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刘同苏牧师访谈 上
按：本文经许可转载。作者为成都秋雨之福教会长老王怡。
本访谈篇幅较长，共15页，分成两部分转载。第一部分：牧师简介、从“师母”到牧师、工人的牧养和被牧养、家庭教会的定义与传承。第二部分：城市家庭教会的兴起、地方堂会是这个世界的希望、户外崇拜的意义、基督信仰的公共性、我们的古列王时代和“米兰敕令”。
注：关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公共话题的牧者、北美教会同工、弟兄姐妹欢迎加入基督徒公共聊天室（SKYPE群），深入讨论。我的SKYPE: dancingdoves 本论坛同网添加时，请注明：彩虹之约。
基督教是一种公共生活
——刘同苏牧师访谈
刘同苏简介
刘同苏牧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91 年，他应美国福特基金会邀请，赴耶鲁大学法学院从事欧美法哲学研究。法学院旁边就是耶大的神学院。他入住神学院宿舍，在那里接触到基督信仰。随后广泛阅读神学著作，开始自称基督徒。他认真研究了洗礼的性质和沿革，确定自己认同洗礼的合理性后，遂于1993 年受难日前夜受洗。同年，刘同苏放弃法学专业，就读耶鲁大学神学院。1994 年夏，刘同苏在耶大遇见老宣教士宾克汉姆先生，他在事后这样叙述，“我从他燃烧的生命中亲眼见到了活生生的耶稣基督，自此我的生命才全然改变”。
1995 年夏，他的妻子侯君丽在宣道会按牧，他配搭妻子，一起创建了新港华人宣道会。1997 年神学院毕业后，他也在宣道会被按立为牧师，先后创建并牧养过康州新港华人宣道会、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旧金山华人宣道会国语堂。2009年3月起，他在洛杉矶山景城华人教会担任主任牧师。
1997 年起，他曾任耶鲁大学神学院通讯研究员和宣道会神学院特邀研究员，现任《生命季刊》、《生命与信仰》、《举目》、《恩福》等刊物编委。刘牧师也极有文字事奉的恩赐和负担，在《海外校园》、《使者》、《生命季刊》、《教会》、《橄榄枝》、《蔚蓝色》等各种刊物上，发表诸多关乎神学、信仰与生命的文章。
刘同苏与妻子侯君丽均出生中共军队高干家庭，夫妻二人的蒙召信主和全职服侍，及夫妻二人同被按牧，成为华人教会一段特别的佳话。在大陆背景的北美华人牧师中，刘同苏以牧养大陆移民为主的教会，及对家庭教会的深切关注、长期陪伴、研究和对政教关系的神学反思闻名。他的法学和哲学背景，使他在思考家庭教会与政府关系、家庭教会的合法化、地方教会的建造与治理等时代性的议题与挑战上，成为普世华人教会中一位极具恩赐与负担的牧者。
在2003年-2009年大陆家庭教会“浮出水面”的历程中，他以大量的调查、评论、研究和现场的服侍，成为家庭教会公开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一个形成当中的、关乎教会的公共舆论界中，刘牧师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声音。他也因此成为一位新型的、教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2008年，他出版了论著《上帝与凯撒的疆界：献给新时期的中国家庭教会》。
在进入讲台事奉和教会牧养的过程中，我有幸认识刘同苏牧师。他也在我们教会短短几年的成长中，数次来成都参与对弟兄姊妹的教导和牧养。在他身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一位全然摆上的牧者榜样。2009年夏天，秋雨之福教会在逼迫中连续举行户外崇拜。他特别飞到成都，与我们同在。在我蒙召成为传道人的历程中，刘牧师在牧养职分与委身上之于我的影响，犹如当初宾克汉姆先生之于他的影响。在成都和旧金山，我有机会数度向他求教，并透过电邮往来，形成了这一篇访谈。就我们在时代异象上相同的看见和负担、及彼此生命中的交接而言，这是过于浓缩的篇幅，以至于我在文字上难以取舍。
从“师母”到牧师
王-怡：你的信主见证，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甚至津津乐道。不过还是请你试着换一个角度，就是与你后来的蒙召服侍、与你对家庭教会的负担和对时代异象的看见，特别有关联的部分，再简略谈谈。尤其是在全职事奉上，是怎么被太太拖下水的？
刘同苏：我过去是文化基督徒的典型。1988年读过四福音书。也被耶稣的事迹所震撼，但没有思考这与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1991年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个偶然的机会住在耶鲁神学院。神学院的校舍是耶鲁最美的地界。在一个小丘上，名叫科学山。物理系、生物系、林学院啊，都从山脚开始，只有神学院盘踞山顶。礼拜堂就在小丘的最高峰。这个建筑的象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领悟到。
我是军队干部子弟，潜意识里，除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外，还隐伏着红色出身的另一种优越感。并不是声色犬马的铺张，而是某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姿态。所以我的信仰动因，首先是救国救民。我最初的信，也基本上是读书的结果。甚至受洗的直接原因，也是读书读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我的信仰建立在思辩基础上。就是“我思，故我信”。我的自我期许是“哲学王”。当时的关注点，也是法律和政治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一到神学院，这种探究似乎有特定方向了。我和不少神学生谈过信仰。那时我正撰写一部关于非暴力不服从的书，我把耶稣作为“非暴力不服从”的最早案例来研究，也把圣经看了一遍。但这次重读圣经并没有更多收获。和神学生的交谈也不得要领。我要探索的，是人类的普遍原则和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他们说的往往限于个人和家庭生活，我觉得不对路。
那年夏天，我太太从国内来探亲。她倒很快和神学生们熟悉起来，还去了附近的教会。结果不久就信主了，还决定做牧师。第二年她进入耶鲁神学院，她是另一个故事。但在神的计划里，对她的安排就隐伏着对我的安排。
后来读田立克的《基督教思想史》，《信仰动力学》，《圣经宗教和探索终极实体》这几本书。影响我开始在理性上接受神了。我承认神是主宰。但以一种喻意释经的态度，把圣经看作一部人生指南。这时，我的信还完全是一种头脑里的观念活动。
王-怡：所以信仰只是脑力劳动，还不是体力劳动。所以教会对你也还没有意义。
刘同苏：我也没感到对教会的需要。我的借口就是施洗约翰。他既然独处旷野了几十年，可见教会就不是不可或缺的。到秋天，我又读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其它一些著作，像特托利安的“Tertullian Against Praxeas”，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维斯利的《论基督徒的完善》等。自以为搞清了三位一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等问题。后来因为我太太在神学院选了关于洗礼的课程。她常把要求阅读的书带回来要我读。我就对洗礼大感兴趣。在自以为懂得洗礼的意义后，我就在93年复活节接受了洗礼。
我读神学院，仍然出于“文化基督徒”的理性决定。初衷不是想做牧师，是既然有信仰了，就要在理性上弄清楚。但读了一年，信仰受到巨大挫折。去教会次数越多，发现教会里样样东西都看不上眼。讲道水平太低。查经没人能说到点上。见证很俗气，会众在灵里都麻木不仁。眼界又窄，自我感觉与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另一方面，觉得遇到几个教授和学生做人都很差劲，一时间，理性上的信仰突然模糊了。最大的困惑是，既然这边的教会，和那边的共产党也差不多，我一个那边的“世家子弟”，为什么要再趟一次混水呢？从少年轻狂，到青年的理性抉择，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迷惑和割舍，我好不容易才从一种错误信仰和家庭背景中挣脱出来。而立以后，难道我又要陷进另一种不明底细的信仰吗？
王-怡：记得你曾说，“在理性和感性的沟壑里”，你的信仰被撕裂了。
刘同苏：这是“文化基督徒”的尽头。一年后，我申请停学，借口有经济问题。我继续思考，但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成长需要依赖教会，反而认为这边的教会需要我来指导。但真正的收获，不是我那些理性的探索。是牧师介绍我为一位老传教士教授中文。
王-怡：宾克汉姆。真希望我也能见到他。
刘同苏：你将来当然能见到他。那年他82岁，在欧洲宣教了40多年，70年代回到美国。我和老人的接触，使我看到原来信仰不是理论，而是生命。信仰就是活着。确切地说，信仰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他没有用高深的理论来表述和支持自己的信仰。他的信仰就是他生命中实实在在的耶稣，那么自然的在每时每刻活出耶稣来。我几乎从未见过象他那样集衰老、虚弱和病残于一身的人；但即使在年青人身上，我也很少见过像他那样洋溢着青春朝气和生命活力的人。
他曾经中风，完全丧失过语言能力和行走能力。医生禁止他食用大多数食品，但他会热情地与花朵谈话，会急切地救护一条蚯蚓，会抓住每个机会向人传讲福音。已经虚弱得谈话中就会昏迷过去，却为我彻夜祷告；已经病残得一年都不能出门几次，却尽力去帮助在洗衣店偶遇的黑人洗衣女工；已如此高龄，还有语言机能障碍，却为了要向附近的中国人传福音，而决定找我学中文。有个下午，他对我说，“感谢上帝领我来到这个境地，现在我比从前幸福多了”。后来他去了另一座城市，95年，他离开世界之前，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说我要到天父那里去了。朋友说，你怎么知道。老人回答：“因为我感觉到好像回到童年，圣诞前夜一样的喜乐与期待”。
因着宾克汉姆的生命见证，耶稣对我不再是田立克书中的抽象概念。信仰就是重生，耶稣的生命开始真正进入了我的生命。但后来又走了很多弯路。95年初，我和太太在耶鲁大学举办了一个面向大陆师生的圣经讨论会。但因为没有教会的依托，主要是我自以为比各教会都高明，几位同工也不愿让这个讨论会和教会挂钩。结果成了一个清谈的沙龙，还是我的“老我”的放大。这个讨论会搞得动静很大，但不久就散了。95年夏天，我太太毕业，成了宣道会的牧师。我就和她一起去了新港。
王-怡：就是你做“师母”的那段日子。
刘同苏：教会的弟兄姐妹叫我“同苏”，但有时他们也绞尽脑汁想给我按个头衔。叫我“师爹”，“师爷”，“师公”。这一次我进入教会事奉，经历生命的飞跃，完全不是自我可以设计出来的。教会事工需要全方位投入，理念在这里是无力的，只有血肉的生命才算数。生命的事工只能靠生命来推动。在这里，我的信仰从飘浮的玄想，着陆到坚实的地基上，由苍白的理性进入丰盛的生命。我的确是被太太拖下水的。作为她事工的助手，我不得不把生命越来越多地投入服事，直至回首，才发现我的生命已和服事无法分割。
到97年夏天，我毕业成了牧师。我在纽黑文市区和耶鲁校园走了几百个来回。反复在电线杆和广告栏上张贴教会单张。有一次被我太太看到了，看我如何用心地贴单张，她感叹说：“同苏真是变了”。我过去是清高的学者，做了十几年法学研究，从不屑于作法官和律师，认为唯有纯思辩的工作才值得我这种人做，更不要说这些琐事。
王-怡：教会实在是信仰的试金石。文化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死。真正的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活。你的经历真是神特别预备的。不然我们接下来怎么谈教会观，怎么谈今天家庭教会的问题和异象呢。
刘同苏：或者这么说，你在教会中死，才是真正死了。你在自己家里死，是不算数的。96年12月，我们离开原来的会众，几乎是两手空空来到那里。神带领我们开展校园事工。开头，情形只能用“绝望”来形容。我太太一生受到的诬蔑的总和，大概也不及那时所受的千分之一。我们在那里，死得很彻底。我们本是口齿灵利的人，原来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也是受不得气的。但我们接触到的人，并不看重我们的爱心。头四个月，新来的人没有回头来第二次的。有的慕道友公开说：“你们哪儿叫教会啊，只是哄着一伙学生玩呢”。他们的流言蜚语，当面羞辱，作为传道人，我们不能还以一言。但两个月后，最后两个基督徒家庭还是离开了教会。聚会人数最后只剩六、七个人。这是我们牧 养的第一个教会啊。我的信心动摇，内心凄苦。当时，宣道会华联会的总干事朱文正牧师给了我们鼓励。
在祷告里，神让我们看到，来纽黑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并非两手空空。我们在心里还带着对自己语言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自信。但四个月的实践，证明了靠着所谓高超的能力，并不能打开事工局面。在一切自我能力都不能奏效之后，神再次赐下的异象，成了我们唯一的确据和实底。如果你真相信自己的异象是真实的，你就不怕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给未见之事。若我们是真的信，我们就不要回头张望退路。
我们到纽约中国城，定制了一块教会的牌子。这牌子是我们信心的象征，是决心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神的宣告。97年复活节崇拜之前，我们将牌子立在教会前面。在场只有六位大人和一个儿童。要死就在这里死。要活，就和神的儿女一起活。我们完全依靠神，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神使用，神就在我们里面彰显他的大能。就在那个复活节后，人们就开始不断地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工人的牧养与被牧养
王-怡：多么艰难而美好的经历，多受患难的，就多受安慰。我一面又期待着，将要临到我身上继续的、最大的破碎，一面又求主挪去这杯。你的经历给我很多鼓励。既然蒙召传道，惟愿主的旨意成就。
刘同苏：我在服侍中，先后和宣道会的张献民牧师、叶华牧师、邝健厚牧师同工。说实话，最初在心里对这些牧师不太以为然。但随着不断面对事工里的灵命挑战，我不得不由衷地对他们充满敬意，谦卑下来向他们学习。三位牧师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对神的教会的爱。张牧师和师母每周都请教会弟兄姐妹到家中作客，饭菜的丰盛出乎我的想象。只有真心把教会当家，把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才会有这种真心实意的爱。
王-怡：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不过如果你换电话号码都不告诉人家，你还好意思叫别人“弟兄”？
刘同苏：可能在我们口头和心里，“弟兄姐妹”已变成了一句俗套。叶牧师是不爱讲话的人。他不声不响为教会做大量的事。那段时间，他每个月一次在主日讲完道，就开车往返四个小时到我们教会讲道。同时他还帮助纽约市和大西洋城两家教会和团契。并兼任华联会的文书。叶牧师每年还要挤出时间到南美或以色列短宣。邝牧师也一样，在教会里忙得十年都没时间休假，却有时间每年带着弟兄姐妹到连洗澡水也没有的罗马尼亚农村去宣教。这些牧师是由衷地爱神的教会，才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物质，以至生命中的一切，不计代价地投入到教会事奉中。
王-怡：我隐约感到，你在北美教会的教牧经历，对我们看见家庭教会的传统和未来会极有帮助。尤其是在堂会的建造与牧养上。
刘同苏：蒙神怜悯，我在教会不久就被放在牧养者的位置。这证明什么呢，难道证明我是一个灵命神童？
王-怡：我也是一受洗就站在讲台上事奉。在中国许多新兴教会中，这样的工人很多。我们在潜意识里都难免有这种骄傲。我自己是等到心里领受的负担越大，才越是除去这种骄傲。现在不敢自夸，只能求饶。求主怜悯，可以战战兢兢的服侍祂。
刘同苏：我们都不可能越过十字架道路，而魔术般地成为成熟的属灵领袖，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我们走上牧养的职分时，我们的灵命常常大大不如我们所牧养的对象。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无非是让我们在牧养过程中，也接受被牧养者的牧养。在纽黑文的初期，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送来一对成熟的基督徒夫妇做同工。他们的力量不在说，而在于行。他们所做的是一些人人都能做、却人人都不愿做的小事。那些世人眼中的小事，因着他们对神的顺服成了改变人生命的大事。而首先被改变的，就是我，他们的牧师。如果没有这样的管道，输送神生命的活水，我的生命不会如今天这般丰盛。
我很感恩，通过每一位我曾所牧养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神都让我学到了我不具有的东西。甚至回想我初信时所轻视的那些“灵命麻木”的基督徒，我都能清楚看见我和他们在灵命上的差距。他们本能地抓住了信仰的实质。信仰就是活着，不管是病，是残，无论生命多么不完美不健全，他们都不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就不再活着。而那时我却空拿着一张完美的图画，一见到灰色的斑点，就拔腿离开教会。
家庭教会的定义与传承
王-怡：你被视为是海外研究家庭教会的专家。几年前当你讨论家庭教会的“登记”问题时，曾在海外被传为中共的高级间谍。这两年，因为支持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维权道路，又被一些人视为怂恿教会反政府的幕后黑手。我的一个感受，是对你的评价的跌宕起伏，显明了时代变迁的跌宕起伏。在2010年的今年，你如何理解家庭教会的传承和现实？
刘同苏：首先，“家庭教会”是一种中国现象，或一种专制政权下的教会现象。我不止一次遇到美国的弟兄姐妹，有白人也有华人，他们声称自己也是“家庭教会”。意思是说他们也在家庭里举行聚会。但“家庭教会”的本质，不是“家庭中聚会”这一外在形式。
王-怡：从历史上看，“家庭教会”的出现是和1949年、1953年、1957年、1966年有关的。
刘同苏：就是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处境下的灵性生命现象。这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府，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全面控制社会的公共生活。这时，任何信仰群体，都无法公开现身在公共生活之中。但教会在本质上是一种信仰的公共生活。当教会无法在公共生活里面活出信仰生活时，教会就退到了一个最后的、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家庭。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家庭教会以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形式，坚守住了信仰的公共生活。可以说，家庭教会是专制时代中唯一保存下来的、非政府的公共生活。因为家庭教会具有真正超越性的渊源。并且她的公共生活采取了私人生活的形式。但恰恰由于公共生活领域与私人生活形式的交错，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教会本身的公共性质。也降低了专政制度对教会公共生活的压力。今天，当公民社会渐渐形成，个人公共生活空间逐步扩大时，家庭教会的公共生活，显然也会逐渐去掉私人生活（家庭）的形式，开始采取公共生活应有的形式。现有的宗教政策，就是企图把家庭教会的公共生活一直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在专政时代，教会以私人生活的形式举行公共生活，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因为私人生活的形式成为了教会公共生活的保护。但在公民社会形成之际，教会被限制在私人生活领域，这却是一个糟糕的退步。因为任何一种公共生活，都只有采取公共生活的形式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公共生活的果效。
王-怡：所以家庭教会的意思，就是在最私人的地方坚持最公共的生活，包括信徒的集体聚会、敬拜、传讲、奉献和团契。这是一个完整的、从观念到财产、从身体到灵魂都有团契（交通、分享）的社会共同体。换言之，当一个基督徒的社会共同体，被迫退守并栖居在其中一位或几位成员的私人住宅中时，这就是家庭教会。如果在公共领域举行信仰生活是合法的，但我们仍然（出于教会观、人数或其它原因）愿意呆在家里聚会。这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家庭教会”。一旦基督信仰在一个国家的世俗法律层面落实了公共性，就不再有家庭教会这一特殊的“灵性生命现象”了。
刘同苏：对，家庭教会一定是指那些公共性受到环境限制的教会，是集权控制下的独立教会。在家庭中聚会只是她的外在形式，家庭教会的本质，是我们的独立的、属灵的、公共的信仰生活，不能也没有被集权体制压倒和取消。
王-怡：所以家庭教会以这种方式，见证了大公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以“家庭教会”的方式，向中国社会见证了基督的教会的超越性。就是这50年来，中国社会中只有一个社会共同体，是集权体制一直想取消、却始终无法取消的。因为这个共同体的根基不在这地上。不在金钱、兴趣、理想、道德或任何世俗的连接上。
刘同苏：我会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集权重压下的独立显示了信仰的纯洁性。第二，家庭聚会仅仅是保证信仰独立的外在手段。家庭聚会这一形式，并不一定意味着信仰独立的内容。三自系统控制下的家庭聚会段，就不是家庭教会。反过来，就算聚会地点迁移到了写字楼、公司或仓库，但保持了不受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信仰独立内容，就仍然是家庭教会。第三，独立不仅意味着信仰的独立，而且意味着信仰群体的公共生活的独立。心里有信仰，却没有聚会生活；这样的信徒人再多，也不能组成一间教会。聚会不仅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外在义务，而且就是信仰生活的内在本质。全闷在心里偷偷信，信仰就不是一种生活。
王-怡：用你的话说，就是没有活着。就像闷在心里偷偷恋爱，其实根本就没有恋爱。
刘同苏：所以一间“家庭教会”必须具有公共生活的性质。一个纯粹家庭性质（即私人性质）的聚会，即使在家庭中，也不是家庭教会。比如将家庭聚会的人员限制为家庭成员，实质上就取消了家庭聚会的教会性质。
王-怡：那就是家庭敬拜，而不是教会的公共敬拜。那么，如果从信仰内涵的传承来说，“家庭教会”有没有可以与大公教会的教义、教会、教职、圣礼等传统有关联的特征呢？
刘同苏：我想，家庭教会首先是一种具有内在生命性质的教会传统。作为家庭教会的别称，“地下教会”或“非法教会”、“未登记教会”的称呼，都更多地带有外在制度条件的印记。但“地下”或“非法”并不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属性。只有“地下”或“非法”才能彰显信仰独立，这种貌似属灵的说法其实非常不属灵。它把教会生存的外部条件，看作教会自身生命的本质要素了。“地下”与“非法”反映了家庭教会产生时代的外部社会条件。在一种集权控制的条件下，“地下”与“非法”状态是教会本质的表现。一旦特定社会文化条件变化了，“地下”和“非法”状态就不一定出自教会的生命本质，更有可能恰恰反对教会的本质属性。
家庭教会的内在特质，有两个侧重不同却相互关联的方面：敬虔主义传统和牺牲精神。你要保守自己的信仰，抵制意识形态化的控制，就必须付出牺牲的代价。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生命与罪和世界的对立和冲突。在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信仰与世界的对立不得不以外在的、直接的激烈形式表现出来。牺牲精神侧重十字架的否定方面，敬虔主义更强调十字架的肯定方面。敬虔主义是以外在的、爱憎分明的形式全然爱主。与世界的对立不是目的，与世界对立是为了坚守信仰。与世界立场鲜明的直接对立，也必须以全然爱主为目的和动力。不然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对峙，就无法与犯罪、骚乱甚至暴乱区别开来。
概括地讲，家庭教会就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极权控制下，以鲜明的敬虔与牺牲来坚守基督信仰的独立教会。
王-怡：我同意你说的，敬虔主义的确是中国家庭教会在神学和属灵传统上的特征。包括基要主义的神学立场，“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的恒切祈祷的传统，对圣灵大能和个人灵修生命的强调，甚至某种圣俗两分的分离主义倾向，都带着敬虔主义的印记。另外，从教会观、圣礼观和教会治理上看，我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主流，传承的是浸信会的传统。
总结你的看法，我提出一个命题，家庭教会是1949年后在中国的一场“不从国教者”的运动。无论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还是从敬虔主义和牺牲精神的信仰内涵的角度看，家庭教会都是中国的清教徒运动。与此相关的一个议题，就是你对“三自爱国会”的体系，认同“三自”不是真教会这一家庭教会的主流立场吗？
刘同苏：首先，由于不具有鲜明的敬虔主义与牺牲精神，三自名下的教会在整体上，就在意识形态化的控制中失去了信仰的独立。因此“三自会”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共同体。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除非你持守敬虔和牺牲，不然不可能聚集任何独立的信仰群体。一切所谓民间团体，特别是信仰团体，无非是意识形态化政府的某种延伸。任何被意识形态化政府“恩准”的信仰团体，不过是前者通过控制而最终消灭信仰群体的手段。换言之，“三自会”不具有“永生神的家”的教会性质，而只在政府那里具有过渡性和工具性的功能。“三自会”说白了是国有企业，是由意识形态化的政来设立的一个官方的、垄断的行业公会。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对立关系，实质上是其与政府的对立关系。更广泛地说，“三自会”构成了意识形态化政府所控制的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怡：虽然有真信徒聚集在那里，但就像地震的时候，大家跑出来聚集在街上，不等于街上就有了一间教会。我坚持一个看法，政府今天对三自体制在事实上的一些宽松，恰恰是家庭教会复兴的结果。所以帮助“三自会”的唯一道路，就是离开它，建造家庭教会。
刘同苏：当公民社会形成的时候，就是“三自会”消亡的时候。既然它是一个政府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工具，当这个政府走向非意识形态化，撤销对社会公共生活之全面控制的时候，“三自会”也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真正的公民社会，不需要任何垄断性的官办行业公会。所以，我认为“三自会”的结局，取决于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去意识形态化。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会扮演保皇派的角色，抵制政府的去意识形态化，甚至帮助压制公民社会及相关的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三自会”自我生存的保护本能。
王-怡：这很悲哀，教会的意思就是“保主派”，任何时候都该竭诚为主。结果成了“保皇派”，等于是亚当在基督里造反。如果“三自会”的领袖群中几乎没有真正的基督徒，那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国家事业单位罢了。但如果“三自会”的领袖群里真有相当部分的信徒。那么“三自会”在整体上的“卖主”实质，就是可咒诅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已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其它任何一个稍具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凭着自己残存的一点天良之光，都应该瞧不起他们。
刘同苏：他们就是一个基于自我利益的实体。既没有公共生活里面的社会基础，与市民社会三十年来的进步没有关联，有也只有经济关系。他们也不会反过来真正关心政府的根本利益。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初期，“三自会”也通过体制转轨的空隙，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改善了住房条件、退休福利，拿回来很多1949年前的教产。目前，“三自会”事实上具有它自身历史上最大的自由度。由于去意识形态化还没有完成。它又可以利用国家事业单位的特权地位来巩固自己。换言之，目前的“三自会”等于就是宗教界的“官倒”。但这些宗教“官倒”也已经明显感到公民社会崛起的压力了。家庭教会作为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中的一个典范性的群体，也对它们构成了极大压力。
从另一个角度说，个人的基本权利越是确立，“三自会”的社会生存空间就越是缩小。当家庭教会仍然持守一种半潜伏状态时，“三自会”可以独占社会公共活动空间；这种国有独资企业的特权地位，确保了“三自会”在社会公共活动空间里面的生存。但在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家庭教会最近几年进入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的速度在加快。从而在一些社会空间中出现了家庭教会与“三自会”的“竞争”局面。无论他们重修了多少座教堂，“三自会”赖以生存的地盘必将一步步丧失。总而言之，目前的“三自会”不过是专政时代的遗迹，是社会机体上的一段盲肠。
王-怡：主若许可，愿这一天早日来到，使那些坐在摩西位子上的人早日悔改，使尚在那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