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因斯坦逝世七十周年之际的联想

在爱因斯坦逝世七十周年之际的联想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逝世，享年76岁。按现在的标准，他当时还正当盛年。这不，川普今年都79岁了，折腾得正起劲儿呢。

除了科学，爱因斯坦的人文思想，也是非常独特富于个性的。例如，他晚年时把生死看得比较淡，能够放得下。

这天，1955年4月17日，爱因斯坦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导致内出血住院。这一动脉瘤早在1948年时曾由鲁道夫·尼森（Rudolph Nissen）医生通过手术加固。爱因斯坦还带着一份正在草拟中的演讲稿入院：他在为纪念以色列建国七周年准备在电视上发表的演讲准备讲稿。不幸，他未能完成它。

住院后，爱因斯坦拒绝再一次进行手术治疗。他居然说：“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用人为手段延长生命是没有品位的。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是时候离开了。我会优雅地离去。”次日清晨，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医院（全称是Princeton Medical Center, 现在还在）去世。

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已经完成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离开得正是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再让他牵挂纠结遗憾留恋的了，也无需给世人有照顾他的机会，不留麻烦。他离去时的潇洒和决绝令后人感叹和感念。

1965年12月13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一场纪念讲座中，核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是他的同事，这样总结他对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人的印象： “他几乎完全没有世故，也完全没有俗气。他身上始终带着一种奇妙的纯真，这种纯真既像孩子般天真，又有着深沉的执拗。”

爱因斯坦唯一的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当时他是在一次环球旅行的过程中顺道到访的。这次旅行的起点是欧洲，经由中东、斯里兰卡、日本等地，最终返回德国，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站。访问时间与行程概况：1922年12月24日，抵达上海；停留约 五天，主要活动集中在上海；1923年1月2日，搭船前往日本；在上海，爱因斯坦主要进行了与当地德侨和文化界人士的接触、在德国侨民学校短暂演讲（非公开大型学术报告）、参观市容和感受东方文化；访问期间未对中国高校或学术机构安排正式访问。

爱因斯坦在旅途中写下的日记和书信，后来被整理出版为《爱因斯坦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2018年首次英文出版）。在日记中，他写下了在上海的短暂逗留时，对中国人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观察。他写道：

“中国人勤劳，但思想呆板。”
“中国人甚至连孩子都坐着不动，面无表情，好像机器人。”
“这些中国人是一个特别奇怪的民族，如果他们能取代其他民族的话，毫无疑问是非常遗憾的。”

在1930年代，他曾支持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并鼓励中国与世界科学界接轨，并为清华大学的一些教授和学生写过推荐信（例如赵忠尧）。

【注记】赵忠尧（1902—1998），杭州人，是发现正电子的实验先驱。赵早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932年诺奖得主）指导下研读。在此期间，他使用放射源轰击重元素，观察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即：高能伽马射线通过物质时产生了带正电的粒子。他记录下了这些“不可思议的轨迹” ，但由于当时理论尚不明确，他没有确认这些是正电子。文章写出后与同学卡尔·安德森（Carl Anderson）联名于1930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1932年，安德森在云室实验再次清晰地拍摄下了同样的轨迹，并解释和确认了这是正电子轨迹。很快，安德森的工作以单独作者的一篇2页纸论文的形式发表在1932年的《科学》杂志上，并在4年后，即193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他才31岁。换言之，赵忠尧的工作为安德森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后者重复了实验同时还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后来，赵被认为是 “发现正电子的第一人但未获诺贝尔奖” 。安德森晚年也说赵本应该获诺奖。

应该指出的是，早在几年前的1928年，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就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他的以数学构造推理为基础的正电子理论。关于这个，赵忠尧可能真不知道。而安德森却没有放弃探索他们共同发表的关于“不可思议的轨迹”的问题，并最终找到了解释，使得他们观察到的神秘轨迹成为完全可以思议的期待中的事件。这时，1932年，赵忠尧已经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的清华大学任教，而安德森则继续了他们的实验研究并在理论解释上获得突破，终于完成了整个研究， 使得理论和实验达成了完美的契合和辉映。

一些物理史学者认为，赵忠尧是“正电子发现之父”，只可惜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现的意义。

爱因斯坦甚至称赵忠尧为“因缺乏理论背景而错过诺奖的可惜天才”。

他的这个看法，对当今有志于学术探索的人们，仍然有深刻的意义。

爱因斯坦在与华人学生接触时，对他们的聪明、谦逊和勤奋表示好感。当时中国学界盛行“科学救国” 理念，留学生们普遍充满理想主义，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个景象，在1980年代在中国重现。然而，在现在的中国，这种景象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据美国物理学会档案记载，他曾说：

“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所缺的，只是一个没有战乱的国家。他们将来一定能成为一股强大的科学力量。”

爱因斯坦的话，今天看，似乎仍然没有过时，但是不完全对。对这句话需要加以的补充是：

一个国家不仅要没有战乱，更要有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和个人尊严，才有可能孕育出真正强大的科学力量。

无疑，中国的智力和学术创新潜力巨大。但是，没有自由、独立和尊严，聪明的头脑往往会成为思想附庸。

难怪，虽然爱因斯坦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态持批评态度，他还清楚地表达说，“知识分子的觉醒”将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个“觉醒”含义更深，它包含了“思想解放”的概念。

毕竟是爱因斯坦。

冥冥之中，他，来到这个世界，肯定是负有使命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除了他对人类思想的贡献外，他还自带了无法解释的数字奥秘，用他的生卒日期进行了暗示。

他出生于1879年3月14日，公认314是一个“圆周率”日。

他逝世于1955年4月18日。418原来并非是一个特别的数字，但是因为他，这个日期被人们记住了。

现在让我们揭示他的生卒日期所包含的奥秘。

出生日期1879.3.14 的数字和是1+8+7+9+3+1+4=33

逝世日期1955.4.18的数字和是1+9+5+5+4+1+8=33

这样完美而奇特的数字巧合，极有可能是一种“天命”的昭示。

所以，爱因斯坦的来去，似乎真的存在于冥冥之中。

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牛顿去世后，为他写了一句极为有名的悼词，镌刻于纪念牛顿的西敏寺纪念碑上：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翻译成中文：

“自然与自然的规律隐没在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于是，万物皆被照亮。”

若果真如此，万事皆在冥冥之中。

若果真如此，世事都无需纠结了。

都是好消息嘛。

今天，谨以此文纪念爱因斯坦逝世七十周年。

1922年冬，爱因斯坦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