁，应该说对毛的权力没有什么威胁，为什么毛对他还不放心？为什么林彪、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对他群起而攻之？

　　朱德虽然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很高，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1959年批彭德怀时他不积极，1965年批罗瑞卿他也不积极。所以，毛要发动壹场攻势，重重敲打壹下朱德，壹是防止朱德对文革提出批评意见，另壹个目的是警告其他高级干部，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朱德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戴朱德，所以先把朱德弄出来，扫壹下威风，除掉了有人打出朱德的旗号反毛的可能性。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５月２８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毛泽东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８月２日，陶铸被任命为顾问，１９６７年１月打倒）。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７人。郭影秋（华北）、杨植林（西北）、郑季翘（东北）、刘文珍（西南）也是早期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实际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特殊机构。毛甩开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央文革成为直接指挥文革的常设机构。以后的实践证明，陈伯达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组长，江青是主事、闹事的组长，而作决定、把关的实际组长是周恩来。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陈伯达生病外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文革组长的职务。

　　6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开会。毛泽东７月１８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江青早两天从上海回到北京做了几件事：壹，建立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专门把钓鱼台１６号楼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让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除了正副主任外，只有三五个助手。二，建立信息收集系统――办《快报》。抽调１００名团以上的政工干部作为中央文革的联络员、巡视员，以《红旗》、《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文革情况。办公室人少，联络员人多。三，建立碰头会制度。每天下午３点碰头，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周恩来、陶铸参加。经常是中央文革开完碰头会以后，到壹个单位去参加群众大会，发表讲话支持造反派。从此，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只讨论壹般性问题，重心转到钓鱼台这边来了。文革初期，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常委碰头会同时存在。1967年2 月以后，大事都由文革碰头会来解决，但中央常委碰头会还存在，开会的次数不多。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壹个壹个被打倒了，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江青十分张扬，对陈伯达颐指气使。陈伯达形象地用手揪著自己的耳朵对他的秘书说：“她对我像三娘教子似的训斥！”陈伯达不愿意召开文革小组会议，多次受到毛的批评。1967年二三月间开始，中央决定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有关的中央党政军领导人都参加。

　　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文革中的各项重大问题，开会地点从怀仁堂改为钓鱼台16号楼。哪些人参加由周恩来确定，各种文件都由周恩来签发。戚本禹说：“ 我们的感觉，总理好像是中央文革的政委，江青是司令。”

　　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周恩来的中央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了。以前，他作为国务院总理，只处理国家行政事务，而党务和军务分别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从批判罗瑞卿到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还参与军队和党里的事，周和林彪、叶剑英配合默契，关系紧密。

　　毛泽东的桃花源：《五．七指示》和“巴黎公社原则”

　　毛泽东壹直强调“有破有立”。《五壹六通知》是“破”，是想破除１７年建立的壹些制度。他想“立”什么呢？他有壹个设想，不过，他这个设想是乌托邦，是他心中的桃花源。１９５８年试验失败了，但他没有放弃。他心中的桃花源由两部分组成，经济和社会体制是《五七指示》，政治体制是“巴黎公社原则”。而这些和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的某些设想相关。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壹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作了批示。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是毛泽东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设想。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妳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壹起讨论壹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妳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壹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的壹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壹些小工厂，生产壹些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社会主运动义教育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壹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壹个部队只能兼壹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了。

　　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

　　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将《五七指示》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地实施。在转发的通知中说，这“是壹个极其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中的主要内容，并加以阐述。社论说：如果按毛的这个指示做，就可以大大提高全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可以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促进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可以实现全民皆兵，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7亿人民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五七指示”构想了壹个桃花源式的社会组织。通过这个社会组织消灭“三大差别”，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1958年的共产主义造成了三四千万人的死亡，毛不甘心，还要通过文革构建1958年失败了的乌托邦。

　　如果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对经济社会体制的构想，那么，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对政治体制的构想。他想用这两个构想来代替１７年建立的制度，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有阐述：“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壹向作为中央政府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壹切政治职能，而变成公社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这样”；“从上到下，壹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旧政府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的合理职能拿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公社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壹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公社真正的秘密在于：它实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样，“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和官吏。”

　　马克思接著说：“劳动壹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壹个阶级的属性了。”《法兰西内战》是文革中必读的书，中央要求干部、党员反复读。

　　对于巴黎公社原则，恩格斯有壹系列解释：

　　他说：“公社壹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壹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壹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壹方面，应当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他说：“国家无非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这壹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壹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壹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的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能够把这个全部国家机器完全抛弃为止。”

　　他说：“先生们，妳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让掌握公权的官员只为公众做事，而不成为公众的主人，是古今中外的难题。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受到启发，认为用“公社”代替国家，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他的设想是很难实现的乌托邦。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马克思的“公社”原则，还特别钟爱“公社”这个词。1958年搞了人民公社，遭遇失败，但他不甘心，想通过文革继续探索。他把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称之为“巴黎公社宣言”。文革中政府机构被冲垮以后，毛泽东让王力电话通知最早夺权的上海和黑龙江，让两地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

　　巴黎公社原则、“五七道路”和中同古代的“大同”思想，构成了毛泽东乌托邦的蓝图：壹，消灭社会分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二，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建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平等；三，实行供给制，消灭工资级别。在分配上，反对物质刺激，坚持政治挂帅；四，党政不分，议行合壹，行政和立法、司法合壹；五，公社由普选出的代表组成，可以随时撤换；六，废除常备军，用武装的人民代替；七，地方自治。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从根本上改造人性，“斗私批修”、发动壹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没有私心的“共产主义新人”。

　　他有生之年实现不了这个宏愿，就提出七八年搞壹次，通过多次文化大革命来实现这个理想。

　　毛泽东设想的“五七道路”最后能落实的是全国建立了成千上万的“五七干校”，大批知识分子和当权者不喜欢的干部在这里劳动，成了“流放地”、“劳改营”、清查“5·16”的场所；巴黎公社呢？曾想在上海试验，结果也落空了，旧的官僚机器被铲除了，新建立起来的还是官僚机器！

　　为什么说毛泽东这壹套设想是桃花源呢？他设想的是消灭分工的社会，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致；他设想的是没有商品交换的社会，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互通有无。没有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的社会，社会必然停滞；他设想的是壹个平均分配的社会，而没有分配上的激励，壹定是效率极低的社会。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的政治体制是：行政、立法、司法三合壹；没有常备军和警察，用群众专政来代替；他设想壹切公职人员的工资都不能超过工人的工资，谁来执行？他设想可以随时撤换公职人员，谁来撤换？壹定有壹位高于公共机构的、权力无边的超级人物。显然，这是壹个在超级人物统治下的、不是法治的极权社会。

　　毛泽东的这壹套设想反映了他理论上的系统错误。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那么多灾难，都是源于他壹套理论上的系统错误，都是源于用强大的政权力量实践他这壹套错误的理论。我不怀疑他的真诚。但是，他越真诚，越执著，对中国人危害越大。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他的“新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为乌托邦而奋斗的文化大革命，也注定不可能成功。

　　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

　　聂元梓，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兼哲学系党总支书记。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聂元梓、宋壹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就在北大饭厅的山墙上。１９５6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的大字报也是贴在这里。看著这张大字报，有人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人说，这是反党反革命大字报；当然也有赞成的。本来去上课的学生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壹群五个壹伙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人越来越多。

　　大字报写道：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5月14日陆平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大字报异乎寻常地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的口号，似乎告诉人们中央出了大事。

　　接著，大字报壹壹批驳宋硕的上述观点，然后呼吁：“壹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全文１４００多字，内容空洞，但调子很高。当年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大字报贴出后，北大党委连夜召开会议，对聂元梓等的大字报进行了批评，还组织了成千张大字报反击，组织壹些人围攻写大字报的人，同他们辩论。

　　大字报的起因是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

　　１９６４年７月，张磐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带壹个１０人小组到北京大学调查。他们壹个系壹个系地找总支书记谈话，动员大家给陆平和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提意见。说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也找到聂元梓，聂对学校和陆平的工作确实有意见，就放开谈了。8 月29日，张磐石调查组写了壹个调查报告（《壹号报告》），对北大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这与当时毛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应当是壹致的）。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１０人的社教工作队进入了北京大学。工作队由五人小组领导。五人小组组长是张磐石，成员有刘仰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成员有来自22个省市的宣传部长、教育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

　　庞大的工作队进校以后，甩开校党委，“扎根串联”，依靠聂元梓这样壹批左派开展阶级斗争。运动目标壹开始就对准北大党委。11月12日，在机关总支大会上，工作队员当场点了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谢道渊的名。11月19日，张磐石写了《二号报告》，说北大党委实际上走资本主义道路。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１日，张磐石在会上说，十天来，在全校２０个点上，全面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斗争气氛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生动活泼，热火朝天。然而，这次会后，各单位面对面的斗争更加激烈。大会批，小会斗，无限上纲，无情打击，学校出现了混乱。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对工作队这样的作法有不同的意见。在１０月２１日，彭真把陆平和张学书找到他的住处，表示同情和支持陆平。清华大学党委也不同意工作队的做法。中宣部领导人对工作队的斗争也不满意。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３日、２４日，陆平、彭珮云在壹个会上发言，对北大工作队提出了批评。在北大党委和工作队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２月２０日，陆定壹在对十个中宣部派出的工作队作报告时指出，陆平是好人犯错误，认为工作队对陆平的问题下结论太早了。３月３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北大社教的问题，认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根据书记处的会议精神，３月５日，陆定壹来到北大，给校党委常委和工作队作报告，指出北大要落脚到教育上，把教育革命搞好。同时，把社教工作队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领导小组，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戈华、彭珮云也进入了领导小组。张磐石“顶牛”。3月17日，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对张磐石的意见，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北大的社教工作。3月21日，陆定壹约陆平谈话，对他说，毛主席说了，妳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第壹书记还是要妳做下去。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和彭真批评了张磐石。

　　1965年４月２８日至２９日，中宣部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北大校党委参加。4月29日，陆定壹代表五人小组在大会上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工作队长职务，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任队长。领导成员由原来的八人小组改为九人小组，增加了常溪萍。6月29日，彭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向全体工作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他否定“北大是资本主义的镕炉”“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的说法，说陆平是好人犯错误。彭真讲话之后，北大社教转入整风学习阶段，校系两级领导人２５０多人集中住在国际饭店。整风学习领导小组组长是许立群、副组长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后面由彭真指挥。北大社教整个“翻了烧饼”：原来的左派成了右派，原来的右派成了左派。工作队将社教前期的左派和积极分子反映党委的材料交给了陆平等被批判的人，聂元梓等受到批评和斗争。会气氛紧张，前壹段社教积极分子被隔离，甚到限制人身自由。聂元梓等人不服，“顶牛”顶得厉害。聂还到中央上访，并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两边正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彭真就出事了，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和社教运动也就停下来了。

　　国际饭店会议结束后，陆平领导的校党委决定，北大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也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社教工作队的负责人都是陆平那壹派的，那些批评陆平的人放到社教工作队，说是准备放下去就不回北大。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务也被别人取代了，她被分配到怀柔县搞“四清”。５月１９日晚，北大党委传达中央文件。大家听了《“5·16”通知》如晴天霹雳。同时传达的，还有对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的组织处理的定性，大家十分震动。聂元梓几个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思考北大的情况，思考北大与北京市委、与彭真的关系问题。在北大社教后期压制聂元梓等人的恰是文件中指出来的几个人：彭真、陆定壹，许立群等。她想再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个报告，汇报壹下北大的情况。于是，聂元梓找了哲学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让他找了系里的老师宋壹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报告的事。他们都是北大社教前期的积极分子。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就写壹张大字报吧！第壹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就这样出笼了。大字报由杨克明起草。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中壹再强调： “这张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几个参加写作和签名的人知道，我们事先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曹轶欧不知道，康生也不知道。”那么，这张大字报跟康生夫妇没有关系吗？

　　1966年初，康生夫人曹轶欧带著工作组到北大来蹲点。张恩慈本来是哲学系的教师，刚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现在又跟著曹回到北大。曹轶欧到北大来，到处找人谈话。也找了聂元梓。曹轶欧告诉聂元梓，不要到下面搞“四清”去，北大的问题还应该继续解决。聂元梓说还是准备下去。曹轶欧说，那妳在国际饭店被斗了壹通，也就不了了之了？聂元梓才没有走。在写大字报之前，他们觉得要请示壹下。请示谁呢？写陆平的大字报当然不能请示陆平。他们决定请示曹轶欧。聂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明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壹下曹轶欧。曹轶欧在西颐宾馆的客房接见了聂元梓和杨克明。聂元梓汇报说，听了《“5·16”通知》，我们想给陆平写壹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不知道行不行。曹轶欧说，《“5·16”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就是要发动群众，大字报可以写。聂元梓后来说，她向曹轶欧请示，只是从组织原则出发，没有讲具体内容，更没有带著大字报底稿给曹看。

　　大字报贴出当晚，聂元梓打电话给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面对这个局面，应当怎么对待？中央有什么态度？请他帮助请示。大约壹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写大字报的７个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他们，没有多讲什么，他只说领导要我们把大字报抄壹份给他，送给中央文革和党中央看看。

　　多年来，聂元梓壹直坚持这张大字报不是在康生的支持下写的。２０１０年，９０岁的她给《炎黄春秋》的壹封信中说：“全国第壹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６月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毛还给康生、陈伯达打电话，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大。

　　６月１日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壹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紧接著发表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壹张大字报》，其中写道：“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著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有人说毛在文革中给群众以民主，这篇评论员文章，给所谓民主划出了壹条明确的生死界线：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是不能反对的。人们只能跪著造反，跪在毛的跟前造反。

　　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出乎聂元梓的意料。几天来这张大字报引发的是是非非给她心头造成的压力，壹扫而光。她非常兴奋，真是“红色电波传喜讯”。

　　当天晚上，张承先（时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从此，北京大学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样板。每天到北大参观的、看大字报的人如浪潮涌动。

　　6月3日，新华社同时发佈了中共中央抉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抉定改组北大党委这两条使人震撼的消息。

　　?“第壹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经报纸、电台大规模的宣传以后，全国所有的大学都向校党委“开火”。反党委和保党委两种力量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各校大字报铺天盖地。

　　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壹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壹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壹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壹场革命风暴。”“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壹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显然，毛说的“积极分子”，就是造反派。

　　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有两个重要人物自杀身亡。壹个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壹个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邓拓原来是人民日报社领导人，1958年因毛对他不满被调离人民日报。大饥荒之后，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5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批评他的文章，文章说他是叛徒。5月18日，邓拓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在写给党组织遗书中说：“我这颗心永远是向著敬爱的党，向著敬爱的毛主席。在我离开妳们的时候，让我再壹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中被迫自杀的人当中，不少人在遗书中喊出这样的口号。这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这正是严酷的极权制度造就的病症。

　　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就为毛泽东当秘书。开始颇受毛的信任。从大饥荒以后，他在思想上和毛就产生了距离，主张包产到户。1966年5月22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三人到田的住所找他谈话。安子文向他宣布：杨尚昆反党反社会主义，田家英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决定对田家英停职反省。让田家英交出全部文件。并当场清点带走了全部文件。5月23日，田家英悬梁自尽。田家英为什么自杀呢？田家英的老朋友李锐说，是因为田家英对毛已经绝望了。大跃进失败以后，田家英多次和李锐谈过：经过这次失败，毛今后不会再乱折腾了。而文革开始了，家英原来的期待落空了。毛有空时会用毛笔写些字，如抄点古诗什么的，有些写了就扔了，田家英对警卫人员说，不要丢了，放在纸篓里我来清理。他收集了很多。田家英自杀前把收藏的毛的手迹都撕毁了，撕得很碎，然后放在马桶里冲走了。

　　“5·16通知”的传达，聂元梓等大字报的公布，使文革的烈火成燎原之势。各地的占主导地位的官僚集团怕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急忙抛出主管文艺的或与他们有分歧的官员，急忙抛出大批著名知识分子，成为文革初期的第壹批受害者。他们让这些受害者作群众批判斗争的靶子，也是他们抵抗群众运动的挡箭牌。从6月到8月，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中央批转、签发了十几个文件，这些文件点了近两百名党内的重要干部，50多位大学校长被打倒。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等。据中宣部当时的统计，从1966年5月8日到8月10日，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报刊点名批判的人数就有174名。在报刊上点名的是被批判的“牛鬼蛇神”中的极小的壹部分，没有点名而受批判的不计其数。从5月到8月底这期间，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如李达、江隆基、赵宗复、郑思群、高云生、陈传纲、李敬仪、（ 以上都是高校领导人）老舍、南汉辰、姚溱、黄绍竑、良卿法师、陆进仁、陆家训、陆修棠、余心清、党晴梵、傅雷、陈梦家、陈正清（与妻子何慧壹起自杀）、言慧珠、余楠秋、俞大姻、杨嘉仁、李翠贞、白辛、唐 漠、徐韬、许政扬、杨嘉仁（与妻子程卓如壹起自杀）、仝俊亭、汪籛、王思杰（妻子儿女共四人壹起自杀）、王宗壹、吴恕求、吴敬澄、席鲁思、安 然、陈笑雨、程贤策、胡正祥、祈式潜、孙梅生、黄国璋、谢家荣、黄必信、李翠贞、刘克林、刘盼遂、许政扬、李平心、孔厥、叶以群、姚漱喜、余楠秋（夫妻同时自杀）、姚启钧、韩俊卿、刘克林、张震旦、张冰洁、张宗颖（和妻子吕乃朴壹起服毒自杀）、张辅仁、张光华、史明远等，还有卞仲耘、华锦、赵香衡等壹大批中学领导人和中小学教师。这些人之死，与当时“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的风潮有关，不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也不是造反派的责任。这个期间造反派还没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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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刘少奇的反右运动

　　毛泽东通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下达《“5·16”通知》、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等多种非常手段，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采取共产党的常规手段，压制和扑灭文化革命之火。

　　刘、邓最主要的常规手段就是向各单位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多次采用的办法。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进人民日报，派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进北京大字。6月4日，刚刚成立的北京新市委仿效北京大学向各校派出工作组。周恩来后来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壹万人，这些人是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工作组在各校的主要任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

　　从清华文革谈起

　　我当时就读的清华大学是文革的壹个典型。刘少奇派他夫人王光美在这里控制工作队，直接指挥清华文革；毛泽东亲自给清华附中写信，支持造反，还派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

　　６月17日，我们从延庆县四清工作队回校。壹进校门，就好像进入了大字报的海洋。除了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以外，在大礼堂前草坪周围、在西大操场周围，都用席子扎成壹大圈“墙”，席子上贴满了大字报。主要道路两边也都扎上了席子“墙”，也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开始是用毛笔写在白纸上（后来太多了，就写在旧报纸上），张贴在墙上或席子上，它是用来揭露、批判领导人和表达个人意见的壹种表达形式。

　　大字报有揭发校党委的，有批判个别老师的，有批判和揭露北京市委和彭、陆、罗、杨的。有壹些揭发高级干部特权的大字报，使我对老革命家们多年的敬仰减除了大半，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啊！虽然那时的腐败和新世纪初的腐败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大家都很贫穷的时候，那样的腐败和特权也让人难以接受。

　　大字报的另壹个内容是“蒋校长姓‘马’还是姓‘修’”的争论。蒋校长是指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北大聂元样等７人的大字报壹广播，“火”已经烧到清华来了。

　　当时清华党委壹直强调清华和北大不同。企图以此压制师生对党委的揭露。6月２日，我系壹年级（热002班）学生贴出《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其它系的壹年级学生也贴出了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这些反党委的大字报不多，却遭到很多大字报的围攻。有人贴出大字报介绍１９５７年反右情况，以此警告反对党委的人。６月４日，“自九三”班的７位同学贴出大字报《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矛头指向校党委，刘涛（刘少奇之女）在上面签了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６月２日，他们拿著这张大字报的草稿到《解放军报》社，报社的编辑宋琼对稿件作了修改，还出了小样，准备见报。因上级没有批准，就拿回来贴了大字报。６月５日，刘涛、贺鹏飞（贺龙之子）、等７名高干子女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以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党委发号施令。

　　当时，清华的高干子弟十分活跃，还搞了壹些秘密活动。陈继芳（开始反蒋南翔，后来反工作组，成为井岗山兵团总部领导成员）回忆：“有壹天，刘涛、贺鹏飞来找我，秘密通知我到主楼壹个房间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个人。那是壹次神秘的会议，就像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开会壹样――壹样的通知形式，壹样的召开方法，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激动地宣布：‘清华大学校党委是修正主义的！蒋南翔是黑帮，我们要重炮猛轰！’还说：‘前壹阶段，大家站稳了立场，妳们都是清华的左派，经受住了党的考验，党中央支持妳们！’刘涛说：‘党中央感谢妳们！党中央要清华左派组织起来！’她的话使我们激动万分，由于是秘密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低声喊：‘毛主席万罗！’‘毛主席万岁！’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结识了乔宗淮（乔冠华之子）、胡劲波（胡克实之子）等高干子弟。”刘涛说的“党中央”当然是指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回北京，这几位高干子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高干子弟在揭露、批判蒋南翔时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当时认为，他们的大字报可能反映了他们父辈的看法。为什么这些刘少奇、贺龙等毛泽东将要打倒的高级干部，急急忙忙地打倒蒋南翔？文革初期有壹个词，叫“抛出”。高校党委“抛出”壹些知名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手握实权的高级领导就“抛出”高校党委书记。大概这是刘少奇等对抗毛泽东、实现自保的策略之壹。

　　６月８日下午，北京市委电话通知清华大学党委，将派工作组进入清华。当天下午，工作组副组长周赤萍到校，晚８点，周赤萍在校党委办公室同刘冰、胡健、艾知生三位党委副书记见面。周赤萍指著他们三人问：“学生贴大学报说妳们是黑帮，妳们是不是？请回答我。”他们三人回答：“我们是共产党员。”周问：“妳们执行什么路线？”他们三人回答：“我们执行的中共中央路线，毛主席的路线。”三位副书记和周赤萍吵了起来。周赤萍宣布：“从现在起，学校的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明天工作组进校，学校党委停止工作。”第二天，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共５１３人进驻清华大学，接管了校内壹切权力。６月１５日，陶铸在高教部讲话，宣布蒋南翔停职反省。所有因揭发党委受到压制的学生和教师壹下子解除了压力。

　　工作组进校以后，立即任命各系文革领导班子。高干子弟被任命了重要职务。每壹个小班的文革小组也由工作组任命。我被任命为“汽六壹”班文革小组组长。每班有壹个工作队员。负责我班的是林业部来的赵女士。她的直接上级是负责我们年级的王茂林先生，也是林业部来的。

　　工作组为什么信任我？除了家庭出身、预备党员这两个条件以外，因为我贴了校党委的大字报。我担任团支部书记五六年了，为什么也贴校党委的大字报？主要原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被当时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往深处想也有个人原因。在１９６４年“清理思想运动”中，给我留下了壹个政治“疙瘩”。在那场运动中，要求每壹位同学都“向党交心”，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忏悔壹样，交待自己心中的与党不壹致的“壹闪念”。党委承诺不打击，不记档案，不影响毕业分配。作为团支部书记，我是班上清理思想运动的负责人。为了落实系里的要求，我动员大家讲出了各人的“壹闪念”。青年学生有什么可讲？逼得没办法，有的女同学连对某男同学的“壹闪念”也讲出来了，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自己讲什么呢？在上下的压力下，我搜索枯肠，想起了这年暑假回家乡经历的壹件事。回到村里几天后，壹位我称她为细婶（没有亲戚关系，这是对年长者的尊称）的农妇，请我帮她写壹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她在新疆的壹位朋友的，说是在家里日子不好过，想到新疆找工作。信我是帮她写了，但事后心里滴咕：她是地主的女儿，为什么要去新疆？新疆可是和苏联挨著的！我是新党员，这事不能不告诉党组织。我就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党小组长。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心里还是滴咕：如果村里为这事整她，整死了怎么办？我心里产生了同情和恐惧（壹年后得知，她既没有去新疆，生产队也没有整她）。清理思想时，我就把这件事的经过和心理活动讲了出来。我讲完后，政治辅导员帮我分析，说：妳能向当地党组织汇报是正确的，但妳对她同情，怕她被整死了而有精神压力，说明妳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当时报纸上正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政治辅导员把我的“壹闪念”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挂上了钩。过了不久。校党委组织部长在西阶梯教室为我们系讲党课。他讲到“什么是党性”时举了壹个反面例子：有壹个预备党员，暑假回家帮地主婶婶写信，帮婶婶逃到新疆。事后，还怕当地把他婶婶整死，怀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我开始不知道讲谁，正琢磨时，又听他说：这位预备党员就是妳们系里的！我想，这不是说我吗？我立即写了壹个纸条，说妳讲的事实不对，我想找妳谈谈。我壹喊著壹边挤到前面想给条子时，“燃六壹”班的孙同学（他１９９０年代成为副部级干部）壹把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喊：“杨继绳，妳想干什么？！”条子没有递上去。结果我被延长预备期壹年。到了壹年的期限，因我在四清工作队，工作队领导是外单位的。他们说，清华留下的问题回清华解决，直到1966年还没有转正。正是这个“疙瘩”，我对清华大学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意见。我写的大字报就是批评清华党委的政治思想工作。

　　如果某人在壹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在下壹次政治运动中，这个“疙瘩”就可能成为这个人行为的动因。

　　进驻大学的工作组力图维持秩序，用各种方式约束学生，对不听话的师生进行打压。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接二连三地贴出来了：６月１３日，数力系三年级学生王铁成贴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６月１４日，数力系二年级学生刘泉贴出《工作组不可信任》；６月１5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刘才堂贴出《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6月16日，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贴出了《工作组往哪里去？》。工作组迅速组织反击，很多维护工作组的大字报贴出来了。６月１９日，刘少奇让王光美到清华看大字报，6月21日王光美参加清华工作组，为工作组的顾问。刘少奇也曾深夜到清华看大字报。刘少奇、王光美控制的工作组，把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同学打成了反革命，剥夺了人身自由。6月２４日，工作组组织对蒯大富的辩论会。这次辩论会蒯大富占了上风。周赤萍将军说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这句话被蒯大富抓住了狠狠地奚落了壹番。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著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７月３日晚上，刘少奇对他女儿刘涛谈了几点：壹、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壹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7月4日，蒯大富失去了自由，也剥夺了贴大字报的权利。批判蒯大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对蒯大富开了多次批判会，还组织全校师生大游行，万人游行队伍齐声高喊“打倒蒯大富！”的口号。王光美在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内，几乎每晚回家同刘少奇交流看法。对蒯大富施加如此强大的压力，是刘少奇的意思。在强大的压力下，蒯大富态度极为强硬。他在失去自由中写道：“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壹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我有壹千条理由、壹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壹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用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当时，我在长龙般的反蒯的游行队伍里却产生了另外的想法：对壹个２１岁的年轻人，进行了壹场又壹场的大批判，还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游行，是不是有点过分？我佩服蒯大富在政治高压下不屈不挠态度。多年来，我猜想，蒯大富如此强硬，是不是有人背后支持？后来确知，在压力最大的６月底和７月初，并没有人支持他。７月7日，在他绝食抗议第二天时，北京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到清华见蒯大富，劝他不要绝食。直到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来听取蒯大富对工作组的意见。此时蒯大富还不知道什么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王力、关锋是什么人。王光美得知中央文革来人见了蒯大富就发火了，她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追问，还说中央文革干扰了中央的“反干扰”

　　壹些高级干部支持工作组。谭震林说：“清华学生向工作组提意见，实际上是攻击王光美，攻击王光美，实际上是攻击刘少奇。”

　　壹些高干子弟反对蒋南翔，却保工作组。批判蒯大富的活动是贺鹏飞等组织的。贺鹏飞同班同学张凤泉回忆：“在工作组批判蒯大富的活动中，贺鹏飞让我班壹些同学参加预演批判会，在蒯大富未到场的情况下，发言者轮流发言，然后评述需要改进之处。”

　　工作组提出“反蒋必先反蒯”的口号。校壹级揪出了蒯大富，各系和有的班也揪出“蒯派人物”，对“蒯派人物”进行隔离审查、查抄日记、批判斗争。6月20日，我班的调干生吴文忠和我年级的李文藏与电机系的甘小杰三人到北京林学院抄回来壹张大字报，题为“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署名“李小忠”在学校张贴。他们被工作组打成了小“三家村”，在校大礼堂开会批判。吴文忠是我班的，作为文革小组长，我也参加了批斗会的组织工作，多年来，我对吴文忠壹直深怀愧疚。后来工作组的王茂林还要批判我班另壹位同学，我反对，和他吵翻了。幸亏那时工作组已接近尾声，否则我也要挨整。

　　在大家激烈批评工作组的时候，７月２９晚，王光美讲话，这是她第壹次向全校讲话。她说：“工作组的问题，我有我的看法，现在不讲，以后再讲．．．．”我听了壹半，就和我班宋书珍同学写了壹张大字报：《王光美同志在定调子》，贴在大礼堂前面，贴出后我班的黄宛也在上面签了名。当晚，叶志江也贴了批评王光美的大字报。这是点名批评王光美的第壹批大字报。

　　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全校７００多人被打成了反革命。自控系青年教师史明远被逼自杀身亡。

　　王光美把她的“桃园经验”拿到清华，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果刘少奇把“清华经验”推向全国，将给学生造成多大的灾难？！

　　北京其它高校工作组反右

　　进入各校的工作组，有的和学校党组织壹起压制揭发校领导的学生；领导人已被上级点名为“黑帮”的学校，就设置壹些条条框框限制学生。在这个期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壹篇又壹篇宏文，号召学生起来造反。壹些涉世不深的造反青年，怎能忍受工作组的压制？他们起来反工作组，工作组对他们进壹步打压。因而出现了多起工作组镇压学生的事件。

　　６月３日，在刘少奇家里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了限制学生的八条：１．大字报要贴在校内；２．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３．游行不要上街；４．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５．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６．注意保密；７．不准打人、污蔑人；８．积极领导，坚持岗位。制定出八条之后，新任北京市委第壹书记李雪峰说：“有了这八条就好办了，现在需要向下讲。”邓小平说：“开个十万人大会，壹杆子插到底，新市委上任。”李雪峰说：“还得准备，先分开讲。今天晚上开第壹次会，包括机关干部；第二次包括学校，分开讲。工作几天再看看情况。”这八条是为了维持秩序，而毛泽东就是要打乱秩序，通过“大乱达到大治”。

　　６月10日，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乱。不壹定派工作组。12日，毛在会上说，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壹下，混战壹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６月１４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６月２１日，刘少奇、邓小平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运动问题。邓小平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意见。会议精神贯彻下去以后，“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遏制”。６月２８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壹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毛毛在她的书中没有介绍刘少奇、邓小平这几次会议的讲话内容，但她写道：“他们的做法，从根本上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

　　６月１０日，北京中央财经学院金融系１０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壹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还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和工作组说这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１０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强迫批评工作组的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要他们交代“反党纲领”。还组织群众不分昼夜地对他们围攻、斗争、声讨、示威。

　　北京外语学院的“6·13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反工作组的“6·16”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

　　6月20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壹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很多学生支持他们，举行了声势很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当时的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说地质学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壹波后来在地质学院工作组整理的李贵的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工作组搞反干扰运动，将李贵、王大来等13名批评工作组的当作右派在全校批斗。其他批评过工作组的师生，也受到压力，面临打成右派的危险。

　　６月２０日早上，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１７位学生贴出了《孙友余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得到了不少师生的支持。上午１０时，工作组组长孙友余发表广播讲话，说这张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壹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于是，开展了“横扫外围”、“反干扰”的斗争。反工作组的学生中午又贴出了《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对反对工组的学生进行围攻和批斗，这些学生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６月２３日，北京市新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市委第壹书记李雪峰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大好，“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有反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抓起来不就完了！”“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著‘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壹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壹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壹个游鱼三个浪”的话，提出“抓游鱼”，“反干扰”。李雪峰说，他这次讲话“大体是按照刘少奇的意见讲的，只是把语气变了壹下。”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6·23”报告，把“反干扰”“抓游鱼”推向高潮，高校和中学壹片“白色恐怖”。工作组还整了壹大批人的黑材料，准备以后算帐。王年壹《大动乱的年代》中引用王力的话说：“壹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显然这个数字是缩小了的。仅清华被打成反革命的就有数百人，全市怎么才壹百几十人呢？ 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统大学组根据24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队统计：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9%），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1%）。工作组对右派的估计数比文教系统大学组的估计要多得多：在24所高校中，九成以上的党委被定为三四类、教研室主任以上的干部六成以上被定为三四类。如果“反干扰”“抓游鱼”继续进行下去，这些被划为右派的或被定为三四类的人，命运壹定是悲惨的。

　　刘邓搞的新的反右斗争

　　毛泽东把整“当权派”作为文革运动的重点，手中有权的“当权派”自然要进行抵抗。文革后的官史把“当权派”抵抗文革当作正面行为来歌颂。其实，早期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是官僚们的壹种自卫。他们将斗争矛头从“当权派”转向知识分子，转向官员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和普通群众，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官僚们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制造了壹批“三家村”、“四家店”，揪出壹大批“牛鬼蛇神”和“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越轨，共产党历来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越轨了，官僚们的常规做法，和毛的战略是针锋相对的。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 决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如果说1957年是第壹次反右的话，那么，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壹次“反右”更广泛、更凶猛。

　　1966年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部署]》时写道：“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著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中学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壹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壹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

　　刘少奇批示的中南局的这份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壹的右派。1965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为67.4万人，教职工数33.3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为1431.8万人，教职工110.5万人。1966年没有招生，也没有毕业离校的学生，还是这个数。学生的百分之壹是15万人。教师中的右派比例会远高于学生中右派的比例。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斗争，近百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事业。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新的反右斗争真的搞起来了，受害者壹定数倍于１９５７年！

　　在刘少奇这个批示之前，在高层不少人也想用1957年的办法对付群众。早在四月中旬，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壹书记王任重，在武汉洪山宾馆的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四清”加“反右”。4月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会议上说：“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著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壹，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1965年在校师生共1643万人，按王任重的比例，则有82.15万至164.3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加上机关、工厂和其它部门，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会相当于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斗争的几倍！

　　５月９日， 中南局宣传部传达陶铸指示：“运动要转入反右。”“这次运动的意义很大，比过去的反右斗争更长期，更深刻，更广泛。”５月１９日，陶铸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壹部分人不仅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壹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６月２２日，陶铸批示：大学中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6月8日，王任重提出，1957年的《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可以作为当前运动的指导文件。为什么王任重搬出了1957年的反右文件？他后来在自我检查中回答说：“在６月１０日前后壹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１９５７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壹致的，我是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

　　6月11日，刘、邓指示：在北京以两三个月时间搞反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要抓工作队。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

　　刘邓说的右派就是反党委、反工作组的那些人。这些人被毛称为左派，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刘邓与毛完全对立。

　　此时，北京大学的壹个事件，为刘少奇大抓右派找到了借口。６月１８日，上午9时至11时，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壹些乱斗的现象。斗了60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的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这种偏差本来是可以通过政策和引导加以纠正的。但是，工作组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当夜北大工作组给中央写了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报认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刘少奇把6·18事件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证据。６月１９日，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这份简报，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这个简报于２０日下发，成为官僚们镇压学生运动的政策依据。此后，各校工作组对学生的镇压更加激烈、更加集中。在６月２０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３９所大学发生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压群众的事件。全国各地工作组都把群众过激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听说北大“6·18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针锋相对地说，“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学生的暴力行为是多年政治引导的结果，也是工作组引导的结果。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为政治贱民（反动学生和有历史问题的教员），就是工作组进校以后新确定的政治贱民（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工作组已经给这些人定了性，学生才打这些人。施暴者如果触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处理，把施暴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显然是不适当的。北大的“6·18”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以后，各地也依此照办，壹些冲击“当权派”的行为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壹些学生和群众被定为“反革命”。

　　6月28日，王任重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派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要“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批倒批臭右派分子。”要“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

　　７月３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信中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抓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壹书记李井泉公开宣布：“这壹次要捉二十万右派，叫马识途带著到大凉山开荒。”

　　北京师大壹附中工作组是刘少奇抓的“点”，他女儿刘平平是这所学校高壹的学生。

　　６月１７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后，将近９０％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７７％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被“劳改”，有的受严刑拷打。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壹些师生的不满，６月２０日，学生陈永康、何方方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这张大字报和善意批评不壹样。”“现在人家向妳们进攻，人家向妳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妳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要求工作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７月１１日，刘少奇在工作组汇报时问：“那几个人怎么样？姓牛的学生是他们的后台吗？陈永康、何方方能承认吗？妳们没有打他们吧？现在都在学校吗？”还说，这些人高三毕业后“不能到大学里去，．．．就留在妳们学校”。“百分之几的右派势必是有的，不过这些人妳们还没发现，右派有百分之五，这就很好嘛。”从６月２４日到３０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三次斗争会后，全校壹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１５０多名。

　　7月13日，刘少奇听取团中央领导人胡克实汇报北京中学文革时，提出对干部教师分成壹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壹类的，职务要保留下来；二类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三类就是问题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职。······四类就是批判重点。”

　　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抓的“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６月４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壹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邓榕揭发：运动开始，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妳们壹定要相信工作队，壹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妳们和工作队的意见壹致，妳们当然听，以后妳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壹致的时候，妳们也要听。”显然，邓榕是在政治压力下揭发的，但她不可能捏造事实。

　　本著“壹定要相信工作队”这壹指示，工作组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壹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

　　文革中流传的邓小平对师大女附中的谈话，在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没有提及，也没有否定，这需要等档案公开以后才清楚。不过，文革中群众组织发表的材料也可供参考：

　　进入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壹些师生对工作组的作法不满，６月１７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１３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会后邓榕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著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壹个班就斗争了１２个被说成“右派”的同学。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胡启立揭发：“６月２０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壹起去见邓小平。邓指示我说：‘那１３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１３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１９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壹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１３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１３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壹批打壹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６月２７日，梁二同等１８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胡启立揭发：“６月２０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壹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６月２７日或２８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７月５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壹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壹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怎么办？邓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工作组就于７月７日到７月９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

　　邓小平还对邓榕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对有些出身不好的班干部，就撤换。５０天内，师大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６个校壹级领导干部５个被斗，６个教研组长也有５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左派”，是被认为“政治可靠”的人，是依靠对象。当“左派”是很光荣的。

　　从毛泽东这边看，文革之初，反校党委的是“左派”（如果校党委被定为“黑帮”）；不久，反工作组的是“左派”。从刘少奇、邓小平这边看，保工作组就是“左派”了。

　　７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了壹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７月２３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著壹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学生，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去集训就像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北京如此，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师也进入了集训班，接受检查批判，他们的经历和1957年反右运动差不多，受害者不计其数。

　　中央壹些部委也由部里派出工作组，也抛出壹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外交部长陈毅说：外事口有三个最大的牛鬼蛇神：壹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大地主，女恶霸，李昌壹直养著她。第二个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个是浦寿昌，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外交部派到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整了壹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牛鬼蛇神”。造反派要揭发外交部领导，工作组就打击，只让批判被抛出来的几个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反对张彦。陈毅说，张彦经过考验的，是好干部，是我派的。中央文革和陈毅形成了僵局。

　　全国各地都抓右派

　　在高层反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的反右运动如火如荼。

　　在6月间，南京市的19所高校共贴出24万张大字报，被点名批判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多达5700余人。另壹个材料显示，截止6月20日，全市47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1626人，占教职工总数的24%。这些被批判的人，壹部分是贴大字报批评党委的人，另壹部分是被党委“抛”出来的干部和“学术权威”。

　　位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壹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６月２４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其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高翔等还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号召大家造反。当晚，广东省委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２５日凌晨壹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壹书记张进的指导下，壹些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大字报，说“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18名学生写了壹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

　　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在武汉大学工作组的指挥下，“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有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有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壹般干部100％被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人来凑成壹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壹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运动壹开始，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工作组和院党委就在内部将学生分类排队，划为左、中、右。右是打击对象，还被搜集材料。全校右派学生250人左右，占学生总数的8%（后来清查“5·16”时，受害者也是这个比例）。工作组鼓励师生给党委贴大字报（引蛇出洞），同时让左派学生注意形势发展。1966年6月13日，农田水利系党总支书记召开左派学生会议，分析运动形势，明确指出到会者是左派，要大家注意动向，要“顶得住”。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郭明正（634班团支部书记）想：运动刚开始，怎么就封了壹批左派？他将会议内容告诉了董建平等同学，董建平等就写了壹张大字报，公布了会议内容，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工作组和院党委组织人反击。当权者定好了反击对象：郭明正、徐海亮、晏成禹、李广文、刘静生等关心国家大事、独立思考的学生。然后，组织福利科和机械厂的工人写大字报：《工人说话了》、《我们有话说》等，6月18日壹大早张贴出来。广播台反复广播工人的大字报。对这些重点学生组织围攻和揭发批判，将透露左派会议的郭明正定为“造谣生事”、“破坏文化大革命”。7月15日，全校开展了揭发、批判、斗争右派分子运动。原来给党委写大字报的人失去了人身自由。7月17日，召开全院大会，由省公安厅公开逮捕了郭明正。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张庭英割腕自杀身亡，罗守琳跳入长江而死，壹个学生被逼疯。

　　华中工学院在３７天内３８３人被划为“右派”。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６２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３００多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２３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１４００学生，就批斗了２００多人。建筑工程学校，全校５００多人，逮捕了１８人，批斗了３０多人。省委重点抓的壹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壹冶壹中，揭出壹系列“反革命事件”每壹个“反革命事件”都涉及壹批师生。

　　六月初，武汉墨水湖中学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领导压制学生，省委领导人把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６月２１日，学校工作组按市委的指示，把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７月１１日，公安局将他们逮捕，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妳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著妳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妳们是反革命，妳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三个１６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

　　1966年6月1日?晚上，河南郑州大学中文系壹年级学生王相海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壹张大字报，批评了校党委只批学术权威，压制群众运动，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召开会议组织反击。6月3日，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贴满校园，郑大呈现壹片恐怖气氛。6月6日凌晨，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学校派人到王相海家乡开批判会；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后，继续压制运动。6月7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观点而被斗争。

　　7月2日，山西省委第壹书记卫恒指示，“要摸壹摸各类人······排排队。”贴大字的人“有真革命假革命，有右派捣乱的，情况异常复杂。”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在向相关部门领导传卫恒的指示时，要求在大中学校机关干部、教师、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反四类人，并限令“抓紧时间完成”。壹时间，不但许多贴大字报的教师和学生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而且许多平时被看作“落后”、“不听话”及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划成“右派”或“反革命”，被划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师生达三分之壹。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陕西省副省长严克伦率领几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西安交大。由于工作组对学生压制，６月６日，工程物理系学生李世英贴出了《工作组十大罪状》的大字报，还要向中央发电报“工作组不能领导文革”被制止；女学生刘维娜写出了“赶走工作组”的大标语；工作组长严克伦被几百名学生围住辩论。工作组把“6·6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李世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6月7日到9日连续三天对他进行批斗。李世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送到医院抢救才免于死亡。工作组扣压了他的遗书，还说：“中国7亿人口，死壹个没什么了不起，还可以每月省下30斤粮食。“（后来毛泽东说李世英是“交通大学的学生领袖，被工作组整死又救活者”）刘维娜脖子上挂了壹双鞋游街。每个班都开展“查上当，放包袱”活动。６２级女生王永婷跳楼自杀身亡。工作组给她家发电报中说：“王永婷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于9日晨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望速来处理后事”。

　　东北也同样镇压造反的学生。６月１３日，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为吉林大学）贴出了反对校党委的大学报。６月１４日，吉林省委派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壹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队进校后和师生发生了冲突。学生喊出了“李壹平滚蛋”的口号。６月２１日，市委工作队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号召党员支持工作队。党员大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还把市委工作队升格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壹平任队长。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群众迅速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集。他们进入了礼堂后，发现台上没有国旗，毛主席像还歪挂著。三四百名学生以摆正主席像、挂国旗为藉口，冲上了主席台。全场壹片混乱。省市委调来壹批公安人员，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２７０多名干部到现场。对立双方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著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多名学生打成“反革命”。

　　6月6日，贵阳师范学院贴出了批评贵州省委的大字报。部分学生到《贵州日报》造反。6月8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将学生的行为定为“六·六反革命事件”，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攻击省委、攻击党报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省委派出147个工作组进入全省大中学校抓反革命分子。贵州大学打击面占在校学生（不计下乡参加四清的人）50%以上，贵阳医学院在清查“六·六事件”中受株连273人，两人被迫自杀。在这期间，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关押、劳改，到7月10日，被迫自杀的189人，其中身亡的107人。

　　在华东，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是南京“6·13”事件。６月１２日，江苏省委抛出了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说他是“黑帮分子”。６月１３日，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登出了壹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６月１３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壹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接著，发生了围攻报社的群体事件，即“6·13”事件。这个事件被省委定为“少数坏人闹事”。几乎所有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并且把内容整理下来。作为以后打右派的证据。

　　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他的书中记载：

　　针对各校赶工作组的情况，７月１３、１９、２２日，中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讨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说工作组压制民主，给群众泼冷水，要求撤出工作组。刘少奇愤而驳斥，并与康生发生争执。素以沉稳著称的邓小平忍无可忍，壹下子站起来，指著陈伯达说：妳们说我们怕群众，妳们到前边试试！并明确表态：“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在会议上，中央壹线领导和中央文革，从思想到言辞均已针锋相对，斗争已趋白热化。

　　亲历这场争论的李雪峰回忆：7月18日下午，怀仁堂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中央文革，他说：“照妳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他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他是反对撤工作组的。康生顶刘少奇：“少奇同志，我们这里也有材料。”陈伯达和邓小平吵了起来。会议正开著，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少奇打招呼。她在靠著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她完全看到争吵的场面。江青没有记录，只是听。当时少奇、邓小平非常激动，他们不会注意有人进来。

　　陈伯达回忆说：“派到学校的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对立，当时是壹个很大的问题。我提出撤消工作组的建议，被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否定了，实际上还没有拿到会上讨论就否定了。．．．．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为‘右派’、‘反革命’。不撤销工作组，那就回到1957年反右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壹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为‘右派’、‘反革命’。．．．．”据王力回忆，６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根据上海的意见（即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才提出才撤消工作组的建议，并和邓小平发生争执。

　　７月１６日，７３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向全国显示他强健的体魄，这是他从第二线遥控回到第壹线直接指挥之前的壹个政治行动。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住钓鱼台12号楼。当天就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他那里开会，详细了解近壹段时间情况。张春桥给他看了北大九号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毛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壹个司令部。刘少奇得知毛回来，赶来要见，毛没见。19日，陈伯达和邓小平就工作组问题政治局常委会上发生争论以后，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23日，毛在钓鱼台12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文革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说：“我考虑了壹个星期，感到北京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

　　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壹下子解放了北京被关押的学生。清华大学工作组７月２０日就放了被关押的蒯大富，蒯大富不相信真的放了他。他事后回忆说：“我留了个心眼，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就试著出去了，我沿著清华那个围墙，在校园里面走，那壹圈十里都不止。夏天草木很深，到可以挡的地方，我偷偷看后面有没有人尾随。我换了几个地方看了几次，没有！绝对没有！我才知道真把我放了，真的放了！”

　　７月２２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找蒯大富谈话，王力说：“我们两人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妳对工作组的意见。”蒯大富向他们讲了２０多天挨整的情况。7月30日，周思来约两批清华学生到人民大会堂壹个小会议室谈话。７月３１日凌晨两点，周恩来到清华大学甲所找蒯大富谈话。周恩来对蒯大富说：“我受主席和中央的委托来听妳说说，请妳从６月１号到７月３０号，把妳知道清华文化革命的情况，详详细细、明明白白地给我讲出来，妳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妳自己真正的想法，能不能做到？”蒯大富谈了三个多小时，周恩来的秘书孙岳认真记录，周恩来自己也记。在听汇报开始２０分钟时，贺鹏飞咚咚地敲门进来，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自述的话。”周恩来说：“不行。今天我们就听蒯大富壹个人说话，妳出去吧。”又过了２０分钟，贺鹏飞又壹次敲门进来了，再壹次请求：“周伯伯，我也想听蒯大富自述的话。”周恩来生气了，说：“我跟妳说了，我今天就听蒯大富壹个人说话，不要其他人参与，从现在开始，妳不要再进来了，不要再敲门了。”蒯大富壹直谈到天亮，周恩来打断了蒯大富的话，说：“我知道妳还没有说完。下面我有个会，下午７点我派车接妳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妳今天说的情况是妳壹个人的经历，而妳呢，妳被关了15天，妳被关的时候很多事情妳不知道。这样，今天晚上妳找三个人壹起谈。妳自己找，妳找谁我接受谁。”蒯大富找了刘泉、刘才堂、沉台平三个人。晚上，听蒯大富几个人汇报的领导人，除了周恩来以外，还有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从晚7 点谈到10点，谈了三个小时，周恩来说：“谢谢妳们，我马上向主席和中央汇报。”周恩来为他们安排了晚餐，是鸡丝汤面。还安排车把他们送回学校。

　　周恩来从蒯大富那里得到的材料，成为毛泽东回击刘少奇的重要证据。

　　对北京大学的“6·18事件”，毛泽东事先不知道刘少奇有批示（即第９号简报），只是表态“6·18事件”是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毛回北京以后，看到这壹期简报和刘的批示，勃然大怒：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原来是刘少奇指挥的。毛泽东为此骂了刘少奇，也骂了康生（怪康生没有早壹点把这期简报给他看）。

　　7月19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２８日由北京新市委作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决定29日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７月２８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小组说：“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可以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我班的吴文忠也参加了，他是工作组定为“小三家村”的成员之壹。

　　７月２９日晚，人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代表北京市会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了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妳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妳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妳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人也不知道。” 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如果妳们让他们走他们就走，不让他们走，妳们要提意见就提意见。要批判就批判，批判够了，没什么批的了，他们也检讨了，妳们也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就走。”刘少奇说：“清华大学壹个学生，写了这么壹个口号－－“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革命标语，壹揍他，揍垮他了，只好拿去拘留，这是保护性拘留，如果妳们保护他自由让他活动，不揍他，让他多写点反动标语，多发表点反动言论，不妨碍大局嘛！过后再作结论。”刘少奇提出要保护少数，意见不同的要保护，这是正确的。历史也证明这个标语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有人作另壹种解读：这个标语是拥护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反对毛泽东，这是支持刘少奇的，所以刘少奇让保护写这个标语的李世权。

　　刘少奇讲完话以后也没有人宣布，毛泽东从后面走出来了。参加过这次会议的邓榕写道：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他以无人企及的巨人风采向全体与会者频频挥手致意。会场立时沸腾，人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壹个个热泪洒面。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顾壹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尽情高呼“毛主席万岁！”会议由开始时那种极端压抑和沉闷，壹下子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周恩来指挥全场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班被工作组当“小三家村”批斗的吴文忠参加了“7·29”会议回来后，向我们兴奋地讲起当时的场景。蒯大富壹回到学校，就写了壹张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当时，见毛主席是无尚光荣的事。蒯大富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妳们说我是反革命，我见到了毛主席！

　　刘少奇将大批群众打成右派，毛泽东解放了这些群众，从而得到了这些群众的坚决拥护。北京被镇压的造反派最先翻身，外地的造反派还处于受压状态，他们得到了北京的消息，在各自被关押的地方低声吟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等待平反；有的干脆冲出牢笼到北京告状，实现“自我解放”。被官僚集团镇压之后再解放的这些人，是反对官僚集团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了各地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领袖。毛泽东把刘少奇抓右派的这壹作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被毛泽东解放的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更为积极，从而使造反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跟随刘少奇整群众的官办红卫兵也随之垮台。

　　6

　　第六章八届十壹中全会期间的几件大事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前，在京西宾馆黄永胜的住房里，陶铸和黄永胜两人有不短时间的谈话。邱会作在旁静听。陶铸说：“现在我们党内不是壹个中央．．．．，毛主席说过几次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前壹段，主席还谈到两头蛇的问题。主席说：顾名思义，两头蛇是壹条蛇有两个头，壹头向东，壹头向西，总走不到壹个方向。这有好受的吗？”陶铸临走时对黄永胜说：“要带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闻不出气味，就会上错了门。”１９６６年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会结束后，叶剑英有壹次在京西宾馆他的宿舍里也向邱会作转述了毛主席说的“两头蛇”的问题。

　　参加过八届十壹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全会是宣布了刘少奇、邓小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破产，毛主席与刘、邓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了。”邱会作这里提出两个文化革命：刘、邓的文革和毛主席的文革。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刘邓的文革，抓右派也是刘、邓的文革。这次会议是真正全面揭开了毛的文革大幕。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常委会由刘少奇主持。在八届十壹中全会前夕，毛决心换接班人。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需要中央批的文件就由周恩来批了，没有刘少奇批的了。把刘少奇换下来，十壹中全会之前就定下来了。本来毛这时已在二线，八届十壹中全会毛就回到了第壹线。，“两头蛇”变成“壹头蛇”。

　　这次会议原决定７月２１日在北京召开。７月１７日，毛泽东从上海电告邓小平：他将回来主持会议，在他回来之前，会议绝不能召开。所以会议通知７月２４日才发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到１２日，中共八届十壹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１４１人，列席代表４７人。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议程共四项：壹，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和发表会议公报；四，补行批准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中央壹些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刘少奇在大会上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他壹方面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壹个星期向主席汇报壹次”，接著又说：“在这壹段时期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责任主要由我负。”。毛泽东插话，指责工作组“起了壹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

　　８月４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壹个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会上在声色俱厉地说：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壹点是方向性和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壹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这明显是指刘少奇的，刘主张蹲点。刘少奇插话表示承担责任，毛不依不饶，指著刘少奇斥责：“妳在北京专政，专得好！”刘少奇当面顶毛：“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毛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同时宣布原定当天的大会不开了。这天下午，刘少奇在中南组的会议上发言，否定了他在北京大学关于“6·18”事件的9号简报的批示，但还坚持抓右派：“现在右派闹事，夺领导的权，不要怕，妳让他领导壹个时候，不就看得清楚了，就可以抓反革命嘛。”晚上，参加全会的中央领导人和代表到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参加近两万人的大会。清华师生都垫壹张纸坐在地上。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陈伯达、李雪峰、陶铸、王任重、以及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了。操场上临时搭的主席台，中央领导人也是坐在主席台下面的小马札上。李雪峰主持并在开场白中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作了检查，承认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学们认为他的检查避重就轻。会上有9个同学发言，两种不同的观点对立。凌晨壹点，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参加这个会是党中央和毛主席让我过问壹下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从今天起，新的清华大学诞生了。”

　　8有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少奇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在这次电话之前，刘少奇会见了赞比亚代表团。这应当是刘少奇最后壹次会见外宾。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这次会议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毛泽东亲自写了壹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最高领导集团的第壹把手给第二把手贴大字报，而且大字报写得这么尖锐，这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事。大字报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

　　全国第壹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壹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毛泽东

　　1966年8月5日

　　?

　　上述“大字报”的文字，是毛泽东用铅笔写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的《北京日报》上的。 “大字报”就是写在这篇社论的边角上，后面还注明日期：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用毛笔在两页信纸上誊清了毛泽东写在《北京日报》上的这段话。在誊清稿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后面注明的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７日晨３时。当天，这张“大字报”就印发给与会代表。８月１７日，作为“中发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壹年以后的8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毛说，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还说，这壹段时间正确的是中央文革，不是中央。

　　“大字报”中说的“１９６２年的右倾”是指大饥荒后采取壹些后退措施，即“三自壹包”、“三和壹少”。这些都是得到刘少奇同意的。“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是指“四清”运动中刘少奇的指导思想和“桃园经验”。

　　大概是8月20日，有人将这张大字报抄出来贴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前，很多人不相信是真是毛泽东写的。然而，以后经过红卫兵辗转传抄，《炮打司令部》迅速传遍全国。“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和省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浪潮由此而起。

　　邱会作回忆：

　　会议中间的壹个晚上，总理把参加会议的不少军队同志叫去，给我们吹风，我是跟杨成武壹起去的。总理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总理把主席的大字报念了壹遍，直接了当地说：“刘少奇不成了，辜负了主席。林彪同志十年来壹直是拥护主席的，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接著总理又说，可能大家没听清（总理念毛主席的大字报），我再念壹遍，不过今天的会议内容不要外传，听安排，今后要把会开好，说完总理又念了壹遍主席的大字报。

　　吴法宪的回忆是，对毛的大字报，周恩来念了两遍，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工作了，他辜负了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到北京，接替刘少奇。”吴法宪回忆，直到1967年秋，周恩来才告诉他壹些情况。当时，他和周恩来同乘壹辆车时对他说：八届十壹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到北京来吧！”

　　林彪成了接班人

　　林彪在大连休养，原定不出席中央全会，计划国庆节回来，向中央请了假。八届十壹中全会开了壹个星期了，毛泽东坚决要林彪“出山”。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妳来，壹般会议让叶群代表妳来参加就行了。8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给林彪打电话，争取林彪的支持。晚上林彪让秘书回电话，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出席会议。8月5日，毛泽东把他的大字报内容通过电话告诉了林彪。8月6日上午，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壹定要林彪来。

　　8月7日晚，周恩来通知吴法宪8月8日派飞机到大连把林彪和叶群接回北京。上午十点半，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接林彪的飞机还没有到达机场，周恩来已经先期到达。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飞机不进停机坪，就在跑道北头停下，机舱门壹打开，周恩来就登机去见林彪，代表毛来接林彪的汪东兴也登上了机舱。他们在机舱里谈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林是上午回来的，按常规，毛刚睡觉不久。这天毛却没有睡觉，在专门等林回来，他们很快见了面。毛对林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快，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出乎意料的。出了这样大的问题，妳现在是非回来开会不可了！”林彪说是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胜任。毛骂林彪：“妳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 。当天晚上，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还说：“要在运动中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搞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著觉，无产阶级也睡不著觉。”

　　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是这次会议的壹项重要任务。8月6日，周恩来到毛处开会，商量领导人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壹份名单（草案），报毛、林二人。毛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7位的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的第4位。另据王力回忆，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是毛主席亲自提的，经林彪、周恩来、江青同意。由原来的7人扩大到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周恩来把名单拿出来征求林彪、江青的意见。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升了？原来第７位提到了第４位，这怎么行？就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江青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提上来。这就成了陶铸第四，陈伯达排第五，邓小平排第六。毛泽东同意了。江青此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参与此等大事，实在不成体统。陶铸突然上升到政治局常委的第四位，与会代表们见到陶铸便向他打听原因。陶说：我也不清楚，看到名单时我也很突然。他立刻报告毛，请求把自己的名次向后移。毛答复说，名单已定，不更动了。

　　８月１２日是会议最后壹天，下午，林彪主持大会。大会内容之壹是选举。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6人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１１位候选人全部当选，其中得全票的有４人：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康生。只少壹票的有周恩来、陶铸、陈伯达３人（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投自己的票）。其他人得票超过半数。在中央常委排名中，刘少奇从原来的第2位降到第8位，林彪从第6上升到第2位。这次会上没有改选主席和副主席，而会后在所有的文件上，原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提了，林彪仍被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议实际上确定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以后，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掀起了吹捧林彪的高潮。

　　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壹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壹个接班人。毛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壹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说，不但对我们文化革命运动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任何人都好，我确信，林彪同志跟著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不久，他又说：“林彪同志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壹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想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周恩来说：壹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有高有低、贡献也有大有小，或者也可能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这些都不是评价个人的主要问题，而唯壹的标准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历史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就称得起“壹贯正确”，林彪同志就是党内高级干部中壹贯正确的代表，是毛主席名符其实的亲密战友。

　　叶剑英、周恩来吹捧林彪的这些话不壹定是出于真心。但是，作为朝廷高官，在重大政治关头必须表态。在极权政治下的高官是很不安全的，迎合性的表态是他们自保的必要。然而，他们的这种表态又强化了极权政治。这就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生态。

　　八届十壹中全会后，作为党的第二把手，林彪主持过几次会议。但是，从8月24日开始，就改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除了身体不好的原因以外，也许是他看到毛对他的制约：叶剑英年初就做了军委秘书长，毛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上提拔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进入政治局；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十壹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壹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毛用林彪，却怀疑林彪。林彪当然会感觉到。所以，他尽可能少管事，少发表意见。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回到“壹线”来抓工作了，不再搞“壹线”、“二线”了。毛回到“壹线”，又不愿意抓具体事务，林彪也不是抓具体事务的人，长于具体事务的周恩来就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从国务院总理到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了。邱会作从对周恩来的长期接触中认为：“以我与周恩来相处得知，他是真心拥戴毛主席，拥护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以积极态度参加的。他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有力的执行者。”“周恩来不止壹次深情地要大家支持文化大革命，否则就会晚节不保，个人的革命历史也要壹笔勾销。”

　　八届十壹中全会组织者是周恩来，名义上是陶铸。全会的简报由陶铸掌握。谢富治在小组会上发言批评邓小平。谢的这个发言没有编到简报里，江青责问陶铸为什么保护邓小平？

　　“十六条”

　　“十六条”是简称，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五壹六通知》发出以后，毛认为怎么搞运动，得有个条条框框。就让陈伯达在北京搞个文件。六月份陈伯达就开始搞了，参加的人有王力、关锋、尹达、穆欣，在钓鱼台十四楼办公。在上海的毛泽东经常和起草小组沟通，提出他的意见，改了２０多遍。毛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后，说大体可以，但太长，要换换手修改。毛泽东又让陶铸、王任重、张平化修改。陶铸和周恩来商量，删去了“黑帮”、“黑线”等提法，加了壹些限制词语。全会通过的是毛泽东８月７日审定的第３１稿。

　　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文件。“十六条”简述如下：

　　第壹条，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指出文化革命“是壹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壹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当前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壹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壹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后来简称为“壹斗，二批，三改”或“斗、批、改”）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主力军。”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运动的阻力是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习惯势力。

　　第三条，“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鼓励各级党的领导不要害怕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指出“有些单位是被壹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著，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

　　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相信群众，让群众运动用“四大”增长才干，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重申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第五条，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左派，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达到团结９５％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不能压服，要保护少数。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批评工作组和壹些单位负责人前壹段时间镇压学生的行为。“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第八条，干部问题。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这些是“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不是临时的组织，而应当是是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毛泽东想用巴黎公社取代国家机器，在这壹条中有所体现。干部要选举，随时可以撤换。

　　第十条，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

　　第十壹条，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要组织对那些混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壹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第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部署问题。

　　第十四，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革命生产两不误。“文化大革命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壹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十五，部队。部队文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第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十六条》公开发表时，全国欢呼，各地群众敲锣打鼓，列队游行。但是，《十六条》中很多重要概念没有法律界定，不仅不能落实，还会在运动中造成混乱。

　　例如，《十六条》说“干部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结果干部大多数都受到冲击。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既然“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什么是“走资派”又没有明确的标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很难掌握了。何况在极权制度下，官民矛盾壹直是很尖锐的，壹旦最高权威发出了整干部的号召，所有的干部都难逃浩劫。

　　又如，《十六条》说“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壹些错话、做过壹结错事或写过壹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壹般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界限，壹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各级党委“抛出”壹些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更为严重。知识分子受到打击的人数和比重远远超过领导干部。

　　又如，《十六条》提倡群众中不同意见可以争论、辩论，在大方向壹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十六条》没有想到，群众中不同看法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以后，各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互不相让，更是加强了对立。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持续不断，以致酿成大规模的武斗。

　　《十六条》提倡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实际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干部人选，大多是由军队主持下内部协商的结果。没有壹家是选举产生的。

　　《十六条》的基调是支持群众造反的。《十六条》写道：文化革命“只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这等于放弃了多年坚持的所有政治活动都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进行的传统，也等于放弃秩序和稳定。这正是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十六条“贯穿著壹个基本精神，就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经过十七年强力压制的人们，有了“十六条”，就可以运动用“四大”表达自己的意愿了。其中壹些积极分子（当时称为“造反派”），大力冲击他们讨厌的官僚体制，不仅使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迫害，这些积极分子最终也成了牺牲品。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

　　八届十壹中全会期间，还有壹个件大事，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支持信，这是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的起点。

　　“红卫兵”这三个字本来是写大字报的署名。写大字报得有署名，刚开始署真名，几个人观点壹致的人同意这张大字报，就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后来成立“战斗组”。什么是“战斗组”呢？就是几个观点壹致的人在壹起写大字报，在壹起研究运动形势，在壹起收集运动信息。战斗组人数不定，多则十多人，少则两三个人。战斗组得起个名字，当时常用时髦的政治词语。也有别出心裁的，如清华大学壹号楼宿舍114房间的壹个同学写大字报就署名“114独立营”，山东话“营””“人”同音。清华附中张承志等人在1966年5月就署名“红卫兵”（开始曾叫“红卫士”），意思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

　　红卫兵起源于中学。他们首先向教育制度造反。

　　17年前的教育制度基本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这种教育的缺点是学制太长（清华大学六年制，壹般大学五年制），学的课程太多（清华汽车、拖拉机设计专业学了50多门功课），学生负担太重（我班30人有4人因病休学）。学生被动地接受老师的灌输，创造性被压抑。作为自学成才的毛泽东，当然看到了这种教育制度的缺点。他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但他还根据他深信的阶级斗争理论，提出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阶级斗争是学生的主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已经深入到学生心中。1964年7月7日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中强调年轻人要经风雨，“阶级斗争。是妳们壹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能算大学毕业”。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向全国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的文件，从根本上为教育革命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规定了方向。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本来就喜欢挑战现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他们的挑战提供了根据。不过，只有干部子弟才会有更多的信息和更大的胆量。秦晓回顾当时北京四中的情况：“当时的主流思想，壹个是阶级斗争，壹个是反修防修。······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壹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就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的子弟被排斥了，还有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所以，学校里就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组织者之壹骆小海回忆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是事出有因的。这个因，概括地说，就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界壹些传统的做法不满。”

　　七千人大会以后，随著经济政策的纠偏，文化、教育、科技方面的政策也有所松动。1962-1963年这两年高考录取时，纠正了过分强调政治条的偏向，比较重视分数。壹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要考分高，也可以上清华大学。壹些重点中学也有壹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其中主要是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在这些重点中学，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自然就有分明的界线。干部子弟有家庭出身优越感，歧视出身不好的同学；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有学习成绩的优越感，看不起学习成绩不好的干部子弟。作为老师，通常是喜欢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1965年6月，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发生了壹个不大的学潮，称为“四六八学潮”。参加学潮的主要是干部子弟，其中不少是中央领导人子女。他们相互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四中壹位老师回忆说：“这些高干子弟有壹种优越感，或者说有壹种特殊责任感，他们觉得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是他们的，自认为根红苗正，对毛主席感情最深，对革命责任感最强。所以，这些人就按照当时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睁大了眼睛观察学校阶级斗争动向，认为四中的领导干部都烂了。”在“四六八学潮”中，部分学生提出“宁要红2分，不要白5分”的口号。

　　和其它中学壹样，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和高知（包括工商业者）子弟之间的相互对立愈演愈烈。从1964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1964年由于壹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校领导把壹个平民子弟和壹个干部子弟的打架，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壹位高知子弟回忆说：“‘革干’‘革军’子弟们……对我，从来是敛容正颜的。他们与我之类‘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阶级’关系。”那时，清华附中成立了预科班。预科的教材由清华大学编写，主课全由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壹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谁进预科班？除了那些有严重家庭问题（例如：杀、关、管）的不在选拔之列，学习成绩当然是主要的条件。高66届的很多高干子弟没有被选入预科，高干子弟对此很不满意，这也成了他们后来在“文革”中批斗万邦儒校长的壹条罪名。

　　在北京的中学中，最早向教育制度造反的就是这些高干子弟。这些天之骄子，最不愿意受那种教育制度的严格约束。他们造反的另壹个原因是，这种教育制度以分数取人，从而在实质上偏袒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文革初期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的壹篇文章说出了高干子弟的心态：“我们老子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可他们的后代反而低人三等，连那些资产阶级的小崽子都不如。今天，有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自来红’扬眉吐气了！往日我们矮三寸，今天是项天立地的人！”清华附中壹张大字报中写道：“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作主，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这当然是那些数理化成绩不怎么好的人的心声。有壹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干部子弟当然没有“矮三寸”的感觉，但阶级路线他们也是很分明的，父辈给他们的优越感也是存在的。

　　1966年5月1日到3日，清华附中部分学生到北京西山戒台寺郊游，请看他们的装备：指南针、手表、晶体管收音机、照相机·····，当时，我们清华的大学生，很多人连台式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见过，很多人从来没有打过电话。而这些中学生却把当时极为珍贵的晶体管收音机带到郊外。可见他们生活条件之优越。这次郊游形成了批评校党支部的思想”。1966年5月28日晚，他们在酝酿墙报署名，采用了高642班张承志小组墙报的署名“红卫兵”。次日，5月29日下午，他们在圆明园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壹署名。他们认为学校党支部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共青团这个官办的青年组织之外，成立壹个“红卫兵”组织，当然会受到党组织的打压。但不到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他们就以“红卫兵”的署名贴出了《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公开向校领导挑战。大字报首先亮出他们的出身和立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壹切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著刻骨的仇恨。”然后说：“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妳们既然挑起了这壹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署名红卫兵，下面留下的空白纸中签名者100多人。6月8日，其它中学3000多名学生到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学校关了大门，僵持了10小时，校门终于打开。外校学生贴出了声讨清华附中党支部和支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也署名“红卫兵”。

　　6月21日，全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当工作组要求人选要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的核心成员组成，主要成员多为高干子弟。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工作组宣布成立新的共青团委取代红卫兵。红卫兵和工作组发生了冲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要团结大多数。6月24日，红卫兵贴出两张大字报进行反击，《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就是反击的大字报之壹。7月13日，刘少奇对胡克实指示：“学生搞的自发组织还是要用党团组织来代替。党外，团外，都不能搞秘密组织、秘密活动。”官方不承认红卫兵的合法性，但不能阻止红卫兵的发展。

　　十六七岁的青年，本来有壹种自然的叛逆性格，父辈光荣的革命经历，家庭优裕的生活，使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有壹种无比的优越感。他们经常高声朗诵：“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想说什么？想干什么？

　　他们想说的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他们想干的就是破“四旧”。

　　1966年6月24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说：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和灵魂就是造反。·····要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壹句话，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壹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妳们了！我们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壹起投过去，来壹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全面’呀，都滚到壹边去！”

　　“妳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7月4日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明显地指出了斗争矛头：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都完全消灭了吗？没有！

　　现在消灭了的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壹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没有！没有！！没有！！！？”

　　“再论”中还强调：“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妳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就在我们手里。”

　　7月27日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高调对毛泽东表忠心：“我们，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壹定最坚决，壹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文章进壹步以“造反”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妳是革命者吗？妳就必然欢迎革命的造反、拥护革命的造反，壹反到底！妳是反革命吗？那就出于阶级本能，就必然骂造反，反对造反，抵制造反、镇压造反。”

　　这三篇短文以霸气十足的文风，用极端的语言，重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灌输的极端思想。7月28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成员骆小海和邝桃生把笔记本上的“壹论”、“二论”（本子上没有“三论”）撕下来交给出席会议的江青，还匆匆写了壹个条子，大意是请毛主席看看是不是反动的。毛泽东壹看，正中下怀。他于7月31日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口授）信：“我向妳们表示热烈支持。”“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的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妳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有人们，我们壹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为防止年轻人过于偏激，毛泽东的信中要他们注意团结壹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也要给出出路。毛的这封信作为八届十壹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公布。毛泽东这封信不仅支持红卫兵造反，还肯定了这个群众组织。十七年来，宪法虽然写上了结社自由，直到这时，才真正有了这壹自由。在文革期间，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地出现了。

　　毛泽东这封信还是党内文件，还没有广为传播，此时红卫兵还没有声名远扬。直到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并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以后，才掀起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7

　　第七章红卫兵红八月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力。为了进壹步利用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毛泽东运用他的崇高地位，壹次又壹次大规模地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终于使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激荡全国。当时还在台上的各级官僚们，也利用红卫兵运动对17年定下的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如果说，工作组专政的五十天大抓右派，是文革中的第壹轮迫害的话，那么，红卫兵运动就是第二轮迫害。 和第壹轮迫害壹样，第二轮迫害也是以官僚体系为后台的。这两轮迫害发生时，各地执政者还没有打倒，真正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第二轮迫害的时间是在1966年7、8、9三个月。壹大批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抄家、打死人、把大批政治贱民及其家属赶出城市，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这壹天，毛泽东清晨四点多钟就到了天安门城楼。他壹夜没睡，为了接见红卫兵，他半夜叫卫士长陈长江给他找了壹件军装。其他中央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看到毛穿上了军装，有的急忙回去换了军装再来，有的打电话让家里送军装来。林彪先是穿浅灰色华达呢中山服来的，他看到毛穿军装时，派人回去拿军装换上。毛突然穿起军装是重要的政治象征，其他中央领导人必须紧跟。

　　早晨7：30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走出大厅，站在汉白玉的栏杆后面向广场上的群众招手示意。这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百万人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热情挥动，在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红色浪潮。林彪发表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指挥下，好好的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壹定能顺利发展，壹定能取得伟大胜利！”周恩来也发表了鼓励红卫兵的讲话。

　　在林彪、周恩来讲话以后，聚集在东长安街上的数十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他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被检阅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为了多看壹眼毛泽东，通过天门前时，队伍行进得非常慢。看到毛主席招手，红卫兵不愿意再前进。有的前进了又回来。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下打转，像激流中的旋涡壹样。有人提议，让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维持秩序。经毛泽东同意，1500名学生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恩来对他们说，请妳们上来有两个任务，壹是毛主席接见妳们，二是接见后下去维持秩序。壹说接见，红卫兵们激动了。开始还有秩序，很快就乱了。红卫兵都往前挤，毛被困在人群中间，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壹个壹个地不停地握手。毛此时已经不是自主地和红卫兵握手了，伸出的胳膊无法收回，只好任凭别人去握了。后来，汪东兴说，那天，毛主席的手被握肿了，好几天不能写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3000多人。难怪手被握肿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答：“是的”。毛说“要武嘛！”。当时，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要武”，这个“最高指示”很快传遍全国。有壹位红卫兵拿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要给毛带，毛不接受“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没让带。毛接受了红卫兵袖章，这表示毛泽东接受了红卫兵。8月18日就成了红卫兵的纪念日。《十六条》没有提“红卫兵”，现在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

　　这些中学红卫兵虽然年纪小，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这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早。“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弟为骨干，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中壹些人反对“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带有鲜明的血统论的色彩。因而反对当时的校领导。说他们是老“红卫兵”是区别于1966年10月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红卫兵。

　　8月18日是第壹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多次接见了红卫兵，也有人11月10日、11月11日合称壹次，把11月25日、11月26日合称壹次，称为8次。8次共共接见红卫兵1200 多万人。各次接见的方式不壹样，有时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从天安门前通过；有时红卫兵站在马路两侧，毛乘敞蓬吉普车通过；有时红卫兵乘大卡车通过天安门下，毛站在城楼上检阅。

　　这么多次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其中有壹些曲折。

　　9月15日接见红卫兵的前三天，毛突然病了。9月13日晚7点，毛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信，说“卧病三天，尚有余温，今天略好”。还说，如果后天能起床，就接见，如果不能起床，就请林主持，毛就不去了。9月15日，毛还是带著病后初愈的身体接见了百万红卫兵。

　　10月1日晚7点多，毛泽东的车被红卫兵围在西长安街到南长街口。顷刻间，毛被包围在人海之中。在危急时刻，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开过去，到天安门参加晚会！”红卫兵也不理会，包围圈越来越紧。局面难以控制。此时，警卫三师师长急速调来壹个团的机动部队，强行为毛泽东解了围。

　　10月18日，毛在接见百万红卫兵时，壹位男红卫兵跳上了毛左后侧的吉普车（杨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还要继续跳到毛的车上，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警卫员蔡洪江把这位红卫兵拉住了，并推了下去。

　　11月25日，气温零下4度，毛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4个小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65万红卫兵。

　　11月26日，毛乘车在钓鱼台、西郊机场接见了最后壹批185万红卫兵。路被堵，毛的车不能回中南海，只好开向玉泉山，让毛暂时在玉泉山休息，但到玉泉山下，车又被围，警卫只好扶著毛步行进入玉泉山。这壹次，散场混乱，壹座小桥被压断，踩死了几个人，挤伤的更多。

　　由于在接见时人群拥挤，每壹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壹车壹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每壹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

　　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北京要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北京的负担很沉重。周恩来动员全北京市的力量解决了这些难题。每次接见都是壹项复杂的组织工程。11月10日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毛在城楼上检阅，需要6000多辆汽车。连夜从海陆空部队和沉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各抽调1000辆汽车。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数百万人挤在火车上，影响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毛为什么对接见红卫兵这么重视？他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好方法。他相信，他亲自接见的红卫兵回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就能把全国的群众发动员起来。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毛还有更深的考虑：他认为苏联其所以变修，壹个原因是苏联人亲自见到列宁的人太少了，让更多的年青人看到他毛泽东，就可以防止他死后中国变修。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壹次又壹次接见红卫兵，颇有壹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壹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壹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壹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

　　在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搞大串连“壹律免费坐火车”，而且对大串连的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已停课的大中专学生便纷纷外出串连。开始是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风点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冲击各地打击造反派的领导人。因为当时各地造反派还是少数派，处于被压制、被围攻、被打击的地位。后来更多的是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取经”，上访，等待毛主席接见。几千万年青人流在全国各地激荡，发动群众,交流经验，冲击官僚体制。当然，对年青人来说，“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不可少的。我也三次到外地串联，先后到了东北、西南、华东、中南等十个城市和部分农村。火车拥挤不堪，坐位坐满了，坐位底下的空隙睡满了，过道站满了，厕所里也挤满了。壹些人不得不双脚分开站在两个座椅背上，双手紧握住上面的行李架。大串连给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中共中央又提倡徒步串连，又称为“长征”。大批青年人组成各种长征队，走遍大江南北，朝觐延安、韶山等革命圣地。各地设立长征接待站也是住宿免费。全国大串连从1966年八九月持续到1967年底。1967年3月中共中央虽然发了停止串连的通知，但串连还继续。1967年8月我到湖北串连乘车还是免费的。到1967年底，不能免费乘车、免费吃住，大串连才停止。

　　“血统论”风潮陡起

　　中国共产党很看重家庭出身，认为家庭出身对壹个人的政治态度影响最大。大饥荒发生后，在追究壹些县委书记的责任时，有的县委书记娶了地主女儿做妻子，也当作发生大饥荒的壹个原因。周恩来在很多公众场合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他说自己是封建官僚出身，要不断改造自己，说看壹个人要查三代），以此来表白他的政治态度。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但是，“个人政治表现”如何，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能由单位领导决定。虽然有“重在表现”，家庭出身总是壹个人终生挥之不去的政治标记。有些老红卫兵还把“重在表现”说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义阶级路线”，加以批判。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进而向“血统论”演变。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五种人被称为“黑五类”，红卫兵又将资产阶级列入其中，成为“黑六类”)等是政治贱民，他们的子女也受歧视。与“黑五类”相对应的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当时最光荣的家庭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是依靠对象。革干子弟是天之骄子。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壹些优秀分子，但不管是不是优秀，他们对出身也是很看重的。他们认为自己是革命先辈的后代，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当然，时代变了，他们中的多数并不打算像他们父辈壹样当革命家，而是要在国家建设中挑起大梁。所以，革干子弟大在大学里都是学习工程技术中的新兴专业，当时列为“保密专业”。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对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壹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著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血统论”泛滥成灾。红卫兵只对“红五类”开放，“黑五类”是不能参加的。

　　清华附中齐向东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说:“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讲成分!”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壹成立就讲究出身。他们在题为《“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大字报中写道：“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妳们的诬蔑使我们无上光荣。妳们说对了，老子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或生长在红色的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就饱受革命的教育。·····我们纯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壹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妳们，整天在家里受到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妳们不改造，就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政权壹定要我们掌握！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反对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

　　1966年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纪念建党日，对参加活动的人提出了苛刻要求。参加者回忆：“壹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大会充满红色恐怖，台上都是黄军装。·····自编的‘造反歌’响彻云霄。真是大长了工农干部子弟的志气，真是大灭剥削阶级子弟的威风，”造反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

　　干部子弟中颳起“血统论”的风潮，从中学进入大学。

　　八月初的壹天，我正从二号楼宿舍走出来，看到从图书馆、大礼堂那个方向走过来壹支几十人的队伍，手里举著彩旗，壹边行进壹边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妳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妳）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他们在壹号楼、二号楼宿舍区转了壹圈后向西南方向去了。他们喊的前两句是壹幅称为“鬼见愁”的对联。他们认为，见了这个对联发愁的就是“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对联骂为“混蛋”，还不能“发愁”。这个对联在学生中引起争论，我是不赞成这个对联的。

　　8月2日晚上，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关于“对联”的辩论。刘菊芬主持会议，会上壹边倒、壹言堂。还高喊“横扫壹切混蛋!”的口号，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要发言，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著妳报出身。听到“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也有掌声，但热烈程度小多了。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寥寥无几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听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

　　在红卫兵中，对“对联”也有不同的看法。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他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陈伯达向红卫兵们解释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8月6日天桥剧场举行了关于“对联”的大辩论。出席会议的江青，建议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红卫兵也没有接受。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在辩论会上说：“妳们壹切评论的、壹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妳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壹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妳们很敬佩！”

　　８月１２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正文之子，时任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组长）与别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大字报论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８月２０日谭力夫又在北京工业大学辨论工作组和阶级路线时作了讲话。他公开声明拥护工作组，说工作组壹进校，“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就照亮了北工大。”他认为对联“大长了好汉们的志气，大灭了混蛋们的威风。”“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狠！’”谭立夫口才很好，每讲壹段就引来热烈的掌声。谭立夫咄咄逼人地问：“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没有右派？可能今天这里就有右派！（热烈鼓掌）·····”“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壹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知道哪壹个犯了错误，大有雀跃之势。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妳高兴什么？他妈的！（热烈鼓掌）”“壹讲阶级路线，他也来讲几句。妳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应是‘既得利益者’了。同志们举壹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壹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我们对妳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妳们现在搬出‘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讲去！（热烈鼓掌）壹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斗妳，七斗八斗，斗得妳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几天以后，康生夫人曹轶欧给谭力夫打电话说：“阿宝（谭力夫的小名），妳在学校那个讲话，王任重同志拿给康老看了。妳康伯伯夸妳讲得好。”

　　谭力夫讲话受到干部子弟的热烈追捧，他们广为传播。刘涛、贺鹏飞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大量印刷，向全国各地散发。谭立夫讲话对“血统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血统论”的激励下，壹些干部子弟穿著褪色的军装，提著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在壹些中学里，对出身不好学生进行批斗、拷打。有些地方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以成份论高低。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贴在教室墙上。红卫兵命令10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壹根长绳子绕过这10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壹串。10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红卫兵命令“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他们，把墨汁泼在他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遭到“斗争”和侮辱，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壹大壹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红卫兵指控她撕了壹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壹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因而遭到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后来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壹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种种侮辱。初壹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把她从厕所拉出来，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壹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红卫兵突然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壹学生杨爱伦，学习成绩优秀还有文艺特长，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推去，强迫她写“交代”，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壹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壹要“开会帮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壹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壹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毒打。等红卫兵回家吃晚饭时，她挣扎著爬到壹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不敢表现出壹点怨恨和抵触。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壹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

　　血统论在大学也有壹定的影响，但不像中学那样严重。当时，有人主张在清华大学成立“贫下中家子弟协会”（简称“贫协”，当时有的学校有革干子弟的组织。），我班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人参加。这本是头脑简单的中学生做的事。“血统论”进入大学，除了持政治偏见的某些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外，没有多少人理睬。8月4日，周恩来在清华两万人大会的讲话中表示不支持在大学里搞“贫协”组织。

　　“血统论”，通俗地说法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打洞”。这种说法既违背了历史常识，也违背了“遗传和变异”生物学原理。为什么这种说法能够壹时成为风潮？因为他们要世袭父辈打来的江山，要世袭父辈的特权。血统论实质上是宣扬权力世袭、利益世袭、社会地位世袭，是门阀权贵的愿望表达。那些自认为“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弟摧残他们认为“血统低下”的学生，那就不仅仅是特权世袭了，而是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血统论”虽然风行壹时后偃旗息鼓，但是，他们“血统高贵”的自豪感并没有消失，他们对父辈地位世袭的强烈要求壹直没有改变。只要政治制度不变，他们的世袭要求总是可以满足的。到了199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在文革中血统论的鼓吹者，不少人当了高官或成了大富豪。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在壹切政策和制度的变革中，他们总是占尽了有利的先机。

　　1967年春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学生进行军训。3月27日，负责学生军训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对中学生中的壹些高干子弟的壹次讲话，他说：“妳们在座的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妳们的爸爸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贡献，妳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还提出了“要接父母的班”的看法，从而引起了争论。4月3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学生代表开会。陈伯达批评李钟奇的思想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为了平衡中学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见了另壹批中学生代表。本来家庭出身不同、对军训和文革的看法不同的中学红卫兵就以这两个日子成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从家庭出身看，“四三派”成员中“红五类”比“四四派”要少壹些，干部子女更少。“四四派”中干部子女要多壹些。“四三派”反对“血统论”的人多壹些，“四四派”倾向“血统论”的人多壹些。“四三派”是中学生中的激进派，对军训团不满，比较倾向大学生红卫兵的“三司”的观点。“四四派”比较支持恢复秩序。“四三派”中壹些人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的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就形成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壹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在1967年4月之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派”、“四四派”斗争不断。

　　清华“八·二四”事件

　　我亲历的红卫兵所做的壹件事就是清华“八·二四”事件。

　　8月20日前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壹第大字报》在清华学生中传开， 8月23日、24日，出现了壹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例如：《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舍得壹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厘清北方局中的黑线》等。

　　清华大学“临筹”认为这是右派翻天，清华大学红卫兵负责人贺鹏飞联络清华附中红卫兵等12所中学的红卫兵采取了强制行动。

　　8月24日下午，12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召开誓师会，贺鹏飞在誓师会上说：“清华大学有壹股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妖风，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他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并抄录或照相，以备秋后算账，然后限令作者在24小时撕去大字报。下午4点50分，12校红卫兵列队跑步进入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他们先广播“安民告示”：“我12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5点开进清华大学，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谁敢阻挡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壹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我们欢迎！壹切胆小鬼，请妳们躲在家里，切勿自相惊忧。····”接著广播“最后通牒”：勒令大字报作者6点以前撕去自己贴的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壹切后果妳们负责。其实，明明是反刘少奇的大字报，他们硬说是反毛主席的，当时没有反毛主席的大字报。

　　有的学生对他们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就被这些红卫兵抓住，强制他们围著大礼堂前面的草坪游街，然后用皮带抽打。到晚上7点，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并且贴上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还对壹些贴刘少奇大字报的“战斗小组”进行搜查。

　　6点，在贺鹏飞的指挥下，红卫兵们推倒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与此同时，中学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里抄家，对他们进行拷打。强迫中层以上的干部到拆掉的二校门搬运砖石。跑得慢的用皮带抽打，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在抽打和呵斥声中，被害者连滚带爬，哀声惨叫。

　　这次暴行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北京大学的“6·18”事件。党委副书记刘冰回忆了他挨打的情况：“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脑袋往下摁，推著我往前走，并用皮带抽打我的脊背，边走边打。·····后来进了壹个房子里，不打了，让我跪下，去掉蒙眼的毛巾后才知道是阶梯教室。各系的总支书记、校党委各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天将拂晓的时候，把我们转移到科学馆，又转移到了生物馆。····把我们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后强迫我们互相打，不愿互相打的，就打耳光，用棍子打脊背·····”文革前担任党委宣传部长的罗征启记下了他经历的壹场刧难：

　　? 8 月24日晚上，……几个人把团委书记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壹下，就挨了壹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壹会，壹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 ：“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来壹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壹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接著审讯室内忽然传出壹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靣15公分，不能超过20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壹眼，果然很象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壹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像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面前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旳姿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壹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我被带回生物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壹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帮分子们排成壹排，壹个学生在前面训话：“妳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妳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兔崽子狗崽子ⅹⅹⅹ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壹下。”第壹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妳还得加壹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壹遍，加了壹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象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工化系的辅导员吿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 ！”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了新花样，壹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壹个叫走了钱伟长，……过了壹会钱伟长囬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忘了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著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壹付兵痞模样，壹边站著壹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文革中清华有人贴大字报，说蒋南翔“开后门”让贺鹏飞进了清华。1978年，蒋南翔在天津市当革委会副主任，单身住在新华分社附近的第二招待所，清华校友常去看他，我问他：贺鹏飞上清华是不是走后门？他讲了事情的经过。有壹天，贺龙亲自给他打电话，说：“南翔同志啊，我家小龙想上清华，妳看怎么办呀？”蒋南翔回答：“那考壹下吧？”结果考得很糟糕，蒋就让他在附中补习了壹年才进了清华。毕竟是帅门之后，文革后，贺鹏飞出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可惜他英年早逝（54岁），否则必是上将。

　　对清华“八·二四”惨案，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日记作了记载：“与12个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

　　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游行，并到壹些“黑帮”家中揪斗“黑帮”。强迫“黑帮分子”、“黑五类分子”和中层以上干部继续到二校门搬砖，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他们。校园里贴出了《8·24行动好得很！》、《就是要“红色恐怖”》、《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

　　? 25日，清华“八八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人到中央接待站（西安门大街22号）反映贺鹏飞带领中学红卫兵在清华搞“红色恐怖”的情况。身穿灰色毛料中山服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敷衍上访的学生，他对贺鹏飞等人的行为没有任何批评。

　　清华“八二四”事件标志著，中学红卫兵从造本校领导的反、造工作组的反转向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父辈。这时，他们的父亲相继被整。如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壹把手王铭的父亲受罗瑞卿的牵连被打倒。其他高干子弟的父亲也岌岌可危。前些时，他们批判校长、批判老师，现在批判到他们父亲头上来了，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理解？何况，父母对形势的看法对他们也会有影响。

　　清华二校门被贺鹏飞等推倒以后，1967年“五壹”前夕，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在这里建成了壹尊巨型毛泽东塑像。蒯大富请林彪题词，林彪应允。林彪的题词“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被刻在毛主席像的底座上。“五壹”节这天，《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都为此塑像发了消息，标题是“清华园升起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这是文革中全国第壹座毛泽东塑像，在这以后，从北京到边远城镇，从机关大院到公共场所，相继建立了成千上万的毛泽东塑像，这些塑像体量越建越大，材料越来越贵：从钢筋水泥到大理石到不锈钢。

　　破“四旧”恶风肆虐

　　八届十壹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写道：“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壹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这就是红卫兵破“四旧”的指导思想。在《十六条》发布以前，毛泽东曾多次讲过这个思想。

　　破旧立新有著长远的源流。“五四”以来的激进思潮是不断否定中国传统的。1949年以后，中共政权利用意识形态机器不断批判传统，批判道德继承论。文革中，中学生和社会上其他壹些人用暴烈的手段“砸烂旧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破坏。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队伍迅速扩大，大批红卫兵走上了街头，雷厉风行地执行破“四旧”的任务。

　　他们看到“奇装异服”和“资产阶级的”发型，就强制改变。对烫发的勒令剪掉，否则就按在地上剃阴阳头。天津的红卫兵“通令”全市禁止理“怪发型”和穿“瘦裤腿”。天津街头有壹幅对联：上联是“剪子不留情，毁妳瘦裤腿”，下联是“推子要革命，剃妳阿飞头”，横批是“兴无灭资”。

　　8月19日，北京红卫兵砸烂了“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换上了“北京烤鸭店”的招牌。把烤鸭店的餐厅、走廊、职工宿舍挂的山水草木之类的画全部换成了毛主席像。在供外国人吃烤鸭的门口，原来挂的壹幅画是壹只大鸭子，红卫兵把它撕了下来，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壹切走狗！”他们把壹张大标语贴在门前：“欢迎工农兵进餐”。并且要求烤鸭店增加五种菜，最贵的2角五分，最便宜的8分。

　　红卫兵要求大家改掉带“封、资、修”色彩的名字，用革命化的名字代替。壹些人为适应形势自己主动地改了名字。名字中有花、玉、金、宝等都改了过来，卫东、继红、赤兵、永革、反修等成了时髦的名字。商店、街道、广场都改了名字。苏联大使馆门前的壹条路原来叫“扬威路”（也曾叫友谊路），红卫兵改为“反修路”，并在苏联大使馆门前举行大规模的“反修大会”，“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震天价响。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被改为“援越路”。“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街”。旧使馆区“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以经营古籍、字画而闻名的荣宝斋的櫉窗里，红卫兵贴上了“黑画店”的大标语。

　　在天津，“劝业场”改为“人民商场”，“惠中大饭店”改为“工农兵饭店”，“中原公司”改为“工农兵百货商场”，“民园体育场”改为“人民体育场”，“玉清池”改为“工农兵浴池”……红卫兵还建议把和平路改为反修路、革命路，市内各区也壹度改了名称。有些红卫兵说：“我们砸烂的不单是商店名称，砸烂的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陈腐烂货，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动毒素，是散发腐朽气息的陈规陋习。”

　　“破四旧”的恶浪席卷各大书店和工艺美术商店，红卫兵在那里进行大清查、大销毁。红卫兵冲向寺庙、公园、博物馆，进行大清理，大扫荡。大批文物遭到摧毁，壹些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被破坏。在天津睦南道新华社天津分社西邻壹家，红卫兵抄出壹个翡翠西瓜，当场砸碎了。

　　“破四旧”还要求改变壹些多年形成的传统作法，有时闹到愚蠢可笑的地步。例如，红卫兵要求交通警用《毛主席主语录》代替指挥棒指挥交通，他们认为，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红卫兵这个幼稚的要求竟得到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批准。在壹段时间，北京大街上出现了壹个奇特的景观：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右手紧握《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汽车来了，平伸握著红宝书的右手，左手挥动指挥交通。红卫兵还要求改变十路口的红绿灯的功能，将绿灯放行改为红灯放行。因为红色象征革命，不应当是阻挡前进方向的颜色。这个要求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邀请提这个要求的红卫兵谈话，才说服他们。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有红卫兵提出要求：游行队伍不能从东向西行进，应当从西向东行进。因为西方代表资本主义，我们的队伍怎么能向资本主义行进呢？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是这样说服红卫兵的：我们习惯用右手向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招手致敬，如果队伍行进方向倒过来，就得用左手向毛主席致敬，多别扭啊，同学们试试看？周恩来说：毛主席检阅部队时，向右看得变成向左看，这是不行的。他们这才罢休。

　　在“破四旧”过程中，伴随著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阶级敌人”。壹些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的家庭被定为房产主。红卫兵发出命令，让人们将房产交公。有房产的人为了扔掉“房产主”的帽子，到房管局上缴房产证，房管局门前排成了长队。北京的52万间私房被没收。上海124万平方米私房被没收。

　　据不完全统计，在1966年八九月，北京的红卫兵共抄家11.4万户，抄走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抄家没收的更多是生活用品。从钢琴到席梦思床，从高跟鞋到尼龙袜，无所不有。壹些体育馆的运动场上抄收品堆积如山。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上海市共抄家15．77万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万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市共抄家21000户，抄出黄金110斤，白银1800斤，银元26.7万块，现金存款440万元，查抄打斗致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32人。到10月13日，济南市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后来，有些地方将部分查抄财产退回给被抄户，江西于都县1967年5月15日成立“清理‘破四旧’财物清理小组”，向被抄户退回黄金13斤9两、银圆23135枚、银毫子9726只、杂银275斤6两。但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6月25日又壹次大抄家，这些被退回的财物又壹次被抄走。

　　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壹千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

　　很多地方抄家是由当地党委有组织地进行的。8月29日到9月3日，上海市第壹次大规模抄家。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的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抄家对象的名单由公安局提供。各区名单集中后，再按所属区分配下去；同时分配下去的还有五万分之壹的军用上海地图，以便红卫兵寻找被抄家户的地址。

　　破“四旧”冲击了民主党派，壹些红卫兵下令解散民主党派，通令收缴民主党派的大印，多个民主党派的大印都被红卫兵收缴了。壹些民主党派领袖被批斗。有的民主党派办公地被迫关了门。据统计，各民主党派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有100多人被红卫兵批斗或抄家，占总数的36.5%。

　　宗教也当成“四旧”受到冲击。共产党是信奉无神论的，在文革前，宗教就受到破坏。以西藏为例，民主改革以前，西藏有大、中、小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以后减少了97%。无数佛像、佛经、佛塔被烧毁，被抛入水中，甚至把《大藏经》用于沤肥，把佛像、佛经用于制鞋原料。文革前内地的大量寺庙也遭到破坏。文革前，政府只是特意保护壹些有名的寺庙和教堂。文革中，这些特意保护的寺庙、教堂、经书也被毁坏。在被破坏寺庙时，当地农民和壹些和尚也参与了破坏活动。中国第壹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乱砸壹通，壹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

　　在破“四旧”中，文物、古迹大量被毁。北京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八九月间。全国各地名胜古迹被破坏的不计其数。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壹些人，破坏了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这只是壹个开始。1968年10月，曲阜师范学院提出了“开发孔林，创办五七农场”的具体目标，在这里开荒种地、挖防空洞，挖地三尺，使孔林遭到根本性的破坏。有人要冲击故宫博物院，周恩来下令保护起来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战绩得了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肯定。8月23日，《人民日报》在壹版发表新闻，标题是“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副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时在壹版头条、二条位置配发了两篇社论。壹篇社论的题目是《好得很！》另壹篇社论的标题是《工农民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在宗教问题上，周恩来还算清醒，他在1966年9月15日接见西安学生时说：“北京大字报在街上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这是民族习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是信伊斯兰教的，在我国的西南边，巴基斯坦，阿富汗是信伊斯兰教的，东非、西非都有，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多。伊斯兰教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民族习惯问题。”但是，有些地方的清真寺被毁。

　　千家啼哭万户愁

　　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组，其任务是保证首都安全。组长是叶剑英，实际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清查清理社会人口、清查民间枪支弹药，是他们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由街道和派出所实施。

　　清查清理社会人口，就是把壹些“有问题”的居民清出首都，当时叫“遣返”，即强制性地送回原籍。几年以前，彭真就提出了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目标。真正付之行动是文革之初。这壹行动造成了千家万户家破人亡。文革中第壹批“遣返”发生在1966年5月，即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当月，就动员了第壹批“四类分子”去新疆等地。各大城市仿效首都。天津市公安局也将4500多人遣返到农村，监督劳动。文革初开了这个头，文革壹深入，大批“有问题”的人被赶出了城市。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没有生计，孩子不能上学，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时还接待了不少当年被赶出天津、回来要求“落实政策”的上访者。

　　按当时的政策，清查社会人口分两步走，第壹部是清查，第二步是通过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动员其迁出北京。周恩来虽然强调要注意政策，红卫兵兴起后，就无所顾及了。红卫兵到处抓人、抄家、揪斗、打骂、凌辱，甚至把人活活整死。壹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壹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壹个人只准带壹个锅壹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据“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记忆，仅崇文区被迫迁出市区的就有1000多家，随迁家属五六千人。官方文革史记载，1966年10月14日以前，被指为“牛鬼蛇神”而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数，全国共有397400多名。1966年8月底至9月底这40多天，仅北京市就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 33695户被抄家。如果把文革初被赶到农村的人计算在内，从城市赶到农村的人比上述数字要多很多。北京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1.6%。天津市共有41571人被遣送农村。当当时总人口的09%。济南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占当时总人口的1.38%。1966年全国城镇总人口13412.7万人，其中，城市总人口是9394.2万人，如果按1%的比例计算，全国城市人口被赶到农村的就有93万人。当时，有些镇（县城都是镇编制）也向农村驱赶居民。所以，100万是最低数。

　　被驱逐人员壹般是有红卫兵押送。只许带简单的行李，就是所谓“扫地出门”。那几天在北京火车站成了人间地狱！“候车室和月台上跪满了等候车的被遣送的人们，有的戴著花样出奇的纸糊高帽子，有的伤痕累累裹著纱布。”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公安系统积极配合红卫兵的行动。红卫兵抄哪些人的家，把什么人赶出北京，都是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提供的信息。公安系统对红卫兵的行为持欢迎态度，认为红卫兵帮了他们的忙。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元帅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壹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壹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妳什么法律不法律，壹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壹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壹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上的垃圾。”9月5日，谭震林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壹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壹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回忆说：“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汇报壹些真实情况，刹壹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但是，王力却有不同的说法：“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毛主席对当时中央领导人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些东西。８月２０日红卫兵第壹次上街，砸招牌，改路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歌颂性报道，对此，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的陶铸不满意。事实上，毛泽东可能认为“破四旧”影响了揪“走资派”，但他从来没有制止“破四旧”。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其中写道：“红卫兵上阵以来，所向披靡。······壹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壹个壹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9月17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红卫兵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壹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荡涤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壹切污泥浊水·····在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红色恐怖升级

　　八月的北京笼罩著强烈的红色恐怖的气氛，批斗“黑帮”和“反动学生”、“破四旧”、清查社会人口，这些政治行动伴随著大规模的血腥暴力。当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壹段话成了红卫兵的行动指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到处是红卫兵的暴烈行动。

　　红卫兵中也有理智人物。面对暴力的升级，8月6日，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所学校的红卫兵，散发了壹份表明反对打人立场的《紧急呼吁书》，提出“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壹律解散！”但呼吁书声音微弱，没有起什么作用。红色恐怖继续升级。

　　“血统论”的风潮带来的是大迫害的高潮。“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在街头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资”。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挥铜头皮带，耀武扬威，出身不好的人闻风丧胆。进入八月，红卫兵造成的“红色恐怖”从北京蔓延到全国各地。

　　他们强迫“专政对象”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我向人民低头认罪。我认罪，我改造，我改造，我认罪。不老实交待，死路壹条，死路壹条，死路壹条。”红卫兵要求，必须带著认罪的感情去唱,咬字要清晰，不许走调。如果唱得不合格，铜头皮带就会落到身上。

　　8月4日，在北京大学的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小流氓”遭到殴打。首都的批斗会上打人向公众表明：“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仅仅是纸面文章，对群众中的武斗没有约束力。

　　北京大学附中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让她跪在壹张方桌上，壹个红卫兵把壹只脚踩在她背上，旁边由人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已怀孕，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

　　1966年8月5日午后。北京师大学女附中（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同时被毒打的还有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打死。壹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爬行过程中，有壹红卫兵用穿著军用皮鞋的脚踩碾壹名女教师的手指。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后，暴力升级。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1965年这三所中学发生过“四六八”学潮，当时被压下去了，这个会是为“四六八”学潮翻案。20多个被斗争者跪在舞台上。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他们。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著壹根绳子，让他从两公里外的学校壹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壹端牵在壹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

　　8月19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红卫兵用皮鞭和捆著带钉子的木棍，拷打校长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壹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1600多人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被殴打至死。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

　　8月23日下午3点半，壹队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他们把40多名老作家、老干部赶到大院，在强烈的阳光下罚站，每个人脖子上挂上壹个写有“黑帮”的大牌子，男女红卫兵手举铜头皮带往他们背上抽打，其中有著名作家、全国文联副主席老舍，他被打得鲜血直流，两腿摇颤，眼镜被打在地下。打过之后，红卫押著这些“牛鬼蛇神”到国子监孔庙，命令他们把仓库里的京戏服装、道具搬到院子中央，命令这些人围成壹圈跪下，点火烧毁这些戏装和道具。有的红卫兵还拿起木刀向老作家头上砍去，以示正法。老舍被砍得满脸是血。老舍面对外面受辱、家人冷漠的情况，于8月24日凌晨投湖身亡。

　　8月24日，北京第11中学的红卫兵到化学教师唐婉森（女）被抄家，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壹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著在操场上焚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他们强迫壹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图书馆员沉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壹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共有八人被害。

　　北京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壹起被“斗争”。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红卫兵命令校长高云站在烈日下暴晒，额头上被扎了壹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8月25日，北京26中的“赤卫军” “斗争”了46名教师。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被“斗争”之后自杀而死。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壹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

　　红卫兵的暴行激起了两起反抗事件。壹是崇文区的榄杆市事件，二是曹滨海事件。

　　8月24日，在当地的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的引导下，女15中红卫兵抄了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她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枪枝、黄金，他们哪有什么枪枝、黄金？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壹天上交了房产证，还说他是“房产主”。25日又到李家开斗争会。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壹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用棍子打他们，李文波忍无可忍，抄起壹把菜刀砍伤了红卫兵后跳楼自杀身亡。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关押。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后立即枪决，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这起血案被称为榄杆市事件。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说成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文革”后的1981年3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拿起菜刀砍伤了壹个红卫兵同学。曹滨海被公安局抓走，曹的母亲樊希曼被红卫兵抓到学校活活打死。曹滨海从此精神失常。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高层迅速表态。8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妳们。”同壹天，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说：“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这两起事件被说成“阶级敌人的疯狂报复”，红卫兵大肆宣传，壹些学校开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进壹步更激起了红卫兵的“阶级怒火”，打击“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各个学校， 8月26日到9月1日，打死的人比8月25日以前大幅度增加。

　　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在他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怒火冲天，抄家中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军服、匕首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妳打他，他杀妳，这是妳死我活。”宋柏林没有打人，在日记中自责“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得不深，就是对人民爱得不深。”

　　8月28日，在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黄姓壹家被红卫兵打死5口。8月26日，黄家儿媳汪克宽从她供职的东方歌舞团回家，想从家里找壹些属于“四旧”的东西拿回团里交差，因为她们单位也在破“四旧”。她从家里找到壹些唱片、乐谱、香水和壹串假珍珠项链，装在壹个书包里。她出门时碰上了租住他家的姜某的父亲。姜老头厉声叫住了她，问她书包里装的什么，叫她“立即回屋，不能转移财产。”汪克宽向姜老头作了解释。汪克宽没有想到，姜老头，这个街道积极分子把汪克宽“转移财产”的情况报告了辖区警察罗某。罗某就通知在38中读书的弟弟率红卫兵来抄黄的家。抄家从27日持续到28日。红卫兵从衣柜里搜出了子弹壳。这是汪克宽的丈夫黄瑞五小时候拣的。红卫兵令黄瑞五交待子弹的来历。黄如实说明，红卫兵哪里相信？就对黄瑞五抽打。派出所得知他家男佣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就说他是“逃亡地主”。红卫兵又抽打男佣，让“逃亡地主”交待枪枝。因为有子弹必有枪枝。打完了两个男人，红卫兵说黄家三个女人（黄炜班、陈玉润、李秀蓉）“窝藏地主”，让黄家第三代女人黄炜班打自己的母亲陈玉润。黄炜班喊：“不要打人！”这壹喊激怒了红卫兵，就将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活活打死。

　　据北京官方史料，从8月5日到9月23日，有1772人被打死。

　　1966年8月下旬，很多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壹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他又回了家。当时很多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

　　位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文革中改名为东风市场），被东城区的老红卫兵占用作为审判和施刑的据点。里面被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在墙上还用被害者的鲜血写著“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戚本禹看到壹位女红卫兵手执钢鞭抽向壹个20多岁女人，理由是这个女人搞了很多男人。

　　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其中很多是女孩子）如此残忍？这与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有关。

　　自1949年以来，政权运用报纸、电台、会议、课堂、文化娱乐活动等壹切可以利用的方式，年复壹年、日复壹日地，对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进行妖魔化，在红卫兵看来，这些“阶级敌人”死有余辜。所以，红卫兵们对这些人施暴时不仅没有负罪感，反而有壹种正义感。由于信息封锁、单壹灌输，那些“红五类”们也成了由政权任意摆弄的政治愚民。壹旦出现政治运动，这些政治愚民就很快变成了残杀“阶级敌人”的政治暴民。

　　不仅北京有老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其它大城市也发生同样的情况。1966年9月20日，西安成立了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红色恐怖队”（简称“红恐队”）。“红恐队”学习北市的西纠，和西纠的高干子弟来往很密切。他们打人、抄家，将四类分子家庭驱逐到农村，无所不用其极。西安九中的学生把汽油桶绑在老师的背上，用火点燃汽油桶都把老师活活烧死。西大街的城隍庙当时是西安最大的抄查物资仓库，所有红卫兵抄家来的东西都放在那里，衣服、家具、收音机、图书、字画堆积如山，在火车站东边壹个仓库关押著即将遣返的四类分子黑五类的，不许他们说话，让每人嘴里都咬著鞋，鞋掉下来就挨打。凌晨四点左右，红卫兵用手臂粗的木棍将被遣返的徐自简殴打致死，公安局以正常死亡上报。后来，“红恐队”还派人到北京参与联动冲击公安部。

　　“西纠”和“联动”

　　在红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8月25日，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发起成立了壹个组织：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是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发起的，后来又有19所中学加入，后来又发展到四五十所中学。据说成立“西纠”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控制红卫兵乱打人。对于西纠在文革中的作用，几十年争论不休，有人肯定西纠在“抑制混乱方面所起的作用”,说“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有人说，这个组织是红卫兵搞红色恐怖的继续和发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它成立时的自定的任务、发表“公告”的内容、他们的实际行动、“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是收敛还是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

　　“西纠”成立时宣告，“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

　　“坚决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有权撤销壹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卫兵组织。”

　　“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壹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等。

　　他们自定任务中心是继续坚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不仅第壹次把资产阶级列为镇压对象，还把他们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子女）也列入了镇压对象。西纠的任务中没有制止打、砸、抢、抓、杀的内容。它这些“有权”不是任何合法程序获得的，而是自授的特权。

　　“西纠”的成立和活动，得到了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陶铸、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指导纠察队的活动。并指示周荣鑫帮助“西纠”解决用房、交通工具、印刷等问题。显然，这些中央领导人是希望“西纠”能够担负起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在首都工作组有壹种说法：“壹物降壹物，卤水点豆腐”“能管红卫兵的只能是红卫兵”。

　　西纠自成立之日起，在短短壹个多月的活动中陆续发出了10个通令。摘要如下：

　　第壹号通令：撤销红壹中关于不许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通令。从现在起各新华书店开始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

　　第二号通令：壹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第三号通令：壹、壹定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著作，壹定要大量印制和出售各种毛主席画象和毛泽东纪念章，谁胆敢阻止工农兵群众和我们革命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谁胆敢摘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三、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五、为了给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革命造反活动提供交通方便，我们认为，在路灯通明的马路上骑车，可以不必点灯。六、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今后，生产部门要立即砸烂壹切旧商标，创立革命的新商标。我们红卫兵决不许可任何旧商标的产品出厂！七、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八、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壹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壹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壹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四号通令：我们提出以下七项规定。壹、要深入调查研究。哪些人属于黑六类？哪些人不属于黑六类？壹定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可以搞“红卫兵”、“派出所”、“居民委员会”三结合，通过组织系统去调查。不是黑六类的家壹律不查！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二、要通过组织在查抄黑六类的家之前，壹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要持有证明信；壹定要与当地的派出所取得联系；可以与各街道革命的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协助，还可以征求被查抄的人所在单位的意见。三、要文斗。要提高警惕，后发制人。四、壹切缴获要归公。五、区别对待，打击少数，孤立敌人。六、斗垮敌人，教育群众。我们要把那些老寄生虫，老吸血鬼，杀人的刽子手统统揪出来，揪到光天化日之下，揪到大庭广众之前，把他们的累累罪恶公诸于世，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控诉，进行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教育运动。七、给出路。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置外，其余壹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五号通令：我们壹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

　　第六号通令：对第五号通令中要文斗，不要武斗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说明。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第七号通令：从农村或外省市逃亡、流窜到北京，或隐瞒成份，隐瞒历史，隐瞒罪恶活动而混入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确实查明后，要勒令其离开北京，回原籍监督劳动，实行改造。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壹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壹切要求。

　　资本家不必离开北京，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

　　右派分子不必离开北京，继续留在原单位，由原单位通过组织系统进行处理，更便于对这类人的斗争、监督和改造。

　　有历史问题，巳彻底向组织交待，经组织上作过结论，摘掉帽子，并且有所改造者，有公民权利，本人没有现行反动言行，可以留在北京，在原单位继续工作，接受改造。

　　对于限期离开北京的四类分子要有组织手续。其户口迁移手续要由派出所和本人所在单位直接负责。要保证其所必须的生活费用和生活物品。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壹律不要查收。要切实给予他们生活上的出路。不要对他们进行武斗，要保证他们在路上的安全。

　　第八号通令：

　　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妳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壹些缺点，猖狂反扑，进行阶级报复，这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每壹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壹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在此，我们对于第六、七号通令作以下补充和说明：

　　壹、我们再次说明，对于顽固不化，拒绝改造，民愤极大的资本家、右派，以及站在其反动家庭立场上的四类分子子女，必须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进行严肃处理。

　　二、关于第六号通令中的不要长时间低头和站立的决定，应根据斗争的需要，由革命群众权宜处理。

　　三、所谓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包括剥削得来的财物。

　　四、资本家留在城市里，发动受其剥削压迫，最了解其罪恶活动的工人来监督改造他们。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上与资本家同。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把矛盾上交、下放，不负责任地把脏水泼到别人的院子里。

　　第九号通令：壹，形势；二，任务；三、几项规定：1．充分利用外宾参观、访问、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的机会，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让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火种带到世界各地，烧起世界革命的烈火。2．以主人翁的态度热情对待外宾，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影响他们，启发他们。3．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做好外宾保卫工作。4．不要阻拦外宾的车，不要围追外宾，除了个别的别有用心的人之外，壹般不阻拦外宾照相，保证他们的正常活动。

　　第十号通令：关于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连的事。欢迎来京串连的师生，要求北京市各单位做好接待工作。

　　这十个“通令”充满了干部子弟的霸气和特权思想。其积极方面是声明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声明“对没有政治意义的经济财物壹律不要查收”（后来又说“剥削得来的财物”也有政治意义），缩小了强令离开北京的人员的范围（第5号和第6号和第7号通令）。但是，第8号通令基本否定了第5号、第6号和第7号通令中比较宽松的内容。这十个“通令”多次强调的内容是保护高级干部的安全，维护高级干部的生活。“壹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壹号通令）“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二号通令）“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三号通令）“国家负责干部的家绝对不许查！”（四号通令）当然，保卫高级干部的安全是应该的，但如此壹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说明“西纠”把保卫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安全放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都工作组的壹位成员在回忆录中说：西纠“壹度保护了宋庆龄、何香凝、班禅、郭沫若、傅作义、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程砚秋等国家领导人和文化界名人的住宅安全。”这可能是事实，但西纠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乏善可陈。相反，他们还是用“血统论”的指导思想，对非“红五类”进行强力打压。“八号通令”说：“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妳们的家，打了妳们的人，给妳们戴了高帽子，牵妳们去游街示众，赶妳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从8月25日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强化。这与前面说的李文波事件和曹滨海事件有关，也显现出西纠制止武斗没有效果。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壹百人变为超过壹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壹天内有228人被打死。“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几天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西纠不仅没有制止红色恐怖的效果，西纠成员自己还在继续制造红色恐怖。

　　由于“西纠”狂妄地自授权力，是红卫兵的“宪兵”，它的权力是无限的，其指导思想还是“血论论”和阶级专政，在某些方面的残酷行为比壹般红卫兵有过而无不及。“西纠”在北京六中的表现就是壹例。

　　座落在天安门西侧不远的北京六中，是“西纠”的壹支重要力量。他们私设刑堂，自立“劳改所”，打死学生，其残酷程度骇人听闻。

　　六中“劳改所”有岗楼，岗楼上有壹盏四面转动的探照灯、射击孔、了望孔、警铃、汽枪。岗楼上日夜设岗，严密地监视著校内外过往的行人。迎面墙上就有壹条刺眼的红色标语“红色恐怖万岁！”据“劳改”成员说：字原来准备是用人血写的，但未能得逞，所以用红漆写成后还时常用人血向上涂抹。“劳改所”里，满地都是刑具，从木枪、长棍、鞭子、尼龙绳······。在这里被毒打的有五十人之多。在壹段时间里，“劳改所”天天都会传出鞭打声，惨叫声和狂笑声，所有的男女“劳改犯”都挤在这二丈长，七八尺宽的屋子里，平时不许交谈，睡时不许睁眼，不许翻身，不许打呼噜，连上厕所也要排队听口令。“犯人”入所的那天起，他们的名字就被号码所代替。六中红卫兵对“劳改”成员施用鞭笞、棒打、“拳击小腹”，“刀背打脸”、“坐土飞机”“开水浇人”等残酷的刑罚。“坐土飞机”就是由几个人分别抓住受刑者的手脚，象打夯壹样，把人抛起壹米多高，壹齐撒手，受刑者就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他们在打人时却说：“这是文斗，不是武斗”，“这叫文武结合，是最高形式”。他们让“犯人”连续几个钟头背诵毛主席语录，有时还要跪在凳子腿上、头上顶著东西背诵，壹直背诵到头昏眼花、汗流满面。背诵得不好还要重新背诵。

　　19岁的六中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串连。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被六中红卫兵西纠队员关在“劳改所”进行令人发指的折磨后，活活打死。王光华死后，没有通知王的家长，当夜12点钟送到火葬埸烧了。在许多天之后，他们才到王光华家去，说：“王光华是反革命，被我们打死了。”他们向王光华的母亲勒索了28块钱，说是火葬费。还威胁说：“不许把这件事说出去，否则把妳家满门抄斩。”

　　六中退休老工人徐沛田，1940──1956年在北京六中当工友。退休后，单身壹人，壹直在六中生活。由于他父亲是洋车（三轮车）厂主，六中红卫兵把徐沛田揪出来，让他口叼著破鞋在操场上爬行。壹直爬到厕所，又将徐推入小便池，并在他身上尿尿。10月3日下午，又用开水浇徐的头。徐回宿舍后奄奄壹息，四点多钟又毒打徐，再用开水浇老人头部。百般戏弄，让老人唱歌，跳舞，还让他吃屎喝尿。最后将尼龙丝绳子套在徐的脖子上，把这位老人活活吊死了。死后尸体放在后院，暴尸三天。

　　1966年11月18日，北京市委发出《重要通告》，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说，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壹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弹簧状的铁屑，壹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壹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1966年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会上，江青发言中说：“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这些所谓的纠察队有壹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今天，我们要自我批评，我们对他们教育的不好，四十几岁的人，六十几岁的人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周荣鑫是负有责任的，雍文涛也负有责任的，王任重也是负有责任的。让他们向妳们检讨，他们是怎样支持他们这壹小撮坏蛋向妳们做宪兵工作的。······我希望妳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要不要周荣鑫、雍文涛站出来看看？（众高呼：要！让他们两个低头！）（周荣鑫、雍文涛低头站在台前）1966年12月17日，北京和外地来京的师生、干部十万多人在北京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胜利誓师大会”，江青、陈伯达批评了纠察队之后，周恩来说：“中学的小家伙，纠察队的壹小撮人做了壹些犯法的事，违反了中央规定，做了壹些坏事，····经过我们多次教育，屡教不改，所以逮捕起来教育、改造他们。”“纠察队在历史上，本来是在第壹次国内革命时期出现的，叫工人纠察队，是保卫工人阶级，镇压工贼、资本家走狗、反革命警察、宪兵的。但红卫兵纠察队起了相反的作用，变成管红卫兵的了。起相反的作用就不对头了，逐渐被坏分子利用了，成为打击红卫兵革命行动的工具，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

　　12月27日，在红卫兵首都三司召开的大会上，周恩来说，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因此要取消纠察队。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西纠的负责人孔丹被捕。

　　从上面多方面分析得知，西纠没有起到制止“红色恐怖”的作用。

　　另壹方面，把8月25日西纠成立以后的“红色恐怖”的责任完全算在西纠头上也不完全公正。在壹次周恩来出席的会上，西纠负责人之壹秦晓等人把西纠发布的通令等材料送给周恩来，还附了壹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了反动组织了呀？妳不是支持我们的吗？”周恩来在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了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壹直没有看过。周恩来壹口否定了。

　　1966年秋后，斗争矛头真正指向了当权派。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揪斗，被凌辱，被打倒，其数量是空前的，其残忍程度也是空前的。这些官员是官僚制度的支柱，是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社会秩序的骨干力量。科层官僚制度窒息了社会，压制了底层，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特权和腐败，但责任不全在这些官员，而是制度。制度的罪责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他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摧残。但是，毛泽东已经把他们置于被批判、被“火烧”的地位，他们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牺牲品了。虽然毛泽东说是“烧壹下，不要烧焦”，但相当多的干部被“烧焦”了。群众运动是不能自发地掌握“火候”的，在官民矛盾相当尖锐的极权社会，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点燃的肯定是不可控制的熊熊烈火!

　　对领导干部大规模的迫害，高干子弟家破人亡，流落街头，倍受欺凌。他们老子已经从“英雄”变成了“反动”，他们自己从“好汉”变成了“混蛋”。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父母“反动”，更不甘愿自己成为“混蛋”。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壹个月前抽向“黑六类”铜头皮带竟然抽向了他们的父母！

　　正是这个原因，西纠被取缔后，又出现了壹个新组织。这个组织就是“联动”。“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11月底的事情，正式成立“联动”是12月5日。联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壹○壹中、八壹中学、十壹学校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干部子弟“成堆”。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联动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壹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壹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壹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和“海淀区纠察队”的联合体。1966年12月5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壹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这壹天，应当算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纪念毛主席诞辰，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次会议呼喊的口号有：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妄了！

　　全国革军革干子弟联合起来！

　　坚决拥护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来发表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壹切单位、壹切部门都要置于军委领导之下！

　　反对纵容鼓励支持反革干革军子弟的行动！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谁敢乱捕革干革军子弟，小心狗头！

　　强烈要求释放被无理拘捕的全体干部子弟！

　　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

　　大概是在1967年1月初，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大字报区，我看到了壹张很长的大字报，看这张大字报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们只是默默地看，没有人发表议论。大字报的内容我不记得，但其中的壹句话几十年我没有忘记：“坚决粉碎中共中央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两主席”显然是指毛泽东和林彪。“几个委员”显然是指中央文革成员。在那个时候谁有这个胆量？细看，才知道是联动通告。当时我听说中学生有个联动组织，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大胆！最近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通告。摘要如下：

　　联动的通告宣告联动的任务是：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壹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保卫党的各级优秀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通告说：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壹切行动指示。

　　联动提出“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两主席和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毛泽东放出的魔鬼最终扑向了毛泽东自己！这应当是毛泽东面对的最早反对文化革命的力量，也是最早公开发出的“取消壹切专制制度”的呼声。这个呼声比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 要早三年。值得注意的是，联动通告和“57工程纪要”，都是专制制度最高层的子弟们发出来的声音。可见，专制制度的最高层也有反对专制的力量。

　　最近读了米鹤都的书，他说上面这个通告是“伪联动”发布的。真联动的负责人都否定这是他们的作品。米鹤都还说这个通告的作者至今不详。这真是壹件怪事，在当时，张贴反对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还说他们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比张志新等有过而无不及，难道毛、林听之任之？难道公安部门不尽力侦破？

　　联动提出“取消壹切专制制度”，并不表明他们有什么民主共和思想。壹位联动成员的壹封信，虽然晚在1967年4月写的，也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心态，摘引如下：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妳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妳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著瞧，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妳们靠边站！妳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壹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妳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会落在妳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妳们的后路吧！

　　······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101中 妳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中所期待的——“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果然都变成了现实！其实，只要共产党还处于执政地位，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官员子女世袭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联动成立不久，毛泽东说：“这些红卫兵，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不革命了。”联动这样的组织不仅北京有，西安有“红色恐怖战斗队”，沉阳有“红后代”等。这些组织都是以干部子弟为骨干，都以保老干部为目标，反对中央文革，反对造反派。这些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壹部分。

　　1966年12月16日、12月28日、12月31日、1967年1月6日、1月7日、1月11日，北京的联动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喊出“火烧谢富治”、“油煎江青”、“打倒三司”，“刘少奇万岁”的口号。说“戚本禹不过是十七级干部，算老几？”说要开汽车把关锋撞死。1967年1月中旬，经过毛泽东同意，把联动定为反动组织，毛泽东说：“这些头头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要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改造。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壹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壹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壹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只有两个月时间。后来，壹些“联动分子”又开始到天津活动。周总理派记者前往天津，向天津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解学恭传达他的指示。其内容只有11个字，就是：“注意‘联动’动向，幷采取措施。”总理还特别要求记者壹定把这壹指示记在脑子里，不要见诸文字，只能当面口头传达。1967年3月上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先后参观了八壹学校的联动展览，这是北京军区高干子女寄宿学校，学生在校生活条件之优越令普通百姓侧目。

　　壹些干部子弟被抓，引起了中央高层壹片反对声。这是“二月逆流”时老帅们发牢骚的壹个内容。聂荣臻批评抓联动成员。可能是元帅们的意见对毛起了作用，恰好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写了壹封血书，请求毛原谅在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年轻人，毛决定释放被抓的人。毛泽东决定释放被抓的人。毛泽东事后说：“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人员接见这些孩子。江青对联动的孩子们说：今天要妳们回家，是主席决定的，妳们表现不错，回家继续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要站好队，不要再站错了。还给每人发壹本书，孩子们壹片欢呼，感谢毛主席，感谢江青阿姨。

　　到1967年初，北京的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老红卫兵垮台。从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到联动被抓，红卫兵运动仅仅四五个月。和以后的造反派红卫兵相比，虽然他们年纪小，由于他们发起早，垮台早，他们称为“老红卫兵”。正是“老红卫兵”造成了文革中的第二波刧难。这壹波刧难受害的是教师、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子女。大批文物也是在这壹波刧难中被毁。这壹波刧难高潮的时候，除彭、陆、罗、杨及其受牵连的人以外，大批高级干部还掌握著权力，这壹波刧难有当权者作背景。1967年以后，这批“老红卫兵”历经家庭刧难、上山下乡、参军、工农兵学员，逐渐抛弃了“血统论”和政治狂热。到八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他们成为左右中国的壹支重要政治力量。

　　8

　　第八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受到冲击。这是毛泽东所期待的。然而，“坚持党的领导”是多年不可逾越的重要政治原则，自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党委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的观念深入人心。17年形成的官僚体系科层结构的势力十分强大，上下左右盘根错节。造反群众的冲击和官僚的反冲击尖锐对立，在全国各地出现壹个又壹个“事件”。而在这壹轮斗争中，各地造反派还是处于弱势。官僚体系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因势而变，因时而异，变换手法镇压造反派。

　　各地官僚们为自保压制造反

　　在1966年5月至12月，省、市、地、县党委领导人对文革群众运动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开始，他们壹方面抛出壹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的异己分子（壹般是分管文化教育的干部），让群众批判，壹方面按照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的指导思想，向各级学校和文化单位派出大批工作组，抓右派，镇压起来造反的人。7月底8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后，各地撤出了工作组。8、9月间，各地党委领导人又采取了新的措施：壹方面通过扶植各单位官办的“文革领导小组”的办法，继续掌控群众运动的主动权，另壹方面又通过扶植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和造反群众组织对立。

　　对于官僚们的对抗行为，当时有壹个的词语：“反扑”。1966年12月4日，周恩来对造反派红卫兵说：“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壹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

　　北京

　　在各大学里，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北京新市委派出的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顾问从后门进来，继续控制学校里的运动。新市委利用保守派还处于多数的有利时机，限令各校几天之内选出“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等领导机构。所谓选举，实际是暗中操纵，预先指定。这些文革领导机构，立即转入斗“黑帮”，阻止少数派批判工作组。在工作组期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并未得到解放，依然被视为“痞子”。各大专院校大办“劳改队”，把大批中层干部和教授送进“劳改队”。

　　上海

　　市长曹荻秋布置人力调查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的历史，将查出是“坏人”的资料，送给北京市红卫兵所属的单位，希望单位党组织整这些南下的红卫兵。上海市委组织干部、工人、学生同北京红卫兵开展辩论。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五好工人”发电报给中央、毛主席，为上海市委歌功颂德，还把这些电报印成传单，散发全国。市委组织了15000多名工人，加上官办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机关干部来保卫市委机关，防止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还壹手包办成立了全市的红卫兵组织。事先，市委指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负责组织红卫兵。1966年 8月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有3万多人参加的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大会发言人是经市委审查同意的，发言稿也是张文豹审定的。市委和军队领导人以及劳动模范出席了会议。会上确定的红卫兵总部头头们，大部分是市党政军领导人的子女。

　　广西：

　　8月5日，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即在该校是多数派，后来的桂林“老多”的骨干力量）在工作队撤离时，贴出了《送瘟神》的大字报。8月7日，当局调动成千上万名工人、农民，对广西师院造反派进行围攻、殴打。后称为“8·7事件”。接著又发生了桂林“8·19事件”：自治区党委第壹书记、广西军区第壹政委韦国清先后调动解放军驻桂141师5个连进驻桂林市内。在八月末的壹次厅局长会议上，韦国清说：“桂林‘多数派’是右派操纵的，他们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连队和壹些人，有两千多人，虽然不会都是右派，但是他们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随后，又发生了南宁“9·9事件”：南宁的造反派和南下红卫兵，为声援桂林造反派，抗议区党委，在广西区党委院内进行静坐绝食。区党委调动“盾牌兵”、“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围攻，造成壹次轰动全区的事件。

　　贵州：

　　1966年9月5日，首都南下串联队和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校学生约3000余人到省委大楼前要求省委第壹书记贾启允接见，请他回答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问题。贾启允躲到省军区不见面。这批学生便在大楼前开揭发批判会、静坐示威。省公安厅出动100多名“机关红卫兵”保卫省委大楼。省文革领导小组以上街宣传“十六条”的名义，调动干部、工人、居民12万人，对这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大圈套小圈，实行车轮战，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从9月5日至8日，贵阳市街头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都在围斗造反派学生。这壹事态被称为“9．5”事件。按照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因其红卫兵袖章上有编号，被造反派称为“号码兵”）。9月28日又成立官办的红卫兵纠察大队。10月15日，为了对付造反派，按贾启允指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联络站，由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具体负责上下联络。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其联络站设在贵州省总工会。

　　“号码兵”和工人纠察队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壹下火车就被他们包围，要求表态“省委是革命的。”如果不作这样的表态就要受到围攻。

　　宁夏：

　　工作组撤离学校后，宁夏区党委扶植的文革筹备小组领导运动。迫于形势，区党委为因反工作组而受压的学生平反，抛出了与宁夏党委主要领导人关系不好的几位干部作为“宁夏区党委内的黑帮黑线”进行批斗。在区党委的控制下，银川成立只允许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参加的“红卫兵总部”，其头头大多是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大破“四旧”，并压制对他们父辈的造反。“十六条”发布后，银川的工厂和政府机关里出现了壹些零星的反对单位党委的行为，但这些行为被扣上了“反党”、“反革命”的帽子。9月2日，宁夏大学的激进学生召开批判校党委书记江云大会，并把斗争矛头指向宁夏区党委。此后，宁大学生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保守派占有绝对优势。9月12日，自治区副主席陈养山作报告称，“宁夏的工作组并没有犯路线错误，只是犯了方法错误；杨静仁领导的区党委执行文革中的正确的道路”。此后，银川大街上贴满了攻击宁夏大学造反学生的大字报，批判区党委的大字报消失。对此，银川造反派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策划了更为激烈的行动。但此时银川造反派在数量和势力上都处于弱势，在银川处处受压，而且北京来的红卫兵还被驱赶。直至9月底，银川文革基本在自治区党委掌控之中。

　　湖南: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组织了以省委领导的子女为头头的“红色政权保卫军”，他们宣誓：“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著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8月19日，湖南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到市委所在地示威游行。市委将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卫市委。湖南大学的造反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件事称为“8·19”事件。

　　“8·19”事件后，湖南局势越来越混乱，湖南省委已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决定让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不久的张平化回湖南任省委第壹书记。9月初，回湖南的张平化心里没底，派华国锋进京找陶铸、王任重摸底。华国锋从陶铸和王任重那里得到的信息是：中央有组织反击的意向。张平化听后心里有了底，就沿袭反右斗争的经验，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9月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贞茂闻风而动，抓出了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9月20日，省直机关举行干部大会，由程贞茂介绍湘潭电机厂的经验；张平化、王延春做总结发言，认为8.19事件由“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9月24日，湖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属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张平化发表讲话，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反右斗争本是官僚们得心应手的行当，号令壹出，行动迅猛，大批“黑鬼”迅速落入网中。前壹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工人、干部大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有的被迫自杀。参与文革的“地、富、反、坏、右”都受到打击。

　　湖南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抓“黑鬼”时说：“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

　　“抓黑鬼”打击面越来越大，张平化怕难以收场。9月28日，张平化作报告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止抓“黑鬼”。然而，正在反右兴头上的官僚们岂肯罢休。

　　9.28报告两天后，《红旗》13期社论，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打击的 “黑鬼”纷纷赴京告状。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完全了解中央的态度，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反路线”。

　　湖北：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大批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串联。到武汉的北京学生有两拨，壹拨是中学红卫兵，以宋要武（宋彬彬）为首。因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为她改名而全国闻名。她是王任重请来的保省委的，受到湖北省委热情地接待。另壹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赵桂林为首的壹批大学生，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矛头指向省委。省委把赵桂林这些大学生视为心腹大患。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对赵桂林等围攻、驱赶，掀起了壹股“大抓南下壹小撮”的热潮。

　　从9月1日起，湖北省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形势和对策，不断向在北京的王任重请示。王任重指示湖北省委 查清南下学生的名字，以便运动后期处理。

　　由于反省委的北京学生住在湖北大学（现为中南财经大学）28号楼、29号楼，湖北省委指示湖北大学写“呼吁书”。“呼吁书”说，北京来的“壹小撮”是壹股逆流，在北京呆不下去了，跑到武汉来混水摸鱼，破坏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省委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坚决支持湖北省委的正确路线。武汉市委也发出了“呼吁书”，组织保守派红卫兵每天晚上在省委门前围攻“南下壹小撮”，高唱“湖北省委好”的歌，跳“湖北省委好”的舞。

　　在“大抓南下壹小撮”的时候，9月12日，保省委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武汉大学成立。湖北省委、武汉军区领导人乘30辆敞篷吉普车检阅红卫兵，以震慑南下造反的学生。

　　9月15日，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三千万湖北人民控诉”赵桂林等“南下壹小撮”。张体字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是不好惹的！妳要造我的反，造个卵子！” “九头鸟”本来是骂湖北人的话，否定了文革以后，由于有张体学这壹故事，“九头鸟”成了褒义词了。

　　四川：

　　１９６６年８月上旬，各大专院校的官办文革领导小组或官办文革筹委会，在四川省委的统壹部署下，接过“十六条”中“斗、批、改”的口号，在学校全面开展了“批三斗四”（将学生和老师按政治分类，三类、四类是打击对象）运动。他们计划壹校壹系抓壹两个人进行重点批斗，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教研组、班为单位广泛开展批斗活动　取壹个半月批斗完，以后就是改，在国庆节拿出成果，向国庆献礼，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就可鸣金收兵。成都工学院被揪出来的“三、四类”教师就有216人（不包括当权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内），其中还有个别学生，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26.2％。还有当权者暗中掌握的“三、四类”的教师。明的和暗的“三、四类”教师加起来约四百多人。“三、四类”教师每天挂著黑牌劳动，还常常逼迫他们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罚站、挨打。有的同时还被剃了阴阳头、画花脸。其他大专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九月初，壹名省委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联络员”会议上说：“学生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壹阴谋。”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成都和重庆以及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官办红卫兵成了镇压造反学生的主力。

　　南京：

　　在江苏省委的支持下，南京地区成立“南京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简称“赤卫队”）。与刚成立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省红总”、“省工总”对抗。赤卫队的骨干成员是各工矿企业的党团员、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和政治积极分子。省委为赤卫队提供了经费和物资。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主要领导人时，赤卫队和保守派红卫兵则将斗争矛头指向已经被抛出来的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和其他被省委抛出来的替罪羊——如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省社科所负责人孙叔平等人。当造反派群众组织围困省、市委的时候，赤卫队和官办红卫兵全力保卫省、市委。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各地都发生了围攻造反派的事件。如西安“8·16”事件，哈尔滨“8·17”事件，上海“8·25”事件，合肥“8·27”事件，青岛“8·25”、“9·1”事件，等等。

　　为了防止造反派学生的冲击，各地党委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组织工人农民围攻学生。为此，８月２１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２２日，中央发出《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扭转形势。9月7日毛泽东对《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说：“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壹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壹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壹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四条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凡是这样做的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纠纷，绝不能把责任推给群众，等。《人民日报》也于同日发表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为了阻止各地官僚们对造反派的镇压，把群众发动起来搞文革，毛泽东出了新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是各级党委为了抵制造反、阻止文革进壹步发展，对造反群众实行镇压。

　　据当事人王力回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说法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周恩来曾问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主席用英文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nary- line （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说：“我懂得了。”官僚们出于自卫和维持政权稳定的目的镇压造反派，是沿用共产党的惯例，如果说这次镇压反对党委的群众是资反路线，那么，1957年反右是最大的资反路线。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社论说：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社论特别指出：“但是，两条路线斗争并未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当时认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可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徐向前1967年2月1日接见总后系统部分造反派时说，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都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邱会作对第二医科大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邱会作要保。

　　毛认为，现在批判的不是工作组，不仅是五十天，而是批判工作组撤出以后、那些采用新形式抵制群众运动、控制群众、不让群众造反的人，概括起来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部分群众来保自己的人。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十天（即工作组时期）要检查，两个月（即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的八九两月）也要检查。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是周恩来，周下面就是陶铸。全国范围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和陶铸当然难辞其咎。但是，当时毛认为主要是陶铸。三个月以后陶铸被打倒，这应当是重要原因。

　　批判资反路线也暗含著对十七年的质疑：哪壹次政治运动，群众不受到资反路线的迫害？1957年反右运动就是最严重、最残酷的资反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催生出了壹些激进的造反派——否定十七年的造反派。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红极壹时，是和批判资反路线相联系的。9月6日成立的“三司”是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组织“东方红”联络多所大学的造反组织建立起来的。“三司”的领导人是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8、9月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多次到地质学院了解情况，和地质东方红的领导成员朱成昭、王大宾、田春林、伏庆是、刘长风等建立了联系。这个背景使得“三司”成为冲击资反路线的壹支重要力量。 “三司”的成立对全国造反派影响巨大，各地被官僚们打成“反革命”的造反者逃到来北京告状时，不少人得到了“三司”的帮助，从“三司”那里得到了信息和胆量。湖南的杨曦光、重庆的黄廉的回忆中都谈到三司对他们的影响。“三司”设在全国各省的“联络站”，大力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各地冲击资反路线和夺权时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朱成昭成了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恋人，1966年底，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严重对立的情况下，他站到反对中央文革的壹边。他的选择与叶剑英有关。这是后话。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图，10月6日，“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十万人的大会，会议的横标是：“全国在北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陶铸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陈伯达主持大会，他先让江青讲话。江青说“我们支持妳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行为！我们学习妳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妳们站在壹起！”江青让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有“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在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同志，应宣布壹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个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本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周恩来说：张春桥宣读的这个“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

　　参加这个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他们中间很多人在当地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以后，冲破本单位封锁、冒著风险来北京告状的，有的还写了血书。周恩来在讲话中先肯定了江青的话，表示了对造反派的支持，回答了造反者提出的问题，要求各地党委对来北京告状的造反者“回到本地不得加以迫害，不得非法扣留、私刑，就是要保证人身安全。”“工资照发”。 朱成昭让蒯大富代表三司宣读三司誓词。“蒯司令”的称呼由此而来。实际上，蒯大富没有当过司令。

　　大会通过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通电，呼吁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千上万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们，拿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武器，砸开了自己身上的枷锁。

　　批判资反路线，首先得为运动初期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的群众平反。虽然八届十壹中全会后，这些被打击的人已经获得了自由，但名誉没有恢复，整他们时的材料（当时称为“黑材料”）还在当权派手里。有的当权者想把这批材料留下来，在运动后期“秋后算帐”。所以，造反派向当权派索要“黑材料”，有的单位冲击档案室，查抄“黑材料”。对当权派来说，这批“黑材料”很难处理：交出来，就是自己镇压群众的罪证，也失去了“秋后算帐”的资本；不交出来，万壹被造反派发现，就会“罪加壹等”。有的当权派就私下烧毁。1966年10月底，武汉水电学院有人发现行政大楼里有人烧东西，造反派要当事人交出“黑材料”，但对方说没有。造反派撬开柜子，看到了不少各系上报的“黑材料”。造反派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激起了群众的愤怒，进壹步扩大了造反派的队伍。

　　被毛解放了的造反派，积极响应毛的号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镇压他们的“当权派”。成千上万“当权派”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排除文化革命的阻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还请地方壹些造反派头头在会上发言。

　　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工作组也撤了，为什么还要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呢？亲历者王力说：“以前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批判十壹中全会以前的五十天，就是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的五十天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十壹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解决八九两个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主要是总理、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两条路线斗争十壹中全会以后还在继续······工作组撤走了以后，如果还是旧的组织原封不动，还是旧的机器、旧的纪律、旧的方法，只是换了壹种形式，还是不行。”“毛主席认为，这壹段没有支持那些坚决拥护革命路线的、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毛认为，八九两个月虽然搞得轰轰烈烈，群众的积极性要保护，但没有抓住主要点，没有把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派，没有给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要排除干扰，进壹步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

　　会前，毛泽东向陈伯达讲述了他的思想，陈伯达执笔写成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后来下发时题目改为《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0月16日，陈伯达代表中央作了这个报告。这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报告高度评价前壹段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和群众的造反行动，指出形势大好。报告分析了各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表现形式，批评了各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他批评了“血统论”，并尖锐地指出：“为什么高干子女就壹定要掌权？难道是他们的血统高贵吗？”“最好让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报告要求各级干部去掉“怕”，放手发动群众。他批评了“用宗派主义来代替党的阶级路线”，要求“坚持用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对这个报告评价很高，10月24日23时批示：“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陶铸的秘书马恩成参加编会议简报，他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参加会议多数干部对陈伯达上纲上线不理解，有的还对造反派的冲击有怨言。江苏省委第壹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壹派压壹派。张春桥听后马上指责说：群众的壹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壹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妳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抱怨，市委第壹书记万晓塘被红卫兵逼得心肌梗死而猝死。于是，在第二组，赵武成就成了批判重点。康生来这个组参加会议，当他听说万晓塘猝死后，拥护市委的壹派群众上街游行时，声色俱厉地指著赵武成说：“妳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其他组受重点批判的，有西北局第壹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壹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壹书记韦国清，华东大区则是福建省委第壹书记叶飞。各组的批判火药味很浓，都上纲上线。

　　会上印发了壹些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例如，四川南充壹位妇女受南充地委打压的材料。中共南充地委把2000多名学生打成了反革命。这位妇女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反革命，那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委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有问题。”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大会上作了检查。

　　刘少奇９月１４日就写了检讨，给毛写信：“把我作为错误典型，把我拿出来批评，对党对人民有利，对推动文化大革命有利，我愿意这样做。”毛当天就对刘少奇的检查作了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毛说的后半段是指刘不但检讨了五十天，还检讨了１９６２年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在工作会议期间，１０月２３日刘再次检讨，是在９月１４日检讨的基础上作了些修改补充，会上印发全党。这个壹万多字的检查中说：“我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壹些缺点，看成‘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邓小平在检查中说，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壹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毛主席这壹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他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严重错误，还进壹步上纲上线：“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壹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壹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壹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壹边，总之，这壹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谈到文革，他说：“这是壹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他对林彪当接班人表明态度：“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向林彪同志学习。”

　　10月24日，小组会上开展对对刘少奇的批判，与会者争先恐后地发言，好像谁不批刘不奇谁就不忠于毛主席，谁就不革命了。

　　10月25日，毛泽东在大会发表讲话，他说：“想要使国家安全，苏联斯大林壹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 了个壹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壹线，结果很分散。壹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壹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壹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壹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谈到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他安慰并勉励干部们：“路线错了，改了就是了。谁要打倒妳们呀？我是不要打倒妳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壹定要打倒妳们。”

　　会后不仅下发了陈伯达的报告，还向全党全国公布了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壹张大字报》，成为进壹步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的思想武器。

　　批判资反路线的后果

　　中央工作会议将要结束和结束以后，各地学生先后召开的大规模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将造反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这壹轮斗争１０月间在学校首先发动，１１月发展到壹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１１月中到年底。“十六条”虽然提出放手发动群众，由于各级领导的阻挠，实际没有发动起来。批判资反路线以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壹个小单位的党的领导人都是党的化身，谁冒犯他，谁就要倒霉，至于省市党委书记那样的高官，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现在，毛泽东批评他们打击造反群众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地方各级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这对造反派来说，是壹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造反派有壹种被解放的痛快感。在他们受压制时唱“抬头仰望北斗星，我们想念毛主席”，被解放后就高喊“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他们更加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了。当然，也有人借机对过去整过自己的官员们发泄仇恨、施行报复。

　　10月初，我到大连、沉阳、长春、哈尔滨串连。10月中旬到11月，我又到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湖南、上海、青岛等地串连，看到工厂、机关、商店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批判会壹场又壹场，大字报贴满墙壁。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揭露和批判资反路线。壹些人控诉在文革初期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也有壹些人控诉在文革前受到的迫害，要求平反。不过，申诉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得不到支持。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壹次重要转折。真正的造反派的掘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壹些个人和组织。这壹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工作组的50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才真正走上政治舞台。

　　在批判资反路线以前，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用种种名义、用各种方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造反的群众；在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造反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官僚集团。造反的洪流猛烈地冲击官僚体系，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受到冲击。大批官员家庭面临厄运。在这以前，群众中是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对立，在这之后，由于保守派是执行资反路线的力量，官办的群众组织彻底瓦解。造反派红极壹时，但由于没有保守派的对立，在这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出现分裂。

　　如果说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使得大批中学生用“红色恐怖”的方式“破四旧”的话，那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则是较为成熟的大学生和部分工人，采取激烈的方式冲击官僚体制；如果说，八届十壹中全会只是在校园里掀起波涛，那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全国各个领域都掀起了波涛。批判资反路线，毛泽东解放了壹大批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他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更高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更亲了。

　　批判资反路线时学生到工厂串连，发动工人参加文革。这时还不能组织跨行业组织，只有少数大胆的年轻工人和学生走到壹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开始从学校烧到了机关、工厂、农村。在前壹段时间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教师，对待官僚体系的态度更为激烈，对政权的冲击更为猛烈。

　　上层的军政官僚们，他们对打倒彭、罗、陆、杨是支持的、积极的，对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更是积极。但是，当全体官员都受到冲击，他们就不满了，从而出现了反弹。

　　10月27日，在中央召开的大区及省市第壹书记的会议上，书记们提出了很多紧急问题。散会时向外走著，叶剑英元帅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诗词：“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忽然发现大家注意到他，就不念了。这是叶剑英按《虞美人》词牌韵律填写的壹首词，词的下半部分是：“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壹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陈毅元帅为此手书“绝妙好词”。谷牧说：“叶帅这首词反映出的是更多的不理解和准备再壹次战斗的决心。”谷牧说的“再壹次战斗”就是1967年的“二月抗争”。

　　这时，有的地方的官僚们作了壹个很无奈、很愚蠢的反抗，他们组织人用红色油漆把大门、街头大片墙壁涂成红色，搞所谓“红海洋”。他们以为，这样群众就没有地方贴大字报了。青岛市的“红海洋”最为突出。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为此发了专门通知，制止了“红海洋”的泛滥。

　　批判资反路线的冲击波，冲垮了官僚体系，党的组织全面瘫痪，各级政权也处于半瘫痪状态。在这个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造反派向各级政权机构实行了全面夺权。

　　9

　　第九章群众组织的兴起、活动和消亡

　　1966年8月，毛泽东恩准老百姓有结社自由的权利。这项权利本来是写进宪法的，但中国不是宪政国家，宪法只是壹纸空文。毛泽东给了这个权利，群众组织就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群众组织开始只限于本单位，后来发展到跨单位、跨行业的大规模组织。群众组织打破了单位党组织的约束，冲垮了官僚机构，冲垮了旧的秩序，实现了毛泽东期待的“天下大乱”。在准许建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时，毛泽东留了壹手：不允许建立跨地区的全国性组织。这条限制是防止群众组织调动全国性资源与中央政府抗衡。仅管设下了这壹限制，但他还是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盒子里压抑著积累了十七年社会矛盾。积怨太深，冲力特大。毛泽东从魔瓶里放出的魔鬼，他自己也难以降服。这个实现“天下大乱”的工具，在以后实现“天下大治”的过程中，就成了障碍。那时的毛泽东，不得不容忍主持恢复秩序的铁腕官僚们，镇压他曾经支持的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头头们都成了牺牲品。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除了恩准结社以外，还给予老百姓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办小报，当时红卫兵小报有5000多种（也有人估算为8000多种），有的发行量很大，如清华井冈山报在全国多个城市有航空版印点，邮局可以订阅。每个人都可以印传单，传播各种信息。1998-2003年的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文革中曾在国家计委机关刻钢板、印传单。学生（实际有壹些工人和教师）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人们在短期内似乎真正享受到民主和自由。

　　红卫兵和造反派

　　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不知道红卫兵和造反派有什么关系。实际上，红卫兵是群众组织，造反派是众多造反群众组织汇合起来的壹个派别。从总体上看，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有两个大的派别：造反派，保守派。此外还有逍遥派，即哪壹派组织也不参加的人（运动初期逍遥派很少，随著运动的进展，逍遥派队伍逐渐扩大）。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造反的，就是造反派红卫兵；如果这个红卫兵组织是保守的，就是保守派红卫兵。在壹个城市可能有很多红卫兵组织同属壹个派别。就造反派而言，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但这些派别全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都是在毛泽东的恩准下造毛泽东以下官僚的反，也可以说是“跪著造反”：跪在毛泽东的面前，看著毛泽东的脸色造官僚们的反。就我亲身的经历来看，当时区别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壹个重要标志是：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派“开火”的派别是造反派；矛头向下，和掌权者壹起打击反党委、反工作组的群众的派别，为保皇派(后来周恩来说不要叫保皇派，就叫保守派)。造反派开始是少数派，随著运动的深入，造反成了时尚，队伍不断扩大。后来，这个群众组织反对这壹位领导干部，却保护另壹位领导干部；那个群众组织保护这个领导干部，却反对另壹位领导干部。因此可以说，除了官办的红卫兵、赤卫队（1966年底基本瓦解）以外，所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是“造反派”。他们的差异仅限于“造反”对象的不同。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对地、富、反、坏、右，都是排斥和打击的，都尽力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不过，保守派队伍更为“纯洁”。

　　红卫兵开始出现是造反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才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出现后，其它学校仿效，也成立红卫兵。也有的学校不叫红卫兵，北大附中就叫“红旗战斗队”，“红旗”的头儿彭小蒙很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也提到支持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队”。这些老红卫兵造谁的反？造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反，造“四旧”的反。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造反，就是以下犯上，以弱犯强。老红卫兵反学校领导是因为他们父辈地位高于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又得知内部消息，所以他们不应当算造反派。破“四旧”更算不上造反了。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要冒政治风险的，而老红卫兵造老师的反是有恃无恐的。后来，文革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红卫兵的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他们就不加掩饰地保护干部、打击造反派，成了是名符其实的保守派。

　　大学的红卫兵是在中学之后出现的。以清华为例。蒯大富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之后，出现了壹批比较温和的反工作组的学生，成立了壹些“战斗小组”，写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本书作者就是其中之壹。我们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本来是继蒯大富之后起来的，但蒯大富已经被工作组搞得很臭。给他平反以后，他想参加这样的群众组织，没有人敢接纳他。这说明工作组的影响还很深。工作组主政期间扶持成立了以贺鹏飞（贺龙之子子）、刘涛（刘少奇之女）、李黎风（李井泉的儿子）、乔宗淮（乔冠华的儿子）等为首的“清华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临时筹备委员会”（“临筹”），我们称之为“伪临筹”。“临筹”成立时，我在大礼堂草坪南头日晷附近的席子上贴了壹张几十个字的小字报：“毛主席说‘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高干子弟没有吃过苦，他们不可能是左派；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必需是左派，高干子弟不是左派怎能当‘临筹’的领导？”“不吃苦就不能当左派”是毛泽东和他姪子毛远新的谈话中的壹句话，这个谈话在文革前就传达了。“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必需是左派”是当时公认的政治标准。这张小字报贴出后，周围写满了批评和支持的批语。

　　“临筹”领导成员是工作组倚重的对象。8月7日，“临筹”提出结束对工作组的批判，把斗争方向转到批“黑帮”，即“八七建议”。显然，“八七建议”是保工作组的，背后是保王光美、保刘少奇。8月8日，反对工作组的壹派学生组织“八八串联会”，否定了“临筹”的“八七建议”。8月9日，支持“临筹”的刘菊芬等针锋相对地成立了“八九串联会”，坚持“八七建议”。“八九串联会”是在王光美的建议下组织的。清华大学就这样分为“八八”派和“八九”派，壹派要批工作组，壹派要立即批蒋南翔。当然，“八八”派并不保蒋南翔，只是说肃清工作组的影响以后再批蒋南翔。“八九”是多数派，是和“临筹”壹体的掌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八九串联会”壹下子就翻牌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4日，刘菊芬组织了“自控系红卫兵”这是大学生中较早的红卫兵组织）。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到壹个月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也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系里的头头之壹（我系的红卫兵是我和任彦申等人组织起来的）。8月22日，周恩来第二次到清华召开万人大会，我们争取到了参加保卫周总理的机会（保卫工作实际是中央保卫局做的，我们只是在会场周围带著红袖章站岗）。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有红绸子做的袖章。我们把王敬同学的红床单撕了做红袖章，其他班也是自己想办法弄的各色各样的红袖章。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派，在强大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面前，我们感到势单力孤。自控系的孙银基写了壹篇《少数赞》，对我们鼓舞很大，孙银基（后改名为孙怒涛）也在造反派中壹举成名。

　　从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红卫兵”是反校党委的（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信息，最早反蒋南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工作组的。但“清华大学红卫兵”只反校党委，不反工作组，即不反刘少奇。随著运动的深入，“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成了保守派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吗？当然是。但是，它不愿意接纳蒯大富。蒯大富就想另外成立组织。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建议我成立壹个组织。”经过壹段时间的准备，9月24日，蒯大富等组织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正式成立，成员只有和他壹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几十名“蒯式人物”（这是工作组对他们的称呼，是政治上的贬义）。它的宗旨是：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彻底为“蒯式人物”平反。他们想在校广播台上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不同意。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三司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才发展起来。

　　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先后成立了三个松散的全市性组织。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壹司令部，简称“壹司”）。27所院校的29个群众组织参加了壹司。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任指挥，“壹司”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到年底就解体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红旗”，也有保守派红卫兵。临时总指挥是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之子），除了“北航红旗”以外，参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组织。这个司令部由于成员混杂，没有搞什么大的活动。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了三司。三司的负责人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组织，成员很多是在资反路线中受到打击的学生。三司在全国造反派中很有影响。

　　1967年春夏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又重新组合为“天派”和“地派”。

　　“天派”主要成员有：“北航红旗”、 “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团派)，。因“北航红旗”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天派”。“地派”主要成员有：“地质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井冈山”（四壹四派）等。因“地质东方红”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地派”。

　　“天派”和“地派”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差别，同壹派内部的看法也不壹样。如“地质东方红”和清华的团派观点比较接近，而清华四壹四却参加了地派。天地两派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有时搞壹些小动作，如天派的韩爱晶和蒯大富在北师大扶持了壹个和“井冈山公社”对立的小组织，和谭厚兰作对。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们把文革中所发生的壹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实际上，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壹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杀害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驱，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规模的迫害都是当权者决策和组织实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壹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

　　对于文革中的派别，周恩来有壹个说法。他说：“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按周恩来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

　　造反派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壹些中央领导人壹而再、再而三地鼓动起来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 “十六条”都是鼓励造反的。

　　“十六条”壹方面制止各级党委打击造反群众的行为，另壹方面也给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让大家放心大胆地造反。当时，“矛头向上”（批评“当权派”）才是斗争的大方向。被批评的“当权派”的级别越高，批评者谁就越革命。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说：“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届十壹中全会期间起来的。离政治中心远的地方，造反派起来晚壹些，大城市壹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从重庆“8·15”、成都“8·26”、辽宁“8·31”等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起来的时间。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厂的造反组织是在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现、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起的；也可以说，造反派是被资反路线逼出来的。

　　为什么学生会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线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壹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因而得到了党组织信任；另壹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党组织保持距离，政治运动不积极，通称为政治上落后的学生。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势和劣势随著政治运动是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质分子。

　　笔者1966年10月以后到十几个城市串连所看到的得知，优势群体参加保守派、劣势群体参加造反派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

　　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他们的优势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给予的，当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维护者。他们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团。

　　处于劣势群体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调整工资、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权者的压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这些人壹直感到官员们对他的压制，他们官僚看到官员被打倒，有壹种痛快的感觉。

　　保守还是造反除了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外，的还有壹些浅层次的原因。

　　处于保守地位还有以下情况：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壹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是不会轻易造反的。所以，壹开始造反派是少数，随著运动深入，这些人胆大了，看到揭露出来官僚的问题，造反派的队伍不断扩大。保守派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颠覆现存秩序，反对亵渎多年崇敬的权威。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号召造反；平时 “思想活跃”、不尊重领导的人。如果某人在上壹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就可能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爱说话、爱表态，好打抱不平，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新右派”、“反革命”，是当权派把他们“逼上梁山”的。他们“根红苗正”，不怕对立面“抓辫子”。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气氛下，作为造反派头头，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的“大治”，就包含著造反派当牺牲品的残酷结局。

　　壹些单位群众造反的壹个原因，是当权者在群众中搞宗派：拉拢壹部分人，歧视壹部分人。在武汉水电学院，工作组进校前，党委将师生分为左、中、右三类，左是依靠对象，中是争取对象，右是打击对象。1966年6月中旬，对此知情并且不满的学生贴出了题为《壹个大阴谋》的大学报，揭露了将学生分类的内幕，引起了轰动，师生自发聚会抗议。党委对抗议学生施以镇压，制造了“6·18事件”。被镇压的师生就成了造反派。1966年11月，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高德安到技术科找支部书记张角光谈事情，偶然看到张书记的办公桌上的壹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党组织把群众分成四类，壹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高德安眼疾手快，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张书记急了，两人就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壹边躲闪壹边看，看清了才还给了张书记。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单情况告诉了其他人，在他们这五个人里，没有壹个人排在壹类，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被排在四类！高德安为什么被排成四类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入了档案，运动壹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五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都表示不满，并希望他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壹上班，他们五人要求张书记把“排队”名单壹事说清楚，张书记坚守秘密。怎么办？高德安提议：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壹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战斗队”的逼迫下，张书记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让搞的。此事传开以后，各车间、各科室纷纷向党支部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壹号勤务员”。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壹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到底参加哪壹派，要观察形势，判断大局，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是反党委还是保党委将人们分为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每发生壹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谁？反对谁？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壹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瞬息多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壹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站错了队就要挨整，写检查，请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同的理解，就参加不同的派别。前面说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著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壹派还是依势而定。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上海柴油机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这两个系统的干部平时就谈不到壹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组成了“东方红总部”，其成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群应当参加保守组织，但因为反对生产系统的厂长朱文斌，说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认为朱的问题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结论，保护了他。所以“东方红”就反对上海市委，因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壹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除了这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以外，壹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个人关系也是壹个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壹派里，就跟著参加了；这壹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参加这壹派。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的激进的壹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在信息单壹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对官僚制度的“恶”。造反派中除了极少数人外，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这在当时是滔天大罪，是要杀头的。

　　当时造反派的诉求主要包是：揭批当权派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当权派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众，清查和烧毁所有整人的“黑材料”；深入全国各地煽风点火，鼓动受害群众起来造反；压制、瓦解、摧毁保守派组织。这些都是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诉求超越了十月会议的目标：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壹开始就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饥荒”的责任；贵州的造反派组织调查大饥荒的情况。有少数造反者提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掘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学生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破四旧”，他们的斗争矛头很明确：当权派。至于这位当权派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先打倒再说！在批斗当权派和反对保守派时，他们也沿用老红卫兵的壹些作法——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各种形式的身体摧残。他们也在批斗当权派时有时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富、反、坏、右”抓出来陪斗。他们也采取过几次影响巨大的“破四旧”行动。如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破坏了山东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积极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妳革命，我比妳更革命，妳斗走资派，我斗的走资派比妳斗的走资派职务更高。壹些省市，职务最高的当权派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批斗的对象。“革命竞赛”是文革中极端手段出现的原因之壹。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工人造反组织壹般是由学生“点火”并依靠学生造反组织而兴起的。1966年七八月间，工人还没有结社自由，个别勇敢分子和造反学生串连，被本单位打成了反革命。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得到了解放，成了工厂造反派的头面人物。1966年11月发生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各地工人造反组织风起云涌，上海“壹月风暴”以后，工人造反组织占领了舞台中心。学生红卫兵的角色不断转变：从到工厂企业“点火”者，到工人造反组织初期的参谋，转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辅助力量。工人造反壹旦登上政治舞台，其气势、其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学生。学生红卫兵的行为主要出发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工人造反派的行为，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以外，还从社会实际出发。

　　保守派群众组织1966年底垮台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了主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如果这些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按他的要求建立新的秩序，就可以实现“从大乱走向大治”。但是，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了主流以后，各组织之间开展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早些时候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不少地方还动用了现代武器，相互间大开杀戒。1967年春，有些省、市党委和当地驻军借“二月逆流”的机会，把已经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扶持起来（有些中小城市的保守派组织壹直没有垮台），参与“派性斗争”。这就出现了造反派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大混战。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目标成了泡影。

　　同样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为什么相互还打起来了？主要原因大体有两个方面，壹是认识方面的差别，对某些重大问题或某主要领导干部持不同的看法；二是不同的“山头”之间的斗争。 在壹月夺权中，为了权力分配，不同“山头”之间的分歧激烈化、公开化。造反派群众组织壹旦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组织，社会上不同的势力就会介入，支左部队中不同观点（如野战军和省军区）各支壹派，派别斗争就更尖锐、更持久了。

　　造反派群众组织出现“山头”，有其自然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还是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壹旦成了头头，阶级斗争的思想、权力斗争的手腕、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以我为中心”的权力欲望，就会表现出来。没有民主法治的指导思想，没有制度创新的合理目标，造反派组织壹旦壮大起来，就会成为独霸壹方的“山大王”。

　　以南京为例。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壹。文革的“火种”主要是通过南京大学传播到南京地区的。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南大随即发生“6·2事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随著运动的不断深入，南京大学出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红卫兵组织，即“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南京大学8·27革命串联会”（简称“南大8·27”）和“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简称“南大红旗”，批判匡亚明，保工作组。）。“南大红旗”参与社会上的保守组织垮台以后，就剩下“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8·27”。这两个造反的学生组织走向社会，与工人结合，推动了社会上造反派跨行业组织的建立。

　　随著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官办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垮台。1966年11月1日成立的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省红总”），是南京最大的“山头”，这是壹个激进的造反组织。该组织的发起单位和核心力量是 “南大红色造反队”。主要头头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师文凤来、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戴国强（戴因违反了新华社记者不能参加当地群众组织的规定，被姚文元点名撤销记者职务）、南京市新华书店职工孔繁洁，南大外文系法语专业学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省红总”包括很多下属组织，其中最有战斗力的是“省工总”和“省红总中专总部”。

　　“省工总”（全称是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是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于1966年11月中旬，成立时得到周恩来的同意。“省工总”原来成员比较复杂， 1967年1月28日改组后，以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领导成员包括晨光机器厂“革联”头头朱开地、长江机器厂“红旗”头头鲁学智等人。改组时原“省工总”部分头头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形成“新工总”与“老工总”并存的局面。

　　南京造反派另壹个“山头”是“南京8·27”。它是“南大8·27”的推动下建立的。成立于12月20日。“南京8·27”包括部分工人和农民，但是其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南京8·27”虽然也是造反派，但与“省红总”相比，其政治立场较为稳健、温和。

　　1967年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壹月革命”的带动下，南京市不同的“山头”的头头召开的联席会议，商议夺权问题。会上“省红总”与“南京8·27”就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发生争议。“南京8·27”方面以退出行动相威胁，加入抵制活动的还有其它小“山头”。但“省红总”领导人不顾这些抵制，继续组织其他激进势力发动了“1·26夺权”。“南京8·27”内的激进派成立了壹个“南大8·27夺权大队”，转入了“省红总”阵营。南京军区对夺权行动表示了支持。随后以“省红总”及其支持者为主体的“夺权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受到排斥的“南京8·27”及其支持者不甘心。他们很快策动了壹场关于“1·26夺权”的争论。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成两大阵营：以“省红总”（“省工总”是其中的主力）等这些“山头”为壹方，以“南京8·27”等另壹些“山头”为壹方。前者说“1·26夺权好得很！”后者说“1·26夺权好个屁！”南京造反派就分为“好派”和“屁派”。此后，“好派”和“屁派”之间展开了持续的派性斗争。

　　类似南京造反派中“山头”间的斗争各地都有。此外，同壹个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不同的组织，分裂后出现新的“山头”，其间的派性斗争也是各地的普遍现象造反派为什么会分裂呢？还是以我亲身经历的清华为例。

　　1966年9月底，清华大学有三个学生组织：以刘涛、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八八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渐式微，到1966年年底解体。剩下的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温和壹些，“清华井冈山兵团”激烈壹些。清华大学红卫兵解体以后，其中很多人归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旗下。

　　在江青的说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１９日，清华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此时保守派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华壹统天下。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就是管理清华的最高领导机构。

　　虽然联合了，井冈山兵团内部在壹些问题上常有争论。例如，1967年“捉鬼队”通过欺骗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华，在西大操场批斗，号称“智摛王光美”。原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很多人持批评态度。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壹四串联会”，这个串联会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干部政策。这实际上是“清华井冈山兵团”之外的壹个组织。由于蒯大富要在5月30日成立以他们为主体的革委会，“四壹四”斧底抽薪，5月29日正式从清华井冈山兵团里分裂出来成立“井冈山四壹四总部”。这样，清华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老团儿”，是掌权的多数派）和“井冈山四壹四总部”（简称“四壹四”，“老四”，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在野的少数派。）。我也成了“老四”。

　　清华的造反派为什么分裂为两派？从人员构成上，四壹四中“优势”学生较多，“团派”中“劣势”学生多。“优势”学生虽然造反，但比较温和。团派比较激进。这种差别，在他们合并以前就有显示。这两派还有看法上的分歧，关键是对十七年的看法。

　　“团派”认为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的干部都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所以，十七年必须全面否定，旧清华必须“彻底砸烂”。 “四壹四”派认为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只是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绝对不能“大翻个儿”。

　　蒯大富不承认“四壹四”是造反派，说我们是“挂著红布条的小地主”,我们当然不乐意。“团派”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是多么光荣的称呼！

　　清华的“团派”和“四壹四”持续了壹年半的斗争。在这壹年多的斗争中，两派头头们采用了种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对付对方。我当时说过壹句话：“清华有很多重要的机密专业，向学生传授很多重要的机密技术。现在，最重要、最机密的技术——权术，已经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头头们，都产生在极权制度下，都尊崇阶级斗争理论，难道还期待他们有什么政治文明吗？看到两派头头们不停地耍权术，多数人是厌恶的，外出串联的，当逍遥派的越来越多了。欣赏权术表演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然而，已经登上舞台的演员们还得继续表演。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壹四”。周恩来是同情“四壹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团派”想凭借他们的优势地位，实现两派联合、尽快建立以他们为主导的革委会，“四壹四”不同意“团派”提出的条件，壹直无法联合，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

　　?革委会成了泡影，两派更加尖锐对立。蒯大富看到聂元梓用武力解决了她的对立面“北大井冈山”的作法得到了中央支持，他也效法，1968年4月23日发起武斗。四壹四的头头们也不是等闲之辈，在4月23日之前就到处占楼、修工事。双方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壹直持续到7月27日，号称“百日大武斗”，11位大学生在武斗中失掉了年轻的生命。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3万人的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武斗，两派群众组织同归于尽。

　　全国各地造反派分裂比清华大学要复杂壹些，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壹，随著运动深入产生了不同的政见。种种不同的政见归纳起来大体有两种：激进的，对十七年持否定态度，认为十七年是“黑线为主”；温和的，基本肯定十七年，认为十七年“红线为主”。二，在“大联合”和“夺权”中争权力，争地位。当然，争权力和争地位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见。壹派掌权以后，另壹派就没有说话的权利，这是专制制度的特点。造反者没有跳出专制思维，没有民主的办法。三，背后有不同的支持者。支左部队支持这壹派、压制另壹派；在搞“三结合”时，壹部分老干部向这个组织“亮相”，另壹部分老干部向另壹个群众组织“亮相”，这些都促进了群众组织分裂，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

　　不论是原来组织造反组织时产生的“山头”，还是同壹组织分裂成不同的“山头”，壹旦独立存在，就和其它“山头”或联合，或斗争，或者今日联合，明日斗争。这些“山头”背后常常有人插手、操纵。这些背后插手、操纵者是共产党高层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军人或老干部。他们时隐时现，或明确表态，或幕后活动。群众组织的派别斗争与共产党本身的宗派相结合。

　　进入1967年，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发展为武斗。1967年初，军队开展“三支两军”直接介入地方文革。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即支持造反派。但是，相当多的军队却支持了保守派。有的地方军队把1966年底将要垮台的保守派扶持起来（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广西的“联指”），这样，相当多的地方，保守派站在支左部队壹边，造反派站在反对支左部队壹边。由于军队介入，军队支持的壹派比较容易得到武器（当时叫“抢武器”，如果军队不愿给，手无寸铁的群众怎能抢得到？毛泽东曾经指出了这壹点。）另壹派也想方设法弄到武器。因而出现了用现代武器的大规模武斗。

　　1968年5月，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派别是阶级的壹翼”，这就把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毛可能是想用这顶大帽子阻止派性的发展。但武斗的每壹派都认为自己这壹派是无产阶级，对方是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