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方西峰（桑叶）

受作者之托转贴于网络。 dok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１９４６～１９５８）交流资料（一） 大学的命运，就是学人们的命运。 这段历史的长卷，是以方镇中教授1946～1958年间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展开的。 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资料交流稿 作者：方西峰（桑叶） 致读者: 最近，在美国达拉斯参加一些中国人文学者举办的活动，和一些学者交流了笔者历经多年收集资料编写的《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这部历史纪实的情况，一些学者认为国立河南大学曾经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层面上研究这个教育的命题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剖析国立河南大学的兴衰、1949年无端消亡之命运，追踪一代河大学人的踪迹，不外乎是为了寻觅中原文化之真谛。 民族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是一条有生命力流动的“活”水。文化的生命力在于继承、发展、创新、再发展；一个民族是不可能斩断自己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与维系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的。 一座大学也是如此。北京大学近年来为蔡元培校长塑像，是为了纪念以学术为本、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老北大精神；给李大钊塑像是弘扬为理想、信仰献出生命的坚贞不屈的节操；给马寅初塑像是让世世代代北大人继承马寅初不畏权势，而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 此书立足于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知识者的精神、节操、人格层面上，打捞、解剖了国立河南大学一段被掩盖了六十年的历史，目的是还历史的真相、还历史人物的真实身份；为国立河南大学正名，为大学教育正名，为中原文化正名。 笔者清楚，拙作距离这个目的，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是笔者还是愿抛砖引玉，将历经十年查阅资料、寻访当事人……而编写的《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约四十万字）其中的重要部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资料，和热爱教育的朋友们交流。 虽然《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编写人是笔者，但是在编写的过程中渗透着诸多老河大校友的心血，以及专家、学者们友情的帮助，是笔者不能忘怀的。 全书共分五章，现将一、二、三章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和资料陆续奉献给读者。 文责自负，欢迎指正。 　　　　　　　　　　　　　 方西峰（桑叶）2009年3月1日于德州达拉斯 [img]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1647/23090.jpg[/img] 国立河南大学最后一届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方镇中教授（摄于1947年） 内封页： 纪念《国立河南大学》北归中原六十周年！ 此书献给为《国立河南大学》的生存而奋斗的老前辈们！献给殉难者、牺牲者！献给我的父亲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方镇中及全体委员们！ 1948年6月，在中原激战中，奉命被迁往苏州的河南大学全体在职、在校3200余师生员工、近2000名眷属，1949年拒绝再南迁，按照自己的意愿99、5%留在大陆。1949年初，教授们收到陈毅司令员欢迎教授、工程师等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喜信”，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和学生自治会共同携手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完成了信中的指示：“保护校产，迎接解放。” 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在《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第五，关 于社会政策：中央5月25日指示的原则，中原局6月6日指示规定的执行办法，即以开封为范例的城市政策是合用的。只要我们不‘左’慢慢的来，就不会出大毛病……”（1）。当时，在战火中离开开封到豫西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与留在苏州的国立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同样受到共产党的欢迎和尊重。 1949年4月29日，河南大学接受了以陈毅司令员为代表的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接管，苏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委派文教委员会主任徐步等进驻国立河南大学。在军管会的热诚尊重和全力帮助下，国立河南大学保持了六院十六个学系的完整。1949年5月～7月，河南大学倾其全力为第三野战军后勤部，解放军第十兵团，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以及苏州、苏南等地区输送了1700余河南大学优秀青年学子。1949年7月，在刘伯承、陈毅、韦国清等军政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苏州、南京、徐州当地革命政府调配车辆、渡船，组织人力物力保障供给，河南大学1200多名师生员工及其家眷乘坐“专列”（2），携带全部校产北归中原！ 故土是河南学人的根！ 乡恋是河南学人的魂！ 且看，国立河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及其眷属，在生死攸关的战乱中，历尽艰险，谱写的一曲和学校生死相随的历史篇章；他们在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非常时期，迁徙江南，战事过后北归中原，而被尘封、掩盖、颠倒了半个多世纪“完璧归赵”的重大历史文化事件。 如若像河大第一任文科主任冯友兰先生书写的西南联大碑文中所云：“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指西南联大）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那么，河南大学六院十六个学系师生员工、家眷近5000人马，在战火中流徙江南名镇____苏州，在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互补、对接中，且能于重重困境中，凸现了老河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3）的办学精神。而且，竟能于一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应为第几次南渡呢？ 他们坚守东吴、拒渡南海；知难而进、三个月复课；学术自由、人才广揽；学生自治、民主治校；文化交流、播种江南；不图鱼米之乡之丰裕，不嫌苦难中原之贫瘠；望断宋里、北归中原！ 1949～2009年，是国立河南大学北归中原六十周年。为此，笔者将国立河南大学的学人们以血肉之躯谱写的“北归中原”的故事，奉献读者，传给后人，以示纪念。 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原文化史将留下：中原第一高等学府的“士”子们，热爱河南、忠诚于教育事业绚丽、辉煌的一页！ …… （1）见《邓小平文集》（第一卷）127页 （2）见《中原大学校史》 （3）冯友兰先生书写的《西南联大碑文》。 后封面： “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政党执政的终极……一切历史事件终将在这个历史的天平上衡量清楚！ ＿＿国立河南大学政治系主任、法学院代理院长方镇中教授言论 …………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资料交流稿 全书共分四章（约40万字） 第一章 1948年前的国立河南大学 第二章 河南大学在苏州（1948年6月～1949年7月) 第三章 历史的悬案（1949—1958年） 第四章 铁塔校园 百年奇冤 (1952～1958年) 附录 笔者将四章的精华连续刊登于网上，与网友和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专家、学者交流。 ………… 第一章片断节录: 自序 “国之强，强于学”就是国立河南大学历久弥新永难忘的“校训”！ 曾几何时？！为什么国立河南大学及其学人的命运和中国的其他国立大学相比较，却会如此不幸、不济?! 然而…… 灵魂是永恒的 一颗深邃而饱满的灵魂 会消亡吗？！ 那沙漠上高高闪亮着的 一颗星划破幽暗的夜空 坠落了！ 星的骸是陨石 沙粒却永远是沙粒 他们曾经聚集在黄河之滨，群英荟萃的知识摇篮＿＿河南大学。然而，这一代中原学人，绝对不是投机钻营的政客、学阀……的对手。在政治舞台上，他们无所适从，最终随着国立河南大学的消亡，大多落得个学术夭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受尽磨难，随“风”逝去。 有人说河南大学在1949年结束了，甚至于“南逃”、跟国民党跑到台湾了！河南大学究竟是如何从中国大学的版图上消失的？这恰恰成了中国大学史上值得研究的一大悬案！ 是的，中原多“士”，他们赤条条的来、又赤条条的去。他们在政客面前曾经是弱者！然而在历史坐标上，河大的学人们却顽强地以他们的血肉之躯，留下永远抹不掉的斑斑痕迹，竟令沾满他们血泪的“强者”，半个多世纪来不敢面对他们的真诚作为、真实的存在。即使那些洋洋大观，欲盖弥彰的虚假包装和说了一万遍的谎言，都会在他们的面前原形毕露。唯有“真相”以入中流之砥柱，任凭惊涛骇浪，傲然屹立。 难以忘怀的是，1949年留在祖国、北归中原的国立河南大学依旧是人才济济、文理兼备的一流综合大学。即便是偶尔露峥嵘、在1949年不该倒下时倒下的法政学者方镇中，梦想要将“法制”观念根植在自己故土，而留下的这个历史的缺憾，依然是中原真正崛起时不可缺少的一个筹码。 铁塔校园，春秋百年！ 往事如烟，多少个恍惚的背影，在“风”中飘零的背影，像一团朦胧黧黑的雾，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寂静的让人心惊！ 忘却吧！ 忘却吧！！ 然而，却常常梦见老父的孤魂魅影在荒野中游荡(1)；耳旁似隐似现的震颤着他凄厉的哀叹： 葬我于村口兮，游子还乡。 剔骨还父兮，父影迷惘(2)。 葬我于村口兮，亲情守望。 剜肉还母兮，寡母泪长。 生命何所求兮，苍天在上。 公理何所在兮，百年沧桑。 人间正道在何方？！ 天苍苍，野茫茫。 中原大地，国有殇。 为河大、为父辈，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者的心从来没有平静过…… 实事求是，还历史的真相，刻不容缓！ …… (1)笔者父亲方镇中，1968年秋最终抛尸荒野，孤身只影倒毙在他的家乡河南唐河县井楼镇方家寨村外菜地的一间废弃的茅屋里，葬于村口的荒地。 (2) 方镇中5岁丧父。 …… [img]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1647/23091.jpg[/img] 第一节 战火中的河南大学（1948年） 1948年春天，解放战争如火如荼，5月淮海战役打响了。粟裕将军在《豫东之战＿＿回忆开封、睢杞战役》一文中指出：“这次战役，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 在硝烟滚滚、腥风血雨的激战里，在飞机轰炸、炮火连天，解放军部队两进两出开封城的白刃肉搏巷战中，解放军将国立河南大学列为交战双方的保护重地。在古城开封满目疮痍的重创中，河南大学的校园竟然毫发未损，这是中华民族跨越生命、时空，热爱文化教育最为真实的写照。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河大令 在攻克河南省会开封的激烈战斗中，河南大学的安危不仅牵动着河大人和中原人的心，也牵动着解放军将士的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封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命令： 查河南大学为开封最高学府，其一切图书仪器建筑设备均应妥加保护，降令城防部队严加保护外特许该校师生组织临时纠察队负责看管，以免招致损失及破坏，凡我军民不得擅自入内，不得有任何破坏偷窃行为，违者定予严惩不贷。 此令 司令员陈士榘 政治委员唐亮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日 1948年6月，在开封第一次解放的决战前夕，发布了这道保护河南大学的紧急命令。笔者在《开封文史资料》总第八辑看到了该布告影印件，由于年代久远，日期已经不清楚了。然而，这种热爱教育、保护这座中原大地上第一高等学府的使命感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当年，张贴在河南大学校门口和市中心相国寺的保护河大的命令，饱含着当年中国共产党尊重教育和热爱文化的深情厚谊。 1948年6月26日《东北日报》刊登的中共中央《电贺开封大捷》中有一段评论：“新华社开封前线二十四日电：开封为河南省省会，与西安、洛阳、北平、南京同为中国五大古都之一，古称汴京。战国的魏，五代的梁、晋、汉、周，和五代以后的北宋都曾建都於此。该城位于河南东北部的大平原上，北倚黄河，南临陇海铁路，公路畅通、商业繁盛，人口达四十万，为中州第一大城。城内有河南唯一的大学‘河南大学’，中小学校之多为全省第一……” 寥寥数语，突显了开封作为当年中州第一大城、文化名城在中原的地位，以及河南大学作为河南省唯一的一座大学的价值。 半个世纪过去了。惊回首，再见这张气定神凝，如同行云流水般的“保护河大令”，不禁感慨万千。人活着，就要有一种精神。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河大令》的情怀直面历史！说真话、讲实话，这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 第二节 逐鹿中原 《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在开封第一次解放后，1948年6月24日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开封大捷》中特别提到：“城内有河南唯一的大学[河南大学]，中小学校之多为全省第一”。毫无疑问，国立河南大学是中原文明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重要载体，即便在激烈的战争中，河南大学依然瞩目。为争夺中原第一高等学府＿＿河南大学，而演绎出的多方逐鹿的历史事件，在中原7000年文明史中，似乎还未见先例。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____蔡元培 二、中原人才的宝库 河南大学在当时教育版图中的“份量”之重，还要从中国大学史的起点上说起。 1912～1922年，自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简称：预校）成立到改制为中州大学的10余年间，自该校毕业而赴欧美留学有成者逾二百人（１）。首先，这在上个世纪之初，打开中国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禁锢，延揽名师、培养人才，使河南省大批优秀学子走出国门、引进西学、开阔视野，奠定了河南省教育在中国开放源头中的先进地位。 何以说预校和当时的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在中国教育开放的源头上三挂马车并驾齐驱。由于预校治学严谨、名师荟萃，培养了一批学识卓越的河南英才，从该校走出的一大批河南省自己培养的中西合璧的留学生中，像著名建筑师杨廷宝，中山陵、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宏伟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名字；著名气象学家、中国卫星科学的先驱赵九章；1949年10月，在香港率领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民航公司震惊中外“两航”起义的航空机械专家刘敬宜；先后在河大学任教的著名教授有哲学家冯友兰、水利工程专家阎振兴，还有地质学家冯景兰和张伯声、生物学家武兆发、基因学先驱郝象吾、神经内科专家张静吾、眼科专家孙祥正以及阎仲彝、鲁章甫、郭鑫斋、李瑜如等医学专家；还有萧一山、杨亮功、杜元载李汉珍、张纯明、万康民、鲁循然、韩儒林、杨乃俊、郭麟阁、曲仲湘、涂心园、赵云章、梁之彦、郭楷悌等一批学有专长的英才；以及1942年被汪伪政府杀害于南京雨花台的黄埔军校六期的尚芳；黄埔军校一期侯镜如等；著名共产党员有武剑西、高济宇、袁宝华、范文澜、邓拓、郭晓棠、于秀民、赵毅敏、杨乐羊、王实味等不胜枚举。 1949年后聚集在台湾的前河南大学多位校长，以及著名教授和农学院一批师生等为台湾教育、农业等项事业的贡献也有口皆碑。 1912年开始，仅预校培养的这批散落在海外以及两岸的200多名的中西合璧一流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究竟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开启民智、兴办新学中的作用和地位，笔者相信会有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专家考证评说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出自河南的精英“喝水不忘掘井人”，他们大多数一批又一批地作为海归派，从大洋的彼岸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到了家乡河南，成为那时河南文化教育处于先进水平的基石。 在1925年后，为了保持预校的开放性、学术独立性……所进行的几波纷争中，从中山大学到河南大学（1927～1949年），先后有18任15位校长：张鸿烈、凌冰、查良钊、邓萃英、黄际遇、张仲鲁、赵新吾（代）、李敬斋（兼）、许心武、杜俊（代）、杨震文、刘季洪、王广庆、田培林和姚从吾全部为留学生，之中不乏留学两国或在世界著名大学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人才。河南大学门坎之高，可略见一斑（附录：18任（1927～1948年）15位校长学历）。 从1912年河南大学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建立，历经几代校长努力的积淀，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原校长刘季洪（3）和时任校长王广庆（下节有述）的努力下，1942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大学的决定。“河南大学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延揽名师，想方设法留住现有人才，克服种种困难，使教学工作持之以恒，科学研究力求创新。其间教育部考绩，河南大学名列第二，上课总时数为全国之冠。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以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学籍管理的优异成绩被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在中国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值得自豪的一页。”（4） 还有更难能可贵的是河南人崇尚教育、耕读传家、吃苦耐劳的精神。据苏州时期的文史系助教李光一（6）1979年在《开封文史资料》发表的《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教育的片断回忆》记载：“1939年到1944年，河大在潭头五个年头，在这五年内可以说是河大的安定时期，广大师生，虽然艰苦然而努力刻苦，读书之风浓厚，图书资料仪器丰富而且开箱使用，从全国而论除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河大居全国第三位，医学院的仪器图书居全国第一位。校风朴实务实，进步力量日占上风……当时毛主席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不少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都曾在同学中暗流阅读。每逢节日，多种刊物公开张贴，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多种不同的意见。星期日各教授的讲演是引起同学们最有兴趣的项目……所以当时学术空气浓厚，同学们见面都以‘近几天读那些书’相交谈。当时河大不仅图书丰富，如二十四史、十三经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等古典书籍而且报纸，杂志相当齐全，如大公报，东方杂志等从头到尾一一俱全，因此不少同学在荆紫关借此资料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底返回开封，由以上简要说明河南大学在八年抗战中虽屡次迁移并遭重大损失，但始终坚持到抗战胜利，这与有些省的大学在抗战时期已不存在，抗战胜利后复课是不同的。” 李光一先生对老河大在抗战时期的恶劣条件下，在王广庆长校时期坚持办学的精神；以及以学术为本、兼容并包的学风是肯定的。 1945年后教育家田培林、姚从吾，一举结束了河南大学在接连不断的纷争中的混沌局面，继承、重申了河南大学的办学方向，奠定了河南大学作为综合大学的通才教育的国内先进大学模式的基础。这期间河南大学一反近亲繁殖的桎梏，人才交流的盛况有据可查。 直至1949年7月河南大学回归校园时，以教务长郝象吾（留美）为首的一批院系负责人80%以上是留学生，其中博士、硕士不乏其人，还不失为一流综合大学的编制。 河南大学曾经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尤其是河南籍的人才；河南大学又像一条淙淙流动的泉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大河、留向海洋。前后来到河南大学的著名教授以及留学生数量可观（5），而且，学术领军人物门坎之高、质量之精，自不在话下了。 同时，河南大学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建立了和国内著名大学的各个学科的交流和联系。仅国学一项，可以说在中国国学谱系上就有中原人文一个支系（下章有述）；1947年河南大学恢复法学院、增建工学院，无疑在中国大学中仍不失为领先举措。 显然，二十世纪上半叶，河南省高等教育描绘的是一条步步向上发展的轨迹。 基于这些情况，1948年南京教育部在“中原大战”的特定历史情况下，决定将河南大学迁徙苏州、后要再迁广州，最后还要动员一批河大学人到台湾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 （1）参考：《国立河南大学在台校友事略》 （2）同上 （3）刘季洪（1903～1989年），江苏丰县人。1935～1938年任河南大学校长，1944年任西北大学校长。1949年赴台任政大校长近二十年，后任考试院院长。 （4）《河南大学校史》2002年版第173页 （5）笔者对河大著名教授资料掌握不足，尤其是理工农医等科更缺乏了解，其中可能漏掉不少著名教授，对此表示歉意。 （6）李光一（1925～2005年），河南夏邑人。1944年毕业于河大文史系，留校执教于历史系 …… 附录：18任（1927～1948年）、15位校长学历： 1、张鸿烈：1914年留美获于伊利诺大学政治教育硕士；2、凌冰：1916年留学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3、查良钊：1918年留美格林奈尔学院三年、芝加哥大学四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4、邓萃英：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5、黄际遇：1902年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大学）、192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6、张仲鲁：1921年美国密苏里矿业大学学士、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7、赵新吾（代）：1925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生院机械工程学硕士；8、李敬斋（兼）：1915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学士；9、许心武：留学美国，学习建筑(具体情况查不到资料)；10、杜俊（代）：曾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科硕士；11、杨震文：1915年获柏林大学文学硕士；12、刘季洪：1920年赴美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教育哲学、牛津大学研究英国教育；13、王广庆：1916年毕业于日本私立政法学校；14、田培林：1934年留德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15、姚从吾：1923年留德柏林大学，任德国波恩大学汉文讲师、柏林大学汉文研究所讲师。 …… 编后语：我和父亲 也许我的胎教、儿童启蒙、少年人格，直至决定我一生的教育都来自那个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人____我的父亲。 笔者记不清何年何月曾经做了一个梦，一个无面的黑影告诉我：“你知道吗、吗……你上辈子罪孽深重，阎王爷要让你进炼狱，这炼狱就是做你父亲的女儿。”噩梦惊醒，颇感蹊跷，多年难忘。的确，鄙人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十冬腊月生在西岳华山脚下何家村有三间小砖屋的农家小院里。那年父亲整整四十岁，才见着我这个头生女，大概是喜欢昏了头，竟以西岳华山第一峰_____西峰给我命名。此名起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好像浑身上下都是硬邦邦的石头。长大后在我追问下，父亲告诉我，西峰之名在於当年翠华山悬崖上，赫然入目的十六个大字：生於忧患，长於战斗，成於艰苦，终於道义！ 奴家原本只给这位父亲做女儿已经下炼狱了；谁知这厮得一宝贝女儿后，不知痛惜，还要让奴家干不是女儿家应干的“驴”活，说什么：忧患、战斗、艰苦、道义！这四座大山压顶，活活要我一辈子驴不卸磨。记得三、四岁时，父亲教我唱“满江红”、“苏武牧羊”我吱吱呀呀鹦鹉学舌，唱的正开心，兴冲冲地四爪落地、腚朝天，给他表演了个朝天“蹶”（朝天阙的谐音），谁知气的他哭笑不得，硬是骂我是头小“蠢驴”。我想：正好！你不是老“蠢驴”，怎么会生出我这头小“蠢驴”。一直到上中学，似乎我自认为的一切种种卓越表现，在他面前几乎都成了“黔驴之技”，传到同学耳朵里，成了笑柄。而父亲在幽默之中追求完美的苛刻也就暴露无遗了。 从小父亲就说我是个傻妮儿，一根筋。从娘胎一落地，天灵盖上就长着一撮倔毛（即一束不服贴立着长的头发，有人称“穴”），父亲便抚摸着这束压不弯的头发给他初次见面的长女起乳名叫“小毛”。这还不够，父亲还常提起时当年我家在西安小南门外何家村居住时，一岁不到丁点儿的我曾经高烧不退，全身抽搐得了惊风，是一位老中医用十根几寸长的银针，扎进十指尖的指甲缝里才得救。父亲说那次高烧烧平了我脑子里的沟沟豁豁，只剩下一条弯儿，从此我又缺了心眼。还好，心眼少压不住个头，大约十岁我就开始“抽条”（父亲形容我长个子的词），一下子就比同龄的孩子高出多半头，父亲笑我傻大个儿！ 一根筋、认死理、犟、傻，无非是缺少世故圆滑的心机。父亲对我的揶揄、理解，也许正是他的遗传，好像是一种父女骨肉血脉渗透的相知。父亲的为人“好”的程度，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母亲是一个漂亮的四川辣妹子，聪明、善良，性格火爆，能干、麻利，烧得一手川菜，就是因为承受不了她心目中的“好”人如此下场的奇辱大冤，便“一载赴黄泉”了。 遗憾的是，我们母女一场只有16年缘分。1958年，全家6口被赶到8平面的杂物间，铁塔校园的“他们”还要逼迫我们全家扫地出门时，父亲说：“我无房无地又无钱……我们往哪里搬 ，你妈天天哭……我们全家就死在这里吧！”（笔 者从8、9岁开始，在父亲不断挨整和母亲的哭声中 就知道断人生路的“他们”是目无法纪的白脸奸臣 我不想死，就不辞而别“逃”跑了，投奔了共产党 （1）如果真如西方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说：“一个人的性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那么遗传给我这些基因的 父亲，为什么却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 从我懂事起就带着这个死结，挣扎在“混沌”和 “真知”之间的漩涡里。 这个死结、这个梦魇，成为我生命中挥之不掉的阴 影。一想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位曾经有理想、 有抱负的奋斗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踩到烂泥中， ，我的心就像撕成碎片似的痛。 不过，对我最大的安慰是，我用几乎是一生的奋斗园了父母的一个梦。记得1952年前后，那次某话剧团要我参加工作做儿童演员的机会，被母亲一句：“俺方西峰将来要上大学、留洋……”泡了汤。但是母亲对我的希冀使我刻骨铭心，1998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便义无反顾踏上了自费留洋新加坡“社会大学”的生涯。当然，这个机会是女儿、女婿、小外孙女给创造的。 这次留“洋”，虽然不像当年“闯”南洋的劳工乘坐“大鸭家”号的木船飘洋过海，但是也终究使我跨越了毗邻太平洋的中国南海，来到赤道北的东南亚，这一去就是八个年头。而冥冥之中和新加坡的缘分，竟在于我终于看到了父亲梦寐以求的“法制社会”。目睹了执法的“极致”到了事无大小违法必究的境界，而且还要追加带着东方文化色彩的“鞭刑”（即青年男子犯法量刑时，除了伏法判刑，还要另挨一定数量的鞭打）的奇特。法制，使这个国家井井有序；法制，使这个国家因认真而美丽。这是一个精致的出“精品”的社会。深谋远虑、精细入微的城市规划；扶弱济贫的社会风气……给坡人带来的公正、祥和、洁净、优美的生存空间，给笔者留下难忘的印象。而笔者在这座异乡“社会大学”的学习中，参加了《联合早报》等文化团体举办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从新加坡多元文化中得到感悟和启发，并完成作品三十余万字，努力的交出了一份考卷（2）。 也许出生在内陆西北的黄土高坡、长在内地的心脏中原地带的我（小时候，父亲告诉我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中原就是中国的中心，像人的心脏），虽然偶尔地匆匆去过海边，却从来没有面对过辽阔的大海。在这个热的永远可以让灵魂燃烧的小岛上，我常常独自在夕阳沉沦、星斗漫天的夜，静静地吸吮着潮湿的海风，品尝着海的风味。在三宝太监下西洋旌旗蔽日、浩浩荡荡的船队途经的马六甲海峡，眺望大海。朦胧中似乎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好像回到童年、回到遥远的过去，在时光隧道的尽头寻找父亲……它不是那种悻悻怀旧的哀叹，犹如在襁褓中挣扎、如同一颗茁壮的种子在湿润肥沃的土壤里，盼望破土而出生命的贲张。是的，美丽狮城的宁静、平和使我着迷，我大概喜欢这种没有任何烦扰的清淡，孤寂使人的灵魂放逐，得到了升华的空间。 我和小外孙女全家都爱上了新加坡的自然公园____圣淘沙。公园的制高点上，一座巨大的鱼尾狮，是一个狮身鱼尾的神秘而奇特组合，我以为从意义上来说，决不亚于埃及金字塔旁的狮身人面巨塑。我总觉得这些让人不可捉摸的事物，使世界变得深邃、久远、美妙。 那是在2003年春的一个月夜，我躲开了纷纭世界上一切的一切，痴痴地坐在圣淘沙海边的老椰子树下，极目远望。在万赖无声的迷离中，身后的新加坡岛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中摇来摇去地漂荡，海水中闪烁着无数坠落的小星星。我像一个孤独的航海者，离开了原来的人生坐标，驶进了另一个恢宏的大自然的世界，熔入了一个只有天空、海洋和斑驳陆离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海里的星宿境界。 看啊！一颗璀璨的星斗，划破苍穹，拖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尾巴消失在天际。莫非真的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它，来自哪个星群，又消失在何方？ 生命是短暂的，精神是永存的。在扑朔迷离的宇宙中，我相信存在着一股天地万物赖以生存的“正气”。寻觅它，也许是人类生存目的的终极。 我的心在大海里萌动着，一种像大海发怒，掀起巨浪的震撼、要倾泻似的海啸。定睛看时，海还是那么博大无垠，平静的海面上，只有月亮和星星欢乐的在海水中沐浴时溅起的一朵朵银白色的小浪花。万般情愫油然而生…… 父亲，今夜我在圣淘沙， 这是一座美丽的热带度假村。 父亲，今夜我不去聆听美伊战争的轰炸声， 不为SARS而惊恐。 父亲，今夜我只想着你！ 像你和我童年时那样仰望着星空， 仰望着属于全人类的星空。 父亲，我在寻找！寻找！ 寻找那颗属于你的星。 父亲，我还记得你教我的那首童谣，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 父亲，你的星在何方？！ 我，在寻找！寻找！ …… 刹那间，新加坡执法如山的威慑力，不论大小事一律细致入微地追求社会的公正的风范，叩击着我的灵魂！何况那一颗星、一条生命……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始作俑者忏悔了吗？他们能让方镇中平等的浮出水面？而致死都没有低头的父亲能接受“他们”的这种“怜悯”、这个“恩惠”？ 我从来不相信人性中的善与恶，和党派、政治运动有什么必然绝对的关联。政治中孕育着道德，不同的道德又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效果。无论什么政策法规，只要承认其中的正义性、平等性、权威性，就存在着“原告”与“被告”的双向法律、社会责任问题。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论多大的人物也逃不过“正义”的制裁。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政治时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认识，正义是某些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不论采取什么手段，终难掩盖违背政治学、社会学科学规律的卑劣行为。谁？！是更为可怜的失败者；谁？！是悲壮的胜利者，历史终究会做出“正义”的仲裁！ 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难以泯灭的是父母养育之恩、舔犊之情的“人”性。2002年秋，我终于下决心拿起了如椽之笔，踏上了艰难的征程，一部女婿送我的笔记本电脑载着我的重负、伴我浪迹天涯。 2006年，我又随儿女们离开了地球的小红点____新加坡，来到大洋的彼岸，紧靠墨西哥湾的美国著名的西部牛仔的故乡____德克萨斯州的重镇达拉斯。这里和美丽袖珍国家新加坡的明显对照，就是一个“大”字。大草原、大马路、大汽车、大房子、大超市……蓝天白云下，达拉斯四郊大牧场中，大草垛边零零星星游荡着硕壮的牛群。 就在刚到这里时的一个晴朗的夜晚，晚饭后去散步，蓦然抬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达拉斯的月亮又大又圆！眺望着另一半星球的天空，遇到了这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低首思忖，猛然感受到的是：“月是故乡明”！这才体会到父亲两次出洋、两次海归，离开了欧洲古老著名的巴黎大学，放弃了在海外、香港发展的个人前途，一心恋着家国，难舍年迈的母亲和故土的深切情愫。二十世纪初生长在内忧外患中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父亲就是活在梁启超痛彻心肺忧患意识中的一个“苦果”。即便身在法兰西最具魅力的巴黎，他怎么也不会有徜徉在香榭丽大道上、游走于罗浮宫殿堂中的逸致。就像刘鹗在他的《老残游记》序言中的切肤之痛：“吾人生今之日，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他们大多除了忧国忧民之痛哭之外，又有救亡兴国之奋起。 抗日战争父亲与祖国生死与共；解放战争他与河南大学生死相随……这一代真正知识者的命运啊！使我不得不想起十九世纪那位“早产儿”尼采慑人魂魄的诗句：“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告慰父亲亡灵的是，他在屈辱和误解中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复民权，崇公理”振兴中华的理想，经过二十世纪多少仁人志士的存亡绝续、继往开来的奋斗，终于成为今日改革开放以法制国、以人为本的兴帮之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汹涌澎拜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他所崇拜梁启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即通，万国蒸蒸，日趋於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不正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此刻所面对的现代化，以至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吗？！ 对于“人”，是应当慎重的。这是所有社会和一切政治都要遵循的原则。中华文化中有没有缺憾？为什么扬善抑恶不能同步。为什么当一切善良和宽容，都被无知和粗暴毁灭后，人们才会重新认它的价值。 我忘记是哪位哲人说过：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这是一个警示！悲剧不也是会发生在大人物身上。 为了逝去和活着的人，我将以血和泪凝练的“文字”来祭奠生我、养我，把一切人间最伟大的爱都灌注在我心田，我最尊敬、崇拜、挚爱的父亲、母亲，以及和与父亲一起受迫害的河大前辈们；为了给我的亲人、后人，留下先辈缺憾的人生；为了给研究世界上至高无上“人”的学者们，留一点人世间“真实”的历史。我，无怨无悔。 我永远放不下的依然是唐河县井楼镇方家寨村口的那个“三星堆”；割舍不了的还有那个美丽、善良的夫人对我的抚育之恩。魂牵梦萦的那片古老的土地啊……只为那“悲剧”不再重演！只要活着，我就必须在这条荆棘路上前行。人说“自古华山一条道！”攀登这条西岳华山道，就是父亲、母亲给予我与生俱来的命！ 如果有来生，我愿与父亲方镇中、母亲罗永芬再续前缘！ …… （1）1958年，笔者到郑州找工作不果，投奔焦作煤矿王封矿被收留后，1959年凭个人的特长和能力调往北京的境遇。 （1）指1998～2005年笔者旅居新加坡的八个年头中，以桑叶的笔名，留下的二十多万字的作品。 ……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１９４６～１９５８）交流资料（二） “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 沙漠玫瑰 _____书写《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的初衷 朋友，你见过沙漠玫瑰吗？ “有位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来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篷干草，真正的枯萎，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这是多年前我在龙应台撰写的《百年思索》中，听龙大小姐说的“沙漠玫瑰”。从此这种能“复活”之神奇沙漠玫瑰，就永远驻入笔者的心版。 果然，日有所思，夜有其梦。笔者竟“梦”到三毛“观浴记”的撒哈拉大沙漠。那一望无际的沙漠啊飞沙走石、日月无光，笔者跌倒在地挣扎着、无论如何都爬不起来……这时才发现身下全是一篷连一蓬成片的干巴巴、硬帮帮的乱草，“扎”的浑身刺痛。这是什么哇！突然笔者想起来，一声惊呼：“哇噻！沙漠玫瑰！沙漠玫瑰！！”笔者如获至宝，两手拼命地抓住身边干草似的蓬蓬玫瑰…… 梦醒时分，笔者才惊见采集成堆、成包的沙漠玫瑰无影无踪了。在惋惜之余，笔者更加爱上了这种“谦卑”到永远匍匐在地，紧紧抓住那随时被风卷走的沙粒；顽强地靠哪怕一点点雨水、地下水的蒸汽都能维系着它小小生命的沙漠玫瑰。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却是宇宙伟大生命的奇迹！是万物生命力顽强的启示！ 难怪小女子龙应台对沙漠玫瑰挚爱至深，她说：“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而把沙漠玫瑰比喻为“史学”。 “史学”这个绝妙的比喻，的确让笔者“思索”不已。 于是乎，为了干枯形如死亡的沙漠玫瑰在水中开出一篷浓绿葱茏的神奇之“花”，笔者像骆驼将自己的胃袋里储存了草和水，义无反顾地跋涉在寻觅沙漠玫瑰的沙漠之中…… 致读者： 写作的目的除了自己的精神需求外，还要申张正义，公开、透明、平等的与读者交流。“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是骡子、是马也只能拉出来遛遛了。 对于百年河南高等教育的“暗”流，如果说八十年前，192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受聘为河南法政专门学校，随法专并入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后续聘为法律系讲师的田培林（号：伯苍），在1922年当选为河南各级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评议会主席之后，不久便被把持河南教育的地方团伙势力贬为“苍蝇”逐出了河南教育界的“地盘”；那么，八十年后，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现郑州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张倩红博士，在近年来的政协会议上，被报导为语出惊人：“‘国际一流、国际领先、填补空白’等夸大之辞在人才评价中被滥用，对浮夸、剽窃、抄袭、造假和拚凑数据等行为缺乏监督与鉴别能力。 如果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将会造成严重的人才流失与浪费。” 八十年前，田培林当选各级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评议会主席，是河南教育界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要求公正、公开的对教职员进行评议的呼声；而八十年后，在中国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张倩红博士一语道破了百年河南教育封闭、落后的弊端。这就难以再“置之不理”了。 笔者难忘1912年前后，河南省真正的教育家们在创办“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的《公启》中提出：“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的高瞻远瞩。 教育为国之根本，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可不能再造“假”误导青年一代了。原河南大学副教授赵俪生前辈送给笔者“求实求是”的墨宝，对赵老生前的教诲，让笔者和您们一起共勉吧！ 笔者忘记了那位哲学家曾说过：“历史总是在它的原点上，指示着未来的方向！” 为此，笔者公布以下历史资料： 在中国历史转折的1949年的重要时刻，国立河南大学的抉择和即刻被“结束”的命运究竟蕴含着什么前因后果？ 第三节 三十六春秋风与雨 1948年，是多灾多难的河大建校的第三十六个年头。 历经三十六春秋风与雨，根植在风雨变幻的千年文脉之上，校歌中高唱“书海珍藏，大师不倦”（1）的那座大学，在中国历史转折的1949年的重要时刻，她的抉择和即刻被“结束”的命运究竟蕴含着什么前因后果？ 究竟为什么命运总是在作弄着这座风雨飘摇的学校，如果河南大学没有迁往苏州，命运就会不一样吗？！ 细究起来，这些反差的背后，其深处是否有既往历史的纠葛和暗示，笔者不得不转首回望！ …… （1）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歌第一段。歌词原为英文，转摘的中文由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宝童先生翻译。 ……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一、三波纷争的渊源 俗话说：温故知新。 河南大学三十六年来走过怎样的路程，在反复查阅一些当事人留下的历史资料中，一直困扰笔者的问题是，曾经有多少可算得上中国一流的校长、学者，为什么成为这座校园的匆匆过客？是什么吸引了他们？而又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去？离去者的命运如何？留下者的命运又如何！这个看似不经意的问题、或有人要强行回避的问题，却是决定这座大学命运的大问题。 教育是一个地区的内涵、素质，如同一个人气质、修养、品德和形象。中原文化或称河洛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一个古老、重要的支系；黄河文明又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见证。国立河南大学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其命运的探究，其意义就不仅只是过往的，而牵动着当今的、未来的…… 笔者查寻历史档案、挖掘被掩盖的历史踪迹时，对不同的当事人留下的资料认真进行核对、分析，经再三斟酌后，将1949年前河南大学办学方向、校长人选之争分为三个阶段，暂且称为三波纷争。而三波纷争的复杂性在于地方政治势力的介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折腾的河南高等教育界永无宁日，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波：1919一1925年，张鸿烈（1）执掌中州大学时期，文科主任冯友兰为“办一个很好的大学”的愿望没有在河南实现，辞职离校。而随着张鸿烈从校园走上政坛，成为河南省教育厅长（后成为韩复渠的幕僚以及河南省的政客），以张鸿烈为核心的河南地方政治势力参与，偏离了以学术为本的办学方向，以学校为山头，调集人马，逐步拉开了河南省教育界的利益团伙借办学方而争名夺多利挑起波波纷争的帷幕。 1925年，冯友兰任教授的中州大学教务主任李敬斋离职，冯友兰毛遂自荐，通过朋友向张鸿烈校长坦率地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中心去，我就要求离开开封了。”(2) 冯友兰究竟要办一个什么样“很好的大学”，1984年4月29日，在清华大学78周年校庆日举办的梅贻琦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上，冯先生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这篇讲话中心意思是对梅贻琦继承和发扬了清华“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运动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深情的说：“清华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一步一步提高的历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在向西方学习之中，实现独立自主的历程，这是中华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清华是一个典范。作为清华长期的领导人，梅贻琦先生，将与清华共存不朽！这座铜像就是一个象征。” 冯友兰和河南大学擦肩而过、失之交臂，不仅是河南大学的遗憾，而且是河南高等教育在近现代史上的一大损失，使河南高等教育失去了一个坚持以学术为本办学的大师。 第二波：如果从1927年张鸿烈离任，凌冰（3）接任校长算起，到1944年王广庆校长离任，17年间换了14任校长（包括代理校长共有12位人选）（4）。毫无疑问这波纷争的焦点，看似以争夺校长之大位贯穿始终，实质上是1927年后以张鸿烈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势力，继续插手教育园地，波及河南省教育界多年的激烈斗争，其实质仍是坚持还是改变“预校”立足开放、中西合璧、学术为本、广揽人才的办学方向。但是由于南京、重庆教育部坚持外派多位人选到河大长校，使得河大内部封闭、落后的封建派系妄图依靠地方政治势力，把持校园的目的难以如愿。 这波纷争集中体现在，不择手段逐赶校长王广庆。 第三波：始于1944年王广庆辞职后，地方利益团伙势力故伎重演，仍然为争夺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的位置拉开序幕。1945年，来自清华的张仲鲁（5）校长，在河南大学难以立足…… 接着来自北大的田培林、姚从吾校长为河南大学和全国接轨办成一流通才教育的综合大学，便和依靠地方政治势力把持河大的利益团伙水火不相容，使多年来的纷争进入白热化。 关于河南教育的派系，《河南文史资料》、《开封文史资料》等曾经发表了一批上个世纪前叶河南教育界由于不同的办学理念，形成激烈的派系斗争的文章。留下的蛛丝马迹，众多的校长几乎都是这场内斗的主角，他们或逃避、挣扎、被逐……留下过多少无奈！ 这三波纷争之所以激烈，其核心矛盾就是以“利益”为核心形成的团伙，视北大办学精神为动摇他们既得利益的洪水猛兽。 不论是这场博弈的亲历者、旁观者，都立场明确，各自表述。不论是真情的流露、正义的呐喊，还是矫饰伪行、深文巧诋……经历了世纪的风雨，历史的春秋，终将回归了它原有的真实面目。 不过令笔者一直疑惑的是，老北大精神不正是与河南大学的前身“预校”的办学精神同出一辙。上个世纪之初河南的“士”子们，就以中原文化的厚积薄发、高瞻远瞩地概括了“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为办好河大的前身预校的“校训”。精辟的阐明了“强国”与“强学”不可分割关系，使中原文化发展到一个较高的境界。 如果以史为镜，深刻反思，为了探明河南大学命运跌宕起伏之根由，我们就必须回首！ ……… （1）张鸿烈：（1887～1962年）祖籍河南省固始县。1919年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长，1922～1927年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校长，1925年曾兼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河南省参议会副议长 （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凌冰：（1892～1986年）河南固始人。1919年为南开大学第一任学部主任（后改称教务长），1927年12月～1928年4月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 （4）1927～1944年校长轮换人选：张鸿烈、凌冰、查良钊、邓萃英、黄际遇、张仲鲁、赵新吾（代）、李敬斋（兼）、许心武、杜俊（代）、杨震文、刘季洪、王广庆 （5）张仲鲁：（1895～1968年）祖籍河南省巩县。历任焦作福中矿务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秘书长、广州中山大学总务长等职务；1949年后，任国家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全国煤矿管理总局副局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回到河南，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时，划为右派。1930年6月～1930年10月；1933年8月～1934年8月；1944年10月～1945年6月，曾三任河南大学校长 …… 剖析一宗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的前因，从中可以看到必然的后果！ [img]http://www.dok-forum.net/discus/messages/1647/23092.jpg[/img] 王广庆校长（由王广庆校长的儿子王励前提供） 二、第二波纷争的芥蒂 ____王广庆校长的“毅然引退” 第二波纷争的17年间（1927～1944年），在14任校长之中，因王广庆校长（1）任期最长（1938年10月～1944年10月），而扮演了河南大学历史重要之角色。 抗日战争时期身负特殊使命的王广庆校长，正如《河南大学忆往》一书署名张治国《张钫、王广庆与河大》一文记载：“1938年10月，国难当头，万事艰难，经张钫提议，委任王广庆为河大校长，使其担负重任，支撑局面，保证学校不停办不中断上课。” 但遗憾的是，河南大学的利益团伙不顾在抗战中迁徙的艰难岁月，无视王广庆的办学成绩，采取极不光彩的手段在校园中大量散布贬低王广庆的不实之词，煽动学生要罢逐王广庆，觊觎“校长”之大位！ 1941年8月25日，重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收到河南大学三位学生措辞极端的上告信，节录如下： “事由：呈为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克扣麦款，买卖仇货，招生作伪，滥发战区学生贷金及毕业证明书，随便解聘教授开除学生由…… （一）居心不良任意解聘教授＿＿王广庆本系落伍官僚，因与张钫同乡，因之而为河大校长，校中师生闻讯之后，知学校前途悲观，不愿与之为伍，纷纷他往，如范文澜、高亨等是也……其他同学见校长黑暗专制……王广庆野心勃勃领袖之欲大发拟割据一地而为政，办有七七嵩岳等中学，将来该校学生直接升河大，即政府发觉其用心另换他人，然山险枪多，交通困难，接校长之职者，生命不保。故王广庆高枕无忧，倘长此以往，非但误人子弟，耗费国帑，亦将遗祸地方，恳请饬令将图书仪器迁出后，或改国立，或合并他校，或暂时停办，将王广庆及其爪牙赵冠吾、鲍虚若等撤职查办，以整纲纪。 （二）克扣麦款…… （三）走私…… （四）招生作伪，滥发战区学生贷金……”（2） 如此危言耸听，甚至于在该信中大骂王广庆将河大“改姨太太训练班，阔少爷养老院”，震动了远在重庆的教育部，于是即刻派前校长刘季洪（时任教育部主任秘书）到潭头巡视一探究竟。在刘季洪的有关资料中留下视查意见：“奉教育部命，到陕豫视察教育，目睹河南大学困难情形，乃返重庆向教育部陈情，将河大改为国立”（3）。 刘季洪视察后，仍由王校长继续主持校政，为王广庆洗刷了冤情。并由王广庆提交申请，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于1942年年3月10日，将省立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河南大学。 其二，信中要求将王广庆及其赵冠吾、鲍虚若等撤职查办之辱骂，竟出自不明真相的学生之口，不知几个青年学生，为何对学校院长会议议定的贷金、粮价、煤油、人事等了如指，这些学生被什么幕后势力煽动、利用也就昭然若揭了。 对于赵冠吾诬蔑之词幸亏有资料显示：“二十七年（即1938年），应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之聘，为专任教授，并先后兼任教务长、总务长达七年之久。时在抗战期间，学校迁至嵩县南部山区，交通闭塞，物质缺乏，教育部考绩河南大学名列第二，其上课总时数，亦为全国之冠，此皆王（王广庆）、赵（赵冠吾）精诚合作所致。”（4） 经笔者查寻：“赵振洲即赵冠吾（1899～1979年），河南省封邱人，先后毕业于省立开封中学、国立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1929年取得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监察院科长、秘书。1938年应聘到河大”。（5） 必须说明的是，就是在王广庆和赵冠吾合作的六、七年后的1944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南大学以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学籍管理的优异成绩，被评为全国国立大学第6名。（6） 以上河大两项历史性事件，均在王广庆校长任期中完成的。在抗日战争严酷的岁月里，王广庆校长努力办学，创造了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使河南大学的学术研究、读书气氛都有很大长进。譬如：1943年，河大中文系品学兼优的学生宋景昌，代表学校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命题为“全民皆兵论”的全国大学生论文竞赛。在540篇论文中，宋景昌荣获一等奖（第一名）为河南大学争了光。 对于王广庆在河大期间的工作情况，可从当年刊登在《河南政治》（第一卷、第二期）王广庆的一篇文章“两年以来之河南大学”中，略见一斑。虽然该杂志因年代已久字迹模糊不清，但文中提纲挈领罗列的十多个工作事项（经费、校址、院系课程、图书编目、仪器标本、军事训练、学术研究、社会教育、教职员学生生活、辅助地方文化产业等）的工作报告里，反映出王广庆踏实、勤政的工作作风，和不同凡响的实干能力。 又据河大档案馆提供王广庆1943年12月向教育部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近向本省教款项下借到五十万元，复经各院长会议表决由钧部近汇到之百四十余万元中，暂挪百万元派总务长赵振洲一并携往西安购麦存储以备今春之需，购到后即拨交本省军粮局，由该局指定嵩卢两县所存军麦就近拨运本校……期间障碍颇多也，年来本校总务处人员全付精力尽用於粮食采办”。 报告中披露“复经各院长会议表决”的校务内幕，说明了各院院长是学校各项事物的参与者、决策者；也说明了王广庆一贯尊重河大教授、多方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 王广庆校长在八年抗战时期，长校六年不仅完成了支撑局面，保护人才，保障了学校不停课、不停办的历史使命，而且河南大学从省立走向国立，和同类大学比较，在抗日战争中河南大学得到长足的长进。 其三，不能不提的是，1941年10月嵇文甫被叛徒（原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袁晓轩）出卖，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逮捕、关押在洛阳北邙山监狱5个月之久（下篇有述），1942年3月是在王广庆任期中被保释出狱的（究竟是什么势力、以什么条件保释嵇文甫从戴笠手中出狱，笔者没有能力调查），但留下了河大校长一贯参与营救被捕师生的又一鲜活实例。 人心都是肉长的，事情到此，对王广庆的诬陷打击应当结束了。然而，让人大为不解的是，对王广庆的诬陷打击远没有结束，学生出面不成，再换教授出面。一封更加危言耸听，公开要求“对於王广庆校长，似应立予撤换以申公道而慰人心”的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弹劾校长信又出笼了。由于此信太长，笔者摘录有关重点如下： “《国立河南大学之现状及其危机》教授王子豫（盖章）缮呈，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即1944年9月18日）（7） ………… 立夫（即陈立夫）先生部长座右：申虞电敬悉。兹尊嘱以书面将河大蒙难经过与目前危机各实在情形奉陈於左： ………… 三、河南大学之现状与危机 河南大学问题之症结所在：一为校长问题，一为校址问题………… 1、关于校长问题 对於王广庆校长，似应立予撤换以申公道而慰人心……冯友兰、徐炳昶两位先生盖彼二人最为河南人舆论所归也…… 设若彼二人皆不欲就，又将奈何？窃以为其他诸先生是否均如冯、徐之受人欢迎，毫无窒碍难行之处，此非子豫所能尽知。即知之亦不便尽行公开的加以评论。惟就子豫所稔知，又不忍不一言之者，则为现任河南大学教授（前文学院院长）嵇文甫先生。嵇先生学识卓越、思想湛深，性情恬退，品节清高，著作宏富，修养至深，在河大有大师之目，在学术界亦有良好地位（为冯友兰、郑振宇、马非百之友，为马承风、罗梦册之师，陶希圣、顾颉刚、钱穆等之文字交）洵可谓现代之标准学者，社会之模范人物。河南人知之者固无论矣。而仅闻其名者，亦无不表赞同。河大同人中能为师生全体所钦敬，社会一般人士所景仰（嵇先生常被各党政机关，各学术团体请去讲学）者，惟嵇先生一人而已。其所研究之对象：如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以及先秦诸子、晚明思想之类。皆有独到之见解，向为国人所推重，若能畀以校长之位置，不但河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且在将来中国各大学行列中，国立河大亦能望其大放异彩也。” 其中，措词咄咄逼人。意在嵇文甫若不能“畀以校长之位置”，河大的问题就不能“迎刃而解”了！ 这封王子豫对《国立河南大学之现状及其危机》缮呈中：“言非出自个人之偏见，是代表大多数同人（乃至学生）之公意，惟彼等因种种关系不敢言”。当然，既然是“公意”，这封呈陈立夫的长信，就不会是出自王子豫一人之手。不过此文虽然言辞过激，但是在此信的“附录（二）王校长之昏庸自私”中，王子豫倒没有刻意栽赃陷害之词，拿到桌面上的又说不出“王校长之昏庸自私”的任何实例。 王子豫何许人也，据笔者查证即王毅斋。使笔者不解的是《河南大学校史》公布的资料：“1935年暑假，省政府又胁迫河南大学以‘王毅斋思想左倾’为借口，将他解聘……1940年，王毅斋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之聘，再次回母校任教授，并被聘为经济系主任”（8），莫非嵇文甫可以越过校长自行聘任教授，而且省政府解聘的王毅斋再经嵇文甫聘任后，不但重回母校竟还能出任经济系主任，不知当时的河南大学的领导人是校长还是嵇文甫？王毅斋代表的是否是“公意”且不论，如此吹捧一个有权有势聘任自己的人，还要拍胸脯为其打包票……慎思不足也。王毅斋如果被周围环境所左右，不能全面看问题，不能客观公正的对待一个人，铸成的恶果，有朝一日明白时已经悔之晚矣。但是，嵇文甫如此受“各党政机关，各学术团体”所青睐，以及作为“现代之标准学者，社会之模范人物”的政治身份，在当时社会上高高在上、红得发紫、权力之大却跃然纸上了。 王子豫的“公意”绝对不是孤立的，和几位学生上告信似曾相识的文字，竟然在二十三年后，出自当年王广庆任期时提拔的文学院院长张邃青之口。1964年，张邃青兼任开封市副市长后，在“河南大学的片断回忆”（《河南文史资料》第一辑）中写道：“于是刘季洪辞职而王广庆（宏先清拔贡，留日）继任。其王宏先是一个老官僚，原在张钫、于佑任部下，能写几笔字，对办大学毫无经验。他的惟一条件是豫西人，和豫西地方出身的‘绿林’的军官多有关系……”。在张邃青笔下王广庆只是个“能写几笔字”、“老官僚”且与“绿林”有勾结，在张邃青念念不忘的《回忆》里，竟然和几位河大学生诬告王广庆校长的信，同出一辙。 据河南大学学人传《薪火集》“王广庆”篇（署名伊秀芬）文中记载：“王广庆校长在河大六年间著有《河洛方言》、《洛阳近年石刻出土记》、《语文法微》各一卷，《复音词声义阐微》一书”。同时，台湾版《国立河南大学在台校友事略》对王校长喜爱读书、手不释卷、潜心著述，治学严谨，对学术上的创见等也有记录。 对于张邃青文中涉及的王广庆校长是否是“被撤交代”，《国立河南大学在台校友事略》“王广庆校长”一节中另有记载：“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日人发动进攻，引起中原大战，嵩洛军情紧张，我军以保全实力，转入伏牛山中，日寇分道深追，潭头乃于三十三年四月沦陷，河大师生南渡伊水，避入山中。先生初嘱学校准备应变，事急仓促以走，鸣锣促学校师生先行，行离办公处时，痛哭失声，闻者感之！会伊水暴涨，敌人不敢前进，始得爬山越岭，南迁至豫、鄂、陕交界处之紫荆关。时变起仓促，公私损失甚钜，医学院长夫人及助教吴鹏、商铭汤，同学刘祖望等均遇难。一度被俘逃归者，亦不下数十人。先生遭此钜变，心情凝重，经详细考虑后，毅然引退，每谈及必自责，其负责公忠之心有如是者。” “引退”毕竟不是“被撤”。而且，竟有资料反映：“由于河大遭空前灾难，校长王广庆逃匿无踪不敢回校”（9），他们如此散布王广庆的谣言，玷污、欺辱一位校长，真是令人口瞪目呆！可更使人不解的是，当时河大事无巨细的决策是王广庆一人所为吗？上节王校长工作报告中有关学校经费使用不是“复经各院长会议表决”，学校外聘教授，不是留有“王毅斋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之聘”，诸如此类例子，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屡见不鲜。 如果说青年学生涉世不深，道听途说或受人蛊惑、被人利用，像上告信中所言“不愿与之为伍，纷纷他往，如范文澜、高亨等是也”，这分明是胡说八道，因所有资料均记载范文澜先生于“1938年6月，他辞去河南大学教授职务，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范文澜离校的时间是在刘季洪校长任期内（1935年6月～1938年10月），怎么能和四个月之后到任的王广庆扯上什么愿不愿“为伍”的关系呢？ 何况，严酷的抗日战争、四万万同胞正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这期间像真正有心向学的老校友冯友兰在“多难兴邦”的感悟下，随校南渡时完成了他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史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构建了冯友兰作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的哲学理论体系。 抗战期间，王广庆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单枪匹马于1938年到任河南大学校长。为了服从“国民党政府规定高等学校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党”的指令（10），王广庆于1939年5月在嵩县潭头，和河大院长以上的行政负责人一起登记了以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介绍人的特别国民党员（下篇有述），而结束了他无党派人士的身份。 王广庆长校的六年里为逃难在后方的数千名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家眷竭尽全力，四处奔波，筹粮索款，做到没有饿着、冻着大家。更何况，游学七年，搬迁八处，没有停课、没有解散。可为什么有人不是认真做学问，而为争权夺利到处信口雌黄，就人性来说不啻忘恩负义了。 王校长是“人”不是“神”，日寇何时到潭头是不会通知王广庆的。屠杀河大人的罪行明明系日寇所为，但是，对造成的损失主动承担责任的一校之长，不文过饰非，毅然引退者，不愧为人师表。 就在不惜造谣中伤，煽动、挑拨不明真相的师生打击王广庆校长，暗地里上告挑起内斗正酣时，正是抗日战争最为激烈，有良知的国民以各种形式奋起抗日之时。 1944年，面对着日寇喋血故土、家园，远在边陲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河南同乡会，怒发冲冠、义愤填膺，10月16日代电中央，对日寇入豫，中原大战，详陈驻守河南之汤恩伯渎职，要求“将汤恩伯立正典刑”(附录：拥护河南省参议会电请中央法办汤恩伯代电)。 写到这里，不禁使人万分感慨的是，在山河破碎、抗日前方流血牺牲、百姓流离失所的危难时刻，可这些在抗日后方吃着、喝着，长期拿着河南人民最高待遇、把持河南大学的帮派势力中，却有人应邀到叶县、鲁山给汤恩伯办的“边区学院”献媚捧场，大讲其“厚黑学”。当时在叶县、鲁山听过讲《厚黑学》的人士流传道：“抗战时期，河大该教授还自编《厚黑学》油印‘讲义’，鲁山（抗日战争期间河南省会迁于此）有报纸刊登‘春风化雨满山城’对此教授大加恭维，出风头的很……”国难当头，不讲抗日而跑到汤恩伯那里去讲旁门左道的《厚黑学》，领取讲课费，真是大煞风景！ 他们应当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究竟为抗日战争做出什么贡献？！在学术上有什么成就？！然而，“他们”的拿手好戏即在校园里颠倒是非、散布流言蜚语；利用学生寻衅闹事……抓着潭头沦陷，血溅河大的变故，同仇敌忾的不是侵略者＿＿日寇，而是河大地盘上的一校之长，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这些靠地方政治势力长期把持河大的利益团伙，一朝投机得势，延续使用这种“迫害王广庆模式”，哗众取宠破坏大学精神，其后果就不可想象了。 从第二波纷争的芥蒂＿＿王广庆“毅然引退”中，可看清楚那么多校长、教授难以在河南大学存身的根由了。 ……… （1））王广庆：（1889～1974年）祖籍河南新安磁涧镇。早年游学日本，入同盟会。毕业于日本私立政法学校。北伐成功后，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938～1944年出任河南大学校长。1974年，在台北逝世前为立法委员。王广庆嗜金石文字研究，著《河洛方言》、《洛阳近年石刻出土记》、《语文发微》、《复音词声义阐微》 （2）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目录号2、案卷号718，《教育部核办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等被控鲸吞公款摧残青年各节有关文件》 （3）参考《薪火集_____河南大学学人传》刘季洪篇，署名陈宁宁 （4）台湾版《学府纪闻》“国立河南大学”，署名周恒 （5）国立河南大学旅台校友会，2001年出版《国立河南大学在台校友事略》中的“赵振洲（即赵冠吾）教授”篇 （6）见 2002年版《河南大学校史》 第2页。 （7））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案卷号5537，《王子豫教授缮呈“国立河南大学之现状及其危机一文……” （8）199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群星灿烂____河南大学名人传（一）》“王毅斋”篇 （9）《开封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忆我三进河大任校长”，署名张仲鲁，42页 （10）2006年北大出版社《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曲士培著，359页 …… 附录： 拥护河南省参议会电请中央法办汤恩伯代电 各机关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公鉴：本年四月十七日敌军发动河南攻势驻守河南之汤恩伯率军六十万闻风溃散时仅一月连失四十二县沃野千里同胞三千万尽陷敌手。同人等远处边陲以为中央早已如张德能陈牧农之例将汤恩伯立正典刑乃为时数月汤恩伯仍官居原职不惟国法无存且已廉耻道丧现河南省参议会已代表河南同胞连电中央请依法惩办汤恩伯同人等本爱国家与领袖之热诚拥护河南省参议会之呼吁务请一致主张以彰国法而利抗战 附河南省参议会原电（从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同乡会启 十月十六日 说明：此代电具体的年份资料未显示。 ……… 王广庆“毅然引退”后，接任校长职位的张仲鲁也难以在河大立足，又成了来去匆匆的过客！ 三、纷争的派系与核心 　　　　　　　　　＿＿张仲鲁校长的离任 不学无术、依靠政治势力的利益团伙要的是“权”和“利”；而学人们要做学问、办学。为此，这种纷争便体现在“校长”职位的争夺上。 在无休止地更换校长中，最为落寞的是三进三出河大的张仲鲁校长，那就听听他在人生最后日子里，是如何揭开当年河南教育界派系争权夺利的盖子。他写于1964年，发表在1979年《河南文史资料》第一辑“回忆我在河南大学时期的派系斗争”文章中述说：“我任河南大学校长前后共三次：第一次1930年7月至10月不过三个月；第二次是在1933年夏至1934年夏，整整一年；第三次是在1944年末至1945年夏，表面为期半年，实际在校仅一个月（在紫荆关和西安各半个月）。为什么我三次作校长，为时仅仅一年零四个月，这里边有他错综复杂的原因。为了寻根究底，就不能不追溯……” 虽然，背后的内幕张仲鲁不可能全知道，但是文章中字里行间深恶痛绝的是其拉帮结伙之派系的渊源，他指出：“张鸿烈是大学前身留美学校（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简称）的校长。留美学校改组成中州大学，也是由他一手包办，他又是改组后的中州大学校长。后改名河南中山大学，他仍以教育厅长兼任校长。他的周围有他的一些旧日高等学堂同学，和一些南五处（光、潢、固、息、商）的同乡及他培养起来的一些人。那时河南的几个早期学派，高等（高等学堂派以张鸿烈、李敬斋为首）、优师（优级师范派以赵琴堂、韩席卿为首）、北大（北京大学派以王芸青、陈泮岭、张傧生、田培林为首）、师大（北京师大派以徐侍峰、郑震宇、张邃青、王公度为首）、武高（武昌高师派以张子岱、张亦鲁、简贯三为首），均已次第形成，斗争亦日趋激烈。我是清华出身，不在这些派别之列，且曾留学美国，当过三年矿大（福中矿务大学即焦作工学院前身）校长…… 张鸿烈这时已是高等派首领，优师派渐趋衰老，不肯多事，师大、武高两派一向与他接近，无大冲突，北大派与他素有矛盾，但在他身兼两长、红极一时的时候，北大派亦得退避三舍，表示无他。张鸿烈此时真成了踌躇满志、睥睨一切的河南风云人物。” 对派系形成的重要人物张鸿烈，张仲鲁对他有评价：“政客意味十足，封建意识浓厚，过分信任同乡、同学，没有学术气息，不能兼容并包……张鸿烈掌握河南教育大权，不仅在政治上大肆活动，而且还想插手国民党党务。” 所以这阶段纷争的核心“北大派与他素有矛盾”，以致激烈到“北大派亦得退避三舍，表示无他……”到了有你无我的程度。这种恶斗的结果，又促使原本的学派纷纷投靠政治势力。张仲鲁直至垂暮之年，还不能对河南教育界长期内斗、内耗的痛恨释怀，以及自己在斗争漩涡中盲目依附政治势力的悔恨，他沉痛的道出：“……CC头子陈某某与我原有交往，遂亲劝我加入CC，借CC之力保持河大……我内心虽不愿参加任何派系，但在重重压迫之下，心既有所不甘，便思利用一切力量（不计较正当与否）来保持河大地盘。这就是所谓‘利令智昏’为了眼前利益（实则并未得到什么利益），投入反动集团，无形中在河南为CC壮大了声势。并且不仅我个人陷入万丈深渊而拥护我的一些青年亦都跳上了贼船，但是CC作为一个派系，它在河南是与刘峙（时任省长）对立的。他在刘峙跟前说不上话，怎能帮我保持河大？这岂不是等于在茫茫大海中遇着风暴而抓住一根海草吗？所以尽管得到CC保证，而到暑假仍免不了抛弃河大的厄运。” 对此，至今有还有老校友对张仲鲁受骗而“跳上了贼船”后，和一位河大元老派张姓所谓的朋友（有人说是拜把兄弟）决裂的事端多有传闻。 是的，张仲鲁只知道为“保持河大地盘”就必须要像其他树大根深的派系人物找政治靠山，但是更为可悲的是他明目张胆投靠政治势力、吊死在一棵树上；却没有看清楚那些暗地里脚踏多只船、不挑明自己政治身份，见风使舵，人称“元老派”的真正面目。他们用尽卑鄙无耻手段，逼走王广庆而制造出的“残局”，是不会让张仲鲁插手“收拾”的。用了几乎六年的时间才逐走了王广庆，有人迫不及待的要“大放异彩”时，这校长之大位是张仲鲁能“坐”得住吗？张仲鲁第三次到任河南大学校长，不过是河南省地方政治势力和南京教育部对校长人选有分歧时，一个过渡性的筹码。南京教育部从学识和能力上是坚决不认“大放异彩”者，而最终不得不把教育部次长人选的田培林派往河大，就很说明问题了。 就这样，王广庆“毅然引退”后，接任校长职位的张仲鲁也难以在河大立足，又成了来去匆匆的过客！这位曾任焦作福中矿务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秘书长、广州中山大学总务长的人选难道没有资格、能力执掌河南大学？张仲鲁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他三任校长的办学思路和具体措施，譬如，1933年8月他第二次出任时，“向全校公布：《河南大学组织规程》，精简行政机构，紧缩行政开支”，但是为什么事与愿违，总是留下无法实现的遗憾。 事实也证明张仲鲁这个单枪匹马的清华牌，尽管竭尽全力，想立足河南大学有所作为，但是最终下场，正如他自己的哀叹：“我三去河南大学，时间虽都很短，然当时的内外矛盾和斗争都是相当复杂和激烈的，现在把他如实记录下来，亦可观到旧社会教育界的肮脏腐败之一斑，对后代亦有一定教育意义。” 细究这些利益团伙为什么不能容清华、北大精神落户呢？河南大学流传过这样的版本：“像那田培林、姚从吾到处广揽名师……把钱穆、郭绍虞等都请来了，还要请冯沅君、陆侃如……这个学照这样办下去，别说有人在河南龙头老大的地位难保，更是有人难以在大学‘混’下去了”，这种人学生曾送绰号为“字纸篓”。当然，学识不足又不努力，学术上拿不出成果又不愿安分守己者，这“捷径”唯有狐假虎威依附、投靠当权的政治势力了。 再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阐明了这个问题：“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 张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当然，和河南省、河南高等教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冯友兰先生，虽在几次三番邀请下因种种原因没有再回河大，但是冯友兰提出“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是反对搞派系斗争的。如果笔者没有估计错的话，冯友兰看似不经意的在《三松堂自序》中，却留下了为其教育思想“正名”的伏笔。 其实，在上个世纪初创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上，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就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立足培养留学海外人才、引进西学、强邦强省的图腾一脉相承。而河南教育界从1919年张鸿烈持掌教育大权后，却背离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办学方向，在拉杆子、搞派系中逐步远离了大学精神，以至使河南教育界淡忘了二十世纪初河南教育观念领先的地位。曾几何时，就要借助北大办学精神为河南教育进补健体了，这本身就是河南教育的一大悲哀！ 张仲鲁文中所指派系“均已次第形成”，毫无疑问指的是在张鸿烈身边的师大派、武高派基础上招兵买马长期把持校园的“元老派”。文中一句“北大派与他素有矛盾”道破了第一波斗争的历史根源，第二波斗争的起因与焦点，也注定了贯穿第三波斗争的核心。 …… 第三波纷争拉开序幕时，迎接田培林、姚从吾校长的是，1946年春酝酿的借河大教授会名义、部分教授的“罢教”。 四、山雨欲来风满楼 　　　　　　　　　＿＿教授“罢教”事件 “四大苍蝇”（1）之一的田培林（2）又“飞”回来了！ 王广庆走了！张仲鲁不过是蜻蜓点水、瞬间即逝。可王子豫的“公意”并没有被南京教育部所接受，嵇文甫并没有能“畀以国立河南大学之校长位置”。河南大学的问题就不能“迎刃而解”了。 第一波纷争前后，被贬为“苍蝇”的北大派田培林在1927年“退避三舍，表示无他”飞走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获该校博士学位，羽毛已丰又飞回来了，出任了河南大学校长。在田培林调任南京教育部次长，1946年12月接任校长的是北大一手培养，先后担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史学系主任的著名史学家的姚从吾教授。 虽然河大问题并未按王子豫代表的“公意”委任校长。如果这“公意”是为办学，河大应该风平浪静了；如果这“公意”的背后，隐藏的是为争权夺利的图谋，那便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奏了！ 1992年版《河南大学校史》410页记载：“1947年5月4日：由于物价飞涨，生活难以维持，河大教授会开会，决定从即日起全体罢教，并电告教育部。24日，教授代表王毅斋、马辑五赴京，要求提高代遇。”真是笑死人了！红得发紫的河大教授会高薪阶层、房产主“生活难以维持”了！不知那些“忍饥无奈薪金薄，受气都缘职位轻”的讲师、助教、职员、工警、甚至于部分一般教授们为何不跟着“闹”！ 笔者只听说过青年学生“罢课”，从未听说过老教授们还要“罢教”！ 所谓的“教授会”煽动“罢教”者，“电告教育部”不给学生上课了！不知这“罢教”的矛头对准的是南京教育部1945年7月给河大委派的校长田培林、还是对学生不满？ 方镇中生前曾告诉笔者：“1947年前后，不论河大国民党势力镇压学生运动；还是以教授会名义大搞反对校长的活动，我全部拒绝参加。”这就说明借教授会“闹”事者，是不能代表全体河南大学教授的。 在田培林要将河大建成综合大学时，在重建工学院、组建水利系问题上，1946年田、姚二位校长实施了“将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黄专）合并予国立河南大学的举措。原本两个直属教育部的国立学校的布局和合并，是属于教育部考虑的业务范围，田、姚校长要集中河南省的水利人才，聘请一批留学海外的水利专家，配备一批世界先进的水工器材，起码是提升河南省治理黄河的科技水平，造福黄河两岸人民。 黄专从专科升大本，原本对学生的学业和毕业后的就业，均为大好事。谁能想到，为此却酿成了一个反对田培林、姚从吾的“事件”，掀起了一场风暴。而青年学生又重蹈覆辙，轻信挑动者的谣言。笔者曾经采访当年黄专的学生，据他们回忆，当时黄专学生坚决反对合并的原因是听说了“河大是搞政治的即‘党棍’掌权，到河大学不到知识，耽误前程”，所以学生十分气愤，罢课、上街游行，喊口号“打倒姚从吾！”不仅罢课半年，还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又据有关资料记载：“1946年夏季，教育部下令将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并入河南大学。河南地方著名人士和学校的师生反对并校，未成。但一部分师生仍留原校，全部校产均未移交给河南大学。”(3)。据笔者查证，有些帮派势力的喽罗签名写信向南京教育部上告田、姚二位并校举措，“搅”黄了黄专学生的好事时，参与闹事者有人自己却不舍得放弃“天上掉的馅饼”，自己却跑到河大当二流教授了。 真如青年学生所说罢课、游行、请愿完全是为了自己前途而自发的行动？谁能想到历史却留下了这个事件背后操纵的内幕。笔者在查找资料时，不经意地发现了几封给国民政府、南京教育部的电报与洋洋数千字的信，均是反对合校的上告信。而且由河南省国民党、政、军、三青团等新老政治势力的头子顷巢而出，一封封电报、信件飞向南京国民政府，抵制南京教育部将黄专合并于国立河南大学的决定。揭开了这起并校为导火线，掀起反对田、姚校长的幕后操纵者的真相。 现将有关资料片断公布如下： 其一、《国民政府代电》（府交京字第7016号）（4）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三十五年九月呈关于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归并河南大学案核办情形悉中正申号府交京（附件从略）”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即1946年9月20日）发（盖章） “骝先先生部长勋鉴：顷闻 大部有意将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合并於国立河南大学，鄙人等窃以为不可仅为 先生胪陈之：（千余字五项不合并理由从略）。 签名盖章者：张鸿烈、郭仲隗、王广庆、杨一峰、黄醒洲、张善与、时君谋、郜子举” 其二、《国民政府代电》（府交京字第7678号）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据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陈泮岭、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副议长张鸿烈等酉文电略，称该省位居中原，黄河经境，旱涝频仍，水利人才需要迫切。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实有存在必要，请准予保留，继续办理等情，希核办具复为要，中正酉有府交京。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即1946年10月25日）发（盖章） 骝先部长勋鉴：关于黄河水专并入河南大学办理一案，同人等前曾一再陈述意见请予维持该校勿须合并，未蒙采纳……水专教职员因要求独立未邀允准全体拒绝接受河大之聘约并已纷纷就业坚决表示非水专独立决不返校……水专经费又为贵部停发陷于停顿状态各界人士一致焦虑故河南省政府党部省参议会曾有酉文电到京作该校有存在必要之表示现早届开学之期长此悬案不决究应如何善后为此函请……” 签名者：郭仲隗、陈泮岭、李敬斋、郜子举、王幼侨、杨一峰、张华祖、张孔嘉、郭须宗、徐志仲、刘知恺、赵振洲、李国瑗、时君谋、李雅仙、张其彭、黄醒洲、郭安宇、何佛情、刘锡五、米文晓、刘雅均、王广庆、周祜光、杜俊、王力仁、刘峰一、王隐三、李名章、白光仁、周南、杜秀升、张善与、刘景健、崔承勋、张森桢（即张邃青）、李善棠、李佩青共四十人（其中有二位姓名看不清楚，有待查证）。 《国民政府代电》的复电的毛笔批字“查案详报”朱（十月、二十六日）。 这封由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陈泮岭、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参议会议长刘积学、副议长张鸿烈等听信他们安插在教育界耳目的谗言，参与寻衅“闹”事。即不让他们出钱、又不让他们出力，却要干扰教育部对两个“国立”学校教育业务调整，实属罕见。签名者中，竟然还有河大文学院院长张森祯（即张邃青）。那么张邃青在国民党省党部、省参议会的地位与真实身份？！张邃青，一不懂水利、二不懂工程，可河南大学的什么事端都有他的踪迹，而且能跻身于河南省国民党上层党、政、军反动头子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 （1）《河南文史资料》第一辑《解放前河南教育界的派系斗争》署名王馨斋，文章写道：“陈（陈峻峰）是北大四大苍蝇之一，其他三个苍蝇是王芸青、张傧生、田伯苍（即田培林）” （2）田培林:（1893～1975年）河南襄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受聘为河南法政专门学校讲师，随法专并入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后续聘为法律系讲师，1922年当选为河南各级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评议会主席。他呼吁以各县契税作为教育专款，经多方争取，终于使河南教育经费独立。他曾参与创办《少年河南》刊物，写了许多时评，反映知识青年的心声，倡议成立河南大学。1928年后，田培林任教于北平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到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教育，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兼任公民训育系主任。1945～1946年出任河南大学校长兼西北农学院院长。1946年11月，田培林升任教育部次长。1949年秋去台，从事教育行政和高校教学工作。 （3）摘自《开封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河南省立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署名张开先。 （4）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5 、案卷号2200 …… 第三波的惨烈在于：谁要想建立一个对教职员学识、学力相对公正的评议平台，把持河南大学的学霸以及利益团伙就视其为“苍蝇”，必欲除之。 五、逆流而上 　 ＿＿田、姚校长的作为 莫非，田、姚二位也没有“办大学的经验”？田、姚二校长在河大只不过是广揽了一批人才；恢复法学院、增设工学院，将河南大学办成六院十六学系（仅教育系没有选出系主任的合适人选），也不过是要将河南大学办成通才教育的综合大学，名副其实的一流国立级大学。不知以上作为对河南省高等教育是“功”是“过”？！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曾在1922年当选为“河南各级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评议会”主席的田培林，是被要在评议学识、学力地基础上，靠真才实学吃饭时，就是被地位、饭碗难保的利益团伙深恶痛绝贬为“苍蝇”的。第三波的惨烈在于：谁要想建立一个对教职员相对公正的评议平台，把持河南大学的学霸以及利益团伙就视其为“苍蝇”，必欲除之。 是的，挟权力而至的田培林，1945年似乎以胜者的姿态从上而降，驾临在纷扰的河南大学地域。一时间作为河南籍、又在河南工作有年，不仅具备人脉关系、活动能力，而且对河南教育界派系斗争了如指掌。所以，以国民党中央以及南京教育部作后台的田培林权倾一时、叱咤风云。 有人私下评论：“那田培林后台硬，根本不怕河南大学反对他的势力，硬是大刀阔斧、逆流而上。”也许人都离不开生活的环境，不得不总是拿着放大镜去观察什么后台、党派、团伙；去揣测什么风声、谣言，以期求生存。所以，放大镜翻过来是大、复过去又是小。以笔者愚见，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历史、小历史中螳臂挡车之事司空见惯，小小蚍蜉能成气候？ 但是，田培林究竟是胜者、败者？笔者几多俳徊、几多思考终得启蒙，评价一个人的方法必须“去掉水分看干货”，即脱掉一切包装，去掉一切政治的、经济的附加值后的原形才是真实的。笔者也不认为有后台者一律都会干“打家劫舍”的勾当。如果剥开“虎皮”，田培林不过是一位曾经的校长，赤裸裸的田、姚校长究竟给河南大学、河南教育留下什么才是真格的。 1992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群星灿烂＿＿河南大学名人传》在“田培林”篇（署名郭戈）中就有对他的贴切描写：“1935年，田培林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研读教育。他之所以选择教育，是因为在北大就学时，受蔡元培的影响，此外由于历年担任教学工作，确定了对教育的兴趣和研究的热诚。在学术上，他因原具有哲学基础，对于哲学家的教育主张，有深刻的认识和评价，而对斯普朗格的文化哲学尤有透彻的了解。他常常直接访问教育行政人员，到各地参观教育实况。同时无形中，便有了一个大学校长的思想与作为的想法和意向。1939年得到了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 1945年6月，田培林出任河南大学校长……为做好从宝鸡返回开封复课的准备，他在张伯英的帮助下从河南善后救济分署争取到了一笔经费，另又派遣精干人员先行返汴做准备工作。10月底，学校从宝鸡返回开封，八年的流亡生活从此结束。复校之后，田校长一方面扩充校舍，一方面将黄河水利工程学校并入河大组建水利系，并与土木工程系和机械工程系合为工学院，又将医学专科学校并入河大，增强了医学院，期望河大成为国内一所完备的大学。至此，河大有文、理、法、农、医、工六个学院，十五个学系，正副教授达126人之多，讲师助教110人，学生达2150余人，成为华北地区院系最多、校园最大的学校之一，为新中国建立之前河南大学历史上最盛时期”。 1946年11月，田培林升为教育部次长。1946年冬姚从吾接任河大校长。据《群星灿烂一一河南大学名人传》在“姚从吾”篇（署名郝文勉）记载：“他延聘名学者专家来校任教，并亲授《史学方法论》，领导师生埋头读书，努力研究学问……他常对学生说：‘学生的学问最后应该超过老师才对，不然国家的学术界怎能一代比一代进步呢？’这是他自谦也是勉励学生努力读书的话”。 笔者对田、姚二校长在河南大学的作为，要延伸、补充的还有两点： 第一点，健全了河南大学民主治校的机制。1946年后，完善了教职工参与管理学校，监督、制衡校长及其领导层的11个专门委员会，譬如其中经费稽核委员会增聘马非百、嵇文甫、蓝灼三为委员，姚从吾为主任委员；聘任委员会由姚从吾、郝象吾、马非百、党玉峰、张邃青、嵇文甫等为委员（11个专门委员会名称及人员下篇有述）。 另教工中还有教授会、讲师会、助教会、工友会群众团体。这些团体在河南大学危难时期都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第二点，建立了文理兼备综合大学的通才教育框架。使河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综合大学，应该是为河南大学保持一流大学水平铺平了道路。 田、姚二位校长增设工学院三个系中以水利工程系为例，在人才上集中了中国多位第一流水利工程专家。第一任院长阎振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获依阿华大学工学博士，回国后相继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执教，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南京政府水力部简任技正，兼河南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工务处处长，参加了花园口堵口复堤工作；1947年9月请来了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的依阿华大学硕士、康乃尔大学博士，当时在水利部任工程师的郭暄教授继任工学院院长。后又请来了毕业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荷兰德尔夫特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获海岸工程系工程师学衔（相当副博士）的严恺兼任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水利工程系主任。严恺先后任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组主任、研究室主任和工程总队队长，参加黄河堵口设计、施工，一时间工学院人才济济。 这不仅是增设工学院、开办水利系而已，其中还包含着多少黄河情、故乡意。 在笔者记忆中，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方镇中多次曾提到田培林为河大成立的工学院争取来的一大批进口器材。听方镇中的口气，这批器材是联合国顾及到抗日战争时期，为阻拦日寇的长驱直入，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给河南人民带来莫大灾难的一种补尝。这几十大箱的仪器、水工机械是工学院郭暄院长亲力亲为组织人力，在盛夏的江南，一箱箱地搬、一车车地运，从上海运到苏州，是校务维持委员会1949年7月从苏州负责运回开封后，连同清单一起交给河南人民政府的。 而使方镇中耿耿于怀的是，大约在工学院撤销前后，这批器材就不知所踪了。所以他在家里发牢骚：“千难、万难弄回了河南……有啥用？一转眼‘他们’就全‘献’出去了”！河南是个多灾多难的穷省，笔者没有多少水利知识，也不知从苏州运回来的是什么器材，但是当听到河南“板桥水库”跨坝发大水，一夜就淹死成千上万的百姓时，眼前就浮现父亲那种无奈、无助的叹息。 为此，多年前在开始酝酿这本书时，笔者就开始调查这批器材了。因为这不仅是器材，而是老河大人热爱家乡，一心造福河南人民的一片丹心啊！直至2006年11月，笔者到南京档案馆，连当年的教育部会计科目表之类的原始档案资料都查遍而一无所获时，没有想到回到北京后，竟收到郭暄的女儿郭瑜的一封信，信中有一篇郭暄生前的墨宝，揭开了追寻五年的这批器材的踪迹，留下了历史珍贵的一页：“八月我随学校坐汽车到商邱，再坐火车到南京转苏州，后来全家老小坐火车离开封去苏州，九月在苏州萧家巷住家，工学院学生住在北旁某祠堂大些房屋……我到上海交通大学请熟识的教授来苏州河大工学院教课，听说二次世界大战已和平后，中国的总救署美国分给救济，原计划给河大工学院仪器、机械等约几十大箱，留在交通大学某处不能拨到开封河大处，我经过交涉请求拨到苏州河大工学院，我很高兴，为河大添上许多教学设备。学生们也很喜欢。秋天开学……” 这些资料充分体现了一代河大人对河南人民的一片赤诚。700余公里黄河纵贯全省，这里黄河故道漫漫、有“悬河”之奇观；笔者在开封上学时，每年学校组织春游多到城南的“禹王台”，大禹治水的故事耳熟能详。河南需要研究黄河，需要水利高科技；更需要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王”情操。 铁塔校园纠葛的核心仍是办学问题。何谓通才教育，按笔者理解，综合大学的文理兼备无非是要让学子拓宽学路，在通晓古今中西文化的基础上，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有思想、责任、识见……具备为科学真知献身的精神。这样才能出大师、科学家，才能出有创新精神的学术领军人物，才能出为坚持科学真理的而牺牲的旷世英才。而绝对不会是要培养技术工匠，甚至政治工具。 看起来，水利大师黄万里出自清华大学水利系就不足为奇了。黄万里打成右派、从二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后，1962年还能在他写的诗词《念黄河》中留下“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坚持科学真理的情怀。 田、姚二位校长有没有占山为王拉杆子、结伙，瓜分河大之“羹”，将“锅”底刮漏！总之，河大历史上校长多多，总会有人研究、比较，细细评说。 毕竟田、姚二位校长不是“败家子”，笔者难以贬低、抹掉他们曾经给河南大学留下过的这一页，河大的出身历履中还有过“通才教育”的短暂辉煌。 在旷世渊源的历史版图上，“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过是一时半会儿的过眼云烟而已。历史的反复无常、河东河西、百年质疑、千年锻炼……笔者的肉眼凡胎是无济于事的。 ……… 由于此文是“交流资料”，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本节对于王广庆、张仲鲁、田培林、姚从吾校长的资料，笔者只查阅了一部分，不过是抛砖引玉。欢迎对国立河南大学校长们有更多研究的读者指正。 另：回复上海网友，笔者同意将“纪念《国立河南大学》北归中原六十周年！”一文中的“卧薪尝胆”改为“知难而进”。谢谢！敬请读者指导。 请读者耐心等待，再看下次拙文分解：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１９４６～１９５８）交流资料（三） 《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 交流资料（三） 闪烁的乌托邦 ——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 那瞬息即逝璀璨的流星雨，给人间带来了片刻的神秘和辉煌。仰望上苍，那幻想中的乌托邦啊！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从1948年的严冬到1949年的阳春，国立河南大学在苏州那一段“非常时日”里，可以由民作主，自由、平等的决定自己命运的乌托邦…… 而这一闪一烁刹那间的美好时日，对古往今来九儒十丐的莘莘学子们，已经奢侈到不能自己了。足以使3200余儒子们，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地留在苏州、留在了国立河南大学；回到了家乡河南、回到了自己久违的铁塔校园。 谁说战争期间没有浪漫？谁说“布衣素裳”的故乡不让人依恋？！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期，那些学贯中西的完全有能力浪迹天涯的独立知识分子，在面对一次自由选择时，他们大多数虽然憧憬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不！他们的选择不是什么党派的、政权的，而是他们深深眷恋的、生养他们的这片土地。 正如当年河南大学外语系主任于赓虞先生在书写的“异乡”诗歌中所抒发的真情： ……………… 月儿皎皎； 海水沧沧。 客外无名的悲伤， 到了桃花盛开， 秋叶飕飕之时， 不禁慨然说道： “盈情之月 翻翻海浪， 给了我同样的感伤。 异乡的美花盛况， 何如故乡的布衣素裳？” 月儿皎皎； 海水沧沧。 别母亲时的眼泪一眶， 背地里再也擦不干了！ 呵呵，原来母亲的泪， 早已包渗在行装里了！ 心里的母亲， 月里的母亲呵！ 我安然到岸了， 虽仍漂泊于茫漠的海上。（“异乡”节选 于赓虞教授：（1902～1963年）河南西平县人。 1924年毕业于汇文中学，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 1926年因交不出学费而辍学。1935年赴英国留 学。留学期间他翻译了但丁的《神曲.地狱篇》 。 1937年回国后，曾担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西北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外语系主任，一生作品 颇丰，为中国著名的唯美派诗人。 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绿波社”成立 后结集的第一创作成果《春云》中的一首诗“ 异乡”中的两节。 这首诗就是当年河南海归赤子的心声！ （左边照片是1949年8月集中于“政治学习研究班 ”改造期间的集体照中，由笔者裁录） 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奉命劝说他去台湾，临别时送了他三根金条作路费。第二天，他便将这金条着人给原封不动地送了回去。 于赓虞教授留在了苏州，和河南大学师生一同返回了开封。这首诗代表了国立河南大学的“九儒”们望断宋里，北归中原的情怀！ 致读者： 早在二、三年前笔者在《新浪网》的“百年树人”栏目中，曾将“河南大学在苏州”7万的字的资料奉献给网友。这是笔者必须感谢《新浪》和热爱教育、关注真相的网友们的。 有位学者告戒笔者：“宁静致远，专注成学。”；更多的学人希望有更多深刻的东西和深层次的“真相”见诸于世，给当前浮躁的世风吹点凉风……当然，笔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是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的。但是，就算是老牛破车总是在努力地缓缓前行。 庆幸的是笔者2009年的这一稿“河南大学在苏州”增至14万字。现将精华节选出以嗜读者，以图多方面进行交流，敬请网友多多指教了。 第四节 力挽狂澜 1949年的早春，春寒料峭。 但国立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却热火朝天。学生自治会大张旗鼓公开、透明、公正的民主选举，使全校师生员工耳目一新。在校长出走、三人小组集体辞职，人心涣散的困境中，这届在民主中诞生的学生自治会给河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时，学校内外均流传着河南大学的学生领袖在苏州首屈一指，而且解放军在过长江前，在镇江就接见了河南大学学生代表，承诺了“欢迎河南大学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各种信息。 这一届学生自治会(见附录：学生自治会组织机构)的上台，彻底结束了1947年国民党“染缸政策”下，以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部为后盾，在“五•二八”大逮捕的屠刀下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解散了训导处、瘫痪了国民党河大区党部，打击了长期控制学校的国民党团伙势力。同时，促成了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民主选举，结束了河大在非常时期群龙无首濒临解散的局面。 附录：学生自治会组织机构 主席：刘士燮 主任秘书：杨泽海 秘书：王丕 风纪部长：张银河（部员樊海仙、彭耀光） 总务部长：齐成周（部员马天增、吴永昌） 交际部长：杨孝兴（部员田海泉、李林修） 服务部长：杨杰青（部员张万福、孟广信） 康乐部长：李遂昌（部员王家麟、孙元恩） 主任秘书：杨泽海 学艺部长：丁一英（部员赵龙岗、黄成树） (慑于1949年) 膳委会主任：申宝坤、（会员王德厚） 新闻负责人：贾允甫 一、受命危难 1949年2月，苏州局势十分紧张，江南各报争相透露解放军要过长江，国民党兵败、逃亡的消息。3月11日《苏报》刊登的信息：“驻苏六二后方医院昨日赴沪转迁湖南（本报讯）由虞迁苏之联勤部六二后方医院，收容受伤官兵共千余名，自迁苏州后，约已二月余，最近已接奉层峰命令，即日迁湘。” 此时，学校钱尽粮绝，前途未卜。有人形容到了“有粮河大存，无粮河大散”的境地。迎接学生自治会上台的不仅是“民以食为天”的粮荒，还承受着2600余学生要毕业、寒假后要开学上课的诸多压力。当然，更为棘手的是面临着河大有史以来的群龙无首的局面。 其一，校长辞职了。 河大学生办的《评论报》1949年2月刊登大标题“找人启事”，对象为姚校长，大意是对姚校长的多时不返所作的责问。姚校长已辞职抵台湾了，河南大学群龙无首，无依无靠，当然要寻找一校之长了。可是无能为力的姚从吾又能如何？！ 1949年1月13日，《苏报》学林漫步专栏刊登了“传河大校长辞职学生多离校谋生”的几条消息： *盛传姚校长坚辞河大，新人选可能为曾在河大任职者。 *前理学院院长樊映川教授，周末即离苏正式去安大（安徽大学）。 *毕业同学会顷决定请求校方允许在寒假中，开始下学期课程，据称，郝教务长已作原则上的同意。 *教授代表晋京归来，发表交涉事项经过，五条中多半目前不能兑现。 *饥饿、寒冷交迫下，离开河大谋生者，时有所闻。 其二，雪上加霜的是，困境中三人小组宣布集体辞职了。 《苏州明报》2月12日报导：“开封国立河南大学自去夏迁苏授课后，全校师生，甘苦与共，虽在流离多难之秋，仍弦歌不辍，安心上课。校长姚从吾，最近突向教育部请辞离苏，故一切学校行政，即由全校师生暂推教务长郝象吾、前医学院院长张静吾、秘书长马非百三人负责，最近政院南迁，以致该校和教育部失却联系，粮食不继，该校师生员工数千人，顿有断炊之虞。学校当局除分派人员赴京沪等地接洽外，为济燃眉之急起见，拟向苏地先行筹借一部份粮食应急，待以后部款拨到后，再行设法归还。” 该报还报道：“昨日上午，该校学生自治会、学生应变委员会、学术团体联谊会，特假中正路怡园，举行记者招待会，即席说明此次该校遭受严重粮荒”。 就在这时，刚刚接替校务的三人领导小组在河大极度困难的粮荒中却宣布辞职了。 三人领导小组辞职的原委，据“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中记载： “1949年2～3月间，苏州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河南大学师生的生活也日趋困难。根据群众要求，党支部研究，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向校政当局三人小组提出改善教职工生生活待遇的要求条件。三人小组以学校无钱为理由，拒绝了学生自治会的要求。但学生自治会已经探明校方曾从广州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上海国民政府留守处都领到了一些经费，要求三人领导小组实行经济公开。三人领导小组不愿破例公开学校的财务、经济状况，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普遍不满，纷纷质问指责三人领导小组。学生自治会为此邀请三人领导小组和学校各处、院长在学生自治会举行座谈会，进一步向他们提出改善师生生活、改善校政、发扬民主等项建议。他们均未给予实质性答复，而且措辞强硬……立即遭到自治会学生的驳斥。座谈会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第二天，三人领导小组贴出《通告》，言称他们不能满足学生自治会的要求，不能胜任学校领导工作，声明即日辞职离校。有鉴及此，党支部研究决定，学生自治会应采取积极态度，改组学校领导班子，建立民主的领导机构。学生自治会立即给予回应，宣布当此关键时刻，学校三人领导小组辞职丢掉校政，置数千名师生生活而不顾，他们永远也不配再作学校领导……”。 又据当时的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回忆：“南京教育部命令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后，姚校长通过教育部与吴县各界人士的帮助、支持，使师生生活得以维持，教学逐渐走上正轨，这是很可贵的。姚校长离校时，委托三人领导小组主持校政，也是符合学校实情，大多数师生和学生自治会是支持的。 三人领导小组就是在这种困境中上台，面对无米之炊的重重困难，仍然束手无策。由于财务没有及时公开，可学生们尝够了每次发两天伙食费吃六餐饭、集体伙食经常断粮的惴惴不安生活，情绪很大，甚至曾经怀疑河大经费是否被人卷逃，自然要求校务透明，因此和校方发生冲突也是事出有因。这一切无疑又一次拉开了广大师生要求校务公开，参与民主治校的序幕。 1949年2月学生自治会改选后，3月初自治会请校方三人领导小组及各处院的部分人员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根据大多数学生的意见，提出局势动荡师生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稳定学校的大局，建议校方财政公开，让师生心中有底，尽一切力量改善师生待遇，共度难关。座谈中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意见不一致完全是正常现象，因学生对全面情况毕竟不了解，这次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找机会再谈，但是有人以汤恩伯在沪怎样怎样，来压制不同意见，这就引起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当时就给予反击，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当时未统一认识，以后再换个方式商谈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一方面三人小组的领导都是国内的著名学者，我们都很尊重；另一方学生自治会是学校的一个群众组织，有责任向领导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何况这些意见都是建议性质。但更不幸的是第二天上班不久，在校部贴出三人领导小组的通告（纸张不大），大意是：‘学生自治会提出的要求我们不能实现，我们也没有能力领导学校，自即日起我们辞去领导小组职务，离校’。 这样突发的事件,使学校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责任当然是学生自治会要承担。这时自治会必然要商讨对策，最后我作为学生自治会秘书长和主席刘士燮商量听取大家意见后决定马上回应，便立即到校部发表声明(口头的)，大意是:‘学校南迁苏州，各方面还处在极其困难时期，三人领导小组抛弃学校，置数千名师生学习、生活不顾宣布辞职，你们现在不愿做我校领导，将来也不配再做学校领导了’”。 毫无疑问，当时对教育部二月前后拨款的使用以及管理的透明度，双方有分歧，又都在气头上，学生年轻气盛，加上那一届学生自治会刚刚上台，难免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急躁情绪；三人小组本都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视“尊严”高于一切。事后，冷静下来双方都表示后悔。在这种僵局下，三人小组的教授也深感委屈，认为自己完全是为学校及学生办事却得不到学生的理解，三人领导小组集体辞职既成定局。但是，在为河南大学的生存而奋斗中，同样也浸透着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的心血。 《苏报》1949年2月12日报导：“河大面临严重绝境，吁请各界人士借粮，县府允诺借粮但须省府核准，该校师生刻正向各方洽商中：（本报讯）国立河南大学自校长姚从吾请假飞台后，校务即由教务长郝象吾、秘书长马非百、医学院长张静吾三人负责维持。政院（指行政院）迁往广州该校与教育部失掉联系，因此本月份所有经费及学生公费，迄未汇拨到校，数千员生工警的生活，逐濒绝境，三天之内既要断炊。当经该校教职员与学生，各推代表分别访晤朱兼县长，韩专员、商会理事长、沈议长等。请求暂时由地方上借给一部分粮食，以济眉急，惟县府方面允许转向镇江省府请示后，当可拨粮一千石，现该校师生正继续向各方洽商中。 ” 接着记者又报导了“该校学生自治会，学生应变委员会、学术团体联谊会，昨日（2月11日）上午十时在怡园画厅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校内面临危机之严重性，呼吁本邑各界人士，予以同情及支持，并发表告吴县各界人士书原文如次： 告吴县各界人士书 本校迁到苏州后，虽然与故乡隔绝，每人都失掉自己的经济来源…… 我们严重危机，恐怕还未被各界认识，请大家帮助我们呼吁，用行动来帮助，要快、要赶快。几千个同学等待着你们伟大的同情，期望着你们正义的支援。” 《苏报》还报道了在河大校部怡园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把河大“面临严重的危机”的问题公诸社会：“行政院迁往广州，本校与教育部失掉联系，学校当局派员协同学生代表分赴京沪各地接洽，还没有头绪，我们既没有存款，也没有储粮，数千员生工警的生活怎样维持……我们需要生活，需要粮食，而且需要立刻拿到粮食，并不是我们焦燥，在三天之内，我们就要断炊。” 2月13日《苏州明报》报道了： “河大粮荒暂获解决一一借到食米百石” 2月16日《苏州明报》报导了苏州当局为了河大的生存，动用新征积谷的无奈： “河大粮荒移借积谷－当局报省备查：朱代县长沈议长及积谷会主任王叔介，昨日联名电陈省政府云，因河南大学四千员生即将断炊，情势严重，经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暂借，在本年度征起积谷项下，拨借七天食粮糙米一百五十市石，仅电报请备查，至以后如何维持，并乞赐电示尊云。” 《苏报》1949年2月24日报导：“河大师生待救济县府会商无结果，教授会推派代表赴京拟晋谒李代总统请命：（本报讯）……该校教授会，目前曾推派代表马元材、蒋鉴璋、鲍宗文、孟昭勤、戴祥骥等赴京，拟晋谒李代总统请命，适李代总统离开首都，现正在京静待李代总统归来，面请解除河大数千师生饥饿。” 祸不单行，就在此刻河南大学以至苏州地区的大专院校再掀迁校风波（1）。南京教育部撤离南京到广州时，仍然不忘河南大学，通过个别谈话，动员接任姚从吾的三人领导小组郝象吾、马非百、张静吾带领河大再迁广州、台湾；还要动员一些河大教授跟随他们出走，这些事肯定波及到河南大学的稳定。但是，三人小组成员即便辞职了也照样拒绝南京教育部的一切邀请，留了下来。 不能否认的是，河南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时，三人领导小组也倾其全力为筹款、筹粮、复课等事项做了大量的工作。继1948年10月河南大学复课的寒假后，《苏报》1949年3月3日以“河大将正式上课_____东吴附中赠款十万余，该校决定作购药之需”为标题报道：“（本报讯）河南大学饥饿威胁，业告解除，教育部於日前已将二、三月两月份经费公费，按七十五倍标准如数汇拨该校，被困匝月之河大师生，始获喘息机会。前昨两日起，校方已将公费分发各生具领，并于一日起开始各院系学生选读课程注册，除工院机械系中同学要求讲师提前於一日上课外，其他各系定五日正式上课。 ……经校行政会议决，将东吴送款交医务室作购药之用。” 以上资料都说明，三人领导小组的郝象吾、张静吾、马非百，在筹款、筹粮，主持河南大学复课等一系列工作中，作为河南大学的中流砥柱，功不可没。 ………… （1）据《关于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后的几个有关情况》中记载：“1948年年底河大出现再迁校之风甚盛，河大要不要再迁校，几乎成为日常谈话讨论的中心。各院都为此发生过辩论，文学院曾以全院学生签名表态的方式，征求对迁校的意见，签名结果95%以上同学反对再迁校。也有个别同学主张迁校广州、桂林的，还有提出要迁到旧金山，实际上这是反对迁校的另一种表现。终于以各抒己见的民主辩论，自由表态的方式，平息了再迁校的风潮。” “党支部研究决定，学生自治会应采取积极态度，改组学校领导班子，建立民主的领导机构。”＿＿“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记载 二、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诞生 以教务长郝象吾为首的三人领导小组暂时离任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中记载：“学生自治会请示地下党组织后，又由学生自治会出面邀请教授会、职员会、工友会负责人员，共同协商研讨校方三人领导小组辞职后的校政领导问题。经多次协商，并逐步扩大协商对象，推举有进步倾向的教授职员组成了七人‘校务维持委员会’，学生自治会主席也作为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班子。自此，校务维持委员会取代了三人领导小组，统管全校的行政事务。 这样一来，河南大学的学校行政领导权力也实际上处于地下党的影响指导之下。这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进步学生进行合法斗争的信心。校务委员会得到全校大多数师生的热烈支持，他们在河南大学回归开封之前，进行了认真积极的工作。” 据苏州老校友提供的书面资料记述：“事情点燃爆发，三人领导小组辞职，自治会又宣布他们不要再回来，各走极端搞成僵局，怎么办呢？这时才意识到自治会闯祸了！一方面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一突发事件。在地下党的领导与支持下，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等出面即与教授会、职员会、工友会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商讨如何应对‘三人小组’辞职这一突发事件。同时党支部与苏州学工委书记（为迎接解放，上海学工委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将其领导的关系都转交苏州地方学工委领导）反覆调查研究后，通过大小十几次各种类型的会议，与不同对象切磋商讨，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最后决定在河大院系领导层中,排队选择。由于在当时的形势下，推选什么样的领导人，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之广大师生都很积极，大家一致表示要推荐出最可靠的人选组成领导班子。 记得，当时党组织指示：‘河南大学不能在苏州解散，更不能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马上过长江的胜利时刻。选出进步教授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维持河大等待解放’。 自治会主席刘士燮出面，首先访问了教授会会长蒋镜湖，再寻求职员会会长杨震华、工友会会长（名字不记得了）的帮助，征求他们挽救危局的意见，请他们提出重组学校行政领导班子的方案，地下党组织也通过各种渠道吸收意见。最后一致认为应在学校原领导层中排队挑选，即要有较高威信，又要在业务上有些权威，工作活动能力强，作风正派，能站在大多数师生的立场，愿为大家办事的人来担任。这样排队的结果，认为法学院长方镇中、工学院长郭暄是最佳人选担任正副主任，农学院长王鸣岐也比较有威望应参加委员会，理学院、医学院的入选者，事隔多年忘了名字，由于对文学院长张邃清有较大的争议，结果是文学院人选由该院教授杨震华代表文学院入选。这样结果，产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领导班子的成员，主要还是以各院院长为主体组成的。”（见附录：附录：难忘的怀念＿＿郭暄教授的回信及其它） 人心是秤，全校的教职员工们一旦有了民主选举校委会的权利，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选谁！不选谁！3200余师生员工心如明镜。 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河南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届由民主举荐的校务维持委员会。 校务维持委员会组成： 主任委员：方镇中（法学院代理院长） 副主任委员：郭暄（工学院院长） 常务委员：杨震华（文学院教授、职员会会长） 委员：王鸣岐（农学院院长） 委员：理学院（待补） 委员：农学院（待补） 委员：严凯之（即严恺，水利工程系主任）。 又据方镇中1957年交待材料“自传”中记述：“在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士燮、秘书江丙寅、杨泽海几人的推动下，由教、职、工、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从教授中选出十一人成立维持会，我和郭少海（即郭暄）、杨震华三人当选十一名委员中的常务委员，负责维持学校。” 方镇中所指的十一人成立维持会，据知情的老校友分析，大概是指除由七位教授组成校务维持委员会外，还有四名参加维持委员会工作的职工、学生代表。 苏州老校友提供的书面回忆，也记载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就职的盛况：“校委会选出后，在怡园（校本部）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记得那天春光明媚，正是江南三月初春时，怡园校部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赵兰坤、靳宝侠、沈景珠、韩兆霞等几位女同学向委员献花祝贺，然后由方镇中主任简要致词后，学生自治会的同学陪同当选委员进驻怡园校长办公室（见怡园照片），正式就职开始工作。” 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诞生，是河南大学民主运动继撤销训导处、罢免训导长、瘫痪国民党河大区党部后的第二项重大措施。 …… 附录：难忘的怀念＿＿郭暄教授的回信及其它 西峰侄女： ………… 我1946年到南京水力部当视察工程师，听说老同学阎振兴是水力部技正，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处长，兼河南大学新立的工学院院长；1947年秋阎振兴学长向河大校长姚从吾推见（荐）我去河大当工学院长兼教授。我回到开封，到河大工作。 1948年春开封被解放军攻下，不久又撤退，国军入城。约七、八月间，河大总务长借军用汽车，送人到商邱，再坐火车到南京与苏州，我到苏州住在肖家巷某号（与农学院院长王鸣岐同住一院），住家附近是工学院的学生们住处。 ……我在河大1947年秋到1952年秋只有5年，当时是个青年人，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1953我在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当教授兼水港系主任，入中国民盟。 ……1985年秋，河南大学又成立大学（笔者：大概指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我和农学院王（鸣岐）院长（上海复旦大学学教授）都去开封庆祝……方老先生在开封与苏州的情况，几年来在河大开会说过几次，你父亲和我在苏州办河大的事情，我的侄女婿王汉澜是河大毕业，我想王汉澜教授对方老先生熟悉，你父亲的事尽可能由王汉澜教授办理。 即祝 健康全家安福 郭暄1998年7月15 郭暄的回信很中肯，也很谨慎。在苏州的校务维持委员会选举中有当选的就有落选的，世情险恶，多年后郭暄依然低调。1949年后，方镇中遭陷害，铁塔校园当权者一直颠倒方镇中身份，封锁了河大南迁苏州和出任校务维持委员会主任方镇中的历史真相，以致多年来让人讳莫如深。但是，郭暄、王鸣岐在苏州和方镇中患难与共的友情依然难忘，而且在1985年后，将“方老先生在开封与苏州的情况，几年来在河大开会说过几次”。遗憾的是1998年郭暄前辈年事已高，不久就逝世了。在经历了那么多坎坷后，郭暄在晚年还能够留下“你父亲和我在苏州办河大的事情”的这份情谊就足够了。 从郭暄前辈的信中，也隐约感受出当年河大在错综复杂的选举形势下，郭暄对自己当时政治身份的解释（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证实了方镇中、郭暄当选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的最基本的身份，均为无党派人士。在1947年国民党“染缸政策”在河大甚嚣尘上时，方镇中、郭暄以及其他委员像杨震华等都是坚决不在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登记国民党身份的独立知识分子。 沧海桑田，苏州的国立河南大学的旧事，纵然在三十六年后原校委会副主任郭暄、委员王鸣岐依然往事依稀、历历在目，发出的这一声凄厉的叹息！留下了对国立河南大学和方镇中的深切怀念和郁郁不平。 是的，这不仅是郭暄、王鸣岐最后的无奈，也是每一个经历了河大这段惨烈历史的人，无论是逝去的、还是健在的，甚至于在老河大人的下一代之中，对河南大学的命运、回归校园学人们的命运，不仅难以忘怀，而且谁又会知道在他们心灵的深处留下多少斑斑伤痕。 …… 访学生自治会1948年前服务部长李耀乾 方镇中在1957年交代材料中写道：“1949年初，学生绝粮，学校推我和李宏斋以及学生会服务部长李耀乾去镇江向伪江苏省政府借粮，见了伪粮政处长何玉书一次。” 2003年5月，笔者找到了当年和父亲一起去镇江借粮的河大外语系学生李耀乾先生（1）。1948年秋，他作为外语系代表，被河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俊兴聘为学生自治会服务部长。据李耀乾回忆：“当年在战乱中筹粮是相当艰难的，1948年底年关逼近，2600余名学生断粮，事情非同小可，大家一筹莫展，学生自治会派我和应变委员会推举的方镇中教授、李宏斋等一行，四处活动找关系。最初在上海复旦大学李建吾教授（聘到河大外语系教英文沙士比亚戏剧）帮助下赴上海，住在四川路河南旅馆，接着又赴南京，借粮均未成功。最后到镇江，找到了曾和方镇中先生有同期留法关系，时任省粮政处长的何玉书先生，才算有所着落，成功地向江苏省政府借到了粮食，为近5000名师生员工及其家属缓解了一段粮荒。” 李耀乾无限感慨的回忆了这段难以忘怀的往事时还谈到：“那次在战乱中借粮的行程是非常艰苦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当时谣言四起，不知战火何时到来，在人生地不熟的境况下，早春的江南天气寒冷，从上海到南京又到镇江，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足足跑了十多天。要不是抱定为几千嗷嗷待哺的河大父老兄弟，借粮吃饭的决心，谁会在这个时候铤而走险。幸运的是这次借粮成功”。 …… （1）李耀乾先生现为郑州财经学院离休教授。 要稳定河南大学的局面，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就必须顺应民意。 三、民意不可违 ——撤销训导处瘫痪国民党河大区党部 要稳定河南大学的局面，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就必须顺应民意。1949年3月初，在学生自治会的主导下和全校师生一起改革校政，一举铲除了1939年建立于河大校园的“训导处”、罢黜了训导长，瘫痪了国民党河大区党部，极大打击了把持了多年的河大国民党团伙势力，为即将诞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扫清道路。 1939年，国民党三民主义党化教育进入大学，设立了训导处和国民党河南大学直属区党部。河南大学训导处不仅成为一长三处（校长、训导、教务、总务）的重要机构，而且和国民党河大直属区党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校长姚从吾从北大带来马非百教授为训导长，但是这并非马非百本意，况且他于1948年8月就辞职了。 1948年8月27日《苏州日报》在标题“河大校址就绪，积极筹备复课”的报导中披露：“训导长马非百先生以积劳染疾请求辞职，校方决予慰留，准给假休养，并经第五次学校行政会议决议，由教育系主任兼师范生管训部主任的王凤岗先生（1）代训导长……又息王氏已于二十六日（1948年8月）赴京（南京）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第五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但是，笔者在《河南大学校史》上，也没有查到有关任命王凤岗为教育系主任资料；在苏州档案馆提供的教职工的登记名册上，没有显示王凤岗是文学院教育系主任。这只能说明1948年8月第五次学校行政会议的决定，并不是当时身在南京的姚从吾校长所代表校方的意图。并据有关知情人披露，当时姚从吾的两个秘书田雨三、李力民均为共产党地下党员。 《苏报》1949年3月10日报导：“（本报讯）河南大学为改革机构，已将训导处撤销，正式成立学生自治辅导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学生自治会主席为常务委员，由党玉峰任主任委员。七日下午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会章，并决定在各院设分会，由院长任常委，院代表及教授为委员，负责辅导全院事务。” 撤销训导处，罢免训导长，无疑是打击、分化了国民党河大区党部的反动势力，是河南大学民主势力的一次胜利。与此同时，学生自治会没有忘记1947年“五•二八”大逮捕中受牵连被开除的学生，曾促使河大做出对这些同学网开一面，允许恢复学籍的决定。 3月14日《苏报》报道了这个消息：“河大退休同学已可恢复学籍_____河大三十六年（指1947年）度因嫌疑被勒令退休之学生（包括除名、退学、休学等）郝代校长（即郝象吾教务长）已允恢复学籍，本学期、下学期，均可赴校报到，继续学业”。 不能不提的是，担当多年教务长的郝象吾教授是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培养的留美博士，在学术上、个人威望上享有较高地位（下篇有述），在关键时刻也是站在学生立场的。 学生自治会的建立，众望所归。河大师生员工看到了民主选举的力量，这股公开、透明的正气，一扫河南大学过去不公开、不透明，帮派体系明争暗斗的邪气。在公正、正义的感召力下，呈现全校空前团结的局面。 同时，学生自治会根据全校教职员工的意见，要求三人领导小组公开校财政不是一日之积愤了。河大的中下层教职工生，对依靠国民党地方政治势力红得发紫的上层权贵，不顾廉耻捞取利益心怀不满，存有芥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当年助教宋景昌在苏州赋诗所发抒心中多年的郁闷。 苏州居二首之一（2） 一从随校到苏州 百事违心意不平 懒看枫桥霜叶色 烦听山寺夜钟声 忍饥无奈薪金薄 受气都缘职位轻 万缕愁丝难入寐 披衣苦坐到天明 宋景昌诗中的“百事违心意不平”立刻引起笔者深深的共鸣。记得1958年方镇中被开除公职法办时，已经将我们全家六口人撵到家属院一间8平米左右的杂物间，铁塔校园当权者还要派员，隔三岔五来逼迫我家“扫地出门”，此时方镇中告诉：“我要钱没有钱，要房子没有房子，我们往哪里搬，我们就死在这里吧！”，听了这番犹如天塌下来的话，16岁的我不想死，就离家出逃了。 当人濒临绝境，全家断炊、母亲有病只能等死的“万缕愁丝难入寐”时，对“钱”的问题就会想的很多。笔者从同学（河大子弟）中知道一些河大人的“家”事，多年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都是河大教授，有些人1949年前有钱有势、家有几进院的豪宅（当时的标准）、甚至几处宅子；1949年后，他们更是飞黄腾达，不仅拿大钱、住公房，还能“当”私房、“敛”钱财；竟然还听说有人的大宅子被政府没收后，铁塔校园竟然出钱给没收房产者赔偿损失。他们究竟有什么过人的学识和本事？为什么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方镇中等一些人，不是也一直为河大竭力尽忠，却会如此艰难、无论如何都难以存身、没有活路。 是的，从少年时代就得自己一分一厘地挣钱养家的笔者，一生一世都有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不是被吹捧为革命者、口口声声要对别人“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背地里却是房产主，莫非铁塔校园是他们“家”开的学校，是他们家的私有财产，他们在铁塔校园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毫无疑问，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对经济问题就格外敏感，竟然查到两份有关资料（3）： 其一，“国立河南大学主管人员及部分主管人员特别办公费数额表（35人次，三四年度即1945年度）”特别办公费校长10000元/年、院长以上5000元/年、系主任3000元/年； 其二，“国立河南大学三十四年（即1945年）元月至六月份教员乙种奖助金收据册”（13人次）发放金额共达131300元。乙种奖助金分三等400元/月、300元/月、200元/月。 这两项不同的费用，一项是发给部门主管人员的“特别办公费”；另一项“教员乙种奖助金”，顾名思义是奖励、补助一般教职人员中工作量大、工作有成绩、工资低、人口多的，可是这项甚至于高于副教授薪金的补助费，一般教职员工是拿不到的。 像院长级薪金600元/月、特别办公费416元/月（5000元/年）的文学院院长还要拿400元/月的最高乙种奖助金，月入竟达1416元、三倍半于一般教授的400元/月薪金，经济地位之高令人嘬舌。 据笔者按薪金元/月、特别办公费元/月、教员乙种奖助金元/月三项收入统计，1945年上半年院系负责人的月收入情况如下： 第一等（1人）文学院院长：1416元/月（三项总收入） 第二等（1人）教务长：1216元/月（三项总收入） 第三等（5人）训导长：1016元/月（两项总收入） 总务美：1016元/月（两项总收入） 另，理学院长、农学院长、医学院长三人均为1016元/月。 第四等（系主任若干）文学院最高为文史系主任：830元/月（薪金580元/月、特别办公费3000元/年平均250元/月，两项总收入）其他系主任为790元/月、770元/月等。 （以上签名、盖章领取的薪金、特别办公费、教员乙种奖助金均有据可查。其中，不包括应“党政机关”之约去讲课，赚取的讲课费。） 据笔者查阅，系主任一级薪金520～540元/月，一般教授400元/月左右，副教授300～350元/月，讲师、助教200～300元左右，有些有小头衔的职员200～300元/月左右。 笔者2005年访问张长弓教授的儿子张檿弓时，张檿弓曾经复信写道：“1945年下半年随河大在宝鸡期间，张长弓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当时是随校流徙的第四年，家中早已一贫如洗。妻子和六个孩子须赡养，两岁的幼子患重病须医疗（1947年夭亡），新野老家年迈双亲（农民）须接济。当年夏，无奈之下，他被迫将10岁的次子、7岁的三子送进一所战时难童的教养院。在这样恶劣的的条件下，张长弓仍坚持教学与研究。当时正撰写《文学新论》，随校返汴不久即完稿（1946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6年，南京教育部颁聘书，晋升张长弓为教授”。 一个10岁、一个7岁的两个幼童在宝鸡的难童教养院干什么，据弟弟张檿弓回忆：“作童工时，记得几个孩子一人一条绳子拉一个大石磙子……每天两顿饭，两个黑窝头一碗白菜汤”。 多年后，哥哥张一弓（4）在他的作品《远去的驿站》中念念不忘：“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圈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饭。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着弟弟的士气。” 谁心里都明白，那些靠真才实学吃饭的清贫教员，像当时张长弓在抗日战争的潭头，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河南民间文化遗产而写出的《鼓子曲言、题记》等至今流传于世。他在重病期间编写的大学国文教材，一直在台湾各大学延用多年。河大名扬海外是靠一批专著成学、呕心沥血的河大学人们成就的啊！ 从以上的情况，看不出河南大学上层的“师表”们，有丝毫忧国忧民的情感，有丝毫互助友爱、济贫扶弱的品德，有的只是他们在哀鸿遍野的河南首府汴梁城置办深宅大院的财力。这就不难对照河大爱国、进步教授范文澜先生将全部积蓄400元捐给抗日杂志《风雨月刊》，并投奔抗日游击队的实际行动了！ 从中可以看出，在河大没有政治靠山、拖家带口的小人物生活的艰辛程度了。在国难当头，前方抗日将士流血牺牲、老百姓流离失所、河南大学下层教职工民不聊生时，上层肥的流油的大“教授”中，竟还要高唱“济济多士，风雨一堂”！奇闻也。 是的，3200余师生员工拒绝直接由六院院长组成维持委员会，而要通过民主举荐推出“最可靠的人选组成领导班子”。为什么？无非是由于河大中下层人士，对依靠国民党地方政治势力而红得发紫的上层权贵不顾廉耻地捞取利益，心怀不满，存有芥蒂。 因此，河大第一权贵文学院院长在苏州的落选也就自然顺理成章了。当然，还有训导长、总务长等也都一一落选了。 啥叫民意？可不是以讹传讹编造的“瞎”话！ …… （1）王凤岗（1901～1977年），河南西平人。1917年考入预校。留学菲律宾、美国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前后任教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1945年回河大任教育系、外语系教授。 （2）200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宋景昌诗文集》 （3）该资料来自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五、案卷号2659》 （4）指张长弓先生的另一个儿子河南省著名作家张一弓，其代表作为，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丛书《远去的驿站》 …… 光明正大、顺应民意，给河南大学带来了空前民主、团结、和谐的局面。 四、开创河南大学民主治校的先河 “学生自治”和“教授治校”两大支柱的团结协作，开创了河南大学“民主治校”的先河。在没有校长的日子里，校务维持委员会就是河南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是真正意义上公开、民主的“教授治校”。 其一，学生自治会和校务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互相信任、分工合作的关系。据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回忆：“校委会成立后，学校的教学业务与行政管理、经费筹措完全由校委会负责，他们也很主动全面抓起了工作。自治会作为学生群众组织，是在校委会领导下开展活动的，偶尔向校方了解些情况或提些建议，但我们坚决支持校委会工作，绝不干涉校政。 另外当时形势变化很快，校内外各项工作十分繁杂，学生自治会主要担当起学生方面工作和准备迎接苏州解放的各项工作，尤其是到了4月中旬解放前夕，学生自治会以‘应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担起了更为繁重的应变工作，如保护学校的人员人身安全、保护校产、筹粮、组织医疗救护队……总之，应变的各项具体工作虽然由学生自治会负责，但是和校委会配合默契。譬如，为了储粮应变，我和会计主任王庸代表学校多方接洽联系以应变委员会名义，在苏州乐乡饭店购买了三百担大米，由各院应变分会，分发到师生手中。” 据笔者了解，地下党派党员、学生自治会秘书长杨泽海担任应变委员会交际股股长，参与该会的主要领导工作。 《河南大学在苏州的民主运动述略》记载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情况：“1949年，为了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同时防止敌人失败前的挣扎和破坏，苏州地下党指示各校储粮应变，护厂护校，攻心策反，迎接解放。这时，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原班子便以‘应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发动全校师生投入护校应变工作，各学院由院代表负责组成应变分会和护校队。学校的地下党员、地下学联成员，带动全校各学院及附属机构的积极分子，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共同认真分析了情况，制定了严密的应变措施，准备了木棒、铁棍等简单武器，按班级或住地轮流值班，执勤，站岗。对要害部门的财产设备保卫更为严密，如图书仪器、机器设备、钱粮财物、附属医院、附属工厂、电话通讯线路，都分工指定专人保护，轮流值班。这一时期的任务很明确，一是防备国民党反动派在失败逃跑前狗急跳墙，实施大逮捕和屠杀等迫害活动；二是防备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借机窃盗；三是搞储粮备战，防备战争可能带来的粮荒，学生自治会派人和校方联合以应变委员会名义在苏州乐乡饭店购买了三百多担大米，分存各学院应变分会，由伙食团发给个人保管，同时每人还发放一个月的伙食费（每人六七枚银元或数人一根金条）；四是准备战伤救护，成立学校救护队，由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何思惠负责组成；第五是普遍组织安排了迎接解放的具体工作，编练秧歌舞、教唱革命歌曲，准备迎接解放的标语口号。 ……国民党反动派在撤退台湾前，强令各单位成立的‘应变委员会’，是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反共措施。当时地下党为了保护进步师生的人身安全，考虑公开活动方便和有利于开展工作，决定接过这个组织，使‘应变委员会’为我所用。1948年11月河大学生自治会的原班子以‘应变委员会’的名义，出面开展师生共同参加的护产护校，组织救护队及全校性的应变活动。” 与此同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也为学生自治会营造了一个自由、宽松，没有后顾之忧的社会活动环境。使得青年学生积极投入到苏州地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去。 其二，公开校务，财务交底、分配透明使师生员工共度难关有了保障。 笔者曾经听方镇中讲过：“校务会上台后，首先清理了学校全部账目，向全校师生进行财务交底。为了安定民心，就在苏州解放的前夕，把河大库存现有的金条、银元全部清理出来，听取全体师生员工的意见，制定合理、公平分配办法。在当时战事未卜的紧急状态、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国民党操纵金圆券狂跌的民不聊生的乱象中，为使全校师生不再为眼前的每日三餐而忧，把金条、银元作为生活费发到每个学生和教职工手中。” 笔者在访问多位当事人时，谈到对校委会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大家吃饭问题，当时每位学生领到六、七枚银元或数人一根金条，大家有了不贬值的吃饭钱，稳定了学校的局势，校委会一上台就切实做到了为全校师生员工着想，稳定了学校局势。 其三，建立有条不紊的工作制度。在1949年3月3日前后如期开学的同时，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调动全校师生积极性，营造了为河南大学的生存而同舟共济的局面。 1949年3月11日《苏报》及时报导：“怡园（河大总部、校务维持委员会办公地址）内焕然一新，各壁报分划专栏，并新辟阅览室，有本市、上海各种报章、杂志，堪称‘春象’”。 以上“春象”除了校务维持委员会建立有条不紊的工作制度，民主治校之外，离不开姚从吾及其秘书吴相湘前后的努力，也离不开三人领导小组1949年2月辞职前为河大奔波的辛劳；还不能不提的是，河大在苏州时期，教授会会长蒋鉴璋在组织教授会支持校长、三人领导小组、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为学校复课、校委会的推选以及多次选派教授代表为学校筹集经费和粮食诸方面均做了工作；总务长党玉峰对3200余师生员工到苏州后的教学以及吃、住的全面安排，可以说功不可没。在苏州解放前夕撤销河大训导处的问题上，如上节所述党玉峰是给学生自治会补台的；为学校筹款筹粮也是积极的，正如《苏报》1949年3月8日第二版报道：“前总务长党玉峰，曾亲自访自治会主席，据称：河大员生工警之生活问题，已全部解决，保证三个月内或五个月内绝无任何恐慌，并嘱转各同学安心学习。”根据以上情况，说明党玉峰一心靠近新当选的学生自治会，愿意继续为学校效力，也曾经积极为学校工作，是河大历史上不应忘记的。 校务维持委员会进驻怡园校部办公后，除正副主任和杨震华三位常驻怡园校部办公外，其他委员每天下午三时在怡园校部集中或召集各类有关会议，办理各项校务。 正如1949年4月20日《苏报》报导的：“河大六院五会三处之临时校政维持委员会已正式成立，规定每天下午三时，齐集校长室联合办理各项事宜。” 据笔者回忆，方镇中在谈及校委会工作时曾说过：“几个教授是办不了事的，校委会的委员中有学生自治会、职员会、工友会的委员，代表各个方面参加工作。校委会在怡园校部主持河大日常工作的就是带领河大返回开封的三位常委（即方镇中、郭暄、杨震华），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部研究工作，或召开委员会或扩大会议，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总务、财务等项工作都有管理人员直截参与工作，解决问题。因此，校务工作才能有条不紊，师生们对维持会颇为满意。 当时三个驻会常委分工明确，一人主外、一人主内，我负责协调。不管大事、小事一律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几乎每天都有事要研究。”譬如方镇中曾提到：“主外的副主任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人（指郭暄），为人热情、平易近人，对外联系很有办法，深受学生的拥护。此人在美国学会开汽车，在苏州可派上了大用场，河大运器材、图书回开封时，他不仅调配各系、组织员工学生清查校产认真负责，而且从不辞辛苦打包、装卸、开车样样亲自动手，江南的夏天不是日头就是雨，他浑身晒的黧黑，风雨无阻。” 杨震华像1寸见方 这里还必须要说的是，对于一起在校委会工作的杨震华，方镇中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是`同期留法的河南学子，青年时代就在巴黎河南同乡******************* 会相遇（杨毕业于北大法文系于1921～1931年公费留法，方镇中1926～******************** 1932年留法）。虽然他俩人都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习性，来往不多，******************* 可1949年后是同住一条街的近邻，方镇中不仅对他的为人，甚至其家事都十分清楚。方镇中曾和夫人谈论：“杨震华是典型的河南人，忠厚的不能再忠厚，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了。”是的，杨震华一生从教，无党无派、忠诚厚道、温和善良，同时在苏州他是河大职员会会长，深受职员、工友们的拥戴，在苏州得以闪光，从文学院脱颖而出，成为河大师生最信赖的人之一。从方镇中的只言片语中，笔者想象的到杨震华先生一定是带领职员会的总务、会计、注册众部下勤奋、踏实的作了大量行政、后勤工作。 其四，全面开放舆论。 据当时法学院经济系讲师朱锜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1994年离休）发表在《河南大学校友通讯》上“在苏州河南大学的日子里”的文章，对苏州解放前夕法学院有一段回忆：“课堂教学以外，河南大学法学院与其他学院类似，民主风气，政治氛围，读书兴趣显得更加浓厚，热情奔放。 那时候，有歌咏队，秧歌队，剧团，油印小报，还有自发组织起来的读书会、学习小组等，每天绝不是八小时所能容纳，消化得了的。 歌咏队组织同学们练唱带有革命气味的进步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意志。秧歌队组织进步同学练习解放区流行的秧歌舞，为迎接解放军入城仪式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剧团则动员了全校力量，上演了著名的话剧‘北京人’。 油印小报则如雨后春笋，充分调动了广大师生的革命激情。它们纷纷表示自己渴望解放的心情，交流各自阅读进步书刊的体会，有的还传播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新华社消息’。 至于读书会、学习小组，则是在地下党、进步同学的组织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利用课外时间交流心得体会。例如，经济系同学就学习沈志远先生的《新经济学大纲》，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甚至《资本论》等。 法学院同学与社会教育学院同学还组织过‘营火晚会’，联络革命友谊……” 当时在笔者的记忆中，父亲每天回家时，欣喜之情都难以言表，可以说那时整个河南大学都完全沉浸在盼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诞生的气氛中。 从以上情况来看，开放舆论，全校上下自由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公开传播解放大军过长江的胜利消息，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大唱解放区歌曲，他们和全校师生共同打造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校园气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追求真知、研究学术、组织交流、开展各种活动的生动活泼局面。 校务维持委员会的诞生，结束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这是河南大学师生员工的集体杰作。他们切实做到了“民主治校”，共同开创了河大公正、透明、民主、自由、平等的同舟共济和谐局面，稳定了学校大局，保障了河大的完整，渡过了在苏州濒临解散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河大历史重大变革的一九四九年的初春，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使河大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即便这是短暂的一颗流星、一个闪电，也留下了二十世纪高等教育的一曲“绝”响! ………… “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坦荡荡的君子不渔利、不失义，于“情”于“理”全盘皆赢也！ 五、民主治校的“三赢”局面 河大老前辈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记述了曾任北大校长多年的蒋梦麟对他说的一段话：“后来蒋梦麟对我说，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吴南轩(1)的失败，说明了这个规律，他就是在教授会和学生会的联合反对之下而失败的。” 在苏州阶段河大的这三种势力却不然，可谓是三派皆“赢”。尽管校长姚从吾抱病辞职、三人小组在无奈中解散，然而确无输家！为什么？ 首先，河大面临着的是一个变化年代，一个旧政权即将崩溃、新政权即将建立的非常时期。在河南大学发生的一系列经济矛盾、政治事件中，校长（三人领导小组）、教授（校务维持委员会）、学生（学生自治会）在摩擦、矛盾之中，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坚固支撑点，即保护河南大学不乱、不散的相对完整。 其一，作为学校领导层的校长和三人领导小组在和学生的摩擦与误解中，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没有一个人勾结反动势力镇压河大师生的民主进步运动，没有伤害一个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师生，均能以君子风范化解矛盾，维护了河大的稳定。 谁都清楚汤恩伯（抗日战争时，汤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河南叶县）在河南树大根深。他在叶县办边区学院时，老河大一些教授就是是汤恩伯的座上宾。 当时汤恩伯就任京沪警备总司令，掌控着沪宁杭军政大权。1949年3月10日《苏报》以汤恩伯昨晨返沪为标题报导：“（本报讯）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氏，昨日由沪乘车抵苏转虞赴锡去常参加第一绥靖区治安警备会议后，业於昨晨十一时自常乘车经苏赴沪。”紧接着1949年3月11《苏报》又报道了“苏省党政机关由汤恩伯指挥”的消息。 是的，老河大他们中间有和汤恩伯打过交道、共过事的。如果要动用反对军警对付学生，给汤恩伯打个招呼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何况，国民党反动派在1949年败退台湾前，已经一手策划了南京“四•一”血案。迁徙异乡的河南大学，学生运动迭起、民主声浪高涨，发生在校园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矛盾的引爆点，一个电话、几句谗言便可能引狼入室，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学生和同仁。那时，即使借故“杀一警百”毁掉一些青年学生、教工……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能奈何了他呢？ 然而，他们没有！姚从吾和三人小组成员均没有。即便是姚从吾的秘书吴相湘等头面人物也都没有和政治势力有所勾结。这就可谓一赢也，校长、领导层的赢！ 再有，蒋梦麟说这段话时的背景、对象也与河大情况不同。姚从吾和他委托的三人小组成员绝非才疏学浅的无名之辈，他们个个有真才实学，离开河大自由流动的境遇会更好。事实可鉴，姚从吾、郝象吾、马非百离开河大后全部从教，没有一位在朝谋官，而且大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其二，河南大学绝大多数教授完全视保护学校、保护学生为己任。在校长、三人小组领导时，他们全力协助学校复课，筹集经费、粮食，和学校唇齿相依度过难关；在校长、三人小组和学生产生矛盾、群龙无首时，他们奋起作学生坚强的后盾，义不容辞挑起维持学校稳定和完整的重担，形成以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两大支柱支撑河南大学的局面。 而且，其中不少专家、学者完全有条件另栖高枝，他们却痴痴眷恋着故土，不肯离去。从苏州赴台的教授寥寥无几，河大与众不同之处，虽然属南京教育部迁校之列，可并没有在台湾复校；而且在校长出走，断绝一切经费甚至于生计时，身在异乡的河大还能临危不乱、不散，完整地北归家园。 其三，河南大学培养的学生是综合大学通才教育的结晶。他们在苏州时期的所作所为是否达到现代大学教育之目的，还是先听听大师们的教诲。 梅贻琦校长1941年4月在《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指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北大校长蔡元培1918年11月10日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云：“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 广西大学校长雷沛鸿1946年11月在《教育导报》一卷九期发表的《什么是构成大学“大”的要素》中，开门见山指出：“在此地，我要指出三点，就是与民众结合、自由思考和科学方法。” 根据以上大师们的论述，纵观河大学子的表现，后人自会衡量他们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从而得到一种启发。可惜，他们后来在学术上没有机会深造。 同时，1948～1949年间，河大名师济济，一代河大学子在学术的殿堂中如履春风，亲耳聆听了冯友兰、钱穆、顾颉刚、郭绍虞、蒋思聪等大师的演讲、讲学，造就了泱泱中原学子的识见和气度。他们的独立精神和思考能力“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使其在危难中能够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以民主、公正、光明磊落的风范不仅掌握了学校的大局，也按自己意愿选择了自己的前途。 综上所述，河南大学有一批忠诚于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有真才实学、有识见的教授（其中不乏名师）。他们自身就具备中原人文素质的底蕴，培养出了一大批思想独立、追求民主、有社会责任感、有团体意识的优秀青年学生。因此，三派势力自始至终没有形成对立关系的“窝里斗”，而且还能依靠本身的协调能力，使各种势力均采取不同程度妥协。这样，三种势力反而如同三角形框架构成的三足鼎立的稳固态势，使河大从纷乱中走向平和，在纷争中营造和谐。恰似：“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美，在能相济。”（2）在没有伤害一个教职员工生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从矛盾中求得共存，可谓是三派皆“赢”也。 因此，姚从吾、三人小组和带领河大师生返汴的校务维持委员会三常委，被当年河大师生誉为“走”为河大之稳定，“留”为河大之守士，从两个侧面体现了他们为河大尽忠的胸怀和情操。也许，这就是深厚的中原文化孕育出的一代河南之“士”的过人之处。是啊！“君复自爱，莫为非行。”坦荡荡的君子，不渔利、不失义，于“情”于“理”全盘皆赢也！ 也许是对“失败”的认知不同，在一座高等学府、文化的殿堂，作为校长和领导层的彻底失败莫过于利用政治权力或借用权势镇压学生，变本加厉残害学生和教授。毛泽东曾说过：“镇压青年学生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在这种“原罪”面前，人人平等，谁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事实可鉴，河南大学在苏州一年的民主事件中，校长、教授、学生在无政府的非常时期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可以说这三种势力在来去自由、理性竞争的民主基础上，均能识大体、顾大局，顺应民意，达到了有情有意的理性境界。姚从吾、郝象吾、马非白、张静吾和方镇中、郭暄、杨震华等的作为，不正是在于此！ 为此，一位河南老前辈认为中原是“士”文化的故乡。“士”讲诚信，重道义，光明磊落，讲究操守，忠实可靠；而苏州时期，校长、三人领导小组、校务维持委员会的成员应是中原“士”文化最好的写照，不愧于中原文化的传承，是支撑河南大学危局、民主治校的七“士”子。不过，笔者再与他商榷、斟酌时，他毫不客气的反问道：“莫非这七人之中也有应军阀政客之邀，开课去讲投机钻营之道的‘厚黑学’、专门研究政术的政客吗？”这真使我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至今我还没有发现这七位教授之中有心怀旁门左道、研究政术、结党营私、靠整人残害同类向上爬的劣迹。 老前辈认为，称不称他们为“民主治校七‘士’子，并不是为他们个人树碑立传，而是中原‘士’文化史不绝书”。 再深究之，中原文化教化出的学人除了情与理之外，还有一套严格做“人”的原则，那就是流传于中华民族上下两千年而不衰的孔夫子的教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规范了做人最为自然的应遵守的起码底线。“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人也”（3）的主张讲的是文明社会的人格与道德。建造公正廉明和谐社会，不啻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精神信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之魂。 不可否认的还有，在苏州河南大学脱离了根深蒂固的地方政治帮派、利益团伙的控制，没有第四种势力的介入，在江南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河大演绎出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的段子，是中原人文精神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一次大迸发，是河大知识群体五湖四海的大家风范一次集中表现。可以说在风雨飘摇中，校长、教授、学生同舟共济才得以支撑河大这艘航船渡过险滩、胜利返航，实属“胜局”！ 是的，当年在苏州来去自由的岁月中，原以为顺理成章不经意的事，即没有一个学生、一个教工、一个家眷遭受迫害和不测，竟成了老河大人“以人为本”的闪光点！真是历尽沧桑，蓦然回首才知“真”。 河南大学的苏州阶段，不正是实践完成了冯友兰前辈，在西南联大碑文中，所发抒的精神境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追求吗！ 当年冯友兰也曾应姚从吾之约，在他的陪同下亲临苏州给河大师生讲演。冯先生虽然没有完整地看到河大“故知”们演绎的这一幕，我相信他对于姚从吾的出走和发生在苏州的事情也会有耳闻。只是到了1949年以后，他已无暇像过去那样关怀河南大学了，否则他在《三松堂自序》中会另有所云的。 … （1）参考《三松堂自序》第77页。这段话是针对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教授会和南京教育部派去的校长吴南轩发生的矛盾，学生对吴南轩不满，站在教授会这一边。学生会通过驱逐吴南轩决议案。在这番较量中，吴南轩失败。他虽然已经进校，接了校长的权，但是不得不悄悄离开学校，回南京去了。 （2）出自（清）申涵煜《省心短语》 （3）出自（宋）林逋《省心录》 …… 姚从吾作为一个学者，经历这段在河南大学的纷争之后，选择了和傅斯年、胡适同路。 六、退避三舍的姚从吾 国立河南大学最后一任校长是姚从吾。 1946年11月28日（原国立河南大学校庆日），姚从吾只身从北京赴汴上任，第一次和河大师生见面。 和所有的河大走马灯似的校长一样，姚从吾到任前后，各种传言、诽谤接踵而至。深谙派系斗争、原文学院长的张邃青（1）在1964年“河南大学的片断回忆”中写道：“田伯苍（即河大1945年＿＿1946年校长田培林）和朱家骅（时任南京教育部长）是属一个小派系，不久他荣升了教育部次长。校长位置让与姚从吾。姚从吾是朱家骅的忠实奴仆，是田伯苍的小同乡。开封第一次解放后，他秉承朱、田意旨，把学校迁到苏州，妄图长期把持。 ……校长姚从吾决心逃往台湾，传出已得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同意，前往担任图书馆馆长。其他个别教授，表面故作镇静，实则也另有打算，如历史系教授钱穆（宾泗）3月间就向文学院提出，准备4月1日起请假到震旦大学短期讲学。我的意见是正在期中，5月1日以后比较好些。结果他得到了校长同意，4月初就离开苏州了。到4月下旬苏州解放，我才了解钱宾泗为什么必须4月初离开苏州。” 其中，张文中所谓“钱穆3月向文学院提出辞职，得到了校长同意”，就不符合事实。姚从吾校长1949年1月已经辞职离校，如何能在1949年3月还能批准钱穆离职？当时先后主持校务的明明是三人小组和校务维持委员会，张邃青不提、或不承认以上领导机构的存在，文学院张邃青就能凌驾于“三人小组”和“校务维持委员会”之上，就能隐瞒、改写河南大学在苏州的这段历史？难怪有一位研究中国高校史的学者，看到张邃青如此不负责的任意诽谤、辱骂他人的资料时惊叹：“幸亏钱穆离开了河大文学院，中国才会多了一个国学大师。” 至于姚从吾是否像张邃青文中臆造的“……小派系”、“……小同乡”、“忠实奴仆”，以及什么“让与”、“妄图长期把持”等妄言，深文巧诋。他的学生吴相湘在姚从吾逝世后的纪念文章《姚从吾尽瘁史学》中有一段最为贴切的描述：“从吾先生是最敬佩胡适之、傅孟真两位先生的。在胡、傅两位先生相继辞世以后，从吾先生为求振兴中国史学，曾不顾嫌怨，与恶势力奋斗，对於培植后进更是鞠躬尽瘁，临死不懈，当其辞世前两小时，即四月十五日（民国五十九年）上午十时许尚与商务印书馆顾问杨树人教授通电话询问台大学生一篇论文刊行的事。当杨教授告诉他：论文已经付排，他异常兴奋地笑了。而不到二小时，忽被他得意门生发现他坐在台大历史系研究室已因心脏衰竭而气息奄奄。这和适之先生死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傅孟真先生死在省议会议场，鼎足而三：为中国近代学术界留下鞠躬尽瘁的珍贵典型。”（摘自台湾出版的《近代人和事》113页）。 不能否认，1947年初的河大“五•二八”大逮捕是发生在姚从吾的任期内。但是也不能不说，这次逮捕学生的方式却和以往不同，反动当局不是通知校长后由军警来抓人，而是由“护校团”学生中反动骨干带领反动军警直接到河大学生宿舍抓走七、八十位进步学生。笔者在所能接触的两岸三地的报刊、图书中，没有调查到姚从吾和河南地方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勾结残害河大师生的事情。 姚从吾在河大的情况，赵俪生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在《我与俪生走过的路》中的回忆：“俪生初进河大，正逢教育部下文明令解聘经济系王毅斋、教育系陈仲凡两位进步教授之时，他俩均以煽动学生游行闹事等罪名，被扣上‘共党嫌疑’的帽子。其实当时真正在幕后领导学运的是刘鸿文、李淑英等，他们都安然无恙。”对于这一段文字记载，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煽动学生游行闹事”的原由是反对教育部批准田、姚校长将国立黄专合并于国立河大的举措。 姚从吾是否“妄图长期把持”？1946年底从南京来到河大任教的父亲，本不认识从北京到河大赴任的姚从吾，一个留德，一个留法；一个学历史，一个学法政。但是，笔者曾听父亲说：“姚先生本不愿到河大当校长，是在北京几个河大老校友劝说下，才勉强来的，来时连家眷都未带”。后来，我为此事访问了姚从吾的亲戚才证实了父亲的话，姚从吾确实不愿到河大，教育部下调令后，原通知他1946年9月1日前到河大赴任，可他拖了三个月才到任。 姚从吾究竟为什么不愿从北大到河大，曾有知情人披露“姚先生是个做学问的人”，事实亦如此，有几个校长能在河大做下去的。河大迁徙到苏州后，姚从吾在南京又迟迟不肯到苏州，他把工作交给郝象吾、马非白、张静吾以及吴相湘秘书等的做法，不就是为辞职做准备！看起来姚先生志在学问，并不留恋校长之职。 姚从吾作为一个学者，经历这段在河南大学的纷争之后，选择了和傅斯年、胡适同路。走，退避三舍，以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自由流动为原则，不拉帮、不把持、不恶斗，这也许是老北大办学精神的另一种形式了。 中原大地原是礼仪之邦，重道德讲情义。河南大学犹如中原文化近代历史的一枚活化石，在多元文化、五湖四海的氛围中，本是文人雅士研究学问，追求真知，实践道德，为人师表的大雅之堂。“尚诚朴，勤学问，重团结，养正气”，决不是一幅附庸风雅的装饰，而是融进文化人血液里的涵养。不过，一旦陷入政客、学阀当道的封闭、把持，近亲繁殖的泥潭，对一所大学来说，带来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文人讲名节，讲身后。姚从吾和河南大学在历史瞬间的碰撞中，不仅和河大的3200余名校友一起演绎了一出“民主治校”的故事，而且留下了一个学人的本分和治学之道的一个深刻的思索！ …… （1）张邃青（1893一1976年），河南太康人。1909年入中州公学，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后任开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1922年任开封第一中学校长，同年又任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8月，在张鸿烈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时，聘为文史系教授；1940年，在王广庆任校长时期，兼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主任，1941年10月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嵇文甫被军统特务戴笠逮捕（见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由张邃青接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随河南大学南迁苏州。1949年河南大学回归铁塔校园后，1949年10月出任正规院系设计委员会委员，后历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河南省史学会会长、开封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开封市副市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专著：1952年《史学月刊》“三国两晋南北朝”栏目一篇《诸葛亮是怎样受到崇拜的》，署名张邃青 1849年3月当选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的文学院杨震华教授 1949年8月，河大北归中原后进入“政治学习研究班”改造的外语系主任于赓虞教授 1949年3月当选国立河南大学校务维持会 副主任的工学院院长郭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