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在于收入分配不公

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在于收入分配不公

川普以关税对等为名的关税大战开打后，几十个国家马上作出愿与美国谈判解决公平贸易的问题。越南更是提出愿与美国实现对等零关税。美国发起的关税大战就是关税对等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当越南以过度的低劳动成本，以不公平的国内收入分配与美国进行零关税贸易，美国就会接受吗？能实现货易平衡吗？当然不会。美国开启关税大战，在经济上的真正目的，是实现贸易平衡，特别针对那些货易顺差大国，而无论它是盟国还是敌国。但关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美国应该以关税为压力，通过谈判逼迫贸易顺差国的收入分配关系趋于公平，标本兼治直至贸易平衡。

公平的国际贸易，就是进出口基本平衡的贸易。

我们所说的进出口基本平衡的贸易，并非单指一国对一国的贸易平衡。由于贸易互补关系的特殊性，一国对一国可能顺差，但对另一国又可能逆差，如果其对外所有的顺差与逆差相抵后趋于零，该国对国际的贸易就应该是平衡的，公平的。如果所有国家都努力做到这点，那么整个国际的贸易平衡就得到实现。中国的年顺差总额是9000多亿，美国的年逆差也是9000多亿，但这并非是中国直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只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顺差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顺差近于相等，近于把其他国家的对美国的顺差清零，其效果就相当于美国的逆差全部归于中国的顺差，中间的劣币被更劣币所淘汰。由此可见，贸易平衡的要求是一国对外的贸易差总额趋零。贸易平衡也非指绝对平衡，由于各国对国际货币适量储备的必要，适量顺差是允许的。

贸易平衡，对所有国家的居民和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最有利的贸易关系。

在小商品经济中，一个家庭生产并在市场出售产品，所得收入当然能从市场购回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回报家庭成员的付出。在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前提下，这就是小商品经济中所有家庭都能获益的公平的商品交易。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本可以从收入中公平地获得较大部分，其余的都分给他人，这个家庭的卖与买就会平衡。但如果他想占有更多的收入并储存起来，就会减少家庭其他成员的应得收入，致其购买力下降，同时又能把价格压低到公平买卖的市场价格之下倾销，与其他商品生产者争夺市场。结果，这个家庭售出商品的总值，超过购买商品的总值，“顺差额”落入一家之主口袋，成为其积累的财富。这种不公平的商品交易，起源于其家庭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既损害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也给其他家庭的经济造成伤害，唯一得益的就是那个一家之主。公平国际贸易的道理也一样，贸易顺差大国向世界输出了大量的商品，这是该国百姓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巨大付出，他们也应从国际社会获得同等的回报。但只有当该国不同阶层，通过民选议会的立法公平地分配所得收入（这里并非指平均分配收入，我另有文章讨论公平分配），居民才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向世界购买同等价值的商品。不公平地打压本国劳工的收入，以低廉劳动成本去扩大国际市场，一方面是过度压缩该国进口的购买力，另方面增大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结果既损害本国居民的利益，破坏本国经济的供求平衡（贸易平衡是该国供求平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破坏他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就业的机会。贸易不平衡的顺差额，落入中国官商利益集团的手中，不成为中国对外的购买力，并大量存于国外。因此只有平衡的国际贸易，是对所有国家都公平的最有利的贸易，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最落后国家都能共赢的国际贸易，是全球居民获最大福利的国际贸益。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呼吁高举贸易平衡与贸易自由两面大旗，只有在贸易平衡基础上的贸易自由，才是真正的贸易自由。贸易平衡同时也是观察一国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一面镜子。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公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的根本，就在于国內收入分配的极不公平。

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实现贸易平衡，是否就要求它们的劳动成本也持平呢？

当然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是一国经济实现均衡，包括进出口贸易达到平衡的根本。经济发达，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高的国家的收入分配公平，与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收入分配公平是不同的，合理的劳动成本高低也不同。中国人均生产率较低，公平分配前提下的劳动成本相对也较低，这是合理的，但这并不影响贸易平衡。中国以较低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商品，以国际市场价格出口所获的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相对较低劳动成本对进口商品的购买力，仍能维持进出口平衡。德国的劳动成本很高，但也是一个贸易顺差大国，原因是其高劳动成本相对于其高人均生产率来说，仍然过低，收入分配仍是不公平的。只有进一步调整工时、提高劳动成本，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并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才能实现贸易平衡。生产率和劳动成本高低差别很大的国家，只要收入分配公平，都能实现贸易平衡，并有利于前后者的经济发展，但收入分配不公平就一定会出现为贸易不平衡。一国劳动成本不公平地过低，不仅对本国劳工的利益和经济的均衡发展不利，通过非正常市场竞争，又对他国的劳动成本形成压力，迫使全球性劳动成本不合理地下降，损害他国劳工利益，导致全球经济的产能过剩和危机。因此各国的劳工组织不仅要关心本国劳工的权益，还必须组织起来，关心所有国家劳工的利益。

市场调节汇率是恢复贸易平衡的机制，同时也是对各国收入分配不公进行纠正的一种机制。

当一国例如中国，实行极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时，一方面，过低的劳动成本使居民的购买力受限，消费力过低；另方面又使出口产品价格低廉而获得占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此两方面的合力下，使该国持续贸易顺差，囤积大量国际货币，在国际市场调节的作用下，该国本币的汇率会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意味着将中国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提升到公平的的国际水平，使他们对进口产品获得更大的购买力，提升了中国工薪阶层收入的国际价值，同时也提升了出口产品以国际货币计算的劳动成本，减弱中国产品以廉价出口的势头。非常明显，汇率调整的作用，一方面是对贸易不平衡的调整，另方面就是对持续贸易顺差国如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反制，也是对国际性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机制，这才是汇率调整机制的实质。欧盟实行单一货币，使区内的贸易逆差国，失去迫使顺差国改善收入分配，维护区内贸易平衡的第二道防线。顺差大国德国，成为单一货币的最大受益者，这是有目共睹的。

关税成为逼迫所有贸易国公平收入分配，实现贸易平衡的最后手段。

有文章指出，世贸组织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广大劳动者，而不是贸易自由化。要造福于所有贸易国的劳动者，首先要求各国都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才有机会实现贸易平衡并保护所有国家民众的利益。但这与所有顺差国资方的利益，与中国官商利益集团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实践证明在中国这是行不通的。而面对货币汇率市场调节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反制作用，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操控汇率，在持续大规模贸易顺差情况下也不会让人民币升值，阻止中国劳工收入的国际价值升值，对全球化经济造成损害。在以上两道防线都失效的情况下，关税成为阻止中国等国以不公平低劳动成本的竞争力，去损害他国利益的最后防线。我早就主张通过国际协商，建立维护贸易平衡，由国际相关组织收取，参与国代收的关税制度。其好处是提高关税的公平和认同性，并清晰显视此关税，本是该国居民的因违规而白白失去的收入，只有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贸易平衡，才会回到该国居民的手中。

美国每年近万亿逆差危及美国的安全，川普的关税战是不得已而为之。

要求中国自行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和通过汇率机制迫使中国收入分配关系有所改善，以实现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失败了；川普通过贸易谈判，签定协议要求中国购买美国的定量产品，以实现贸易平衡，中国又违约；初步提升关税，中国利益集团又用压劳动成本的方式，将此税务成本转移到中国民众身上，实际的劳动成本不断下降。只要中国的劳动成还有挤压的空间，利益集团就能继续获利，美中的贸易关系就会继续恶化。但美国会就此罢休吗？当然不会。中国压缩劳动成本的程度是有限的，维持工人基本生活或生命的最低工资收入总是要的。这样川普就只有往死里打，把关税再提高到60％、100％…，直到你无法再把关税造成的损失继续向工人转移，把企业的利润抽走，导致企业关门，资本外逃，美中经济脱钩为止。你会说，川普也够毒的了。但你必须搞清楚，毒的源头在那里，是谁设下层层的障碍，就是要阻止中国普通民众的国际收入、国际购买力提升，去继续维持贸易顺差，想想你就清楚了。川普的关税战是不得已而为之，对利益集团之外所有地球人都有利的所有努力都试过了，如果中国主动或被动配合，去维护国际贸易的基本平衡，不以种种手段去危害美国的安全，川普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但问题是，这次关税大战，正接近于上次大萧条后新一波大周期的终点。经历过日本、德国一波，亚洲四小龙一波和中国一波经济高增长后，本应进入印度、越南、墨西哥…最后一波高增长，它们走的是同一种收入分配不公，低劳动成本外向型的经济高速增长之路，一波又一波压迫着全球各国的劳动成本，形成全球性的高投资低消费，导致全球性的产能过剩。当最后一波正在起飞之时，美国已无法忍受这一波又一波向其输出的过剩，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形势下，川普以关税战中止了最后一波经济高增长行情，使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加速到来。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将讨论这次大周期的全过程及藏于深处的原理。本次与上次大萧条前的关税战类似，都是周期之末的不均衡所逼出来的现象。新一次全球经济大萧条即将发生，这给关税的战况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