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九一三”
又到“九一三”
每年的9月13日前后，我都会回想起那个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的惨烈事件：在极度的仓皇和恐惧之中，方寸肯定已经大乱的26岁青年林立果，带着他的父亲林彪和母亲叶群，从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专机在向北逃离中国的路上，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来，这个故事又有了很多其它的版本。这里的叙述是中国官方一直的版本。无疑，这个事件让林立果的名字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林立果
我是突然知道这个事件的。当时的场景，现在仍然依稀在目。时间是1971年10月22日，地点在位于长江南岸的湖北阳新县马鞍山下的一处大席棚内。这个日期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一天恰好是红军长征结束纪念日（据中共党史所述，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这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刚上初一的学生，这个日子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就一直刻在记忆里了。也许，是少儿启蒙时期被“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威名天下扬” （《长征组歌》第10曲【会师】，肖华词）这两句激越的歌词所持久地感动到了吧。
这是邮电部阳新“五七干校”所在地。从1969年初秋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和劳动了两年多时间。这个干校是按军队编制布局的，下属22个连队，非常分散地分布在富池、半壁山、老渡口、马鞍山、马家陇、李家陇等处。这是长江边一处血吸虫泛滥的水网和山岭交错的荒凉之地，属大别山脉。大人们每天日出即起，日落而归，白天从事农业劳作，晚上有密集的政治学习；孩子们除了上学，同时也参与这些劳动和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很少。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类似的活动，除了等待和观望，没有人知道希望在哪里。
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深秋的、凉爽的、似乎连绵的阴雨天就要来临的昏暗的下午。我们第10连（负责农业生产）和第4连（负责基本建设）大小几百号人，包括大人和孩子们，都被集中在一个被称作 “棉花仓库” 的大席棚里，说有重要文件要传达。当时，我们对这种场景是非常习惯的。
会场很安静。人们像以往一样在等待听传达。我身旁的一个比我大两岁也高半头的小伙伴（现在想来他应该是一个“红二代”，因为他常常会传播一些我当时听不大懂的、来源也不能问的“小道消息”和“外面的事”），表情神秘地悄悄对我嘀咕说：“叶剑英出事了。” 我问：“谁是叶剑英？” 他回答：“嘘，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天，由一位“军代表”表情严肃地传达的事情就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的出逃事件。我的小伙伴也由于自己也仍然处于稚嫩和半朦胧状态，把叶群错作叶剑英了。而我，是第一次听说叶群和林立果这两个名字。
记住了，9月13日，林副统帅一行9人出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一个让人相信万里晴空中也会响起炸雷的事件。
虽然如此，传达过后，人们安静有序地走出大席棚，脸上的表情没有显著变化，也没有相互议论。大席棚外还是天低云暗悄无声息的秋色。似乎一切，包括人心和天象，把这个事件看作是一个发生在另外维度空间里的事件。
但是，在悄无声息之中，变化以急转直下的速度发生了。
【画外音】“事情正在起变化。”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张大字报》）
第一个变化是预料中的：传达中说，林彪集团有一个林立果搞的《 “五七一工程” 纪要》，其中“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但其内容此时还都不得要领。当时只是觉得“五七一”的谐音用得很绝。不过，它立刻就“冲击”了干校在马鞍山下正在建设的一个交换机厂，其名字就叫“五七一厂”，原意为这是五七干校办的第一个工厂，碰得真是寸。传达了林彪事件后，这个厂立刻就改名叫“五三二厂”了。
第二个变化是谁也想不到的：在10月22日的大席棚会议传达了林彪事件的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有着超过3500名“五七战士”（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被专政人员），加上至少同样数量的家属的规模庞大的准军事劳改营，不明原因地以灰飞烟灭的方式被迅速拆分和解散了。
很快地，人们根据安排，分别奔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河南、山西等处。
我们去了山西侯马。
不能带走的，除了在那片大别山区的山岭上、长江边、水库沟溪里留下的的少年时的记忆，还有两条曾经与我们朝夕相伴的狗：它们是母子俩，叫“白灵”、“黑子”。它们不可能懂得为什么会被突然抛弃。这种情况当时非常普遍，因为两年多来不少孩子养了狗，其中还能记住的名字包括“虎豆”、“狮子”、“胖子”等。无奈的命运使这些原来有自己主人呵护的狗都立刻成为了荒野中的流浪狗。所以，“九一三”的发生曾使那片荒山野岭里突然出现了许多真正的丧家之犬。没有人知道它们后来怎么样了。换句话说，它们的命运，也因为“九一三”而发生了不可抗拒的、悲剧性的改变。
但是，“九一三” 带来的更大震撼还在后面。
到了侯马安顿下来的几个月后，林彪事件的细节经过多次传达，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轮廓。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听学校刘书记用略带山西地方的口音朗读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原文，其主要内容是讨伐伟大领袖的，重点有下面几段文字：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人民的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 ── 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虽然大家不说，但是可以相信，很多人经过“文革”的折腾，是认同林立果的看法的。
虽然，我当时只是一个初二的学生，已然由衷地对林立果心生佩服。
至今53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起落和变迁。而我自己，对当年的悲剧青年林立果的看法，也经历了几次起伏和改变。
我曾经认为林立果是一个英雄，是中国的克劳斯 · 冯 · 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伯爵，纳粹德国陆军上校）。此人策划了最著名、也是最接近成功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和军事政变，代号“瓦尔基里行动”，旨在推翻纳粹政权：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本人在希特勒的“狼穴”指挥部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将一个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桌子下。炸弹爆炸，造成4人死亡，但希特勒仅受轻伤。施陶芬贝格和超过200位政变参与者被迅速逮捕、审判、处决。同时，受这个事件所牵涉，很快又有2万多人被希特勒处决和送入集中营。后来认识到，林立果并非是一个能够身体力行舍生取义之人。事实上，他周围也没有这样的人。以前怎么居然会联想到施陶芬贝格这样的英雄？是我自己太牵强和太浪漫化了。
施陶芬贝格
产生这样的联想，其实是因为林立果的确有过几次谋刺毛泽东的计划。据中共官方史料称：林立果曾指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负责在上海刺杀毛泽东，方法包括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曾指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效仿皇姑屯事件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点附近的油库，乘混乱之机刺杀毛泽东；还曾指示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乘毛泽东接见时直接行刺。但是，这些，都只是停留在嘴皮上、纸笔间、臆想中而已，离实行遥远得很，可能连影子都没有，更不要想象成功了。
【画外音】“搞什么搞？” --- 上海方言，表达对一个事情或者人的 “不靠谱” 程度的反感态度。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被记住的“靠谱”的例子很多。
伍子胥
他在吳國結交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刺客专诸也被吴王僚卫士当场杀死；他在吴国结交勇士要离，助吴王阖闾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刺客要离功成后自杀。
燕太子丹
他派卫国勇士荆轲刺杀秦王嬴政。上路时，荆轲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表达他的 “有去无回” 的悲壮心态。荆轲后来行刺失败被杀死在秦王宫殿上。
谭嗣同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祸日本使馆，谭嗣同被劝说一起出逃但遭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而后被捕并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被斩首。他临刑时的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 也被后人所记住。
汪精卫
汪于1909年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民国革命先驱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行前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后来，汪在北京布置行刺时因事泄露被捕。他的明志诗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所表达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一直为世人所传颂和感佩。
彭家珍
在辛亥武昌起义已经发生的1912年1月26日夜，年仅23岁的他以自杀炸弹的方式成功刺杀清朝宗社党首领爱新觉罗良弼。他身处一个为革命慷慨赴死的年代。爆炸行动前，他写好了绝命书，交给同志。在绝命书里，他写下了“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的绝笔。此壮举令满清贵族明白人心大势已去，促成了后来满清王朝的退位。
彭家珍
所以，这里所说的“靠谱”，并不是用人们是否最后成功来衡量的，而是看他们做事时的实在心态和信念。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显然不具备这些素质。因此，他们的失败应该是意料中的。
【画外音】的确，林立果和他的这群“要做大事”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行动者”。他们展示给世人的唯一最坚决的行动就是知道大事不妙的情况下的慌不择路、毫无计划、自乱阵脚、狂奔式的逃跑，也包括少数人在知道逃不掉的情况下的绝望自杀。所以，显然，事发前，他们中间没有人作为个体有战斗到底的心理准备，也没有人为整个团体做任何退路方面的全局谋划和备案。失败来了，就只能是一败涂地。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伙人中没有“真正做事”的人。
【画外音】这帮人遇到事儿，真的还不如中国男子足球队，即使输到零比七，仍然能保持阵容不乱和表情淡定体面。
相反地，在他短暂的情感生活中，林立果却是一个毫不迟疑的行动者。而只不过，由于自己优越的出身和环境，他的行为是游戏和放纵式的。
例如，很多人以前会以为围绕着他的“选妃”活动都是叶群操办的，并非表明林立果本人的生活态度。但是，最近读到的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再一次修正了我的看法。
在这本有433页篇幅的回忆录中，占有的5页篇幅的题为【林立果的“上海夫人”是谁？】的一章用了下面的文字作为它的开篇：
“林立果选南京的张宁为“妃子”一事，报刊曾着力渲染，有的甚至把林立果描绘成了一个温情脉脉、感情丰富的“多情种子”。可是，公众并不知道，早在张宁之前，林立果就在上海选到了一位“上海夫人”李勤贞。在李勤贞身上，林立果一伙使用了最歹毒的手段和最卑鄙的伎俩，铸成一个荒诞的悲剧。这些情况，是1971年9月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被捕以后，我在接触他的专案材料时了解到的，现在把它公诸于世。”
这个故事与叶群完全无关，都是林立果自己和他的一帮人干的。这里，我略去细节，仅列出在这一章中分5节展开来讲述的内容的标题作为对整个故事的梗概的了解：
小家碧玉被选入伍
林副部长“路线交底”
“上海夫人”独守空房
“夫人”出走殃及池鱼
白云山秘藏金丝雀
这个故事勾画出又一幅人们熟悉的、利用权势和地位欺凌底层民众的图景。
（徐景贤的这本于2003年成书的回忆录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于2008年印刷出版的。徐于2007年在上海去世。）
如此，这种人，如果得势，又能希望他如何？
经过这样几次起落，我对林立果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改变。
仍然没有改变的、也许也是为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看法是：林立果不失为是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敢于挑战毛泽东的青年。虽然，这种人，即使在那个时代，也并非凤毛麟角。
除了这个以外，他给世人留下的综合印象可能是：这是一个惜命却肆意妄为、才疏却自负、任重却不忘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纨绔子弟。
他的唯一优势是：他是林立果。他的所有资本，来自于他的父亲。
有人说，作为豪门子弟，他如果被真正地赋予了重任，例如掌控了巨大的党政军权力和责任，也许会是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人。
是吗？这得看怎么说。
古代的赵括如何？
现代的张学良又如何？
可以说，他们都是既“坑爹”又“坑国”的主儿，祸害大了去了。在这种意义上看，他们的确改变了历史。
也有人说，他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面表达的观点，很多还是很正的。所以，他如果成功，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会有一番积极的作为。
对这个我更深表怀疑。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举事者无一例外地在发端和初创阶段时都“说得好听”。这里让我们仅回顾两例。
洪秀全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
毛泽东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在副刊上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文章：《民主颂 ---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也就是【人民日报】的前身）。在这篇充满热情（或者说是煽情）的社论中，毛泽东写道：
“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 --- 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党风度、博大的心怀。”
“七月四日万岁! 民主党美国万岁!”
1945年8月，【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对此，毛泽东答道：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
对比他们前后说的和做的，不光两者相去甚远，甚至往往还是背道而驰的。正像北方土话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
【画外音】中国北方土话中的“人一阔，脸就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一旦发达了，变得富有或有权势了，态度和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往往变得傲慢、自大，甚至对待身边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好或谦逊。这句俗语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当人们地位提升后，容易改变原有的处世态度，尤其是在对待曾经的朋友、同事或普通人时，可能变得高高在上或疏远。这种表达带有一些批判意味，揭示了人性在面对财富和地位的变化时容易发生的转变，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忘本”或“势利”的人。在政治环境中，这句话可用来描绘一个缺乏诚信、诚实、信仰的政治人物或政治团体在“做大”或者“成气候”前后的不同嘴脸。
因此，不难想象，林立果如果真成气候，他以后做什么与他以前说过什么是不会有什么关联的。
因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复循环的历史，包括“说什么”和“做什么”是否关联或者靠得住这样的问题。毕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承诺和谎言从来没有追究的兴趣和习惯。
黑格尔
“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的历史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历史改变。”
【画外音】老黑的话，说得真够毒、真够狠啊。
如果真这么看，“九一三事件”虽然非常惨烈，它也只是在中国历史循环这种永恒的流体运动中泛起的一个波澜。
时间在继续流淌，人们也会一直谈论它。
虽然，对林彪一家来说，时间永久地固定在了53年前的那个有去无回的至暗时刻。
林彪时年63岁，叶群53岁。
此处不免发出一声叹息。
林彪，这个在1926年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历无数战阵并曾统帅百万大军的共军的最杰出的军事统帅，在“九一三”这天可能在完全不清醒的状态下，糊里糊涂地被林立果母子在慌乱中“弄”上了飞机。飞机起飞的时间记录为零时32分，坠毁时间为2时25分，机毁人亡。一切就这么令人难以置信而草率简单地结束了。
林彪驰骋沙场指挥作战一辈子，素以稳妥和谨慎著称，也在党内斗争中算计了一辈子，最后终于胜出成为“副统帅”，现在自己却落得这样的结局，无法不令世人深感不堪和叹息。
形象地，这好比是说，一个游泳健将竟然没事儿洗澡的时候溺水呛死在自家的浴盆里。
无疑，在这件事上，他栽在了他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身上。
林立果组建了一个不靠谱的“小舰队”、聚集了一帮三心二意趋炎附势的追随者、草拟了一个仅在文字上还算有点气象的政变纲要。这些，都只是一个开始。但是，他的团伙完全不具备任何执行计划的能力、魄力、决心、勇气。这群人里面既没有伍子胥、太子丹、谭嗣同、汪精卫这样决心坚定的干才，也没有专诸、要离、荆轲、喻培伦、黄复生、彭家珍这样义无反顾的行动者，更不要谈施陶芬贝格了。这群人，可能大多想的是自己如何当领袖和“开国功臣”，而把“开国烈士”的荣誉让给别人去领。总之，做到“绝不上当”就好。这方面，他们绝对是“门儿清”。如果套用前面黑格尔的话，就是“宁为混蛋，不作炮灰”。
所以，应该说，林立果的确是一个“坑爹”的主儿。而这个“坑”，也是林彪亲手给他自己挖的。谁也怨不得。
【画外音】在张聿温的书《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中可以看到对这样的一件事的叙述：
1970年6月，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当面向林彪称赞林立果是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政治上很成熟。林彪哈哈大笑后说：认识一个天才不容易，并谈起自己在井冈山认识毛泽东的情况。
王维国走后，林彪对儿子讲：“我过去说你是天才，你不承认。现在王维国也说你是天才，看来王维国也是了不起的。”
【画外音】看这个“坑”给认认真真挖的。聪明一世的林彪，竟然结结实实地给自己挖了这样的一个大坑。让这件事成为可能的唯一解释就是两个字：“私心”。其结果是害人害己，或者说是自欺欺人吧。
前面提到的“坑爹”的主儿赵括和张学良也是同样的。
赵括是“纸上谈兵”典故的来源，其父趙奢为赵国名将。赵括因其父的声望和自己用纸上谈兵表现出的能力被赵王看重并委以统帅的重任接替廉颇与秦国大将白起对垒。后赵括兵败被杀，同时40万赵国降兵也被白起所坑杀。赵奢家族都被连累，后代改姓马。所以说，赵括应归类为“坑国”和“坑爹”族类。
张学良的故事就更为人所熟悉了。他除了放纵欲望和吸毒外，在其父张作霖老帅1928年皇姑屯事件被炸身死掌控东北军政大权后，于1929年即以政变方式处决老臣杨宇霆和常荫槐以清除异己、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实行对日本的“不抵抗”策略令东北军让出东北、于1936年底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用一致抗日的名义要求停止剿共（深具讽刺的是，很多人甚至忘记了，在历史上，张学良自己作为军事统帅抗击日军的记录为零）。设想如果张作霖在，后来的情况（包括东北军的命运、东北地区的前途、中国的整体政治格局等）不会变成“那样”和“这样”。所以还应该说，张学良也当然地属于“坑国”和“坑爹”族类。
林立果由于当时手中没有掌握着权力，他最多也只能“坑爹”了。应该承认，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警醒了国人，也同时在精神上打击了毛泽东，顺便使得“文革”从此走向了比较收敛的状态。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林立果的生命虽然短暂，却也发出了它的声和光。
这，也许就是林立果的历史使命。
今后，因为中国历史的循环特性，那些与林立果有相似背景的人还会不可避免地在世人面前继续上演“坑爹”和“坑国”的悲剧戏码。
怎么办？
显然，这个问题涉及理念和体制上深层次的东西。因为这个“坑”，除了来自家庭外，还盛产于这片被称作“神州大地”的地方人们的心里之中。因为，在这个不大的被称作“心”的地方，都藏着一个大得夸张的“私”字。
因而，解决的办法应该也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说，思考和纪念“九一三”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附录：《冥冥中“九一三事件”的数字之谜》
这个事件发生的日期在数字表达上是1971913 或者 1391971或者9131971
无论顺序如何安排，这个日期的【数字和】是
1+9+7+1+9+1+3=31
林彪一家乘坐的专机号是256
这个数字的【数字和】是
2+5+6=13
这两个数字呈相互的反对称状：31 13 和 13 31
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显然，这两个数字有相同的【数字和】：
3+1 = 1+3 = 4
这又是什么意思？
无论如何，事实就是，事件发生的日期和在事件中坠毁的飞机的班次号这两个数字在“数字和”的意义下发生了神秘的相互关联。
这个巧合是宿命论的一种表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