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鸿翔的末日
鸿翔的末日
1956年，金泰钧26岁，已经在鸿翔时装公司上了12年班。这是他伯父金鸿翔和父亲金仪翔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女子时装公司，也是他自记事起几乎每天必来的地方。但26岁的这天，他走进店里，眼前什么都不认识了。
楼下店里，营业已经停止。楼上办公室里，长辈们被限制出门。这是上海解放第七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最热阶段。在南京西路开了39年的上海最大女装店鸿翔公司，挺过日占和内战年代，现在，面对一个新的时代巨浪。
公司将公私合营。伯父和父亲对此沉默不语。金泰钧回店后，也坐在办公室里。偌大一个城市，这生他养他的城市，何处可去？他坐在椅子上，仔细看着这个房间里每一样他从童年起就熟悉的摆设，像第一次看到它们一样。
14岁，从位于英租界的育才中学毕业后，金泰钧就来鸿翔上班了。金家此时已是富贾之家，本不需要他那么早出来工作赚钱。按照长辈的意思，金泰钧作为家中少爷，本可以升高中读大学。但小小年纪，他的主意却很坚定：不管读什么书考什么文凭最后都是要来鸿翔工作。那么全上海又有哪所学校比鸿翔的店堂更能教会他设计、裁剪和经营之道？毕竟当时上海谁不认，鸿翔是西式女装的第一块牌子。
金泰钧的父亲金仪翔协助兄长金鸿翔在南京西路打下的这份产业，也是西风东渐影响上海的一个剖面。上海女人和全中国所有女人一样，本来日常着装都是旗袍。女装的裁缝们也都只做旗袍。但在19世纪初期，随着外侨在沪人数增多，西服的需求量陡增。起初，外侨妇女的女式西服由专做男式西装的西服店兼做，随着来沪外侨妇女人数增加，这一行当的需求量扩大，一批中式裁缝开始转行专营女式西服。逐渐，形成一支名为“拎包裁缝”的专业队伍——提着包去各家府邸公馆为太太小姐们量身，再回店里制衣。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上海“拎包裁缝”在城隍庙轩辕殿后面设立公议同行事务的场所，取名“三蕊堂公所”，这就成为上海时装业同业公会的前身。同一时代，原籍江苏省川沙县（现属上海市）唐墓桥（现唐镇）黄家宅的一个男孩赵春兰继承父业，学习本帮裁缝。二十多岁时，到上海城内（原南市区）一家成衣铺作客师。由于客人中，有一位美籍传教士台维斯有做西装要求，他就根据客人需求学会了西式剪裁，并机灵地学会了英语对话，3年后，这个还留着清朝辫子头的男孩跟台维斯去美国学艺。等一年后回国，已经是当时上海滩绝无仅有地拥有留美背景、现代商业思维和设计理念的裁缝。赵春兰自设洋服铺于南市曲尺湾，并收同乡子弟为学徒，服务对象也从洋人发展到上海上层社会的妇女。赵春兰的弟子中，有一位叫张云洲的裁缝，他的徒弟张明其又收同样来自川沙的小同乡金鸿翔和金仪翔兄弟为徒弟。1917年，金鸿翔家族借600银元作流动资金，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63号租借了一开间铺面开设鸿翔西服公司，由此创立“鸿翔”品牌。
起初，鸿翔只是一开间的小铺，由于生意不错，后来变成三开间的大铺。兄弟俩决定不以低价展开竞争，而以高品质和高质量作为卖点。他们创造立体裁剪法，成衣贴体不走样，在管理方面，一旦发现偷工减料或营业员得罪顾客以及有损店誉的行为，立即解雇。此外，鸿翔还率先发行购物礼券。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创举，让鸿翔声誉日隆。
1927年，鸿翔已经成为一家有200名左右职工的大型公司。这一年，金鸿翔倡议在三蕊堂公所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市时装业同业公会，并任理事长。店铺也从三开间发展成为在原址上建立6开间三层楼的钢筋水泥结构小楼，内设柚木地板和装有暖气设备的豪华试衣间。到1932年，又在今南京东路754号还开设鸿翔公司分店，即今日鸿翔时装公司（东号）。全盛时期，鸿翔雇有职工400余人，分工为店员、采购、裁缝三大类。同时公司改名为“鸿翔时装公司”，以订制女子西服，也就是“时装”为主业。
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上，“鸿翔”大衣和礼服获银质奖。“电影皇后”胡蝶结婚时，鸿翔为她精心设计了一件绣有百只彩蝶的中西合璧式礼服。婚礼上，礼服大放光彩，鸿翔进一步声名鹊起。之后，金鸿翔又约请胡蝶在百乐门舞厅穿着鸿翔礼服跳舞，增强鸿翔公司的声誉。1935年胡蝶访问欧洲，鸿翔向她提供了百套时装。这样的明星效应，将鸿翔的名字进一步广而告之，风头一时无二。1936年，国内抵制日货运动高涨，人们对本土品牌的依赖度前所未有地增加，北大校长蔡元培来沪时曾在鸿翔公司制衣，亲笔题赠“国货津梁”匾额。同年，金鸿翔获悉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即将举行婚礼，特精制大红缎料中华披风一袭，满刺金线，极尽描鸾绣风之巧，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转赠公主。事后，英领事馆送来由英国伊丽莎白公主亲笔签名印有“白金汉宫”字样的谢帖，金鸿翔即将礼服复制品连同谢帖一起陈列在大橱窗内，以招揽顾客。
就这样，鸿翔从同乡合作的裁缝小铺子，真正成长为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公司。当1944年，当金泰钧以职员而不是家族小辈身份走进鸿翔时，鸿翔已经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有名的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女子时装商店。众多的名流政要如旧上海市长吴国桢夫人黄卓群、电影明星白杨、张瑞芳、李丽华、陈云裳、京剧名角言慧珠、童芷苓，还有宋氏姐妹和梅兰芳的夫人福芝芳等都是鸿翔常客。金泰钧记得，每一件高定服装在制作过程中，父亲金仪翔都要亲自过问。
因为在中学学会英文，金泰钧进店，先跟父亲金仪翔和驻店的犹太裔设计师Hirskberg学习时装设计及剪裁。当时因为二战之顾，上海曾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颇有商业头脑的金氏兄弟，前往虹口区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特地保释出了几位有裁剪技艺的犹太人，并聘请他们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金泰钧的师父Hirskberg。另一位犹太人，则专门做手工花色纽扣。此外一起入职，还有一位非常漂亮苗条的犹太女子，担任试衣模特。如无鸿翔聘书，他们不能离开隔离区寸步，因此格外珍惜这份工作。每日臂上别着“通”字袖章作为通行证赶来上班。
而对金泰钧来说，那一阵子，他每日作息就是从位于吴江路的家到南京西路店上班，然后下班即从店回到家，不过五六分钟步行距离。日日在这个小范围里盘旋，金泰钧不觉得闷，只觉得兴奋，自己根本不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风景，因为当时上海滩最好的风景，会到他面前来看他。
像当时上海大部分富商那样。在有余力的时候，金家在虹桥地区的水城路买了别墅。金泰钧结婚的时候就在那里拍照留念。我在金泰钧家里看到这张被郑重裱在金色相框里的照片。他像一切老派上海人一样，因为知道有客人上门，特地嘱咐女儿预先备好了红宝石奶油小方、雪糕和曲奇。他和我讲过去的事情，他的女儿在边上热情张罗下午茶。她穿着样子简洁的真丝衬衫，我夸她衣服好看。她笑着说这件衬衫已经穿了十几年，金泰钧批评她不会断舍离。我端详那衬衫，质地还是上乘，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件旧衣的色泽样式比大部分百货商店目前在售的衣服看起来更像一件新款。
在老先生结婚时的合影里，妻子鲍越明容貌秀美端庄，身材苗条。她是英美烟草公司大中华地区大班鲍定邦先生的二小姐。结婚照中，夫人着织锦缎旗袍、戴珠花，金泰钧着西装，站在金家位于水城路的私家花园草坪上，两对年轻的眼睛都盈盈含笑，对着镜头。他当时对未来有许多构思和设想，却没有一种设想能料到，自己会离开鸿翔。
1956年，公司收归国有。金泰钧不愿就此走到职业尽头。在那间被限制离开的办公室里，他问伯父和父亲：不管政局如何变化，上海总还有女人，女人总还要穿西服，那么作为裁缝，总有一口饭吃，对不对？他主动请缨，离开鸿翔，去上海市服装公司上班。后来，他又到上海市第十五服装厂工作，该厂是当时上海留下的绝无仅有的面对外部世界的小窗口，出售旗袍创汇。厂里的工人们喜欢这个皮肤白净戴着一副眼镜又很懂服装的年轻人，也多多少少一直保护着他，但等到60年代一来，服装厂的工人们也保不住他了。金泰钧被下放农场改造。
曾经的富家小姐鲍越明辞退保姆，变卖首饰，将三个孩子们抚养长大。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鲍越明学会了打肌肉针，做过小学老师、电车售票员、中药店配药工、棉毛衫厂质检员。女儿含泪回忆妈妈：不论做什么工作，鲍越明总是勤勤恳恳，穿着朴素衬衫走去里弄生产组里工作，也好像还穿着织锦缎旗袍一样身板笔挺。
文革结束，金泰钧担任上海市服装研究所副所长，并担任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服装教研室主任，后成立服装分校任副校长。人们纷至沓来，像大梦初醒一样，重新来问他关于西服的事、旗袍的事、民国的事、胡蝶的事、经商的事。他都一一回答。只有一样，他是切切不敢再让子女经商了。
在金泰钧老年，大家极力想重新恢复的那些东西，不正是金泰钧青年时，大家不遗余力打压批判的东西吗，而再往前溯，这些东西，又正是他的父辈明明已经掌握了的东西。从青年到白发，金泰钧见证的，是一个浪头起来，又下去，一个浪头又回来。
在金泰钧家的客厅里，他坐在桌子对面，笑吟吟示意我把蛋糕全吃下去。她女儿在一边补充说些往事，说到她童年，因为父亲右派而不得不谨小慎微度日，说到他们母亲的去世，说到因为时代而被蹉跎的升学机会和商机。她是含着一点眼泪的。金泰钧满头白发，听着女儿补充，却始终笑吟吟，他不插嘴。他自己也一勺一勺吃蛋糕。
几年后，我们有个机会一起吃饭。在长宁区新开的来福士的一家餐厅里。我去时，金老先生和女儿已经到了。餐厅生意不错，座中有许多时髦人士，都穿入时的衣服。但很奇怪的是，我一眼在人群里看到金泰钧。他反而是现场最惹人注目的。老先生只是坐着，穿着半新不旧的衬衫，身量并不高大，但身姿笔挺，气质与众不同。
陪他来的女儿说，老先生听力比几年前稍逊，让我说话大声些。我们继续闲聊往事。说到1980年代对外贸易恢复和出国大门打开时，我问金先生为什么没有听从海外亲友建议出国。金泰钧摆手。“不去的”，他说。
女儿也帮着我问他“为什么不去？”
金泰钧说“以前店里有犹太人，还有马路上见过的，来上海的白俄。我们叫他们外国瘪三。一个人这样生活，不去的。”
女儿就笑了。说改革开放后，他们子女想出国或者做生意，父亲都是不赞同的。我想老先生不知道八十年代出国的中国人在海外遇到怎样的生活，但他切切实实见过四十年代来中国的外国难民是怎样的处境。但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许多不知道四十年代来中国的外国难民处境的中国人，切切实实知道五六十年代没出国的人是怎样的遭遇。所以最后，我有个疑问，为了让他听清楚，不得不凑过身去问这个问题：
“金先生，1956年回到店里的那一刻，您怕不怕？”
他女儿在边上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这问题。
笑嘻嘻的老先生不笑了。他看着我，一只眼睛因为白内障已经浑浊。但另一只眼睛明亮。他换了一种笑容，说“到底他们也没把我弄死。”
文章已于2018-09-0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