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潮、吴金秋回忆父亲吴法宪（图文）

吴法宪，前空军司令，开国中将。在通常人眼中，他是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对文化大革命负有责任，甚至纵容林立果在空军为所欲为，间接造成了林立果有机会进行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说实话，从前我对“黄吴李邱”也是这个看法。在和吴法宪的大儿子吴新潮约定了采访时间后，我仔细阅读了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对吴法宪多少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2010年9月的一个下午，吴新潮在国家会议中心大酒店的咖啡厅里接受了本人专访。他的身材和他父亲一样都是有些发胖，因此也就显得很随和。对于这次采访，吴新潮多少有些顾虑。

“父亲是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般历史人物的子女，很难客观地公正的评价父亲。因为在子女的眼中，父亲都是完美的。实际上，大多父亲都并不完美。我的父亲也是如此。但是世间应该说对他有太多的误解。这些误解反而给我们一些比较容易澄清的机会。”

 

关于“草包司令”

我的父亲吴法宪是开国将领，但是与其他开国将领不同的是，父亲头上戴了两顶帽子，一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这不是我们评价的范畴。今天我想说到的是另一顶帽子，也就是公众所传说的“草包司令”，甚至说父亲和戏剧里的胡传魁一样。草包司令是一个政治概念，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其实用简单的好坏以及道德观念去评价历史人物是很苍白的。历史上的“坏人”就是一切都坏，包括长相、吃饭的模样、生活上的一举一动啊，都是反面的。好人就是一切都好，一切都是光环。失败者就是垃圾箱，什么坏事都往里装。这是一个并不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标准。关于父亲是不是草包，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里有这样一句话：林彪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草包。刘震将军说：吴法宪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政委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所谓“草包”一是说父亲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不会打仗。这不是事实。共产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军政工作是分工不分家的，所有的政委都参与军事指挥和打仗。有很多政委都担任军政一把手。以政治元帅罗荣桓和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的肖华将军为代表的政委们都不会打仗吗。1935年3月，在四渡赤水前夕，父亲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团长是黄永胜。父亲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8、9点钟，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消灭对岸敌人，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在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在雨中训话，那就是父亲。他亲自带领部队一举夺取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确保了红军得以突破乌江天险。战斗胜利后，红1军团政治部油印的《战士报》表扬了红3团的功绩，第1个名字就是吴法宪，那一年父亲只有20岁。建国后，萧华曾把这次战斗经过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一书上。

长征中的父亲所在红1军团是红军的先锋，著名战斗父亲没有一次落下。父亲对我们说过身经百战是一点都不少啊。1936年5月18日，1军团奉命西征。6月1日到达曲子镇附近。马鸿逵部骑兵进了曲子镇，被红2团包围。2团在团长梁兴初和政委吴法宪的带领下，在镇东南角打开突破口攻城，马部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带人光着膀子举着马刀反击过来，父亲在城墙上指挥战斗被子弹击中掉下去，父亲说当时数一数身上的棉大衣穿了七个窟窿。这一仗全歼马鸿逵骑兵300人，毛主席亲自检阅了2团的队伍。红2团在红军中以能打硬仗而著称，每次有要紧战斗任务，林彪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2团。

父亲所在红2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685团，黄永胜和杨得志先后任团长；邓华和父亲先后任政委，这是在红军中打硬仗的部队，是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号称铁军的54集团军127师的前身。虽然父亲一直是做政委工作。可在革命战争中的大部分时期，父亲在都是部队党委书记，也就是一把手。1938年冬，685团后奉命东进，深入敌后，到达了山东湖西（微山湖）地区。组建了第一支深入山东的队伍——苏鲁豫支队，父亲是军政委员会书记，是一把手。到山东的时候只有2000人，部队扩编很快，仅一年多的时间到1939年，苏鲁豫支队就发展到13000人，共设4个大队，也就是团的编制，每个大队设4个营，此时苏鲁支队就是一个整编师的规模了。而同一时期和115师师部一起来到鲁西北和祈蒙山区的686团还是3000多人。

以当年的苏鲁支队为基础诞生了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王牌部队　一、以副支队长梁兴初率领四大队也就是原挺进支队，再加上几个连的兵力，由留在湖西坚持斗争，后来该部队发展到7000多人成为山东1师，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一纵，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8集团军。二、苏鲁豫主力部队1、2、3大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整编为新4军3师7旅，到东北后改编为东北野战军6纵16师，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4集团军127师。三、1940年父亲调任新4军3师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员会成员，1946年3师35000人开赴东北组建东北野战军2纵父亲任政委和党委书记也是一把手。从苏北到东北这只部队成为东北战场林彪手下的头等主力‘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9集团军。这些王牌军都留下了父亲的心血与足迹，特别是担任这些王牌部队的主官能有几人。这么多的精锐之师，虎狼之师是一个草包能率领的吗。

另一个方面说“草包”指不同的性格、个性。如父亲的老上级刘亚楼将军个性强，刚烈，锋芒毕露，而父亲的个性比较随和、婉转。但是刘亚楼是对工作、对部队要求及其严格的人，号称雷公，是一位眼里不揉沙子的人。无论在还是四野还是在空军，广大指战员都知道，刘亚楼是一位用草包的司令吗。父亲与刘亚楼将军搭档十五年，组建和奠定了现代空军的基础。这样的搭档党内军内还有许多。这些不一而举。这样的性格都是草包吗。

 

在东北发了洋财

2纵初到东北面临及其艰难的处境，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背靠苏联，遍地白面，洋枪洋炮。按照黄克诚给中央的电报说是七无队伍，即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干部战士冰天雪地一身单衣。2纵在刘震和父亲的率领下，在林彪和东总的直接指挥下第一次打冒进的国民党13军89师的四个营，全歼国民党部队3000多人，缴获新式武器无数这就是著名的秀水河战斗，第二仗是4月15日大洼战斗，打冒进的国民党71军87师的两个团，歼灭4300多人。两年的时间，经四平保卫战、伏龙泉，靠山屯、怀德、以及三下江南，夏秋以及冬季攻势、2纵打了一系列漂亮的翻身仗，做为党委书记的父亲直接参与作战指挥。2纵从初期的3万人壮大到了7万人。真是兵强马壮。东北战场是东野各纵队能力与实力的大比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合格的。打胜仗就是硬道理。由于2纵的业绩，林彪一直把2纵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成为林彪喜爱的部队。在辽沈战役中，2纵是打锦州主力，仗打得太艰苦，就没赶上打廖耀湘兵团。正因为如此，歼灭了廖耀湘之后，2纵就成了距离沈阳最近主力，林彪就直接命令父亲带2纵攻打沈阳，当时卫立煌跑掉了，未经大的战斗就进了沈阳。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基本都被2纵划拉走了。父亲坐着小吉普，到处巡视，口口声声说“要给兄弟部队留一点”。可2纵70000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一身的皮靴皮帽，人人发睡袋什么的，这些美式装备，当时，2纵上下是“上顿吃烙饼，下顿吃饺子”我有一件风衣、还有一件美国的毛衣都是那时的缴获。将近30年的时间扣子都拽不掉，当时产品的质量真好。一直用到“文革”。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迟早会被追究的，于是在1949年1月，2纵内部开会，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好。东总司令部后来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父亲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其他纵队司令员政委们全砸了锅，羡慕的有，嫉妒的有，大家都说：“你这个吴胖子，怎么能这样啊？”还有的说“吴法宪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父亲一个处分。父亲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当时部队进城后，确实有点兴奋，也体现了军队骄横的一面。有一个叫刘银夏的团政委，因为抢医院，把1纵的人打死了。要交“东总”军事法庭，在押解的路上遇到了父亲。父亲就问：“什么事情啊？”听了事情原委之后，就发话：“我们2纵的人，我们自己处理，不用“东总”费心了。我宣布撤销政委，变为马夫。”这种处罚也是暂时的，一个月之后便官复原职。这个刘政委后来当了宁夏政法委书记，90年代，父亲受人之托打电话找他办一件事。当时，刘银夏已经病重，听说是吴政委来的电话，坚持站起身来，左手拿着电话，右手敬军礼，说“报告，刘银夏听候吴政委指示”，父亲说“我已经不是政委了”，他就改口：“听候老妈妈指示”。老妈妈是父亲在2纵的别称，当时2纵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困难找老妈妈，没饭吃找老妈妈”，2纵的人都知道他关心战士。可以说，父亲在2纵里的威望使大家都服气的。

 

父亲与林彪

父亲是林彪的人，这是一定的，除了正常的工作关系，更重要的是“山头”，一直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父亲是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1军团，受到林彪直接领导，如果说1方面军就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1军团就是“黄埔军校”。解放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是这支部队走出来的，例如：杨成武、刘亚楼、黄永胜、李天佑、李聚奎、肖劲光、杨得志等。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有12个纵队，父亲指挥的2纵是林彪最得意的一支部队。都知道林彪喜欢钟伟，钟伟就是2纵主力师的师长。2纵司令刘震对吴法宪有意见，说父亲纵容钟伟，是钟伟后台。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一些故事就是以钟伟为原型的。比如，“挖沟”战法（通过土工作业，接近地方阵地，减少攻击部队伤亡的战法）就是钟伟最先发明的。

打锦州的时候，1纵是总预备队，由2、3纵攻坚。当时林彪拿着望远镜，看着战士们往前冲，2纵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死伤非常大，久经战阵的林彪都为之动容，竟把望远镜掉了，还连说了3句：“好部队……”

还有一件事情，更能体现父亲和林彪的关系。林彪的两个子女，都安排在空军，豆豆是刘亚楼安排的，老虎（林立果）是父亲安排的。1965年，刘亚楼病重期间特意把父亲叫到上海去交代把豆豆安排到空军报社，叫父亲给与照顾。林立果则更是叶群直接找到父亲安排在空军党办的。不仅如此，林彪身边的很多人都是从空军调去的。

林立果到空军之后，父亲曾经说过，“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确实说得不妥，但是要分清，这个话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林立果找父亲汇报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父亲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话是私下里说的。当然这话不对，说过了头，父亲肯定是有私心，但充其量就是吹捧。其实，即使说了“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立果也不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要不然“九一三”的时候，为什么林立果只能偷偷调了一架飞机，弄了党办几个人？

不过，说父亲是林彪死党不冤枉。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父亲作了检讨。毛泽东想要撤换父亲，征求林彪的意见，“用空军的曹里怀成不成？”林彪回答：“还是得用吴法宪”，把主席顶了。

 

恩师和兄长刘亚楼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刘亚楼，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司令。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父亲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间就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父亲就是个受气包，两个人不太和睦。其实不然，刘亚楼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父亲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

辽沈战役刚结束，部队要南下，父亲就去找刘亚楼商量，能不能叫2纵驻在沈阳，多休整一下。刘亚楼同意了。后来又去找他，说2纵能不能最后走，刘亚楼也说可以。为什么那么多部队就照顾2纵呢？很大程度上是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好。后来打天津，刘亚楼也是在2纵指挥部所在地杨柳青指挥战斗的。

组建空军的时候，刘亚楼亲自挑的父亲当政委，就是因为刘亚楼脾气比较暴躁，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当政委，他才点名把我父亲从调过来坐阵。在空军，父亲是刘亚楼的副手。空军流传“刘司令，无政委”的笑话，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原来的空军政委是肖华，肖华不久就到了总政，空军没了政委，刘就把吴调过来，虽然是副政委，但他的职务是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就是二把手，肖华走之后，刘亚楼就给总政打报告，要求转正，肖华说了一句这回在空军是“无政委了。

到空军之后，父亲跟刘亚楼配合的比较好，他不跟刘亚楼闹矛盾，空军干部被骂了就来找吴政委，政委就劝说一下。对司令不满意的，政委帮忙转达转达。到了1965年，刘亚楼去世之后，父亲就接替了司令，他挑了个政委，是余立金。大家又说现在是“余政委”，多余的政委。这些都部队里的笑话。

其实，父亲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父亲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我母亲在民航工作，刘亚楼都是亲自给民航领导打电话，给我母亲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父亲不去，他都会带上我，把我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回国带的各种玩具，只要是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我一份。父亲不喝酒，刘亚楼喝的厉害，所以家里的酒叫我给刘伯伯送去，我就经常抱着酒到刘亚楼家。不过，我们孩子还是很害怕的刘伯伯，他那种威严叫我们孩子见了他都躲着走。

 

文革期间和周恩来并肩作战

“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都没了，就剩下军队的机构还可以运转，所以从三支两军，到全国山河一片红都是“黄吴李邱”们在工作，都说周恩来在文革期间苦撑大局才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可是周恩来总不能一个人干所有的事情的吧，具体的工作还要靠军队系统的人执行，也就是“黄吴李邱”们去执行。所有的部长都倒了，“黄吴李邱”们兼任了国务院各部的工作，直到“九大”之后才慢慢正常化。当时支撑周总理工作的就是“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在当时手头也只有“黄吴李邱”们，周总理和“黄吴李邱”是一回事。那个时候，不仅是周总理，大家都很艰难。

自从“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基本上见不到父亲，他早上天不亮就走了，晚上天黑才会来，我记忆中就没几次在一起吃过饭。那时候，大家都跟着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转，他喜欢半夜十二点开会，大家都得过去开会。父亲既要负责空军的工作，又要参与军委的工作，还要参与全国的工作，每天下午2、3点到军委办事组开会，之后有中央碰头会或者中央常委办公会，又开会开到凌晨，回来就抓紧时间睡觉。早上9点起床，抓紧时间搞一点点空军工作的“自留地”，赶紧又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空军的工作才逐渐混乱起来，才有了周宇驰、林立果他们的“小舰队”。

 

庐山会议上的国家主席问题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能用的人，一边是林彪和“黄吴李邱”们，一边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是“四人帮”。庐山会议就是斗争的一个爆发。从深层的背景看，这个斗争是对“文革”的不同看法。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由头而已。林彪是希望恢复国家的秩序，结束“文革”，所以有必要设国家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林彪、陈伯达3个常委都是支持的。汪东兴传出话来，也是这个意思。80年代，我问过父亲：“你反对江青，她是毛主席夫人啊，你这不是犯错误么？”，父亲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敢么？”父亲还特意问过汪东兴，“江青的这些东西，代表不代表毛主席”，汪东兴说“两回事，毛主席不喜欢他们”。大家都在揣测毛主席想不想当国家主席，汪东兴误导了父亲，父亲误导了林彪。

父亲在得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便和张春桥“吵架”，这个事情当时就报到北戴河，我当时在北戴河林彪家里，叶群把我叫到卧室，说你爸爸来电话了，说和那个“眼镜”（指张春桥）干仗了，你林伯伯说：“你爸爸放了一炮，放的好”。之后就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讲话内容也是事先和毛泽东通了气的，毛泽东只是说“就不要点张春桥的名了”。讲话之后，周恩来提出放两遍录音（本来是准备只放一遍），还提出学习林彪的讲话。这样所有的人就都跟着林彪走了，而毛主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边倒，他感觉林彪势力太大了。

庐山会议之后，父亲的压力很大。从1970年8月，下了庐山，到1971年9月13日这段时间，父亲一直都在检讨。那时，他对毛泽东还抱有幻想，认为“自己是毛主席的人，毛主席是保他们的”，毛泽东也跟他说过“你们和陈伯达的性质有根本的区别，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检讨一定能过关”这样的话。

 

“九一三”那天

“九一三”当天，父亲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在9月12日晚上，按照父亲的工作计划，他接见空政文工团的6个指导员，解决13航校校长和政委不和的问题。到了晚上11点就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问是不是“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山海关”，父亲回答“没调过飞机”，不久周恩来就接到了林豆豆的电话，便在第一时间第二次打电话严厉的问父亲，“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父亲也知道了问题很严重，回答：“说不清楚，需要查”，调查的结果是，果然有一飞机飞去山海关。这架飞机是林立果直接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调的，没有经过父亲。父亲就打电话问胡萍情况，胡萍回答：“飞机是训练。”父亲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这时候父亲已经知道，这架飞机和林彪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坚持到西郊机场查，周恩来也派了杨德忠一直跟着我父亲。从这时开始，父亲就在周恩来的直接监视下，也是直接领导下了。

到了西郊机场，父亲立刻打电话给空军34师师长胡萍和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命令飞机立刻飞回北京，并且不带任何人。胡萍和潘景寅之间通气，说飞机的发动机有问题，要修好之后才能回北京。最后一次父亲打电话给潘景寅说：“这架飞机绝对不能起飞”，还说“你要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听周总理的命令”，在飞机没有起飞前，父亲还提出在跑道上放障碍物，周恩来没有采纳，他不能表态，只能选择沉默。

在那种紧张的时候，父亲和周恩来之间的电话就没有挂断过，飞机起飞的第一时间父亲就知道了，也是在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周恩来。飞机飞了，父亲就知道，他完了……当时，父亲的想法还比较简单，无非是政治上的淘汰，离开政治局到地方当个军区司令啥的。没有想到是现在的下场。

 

写在最后

采访结束后，吴新潮对我说，“只说吴法宪的事情，是说不清楚那段复杂的历史的，吴法宪就是一个小角色”，关于“文革”、关于林彪，我们又聊了好久。

吴新潮说，“九一三”事件实际上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没有预料到林彪会走这样一步棋。但实际上，不是林彪，而是林立果走了这步棋。没有林立果的参与林彪也不会走。我说过，红1方面军是毛泽东的中央军，红1军团就是“黄埔军校”。当然还有4方面军、新4军、白区党、2方面军，直到1方面军的红3军团，文革到了最后把自己最核心的红1军团也搞掉了。毛泽东也明白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的破产。

之后，他身边就真的无人可用了，最后只剩下“四人帮”，棋下到这儿已经很险了，翻盘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失败了。

 

               吴法宪女儿吴金秋谈父亲的葬礼

 

“成百上千老百姓给我父亲送了行！” 今年1月2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历史系金秋副教授，在接受采访中回忆起2004年10月21日下午给她父亲、“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送殡火化的经过，感慨万端。

 

“想给他穿一套军装”

吴法宪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也很有争议的人物。 十五岁参加红军，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时成为毛泽东和林彪的部下，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争中立有战功。 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他跟随被封为“副统帅”的林彪地位上升，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锒铛入狱。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他于1981年1月23日被裁定“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因为特别审判找不到任何有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与和知悉林彪阴谋的证据，又不得不判，因此经邓小平决定，几乎是正式宣判以后立即保外就医，以示“补偿”，并与“四人帮”有所区别。

被关押了近十年的吴法宪被指定到济南，在市内可自由活动，然而不许出城，要出城得向中央打报告申请。 1989年刑期满后，他被正式释放，仍然被指定住在济南 ── 他是江西永丰人，但像他这样成了“反党集团”成员的老红军，当局是不会让他回原籍定居的。

金秋说，父亲在济南一住23年，去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89岁。 去世之前他住医院已经住了三年多， 2003年还气管切开插管抢救过一次。对于他去世的后事，有思想准备；作为家属，希望当局的不外乎以“公正”二字来对待死者。

金秋介绍，与父亲情况相似的邱会作将军的后事处理，正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 邱会作是“林彪集团”另一个成员，于2002年去世。 邱会作的家属希望争取当局能对死者给予 “更公正的待遇”，金秋说，“主要是要求开追悼会 ── 其实就是想给他穿一套军装，寄托哀思，在军队中干了大半辈子么。”

但是，“组织上”却不肯松口，“他们也做不了主，总是说要请示上级，要家属等着”。 层层报上去，最后是中纪委“两案办”下达了指示── 金秋解释说，“‘两案办’，就是‘文革’结束后专门负责对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处理的机构。他们下达的指示是‘五不准’。因为反覆交涉，反覆请示，邱会作的遗体在北京存放了一个多月才火化。”

吴法宪的遗孀陈绥圻，以及几个子女，向有关部门请求能“以人为本”，在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允许对吴法宪给予普通公民待遇。但也预感到吴法宪的丧事同样会充满波折，“后来当局果然严加控制，说明当局并没有依法办事的机制，也没学会依法处理这类事务，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沿用‘文革’以来处理政治事件的思路和手法。”

 

又面对“两案办”的“五不准”

金秋说，我们很感激山东省地方当局，他们在很长时间内，对我父亲照顾得是很不错的，也体谅我们家属办后事的心情。 但是我们也明白，不能期望直接负责吴法宪后事的山东省干休所及所属的省老干部局能做什么主，不过，我们仍然希望有所突破。

“所谓‘有所突破’，”金秋解释说，“其实就是按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由家属和亲朋好友以自己的名义组织，举行一个吴法宪遗体告别仪式──我们表明，不致悼词，只发生平简历，允许亲朋好友自愿参加。 但就是这样的要求，他们也感到非常棘手，得请示上级，要我们听从。”她们没有想到，最终等来的还是中纪委“两案办”的“五不准”。

记者问：“五不准”究竟是哪五条？金秋说，她无法确切地回答，因为当局并没有给她们书面规定，只是口头通告，“我向他们要文件来看，他们又不敢拿出来。” 实际上算下来，“不准”的其实超过五条，加上从邱会作家属处核实到的，“五不准”内容大体是： 不准发讣告，不准设灵堂，不准搞遗体告别，不准骨灰存放，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不准任何新闻媒体采访。 还有不准称“同志”，不准称“红军”，不准挂横幅，不准散发生平简历，不准当众念祭文 ……

由于这是“中央精神”， 干休所对吴家说，我们也很同情你们，“但是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走样”，要保持一致。有关部门层层传达，层层布置，层层表态，落实到人，济南市的公安、安全与新闻媒体全部接到了通知，进行充分戒备。 当局竟布置了相当数量的便衣来抄录送花圈、挽联的内容和名单，还一一拍照，如临大敌。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林彪事件已经过去33年，两案审判也过去了23年，当事人已经基本上都离开世界了，这个“两案办”居然存在至今，还在办什么案？ 这是不是反映了“两案”实际上并不是刑事案而是政治案？ 金秋认为， 当局说要“提高执政能力”，从这些事情上就最直观不过地说明当局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遇到稍稍特殊一点的事件，还得将“文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那一套搬出来。

金秋说，我父亲已经不是党员，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他于1981年被判刑，当年保外就医，1989年正式刑满释放，那么他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曾经采访过吴法宪，1983年吴法宪曾告诉高，当地老百姓待他还是那么好。他说：“人民真好。”他希望返朴归真，过普通人的生活。

 

“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

金秋说，他们在家设了灵堂，从全国各地络绎不绝自发地来了好多吊唁者，其中很多是父亲的部下，房间里、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来了就下跪、磕头，掉眼泪，当局想拦也拦不住。很多素不相识者也自愿前来参与料理各种事务，提供各种帮助。

“各方人士送了很多花圈、花篮，多是父亲过去的老战友、同事和部下送的，还有他们的后代送的。屋里摆不下，院子里也摆不下，只好摆到大门外，整个一条街都摆满了花圈。” 这样街坊邻居也就看到了，来看望、吊唁者更是熙熙攘攘。

父亲在济南生活了二十多年，和民众朝夕相处，民众接触了现实中的吴法宪，很多人挺敬重他，将办好他的丧事，作为向他最后致敬的机会。有些老邻居从济南市各地赶来，父亲曾经跑了几里山路，为一位老人送去中药，老人现已八十多岁，也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父亲灵前，痛哭不已。

金秋说，“许多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写信和发电子邮件向父亲表示哀悼，有很多感人词句。有一位父亲老部下的孩子，给我哥哥发来没署名的电子邮件：“请接受一位老空军及其子女对吴法宪将军的悼念和对吴将军家属的慰问。我父亲和我的观点是：吴将军是一位好人。一个好人的故去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不要小看‘好人’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都不配这个称谓。愿吴法宪将军在天之灵安息，希望吴先生节哀珍重。”

还有很多人送来、发来挽联，金秋家自己也写，寄托哀思和深情：

金戈铁马，南征北战，功勋在，更有一片赤心卫长空；秦城汉堡，砥心砺志，灵台静，只盼曲肠千日见清明。

武装斗争，将军建功，你无愧于党；文化革命，将军蒙难，党有愧于君。

金秋说：“有的公司老总，搞企业，做得挺成功。在我父亲去世第二天知道了消息，就来吊唁，要我们有任何需要就告诉他，他派了一个手下的人盯在这儿协助我们。我们当时桌椅不够，人来了没有地方坐，‘没问题！’他们马上拉来了很多桌椅。 老总还说，你们办事肯定要用车，他马上给调来三辆‘奔驰’，停在我们家门口，任我们用…… 来帮忙的都是无偿、志愿，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 老百姓心中真的是有一杆秤！”“父亲的有生之年真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谅解，这是我们家属感到最安慰的！”

吴法宪去世第五天，是吴家订好的出殡之日，下午三点在火葬场的告别厅举行告别仪式。“我们本来是打算两点半出发，三点到火葬场，但是中午前后我们家门口就被来吊唁的人围上了，整条街道聚集了大批群众，到下午两点时足有好几百，情绪十分激动，街道都堵满了。看到那么多民众聚集在门口，我们家人也都非常紧张，我妈妈说，咱们快走，不然一会儿车也出不去了。 我哥哥出去不断地说，谢谢大伯大妈，大哥大嫂，安抚大家的情绪，说我父亲就是个老百姓，希望大家以普通老百姓的方式为他送行，结果有人喊起来： 他是老红军！ 他是开国战将，他是开国功臣，比现在那些贪官污吏好多了！” 吴法宪的生平简历，被几百人一抢而空。当局派出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吴法宪家在市区，火葬场在郊区，路比较远，出发时，车队浩浩汤汤，足有近百辆，其中有好几辆大轿车，让大家谁愿意去就去，结果有上千人前往火葬场送葬。 后来吴法宪的家人看录像，认出好多邻居，卖葡萄的、卖瓜子的，卖菜的 ……“他是被老百姓送走的。”

 

“‘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挽联一定要守住”

当局看到了民意，但还是要堵截。 金秋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民众的情绪与官方的限制发生矛盾，险些激化，酿成冲突。

她说，靠我哥哥在济南的很多朋友，安排落实了丧葬的一切。 但官方不断下令设限，例如，火葬场只给家属很短的布置灵堂的时间，原来答应准备花圈，后来也变卦不给了。尤其荒唐的是，官方通知家属在告别厅不得悬挂死者遗像和挽联。“就是想不让我父亲的名字出现！ 如果不挂死者遗像和挽联，怎么能知道送谁上路？”

金秋回忆说，头一天晚上我们跟干休所协商到十一点，他们坚持不让挂挽联。 我们临时决定出去买白布自己写，父亲的秘书来了好几位，书法都很好，就请他们写挽联。 不让称“同志”，我们就写“吴法宪将军”， 不让说“悼念”， 我们就写“送别” ……最后写成 “送别吴法宪将军”的横幅。

大家集思广益，很快凑出一幅反映父亲一生的挽联，上联是：“戎马一生，坎坷一生，是非功过，历史澄清；”下联是：“来自百姓，还原百姓，穷通荣辱，天淡云轻。”开会前拿到会场去时，墨都还没干呢。“我当时叮嘱拿挽联的人说，你一定得守住了，别让人给抢去没收！ 我们当时做好准备，实在不让我们在墙上挂，就安排人用竹竿举着。”幸亏，挽联一直挂到了最后。

金秋介绍说，“也不知当局到底害怕什么，对我们如临大敌：监听我们的电话，开拆我们的信件，还封掉了我的电子信箱，我当时没有办法往外发电子邮件 …… 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电子化时代，能把持媒体吗，能封得住信息吗？ 我到朋友家通过别人的信箱，不就同样发出了电子邮件？当时你们多维就根据我的这些邮件提供的信息，披露了丧事办理中的一些内情。 当局这些做法都实在不聪明，完全没有必要设置障碍， 不但没有能阻拦成，反而火上加油，差点把一个本来不是事件的事逼成‘事件’！”

由于不断受到当局刁难阻挠，金秋的哥哥几次按不住火气，说这也不让，那也不让，我们就戴着黑纱、抱着遗像上街了，你来镇压吧！ 金秋说：“如果真是那样，当然就把事闹大了。 我们当时劝我哥哥，还是将老人送走要紧，不要惹出政治上的麻烦。尤其是出殡那天，那么多人，要是我们稍一不冷静，民众对官方不满的火气越冒越高，顶起牛来，说不定就会失控。 所以我哥哥出去一直就说感谢大家，抚慰大家的情绪。"

当送殡车辆开过市区时，济南当局十分紧张，沿途布满警察，将其它所有车辆包括公共汽车都拦下来，让车队尽快通过，实际上等于戒严。“如果在哪个路口一堵，人一围观，肯定就要出事。”到了火化场告别厅，人们鱼贯上前，轮流地向遗体默默鞠躬告别。 组织上也去了人，“据说北京也来人了 ── 不过他们不是来向我父亲告别的，而是另有任务。”

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当局后来也很惊讶：“你们有这么大的能量！”还告诉家属说，“各级领导都很满意”。 言外之意，大家都庆幸没有出事，总算松了一口气！ 金秋说：“我就顶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我们家属是否满意？”

国内媒体自始至终对吴法宪去世一事全都保持沉默。“后来只有凤凰卫视的名嘴杨锦麟在他的‘有报天天读’节目中露了那么一句 ── 第一句话说‘吴法宪于某月某日去世’， 第二句话说‘他女儿在美国为他翻案’！”

 

“我们要告中纪委违反宪法的‘五不准’”

林彪集团成员黄、吴、李、邱，前总参谋长黄永胜已经于1983年去世，现在剩下唯一的一位是高龄九十岁的原海军政委李作鹏。

金秋说，我父亲与赵紫阳，我父亲去世与赵紫阳去世，这两者在许多方面当然不一样，但是从政治上看，也有不少相类似之处：

其一，两者都牵连着尚未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我父亲属于“文革”中没有解决的最后一个悬案──林彪悬案，而赵紫阳则属于邓小平时期没有解决的“六四”悬案。

其二，两者都牵涉到前任决策者。林彪事件是毛泽东定的，对赵紫阳的处理是邓小平定的，关于我父亲后事的难题，难在对林彪怎么判定，这牵涉到如何看待毛；而赵的难题，牵涉到的是如何看待邓？不对毛泽东有个正确评价，就不可能解决林彪及所谓死党问题；同样，如果不对邓的功过有个正确评价，也就不可能解决赵紫阳问题。

林彪事件有很大的国内影响，赵紫阳其人则有很大的国际影响，都牵动了相当广泛的民意。我父亲的丧事，总算顺利过来了。

金秋曾于1999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权力的文化》一书，探讨包括其父亲在内的林彪集团的真相，其中引用过她父亲的回忆录。

记者问：吴法宪的回忆录是否完成？ 你们打算出版吗？ 金秋回答：我父亲确实留下了一部回忆录，“开始是他自己亲笔一段一段、一篇一篇写的。后来年纪大了，写不了了，就口述录音，录了一百多盘录音带，我妈妈根据录音，一字一句全部记录了下来，很厚很厚一叠子，整理出一部六十万字的书稿，从出生开始写，一直写到晚年，由我父亲过目定稿。但他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和讲的，难免有不确切之处，我们想对照其它文件资料和人物年谱，一一核实时间、人物、地点。” 本身是历史学者的金秋表示，要认真慎重，减少硬伤，不能草率从事，很难说什么时间能完成，目前也不宜透露太多细节。

吴法宪辞别了人世， 但并没有把他所知晓的历史一起带走，给有兴趣追究这一重大历史疑案的人们留下了悬念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