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何以将爱神诫命置于首位？

耶稣何以将爱神诫命置于首位？--特洛伊战争启示录之三

玄野

首先借用罗马五贤帝的历史开启讨论。这个世代被称作罗马帝国的鼎盛黄金世代，起始于皇帝图密善被忍无可忍的部下弑杀后，元老院推举涅尔瓦即位。然而图密善曾经格外优待的那些骄兵悍将对图密善之死极其不满，进而挥戈进京。涅尔瓦虽然德高望重，却是老书生风范，面对刀兵相见的军团，帝国形势岌岌可危。危急的时局却催生了一个盛世的体制，那就是养子继承制。当时涅尔瓦自身难保，急迫之中他选用了一个绝妙脱身术，就是宣布军中享有盛誉的图拉真为养子，并赐予凯撒封号，磨刀霍霍威胁罗马政权的所有军人瞬时间鸦雀无声。这一决策不但解了罗马政体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史上无与伦比的五贤帝仁政。在威望与功勋方面，图拉真堪称五贤帝之首，他威震莱茵河，完全吞并达契亚，征服中东大片领土并成功同化统治这些地区，其所获得的赞誉堪与亚历山大大帝比肩。在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方面，图拉真堪称圣人。

然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图拉真的时候，会发现些许问题。这就是站在达契亚人的立场上，图拉真当如何评价呢？图拉真灭绝了达契亚的语言文化与精英阶层，即便不被称作恶魔，也断不会被当作好人。一位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帝王，在敌对民族眼里则是另外一种评价。如果我们拓开一层，那些曾经成就人类盛世的伟大圣人，诸如耶稣孔子等等，他们所倡导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确是人类得以繁荣昌盛的根本，而人类的兴旺发达和对资源的肆意攫取在过去的千年当中曾经抢占了大量生命的生态位，对许多物种造成灭顶之灾。那么在这些生命的视角里，耶稣与孔子依然可以称圣吗？

如果人类社会自轴心时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仁爱成为文明的第一灵魂和最高理念，人际间只有合作友爱，没有制衡争斗，物质生产发达，人口繁衍兴旺，那将是什么景象呢？简单以中国人口来计算，王莽新政是中国人口约一亿，若仁爱为社会最高理念，那人口增长速度将会很快。以百年翻一倍的保守速度计算，到曾经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口已过千亿。当下的技术状态让地球供养八十亿人已经是困难重重，那时的中国决难承担千亿人口的生态负担。这一景象在所有文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出现，表象上是战争对人口的扼制，本质上是人自己明白自身的各种需求并无崇高可言，而呵护诸位生活需求的仁爱也不是文明的第一灵魂。仁爱只是达成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策略，而非最崇高的精神价值。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敬天爱神这一终极谦卑理念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人类过度集中于自我利益，其短浅的预见能力所造成的短视做法会招致环境的崩溃。好在人类文明自有史以来就没有局限在仁爱这个仅关注人类自身整体利益的狭隘空间之中，哲学与信仰层面的启示都在仁爱之上。

众所周知，耶稣最重视的是两大诫命，一是爱神，二是爱人。孔子也一样，一为忠，二为恕。然而耶稣与孔子所论述的主要理念与观点中，我们基本能够深刻理解的却局限在仁爱之中，也就是爱人如己，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更重要的一点，如何爱神，如何忠于天道，却语焉不详。在某些宗教里，这一点被矮化同化到人道主义里面去了，这是巨大的遗憾。爱神和忠于天道，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能够健康延续的最核心理念，儒教里面没有详细解析，基督教里面也没有详细解析。但是世界文化并没有缺乏这个解析，这个解析在哪里呢？在以希腊三贤为代表的希腊文化遗产中，也在中国的老庄为代表的天道解析中。希腊文化的基因是一种沉醉于理性而忘记了个人生存需求的思维方向，这个思维方向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中发挥到洋洋大观。一个科学的发现与发展，不是以人类整体的利益为标的，不是以神对人的爱为桎梏，而是完全顺从自然给出的答案。其默认的大前提是，人类是渺小的，神对人不是偏爱的，人必须臣服于神，必须依据神为我们规定的法则行事，人不是神拣选的万物之灵，人不是生态界的管理者，人没有对其他生命予取予夺的特权，人是当下生态链中的一环而已。爱神和忠于天道依然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与人道主义品味，而这一点在理性主义和老庄哲学中则变得纯粹客观冷静。因为耶稣的爱神原则，基督教得以融入以希腊文化遗产为主导的罗马帝国之中；也因为这个爱神的原则，文艺复兴以来的所有大科学家都能够以荣耀神为最高信念，而不是堕入人类利益求索的狭隘中。因此科学得以发展到如此恢弘，并开拓出广阔前景。中国文化何以自赵宋以来落入千年递降的境地？历来见仁见智，而偏重儒教而弃置道家思想应该是其中最大的问题，而表象上就是泥足于人道主义，对孔子给出的忠于天道这个顶级原则茫然无知，最终将详解这以理念的道家思想束之高阁。时下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中弥漫着严重的极端人道主义思潮，看似很前卫，实际不过一千年以前程朱牙慧而已。表面上自己大公无私，为全人类福祉而奉献，实际上是将人类的欲望和需求凌驾于灵魂之上。

问题一：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天道主义

人文主义的萌生应该是在史上各大文明中广泛存在的，最终在几位集大成者的手中发展壮大了。历史有确证的首先是周公旦，三千年前就率先将中国的神权主义送入历史。五百多年以后在印度文明中有佛陀一系专注于心理修行，而摒弃了其本土的神权控制。当然最恢弘的人文主义发展当属地中海地区这个地理环境最多样而物产最丰饶的区域。其缺点在于文明的断裂导致人文主义的证据失传。米诺斯文明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其后的迈锡尼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则将人文主义发展到洋洋大观。

人道主义关注于个人的行为规范如何能最有效的达成人类整体的最长远最广泛的福祉。天道主义则关注于人的个体或者集体乃至人类整体在自然生态中的定位，其大前提在于人是自然中的卑微存在，不拥有任何的特权与偏爱。人当循道而行，绝非循个人自由意志而行。这一点可能令许多人感到突兀，其实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仁爱出发做一个价值的无穷追溯，其最终的收敛点就落在天道主义上。斯宾诺莎曾经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尝试过，但只结论到理性的人其理想在于谋求全人类的福祉。其实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结论，而不是最终的收敛点。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的开发能力或者说攫取能力飞速提高，于是人们发现对人来说的最大价值并非其他人，而是那个看似无穷无尽的环境，于是我们就无比爱护环境，检点自己的行为去防止环境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而崩溃。后来我们又发现似乎生态圈里的每一个物种都对维护当下的环境有着重要作用，于是我们再去关爱每个生命，当然不是因为某个生命憨态可掬，而是因为一个物种的缺失会导致整个生态链的震荡，而人自己就生态链中最脆弱的物种之一。再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所谓拯救生命拯救地球的行为绝大部分是在为运行良好的生态系统添乱，造成了更多的生态问题。于是我们就明白我们那些可怜的爱心是何等的愚蠢自私自大，又何等虚妄而笨拙。于是我们明白自己的认知何等浅薄，于是我们静静地看，虚心地理解，谨慎小心地行事，不再自命不凡要拯救地球拯救宇宙。从而我们又回归到数千年前就已经明示出的天道主义。

问题二：基督教儒教和佛教都是人文主义宗教，为何基督教的神权色彩最重？

西方文化界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认为只有亚伯拉罕系宗教算典型宗教，而中国的儒教和印度的佛教属于非典型宗教。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是在神权文化基础上的宗教，而其对世界的影响却主要来源于耶稣的人文主义思想。而周公与孔子的儒教和佛陀的佛教是基于人文主义的宗教。宗教本身与一个人形的有位格的神以及众多的天使和无尽的神迹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因为历史发展的原因，某些地区的宗教保留了神权主义的元素，而另一些地区舍弃了神权主义的元素，而周朝的中国则是以政令的方式彻底摒弃禁绝了神权主义元素。但是宗教的功能却是一样的。宗教是宗教，神权是神权，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鬼神的归鬼神，神迹的归神迹。基督教的神权主义色彩真的与耶稣有关吗？耶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周公孔子和佛陀不相伯仲，只是基督教的成功路径不容其信徒不借助人们的神权主义基础来发展基督教。相比而言，周公是摄政王，天子与相位之间根据其个人判断而自由切换的人，携父兄基业，以最顶级政令的方式禁绝了神权主义。所以中国的儒教彻底没有神权主义成分。佛陀是迦毗罗卫国太子，其与生俱来的影响力巨大，所以佛教起初彻底没有神权主义色彩，然而却因为没有政治权力而导致无法禁绝神权主义的渐次回归。另一方面，神权主义色彩和文化宗教的发展水平并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关系更密切的是一个文化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开放交流意识，以及在周边环境中是否有方便的渠道输入外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