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张春桥指使，姚文元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文革前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文革”的发动和打倒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 

1971年，在林彪出逃并丧命之后，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从上海上调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结成联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选为排名第二（仅在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的势力空前强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矛头指向周恩来。^[9-10]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她（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江青等四人当成一个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11-12]   

“四人帮”成员早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后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在其政治活动期间，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名义上执行“左”的革命路线，对大批老革命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歪曲马列主义思想，试图夺取国家政权。文革不止四人帮参与，陈伯达等人也参与文革。^[12-13]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重新崛起，出任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三副一长），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特别是在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上，四人帮的组阁计划以失败告终，四人帮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晚年的毛泽东虽然并未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但在第四届人大之后也没有再削弱四人帮的势力。^[9]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却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再次将邓小平打倒。在逝世前，毛泽东将华国锋确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四人帮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具体职务是（按中共党内地位高低顺序）：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的舆论；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没有具体权力，却以“毛泽东妻子”的特殊身份成为四人帮的核心人物。^[9] [14] 

1976年3月下旬起，中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15]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 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促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5]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20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通知说，常委会的议题为：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设计方案和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安置。通知还说，由于需要改动毛泽东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20时左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被宣布隔离审查。^[17]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15]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19]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第一次开庭，对江青等人进行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认定他们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并判处了相应的刑罚：^[20]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3]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决议》论定：^[24] 

_{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肯定了这一胜利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决议》的论断，如实地说明，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根据《历史决议》切合实际的结论，应该如实地肯定粉碎“四人帮”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