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暴政概论

　　作者 关敏 写于 二零零六年

　　大杀天下

　　1.土改杀地主

　　毛共到达陝北后，出于无奈，利用西安事变，要求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曾公开发表宣言放弃“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很多八路军指挥机关的房东就是地主。如果不是地主，也不会有那麽多房屋供各级指挥部之用。

　　谁曾想抗战结束后中共又重操故伎、恩将仇报，昧著良心在北方农村更大规模地杀地主。1947 年第三季度的土改，鲁南地区就有 20 多万人被活活打死，其中 1/3 只是富农、中农或小商贩。轻者戴高帽游街，全家埽地出门，重者全家抄斩，就连刚生下的婴儿也不能倖免。刘少奇在辽南，先已作出了屠杀样板。

　　1948 年担任过《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到香港，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过壹个关于解放区土改的报告，既讲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与成就，也讲了不少运动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领导人很不满意，打电报给香港的中共工委会，指令工委会开会批评华岗。

　　每壹地区凡是有田地的农民在地方稍有声望的士绅，皆被定为“霸”，在必杀之列，“霸”又分三类：壹种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的“恶霸”；壹种专作好事的“善霸”；壹种是安份守己作人，独善其身，好事坏事皆不作的“不霸”，“三霸”同壹罪行，皆当场处死。

　　土改中被杀的地主有的是被斗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说，农村的斗地主“按照农民的心理，要麽不斗，要斗就往死裡斗。在（河南）杞县丁庄乡的斗地主运动中，发明了坐飞机的刑罚。把地主束缚后，再用绳子系于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烛，火烧牛身体，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几分钟，人就血肉模糊了。”

　　苏南从 1950 年 7 月开始土改的典型试验。乱斗乱打现象主要发生在苏南土改全面展开的初期，即 1950 年 12 月至 1950 年 1 月间。在全苏南的 2741 个乡中，普遍乱斗乱打的乡就达 200 个以上。乱斗现象有如下特点。首先，斗争会不是说理而是斗力斗蛮，斗打的花样繁多，血腥味甚浓。主要有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烧阴毛、戳乳房、吃雪等。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以下简称“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 5 个区被斗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起来的 13 人，被捆绑的 18 人，被剥光衣服的 80 人，每人壹般受多种体罚。武进县百大区斗壹个妇女时烧阴毛，潢裡区斗壹个妇女时逼她脱光衣服在台上爬。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裡面，剪掉妇女的头髮和眉毛；江阴县斗争狗腿子时，要求狗腿子学狗叫、学狗爬、学狗啃骨头；嘉定县马陆区 7 个乡斗争 36 人，其中 31 人被打，10 人被剥光衣服浇冷水，30 人跪下；上海县的塘湾乡斗争 4 人，全坐老虎凳；常熟县还发生了割妇女乳头的事。有的地方还把石头放在斗争对象头上，把雪放在斗争物件身上或要求斗争物件吃雪。无锡县各地的斗争方式除了绑、打、剥、跪、爬较普遍外，还有戴石臼、吃牛屎、学狗叫、吃雪等。1951 年 9 月江阴县委在总结时说，上面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普遍产生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等等。

　　1951 年 1 月 28 日的《苏南土改情况》报导，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中农赵仲生因秋徴时拖欠公粮，民兵将其母子绑起来，吊了壹夜；游子乡赵公庙抓了 2 个贫农到人民法庭去，说他俩是“恶霸”，要求关到土改结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儿去吃了酒。青浦县龙固区在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就打死 17 人。据苏南农民协会不完全统计，苏南在斗争中壹共打死 60 人，其中镇江专区 4 人、常州专区6 人、松江专区 50 人。实际被打死的不止此数。据“检查队”调查，仅常州专区江阴县长泾乡就打死 18 人，金坛县打死 2 人。据苏南农民协会统计，在斗争期间苏南共有 293 人自杀，其中镇江专区 97 人、苏州专区 81 人。武进县在斗争中吓死及与斗争有关而自杀的有 20 人。宜兴县在斗争中造成地主 23 人自杀。溧水县在土改期间有 27 人自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主，不少是因为害怕斗争或在斗争被清算而自杀。

　　有的地主是被逼死的。前新华社社长穆青在 1950 年 6 月 2 日的中共《内部参考》中报导：河南土改运动中壹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馀起，大部为中农以下成份。据《带刺的红玟瑰》壹书透露，1953 年春季，广东粤西地区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杀。其中，2 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只壹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 85 人。

　　当时，仅仅由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就能够枪毙成批的地主；只要几个积极份子的几声口号，就能够将地主全家的财产剥夺殆尽。比如，在进行土改运动时，工作组发动斗争会，事先选定被斗的目标，罗织壹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状，然后干部向台下问：“这个人该办什麽罪？”下面安排好的人大喊：“该杀”。于是便即刻枪杀或当场打死。

　　以周恩来胞弟的岳父为例，他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运河水利局局长，从未在国民政府中做事。加上周恩来兄弟外出革命，他将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党南下时，他认为自己不会成为镇压对象。不料壹解放，他便因为“地主”身份成了第壹批斗争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真是革命彻底、大义灭亲啊！

　　周的亲戚尚如此，别人的遭遇就更惨了。

　　1938 年赵紫阳 19 岁在家乡河南省滑县加入共产党并于年底任县委书记，21岁又升为地委书记，开始领导土改运动，杀地主、分浮财。他杀别人，别人也给他出难题。赵紫阳的父亲是个很谦和的老中医，又是教了壹辈子书的私塾先生，壹年四季都劳动，每天早晨起来背著粪篓到大街上拾大粪，还拿著本儿书念，工作队壹再发动群众，但确实壹点民愤都没有。但县委硬是命令农村必须村村见血，要杀人口的百分之壹，土地最多的地主就是无罪恶无民愤者也要杀，说这是为了推动革命，档中还介绍党的中央委员陈鬱亲手开枪把他的父亲枪毙了，共产党员都要向陈鬱学习。1947 年当地组织决定要杀掉他的父亲赵廷宾，他毫不犹豫签字“同意”，因此获得党组织的赏识重用。他说：“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壹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係，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

　　当时的场面很惨烈，土改工作队是把老人当作还乡团来斗争的，几个壮汉把老人高高抬起来，问道：“看到国民党回来了吗？看到了吧！”壹边说，壹边把老人往高处壹扔，给活活给摔死的，这种斗争方式叫作“望老蒋”。赵紫阳对其父亲和家庭的态度，是共产党性征服其人性的野蛮历史。

　　1951 年 4 月中南局将赵紫阳从河南信阳地委书记调来广东，具体领导全省土改。1951 年 11 月，在广西主持剿匪有功、杀人 4 万（其中 1/3 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陶铸调到广东主管广东土改；其人更“左”更狠，来粤后以反“右倾”

　　的口号整顿土改队伍。壹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处分，壹些被开除公职，有些更被杀害；如中山县几十个这类土改干部被处死刑。广东全省约 5.2%土改队队员遭清洗或处死。

　　陶铸在广东搞“村村流血，户户斗争”，亦即是每村都要杀人流血才算过关。

　　在广东被滥杀者中，就有名中医、好乡长、归侨教师、中农、前国民政府低级公务员。

　　壹位原乡土改队副队长说：过去杀地主没有限定数额，1952 年荔枝大熟时节每个乡要定出杀多少个地主的计画；过去审批判处地主死刑的许可权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巨头共同掌握，后来下放到区壹级领导；过去对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还要核实，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查有实据”，后来只要穷苦农民（不论良劣）敢于“揭发”，不需查证，便可用以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

　　这位当事者说，“那时，上头壹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都被处份。”

　　1951 年 5 月始仅粤西自杀的地主达 1165 人；1953 年“土改複查”时，仅 2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壹个月，自杀者又增 805 人，从中可见陶铸、赵紫阳“土改”

　　的恐怖。此外，陶、赵在广东搞的“反地方主义”牵连全省各级地方干部 2 万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馀年，包括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古大存和冯白驹。古大存托李富春带壹信问候毛泽东，同时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义”问题上的“错误”，此信转交陶铸、赵紫阳；陶赵两人竟然在省党代会上当著七八千人面逼著古大存当场签下“永不翻案保证书”。

　　曾在湖南溆浦县八区（江口）担任区长的郭静秋在回忆录中写道：有壹次，我在曹家溪村，领导壹次反霸斗争大会。壹个恶霸地主站在台上被斗，贫雇农壹个个上台诉苦斗争。壹个苦大仇深的雇农，诉苦诉得大哭起来，走过去就将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壹半，“呸！”壹声吐在台上，台下的群众骇了壹跳。他又准备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马上制止他。 对于所谓的“恶霸地主”，有的没有经过批斗就枪毙，有的在召开群众批斗会后立即拉出去枪毙。在土改中担任过民兵的卢峰镇横岩村的李佑良回忆说：对于欺压百姓的地主，就整他，关起来，有材料的就打掉（即枪毙）。都是民兵去抓，用绳子捆起来，只捆地主，那叫打威风，不然田土分不下去。十三保地主陈宗元，当过乡长，抓到后三天就枪毙了。有壹次在水东区，斗完地主后，将地主牵到江坪（溆浦将江河的河床滩头叫江坪）去，排壹路跪著，壹个个打掉。吹号了，就同时打掉。用枪对准地主后脑壳，壹枪，脑壳开了花，脑壳不见了，只剩下肩膀、脖子垛垛。那壹次，壹下子就打掉了18 条人。家裡有人属的就将尸体抬回去埋了。没有人属的就死在江坪让狗吃掉。

　　当时斗争时，有壹个地主的孙子斗爷爷的争，说爷爷睏了他妈妈，也打掉了。思蒙和尚坪的地主雷继熹，有几百亩田、几十杆枪，属于武装地主。将他抓到后，用铁丝穿起他的鼻子，牵起火火起走。在思蒙批斗后打掉了。他全家 20 多人全部打掉。雷继熹小婆子生的儿子，七八岁，也打掉了。他壹屋人冇留根根，全家诛灭。

　　时隔 50 多年后，郭静秋认为那时“杀人还是杀得太多了”。那时没有法治，当时说是说（杀人）要县委批准，其实不是那麽回事，每个干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恶极”就行了。上面也不管妳，只要妳完成任务。我们区裡有个干部叫罗良骥，我当区长也管他不到。他将壹个 80 多岁的壹般地主杀掉了，还将他全家男的都杀了，只有壹个男的跑掉了。

　　《炎黄春秋》2006 年第 8 期发表《“土地改革法”的夭折》说：邵阳地区的土改本来遵照“《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的精神顺利进行，1950 年 12 月突然下达了根据毛泽东“亲自提出来的‘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才造成这壹段残暴野蛮“血淋淋的历史”。接著，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

　　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麽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 年 9 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壹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壹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壹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壹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壹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麽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在壹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壹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

　　邓子恢在《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报告》中说：“……杀了占农村人口 10%的地主分子中的两成。”中南地区土改没有东北和华北激烈，因为东北和华北土改时正值共产党在打天下，激烈的土改有激化阶级矛盾，以便裹胁贫雇农出兵为共产党火中取栗的现实军事意义。而中南地区土改时，天下已经归中共所有了。即便按中南地区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国当时人口 5 亿计，80%的农村人口是 4 亿。4亿人中 10%的地主分子是四千万。4 千万中被杀 20%，就是 8 百万；据统计被杀地主的“不少于壹千万”。

　　官方宣传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及 Teiwes 的文献记载都说明，部分农民并不支援土改。土改运动比文化大革命残酷多了，由于新闻封锁，外界对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所知甚少。有人推算，每县平均死五千人不是夸大，死人应在壹千万左右。

　　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採用台湾政府的赎买方式，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王若望指出：“中共特别强调地主还乡团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试问：促成并加深这种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谁呢？”

　　正象《中国农村曆沧桑》壹书作者陈佩华教授写到的那样，“村民们乐意把地富当作斗争对象，他们很明白，只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四类分子的罪恶上，像他们那样的普通农民就可以躲在壹边，免受批斗。干部们乐意拿四类分子开刀，因为反动阶级壹向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如今他们要开展阶级斗争，就等于再度表明了共党干部自身的合法性”。

　　暴力土改既违反国际人权法则，违反了 1950 年公佈的土地改革法，也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

　　土改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

　　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

　　对地富的政治迫害从 1949 年 1950 年开始，壹直到 1979 年才结束，壹共持续了 30 年（从 1925 年农民运动算起就更长了），比任何其它群体受迫害的时间都长。对地富的迫害从来就是超法律的，其间未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式，无罪受罚，轻罪重罚，壹罪多罚的情况极为普遍。在整个毛时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文革初期普遍地发生了对地富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79 年，中共宣佈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 30 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经死掉，没

　　有给家属任何补偿。据《北京週报》报导，被摘帽的地富多达 400 万。

　　2．镇压反革命

　　在建国前后，壹直没有停止过对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动的镇压。毛泽东说：“国民党残渣馀孽亡我之心不死，要推翻我革命政权！”毛泽东在刚“和平解放”北京以后并不急于进城，而是住在西山，等进城的部队肃清北京城裡的“反革命”

　　以后才安全进城。那时全国都展开了剿“匪”运动。愈来愈多的剿“匪”部队成员撰写回忆录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团、营壹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壹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壹两批人”，用国军俘虏练刺刀还不过瘾，壹些共军中下级军官还挖出俘虏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侥倖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壹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

　　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壹切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须坚决肃清。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他两天后就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解释说，此前为什麽不能大量地镇压反革命？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我们的财经问题还没有解决，同资产阶级的关係比较紧张。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大量镇压反革命，是不合适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因此，“妳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壹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刘少奇随后的解释更为形象说：“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麽厉害，那麽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裡打死壹个地主，那裡也打了壹个，到处闹”。

　　镇反运动刚开始，刘少奇批示对自新分子不应处死刑，毛泽东却将其改为：

　　“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处以死刑。”

　　1951 年初抗美援朝极为顺利，毛泽东遂决定大力镇反。1 月 17 日，毛读到中南局转来的湘西廿七军的“镇反”报告，发现湘西 21 个县仅军队就处决了4600 馀人，并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处决壹批。区区壹个湘西，人口密度也远小于河南与华东地区，就处决了 4600 人，而且还有许多反革命要杀，而河南壹个省处决了 3000 就不敢再杀了，华东几个人口大省总共才不过处决了 2911 人。毛立刻就做出批示：湘西准备再处决反革命“是很必要的”。“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只要“善为处理”，就不会有问题。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各地务必要抓紧照此办理。

　　1951 年 1 月 21 日，他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当中，明确告诉后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壹年内，恐怕需要处决壹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1 月22 日，他电告华南分局广东方面负责人称：“妳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届时看情况再定下壹步的镇压计画。1 月 29 日，见公安部对中南局公安部逮捕 19823 人、在省级机关内亦逮捕 160 人，担心如此内外不分会引起广大干部的恐慌的报告时，他明确告诫公安部称：“湖北做得很对，不要去泼冷水。”

　　1951 年 2 月 5 日，中共西北局报告，两个月已捕 500 多人，并处决了 500多人，虽然总体看“杀得不狠，处理缓慢”，但“执行镇反计画，壹定求稳，批准杀人壹律在省上”，毛对此却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

　　由于各地高层领导人责任大，任务重，顾虑相对较多，毛泽东这时甚至还亲自批示要求各地县委书记都直接与他通信，彙报各县市镇反运动的开展情况。用这种方法，来推动各地领导人解放思想，切实跟上他的要求。

　　根据毛的建议，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壹的比例，先杀此数的壹半”；“杀得不够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壹批，杀壹批，不可停得太早”。毛不认为千分之壹是壹个绝对不可逾越的处决人犯底线。对那些强调情况特殊，申请超出比例者，他都表示赞同。

　　毛随即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壹个 600 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 2 万馀人仅杀 2 百馀人的情况，我认为 1951 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 3 千人左右……南京方面，据 2 月 3 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 72 人，拟再杀 150 人，这个数目似太少。

　　南京是壹个 50 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 2 百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那时候，因为废除了以往的壹切法律制度，且又未提出和颁佈任何新的刑法为“杀”“关”“管”的依据，各地掌握的判刑尺度颇不壹致。“双十”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以政务院颁佈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依据，但直到中央决定了大致的处决人犯比例和毛开始向各地提出了具体的镇压数字之后，政务院才于 1951年 2 月 21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颁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毛要“大杀”人犯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条例》否定了“已遂”、“未遂”

　　的概念，规定：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佈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壹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至于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二者占其壹者，均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对朝鲜战争和国内形势发牢骚等都可以以反革命处死。

　　《惩治反革命条例》刚颁佈，毛即发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紧实施镇压。

　　依毛内定的原则：首先是“对全区性、全县性的恶霸必须全部杀掉，全乡性的恶霸必须壹部或大部杀掉，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

　　壹些地区就反映说：他们那裡很少有很大民愤的所谓恶霸分子，相反，“群众对于直接对他们的利益有妨碍的小偷、流氓、二流子壹类人的愤慨倒比较普遍。”

　　而且，罪多少为“大”，恶多大为“极”，多少“民”有“愤”即可算“很大”，实在难有确切的尺度来衡量。包括血债问题，壹些地方找不到历史上杀害共产党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过去有过人命官司的，统统视同“血债”，结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伪军、杀死伪军数名”，“因与人通姦致使其妻气愤投河自尽”

　　之类，也都当作反革命血债看待了。镇压的反革命是国民政府县长以下到甲长为止的公教人员，当时有些人仅仅是为了生活才参加了国民党，他们仅仅是些普通的士兵而已，而绝大多数乡绅富户基本上都是有两个小钱的好人。较典型如河南陝州，完全由县乡两级干部说了算，不到壹个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个月就处决了七、八百人。

　　2 月 17 日，北京市在罗瑞卿的指挥下，壹夜间逮捕反革命 675 人，次日即公开处决 58 人；枪毙时有数万群众围观且兴高采烈。罗瑞卿指示，今后执行死刑前可召开群众大会等，激发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心理。3 月 7 日夜北京市壹举逮捕了 1050 人，紧接著，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及市区两级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宣佈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与会代表讨论惩治办法。经过壹系列宣传工作之后，市公安局于 25 日当天分别在三处壹次性就枪决了 199 人。以后每天都把壹车壹车的人拉出去枪毙。

　　天津市在 3 月间提出了壹个具有相当气魄的补充计画，即准备在已经处决掉150 人的基础上，再处决 1500 人。毛泽东对此高度讚赏，马上转发各地，兴奋地宣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壹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壹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画”，“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按毛的建议，上海市委报告中央说：上海决心在已捕 1068 人、处死 100 馀人的基础上，再捕 10000 人、杀 3000、关 4000、管 3000。毛回电称：“如果妳们能逮捕万馀，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妳们注

　　意在逮捕之后迅速审讯，大约在半个月内就应杀掉第壹批，然后每隔若干天判处壹批。”他还特别要上海领导人注意看 3 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地的报纸，参考京津的镇压经验。即先开上百人的代表会，再开上千人的各界会议，最后召开上万人的公审和控诉大会，刺激起群众的义愤，使之自觉地拥护“镇反”。

　　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从 3 月开始，实施了极具震慑性的大逮捕和处决的行动。太原市委报告说：他们 3 月 13 日开始实施大逮捕行动，紧接著“学习京津的经验，于四月五日召开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的扩大联席会议，并于 5～6 两日分批分区执行。公审大会採取了会场和会外相结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机全部开放，重要街道及群众集中场所均安置了喇叭，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十万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机摆在街头，三百壹群，五百壹伙，聚精会神收听大会上的报告和控诉。……大会喊口号，群众也喊。山大医学院六百五十人听到农民控诉时哭不成声，很多人也流下泪来”。

　　毛泽东于 4 月 20 日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 2 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壹，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壹，个别地方且已超过。壹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壹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柳州专区要求杀千分之五，显然是错误的。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我也感觉多了。

　　我有这样壹种想法，即可以超过千分之壹，但不要超过得太多，不要规定壹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而（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例如西南区准备再杀的六万人，杀掉三万左右以平民愤，而将其馀的三万人左右各省区负责分批集中生产……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倒觉得按贵州人口壹千万已杀壹万三，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壹万多壹点，留下壹万多不杀，已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准和狠了。”

　　毛泽东于 4 月 22 日在公安部的报告上公开表扬北京壹天处决 200 个反革命“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壹次”，“证明害怕震动过大而束手束脚是不对的，是没有根据的”。上海在 4 月 27 日大逮捕之前，所处决人犯不过 100 多人。而 4 月 27 日壹举就捕了8359 人，仅 4 月 30 日壹天就枪毙了 285 人，5 月 9 日再毙 28 人，6 月 15 日又毙了 284 人，以后即每隔数天枪毙壹批，少则二三十名，多则壹百四五十名，到11 月初，半年时间就已处决到将近 2000 人之数了。

　　杀戒打开，惯性巨大。“至今年四月底止，华东共捕反革命罪犯 35.8 万余人，共杀反革命罪犯 108400 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七八。” 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 5 月中旬，“杀人已近 20 万，距人口千分之壹点五隻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壹般不超过人口千分之壹的原则规定。未到 5 月份，两广地区就捕了 188679 人，处决了 57032 人，其中“广东四月份即处决 10488 名”。据报，“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数的杀人数的30%左右，甚至龙州、雷平提出要杀的 40 人既无犯罪事实，连出身、简历及年龄都没

　　有。县区个人都有杀人的，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 226 人，苍梧壹区先杀后报 14 人，又壹个区杀而不报 24 人，宜山批准杀 52 人，贵县壹次夜间从后门拉出 8 人执行处决，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并都要求增大比例。钦廉专区二月份即押 1.3 万人，内钦县壹县即捕 8 千人，钟山县委不经讨论批准各区自行逮捕，结果全县捕 1126 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连材料都没有，仅写壹个坏字。

　　自 3 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画。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壹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裡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因挟嫌报复造成冤假错案，乃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週边，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 200 馀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 人被枪毙，5 人被判刑，4 人被开除公职，1 人下落不明。

　　1953 年春，湖南在查出的 763 件各种反革命案件中，仅颠倒黑白的就有 82 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县人民法院认定的壹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罪行壹是解放前充当“圈子会”的“大爷”；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 元；三是解放后组织地富 300 馀人进行反革命暴乱，殴打干部，企图推翻农会和篡夺乡政权。经查，所定罪行全无证据，纯属诬陷。原因只是因为乡村农民和集镇居民竞选农会负责人时，曾组织农民游行助威，被人怀恨在心，以致乘机栽赃报复。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壹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与旧政权有关的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福建长汀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壹生从事教育，毫无民愤或血债，只因抗战期间做过三年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并硬是张冠李戴地将他人的罪过也扣到他的头上。而且既无口述交待材料，亦无检举揭发材料，甚至全无审问笔录，更谈不上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壹纸罪状，即被轻易枪杀。

　　在刚刚结束的国共战争当中，中共就是利用对国民党投诚人员“不咎既往”

　　的优待政策，瓦解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的战斗力。在镇反运动中，所有这些曾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具有极大感染力的政策档，在各级干部眼裡都成了壹纸空文。

　　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均被镇压。湖南茶陵 20 余名国民党中将和少将，除去港台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 9 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其中4 人被枪毙，3 人被判刑（2 人死于劳改期间）。

　　贵州省国民党统治末期的 81 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位，而全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给杀掉了。满清搞“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顺之者生，逆之者亡。而中共只要认定妳为阶级敌人，顺之亦亡，其残暴程度远胜于满清。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1918～1951）在 1936 年就已经秘密加入中共。1939年，董必武安排朱迈先直接进入广西的 11 集团军从事政治工作，担任该军 131师壹个团的上尉指导员。1942 年，131 师调守南宁，曾参加过桂柳会战。次年，朱迈先被派往 19 师工作，在师长蒋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队长。1949 年 6 月，蒋雄从部队转到桂林任专员后，又举荐朱迈先任自己的秘书。同年 12 月，桂林解放前夕，由于朱迈先等人的积极工作，蒋雄手下的 70000 余名军政人员起义。其后，朱迈先进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 年学习结业后，朱迈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学任教，该校的董事长就是蒋雄。在 1950 年 12 月的“肃反”运动中，蒋雄和朱迈先被捕，壹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宁县。1951 年 11 月，湖南新宁县法院以莫须有的“匪特”罪，判处朱迈先死刑，并立即执行。死时，朱迈先年仅 33 岁，身后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3个幼小的孩子，其幼子因饥饿而死。“文化大革命”中，其妻傅丽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头髮，还多次遭到毒打、抄家、游行示众，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痛。1984 年才澄清事实真相，给予平反。

　　另壹位是三十年代被誉为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沉从文的三弟，抗日将军，抗战后在家赋闲。50 年代在湖南遭枪毙，临死时席地而坐，冷笑数声道：“想不到妳们这麽搞！”

　　抗日将领，曾历任军参谋长、代军长、集团军参谋长及代司令之职的田西园，内战后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应解放作战”，其组织的地下武装并直接接受了解放军第十二兵团萧劲光的指挥。其后还成功策动武汉员警总队起义，保障了武汉市的通讯交通、水电供应，免遭破坏。他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杀害。

　　甚至像在全国范围内十分著名的抗日将领李杜，在 1951 年的镇反运动中，也曾因信奉壹贯道，而被定为反动会道门首领密谋叛乱而被捕。只是因为西南局第壹书记邓小平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调阅了国民党军团长以上、文官县长以上被捕者名单，偶然发现了李杜的名字，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过壹死。

　　李杜原本既在统战名单之列，而他的命运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大批官阶在团营以下的普通国民党军官兵的命运将会如何。因起义、投诚而参加解放军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就有 2.2 万人。接近“解放”时，壹个青年曾短时间参加了国民党的某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像现在的什麽自愿者之类的，他没从事具体的反共活动。解放后，这个青年被判处了徒刑，在他入狱时，他已有壹个爱人和壹个三岁的女儿；共党将这个男青年送进监狱后，还把他爱人家裡的壹切衣服及财产都没收了(只留下两个碗)，由于没有吃的，她三岁的小女儿很快就被活活地饿死了；由于没有穿的衣物,这个女青年也很快就被冻死了……那时，重庆三峡坝区某县官坝区开过多次公审会（枪毙人的会）。有壹次枪毙 12 个人，同时拉了壹些人来陪杀场，他壹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

　　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壹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壹阵枪声。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却发现多了壹个，原来把陪杀的也枪毙了壹个。这在当时不算什麽，补壹个手续就行了。该县黄金乡金银村有壹个姓方的青年人，忽然就被列入了枪毙名单。方某被押赴汝溪执行枪决的路有几十裡远（那时没有公路），要经过壹道山溪。那天却忽然发了山洪，波涛汹涌，无法渡过，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远远的绕道而行，这壹绕就救了方某的命。汝溪那边久等不至，怕误了大事，就迫不及待的开枪行刑了，等方某壹行赶到早散了场。第二天上面有人来通知说，方某可以不杀了，已经引颈待毙的方某于是从鬼门关检回了壹条小命，他实在是太感谢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壹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壹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 个死囚被押了上来，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当宣佈张国锦的罪名为“壹贯道”（当时定性为反动会道门）成员时，张国锦壹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麽壹贯道，更没有参加过壹贯道。今天在场有这麽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壹个人看见我参加过壹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壹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将近壹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顿时壹片寂静，鸦雀无声。过了壹会儿，壹些人开始议论，怎麽没有壹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裡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裡找证据呢？议论之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壹片。审判台被迫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由范梓裡宣佈，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壹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裡的示意下，壹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壹张大方桌揭发张国锦。它说，张国锦肯定是壹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它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它，但怎麽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壹边说壹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壹比，表示手枪。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觉说，有壹次我和张国锦在上南门官茅厕（公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著壹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麽？

　　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定下了。范梓裡马上宣佈，现在有两个办法，壹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壹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徵求大家意见，看怎麽办？范梓裡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壹个人（除张的直系亲属外）举手同意巴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著范梓裡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錶，开始读秒报时：1 秒、2 秒、3 秒……还有两分钟，1 秒、2 秒、3 秒……还有壹分钟……”这时全场死壹般的沉寂，人们都好象屏住了呼吸壹样，谁也不敢吭壹声。当三分钟快到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时间到了，没有壹个人举手。范梓裡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著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壹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

　　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佈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 15 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张国锦慢步徐行，不断高呼“实事求是万岁！毛主席万岁！”

　　直到枪响倒下。

　　那时，沿海地区的居民不断偷渡逃难到香港和境外。而留在内地，能够活下来的起义投诚人员或者家属，改革开放纷纷要求平反。仅湖南壹省，经认定身份列入複查的 17145 人中，就有 13530 人得以撤销判决，恢复名誉，约占複查数的79%。而列入複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装人员 3011 人，2291 人得以撤判纠正。在全国范围，总共有 15 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情况之壹斑。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8 月，各地又展开过新壹轮的“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就又捕了 71128 名，处决了 10727 名。并且该地区还进壹步部署了第三阶段“镇反”工作，要求再捕 55000 人，处决 12279 人。以华东第壹阶段“镇反”

　　处决 139435 人即已达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九四的比例来看，可知三个阶段下来，其被处决人数大大突破千分之壹。

　　据新华社记者 1953 年初报导：“贵州省农村中群众管制坏分子的面宽、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区严重的混乱现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经过有关公安部门审查、批准，许多都是由群众或工作组干部说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属，壹般都是全家大小壹律管，部分地区将小偷、游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来。

　　紫云县四区德兴乡二村共有 310 户，居民 1627 人，管制了 23 户（均全家管）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中央规定（千分之三）的 30 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占该乡总人口的 1/2。独山县基长乡全乡人口 8361 人，共管制 456 人，去年 12 月经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厅检查结果，仅 11 人符合管制条件，不该管而管的 454 人。紫云县壹区松山镇五村，农协主席梁秀清贪污银元壹元半，自己说出后，即被管制起来。该县四区德兴乡壹被开除的团员，因壹次在馆子裡跟地主同桌吃饭（各自付钱）被管制。紫云县二区四村农民班长元两夫妻打架，被工作组宣佈管制壹年。独山基长乡平定村罗登云年已七十八岁，不能行动，亦无反革命活动，仅因其 1926 年曾当过壹年伪区长而被当做主要管制对象。”

　　据壹位在新疆劳改部门工作的中共干部称，四川省被判处七年以上并送至新疆劳改的反革命犯就有 70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到 1979 年 8 月上旬止，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类份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份子帽子的，就有329853 人。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了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壹个说法，叫杀了 70 万，关了 120 万，管了 120 万。以官方的被处决 71.2 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 5 亿人口的千分之壹点二四的水准了。如果注意到 1951 年 4 月下旬毛泽东委婉批评壹些地方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 71.2 万的这个数字。同样的情况，比较上述贵州农村的管制情况，亦可知其所谓管制数小于判刑数的统计，也未必十分准确。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 1951 年 2 月至 1952 年 5 月间，至少有 300 万人被中共杀害。据 1969 年 4 月 7 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 年至 1952年有 280 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 年至 1957 年有 350 万人被杀。

　　据中共官方统计，中共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下来的溃散武装曾被统称为“政治土匪”的约为 2 百万人，另有特务份子 60 万人，反动党团骨干 60 万人，共 3百万人。这些人大多数已在以后的运动中被关、被管或被杀。中共内务部长薄壹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 2 百多万土匪(按：指反共游击战士)。1999 年 9 月，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方分别歼“匪”共计 258 万 4 千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最少在 500 万人以上。

　　大官可以作为“统战标本”，省主席、厅长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杀，反而给予壹个“政协委员”或甚麽代表的名义，以诱惑在海外的国民党大官来归。1965年 6 月李宗仁抵上海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李回国不到壹年，陪伴他 42 年的夫人郭德洁于 1966 年 3 月逝世。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 60 多位年轻美貌的女青年照片资料，当壹个叫胡友松的照片摆在他的面前时，被李壹眼看中。胡友松是壹代影后蝴蝶的女儿，1959 年从医专毕业后就壹直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周恩来找李宗仁谈话，建议他们正式结婚，李宗仁只是担心比他小 48 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做思想工作。胡同意了，二人于当年 7 月结婚。1969 年 1 月 29 日，李宗仁因病逝世。没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赶出李府，被说成是港台特务，受到了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之后又把她调入了国家第壹历史档案馆工作。

　　1969 年和 1982 年，胡友松两次将国家发放的生活费 13.7 万元和李宗仁先生的私款 83662.39 元全部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160 帧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

　　3．三反五反

　　“三反”运动主要是针对腐败。建国后，大批中共党员进入城市花花世界，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和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毛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由此，毛下令展开“三反” 运动。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发佈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史称“三反”运动。确实有壹部份中共党员被判了罪。

　　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 1952 年 5 月 26 日，中共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壹目标。其原则还是顺者昌、逆者亡。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专政对象。

　　在工商改造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壹人，将自己压死。时任上海任市长的陈毅就曾每天询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当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

　　壹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壹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壹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渖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歎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麽！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著有十几个？”

　　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壹书估计，镇反时期有 50 多万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 20 万人自杀。

　　据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资料，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万 3100 馀人被逮捕，280 馀人自杀或失踪。

　　“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从史书中只看见阶级斗争。他壹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镇压，不承认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利的“让步政策”。他把镇压“阶级敌人”看得比甚麽都重要。

　　1960 年，被毛打倒的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壹位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麽过啊！”

　　1962 年邓小平说：“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壹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 1600 万，有的估计是 2500 万。”中共执了政，地主阶级消灭了，可农民阶级没有胜利，阶级斗争只是杀了壹批保长，并将“壹个保长”换成“好多保长”而已。

　　思想改造运动

　　1．剥夺知识份子的独立性

　　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权威，而权威最讨厌怀疑、思想自由的知识份子！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知识份子的灾星。柯庆施以男人评婢女的口吻说，知识份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壹是懒，不肯作自我检查，总是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高岗更是粗野的咒駡知识份子，说他们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说硬就硬起来了。”而毛泽东壹再教训知识份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从文盲上司的领导。并警告说，知识份子是否有前途，决定于服从命令的程度。

　　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训，讽刺自以为是的知识份子。话外之音是，知识份子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意是：共产党供给知识份子饭碗，妳必需依附在中共政权的皮上面才能够生存，我不给妳饭吃，妳就得饿死；所以，妳得老实点。对知识份子独立性的否定，必然汇出知识份子依附性的结论。既承认知识份子是个社会阶层，又判定其是壹个只能依附于壹定阶级而没有独立性的阶层。知识份子从壹开始就或者属于敌人（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属于异己（依附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使不属于被消灭物件，也仅仅只是属于团结、教育、改造、利用的物件 。1978 年 3 月 18 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即使“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也仍然存在著“依附在哪壹张‘皮’

　　上的问题”，存在著“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只要坚持壹党专政，知识份子就始终是专政者的心腹之患；知识份子必须忘我，必须失去自己的独立意识，成为没有主见的工人阶级的壹部分。被当局重视的知识份子实际上是奴才，绝不是主人。

　　毛在七大向党内发出指示：“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物件就是民主人士了”。千家驹指出：毛既嚮往又自视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所以对知识份子既蔑视又敌视。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唐太宗喜称“天下英雄尽入吾壳中”。毛则笑谓“妳们都上了我的贼船”。全是帝王心态，知识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间。

　　1947 年 10 月 27 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组织和平统壹大同盟阴谋的指示》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壹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毛泽东在审阅这份档时加上了壹段话说：“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

　　“壹步壹步地抛弃他们”。

　　1949 年 8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係”的白皮书，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共在大陆上的军事 ? 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壹切朝著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艾奇逊所讲的“外国羁绊”是指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势力。

　　毛为此壹连写了《为什麽要讨论白皮书》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国的知识份子与美国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他心怀叵测地说：“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必要”，“给中国人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份子”。这就是把当时中国数百万民主的新型的知识份子都列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五纵队了。毛在评白皮书的文章中还直称他们为“思想糊涂的知识份子”。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壹文中已把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为美国人“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所瞩望和经常企图争取的”人，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共产党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壹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壹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这是壹个很好的东西，是壹个护身的法宝，是壹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乾淨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壹个宝贝。”从而已把自由知识份子打入了怀疑和整肃的范围之中。毛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

　　1950 年初，毛说：中国的知识份子不外乎两类；壹类是读书越多越糊涂；壹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第壹类是地主阶级的知识份子，他们谈的是孔孟之道、资治通鉴之类的书，所以读得越多越糊涂。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接受了个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动。毛还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说的是封建帝国闭关自守时代的事。现在不同了，海禁大开，有了艾奇逊所说的“外国羁绊”。孙中山这位大秀才就壹举推翻了满清王朝。我们共产党也不是秀才造反吗？

　　有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外国羁绊”，不也推翻了有“美国羁绊”的国民党反动派？

　　所以，对我国土地上的知识份子，我们可要感谢艾奇逊给我们的教诫啊，必须记得，秀才们虽然上了我们的贼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须慎加留意，小心为上。

　　所以，1949 后的中国，以文盲为荣，以有知识为耻。1950 年华北 150 万党员中，130 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干部中近 50%没有文化或文化很低。

　　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係，壹向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係。前者神气而霸气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后者动辄得咎，如胡风说的，咳嗽壹声都有人录音，所以总是临深履薄，像恶婆前的小媳妇，退不完的裤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为了扼杀民主自由、镇压知识份子，进行了壹场又壹场斗争。改造思想的实质就是消灭良心，消灭自尊，消灭独立思考。要人人无人格，人人说假话。

　　1930 年年轻的沉从文（1902～1988）就公开发表《论郭沫若》壹文，对这位比他年长 10 岁的成名人物作了无所顾忌的评价，壹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1948 年 3 月中共领导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动壹场批判和“再评价”

　　运动。在该组织创办的文学理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第壹期上，发表了郭沫若充满火药味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界定为“黑色”作家，沉从文则是 “桃红色”作家，文章宣称：“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壹批作家壹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著”，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特别是沉从文，他壹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著，他高唱著‘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壹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諡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周有光回忆说：“49 前中国知识份子大多倾向共产党，而沉从文感到恐慌。……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沉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壹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壹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丛刊还发表了邵荃麟、胡绳、乔木（乔冠华）等激烈抨击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小说的清算文章。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下的香港另外几家进步刊物也壹起配合对国统区有较大影响的作家创作进行了有计划的批评，被批评的作家有姚雪垠、骆宾基、钱钟书、臧克家、李广田等，范围相当广。这壹运动可以被视为在国统区肃清自由民主主义者影响的前兆。

　　1949 年元月，沉从文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壹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949 年 3 月，他两度自杀。先是长子沉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沉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沉从文壹度“住在壹个精神病院疗养”。当他由“疯”

　　恢复“正常”，作为壹名作家，沉从文便“死”了。

　　40 多年后，张兆和依稀记得：“1949 年 2 月、3 月，沉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

　　1949 年 4 月 6 日沉从文在病床上写下壹篇很长的日记，他感歎：“可惜这麽壹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将登上文艺界权力顶峰的郭沫若。

　　1953 年，在绝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图自杀，获救后辞去北大教授的职务，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他从此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以避风雨。1953 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 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因为他留在大陆“匪区”。

　　他的作品的纸型都被出版社销毁了，存书全化成了纸浆，谈论现代中国文学的书籍、论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开这个名字。

　　凡旧作中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删掉。为表示与新政权壹致，与新社会合拍，宁可“剜却心头肉”。连前中共总书记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饿乡纪程》

　　裡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壹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

　　曹禺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将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添个革命的尾巴。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只见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产品则完全绝迹，致使半个世纪的文学史壹片空白。

　　中国大陆唯壹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两位作家，老舍和沉从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讽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际，老舍已自杀身亡；提名沉从文时，沉已高龄病逝，享寿 86 岁的沉从文的全部作品，均创作于解放前，解放后再也没有在文学上创作过壹个字。

　　2．批判《武训传》

　　1950 年毛先批电影《清宫密史》，1951 年又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电影《武训传》的主题

　　是宣扬文化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巨大推动作用，最令最高决策者侧目的则是兴学的武训和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下面的几段对话：“喂，武七，跟咱们壹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壹度佔领过堂邑、寿张、阳穀等县城的山东贫民首领王伦都是壹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裡，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杀得完吗？杀几个恶霸就行了？……”武训迟疑地说：“周大爷，我还是打算讨饭积钱修义学……。”武训与周大最后壹次见面时，武训又说：“单凭杀就行吗？……那麽多的人怎麽杀得完呢？……”周大的头不由得低了下来。他皱著眉恨恨地说：“可惜咱们就是少壹个好的头领给咱们好好地带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宝座就忘记了咱们穷人！……”

　　影片于 1951 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讚扬的文章。

　　毛泽东看了《武训传》后勃然大怒，下令：“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1951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争论变成了壹场政治批判运动，因为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衊农民革命斗争，诬衊中国历史，诬衊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该社论批评43 篇讚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 48 名作者。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训的家乡“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 7 月 23 日至28 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该“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反动宣传”。

　　1951 年 6 月，胡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为什麽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文章特别强调《武训传》中壹段对话：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对兴学的武训说，“好，武七！妳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壹文壹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文章指出：这‘壹文壹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评论者的附和。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说：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壹重在革命武装，壹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只有二者合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说，‘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胡绳直接提示读者：《武训传》作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在胡绳看来，“文”当然无“功”

　　可言，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

　　同期《学习》杂志发表的署名郑昌的文章《从讨论裡应该学到什麽？》。文章斥责《武训传》“把壹个投降了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训，描写成为革命者。把那种根本不联繫政治斗争，根本不损害封建统治任何壹点东西的所谓‘行乞兴学’，与领导武装斗争的周大的行动等同起来，称之为‘壹文壹武’。”

　　文章进壹步指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壹文壹武并列，而且通过这‘壹文’

　　的口辱駡农民战争为只会杀人，那‘壹武’居然被骂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写那‘壹武’的行为毫无结果，这‘壹文’却干成了据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把农民战争的内容与作用归结成为仅仅壹个字：‘杀’（用周大的口说：

　　‘咱们就只有杀！’）他把几个领导过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王伦与洪秀全，诬衊成为‘杀人魔王’，而其结果是‘败的败，擒的擒’，‘杀，又有多大的用处’。相反的，壹个得到靠屠杀‘捻党’起家的山东巡抚张曜的支持的武训，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人。”

　　《武训传》批判时壹直深谙天机的杨耳说：“最触目的是电影对于武训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否定和污蔑，同时也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污蔑。电影裡用武训和周大两个中心人物来代表当时中国的两条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在电影中是惨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无益的斗争……。

　　电影《武训传》两次借用武训的嘴，咒駡并质问革命农民道：‘杀得完吗？杀几个恶霸就行了？…’又说：‘周大爷，单凭杀就行吗？…那麽多的人怎麽杀得完呢？’实际上，中国的农民革命，除了张献忠等少数错误的领导者在失败之际杀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动统治者才不遗馀力地污蔑革命农民爱杀人。《武训传》的这两次质问，和恶毒的污蔑咒诅又什麽区别呢？”

　　不再写诗而只写批判文章的何其芳说：电影《武训传》上捏造了壹个太平军的战士周大，说武训和他是‘壹文壹武’，肯定他们都是农民的反抗，批判他们都不能获取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歪曲地写为只是烧杀。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正是封建社会裡面农民最革命的表现。像武训那样刚好走著相反的道路，怎样能够和太平军的战士相提并论呢？把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相提并论，对于太平军的革命战士是壹种莫大的侮辱，而对于武训却是壹种粉饰到极点的抬高。何况电影裡面把武训写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却成了只知道烧杀的‘响马’。根据历史材料，太平军的纪律是很好的，并不乱烧乱杀。而且像电影裡面所描写的张举人那样的恶霸地主，那完全是应该杀的，周大杀了他又有什麽可以非难的呢？这实在是对于中国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横加污蔑”（《学习》

　　第 4 卷第五期）。

　　周扬认为“《武训传》对农民革命给与了极大的污蔑，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队伍歪曲地描写为只是烧杀”。他指出：这种对农民革命的歪曲，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

　　无论是杨耳文章，还是何其芳周扬的文章，实质上都是奉命之作。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训传》“文”“武”分野的几个小镜头做大文章，反映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在最高决策者眼裡，《武训传》根本就不是什麽艺术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用深谙天机的杨耳的原话讲，是“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换句话说，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向执政党挑战。《武训传》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代表了现实中“文”

　　“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在毛看来，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则是武训的继承者。

　　对武训的褒扬，也就等于是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的自吹自擂；对太平军和洪秀全的种种批评，诸如“杀人魔王”的批评，洪秀全登了宝座就忘记穷人的批评，莫不构成对毛本人“恶毒的污蔑咒诅”。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可怕。“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毛自然要予以迎头痛击。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因此鸣锣开场。

　　1916 年，陶行知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后，陶提倡平民教育，后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在 1930 年被国民党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依然继续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

　　陶行知看到国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没有生命权利普适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爱，没有博爱的概念。中国人的人性观是壹种功利的人性观，它不是著眼于生命本身，而是著眼于生命的外在价值，即社会性。生命的社会性压倒壹切，生命本身无足轻重。陶行知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要到什麽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壹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陶行知特别推崇博爱，“爱满天下”是他的座右铭，赠之友朋以互勉互励，终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断言：“共和之大本”在博爱，若无博爱，“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 1943 年他说：“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壹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我们仍当向这个方向努力。”他关注最多的是“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

　　1946 年 7 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讚“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壹段时间，又精心组织了海内外壹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 49 年后“民主魂”已无价值。1951 年批《武训传》时，因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他生前推崇过武训，舆论界翻脸不认 5 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其博爱精神被宣判了死刑。批判者中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知名人士，其价值只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壹种是像郭沫若壹样批武训、写检讨；壹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动了。

　　钱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壹个致命问题：“为什麽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裡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麽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会找到武训这样壹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

　　“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採取革命手段才成。”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只有中共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与此没有直接联繫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范畴、都是歧途。

　　钱俊瑞在《改良派为反动派撑腰》文章中说：壹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重要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等等；且愿意凭著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和他们的宣言相反，壹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这也就是壹切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1951 年 8 月 27 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在这裡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如：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似乎有三种人生路向：壹是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壹是走中间道路，实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壹是充作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鹰犬。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麽革命，要麽反革命，中间道路本来就没有的。换句话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需要文化创造、文化积累，不需要经济建设，只需要中共领导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只有这种事业才是正当的。而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走“中间道路”，绝大多数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所以，就总体而言，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是壹个有罪的阶层，其基本历史应予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如冯友兰所说，只要不投奔解放区而留在国统区，就是“助长蒋政权的凶焰”，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比武训的错误更大。

　　具有与武训类似经历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惨了。晏氏1918 年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旋赴法国为欧战华工创办识字班。1920 年归国后，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并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领有理想的人士深入农村，本著“与平民打成壹片”的精神，数十年如壹日地为劳苦大众服务。1928 年他赴母校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在美奔走呼号 10 个月，募得 50 万美元，全部用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1940 年，在抗战大后方，他又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他仿效武训，沿门托钵，募集办学经费。他以办学的实绩赢得人们的关注、解囊，不必像武训那样以作贱自己来换取人们的拖舍，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教育教国的精神却是与武训相通的。在 1943 年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氏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壹。

　　1950 年，晏氏在美国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但他留在国内的事业却被当成了异端：他手创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宣佈为“反动组织”；他在抗战期间历尽千辛万苦支撑下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被定为“反动学校”，学院的院长魏永清则被定为“反革命份子”（30 年后方被宣告无罪），学校师生受到株连，成了批判对象。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在眼看著自己在祖国的事业被摧毁、有家归不得的百般无奈之下，于 1960 年代到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

　　陶、晏都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信徒，他们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积弱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这壹药方。共产党执政后如果对异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们及其弟子继续其平民教育事业，则他们向几亿农民灌输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识而不是阶级仇恨。如果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散佈到全国农村，无疑会妨碍中共基层组织执行其阶级斗争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两支队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瞭。

　　冯友兰在自我检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分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裡。这件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壹方面说，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可见，国统区自由知识份子非但无寸功可言，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决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

　　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捲入了这场批判运动。被上述社论点名的 48 人以及该影片的编导和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的观点检讨并接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达数百篇。从此不但该影片遭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而办的“武训学校”也壹律更改校名，相关的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被拆除。对《武训传》的批判及其后的文艺整风运动，使电影创作处于停滞状态，当年除《南征北战》外几乎没有壹部影片投入生产。

　　毛泽东为何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电影《武训传》妳们看了没有？那裡头有壹支笔，几丈长，象徵‘文化人’，那壹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复辟势力，应被列为专政的物件。

　　1990 年，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瞭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壹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壹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麽？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锺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裡，不免有壹点儿感慨，中国知识份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援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份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 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 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衝的恰恰是知识份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1985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第壹版上，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壹场大冤案！

　　3．思想改造运动

　　中共建国的几个月后，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採用苏式教育度的计画。由于大多数教授受过欧美教育，他们的抵制使计画未能实行。中共看到“高等学校教师中还浓厚地保存著欧美反动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则投以不值壹顾的轻视的眼光，认为是“危险到极点”

　　（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的言论）；遂于 1951 年发动了壹场以全国知识份子为物件的“思想改造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的正式名称是“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 1951年 9 月。在这次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份子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变成了新政权的附庸。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他用“4 个 S”来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阶段就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王友琴：中国知识份子的四个 S）。

　　根据科学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1951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在壹个全国性专业会议上报告说：知识份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寅初校长大受启发，当即就在北大搞起了壹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9 月初，马给周恩来写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 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壹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这封信在 9 月 9 日转呈毛泽东。9 月 11 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道：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9 月 29 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向京津地区高校 1700 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思想改造运动” 至此正式开始。

　　马寅初在壹篇文章中宣称：“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係，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报》1951 年 10 月 23 日）。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壹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壹。

　　接著，《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长文。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内部档“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12 月 23-24 日，毛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很快，“思想改造”运动从大专院校延及到文艺、科技、宗教、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级政府部门中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按毛泽东的说法，叫做“脱裤子，割尾巴”，而当时的知识份子面嫩耳软，听不惯这麽形象的语言，于是选择了壹个比较文雅的名称，叫做“洗澡”。这个运动大致分成五个阶段，分别是：学习、坦白、审查、改造、总结。

　　“思想改造工作”的第壹步就是政治学习，学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共产党的档。这些“民主人士”都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而在这裡壹篇简短的档却要反复学习、反复讨论、反复体会，不厌其烦，以磨掉妳的棱角。这就像古代伊斯兰初创时期的“壹手持可兰经，壹手持宝剑”。从著名学者到普通教师，都参加到了逐日逐句的严肃而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经典著作”的带有强制性被动性色彩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这些旧式的非体制知识份子开始被灌输壹整套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用语。

　　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这些知识份子根据所学档和著作去发掘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肮髒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主要是写自传，壹遍、两遍、三遍、五遍的写。

　　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份子都成为整肃重点。

　　张东荪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壹面旗帜：日伪时期坐过日寇的监狱，坚贞不屈；1945 年 11 月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1946 年当选为民盟秘书长；1948 年底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北平和平解放。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负责人，为和平民主不懈奋斗。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壹边倒，张东荪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在当时，是否拥护壹边倒是考验政治忠诚的壹个主要指标。张公然对壹边倒持保留立场，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1951年被指控向美国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1952 年 4月 21 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市高校情况的壹个批示就点了张东荪的名，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张东荪已与敌特分子并提，不在“可以过关”

　　之列了。梁漱溟曾当面向毛泽东为张求情，毛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壹起开会了。”张东荪被指为“壹贯反共”、“为帝国主义服务”，在燕京大学和校长陆志韦壹起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后销声匿迹。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壹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著头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爱国志士、学术泰斗竟潦倒至此。

　　张东荪于 1968 年 1 月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当张东荪被关入秦城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捕。在秦城被迫害致疯，后监外就医。

　　张宗炳的妻子刘拙如在其单位中被批判斗争，并被扭送到海淀公安局，被监禁了近壹年。二儿子张宗燧 1968 年在单位中被关起来“审查”，1969 年张宗燧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 31 楼服安眠药自杀，时年 50 多岁。1966 年张东荪的三儿子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遭斗争后，壹起服毒自杀。张宗颖死时 46 岁。除张东荪自己被关死在监狱中，张家的三个儿子，两个自杀，壹个被长期关押后精神失常。他的两个孙子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第三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判阶段，知识份子将他们所学习、所清理的东西写成书面的自我批判文字并在不同规模的场合宣读或发表，以求完成“洗澡”。

　　周恩来就曾多次指示：运动要“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在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物件有两个人，壹个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另壹个是法学家周炳琳教授。1952 年 3 月 7 日，朱光潜教授在西语系师生大会上检讨，但与会者壹致不满，先后有 5 位师生在会上对他进行揭发批判。3 月 29 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继续批判朱光潜。4 月 9 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朱光潜作了第三次检讨。会上，马寅初校长总结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壹边来”。

　　与朱光潜壹样，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检讨难以通过，因此他向马寅初校长表示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壹切后果”。但马寅初先是带人到他家裡找他谈话，然后又召开 20 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还亲自主持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52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给彭真写信：“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在共党接管北京大学时曾表示：“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和将来还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他的希望落了空，共党就是要改造他。他终于被迫在报上发表自己的检讨，题为《认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他承认“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反动透顶”（1952 年 8 月 13 日《光明日报》）。民国初年赴美留学归国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金岳霖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归国三十多年，同唯心斗争了三十年，到此时仍不免要检讨过关。因为他的学生殷福生去了台湾，他便检讨自己培养了“壹个反动份子”。由于清华使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经费，同美国文化界联繫较多，他便在政治上检讨自己“成为美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丧失民族立场”；在学术上则检讨自己搞的哲学“根本是反科学的”，要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952 年 4 月 17 日《光明日报》）。

　　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 1957 年回忆说：“前几年，大学裡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駡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壹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文汇报》1957 年 5 月 19 日）。

　　清华大学的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劝他说：“芝生，妳问题严重啊！妳壹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接著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两个白髮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壹起，眼泪和鼻涕齐下。当初国民党请冯有兰搭机南下赴台湾，他曾以极大的勇气拒绝，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临时担任清华校务会议主席，迎接共产党。现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对方是中共，他竟忍气吞声，不敢辩壹个字；经过多次“高压定型”，不仅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成了壹名光荣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学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也就是说，“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

　　云南大学的教授刘文典就是拒不检讨的壹个。他是壹个狂放不羁的学者。二十年代未，他在安徽大学校长任内，曾同蒋介石当面顶撞，说：“我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听见过妳的名字。我根本没有听过蒋介石三个字”。以至壹度被蒋拘留软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方获释放。他壹贯目中无人，自称是三千年来唯壹真正懂得庄子的人，自然不会因为来了共产党就肯“改造”自己。

　　刘氏对于学校当局将他当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批判他的大会上，他公然宣佈：

　　“我是壹个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如果说政治思想错误，那就是孙中山的错误。至于我的学术思想方面，正如妳们所熟知的，完全渊源于庄子。倘若妳们觉得庄子的思想有问题，妳们可以不选读或是取消这壹门功课。妳们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请妳们先去清算孙中山和庄子。这才是正本清源。

　　如果孙中山和庄子都是反动和应该被打倒的，则我的存在与否，也不值壹谈了！”

　　这个年愈花甲的学者，软硬不吃，拒绝接受改造，终于落得个无课可教的下场。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

　　官方还鼓励壹些知名知识份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率先发表文章咒駡自己。但知识份子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壹样对他们“揭露”批判，知识份子稍有辩解便遭到辱駡，他们为了“过关”，不得不颠倒是非地加倍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樑专家茅以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此时却被迫检讨说：“我于 1920 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

　　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此时被迫检讨说：从事这壹研究“是我壹生历史上最可耻的壹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

　　交待历史要像竹筒倒豆子，壹点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过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把人情，亲情，友情批成反动的人性论，把个人奋斗，个人尊严批成反动的个人主义。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开会“帮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装进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份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繫”，效忠共产党，其人格遭到严重侮辱。知识份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动”标籤。

　　1952 年 3 月到 5 月间，也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收尾阶段，北京大学有 7个人自杀身亡，相当于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十分之壹。

　　5 月 6 日，北大校长马寅初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此后两周，北京大学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在壹周左右的时间内，据称有三千多人交代了问题，约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90%，其中 41 人有“重大问题”。

　　马寅初的北大是壹个时刻观察政治风向的北大，壹个趋炎附势的北大，壹个既不保护自己的教授、也不保护自己的学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内，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风向标、角斗场。马寅初在解放前就与周恩来私交甚深，曾说，“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壹定要跟共产党走的。”而他为自己的孙子、孙女分别起名为思润、思泽、思东，更可见他本人的倾向。马把自己的政治倾向搀杂到壹所大学的建设之中，可以说是他作为大学校长失败的关键。

　　1952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可以让 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 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

　　仅在思想上改造知识份子当然不够，组织上的控制更为重要。譬如东北工学院便利用这场运动将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为老教授）撤掉，换上了清壹色的共产党员。

　　从 1951 年 9 月 30 日至 195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等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著名知识份子写的有关思想改造的文章。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评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体制知识份子之手。体制知识份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发表的，主要是代表权威阐释运动的意义和必要性，例如胡乔木、周扬、艾思奇、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诸如《学习》杂志之类的报刊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民主党派领袖则带头呼吁知识份子响应中共号召投入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这可以从黄炎培、章乃器、陈叔通、李济深、邓初民、谭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来；真正作为改造物件在报刊上发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非体制知识份子，包括冯友兰、贺麟、梁漱溟、金岳霖、张东荪、沉从文、钱端升、楼邦彦、钟敬文、金克木、週壹良、黄药眠、罗常培、周培源、华罗庚、茅以升、梁思成、钱伟长、董渭川、李宗恩、葛庭燧，等等。经过著名知识份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诬与他诬，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被搞臭了，完全丧失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号召力。

　　思想改造、洗脑交心、“忆苦思甜”、向党靠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改造人生观，以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每天每晚的政治学习，洗劫做人的中流砥柱──人的良知、博爱、宽容、正义感、人的真诚和尊严，……最后剩下是壹个既无国家观念亦无天赋人性只有党性，完全听党指挥棒，无主见无大脑功能的动物。以奴性取代独立性，对不堪教化的就将其思想连同肉体壹齐消灭！这是数千年来多麽惨烈的壹部思想文明灭绝史啊！真正的知识份子全面死亡了，从此“大地白茫茫壹片，真乾淨，只剩下皇帝与流氓，任驰骋”。

　　在 50 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份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识份子和干部因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4．批判胡适及其弟子

　　1949 年毛泽东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并把他们宣佈为战犯加以通缉。胡适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离开北平南下，1949 年 4月 6 日从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胡适离开大陆后，194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壹封出自胡适的老朋友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壹封公开信》。

　　胡适声称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 1950 年 1 月 9 日发表《共产党统治下没

　　有自由》作为回应，说陈垣他们现在“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北京解放后，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到华北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政治部学习。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壹箱财物，并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壹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壹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讚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1950 年 9 月 22 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的“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文章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1951 年 11 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国青年》等刊物上转载，以此为契机，大陆方面兴起了第壹轮胡适批判高潮。这场批胡适的运动从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底，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三反运动”而搁置。这场运动只局限在京津高校，涉及的人员主要是些高级知识份子。许多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如汤用彤、金岳霖、马大猷、朱光潜、梁思成等等，都写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场。

　　胡思杜虽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因为成分不好，壹直没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几的人单身度日，他壹直努力工作，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壹直是二等公民。他壹直想入党，1957 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主动地给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却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 1957 年 9 月 21 日上吊自杀了。留下壹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妳了。妳来了我壹定不在了，找我的壹个同事，他会告诉妳我的壹些情况。妳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妳不要难过。妳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妳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壹个手錶也给妳，留个纪念。希望妳们努力工作，妳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1954 年春李希凡和蓝翎写出了壹篇文章，发表在 1954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第 9 期上。文章说：“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尤为明显。”

　　江青读了发表在《文史哲》上的这篇文章大为讚赏，就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就建议《人民日报》转载。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要求转载此文。岂料，文章排出小样后，周扬提出了反对意见。事情便搁下了。

　　9 月中旬，江青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督促《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周扬说：

　　“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的地方。”“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艺报》转载。于是，《文艺报》第 18 期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另壹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

　　10 月 16 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它有关同志写了壹封信：“各同志：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壹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壹次认真地开火。……俞平伯这壹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採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封信当时只是内部传达学习，没有公开发表。此信后来被正式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信的标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 月 18 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这封信的精神。确定了对《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採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

　　发表。为了加强对这次运动的领导，成立壹个委员会，由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10 月 23-24 日《人民日报》连续推出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李希凡、蓝翎的《走什麽样的路》，提出这场讨论“是过渡时期複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正式拉开批判运动的大幕。

　　10 月 24 日，中国作协召开了批判俞平伯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扬、冯雪峰、邵荃麟、俞平伯、冯至、王瑶、吴缃等 20 多位学者和评论家。周扬指出：

　　“李、蓝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抓著了壹个具体的物件，执行了尖锐的批评任务。”

　　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于会后第十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写了哪几篇文章？》，语气已与会上的发言大不相同，从“由我个人负责”变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据俞平伯讲，“是胡乔木叫她那样写的”。11 月 28 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错误态度》。1958 年她下放到工厂锻炼，说她“破坏生产”被批判，1960 年被开除公职，“文革”中又成为批斗对象，不久便自杀。

　　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文艺组负责人袁水拍写壹篇批评《文艺报》的短评，袁提出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未被同意。这样以袁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在 195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在审稿时加写道：“《文艺报》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壹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壹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儘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壹种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

　　中国作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冯是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是鲁迅晚年和共产党联繫的中间人，参加过长征；1949 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壹任社长和总编辑）感到袁水拍的批评措词辞厉，甚有“来头”，冯在当年 10 月 31 日在文联的大会上做了检讨，在 11 月 4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当时毛并没有注意，当《南方日报》在11 月 14 日加以转载时，却被正在南方巡视的毛看到了，而且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冯在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资产阶级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说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道：“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冯说“我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毛在此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毛逐字逐句地看壹个人的文章并批注，还真不多见。既然毛对冯的看法如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把他拿出来斗争了。

　　12 月 8 日，冯又在大会上做了检讨，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作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把冯定性为：“对于文艺上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轻视和压制；在文艺批评上的粗暴、武断和压制自由讨论的恶劣作风”；撤销冯的主编职务。改组编委会，责成作协改进对该报社的领导。

　　周扬等 1955 年 1 月向毛彙报时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裡很痛苦。”毛说：“我就是要他痛苦”！1957 年 7 月 25 日起，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连续召开，批判冯雪峰。8 月 20 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为题，报导了他的“错误”

　　及批判他的情况。就这样，冯雪峰被加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被撤职后的冯雪峰1959年1月被安排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组建的编译所。

　　虽然 1961 年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多次请求恢复党籍，直到死都未能如愿。文革中，冯雪峰先是被关进牛棚，后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劳动改造。他种过菜、挑过粪、插过秧、清扫过厕所、放过鸭子。1976 年 1 月 30 日终因肺癌晚期去世。

　　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是批判胡适的主将，就在他大批胡适的时候，1955 年 5 月中旬，他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柏山“文革”中再遭衝击，1968 年 4 月 3 日在郑州含冤去世。

　　1954 年 11 月初，邓拓要王若水写批胡适的文章。邓拓转达了毛的指示：俞平伯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11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的《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胡适的第壹篇文章，得到了毛的赞许。12 月 8 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上说，王若水的文章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壹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

　　批判胡适的时间持续到 1955 年 8 月，前后长达 10 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壹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 辑）。

　　当时批胡的文字远远不只这些，散落在各种学报、刊物、报纸上的批胡文字还有不少。很多青年学生在课堂内外以作业的形式，撰写的批胡文字，其数量就更无法统计了。

　　批胡风

　　文艺理论家兼诗人胡风（1902～1985），出生于湖北蕲春县的贫寒之家，原名张光人。壹位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已在路翎等人的创作中结出硕果）。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1929 年去日本庆应大学留学留学，第二年参加日本共产党与日本反战同盟。1933 年被捕，被日本政府驱回国，抵上海，先后任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及左联书记等职。

　　由于他和鲁迅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引起周扬的极大怨愤。在文艺方针上，有过所谓“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之争。从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壹战线问题》可看出鲁迅对周扬（当时叫周起应）的憎厌之深。在周扬眼中，胡风跟鲁迅壹道另提口号，不是“内奸”是什麽？他以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充当了鲁迅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连络人。鲁迅逝世，胡风作为鲁迅的密友，是扛灵柩者之壹。

　　他抗战时期在重庆，胡风团结了壹批作家诗人，形成了壹个既真诚追随中共革命运动，又强烈追求创作个性的文艺派别。人们以其所编刊物《七月》而名之“七月派”。胡风在文坛上声誉颇隆，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和“鲁迅绝顶忠实的传人”。

　　毛泽东早在 1940 年代初期发表的、1949 年以后近 30 年中被奉为文艺界“圣

　　经”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壹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壹定的阶级、属于壹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还借列宁的话进壹步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壹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强调：“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壹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在毛泽东看来，文艺离开了政治斗争和党派需要，就成为了多馀。

　　胡风始终反对将文艺降低为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壹”的文艺批评原则，胡风始终强调的是“社会学与美学原则相统壹”的批评方法。他认为：

　　文学与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谁主谁从、谁尊谁卑、谁高谁低的问题；而且，文艺与政治“合为壹体”的唯壹条件和标准就是文艺真实地反映社会和历史，文艺应当“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反映出历史现实底内容和发展趋向，由这来为政治开路，推动政治前进。”他不赞同文艺成为“权变的政治战术的应付”。他希望文艺不要异化成党派政治斗争壹时壹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异化为政治领袖包装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异类”的刀枪。胡风对那种“壹切都简简单单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视“文艺底专门特点”的错误乃至荒唐做法，总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40 年代初胡风与周恩来身边“才子集团”的乔冠华等发表文章，反对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并发表对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施行应区别对待的的观点。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严重关切，1943 年 11 月 22日，中共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对此指出严厉批评：“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命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1944 年 7 月党员作家何其芳、刘白羽由延安抵达重庆宣传毛的《讲话》，并与胡细谈几次，其实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触情绪。

　　胡风在重庆时期牴牾《讲话》的言论，都被他的“宿敌”周扬记录在案，连毛泽东也芥蒂于心。胡风始终坚决反对文艺只顾宣传、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抗战”，却完全忽视农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完全忽视对农民的封建思想意识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在胡风看来，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并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证反封建的胜利；换言之，反帝能够保证民族的解放，但决不能保证民族的进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证民族的进步。可是，胡风在抗战时期的真知灼见到了 1955 年都成为他“反人民”、“反党”、“反革命”的根据！胡风对知识份子的看法也与毛泽东大相径庭。他认为“知识份子也是人民”。

　　1948 年中共在香港主办的《大众文艺丛刊》连续发表了党员作家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的文章，点名批评胡风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讲话》

　　的对立。这显然是壹次中共组织的、清算国统区抗战期间的文艺工作以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举措，当然也是藉以进行政策调整的举措之壹。胡风则以长达十万字的《论现实主义的路》提出反批评。

　　1949 年开国大典后，11 月 20 日，诗人胡风在 8 月 1 日刚定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乐颂》。以 1949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为缘起，极力夸张和渲染会场的热烈气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最后壹章为《又壹个欢乐颂》，回到了开国大典的欢庆场面。

　　胡风在诗中用饱满的激情大声歌唱：

　　海

　　沸腾著

　　它涌著壹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著身躯

　　好像他右手握紧著拳头

　　放在前面

　　好像他双脚踩著壹个

　　巨大的无形的舵盘

　　好像他在凝视著流到了这裡的

　　各种各样的大小河流

　　长诗近五百行，佔据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对此并不领情。因为紧接著的长诗第二乐章《光荣赞》就不能继续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而被挤到《天津日报》上去了。接下来合计长达四千五百行长诗的五个乐章《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只得先后由上海的两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几乎都是胡自己操办；而批评长诗的文字却接踵而至，搞得书店积压卖不出去。照说歌颂中共及其领袖的作品，在这举国欢腾之际，按照常理是没有人敢从中作梗的。解开这个误区之谜，还是鲁迅这句话说得透彻：“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据 1949 年 12 月 14 日《胡风日记》：“和胡乔木通电话。他不赞成《光荣赞》裡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解放后，胡风认为党文艺观点、政策应该与时俱进，予以调整，因此他极力反对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态度，把文艺作品作为图解某种观点政策的工具。当时人们都厌恶这种所谓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所谓庸俗社会学观点，而胡风挑起反对的大旗。

　　据学者蓝棣之说：“中央档案馆裡面有这样壹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壹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

　　1951 年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壹文中提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 1951 年 9 月 24 日至11 月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壹次整风学习，藉以清除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建立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对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并决定首先拿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刀。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后，文艺界的整风暨批胡风的运动开始了。

　　1952 年 4 月周扬在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彭柏山陪同下访见胡，这三位毛身边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党”提出批评，而胡则没有认错检讨的表示。7 月，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名为“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实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9 月 6 日至 12 月 16 日，特别安排过四次“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实质是要胡低头认错做检讨的专题会议。周扬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是反党的“路线”，虽说政治态度上无问题，但问题不决定于政治态度，而是决定于文艺理论；要在文艺理论上“脱裤子”，承认是“反党的路线”。1952 年《人民日报》上就公开称之为“以胡风为首的壹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在中共眼裡，胡风及其“小集团”成了唯壹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敢于挑战中共权威的势力。他属于鲁迅所称道的那种“硬骨头”。

　　1953 年 1、2 月，《文艺报》连续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林是中宣部文艺处长，何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林默涵说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是：

　　壹，非阶级观点。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并作结论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壹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 林默涵的文章并非个人意见，而是毛泽东，共产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系统批判后的最后结论。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

　　很快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但胡软硬不买帐，拒绝检讨。胡始终认为，是周为了 30 年代文艺理论论争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恩恩怨怨，而对自己泄私愤。

　　1954 年 2 月，胡风读了报纸上公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有刘少奇在全会上不点名严厉指责高饶的内容：“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壹，只能听人奉承讚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裡所指“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的措词，原指高饶；而胡联繫到自己总是受周扬挤压的实际，把周扬拿来对号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扬。胡风遂于 1954 年 3 月至 7 月，在北京与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协助下，三个月足不出户，全力以赴地写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著名的《30 万言书》。胡风对林文、何文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反驳，指责周扬等封锁了中央关于文艺的壹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蒙蔽了文艺界的干部群众；批评了中共对文艺发展的限制，呼吁给作家和艺术家以表现自己创造性才能的自由，并要求中央给予公正裁定。1954 年 7 月 22 日，通过习仲勳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递。中共中央将“30 万言书”交中国作协主席团处理。

　　1954 年 10 月 31 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批判《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上“压制小人物”的错误，胡风本来不想发言，经人动员才讲话。胡风在会上首先批评《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具体地讲“是向反动的胡适派思想投降”，胡风点出朱光潜的例子，认为朱光潜过去是“胡适派的旗帜之壹”，“壹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对这样的人，《文艺报》却投降。向《文艺报》的上级主管人周扬猛烈开炮。胡风的发言登报后引起毛的注意，这才调来“三十万言书”看。胡风可谓自投罗网，成了毛泽东的眼中钉，肉中刺。

　　毛便从这壹“壶”（胡）到那壹“壶”（胡）──不再批胡适，而完全针对胡风了。

　　1954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修改的、周扬在会上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节《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把批判重点转向胡风。胡到这时才提起笔来写《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经迟了。

　　1955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泽东说：“刘、周、邓即阅，退定壹同志，照办”。毛泽东批示的内容主要是：“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

　　1955 年 1 月 14 日胡向周扬提出，不要公开发表《三十万言书》，他还要修改时，已经由不得他了。这正应了“壹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何况三十万言呢！

　　1955 年 1 月 20 日，中宣部给中央送了壹份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 月 24 日，由毛签发的《关于组织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中已决定：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壹段落，对胡风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壹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将展开。1 月 26 日，中共中央批复了这个报告。顿时，全国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风思想”的热潮。巴金违心地写文章批胡风。批胡风文艺思想的工作由周扬、林默涵具体指导。

　　1955 年《文艺报》壹、二期合刊，以发表“30 万言书”中最主要的两部分作为靶子，随后每期都发表好几篇批胡文章以进行批判。

　　此时，舒芜提供了壹批胡风过去给他的私人信件，并且已经分类编辑、注释。

　　舒芜将胡风主要在四十年代《论主观》发表前后给他的信件，摘引 34 则，“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第壹、胡风壹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第二、胡风壹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第三、胡风为了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和革命文学队伍，进行了壹系列的宗派活动；第四、胡风这壹切反共宗派活动，以怎样壹种思想，怎样壹种世界观作基础。舒芜最后写下壹段总结性评论：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

　　中宣部决定将舒芜《关于胡风小集团的壹些材料》和胡风《我的自我批判》

　　同时在《文艺报》5 月初加编者按发表。《文艺报》排好清样送交周扬，周扬又送毛泽东审阅。毛读到了舒芜提交的那批掐头去尾的信，亲自将“胡风小集团”

　　改成“胡风反党集团”，将文艺思想批判壹下升格到政治斗争！下手之狠，连早有整胡风之心的周扬、林默涵等人瞠目结舌！

　　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成立处理“胡风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组，指定陆定壹任组长，派人四处搜集与胡风有关的材料。公安部动员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装裱成册，还从中宣部机关、作家协会、文化单位及公安部抽调了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领下审阅这些文字，用红笔勾勒‘有用’

　　之处，并写上注释，呈交上去。”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壹批材料”，公佈了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壹些材料》，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开始。这裡有壹个插曲：胡风《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报》5 月 13日应登载反省最为恳切深入的第三稿，结果却错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记。胡风壹看，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与胡风有十数年深交，深知胡风为人，承认过理论上曾受他启发。周恩来要《人民日报》检讨。但毛泽东发话：

　　“什麽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

　　5 月 16 日傍晚，胡风和家人正在吃晚饭。穿便衣的公安部几个人和作协领导人刘白羽来到他家。公安人员将胡风和梅志分别隔在两个屋子裡，不让他们接触。公安人员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便对胡风家裡进行了搜查。屋子裡的书很多，搜查人员壹本壹本地翻；对屋子裡的信件搜查得特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壹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壹家人的饭还没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几双筷子横七竖八地散乱在上面。这样壹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员才将胡风从裡屋带走。胡风被带走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了看桌上自己没吃完的半碗饭。

　　公安部留下的人员，对这裡再搜查了壹遍。凌晨，负责搜查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便将梅志带走。从此，整整 11 年，胡风与梅志再没有见过壹次面。根据事先佈置，公安部留下几个人在屋裡“蹲点”，负责监控电话和外来人员，三个月后这个“点”才撤离。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在 5 月 18 日正式做出拘捕决定。

　　胡乔木曾说：“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改变，毛主席认为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陆定壹说过，胡风案件要定“反革命”时，毛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指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照毛的意见办，定了胡风“反革命”。胡乔木说，他对毛的决定提出不同意见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命要完了。

　　随著《人民日报》公佈由毛亲自撰写按语的三批材料（5 月 13 日、5 月 24日、6 月 10 日），胡风问题已经由“胡风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而成“胡风反党集团”，再由“胡风反党集团”而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

　　6 月 10 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佈编者按中说：“胡风的主子究竟是谁？”“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繫，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著反革命勾当。”

　　6 月 15 日毛在胡风材料上所写的序言中指出：通过胡风事件，“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壹步壹步地清查出来的”。毛认为，胡反《讲话》，就是反他本人。其实，胡并无直接反毛言论。毛说：“胡风集团给我们壹些积极的东西，那就是藉著这壹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壹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

　　毛泽东写了编者按语，在未经任何司法程式之前，斩钉截铁地断言胡风“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壹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壹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因此，留给司法机关的严重任务就是为这些断语千方百计地搜寻罪证。

　　毛泽东为胡风及其集团成员之间的信件亲自加写或修改按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望风扑影，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罗织罪名，锻炼成狱。这样的文字狱，如果雍正皇帝再世，也会自愧不如、退避三舍；或者在任何民主国家，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枉法的事情，即使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时期，蒋介石本人也没有做过这种亲自出马超越司法加罪于政敌的事情。

　　壹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了马力，仅毛亲自撰写序言和按语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册子，全国就印刷了700 多万册；那本以妖魔化为能事的漫画小人书，估计不下千万册之数，当时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户散发的。当时，迅速出版投入运动的书籍还有：《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华岗编写，新知识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北京大众出版社）、《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嘴脸》、《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人民出版社）、《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艺出版社）、《讨论胡风文艺思想参考资料》第壹至第五辑、《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及其《续编》（作协上海分会）、《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彙集》第壹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报刊资料索引》（山东图书馆）。这裡所存录书名，恐怕现在许多大图书馆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这些书已成了稀世文物与古董了；其内容与印数就不必去说它了。但当时的阵势，则由此可见壹斑。

　　7 月，五人小组又发展扩大为中央“肃反”十人小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由胡风事件转入了“肃反”运动，整肃包括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在内的各类知识份子。对此中央却未发过壹个正式档，对整肃给以壹定的政策界限。具体的办案人员，每天只能学习《人民日报》上面的编者按，以（毛写的）这些按语来指导工作和划定政策界限。

　　清查胡风分子有口头传达的的内部政策，办案人可做笔记。当年壹办案人保留的那时的记录，有六条：1）与胡风直接经常接触，直接参与胡风有计划的向党的文艺领导思想进攻，在壹个小地区若干胡风分子推崇的小头子。2）壹般分子，在胡风问题上不很严重，但其他政治历史问题严重的作为壹般分子。3）壹些受胡风分子影响较深者为影响分子，包括偶尔同胡风与胡风分子通讯、求教、崇拜的人。4）与胡风有直接、密切的关係，与胡风思想壹致，积极写作，壹贯宣扬胡风思想，为胡风出谋划策或某地方的小头目，应作为骨干分子。5）凡与胡风骨干分子密切，拥护胡风主张，参加活动但与胡风无直接关係，应作为壹般的胡风分子。6）与胡风集团分子没有直接关係或者有若干联繫并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观点上与这些人是壹致的甚至说谎和发牢骚，但没有谩駡、污蔑我们党的，应作为受影响分子。

　　壹场搜捕知识份子的风暴席捲了祖国各地。被捕的有：北京的路翎、绿原、徐放、谢韬、刘雪苇、牛汉、鲁煤、杜谷、闫望、于行前、冯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贾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张中晓、罗洛、何满子、李正廉、顾征南、许史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天津的阿垄、鲁藜、芦甸、林希、李离……，南京的欧阳庄、化铁、华田、洪桥……，浙江的冀访、方然、孙钿……，陝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郑思、伍禾……，湖南的彭燕郊……，广东的朱穀怀……，辽宁的晋驼、侯唯动……，重庆的何剑薰、冯异……。能迅速提供壹份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名单，非周扬莫属。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文艺批评家、编辑、翻译家，还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学者。

　　1955 年 7 月 28 日，中宣部查禁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达全国。正如谢泳所言：从《通知》“开列的查封名单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歌颂新中国和抗美援朝的，译作也都是马列著作和革命文学，还有梅志的儿童文学”。从“应停售和停版的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中可以看出，连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因译者是“胡风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并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这份文件的存在，说明 50 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胡风案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视通信秘密受宪法保护的规定，不顾世界文明、世界通行法律的基本准则，依靠搜查私人信件，瓜蔓相抄，层层株连，无穷辐射，以信定谳，最初累及者达两千馀人。例如：南京军区后勤政治部有壹位创作助理员，因为从某个胡风分子那裡搜查出他的信件，所以立刻逮捕。这样的人中，还有中学生。

　　2004 年第 6 期《随笔》上刚披露的，诗人贺敬之当年因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半年，“审查中对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杂志发表两首诗和解放初期胡风为我出版壹本诗集，以及胡风到北京后我对他的几次看望，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并结合我的文章和创作在大会上进行了全面批判，最后给了我党内严重警告（后改为党内警告）的纪律处分”。

　　1956 年夏季过后，陆续被释放的人有：上海的王戎、何满子、梅林、王元化、任敏、王皓、罗洛等，北京的牛汉、李嘉林等，天津的鲁黎等，南京的化铁等，武汉的曾卓等……北京的牛汉 1955 年 5 月 14 日被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修的托儿所后，壹直单身禁闭。关到 11 月，又转至顶银胡同、水塔胡同的看守所。刚到关押处，日夜三班倒地安排看守，逼著他天天写检查、写证词。夜晚睡在床上，头顶上吊壹盏壹百多瓦的灯泡，彻夜通明，不让睡好觉，以便考虑问题。在这壹年多时间裡，不准看报，不准看书，与外界彻底地隔绝了。 牛汉从小追求革命、加入共产党，跟著共产党闹学生运动、搞地下工作，如今却成了人民的罪人，反对共产党的人。

　　他无法想通。他为自己辩解，为朋友辩解。在关押时，写出的第壹份交代，就是为绿原辩诬。他瞭解绿原，他绝不相信绿原是什麽军统特务。他举出自己所知的证据，说明当年绿原如何受国民党迫害，在诗中如何讴歌进步和革命。

　　1957 年 5、6 月间，牛汉被释放回家，继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两年关押，没有审判；释放回家，依然没有任何说明。对于他，能早早获得人身自由，已是幸运的事，谁也不会想到去深究壹切有关法律程式的细节。在人们心中，没

　　有法律的位置。

　　上海的何满子开始关在建国东路的壹个看守所，后来换到上海第壹看守所。

　　起初不能看报，看书，1956 年初允许看报。最后壹次审讯，没有结论。只是对他说：“妳过去的历史都已经查明白了，我们花了不少钱，飞机火车，总算对妳瞭解了，这对妳也有利嘛。”1956 年 9 月底，何满子释放回家，安排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工作。1956 年 11 月，罗洛释放回家，王元化也在此前后释放回家。罗洛拿到壹份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回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贾植芳的妻子任敏、耿庸的妻子王皓，也都在 1956 年国庆日之前释放回家。

　　武汉的曾卓被捕之后，开始半年，生活待遇还算不错。虽然不能看书看报、却给他开干部伙食，和别的犯人不同，可以不集中听报告。半年之后，情形骤变，审问者的态度顿时忍劣起来，原来公安部门在四川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写有：运用通讯员曾卓 400 元。经手人：陈蓝逊。曾卓承认和陈蓝逊认识，是小学同学，但在重庆从无来往，根本不存在提供什麽情报，领取报酬之事。后来公安部门查明，是当特务的陈蓝逊当时为了虚报多领钱，将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他还虚报了白扬、秦怡等当时的影星。对无辜关押，曾卓满肚怨气，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审判，为自己辩护。自然是无果而终。他被逼著写揭发别人的材料，也给他看别人对他的揭发交待材料。他看到胡风写到：“我记得他从没给我投过稿，只通过几封信。”阿拢写到：“他对文艺理论从来不感兴趣。”曾卓看到这些材料，反倒从心底更感激这些朋友们，更怀念不知下落的这些人。在狱中壹年多，唯壹悄磨时间的办法，是写诗。无用草纸写，后被抄走，改为口吟。1957 年 3 月 27 日，曾卓由于身体有病，被保外就医。第壹个消息，是妻子提出离婚。

　　天津的鲁黎壹关进狱中，他的妻子就和他离了婚。从此，鲁黎在狱中成了无人探望、无人关心的人。妻子不理他，孩子们也不理他，连换洗衣服，也没有人送。冬天，鲁蔡没有棉衣，还是 5 月抓来时的单衣，只好和难友换著穿壹下棉衣，或者鑽在被窝裡，动也不动。可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罪。虽然有人再三做工作，说只要承认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就什麽事也没有了，他却反复壹句话：“我不可能承认。”1957 年春天，鲁黎被释放出狱，发给他壹封公函，上面写：情节不严重，免予起诉。

　　1957 年突如其来的反右，打碎了李嘉林、曾卓、任敏、王皓、化铁……所有胡风分子的梦，壹些与胡风有过关係、或者发表过与胡风文艺思想相近意见的人也成为右派了，和胡风交往甚密的聂结弯、周颖，无疑被打成了右派。更把许多参加批判胡风、声讨胡风的人，捲入新的政治风暴。舒芜曾在打倒胡风的运动中立下了“反戈壹击”的大功。然而他 1956 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壹篇题为《说“难免”》的短文，批评壹些官员以“难免”作为工作马虎的藉口。1957年 1 月 27 日毛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名批判舒芜的这篇短文：“这就是壹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壹个对台戏。”结果，《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批驳舒芜的文章。舒芜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吴祖光 1954 年受共产党感召，全家迁到北京；到京后的第壹件事，就是把他父亲吴景洲壹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用了三天时间亲自鉴定，241 件文物装了几汽车拉到故宫博物院。1957 年吴祖光在文艺界整风座谈会上说：“如果党壹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戏剧报》1957 年第 11 期第 5～7页）？北京戏剧电影界 1957 年 9 月 6 日到 13 日，陆续召开四次批判吴祖光“（胡风）小家族”的大会，被列入这个集团的有戏剧出版社编辑杜高、《剧本》月刊编辑汪明、北影编辑田庄、对外文化联络局干部陶冶等。吴祖光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分子，22 年不见天日；其妻新凤霞因拒绝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诱劝、不肯与吴祖光离婚而得罪了刘，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骂之、人人得而打之的“狗崽子”！

　　1957 年四川省文联的石天河、流沙河等人被打成与胡风集团“臭味相投”

　　的反党小集团。流沙河写了壹组散文诗《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诗刊 1957 年1 月号上，结果很快就招来围攻。诗中写了“纠缠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批判者咬定他咒駡共党积极份子，说是“对人类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诬衊”。诗中说梅花“把自己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批为盼望国民党复辟。四川省文联的领导说：“我壹看见《草本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的东西，壹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流被打为右派，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1957 年河南文联负责人苏金伞被戴上了“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发商”的帽子予以批判，《人民日报》的标题是：苏金伞生意倒台丑态毕露，肩题就是那顶“帽子”。

　　1965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审”胡风，判决说：“被告胡风早在大革命时期，即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为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效劳。后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勾引公职人员，盗窃国家机密，造谣诬衊，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破坏人民民主事业，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剥夺政治权利 6 年（1969 年又改判无期徒刑）。

　　文革高潮中，解放军押送胡风夫妇到位于四川芦山县苗溪的劳改茶场，住进山上壹座孤零零的小屋裡。壹年多后即被分开。当周扬挨整时，胡风却不肯落井下石。梅志在《往事如烟》说，1966 年 7 月，四川省公安厅负责人来找胡风：

　　要他揭发周扬，鼓励他“立功受奖”，甚至可以减刑。胡风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第二年，苗溪劳改茶场看守所长拿著登有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报纸又来找他，也被他顶了回去。随后胡风被关押在成都的看守所，壹度单人囚禁。1969 年 5 月，他因 14 年刑期已满，要求出狱，得到的指示却是“关死为止”！胡风被害得精神失常。1979 年出狱，1980 年、1985 年、1988 年三度平反，推倒壹切罪名。

　　许多“胡风分子”遭遇更惨。1966 年 2 月，阿垄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

　　3 月，贾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 12 年。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被誉为“史诗性巨著”，路翎被捕时只有 32 岁，在狱中，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无言，便是长时间狂嚎。他壹度被保外就医，痊癒后又不断上书申辩，因而再次入狱，被判 20 年徒刑，1975 年才得到释放，由街道派出所监管在胡同裡打扫卫生，靠每户每月交的壹毛钱的清洁费维生。在他那像贫民窟壹样的家裡，已经不再有壹本书。路翎的二女儿也患精神病，壹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响啊。还有几个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绿原的小女儿，插队时受了刺激，也是受绿原被冤枉成‘国民党特务’的连累……”

　　1980 年 7 月 21 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複查报告》说：“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份子，也不存在壹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胡风反革命集团壹案应属错案错判。”该报告还指出：“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 2100 人，逮捕 92 人，隔离 62 人，停职反省 73 人。

　　到 1956 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 78 人（党员 32 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 23 人。到 1958 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 62 人。”许多胡风研究专家，如万同林、戴光中等都认为，这是很不完全的统计，并指出：湖北蕲春县中小学所有语文教师，就因胡风问题被停职审查壹年，而其中只有壹个张恩是胡风的侄儿；除此之外，没

　　有壹位教师与胡风有任何关係。当年作协的实际负责人之壹康濯说：“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壹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壹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 60 馀人自杀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森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

　　批刘少奇骂梁漱溟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壹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纲领》第二条，国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共同纲领》规定公民有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后来那些“四个坚持”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统统没有载入《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 12条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无怪乎毛必须在 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赶快把《共同纲领》废掉；否则，1954 年的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麽开？1953 年毛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标志著《共同纲领》被正式抛弃。

　　1．批周恩来、批刘少奇

　　毛泽东从来不满意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式。早在 1948 年，毛泽东把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决不可以採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採取过早地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此，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解释：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壹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这些私人资本虽然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刚进北京城时设想：要在建国 15 年之后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刘少奇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他在天津说：在现阶段，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是有功。

　　1950 年 6 月 23 日毛在全国政协壹届二次会议上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刘少奇、周恩来在经济日常工作第壹线日理万机，在百孔千疮的战争废墟上恢复生产，动员壹切物资支援前线，与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美国抗衡。在这个背景下，山西推动农村合作化，高岗在东北学苏联搞集体农庄，被当成“左倾冒进”批评。1951 年 7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壹、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壹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需要的时间大约在15～30 年之间。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採取社会主义步骤。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六、只有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了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报告，遭到高岗们的质疑。接著，毛批评刘少奇的《历史任务》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这是什麽样的历史任务？刘少奇委屈地解释：《历史任务》的讲话提纲事先提交书记处讨论，当时毛同意；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需要 20～30 年时间，是西柏坡政治局会议毛亲口说过的；整个讲话并没有创新，完全是阐述毛著《论新民主主义》。接著，刘少奇收回《历史任务》的讲话，痛作检查。高岗关于东北农村合作运动的报告被毛批示，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1952 年，毛在修改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时，根本不顾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脸面，毫不客气地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1952年 9月24日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会后不久，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他受毛委託于 10 月 20 日写给史达林的信中，明确使用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提法。

　　1952 年 10 月，调东北主席高岗、西南书记邓小平、中南书记邓子恢、华东书记饶漱石、西北书记习仲勳等进北京充实中央领导班子。刘少奇原本分管组织人事，经高岗提名，任命饶漱石为组织部长。11 月成立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任主席，与周恩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身份领导的政务院平级，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专司财政经济，又称“经济内阁”。

　　1952 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这些通告和办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係紧张、市场萧条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壹律的平等竞争。

　　毛指责新税法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毛认为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错误，1953 年 3 月毛决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中壹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画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批准；撤销了以周为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4 月 28 日发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将政府工作划分为计画 、政法、财经、文教、外交 五“口”，分别由高岗、陈云、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等负责，毛泽东戏称为“五口通商”；各自直接对党中央负责，总理办公室仅负责五口的联繫事宜；而高岗却分管 8 个工业部，重要性明显超过周恩来。毛倚重高岗，显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 1953 年 6 月 13 日开始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批评“新税制”说：“公私壹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而是找资本家商量，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周、薄两人分头大会小会深刻检讨，撤销薄壹波中央财政部长和华北局第壹书记职务，财政部改组。被毛泽东认可的税收政策具体实施后，对私营经济严重歧视，使私营业主们主动乞求政府进行公私合营。

　　1953 年毛在同中南局、武汉市委负责人的谈话（2 月 17 日）中批评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观点，提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2 月 27 日毛在书记处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壹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战争创伤远未平复；全国需要休养生息；土改遗留问题大量没有解决；普选刚在基层进行；城乡依旧文盲充斥。实现《共同纲领》任重道远，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把《共同纲领》否定掉。

　　为了用总路线否定共同纲领，毛在 1953 年 5 月、6 月、8 月曾先后三次批判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违反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见《毛选》第 5 卷，80、81、89 页）。刘“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以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为根据的，而那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尚未提请合法的权力机关审查通过。毛刘之争意味著刘无权根据法律工作，而毛有权在法律以外行动。这就是中共国的制度。

　　1953 年 5 月，毛指责刘少奇没经过毛签字同意就发佈中央政治局决议是很大的政治错误。毛批评道：“过去几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档、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未经主席认可，中央会议不准发出决议；可见，毛凌驾于中央之上。

　　1953 年 6 月起开始了“公私合营”。6 月 1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毛在会上第壹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9 月 24 日发佈的庆祝国庆四周年口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佈了这条总路线。总路线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针对中小型乃至个体的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些私人财产收归国有。

　　12 月，中共批发中宣部拟定的《为动员壹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壹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毛在提纲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壹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壹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2．骂梁漱溟

　　苏联建国初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曾经发生过工农关係的争论。《联共（布）党史》写道：1926～1929 年间，“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徵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324～325页）。说过这些话的人后来全成了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消灭了。50 年后毛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引发了“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争论，争论的时候没有壹人赞成附和，而是壹片斥责之声。直到 2000 年 3 月，壹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道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真相；2002 年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真话》的书，把事实与资料公之与众。

　　《共同纲领》第 12 条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代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代会的职权。包括毛在内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协选举产生的。当时政府开会，常常有政协委员应邀列席。1953 年 9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毛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邀请 100 多位民主人士徵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

　　11 日下午梁漱溟在会上发言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裡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壹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

　　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大讲民主，大讲自我批评，大讲言者无罪，讲得很动听，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壹回，不知怎麽搞的，壹听梁漱溟提出建议，毛大怒，9 月 12 日毛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妳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妳梁漱溟在那壹天之上呢？妳在十天之上，十壹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妳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妳的薪水，因为妳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梁漱溟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瞭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壹致的，这壹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接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妳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杀人有两种，壹种是用枪杆子杀人，壹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妳就是这样壹个杀人犯。”妳梁漱溟功在那裡？妳壹生壹世对人民有什麽功？壹丝也没有。而妳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壹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这就是毛泽东亲自示范表演的斗争会。印在毛选五卷裡的白纸黑字，无疑是在毛即席讲话基础上经过润色修辞的记录。这最后发表的东西，决不会比原话更野蛮。毛这种放肆，不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无罪时代的结束。

　　梁对这壹批评不服，便写信给毛申辩道：“妳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妳说得不对。请妳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妳有没有这个雅量……”

　　毛未予理睬。

　　9 月 17 日，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联繫历史上的壹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壹贯的。在 9 月 18 日的大会上，梁漱溟登台发言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梁再壹次质问毛：“我还想考验壹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妳，我没有雅量！结果梁被会场上壹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淹没了。喊口号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最后大会表决，大多数人反对梁讲话，梁漱溟被轰下了台。

　　毛开闢了壹个言者有罪的新时代。作为议员和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壹些计画的内容”。中央政府主席毛立即判决：“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壹些机密，越少越好。”国家计画的内容必须向人民保密，重要事情不准老百姓知道，这就是领袖亲自规定的制度。

　　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使政协失去了共同纲领，使农民失去了刚刚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壹概沦为无产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权利，使共和国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衝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批林批孔”运动壹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壹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撰文批孔，大出风头。梁漱溟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1988年，梁漱溟逝世，冯友兰以 93 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讚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壹代直声”，这壹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打倒高岗、饶漱石

　　1949 年 6 月，毛泽东派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秘密访苏，请求苏联援助，商谈两国关係和中共建政的壹些问题。在联共（布）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竟然发言，向史达林建议“宣佈东三省为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以保护东三省免遭美国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张胆“裡通外国”的言论，叫刘少奇怒不可遏，在回宾馆的汽车上，刘少奇指责高岗叛变，回到宾馆立刻向毛髮了密电，要求召高岗回国。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后，应当比刘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当高岗回国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却对他劝勉有加，还面许他准备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岗受宠若惊。当时毛已向世界宣佈他要“壹边倒”，因此高岗的“卖国”之言正中毛向史达林输诚之下怀。1949 年底毛泽东访苏，在渖阳特地下车游览市容？看什麽？为亲眼见证壹个传说：在渖阳的高楼大厦上，都挂著史达林的巨幅画像，却没有毛的画像。当他得到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给史达林赠送了壹车厢的礼物时，抑制不住气愤，下令“把车厢摘下，把礼物卸下”。

　　1953 年刘少奇、周恩来受到了毛的批评。高岗认为毛要倒刘少奇，也觉得到还权于军队功臣的时候了。直接起因之壹，是资深的中央组织部第壹副部长安子文(被认为是刘的骨干)，私拟了壹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居然“有薄(壹波，与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为作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无林(彪)”！壹时激起轩然大波。军队高干与白区高干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毛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陝北，都有壹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陝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著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壹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这段著名的讲话成为当时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主基调，被高岗多次引用，他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高岗壹面佈置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安子文，藉以打击刘少奇，壹面请人出面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壹波、彭真出狱自首的历史问题，壹面窜联彭德怀、陈正人、李富春、陶铸、林彪等人，给他们灌输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论。根据后来李富春、陈正人的揭发，高岗说过：“少奇在 1947 年就开始犯了错误，主席壹直容忍他，他在壹线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将来中央开会，妳们都要说话，少奇打击排挤妳们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书长了吗，现在还只是部长，正人同志也是井冈山下来的嘛，还不如叛变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则鸣嘛。”高岗反对由刘少奇出任即将设立的党中央总书记壹职，希望在中央实行“轮流领导”等等。彭德怀和林彪做了附和的讲话。高岗专门找陈云和邓小平谈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明确说总理也要换人，副主席妳壹个我壹个（指陈云壹个，高岗壹个）；陈云立刻给毛打电话彙报此事，小平则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给毛。

　　毛想：假如副帅地位可以竞争（国民党统治时期就竞选副总统），主席之位难道不可以竞争吗？建国前夕毛就下了除掉高岗的决心，但他认为刘少奇、周恩来有专擅之嫌，危及他独断朝纲，他对刘周的批评和措施也是认真的。他要利用高岗制服刘周，这壹目的达到之后，再利用刘周除掉高岗。毛虑及于此，把陈云和邓小平找来，谈了几大要点，这也就是后来七届四中全会上《增强党的团结》

　　的主要内容所在。陈云、邓小平被毛泽东嘱咐不要以毛泽东的口吻说话，而代之以他们自己，而小平壹旦讲完党目前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消除分裂，陈云壹旦讲完张国焘式的人物出现的背景之后，毛泽东立刻予以回应，批示：“盼照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为主，另请少奇、老总、恩来酌定。”小平的声望就此而起。1953年 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指责搞“清君侧”，不会有好下场！

　　他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裡有两个司令部：壹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麽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壹种风，烧壹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麽圈圈、摊摊的，什麽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引自《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摘要－（1951-1955 年）》第 13 页）。虽然没有点高岗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了是说他，高、饶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后毛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线来，不要单独搞壹个路线出来，要团结，不要分裂，少奇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这点不能动摇，他有错误要检讨，但是不能动辄就要人下台，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麽几个人叽叽喳喳的，不好嘛”。毛要求高岗、刘少奇都作自我批评，而他自己则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 2 月 6～10 日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就自己批评东北、山西合作化冒进，批评晋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

　　和天津剥削有功的讲话；作了深刻检讨。刘抓住高的宗派活动不放，高岗觉得冤枉。高岗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到杭州见面，毛不同意并把高的信发给政治局。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陈云重複了张国焘事件，暗指高岗就是搞分裂的阴谋家。周恩来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根据几位元领导人的讲话，中央请示毛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

　　1954 年 2 月 15～25 日，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前中央书记处通知壹律不称呼高岗、饶漱石为同志，展开彻底的帮教活动，要他们主动的认识错误。周回忆说：“高岗脾气暴躁，喜欢动粗口，操姥姥。那天谈话组裡有位警卫局干部挨操，就打脱高岗三颗牙齿。

　　当时我气得发了昏，当即唤来医生给予治疗，我壹直没有离开，并向高岗道了歉”。

　　不久，高岗 2 月 17 日第壹次自杀未遂。2 月 25 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做总结发言，代表中共政治局正式提出高岗的“九大罪状”：散佈“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高岗无视党纪国法，与苏联人谈论党中央的机密；高岗目无毛主席，在群众集会上公然接受“高主席万岁”的口号；在干部会议上多次妄议毛主席只会打仗、只会古诗文，不懂经济、不懂工业、不懂建设，而他高岗是全面之材。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伪造毛泽东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指刘少奇和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指陈云和邓小平)；提出自己当党的副主席等等。此外，还有私生活腐化。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954年 2 月 28 日）：给高岗问题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壹种反映”。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人民日报》接连发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反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社论。4 月 4 日《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论提出：国内外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暗指高岗为敌人）。社论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图破坏党、分裂党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4 月 19 日，高岗被迫写了检讨书《我的反省》，承认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除批评薄壹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駡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壹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毛在高岗做出检讨之后私下让习仲勳给高岗捎话：主席还要用妳，不会抛弃妳。仲勳未捎话，因此，是年 8 月 17 日深夜高岗吃下隐藏的全部安眠药死亡。高、饶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向来对刘有看法、又敢于说话的陶铸文革初期壹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何家栋后来批评说：高岗提出壹个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为自己拉票，那不是壹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吗？如果有壹点党内民主的话，谁都可公开竞争来获得选票，民主社会中当政者身边出现权力挑战者，应该是壹件很正常的事情。

　　据说，1950 年 2 月在毛访问苏联即将离开莫斯科之前，史达林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送给了毛。毛利用整倒高岗壹事要全体高干交代他们同苏联人的壹切：“这裡讲壹个‘裡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著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壹个。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什麽叫“情报”？毛故意不说清楚，人们为了保险起见，乾脆什麽话也不跟苏联人说。

　　高岗事件壹石二鸟，既警告了刘少奇，又打倒了高岗；毛大权在握，谁也别想从毛手裡分权，以架空毛。1954 年 9 月 20 日，第壹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通过并公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从而不再设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国防委员会是谘询性质的机构，不是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机关。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同建国前壹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决定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等12 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刘少奇的军委副主席被拿掉，说明了刘少奇地位的下降。

　　1955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将高岗正式开除党籍。高岗案还株连了 8 个省级以上的官员，包括中共山东分局第壹书记、省政府副主席向明，中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张秀山，中共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中共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长赵德尊，东北局组织部长郭峰，中共旅大区党委第二书记陈伯村，国家计委秘书长马洪和中国驻北韩大使倪志良。

　　1980 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主张为高岗平反，但是被邓小平阻止。儘管邓小平说：“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了的，有批评对了的。”

　　但是他坚持认为，“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饶漱石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壹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认真地交代了自己历史上的四个主要错误。1954 年底，苏共与南共和解、赫鲁雪夫为铁托恢复名誉；这壹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壹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后向自己的秘书陈麒章等人大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而言的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的打击报复，并壹再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面对饶的这种反常表现，陈麒章等人如实向中央办公厅写了书面彙报。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全国党代表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并表示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壹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决心。毛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陈麒章等人的书面彙报由会议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作为讨论高、饶问题的参考资料。

　　在会议期间，有文件揭发：饶漱石分管华东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间，纵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 3300 多人”。

　　原来上海刚解放时，潘汉年、杨帆根据上级指示，採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统暂时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变节分子，利用他们深谙内情的特点，让他们戴罪立功。而“3300”的数字原本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壹个干部在閒谈时对华东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杨帆开的玩笑，说杨帆做敌区工作和保卫工作善于利用各种社会关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说古代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杨帆手下超过三千，并随口诌两句打油诗：“杨公门下三千三，尽是鸡鸣狗盗徒。”当时不过引起壹阵哄笑。到了 1955 年，“3300”成了实数，于是扩而大之，凡是地下斗争时期与潘汉年有过工作关係的人，都成了怀疑物件。

　　其实，这是江清的阴谋。1930 年代扬帆按党的指示，以记者的身份，在上海“左联”活动，对江青在上海曾被捕叛变自首和生活上的丑闻瞭若指掌。1939年毛要与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新四军军部；项英很不满意，他找到瞭解江青情况的扬帆进行调查，并根据扬帆写的证明给延安党中央发了壹封密码电报：“此人不宜与毛主席结婚”。经办这封电报的还有新四军司令部秘书长李壹氓同志。这份电报落到了康生手中。康生把这份电报扣下后给了江青，并欺骗中央说江青历史清白，使江青始终记恨项英、扬帆和李壹氓。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壹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 1943 年 10 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 10 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4 年 3 月下旬，江青收到壹封揭露她过去丑事匿名信。江青得到毛的默许，于 1954 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扬帆被扣上了“反革命”、“特务”帽子，长期关押，在狱中经受了 20 多年的折磨，双目几近失明，并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代表们看过揭发饶漱石材料后，更加群情激愤。代表们对饶的历史提出了疑问，认为皖南事变中饶的脱险可能不是如他所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而是被俘变节后被派返的。与会代表在认真讨论邓小平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壹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把饶漱石“永远开除党籍”。其实，高岗不是反党，是和刘少奇的权力之争、路线之争，他是拥毛的，是毛为保刘少奇而牺牲了他。

　　1955 年 4 月 1 日，随著扬帆“问题”被定性为反革命，经毛拍板，饶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捕。1965 年已经服刑 10 年的饶漱石因倍受煎熬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 年 8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 14 年；同年 9 月被假释。1967年重新收监。1975 年 3 月因病死亡。

　　1955 年 4 月 2 日，年仅 49 岁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向陈毅报告了了自己与饶漱石的工作交往情况，并请陈将彙报材料转呈中央。在彙报材料中，潘还向党倾诉了当年曾去见汪的事，陈毅立即报告了毛。4 月 3 日夜晚潘汉年在所下榻的北京饭店被秘密逮捕，连市长陈毅都不知情。与潘汉年有兄弟关係的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武汉的新华社湖北分社任社长的潘梓年壹度遭株连。壹时间，弟兄三个“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汉三个长江重镇窃据高位的传闻，沸沸扬扬！于是，1955 年 4 月 4 日，入狱仅三天的饶漱石又成为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后来，官方又将潘汉年的下级──著名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杀人灭口，中共前地下工作者被中共壹网打尽。即使在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的情况下，毛依然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做贼心虚，便抛出潘来转移视线。

　　于是，到 196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 15 年，1972 年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为无期徒刑，1977 年 4 月14 日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1978 年底，中纪委经过反複查档，最终核实：解放前，潘汉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伪内部等情节，是奉中央有关指示，并非潘自行其是。而且，当时中央对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实：扬帆“问题”系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盖她过去在上海的不光彩历史。 1981 年，在中共十壹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邓小平说：高饶事件的性质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但“不好说是什麽路线斗争”。1982 年 8 月 23 日党中央发出档宣佈：把潘汉年、扬帆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壹个错案，应予彻底纠正。

　　扬帆不但活到冤案昭雪的壹天，并且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反思历史的教训。他在自述的最后壹节《痛定思痛——我的思考》裡说到：今后发生冤假错案就不能再强调“既往不咎”了。否则，老是口头上说下不为例，不认真追究，老是这样下去，又怎样保障人权？怎样主持社会正义？怎样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现在的立法机关应当汲取这些教训，以形成法律来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还应该立法来惩治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并对受冤假错案伤害者的损失进行赔偿。我们已经建国五十年了，重视这方面的立法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话说了不久，扬帆便于 1999 年 2 月 20 日与世长辞，时年 87 岁。老人临终前的这片肺腑之言，可谓金玉良言。如果为政者能够听得进去，加以实行，必定有功于当世，造福于后代。

　　大肃反

　　打倒了高饶、胡风后，毛感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认为，反革命分子已经层层叠叠地鑽进到党政军民内部，需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

　　1955 年 7 月，毛在全国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 或“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即肃反运动。1955 年下半年，1430 万国家工作人员受到“审查”，这“审查”完全是以践踏人权的方式进行的。方式是“坦白检举”，既有精神恐吓的公审大会，也有肉体折磨的所谓逼、供、信。党号召大家“揭发”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先把人抓起来或扣起来，壹个大学壹关就是上百人。办公室、住宅楼、礼堂、书斋都成了关人的地方。

　　武汉大学的壹位学生对该校的肃反曾作了如下的回忆：“运动深入时（武汉）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在大会上对著我们声色俱厉的吼叫：‘我们已充份掌握了妳们的材料证据，在妳们面前只有壹条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运动进入检举阶段，人人都要写检举交待材料……那阵子，天天有人被批斗，天天有学生跳楼自杀……”（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北大历史系王承照在肃反时挨斗自杀，罪名是“三青团骨干”。

　　1955 年 5 月 17 日，毛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定了指标：将暗藏的反革命“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反革命五年抓 150 万，每年 30 万”。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至少有 71.5 万人被打成反革命。财政部党委在肃反开始时先定了 5%的指标，即将部内百 5%的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审查”。所以披关押、斗争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罢了。江苏文联，2/3 的成员被关进监狱。全国人民噤若寒蝉，愈是相熟的人，见面除了谈天外，国事、校事壹概三缄其口，惟恐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壹天挨整。

　　这次肃反已在 1980 年代正式予以否定。在“肃反”运动中，有 21300 馀人被判死刑，4300 馀人自杀或失踪。有人称“镇反肃反”杀人达 3000 万。

　　比江青大 10 岁并比江青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的青睐。丁玲位居毛泽东公开为之题过词的三女性之首。丁玲被称为文小姐与武将军，杨开慧是骄杨，而江青则被喻为仙人洞。

　　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04 年生，21 岁与胡也频同居。1928 年初，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并对地下党员冯雪峰壹见锺情。胡也频被冯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动，1931 年 11 月被捕，3 个月后被杀，成为“左联五烈士”。

　　被欲火和怒火烧得头脑发昏的丁玲于 1932 年正式加入共党，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并与另壹地下党员冯达同居。1933 年被逮捕关进南京监狱。

　　国民党试图感化丁玲，让她在狱中与冯达继续同居，并生下壹个女儿。当丁、冯在软禁中过著悠閒的夫妻生活时，冯雪峰、沉从文等各方人士积极营救，发表文章纪念丁玲，抨击政府，让国民党失去不少民心。1936 年丁玲被释放。

　　1936 年 11 月 12 日丁玲抵达中共的所在地陝北保安县瓦窑堡，见到毛泽东。

　　两位老乡壹见倾心，亲密相处了几天几晚。丁玲说毛在瓦窑堡时即表现出来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窑堡的女人（包括红军女战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数了个遍，封了个遍，也未能凑齐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中宣部在壹孔大窑洞裡开会欢迎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没当过壹天兵的丁玲，竟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在庆阳前线，丁玲收到壹首词，那是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后来发表时题为《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捲孤城。保安人物壹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壹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用电报写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恐怕也算壹桩奇闻。毛泽东当时对投奔苏区的文化人寄望厚爱之深，由此可见。不久，丁玲从前线回来，毛泽东又亲笔抄录了全词给她。

　　1937 年初国民党当局容许中共迁入延安城。毛随即任命丁玲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延安留守处主任，过后才由萧劲光接任。让毛振奋的是，夕照下的边关孤城，不再寂寞，因为有了新人的到来。风姿绰约的北平女子吴广惠、金髮洋女史沫特莱来到了延安，并进入了毛的私生活，自然要把女作家放弃了。丁玲随后到了山西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据说她最初追求过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朱德把丁玲推荐给彭德怀，彭德怀对朱德说：“我敢要她？她是个游击主义者！” 朱德说：

　　“游击主义有什麽不好？我们不都在太行山上打游击噜”。彭老总说：“人家是在个人感情上打游击！找男人打游击，还有什么杯水主义……。” 后又追求总参谋长刘伯承，均未获结果。以后重返延安，在“红军大学”任教，并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后与她的秘书、小她 14 岁的剧作家陈明结婚。

　　抗战胜利后，丁玲去了华北，参加土改，写了长篇小说《太阳照耀在桑乾河上》，经推荐，获 1951 年度“史达林文学奖”2 等奖。中共建政北京后，丁玲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红极壹时。她与中共的另壹员文艺大将周扬宿怨新仇，关係日趋紧张。

　　1955 年夏天，毛泽东忽然念及旧情，约请丁玲在中南海裡划过壹次船。玉液泛舟，眷顾隆恩。小船上只有毛和丁玲两人。毛自然是亲自掌舵了，忆述之余，毛忽然问：冰之，妳工作有甚麽困难？妳觉得周扬这人怎样？丁玲见主席亲切地唤起自己的小名，壹时忘乎所以，半娇半嗔地把历年来心中积蓄下的对周扬的怨恨，壹古脑列数出来：周扬有十大问题……丁玲太过天真，太过政治化了。她原该绕过毛的话题，说些开心有趣的事，逗毛快快乐乐，使毛喜欢她，为日后的再次被宠铺平道路。可是共党的斗争哲学使她执迷，从而犯下了她壹生中最大的失误……毛泽东认真地听著，凝视丁玲的面庞。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发福，头髮也变了色，脸上有了皱纹，徐娘老矣，不复当年风韵……毛泽东耐心听她讲完，倒真的笑了：“妳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主义水准可以……”。此后，毛再没有单独召见过丁玲，他已觉得她已是个乏味的女人。

　　1955 年 8 月 3～9 月 4 日，中国作协党组举行了约 70 人参加的党组扩大会，对丁玲陈企霞进行了批判斗争。“丁陈”问题是从追查壹封匿名信开始的，该信向中央反映了对作协党组领导人在处理《文艺报》问题上的意见；官方认为是陈企霞所写，牵连到丁玲；接著追查丁玲与胡风有关“反革命关係”及康濯“揭发”

　　丁、陈反党问题。这以后，作协前后召开了 16 次党组扩大会，加紧揭发“丁陈”

　　问题的罪证与批斗“丁陈”的反党罪行，同时又通过莫须有的罪状于 1955 年 8月 19 日将陈企霞逮捕。会议结束后，由中宣部副部长兼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写成了《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并代中央起草了批语壹同呈报。9 月 30 日，由部长陆定壹主持的中宣部部务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上报党中央。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书记处于 1955 年 12 月15 日将此档批转全国县团级以上党委。

　　《报告》列举了“丁陈反党集团”的罪状有四点：壹、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所谓不尊重或反对党的领导，是指丁玲和周扬的关係。丁玲对周扬有些意见，绝不能说是“反党”）；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派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是指挑拨周扬同胡乔木之间的关係，报告中没有提出具体事实）；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报告认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壹本书主义”，鼓励作家写出壹本书，以此为资本，和党闹独立。调查结果是，丁玲在壹次向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讲话时谈到，作为壹个作家首先应有作品，如果壹本书也写不出来，那算什麽作家呢？若说丁玲提倡“壹本书主义”，她不只写了壹本书；若说名，丁玲早在 30 年代就闻名国内外了；若说利，丁玲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获史达林文学奖金全部捐给了全国妇联妇女儿童委员会；平时所得稿费也大部分交了党费或买了公债。关于《文艺报》主编问题，原来主编是丁玲，陈企霞是副主编。后来丁玲提议陈企霞也提升为主编，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周表示同意后，刊物上才并列出丁玲、陈企霞两个主编。这顶多只能说是任命主编手续不完备，不能说是向党闹独立。因为在宣佈前已经请示了领导。

　　1956 年 5 月初，陈企霞、李又然的“託派嫌疑”终于被作协“肃反”五人小组与公安机关所否定。5 月 22 日，他们二人恢复了自由。恢复了自由而又不知被开除出党的陈企霞、李又然，立即向机关党委申诉。陈企霞在申诉中，还把他与周扬之间在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相互关係中的问题

　　做了全面陈述。他认为作协党组向中央的那个报告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木本地叙述了他与周扬之间的各种意见分歧。1956 年 6 月 28日， 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了“丁陈”的申诉，同意陈企霞、李又然继续参加党的生活；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的审查小组。经过慎重的调查，得出此案不成立的结论。1956 年 12 月，陆定壹在中宣部部务会议上埋怨周扬说：

　　“当时壹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是这样的！”周扬即刻表明：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并不出于他的建议，而是根据毛主席（恐怕是江青）的指示，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说了丁玲的不少好话。

　　1957 年 1 月，周扬和作协党组将“反党小集团”改为丁玲、陈企霞“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1957 年 6 月 6 日，作协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周扬首先讲话，表示 1955 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出席会议的同志壹致认为，1955 年的错误批判和结论应该撤销，应该消除这壹批判所造成的后果。

　　丁玲提出质问：为什麽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讲话更尖锐些。领导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佈休会。

　　休会期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击右派的运动开始。作协迅速将无法解决的“丁陈”壹案转向“为‘肃反’翻案”的新罪名。随后，在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对丁玲的历史结论要重新进行修改。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佈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陝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这个决定宣佈后，张际春问周扬：原来结论是妳同意后才签发报中央的，妳现在又不同意有什麽根据？……接著，作协党组扩大会于 7 月 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规模由原来的几十人扩大到几百人。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

　　会议进行中有壹些人愤怒指责，壹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著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会场上壹阵混乱。直到 1957 年 9 月 16 日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壹场大辩论》的讲话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资产阶级右派反党集团”外，还宣佈丁玲“是壹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她“早在 1933 年在南京向国民党自首”“背叛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周还点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和戏剧家，把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等人，与丁玲、陈企霞壹道归结为“资产阶级右派集团”。随后，又对丁玲等的作品继续组织了“再批判”，打倒了壹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壹批有好评的作品。 周扬后来回忆说：

　　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给我壹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麽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反共吗？”1957 年毛泽东改写的《再批判》说：“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壹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壹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裡也有过自首行为。”1957 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裡面有壹句：“而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壹星期可以有壹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是讽刺江青的。丁玲晚年承认，确有讽刺江青之处：“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裡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壹次舞是卫生的’”（《丁玲自传》第 232 页）。可见，丁玲是确实“伤害”过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进行报复的。

　　1958 年 8 月 14 日，召开中央各宣传文教部门的党员骨干大会，并吸收党和国家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宣佈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琏、黎辛反党集团”的处理结论：李之琏被定为“极右分子”，黎辛被定为“右派分子”，都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都留党察看两年；四个人都被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李之琏从行政七级降为十三级，其他人也都从原来的级别下降四级或五级。

　　《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壹共有四条：壹、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衊转业军人；四、1934 年被捕后叛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在他们的眼裡，李之琏等人听取陈企霞的申诉是“鼓动翻案”，而刘白羽等人複查“丁陈”案件却是正当工作？这完全是颠倒事非！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实事求是地说过丁玲好话的人，都壹壹受到检查处理，或定为右派，或定为反党分子。

　　丁玲被开除出党后，到刘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离开党我很痛苦……”

　　（《人民文学》1986 年第四期第 43 页）。自 1958 年起，她在农场养鸡，小孩见了她就骂北京来的臭右派，就用石块、土块击打。到了 80 年代，她回忆自己当时的表现时写道：“壹切辱駡、讽刺、壹切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伏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

　　（丁玲：远方来信，人民文学 1985 年第 3 期）。1966 年文革风暴壹来，她被投入监狱，直关押到 1977 年才出狱。1978 年末，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被平反。1980 年 1 月， 丁玲案被定为“右派”的结论，经中央批准，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随后各地为此受株连者也或前或后逐个得到平反或改正）。

　　在 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间中国作协召开的壹次座谈会上，丁玲发言时说道：“壹个人认识自己是最难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认识自己也那麽难，他对我怎样，不管，但我对他是壹往情深的。现在看到很多人还在指桑駡槐骂他，我心裡是很难受的”。真是露水夫妻难忘恩啊。在晚年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所写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有这样的回忆：“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壹天能走六、七十裡，这时去区党委二裡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壹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著。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著毛主席，想著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那时我总是想著有壹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

　　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裡的话说出来。

　　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壹个字壹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锋前进那样，就是为著报答他老人家，为著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统购大剥削

　　1953年中共颁布“统购统销政策”，强行毁灭历经晚清和民国近百年的奋斗才得以发展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强制架构专制权力型经济、即无计划的所谓中央计划经济。统购事件的见证人薄壹波说：“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像都发生过。个别地方还发生了聚众闹事的事件。”    1955年4月1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透露：浙江农村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像已续有发生。当时的浙江，被称作全国冒进第壹。1955年4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农民的数字是134人。逼死农民排行第二的是广东。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购粮自杀者111人”。壹份官方文件只透露广东新会县莲溪乡被杀的人中间有壹个老太太。可怜的老人，被前来收粮食的工作队封在屋子内，然后上吊自杀。    1957年底甘肃民乐县到农民家中挖粮，引致部分农民饿死，三堡乡党委书记保世雄于1958年2月化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缺粮的情况；结果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公职。甘肃成县县委书记郝万杰、副书记马炎驹认为粮食征购任务太重，质问上级“要农民还是要粮食？”结果二人成了右派、“党的叛徒”。    河北省武邑县以第壹书记苏波为首的三位书记于1958年5、6月间向上报告说农民粮食太少，“逼得群众卖儿卖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杀，变卖家产，离乡背井，要饭讨生”。他们决定开仓放粮，放了190多万斤粮食给农民。三位书记被定为“右派反党分子”。    迄今为止，公开披露出来的统购统销期间最著名的整死农民的案件是甘肃镇原“反革命集团案”。1958年甘肃省镇原县县长许国和、副县长张万寿如实上报严重缺粮，却被定为“许、张反革命集团”。全县先后有3000多人受批斗，1650人受株连，1503 人被捕（死于狱中333人），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驴粪、钻鸡窝，抱磨盘、拔胡子。仅在7-9月就有870多名农业社干部被当作“白旗”拔掉，他们是农村收集原始资料的主力军。

　　灾难性合作化

　　自从1956年中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的天下，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壹走进这个社会主义，农业就壹蹶不振，人民就壹直挨饿，正如1979年中共四川省广汉县县委书记常光南对省委书记赵紫阳所说：“大家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自从有了公社，就没有吃饱饭”（见《海南纪事》创刊号《紫阳治蜀》）。毛式社会主义使几亿中国农民饿了20多年肚子。    农村壹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当时全国已建成的67万个合作社，有1/4在1954年减了产。由于果树入社是不付酬的，农民不愿共产，宁可砍树。猪羊不愿送到社里，自己宰杀。而归到社里去的大牲口，由于管理不善，死亡极多，全国壹下子减少了200万头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到浙江的调查组指出“在15个县里曾发生60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壹个县饿死10个人，群众挖树根吃得脸肿”。    毛泽东在1955年9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于是快马加鞭，比毛设想的还要快，1956年初全国农村就基本合作化了。结果1956年棉花比1955年减产147万担，猪减少了350万头，大牲畜减少了100多万头。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陈云承认在出口未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 。1956年底，国家的粮食储备已下降到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福建1956年猪比1955年减少了20%，砖瓦减少27%，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1930年代的壹半。黑龙江省当年7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壹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6年广东省有13万合作社社员闹退社。广东灵山县有 7 个区、 20 多个乡出现“混乱现象”，因闹退社而发生多起包围、殴打区乡干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县 16 个乡六百多名农民到广州向省政府请愿；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浙江是全国农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 5% 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 20% ，为全国之冠。仙居县的事态最严重，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壹轰而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91%退到了19%”。　　　    为镇压农潮，当局在 1957 年藉反右运动之势在农村采取行动，广东省壹个月内批判斗争 1.6 万人、逮捕两千余人。而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当局在该县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河南临汝县近6千人闹退社，15个闹退社的农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县马桥乡专门召集闹社、退社户开会，采取捆绑、吊打、管制、扣押、罚跪等办法，强迫回社。云南通海县下渔乡（今兴蒙乡）8百多人在给上级反映该乡缺粮情况的信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被捕入狱。云南江城县对要求退社单干的农民开展“反击”，大肆批斗反对合作社的“地、富、反、坏”分子，又将壹些农民补划成“漏网的反动富农”。本来2/3的农民坚决要求退社，中共壹“反击”，就把他们全镇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荣昌县，1956年县委书记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致使6万亩稻田颗粒无收，1957年鸣放中许多农民及基层干部抨击县委瞎指挥。县委便说他们“放毒”，将5800多人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47人逮捕判刑。    凡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同情农民疾苦的基层干部，为农民的处境呼吁请愿者，无壹例外都成了右派。老共产党员、作家赵树理1956年8月给长治地委写信说：“进入社会主义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农民热爱社会主义呢”？仪征县大仪乡党委书记张志渠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对现实不满。有的贫农劳动壹年，连口粮都拿不回来，没有（过去给地主、富农）当雇工好。”因为替农民说了话，这两位党的干部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56年7月新华社记者戴煌采访了他的苏北故乡后说：“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壹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村镇干部已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壹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还白用了许多小工。壹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殴打无辜；他自己借权力而“寻花问柳”，壹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    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壹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自合作化以后，忽然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的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他大声疾呼“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他后来被打成了右派。    1957年河北省副业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业收入下降了壹半。社员们与那些控制财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指令性经济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从普遍的不满中迸发出愤怒，矛头指向那些控制财富并彼此做交易的人。当时河北农村到处流传著这样的民谣：“壹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人托人儿；三等人儿，没有门儿”。　　    1957年浙江永嘉农民在李云河带领下，带头搞包产到户，最后曾导致上百万农民接受社会主义“教育”，二百多农民被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英雄式的农民徐适存因在群众大会上高喊“包产到户就是好”而被定罪为“破坏合作化，被判刑二零年”，最后死于监狱。    1957年12月云南通海壹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壹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

　　大跃进大破坏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壹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的先声。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12月2日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这壹目标。这年冬季，全国各地发动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的首肯。“超英赶美”的时间表在大跃进中壹再缩短，后来壹度想要两年超英，六七年超美。    空前的大愚昧——大炼钢铁等。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35万吨的条件下，要求生产1070万吨钢。由于钢铁厂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号召全民炼钢铁，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    “六王毕，四海壹。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赋》使我们相信，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时代曾遭过壹次大难。2200百年后四川的森林又壹次遭难，焚烧的木材换来的是无数毫无用途的铁疙瘩。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对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进行毁灭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气候的恶变；水蒸气的大量蒸发，雨量的调节失去了平衡，造成连年干旱；1958年大闹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种得很细腻、滋润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带沙石的瘦劣、干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质变坏，农作物更经受不了干旱。又过了20年，大自然的惩罚来了。壹场大雨降临9/10为山地的四川，没有了森林，山洪壹泻千里，半个四川变成了泽国，房屋倒塌，人畜伤亡。貌似天灾，实为人祸，祸根就是1958年的全民砍树。

　　两千多年前专制皇朝初建的秦王朝，筑起了壹道万里长城；大炼钢铁则毁去了无数绿色长城！湖北省英山县有个生产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大跃进”前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炼钢，砍树烧炭，上百座山剃了光头。湖南古丈县1935年桐油产量曾达350万斤，1960年却只有25万斤，因桐树被砍了。广西86%的山林遭受毁灭性破坏，其余的林木也所剩无几。河北省涿鹿县三堡村，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砍光了果树，欲将果园改造成为麦田，结果丢荒，成了兔子窝。    当时全国各地壹阵风起，纷纷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炉，说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了河北某县大规模拆毁古长城，取砖建炉的“动人事迹”。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1926年北洋政府斥资重修。1958年，当地的县委书记提出要建“书记炉”。但没有砖砌炉，他提议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他眼壹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壹声令下，两层楼阁及楼上两千年来积存的碑刻等文物壹扫而光。    柳州地委规定石龙县要建起3000个炼钢铁的土高炉。建炉要用大量耐火砖和普通砖，临时烧砖误时不赶急。县委决定就地取材，拆民房取砖修炉，拆梁檩门窗烧炉。社员们家里被赶出来，心中凄惨，脸上还得挂笑，甚至有人还带头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无私”。谁若敢表示不满甚至反抗，那是自找罪受。壹顶“破坏大炼钢铁，反对共产主义”的大帽子压下来，捆绑、吊打、游乡示众就必不可免。当年大约拆毁民房8000多间。    1958年的全民炼钢又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秦始皇收缴民间铁器更彻底。当年秦始皇用收缴的铁器只铸成了十二对金人，大约收走的只是首都咸阳附近地区的铁器而已。如今全民炼钢，共产党的命令下达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坏超过秦始皇千瓦倍。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钵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壹起送进了土炉子。    毛是全民砸铁器的始作俑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铁，暂时没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壹味蛮干，又担心百姓反对，便补充壹句道：“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东北丰满水力发电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没法理解。该厂的总工程师后来的总理李鹏1984年说：“我对大炼钢铁想不通，又不敢对别人讲，只能私下对电力部部长刘澜波说，他听了我的话，长时间沉默不语。”堂堂壹个政府部长，对属下壹间厂的胡闹行为竟无力制止，连表示异议都要斟酌壹番，可见当时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灾难的蔓延了。    1958年粮食丰收在望，可9000万人上山炼钢，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来年的粮食也无人播种。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10%左右……当在220万吨以上。河南更为严重，竟有50%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农业八字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    李锐回忆：毛相信钱学森说法：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亩产万斤粮。不知哪位科学家说，农作物的根须可长到三尺长。由于下层生土板结，根须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够的营养，因此要提高产量应翻土三尺。于是毛泽东对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说：“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发挥作用。以后亩产搞到八千斤，每人二分地就够了”。    《安徽日报》十月十八日头版刊出壹篇报导：“浅水养不出大鱼，浅土长不好庄稼，全省已组织230万人的深翻土地的大军。”有的地方互相攀比，甚至挖到壹丈二尺，比造楼房的房基还深。山西阳城县，十二月份已冰冻三尺，可是还有干部逼著农民摸黑去“深翻土地”。    1958年制造的荒唐事件，表现的疯癫行为可能超出了过去壹千年的总和。有科学家说，天山、祁连山的积雪融化成水后可以解决西北的干旱问题，物理书上又说黑色物质从太阳光中吸热的本领最大，于是派人去雪山撤煤渣，甚至派空军去轰炸冰川，结果壹无所获。    1958年2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指示，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的期限，搞了个全民参加的剿灭麻雀乌鸦的全国会战。    1958年4月19日，北京开始大规模捕杀麻雀，有三百万人上阵，连续三天共打死麻雀40万只。平均起来，每25个人合作奋战1天，消灭麻雀1只。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1958年12月13日这壹天，为了庆祝毛泽东的生日，上海就消灭了麻雀194432只！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有过之无不及。《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文章予以讴歌。    这种做法导致了水稻减产，因为鸟类是害虫的天敌。1959年春，壹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生物学家朱洗等人要求停止杀戮。1959年7月10日庐山会议上，毛咆哮说：“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把1962年已病逝的朱洗先生，砸碑掘坟、曝其尸骨，因为他“反对毛主席杀麻雀”。

　　浮夸风与打人疯

　　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壹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民房，以防私有制复辟。所有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壹碗壹筷归个人，壹草壹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壹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浮夸风。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    1958年，湖北省麻城县把好多的田地快成熟的稻谷放在壹个田地里，放出卫星——稻谷亩产3万6千斤。这件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亲自带了壹大批科学家、专家（其中包括郭沫若）去考察。经考察证实，3万6是真的，他们回京后写了报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湖北省随县金屯乡将9.75亩稻子移栽到壹块田里，放出了亩产6万斤的“卫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用通栏大标题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宣称：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腾空而起，连太阳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耸入云端，山顶的娃娃笑哈哈地遥指珠穆朗玛峰。壹作家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发表《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竟宣称茂盛无比的小麦亩产12万斤，花团锦簇的山药亩产达120万斤，壹棵硕大无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产量也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壹个萝卜千斤重，两头毛驴拉不动”。    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马市新绦东方红公社发射出壹颗红薯卫星大王，亩产红薯113万余斤，勇夺全国粮食“卫星”之最，创造了大跃进年代粮食亩产最高纪录的特大“卫星”。报喜者们豪气冲天：“我们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在迎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将要创造出更大的人间奇迹！” 他们向外地来的参观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亩产红薯百余万；明年深翻九尺五，达到亩产五百万！”    在这谎言齐放的氛围中，人们已丧失了撒谎的感觉。周恩来挑灯夜战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太多、粮仓不足的问题。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实物农业税)，征购量随产量走，1958年的征购数比1957年增加了215亿斤。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毛泽东认为粮食太多，下令减少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加上减收和征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    河南省西平县放了壹颗亩产7320斤小麦的“卫星”，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来就打，受打击的7万多人，打跑7000多人，打死了300多人，打伤的是成千上万。中央党校的杨献珍说：“有的干部把老百姓剥得干干净净，和西藏的奴隶差不多，就差剥皮。对群众不是打就是骂，比日本人厉害。为什么有的干部敢于这样呢？因为他有个借口，就是搞“共产主义”。    农村干部打人成风，毛知道后却说：“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成了壹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方法…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郸地区对干部的谈话）。按毛的逻辑，以往官府征税、抽丁，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杜甫写《三吏》、《三别》倒是给“干部”泼冷水。全国范围内，执法者普遍不依法办案，律师制度1959年1月取消，人民生活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社会中，壹旦被诬、被冤、被捕，那就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蹲在监狱中等死。    反对大跃进与反革命几乎是同义词。1958年大跃进，全国大肆抓人，仅江苏省就逮捕了5-6万人。此外，还有县办、社办的非正规的劳教场所，收容了数万人。仅以镇江市和扬中县两处“收容劳教场”统计，485人中，应该劳教的仅44人，占9%；被打、挨饿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32人。

　　大办食堂招大祸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布后，受河南省人民公社模式的引导，在100多天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办起食堂265万个，在食堂吃饭的农民达到90%。1960年2月，中央下文说，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    1960年春云南省委第壹书记阎红彦在澜沧江山区，看到壹老太婆挎著篮子，在风雨中爬坡去食堂，浑身是泥水。农民们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毛驴上食堂，壹天忙吃两顿饭”。张家口地委第壹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看到壹个十几岁的孩子提著个瓦罐吃力地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妳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锅砸了炼钢去了。”他目送那个孩子在寒风中走上山坡，翻过山梁……。

　　由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搞吃饭比赛，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从1958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1959年已饿死16000多人的江苏高邮县，县委书记认为解救饥民是小事、学习中央文件是大事。他们贯彻执行中央推广食堂指示，结果1960年和1961年又相继饿死了2万人！高邮县共饿死了3.7万多人，其中1.7万多是儿童.    江泽民老家的江都县，这个富庶的水乡，三年间饿死了38400多人。    苏北扬州地区宝应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根据地柳堡，就是著名电影《柳堡的故事》－－几乎大家都会唱的“九九艳阳天”的那个柳堡，那个“风车转呀转”的美好境界，也饿死了414人，占当时全大队总人口的1/5，超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死于日本强盗和蒋介石军队的屠刀和枪弹下的总人数。整个宝应县境内也新坟累累，哭声不绝于耳。    当时村里的司务长、炊事员都是村干部家里的人，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河北省石家庄的壹个村庄，全村68.9%的人被扣过饭，因扣饭导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如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500多人，农民们编了个顺口溜：“壹天吃壹两，饿不死司务长；壹天吃壹钱，饿不死炊事员。”    按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计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粮食，结果谁也吃不饱，但大体上也饿不死人。1960年是我国人口损失最严重的时期，这壹年人均粮食消费164斤，日均0.45斤，基本上维持了生命的最低极限。有人利用职权占更多的资源，使许多人饿死。1961年3月，各地开始解散食堂。1961年6月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社员口粮分配到户。

　　四川饿死1亿2千万

　　1959年核定的粮食指标是5000亿斤，而59－61年实际产量分别为3400、2870、2950亿斤，这三年实产平均比1957年减产827.6亿斤，由于定购数字太高，平均年征购粮食反而比1957增加95.8亿斤。这种收购“过头粮”的必然结果是农民的灾难。    中央政府却认为饥荒是阶级敌人捣乱和瞒产私分造成的。1959年初毛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壹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壹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1959年7月5日毛泽东给征粮的干部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他的逻辑是“苦壹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壹步。农民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认定是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了粮。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乱抓人捕人，把反对的人任意判刑。    仁寿县书记让民兵抽打公社干部，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仁寿县饿死了20万人。自古从不曾被饥馑光顾成都平原的灌县也饿死了四万多人。    宜宾市在“反瞒产”运动中捆打了2500多名基层干部，将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100余斤。结果38000农民饿死，差不多1/4的农民死亡。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四川某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壹生产队共82户491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女童48名，占全队同壹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90%，83%的家庭有吃人史。该队会计王解放说，“59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渡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著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壹年余，而唯壹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满山疯转，捞著啥吃啥。    “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 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牟牟’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壹撮泥壹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著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妳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著，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3岁的树才妹。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壹声，抓了壹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著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壹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壹人抢壹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那个，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壹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壹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涪陵大饥荒时期死了200万。1959年四川涪陵召开万人“算帐会议”，清理大大小小干部的问题，揭发有贪污、挪用、瞒产私分、多吃多占行为的干部7990人，占到会干部的73.3%。1959年四川内江市将1035名干部划为有贪污挪用错误的干部，占农村干部的62.6%。    困难时期，简阳县的人口由120万左右下降到了80万左右。该县石盘公社六合大队共和生产队1958年转公社时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著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有个居住20多户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毁了。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钵装著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洒了海椒面，钵边撬著壹双筷子，卖者高叫买瘟猪儿肉，三角钱壹片。社员讲那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有的说：“过去给地主干活，干不到这么多，肚子还吃得饱饱的。现在是什么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荥经县，三年饥荒中，饿死3.4万多人（官方县志所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半数。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650人。1959年下半年，村里每天都在饿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实已经死了。野狗把无人认领的尸体拖来拖去，活著的人，像行尸走肉，除了饥饿的眼光渴求著食物，都已经死了。如荣经县县委书记说：该县人口死了壹半，有壹个村子死得壹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壹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著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它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壹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李锐：从壹个案例看壹段痛史]！    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手段恶劣（见反“右倾”壹节），大量说真话的干部遭迫害，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城镇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    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 157亿斤，几乎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数。就在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包括重庆）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真实的数字为1250万]。也就是说，每七个四川人就死壹个！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向杨尚昆汇报情况的“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壹个就是廖伯康，另壹个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于克书。这些人只因1960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实情，就被李井泉打成反党集团。

　　河南熬人油当肥料

　　中南局第壹书记陶铸1961年9月说：“长征苦？长征还没有大跃进苦。” 三年灾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性。    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99，红旗不丢手！”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事是经常发生的”。江苏省委向林彪汇报出现饿死人的事件时，林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壹种罪恶。这种罪恶泛滥到今天这个地步，毛和他的战友要负很大壹部分责任。    1958年冬天，河南省洛阳地区宜阳县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凛冽的寒风中，壹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著膀子干活，连妇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著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著举起的手臂晃动著。那时的口号是“宁叫人死了，不叫红旗倒”。挖河的农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经常有人在解手时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气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齐腰深的泥汤冰水中，晚上收工时全身上下都结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壹般。农民白天劳苦不堪，到了晚上还得去看戏。民兵手持带著刺刀的步枪站在道路旁，农民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虏壹个样。挖河工程最紧张时，甚至出现连续几天几夜不许停工、不许休息的情况。

　　聚家并屯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以壹个县为壹个团，壹个公社为壹个营，壹个村庄为壹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规定的时间，亲人们不许见面。看演出时，台下男人壹片、女人壹片、老人壹片、儿童壹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反人性到了极点。    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村普遍搞“插红旗”、“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较慢的人，人们往往利用这个机会泄私愤或者欺负弱者。每次到休息时，农民们都要在村干部的组织下搞“拔白旗”。拔出来后，村干部就吩咐壹声：“打他！”于是，大家围成壹圈，对这个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后再用脚跺。为了不至于被当作下壹个“白旗”，人人都争先恐后地使出吃奶的力气打人以显示“积极”。那些被打的农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号连连。每壹次休息都必须从十几个人里找出壹个不幸者进行殴打。    在“少年营”里7～10的孩子，每天从事的都是10几岁孩子们才能从事的劳动，如搬砖、挑土等，每天劳动十六、七个小时。这些少年儿童，也不能逃脱“拔白旗”的厄运。    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壹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冲击扇上，表层土深翻这么多，翻上来的全是沙子，人为地加剧了当地的沙荒。而且，翻这么深的土地，种子种下后很难成活，第二年地里壹片荒芜。农业本身就有靠天吃饭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细作还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乱折腾，岂能不闹饥荒？    那时壹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可河南却给牲口刷牙。几个农民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壹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著头不肯刷牙，就硬拽著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壹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壹看，骨头被咬折了。人比牛马还贱。    河南挨门逐户搜查“私藏”了的粮食。搜不出粮食，就捆、吊、打、押、拆（房）。无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壹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壹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壹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壹旦发现有粮食，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不许吃饭。农民下工看到满屋的狼籍，只好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这种敲骨吸髓般的剥夺，彻底剥夺了农民储备粮食的自由，等发现粮食没了就束手无策。河南商城县13个公社的武装部部长，有11个打人骂人、奸淫妇女、横行霸道。全县41个民兵团长，有30个是这种恶霸。    在“反瞒产”过程中，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阳地区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气氛说：“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向中央检讨，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地区“壹时间成了壹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光山县委第壹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壹块儿撕下来，活活地打死。县委书记刘文彩连续拷打40余农民，亲自打死4人；壹青年劝说几句，刘令人绑起，毒打至死，抛弃河中。斛山公社壹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整个光山县公社壹级干部中亲自动手打人者占93%。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粮，有13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农民口粮、饲料、种子悉数夺走。结果大面积饿死人，发生了人相食。1959年十里（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每天都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黄肿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由120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70多人。    光山县不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党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反映情况，说那是反对基层党组织，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公共食堂、反社会主义。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设法查出来。有壹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说好象是壹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把小锅打烂、不让人家冒烟，并“消灭外流”。驻马店镇执行命令，强制收容外逃的农民，收容了又不给饭吃，“造成死亡350余人的惨案”。    潢川县公安局长马振星下令将扣留的“盲流”投入监狱，饿死了200多人；县委第壹书记梁德柱动手打人；仁和集公社党委书记拉著阮袁氏(女)的头发拖著跑了二十多公尺，壹直把这个妇女拉死；全县先后饿死了56000多人。    在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无路、完全绝望的情况下，就发生了人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饿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    信阳县五里店公社有壹家人，父母、弟弟都饿死了，剩下壹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县公安局又以“破坏尸体”的罪名，把她关在监狱里饿死了。    潢川县有壹个小孩快死时，对他母亲说：“妈妈，我死了妳不要吃我！”当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妈妈为了活命，还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息县防胡公社大路营大队就割了十七个人的耳朵，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是壹个二十岁的姑娘催粮时割了4个农民的耳朵，其中1人死去。防胡公社赵楼大队第三生产队壹个十八岁的学生王国喜，因为饿得很，牵了双庙党支部书记家的壹只羊，被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国朴知道了，把他吊起来，打得头破血流。然后把羊杀掉，把羊皮贴在这个学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绳子牵著在大队游壹遍，三天没给饭吃，再从身上把羊皮揭下来，活活把人揭死。息县饿死十万人，有639个村子死绝。    有的采用了点天灯、活埋、烧胡子、烧阴毛、捅阴户、上绞刑架、坐老虎凳、锥屁股等办法。罗山县张莽公社党委副书记肖继臣在石山口水库工地斗争胡风银时，把胡的头发拔掉。以致有些人壹听到开会，首先把头发剃光。定远公社义店大队治保主任陈如斌，就打过二百多人；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德富打过300多人。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16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壹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固始县黎集公社南园大队民兵营长高寿礼在东干渠工地上， 打过110个民兵， 打残11人，打死6人。特别严重的是他把从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员魏少桥抓回来，组织民兵当场打死；当魏少桥的老婆来找他时，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这个怀孕三个月的孕妇；他斩草除根，又把魏少桥四岁小孩活活打死。期思公社党委第壹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    固始县白果冲水库、 百里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设中， 被扣饭6822人，被开除饭籍859人，“借东风罚站”(脱光衣服在寒风里罚站)1686人，被拳打脚踢2316人，被毒刑吊打4643人，罚挑双挑子17220人，另有4972个病人被强迫劳动。初步查出在6万人中，被打死、饿死、冻死、累死的即有10700多人。“七壹”公社上元大队去了200多精壮劳力，死了160人，有壹家父子兄弟6人都去了，全部死光。固始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百多个。    固始县90万人口，官方记载有200例人吃人事件。固始县两个生产大队统计，吃了2百多尸体。但地委、县委又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快要饿死的群众。    平舆县向阳店公社有的干部罚宰杀牛的群众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杀牛的人用铁丝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还把杀牛的人脱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烂，然后把鲜血淋漓的牛皮贴在人身上，待干了后，就揭牛皮，连人皮壹起撕下来！牛肉则被这些杀人犯没收，大吃大喝。    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饿死10万人的新蔡县，至今仍在贫困中。    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喂牛的赵振堂把牛料偷吃了个精光，土山大队壹队的养猪场，猪比人吃得好，饲养员李宗兴偷吃猪料——豆料。查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3个月时间就饿死了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就达1.2万人之多！陶铸在信阳地区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壹百多万了……”直到80年代中期，大别山区壹些县的人口总数也未恢复到半世纪前的水平。    当全区人民饥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时候，地委书记路宪文却有五、六个卫士随从，每到哪里都事先打电话通知准备饭菜，到光山县壹次摆了二十四个菜，到白雀公社三天，顿顿吃鱼、吃肉、吃鸡蛋，夜餐吃饺子。所到之处，县和公社组织大批群众锣鼓暄天，鞭炮欢迎。    光山县槐店公社的书记灶，顿顿有肉，三干、四稀（三顿正餐中有干饭、也有稀饭，另有夜餐）；党委委员灶，壹天三干；干事灶，二稀壹干，大队壹级干部，也是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光山县北向店公社冷大湾大队，十二个大队干部，用了四个女服务员，半年之间喝了323斤酒，吃了5600斤牛羊肉，克扣社员口粮八千斤，贪污4785元。    1960年秋，赵紫阳的亲戚们百无聊赖饿死在滑县。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河南全省这三年的死亡人数约315万（其中1960年约190万），少出生人口两百多万（其中1960年约100万）。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1960年，为39.6，而增长率最低的也是1960年，为-25.59，居全国之首。1998年诺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宝丰人，中共执政时姐姐将他接走，逃到香港与美国，成为壹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在1960年的饥荒中饿死。

　　湖北——饿死人者升高官

　　1959年春，湖北省有800万人壹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现象：初春树叶刚发芽吐绿，就被饥民壹扫而光，捋了长，长了又捋，树叶捋去填饥肠。至五月暮春，许多地方还是只见树枝不见叶。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见到绿色就扑过去。饿得眼都发绿的男人们，把泥塘翻了壹遍又壹遍，哪怕挖出壹个藕节巴，也是妻儿老小们救命的希望。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壹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示范“天下第壹田”的麻城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饿死、病死七八万人，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罹病者近20万人。壹位当事者说：“麻城人跑过白匪、跑过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来了，还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来了，躲都没法躲”！据《麻城县志》：“1959年饥荒，民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59年至1960年，麻城几个粮库发生武装人员开枪打死人命事件。麻城县委第壹书记吴德简就在反瞒产大会上凶狠地说：“国家的征购任务，壹斤壹两也不准少。少了壹两，党籍干籍壹齐拿。妳不拿粮食，我就拿妳的人！”全县在这场运动中，打死逼死67人。    1959年春荒，蕲春张榜公社大桴冲大队8460人，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壹个多月饿死139人，113人饿成重病，682人浮肿，疴血！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荆州地区大搞新生事物，结果使京山、荆门、钟祥以至江陵等县，半年内饿死了将近10万人。钟祥县甚至还发生了壹户农民因饥饿而食亲人尸体的人吃人惨剧。“荆州地区大事记”说：1960年1月，壹些地方开始出现春荒。地委、专署召开专门会议，要求大种蔬菜，组织打猎、捕鱼、捞虾，集中治疗“浮肿病人”。3月，地委在石首团山召开早稻春耕播种现场会，强调“以早为纲，壹早百早，季季主动”。会后，壹些地方提前壹个季节播种，造成大批烂秧。李金玉领导的洪湖县是荆州地区唯壹没有饿死人的县，1960年洪湖县壹次就支援江陵县200万斤粮食啊，那可是救命粮呀！李金玉1964年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当年饿死近10万人的责任者，无端报复李金玉的薛坦，却壹再高升，而“爱民官”却屡屡蒙冤，且无反可平，永难昭雪。

　　湖南——人给猪戴孝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产党不共产，还是什么共产党；不共产，还能进什么天堂！”湖南宁乡县县委书记的这番高见，成了各级基层干部的口头禅。县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宣称，我们要兴无灭资，打烂坛坛罐罐，使全体人民无家无业，轻装上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为根绝私有观念，宁乡县不仅抄了社员的家产，扒了社员的灶头，而且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私自起火，不准私吃食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上种粮种菜，不准养鸡养鸭。后来个别地方准许社员家养壹两只鸡，但不许开火，鸡和蛋不准自食，只能由供销社收购，名曰“出口争外汇，换机器”。否则就扣上“吃社会主义”帽子。    宁乡县东湖圹新花大队有个周老汉，他老婆有头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鸡下的蛋作偏方。于是，他便壮大胆子偷偷在床底下养了壹只黑母鸡下蛋给老婆吃。这只没共产的母鸡不争气，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几声，被积极分子报告了供销社经理。 经理马上跑到周家，强迫他交出鸡和蛋，还要他写检讨到大会上挨批。周老汉这壹下受不了，跳塘自杀。老婆坐在塘边又哭又喊，女儿和儿媳跳进塘里拼命地把他拖上来。经理站在岸边大骂：“妳个老不死的，好大的胆子，私养鸡婆吃鸡蛋，妳吃社会主义，还用死来威吓干部，明目张胆地反对三面红旗！妳看老子怎么整妳！”最后，周老汉还是站在台上作检讨、挨批斗。    据1961年12月宁乡县委上报的《宁乡平调退赔情况》统计：1958年初全县共有炊具500万件，三年来共损失280万件，占56%。1958年初有家具1200万件，三年来损失581万件，占总数的48.4%；58年初共有农具424万件，三年来损失274万件，占64.5%。全县1958年初群众住房有702641间，三年来由于拆毁败坏减少了262689间，占房屋总数的37.25%，其中拆毁155740间，占原有总间数的23.1%。    据1961年《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向地委的报告》：“‘共产风’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劳力，小至火钳、茶壶、灯盏、火柴、针线等等，无所不包。被平调房屋25600间，每户平均1.6间。搞得许多人‘家空业尽’，有好多户人家流离失所。贫农刘梅生有病，干部强迫搬家，走慢了壹点，被干部壹顿乱拆，把壹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仅拿出壹床被窝，气得刘痛哭而去，远走他乡。“生活集体化”解体后，许多人家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许多人只好挤居在集体的猪栏、牛圈之中；有的搭起个小草棚，壹家数口，几代同堂；有的几户人家挤在壹间破屋里。    共来的钱和物，大部分用来盖楼、起厂、修水库，小部分用于食堂和大炼钢铁。县委壹声令下修礼堂，资金、砖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调。至于社员家里抄走的粮、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还大多送到大锅灶中，让干部社员壹起打牙祭。到58年冬以后，历次抄家搜抄来的肉鱼蛋品，进了干部的腹中。    双凫铺公社党委书记的晚稻高产示范田，闹出了壹场流传至今的大笑话。他采取了4条“技术革命”措施：壹是多施肥。他调动壹百多个劳力施肥。1.5亩地施土杂肥450担，人粪尿4500斤，畜粪4500斤，另施了许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时他挑选了25个青年插秧能手，亲自督战,，插了壹整天，名为2×2寸，实为“板板寸”。三是扎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长成石头也砸不进的“冬茅草”。书记又调来大批劳力，把禾苗排开，扎上壹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产几万斤。这位书记勒令社员们把镜子全交出来，壹时间，姑娘的小圆镜、媳妇的梳头镜、就连老太太几十年前的陪嫁镜、甚至有几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镜”、统统在田塍上扎起架子对好光，镜光反射到禾苗里。他又强迫拆下大量门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里，以增强“光合作用”。宁乡县委立即向全县大力推广。宁乡的山坳边、田埂上，天照地射，镜光闪闪。那壹亩五分示范田结果如何呢？不管怎么折腾，禾苗还是细如香杆，全部倒伏，颗粒无收。    在冰封雪飘、零下几度的日子里，宁乡县干部说“壹天等于二十年，要抢在时间前面，要让冬天变夏天！”头脑壹热，就号召播种早稻。强行规定家家户户都要用锅、壶烧水，再把开水担到秧田里，均匀地倒进去，要让秧田保持恒温，美其名曰：“温水催秧法”。    甚至还发明出“人工防寒法”。当冬季寒流来临的时候花明楼、流沙河、双凫铺等地的干部又心血来潮，强迫社员排成人墙，站在田头日夜挡风！干部们的口号：“不怕地冻天寒，誓死要夺高产！”花明楼的壹位妇女刚生完孩子，月子里就被干部赶下田去挡寒流，结果受了寒气冻成病，半个多月就死去了。    时过中秋，霜冻降临，壹些公社又强令种红薯，美其名曰“旱粮革命”，让地里冬天长红薯，春季收获后播水稻，壹年四季，丰收不断。结果当然棵粒无收。    1960年2月中共宁乡县委提出，粮食生产要“壹早百早”，全县12万亩早稻，春节未过完，便开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冻，水田还冻冰，县里决定，在秧田周围建挡风墙。结果有的垒砖，有的竖门板、晒席等防风，又烧火，煮水升温，结果全部烂种。400多万斤稻种、几百万个人工被浪费。    1960年农历腊月十九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布置浸早稻种。天寒地冻，谷种下水冻成冰，全社冻坏种谷95万斤。这时正值全社几万人断粮断炊！花明大队1441亩早稻，壹连浸种9次烂9次，共计损失种谷78200斤。插晚稻时又强迫80%插粳稻。结果插三万亩晚稻，有5420亩颗粒无收。花明楼公社粮食总产减产44%，上万农民没饭吃。    花明楼公社的壹个小土炉群，壹天就有27人被打。双江口运输营，完不成任务罚跪、挨打、吐唾沫、脸上抹屎。五星公社跃进煤矿，全矿不到200工人，挨过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壹天被打12次。砌炉的砖，靠拆民房，炼铁的原料，是社员的生产、生活用铁器。先是号召大家献“爱国铁”、“跃进铁”，后来干脆组成抄家队伍，见铁器就抄。好端端的铁锅，砸碎了收走，锄头、镰刀、钉子、铁锤、犁头、耙齿，统统扔进炼铁炉。    58年初宁乡共有炊具500万件，大炼钢铁闹得家家没了锅，户户没了铲，铁器炊具损失约180万件；58年初农具424万件，大炼钢铁损失铁质农具约128万件。散食堂后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里做饭，用木片、石块代替家具生产。有个被打成右派的回乡青年说：“大跃进跃到了石器时代”，又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1956年宁乡有林面积125万亩，覆盖率为28.6%；到1960年，经过大炼钢铁和食堂烧材，砍伐立木160多万立方米，有林面积只有57万多亩，覆盖率下降为13.1%。全民大炼钢铁，宁乡18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化为乌有！青山绿水的宁乡大地，从此山秃岭光，荒山面积达68.54万亩，水土流失面积日益扩大，无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浆滚滚。    全县30万青壮劳力“大战钢铁前线”，因劳力不足，红薯烂在土里，晚稻在田里过冬。来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隐患。如此代价，58年宁乡炼出了多少“钢铁”呢？1958年，宁乡炼出共计504吨烧结铁，不少丢在地头，任风吹雨打几十年。　    刘少奇家乡“花明楼事件”中胡仁钦的罪状有：60年胡仁钦决定修个25里猪城，这壹建筑用去劳动日54000多个，拆民房1994间，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亩，还有什么‘水上凉亭’、‘山上凉亭’、‘万人礼堂’、‘绿化公路’、兴建公社‘办公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两年多来共拆民房20605间，合计平调各项实物为24811.38元。59年花明楼公社的产量本来亩产只有521斤，却虚报为1201斤。    胡仁钦专门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打人办法，提出“打人要不见血，用矮凳子揍，拿砖头砸，要打的落实，又不现形。”果然，钱塘湾大队的总支委员李德仁，在斗贫农刘胜青时，壹扁担打出了脑浆，还说他过去不老实，又在死尸上加打几扁担。农场的总支书记黎广云，在斗廖德生时，给廖灌屎，还逼著廖的儿子和爱人去灌。灌不进，就用火钳撬开嘴巴灌，灌后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党员的反右倾斗争大会，42人被斗，个个挨打。如总支书记戴新民、王桥山，因报实了产量，说他们是“右倾分子”，斗争时就扯头发、揪耳朵、罚跪，直到逼著他们承认自己所编造的假数字后才止。59年胡仁钦要平调花钢的机器，干部黄菊初执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调，胡给黄带上了“反领导”的帽子，在反右倾斗争中三次被打，到打烂皮肉血染衬衣而止。    当地人说：“不是花明楼壹个地方的事，哪里都是这种事情。农民太苦了，妳想都想不出来的。粮食打的本来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购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饱，干部简直拿人不当人，动不动就往死里达。社员连话都不能说，告状更是闯大祸了，往哪里告？妳跑又不能跑，四乡八社民兵设岗放卡专门抓盲流，抓到就往死里打，罪名是对公社不满。那年月，宁乡就象壹个大的屠宰场！干部就是那些‘杀场’活阎王！”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程旭华因为不同意学生长期停课去炼钢铁，被拖出来在三级干部会上批斗。壹阵拳打脚踢之后，又用砖头击断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事后程旭华被戴上反党分子帽子，判刑劳改，直到刘少奇1961年回乡时才予平反。    龙风山公社副主任汤新民不愿强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粮，于是在斗争会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死在台上。后来他爱人给他脱衬衣洗伤口，只见衬衣被血粘在皮肉上，无法脱下，壹撕便钻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浓茶水侵润衬衣，慢慢地启动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脱下，有的皮还粘在衬衣上。    双泉乡党总支书记李巨鸿是个木匠出身的地下党员，他问指挥打人的县委副书记：“这样打干部，中央到底有没有政策？马列的书上也讲过党内斗争要打人的话没有？”只这壹问，就使得这位老实忠厚的老党员成了资产阶级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罚跪，挨耳光，还被吊起来毒打。宁乡中医院壹位新党员熊智，认为应当让医师治病，不要让他们长时间去炼铁而荒疏了业务。这个昨天还受表扬的女积极分子，因此变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殴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杀了。党员干部钟日新、黄超仁对毒打侮辱干部不满，私下议论，被戴上“右倾玑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壹生，并下放到水库工地劳动改造。    1959年7月壹个月内，全县共发生群众自杀事件31起，死33人。如双石生产队会计邓东林在发工资时，失去人民币70元，错怪13岁女孩刘兰之偷了，刘被打斗，结果钱却找到，刘兰之放回后投塘自杀。　　　　　　　　　    参加黄材水库建设的948个大队以上的干部,其中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的达117个，占干部总数的12.4%。他们共打人1305个，其中因打死亡的23个，打伤失去劳动能力的9个，打后还未痊愈的28个，因不遵守禁令被关和劳动改造的198个，受迫外逃的157个，兵团干部乱搞两性关系的73个。    1960年1月的壹天,地冻天寒,朔风刺骨。壹个民工因衣薄裤单冻病了。但干部说是装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车也就跑得慢些。汤能德看见了,上去壹脚把车子踹翻了,又踢了几脚,把他踹倒在地。这个民工气不过,爬起来就骂。汤能德马上喊来几个民兵,把骂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壹根削尖的竹片,让人把那民工捆起来按住手脚,扒掉裤子,竟将这根长约2尺的竹片,猛地从这民工的屁眼里捅了进去。搅上几转,用力往外壹拔,立时血屎迸溅。在汤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壹人。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重庆设渣滓洞,对共产党人用竹签钉手指头,比起汤能德辈的刑法,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许多水利工地上，干部们都强调壹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车、挖土壹律打赤膊，妇女也必须打赤膊。壹时“赤膊化”风起，下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妇，壹律打赤膊，以显示“冲天的革命干劲”！凡不打赤膊者，壹律辩论、批斗、毒打、罚饭、撕光衣服，或者干部民兵上来“帮女人”，七手八脚撕光衣服。如遇反抗， 毒打之外，送劳改。民工们私下愤怒地说：“如今的干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当戏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产共妻。不知道他们姐妹娘亲让不让人也共产？”    宁乡县委上报省委的材料称：白马桥公社太阳大队总支书记王尚春，1959年整党整团反右倾时，私立法堂，逼死6条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还成立劳改队，打手铐两付，梭镖15支，马刀2把，扣压社员19人。他还伙同小学教师周国良，吃酒划拳，强奸取乐。周组织学生抬著他的巨幅画像，绕道游行，高呼“王主席万岁！”    该社金钱山大队干部吴独军，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饭115人。女社员王雪梅有几分姿色，他为强奸王雪梅，逼死其亲夫。后王雪梅受奸丧夫又无处投诉，含愤自杀。吴独军要斩草除根，不发粮食给王雪梅两岁的儿子，把他活活饿死。驻社的工作队长谢桂秋很欣赏吴独军，群众意见纷纷，社员贺汉事提了意见。谢和吴召开了160多人的大会，污蔑贺汉事反党，把他们打得皮破血流。会后群众反映说：“我们的整社工作队硬是壹个打人队。”    龙凤山大队总支书记黄礼诚，违法乱纪，贪污320元，乱搞女人。对社员动辄打骂，被他斗打的干部、社员9人，打后自杀的4人，轻伤3人，威逼自杀2人。社员看见他都怕。社员谢文秀说：“我看见黄书记，全身发抖”。公社第壹书记陶选荣目睹其暴行，却夸奖不断，说他“斗争能力强，能完成任务，是个好干部。”    1960年6月宁乡县委上报湖南省委《关于夏铎铺公社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称，夏铎铺公社党委委员、供销部支书杨新甫，1958年被评为全省红旗，出席北京的先进生产者会议；此人壹贯腐化堕落，调戏、奸淫妇女7人，贪污挪用公款470多元；调供销部不到两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买自行车、留声机、照相机，供自己玩乐，下乡工作要通讯员用自行车接送。双湖大队总支书记、秘书、会计三人共同诱奸军属王雪娥，为此争风吃醋吵架不休，群众讽刺：“大队干部实行了公妻制。”全公社91个总支正副书记以上干部，诱奸、强奸妇女的就有25人。有的干部为长期霸占他人妻子，竟然把她们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并不准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这些干部不仅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抢掠民财，占为私有。新凤大队党总支秘书黄正恒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剥为己有，还把逃荒人洪渡文、岳梅兰等家里的衣服、鞋、床、柜子、牙刷等用品统统搬到大队部，总支副书记黄正祥和他们壹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员说：“这些干部是抢犯、土匪。”    1961年7月，中共宁乡县委上报益阳地委，称干部作风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花明楼公社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中，强奸妇女的28人，最多的壹人强奸、奸淫妇女30多人。党委副书记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鸡场强奸女社员傅果明，象饿虎扑食壹样又扑又撕，把女方裤子撕烂后强奸。而被奸淫的妇女呢，虽说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数。壹是惧于干部们的淫威；二是人饿得半死，有的以肉体换点吃喝救命。　    干部大吃大喝当时已成普遍现象。花明楼公社机关食堂，伙食分三等，有“书记饭、委员饭、壹般干部饭”。1960年胡仁钦壹人吃鸡、鱼、猪肉160多斤。这还不算他们借开会和检查工作为名，长期在基层大吃大喝的物资。1960年4月28日8个常委壹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鸡、猪肉、鸡蛋、荔枝16斤。有壹次，4个书记开会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烂。饥民闻讯说：“书记吃饱了没事干，他们打打架，比拿社员打人取乐强多了”。太平大队1959年死牛5头，杀了600多斤肉，几个大队干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总支书记王义吾壹人吃干牛肉70多斤。    夏铎铺公社的干部，壹个个养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对全社210个大队以上干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鱼2335斤，鸡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员食堂断粮停炊，也无人过问。    最典型的是新风大队9个干部，1959年过端午节，壹次连吃带了150斤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个月内吃牛肉138斤、猪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鱼210斤。秘书黄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来了请客吃糖，还向公家报销。该大队干部食堂的方针是：“以肉为纲，鸡鱼并举，小菜带头，保证基本供应。”群众说：“我们大队的干部实现了三化（手表化，绳子衣化，白糖、香烟、饼干经常化）”。干部吃饱吃好，从不问社员食堂生活情况。半夜三更干部吃夜宵，搞得乒乓乓，煎鱼炒肉。可是生产上急需的70000斤石灰，无钱买回；社员要借1元钱治病，也不批准。    该大队社员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饿死人、浮肿病壹发不可收拾。干部白天往外面转壹个圈，又回大队部吃饭，晚上坐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开夜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他们说：“我们天天忙出工，干部光吃不劳动，具体问题不解决，搞起生产冒得劲”。1961年，县委书记何长友说：“夏铎铺公社新风大队工作队长张其永，由于生活特殊，工作极不深入，在整社中继续大吃大喝，吃鱼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违犯粮食政策，超吃粮食，每餐吃10两，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当时流传著壹首民谣，讽刺干部吃喝风：“口里没得味，开个现场会；肚里有点嘈，组织大检查”。开会就吃肉吃鱼。大检查更是令干部开心的事了。检查评比，走壹路，开壹路荤，壹家更比壹家强。有的干部自己想吃什么就开什么会。想吃肉，开“发展牲猪检查会”；想吃酒席，就开个“红旗食堂现场会”。白马桥浅水大队食堂管理员在笔记本上作了壹个记载：1959年从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开过大小现场会7次，到会干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办饭菜19桌。本子上还有这样壹段话：“我们的食堂办得好是好，就是现场会多得不得了。办上壹桌菜，除了鱼、肉开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个人半个月的油盐。此风不可长，要开也要开得少。”后来被人举报，这位会计被撤职，送上斗争台。    社员壹个月，吃粮不过10多斤，吃的是盐水清汤，壹个月生活总共不到8元钱；壹桌酒席四五十元，相当壹个社员半年伙食。浅水大队食堂，3个月中干部开会吃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100个社员1个多月伙食。    干部贪污腐化，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普遍现象。1960年6月25日，县委第壹书记李学良在《我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的检查》中说到：“全县大队以上的6700个干部中，贪污的达964个，占到14.2%，共贪污人民币145000元。花明楼太平大队保管员汤爱君，贪污600多元，打人4个。    关子冲大队总支书记谈福权，59年就贪污挪用公款200余元。群众反映说：“今年元月以来，以他为首全大队干部，打著核算粮食的幌子，在群众家里翻罐倒坛，到处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鸡、鱼就带回家吃，搜了酒当场就喝。”该大队五个总支委员，个个打人，18个大队干部，就有16个打过人。全大队59年以来被打的群众有218人，因打而自杀的5人，外逃的13人。群众称他们“活老虎”、“阎王”等，看见他们都避而不见。当地小孩吵闹时，只要听见喊“阎王来了！”就马上停止了哭声。    以1958年为基数到1962年，综合其它资料和有关档案，“苦日子”造成了刘少奇家乡宁乡县近八万人饿死。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至少在150万以上。    大跃进时期，湖南澧县在92名受处分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中，有76人奸淫妇女，33人贪污，37人打人致死伤。壹些人是壹身数罪。澧县“四大公案”骇人听闻！（1）苏海清案：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苏海清，强迫饲养员为死猪披麻带孝，哭坟守灵；鱼肉百姓，咨意奸污妇女，搞初夜权。（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华大队总支书记章自福，横行乡里，打死多人，拦路抢劫；斗争会上，让夫妻赤身裸体咬著生殖器打滚取乐。（3）如东公社社员刘家远，饥寒交迫，杀害儿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县委强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干部以毒刑和饿饭来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惨案。

　　1958年10月，苏海清任闸口公社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奸淫少女4人。1959年3月，他调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他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饭，定量减半。结果壹些病人为了吃上壹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苏海清声称三元大队1959年农业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苏海清搞“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任务。苏海清宣布了口粮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谓“打草谷”，实际上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1960年元月，饿死了18人。因三元大队死人情况严重，闸口公社党委决定要拨给该大队15000斤谷。苏海清面向公社书记连声检讨，说是三元大队给公社找麻烦了，其实死的都是些老了该死的，缺粮情况不严重。硬是只要了1万斤谷。    社员们长期饥荒缺粮，只好到处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们就上山剥树皮。过春节前，大队发下糠壳，家家户户把糠壳磨了做成糠耙耙过年。社员们挖野菜、扯草根、剥树皮、做稻草浆的“代食品”、吃观音土，就算是过了壹个年。社员张长松家，因饥饿不过，只好剥枇杷树皮做成耙耙吃，结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员张二爹壹家6口人，吃过猪草、糠壳、树皮、观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来，叫人用树枝从屁眼里往外掏；弄得从此得了痣疮，四十多年壹直在拉血；壹家饿死4口人，只剩了个女儿15岁，嫁了个比她大10多岁的食堂管理员，父女俩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个，6家共38口，苦日子死了28人，还剩下10人！    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该大队死人328人，占总人口的27%左右。    苦日子到来后，苏海清听说家里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亲和孩子接来住了7个月，老婆来住了2个月，叔叔住了1个月，哥哥住了半个月。餐餐都要吃荤菜，没有肉，他就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湖里，驾船去打鱼。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走时都是红光满面，还大包小筐的带著走。当然，苏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苏海清说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炖个钵的事。”农民饿得九死壹生，苏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队病、死如潮。上级发下来壹些红糖和黄豆粉团成的“营养丸”等“补品”。他还伙同大队文书孙逢太私分给病人补充营养的红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猪肉7.8斤。老婆回家时，他将大队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黄豆11斤、棉花2斤，拿回来让他老婆带走，“分文不给”    群众断粮，而苏海清和干部们却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队长长期吃干部小灶，还时常把各队干部以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叫到大队来“改善生活”，鸡鸭鱼肉蛋，炸炒蒸煮炖，搞的热火朝天。他还有个半夜“喝花酒”的“爱好”，经常在晚上叫厨师炒几个菜，私下分别叫来他定好的几个十几岁的少女，陪他饮酒作乐。吃饱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荤的，有肉有酒，还喜欢用红泥炉炖瓦钵，吃得他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社员说，“苏书记吃饱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结婚必须到大队去开证明。谁家要嫁女儿或者娶媳妇，只要那姑娘长得还可以，苏海清去了，他总是会有壹些“表示”，送点钱，送点粮，说上几句好话，然后叫她去大队部，会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壹盘。那时嫁女儿的，基本上都是饿的没得办法，让女儿去找个吃饭的人家。女方几年来哪里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睡觉就睡觉吧，反正都饿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闹，书记睡了妳的女人，那是看得起妳，他会有数的，壹定会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长得好，反正苏海清总是有办法把她先睡了。苏海清最不像话的，是他把人家壹个姑娘搞了壹晚上，第二天还到人家那里去冷嘲热讽，说是昨天晚上吃了壹回下脚水，倒了大霉了。他送的壹袋米，就当是喂猪的下脚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过来之前，已经被她原来所在的队长奸污过了。    澧县人委会壹位长辈说：他参与过苏海清案的处理会议。“苏海清我见过，这家伙，完全是大跃进年代里的典型干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统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壹套治民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宫六院七十膑妃二还有个数，他则更狠，是凡大队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还搞起初夜权那壹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苏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队原地主孙逢圣因水肿病，在田坎上坐了壹会儿。苏海清检查生产，正好看见孙逢圣在地上坐。孙见苏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有病。苏海清上去就是三个耳光，强迫他下田劳动，还饿他三天饭。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队突击修叶家湾水库。孙逢圣病情严重，便向队长请假。队长批准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苏海清在工地检查出工情况，见孙和壹个小孩坐在床上，便不问青红皂白，抄起壹根扁担，对著孙逢圣就是两家伙，将孙打倒在地，强迫他上工地挖土。壹直干到下午，孙逢圣实在地上坐了壹会儿，又被苏看见毒打壹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孙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过去。被上晚班的社员发现，将他抬回家中，当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县闸口公社三元大队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壹头猪病死了。队长孙际银请示大队副业主任汤明典同意后，孙便准备剥皮卖肉。大队书记苏海清晚上来该队“检查食堂”，发现死猪，勃然大怒，将孙臭骂壹通，当即责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将猪埋葬。    次日清早，苏海清在该食堂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事务长、饲养员和生产队长等20多人的“死猪现场会”。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猪原因。戴说猪是病死的，苏破口大骂：“狗屁！猪是集体财产，是妳害死想吃肉！”批斗壹阵，苏海清当场宣布：    1.要做壹付棺材和壹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2.要请道士开路。当时汤永协说，“东门的道士请不来。”苏便要戴友姑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4.养猪人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壹张人皮，妳跑慢了，抢了壹张猪皮，把妳饿死了，我还妳来世帐”。5.猪坟要埋壹人多高；6.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三天，送壹次哭壹次；7.见干部壹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8.要搭棚守灵，守壹个月。    他还壹再强调：“壹定要执行，谁违抗就的挨辩论！”并指定大队养猪主任汤永协监督执行。早饭后，他到金盒大队参加公社生产检查团，并对该大队书记刘光耀吹嘘说：“别的地方总死猪，我们那边死猪后惩办的办法就搞得好”。并大言不惭地介绍经验。    当天，趁苏海清不在，戴友姑将死猪装进棺材，请两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为死猪哭丧。又在死猪坟前做了五尺高，壹尺多宽的墓碑，按苏海清交代的，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并在坟前搭棚守灵。    戴友姑守灵的第二天，见公路上来了壹个骑自行车的干部，以为是四个大队的书记来检查，马上放声大哭：我的猪爹，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壹张人皮，妳跑慢了，抢了壹张猪皮，把妳饿死了……”来人是县公安局的干部孙东才，见山坡上壹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哭得古怪，便下车问明情况。孙东才闻讯义愤填膺，回到县里告发了此案。    县里立即派人来调查。三元大队社员民怨沸腾，纷纷反映：“苏海清不调开，三元大队不得翻身！”并向来人称苏是“苏日军”、“活阎王”。很快，苏海清被捕。    壹时间，此案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壹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县政法委党组《关于苏海清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壹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该犯壹贯利用职权，为非作恶，侵犯人权，打死打伤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后打罚87人。其中贫农32人，中农32人，农11人，地主12人；殴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罚站推搡1人、打锣游街2人、罚义务工12人”。“苏犯海清壹贯利用职权，行凶作恶，残酷欺压群众，打死打伤人命，强迫群众给死猪出葬，任意压低群众口粮标准，奸污妇女，贪污多占，还多次伪造历史，假充功臣、排长，实属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已够成反革命罪，罪大恶极。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两广惨祸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万零414.14斤，比1957年公布的亩产量高363倍，而且还有整有零，可见其“真实”。    环江1954年约16万人，是专出产粮、牛、猪的县份。 环江是大石山区，居住分散零落，为了参加集体生产（或开会），四点钟就要起身，步行二、三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节，更是问题重重，各个村屯，就那么壹点点粮食，又得挑回来，疲于奔命，喊苦不迭。不少僻远山区种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粮食，因路途遥远，行走都很困难，只好烂在地里，无人收割，造成极大浪费。许多地方，有的田块十分狭小，集体劳动根本无法进行，有人形容壹个青蛙壹跳可过12条田埂；牛也很难进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这样地方，不应搞合作那样大呼隆集体生产。    王定历任思恩县和宜北县（现改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前后8年。1956年王定说：“壹个乡，方圆几十里，壹个队有十多个弄场，管理和集体劳动十分困难，太分散了嘛！什么都统起来不好。农民习惯在田头、地角种点菜豆辣椒，或搞点什么副业，就扣上‘资本主义’‘自发户’‘破坏’‘复辟’等大帽子进行批斗。结果，生猪大减产，鸭鹅几乎绝了，中药材没有了，青菜也少见，合作社势必长久不了。”县委决定分小社，由生产队自负盈亏；分散的小区，就包工、包产、包投资到生产小组，到户。王定并于56年底报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语，批发兄弟县参考，同时准许环江搞试点。后来，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团”头子，成为“极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后，新书记洪华来了。地委书记贺亦然特别关照县委书记洪华说：“湖北省三万斤/亩的卫星，是把六亩田里的水稻移植到壹亩田里……，没十万斤亩产，恐怕在国内放不出去的。”洪华心领神会，回来把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等壹批亲信找来，于8月下旬把试验田（壹亩壹分三）里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后，倒入成百上千担肥料，不分昼夜，发动社员教师近千人，从附近各公社大队百多亩的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的几近成熟勾头的稻禾，连根带泥挖起挑到试验田中并蔸，两天时间就密植起来。新闻影片摄录过副书记儿子在禾上嬉戏的镜头，并在广西日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王定这时还在县里小劳改，路过该田，说了句“这么搞法，怎能增产放卫星，岂不劳民伤财？”洪华听到反映后，立即发动大批斗，以破坏大跃进罪名，把王定妻儿子女全家九口人，强赶至壹破烂不堪的圩亭角落里，四面透风。最后干脆送去劳改农场改造。    壹位中山大学毕业的老农业专家去看了“卫星田”，回去县里汇报说：“这样放卫星，亩产哪会有五千、壹万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当即被发配到右派改造队中去劳教。    58年9月初，自治区党委组成了检查验收团，自治区党、政领导人，还有农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区农科院专家，以及水稻专家，都被特邀，兴高采烈到现场验收。9月9日上午10点，洪华威风凛凛地将壹把系有红绸带的镰刀给壹名领头的副书记，隆重开镰。四百多名男女社员，在六千多围观者面前，挥舞镰刀，进行了收割，当即脱粒，装满壹担担箩筐，然后派几十人排成长队，沿著主要街道游行示威，直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与此同时，壹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另壹群社员，遵照县委指令，挑起准备好了的谷子，壹担壹担尾随游行队伍，使稻谷担子顿增两、三倍。这样安排，洪华仍恐达不到十万斤，又布置壹些担子，趁人多马乱之机，不倒去谷子，过秤后乘乱又挑了出来，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过秤的大队伍，重复过秤。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折腾，直到当晚十二点多，才收割完毕。县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干湿均有），统计人员根据过秤人员报出的数字，这块1.13亩田，当天收割了1.075亩共14万零217.4斤（尚留0.055亩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参观），平均亩产13万零434.14斤。全国、全世界第壹，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洪华等人，还要求参加验收的自治区领导、院长、教授、专家等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可悲可叹的是大多数人都签上本人大名。这壹弥天大谎在各级党报上发表了。    假戏真做，明眼人也不难识破。当时在场的区党委组织部壹名副部长就未签名。1959年3月7日，县林业局壹位干部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样做法，我们以为十三万太少了，那块田可亩产壹百万斤的啊！”环江中学教师覃有莘说：“这是环江的耻辱。”县委干部张联无说洪华瞎吹，洪华听到了就送张去劳改（还打屁股）。柳州农校老师学生中也有人深表怀疑；但发现壹个，就处罚壹个（劳改或送回乡劳动）。    9月10日，洪华举行记者招待会。9月12日《广西日报》大肆报道。9月18日《人民日报》又作了报道。《广西日报》还有“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环江亩产翻四番”的标题。区党委组织了大量参观活动。人们络绎不绝来取经学习，连越南也派代表团来参观学习。    功勋赫赫的洪华，出尽了风头，披红戴彩，领到壹面特大红旗，欢迎队伍，成千上万，挤满街头，洪华被群众高高抬起，壹路抬入县委。从此，洪华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个公社，都安排群众夹道欢迎；壹些离大路远些的山区的社员，还要打著火把来到路边，甚至连夜赶来，绝不许误了时间。有的欢迎队伍长达五华里，俨然壹个国君的驾临。洪华任内短短两年，荣获上级奖旗达96面之多，实属空前。    贺亦然从地级升去区里成了省级干部；洪华也由县委书记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环江还要争夺钢铁元帅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炼钢上马，成绩亦极尽辉煌；但其结果是：废铁渣壹堆，秃山光岭壹片。    洪华等胡吹瞎报58年粮食产量为3.3亿斤，实际1.05亿斤还大有水份。0.71亿斤的征粮购粮任务，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农民怎么完得成任务呢？于是，洪华不惜以瞒产私分的大帽子欺压群众，并制造2.4亿斤“后手粮”的假现场，让柳州地区3千多名公社大队干部出席斗争会。结果使得各公社仅留的口粮和农民家中头年的极少量余粮（几斤或几十斤）都扫出来交公。到1959年，口粮全面紧张，断粮户成千上万，饥荒大片出现，饿死人日益增多。区党委被迫向环江返销壹百万斤粮食，才勉强度过上半年的饿死关。    不久，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全国群起反右倾保三面红旗，反瞒产运动再起高潮。洪华再次赤膊上阵，争当先锋：59年产粮任务是58年3.3亿斤的三倍（9.6亿斤），秋后征购任务是1亿斤。可是，环江当年实产只有0.8亿斤还不及，而虚构胡编的数字是要用实物去兑现的。于是，洪华开展了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大斗争、大迫害，召开大会，故意挑选几个虚报产量的队干为标兵，去斗争报得少或报不出来的干部，并以“劳改”相威胁。在洪华亲自主持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批带打和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都是社会主义逃兵，死去不要紧!”    环江第壹书记洪华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县委宣告，开仓的壹律开除党籍，偷粮的可予以开枪打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著崖的鼻子大骂：“有妳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妳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壹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壹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忍，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几十个人挤在壹个小房间内，几天几夜，睡不得，连坐也挤不下去，活活闷死了44个人。洪华还下达指示：外逃人员如经动员仍不肯回来，或归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书记就是这样宣布和执行洪华的指示的。这个公社逃难到贵州150多人，追回来的几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死，没几个活下来。    环江水源区委追捕到相邻的河池县，将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壹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下令开枪镇压，称被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    龙岩公社壹个粮管干部发现壹名仅12岁的学生偷粮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哭喊声撕心裂肺，催人泪下。因枪老打不响，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板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壹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不治死去。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壹个偷粮的小孩，毒打壹顿后，竟惨无人地道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它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了。全县因断粮，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有几十人。    有壹次在搜查时，发现壹户家庭锅边有壹粒饭，就肯定该家主妇偷粮，便将该妇女脚姆指捆起倒吊挂了起来，剥光衣服，用烧红了的铁钎，烙烫其肚皮及阴部，直到将她摧残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长的覃杭生，亲眼目睹了这壹惨剧。类似这样情况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这种杀人游戏，只有德国法西斯才可以与之比丑、比恶。    为让“私藏”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环江县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逐门逐户将炉灶贴上封条，连取暖的火也壹律灭掉。在寒冬腊月里，区委派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捕。许多农民挖得野菜、剥得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洪华却提出：饿死人也不得开仓放粮。真是丧心病狂！不但家家断炊灭烟，连公共食堂也揭不开锅（最短壹个多月，长的壹百三十多天停伙）。本县无处可以讨饭，找野菜树叶也无法充饥，死人日益增多，许多饿死路边的人，也无力去埋。    开始死人时，由生产队负责派人抬去埋葬；后来死人多了，有气无力的活人，也抬不动那么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尸首便无人掩埋，不是横死门口，就是陈尸村前屋后。有壹天洪华见壹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骂“挡路，死也不找个地方”，并下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家门来”。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全县16万多人，1962年发布票，只发下去12万人，可见那几年饿死人之多。那时奖励人口生育，至59年又无自然灾害，全县最少也有18～19万人。    有人最保守估计，全县至少死1/4至1/3。根据对城关公社陈关大队、副点公社中山大队及驯乐公社康宁大队调查，死亡率分别是26%、47%和46%。    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共47人。水源公社的龙树屯和驯乐公社的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    广西区党委于60年元月提拔洪华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不久，调查组终于查出了环江死人不是传染病，是饥饿，死人太多。区党委遂将洪华改为地区财贸部长，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因环江县大放假卫星，大刮“五风”等原因，广大干部群众起来揭发检举，要求将洪华揪回环江批斗。61年3月2日，洪华被开除出党，并逮捕法办。区高级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违法乱纪罪对洪判刑5 年。对环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华，重罪轻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环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地广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粮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粮外运，是柳州地区乃至全自治区较好县份。人民勤劳敦厚，解放前从未听说过粮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亲靠友或依靠自然资源采种互济，断不至于饿死人。58年的13万斤旷古未有举世罕见的亩产稻谷数字，完全是洪华等精心策划，强加给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诓骗，大谎言，导致环江惨饿至死五万农民的大惨案。柳州地区死人16万！这帮混进党内的家伙，在自然条件极好的时期（全国也根本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把人民群众视同草芥，不及蝼蚁，残害致死。本来，亩产十三万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怜的是某些权威科学家，为了溜须拍马，连良心良知及科学常识也丢掉了，还厚颜无耻说什么亩产几万斤完全可能。

　　赵紫阳在广东掀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他到雷南县召开4000人干部大会并组织查粮队，逐家逐户搜刮余粮，在20天内就超额完成了征粮购粮任务，造成了广东省饿死百万人的惨祸。广东德庆县，自然条件不坏，1960年也饿死两万人。这年四月，高要县莲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营养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数多达779人，大部分是饿死、病死的，占总人口的2.2%，其比例大大高于正常死亡人数；在饥饿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1960年4月据省农业办公室对部分地区的“极不完全统计”，全省有80多万水肿病人。另外还有子宫下垂、闭经、干瘦病等，成了比伤风感冒流行得还快的病症。阳山县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总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上海女人沦为性奴

　　奉贤县委第壹书记王文忠说过：“大跃进嘛，讲那么多温良恭俭让干什么！搞生产要跟打仗壹样，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还能跟小脚女人壹样？”    1956年，全县农村全部实现高级社。生产资料全部归了合作社，生活资料也由社里分配，合作化运动控制了农民的命脉。干部说啥就是啥，稍不驯服，批斗、辩论、扣口粮。干部壹声令下，社员如奉圣旨。干部的口头禅是：“党叫妳干啥就干啥！”“违令者决不客气”。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县抽调了30万高级社社员，投入积肥水运动。河湖港汊，日夜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社员们驾著船捞河泥，天寒地冻，壹身冰碴。是役，社员致病受伤870余人。冬春之际，禾草不生，各社开始把社员生火做饭的柴草、继而又把牲口过冬的草料也投进水里沤肥。奉贤壹时出现百姓流离失所，牲畜越冬无食境况。 “什锦汤”积肥运动中，全县有鱼塘、河滨4000多条被封围积肥，鱼死虾绝，臭气熏天。    1958年秋收后县委提出：“苦战壹冬春，深翻三尺三”。丰产田要翻六尺，卫星田要到壹丈三。全县计划深翻土地四十万亩。大约要用1600万个强劳动力工日，挖8000万土方。李少峰在县委书记会上大发感慨：“合作化还感到劳力过剩，壹到大跃进，各项工程都缺人、缺劳力。我看中国的女人还得学苏联，生它十个娃娃，封个英雄母亲。人口要翻番。”    自打深翻土地运动开展以来，各公社社员都是鸡叫头遍，就被干部逼著上工，苦干到半夜，还在地头。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告诉社队干部：“群众象狗壹样，只有手里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猪似的，不扯耳朵不叫”、“妳不打，他不干”，“要想大跃进，坚决大批促大干，手头壹点也不能软”。大批、大打、大饿饭、大劳改成为奉贤县委的工作法宝。对于完不成任务和完成任务不好的社员，干部举手就打、张口就骂。动不动就罚跪、罚饭、送劳改。有些社员壹看见干部，就吓得战战惊惊，全身哆嗦。社员们控诉说：“人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干活还得吃料，社员干活不给饭吃光吃家伙（指刑具）。”    奉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带著全社连以上干部检查生产。来到五营的地头，拿尺壹量，深翻不到壹米。书记光火了，召开全营社员大会，将五营营长和各连指导员撤职查办，并当场将壹名没有完成任务的中农社员以“破坏深翻土地运动”的罪名五花大绑。全营社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宫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响：“任务壹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注，宫茂敏亲自督战，干部和民兵持枪荷弹，挥舞棍棒，把苦干壹天十多小时的社员，全部赶到地头，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有干部问：“病人怎么办？”宫书记大怒：“病人？哪来的病！偷懒装病，罪加三等，给我赶下田去！大跃进妳装病，人民公社不养病人，只要吃得饭，就给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气刺人，社员们拖著精疲力尽的身子，在泥水中拼尽全身最后壹点力气，举起铁镐，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干部们手持棍棒、皮带，在地里监督。谁的活慢壹点,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来接著干。    风声、雨声、斥骂声、棍棒打人声、社员痛哭声，混彻夜空。渐渐地，壹个社员栽倒下地，又壹个社员昏死倒地。马灯刺破黑夜，田间倒下了几十人。干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宫书记命令：“醒来在干！”此情此景，让每个稍稍有点人性的人，都会痛哭失声。     新寺公社壹个营300多人奉令大战丰产田，干部规定二十多亩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须完工。结果到太阳落山，活才干到壹半。领导大怒，带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员们饿著肚子在地里干了两天，地翻完了食堂才开饭。结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个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个女社员，名叫顾林仙，已经怀孕六个多月，妊娠反应较大，身体虚弱。她所在支部副书记却硬逼她下地劳动，并威胁说：“做不动就开会辩论妳！”辩论会就是斗争会，拳打脚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辩论，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劝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后，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自杀了。 顾林仙死后，社员们大受震骇和刺激。    大跃进壹年中，奉贤县共拆毁焚烧民房25000多间。李少锋曾说过：“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家庭。要让家庭消灭，必须先让私有制的温床房屋消亡。公社化为我们提供了搞共产主义的历史的条件”。积肥拆民房、大办水泥拆民房，灭虫运动拆烧民房，那大炼钢铁运动，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广大社员愤恨地说：“灭虫突击队是放火队；为几条虫子就敢拆房烧屋，拿人命去灭虫命”；“强盗抢还剩下屋壳子，现在连屋壳子也没有了，惨哪！”    据《奉贤县志》载：农家铁锅基本收尽。奉贤县大炼钢铁运动，炼出来的生铁，成本达每吨2613元，炼出来的“钢铁”，全是废铁渣。上海干部形容当时的情景说：“站在高处看奉贤，就象日本鬼子扫荡后的情景壹模壹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壹片凄凉”。    按毛泽东推诩的经验，人民公社要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化运动中奉贤县委大搞“三化”，坚决彻底。县委规定：16岁以上50岁以下，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统统编为民兵。16岁到30岁为基干民兵，平时通过军事化组织，大搞大兵团的生产运动，组织为农业常备兵团和专业兵团，专业兵团又下设深翻兵团、积肥兵团、钢铁兵团和副业兵团行动战斗化。兵团按营、连、排为单位，实行集体居住，男女分开，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统壹劳动、统壹居住、统壹休息。听哨声起床、吃饭、出工、收工、睡觉。生活集体化键的是吃公共食堂，集体住大屋。据1958年10月的统计，全县共办起2021个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户，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当时农业总人口的91%。    1958年9-10月，全县成立了11个人民公社，农村人口全被共产入社。社员生活壹律军事化，按师、团、营、连、排、班的军事编制，把社员编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铺，夫妻分手，母子别离。为彻底解放妇女，废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组织幼儿园、托儿所。在“共产风”壹风吹的情况下，壹切财产归公。每个人只剩下换洗衣物，打在壹个小包袱里，随身带著走。用不著的统统打烂、烧毁，以割断“资本主义尾巴”。社员房子充了公，公社还不放心，怕见物思旧。在集中居住后，各公社还放火烧了壹些空房子。仅仅为了实现“共产共居”，断绝社员还家之念，全县就拆烧民房2147间。    奉贤县委要求社员吃在地头、干在地里、睡在田头。各公社在田头搭起草棚，集体扎营集体睡，以便爬起来就出工劳动，干到半夜爬上铺就睡觉。江南的夏夜，蚊叮虫咬，社员们受尽了活罪。被“解放”出来的女社员，统统编入各娘子军连，参加大兵团作战，累死累活。许多妇女劳累过度，造成子宫下垂、流产、闭经、不育、浮肿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参加人民公社的妇女，许多人成为干部的性奴隶和玩物。废除家庭，夫妻分居，偶尔有夫妇俩相约野地交合，壹旦发现，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跃进中，干部批斗、毒打过23对野合夫妻。干部们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间空屋求欢作乐。到了后来，干部们不仅夫妻有乐，甚至以减少劳动任务，安排轻松活路，入党、入团、提干，小恩小惠，多发壹点粮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据统计，新寺公社党委成员，40%有作风问题。全县大队干部中，27%犯“男女作风问题”。有的干部，开始还只是寻找已婚妇女偶尔奸淫，后来则“专挑三拣四，引诱有姿色的姑娘”。    据奉贤县委1961年的汇报材料称：从1959年1960年夏，奉贤县公社壹级干部中39%有男女作风问题。有的干部长期霸占军婚、女教师和少女。新寺公社壹干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被奸淫后给壹双袜子、几块糖果、几包饼干或几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员编了壹首顺口溜：“如今干部不壹般，白天吃喝晚上玩。开口就骂举手打，社员难过鬼门关。鬼子爱抢花姑娘，干部围著女人转。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壹碗大米饭……”。泰日公社大饥荒年代，竟发生丈夫刚饿死，死尸还停在屋里，生产队长第二天就掖著米袋进门先占人妻后占女的事件。    县公安局于三月和八九月间，先后两次在南桥镇举办“儿童集训班”。集训班公安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对2名集训少女进行猥亵、强奸。据当时对被集训过的88名儿童调查了解，受过捆绑、吊打、扯耳朵、抽皮带、煽耳光、晒毒太阳、罚跪和性虐待等刑罚的就有85人。    据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组奉命复查，奉贤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于“劳改”、“集训”的23人（打死7人,自杀16人）；全县被送入“劳改队”进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0余人。

　　安徽饿死500万

　　1958年共产风，扒房并庄，砸锅砍树，鸡犬不宁，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安徽凤阳临淮镇小学1000多名师生炼铁，向党委提出：“不怕矿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铁，宁愿手磨烂”。县里提出“家家挖潜力，人人献钢铁”的口号，有的单位提出：“土里挖，水里捞，室内搜，室外找，令废钢旧铁升帐”。县直机关提出“叫钢铁无处藏身”，他们打开了保密室，找出旧保险柜、自行车架、钢丝、烟囱、锅、铲、棒、钉等1400多斤。    安徽凤阳县县委第壹书记赵玉书居然在壹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坏人，要追查处理”。相反他家不见了壹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壹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他家壹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

　　县委书记杨龙华，他在总铺公社带著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有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不了了之。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公社副书记石玉平，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壹次大吃大喝时，壹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壹顿。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李清义，有壹人为他逮黄鳝，有壹口塘养的鱼供他吃，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有壹次他到李武大队去，事先打电话去，慌得大队立即召开小队干部会议，忙著买烟、打酒，布置各小队捉老母猪、抓鸡、逮甲鱼等，筹备迎接。社员反映，干部下乡碰在壹起，壹比手表，二比手枪，三玩自行车，最后吃喝壹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作风。    乔山大队长张永家，壹天三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壹人捕鱼给他吃。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任他们随意奸污的有7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    高指标，高征购，持枪搜粮，吊打逼粮，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于死地。1959年10月凤阳开始了空前野蛮的“反瞒产”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壹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有10万凤阳农民饿死，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1/4。凤淮大队小唐家小队96人，死掉52人，占54.16%。1960年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县委书记赵玉书怕暴露真相，壹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党内文件记载凤阳的壹个人民公社就有63宗人吃人案件。    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5千多口人，现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从五六年高级社以来，这个队壹直在走下坡路，社员生活极其贫困，对集体失去了信心。小岗生产队。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耕种1100亩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外流。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在讨论“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妳是贫农还是佃农都要被大批壹通，甚至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1958年小岗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在这3年中纯属饿死的60人，有76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    面临著大量死亡，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命令无为县暂停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农民手中。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整张的“罪过”越级上告，毛泽东定张“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安徽省委于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指责的罪过有：房屋还原，自留他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市场开放、鱼塘开放 (可以让农民搞搞鱼虾)等。 张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人民检察院提请“依法批准逮捕张恺帆”，检察院马上同意。张恺帆被囚禁207天，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经批斗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及亲友受到了株连，有6人惨死，全家被赶出省府大院。    无为县对张恺帆接触过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进行秘密搜查、强迫劳动，并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改造。    壹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中央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壹份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在查对不著情况下姚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等同志承认，最后谭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壹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收到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进行侦破（因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对。钱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将钱送到县里。姚壹见钱就破口大骂。随后把钱关了壹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    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等3人写信给毛主席，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 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人领回，经斗争后下放劳动。杨克才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等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押壹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问题。陈英被多次批斗，姚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壹次，三宫殿鱼苗场场长赖风旭（县委委员）汇报场里死猪情况，姚即骂他：“猪死掉了，妳怎么不死。”姚奎甲变本加厉推行高征购、公共食堂等壹系列措施，结果全县大量人口死于饥饿，其中1960年无为县的人口死亡率高达15.8%，几乎每6个人死1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7月20日，经中央监委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了工资。    饿死了四分之壹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壹个。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难中竟饿死200余万人。    据官方公布，亳县农村1958年底71万人，到1960年底死亡15万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万个家庭彻底毁灭，留下孤儿约5000余人。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即死亡20来万人，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万间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现了大面积的荒地…… 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当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安徽饿死500多万。

　　山西贵阳等地——人间活地狱

　　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 1月被制止，历三个月时间。据统计，全县 283个管理区中，有 259个管理区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 435个生产队中，有 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349人之多。寿阳县第壹书记王之壹叫嚷：“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宗艾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 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 156人，占全县死亡总数的壹半。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统购统销”为借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壹息，还大骂“打死妳，哪里还在乎壹半个人”，接著又是壹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壹个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壹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地道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 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 4人。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当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壹座小型水库， 800多民工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 121人，致死10人。工地上有壹个专设的“执法队”。壹次，壹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壹个吃奶的孩子”，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某根本听不过去，还大喊大叫：“死壹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壹位50多岁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20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许。     毛泽东革命成功十年以后，遵义地区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地饿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绝，成堆成堆地埋人。遵义县仅仅在1960年内就死71800多人。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7月3日，省委书记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著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当李景膺亲自去遵义处理遵义事件时，只是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遵义党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省计委副主任。

　　饥民外逃路断

　　反“盲流”。1956年底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经许可“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壹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不仅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不准农民逃荒寻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饿死。为了向世界封锁消息，当时所有外出逃荒的农民被整火车整火车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没有粮食可吃的农村，直到活活饿死………。    大饥荒表面化后，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严厉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这种特供制壹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后。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许多农民跑到县城找吃的，可是县城站岗不让进，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后来政府用“每埋壹个尸体，发壹斤粮食”的办法，将近10万具尸体埋葬。    据不完全资料：1961年6 月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 千。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    1959 年至 1960 年大饥荒时期，在庐山会议上大批特批彭老总的甘肃省省委第壹书记张仲良的指挥下，在全省展开了“反瞒产”运动。甘肃省当时组织壹批穷凶极恶的“搜粮队”，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掘地三尺，将老百姓的馀粮席卷壹空，同时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壹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壹律格杀勿论”。省委书记的张仲良把个别富饶的果蔬生产队的“摘掉贫穷帽，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扩大至全省，发出“甘肃决心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商品粮！”的豪言壮语。结果全省遭殃，送掉300万条人命。    武山县百泉公社百泉大队（今百泉村），壹千多人饿死了近1/3。单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有文字档案记载的刑罚，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种，与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牢房里残害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的残忍程度几乎无二致。群众的点粒口粮被掳掠壹空，导致全县27万人饿死或远逃他乡的达12万人。    那些饿红了眼的饥民，不得不把目标锁定在“人”身上，开始时吃死人，随后发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惨剧。不但荒野饿殍被皮包骨头命在旦夕的人争相啖食，就是壹个还能挑两小铁皮筒水的十岁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杀死下了锅，说是为救活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结果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壹把细白骨之后，其母、其妹与其父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当时在甘肃发生过饥民哄抢部队押运的军队粮食列车事件，饥民壹边抢壹边把米往嘴里塞。甘肃最富饶的河西走廊，十三四岁的女娃没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里走动。甘肃省大批妇女外流，流入陕西省5万多人，到1964年后仍然有4万多人滞留在陕西。    在革命圣地陕北，1942年第壹个唱起《东方红》而载入史册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乡佳县，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儿媳也四出逃荒乞讨。许多饿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社员实在没辙，壹听说哪儿刚刚埋了死人，就纷纷去掘坟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来，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里去卖钱换粮，活壹天是壹天。    生于四川通江的熊国炳，1930年代参加红军，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长征时期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西北联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要职。后随西路军西征，熊国炳突围时被俘，国民党军将其当做“伙夫”，予以释放。    熊国炳带著伤病，沿路乞讨，辗转至甘肃酒泉，干上帮工，并与当地壹寡妇成亲。1946年全家迁到玉门油矿，做工谋生。1949年，熊国炳在民政部门调查红军流散人员时，鼓足勇气，报出真实身份，得到壹些救济。当局吸收其参加土改，工作结束后，仍回乡务农。    1959年春荒时，熊国炳家生活已很困难，他想死在家乡，带著全家回到四川。乡亲们都赶来看他，没有人责怪他。但老伴生活不习惯，他又回到酒泉。    1960年冬，熊国炳全家饥寒交迫，熊国炳硬著头皮前往县委申请救济，道出自己当年的身份，却被壹位县委领导推出去，挖苦说：“妳这么大的官，怎么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门的熊国炳，没走几步，就蜷卧在泉湖公园门外，眉须上冻满霜雪，奄奄壹息，不久冻馁而死。数日后，被亲属葬在壹处沙窝。熊国炳死后，官方档案记载为“病死”。    有人认为，熊国炳是“聪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后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后饿死，也是死得其时。因为“文革”开始后，大部分西路军干部战士被打成“张国焘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残酷批斗。比如，前西路军最高统帅陈昌浩，就遭红卫兵的残酷批斗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药，含恨而死。陈昌浩死后，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扬弃于荒野，时至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陈昌浩的墓穴里，还只有壹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众多中共西路军领导人的命运中，熊国炳的下场固然令人希嘘，但还不算是最惨的。    1961 年夏情况进壹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700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壹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山东饿死了800万农民。    陶铸决定放百姓壹条生路，指示“对逃港者不要武装扣押，不要武装堵塞，不要捆绑……”1961年广东省政府“放宽”条件默许饥民从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触发了巨大的逃港潮，有十万广东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直到1962年6月5日广州的广九火车站终于爆满失控，两万饥民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陶铸赵紫阳等人决定实行戒严。6月6日，戒严部队的壹个营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捕捉了1600多人。这场戒严造成很多人的伤亡。    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2年4月16日，对人民公社失望的新疆边境线上塔城、裕民、霍城7万多边民连同县委书记、县长们冲过哨卡，投奔苏联，成为苏联公民。此次事件被称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数万人伤亡。    陈云慨叹：“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否，不是今天的农民更逆来顺受，而是当今国家权力之网铺天盖地，密而不漏，为历史所未有。何处去寻水泊梁山？

　　宁予洋人 不与家奴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壹。但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壹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结果人祸变成了重灾。    大量出口粮食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极重要的壹环。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壹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中共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1500万吨，出口却增加了223万吨，比1957年多了壹倍以上。出口的粮食很大壹部分是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223万吨粮食就够4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1959年熬到1960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运到国外换硬通货了。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宁可饿死中国人、也要拯救他国人。在饥饿最为严重的1960年，中国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事援外，数额也在那壹年激增。中国不但是世界穷国中唯壹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额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给那些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国的国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给了他们只影响生活水准的高低，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有生与死的关系。1960年1月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给他6千万美元，告诉他“不必归还”。    随著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决心取代苏联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企图通过经济援助赢得亚非国家的支援。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泽东为首的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北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义国家的部分为18亿70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近5亿元。    毛为摆脱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壹些小国家为其捧场。阿尔巴尼亚在1958年就跟中国要了50万卢布。1959年中国政府购买的220万蒲式耳加拿大小麦，送给了阿尔巴尼亚。 当中国人饿死数千万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人由于中国赠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么是“定量配给”。该国当时到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说：在中国能明显看到饥荒，我们什么都跟中国要，“我觉得可耻”。1961年1月，因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壹起反对赫鲁晓夫，又得到500万卢布。从1954年至1978年，援助阿尔巴尼亚200亿美元。    吴冷西披露，1963年毛泽东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著反苏文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的1/5、财政收入的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饥瘦、营养不良，毛竟置全国人民的生计于不顾，倾国库欲“收买”越共，以壮大其与苏共“决战”之势。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毛泽东、周恩来将人民血汗钱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譲人民吃饱穿暖，十足是满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心态。毛先后给了印度支那地区2百亿美元。    韩素音说1960年壹个城市家庭主妇得到的每天营养是1200卡路里。张戎指出，在纳粹的奥斯威辛奴隶劳动营里，每人每天的配给食品是1300-1700卡路里。    1950年至1953年苏联提供的军火和为中国提供的设备，共77.5亿元。到1961年底，共还掉47亿。1960、61两年间还掉的债10亿元；这数目小得不值壹提。再说中国有钱每年购买几十万两黄金，断无理由怨人家逼债。苏联单方面撤走核弹专家，终止对华经援协议，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早已发生。    据周恩来透露，当时苏联并未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外债，苏联提出中国可以暂时停止还款，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壹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还改变了中苏货币的汇率，这样把中国的债务减少了77%。1961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给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也被毛断然拒绝，周婉言陈述，毛才同意接受糖。普通人谁能享受到这些白糖？

　　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壹。可中共却封锁苏联借粮的消息，壹味煽动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背信弃义”……。    三年大跃进中，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245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若用它还债，取其1/3就把债还清了。仅1961年度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150亿元”。这是中国对苏债务的壹倍！1958年的大炼钢铁，就使我们损失了2000亿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1986年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3000亿元。”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这三年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灾情是旱灾。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领导人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壹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壹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壹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著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壹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而政府和领导人的政治责任也被谎言洗刷得干干净净。在谎言面前，那冤死的数千万农民似乎死得活该，只能怪“老天不长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壹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的“三分天灾”也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至于所谓的“七分人祸”，不但身为祸首的毛泽东拒不认帐，而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祸”的壹部份吗？    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壹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纵观中国历史，壹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万多人。”而毛泽东壹个“大跃进”，就饿死了4400万人，其中农民饿死了4219万。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两千年大规模饥荒而饿死的人数的总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的原子弹杀伤了10万人；共产风的威力比原子弹大整整440倍。这是怎样的壹场浩劫啊！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强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大衰退大饥荒中，饿死了五百万到八百万人，约占当时苏联人口的1/20；中国三年大饥荒中死了四千万人，真是旷古未有而又不谋而合的人间惨剧！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发现：大规模的灾荒、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往往发生在专制的国家。专制导致信息封闭、分配的极度不均，从而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壹个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政府领导人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在三年大饥荒中，人挨饿了还不准喊饿。许多人就因为公开喊饿而被打成“反革命”。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被说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说饿死的。假如在当年，中国人民享有最起码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言论自由权利，挨饿了可以大声喊饿、大声批评、大声抗议，中国人还会被活活饿死吗？    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19世纪前，印度经常由于干旱而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民主体制，尽管人均粮食产量、人均GDP较低，却再没发生大规模饥荒。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却出现了连续三年大饥荒。这说明壹党专制制度是粮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饿死过多人的原因。这说明不受限制的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超过战争的破坏作用。

　　毛饿死了1亿1千2百万人

　　在1966年到1978年间，“农业学大赛”的发源地昔阳县死于“全面专政”的人达141人，伤者不计其数。其中2人棍棒下当场毙命，14人致伤而死，余者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其中62人是用绞绳上吊，36人投水自尽，6人跳崖，还有2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瓮窒息而死。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壹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我刚到安徽那壹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壹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看望了壹衣著破烂的妇女。万里问：“妳家几口人？”“五口人，夫妻俩和三个孩子。”“他们哪里去了？“出去玩了。”“请妳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催促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意出门去找。在万里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开了锅盖，只见锅膛坐著三位赤身裸体的孩子。原来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锅膛中的余热防寒。当时他泪流满面，沉痛地说，“我们有何面目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1949年至1977年底，因饥饿死亡的有1亿1千2百万人，其中1959年至1962的四年中，死亡4干4百万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后期，每年饥饿死亡3百万至4百万人。    毛泽东把中国变成“奴隶劳动营”。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自从生产力发展到人能生产出比养活自己所需更多的产品时，就不杀俘虏，而是把这些人变成奴隶，让他们为奴隶主生产“剩余价值”。在毛泽东统治的时期，中国人被饿死杀死和折磨死了上亿的人。这些人连做奴隶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约占2/3，具体地说，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1/3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1亿1千2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1角1分钱，有1亿9千万人每天挣到1角3分，有2亿7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1角4分。    山西雁北地区平鲁县的农民每天只能挣上6分钱。所以有农民哀叹：“堂堂七尺男子汉，人民公社好社员，雨天壹身泥，晴天壹身汗，早起干到日头落，不如母鸡下个蛋！”    有的地方农民出工在村头上，看见地上有个东西闪亮，捡起来壹看，竟是壹枚五分硬币，于是叹道：“这壹弯腰比干壹晌活挣的还多！”

　　四清运动

　　1961年11月29日，中国因阿尔巴尼亚问题与苏联公开决裂。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刘少奇在7000人干部大会上说了半句实话，认为饿死了4000万人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于是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是他“身边的赫鲁晓夫”，罪当诛灭。但精于计谋的毛却不露声色。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问题》的讲话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请同志们要清醒地看到，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三股黑风正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三股黑风都有后台”，说的就是刘少奇。毛决定在城乡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壹抓就灵！”“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壹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壹抓就灵。”

　　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署壹下行动，搞壹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壹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

　　在这次会上，两人共同确定在全国展开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运动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的“大四清”。

　　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是第壹个把这个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

　　3月毛泽东批示：“阶级斗争有分党内外吗？注意：右倾正抢占阵地。”拒绝暂缓在非党员和机关、团体中开展“五反”运动的建议。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开会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5月20日公开发表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

　　1963年6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答：“壹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机关、企业、公社、大队都搞“专政”隔离室、拘留所。在农村也出现了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比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1963年8、9、10月，各地都发生了自杀事件。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发生了地主、富农子女全家自杀事件。

　　以广东为例：时任省委第壹书记的陶铸把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指定省委书记赵紫阳和省委秘书长张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团团长、副团长，限期开赴试点。由省直机关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于1963年8月底开赴揭阳县，并在县城住了壹个月，闭门学习和整顿。这次四清工作团的学习和整顿，壹开始就强调“阶级斗争”，人人必须过“社会主义关”，气氛十分紧张。因个人历史或思想作风犯错，经批判仍然被认为过不了“关”的，不论党员、团员或非党团员干部，壹律清除出工作团，回原单位等待处理。最后宣布纪律：1.必须与贫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团员壹律不准吃肉、鱼、蛋；2.壹律不准送礼受礼、行贿受贿；3.壹律不准谈恋爱，严禁乱搞男女关系。违者，壹律开除党籍、公职，情节特别严重者，移送劳改或判刑。这种严酷的气氛自然又造成了诸多的冤案。

　　针对上述问题，在刘少奇的主持下，1963年11月发出了由邓小平等主持起草的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壹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

　　《后十条》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群，提出了如何避免过激问题，但运动仍没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壹批试点铺开后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1964年初，刘少奇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市、省）要追上面的根子，在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

　　刘少奇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壹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1/3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还进壹步认为：“三分之壹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于是，毛认为40%左右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是阶级社会就有阶级区分”。7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严，火烧壹下怕什么？妳是正的、清的，火烧壹下也有好处。在文化、文艺、学术、教育、理论界，我们提倡要引火烧身”。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负责。刘又修改《后十条》，1964年9月18日正式发出。修正的《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此后又提出“反右倾”、“夺权”等要求，广泛打击基层干部和地富分子。

　　刘依靠工作队，先秘密扎根串连、摸清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实行大兵团作战来整干部和地富。全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壹县。如江苏省组织了壹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壹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

　　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壹阶段更严重，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等问题。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进行公判，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为文革中的逼、供、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壹种叫“燕飞”的广泛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可能就发源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 “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 主张另组“阶级队伍”， 进行“夺权斗争”， 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 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1964年12月5日和12日，毛泽东在“四清工作组”的蹲点报告上分别批示，矛头都对向刘少奇，批示说：“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我看不止1/2，要壹个壹个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来自上边。…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二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壹个多月的工作会议。12月20日在壹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上，两个主席争论起来：刘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壹起”；毛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妳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缓地解释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壹起，很复杂，还是壹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激动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请教式地问道：“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壹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1967年1月22日，张被造反派批斗殴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殴打至死的正部级官员）。

　　12月24日，毛直截了当地说：“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凡是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要坚持发动群众。”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邀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欢聚在壹起过他的71岁生日。在这样的宴席上，他竟然也指责刘少奇关于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使大家听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怒气冲冲地拿著《党章》和《宪法》到会。毛泽东说：“我只讲这两个问题，壹个是头壹条性质问题，壹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妳们回去找党章看壹下，宪法第三章也看壹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壹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件》，第100页到104页，妳们去看壹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壹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壹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壹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妳们讲几句话？”

　　当毛讲这些话时，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人都摸不著头脑，不知道毛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壹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壹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毛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把宪法拿出来当个“挡箭牌”而已。

　　1964年底的壹天傍晚，康生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向毛泽东密报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出戏与1959年庐山会议有关系，是为彭德怀翻案！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壹次会议再次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的当晚，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壹个小型会议上又壹次批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做法。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 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妳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妳打倒！”

　　1月5日，在继续进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刘少奇的观点，并严厉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几乎已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各地区、各部门、各级政府和权力机构相当部分为资产阶级所占据，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发动壹场大革命夺回被资产阶级攫取的权力。他说服其它领导人进行壹场“文化革命”。被任命来实施“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包括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壹，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五人。

　　这次冲突结束后，修订颁布了《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又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实指刘少奇。《二十三条》颁布后，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

　　从1963年持续到1965年5月的三年多的“四清”运动：

　　中央和地方、部门，先后派出工作团（组）13万5千2百15个，到机关、企业、基层、学校、农村、公社，初步整顿、改组了17万1千6百20个党组织班子。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体，5千7百60个。组织结论．定性为敌我矛盾的27万6千2百56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55万8千2百20人。

　　共有532万7千3百50多人接受批判、“帮助”和自我检查；在城市有4128人被迫害致死；在农村有7万3千4百32人被迫害致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

　　学雷锋运动

　　60年代初，刚刚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首先在军队开展了神化毛的运动，并随后推至全国。林彪开始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借《毛选》四卷发行之际，大力掀起“学毛选”活动；同时，还开展了“政治选美”，即选取几个政治“典型模范人物”作为向社会广泛宣传的范本，从而形成了壹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军效忠毛的运动。

　　雷锋就是军队政工部门营造出来的“宣传品”。1963年3月5日，毛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的生死月日都与3月5日无关，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这壹天？因为斯大林是在这壹天死的，学习雷锋不过是学习斯大林的具体化而已！斯大林称其党人为特殊的材料——钢铁制成，雷锋就是钢铁制造后剩下的边角余料制成的螺丝钉而已。

　　（中共声势浩大地庆祝苏联51周年国庆）

　　雷锋1960年1月应征入伍，62年8月死于车祸。在他死后，发现他的日记记载都是对党、对毛感恩戴德和帮助妇女、老人及贫苦农民。雷锋作为壹个军人，不守军纪，离军营到火车站去接送壹个不认识的妇女，这种事允许吗？雷锋自己穿的袜子有几十个补丁，却寄给灾区200多元（当时这是壹笔不小的数目），那时军人每月补贴只有7元，即使壹分不花的攒，也得攒个三、四年。另外雷锋还省下钱给其他壹些贫穷的人。

　　改革开放后，共青团中央在报上登了雷锋的英格纳表和皮箱的照片，这说明雷锋不是苦行僧。现在的人们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在五十年代，是比较富有的家庭才能拥有的贵重物品，壹般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才50几元，当时壹只英格纳表要180元，皮箱则在100-200元之间。而雷锋是仅有7元生活补贴的解放军战士，怎么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同时也与壹只袜子才值几角钱，而又逢上数十个补丁这事，成了鲜明反差。

　　何况壹个兵无论走到哪里，其日常生活都有照相拍片留念，这可能吗？“雷锋出差壹千里，好事做了壹火车”，雷锋在火车上擦桌子，领导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说雷锋连这么点小事也向组织汇报？“有时候熄灯睡觉了，他还找地方去看书学习。他晚上常到连部办公室去学习”。作者肯定没当过兵，军队里有铁的纪律，熄灯了就得睡觉，哪能允许当兵的熄了灯还到处乱跑，找地方去看毛选？

　　“学雷锋运动”的核心乃营造“个人崇拜”。随毛打江山的领袖们对此个个心领神会。连向来不太过问具体国事的朱德也在题词中准确把握住关键：“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习雷锋”的精髓就是要“忠于毛”。所以，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当中，最常见的照片就是雷锋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学习《毛选》。除了效忠党以外，雷锋的“事迹”其实完全是壹大堆平凡无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琐碎小事。雷锋究竟做了多少值得社会称道的事，又比其它普普通通的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壹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政治偶像”号召全民把《毛泽东选集》当“圣经”来读，从而把毛本人当神来敬。

　　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谣言，从60年代就开始流传，后来盛传西点军校也学习中国的《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长江日报》、《北京晨报》、《中国民兵》都散布过这个谣言。中央电视台还做了壹期“雷锋出国”的访谈节目，梁晓声等知名作家侃侃而谈。于是，许多中国人去西点军校“寻找雷锋精神”，最后竟然逼得西点军校不得不出面辟谣。

　　作为“雷锋精神”创造者的林彪或作为“雷锋精神”守护者的毛泽东，都没有想到，雷锋的政治生命居然会超过毛、林本人。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处，也是这种意识形态宣传结出的壹大怪胎。如今庇护并鼓吹“雷锋精神”，又有了进壹步的“时代意义”，那就是从中可强化“党指挥枪、枪效忠于党”的政治原则；而且还从“雷锋”身上提炼出为党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雷锋精神”依然在“教导”著人们充当“党的螺丝钉”。

　　雷锋生前怎样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法老们”制成壹具政治教条的“木乃伊”，承载著权力的神话、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盗名的诅咒。那样壹个疯狂的时代所发酵出来的低智符号尚在今日挥舞，这反衬出我们仍然生活在家天下的精神世界。面对全球文明和现代社会，“雷锋精神”是壹个陈旧僵化、愚昧无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维系这壹“政治图腾”只能证明当代政治的贫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难开，民风难清。彻底消解雷锋神话是潮流所向。

　　1964年5月，军队首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这本很快便以“小红书”著称并被人们顶礼膜拜的书的前言中，林彪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壹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而掀起了学习毛著作的热潮。在其后的3年时间里，军队出版了数十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和大约1.5亿册的《毛泽东选集》。

　　到了1965年，毛和毛思想已经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间中，到处悬挂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显而易见，毛是非常赞同这种个人崇拜的。他在1965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个人崇拜是壹笔政治财产，而且他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

　　文革爆发

　　19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毛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壹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1965年11月10日，隶属毛的所谓文学评论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其主题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权。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11月11日至28日，北京各报刊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11月28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同志壹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认为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他。

　　11月29日《文汇报》发表壹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壹株大毒草。《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表示不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壹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12月8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12月1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妳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

　　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1966年2月，彭真批评姚文元“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试图将《海瑞罢官》的争论，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

　　毛对《二月提纲》表示不满，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

　　3月25日《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3月底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毛泽东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壹句话，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再次让毛感到不满意。

　　4月10日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提出了文艺界“被壹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样，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领导干部就成为“黑线人物”。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说：“几十年来，壹直拿著笔杆子写东西，……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们烧掉，没有壹点价值”。

　　1966年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壹笔壹笔写过壹遍”。

　　梁漱溟致信毛泽东称赞文革：“主席此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之所必要”。

　　4月10-15日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1966年4月16日，毛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4月16日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壹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

　　4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壹）《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1966年4月21日，是刘在中央会议上第壹个点名他的亲信彭真为“反党分子”。其后邓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继续召开。这次会议壹直开到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壹、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壹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很多文艺工作者，已在本单位被揪出来批判斗争。

　　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胡绩伟在《伴君如伴虎──毛泽东是怎样把邓拓逼入绝路的》中披露：“当我走进毛的卧室，见他满屋子是书，床上的壹半也是书，使我肃然起敬，觉得毛真是壹位满腹经纶的知书识礼的伟人。很快，他谩骂邓拓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是‘增加板凳折旧费’，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些粗俗的不著边际的辱骂，实在有失壹个党的领袖的身份！……邓拓终于被迫辞职……在他离开报社以前，他曾约我到京郊潭柘寺去转悠了壹次。我们两人怀著沉重的心情，拖著沉重的步伐，边走边谈，有时就在石头上坐下来谈。……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壹点自己想读的书，写壹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多少年来，我都在想他的这句话。”

　　在中央通过《‘5.16’通知》的当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辱骂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是壹个叛徒”。这位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在5月17日夜晚悲愤地写了《致北京市委的壹封信》和《与妻诀别书》，于18日凌晨服毒身亡，成为那段黑暗岁月的第壹位以死抗争的殉道者，终年仅54。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壹封信，毛说：“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而把文革由对壹批电影和舞台剧的攻击，升级为对壹大批人特别是在教育界的攻击。

　　1966年5月16日， 是刘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壹六通知》。《五.壹六通知》说，“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摧毁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封、资、修”便是“文化专政”的对象。特别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毛亲自加上的这样壹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壹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雪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壹点”。

　　《五.壹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中央文革”虽然以陈伯达为组长，实际上江青说话算数。而江青的背后就是毛泽东。

　　《五.壹六通知》通过的这壹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壹天。

　　文革50天

　　刘邓不仅举手赞成《五.壹六通知》，更积极实践。邓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赶到《人民日报》去改组领导班子。刘不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斗朱德的会议，还和邓小平壹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壹套，背后壹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在7月2日刘邓又亲自实践《五壹六通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合力揪出了全国省委书记中的第壹个“走资派”—内蒙自治区第壹书记乌兰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刘邓主持的中央批发、转发过近十个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点了近两百名高级干部的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责令报刊进行批判。他们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长期以来，人们壹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的，其实对他们下手的是刘邓。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青年讲师聂元梓带领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壹张大字报，指责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压制对吴晗事件的讨论，并号召壹切革命的知识份子参加战斗。大字报很快被学校撕掉了。当天下午，全北大包括北大附中召开了内部广播大会，陆平讲话说：现在右派又开始向党进攻了，全校师生要奋起反击。相关人员受到了处罚。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壹切牛鬼蛇神》，周恩来说：“横扫壹切牛鬼蛇神，不是扫壹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抨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全文播发，毛称这张大字报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壹张大字报》，号召不管黑帮“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把他们“彻底摧毁”。关心时事的大学生们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壹切”之中。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壹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壹批斗争对象。

　　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依历次政治运动的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组。1966年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5百多人的庞大队伍。

　　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和中学，就是为了贯彻“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夺权，并以中央八条（内外有别、不上街、不游行等）作为约束学生行为的规范。这引发了激进学生和工作组之间的矛盾。学生指责工作组压制革命，工作组指责这些学生干扰运动的主攻方向、别有用心、对抗党的领导。于是校园里出现了攻击工作组的大字报，个别院校甚至发生了赶工作组的事件。对此，刘邓遂立即责令工作组展开“反干扰”运动。“反干扰”运动的具体作法就是给群众进行“左、中、右” 排队、把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们的黑材料等等。同时，工作组组织了以那些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女领导的学生组织，试图将毛所攻击的“当权派”的目标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

　　西安交通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壹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壹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红卫兵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要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蔑扎的“瘟神”，高唱“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语录歌。

　　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壹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XXX’，‘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壹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壹会来敲打壹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著木枪、木棍看著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壹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派进工作组的。工作组6月初进校后，立即“揪”出了壹大批人斗争，很快发生了教员自杀的事情。

　　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未经工作组允许的殴打“黑帮”的事件，后被称为“6.18事件”。6月18日，北大工作组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红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在38楼设置“斗鬼台”、“斩妖台”，揪出以陆平为首的40多个“黑帮分子”，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游斗、往头上扣字纸篓、驾喷气式飞机……“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寿文老师那时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那天几个学生冲到他前面，把壹根绳子往他脖子上壹套，拖了他就走。胡寿文那时35岁，腿脚还很灵便，但他跟不上学生的速度，跌倒在地，那几个学生继续拖他，绳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寿文不能喘气，几乎昏死过去，他滚爬中用双手使劲拉住绳子，才稍微松弛壹点绳子的紧勒，没被勒死。

　　虽然那天被暴力斗争的人，也都是工作组的攻击对象，但是北大工作组不允许未经过他们批准的“批斗”行动。工作组为此写了第九号简报，报告他们如何制止这种现象。刘少奇向全国批转了这个简报，并且写下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个批语表明，刘少奇不反对“斗”，但反对“乱斗”。

　　北京林学院“6.20”事件围绕壹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6月20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22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壹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等34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壹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壹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壹。7月9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XX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

　　这张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等。10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最后，“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XX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 ’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壹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壹张大字报上写道：“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王光美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壹波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指出“蒯大富向工作组夺权是壹种反革命行为”。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壹人自杀身亡。

　　6月24日，在清华附中贴出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壹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后来，党报党刊曾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对该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中他们大声疾呼：“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排炮般的惊叹号和问号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壹句话，敢造反。”

　　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因此，双方开始了新壹轮的争论。红卫兵招来了更大的打击。地质学院附中和25中的红卫兵组织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

　　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别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且引用毛泽东语录为他们正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壹句话：造反有理！”下壹次辩论的会上，红卫兵明确指出他们造反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在毛选某页上。工作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们翻开毛选，果真如此，上头白纸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组只好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以刘邓为首的“中央”在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所有社会单元细胞中展开了第二次“反右”运动。6月10日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壹次“反右”更为恶劣、凶猛。它的打击面比第壹次反右广泛得多，被打击的不但有知识份子，而且还有许多工人群众。在第壹次“反右”中，将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据主要是他“鸣放”会议上的公开言论，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据某人的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就认定此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时有什么“牢骚怪话”，私下有些什么“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以此把他打成“小吴晗、小邓拓”、“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4月中旬，湖北省委第壹书记王任重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7月3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学校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壹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后来工作组进校，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6月21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7月1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妳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著妳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妳们是反革命，妳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3个16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8月5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

　　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武汉大学“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 ’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壹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壹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壹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北京。6月9日，第壹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师大壹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壹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妳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壹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5%是指全国，具体到妳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围攻，他们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

　　6月20日，师大壹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壹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壹样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著‘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妳们进攻，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妳消灭他就容易了。”

　　从6月24-30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壹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壹次斗争会就开了8小时，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7月11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壹个左派学生打陈壹个嘴巴。另壹名反工作组的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三次斗争会后，全校1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150名之多。有壹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壹个左派，壹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

　　看看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该校上学，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小平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6月4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壹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对造反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造反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小平壹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壹、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壹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妳是领导小组的，明天壹调查出妳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壹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壹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6个校壹级领导干部5个被斗，6个教研组长也有5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

　　在“反干扰”时期，刘少奇的“工作组”制造了壹系列冤假错案，仅仅在6月下旬的20余天时间里，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民众和青年学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日益高涨。

　　7月初，刘邓制定壹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集训期间，全国的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

　　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年轻成员关锋、王力赶赴清华大学，看望被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表示慰问和支持。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壹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壹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壹张壹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接著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壹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

　　7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刘少奇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作了检查。1966年不同寻常的50天至此结束。

　　横扫壹切的红色恐怖

　　5月23日，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的才子田家英也“自杀”了！据汪东兴的交代材料，证实田家英不是自杀，而是他杀。6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文革初期自杀的人20万左右。仅壹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6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壹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在这个最高指示下，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

　　7月28日江青就在壹次会上煽动打人，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接著，江青等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万人大会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组错了。

　　毛泽东于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支持他们起来“造反”。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迅速蔓延，“6.18事件”被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被广泛运用并且大大强化。前壹阶段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首先遭到残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

　　8月5号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随后在其主持的八届十壹中全会，制订了“十六条”。“十六条”说：“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8月初，佩戴有“红卫兵” 字样的袖章的学生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红卫兵” 最初指的是1917年苏俄共产革命时的工人和士兵武装。此时的“红卫兵”顾名思义就是保卫毛的战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下，短短几个星期，全国每壹所大学和中学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杀向了“资产阶级权威”。

　　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壹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壹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壹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6-7月的第二次“反右” 运动，直接导致了8月以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血统论红卫兵所掀起的“红色恐怖”狂潮。同时也证明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普通百姓。其残酷无情并不亚于毛。刘邓们的子女继承了父辈的未竟之业。这些自认为出身好的干部子女发明了“血统论”，即老子英雄儿好汉。他们在父辈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份子的子女)进行殴打乃至残杀。在这壹期间，这批“血统论红卫兵” 的疯狂残暴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血统论红卫兵”的暴行是极为令人发指的。它应该受到人间正义的永远谴责。人们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理由要对与自己无仇无怨、毫无反抗力，葡匐在脚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这种万分野蛮的行径是古斯巴达人和希特勒党卫军都做不出的。

　　红卫兵复辟了“镇反”运动中曾使用过的“强奸刑”。清华大学壹些造反派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队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有的地方还鼓励强奸黑五类的女儿和妻子，意在通过强奸来报旧社会的“阶级仇恨”。

　　尽管“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行为完全偏离了毛政治清洗的轨道，但毛壹时并没有制止它。因为这些疯狂的青少年学生宣布他们是毛的“红卫兵”。他们在对“黑五类”进行狂暴残杀的同时，口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

　　8月18号，毛欣然的在天安门城楼上让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北京某中学学生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皇帝说“文质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要武，当时她是壹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改名后真得变得非常“要武”，曾把自己的中学校长和老师活活打死。据专家考证，宋要武还是文革中第壹个打死人的革命小将，并且开创了文革武斗和对黑五类大屠杀的先河。她与人作杀人比赛，有壹红卫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人。宋彬彬是打死老舍打死储安平的凶手。

　　宋任穷在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时，成为政委邓小平的铁杆死党，成为鼓惑逼迫士兵充当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脑‘宋大牙’。文革开始，宋彬彬率领红卫兵疯狂打杀地富反坏右，乃秉承邓小平宋任穷的意志，企图引开毛泽东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穷还是免不了作为邓小平的死党被毛远新取代。这段时间，李长春攀上了宋彬彬。1975年邓小平复出，宋任穷也在东北恢复当权，把31岁的女婿李长春提拔为副局级。1987、1989宋任穷两次立功打倒胡耀邦赵紫阳，李长春连升三级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从辽宁经过河南、广东‘转官’，终于成为内阁九常委之八。

　　由于公安局长们担心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被追究。毛泽东于8月22日亲自批转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壹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壹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壹只眼、闭壹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壹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妳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妳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妳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妳们就要犯错误。”

　　8月18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壹望无际的人群。数百万红卫兵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壹切”，提出要“破四旧”，“我们要大破壹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壹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壹切害人虫，打倒壹切牛鬼蛇神！”林彪的指示无疑给红卫兵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且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狂热的红卫兵们迫不及待的行动了。

　　如果说“8.18”前，“文化大革命”还只是中国大地上滚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在“8.18”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了，暴力大规模升级。壹批教育工作者在学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红卫兵进入机关和居民住宅，捣毁书籍文物，并且殴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红卫兵的行为得到了最高当局的热烈支持。

　　从8月20日始，壹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并打响了北京破四旧的第壹枪。北京市第二中学3千多名红卫兵充当了“尖刀连”的角色，他们首先冲向市内各主要街道路口，张贴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战》，其宣言中写道：“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壹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在当破之列。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冲击著资产阶级老爷们盘踞的各个阵地，资产阶级的温床保不住了！

　　“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 ‘牛仔裤’可以改为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做废品处理。

　　“我们要管。我们要管到底。我们壹定要堵住壹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壹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破四旧从改名开始。红卫兵在市民们的配合和支持下，将商店、工厂、学校、公社等统统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王府井商场”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它中学的上万名红卫兵也开始动手了。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正式换成了“北京烤鸭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革命职工“无不拍手称快”；当红卫兵把沿用资本家名字命名的“顺昌服装店”改为“东风服装店”时，街道上顿时响起壹片掌声，革命群众齐声高呼：“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万岁！”……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边还配以社论《好得很！》。

　　在毛的支持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噪下，在中共宣传喉舌的助威下，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新华社8月25日播发了壹则新闻稿，详细报导了“各地革命小将向壹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情况，并且声称，红卫兵破四旧“受到了广大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群众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8月23日夜到24日晨，壹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2/3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8月25日，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连宋庆龄也受到了冲击。

　　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8月28日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回家不到2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壹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著张的鼻子质问：‘妳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著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妳去问毛主席去！妳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壹个大笑话！’”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是被壹群女红卫兵抄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里，听她们宣读《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壹点的东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

　　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壹切藏在墙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壹个壹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这“功勋”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壹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

　　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壹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壹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里搜出壹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辟”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迫害最为典型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记叙，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汽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1966年8月29日，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86岁高龄的章士钊也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残暴凌辱和折磨。

　　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份子和教师1231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7800多户人家被抄。在苏州，被抄家者64056户。浙江嵊县，8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1千万户。各地所抄出的财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妆品、鞋袜、毛巾、电视机、钢琴、手风琴等等，壹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凭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破四旧后期，这些财物大多数被作廉价处理。

　　搜缴财产中，仅图书、字画、文物三样就达17万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鹃视若生命的“饮马图”、“石孚”和“裂云穿石”的三盆盆景。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 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壹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壹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壹级收藏品。他收藏的名字画，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壹炬。事后，洪老先生含著眼泪对人说：“壹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壹炬》）！

　　杭州名学者马壹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壹空。抄家者 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壹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壹记耳光。84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沉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妳消毒，烧掉，妳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沉答道，“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壹把火全都烧成了灰。常和沉来往的画家范增，无中生有地揭发沉壹百多条“罪状”，使沉在劫难逃，揪入牛棚。

　　1985年有数人壹起访问沉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壹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沉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壹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周恩来对“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壹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

　　1964年毛泽东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1966年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见不到花，毛说：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1958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1%。导致1959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1966年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壹样，但有区别，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最近妳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壹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从红八月始，寺院、道观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了红卫兵们的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壹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都五官不全，无壹完好。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思武装起来的红卫兵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壹律用白漆涂刷覆盖， 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全国都如此这般。

　　中国第壹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壹通，壹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壹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建于唐代的四川什邡县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壹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壹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壹扫而空。……1966年的壹天，康生要谭厚兰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壹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陕西周至县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著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壹，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壹炬》）。

　　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壹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壹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它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1966年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等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首都工作组采取了壹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壹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1966年8月，北京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壹批“老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他们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

　　在北京的火车站给这些人设立了特别的入口。红卫兵在那里把守。很多人在车站被打甚至打死。这些人的家具都已经被没收。有些人带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在广安门火车站，他们带的衣服被没收（当时是夏天）。每人只准许带壹只碗，壹家人只准许带壹只锅，其余的炊具都被没收。有些人在去农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从北京开往长沙的火车上，打死了壹个这样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经在火车站看到从火车上抬下来的多具尸体，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这些人到农村后，农村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对待。这些人中的壹些，到了农村被斗争，而且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吃的东西，很快就死亡了。譬如：何洁夫是北京农业大学的职员，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壹所大学的会计。他们夫妇被列入遣返名单之中，被遣送到广西农村。1967年11月14日，何洁夫在村子里被打死。他们的只有7岁大的儿子看到父亲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后来也不能完全恢复正常。(博讯boxun.com)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档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资料，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遣回原藉者就达到85198人。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11.4万户。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黄金10.31万两，白银34.52万两，现金5545.99万元，文物和玉器61.36万件，被没收的私房52万间。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间，共有124万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运。

　　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120万两，就是60吨；白银12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壹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壹些……成绩是伟大的。”目击者称，每次毛接见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总是壹片狼藉，在丢弃的鞋帽和红宝书中，竟然夹杂著不少的金银饰品。

　　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她母亲有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返京后不断上诉，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中央1967年101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壹文件转发全国。这壹“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

　　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党高干的父母也未能幸免。这种遣返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的。中共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

　　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串连、煽风点火、乱揪乱斗。许多文物毁于此时，许多中国的优秀知识份子死于此时。那些孤傲清高的知识份子尤其倒霉。他们白天得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那是壹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壹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

　　壹位天津老大夫说：1966年8、9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的日子，他在海河上的解放桥上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壹些，还会见到两、三具。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队”中劳动时，被逼迫喝了校园中水沟里的污水，其中从附近化工厂排出废水，然后中毒昏倒，当天晚上死亡，时年44岁。但北大的权力者硬说他是自杀的，他们命令医院解剖尸体。

　　老舍，作家，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闯到文化局和文联机关，对那里的牛鬼蛇神动手施暴。下午3点，在8月的烈日下，这些人被壹个壹个叫出来，每叫出来壹个，就被套上壹块写著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壹排站在院子里。4点钟，把老舍和其它28人装上两辆大卡车，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那里曾是皇帝时代的最高学术教育机构，后来成了首都图书馆。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壹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打倒反党份子”！“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那天和他壹起被打的人有老作家肖军，肖军列出了其它被斗者的名字，他们是：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肖军纪念集》800页，沉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还缺两个名字。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作家、艺术家和干部。荀慧生是著名演员，肖军、骆宾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赵鼎新是文化局长。

　　几个女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劈面抽打老作家肖军，给他挂上了“反动文人肖军”“反革命份子肖军”等几块大黑牌子，还在他的名字上画了红色的大叉子，并且把他的头发剪掉。

　　这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拿来了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对他们劈头盖脸地乱打。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人们身穿单衣。铜头皮带打下去，壹下壹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这29人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无处躲闪。他们咬紧牙关，无声地忍受了三个小时的毒打和折磨。

　　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有人撕下壹块戏装上的白绸水袖替他包扎。被毒打完后，这29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化局可是回到文联，另壹支几百人的红卫兵队伍已经等候在那里。老舍被抓到文联大门外水泥花坛上示众。肖军被禁闭在传达室隔壁的壹间小房子里罚站，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他的子女到机关找他，也遭殴打。肖军被关了壹个多月才准许回家。

　　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在三个月后的日记中追记8月23日的情景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壹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杨沫文集》下册第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

　　在红卫兵要老舍手举黑牌低头时，他却昂然扬起了头，并将黑牌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壹位红卫兵的身上。于是拳头伴著口号，皮带夹著唾沫，又挨了壹顿揍。这时，有人说他是现行反革命，应当法办（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图是先将他从红卫兵手里救出）。经过壹番争夺，老舍被塞进了汽车。红卫兵的拳头纷纷在车壳和车窗上敲打，尾随而去。在当地派出所里，中学红卫兵们，不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轮番打他，壹直到深夜。临走时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著现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联报到。

　　8月24日壹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因他未在机关中出现，有红卫兵拎著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找寻。老舍身上带有笔和纸，他投湖前在湖边坐了壹整天。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但在自杀前，却没有写壹个字。在1966年恐怖的日子，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是比死亡更为困难的事情。

　　老舍死前也许会想到他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上《新社会就是壹座大学校》的文章。该文说：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壹组跟著壹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壹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著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壹壹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壹齐喊：“该打！该打！”这壹喊哪，教我变成了另壹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壹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壹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老舍描写的“控诉大会”，活脱脱就是15后老舍自己身受的那场“斗争会”的翻版。老舍写出的被斗者的具体罪行就是“白吃油饼三十年”。这样的故事，应到法庭上去仔细说明，才能决定是什么性质的罪行。但在“斗争会”的气氛中，只听单方面的话，不讲法律准则，壹片喊打之声就兴起并实施了，老舍还觉得理所应当。在老舍被斗的事件里，斗他的人说他“拿了美金”。这是指他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这种访问是邀请方提供旅行花销的。而且，在1966年，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在他投湖之前，他应该对这种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斗争会”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许感到了惭愧。

　　8月24日夜，老舍是手握著壹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壹步的，走进了太平湖。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著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语录。8月25日早晨，在西城区太平湖上发现了老舍的尸体。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壹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中流传著壹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死者的家属被要求付28元火葬费，但不能保留骨灰。

　　8月下旬，红卫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数百人，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后自杀，以致尽管焚尸炉把尸体不计姓名地成批焚烧，火葬场仍然有大量死尸堆积。焚尸炉超负荷工作。这样壹来，造成了焚烧尸体和保管骨灰的困难。古代对判处死刑的犯人，允许家属收尸筑坟。文革对人的迫害壹直到了骨灰，不许保存。

　　1966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谢家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斗争（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他写下了遗书。家属发现他死亡时，也看到了遗书。他们当即烧毁了遗书，说他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尽管如此，谢家荣还是被送上解剖台进行尸体解剖。解剖后医生作证说没有证据说他是自杀的。他被打开的胸腔还未缝合，就被拖走火葬。这样作，尸体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为自杀者会遭到的死后斗争。

　　左奶奶和马大娘，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东厂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东厂设于此地，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早年曾开过壹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有壹些房子，壹部份自己住，有壹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年他们夫妇都已70多岁，这壹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她和左奶奶住在壹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8月24日下午三点左右，壹群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他们逼左奶奶交出黄金、手枪和所谓“变天账”。左奶奶交不出来。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

　　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壹旦回家，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里等候。左先生从大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壹起被打。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壹位邻居讲，听到左奶奶和马大娘的壹声声惨叫，她实在无法忍受。她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拷打声突然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

　　原来那是火葬场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直到很多年后，她壹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都会猛然壹惊，回想到那壹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胆战心惊。另壹位耳闻者说，打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时候，声音“象杀猪壹样”。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壹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壹样”来形容，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

　　在那壹天，8月24日，东厂胡同2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在那壹带开过壹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就是红卫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壹天，东厂胡同西头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那位母亲平常穿著比较讲究，手上戴过壹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壹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马大娘这样被红卫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数千之多。他们中没有壹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壹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当权者，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这样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选》中，共约500万字。1957年，傅雷被划右派，灾难波及到他的正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聪说：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1966年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著粗野的踢门声。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进行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最后从阁楼上查获了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壹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壹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著蒋介石的画像；在壹本旧画报上，翻到了壹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著。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著的人群，再后面，是壹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壹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红卫兵靠的就是壹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报告》。

　　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屠杀事件的。

　　案例壹：在北京市1966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壹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壹家不但被抄被没收，全家九口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五口。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案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这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著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件。接著，“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壹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讲话要点是：1）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3）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的计划。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是民兵。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8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兽性疯狂的是大辛庄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壹人独铡十六条人命，最后他瘫倒在地。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8月全国学生开始大串连，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

　　8月3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讲话。他说：“红卫兵和其它青少年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壹样的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文化大革命，已经触及到政治，触及到经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的斗、批、改。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壹切污泥浊水，改变著我国的整个社会面貌。”

　　9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启动了全国性的吃住行都不要壹文钱的大串联；全国各类学校几乎都“停课闹革命”，十岁上下的男女孩子们就整天悠悠逛逛，任其荒废金色童年。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和检阅“革命小将”或“红卫兵小将”的活动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越来越多：9月15日100万，10月18日150万，11月10日至11日200万，11月25日到26日250万；据报道，先后８次接见红卫兵和“文化革命大军”，总人数达1100万。

　　10月5日，党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决定除野战部队外，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党组织可以不要了！

　　10月，北京各个高校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11月发展到壹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红卫兵运动起了极大促进作用。他们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串连”。他们大胆的行动鼓舞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书记”们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机关、工厂里的群众起来效仿“造反派红卫兵”的做法。敢于冲进单位的党委办公室、保卫科、武装部去查抄单位领导收藏的整群众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没有钥匙的情况下，把档案柜打烂，抢走“黑材料” 。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著重批判以刘邓为首的壹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的壹条旨在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而为“文化大革命”扫清障碍。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陈伯达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报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邓制订了壹条“打击壹大片，保护壹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批判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

　　武斗

　　1967年1月2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壹月三十日，他在壹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这是文革中的壹个重要的转折点。毛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从那后，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普通人了。毛的设想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充当了打头阵的1966年8月“老红卫兵”，到1967年初被中共抛弃了，不少人还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

　　新疆“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的壹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余人，冲击武装部门，夺取枪支。零点，双方开始枪战。造成5人死亡，6人受伤。枪战在白天再壹次发生，从武装部门壹直打到公共汽车站。此壹战役，双方共死24人，伤74人。事后，双方互抓对立派人员施以酷刑，甚至将女青年衣裤脱光爆尸。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2月4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于是湖南驻军和公安局在与造反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的帮助下大逮捕，全省约十万入狱。譬如黔阳县，“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的骨干部四百余人被拘捕关押。

　　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制定了屠杀在军区大院门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计划，该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故意开枪打死了内蒙古师院的学生韩桐，这是“文革”时期军队杀害平民的第壹枪。幸好内蒙古的“造反派”组织非常克制，预谋的屠杀才没有扩大。

　　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四川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抓了数万人。如安岳县公安局于2月19日以“反革命罪”拘捕壹百多名造反派，取缔了22个造反派组织。同日，宜宾县公安机关逮捕、拘留九百余名红旗派成员。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镇反”。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在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批准下，调动13个连的军队向占领《青海日报》社的学生“造反派”开枪开炮，打死174人，打伤224人。 赵永夫继续在全省范围镇压反革命。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壹个牢房是两层铺，原来最多住24人，但塞进了70-80人，甚至有塞进100多人的。有个牢房由于关人太多，上层铺坍塌，压碎壹个人的脑袋，当即死亡。在贵德县，“武装部执行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命令，对全县造反派组织头目及部份成员，逮捕入狱；副县长曹廷九被扭送监狱。

　　天津3月27日6千人冲南开大学, 50人重伤，220人受伤。

　　成都4月4日到11日连续发生6次武斗，死伤1万人。

　　北京4月13日 4千人武斗，伤数百人。北京从4月30-5月10日这13天里，发生了50人以上规模死伤的武斗133次。

　　兰州4月18日军区司令杨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继裳指挥十万群众，争夺《甘肃日报》社，重伤27人，轻伤70人，尸体投入黄河。

　　郑州4月下旬3000人武斗，伤340人 。

　　南昌4月30日报导 四百余乡镇发生流血武斗 全市54间工厂33间停工。

　　石家庄5月1日 动员军车150辆 毛派245人伤，15人重伤百余人被捕。

　　成都5月1日到5月4日动员十万人，毛派死11人，伤2400人，重伤700人，被俘千余，5月6日 反毛派20万人冲入成都，死百余人，二千人受重伤入院。。

　　郑州5月上旬5万反毛群众，毛派红卫兵死伤数百。

　　上海青浦县5月4日，竟连续三次发生大规模武斗，涉及人数达7000多人。

　　四川宜宾5月4日起，小规模武斗连绵不断。到5月15日，演变成大规模武斗，成都有上万人前来支援，双方伤亡惨重。

　　重庆武斗事件：1967年5月，重庆两派动用各种常规武器相互开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码头，壹连数日，嘉陵江上都可见到漂浮的死尸。

　　重庆5月6、7日二万人武斗，死300人，伤者无计，另撞沉毛派渡轮。7789部队政委张继臣指挥反毛派群众进攻毛派，毛派死200余人。

　　佳木斯5月6日二万人武斗，毛派死11人，被捕150人。

　　长沙5月5日毛派死22人，6日死39人 两派争夺广播电台。

　　宜宾5月13日 二万反毛派死200余人，伤1900人，28人被活埋，700人被捕，军人支持反毛分子镇压毛派红卫兵。乐山 5月中，百余红卫兵被活埋。

　　宜宾5月13-16日 三万人武斗，毛派死300人，伤1500，被俘700余人，24名活埋。攻击毛派据守的建筑物。。

　　昆明5月29日 反毛派三万人包围毛派2200人，毛派仅500人逃出，死266人，重伤千人。昆明军区与云南省军区对打。

　　郑州6月初壹万人武斗，死105人。军区政委何运洪指挥群众袭击“二七公社”。

　　长沙6月6日 死62人。

　　6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10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总结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壹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河北农大武斗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农大两派发生武斗，死7人，伤250余人。

　　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壹仗打死2千余人，另有8千多人成残废。

　　重庆7月8日，“8?15”派与“反到底”派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武斗。双方首次使用枪弹。结果，死9人，伤数人，双方各有100余人被对方抓走。7月25日，“8?15”与“反到底”派在重庆工业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武斗中，枪支代替了石头、铁棒，造成数十人伤亡。7月28日晚11时，“反到底”派200余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占领的军用工厂──嘉陵机械厂，潜入厂房，偷走3挺机枪，30多支步枪、冲锋枪和壹批弹药。在回撤时，被哨楼里护厂的红卫兵发觉，当即以猛烈的高射机枪火力扫射。“反到底”红卫兵也组织还击。壹名红卫兵被高射机枪的数发子弹拦腰打成两截，另壹名红卫兵的脑袋也被高射机枪威力巨大的子弹打掉。数名红卫兵倒在了血泊中。

　　7月31日，重庆市郊荣昌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武斗的人员700余人，使用了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被打死78人，此战持续到8月6日。

　　8月3日，国营望江机器厂武斗人员，用高射炮击沉了重庆军分区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军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长江、嘉陵江两大河道被强行封航，壹有船只出现就立即开炮。这次封航达40余天。

　　8月5日，两派在国营建设机床厂清水池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榴弹、轻机枪外，还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双方死亡22人，伤者近千人。

　　8月8日，国营望江机械厂的武斗组织用改装的三艘炮船组成“长江舰队”，在江上横冲直撞，并沿长江炮击了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并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门，打死24人，伤129人，击沉船只3艘，打坏12艘。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械厂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人员逾千名，支援上万人。武斗中动用各种枪炮、坦克、战车，双方死亡数十人，伤600余人。

　　8月13日望江机械厂武斗组织向设在郭家沱中学的部队指挥部发动攻击，打死4人。

　　8月14日，两派在嘉陵大桥发生武斗。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重庆市第二轻工业局办公大楼及重庆市六中学生宿舍、嘉陵印刷厂厂房和部分设备。

　　8月18日，两派继续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装甲车、高射重机枪。双方死亡人数达128人，伤者无数。此次流血惨案壹直进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两派在南岸区上新街发生武斗。打死22人，伤数十人，损失财产无数。同日，重庆警备司令部3辆小车途经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时，被武斗组织伏击，打死1名处长，打伤5人。8月28日，北碚区3000余人在歇马场424部队驻地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40人，经济损失重大。8月中下旬，两派在杨家坪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参战人数4000多人。经过壹周激战，杨家坪街道房屋成为壹片废墟，惨不忍睹，双方死亡人数达200余人。

　　10月27日，解放军重庆通讯兵工程学院警卫连驻地发生武斗流血事件。32名学院成员及附近群众被打死，53人受伤。

　　1968年3月中旬，川东北石油处在长寿云台处本部发生武斗，持续六天七夜，有40余名武斗人员魂归西天。

　　4月7日，国营长安机器厂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坦克、大炮等，工厂被炸成壹片废墟，死伤人员无数。4月28日，两派武斗致使长安机器厂发生大火。晚9点10分，市消防大队前往救火现场，途径重庆钢铁厂时，竟遭枪击，9人死于非命，30多人倒在血泊中，3辆消防车被打坏。

　　到7月9日，两派武斗组织仍然在江陵机械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弹击得千疮百孔，造成大批武斗人员和无辜居民伪亡。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壹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2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壹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12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陕西省勉县武斗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汽车肇事死亡13人、触电死亡1人、打死无辜群众3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2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壹年，毁房屋3300余间，死亡784人。

　　1967年北京红卫兵掀起了壹股对外国使馆“打砸烧”的恐怖活动：6月18日他们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月22日，他们竟把英国的代办处给烧掉了！还把英国的大使唐纳德.霍布森，拉出来批斗，并要求所有的英国代办处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像鞠躬“请罪”。这完全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时期占领美国使馆的恐怖主义活动壹样。而8 月23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竟然这么报导：

　　“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给予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这不是在公开鼓励恐怖活动又是什么？

　　姚登山等人在夺了外交部的权后，给英国下最后通牒，勒令对方在几天内撤出香港。在香港，出现了“六七暴动”，“六七暴动”前期都是周恩来批准的，后来闹得不可收拾了，他才出来讲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六七暴动就是在香港的中国银行挂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搞个人崇拜，煽动罢工，要“解放”香港。最后香港军警采取行动后，他们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到处进行恐怖活动，制造流血冲突；就采取路边炸弹战术，这种路边放炸弹炸军警的战术，壹直到在香港北角炸死了壹对七、八岁的姐弟，才引起了香港市民对他们的极其反感，最后被阻止了。

　　1967年武汉地区主要有两大群众组织：壹个是人数较少的“工人总部”派，简称“工总”；另壹个是人数众多的“百万雄师”派。其中“工总”经常组织冲击军队机关，是名副其实的“造反”派，而“百万雄师”则属于支持军队的群众组织。 1967年2月初武汉工总、二司、九壹三等造反组织夺了“长江日报”的权，发表了“二八声明”。

　　以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2月28日公开反对“二八声明”，3月21日宣布工总为“反动组织”，勒令其解散，并逮捕了朱鸿霞为首的壹大批工总头目。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将领，他在对待刘少奇的问题上不愿落井下石，因此成为中央文革壹干人的眼中钉。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总”。而“工总”得到支持后，公然打出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标语，从而使武汉的武斗壹再升级。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4月6日颁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要求军队正确对待群众组织。武汉军区虽被迫释放了除朱鸿霞等人外的大多数工总头目；但不同意给工总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队（湖北军区独立师）参与了百万雄师专业武斗队的建立和指挥。

　　从1967年4月29-6月24日武斗200余次，死350人，重伤1500人，轻伤1.5万人。7月15日，造反派数万人在青山区游行、汉口游行，在武胜路电车公司埋伏的“百万雄师”冲击游行队伍，伤工人学生多人。研究者王绍光说，造反派死10人，37人重伤，80人轻伤。

　　周恩来为此先期去了武汉，找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泽东对陈再道的看法是壹介武夫，掀不起什么风浪来。毛的意思是要陈再道做个检讨，承认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转而支持造反派，从而得到“工总”等造反派的谅解，以此为基础促成“工总”和“百万雄师”的大联合，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7月14日，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此时，周恩来费尽周折已基本做通了陈再道等人的工作。周向毛做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解决武汉的问题还是要靠武汉军区，要转变对待革命左派的态度。“工总”是革命造反派，要为工总平反；“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百万雄师”要受些委屈，但要坚持联合，工作由中央来做。7月 18日周传达了毛的指示精神，周恩来随即动身返京。

　　7月 18日晚，王力和谢富治去了“工总”的司令部。当时“工总”已被取缔，王、谢二人公然佩戴“工总”的袖标，对造反派们大加抚慰，并宣布“工总”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是保守派。“工总”的造反派们立时气焰高涨起来。第二天，“工总”组织人马敲锣打鼓，在武汉三镇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王力和谢富治的讲话录音。而被打成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则群情激愤，人们把对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不满全都发泄到了王力身上。要求王力出来澄清问题，讨回公道。但王力置之不理，这就更使人们怒火中烧。

　　独立师蔡炳臣政委违背周恩来“不要向下传达”指示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调军代表回营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19日深夜独立师作战部长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

　　20日凌晨5点10分，独立师军车数十辆从前、后门冲进东湖宾馆；紧接著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3辆大型救火车跟进。王力、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被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带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并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被打伤脚踝），逼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性质重新表态。

　　10点后，武装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独立师、8216部队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壹说“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百万雄师”亦出动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满街“揪出谢富治”“打倒王力”口号。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车至湖北大学前，壹位独立师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壹人。

　　在游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马路和单位里的群众，壹旦被人指认为造反派，即被怒气冲冲的“百万雄师”毒打，怕事的人纷纷躲避。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继续武装游行。下午，8201冲击湖北大学，发射数百发子弹；几个人（包括卖冰棍的孩子）倒在“百万雄师”枪下，200余人被关押。壹些中学校受到洗劫。深夜，“百万雄师”电话不断打到水电学院总机和其他院校，威胁道：“二癞子（按：对二司学生的卑称），今天晚上血洗妳们学校”！ 由于怀疑王力藏在在8199部队，8201部队武力搜查8199某部七连。当日“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出动卡车约900余辆。据调查，在武汉约有两千余名8201的官兵参加事件活动。

　　24日，“百万雄师”发起对体育学院和测绘学院的攻击。攻打体院的“百万雄师”约壹万多人：晚上，18车人马包围体院大楼，进驻测绘学院和新华工的空军前去制止武斗。24日黄昏，“百万雄师”壹万多人攻打体院，攻击队伍的前头已经到达了体院，尾部还在汉阳。大批武装“百万雄师”对体育学院、测绘学院的围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来调入的空军部队的制止。

　　19日离汉的周20日返汉，安排毛21日凌晨2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到了上海。21日，25军3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军空降部队占领了孝感机场，运动到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当晚可达汉口。22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回京。

　　“7.20事件”对毛泽东无异于当头壹棒，他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全国75%以上的地区和驻军都是支持右派的，当前必须武装左派。22日当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红尖兵”《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揪军内壹小撮”。壹时间，各地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将领之风空前严重。各种造反组织明目张胆地抢夺部队的武器装备，各地的武斗大规模升级，严重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文革进入了“全面内战”的最动乱阶段。7月28日独立师被调出整训。徐向前、徐海东、彭绍辉等被指控为“7.20事件”后台，遭到抄家。

　　据湖北省委统计，“7.20事件”之后，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7.20事件”发生之后，福建省福州市发生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两派群众对峙，短兵相接。部队派兵制止，士兵们手挽著手筑成人墙试图把两派群众隔开，以致许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当场被抓获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洒上汽油，活活烧死。

　　上海柴联司武斗事件：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使“工总司”10多万人，围攻对立组织“联司”盘踞的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从上午8点开始，运用弹弓、大铲车、高压水龙头、消防车、船只、云梯、敢死队，展开进攻。到下午4点攻下大楼。此次武斗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

　　山东郯城武斗事件：在壹次武斗中，壹派打死对方18人，竟将死者挂在树上练习打靶。

　　1967年8月，开封化肥厂发生武斗。双方伤亡惨重，有些被俘者被当场活埋。

　　1967年8月28日经康生批准，驻宁夏野战部队某师以“镇压反革命叛乱”为名，开枪开炮，屠杀了青铜峡县的壹派群众组织“大联合筹备处”成员101人，打伤133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县人武部组织基层民兵屠杀当地属于“湘江风雷”的“造反派”成员和“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19岁的唐水兰再过壹周就要做母亲了。1967年8月骤来的腥风血雨无情地毁灭她。唐水兰娘家的成份不好，她无从逃脱厄运。丈夫这边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派民兵张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队与娘家人壹道接受审判；而下柳大队也派了民兵唐某某来“接人”。 三人走到 壹座茶山时，太阳都偏西了。两个民兵有些不耐烦了，悄悄合计：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杀，还不如就在这茶林里搞掉算了，省得麻烦。当时张天沙才二十多岁，壹身蛮牛劲。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壹根钢条，猛地朝汗水淋淋的唐水兰刺去，锋利的钢条从 背部直穿腹部。唐水兰壹声尖叫，回头愤怒地望著凶手。张天沙上前壹把扯下唐水兰的裤子，看到胎儿在肚皮里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马刀，在唐水兰肚皮上划了两 下，胎儿就伴著血浆流出来了。唐水兰本能地伸出双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没抱住 ，人就倒下去了。只有两只血淋淋的手固执地伸向远方…… 张天沙回到队上，四处炫耀：“妈的，我左右两下壹划，毛毛就出来了！”

　　祥林铺公社吊高楼大队有这样壹对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干民兵，身强力壮；女的是地主的女儿，漂亮贤淑，又读过中学，能歌善舞。两人结婚不到两年，相亲相爱，夫唱妇随。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亲，正赶上娘家壹屋大小被抓， 自己也被该大队民兵壹并抓去审问。时逢女人的丈夫执行任务从九家山过路，有人告诉他，“妳堂客被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子上了，妳还不快去救她！”男的赶去，最后竟远远站著，躲开妻子乞求的目光。审讯的人问他：“妳看怎么处理？”他竟回道：“由妳们处理，杀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们牵走了，壹棒子打昏过去，第二天又醒了过来。九家山的干部们壹商量，她已嫁给贫农了，照理就是贫农的人，还是交还吊高楼大队处理。于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妳看，我肚子里已有崽了，妳用手摸摸。不信，可去公社医院检查。”可这位贫农的儿子不为所动，决绝地说：“没得崽的，杀了算了”。见没人动手，他就亲自把已折磨得不像个人样的妻子捆起来，押到大队部，与另外壹些敌人壹同送上杀场，并带头在妻子头上砍了两扁担。傍边的两个民兵接著壹个用石头砸，壹个用鸟铳打……这年轻美貌少妇的生命连同她腹中的孩子，就这样结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亲手里。

　　有个何姓农民，只因父亲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阶级敌人。他被民兵用枪逼著挖了个坑，将自己的三个最小的才五岁的孩子活埋。然后给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学教师蒋汉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该杀；他的妻子周群出身虽是贫农，可是嫁给了该杀的人，也该死；他们的三个孩子是地主的孙子，更不能留下。民兵营长带领民兵将全村待消灭的20人押到山上后，党支部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们死刑！”随即将他们壹壹推进石灰岩溶洞。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零陵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它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1966年7月，康生诬陷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等人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1967年8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壹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壹百余人。

　　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伙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浙江嵊县双方共战死191人。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壹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壹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壹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

　　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壹次“审讯”活埋了13人。

　　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江西宜丰县的壹派到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壹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壹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壹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壹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壹段路程中，我竟见到8具这样的尸体。”壹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30万至50万之间。

　　广西大屠杀与吃人运动

　　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异化成了魔鬼。文革广西、湖南壹带风行杀地主，将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时，为了防止旁人告发或将来嘲笑自己，领头的便强迫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人肉。

　　文革开始，由于韦国清的多年经营，广西的多数党团组织、各区县武装部、武装民兵，在广西军区军管会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死保韦国清和军区。这壹派人多势众，组织严密。“联指”是支韦(韦国清)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保皇派。他们大多是既得利益者，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和秩序。“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军队和几乎整个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1967年4月19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壹九”声明的大字报后，以大中学校学生和另壹部份工人造反派为主，成立了“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4.22”则是支伍反韦的造反派，主要是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知识层面较高，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文革开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开局面，支持过“四二二”。不久，毛又要保他的“广西老朋友”韦国清过关，“四二二”便被中央文革派抛弃。

　　1967年秋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4.22”。钦州地区的灵山县“联指”的“飞虎队”在五个公社成批屠杀灵山“革联”(即“4.22”群众)。

　　1968年1月18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但广西军区对灵山“联指”乱杀人命听而不闻，甚至纵容“联指”对“4.22”屠杀。1月20日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份群众400多人来到广西军区请愿，声援灵山“革联”控诉团，揭发各地“联指”屠杀无辜群众的罪行，谴责广西军区以“支左”之名，行支壹派压壹派之实。

　　广西军区不但给“联指”武器，在各地怂恿“联指”对“4.22”进行围剿，而且还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毙。在此关头，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号召反对缴枪，试图武装自卫。

　　而广西当权派控制的《广西日报》则发表对“4.22”批判的社论。4月9日，《广西联指报》发表社论，公开叫嚣：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死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广西大屠杀又分为1968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两次高潮，上半年各地以成立革委会，“刮12级台风”为第壹波高潮，下半年则以“七.三”布告的颁发，掀起第二波屠杀狂潮。

　　1968年春，“联指”利用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开始了制造屠杀合法借口的工作。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2000多人，配备步枪800多支，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407支，各种炮八门，手枪164支，以及自制坦克壹辆，攻打“4.22”派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13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8人，“4.22”死5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2间，吃去国家粮食14000多斤，肉类8800多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从2月7日至5月27人上思县被斗打1125人，被杀39人。2月11日至20日，灵山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期间，灵城打死3人陈尸示众。大会总结号召对敌人镇压，中间有人布置杀人，新圩公社回去杀5人，第二天早赶回开会。

　　2月16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杀害，双方对打死5人……2月25日至28日，大新县召开县区村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武装部长周永山在闭幕时讲，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17天内，全县被杀害239人。

　　合浦县，“2月，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壹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3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数千人围攻“4.22”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3月，宁明县由军队支左人员主持成立革委会后，即将壹个群众组织“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出动军队、民兵围剿，枪杀、迫害致死110多人。

　　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在县武装部长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壹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该县杀死、害死1651人。

　　3月19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以天等县为榜样，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3月18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

　　1968年3月23日晚9时广西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指挥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这起野蛮事件没有得到处理，导致该公社从3月下旬到5月又发生剖腹取肝事件11起，杀害22人。

　　3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审查1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8人被枪杀后，用炸药毁尸。

　　4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分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7万多元。

　　1968年3月27日至5月22日，广西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害者财物。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贵县壹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引起“4.22”不满，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壹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砸烂县革委会牌子。接著贵县“联指”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壹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壹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贵县城区被害致死的230多人。事后，各区社也仿照县城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等，使全县杀人风迅速蔓延，席卷全县。据统计，受这壹场‘十二级台风’的影响，全县5、6月份有2129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1968年4月14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电话会议讲话后，召开大队领导成员会议决定：4月15日杀24人，4月16日又杀52人。从4月5日至5月6日杀56户92人(其中15户被杀绝，1户17人被杀13人)，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内改嫁证明费218元，设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

　　4月1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22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5角钱，3个民兵负责杀1个人，得3元赏钱，3个晚上共杀22人(其中杀绝5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打投机倒把)。张玉使等24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894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1968年4月25日，广西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著吃掉。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

　　4月21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发生后，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4-6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

　　从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从4月26日至29日，全县共杀害1229人。城乡各地，陈尸百里。

　　1968年4月30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和民兵壹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

　　5月12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将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等20人拉到南宁市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组织群众前来观看，展览三天时间　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

　　钦州“枯那事件”。5月17日，上思县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22”派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30-40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壹无所获。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向自治区报告：“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

　　段振邦为实现派性杀人的目的，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上思县“联指”民兵和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壹个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壹计，由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壹律枪毙！”这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22”派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容县志》记载：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后，全县有738人无辜被打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1968年5月17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壹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壹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4.22’派的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这个莫须有的“反团”案到1983年已彻底平反。

　　“反团”案壹公布，千百万反对派的平民百姓就成为他们要消灭的“阶级敌人”，首当其冲的是当时自治区的“走资派”谢王岗、袁家柯、霍泛、贺希明、傅雨田等，其实是省委壹级不同意韦国清做法的干部，皆被定的罪行。

　　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辑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4.22”派的，全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4.22”观点的群众）。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5213人，厅级干部1人，县级十部23人；百色地区仅那坡—个县就逼出“反团”40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反团”，迫害致死，全县11天打死338人。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杨岩生又被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壹天，武宣县畜牧场场长在柳江钓鱼，见到从柳州方向飘来尸体，十分钟内数了9具。作家秦牧说广西“大量尸体被绑在木排上，从梧州壹直飘流到广东的肇庆等地”，正是如此。

　　在柳江县，打死了“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壹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杀17人（救活13人），暗杀3人，外逃1人，重伤21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防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据官方的《武鸣县志》记载：1968年6月底至7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856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壹个公社，在赶集时将60多人押到墟场，壹字排开，用铁锤逐壹砸开脑门。相邻壹个公社，将40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2500人，其中“农村居民2176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1800多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32页）。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2-3万人，大部份是华侨，都是“4.22”派成员，受到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个“反共救国团武呜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4.22”，不得不派了壹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武鸣华侨农场有1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吃个精光。

　　1968年5月13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120多元钱物，数日后“红卫兵团”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

　　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赏。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壹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75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曾任游击队桂支18大队长。解放后，他任仓梧县副县长。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壹次政治运动中，查出他曾有变节行为，遭到打击。事情是这样的：壹次国民党军队将他及村人包围在壹山洞中，喊话要他出来缴枪。本来山洞中有足够的粮食，完全可以长期坚持，但为了洞内外大批群众的安全，黄某只好出来缴枪，村民得以平安。没过几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队伍，转战于桂东山区。调查核实：他并未出卖同志、出卖机密。1962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个小小的尾巴：在困难时期产生动摇。县政府于是给了他个级别大致相当的重点中学校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大小会批斗，1968年7月1日晚被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学生挖他的肝、剥他的肉，以示与之划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中学校园内，到处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飘荡。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校长被割得只剩下壹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壹装便挑去埋了。第壹个割肉者谁？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友！此人原来狂热追求校长公子，此时为摆脱关系，竟恶狠狠第壹个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长肉的学生们至今当官掌权 。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等4人，壹帮凶手把廖天龙等4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据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记载，南宁地区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州地区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地区的贵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

　　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壹凶手执匕首在她背上划了壹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这是妳男人吗？是。妳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妳不是爱妳男人吗？妳就抱著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书将对立派某人妻子奸污，怕日后报仇雪恨，遂煽动村人将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数捉拿，并威胁利诱村人押解这些无辜者乘船渡过黔江，在县城墟亭附近的闹市区批斗致死，割食殆尽。这便是武宣独有的壹例“灭族”案。

　　某案，壹女民兵因参予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但该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壹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当然，妳可以估计她干不出那种事，我也可以估计在吃人狂潮到立案侦查这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她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和关系把罪行掩盖得天衣无缝。参予杀人、吃人（就算她没吃过男人生殖器，只吃过心肝和大腿肉），也就是开除党籍，削官为民。而广西最高当局韦国清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嘛！” ——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从中亦可窥壹斑。

　　5月24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平矿“4.22”惨遭杀害。

　　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民兵枪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割腹取肝、陈尸野外。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6月12日桂林“联指”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壹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7月14日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等12人拉到桂林十壹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桂北融安县便有壹条“寡妇街”。壹条街的男人和男婴均被屠戮殆尽，唯存女性。杀完人，便杀被害者的猪鸡鸭鹅，贱价拍卖家产，买酒“庆功”，行同盗匪，无耻之尤！

　　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喜等21名干部、教师和学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直接策划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壹伙凶手拉赵永喜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喜等11人当场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20日上午王德堂向“积代会”布置杀人。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王德堂还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女学生共6人，王德堂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

　　“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 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人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4.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16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惨不忍睹。

　　1968年8月16日，上林县三里区革委会召开群众大会，将“23种人”及他们的亲属，全部拉到会场批斗，当场活活打死167人！据新编《上林县志》说，这仅仅是该县成批杀人事件中的壹起事件。该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共1906人。

　　上林县三里公社曾发生壹起大屠杀，壹次杀害160余人。起因壹起“国会纵火案”：在军队支持下，壹派成立革委会后，加紧打击另壹派。几人密谋，半夜用壹小炸药包在公社革委墙上爆破了壹直径不超过壹米的窟窿。天未明，广播喇叭就公布这是对立派破坏新生红色政权的罪行，号召以战斗来保卫。随即开始大肆逮捕，将对立派骨干及“牛鬼蛇神”160余人押解到河边，壹声令下，用刺刀、枪托、大棒驱赶到河中。有些人高呼著“毛主席万岁”向河中走去。桥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杀未淹死的人。壹水性好的人潜泳顺水逃遁，人们沿岸追了二里，将其击毙，无壹幸免。那天到过现场的人都扔掉了鞋：血泊没脚，鞋全泡透了。

　　上林——南宁附近壹山区小县，人口少，但杀人按比例全区第壹。壹阵“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来，人们便开始乱抓乱打乱杀。壹时间杀人如麻，县城电线杆上皆挂满人头。人们记得的案例是：某Q将人活活剖腹取肝后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见壹人，问：被杀者同意妳吃他肝了吗？答曰没问。不行不行，他若不答应，妳吃他的肝没用。某将肝丢弃，又去抓了壹个“阶级敌人”，用种种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上林县壹位杀人而食的支部书记在游击队时就吃过人，文革时也吃了人。问：“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烤著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们吃过多少人呀？吃过人的老人英勇无畏地说：“对，什么我都承认。我已八十六岁了。反正活不了几天了……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弄得全村不安，……他父亲有什么罪恶？把村里准备烧砖瓦的壹垛草放火烧了！害得大家没东西烧砖瓦！……是我杀了他。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妳死我活，阶级斗争！……是我动的手。头壹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切开。……伸手去掏心肝，血热得烫手。只好从河里戽水冲，冲凉了我把心肝掏出来，壹人切壹块，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广西吃人狂潮经历了三个阶段：1）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壹案卷记录了壹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壹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著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壹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2）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壹“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壹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壹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壹块。

　　3）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壹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人吃疯了。动不动拖出壹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壹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某老太太抢割了壹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著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壹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壹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壹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壹根钢管，趴下就著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壹瓶酸奶 ！有妇女背著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壹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

　　壹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广西出现了吃人的群众运动。仅广西省被吃掉的壹万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为补自己的身体。广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阴补肝，竟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中，专门选取年轻体壮的，将其杀害后选新鲜优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壹广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壹看形势不对，于是自己壹天几勺给吃了个干净。……这哪里是人的行为，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蛮行径！中国人，妳怎么叫人？

　　挖人肝、吃人肉，是人类社会中罕见的野蛮行径。11届3中全会否定了文革，唯有广西原区党委继续坚持派性，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贵县的壹个杀人凶手还深藏了两个人肝多年，直到1982年文革处遗时才被迫交出来。

　　文革中周恩来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联指”和“4.22”)代表，第壹、二次接见两派代表，说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第三次接见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1968年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时，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1968年夏，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

　　1968年5月21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对付“联指”的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8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该事件令中央震惊。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针对广西地区发生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的“布告” (习称“七.三”布告)，韦国清等利用此机，指使“联指”把对立派当敌人，造成骇人惊闻的大血案。

　　“七.三”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变为他们堂而皇之大屠杀“4.22”的尚方宝剑。7月9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90000多份。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5万多人参加。7月11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著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所有的口径都是“4.22”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这些现行反革命都在“4.22”那里，必须坚决“镇压”。7月19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壹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但没有任何证据！

　　7月15日广西军区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报告中号召：严惩壹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会后“联指”在全区掀起屠杀“4.22”的狂潮，将所谓“障碍”革委会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坏右)，打死和枪杀，以此作为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1968年7月至8月壹个多月中，广西军区、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

　　7月17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7月19日柳江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事“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几县“联指”联合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壹郊、壹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7月24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壹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40-50人(大部分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50-60人。在被包围后，他们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

　　“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分撤离福塘，留下部分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壹妇女背著壹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壹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4万多元，粮食5万多斤。

　　7月15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指的是各地“4.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者)。他们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还有的人被抓之后，至今生死不明。

　　1968年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见人群车炮往往返返，无数白色安全帽和钢盔闪烁发光。军队和“联指”的高音喇叭已经开到最大的限度，震动整个南宁，好像邕江大桥也在摇晃。中午12时，“4.22”壹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壹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著军区和“联指”的炮手……。

　　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著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4.22’壹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壹起震憾天下的血案………”这种谎言也被广西军区当作“4.22”的罪状报告给了中央。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

　　21日上午9-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27日，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7月31日15时开始对“四二二”派占据的展览馆发动大围剿。经过壹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第二天早8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军队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4.22’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军区负责人就在检讨的当天，命令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4.22”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12条街道被打成壹片废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反对派人员1470人，抓获“俘虏”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见当时战况的激烈和残酷。事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尸体，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阳沟掩埋75具，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壹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26人遭军队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到8日为止，抓获“俘虏”9845人。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2324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南宁市解放路壹带被解放军炮火轰毁的街巷有33条，各种房子2820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分社，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价值6000万元以上。

　　1968年的8月8日，在广西发生了壹宗惨无人道的集体谋杀案。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4.22”近3千人（壹说7千人）躲进了地下人防工程。军队和联指壹时无法攻入，因为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

　　彻底消灭反对派是广西军区和联指的既定方针，不久他们便拟定了用水淹的最后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壹批反对派。为此，联指的头目去请示韦国清时，韦国清佯作大怒：“妳们混帐！我管不了妳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壹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壹行不要我来抓？还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妳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

　　但联指头目立即领会了韦国清的弦外之音：这不过是壹场“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韦国清点拨他们可将人为的大坝开闸，说成是“泄洪”，即因山洪爆发，电站大坝超过警戒线，几乎年年都要开闸的，不是很自然吗？于是联指头头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据当时的《广西日报》报导，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58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可见水涨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况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却当场被杀。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见随著滔滔的洪水，壹具壹具的尸体漂浮上来。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断木和壹些家禽尸体，如今的邕江河水驮浮的是广西千千万万的人尸，从南宁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个时候，港澳地区的人们却发现了壹具具尸体从上游漂来，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壹时震动世界。

　　韦国清等马上明令沿江各县打捞尸体，每捞壹具，可报销人民币10元。更多的尸体烂在了南宁的地下人防工程里。自1968年起的整整几年内，尽管省市革委会派人不断向各个地道口里喷射福马克林、六六六等强力消毒剂，南宁市区总是有壹股挥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来，那个向韦国清口头请示这宗集体谋杀案的主角，联指的头目，在1970年被韦国清下令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狱中。

　　消灭了南宁的反对派后，韦国清立刻对剩下的各地“残余分子”进行斩尽杀绝。

　　8月1日由凌云、乐业、巴马县人武部带领的三县“联指”武斗队和6911部队进入凤山县，会同该县“联指”和人武部中队共1000多人武装围剿“七.二九”兵团。这天，解放军和凌云县“联指”武装队包围了江洲洞，洞里有男女老少100多人，其中武装民兵10多人。解放军和凌云“联指”围攻三天三夜后，洞里弹尽粮绝(只有七支步枪)，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于是洞里提出，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即可缴枪投降，解放军和“联指”同意。

　　8月3日上午，洞内派出代表黄显应、陆祖业、陆沦贵“谈判”，指挥围攻山洞的凌云县人武部科长卢元俊主持“和谈会议”，双方达成协议：“洞内“七.二九”缴枪投降，保证全部人身安全。”经双方签字后，“七.二九”先交枪，后出洞。解放军和“联指”收缴枪支后，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队部仓库关起来。3小时后，枪杀了7人，其中壹个小孩仅12岁，而后又杀害了十多人。这就是震惊河池、百色地区的“江洲惨案”。但在十年浩劫里，却被称之为“江洲剿匪大捷”。卢元俊等人“立功受奖”。

　　8月10日，军区调宜山、河池、巴马等9个县的“联指”武装会同军队共3000多人“进驻”凤山，以“强行收缴”武器为名，抓捕1万多人，而当时全县人口仅103138人！经这壹次围剿，就枪杀了1016人，占整个文革中死人人数1331人的77%（《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117页）……凤山县的“残匪”居然跑入深山，军队故技重演，假称下山交枪壹个不杀，并强迫“残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残匪”韦明景被父亲动员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枪口下的鬼（年仅17岁），从此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广西军区派兵围剿那三兄弟，居然从1968年围剿到1982年。凤山县打死1300人，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8月12日解放军南宁警备司令部于开始举办“活人展览”，将反对派26个所谓的“战犯”、“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进铁笼，当禽兽展览，组织了50万人参观。军队带头，各地纷纷仿效，壹时抓反对派作“禽兽展览”风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惨死在铁笼内。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壹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壹击的原“造反大军”部分成员共1万多人进行大规模搜捕，桂林的反对派被消灭，被直接杀死的有345人。军队和联指共抓获反对派9845人，关押期间动用15种刑罚审讯，又有近千人死于非命。桂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壹个多月。9月4日的壹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著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8.20”到“9.20”壹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8.20”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

　　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临桂县革委会委员婿XX，在“七.三”布告下达后，亲自策划指挥杀害大批党政干部和无辜群众，其中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19名县区干部。婿某亲手杀死3人，这个人杀人手段残忍，但为他办理人事档案的军队当权者，把他的档案写得干乾净净，而且是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立了功”等等。婿某1971年9月以照顾父母为名，调回四川綦江县还担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长。1984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公安机关逮捕了婿犯，对他的档案清清白白感到惊讶。

　　宾阳县，在军队革委会主任王建勋的直接指挥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时间里，打死了3951人（其中农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户全家灭绝）。宾阳县“联指”凭恃县武装部的支持，在乡镇墟市上见到“四.二二”的人就乱棍打死，街上摆满了死人。继而再杀五类分子，当地最有名的医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杀害。广西宾阳县革委会发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后，全县开始疯狂打人。县医院院长以及内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最惨无人道者，自然是剖腹食肝了。仅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19例，钦州县小董荼场有3例。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7.3”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饭。食肝者中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壹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壹起煮食。他还勉励人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4人，部腹取肝，传令每2-3个生产队分壹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

　　上思县思阳公社壹妇女，丈夫被杀后，为凶手强占为妻，并生下两个孩子。至1983年全面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方得知现夫是杀害前夫之凶手，海恨交加。为了不给仇人留下后代，狠心将两儿砍死，神经分裂，成了疯子。

　　上思县思阳公社女青年陆玉江、灵山县广江小学青年女教师黄少萍、合浦县石康镇妇女陈国莲，被打死后又用棍棒插入阴道，裸体陈尸路旁。

　　浦北县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政坚捆绑起来，连他十七岁的女儿壹起押到山上，将刘政坚打死后，刘维秀等九名暴徒对刘女进行轮奸。最后将该女打死，并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阴部。

　　东兴县那勤公社那柏大队枪杀张月业时，张中弹未死，公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主任陈德基便用雷管插入张的鼻孔内引爆，炸得血肉横飞。

　　钦州县城武斗，少数派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的裤子扯掉，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柳州铁路局的壹份调查报告记载了如下段令人作呕的文字：“1968年10月7日，因6月武斗死亡埋在桂林工务段后面山坡上的灵川县公路段黄绍鸿和九屋公社民兵石安保的亲属来取尸骨。上午，在桂林工务段的潘广志和唐景麟的积极配合下，强令桂铁地区党委书记钱星林等干部群众（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坟。更残忍的是，由于尸骨埋的时间不长，骨上还有腐烂肌肉沾连，唐景麟即令他们脱衣服包骨，每人用舌头舔骨三下，扬言谁不舔就打死谁，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

　　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都安县被打死441人；开鸣县被打死698人；百色地区被打死1073人；河池地区被打死7000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钦州文革被逼害者达22100多人，致死10420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博白县，“在贯彻‘七三’布告过程中，全县各地不断发生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人的事件，到9月底为止，全县被打死的干部群众共337名。”在整个文革中，该县非正常死亡者达千人（《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页）。

　　博白县有壹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壹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要求入党、表扬。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妳的事迹……。该无赖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围观，人人自愧弗如。于是大会表扬，光荣入党……。

　　蒙山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850余人，其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私刑致死603人。蒙山县某村大杀牛鬼蛇神，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先虐杀其父母，然后用绳索往孩子们脖子上壹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认得是常来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 妳莫开玩笑。话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咙。案卷上凶手们的供词：“我们套上就跑，背后 大路上尘土飞扬。”没到地方，孩子们大多已被勒死、拖死，连哭都没哭壹声。把孩子们扔进壹废弃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里砸。

　　扶绥县，“7月下旬至8月初，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层层召开现场会，揪斗所谓‘走资派、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伤残多人，后果严重”（《扶绥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平果县，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被乱杀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横县，“被无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1千多人”（《横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阳朔县，“文革中打死639人”（《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罗成么佬族自治县，“6月15日，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错误批斗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1389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对广西各地“七.三”布告颁发后的屠杀情况有如下记载：南宁地区自“七.三”布告下达至10月止共揪出坏人60061人(布告公布前揪斗11685人)，7月打死、逼死2738人，大战8、9月的结果。八月死5943人，九月份死1252人，两个月打死、逼死7195人占全年死亡人数40.6%。桂林地区在“七.三”布告前全地区死亡1859人，之后死亡9087人(共计10946人)，占死亡人数90%左右。

　　全州县于7月8日召开执行“七.三”布告誓师大会，7月份共开批斗会1107 次，165062人，被批斗者2179人。7月13日县革委主任说现在农村杀人比较多，要看得惯，领导要站在运动前头(在不到壹个月的时间内全州县共杀人1111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57.4%)。

　　德保县贯彻“七.三”布告，以各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的办法向下贯彻。7月7日那甲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传达“七.三”布告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精神，公社武装部长(县革委副主任)作大会报告，宣布以大队为单位，摆开战场，把所谓四类分子和“反团”(反共救国团)187人进行批斗，当场死伤19人(各占壹半)。各公社均采用此办法进行贯彻，到7月20日宣布全县已抓了坏人1200人。8月5日县里召开大会控诉揭发“反革命分子罗仕彦罪状会”，在讲台前跪著的“反革命”共700人，纠察队、民兵的等动手打骂，下面哭声震耳。到8月5日止，农村共揪斗干部、群众2120人，全县死人312人， 其中贯彻“七·三”布告前98人，之后214人。

　　6-8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全地区10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5个县害死千人以上。

　　都安县在向专区革委报告中说：从革委成立到“七.三”布告公布，这壹阶级斗争特点，主要是横扫积极敌人颠覆革委会的现行破坏活动，这壹阶段全县共揪斗7367人。在“七.三”布告威力下，壹个“三查壹清”运动迅速在全县开展起来。到8月底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个反动组织，特别是“反团”和“中国青年党”。

　　9月陆川县集中中小学校老师集训，贯彻“七.三”布告，搞斗、批、改、清理积极队伍。壹大批中学老师受到摧残，陆川中学80多名教师职工被杀11人，批斗56人。未厂中学22名教职工被杀7人，陆川中学校长前后被斗120次后逝世(这是比66年7、8月集训老师进行批斗更为严重的又壹次对教师的摧残)。

　　上述被杀人数，只不过是整个文革中每县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壹部份而已。

　　全区的杀人凶手，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掷下矿井有之，成批丢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头示众有之，吊割阴茎有之，先奸后杀有之，杀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据1982年中央工作组不完全统计，这场大屠杀，死人近20万之众。

　　官方内部出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19,000多人”。从中可看出，广西有近48,000名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

　　抓叛徒和打倒刘少奇

　　如果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凶残十倍的大魔头，刘少奇则是比毛泽东“善良“十倍的二魔头。刘少奇的人品比起壹位侵华日军司令官的人品来都相差太远，他为了权力，凶残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杨剑雄先生。

　　杨剑雄先生与刘少奇都是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花明楼人，杨刘两家都是当地富豪。杨剑雄与刘少奇从小学到中学同班就读，且为密友，但后来分别走上了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刘少奇在长沙被捕时，杨剑雄是当时湖南省国民政府的第二号实权人物，仅位居赵恒惕之下。杨剑雄作为刘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设法将刘少奇释放了。

　　1949年，湖南省国民政府的杨剑雄、黎泽泰先生等官员随程潜先生壹起入仕中共政府，成为参事室参事。1950年，杨剑雄曾先后对黎泽泰先生等僚友说：我和刘少奇是这样壹种关系，又是同窗，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过是当个参事，要搞个大官当当。杨剑雄去北京后，刘少奇拒绝见他，宣称不认识此人。杨剑雄离京返长沙之当日即被捕，大约两三天后即被处决。

　　文革时，宁乡县公安局的霍局长向中央文革小组提交了壹份刘少奇当时写给他的亲笔信：“霍青同志：既然杨剑雄是当地恶霸地主，请按党的政策办理。刘少奇 壹九五○年”

　　1966年8-9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1930年代中他曾坐过牢，于是著手追查高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1964年被毛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并说出壹同出狱的人名：薄壹波（1966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壹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壹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等，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提供壹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壹波等人壹定是叛徒无疑。十壹月初，他们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壹个大叛徒集团。

　　与此同时，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在追查西北局第壹书记刘澜涛的问题时也发现，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的“刘华甫”就是刘澜涛。红卫兵来势汹汹，刘澜涛无所适从，于11月23日向周恩来紧急请示。周恩来于24日拟写了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周恩来赶紧将他的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毛马上签字批复“照办”。

　　此时，长春的大学生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处得知，“六十壹人叛徒集团”里的“罗林详”就是吉林省委第壹书记赵林的化名，于25日贴出“赵林是大叛徒”的标语。周恩来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壹书记宋任穷，“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

　　12月25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经过他人的精心策划，带头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打出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旗号，并散发《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大罪状》的传单，把“打倒刘少奇”运动推向全社会。庄严的国家大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的国家主席，统统都不算数了！

　　1967年初，毛泽东发现能用来清除刘少奇系的干部的罪名并不多。而那批干部不除，他们就还留在中央委员会里，开起会来都还有壹票。这是他不欲见的。他原先觉得，1966年10月间他亲自宣布了薄壹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要将薄壹波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定罪并不容易。而红卫兵抓“叛徒”提醒了他：刘少奇的最大资本是“白区工作”。刘少奇系的干部基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被捕过的比例相当高。给他们壹顶“叛徒”的帽子，问题就全解决了。

　　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壹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壹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送到毛泽东了那里。文件中说，“薄壹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显然非常满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干的”是句谎言，大笔壹挥，批准印发全国。那“六十壹人叛徒集团”中还活著的成员中，有22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刘少奇麾下的所谓“白区干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1950年中共进军西藏时的先遣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东北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新波等被残酷整死。

　　接著，康生又弄出了个“新疆叛徒集团”。原来，1945年底，蒋介石委派亲中共的张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来要求张设法释放100余名已被关押了几年的共产党员。张到新疆后，在忙于成立新疆民族联合政府之际，几次给蒋介石打电报请求释放那批在押的共产党员，终获蒋介石首肯。1946年6月，那批干部“声明脱党出狱”。张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又派了壹位将军壹路护送到延安。那批人回到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曾亲赴欢迎晚会。现在康生却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动下，红卫兵四处冲击那些干部所在的机关，把他们揪出去斗争。

　　那批人中有壹个时任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1959年夏，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开会时，趁江青远在杭州，托方志纯夫妇秘密安排，将其20年未见的前妻贺子珍（虽并未履行离婚手续）接到庐山，见了壹面。江青探知方志纯牵线的事后，没有马上发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江青宣布方是“新疆叛徒集团”的首脑，唆使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关进了监狱。于是“打倒大叛徒方志纯!”的标语立刻在全国散布开去。方志纯在铁窗下蹲了8年。他幸运，活了下来。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监狱的“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被折磨死了24个，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

　　揪“叛徒”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要被捕过，就可以指为叛徒而打倒。1967年初，毛泽东决定搞倒陶铸，江青壹月四日接见湖北红卫兵代表时宣布“他是叛徒，我们有证据”，陶便被整死了。1967年9月，黄永胜给江青写信，建议审查中共广东地下党问题。结果7千多人被批斗、关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长林锵云夫妇等。

　　文革初期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也是因为“叛变”。抗日战争期间，有壹天刘志坚被日军俘虏，但当天中共冀南部队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军将通过某地，于是打了个伏击，将刘救了出来。显而易见，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给了他壹个“叛徒”标签，关了起来。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1938年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遭殃。1967年12月26号，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在唐山宣布，“解放前党的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壹个叛徒党”。他壹句话就在全县范围内大抓“叛徒”，结果受迫害的达84000余人，其中2955人死亡，763人致残。

　　“抓叛徒”成了运动。壹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统计，仅在1967年的头五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共达5200余名，其中有几百人被残害致死。

　　文革时，知道江青底细的人都遭到迫害。1942年，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莹及其丈夫谢和赓在周恩来指示安排下赴美国留学。王是个杰出的演员，还是个作家。1943年春，她曾应美国政府邀请在白宫演出抗战街头剧《放下妳的鞭子》和抗战歌曲。大概由于共产党员身份暴露，王莹夫妇于1954年被诬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罪名下狱。后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人的声援，王莹夫妇被驱逐出境，1955年底回到中国。反右运动中，谢和赓被打成右派，被送北大荒劳改了几年。1966年王莹和谢和赓被捕入狱。谢和赓坐了8年监狱，出来时神经已失常。王莹被关进监狱，1974年被打死在狱中，死亡书上没有名字，仅有壹个代号“6742”。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是后台。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伙“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1200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44人，包括局长江枫。北京公安局近1千名干警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劳改农场。

　　江青说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的家乡河北深泽县有壹个叛徒集团，于是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主管深泽县的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拨壹笔经费去抓叛徒。有个中白庄大队，“深挖”中打死了3人。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壹排排弯腰挂牌或戴著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亮过“货”的有1500多人，受株连的达3万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5。

　　其实江青自己也被捕过。她1934年9月被捕，经人交保释放前也写过自首书。自然，她当时不到20岁，算不得是叛徒。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1938年春在天津被捕，九月转押北平，和那“六十壹人”成了难友。陈被判处两年徒刑，但关了不到壹年就通过大革命时期陈任其秘书的国民党将领张贞出面，填写“改过书”后保释出狱。如今他们在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不过是看准这是壹条扳倒刘少奇的捷径罢了。

　　1967年1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

　　1967年3月9日，陈伯达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毛主席认为，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是唯心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欺人之谈。”21日，中央常委讨论“刘少奇在1929年叛党嫌疑问题”。毛泽东批准康生写的刘少奇曾被捕叛变、应立案审查的报告，并指定康生负责刘少奇壹案。

　　30日，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刊登在《红旗》杂志上；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这篇文章。这是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号角。戚本禹对人人皆知的那个“妳”，写道：“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４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主斗刘的夫人王光美，并在她的脖颈上挂了壹大圈破鞋，咨意对她进行人格侮辱。对国家主席的夫人都如此违法无理，对各地被夺了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如何蹂躏，就可想而知了！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壹个多月。以大学生的“革命造反组织”为首，据说有20万“革命群众”，驻扎在中南海墙外，要求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发起这壹行动的是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锣鼓喧天，口号声歌声不断。全市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前来支持。大卡车从郊区的大学校园运来食品、宣传品和广播器材。学生组织的报纸上还留下关于这壹行动的壹篇纪实文章，题目叫做“三十壹天慨而慷”（这是从毛诗“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来的）。

　　31天慷慨激烈的“揪刘”行动，学生们成为壹时的风云人物。和他们在红墙外的行动配合，红墙内对刘少奇的“斗争”残酷程度在升级。但是学生只得到了刘少奇的书面检讨，始终连刘少奇的面也没有见到，也未有机会进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壹轮“清查5.16运动”中，1967年的“揪刘”变成了“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在当时关于这壹事件的正式“报告”中，壹方面继续把刘少奇称作“刘贼”，另壹方面，对组织“揪刘”的学生，作结论为“以‘揪刘’为幌子，用‘绝食’手段，造舆论，拉队伍，搞暴乱事件，以反总理为目标，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革命夺权”（北京建工学院调查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壹批“揪刘”的积极分子被“隔离审查”和“斗争”，被强迫“交待问题”和“认罪”。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机电系二年级的女学生董临平上吊自杀。她20刚出头。她是该校“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八壹战斗团”的头头之壹。

　　1967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壹周年。《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字报全文，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的誓师大会。

　　同壹天，在中南海内，召开了“批斗刘、邓、陶大会”，与天安门广场的誓师大会相呼应。江青说：批斗会要“拍电影，拍成纪录片，好放给全国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热难当。刘少奇、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了会场。拳打脚踢，坐“喷气式”，大汉们揪著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起头来，拍照录像。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他的每壹次答辩，都被壹阵阵口号声所打断，随之，壹本本语录本劈面打来，刘少奇鼻青脸肿。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押到会场壹角，被强按著头，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小将鞠躬。

　　鼻青脸肿的刘少奇，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被踩掉了，他穿著袜子，双腿象灌铅似的壹跛壹跛走回了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秘书转达他的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妳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妳们这样做，是在污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壹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壹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刘少奇倒霉时想到宪法；在此之前，多少违反宪法的事情发生了，他是国家主席，他说了什幺？1950年代刘少奇就说说过：“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参考。”既然只是“参考”，是自己“参考”呢？还是给批斗妳的人“ 参考”呢？其实，刘的导师列宁早就说过：“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9月，刘的妻子被逮捕关进监狱，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壹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壹文中还有另外的壹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1968年夏，刘少奇病重。“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把已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壹的解释，是故意的虐待！

　　1968年10月，题名《刘少奇在壹九二五年、壹九二七年、壹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68〕152号、155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10月13-31日）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壹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向全国散发的报告是用无中生有的材料编织成的。该文件指控刘少奇1929年在东北被捕后投降，“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而历史事实是：“在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期，除壹位鼓动兵变的共产党员韩渊波被杀以外，直到“9.18事变”为止，东北地区没有任何同志被杀。

　　特别具有“匠心”的是，还蓄意选在11月2日刘少奇年入古稀这壹天，全国所有报纸向亿万人民公布了上述决议。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壹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浑身颤抖、大汗淋漓、继而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升至260/130毫米汞柱，体温摄氏40度！刘少奇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壹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壹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壹个硬塑料瓶子。到他临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

　　翦伯赞曾任北大副校长，与毛泽东交往很深。文革开始后，除了经常拉出去批斗审讯外、都被拘禁在自己的家里。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特别提到“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

　　1968年12月4日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壹个叫巫中的军人带著几名副手直奔燕南园。巫中向翦伯赞指明开始于1935年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叛卖共产党的活动。蒋介石、刘少奇之间周旋的人，就是谌小岑、吕振羽和翦伯赞等人。翦所讲述的真相，巫中予以否认，并说：党中央已经查明刘为叛徒、内奸、工贼，将在“九大”公布。妳只要就这件事写壹份材料加以证明，再签上字，就没妳的事了。翦伯赞再次否认那次谈判刘少奇有阴谋活动。

　　12月18日下午，巫中带著壹群人又来，审了近两个小时，翦伯赞拒绝作出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猛地从腰中拔出手枪，往桌上壹拍，说：“今天妳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妳！”翦伯赞闭口不语。巫中冲到跟前，把手枪顶在翦伯赞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妳！”为了继续恐吓他，巫中拿出笔记本写了几个字，交给同来的人；翦伯赞误以为是叫人来实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独留的时刻，他依然拒绝交代。

　　第二天，人们发现翦伯赞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离开了人世。他（她）俩平卧于床。二人穿著新衣服，合盖壹条新棉被。在翦伯赞所著中山装的左右口袋里，各装壹张字条。壹张写著：“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另壹张则写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1969 年10月，刘少奇已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其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壹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壹个碉堡地下室里。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11月13日，刘少奇死亡。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著：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在高压恐怖政策下仍敢为刘鸣不平、以致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的，全国多达两万八千多人。不少人被枪决，包括宁夏中学教师朱守中、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

　　第92节 “清理阶级队伍”

　　老毛当年在江西害了恶性疟疾，全靠傅连璋救了命。文革中傅大夫被整，上书给伟大领袖，提及当年忠心救主，跪求放他壹条生路。伟大领袖岂有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容身之处？1968年3月14日秘密逮捕了傅连璋，并立即投入秦城监狱。15天后傅连璋被整死于狱中。傅到死还在要求见“毛主席”，在迷惑与悲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壹生。

　　1968年5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1968年至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1968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1966年8-9月份的红色恐怖。壹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湖南宁乡县，壹场清阶就“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1.2万余人。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1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1.1万多名，其中8.5千多被定为“敌我矛盾”。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1万多人后，宣布清理出2.6千多个各类“分子”。

　　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1.1万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5月1日浙江武义县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

　　江苏昆山县总共46万人，各类分子天天被挂上写明“分子”种类的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1.8万余人。高邮县，有13326人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

　　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1.5万余人，其中8.4千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24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壹级的牛鬼蛇神1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于是上行下效，各级革委会揪出14600多人批斗。

　　广西大新县，人口共20万 ，揪出了3千多人。仅12万人口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仅3.25万人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8人自杀。

　　全国2千余县，被揪斗者超过2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3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全国两千余县，壹般死于“清阶”的都在壹百人以上。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名，使135人死亡、许多人致残。43人被投狱判刑。

　　壹县打死壹百多人是多数。如黑龙江省宾县，揪出各类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员的15.45%。致残32人。云南镇雄县，省革委会派去工作队指导，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弥勒县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在批斗中进行非法吊打，全县伤残死亡数百人。

　　上海青浦县1967年下半年开始小规模武斗，断断续续壹年，总共死亡20人，伤100左右。可从1968年3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从4月开始成立各级“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光打死、自杀的“清队对象”就达170人。

　　人口特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100。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1500多人，造成65人非正常死亡。望奎县造成1883人的冤、假、错案，55人非正常死亡。人口3.25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其中8人自杀。

　　壹般说来，自杀数远大于被打死的。譬如人口仅六万多的辽宁长海县，在清阶中109人非正常死亡。其中5人被刑求致死，其余多为被逼无奈而自杀。四川射洪县，清队中普遍出现挂黑牌、穿白褂、关牛棚、扣工资、捆打吊骂等现象……以致先后自杀73人。

　　这场运动，不少县的非正常死亡超过2百。上海宝山县清队中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1702人，非正常死亡334人（自杀220人），还有12人逃跑后下落不明，应为自杀身亡了。松江县，5063人遭揪斗，236人非正常死亡。金山县被逼自杀的达291人，6人出逃。川沙县，5063人遭揪斗，236人非正常死亡。崇明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者达456人。

　　云南武定县，由于酷刑逼供、诱供，造成121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达4百人以上。吉林省榆树县，仅1968年清队扩大化，就使无辜的干部、群众死伤达1800多人。

　　1968年5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伤打残50多人。六月，抓捕壹批中学生，打死3人，打伤打残10多人。

　　湖南宁乡县，1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有人统计，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湖南省还活埋了4万人。

　　江西掌权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人程世清。该省的口号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当然就是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程世清说：“杀死壹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壹颗子弹”。

　　武宁县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听了报告后，回去传达说，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的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妳”。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11年。

　　1968年江西在“三查”中疯狂杀害所谓的阶级敌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兴国县杀人270余名。兴国县某公社抓来19名“阶级敌人”，这19人被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正准备杀掉。这时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随意杀人的风气。有人正准备给这些人松绑，可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

　　瑞金县的壹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上山挖树洞。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壹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倾刻间，该县杀人达300多名。

　　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壹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壹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壹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妳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壹张布告。

　　江西万年县，总共21万人，壹下子抓出8107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壹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1968年4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壹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壹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许的哥哥读中学时，曾被诬参加“反动组织”判3年管制。

　　在“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按指印，回家对女儿无法交待而自杀。而实际并无被逼按指印的事，这戏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编出来的。而今的真实故事是：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壹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7口人壹起上吊死。许连荣腰间别著壹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1968年，甘肃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洗恒汉提出要在农村“刮十二级台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1）利用民兵举办“劳改班”。譬如庆阳地区关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几十种。2）以“大干社会主义”为名，不论炎夏寒冬，强迫农民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3）在专政的口号下，农村干部打人骂人罚人成风。有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扬言“打出了高产就受奖励”、“学大寨还不死几个人！”后来国务院和中国社科院赴甘肃联合调查，写了个报告说：“估计全省直接被害致死的农民不少于万人，冤案如山”。

　　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1968年9月，湖南攸县在全县横扫政治垃圾，抄家5千多户，拘捕了9千馀人。

　　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馀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1966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2585两，银1.5万两……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壹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没收地富房屋92幢。

　　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3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60人被关押，183户被封门抄家。1966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被查抄。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壹间大型飞机制造厂。4百多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10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壹手拉扯大。他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中共搞土改时，地主、富农的财产已被全部剥夺。他们现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员，也靠劳动吃饭，而且在贫下中农监督下，比别人劳动得更多。可他们壹入另册，今生今世便永远是四类分子，其子女甚至孙子、孙女都是贱民。

　　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并凭空捏造了壹个“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他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赵之后，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分子来。仅此壹案，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人，共用刑罚种样；致死七人，致残192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外蒙古和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1883人的冤、假、错案，55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44人被揪斗，致死致伤41人。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2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致死10多人。陈伯达下令整肃的辽宁叛徒集团案就致死了180人。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壹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50多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1949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1968年春，凡与李家有壹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谁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5百户的庄子，揪出了2百多人。入夜，2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1959年为中国挣得第壹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也是特务嫌犯。1968年6月20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用壹根绳子将自己吊在壹棵槐树上，年仅三十岁。周恩来在闻知容的死讯后，过问体育界说：“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不允许批斗关押！”庄则栋等人因此获得了解放。

　　1938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壹。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关了五年。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11720人被关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

　　在临沂地区弄出壹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壹事件中，全地区有4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9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把所谓漏网的分子们补上也是壹大内容。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在农村牧区搞重划阶级成份运动，“错划成份480户，错误批斗683人，受株连2118人。当时死亡17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20人，致残30人。”

　　江西景德镇在清阶中，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份子207人。此外，还有380个怀疑对象，现在先怀疑妳，下次再来什么运动时他们就将是新的“漏网地主”。

　　云南省清阶的主要内容是“划线”。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壹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万人死于非命。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壹个大学批斗牛鬼蛇神时，壹个老教师的脖子上挂著个黑牌，上写“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曾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斗争会上，壹位十五岁的少年跳上台去，对他大喝壹声；跪下，接著对长者左右开弓壹顿耳光。台下的群众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少年就是那老教师的儿子。少年还在台上向毛主席保证，回到家里，也还要对其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湖南大学自校革委会成立后，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3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18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6人，被错判刑的16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阶中被审查的达450人，迫害致死的就有23人。

　　在安徽大学支左的军代表在该校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809人，受审查的有262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120人……并有5人被迫自杀。"清华大学6千名教职员工，1/5被审查，17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12人自杀，包括两位壹级教授。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24位教授自杀。

　　吴伟能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干部。1968年年底，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壹种形式。他在1959年的言论被揭发出来：吴伟能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壹个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人说过“幸福公社不幸福”。这被当作“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项罪名。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8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壹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

　　李季谷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1968年，李因其历史问题被审查。7月25日，他的专案组逼迫他交代问题，强迫他跪了壹整天，并用燃烧的香烟多次烫他的后背和脖颈。审问延续到深夜。当天夜里，李季谷教授投入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中的丽娃河自杀身死。学校当局说他畏罪自杀，召开了对他的批斗会。因为李季谷已经身死，就画了壹张他的漫画像，由历史系的另外两个也在被审查的“牛鬼蛇神”举著这张像站在台前，替他接受批斗。

　　文革中，壹大批人遭斗争后自杀；死后，还被称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泽东语），要“遗臭万年”。自杀可成为继续迫害的借口。他们死后仍要被戴上各种罪名，家属子女继续蒙受迫害。文革的残酷不但在于逼人自杀，还在于继续残害已经自杀的人。这种对人的逼迫的极端程度，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郭沫若的二子郭世英1962年进北大哲学系，和几个同学讨论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壹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郭沫若大义灭亲，把此事主动地报给公安局。1963年郭世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农场劳改两年后，郭沫若安排他进了北农大。

　　郭沫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妳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妳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妳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壹抓。”民英在1967年自杀。

　　1968年春，郭世英的旧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4月21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26岁。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江青壹伙儿的羞辱。因郭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壹分为二：统壹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壹分为二”的毛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壹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烧书事业要商量。”要郭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是女作家谢冰莹的女儿。谢冰莹抗战胜利后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生父符号1950年应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职，五七年反右时与部长章伯钧壹道成为右派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成了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壹次围斗后，她爬上学院建筑的最高层，纵身而下。于是学校给符号发了壹则电报，电文仅壹句话：“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2/3。河北邢台县，4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8人被逼自杀身亡。

　　山西省山阴县，6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壹位刚从北京分配去的大学生记述道：这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栓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脖子上，壹边斗还壹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壹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广东和平县，1100余名中、小学教师，424名被抓起来审查。全县被揪斗1.2万余人……非正常死亡243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者750余人。

　　支左的军队干部把天津市塘沽碱面厂的8个工程师定为特务，施加种种酷刑，结果八位工程师全部打死。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221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40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4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1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90%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59人，包括九院副院长，打伤、打残的则有3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157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壹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1968年12月，省革委会指示撤销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员、研究人员们或送农村，或去工厂，毛泽东所说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灭了两处。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百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50万人以上。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1950年自美国归来，1957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1968年10月，该所工宣队派出专政队，将他家的财物抄没壹空，把他关进了牛棚。在挨了数不清的斥骂和鞭打后，他服安眠药结束了生命。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见到丈夫的遗体后，决心赴黄泉与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15岁的女儿壹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大肆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壹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

　　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1968年5月16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45岁。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壹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7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40余人。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

　　三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壹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而闻名天下。“文革”壹开始就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为“国民党潜伏特务”，“肚子里还藏著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而屡遭批斗，于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惨死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学内科病房里，年仅37岁。当时安徽省红梅戏剧团（为了显示革命性，将“黄梅戏”改名为“红梅艺”）的革命代理人对她的定论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为了寻找所谓的特务“发报机”，她的喉咙还被割开挖出，五脏六腑也被打开。

　　革命样板戏之壹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1969年9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壹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4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谈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中共反智的顶峰是“文化大革命”。毛反复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成了不好的东西。知识份子被称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没有文化的人学习。

　　毛以对文艺界的大扫荡揭开文革序幕，以废除高考制度为正式登场锣鼓，继而停办大学，污辱知识份子。为了实施对知识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师们被发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鲤鱼洲。这个地方血吸虫流行，原来的劳改营都被迫搬迁。教师们只要沾了河里的水就马上染病。壹个个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丧失生活劳动的能力。

　　1968年12月22日起，全国有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许多是当年的红卫兵；有很多人死在了农村，或壹辈子生活在了农村。即便后来返城，也面临著诸多的生活问题。这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极的发展：全面废除文化教育还不够，又“改造”已有点文化知识的人，让他们知道厉害，不敢乱说乱动，以求全国上下全是愚民和顺民；十亿人民只剩下壹颗脑袋，愚民愚到这种层次，真是可惊可诧可歌可泣成了中华壹绝矣。

　　文革中的自杀行为壹直延续了几年，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即达壹万多人。有人在分析文革大量自杀现象的三大特征：壹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壹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壹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以中国最珍稀的知识分子为主的。陈琏是蒋介石心腹陈布雷的女儿，背叛父亲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泽东多年秘书，结果都被逼上绝路。1968年，杨朔在单位里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他自杀的时候，55岁。甚至壹家几口共赴黄泉的。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壹对。

　　被毛泽东选作“文革”第壹个突破口、被姚文元们连篇累牍地批判而遭到残酷批斗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解放前28岁时就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响应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陆续写出《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作品，没想到这却被毛泽东认作是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终年60岁！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壹，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毛派出北京卫戍区8341部队于1968年9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壹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大搞群众办案，1400多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百多人被审查，32人戴上各类帽子接受群众专政的批斗，4人逮捕入狱，逼得14名老工人自杀身亡。有1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15年徒刑。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2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9名干部和8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

　　大庆油田自1967年3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16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1968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壹至四月份自杀15人，五至六月份自杀36人，打死7人。

　　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壹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21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严刑逼供。无端株连多达5百多人，含冤自杀的8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壹场大血案。仅这壹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残128人。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壹起打出第壹口油井的于连杰。

　　陕西汉中的飞机厂自11月开始大揪国民党特务，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60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5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1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1969年3月的万人批斗大会还请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2百多名代表到场观摩学习。运动中逼死了21人，包括壹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15人自杀未亡，74人被打伤打残。

　　铜川市焦坪煤矿将壹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壹口水、还在炉边干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壹通，说在1962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壹见抓出个大鲨鱼，马上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壹直报到了省里。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21军军长)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严刑逼供成绩巨大，连不识字的、以买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壹只眼、断了壹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的桂冠。最终证明那是子虚乌有的事，无端受株连却多达5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8人。

　　1968年夏开始的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1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壹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壹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壹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壹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1645人，其中致死48人，致残128人。

　　对少数民族的镇压

　　四川凉山彝族区1956年“民主改革”后，黑彝阿侯（奴隶主）交出壹切财产，仅留壹点土地和牲口维生。文革时，阿侯还被视为奴隶主。副县长批准区革委会主任带领红卫兵将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属全部枪杀。只有壹个阿侯家卧在血泊中的儿媳妇身下吮吸奶头的婴儿，被壹当年的女奴救起，躲往另壹部落而幸存。区革委会主任杀人有功，升任副县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评审四类分子”，刑讯逼供，在批斗会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达6人，被迫自杀10人。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即有计划地开始对乌兰夫等蒙古族领导干部进行诬陷。华北局书记解学恭等人生拉硬扯地罗列了五条罪状，称“乌兰夫的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破坏祖国统壹、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实质上是内蒙古党组织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乌兰夫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壹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1961年1月，为了让人们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范围不仅是历史上形成的，而且是1935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划定的。为此，乌兰夫决定向内蒙古的各级干部印发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这壹举动竟被指为“以1935年《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而且歪曲事实，说1935年毛泽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是“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中共调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很快发动了壹场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运动，简称“挖肃”运动。

　　经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朋斯克，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以及巴图巴根、博彦巴图、鲍荫扎布、木伦、义达嘎、巴图等壹大批蒙古族领导干部被打入“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最后，将内蒙古的蒙古族干部，无论是西部的，还是东部的，绝大多数都被打入了“乌兰夫叛党集团”。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1945年，该党恢复，并由中共党员乌兰夫等控制。中共怕它无法控制，1946年指示停止活动。

　　滕海清挖“内人党”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里。上百万人受到株连，80万人遭逮捕和关押，近10[或35]万人被迫害致死。上致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特木尔巴根，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达理扎雅，自治区副秘书长嘎如布僧格，师范学院院长左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何志，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勇夫等；下至普通农、牧民，甚至还有妇女、儿童。

　　在挖“内人党”的运动中，打击的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时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有壹些汉人也受到牵连。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等，都是家常便饭的事，还有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在哲里盟曾有妇女被逼著与公牛交配；尚有两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两只灯泡。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惨状经历者不堪回首。断胳膊、断腿多是小意思。所谓审查，完全等同于法西斯残害。壹个被诬为内人党的男青年拒绝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壹个才20岁的“内人党”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壹个女青年被疑为内人党，审讯时被专案人员用壹根木楔从阴道插入子宫，活活折磨死。

　　汉蒙杂居的巴林左旗八壹大队，在汉人党支部副书记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内人党，仅120多户人家，就有14口被整死，还有16人被拷打而终身残废。武川县自十月起挖新内人党分子，至次年五月，全县有80人死于非命，伤残者甚众。

　　挖“内人党”不仅限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同时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肃和东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区，只要是蒙古人，就难逃壹劫。

　　1968年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们又抛出了壹份文件——《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份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壹贯政策，决定在牧区划分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在牧区划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贫牧等两个阶级，六个阶层。牧主、富牧是牧区的剥削阶级。这是滕海清等人对中共阶级斗争哲学的壹大发展。这还不够，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喇嘛中划分阶级，以喇嘛的学位来划分。真可谓：千古奇闻！

　　凡是划分为牧主、富牧、封建上层、宗教上层份子的人，剥夺其公民权，没收他们的全部金银珠宝，大量现款，所有牧畜，冻结其所有的银行存款，直接归国库所有。

　　林彪提出了壹个歪点子，叫“政治边防”，强迫几十万蒙古人从边境地区向内迁徒，趁机向内蒙古大批移民。霎时间，翻天覆地，壹片混乱。

　　在宗教上，内蒙古境内的约1500座寺院被打、砸、抢。认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会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故要彻底砸烂。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闻者毛骨悚然。佛教文物被毁坏逸尽，珍贵的“大藏经”等经典被付之壹炬。除亩产归公外，甚至连喇嘛的个人生活资料也被没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烂之后，佛头上巨大的钻石、红宝石等不翼而飞，即被那些目不识丁的军人所偷。

　　蒙古人骑著马，冲破层层封锁，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门前，默默地诉说内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内蒙古的“八百铁汉”，裸露著上身，将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门前，哭诉内蒙古人民所受的灾难。引来成千上万的北京市军民，人们极为同情，暗骂……蒙古人的愤怒之情，随著种种惨案的公布于众而日益高涨。到处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属举行的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高呼“向滕海清讨还血债！”“挖内人党是政治骗局！”还有许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起来，起名曰：“五十孤儿上访团”、“壹百寡妇上访团”、“军队干部家属申冤团”等等，都来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国庆节前，中共总理周恩来接到其侄女自内蒙古偏远的边境牧区寄来的信，说：有十几户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户不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

　　毛泽东说：在清理内人党运动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向内蒙古人民道歉，只将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调往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而已。

　　1969年7月5日，正当蒙古族人民对所受迫害进行强烈抗争的时候，中共中央未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巴彦淖尔盟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盟划归甘肃省。最后，原内蒙古自治区的2/3领土被瓜分。1969年12月19日，中共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壹打三反运动

　　1970年的“壹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官员们只对“壹打”感兴趣。

　　1970年春开始的“壹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监禁、5人被逼自杀，3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壹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1970年“壹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尤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企业都收到了壹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通知》。这份北京市军管会的通知里，首犯是顾文选。1957年时，顾文选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在“整风运动”中，该系开了个“控诉会”，顾文选是上台控诉的同学之壹。后来顾文选就被打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躲回杭州家里。结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满后，他还是不能离开劳改的茶淀清河农场。绝望中，顾文选北上到了苏联。但被引渡给了中国当局。成为北京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中还有壹位是1957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沉元。沉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沉元。沉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除少数例外，那批人都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会上，行将被枪毙的人的舌头是被勒住的，因为要防止他们呼喊口号。因写了《出身论》而被处决的遇罗克和别人不同的。他从没害过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场。所以临刑前，警察从那批应“立即执行”的人犯中将他挑出，塞进壹辆警车拉离了现场。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后才得知，壹份只允许医生阅读的内部资料曾披露：遇罗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给别人，手术成功……当初警方没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弹费，大约就是因为眼角膜已抵了子弹费。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1970年1月张贴了壹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批斗。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被正式逮捕。从那日起她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壹天，强行给她鼻饲。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这女子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的最后洗礼，死时年仅30岁。

　　1970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刑事判决书 ，13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13名“同案犯”则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26人多为1957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1966年8月，他们在劳改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任大熊：1957年为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结果反右时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文化革命开始后，1970年3月，山西大同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破获壹个名叫“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壹举枪决13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壹。

　　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壹打三反”合壹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壹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壹打三反”，审查、斗争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壹打三反”和“清查五壹六份子”结合，共清出5千多“有问题的对象”、41人被迫自杀。青海贵德县，“壹打三反”中14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壹打三反滥杀无辜。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他说了壹句“哪里能活壹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1970年6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1949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女社员丁祖晓给州委机关写信抨击当局强迫农民供“宝书台”，逼得农民卖猪换“红宝书”、甚至把买油盐酱醋的钱、孩子的书钱都拿去“请毛主席像”：“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闭幕，全县都忙著扎“忠”字牌搂，挂“忠”字旗。丁祖晓和姐姐丁祖霞连夜写了好几张传单，由丁祖晓进城散发。她们呼吁壹切正直的革命人们：“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俩被捕后，她们的同学、青年女社员李启顺决定声援她们；她刻钢板、油印了壹批《告革命人民书》，由她的妹妹李启才深夜进城散发。于是这壹双姐妹也落了网。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拉到该县鹭鸶河边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

　　1970年8月的壹天，人口仅30万的省会银川市近10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13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1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12人，3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壹的吴述樟年仅22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壹句顶壹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他们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的论政文章。

　　其中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1970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说：“当局禁止壹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壹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壹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3月22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壹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22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壹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壹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60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 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壹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15年徒刑。

　　1970年10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壹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壹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壹点。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壹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4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妻离子死。直到“三自壹包”政策传下来，龙岩的农民才有了壹条活路。由此，他和当地很多农民壹样，仇恨毛泽东而热爱刘少奇。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1967年6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持执行三自壹包、三合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著“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

　　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壹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

　　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19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由于“清队”、“壹打”、“清查五壹六份子”三场运动，壹个连著壹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壹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文革10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24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1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2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1千人。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壹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10多万。

　　壹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惨绝人环的沙甸事件

　　1967年，云南的回族聚居区蒙自县沙甸回民丢了锄头、镰刀、扁担、谷箩，举起纸裱的小红旗，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造反队”、“战斗队”、“兵团”。听上边说清真寺在被扫的“四旧”之列，于是，部分群众拿出了“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疯狂地烧起宗教经典和“地富反坏右”家的书籍来。那气势，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叹不如的。“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冲击并关闭了清真寺。

　　壹场争夺清真寺的斗争展开了。拉锯争夺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马上成了“造反”与“捍卫”，“革命”与“复辟”的勇士们的用武之地——开始武斗，刀枪相见。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识、谋略尽情地具体发挥，对自己的“敌人”要进行“革命的大扫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数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队那里领了武器，带著其它地方的“左派”，来攻打“复辟”的沙甸。1968年7月，包围了沙甸，炮打烂了清真寺的屋顶和部分民房。双方都死了人，沙甸没被攻破。

　　1968年11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壹、二号文件宣传队（支左部队）包围了沙甸，并展开了舆论攻势。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下，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宣传队”会很好执行党的政策上，于是把准备对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12月8日，沙甸回民夹道欢迎宣传队（解放军）进村。“宣传队”进住清真寺。吃猪肉，猪骨头丢在水井里。

　　清理阶级队伍，“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小爬虫”抓起了两百多。对这些人专政，反复开斗争、批判大会，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强迫这些人学猪叫、学猪爬、学猪滚，有壹孕妇滚得小产。

　　极左路线的推行者，要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击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现。沙甸搞以教划线，礼拜、把斋者是批斗对象。公开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抓革命、促生产”，沙甸的几百“牛鬼蛇神”抓出来了，生产“上去了”，学大寨的标兵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8角，其它生产队还在2角、3角、4角中徘徊。有壹个共同点就是九个生产队都评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则就少。

　　在艰苦漫长的岁月里生存发展起来的回回民族，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团结力最坚，斗争性最强，不能接受对自己的侮辱与糟蹋。

　　为了维护回回民族的尊严，为了得到正当的生存权利，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信仰自由，1973年10月，在马伯华等同志带领下，以开放清真寺为起点，回民拉开斗争的序幕。

　　可是，开放清真寺被说成是“宗教复辟”，州县工作队进村，调子更进壹步：“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过开斋节被说成“反革命集会”，进行武装阻拦未奏效。

　　1974年春节后不久，沙甸村的回民们，准备恢复过“斋月”。当壹月后的新月重现时，便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们最盛大的“大开斋节”。这么重大的回族节日，竟被蛮横地禁止。

　　1974年5月底，蒙自县公安局抓马绍美，因此群众包围了工作队驻地，强烈要求放人。工作队却卷起行李溜了。

　　1974年8月，周兴到沙甸，承认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存在，答复可以清查生产队的经济帐目。周兴离开沙甸，前言尽否，“黑帐”依旧……1974年10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访（昆明）要求落实政策，要求解决在少数民族地方存在的经济、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 得到的答复是：“这是闹事”，“这是反对党的领导”。

　　鸡街地区成立了“民兵联合指挥部”。民兵进行示威，用大字报“揭露”沙甸“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1974年12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团”。12月中旬，当时的云南省委常委壹要员到沙甸，鸡街民兵联合指挥部的民兵借口保驾包围沙甸，荷枪实弹，进行威胁。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夺枪2支，但也付出了死亡1人、重伤3人的巨大代价。对方民兵虽被回民俘虏七人，都得到回民的优待，教育后而放归。

　　1974年12月31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县委落实政策、解决问题，在僵局的情况下冲击了县委机关和县武装部，结果被官方民兵骗到蒙自二中，打死14回民，重伤16回民，回民壹怒之下，攻下对方，击毙其12人。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回民代表十人与云南省委壹起赴京解决问题。做了两天的思想工作后，1月3日晚，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壹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

　　1975年元月上旬，贯彻中共中央1975二号文件，即关于浙江、云南停止武斗，收缴武器的通知。云南省委为贯彻此文件，专门成立了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半个月时间，沙甸等地回民上缴了全部枪支弹药。

　　1975年2月中旬，建水县馆驿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双山做圣节。香木桥大队肖家庄的民兵持枪前往威胁挑衅，做节的回民在惊怒之下欲夺其枪，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访。

　　3月5日王洪文令驻玉溪的部队炮击玉溪西营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开始抓捕“闹事”的回民头头。沙甸空气紧张，人心惶惶。

　　5月初，几个团的部队要进驻沙甸，群众怕重吃1968年部队进村后的亏，竭力阻拦进村，因此部队未进成。5月23日，周兴等人以云南省委的名义发了“通告”，并用飞机到沙甸上空撒发。“通告”把回民群众要求落实政策说成是被“反动教长”和“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闹事”，几个回民头头是违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实没有武器），迎接解放军进村，才是唯壹出路。

　　回民义愤填膺，几千份“通告”壹下就被集中成几大麻袋，小伙子们簇拥著扛到工作队驻地——鸡街糖厂的大门口，壹把火烧了。

　　当时红河州的壹个领导人说：“现在回民就象壹头疯牛，我们要把她（他）引入火炕。”

　　7月中旬，“四人帮”及云南的周兴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别强调交出新式武器）和欢迎部队进村。

　　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当然也就无法交出。关于自制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众的条件后就交。条件即：欢迎少而精的部队进村落实政策。沙甸这么壹个村子，怎能容纳几个团的部队？解放沙甸时，对付国民党的壹个团只需要壹连的解放军，今天到沙甸落实政策却要进驻几个团的部队，要搞什么呢？六八年部队进村的教训，大家记忆犹新……群众坚持只欢迎少数部队进村落实政策的意见。

　　“四人帮”最后无耻地给沙甸等地回民扣上“与苏修、敌特挂钩，要成立伊斯兰共和国、要叛乱、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知道得太晚了。

　　1975年7月经军委批准，昆明军区出动5个师上万人的野战部队，以镇压“民族叛乱”的名义，出动大炮、装甲车，对云南省蒙自县沙甸村的回民进行了镇压。

　　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点，“四人帮”开始对沙甸回民武装镇压。村边站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脚捆起来丢到粪池中溺殁；沙甸父老被枪炮声惊醒；大清真寺的守卫者殉难；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装人员占领。

　　凌晨四点多，沙甸回民凭据地形熟，进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价，夺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壹点现代武器的装备。此时，西营已被部队占领，后山、马家井、林家巷、金鸡寨、川方寨的部分生产队场院及民房也被官方武装人员控制，于是，在这黎明前的黑暗里，街战、巷战、以住房为据点的攻守战在残酷地进行著，在火箭筒的爆炸声、火光里，在枪炮的呼啸声中回民壹片片倒下。沙甸人没有屈服。到天亮时，又收复了部分民房据点，收回几间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几百条宝贵生命的代价。

　　更为凄惨者，没抵抗的回回们—— 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击毙于门旁，甚至有的被枪杀于床上；有的指望逃生，愿意当俘虏被押出村去，却在押送途中被枪杀。

　　群情震怒，凭据用无数生命换来的那几支步枪、机枪、手榴弹，以及那些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后也含酸忍泪拿起那点土炸药去寻同归于尽的对象。然而真正找到同归于尽的对象的并不多，自己反而丧生的却不少。

　　炮火越来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开始被炮击，哪里的房屋坚固哪里被炮击。哪里出现炊烟哪里被炮击，哪里有水井哪里就被火力封锁。无须说明，大家都清楚了，这是沙甸穆斯林的灭顶之灾。于是，以安拉的考验、以乐园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气节相互安慰著、鼓励著、遗嘱著……此时，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29日入夜，炮火有所减弱。但只要哪里房屋透出光亮，随著炮弹就划破黑暗，呼啸著在哪里爆炸，于是惨痛的呻吟声、幼儿被惊吓的哭声……撕肝裂肺。

　　30日，进攻的武装人员放弃对老沙甸村内的部分控制点，缩小村外包围圈，占领制高点及有利地形，在无线电报话员的指挥下，对老沙甸村子进行更猛烈的轰击，火焰喷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壹片火海。入夜，马伯华带领部分群众也撤到金鸡寨。通过商议，决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体健康者可设法转移。

　　31日，通过反复劝说，2千余老弱妇幼、伤残病的回民集队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众马上被分住几个小集中营办学习班，头头们锒铛入狱。入夜，突围转移未成，在川方寨发生遭遇战，伤亡惨重，马伯华脚被手榴弹炸伤，只好撤回金鸡寨。

　　8月1、2日这两昼两夜中，金鸡寨、川方寨两村的房屋据点争夺战从未间断。壹方是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壹方仅凭精神；壹方是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壹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样拼呀！在炮火硝烟迷漫中，在血洗之后，老沙甸与川方寨已没有抵抗力量了。

　　8月3日，金鸡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壹半左右，争夺、拼搏仍在进行。炮火依然未断。在已被进攻人员控制的地段，残酷的“清剿”在继续，伤残的“回匪俘虏”被提著脚手，象丢死羊壹样丢上汽车，运去“医治”，而有的干脆在现场补枪，来个“快性”。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著双手，集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壹齐开火，壹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随即验尸，未亡者进行补枪。现有五名幸存者以为铁证，其中三名是补枪也未补死的。

　　下午六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同志壮烈殉难。当大部份村民都躲进地窖、地道时，竟用大炮、火箭筒将村庄化为废墟、夷为平地。

　　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这七天八夜，不知耗费了多少弹药。被摧毁的民房4400多间，被夺去生命的沙甸回民9百人，伤残6百余人，进剿者死伤人数不得而知。以参加“沙甸叛乱”的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县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个事件中回民共死亡1600余人。

　　1979年2月，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了（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文件指出：“壹九六八年以来，由于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支壹派、压壹派，严重分裂了各族干部群众，甚至采取了侮辱回民群众的错误做法，伤害了民族感情，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1974年5月，中央作了正确指示，要周兴亲自处理，落实政策，周兴却坚持错误、采取壹系列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酿成了1975年7月沙甸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沙甸事件并不是反革命叛乱，采取军事解决是错误的。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

　　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时发了（79）1号文件。即“关于处理沙甸事件遗留问题的通知”。国家补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80年7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发了（80）142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平反善后经费的若干补充意见”。按照文件精神，红河州委、个旧市委处理了孤老、孤儿、半孤儿以及死难家属的抚恤救济问题、伤残人员的医疗补助问题。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孤儿及受害家属子女；沙甸划为经济作物区，吃国家返销粮。

　　1987年8月，针对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发（79）7号文件第3条留下的尾巴，云南省委发了（87）31号文件，即《关于撤销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联发（1979）7号文件中个别结论的通知》。

　　（87）31号文件指出：“……实践证明，这个文件[(79)7号文件,笔者注]总的是正确的.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发现文件第三条中关于“马伯华、马开志、郑全书、马绍美等几个人对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错误的。特别是他们成立非法秘密组织，妄图背叛祖国，搞打砸抢造成流血事件，破坏民族团结，是有确凿罪行的。但考虑到历史原因，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可以不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这壹结论不确，经过反复查证，其结果是： 壹、关于“非法秘密组织”，是指“罕指奔位协”，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少数人搞起来的壹个宗教性组织，不应作为罪行。二、关于“妄图背叛祖国”问题，查无实据。所谓背叛祖国的罪行不能成立，应予否定。三、关于打砸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打砸抢是错误的。鉴于“沙甸事件”这壹特殊情况，不再追究。据此，经请示中央同意，将联发（79）7号文件第三条结论，予以撤销”。

　　至此，“沙甸事件”完全、彻底平反了。这是党中央对广大回民的关怀。经受冰霜摧残的禾苗，最能感到阳光的温暖，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沙甸穆斯林，最能体会党的恩情，同时，沙甸回民还知道，洗劫之后的祖国及家乡，文化、经济恢复发展的重任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安定团结。这样，我们才能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回回民族的文明富裕而奋斗。

　　割喉与活摘犯人器官

　　更有惨绝人环的事例：张志新仅因写反毛泽东的日记，先让看管她的四名公安轮奸；狱警多次毫无人性地将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铐在背后，投进男犯人牢房，任人轮奸，终至精神失常。1975年4月4日被被刽子手们惨无人地道割了喉管的，以免她喊话，然后才枪毙。

　　《枪口，对准了中国的良心》 ---- 熊光炯

　　壹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对准了壹个女共产党员的胸口！……中国的良心啊，岂能忍受这种奇耻大辱， 清明雨，洗不净不清明的时候──野心取代了良心， 兽性代替了人性， 权力枪毙了法律， 暴政绞杀了自由……1935年秋赵壹曼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是年11月，她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被日军俘获。1936年8月，被杀害，时年31岁。赵壹曼女士慷慨赴死时，尚能高唱《红旗歌》、能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比较赵壹曼和张志新，壹个临行前高歌猛进、口号喊得山响，壹个喉管被割、悲愤无言、默默死去。日军没有割赵壹曼女士的喉管，反倒是中国人割了自己同族的喉管！壹个眼看就要被杀死的人，让她说几句话，留下几句遗言，这最起码的人道、这最后的言论自由也剥夺了，如此灭绝人性，岂不是连日寇都不如？割喉管实质上是割壹个人的言论自由。

　　行刑前割喉的犯人，张志新不是第壹个。曾用铁丝勒住犯人的舌头和嘴巴，史东生是用针线缝了嘴唇再枪毙的。后来壹位医生发明了割气管的方法，张志新是第41个被割喉的。

　　1970年，18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是壹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黎莲被秘密拖到另壹城市执刑。囚车快到另壹城市时，壹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壹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被往上壹撸，来不及使用麻醉药，壹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壹个巴掌大的口子。……壹个滴著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壹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

　　而在壹家医院的手术室里，壹个奄奄壹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著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引文出自《黎莲》，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兽医给猪和牛做手术，都仁爱地为猪或牛的刀口抹上壹些香油用以消毒。可中国的法院、中国的公安局、中国的军医，当他们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处置囚徒时，却既不屑于打麻药，也不屑于抹壹丝香油。如此残酷的真实，如此真实的残酷！这壹刀扎下去，使五千年中国文明立时成了壹个谎言。整个中国历史必须以这个细节为切入口重新改写。

　　看看国民党枪毙人的情形：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布鞋。梳洗后，坐在桌前，点上烟，喝著茶，翻阅著唐诗，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著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停笔，把诗写完，附上跋后，起身跟著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著酒菜四碟，白酒壹瓶。瞿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壹半，瞿秋白说：“人之工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著他翻译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到了罗汉岭下，他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从容就义。

　　1969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莲因为同情刘少奇、反对林彪而入狱。12名曾为李九莲辩护过的干部群众，同时被判以重刑……”李九莲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错误，也是认识上的错误，妳们为什么要杀我？”她拒绝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临刑前，她在壹片手纸上写道：“我向冰冷的铁墙咳壹声，还能听到壹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壹个死人！” 为什么没有壹声回音？难道活人都死了吗？不，没有死，死的只是良知和灵魂。

　　1977年12月14日上午，在赣州市体育场召开3万人的公判大会。李九莲身穿黑色囚衣，脚戴镣铐，五花大绑，被插长牌“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被按跪在主席台上，她的嘴巴里塞著壹块竹筒，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游街后，李九莲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场。让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刽子手懒得动手，壹枪击中其腿，才把李九莲打成跪下的姿势，枪杀于两棵小松树之间，享年31岁。她的死相很惨苦，鼻孔流著二缕黑血，半张开的嘴巴也躺著血，双眼微睁，眉头紧皱……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数日，除了壹群蚁蝼在这具尸体乱爬乱钻外，没有人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残骸。最后有壹个人对这具开始发臭的尸体产生兴趣，是赣南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贤，他奸污尸体后割去了双乳和阴部。

　　李九莲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令人发指。她在被打断小腿骨的情况下，居然站了起来，拖著沉重的镣铐，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打倒华国锋!”的口号。

　　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罪名就是“恶毒攻击华主席”。与李九莲不同，钟海源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壹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平静地说“跟妳们讲话白费劲，我们信仰不同。”昂首离去。看守们暗暗咋舌。

　　钟海源被五花大绑，先在监狱里批斗，又是揪头发，弯腰低头，接著挂大牌子游街，又是背后插壹个斩牌，又是用绳子勒住喉咙，又是壹长串威风凛凛的车队……那场面远远胜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侵略兵杀人时的排场！

　　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住著壹位飞行员，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且必须从活体上取。据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 医院通过部队领导转告行刑的壹位副营长，不能壹枪打死，要留活体取肾。

　　为了保护好她的肾，游街时，壹个头戴白口罩的军人示意押解人员按住她，从后面给钟海源左右肋下个打了壹针。那针头又长又粗，金属针管，可能是给大牲畜用的，直扎进她的肾脏……竟然连衣服也不脱，隔著短大衣就捅进去，钟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剧烈地颤抖。

　　到了刑场，架到指定地点，副营长故意朝她右背打了壹枪，然后由早已等候在那的几个医务人员，把她迅速抬进附近壹辆篷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著剖取钟海源的肾，壹缕缕鲜血溢满了车厢底版，滴滴塔塔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太滑，壹位军医用拖把来回擦著底版上的血，之后又挤进壹个塑料桶里，几次之后，竟盛满了半桶血。

　　中国人壹判了死刑，这个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实验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肾也和铁矿壹样，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可以自由支配。钟海源的遗体没有暴弃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供医生们作解剖标本。

　　林彪之死

　　共党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壹个人的思想。以毛思想独裁壹切，置壹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全国人民实行著“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文革中只诵读壹本“经”——毛主席语录，发展到不背语录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也要背壹句毫不相干的语录。

　　文革中，林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壹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在九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与林的名字就壹直联系在壹起。林彪成为中共的二号人物。

　　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后，林彪开始与毛产生了分歧。起初并不明朗的分歧在1970年8月再次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凸显。在会议上，陈伯达首先发言，大谈天才论，称赞毛的伟大、英明，同时提出恢复国家主席壹职。因为毛已多次宣布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如果设国家主席，肯定会由林彪这个党的第壹副主席担任。此时的毛并不愿意林彪获得主席的职位，上述提议遭到了毛的反对。会议既没有宣布任命国家主席，也没有宣布毛是天才。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陈伯达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同时全国兴起了壹股不小的批“天才论”运动，陈被说成是“刘少奇式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骗子”。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采取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愈发增加了毛对其忠诚的怀疑，并由此设下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当了毛的帮凶。

　　庐山会议后，毛决定逐步清除林彪在军队和党内的支持者。1971年初，毛在确信得到北京军区部队的支持后，开始了对南方各省军区的巡视，意在消除林彪的影响，争取各军区对自己的支持。毛还采取壹贯的作法，表面上声称自己实行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针，希望林彪改过。但同时又说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有学者研究认为，是毛有意害死了林彪。林彪登机前后有许多疑点。比如加油车为何没有给飞机加上足够的油；加油车为何在周已控制机场的情况下，还在准备给飞机加油？为什么飞机爆炸后显示右侧机翼有人为放置炸弹的可能？为什么在林彪登上飞机后要设置“禁空令”？根据中共披露的资料，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林彪等人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先向西飞，然后调头北飞，又沿著中蒙边境飞了壹段时间，然后进入蒙古国，飞往苏蒙边境，后又折回，往中国边境方向飞来，途中因燃料不够，迫降蒙古温都尔汗失败，于两点二十五分左右坠毁。飞机全程飞行了约113分钟，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这83分钟里面又有近30分钟飞机是沿著中蒙边境飞行，而不是直接跨过两国边境。

　　根据后来中共披露的文件称：林彪和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制定了旨在推翻毛的《五七壹工程纪要》，内里明确提出“壹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并制定了炸毁毛的专列的计划。不过，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由于害怕计划败露，林彪等人匆匆登上了飞机，走向死亡的逃亡之路。

　　林彪父子的“小舰队”的纲领——《五七壹工程纪要》说：“Ｂ－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他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壹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是壹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受波及遭殃者达6亿人。仅云南、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就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有34,000人被迫害致死。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见《交锋》第10页）。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毛泽东所作的恶，比秦皇以来二千二百年的“历史总恶”还要多。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壹个大流氓”。跟毛打过交道的理论家王若水先生说：“1949年后，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毛的专制超过了斯大林。”

　　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李锐先生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罪。”这个说法仍然是错误的。毛泽东的建国不是功，而是罪。不仅是罪，而且是罪大恶极。我们必须清楚，在1949年之前，中国并不是没有国，也不是没有政府。毛泽东的革命实质是武装叛乱。

　　毛自诩秦始皇加马克思，他以霸道和对人民专政为己任，毛壹辈子都是杀人整人。他不断地以杀人来取乐，以整人寻开心；不杀人不整人，他就得不到快乐。他的敌人、朋友，自己人、共和国主席，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是他取乐的对象。他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后就饿死几千万人。饿死人与杀死人有什么区别？如果毛泽东不邪恶，还有谁邪恶？如果毛泽东不是魔鬼，那还有谁是魔鬼？大陆某些文人用马屁语言，把他胡做非为说成是诗人的浪漫、是理想主义的试验家。真是人性丧尽的胡说。

　　他用“壹小撮”的办法，把人民分为三六九等，几千壹批、几万壹批、几百万壹批、几千万壹批，直到文化大革命几亿人全都掉进了毛设计的绞肉机里，这时他仍然说是壹小撮。他使暂时不被整的人群自以为必是站在人民大众的大多数壹边，而心甘乐意地去替毛担任打手、吹鼓手等等角色。他对中国人民的蹂躏是多幺触目惊心。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什么希特勒，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与他的罪恶相比，都差得太远。

　　1937年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被侵华日寇攻陷，疯狂的倭人进城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血腥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中国军民十九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十五万多具。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月杀害三十四万人，每个月平均杀害17万人。

　　毛在掌政期间，27年杀害8千万人，每个月平均杀害24万6914人。毛泽东每个月比日寇多杀害76914人。这是因为，汉奸毛除了是我们民族的敌人，还是制造阶级的凶手（村村见血，红色恐怖万岁），比日寇多了壹层杀人需要。

　　毛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延长了南京大屠杀，执行了日寇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兽行，更彻底、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进行了“三光政策”。例如，日寇抢走霸占了中国人的许多财产，毛则抢走霸占了中国人的全部财产。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则嫌奴化还不够，甘脆关闭了全部学校，其中大学壹项被关闭到他死，这仅仅因为他自己考不上大学，只能在大学里短期看管图书（即使连看管图书也不称职）。毛窃国期间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强迫劳改和集体屠杀。

　　毛泽东死后，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凌晨开始有全国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杀害的人呼喊冤枉。当时胡耀邦、赵紫阳、陈云、习仲勋、万里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壹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壹切冤假错案！”陈云当场拍板：“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

　　2003年5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知识分子工作手册》；该《手册》在第50条“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词目解释中，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这意味著，1949年至1978年所发生的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至少680多万件。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可平反；所有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壹定被主管部门的所统计。据宋任穷1981年说，建国后培养的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数量为800多万，加上建国前遗下来的人数，知识分子总数约1000万。知识分子冤假错案人均达到了0.68个，即每3个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中，有两个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过冤假错案，有过禽兽不如的遭遇。

　　1951年至1990年中共以各种办法迫害致死藏人共计120多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1/5，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目前仅藏区第壹监狱囚押政治犯就达254万人。新疆维吾尔地区1949年国民党的统计维吾尔人是4百万，到了1951年中共的人口统计是3百万(这些人是被王震部所杀)。到了1952年，中共为掩人耳目，欲盖弥彰的又恢复了屠杀前的4百万。自1990年到2000年，被中共处决以及迫害死于狱中的维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关押、收审的人数达56万人。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共产极权与暴政统治

　　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是强抢恶要造成的。土改刚结束的1953年，党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生产互助合作的决定》，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农民的所有财产都归了党。

　　1949年之前，中国有著完整的全国性私营的粮食供销系统，党执政后实行“统购统销”，利用国家财力大量囤积粮食、哄抬粮价，然后命令全国23个大中城市同时抛售，壹夜之间打垮了全部私营粮商，多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自杀身亡。这个由所谓中共的经济专家陈云主持的“统购统销”的阴谋，被毛得意地肯定为“不亚于壹场淮海战役”。

　　1953年10月，党颁布了过度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的首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针对中小型乃至个体的工业、手工业、商业的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用强制的方式把这些私人财产收归国有。

　　1953年6月起，又开始了“公私合营”，至1956年底基本结束。执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税收政策还是比较公平的，对私营经济并没有歧视。但薄壹波的新税率方案被毛泽东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税赋，实为右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来。被毛泽东认可的税收政策具体实施后，对私营经济严重歧视，使私营业主们主动乞求政府进行公私合营。

　　1956年2月8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在公私合营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指出，“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按季付给私股股东的利息。”原规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后统壹定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来，定息取消。由此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皆自动转为国营企业。壹场文革，无端地剥夺了中国几万民族资本家应得的家产和股东利息。

　　据当时的副总理薄壹波向全国人大报告：1956年底，“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占从业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全国公私合营企业达29598个，240万人。经过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的个体的经济规模，已经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产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国各类经济的总额中，国营及公私合营已占98.4%，私营仅占1.6%，也就是毛说的“完全国有化”。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来临，因为全部社会资源已经控制在党手中。经过文革的“狠斗私字壹闪念”，个人的经营性财产全部灭绝，个人的生活资源也全部由国家和集体提供。

　　在毛时代，国家就等于党，党就等于毛个人。对全民财产的绝对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个人对执政党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执政党及其领袖随心所欲地处置和挥霍。这种挥霍还不止是特权阶层的个人生活的腐败，更可怕是为了满足官员的个人野心和狂想，执政者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和死活，用全民的财产进行荒谬的社会实验。

　　财产私有制是文明进程必要的保证。没有人类对物资的占有规则，社会就是无序的。在壹个私产不受尊重的国度里，社会财富无法良性积累，无法做乘法，只会在以暴制暴的循环中做些加加减减罢了；在壹个私产不受尊重的国度里，也不会建立起壹套以契约为基础的宪政秩序，只会生成权钱交易的黑幕与专制的铁闸。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达到制度约束。私有制是有底线的，而公有制是没有底线的。公有的结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资源 ，然后又来掠夺人民。公有制蔑视壹切个人的权利，造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进壹步破坏了文明，直至造成战争。

　　共产党的公有制才是最极端最彻底最残酷的私有制，它是极少数管理公有财产的个人或政治小团体对失去私有财产的全体公民的私有制。历史和现实证明，公有财产根本不可能归全民所有，也没法管理，它只会归少数小团体所有，而全体公民倒是真的变成壹无所有的无产者，无产者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然就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败、维护政治小团体权威之外，壹无是处。当壹个人不具备财产权的时候，他必然失去责任心，同时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随时可以被剥夺，也随时可以剥夺他人。最后结果是，权力至上！走向了独裁与专制。少数几个坚守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国家（包括朝鲜和古巴）在经济是壹败涂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耻的封建世袭王朝。这些都是实证。

　　列宁说：“壹切对社会主义思索过的人，始终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壹个条件，这就是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壹个人的意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万人的意志服从壹个人的意志”，这才是公有制的结果和内在实质。对领导人来说，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维护他们的绝对权力。社会主义制度这块招牌的唯壹优越性是给他们坚持特权专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会主义，他们立刻就骂妳想“篡党夺权”。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实行对社会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们没有经济的自由，社会资源完全为权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择业。人们壹旦偏离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饭碗的可能。在中国，国企的工人与“吃皇粮”的人们，绝大多数还在指望政府赏壹碗饭吃或者往自己碗里多夹壹块肉，讨好上级都来不及，还谈什么选举、监督、罢免、创制、复决等民主形式呢？农民、下岗工人上访诉冤、上街游行是“颠覆国家政权”，记者揭露腐败现象、知识分子和网民批评政府，抨击时弊，却是“危害国家安全”，…这种“人民的国家”，岂不是天下的笑话吗？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毫无自由。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

　　中国电信是国有资产，但中国电信涨价的时候征求过妳的意见么？中国石化是国有资产，妳从中国石化的巨额利润里分到过壹分钱么？CCTV是国有资产，妳能在妳需要的时候到CCTV的演播厅里由衷地说句心里话么？满大街跑的高级轿车，全国各地的高楼大厦，大部分是国有资产，妳能像属于自己的资产壹样走进去坐上两分钟么？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这些资产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没有民主投票的社会中，国有资产就是当权者可以随意宰割，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资产。在这种背景下，当权者巴不得国有资产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才是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贪污天堂。

　　胡主政后短短的两年多时间，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城市改造。另外还有四五百万的巨额资金用于各种工农业大项目。只因为胡无意中的壹句话——“我小时候，常常在东城河游泳，现在那里还好吧？”泰州方面马上立项并投入八亿多元巨额资金对因污染严重而早就不能游泳的东城河进行改造。听说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节回乡祭祖，泰州向江苏省政府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用于姜堰旧城改造。随后江苏省政府拨款5亿，地方筹3亿（后来又追加2亿多）对原来只有巴掌大壹点的姜堰城区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个多亿重建了个天价火车站（包括火车站广场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资三千多万还没有投入使用但与现在的豪华火车站风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车站炸掉了事。

　　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即清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是33%。当时整个欧洲才占世界经济的23%；美国只占0.8%。1900年，中国的经济在世界只占6.2%。又过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国经济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国在1800年时虽仅占0.8%，现在则上升到占全球经济的30%以上，综合指数占全球的43%。保守地说，现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时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国经济好像数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1/9强左右，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的壹个纽约州；或相当于德克萨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夸耀它的经济进步，实际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国占世界的GDP比重来看，中国150年来经济根本没有进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执政的几十年。这与国民政府时期遭遇的几十年战争引发经济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时期引发的经济下降。

　　台湾原是个贫穷的、缺乏资源的地方，但他们把经济搞起来了。当台湾人民人均收入为1.5万美元的时候，中国大陆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亿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共产主义，真的如壹般人所说的，代表贫穷与落后？同样是中国人，他们的经济为什么成长那么快？而中国大陆拥有那么丰富的资源，为什么下滑速度那么快？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25亿元，亏损总额升至1150.7亿元，盈亏相抵后的净亏损高达625.6亿元，相当每赚100元的同时赔出去219元（据200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不知何故，中国统计年鉴后来只公布利润总额，不再公布亏损总额。2002年国企占用了中国工业企业60%的资产，却只贡献了40%的工业总产值，反观私企只用了不到总量40%的资产，就创造出将近60%的工业总产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只能创造GDP总额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国企多占用了超过4万亿元的资产。

　　桂林铁合金厂2.3亿国有资产，后来变为1.2亿，最后变为3350万被卖掉。重庆特钢厂亏损20多亿元；湖北荆襄化工集团投资40亿，处于倒闭状态；中原制药厂投资13个多亿，现负债30亿；中州铝厂投资近20亿，负债35亿；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个亿；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个亿，至今无法形成生产规模。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壹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6万亿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冯杰透露，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人民币，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

　　据2002年报道：中国总计40亿份已签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种程度的欺骗；私营经济中的逃税额占应交税的50%，而逃税带来的损失每年1000亿人民币；假冒伪劣产品占全国所有产品的40%，每年造成2000亿元的损失；大型国营企业中有2/3虚报帐目；基建项目平均有15%-20%的资金损失在行贿、诈骗和质量低劣上。另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在参加福建企业家活动时透露；中国每年因为不诚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其中由于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质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见《新闻自由导报》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作者注：相当与GDP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国际债信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2003年11月26日发表报告，中国的四大银行和商业银行信用状况全为投机级，中国银行业不良坏帐比例在44－45%，不良贷款，即坏帐的总数高达3万5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不包括1999年已从银行剥离的14000亿坏账）。 香港大公报报导，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在公开场合指出，2004年中国国债累计约2兆元人民币，虽然相对于2003年11兆元的GDP来说，还不到20%，但是1千7百亿美元的外债，换算成人民币约1兆余元，加起来中国就有3兆4千亿元的债务。此外，中国还有3千亿元的财政赤字、3千亿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亿元的出口退税没有退，这些总共加起来约占当时的GDP的37%。大陆专家提醒，中国包括国债、财政赤字和银行不良贷款等在内的债务累计达六兆余元人民币，超过当时的GDP的50%，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中共掌控全部资产，不断增加税收。中国大陆的税收，每年的增长幅度从2001年的27%增长到2004年的31%，表明统治集团向百姓敛钱的速度加快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税，比实际增加的收入还多。 受美国盐湖城申奥活动中暴露的丑闻的警戒，中共改变了对国际奥委会成员的行贿办法，具体做法是： 第壹，当国际奥委会考察团于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时，中共给考察团的每个成员配备了壹个懂外语的美女，给这些委员陪吃、陪玩、陪睡觉。 第二，经江泽民批准，中国奥申委以绝密的方式送给萨马兰奇壹个由陕西出土的真实文物：兵马俑。1993年，中国以同样方式送萨马兰奇这老狗壹个真实的兵马佣。 第三，由于用金钱行贿国际奥委会成员已经很危险，中共改为用壹种更为不留痕迹的方式对国际奥委会成员进行贿赂：把北京在未来7年中要进行的大型建设项目发包给壹些国际集团，而那些将要投中国票的奥委会成员与这些国际集团有著极为密切的关系。事后，再由这些国际集团暗中把钱送给那些投中国票的国际奥委会成员。这样，双方都安全保险。 中共赃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贪、最残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万中共县团级以上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帐户2万2千亿人民币。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万5千2百亿元，其中县、团、处级或以上干部（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申报的个人储蓄高于4万亿元。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万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5千亿元，占75%；而5万名持有2千万元以上的股票证券人士中，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万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郑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门人员编制是虚设的，这种情况已连续存在五至七年。虚报人员的工资、津贴，每年达壹亿八千二百万至二亿壹千二百万元被侵吞。国土部到厦门检查，证实厦门城市地区土地已经全部“出卖”完，是全国首个百万人口大城市土地告卖罄，有7百多亿土地资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开发资金四千二百亿元，其中高达三千亿元下落不明。 据媒体披露，官方对地方干部做过壹次历时两年四个月的“战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按党章和《干部准则》考核，县、局、处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仅为4%；厅、局级干部的素质合格率为7%；副省级干部素质合格率为15%。社会各界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满意度平均为20%以下；对党政部门干部的满意度平均在15%以下；对上层建筑领域干部整体满意度为12%；中青年干部表现出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仅为6%。这就是说，政权的支持率最高还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项对中央各部委、省级党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级干部工作、作风、干群关系的三项指标调查结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15%，坏的和最坏的高达30%；而省级党政正、副职干部，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8%，坏的和最坏的占到了60%。壹中纪委干部讲：“中国的腐败太严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产党个个都抓出去枪毙算了”。 目前中国农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兼并，政府和壹些公司联合起来兼并农民土地，用非常低的价钱，把它征购、征用，然后倒手买卖。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再高价售出，牟取的暴利相当惊人。 杨世洪历任武汉市江岸区区长、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等职。检察机关查明：1994年至1999年间，杨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币，杨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杨收受他人贿赂2,125,000元人民币、101,000美元、10,000元港币、价值 511,080元人民币的两套住房。他壹方面疯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让其情妇出面将武汉市1千多亩土地以每亩7.3 万元买进，转手以每亩50多万卖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厅厅长刘佑林等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和规定，从1993年先后强行征地15000亩左右，致使1万多农户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让费也超过50亿元人民币。自贡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让费，打发走这块土地上的3万多农村人口。不同意拆迁的农户，先是遭断水、断电、断路的逼迫，后由司法部门出面抢财物、炸房屋、将房屋推平等等。失地农民叶兴华被乡长陈文贤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几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简易动迁房环境恶劣而掉进深沟活活摔死；被抓捕打伤的农民比比皆是。刘佑林的弟弟、自贡市郊农民刘伟林成了呼风唤雨的、拥有上亿元的财产的老板。刘佑林的“忠诚”下属、红旗乡的乡长陈文贤拥有的土地、别墅、私人公司、各种汽车等有形资产已达数千万元，其无形资产还有5千万元。当地农民编了几句顺口溜形容陈文贤的生活：“住的豪华别墅，行的奔驰代步，穿的高档衣裤，玩的壹正五副(指六个女人)，吃的山珍龙肉。” 温州的地价为50—60万每亩，按正式规则，农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点“活动费”，比如总价的3%。但是现在呢？政府得大头，壹亩地50万，政府至少拿去30万，农民能得10万就不错了，中间还有层层卡要。谁是真主人，谁是假主人，实看特明白。 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损失不低于2万亿。中国政府土地征用的财政收入有几十个亿，如果征地都要按市场价格自愿地从农民那里购买的话，农民会比城里人富，香港和台湾的乡下人就是这样。所以三农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妳土地私有了，农民就自然富了。 农业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土地，中国有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每公顷土地农业增收127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韩国是22400美元，台湾是13150美元，因为韩国与台湾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稳定，这说明稳定的土地政策是农民增收的关键。 贪污腐化潜逃国外。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壹份期刊的报道和2000年北京大学的壹份研究报告，从1978年到1994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达2400亿美元；从1997年到1999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将近1000亿美元。二者相加，达3400亿美元。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被各级官僚和太子党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用这笔钱在海外办了实体，购置了豪华别墅、汽车、游艇及房地产。这些钱可以为中国建300个第壹汽车制造厂；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学，相当于目前美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30万公里铁路，相当于目前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 朱熔基说：国有资产资金外流状况用12个字来概括，“势头迅猛，触目惊心，举世无双”。他承认，2000年资金外流5500亿人民币、2001年6000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价62%。扣除这笔外流资金之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只有1%。大陆人在美国壹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审计署2004年报告：从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间，国有企业每年因贪污而外流的资金达3500亿，共外流1.98万亿至2.1万亿元。据报导，2003年1月以来，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级主管外逃，卷走的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近百亿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资金7亿多元的ST南华董事长何竟棠、留下40多亿元贷款窟窿的奥园发展董事长刘波，以及在9.88亿元巨额担保面前“人间蒸发”的ST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国大陆严禁赌博，民众壹有机会赴境外就大肆豪赌，据估计，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资金近六千亿元人民币。中国贪官万人次赴朝鲜赌博，每年为朝鲜带来10亿收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国大陆赌客2001年在澳门壹地输掉的赌资高达20亿人民币。 沉阳市的常务副市长经常去澳门赌场，有壹次竟输了几千万元；而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伙同部下动用公款几个亿吃喝玩乐，在澳门赌场贵宾厅先后输掉1亿多元。 改革以来，“中国每天有壹亿美金流入美国，也就是说每个月有30个亿的美金，壹年有300多个亿的美金流入美国。”这里说的还仅仅只是流入美国，壹个国家的数额。那么，流入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有没有人敢算。 据统计，在西方国家定居的，干部家属占85%，高级干部家属占8.2%。在香港、澳门定居的干部家属，分别有15万人、1.2万人。高干家属在外国定居简况：副总理壹级高干家属，有81人； 正省部壹级高干家属，有1795人； 副省部壹级高干家属，有34700余人。6.2万多名高干家属，在国外的资产超过2千亿美元，相等于中国大陆20多年来外汇储备数。另外，近50万在外国的党政军干部家属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资产、资金生活；有六成在当地设有公司和在国内设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国中资公司经商；有壹成在当地的其它方面发展。江泽民在各省培养出的党的好干部外逃壹览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国际机场，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清芳神情自若地将出国护照递到了机场检查人员的手中。几小时后，蒋清芳携百万巨款顺利到达美国。第二天，中国国家烟草局和河南省烟草局分别收到了蒋清芳以传真形式发回的辞职报告，文中有“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等言辞。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岁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出境，经新加坡，转至美国。她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至少5处高级房产，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涉案金额高达2．532亿元，19名官员被查处，杨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处。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竣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干部陈新携带据为己有的4000多万元公款辗转潜逃到越南；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后，携带著巨额现金偷渡到泰国。 2002年短短壹年间，河南省有两位厅局级高官携巨款相继出逃。这两位厅级官员，壹个是携情妇跑到新西兰的程三昌，出逃前官衔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曾任漯河市市委书记）；另壹个是出走美国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清芳。 索娶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00多万元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持因私护照，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 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则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副处长颜旭东伙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设资金5000多万元，潜逃国外…… 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１亿元之多，然后携带壹家8口逃到国外，而公司财务上竟没有这笔账。 2004年官场集体挥霍国库的五条渠道是：1）干部公费出境出国开支，年达5千亿；2）公费专车412万辆，年耗资6千亿；3）公费招待吃喝2千亿元；4）非法奖金、福利年达三3亿元；5）侵吞各类税收年达4千5百亿元。这五大腐败加起来，每年达二万亿元。 经专家统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间，平均每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4.5-14.9%。中国坐稳了世界头号腐败大国的金交椅。每年资本外逃的数字，比同年引进的外资还要多。2000年，外逃资本480亿美元，而同期引进的外资为407亿美元，中国于是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国际接轨”的超高地价和房价；中国股市上疯狂圈钱的上市公司；连学校和医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两条恶狼！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人民辛辛苦苦积攥下来的血汗钱正在源源不断地流进贪官和少数人的腰包，权力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  银行行长贷给妳壹百万，妳要回头给他五十万，给他存到美国Citibank（花旗银行），或存到瑞士。当了几年银行行长，这么百分之几十地分成，最后拿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然后就移民海外。在美国投资移民，50万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国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连5000万资产的壹家国企，被公司老总以 400万的低价拿走；上海壹家国企老总施展“腾挪大法”，侵占国有资产数千万。 每个人都利用权力尽快的把国家财产转为个人资产。中国正处于壹个把国家财产瓜分化的过程，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是“盗窃经济”，人人盗窃国家财产。因此导致中国的坏贷款特别多。全世界没有这么高的。 2003年1月7号我国第壹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正式开通，粤海铁跨琼州海峡，全长345公里。粤海铁路最初的设计运力达1100万吨，然而从2003年3月开通货运业务以来，它平均每月的运输量还不到2万吨，每天四个航运中，至少有两个在空驶。整个粤海铁路总投资额超过48亿元，除近20亿的国债投资外，还有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22.25亿元，仅银行贷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万元，每天6万元的收入连还利息都不够。

　　经官方查明，从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成立7个实体，充当中间商，套取铁路建设资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资金6亿3千4百88万元毛利，实际流失建设资金达3亿3千2百45万元，这些钱大部分被作为奖金福利分给了个人。2003年12月26日，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原领导班子成员唐建伟、朴英元、杜惠荣、李逊、张培金等人因私分国有资产和受贿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总经理唐建伟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宾馆，深圳市政府召开了市属国有企业改制签约大会，将数十万职工二十多年来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壹纸划给了个别人。壹夜间，深圳又出了壹批亿万富豪，这批新的富豪是原国企的管理者。他们发财的方式很简单：将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有资产在“国有资本退出”的旗号下变成自己的私人资产。这种不公平的幌子给壹些企图利用国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乎在全国各地演绎了壹场场激动人心的国有资产卖给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国有运输企业欣运集团，其总经理陈欣仅以7000万元，就购买了这家拥有9个县市分公司，总资产达10多亿元的优质企业。改制后随即宣布全体员工壹律转岗，重新要求上岗，每人必须缴纳4—20万元不等的上岗费，仅此壹项，就从几千名员工身上捞回了几个亿，摇身壹变成了新的亿万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国投资2万亿元，结果浪费1.3万亿，浪费占65%。“大跃进”和“文革”使中国损失的财富，据估计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还是当时的价格。可以用它建80个第壹汽车制造厂，可以建800所大学，几乎相当于目前中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八万公里铁路，比目前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多二万公里，……。 豆腐渣工程劳民伤财。毛泽东说：“甘肃桃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17万民工，先后逃跑劳动力2万人，从1958年壹直干到1961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说，仅仅在离工地不远的壹个大坑里就胡乱掩埋了几千具民工的遗骨；工程整个报废，壹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资金1.7亿元，民工的血汗未计入。 河南商城县修水库，壹无图纸，二无专家，只有干部在指挥。工程干到壹小半，水库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声轰响，五百米长的大坝土崩石塌，几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劳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业工程师）死里逃生，三十年后外间才知道那椿死了数千人的事件。 大跃进时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桥、石漫滩等52座水库1975年发生垮坝，遂平县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余人遇难；该公社魏湾大队1700余人中有近千人丧生；该大队三小 队256口人中仅存96口，有7家人绝户！ 全地区有大小26座水库相继崩堤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壹片汪洋。400多万群众被洪水围困，10多万群众死亡，30多万头大牲畜漂没，300多万间房屋倒塌，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库垮坝还更祸害人。直接经济损失34.97亿元，相当于建驻马店专区以来十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库造成了后来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时洪水开始破安康城进水，20时就淹没了全城，未淹毙者奔向二楼、三楼，爬上四楼顶的人还是淹死。如此快地涨水高达19.4米，显然是由于下游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则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宽深的河槽里排出去。当地人民或谓淹死千人，或谓万人，惨绝人伦。安康以上汉水流域面积仅38700平方公里，已建有四个大坝，理应拦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游丹江口大坝与石梯峡谷之阻，使卵石沉积河槽而抬高洪水成灾汉。 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 12 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8 月），计划用黄河故道蓄水 40 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8年人们不加论证，不计后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园口、信山、乐口又修了几座拦河大坝。黄河被驯服了，但发电、引水浇地的甜头刚刚尝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两岸的农田迅速碱化，不长庄稼了。于是人们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将拦河大坝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 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针，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 1961 年盐碱化面积达 519.88 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62年，在解决黄河灌区土地碱化问题的会议上，人们大骂引黄灌溉的馊主意。会后，他们填平了引黄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闸门。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为了壹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壹条大坝。大坝造完才发现那是水利破坏而不是水利建设，结果只好再拆除。 山东省临沂地区在大跃进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库、33座中型水库、近壹千座小型水库。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库完全报废，其馀的大、中型水库，不是病库就是险库，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个三、四百万人口的地区，仅水库壹项就浪费了上亿的资金，无数的人力，再加上大炼钢铁糟蹋掉大量物资，人民无不吃苦受穷。 为证明“黄河清，圣人出”而兴建三门峡水库，当局把反建坝的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打为成“右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斥彭德怀和黄万里壹样脑后长著反骨。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淤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河床抬高，渭河航运窒息，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盐碱化、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壹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壹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壹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悬河”，危及西安的安全。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后花了20多年将该电站的设施壹再改造（如增设大坝的排沙底孔等）。经多年改造，这个当初设计为装机百余万千瓦的大型电站被缩小成只能发20余万千瓦的中型电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灾。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灾最重，渭河河堤多处冲溃，几十万居民被迫撤离，大量农田、村庄被淹，经济损失惨重，生态破坏巨大。以渭南市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过渭南全境需要7、8个小时，后来需要20多个小时，到了2003年洪峰通过渭南全境则用了50多个小时。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却高出1.7米。照这趋势，不用多久，关中平原这个天府将不复存在。 70年代在长江修建葛洲坝水电站是个典型的“三边”工程（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这个耗资几十亿元的工程上马时居然没有规划设计文件，也没有比较方案和计算经济效益。开工不久就出现了质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筑。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长达十几年之久，工程投资的决算超过原来预算的4倍多；电站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而保证出力仅为76.8万千瓦；水电站因受到长江航运的限制不能担任电网调峰的任务，长江汛期的水能也难以利用；船闸闸门常因冲沙而发生事故，长江因此经常停航。这个得不偿失的工程，其单位千瓦投资比长江不少支流上的水电站贵几倍。 三峡工程还没开始，3个亿就花掉了。原三峡实业公司总经理戴兰生花7亿元从国外进口壹堆废铜烂铁，贪了几个亿，已外逃。负责三峡工程移民金文昭[军人出身]，贪了12个亿。丰都县国土局局长兼征地办公室主任的黄发祥，贪污三峡工程移民安置费、土地出让资金壹千五百多万元，被判处死刑。 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在控诉书中指出，按照当时李鹏签署的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他们每亩被征用的耕地应得补偿不少于56,000元，而且补偿期限应该是15年。然而实际上，当地政府付给他们的补偿费，每亩地仅仅为1,408元，补偿期也仅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规定的移民安置费，每个移民应得30,000多元，实际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们生活补助费被克扣了近4/5，房屋补偿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国《星期电讯报》说，四川万县、湖北宜昌的农民，被迫迁移却又壹无所有，红头文件里答应的安置条件竟然有壹大半成为泡影。 原计划移民120万，实际牵涉面却达1,000万；原计划用于移民的安置费是150亿元人民币，后来追加到700亿元，还在叫嚷短缺。三峡移民80%在万州，中央曾规划在那里建氯碱化工厂，近20亿的资金投入后打了水漂，未见出产品，建了壹大堆职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万州事件就是官员们不把百姓当人引发的。去年温家宝总理在万州区为民工熊德明讨工资，壹些官员如果能体会到总理亲民的苦心，何至于有“万州暴动”！ 三峡工程移民，官方大谈移民“顾全大局”。比如地处坝区宜昌县乐天溪镇瓦窑坪村，全村500余村民要搬迁，全村房产损失300多万元，三峡工程只赔偿了70万元。 后来三峡工程26个机组年发电量是847亿千瓦时，也仅是2002年全国发电量16400亿千瓦时的5%左右。2002年全国的水电发电量是2710亿千瓦时，也是三峡工程26个机组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的三倍多。即使以后9年没有其它新的水电工程竣工，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只是全国水电发电量的1/4弱。三峡电厂的人说，如果漂浮层厚壹米的话，三峡每天发电损失是60万元。 2004年4月三峡坝区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坝淹死18人，其中12人为幼儿。9月川渝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万人受灾，181人死亡，50人失踪，三峡船闸停航4日。开县、达州及千年古镇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没；重庆北碚、万州铁峰山、宣汉县天台乡等发生山体滑坡。其中万州铁峰山滑坡3平方公里，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场镇变为废墟…三峡工程开工8年来已滑坡3,465次，崩塌变形高达1190多次。 1986年，为缓解冀东地区缺水困境，河北省决定在青龙满族自治县境内滦河支流青龙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库，从此，青龙县8个乡、36个村、104个自然村的4万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规模非自愿性移民的血泪之途。在壹个典型个案中，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订的《桃林口水库移民安置办法》计算，移民张友仁应得林果补偿金55万3千元，但依据安置地秦皇岛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记林果补偿金超过1500元的户，按每户1500元进行补偿”。这壹切下去，张友仁应得款项的99.7%就抹了。据上万人签名的唐山移民上书中透露，各级移民办公室从不公布帐务，移民费被唐山市长等层层克扣。仅唐山市移民办正副主任李增荣张兆荣二人，便贪污挪用移民款达1181万元（见《唐山劳动报》）！桃林口水库移民上告8年了，不仅公道没讨回来，还屡遭毒打监禁。据“万人折”举证：“上访者李铁被警察抓到玉田县火葬场，蒙住眼睛，嘴被插入电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还被反绑，浇上汽油（实际上是水），推进火化炉，恐吓道：‘还上访不上访？不然使妳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8日报道，建国50年来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万，其中有1000多万壹直处于贫困之中。这个残酷的事实使政府以“水电扶贫”的托辞破产。 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对在1940年代大峡谷水坝中受到影响的印地安人科尔维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赔偿5400万美元外，每年还付给1500万美元的电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苏里河流域基金价值2亿美金专门用于帮助印地安部落争取补偿过去在美国联邦政府建设大坝中蒙受损失的法律援助活动。 98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洪峰袭击江西九江市前。朱镕基曾视察该市，问及防洪准备时，该市壹名副市长信誓旦旦地向朱镕基保证：九江堤坝，固若金汤。几天后，九江堤坝决堤，3656名市民葬身鱼腹，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结果，就在堤坝的关键处，人们发现，工程被偷工减料，应放钢筋处，竟放了竹筋。原来，在贪官眼里，防洪大事，不过是儿戏。 98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要是依照水利专家的建议从荆江分洪，就不会造成壹万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达500多亿元的财产损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东县焦家湾大桥突然坍塌，11人当场死亡；2003年3月，主体工程刚完工的广东信宜市石岗嘴大桥突然坍塌，连装修都来不及；…… 1999年1月，耗资人民币4亿2,600万元兴建、被誉为亚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宁波大桥，在合拢前因发生桥板断裂而不得不将将大桥主体拆掉重建。 湖北黄石长江公路大桥竣工仅7年就“重病缠身”，有关部门在投入7000多万元进行为期18个月的“大修”仍未矫正后，只好决定投资29.4亿元再建壹座大桥（《扬子晚报》2006年4月9日）。黄石长江公路大桥开工之时，地质资料不全，施工设计图未及时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还没有到位就急著上马；施工期间，随意更改设计的现象时有发生；竣工验收报告上明明写著“主桥边跨现浇段结构主拉应力安全储备偏小，局部出现裂缝”，有关部门仍将其评为优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厅对钱塘江江堤工程进行检查时，发现壹段造价500万元、按百年壹遇标准设计、为防御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单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县降低上级补助标准，克扣1804户灾区群众的建房资金360万元。阜南县3个乡镇的17名干部弄虚作假，骗取并私分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20万元，严重侵害农民利益。投资壹点零五亿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由于相关工艺对垃圾分类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国内不具备这个条件，引进设备试运行四个月即被弃用。 有网民称，大连市到今天还在使用日本当年占领东北时期修建的自来水管道。在长春，日本人当年主持修建的建筑物至今仍很结实，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虽然晚盖了半个世纪，质量还远远不如早年的。  为什么同样是城市别人可以管理得那么好，以至于纽约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还可以用，地下管道还可以布线缆。德国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时代修的，现在还好好的。 中国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几年年就坏了。珠海的机场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没两年，路基严重沉降，以至车开在路上，每几百米就要刹车减速，然后“咣”地在桥面上弹起。壹条“高速”简直就是搓板路。 投资760多万元的江苏省徐州市济众桥改建工程，原定于2004年6月28日举行剪彩仪式，却在27日坍塌，连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资数十亿人民币、号称亚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车站、北京西站，是这类“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后频频发生的漏雨渗水、电梯故障、通风不畅、地面凹凸、井盖翻倒、以及因乘车道狭小阴暗而造成乘客挤伤踩伤，不壹而足。在这些乱象的背后，是该站招标、设计和施工阶段中层层贿赂、处处回扣，高达数亿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阳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层大楼突然垮塌，还砸死了20位消防人员。 曾当阜阳书记的王怀忠，人称“王三亿”，他建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最终飞机场成了养鸡场；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耗资千万，最后半途而废；他建电厂投入几个亿，由于仓促上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阳市10年的财力。王怀忠从阜阳调进省里之前，就与数名妇女不清不楚，为王怀忠生过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个”。这在阜阳是尽人皆知。王怀忠贪赃枉法问题，带出了壹大批权力系统的关键人物。王“咬”出来的官员已多达160多名，据了解，远不止这个数字。当中纪委负责王怀忠案的专案组负责人向阜阳市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宣布，凡与王怀忠问题有牵连的干部，必须主动交代问题，否则壹旦查出将从重处罚时，整个阜阳市恰似“乌云笼罩”，大大小小官员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们彼此见面的第壹句话就是：中纪委找妳谈话没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余万元买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泽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收受他人人民币总额为517.1万元，被立即执行死刑。

　　1989年后，政府投资浪费仍然严重。由于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费2000亿元；由于不良产品损失，每年浪费2000亿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损失达1000亿元。中国的发展成本远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成本。中国科学院算了壹笔账，干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状况下每花1美元，在中国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态环境占0.17，结构不合理与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过10%的世界能源，却仅产出3.4%的GDP，而同期美国消耗20%的世界能源产出了35%的GDP。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中国平均万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国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 国内重点钢铁企业生产每吨钢所耗能源之比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中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组数据表明，中国历年累计积压的库存（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DP）已达30多万亿美元，可中国的GDP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为1087美元[世界60亿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撑全球4%的GDP却耗费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铁矿石、34%的钢铁、30%的煤炭、近20%的铝和铜、13%的电力，以及7.6%的石油[新华社2004年3月4日报导]。产出的经济总量和投入的资源总量显然不成正比。中国年进口石油6500万吨，占中国总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有人说：“中国经济发展快，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壹个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么样了，经济落后，民生雕敝，贪官横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山西还是模范省份；清代的山西，经济强；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现在的山西是贫困省”。 4000年前，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及至春秋战国，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后来，秦壹统天下，继续折腾，继续毁灭生态，大兴土木，大伐森林……汉时，人口剧增，统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农贵粟（发展单壹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于是为解决吃饭问题和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军队的供给问题，只好大规模毁林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毁灭。三国时期，中国人口从东汉时的5648万，减至767万，民族差点毁灭，生态也就再所难保；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面临著威胁；隋时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 1949年后在北京城建规划中，建筑学家粱思成试图保护住北京的古都风貌，毛泽东否决了，说：“不，我要站在天安门上满眼望去全是烟囱，冒著滚滚的浓烟！”于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当时的中宣部官员，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祚庥还建议要拆除故宫，理由是“建筑是有阶级性的，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 1949年后，“大跃进”全民炼钢，又大规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业遍地开花；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开发区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历史上曾经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盖率仅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到1980年200万天然林被毁，仅剩天然林39万亩。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由60%已经下降到了30%。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绝大多数国营森工企业将面临无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剧。全国草原退化面积达10亿亩，占1/3，并且以每年2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发展。由于牧畜过载，牧草产量持续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壹。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5%。沙化面积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每分钟就有4.5亩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亿亩，荒漠沙漠就占了10亿多亩。中国丧失了土地3.9万平方公里。2004年约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多公里铁路以及许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胁。 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沙尘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纪25次/年。沙尘暴不断袭击北京、南京、重庆、甚至台湾；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中国的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约1/3。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壹。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据1992年卫星遥感测算，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约40%，全国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中国水土流失特别严重的地区主要有：西辽河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横断山脉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区。 每年因水土流失，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黄河经常断流，泥沙淤积，成为悬河；洪水期间，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长江的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长江已经成为第二条黄河。 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在内蒙，黑河下游也断流干涸，东、西居延海随之死亡；天鹅湖也干了，不再有天鹅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断降低，看来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近些年来，青海省已经有两千个湖泊同河流完全干涸。长江源区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积达600平方公里的赤布张湖，现已萎缩解体成4个串珠状湖泊；面积达23.5平方公里的苟鲁错湖，已完全干涸成壹个干盐湖。黄河源头，曾被誉为高原“千湖之县”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玛多县4千多个湖泊中90%已干涸，如今锐减到3百多个。 1949年以来，中国湖泊减少了500多个，面积缩小约1.86万平方公里，占现有面积的26.3%，湖泊蓄水量减少513亿立方米，其中淡水量减少340亿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严重污染、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壹大半；罗布泊水域面积曾经为20000平方公里，1972年彻底干涸了。 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个国家的人均水资源排位中居121位。资料显示，中国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严重的城市达130多个，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国城市每年缺水60亿立方米，日缺水量超过1600万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检查表明，中国700余条河流中水质良好的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污染河流1998年已达72%。全国达标排放的城市废水，至今还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够正常排水的区域只有50%，污水处理率只有40%，有60%的污水随便流淌。北京就因为壹场“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泽国”，全市多个地区严重积水、交通瘫痪，人们甚至可以当街游泳。 中国大陆约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中国由于地下水不合理开采已造成污染和地面沉降。数据显示，全大陆已经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49个，面积达15.8万平方公里。已有46个城市出现明显的地面沉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沉降量超过两公尺。勘测表明，目前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鲁的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1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还诱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问题。  中国目前有六千万人的饮水有困难，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亿九千万人喝的水，含超过设定标准的有害物质。中国东部、东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万农民，他们的饮水中氟含量超过标准。氟是壹种有毒化学元素。与水污染有关的肝癌和胃癌，已成为农村地区的主要杀手。 2001年的壹场特大洪水，有380亿 加仑严重受污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发生前的若干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症的几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淮河沿岸农村男孩的身体素 质从来都达不到参军的要求。淮河水污染造成了众多的肿瘤村。三面环水的黄孟营村长期处在污染的包围之中，井水与河水壹样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壮年常年拉肚子，育龄夫妇中多数人患有不育症，人口呈负增长，新生儿畸形，早夭现象屡见不鲜；在近十年的应征青年入伍体检中竟无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别死于各种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症，其中有两户（8人）成“绝户”。 山东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东中部的壹个普通村庄。80年代后期以来村里每年有十数人死于癌症。2000年，死亡人数17人，其中11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1年，9人因癌症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症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症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症死亡。记者和研究人员发现，肖家店村的癌症与遗传无关，致癌原因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肖家店村位于大汶河的下游，距离大汶河和黄河的交汇点不远。大汶河污水的主要源头来自上游的壹些县市。肥城市环保部门对大汶河水的检测报告显示，近年来大汶河流域的许多河段水质常年都是污染最严重的劣五类，并且其中的亚硝酸盐都严重超标，而这种物质是壹种强烈的致癌物。严重的污染，不仅影响到肖家店村，该村附近的马家洼村、李店村的癌症患者都是越来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国经营报》说，因缺水中国每年工农业损失3500亿元。据世行九十年代的统计，中国每年洪涝灾害的平均损失是100亿美元，而旱灾的损失是350亿美元。 大气污染严重。中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北方重于南方；中小城市污染势头甚于大城市。目前中国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约占能源消费总量的3/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国，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烧为主，造成大量污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国，粉尘、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于燃煤等带来的污染，北京、沉阳、西安、上海、广州5城市名列世界污染最重的城市之列。当乘坐飞机来到沉阳、太原、西安、兰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工业粉尘和化学烟雾之中。 当沙尘暴壹次次漫卷大半个中国，酸性粉尘和沙尘已漂到了日本列岛、韩国、台澎列岛上空；当飞机飞过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上空，几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应湛蓝的海水几乎全部变成壹片灰黄。国产黄花鱼和国产带鱼，早就由于污染而发生畸变了。科学家们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 由于工业污染，中国 1/3的国土上空飘荡著酸雨。《中国日报》报道，中国环保的力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使中国酸雨污染问题失控。全国有250个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亿人民币的直接损失，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 据200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世界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16个是中国的。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城市，中国就占9个。在那里儿童壹天吸入的废气等于吸食两包香烟据世行估计，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每年夺走30万中国人的性命。 中国废渣年产生量已超过5亿吨，处理能力赶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国积存量为66亿吨，人均6吨废渣。据统计，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为6000万吨/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个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处在垃圾包围之中。仅北京三环、四环路之间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过7000亩。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了废旧物资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废、旧服装大量倾销中国。后来又是成套的工业淘汰设备在中国成了抢手货，几千亿的美元交了“学费”。现在，其它国家污染环境的企业大量向中国转移。 2002年，中国各类工伤事故死亡超过14万人，尘肺病患者58万多人，潜在的职业重病患者达数千万人。 中国为治理环境污染支出数以千亿元，单是淮河就扔下几百亿元。全国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壹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政府惩治环境污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个漏洞是政府对造成污染企业的罚款，远远低于企业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治理。另外壹个漏洞是，由于环境监查是阶段性的，很多企业在监查期内表现非常好，但是风头壹过，就又固态复萌。只要媒体不曝光，中央政府没有发现，能蒙混过关就蒙混过关。

　　科技是第壹生产力批判

　　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生产力是错的。科学技术只有极少数的壹部分能够转变为生产力，即能够改善资源的利用或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经济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发明有成千上万。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忽然忘记了全部科学技术，回到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换，壹切新技术就会重新被发现。相反，如果禁止交换，现有的全部科学技术就会立刻变为壹堆死东西，根本不可能造福于人民，更谈不上再去发明什么新技术。

　　有人以为单凭科学技术，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可不断地改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科学技术可以克服稀缺性。什么是稀缺的，只有通过交换，形成了价格，才能精确地度量。在价格无扭曲的情况下，钱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标，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壹种新发明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赚钱。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在壹个价格系统的引导下才能丰富社会的物资供应。以为依靠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必定能满足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学技术必须在壹个具有正确价格系统的市场经济内发生和运行。

　　马克思认定人是第壹生产力；科技，无论是作为生产工具还是作为劳动对象，都是生产资料。没有人，没有掌握使用科学技术产品的能力，没有钱购买科技产品，科技及其产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就无从发挥。相反的是，没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压力，人的生产干劲就会冲天，想象力就能驰骋于宇宙、微至电子，科学发现力、技术发明力、产品创造力就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因此，科技及其产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产力。

　　自由世界的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先进的人权制度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凡是人权制度实行早的国家，生产力就发达得早；凡是人权制度实行充分的国家，生产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邓猫发现“科技是第壹生产力”最具诈骗性：它能让真正的第壹生产力——人民个个争当好猫，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让专政权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毕竟有鼠尾吃总比吃素强。这猫论的辩证法是：邓是猫，专政集团是群鼠；专政集团是群猫，人民是群鼠；两个基本点是猫，壹个中心是肥硕之鼠；壹个中心是猫，科技是鼠。专政是目的，科技是骗具。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祸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壹个反平均主义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显的局限：

　　1）忽略了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有遵循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等公正的原则，才能达到壹种经济上较高的“效率”的目标和状态，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起点应是平等的，机会实现过程应是平等的，同时应当承认并尊重社会成员在发展潜力方面的“自然”差异。机会平等的准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按照贡献进行分配，是把个人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壹起。这有利于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显然，只有坚持公正的机会平等和按贡献分配的规则，才能从根本上摒弃平均主义的弊端、激发社会的活力，从而获得真正的效率。

　　2）将这壹提法泛化并覆盖非经济领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属于壹种短期化行为。这壹提法在某个特殊时期对经济领域起过壹定积极作用，对于非经济领域而言，其负面作用则是巨大的。在这种提法的影响下，“创收”或乱收费在许多非经济领域极为流行。

　　3）这壹提法忽略了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显然是把经济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中的任何壹个层面或环节如若脱离其它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持就无法存在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单方面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对于GDP增长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转型国家的“共发症”，谓之“GDP崇拜”。

　　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壹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DP并不等于经济上的好处。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例如，用于军火生产的GDP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福利；引起污染的生产也带来GDP，但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祸害也许远远大于产品带来的福利。GDP也没有包括闲暇。

　　李昌平说：“贵州毕节地区的壹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约值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妳的第壹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是垃圾GDP。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4）这壹提法忽略了作为全社会代表者——政府对于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我国作为壹个社会主义国家，且整体经济水平还很低，可分配资源有限，过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个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甚至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近些年来很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这壹点。

　　5）这壹提法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以经济为中心，倡导效率优先，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人们以经济效益为惟壹目标，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这必然导致唯利是图，全社会流行拜金主义，人会被贬低成工具。穷人的生命最易被当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价的名义有组织地剥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对生命尊严的集体冷漠，会摧毁壹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壹个漠视者的头上。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将经济效益放到了壹个绝对化的位置，它没有看到发展应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表现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得到保证、基本需求应得以满足、生活水准应不断的提高。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壹方，那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为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是真发展，而是“无发展的增长”。因此，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便会使发展走形，无法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误了中国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形成。有人说：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公平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应优先考虑效率，其次考虑公平。“公平”能兼顾就兼顾，兼顾不到也就算了，结果是“野蛮拆迁”竟成了壹个全国性的问题。河北的壹个城市拆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迁办主任却说：“妳们只当日本鬼子来了，打了妳们两个嘴巴，没打妳们壹枪，妳们就认便宜吧！”效率高虽然是壹件值得夸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从“高效率”中分享益处，反而因此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变成“流浪者”，那么这种“高效率”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壹些国家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但有壹点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个公平有效的竞争体制。在这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专制的东西多，如等级、特权、腐败等等。正是这些不公平的因素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体制至关重要，应优先考虑之。

　　2）这壹提法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因而无助于社会不公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社会不公的现象。笼统地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给人们以错误观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这恐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最严重的缺陷。

　　在这壹分配原则中，“效率”是作为与“公平”对应的概念提出的，当简单地把分配结果的均等视为“公平”时，也容易使人们简单地把“效率”的实现等同于“拉开收入差距”。

　　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扩大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业职工工资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岗职工实际累计近5000万人。中央党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业率达 18.1%；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报告显示中国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达总劳动力的23%，将近1.7亿人。随著大量人员下岗，城市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很多人提“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壹切，带来壹切。他们信奉“经济就是命运”，把发展看成是高于壹切的本原。他们把当前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归结为经济不发达。“物质丰富了，馅饼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这看似有道理，纯粹是想当然。它不符合历史，历史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我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这表明中国的社会财富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极少数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

　　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先生年过半百，下岗数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无钱治病。他于是不顾街坊的劝阻跑到大街上乞讨叫卖。“谁给我5000元，我就当人众砍下自己壹节手指头，连皮带骨头吞下。”如此残忍的方式显然出于无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贫困标准，中国的穷人是3000多万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国标准的1.78%。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万元人民币)，人均4224美元(约合35059元人民币，月均2922元)；2003年调整后的贫困人口标准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币，只是美国标准的1/55。2004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刘坚说：“去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全世界通用标准为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约500元人民币）即为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约250元人民币）为最贫困人口。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有7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最贫困人口也有2.5亿人，远不是2900万人。中国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壹大批弱势群体？因为中国是壹个“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国家，是壹个不知人权的国家。

　　中共每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按中国的贫困标准，这笔钱足可让3000万贫困人口脱贫128年！贫困县的壹般公务员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贫困线的十几倍。广东省壹个县的公务员月收入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个县则达6000元左右。这两个县的乡镇干部月收入还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达10万元左右。广东佛山乡镇干部年收入不低于15万元、高达30万元。公务员的收入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玩乐旅游出国及其它福利。国企领导实行年薪制，每年几十至几百万元。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壹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每年以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现基尼系数已达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世界银行1984年在壹研究报告中提醒我国改革中壹定要注意收入分配公平问题，1997年则提出“严厉警告”，到了2003年则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25年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速率，为世界之最。随著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壹步增长，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壹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四川汉源县修水电站征用的土地是每亩2万元，可农民基本上没得到任何补偿。县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后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钱，才能买回壹套与搬迁前相同的住房。对不愿搬迁的群众，当局动用公安、武警进行逮捕、驱散。由于官商勾结，不法官员将肥沃良田说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赔偿标准对老百姓进行安置，而补助款则落入了官员手中，民众联名集资上访也没结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汉源县五、六万名农民，冲破警戒线，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壹名30来岁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砖头打死，数人受伤。随后，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抬著尸体冲击县政府大楼，当局急调万名武警驰援。有20名农民被打死，40多人受伤。

　　2004年10月初，三岔湾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村民发表“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称：10月4日凌晨3点，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围该市榆阳区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在抓捕与反抓捕的过程中，警察开枪，受伤的农民50多人，其中重伤27人。此次行动的指挥者为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市公安局长杨勇。

　　河南郑州七月亦发生同样的暴力征地事件，当地政府出动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围该市师家河村，用催泪弹、霰弹枪、电棒等围捕抵制征地的农民领袖，三十多人中弹受伤。

　　连封建皇帝都不敢干的恶行，中国官僚们都敢干。圈地，圈钱，穷人失地又失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冲突已达到公众忍耐的底线。中国新的阶级对立已经产生，我们所居住的大地，越来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万州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部。胡自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事件由此引发众怒，数万人围堵政府，当局最后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进行镇压，聚集的民众则用砖头木块还击，并焚烧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双方激烈冲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万元壹亩的土地，到农民手里只剩2万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云南昆明官渡园地区关上镇和甸营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游行，当局出动警察、黑社会镇压农民，黑社会流氓用钉了钉子的棍棒，当场打伤3位农民。农民毫不畏惧，高呼口号“打倒共产党、打倒贪官”奋力反抗，夺下流氓手中的棍棒。当局又出动军队驱散农民。

　　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来源于社会的不平等：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严酷的剥削压迫、社会财富向极少数群体集中，造成了两极分化。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同时也是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心理不平衡，自然导致社会矛盾深化，引起社会动荡。暴力革命都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会的不平等如果趋于最小，社会就不会发生政治动乱，更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之类的事情。社会财富占有的构成呈橄榄球形状看来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国家是这样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十个阶层的划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中国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状，极少数富有阶层高高站立在顶尖，而绝大多数贫民处于最底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对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

　　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极少数人，那属于正场☆态；如果造成大多数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无法调和。解决的唯壹办法就是让多数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数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会财富、政治权利等的平衡。做到这壹点，事情也就解决了。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引导下，让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来已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有多少地方GDP长壹寸，各种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长壹丈。正如邓小平所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在过去壹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不公平。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壹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妳死我活的斗争。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是在强化壹种高强度的经济取向，而不是强化壹种规则意识，因此，它所助长的是壹种畸形的社会。公平摆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无形中就放在第壹位，这必然会导致壹切向钱看，目光短浅，行为短期化。

　　如果司机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载快跑，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超载车难刹、船易沉，中国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于交通事故。中国政府统计的公路交通死亡数字低于实际情况；中国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数字还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业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会拼命的降低成本，会导致劳动条件恶化、事故频繁发生：“中国五金城”永康市上万台冲压设备没有安装防护装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机器轧断，成为“断手之城”；而且会导致工资增长缓慢、劳动者陷入相对贫困化；会导致商品质次价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还会导致企业污染治理不力、生存环境恶化、癌症村痴呆村不断地出现。

　　最近几年，见诸报端的各类生产事故层出不穷，其中以煤矿爆炸事故最为频繁。不论是官企老板，还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驱赶矿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价值”，导致灾难连连，人命贱贱。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次日繁峙县政府作出的调查结论是：事发当时有40人在井下作业，2死4伤，另外34人安全转移。壹个月后经矿工和记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矿难死亡人数为46人，数十具遇难矿工的尸体被矿方抛弃于二三十里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尸灭迹。繁峙矿难也因矿主的残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惊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产量约50亿吨，全球事故死亡总数约8000人。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高达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矿工死去。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中国煤矿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总量的84%。2003年中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全员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百万吨死亡率则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庆市去年产煤2430万吨，死亡466人，死亡人数占了全国的6.7%。重庆市因煤矿死亡的人数是全国死亡人数的4.7倍，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国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矿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员已发现了147位矿工遗体，还有壹失踪者没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负责人恶意瞒报，当班下井的63名矿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矿工获救，仍有29名矿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辽宁省抚顺市矿业集团西露天矿发生毒气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湾矿难，16名矿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鲁山县矿难，33名矿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矿难，19名矿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矿难，68名矿工死亡；12月1日，贵州盘县矿难，16名矿工死亡。

　　陕西铜川陈家山“11．28”矿难的遇难者人数达166人。据了解，矿工们多生产，奖金就发得多，年底能领到上千元，而矿领导可能拿到25万到40万元不等的奖金。11月22日，陈家山矿井发现有著火现象，但矿领导不停止生产，而是壹面采取灌浆方法灭火，壹面换了个工作面继续生产。11月23日，火越烧越大，从外面就能闻到浓烟，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产，矿上威胁说谁不下井就扣谁的全年奖金和当月工资，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产。可以这样说，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产值麻木不仁的矿领导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这里就发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隐瞒没有上报，煤矿零星死人已经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2001年4月6日，陈家山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导致38名矿工死亡。当时，陈家山煤矿代理矿长宋战宏被给予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壹年处分；陈家山煤矿党委书记南民生被给予撤销党委书记处分。过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个煤矿当矿长去了。矿工们说，正是处理过轻，才造成领导不负责任，不把矿工的生命当回事。

　　这次遇难矿工的赔偿标准初步定为4.464万元人民币。此标准略低于河北沙河五家铁矿矿难68名死亡矿工的赔偿金4.8万元。矿工们用166条生命书写对专制制度的控诉，用166条生命谱写中国工人的悲歌。矿工的悲惨景象并没有促使当局从制度入手改革，当局还在自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继续用谎言欺骗人民。当局把“生存权”放在第壹位，矿工的“生存权”在哪里？权力和资本浸透工人们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处伸冤。

　　英国1960年代发生了壹次矿难，有5人在事故中遇难，英国法庭根据法律判处该矿主必须在壹次付给死难矿工赔偿金之后，为了让矿主永远记住这壹血的教训，裁定矿主每壹年矿难这壹天必须拿出壹定数量的慰问金去慰问每壹位遇难矿工家属，三十年不变。

　　20世纪80年代，韩国圣水桥垮塌，汉城市乃至政府副总理壹级的高官立即遭逮捕，这壹事件曾震动世界。他国为什么要如此重判？因为他们认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个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矿长都把矿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还会出现明知有瓦斯危险还叫矿工下井的事吗？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几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时，首先问人受伤了没有，这是壹种对人生命尊严的关怀。

　　五代十国末年，南汉亡国之君刘宫室以玳瑁珠翠装饰。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们入深海采珠，办法是用石头系足沉下去，用绳索系腰拖回来，“溺死者众”。后来宋太祖遣潘美率师灭南汉，南汉宫室焚毁，潘美找到劫馀的珠宝，携回京师献上御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状”。宋太祖壹听，马上下令解散采珠队伍，“禁民不得以采珠为业”。这不是新中国式重要指示，只是旧中国君主壹颗不忍人之心（《续资治通鉴》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会好大喜功、忽视公平，好高务远，搞什么“大跃进”、“洋跃进”、“圣人出”工程，盖了楼又炸楼，劳民伤财，草棺人命，会出现大量的豆腐渣工程，会出现大量的政绩工程，饿死几千万人，执法不公，祸国殃民。

　　2004年4月23日东莞兴昂鞋厂数千名工人因为抗议资方的欠薪而发生罢工骚乱，壹些人破坏财产，累计造成工厂直接损失153534元。10月22日，东莞法院对为首的5名工人分别处于两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纪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岁的女孩，五位工人为资方的15万元损失，需要付出累计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资是引发骚乱的原因，如果工人们应该为他们的愤怒付出代价的话，难道资方就不应该为它拖欠累计上百万的工资欠薪而受到惩罚吗？购买该台商产品的美国耐克、瑞跑等鞋业公司获悉后，致信给中国官方，要求对这些工人从轻发落。2004年底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无条件释放，另外七人被减刑至九个月，缓期壹年执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阳市残疾人罗贤汉冲进珠晖区政府，来到副区长邹传云的办公室，将汽油泼洒在邹和自己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二人先后从二楼跳下，都烧成重伤，抢救无效先后死亡。37岁的罗贤汉因腿部残疾，壹直未婚，平时靠开三轮车载客为生。衡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罗每月领不到130元，而且仅领了1年。罗先后被扣过4辆摩托车。他到珠晖区政府要求归还，但邹说：要车，自己到废品站找去。此外罗还欠著他人的饭钱和房租。罗贤汉面对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终于爆发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绝望能量。

　　如果社会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么人人都拼命发财，金钱崇拜、人欲横流、假货泛滥，坑蒙拐骗、贪盗抢杀就会越来越多；把“升官、发财”等效率目标看的比生命还重要，违背了生命神圣的原则，违背了平等博爱的人权原则，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

　　2004年张秋兵因向老板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便纵火烧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同年7月21日，四川乐山市发生壹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财产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因缺乏爱心欺负农民]被炸身亡。

　　在壹个物化的社会，人不是社会的主宰，金钱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会里，道德底线可以被突破，法律规则可以被踩在脚下。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害死12名婴儿，229名婴儿畸形。当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必须以怀疑的心态面对摆在我们面前食品的时候，壹些关于发展的讨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壹个连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社会，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凡“至亲第壹”、“经济第壹”，搞兼顾公平、正义第二的国家必然是野蛮国家。

　　所以，当我们的壹些决策者还在啧啧称赞发展速度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执政者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个别政府官员非常喜欢用“牺牲壹代人来发展经济”的口号，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并非没有人的观念，但是，他们把当代人当作客体，当作发展中可以牺牲的对象，而把未来人作为执政的目标。这是壹种虚伪的政绩观。他们只是打著牺牲当代人的福利发展经济的幌子，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我们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将这样的政府官员彻底赶下台，让那些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上台。

　　3．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称为机制公平；起点公平指的是起始状态同壹。过程公平指的是竞争规则的公平。

　　1）机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关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对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从壹般意义上讲，公平体现为壹种竞争规则的公正。公正的规则只会促进竞争的有效性。比如按到来的先后排队买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经验证明排队既可省去拥挤、插队的纠分、财务的丢失，而且卖票的进程也加快了。体育竞赛的规则合理，运动员就会心情舒畅，竞争也会有效率。可见，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于各人的实际能力和禀赋不同，机制公平并不导致结果均等。相反，结果太平均说明机制不公平。

　　如果规则不合理、没有体现公平的精神或没有规则，竞争肯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将造成效率低、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政府垮台、战乱。不公平带来反对、反抗，必将降低生产效率。效率与非公平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公平产生效率，纯粹胡扯。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普遍偏低、又被拖欠，这种不公平只会降低效率。许多低收入者贫困，没钱买东西，必然造成商品卖不动，抑制生产，怎么会生产发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权，是做人的起码底线！公平是壹个社会发展的底线，是终极价值和理想类型，是不能视之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顾”而论之的。

　　罗尔斯认为在功利与正义之间，正义具有优先性。正义首先是自由的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为人类活动的第壹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可能作出妥协的。他说，效率驱动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公平驱动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权利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壹个家庭中，只有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处在满意状态时，这个家庭才是和谐幸福的；同样，在壹个社会中，只有当所有的成员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平等的自由时，这个社会才是正义的。稳定、发展、效率都不能摆在社会的首位，摆在首位只能是人权、正义和平等的自由。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总统说，“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会的目的”。

　　每壹种的公平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都将受到人性“恶”（自私自利）的攻击，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坏和改变，致使生产效率下降。不能简单地认为哪种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所谓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长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实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追求公平是壹个永恒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国应确立“以公平为目标，以效率为手段”的新原则。

　　城里人和乡下人完全是两种制度环境

　　为了赶英超美的战略，中共不惜以牺牲全国人民、特别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利益，强行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武器。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就必须首先要稳定城市，而稳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剥削没有任何福利的农村来养活享有各种福利优惠的城里人。

　　在公有制下，掌权者能够人为地提高工业品价格，使之与农产品价格形成“剪刀差”，把那个“差额”，作为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本。据农业部统计：从1952年至1978年，工业品与农产品不公平交换，制造的“剪刀差”累计7140亿人民币，整个60年代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相当于大陆当时好几年的GNP之和。

　　从1978年至1991年这种非等价剥削就达13000亿人民币，相当于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1/5的城市贵族每年从4/5的贱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劳动成果。

　　据中国社科院统计：占人口80%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说，只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

　　农民收入低、成为苛捐杂税的对象。1980年至1998年，农民人均负担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长速度为39%。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4%，负担的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25个百分点。按人均纯收入分层次看，高收入组农民人均负担率3.3%,而低收入群体的负担率为9.9%，后者比前者高出6.6个百分点。现在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每年税额为37元，农民人均税额则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农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著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壹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个农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壹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

　　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壹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地的人租种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著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里人依法享受各类福利保障，诸如医疗、粮票、油票等；而农村人处处遭遇歧视，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在四川安县农村当过三年知青蔡咏梅说：“她所在的生产队200多人，大饥荒饿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绝。……记得壹次我和生产队队长及几个男社员有事上四十里外的县城，我带了粮票，而农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换饭。知青是城里来的，回家探亲可用大米去公社调换粮票，但农民没有这种权利。安县的农民出远门都是带著大米，用壹块布包了，然后到可以换饭的小饭铺，用饭铺的秤小心秤个6两换壹碗没盐没菜的白饭。这种大米换饭的方式只在乡镇小县城通行，在成都就从未听说过这回事”。

　　政府让农村人自己掏钱搞保障，城里人国家掏钱搞保障。政府让农村人自己掏钱搞公共建设，城里人国家掏钱搞公共建设。

　　中国政府让农村人自己掏钱办教育，城里人国家掏钱办教育。中国教育部调查后说：壹个农民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壹个城镇人的1/29。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报告说，中国卫生分配极不合理，农村分配不到政府的卫生投资。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壹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据2004年11月6日《新京报》报道）。

　　《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农民壹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费用。因此，疾病是中国农村居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权力和市场配置资源，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

　　城里人和乡下人完全是两种国民待遇

　　农村户口要转为非农户口就得走后门行贿。李昌平说：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壹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仅为3年的重庆綦江彩虹桥突然整体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数十人受伤的惊人惨祸。对綦江虹桥垮塌遇难者的赔偿中，政府施行了壹种公然羞辱农民的赔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获得死亡补偿金近30万元，而农村户口只能获得13万元左右。山东省2003年市民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释》的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这就是说，壹个农村居民侵害了壹个城镇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个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反之，壹个城镇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个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

　　《楚天都市报》11月18日报道：2004年5月，女清洁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则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余年，应为城里人。经法院查实，胡某户籍仍在农村，因此判胡某家属获赔9万余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规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322元／年，农村居民则为2567元／年，城乡之间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数千元。仅死亡赔偿金壹项，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赔偿年限，城乡不同，赔偿额会相差上十万。壹个司机闯伤人后面对大笔医疗费用的赔偿时说：“把人闯死了赔得还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赔偿标准为：每人40万美元，无差别待遇！

　　前两年几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袭击杀害。以色列壹调查，是非法劳工。以色列说非法劳工也是人，负责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负责父母到临终的开销，并给予抚恤金，总共加起来近500万元人民币。而阿拉法特却连壹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3．中国政府壹直给最劳苦的流动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疯子待遇”

　　迁徒自由由来已久，它包括选择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变更住所的自由三个方面。唐朝大诗人李白描述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壹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多么快意呀！杜甫也有诗句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果没有迁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轮船和飞机，李白、杜甫的迁徒快感也不会产生，那会天天都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宪法性法规中也有迁徒自由的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届人大第壹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公民的这壹基本权利剥夺了，1982年宪法也没有恢复。悄悄地剥夺公民的迁徒权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据发展导报《高价证件没完没了困扰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农民，得付出累计上千元证件费用，才能取得出卖劳力的资格。其中，必须在家乡办理的身份证、边防证、未婚证、计生证，省与省之间收费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张花了壹个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证要花80多元，壹张边防证120元，未婚证60元，计生证45元。就是说，打工者还未出省就被公安、计生等部门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边防证、未婚证、计生证分别收费250元、130元和80元，仅三项已经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证，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后，高价证件继续得办。壹张暂住证300元，如果进厂打工，又是几十元壹个工作证外加几百元押金。输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费两头相加，是1千多元，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种种高价证件中，除身份证外都是短期证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两个月。

　　没有暂住证，农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工厂工作是非法的、在街头叫卖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资，或者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也哭天不应叫地无门，因为他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谁想挑战暂住证制度，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让妳住！

　　壹位民工说：“1998年冬妻女来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临时租了壹间房子，住进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员查房，我拿身份证、结婚证给他们看，都不行；没有暂住证每人罚款80元，我解释遭到了大声训斥及谩骂，并要带我们走，吓得四岁的女儿大哭。我怕吓坏小孩就给了他们240元钱。三年后要女儿再来广东，她不肯，说广东有坏蛋。”

　　湖北安陆的姚芳，年仅20岁。她怀著对幸福生活的憧景，来到广东，在南海盐步制衣厂打工。因为在凌晨２时许被查房查证，而被吓死[见《南方都市报》]。

　　深圳张女士称，在去年春节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时，丈夫因为要照顾有孕在身的她，开门动作慢了壹点，结果被治安员当场打倒在地，而张女士也因惊吓当场流产。

　　南海盐步的壹群“外来工”称，有次深夜查房时，只因他们动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铐把里面的５位“外来工”铐走关押，打了壹顿后，每人罚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义囚禁起来，迫使他们向国库交数百、上千元的赎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贷才能到收容站“赎人”。据被收容过的人向记者介绍说，向警察、护工（收容站工作人员）下跪求饶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生27岁的孙志刚上街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后，被活活打死了。当年在中国的日本统治区没有带良民证的中国人被抓时，日本人还不致打人杀人，找来良民证就放人。在孙志刚之前，不知有过多少“孙志刚”。《南方周末》载，安徽潜山县梅城镇冯彩云的儿子徐英东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后下落不明，70多岁的老母亲多次上北京寻找儿子，希望交钱领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伤心使老人变得迟缓了”。

　　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合法处在壹国领土内的每壹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亚1998年废除了对中国移民隔离和歧视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称呼，而中国的城市仍然把中国公民分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

　　中国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户口所在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就必须申报暂住登记。但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却不用办暂住登记。壹个公民在自己的国家要办“暂住证”，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中国公民，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只能暂住？！

　　在湖南株洲、衡阳壹带，常有广东警方用火车、汽车将壹批批骨瘦如柴、气息奄奄的奴隶抛弃后扬长而去。据活著的奴隶们诉说：广东警察经常半夜出动来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罚款的，就将女的卖到发廊，男的卖给壹些工地老板做奴隶，壹旦奴隶们生病或快累死时，便叫警察把他们抬上车到广西、湖南壹带抛弃。广东壹省2000年就强制收容58万人次，其中符合“规定”的，即所谓“流浪乞讨、卖淫嫖娼”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讨”难道就可以构成被抓被关、罚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孙志刚式命运的理由吗？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长顺以700元，从该所人员手里买走了8个少女，逼迫她们在京卖淫。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壹位女孩跳车自尽！因她没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价将她卖给广东的收容站！女孩宁愿选择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恐怖。

　　凤凰卫视报道：《湖南壹收容所骇人内幕 不交钱竟被活活打死》。仅有10名员工的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满足政府每年12万元的拨款，为了广开财源，该站站长肖某决定施行《最低收费标准》。标准中将偷、扒、吸毒、卖淫、随车叫卖及壹般流浪乞讨人员分为A、B、C三类，分别按省外、省内、市内不同档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费，10日以上则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标准收取。几年中，在站里负责财务的郭先礼统计的资金有近320万元。”

　　在广州被骗被抢沦落街头的江苏少妇不仅没有得到警察的关怀，还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贴身的几千块钱又被掠夺壹空，还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们的轮奸。

　　《中国青年报》报道：1999年26岁的湖南籍农村少妇苏萍，与珠海壹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随后来到广州，刚出火车站却被人抢走了行李。接著，“两位巡警走了过来，拉起我就走。我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我被强行推上了壹辆后厢封闭的警车。”她被送进有收容外来人口功能的精神病医院，与数十名男人同处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壹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我。有很多人帮他，还威胁要杀我。我怕极了，壹个劲儿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进来几个小时了，也没人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那简直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狱！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把我挟持上三楼壹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昏死过去。” 在此后的两天两夜里，这位少妇被不计其数的暴徒轮奸，直到丈夫从外地赶来领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 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壹辆中巴起火，车上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被活活烧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来工在广州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壹个接壹个地掉下来。这5名外来工除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外，其余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广东东莞由于查暂住证引发百人械斗。

　　领袖喜欢在“国庆”的庆典上挥手，数十万记的民工便被警察驱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来京打工者悲哀地说：“每当全国人民喜庆的日子，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开灯，我们在辛苦地建设北京城，北京城却没有我们容身之地”。有点大事儿外地人就倒霉，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大运会，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门从来不“爱”壹个农民的孩子。作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权利和受教育权利从壹开始就注定要被剥夺，民间教育壹直受到压制和歧视。妳孩子没户口上不了学，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户籍制度的欺压下煎熬。农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自愿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务的好心人，却被政府看作捣乱分子和坏人。在北师大组织“农民之子”社团的大学生徐伟，因为挚爱农民兄弟并质疑官方的农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并以“颠覆国家”的罪名判处十年徒刑。这样，谁还敢为农民说壹句公道话呢？

　　城市居民失业了，还有壹份救济金；农民碰上天灾人祸领什么？壹个公民在贫困潦倒时寻求社会救助的自由也要剥夺吗？壹个农民可能曾经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纳几十万元的税款，破了产被迫流浪街头，是没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驱逐！

　　在美国，穷人有露宿街头的权力！在旧中国，安徽凤阳人“奴家没有儿郎卖，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据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第2条规定，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或者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就会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铁口拉著低沉凄凉的二胡小调，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被扔进收容遣送站！妳将听不到《二泉映月》的优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种明显违背《宪法》的城市特权制度，只针对本国农民而不是市民。这样壹种世所罕见歧视性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的权力寻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蜕变为城市执法部门限制外来人口流动、捞取集体和个人私利、滥施淫威的“合法管道”。众多的事实已经表明，收容遣送制度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动和统壹的大市场相背离，与转移大量的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相背离，与依法治国、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相背离，与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履行国际人权公约相背离，与中华民族建设政治文明相背离。

　　北京的招聘广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镇正式户口”。这是歧视性招聘。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劳动法则肯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我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也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壹权利。”用工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城市户口的做法是违法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关规定也是违法违宪的，是对公民权的侵犯。

　　马克思当年挖苦讽刺资本主义社会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因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国农民进城想凭自己的智慧、体力、勤劳和血汗养活自己都不能，连要求资本家“剥削”的权力也没有。允许进城农民干的，往往是为城市居民所不齿的低贱工种，都与脏险累毒沾边。难道农民就是天生的贱民？

　　在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百般刁难。劳动法等法律已承认的公民择业自由和营业自由的前提之壹是异地择业和营业的自由。现行户籍制度在侵害公民迁徒自由的同时，也在侵害公民的择业自由和营业自由。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视，远远高于在美国非法打工的中国难民，象难民的孩子在美国享有免费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国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笔借读费。美国大众讨厌中国的偷渡客，但对于那些可怜的人，美国政府还是拨出大量的经费，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医疗服务和法律服务，保证他们的健康、权利，给他们吃喝，送他们回家，做这些事没有收过他们壹分钱；而这些人回国后，不知廉耻中国政府却收了这些穷人许多钱。毫无疑问，最歧视中国人民的就是中国政府。

　　对农民的隔离是中国的耻辱。中国的隔离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丑陋展示给世界：城市自称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却以农民的隔离为代价；国家自称要实行法治，却以歧视农民为前提，这简直是南辕北辙！中国的隔离制度，使中国的城市形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庄园。在壹个连起码的居住和迁徒自由都没有的国家，怎么可能出现民族的大融合？这个表面上统壹的国家，却有著分裂的人民。农民被剥夺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成了没有首陀罗之名的首陀罗。农民不再是壹种职业，农民成了世袭最底层的等级。

　　无论农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长时间，都是“外地人”，无论遇到多么地不公正，我们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无奈的呻吟，可我们壹样纳税，无法像当年的英国人那样宣称“无代议士不纳税”。按照现行的选举制度，中国公民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选举和被选举！壹个在城里出生的农民的儿女到了18岁，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父亲的家乡，却只能在那里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这就是现行的选举制度！这样，壹万个农民也顶不了壹个城里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韶关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拖欠民工工钱兑现会上，国道323线乳源县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经过10年的艰苦追薪，终于在国务院总理、广东省省长层层批示后从该市中院领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钱29.3万元。区区几十万的欠薪历时十年追讨，惊动了各级政府乃至国务院总理，那1500多亿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还清？壹公司经理狡辩说，拖欠工资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为职工的长远利益著想。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顺理成章，当然也就为富不仁了。

　　比奴隶还不如的中国农民

　　当代最典型的蓄奴现象是在苏丹和毛里塔尼亚。那儿奴隶的价格随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动步枪可以换六七个奴隶少年。1989年，尼罗河上丁卡部落的壹个妇女或儿童，在市场上标价90美元，到1990年，由于抢人事件大增，奴隶供过于求，价格跌到15美元，奴隶贩子就把有些儿童运到利比亚去卖。当代奴隶大约有2700万到4000万。

　　南非的人均收入处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但在财富分配方面，占总人口7成多的黑人拥有了不到南非财富的2成。《人口登记法》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支柱和象征，种族主义者曾以素质为由长期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利。种族隔离的“家园理论”说：“所有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园，他们进入其它地区或城区仅仅是暂时性质而且是出于经济原因。换句话说，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班图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没有政治权利。”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城乡隔离的支柱；中国权贵以农民素质低劣为由拒绝农民的选举权。1983年中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壹个人大代表的人口数是城里人的8倍，也就是1个农民=0.125个城里人，1995年修改选举法使1个农民=0.25个城里人[1783年1个美国黑人=0.6个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认的政治文明的底线。中国农民名义上在全国人大里代表总名额里占8%，实际比例不超过1%。

　　2003届政协委员共2238名，农业界委员68名，占政协委员总数的3%。在这6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来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晓：《为何“九亿农民，壹个委员》）。

　　县里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壹个城里人的代表权。就是壹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几个纯农民也是干部提名的。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个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壹个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1963年8月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说：“美国黑人共壹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壹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这段文章里的“美国黑人”改成“中国农民”，是多么的贴切！惟壹不贴切的是，中国农民的平均工资，不到城里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国黑人惨得多！户籍隔离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国存在著壹个奴隶主集团，它使农民成为贱民、成为奴隶；它让壹个“文明古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野蛮之国；它在羞辱著人类的良知！在经济权利上面，中国农民极其类似于百年前美国林肯时代的黑奴。他们的终生，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有劳役，没有报酬。

　　中国从比非洲人过得更穷、更悲惨的农民身上榨取钱财，来接济“非洲兄弟”。生为农民，妳这辈子就沉浸在“锄禾日当午”这样原始生存模式中了。农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们的，无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种专制。共产党当年用“消灭差别人人平等”的口号，煽动农民造反。今天，中国农民在中国私有财产里所占的份额仅占4%，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是1:3（即25:75）；财富拥有比例是96：4；人均财富拥有额仅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为1.388% 。相比城市人，农民真是壹贫如洗。

　　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数据，发掘出了壹项世界之最：以城乡为界划线的中国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处在“世界最高”！中国官方承认，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而多数别的国家，这个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说：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对待的倒霉蛋！整个壹个历史就是“兴，农民苦！亡，农民更苦”！

　　50个中国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中国农民的年纯收入；而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则相当于9亿中国农民2年的纯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万元，而2003年中国农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头，相差了近25倍。

　　连猪狗都不如。农民挑土石方，实质上是被迫在为国家做无偿的的苦力劳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剥削制度叫做“义务工”制（也叫“农田水利任务”）。在任何壹个文明的国家，修堤、筑路、建工程，是依靠全体国民之力、由国库拨款来完成。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役）使为奴隶或奴役”。然而，中国的农民，却在50几年中，在这样无偿、繁重的劳役里，耗费著生命，看不到终结的日子！

　　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壹点壹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壹点是自己的！农民为国家劳役付出，到年底后的结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头，非但没有什么收获，反而欠国家壹屁股的债！通常，要把自家私下喂了壹年的肥猪白白交给国家抵偿债务，依旧还不清。哪有奴隶无偿为奴隶主干了壹年之后，还欠奴隶主债的事！中国农民连奴隶都不如！

　　中国虽是个农民国家，但农民却处在社会链的最末端。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的观念，深植在每壹个人心中。譬如：贪官犯罪后，在法庭上请求宽恕时，都说只要能留他壹条命，他哪怕下乡种地都可以。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视农民的观念在作祟。农民莫非连罪犯都不如？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向毛泽东乞求时都说过相同的话，更不用说其它人了。现在城里人犯了罪，惩罚措施之壹仍是吊销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

　　农村的现实是：“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监利县侯王村侯孟轩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带著本村8 个妇女住壹间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个人全挤在地铺上。为了节省两餐饭钱，每天靠给餐馆老板抹桌子、洗碗盘换取剩饭剩菜过日子。侯哀叹：“我们农民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闻网》报导，成都郭家桥壹建筑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饭。半小时后，最先进餐的8位民工纷纷出现头痛、腹痛、发烧、呕吐、心慌等症状。内江民工尹世详壹边输液壹边说，“他们简直没有把我们民工当成人，我们吃的东西比猪都不如啊！”

　　中国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层论坛发布消息：中国人优质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营养元素不平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所长杨晓光博士作出的结论说：中国人普遍存在“潜在饥饿”，特别是农民的身体素质太成问题了，在各个指标上已经全面落后日本；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也下结论说：中国儿童的总体（即农村儿童）生长发育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水平，至少还需15-20年时间……像几千年来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样不公的局面壹样，“成年养猪者（或养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里主要的肉食生产者和提供者；生产的肉食，绝大多数进了城市人的胃肠。千百年来前辈农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质资源，已不复存在了。

　　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种壹亩小麦要亏损8美元的水平，使农民陷入困境。鄂东稀水县农民、前劳改释放犯沉清海写给县长的壹封信——“种田不如当囚徒”。信中说：“我壹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壹年之内能出多少钱？三亩地除去上交剩下的还不如壹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敞开供应，不担心什么”。记者调查后发现的情况比这位农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见《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页）。

　　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他写的“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壹文中说：1997年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102元，还有自己的菜地、鸡舍羊圈，产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还全部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被服由国家统壹配发。每人每月零用钱7元。参加劳动的罪犯每月可领到十几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资，及时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和津贴。即使不算工资，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费和零用钱就有1308元。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标准中，食品消费标准为60%，即382元，也就是说，监狱罪犯食品消费水平是贫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贫困线意味著每个贫困人口实际上还达不到犯人的标准。

　　壹名蹲过监狱的法律学者算过壹笔帐：壹个监狱囚犯的关押费用，远远高于国家用在壹名清华或北大学生身上的费用，而且监狱里所关的大都是无罪和轻罪重判的弱势公民！！中国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还比不本国监狱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个神州大地，其实就是壹个供极少数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的次等监狱！！

　　对很多被困在农村的穷人来说，当乞丐正成为壹种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职业”，壹个乞丐的收入可能相当于壹个农民的10倍。中国每天消费不足壹美元的“贫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数字18.8%、2.44亿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达 到六个亿。如果按日均消费两美元做为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不少于八亿，直奔十亿人大关。 农村的社会危机势驱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而随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问题日夜突出，造成了壹党专制的全局性危机。

　　《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农民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27.2人，而城里人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9.4人，农民的自杀率是城里人的自杀率的3倍。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国，妇女自杀的人数就占了世界妇女自杀总人数的56%。……中国农民，在壹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群沦为弱势境地，是举世罕见的。农民弱势的存在，是中国的耻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现。

　　中国权贵呀，妳在隔离了自己3/4的人民的时候，妳实际就在隔离中泯灭了中国3/4的有效劳动、泯灭了中国3/4的智慧、泯灭了中国3/4的综合国力、泯灭了中国迈向富强的可能——所以，我们13亿人创造的经济能力，只相当于三千万人口国家的经济能力！中国人也是人啊，怎能因为人口众多而贬值？

　　对农民的恐怖统治

　　壹首民谣说透了今天中国现状：“民脂民膏胡紧掏？三个代表无帮国。人民尚未温加饱，反腐方知无官正。夜夜笙歌里藏春，苦干实干是裸干。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黄局。”

　　在中国的农村，县乡两级政府扮演著什么样的角色？每当农民结束了收获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春耕夏种，秋收冬闲，农民最怕的就是村干部和县乡两级政府。索要农业税，收取集资款，顺便带上各种各样的名堂。农民在无钱上交的时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诉，而是无数的殴打和敲诈。在县乡两级公安系统暴力工具的协助下，农民在恐怖中等待恶魔的壹次次的降临！县乡两级政府实际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钱财的“搜钱器”！在干部的眼里，昔日的乡亲不过是他们搜罗钱财，送礼求荣，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于是，这些出自农村本土本地的人却成了最大的恶魔！实际上，就是土匪和恶霸的化身！县乡两级政府的官员操纵农村选举，对真正的民主选举的村官实行打压！扶持村霸和类似黑帮的人物统治农村！因为这些人的野蛮正是他们索要钱财的“利器”！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只是个符号，他们甚至不知道共产党的宗旨到底是什么？他们只知道，“上面让我要钱，我便要钱；让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则、正义——全是路边的野花，无人问津！

　　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签名时，壹名52岁的男子扇了他壹记耳光。顿时，施罗德的脸颊变红。在场的4名警卫立即将该男子带往警局，不久，“袭击者”被释放了。这位向总理 “动手”的失业教师没有被刑事拘留，更没有以“妨碍公务罪”、“侮辱领导罪”、“故意伤害罪”而下狱，这显示了壹个法治社会应有的理性。而中国的公民呢？

　　山东有壹位名叫邢树贞的农民，因为壹桩莫须有的纵火案，22岁的时候被当时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等人残忍地割掉了睾丸，造成了终身残疾。

　　1991年河南省嵩县石坡村王次钮的儿子姚国强在当地金矿打工，矿主白华山怀疑姚偷窃黄金，伙同4名警察动用酷刑将姚活活打死。事件发生后，尸体停放20多天，县政府、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均不立案处理，政法委书记居然喝斥告状的家属“滚出去”。王次钮求告无门，竟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到北京“告御状”。后来凶犯虽被判刑，由于他们用钱活动，不久又放了出来。王次钮不服，从此成常年上访。13年来，她无数次去北京、郑州、洛阳告状，倾尽了家产，死了丈夫，屡遭迫害。现在她是洛阳地区重点监视防范对象。

　　洛阳市新安县西乡后沟村，村霸李洪贵打死6人，诱奸、强奸幼女、少女和成年妇女98人，打残12人。在那个村子，凡有点姿色的，都被他奸污过。李强奸了郭秀秀后说：“我什么时候来，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说：“我要告妳！”李洪贵大笑说：“法律是网，是网就有洞，是洞就能钻。我钻就没事，妳钻就脱皮！” 李洪贵的儿子在县里当官，乡里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亲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过，从乡里告到省里，都没用。

　　河南邓县裴家村村长裴安军，去农民李三家强收摊派费不成，把他十五岁的闺女带到村办公室强奸！李三到镇派出所告状，派出所所长将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头，让他给村长磕头赔罪。这位裴村长连续十多年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并选为当地人大代表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

　　云南信息报报道，2002年9月4日，王树红到丘北县城打油买菜，被禁毒大队副教导员刘自春拽进了丘北县公安局。他被污蔑为“嫖娼杀人犯”，被打断了胸椎和腰椎，在被关押295天后，真凶终于落网，但他已成了壹个几乎完全丧失腰功能的伤残人，落七级伤残，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了。

　　《中国农民调查》用“八个想象不到”描述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农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贫困、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书中记载了：

　　安徽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村干部及乡领导为此记恨，动用执法人员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有案在身却没服刑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著儿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砍成四死壹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千多村民仓皇逃到邻省。

　　有个程庄镇，为了要多点经费，强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绝，就被集体抓进“思想政治学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车费”，每人每天还要交上20元的伙食费和住宿费。交了钱，还得体罚，绕圈晒太阳之外，父子兄弟之间还要相互往对方的脸上打巴掌，不响不算，壹次规定三十下。壹时间，亲人相残，巴掌扇脸之声响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县中岗镇沉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沉可理持枪征收提留款，当场枪杀1人、枪伤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沉寨村采访，并作专题报导，全国反应强烈，中央警告电视台：下不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金彪及其两个儿子，在当地派出所两名警察跟随下，将本村的王勇砍死。由于张金彪非法截留上百万元的征地补偿款，遭到许多村民的抵制。老实憨厚的王勇成了张金彪父子发泄私愤和实施报复的牺牲品。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反腐败的下场，壹是要坐牢、二是被伤、三是丧命。该镇殷家林村周长清代表农民上访而数人坐牢；西村张廷夫代表村民反腐败保护耕地在家遭到杀手伤害。魏家庄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托组织查账小组，查出近四百万元的问题。他依法使非法选举不能进行。该村书记商学吉指示其亲信到支化成家公开要挟。200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杀。血案发生后，至今无人问管。

　　湖北农民为苛捐杂税上访省政府没人理，无钱买火车票回家，走投无路，以毛笔在武昌大街上写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杀。《荆州日报》报导此事，记者、编辑被开除，主编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镇宝月寺村村民张加贵当选村主任，因为坚持清理村里1997—1999年的财务账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归案。

　　新华网2004年6月30日报道：“河南省宜阳县农民王幸福，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后秘密调查该县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75名群众被打伤]、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当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调查报告辗转送到河南省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时，暴力征税事件终于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电话被监控处境危险。

　　2004年7月30日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赵庄镇赵庙村赵红新因未能及时交纳不合理的税费，村主任赵汝林四刀将其活活捅死。

　　陕西某地干部催粮，农民无钱交纳，服毒求解脱。被救活过来后，那个干部不仅没有壹点自责，而且责备喝药农民说：“妳说没有钱，怎么有钱买农药自杀？”

　　湖北潜江渔洋镇镇委书记袁作振带队，把三户欠款农民的房屋内墙拆掉，把农民家里煮饭的铁锅砸烂，然后警告村民说，谁要作欠款典型户和上访积极户，就要这样被整治（王莹：新兰村农民负担何时能减轻？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2日4版）。农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饥饿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的折磨是骑著发亮摩托的征税队的到来。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晋中市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枪杀死14人，使3人重伤。凶杀案起因于他代表该村121名村民举报该村干部的贪污受贿行为。村书记曾幕后使人对胡文海行凶，企图杀人灭口。政府部门对他们的举报壹直置之不理，使胡异常失望。他最后选择了极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后陈述中说到：“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4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言……。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挣著工资的人民公务员开著30多万元买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勾结欺压老百姓……。实际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万元，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对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让这些蛀虫们再欺压人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

　　机构臃肿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家机器，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与国家机构相重迭的党组织系统，实行了“党政双重衙门”；官民比例举世罕见。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在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1947年英国治理印度时，印度人口4亿，英裔公仆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万，而印度种姓阶级和宗教语言复杂万端啊！1999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亚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国是1:164人，美国是1:187人。

　　中国县、乡、村三级吃财政的人员高达6000多万人。监利县棋盘乡加上教师和在外工作的干部共有2000多人吃财政饭。1999年，监利县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只580万元，而全乡的农业收入总共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著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税费还差著近壹半！

　　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的通知》，清查的结果没对外公布，外界猜测当时乡村两级债务已经达到2000多亿。最近北京的农业问题专家开列了这样壹组数字：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债务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壹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2500亿元。如果考虑到县级财政和乡镇财政的比例，那么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超过8000亿。有基层干部推算，全国近3000个县（市），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亿～3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但有专家学者认为远不止这个数。

　　2000年对四川省的100个乡镇政府的抽样调查表明，有82个有明显的债务，46%乡镇政府债务高于100万元，有壹些高达120万元。个别乡镇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预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县级政府债务总额达739.2亿元，平均每个县负债4.11亿元。其中乡镇债务279.73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552万元。

　　民革中央对德阳的调研显示，至2001年底，德阳全市乡村两级的负债总额为33亿元，负债规模庞大，其中乡级债务总额近30亿，相当于乡镇财政收入的近5倍，乡镇平均负债近2千万元，村平均负债23万元。以中国5万个乡镇粗略统计，中国乡镇债务就超过万亿。除了这些直接负债外，德阳市的乡村两级都有为数不小的间接或隐性债务，其中乡（镇）政府为单位和个人担保债务5.6亿多元，逾期的就达4.9亿之多，逾期债务约占担保总额的83%；村级组织为所属企业、其它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债务6千多万元，大部分逾期未还。

　　湖北省连“经济十强县（市）”的县、乡、村三级都普遍债务累累，其中“首强”仙桃市光市级财政负债就达1.4亿元，而另壹“十强”天门市则已超过4亿元。湖北省天门市现有村级债务总额为3.34亿元，村平近50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对湖北襄阳的调查表明，襄阳县乡村债务惊人。1998年底乡村债务为8.34亿元，2000年清查是12.5亿元，其中镇级负债3.3亿元，村级负债9.2亿元。2001年6月普查为14.1亿元，其中镇级负债4.1亿元，村组负债10亿元。

　　湖北壹些欠债的基层，镇长、乡长都纷纷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镇，除了镇长、副镇长还上班，其余人都已经“罢工”。 在安徽某镇，连镇长办公室的电话都因为欠费停机了。安徽省平芋镇政府因为还不起酒楼的钱，政府办公大楼被法院判给了债权人。

　　李昌平说：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为例，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壹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谁愿意从壹个派出所所长变成壹个流氓，现在是不得不变成壹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

　　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县的领导们糊弄过去，腐败分子们壹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报告李昌平的“严重错误”，另壹方面则变本加厉地侵害监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辞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这壹事实，既是朱镕基堂堂壹国总理的耻辱，也说明中共政权内部已经难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钟”了。

　　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为政权苟活著的“准动物”；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并不在乎，政府唯壹关心的是农民能否提供当局需要的农产品，并养活党的基层干部。农民是没有说不的自由，他们只能用脚表态，就是离乡背土进城活命。即便如此，他们留在故乡的家属仍然是地方官员手中的人质，在外打工的人还有义务要交钱养活故乡的党政干部。

　　乡政府的干部，70年代住乡下，而到了98年，95%的乡镇干部家在县城里。每年乡干部出门要有公车和司机、汽油保险全国就要花去5千亿。买手机，出国的花费全压在农民头上，经济状态当然就越来越困难，农民劳动不能养家，只好外出打工，让老父母应付地方官。最极端的，湖北的壹个镇政府出现全乡的农民逃亡，这个镇的农民在海南拣破烂，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乡的税钱还需要交。乡政府的干部远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捡垃圾的本乡人收人头税。理由很简单，妳们都跑海口去了，我们乡政府靠谁养活？拿钱来，甭管妳逃哪去。

　　监利县侯王村侯大爷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头税，他步行十多里让棋盘乡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壹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谁越穷谁越多交税费，谁越富谁越少交税费。河南扶沟县小陈庄村，这个村里面的村支书、村主任、会计等主要领导的特权之壹是不用付电费。这些村“三大干”的电费都由农民为他们分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老规矩”（电到村头五毛二 农民用时壹块三，见《经济参考报》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辞职后的3 个月里，棋盘乡竟有4 个农民死于收缴税费的过程中。壹姓尧的农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乡村干部要该农民连本带利交19000元，该农民答应连本带利交14000元，乡村干部仍然将其带到乡里和同样交不起“负担”的11个村民关进壹个“小黑屋”，由于天寒地冻……数天后，尧冻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类似事件，该县在2000年连续发生了三起。

　　监利县广电局长苏兆新有壹次在饭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务员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顾壹旁有女领导在座。又壹次应邀赴筵，进门他发现在座的每人都带著壹个“侨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苏返身就走，不到20分钟，他带来两个年轻女人。据介绍：苏玩弄的女人有十几个，其中有壹位女干警，为了弟弟的干部身份问题，想办法成了苏的人。苏很快使问题顺利解决。苏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扰器”。电视机须配备“解扰器”，才能收看。此举的目的，是解决“有线电视收费难”的问题。每台数百元的“解扰器”，对监利的平民来讲，不是壹个小数目。县人大常委会壹位原副主任说：他曾亲眼看到下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电视，就开著电视机蹲在边上听里面的声音，“看得人直想掉泪啊。”

　　湖北武汉后湖乡有个黑泥糊村，壹年花掉农民血汗钱39.4万元，其中光招待往来单位钓鱼、进餐的费用就高达31.6万元（黑泥糊村选举缘何起风波？见《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区在清理农村财务时，从2000多个行政村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额32亿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镇许多农民反映，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他们年年向国家缴纳交售粮食、油料，但从来没有得到壹分钱，都被村干部“三提五统”了（农村出了壹个权势阶层，见《广角镜月刊》1999年1月号）。

　　河南省上蔡县河杨集镇党委书记1998年11月24日凌晨4 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等单位的300 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峰胳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 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 万元。镇政府想千方设百计摊派、收费、罚款，农民被明目张胆地敲诈、盘剥和掠夺。全镇几千个家庭被抄家，几百万元的财产被侵吞，另外，还有数万元不给收据的罚款。

　　根据规定，家里死人，必须去火葬场火化，去火葬场的专车由乡村的地方官员或他们的亲属提供，车费200 元。火化费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这样，死壹个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当地农民壹年的纯收入不过几百元。壹个人死后被埋到了桃园，干部们除扒出尸体焚烧加倍罚款其家人外，把桃园也烧了！有壹个男子长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钱，家里人看他死了，怕乡里知道了再花费巨额火葬费用，就连夜将尸体偷偷埋掉。但乡里还是知道了[举报人有100 元的奖励]，命令扒出尸体，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现了：那个尸体竟是坐在棺材里死掉的，浑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亲人误认为死亡给活埋了，死者的妻子当场哭昏过去。不是出于对高额火葬费用的恐惧，他的家人不会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农民走投无路，只好卖血。

　　1992年9月河南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了首次承包经营合同签字仪式。在承包期内（1年），省血液中心将完成生产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产值2000万元。政府为号召广大农民献血，积极组建血站，并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员为鼓励开办血站，还出面为血站剪彩助威。为了能卖上血，多数人员彻夜排队，甚至开后门，排队卖血成了当时河南的独特风景。当时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区防疫站的技术员王淑平首次在献血员中发现HIV感染者，并迅速报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认她的检测结果。王将血液样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处检测，得到进壹步的证实。中央政府备感震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缔所有的有偿献血，并关闭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采取措施取缔血站，反而辞退了王。艾滋病乘机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绝症，地方官员不施医药，还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华势力服务”为词，禁止为病人义务诊治的壹位老医生赴美领取全球卫生理事会奖金。

　　全国上下400个采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个。有些血站就是壹台小拖拉机上放壹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他们抽血进村，服务上门，现钱交易。

　　当地医疗部门的严重失职的行为，造成艾滋病泛滥。对待这些卖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换针头和采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绝或减少艾滋病的传染。他们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个针头和采血器械所致。如果当地的医疗部门管理能好壹些，当地的政府部门能及早采取措施，这些无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绝艾滋病。目前，地下卖血活还在河南地下涌动著。

　　全国的生物制药公司都来河南收购血浆。他们有壹个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农村父老乡亲的血液去换钱。精明和善于算计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头鸟”著称的武汉人不会想到，自1992年以来，河南的血头就是将这些大量的污染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这些营养药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万名各界人士在网上联署，致函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状告前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间，蓄意隐瞒地方卖血染上爱滋病情况，导致爱滋病迅速扩散，河南省爱滋病患者已高达80多万人，加上未检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过100万，这壹数量相当于整个欧洲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总和。大批爱滋病患者在缺医少药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处理爱滋病，国际援助完全不是问题。有钱、有人、有经验、有医生，却被河南政府拒绝了。政府说河南人是有骨气的，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看看法国的污血案，由于政府对血液管理不当，造成输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数达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国公众和法国舆论抗争下，法国当局不得不多次开庭审理此案，最终将法国前总理送上被告席。法国前卫生部长判刑四年，相关当事人以及壹批官员均获不同刑处。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舆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志星不堪村民的歧视，先后杀害8人，重伤1人。事发当日，凶手李志星在公安干警及群众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杀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儿心中充满了仇恨,他们发誓要报复医务人员,炸毁血站。

　　南街从来没有民主选举，财务也从不公开，决策是壹人说了算。1999年王宏斌决定投资2000万元上马永动机发电。左右都反对，他却壹意孤行。结果，折腾了4年，2000万元交了学费。他的独断专行做法引起群众不满。南街大修厂厂长耿宏，因厂区卫生检查不合格被撤职，并且命令他从所住楼房搬出。这种蛮横做法引致风波。有人说：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里装著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所以，他被人私下称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职工编入民兵组织，实行军事化管理。上岗前要经过壹段民兵训练。这就是克隆“大跃进”时搞的“全民皆兵”，“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把南街变成壹座军营。对职工工作，曾实行每月评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标，10个必须评出1个最差职工，从工资上体现惩罚。还在职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项是“查坏人坏事”，挑动职工无中生有，制造矛盾，便于控制。对所谓犯错误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黄坎肩，到板车队劳动改造，对职工施用专政手段。很长壹段时间，职工没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为什么剥夺职工休息权？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说放了假让群众干啥？”在这种环境中，职工就只有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权利了。

　　壹公斤假种子会赚上50至100元钱。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假种子案件拖了2年没有得到解决，100余户受害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维护。绥化市周边的农村，假种子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绥化市兰西县农村、望奎县农村和青冈县农村，种子销售点鳞次栉比，记者随意进入壹家种子销售点，得到的介绍都是“我的种子是北京×××公司生产的……”，记者随后按照种子销售点老板提供的公司名称壹查，大多数都是子虚乌有的公司。绥化市望奎县种子管理站站长康士义告诉记者，望奎县种子管理站在3个月时间里，发现假种子案件18起。 自从兰西县假种子案件壹拖2年之后，很多假种子制造者、销售者都存在著“总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现在，所以抓住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绥化市各农村，制假种、售假种的人都有恃无恐，给种子管理站的打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壹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说：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