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成了红宝石

活着活着成了红宝石

作者：谢盛友

1986年1月18日:海南文昌县

2026年1月18日:德国慕尼黑

40年前的今天我们结婚

40年婚庆通常被称为“红宝石婚 ”（Ruby Wedding），象征婚姻历经四十年风雨，如红宝石般珍贵、坚固且光彩照人，婚纱照代表着深厚的情感和长久相伴的意义。 红宝石寓意婚姻如红宝石般色彩鲜艳、坚硬不摧、历久弥新，充满爱火与永恒的价值。夫妻一起走过了漫长岁月，感情日益深厚，彼此的扶持和理解达到新了的境界。

至今养育一个凝聚态物理博士的儿子，三个孙女一个孙子。儿子谢于骅，大孙女谢东平、二孙女谢东安、孙子谢东良、小孙女谢东力。含饴弄孙。爱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 不鲁莽无礼，不自私自利，不轻易动怒，不怀怨记恨， 不喜爱不义，只喜爱真理； 凡事能包容，凡事有信心，凡事有盼望，凡事能忍耐。 爱永不止息。（哥林多前书 13:4-8 ）

1976 年，中国那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但是，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我成为海南岛的外语类状元，由于环境的因素， 就读中山大学德语系。在中山大学，我遇见了爱妻张申华，1988年两人一起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 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 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在77年恢复，77级开始，考生可以自由报名，全省统考。 78级全国统考，更是排除了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分数录取。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大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 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系课室，听世界通史、 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催生了中山大学的学生文艺刊物《红豆》。

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永远不会忘记，永远缅怀当年推着三轮车冲过海珠桥，到市区叫卖自己杂志的豪情。

如今在欧洲，留而不归，留而不学。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知识很远，竟然成为中德双语专栏作家 ，班贝格民选市议员。

老婆是最好的裁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省吃俭用，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和做法，即每次我使用剩下的硬币，扔进一个铁罐，积存到我毕业时，罐子满了。
有一天，我带着沉沉的铁罐子和甜甜的张申华(那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上街，到广州的南方大厦。用这些硬币我给申华买了一双黑色皮鞋，给自己买了一块布。南方大厦卖布柜台的阿姨看着我傻呼呼的样子，一边数硬币一边责骂我：“你干吗积存到现在？这么多硬币，要我数到何时？”
阿姨再次看一下申华，她似乎悟出：这小伙子不错，积存硬币给女朋友买布做衣服。
“嘿，我有女儿，嫁你这样的小伙子，不错！”阿姨笑着继续数钱。
阿姨错了，我不是好心人，这布料是给我自己买的，而且还得麻烦女朋友亲自为我裁缝制作成衣服。
老婆最了解老公的身体，不管哪个部位，所以，老婆亲自裁缝制作的衣服自然合身，合身得十分自然。自然合身的衣服穿上去就很自然、很舒服。申华说，男人的衣服领子要挺、袖子要直，这样男人穿起来看上去具有雄心壮志、魅力无限。
这件衣服一直伴随着我，过去在中山大学天天穿，现在不舍得穿。我走南闯北、从亚洲到欧洲，不知道搬家多少次，该扔的都扔了，不该扔了也扔了，可是，这件衣服一直紧紧地贴身贴心，直至永远。
年青的时候，老婆最了解老公的身体，是量身裁衣；人到中年，老婆最了解老公的身体，是量身裁食。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老婆不用大热天冒汗为我裁缝衣服了，可以到商店买。人到中年，肚子不该大的，慢慢地大起来了；智慧应该高的，不高，倒是血脂慢慢地高、血压偷偷地高。天下最好的裁缝这回换岗位了，不裁衣服，裁粮食：每天中午给我安排一小块黄瓜、一些芹菜、一小片面包。
“这饭盒怎么这么轻？”
“因为你的身体太重！”
一个家庭，不管再小，从恋爱到结婚，从成家到事业，夫妻两人肯定磨合出一个核心价值系统。再小的家庭也是一个系统，我以前说过，老公是无限公司的老板，责任无限。一般来说，家庭无限公司这个老板制定家庭总方针，也就是塑造家庭核心价值。
我的家庭核心价值比较强调传统：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我们又加入现代化的价值观。我们夫妻绝对平等，我们父子绝对平等。在我儿子十八岁以前，我们父子可能80％是“朋友关系”，只有20％是“父子关系”。儿子十八岁以后，我们父子更多的是“朋友关系”。我很喜欢做儿子的朋友，既交换苹果也交换思想（注1）。我更喜欢做老婆的衣服，为老婆挡寒、给老婆温暖。
家庭成员越磨合，家庭核心价值就越明显。老婆不但最了解老公的身体，也很了解自己老公的思想，所以，老婆这个裁缝要裁老公的“身体”，更要裁自己老公的思想，时不时要敲老公的脑袋，让老公紧跟形势、与时俱进，传统与现代价值不能割裂。人，不能闭门造车。
我们知道，每个家庭有自己的核心价值，每个社会当然也形成了一整套的价值体系，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人生的责任，我们于是不知不觉地推动着社会的文明进化。
在此意义上，老婆这个裁缝，责任无限大，这个裁缝要全方位提供服务，不但要裁衣、裁食、裁思想，还要“裁人”。
（注1）：英国人乔治•萧伯纳 (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说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想法，我有一种想法，彼此交换之后，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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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曾用名：謝友），1958年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中德雙語專欄作家，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理事，班貝格民選市議員，基督教社會聯盟黨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