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演变中脱胎换骨:留学生群体已经从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沦为
在历史演变中脱胎换骨:留学生群体已经从中国社会变革的主导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人
1872年,清政府在洋务派主张下,由容闳倡议并主持,首次分别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新英格兰各地寄宿,学习语言、科学、工程、军事等。
早期留学生中出现了不少知名人物:如詹天佑(1881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回国任铁路工程师,建京张铁路)、唐绍仪(188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回国,1912年任民国政府总理)、伍廷芳(1877获伦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任民国政府代总理)、顾维钧(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1924年任民国政府总理)等。
百多年来,中国留学生一直是知识分子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不幸的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他们逐渐从早期的政治变革的驱动力和先锋,被动和主动地被边缘化,而成为当今最缺乏历史责任感和道义担当的一个群体。
【早期留学生的历史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回顾】
清末留学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开创共和制。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反封建、启蒙民主、科学、探索社会主义思想、提倡平等和思想解放。
共产主义运动:建党、建军、割据、造反、建立共产国家。
这一时期,留学生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和驱动力。
【冷战与建国后留学生群体的变化(1949—1980年代)】
建国初期:中国派出少量留苏和留东欧学生,但整体人数和生源都有限,出国前后也都是党的人,没毛病,也没什么可说的。
冷战格局:中国封闭,留学活动大幅减少,留学生的社会影响力几乎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大量派遣公费和自费生赴美欧日学习科技,但他们的任务是引进科学技术知识,而非政治改革的参与者和行动者。
这一时期,留学生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经从“历史参与者”转向为“科技搬运工”。
【当代留学生群体的边缘化(1990年代至今)】
人数激增,质量分化: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但个人行动与国家命运联系稀薄。
政治冷漠:大多数留学生更关注个人学业与生活,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保持距离,缺乏兴趣。
麻木与沉默:在国际重大议题、国内重大危机面前,留学生群体声音微弱甚至几乎不存在。
帮闲与观望:一部分人回国进入体制,成为专制机器的技术支持者;另一部分留在海外“不动嘴也不动手”,或者至多是“动嘴不动手”,沉迷于网络上空谈与批评,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似乎没有遗憾,更没有悲伤,甚至连无奈感都没有,自娱自乐挺好。
【角色转换】
现实情况是,留学生的角色,已经从历史变革大戏的导演和演员,转换为局外的观众。真可谓是“脱胎换骨”了。
【原因分析】
社会环境变化:早期中国积弱多难,留学生自觉肩负民族使命;今日中国虽问题重重,但官方宣传与个人功利主义让责任感被稀释和抽空。
家庭价值观功利化:由于历史的传承,上一代人对孩子的期待,并非培养“公共责任感”或“社会担当”,而是强调“出人头地”、“衣食无忧”。留学因此被视为一种经济投资,花钱送孩子出国,回报是名校学历、高薪工作、移民机会。在这种家庭教育的导向下,孩子从小接受的不是“服务社会”和“历史责任”这些东西,因为上一代也不具有这些,而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因为上一代对这个最熟。
代际冷漠的延续:前辈对“社会责任”的冷漠态度,早早地种植在子女的认知中。子女在海外就更难培养出历史使命感。这种代际循环,逐渐固化为“传统”,以致中国家庭教育在价值层面趋于狭隘,只关注个人得失,而非公共利益。
体制管控和收编:海外学生群体被官方控制,真正广泛而自由的思想交流和有组织的行动空间非常小。
【历史地位】
很多留学生虽然融入了所在国社会,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特别在中国的文明和进步发展中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历史作用和定位。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中,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一群人。
【结论】
历史证明,留学生曾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和精英力量。
而当代留学生从整体上看,已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作用,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群体。
这种“边缘化”现象,不仅是个体选择,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与政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反思】
未来留学生,是否还能找回知识分子应有的角色,或仍躺平为没有历史责任感的技术阶层,继续贡献于中国历史的周而往复永无休止的轮回运动,让我们的后辈也代代相传下去?
【悲观的前景】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留学生群体将继续是一个庞大但空洞的群体:虽然他们拥有潜在的社会影响力,却因价值观缺失而自我阉割和选择缺席。
把留学生群体作为一个抽样看中国的知识阶层整体,还可能意味着,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的知识阶层难以发挥应有的公共作用,以致社会进步仍将迟缓、反复、迷茫、缺少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