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的终结:当养育成为“纯支出行为”
引言:一场被沉默的制度性崩塌
曾几何时,婚姻被誉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基石,是伦理的起点,是文明的细胞。然而,今天的年轻人正在集体放弃这一制度。从不婚、不育到不愿承担家庭责任,这种剧烈变化的背后,不是人类情感的冷却,而是婚姻在制度结构中逐步失去了其最基本的经济与社会激励机制。我们正在见证婚姻制度的终结,而这场终结,源于一个冷酷的逻辑:养育孩子,正在变成一种“纯支出行为”。
一、传统婚姻激励逻辑的崩塌
1. “回报”的时代已过去
在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养儿防老是真实的制度安排。子女在成年后回报父母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家庭生存的需要。然而今天,随着国家福利制度的替代、城市化的流动性、以及价值观的个体化,父母对子女的“投资”越来越成为单向转移。
在美国,超过70%的家庭为子女大学教育支付费用;
然而,成年后子女经济上对父母的反哺比例不足15%;
在加拿大,赡养父母并非子女法律义务;
在中国,尽管有“赡养父母”的法律条文,执行率长期偏低。
2. 婚姻的法律激励反转
过去的婚姻是一种财产联盟机制,男性承担经济,女性承担家庭,社会和法律予以保护。但现代婚姻法体系,出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目的,已经在结构上对男性产生了“逆向激励”:
离婚时,男性往往需要支付赡养费、失去财产与子女抚养权;
同居关系也可能被视为“事实婚姻”,承载类似义务;
父亲在子女抚养安排中的法律话语权较低。
结果是,越来越多男性认为:“婚姻是一个高风险、低回报、不可控的合约。”
二、育儿成本的失控与社会支持的缺位
1. 金钱成本
以加拿大为例,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需要约 C$250,000;
在美国大城市,若包含大学教育和课外培训,这一数字甚至逼近 USD 400,000;
婴幼儿托育成本高昂,往往使双职工家庭被迫减少收入以照顾孩子。
2. 时间与自由的代价
孩子的成长意味着父母20年的人生被压缩为“服务者”角色;
对男性而言,这意味着牺牲事业、放弃兴趣、承受心理压力;
而当这一切无法换来家庭稳定和社会认同时,“自我退出”成为理性选择。
三、从制度到文化的解体
1. 男性觉醒与拒绝参与
在网络上,“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反婚主义”、“数字游民文化”等思潮迅速崛起。它们不完全是愤怒的表达,而是制度分析的结果:
拒绝婚姻,是对系统性不对称的反制;
拒绝生育,是对未来代际不平等的主动避险;
拒绝承担,是对“无保障奉献”的合理规避。
2. 国家也无法扭转
各国政府尝试通过补贴催生,但收效甚微。例如:
日本每年投入上千亿日元用于生育激励,生育率仍降至1.2;
韩国政府2024年宣布“愿意直接给房产”,出生率却降到全球最低0.72;
中国虽取消计划生育,放开三胎,但实际生育率持续下滑。
四、后果:当人类失去下一代
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婚姻制度的终结,而是人口系统的系统性崩盘:
教育系统失去生源;
医疗系统支出增加,劳动力支撑减少;
国家主权、军事能力、文化传承逐步衰弱;
家庭结构解体,孤独成为普遍社会病。
若无新的制度替代,传统婚姻制度一旦完全解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如下未来:
技术抚养人类(人工子宫、国家托育);
合同型家庭制度(可撤销合约婚姻、限期育儿协议);
大规模移民与外包育儿产业;
精英群体的基因阶层垄断。
结语: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怎样选择?
婚姻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人类将失去情感、亲情或共生能力。它意味着,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家庭”,重新审视“责任”与“自由”的边界。但如果一个制度已经让大多数人觉得:
“付出没有回报,风险远大于收益,且规则不公平。”
那么,它终将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制度的终结,往往不是战争或革命的结果,而是信任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