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寻根与共生破局：在炎帝故里之争中照见文明传承本质

在华夏文明的溯源之旅中，“炎帝故里”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却又承载着民族情感的核心命题。当各地为争夺这一文化IP纷纷入局，陷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同质化竞争时，著名出版人、作家冯知明的文化大散文《共同讲好华夏人文始祖的故事》，却以一次湘西会同的探亲考察为契机，跳出了非此即彼的纷争漩涡。作品以细腻的纪实笔触串联起地理勘探、考古佐证与学术思辨，既客观梳理了陕西宝鸡、湖北随州、湖南炎陵与会同“三省四地”的故里之争，更以理性观察者的视角，穿透纷争表象，叩问文化传承的本质。在冯知明的笔下，会同不再是偏远的县域符号，而是华夏文明源头的重要驿站；炎帝故里之争也不再是地域利益的博弈，而是唤醒民族文化认同、探索共同传承路径的契机。这篇散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会同炎帝文化提供了深厚的学术注脚，更在于为当代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超越地域偏见的思想范式。

一、乡关为引：一场文脉溯源的知行之约

不同于纯粹的学术考据著作，《共同讲好华夏人文始祖的故事》的叙事起点，是充满温情的“乡关之约”。2024年底，冯知明随唐玉文（一文）博士回到其故乡湖南会同，这场原本兼具探亲与商务考察性质的行程，在与当地学人的深度交流中，逐渐升华为一场对华夏文明源头的溯源之旅。这种“以情为引”的叙事架构，让严肃的文化探讨多了几分温度，也让读者得以跟随作者的脚步，完成从“地名符号”到“文脉圣地”的认知蜕变。

冯知明坦言，此前“会同”于他而言，仅与粟裕大将军相关，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而此次行程中，他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不仅亲自探访7600—7000年前的高庙遗存，更与被他誉为“会同文脉传承者”的杨汉立先生深入对话。杨汉立先生耗费二十余年心血研究会同方言与炎帝文化的坚守，让冯知明深刻体会到地域文脉守护者的寂寞与执着。这种“沉浸式”的考察方式，使得文章的论述不再悬浮于典籍之上，而是扎根于湘西的土地肌理与人文烟火之中。正如作者所言，深入地方文脉、与当地学人交流，才是“读社会大书”的正确方式，这种知行合一的探索态度，为全文的理性思辨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故里逐鹿：文明符号的多元竞逐图景

华夏人文始祖的崇高地位，让“炎帝故里”成为极具价值的文化符号，也引发了一场跨越三省四地的激烈竞逐。冯知明以客观冷静的笔触，梳理出四方争夺的核心逻辑与鲜明特色，勾勒出一幅当代文化IP竞争的生动图景。陕西宝鸡凭借《国语》“炎帝以姜水成”的典籍依据，打出“全球华人老家”的名片，投入1.6亿元推进景区建设，力图打造世界级的精神家园；湖北随州则凭借省级层面的强力推动，通过规模化的祭祀活动形成品牌影响力，尽管实证不足，却在宣推层面占据优势；湖南炎陵则依托“炎陵”县名的天然优势，成为官方认定的炎帝历史文化纪念地。

在这场竞争中，会同县属于“后来者”，却凭借扎实的实证研究实现了“强势逆袭”。自2005年阳国胜先生提出“炎帝故里在会同”的新说后，当地学者累计发表30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得到李学勤、王震中等权威专家的支持。冯知明细致梳理了会同的竞争优势：从《论语》中“会同”意为“宗庙、祭祀”的地名解构，到连山盆地与易学八卦惊人吻合的地形地貌，从神农九井、牂牁石等实物遗存，到“炎帝有三个母亲”的民间传说，每一项证据都在试图构建“炎帝故里”的完整逻辑链。作者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客观呈现四方争议的核心矛盾，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这场纷争的背后，既有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更有地域文化发展与经济利益的深层诉求。

三、博弈深处：文化IP的经济逻辑与价值叩问

在梳理完三省四地的争夺现状后，冯知明并未止步于现象描述，而是以出版人的理性洞察与作家的人文关怀，深入剖析纷争背后的“经济逻辑”。他敏锐地指出，各地对“炎帝故里”的争夺，本质上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开发竞赛。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华人精神家园”这一顶级IP，被视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也是为何各地动辄投入数亿元推进相关项目的核心原因。

更具深度的是，冯知明并未简单否定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开发，而是提出了深刻的价值叩问：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如何避免文化开发流于虚假造景，如何让文化IP回归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他犀利地批判了当下文旅领域的乱象：盲目建设、同质化严重、重资产投入而轻文化内核建设，导致许多景区的故事传说大同小异，难以形成真正的文化吸引力。这种批判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作者多年文旅领域的实践经验，也让文章的思考超越了单纯的炎帝故里之争，触及了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普遍困境。在冯知明看来，文化IP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独占”，而在于“传承”，这一观点为后文提出“共同讲好故事”的核心命题埋下了伏笔。

四、会同底气：文脉深处的考古佐证与学理支撑

尽管冯知明客观呈现了四方纷争，但在梳理过程中，他也清晰地展现了会同县在炎帝文化归属权上的独特底气。这种底气并非源于行政推动或商业包装，而是植根于更深层的“文脉逻辑”——将炎帝从神话人物还原为农业文明的逻辑起点，将会同与“连山易”“高庙文化”等远古文明脉络紧密相连。杨汉立先生的研究指出，连山盆地北部的火神坡与南部的太阳坪，天然形成“炎”字意象，炎帝号“连山氏”、所创易学为“连山易”，均与这片土地深度绑定。

会同的底气，更来自于扎实的考古佐证与鲜活的文化遗存。冯知明在杨汉立先生的引导下，探访了神农九井、神农洞、药王洞等多处遗迹：枯水季的神农九井虽为水洼，却藏着“一泉牵动万泉涌”的地理奇观；药王洞崖壁的妇女产仔图与朱砂遗迹，诉说着中医药的远古起源；而杜家团村的神农裸体祭舞蹈、杠菩萨等非遗文化，更将炎帝崇拜的传统延续至今。此外，晋代历史学家习凿齿“神农生于黔中”的记载，与会同地处黔中核心区域的地理定位相契合；会同方言中保留的大量上古汉语词汇，也为当地的文化厚重感提供了语言学支撑。冯知明认为，正是这些“实证完备”的文化遗存，让会同的炎帝文化超越了“地名巧合”，上升到“哲学源头”的高度，这也是其能够实现“后来居上”的核心原因。

五、共生为要：超越纷争的文明传承新范式

在文章的结尾，冯知明跳出了“非此即彼”的归属权之争，提出了一个极具思想高度的核心命题：“争夺名分是末，共同讲好故事是本。”在他看来，炎帝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其代表的进取精神、奉献精神与以民为本的理念，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核心价值与具体的出生地之争相比，更具传承意义。这种观点打破了地域偏见的桎梏，展现了成熟知识分子的广阔视野。

基于这一理念，冯知明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传承路径：摒弃行政区划的口水战，构建“差异化竞争+协同共生”的文化传承联盟。他设想，依托炎帝传九世、历时五百余年的历史背景，规划一条从陕西宝鸡出发，经湖北随州、湖南会同，最终抵达湖南炎陵的“炎帝迁徙文化线路”，让各地从“竞争对手”转变为“合作伙伴”，通过资源互补、互相借势，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这种构想不仅能够放大炎帝文化的世界级影响力，更能让文化开发回归精神传承的本质，实现经济效益与文化价值的双赢。

《共同讲好华夏人文始祖的故事》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它不仅是一次地域文化的溯源，更是对当代文明传承路径的探索。冯知明以湘西会同的土地为基点，通过对炎帝故里之争的深度梳理与反思，为我们指明了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方向：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于独占某个文化符号，而在于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推动共同传承。在民族文化认同日益重要的今天，这篇散文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启示——唯有超越纷争，聚焦共生，才能让华夏人文始祖的精神财富跨越时空，滋养世代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