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范元甄1938—1960年的信和日记》序
《李锐、范元甄1938—1960年的信和日记》序
《李锐、范元甄1938—1960年的信和日记》序 —— 附：编者李南央序 朱正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发表之后，我写过一篇读后感，感谢她写了这篇文章。她写出了几个典型人物，从而反映出了这一页历史。现在，李南央把她父亲李锐和母亲范元甄1938—1960年的通信和一部分日记的发表，就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页历史的理解。 老实说，我第一次读了李南央那篇文章的时候，对于她母亲那样太不寻常的行为是很反感，甚至厌恶的。以为太不近人情，太过分了。已故的哲学家王若水在《左倾心理病》一文中分析说：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来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 情况就正是这样。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一二九”运动的参与者，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延安这个具体环境下，怎样一步一步被塑造成后来李南央笔下的范元甄的。斯大林创造了“特殊材料”一词，如果仿照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本名著的书名，这本书的主题也可以说是“‘特殊材料’是怎样炼成的”。 1940年2月8日，李锐、范元甄夫妇到延安一个多月了。这天范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其中说： 不少人憧憬的地方，来了也将近一个多月。它有缺点，我绝不是以“失望”的心情对这些缺点。事实上，他是应该比现在有的缺点更少一些才对的。 这是她到达延安一个月之后的“观感”。我看到这里，立刻想起王实味《野百合花里的话》： 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实味这篇文章是1942年3月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的，范元甄日记中写这些话的两年之后。可以看出，这两个人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观感和希望其实并无多大的不同。岂止这两个人，当年怀着理想主义憧憬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有一点现实感和批判精神的，这样看的人还不少。例如小说《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就把他看到的一些问题直接写信告诉毛泽东，毛在复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不过，毛接着对萧军说：“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1941年8月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64页）。对于有可能直接同毛面谈通信的例如萧军，话不妨说得温和亲切一点。对于另外那许多持类似看法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就不同了。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是发动整风运动的任务之一。 高华教授的力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副题就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征引了丰富的史料，对这一场运动作了清晰的描绘和深入的分析。但是正如书名所表示的，这书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毛是怎样一个又一个地越过曾经在他面前的王明、博古、洛甫、恩来……，终于取得党的最高权力的。这当然是他发动整风运动首要的目的。但是在高层权力斗争的同时，整风运动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中下级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当年叫做“一条心” ）。 在高华这部著作所征引的重要资料中，有一本苏联彼*弗拉季米洛夫著的《延安日记》。在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的三年半中间，这位作者以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的身份常驻延安，他的中文名字叫孙平。他同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有直接的接触，从近距离观察到了整风运动的进行。这在他的这本日记里有不少的反映。例如：整风运动对于上层和中下层的不同人物，孙平的日记说：
一般党员并不十分了解整风的真正含义。思想意识的斗争，主要集中于党的上层。……至于对一般党员来说，整风是给他们灌输对毛的信仰的方法。（1945年5月27日） 通过整风，要把这些年轻人变成怎样的人呢？孙平的日记说：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好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1943年7月29日）。 整风运动是怎样进行的，孙平在日记中这样描写了他看到的“小组会”： 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力。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来看），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1942年6月15日） 就是用小组会上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直到后来杀气腾腾的“抢救”，以及用学习二十二个指定的必读文件的办法，来改造这些满怀着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这二十二个文件中有一个是毛泽东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将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把明哲保身，办事无计划等等都包括在内，几乎人的一言一行都可以解释为“犯了自由主义”，以致手足无措。就用这种种办法，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产生一种原罪感，负罪感，一种百不如人，自惭形秽的感觉。这样，就把他们从富有朝气的、有主见有个性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谨小慎微的驯服工具。也就是孙平日记中所说的“奴隶主义”。范元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制度运作之中逐渐得到了改造。这个过程，在她的日记里有清晰的反映。她在1943年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整风到现在，我的收获只仅是：唾弃自己。使自己变得更提不起劲！真要命！”她说得完全中肯。只是不仅是对于她一个人，对于所有担任中下级干部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要达到这个地步。这正是整风运动的预定目标。孙平1943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说“自我贬损正在成为延安一般生活的特点。”他看到了这些，不禁产生了一种悲悯之心。他在日记中说： 我认为，延安有很多青年是有献身于革命的理想的。不幸的是，他们受了许多使人变蠢的宣传，他们注定是无所作为的了。看到这些青年被迫塞了这么多无用的、窒息独立思考的东西，我感到很难过。（1942年8月16日）。 仅仅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小组会又不够了，于是又来了审干运动。孙平的日记说： 中共中央主席又提出一个新论点：知识分子既需要改造又需要审查。当然，不是指全部知识分子，而是指1938年以来到这儿来的那一部分人。（1943年4月9日）。 这审干运动后来又叫做抢救失足者运动，简称抢救运动。无中生有地在延安大抓特务。这里抄一点孙平的日记，以见当时的气氛： 所有长征以后来到延安的人，处境都极其困难。捕人就是主席这个最新指示造成的后果。 ……这又掀起了一阵抓人风。 逮捕在有计划地进行。人都是夜里被抓走的。（1943年4月9日） 在抓国民党特务，这儿究竟有多少特务呢？（1943年6月24日） 党、政、军机构的工作都瘫痪了。到处都充满着敌对的、互不信任的气氛。（1943年6月30日）。 特区的党、政、军机构成天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 在这个行动中，康生得到了一批社会人士的帮助，他们在许多集会上敦促所有的日特和蒋特自行坦白，并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脑袋。这不是平常所说得集会，而是一群疯子在叫叫嚷嚷。每个人都得听半文盲的整风头头们的胡言乱语。 今天大约有六百人被带去坦白。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分是学生和小公务员。 毛泽东满意地告诉我，他计划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明年。 延安的自杀风没有平息下来。 这个城市看起来像个集中营。不让人们离开办公室和学校，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月了。这里的纪律，简直就像是监狱的纪律，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1943年7月23日） 就在这个大抓人开始的时候（4月1日），在《解放日报》工作的李锐被捕了。范元甄1943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下了当她知道这事时候的心情。她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她的政治信念，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受到的教育，使她认为，“应该绝对信任党，党不会马马虎虎的。”另一方面呢，李锐毕竟是同自己共同生活了三年的丈夫，她了解他，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这是因为：延安三年是可相信的。至于历史，也许是他的肯定的态度使我信任。”这种信任使她乐观：“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下星期六，我能看见他，会多么高兴啊！”她以为李锐是遭到了坏人的陷害：“看是什么????蛋捣的鬼吧。” 五天之后，4月8日的日记： 在这件事上，我要试着照理性做去，不去想它，仿佛是平时一样，——我就很能平静。想到事情真是坏的话，我也还平静。但一想到这三年的共同生活，很难看出什么时，就有些不平静了。我很想知道事情的全部！ 她从三年的共同生活中，实在看不出李锐有什么问题，不能不信任他。可是她又要决对信任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她4月20日写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个矛盾解决的过程。 4月9日 ，她去听了一个关于抢救运动的大报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57页有一条关于“抢救运动”的注释，说是“一九四二年底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审查干部工作以后，由于对敌情做了过分的估计，并使用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范的日记里没有摘记报告的内容，可想而知必是极力渲染敌情的严重性。她听了之后，日记中说，“知道事情是整批的。我才想到不是‘去对对事实，弄清了几天可以回来’的事。这才开始不平静起来。” 4月10日，她去找杨尚昆谈话了。谈的内容，日记中只记下这样一句：“我还是被他装门面的一些东西迷惑着。”可知她是把自己所见到的李锐的表现告诉杨尚昆，实际上是为李辩白吧。这次谈话没有结果。 于是，她又去找报社的领导人博古谈话。可以想见，她把对杨尚昆说的那些又对博古说了一遍，为李辩白。她的日记里记下了博古的答复： 他的话对于我回忆材料倒有些启示。直到我完全了解到：如果没有许多表面上很漂亮的话，就不成其为红旗政策时，我想到材料才比较多了。 “红旗政策”是当年抢救运动中用的一个术语，说的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用伪装左倾（即所谓“打着红旗”）的办法混入延安来进行破坏活动。你说李锐一贯表现不错，没有发现“特嫌”，那就正好符合了“红旗政策”这一条！ 看来，她是被博古这一席话说服了，于是从“红旗政策”这个新角度来重新回想李锐的材料。这样，她就摆脱了两难的困境。这天的日记说： 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是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 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除了因为认识到他是敌人，一切都是欺骗之外，整风是有莫大关系的。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 就这样，夫妻关系变成了敌我关系。是相信党还是相信丈夫这个矛盾解决了。日记中记下了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足迹。 5月4日 他拖了我三年，给了我许多潜移默化的坏东西，这固然是不幸。三年后的今天，竟得以解脱，倒也是件大幸。当然，要不是党，我自己还会拖它一个时期。 5月7日 想起在延安这三、四年生活的白过，没有一点进步，却加深了毛病，做了不少错事，真是恨自己！ 如果不是与他在一起生活，也许会好些吧。 在认识到李锐是敌人，感情上已毫无留恋，以现在的分开为幸事、为解脱之后，就不必再说什么婚姻关系的忠诚这些迂腐话了。正好在这时候，一个邓姓者在日记本上出现了（日记里只有姓无名）。5月10日的日记说，有人告诉她，这人说“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对于这话，“我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5月23日日记：“给周（周太和——编者注）、邓吹了一上午。以后经常谈谈也好，我很想有一个很了解我的人，经常具体地帮助我。”5月26日日记：“那天在山上吹，我就觉得邓比周更能了解我的话一些。以后也可常找邓谈谈。”6月30日的日记中，她已经拿李锐同这几个专案人员作比较了：“三年，哪一次他像胡冰这样对待过我，或是像老邓、李正那样？……一面是党——随时给我以我所求者，大量的、关切的；一面是李锐——我幻想他给我这些，实际上他没有。为什么我还想到他，而不是时常想起胡冰、老邓、李正……？” 在她的自我感觉上，“从在精神上和他断了的那天起，我就和我所属的集体亲密起来了。”（5月10日日记）可是她没有料到，7月20日，她本人成了抢救的对象。有人要求她向组织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许多人给我谈话了。我没有一句话可说。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钻入过圈套，自己还不知道吗？斗争是这样尖锐紧张，一切都是“政治”。我只有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真正的反革命把一切东西都要过问。我今天没法说一句话。我怎能说我是没问题的。只有希望李锐这批人真正是坦白了，向党证明。五十、八十年也好，永远得不到证明也好。糊里糊涂陷进去了，也只有糊涂归天。我对党没有半句怨言。 我想看一眼恩来同志。不知为什么，想到他，我就难过了。 有口难辨，欲哭无泪！ 7月26日日记 昨晚，25日，六个人陪了我一夜。我简直不敢叫他们失望。那一对对的眼睛！好几次我有一个冲动，想说一个什么就算了。一想到他们的真诚，就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开玩笑的！我的脑子连事实都不能想。要我胡诌就根本不行了。 人们拼命劝解，以为我有顾虑，勇气不够，怕对不起李锐……想得倒真周到。我曾盼望我真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 没一句话可说，心情是：淡！木！ 这里她深刻地写出了一个斗争对象的处境和心态。经过几个月这样的折腾，她终于服服帖帖写出了合乎要求的书面交代来了。10月16日的日记： 星期三（按：10月13日）的小组会，大家对我严厉批评了。我感觉得很沉重。但是没有像过去似的：哭。不哭，也许才是我真感到痛了吧。小组会后，我忽然感到一种从未曾有的严肃和决心。我要开始反省，我要回到现实里来了。整天脑子里空想乱想，葬送了自己，对别人反引起更多的不了解。 仿佛反省的门猛地开了，一下写了二三万字的反省笔记。思想意识真是怪事。我的思想还是国民党的天然同盟者。我空自悔怨自己不曾觉察李锐又有什么用呢？反省起自己的思想，则变成了一件不足奇怪的事了。笔记写了好几天，写的过程中好像吐什么似地，一气写下去了。写完后看一遍，发生两种反应：一是隐隐觉得：“我没有这样坏。”一则又觉得反省还不深，还太零乱。 在写了一篇尽量往坏处说的过头的自我检查之后，终于得到了谅解，放下了包袱。10月23日星期六，日记里就记下她高兴地跳舞了。晚会上叫她高兴的事还真不少： 蔡大姐今天为什么那样深深含情地看我。她是那样叫我：“小——范。”我真想叫她一声好大姐，好妈妈！她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情呢？ 洛甫同志今天也特别喊我，仿佛他也知道我要好好生活起来似的。 她还想，“等我的问题弄得差不多了，我要去找恩来同志玩一次。” 这以后，邓姓者在她日记中的出现就颇为频繁了。读者在书中自可看到，这里就不再摘引。这两个人之间后来发生的事情，李南央已经写在她的书中了。可以指出的是，在范这一方面，恐怕首先还不是感情的选择，而是政治的选择。李锐的老友李普在《两个相反的典型》一文中说：“从思想改造这方面来说，范元甄是思想改造完全成功的典型，李锐恰恰相反，是思想改造彻底失败的典型。”而婚变，可以看作是她思想改造完成的标志。 在孙平的日记里，好几处用了“洗脑筋”这个说法来形容思想改造。例如1944年2月22日：“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进行‘洗脑筋’。”3月27日：“知识分子受到整风最沉重的打击。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工作搞得特别起劲。”9月6日：“‘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这样把思想改造称为“洗脑”，是外国人的用法。如果拿汉语来说，只有使污秽的变得洁净，才用洗字，例如洗衣、洗澡之类。现在是拿一大堆乌七八糟的东西用强力硬塞进人头脑里去，怎么能用洗字呢？叫染脑还差不多。前若干年，一度流行“精神污染”一语，倒可以看作是“思想改造”一语最确切的释文。 范元甄的不幸，就是成了这一场思想改造或曰精神污染的牺牲品。现在她的女儿把她的这些文件发表出来，让世人看到，她后来变成了一个那样让人厌恶的人，比起她个人的责任来，时代、环境、制度这些要负更大得多的责任。这样，她对后世也就做出了一份有说服力的辩白。在客观上这也可以算是女儿对于生身母亲尽的一份孝道吧。 对于后世史家来说，这本书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史料。从这个相当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怎样被改造……这些历史的奥秘。 编者嘱我作序，我就写了以上这一点读后感。我以为，这是一本足以显出自身价值的书，任何序言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二00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 编者序 李南央 父亲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月四日，在被贬逐整整廿年后接中央通知回到北京的。我是在元月一日收到父亲从合肥打来的电报，先他两天从我所在的三线工厂到京，为他安排住宿等事宜。回京不久，父亲即得到正式平反，并回到水利电力部复职。水利电力部办公厅的人用麻袋送回了当年查抄的父亲的财产，那其中有我小时候熟悉的暖水瓶和一些日用品、书籍，甚至还 有避孕套，惊叹当年对父亲的“没收”真够彻底。 我整理了那几麻袋“垃圾”，拣出了尚可用的东西，其余都当废物扔了。可是那些当年水电部党组收走的父亲最珍贵的信件、日记、笔记等等，却没有踪影。经询问，无人记得文革中曾销毁过李锐的物品。因此父亲以极大的期望让他的秘书继续查找。终于有一天，在机关大楼地下室发现了一个加了封条的大保险柜，钥匙已无处可觅。秘书撬开铁门，满柜都是父亲的材料！父亲将它们悉数抱回。那其中有父亲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等，还有他和我母亲的通信及我母亲早年的日记。出于好奇，我草草地翻看了一下父母的通信，诧异其中延安时期的信件已经是“二进宫”了，竟完好地保留着抢救运动时期审查人员整理装钉的标签。母亲信的内容也使我惊讶，没想到她对父亲曾有过那样的柔情与娇情。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父亲的爱，使我难以相信这些信出自后来对父亲恨得咬牙切齿的母亲之手。我那年廿九岁，并不认识这些信件的史料价值，只想着是日后写小说的绝好参考资料，便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塞进柜子，再也没有翻看过。这些信件如此一放就是廿五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晃眼间过去了。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在大陆的发表，使我的母亲——范元甄这个沉寂了半个世纪，当年在延安为人们熟知、很红的名字又被忆起。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我自认为是尽力作到了公允，只讲述事实，但是很多读者还是以为我的感情色彩太浓。我以为我写我的母亲，绝不仅仅是写她一人，因为她是那个历史、社会和制度造就的典型，因此想作“以实代论”的文章。只可惜我的经历、阅历和学识，使我无法充分地在文章中展现我的父母所经历的巨变的时代和历史事件，以使读者了解何以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党的两个成员会成为如此极端相反的两种类型的人；引起对造成范元甄异化的环境、思想氛围、即共产党那些年历程的反思。因此我想到了父母的信件。我和我的先生悌忠在二00二年的六月份开始着手整理这些信件，先是把它们一张张弄平整，再用塑料薄膜套一张张夹好，放入活页本。这些信件整整装钉了廿八册。还没有看内容，我们已被那些经年日久、制作各色的纸张的文物价值所震憾了。 在此后八个月的时间里，我用下班后六点到十一点的时间，把这些信件输入电脑，查核日期，编辑成册。来美国探望女儿的热情的作家奚青先生也参加了输入，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工作。在那八个月内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我和悌忠都用来做原件和电脑输入件的核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则是被这些信件所跨越的巨变的年代、历史性地域，及其所涵盖的鲜为人知的、毫无粉饰的发生在革命队伍内部史实的纷纭和博杂所震撼了。奚青先生和我们一样毫不怀疑地认为，我父母间近八百封保存完好，逾八十万字的这些信件和少量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自抗战初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放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直到庐山会议后止于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每个大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帮助我审阅、脚注的朱正先生更是将这些信件评价为：“一部活的党史”。 人说迄今共产党的信史只有一部，那就是父亲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其他类似五十年代的《红旗飘飘》，近年的第一、二代革命者的个人回忆录版本虽多，但无不有所取舍、有所回避；甚至编撰、捏造也不为鲜。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几乎都已作古，抗战前投身革命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活着的也已为数不多，且均已届大耄之年，要想再有一部由当事人撰写的共产党的信史，已几乎是奢想。人亡事灭，历史留下了无数的空白点，有些事或竟成为千古之谜。能够给历史做些补缺工作的只有私人的日记、信件和封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文件了。或许还有那些失败者留在后人手里的文字，等待着公开面世的时机。 名人的私人信件集，古今中外都有出版，只听说发生过版权之争，未闻有触犯隐私的纠纷，大概就是以名人的私人信件为史补遗是一公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大陆风雨苍黄，能够保存下来的数量如此之众、篇幅如此之巨、年代如此之长久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家庭通信，我敢断言“李、范”间的即使不是唯一幸存，也是寥寥者了。让其尘封于我的家中，而我的后代并不一定能认识这些信件的价值而终有一天散尽，我实不甘心。故整理出来（并附历史照片），斗胆予以出版。希望抢在那些第二代共产党人还未走尽之前将此书面市，让他们能看到这本书，他们本人或家人或可给此书空缺的脚注（均以“？”在脚注中标出）补上一些人、事资料。 父亲的挚友黎澍先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为他的学识、为他的科学的思考、为他的敢于开研究风气之先。黎澍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只有占有大量史料，去伪存真，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才会有对历史的正确的认识。因而，‘考求历史真实不能不是历史科学实现其发现规律这个首要任务的前提条件。’”（引自丁守和等著《黎澍学术思想述略》）。我因此相信这些信件正是黎澍先生所强调的那类最珍贵的、可藉以弄清史实而为研究历史，从而发现其发展规律以为今日借鉴所必须占有的史料。一九七九年黎澍先生曾想调我到他的《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当时基于多种考虑，我没有去。现在以这本书回报黎澍伯伯当年对我的信赖和期望。我相信他若在天有灵，是会认为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的。我也相信我的父母会为自己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自慰当年曾点灯熬夜写下了这些如今已价值连城的字字句句。 李南央 写于美国旧金山湾区 二００四年四月廿日 编辑说明 ⑴ 原件明显的错字、漏字、衍字等，均加校正，不再注明。 ⑵ 原件破损失字或查不清的字、句，用［］号表示。 ⑶ 原件字迹不清，由编者猜测的字加｛｝号。 ⑷ 原文字下加重圈者（“。”）用 代替。 ⑸ 所录信件均保留了原件日期书写方式，完整的年、月、或日采用（）括在其后。 ⑹ 如果原件落款日期明显不对，在（）内修正。 ⑺ 如果原件落款日期经核对信的内容、以及与上下信之间关系，证明有误，均予纠正，并用编者注方式在（）内说明修正根据。 ⑻ 原件语气标点符号基本保留，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纠正。逗号和句号没有完全按原文标注，对原件不正确的使用进行了改正。 ************************************************************************************************* 李锐————范元甄通信大事年表 日期——李锐——————范元甄 1938.12.——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兼青委负责人——————政治部三厅抗敌演出九队负责人 1939.2.—— .. ..——————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1939.7.25—— 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 .. 1939.10.05 ——离重庆返回湖南—————— .. .. 1939.11.22．——再次赴重庆与范结婚—————— .. .. 1939.12.31. 二人共赴延安 1941.1. ——中央青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马列学院学习 1941.9. ——调延安《解放日报》任国内版编辑——————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国际组研究员 1942.11. ——抢救运动开始 1943.4.3. ——被捕入狱 —————— .. .. 1944.6. ——获释回《解放日报》 二人离婚 —————— .. .. 1945.6. ——.. ..—————— 二人复婚—————— 调《解放日报》 1945.10. 二人同随杨家岭大队离延安赴热河办报 1945.11. 二人同抵承德 《冀热辽日报》社长 报社副总编辑 1946.2.5.—— .. .. —————— 赴北平参加《解放三日刊》工作 1946.5. ——.. .. —————— 返承德 1946.7. ——.. .. ——————国民党攻占承德报社仓促撤离，长子生于撤退途中 1946.11. ——经赤峰至林西继续办报—————— 撤至齐齐哈尔入《西满日报》 1947.6. —— 解放军反攻夺回赤峰，报社迁赤峰——————拒绝返赤峰，转哈尔滨松江省委 ——报纸改为《群众日报》任副社长、社长—————— 研究室工作 1947.10. ——.. ..—————— 转阿城糖厂任副政委 1948.3. ——调东北局任高岗政治秘书 —————— .. .. 1948.4. ——.. .. —————— 调离阿城糖厂，无工作 1948.10. ——调任陈云政治秘书 —————— .. .. 1948.12. ——.. .. —————— 调东总工会 1949.5. 离东北南下 ——天津停留，调新建湖南省委办报—————— 留北平治病 1949.6.9. ——随报社经武汉，见范家人—————— .. .. 1949.8.6. ——入长沙，任《新湖南报》社长 —————— .. .. 1949.10.18.—— .. .. —————— 进武汉 1949.12. ——.. .. —————— 进长沙，任自来水厂军代表 1950.12. ——调任省委宣传部长—————— .. .. 1951.4. ——.. .. —————— 因婆媳不和，转汉口砖瓦厂 1951.12. ——.. .. —————— 转汉口纸厂 1952.10. ——转业，调北京燃料部水电建设总局任局长—————— .. .. 1952.12. ——.. .. —————— 调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任副厂长 1954.1. ——.. .. —————— 调二机部四局（航空部前身） 1958.2. ——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 .. .. 1959.1. ——.. .. —————— 调青云仪器厂任总工程师 1959.8. ——自庐山会议返水电部开始被批斗—————— 受留党察看处分，下车间劳动 开除党籍受留党察看处分 1960.4.23.—— 北大荒劳改 —————— .. .. 1961.11.20.—— 返京 —————— .. .. 1961.11.30. 二人正式离婚 朱正为中国学者，作家，居中国大陆，李南央为李锐、范元甄之女，现居美国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anuary 12, 2005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