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条旗如何取代了十字架 (二)?
1782-1865 年：神圣民族主义的诞生
但故事在这里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尽管开国元勋们正在为政府创造一个世俗的框架，他们也同时在为一个新型的神圣民族主义奠定基础。
请看 1782 年设计的美国国玺 (seal)，一侧是一只展翅高飞的秃鹰，鹰爪持箭和橄榄枝，鹰的上方是“天佑之眼”（the eye of providence），周围环绕着拉丁文 “Annuit Coeptis”，“祂佑助我们的事业”。虽然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象征，但它无疑是宗教象征，暗示美国本身享有特殊的神圣眷顾。
真正的转变始于 1812 年战争期间，当时美国面临着这个年轻国家可能无法生存的现实可能。正是在麦克亨利堡和巴尔的摩港遭到炮轰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写下了后来成为星条旗（Star Spangled Banner）的歌词。但请仔细听常被忽略的最后一节：
“我们的事业正义，我们必将战胜，以神为吾等信念（In God is our trust）将是我们的座右铭。”
请注意他是如何将美国的军事胜利直接与神圣祝福联系起来的，这暗示着神本身站在美国一边。
这种将国家身份与神圣目的混为一谈的趋势在南北战争期间急剧加速。亚伯拉罕·林肯比任何其他总统都更理解宗教民族主义的危险力量。在他遇刺前几周发表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对冲突双方都声称拥有神圣授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沉思。
林肯观察到：双方都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位神祈祷，并各自祈求神援助自己对抗对方。双方的祈祷不可能都得到回应。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完全的回应。全能者有祂自己的目的。
但即使林肯警告不要声称拥有神的专属眷顾，战争本身也正在创造新的神圣民族主义形式。葛底斯堡战场成为了圣地。林肯在那里的话语将一座军事公墓转变为近乎宗教神龛的东西。在战争之前相对次要的美国国旗，作为强烈崇拜的对象出现。普通美国人第一次开始在家里展示国旗，以一种以前只为宗教圣像保留的敬畏态度对待星条旗。
19 世纪末：公民宗教的兴盛
19世纪末见证了将美国的国家象征转变为准宗教崇拜的对象，即历史学家所称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爆发。1892 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贝拉米（Francis Bellamy）撰写了为学童设计的爱国主义练习《效忠誓词》，请注意原版中一个关键点：它完全没有提及神。全美的孩子背诵的是：“我宣誓效忠我的旗帜和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
宗教语言的缺失并非偶然。尽管贝拉米是一位牧师，但他特意起草了一份围绕共同的公民价值观而非特定的神学、可以团结所有信仰的美国人的誓词。他参与的是一场更广泛的文化转型，逐渐将美国人的崇拜焦点从十字架转移到星条旗。
这种转变在 20 世纪初加速。当时美国正在应对大规模移民和社会动荡，数百万天主教徒、犹太人和东正教基督徒涌入美国，挑战了自殖民时代以来美国宗教一直存在的新教主导地位。作为回应，新教领袖开始以强调美国身份作为维持文化权威的一种方式。
两次世界大战以一种可能令清教徒奠基者震惊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用明确的宗教术语来描述美国的介入，宣布美国将为“使世界安全地实现民主”而战。这不仅仅是政治言辞。威尔逊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儿子，他真心相信美国被神拣选在全球传播民主价值观。全国各地的教会都在呼应这一信息，牧师们宣称为美国而战就是为神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这种神圣民族主义推向了更高的高度。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战争不仅被描绘成为一场军事冲突，更是一场善恶之间的宇宙之战，而美国则是神击败黑暗势力的工具。这种对战争的宗教解读证实了美国确实在与终极邪恶作战。
1954 年至今：公民宗教的最终胜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回到了 1954 年的那个长老会教堂，多克蒂牧师挑战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效忠誓词中加入“under God”。
但讽刺的是，多克蒂本人可能没有完全理解：通过坚持美国在其公民仪式中承认神，他实际上完成了向一种模糊的国家宗教的转变。新誓词中援引的神不是任何特定基督教教派的神，而是一个普通的、泛泛的神灵，其主要功能是祝福美国。
当我们审视同一时期传统基督教发生的变化时，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20世纪50年代，教堂出席率确实很高，但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对基本的基督教教义知之甚少。当民意调查员询问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时，他们通常会用模糊的、被掏空了具体的神学内容的信仰肯定来回应。社会学家威尔·赫伯格（Will Herberg）在他1955年的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中抓住了这一现象，指出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信教，但越来越不基督教化。
20 世纪60年代，当美国面临一系列传统基督教似乎无法解决的道德和政治危机时，这种转变被推向了聚光灯下。民权运动暴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许多美国最虔诚的基督徒也是种族隔离最坚定的捍卫者。越南战争分裂了美国教会，就像它分裂了美国社会一样，双方的基督徒都声称自己的立场得到了神圣授权。正是在这个动荡的十年中，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宗教形式出现了，它明确挑战了传统的基督教权威，同时保留了宗教虔诚的形式。
1963 年，当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时，他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宗教运动。但他援引的神不是传统基督教的神，他呼吁的所谓的美国梦是一个世俗的，超越教派界限的正义和平等的愿景。
林肯纪念堂本身已成为一种国家大教堂，林肯雕像充当了世俗圣人，俯视着美国的信徒。游客以他们在教堂中可能表现出的同样的敬畏态度接近纪念堂，低声说话，脱帽致敬。刻在纪念堂墙上的《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已成为美国公民宗教的圣经。
到 20世纪70年代，这种转变基本完成。美国各地的公立学校每天开始时不再是祷告（最高法院于 1962 年禁止），而是《效忠誓词》，这是一种保留了宗教虔诚形式，但将这种虔诚导向国家而非特定基督教符号的仪式。学生们站着，手放胸前，以他们的曾祖父母曾经保留给诵读主祷文的同样庄重态度，背诵着效忠国旗的誓词。
国旗本身已成为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神圣象征。1916 年设立的国旗日，发展成为一种准宗教庆典。国会于 1942 年颁布的《国旗法》为国旗的正确处理、展示和处置制定了精心设计的仪式，这些仪式与围绕宗教圣物的仪式法惊人地相似。那些从不会想到在十字架前鞠躬的美国人，会在国旗游行经过时立正站立，他们的行为与宗教崇拜难以区分。
这种公民宗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里根总统任期内达到了顶峰。里根本人曾是好莱坞演员，比大多数政治家都更了解象征性表演的力量。他的演讲充满了宗教语言，但他援引的神总是美国的神，一位其主要属性是祝福美国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神灵。当里根宣称美国是“山巅上闪亮的城市”时，他故意呼应了约翰·温斯洛普的著名布道，但剥离了温斯洛普关于神圣审判的警告，只保留了神圣眷顾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