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尔文到柯克：信仰如何在公共领域活出来

文 / 赵晓

一、查理·柯克血的提醒：信仰不是私事

查理·柯克（Charlie Kirk）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年轻有为的政治成就，也不在于他能汇聚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在于他始终坚持 信仰公共化。
在他看来，信仰从来不是一种私人化的灵修，而是必须进入公共空间，成为见证、责任与使命。他用生命践行了这一点，他的血如今在地底下发声。
这正是当代许多基督徒的盲点：我们常把信仰局限于“个人安慰”或“教会内生活”，却忘了信仰原本就是要“作光作盐”，要在公共领域活出来。

二、神学根基：从加尔文主义看公共信仰

信仰公共化并非现代的发明，更非柯克的”另类“，而是深植于加尔文主义的一整套神学传统，原本是宗教改革后的主流以及教会的主导方向。加尔文及其后继者们，特别是凯波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公共神学框架，使信仰不只是个人属灵修炼，而是关乎文明的力量。

1. 唯独荣耀神（Soli Deo Gloria）

加尔文强调，宇宙存在的最高目的不是人的幸福，而是上帝的荣耀（罗11:36；弗1:6,12,14）。
圣经从头到尾揭示：宇宙的终极目标就是“荣耀上帝”。
罗马书 11:36：“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以弗所书 1:6, 12, 14：救恩的目的，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所以，荣耀上帝不是附加选项，而是信仰的最高公共目的。

“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答指出：
“是荣耀上帝，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1647）同样回答：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译文：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祂为乐，直到永远。）

这使加尔文主义与其他主张明显区别：

福音派：强调“拯救灵魂”；
敬虔派：重视“个人圣洁”；
灵恩派：追求“属灵能力”；
社会福音派：强调“社会责任”；

这些都各有重要性，但若不以上帝的荣耀为最高目的，任何偏重都会走向片面。

福音：拯救灵魂，是荣耀神救赎作为的彰显；
敬虔：个人圣洁，是荣耀神圣洁性的见证；
灵恩：属灵能力，是荣耀神大能的工具；
社会责任：文化使命，是荣耀神普世主权的体现。

唯有在“唯独荣耀神”的大目标下，福音、圣洁、恩赐、责任才能各归其位，既成为个人的祝福，也成为社会的祝福。

2. 救恩 → 善行

真理不是抓住一句话，而是全面、系统、平衡、精准地把握精意。

马丁·路德强调“因信称义”。加尔文深表认同，但同时平衡地强调得救是了预备行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弗2:10）
得救是因信称义，全然出于神的恩典。
但这并不意味着得救后就“安坐等候上天堂”。
真正的信心必然结出善行的果子：

因此，”因信称义“的真理不能沦为“因信称义教”，也就是以为懂得这个教义就够了。

信仰不仅是“个人得救”，更是“预备行善”，在公共领域活出见证，去荣耀上帝。

3. “预定论”的确据与使命

加尔文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并不是消极宿命，而是积极动力：

确据：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拣选，信徒有极大安全感，不惧怕失落。
动力：既然得救是白白的恩典，真正蒙拣选的人必然作出正确的使命回应，那就是勤勉守信，把一切岗位当作荣耀神的呼召。
公共性：预定论释放了信徒，使他们不再为“能否得救”担忧，而是更勇敢地进入公共领域，为神国而活。

这直接孕育了“清教徒工作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制度的兴起。

4. 天职观：呼召中的公共见证

在加尔文主义中，职业（Vocation）就是呼召（Calling）。
没有所谓“神圣职业”和“世俗职业”的区分。
教师教书、工匠劳作、商人经商、政治家立法，都是在公共空间里为主作见证。
工作与财富是荣耀神的凭证，而不是自我炫耀的工具。
在呼召中，追求财富非但不是人性贪婪与世俗罪恶，反而是管家责任与神圣使命。

这意味着：信仰必须渗透进所有公共领域，成为社会见证。

5. 从无形恩典 → 有形恩惠

无形恩典：个人得救、属灵更新；
有形恩惠：社会秩序、经济繁荣、公共善行。
加尔文主义强调：得救的信徒必须把你个人看不见的“无形的恩典”转化为社会看得见的“有形的恩惠”，使社会因基督徒的见证而蒙福。

6. 天国转化的全面视野与全领域基督主权

耶稣复活后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太28:18）
太阳升起时，照亮的不仅是教堂，而是全地。

在加尔文主义中：
天国不仅是“死后的天堂”，而是神的权柄和荣耀要在全社会显现。
凯波尔说：“在人的存在范围内，没有一寸土地，基督不说：‘这是我的！’”
 这让信仰天然具有公共性：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科学，都要顺服基督的王权。

7. 圣洁的三重建造

加尔文主义强调信仰必须从内到外、从个人到社会全面更新：
个人圣洁：信徒在日常生活中敬虔自守，荣耀神；
教会圣洁：教会是“山上的城”，成为社会的光与盐；
社会圣洁：政治、法律、教育、艺术也要在基督主权下不断更新。
这种“三重圣洁”的建造，使信仰既保有内在生命的深度，又能产生公共文明的广度。

7. 加尔文主义何以硬核，建构文明？：

作为世界观（world view)的加尔文主义，之所以胜过天主教、东正教的世界观，也完胜其他宗教，以及世上五花八门的各路以“主义”为旗号的世界观，建构新教文明、现代社会，决非偶然——不仅因其神学精确，更因其 “信仰公共化” 的视野：
唯独荣耀神 → 最高目的；
预定论 → 安全感与动力；
天职观 → 呼召与见证；
无形恩典 → 有形恩惠 → 社会更新；
全领域基督主权 → 公共视野；
三重圣洁 → 全面建造。

这让信仰得以释放真理的大能，既不是隐退的心灵鸡汤，也不是片面的社会运动，而是贯通天地、个人与公共、救恩与文明的整全信仰。

三、历史印证：信仰如何塑造文明

宗教改革并不是停留在教堂讲台上的神学辩论，而是切切实实塑造了近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日内瓦到荷兰，从苏格兰到英美，新教国家的兴起展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当信仰从私人走向公共，它就成为文明制度的源头活水。

1、日内瓦的文明实验

16世纪的日内瓦，原本只是瑞士边陲的一座小城，却因加尔文的改革而成为欧洲的精神灯塔。
教育普及（1536年起）：加尔文建立学校和神学院，使普通市民能够读写、直接阅读圣经。在当时，这是极具革命性的举措，因为教育原本是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特权。
社会福利：日内瓦设立公共救济制度，照顾穷人、病人和孤儿，使信仰体现在社会关怀之中。
法律与法治：加尔文推动城市立法，以圣经原则规范公共秩序，强调廉洁、节制与守信。

结果，日内瓦被称为“新教的罗马”。它为欧洲各地输送改革者和知识分子，成为新教文明的“孵化器”。如果说今日的硅谷孕育了科技创新，16世纪的日内瓦就是孕育近代文明的实验田。

2、荷兰的新教国家

在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启蒙运动”兴起之前约一个世纪，荷兰早已因宗教改革，接受加尔文主义而走上了“信仰公共化”的道路。

独立战争（1568–1648）：荷兰经过八十年战争，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统治，最终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被承认为独立国家。这场战争，不仅是民族独立，更是信仰自由的争战。

制度创新：荷兰成为第一个以新教为基础的共和国。它实行宪政分权、代议制政治，开创了近代民主的雏形。

经济繁荣：阿姆斯特丹崛起为世界金融中心，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和股份有限公司（东印度公司）在此出现。勤奋、节制、守信的加尔文主义精神与市场经济结合，推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

支柱化社会：荷兰形成“支柱化社会”（Pillarization）：不同宗派各有自己的学校、报纸、工会和社团，互不干扰，但以基督信仰为共同基石，形成稳定而多元的公共生活。

与西班牙、葡萄牙依赖王权与掠夺的殖民模式不同，荷兰以契约和市场为基础，开启了全球贸易与资本主义的新纪元。

3、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加尔文的学生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把改革的火种带回苏格兰。苏格兰的独特贡献在于：教育与信仰结合，造就全民识字。

教育普及：诺克斯推动“每个教区都有学校”，让孩子们都能识字、读圣经。结果，苏格兰在17世纪就成为欧洲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公共神学：圣经成为全民读物，培养了普通百姓独立思考与公共讨论的习惯。

长老会制度：苏格兰建立长老会教会，由信徒代表共同治理。这种制度培养了代议制与民主意识，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政治结构。

可以说，苏格兰的改革不仅是宗教更新，更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摇篮。苏格兰的教育传统后来孕育了启蒙哲学家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也为美国独立与宪法提供了思想滋养。

4、清教徒与美利坚建国

17世纪，清教徒带着“山巅之城”的异象跨越大西洋，建立新英格兰殖民地。他们的公共信仰成为美国立国的灵魂。

契约精神（1620）：《五月花公约》奠定了美国社会的“契约传统”：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以契约治理共同体。

教育优先：哈佛大学（1636）、耶鲁大学（1701）等名校最初都是清教徒建立的神学院，目的在于培育“有知识的牧师和公民”。

政治制度（1776–1787）：美国独立战争和宪法的制定，深受清教徒公共信仰影响。宪政民主不仅是启蒙哲学的产物，更是“在上帝面前彼此立约”的实践。

因此，美利坚的民主与市场文明，并非单靠启蒙哲学，而是扎根于清教徒的公共信仰。启蒙带来理性，而清教徒赋予美国制度以道德与属灵的根基。

5、新教文明领导世界五百年

自16世纪以来，欧洲与北美的新教国家在教育、科学、民主、经济方面持续引领世界：

教育：普及识字与全民教育，使知识摆脱精英垄断；
科学：现代科学兴起，与新教强调理性、秩序和自然律背后的创造主密切相关；
民主：代议制、宪政、法治首先在新教国家扎根发芽；
经济：加尔文主义“工作伦理”与市场制度结合，孕育了资本主义文明。

随着时间推进，这种“信仰公共化”的果效不仅限于欧洲本土，而是扩展至全球：

荷兰与英国的扩张（17–19世纪）：通过航海与殖民贸易，把自由贸易的秩序带到全世界。荷兰人开创证券交易所与跨国公司模式，英国依靠海权与工业革命，奠定“自由贸易帝国”的格局。

美国的崛起（20世纪）：二战后，美国以清教徒遗产为核心价值，登上世界领袖舞台。

联合国：以“普世价值”为名设立全球对话与秩序框架；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塑造全球经济规则；
美元与美军：一文一武，分别作为全球金融秩序和安全秩序的支柱；
自由贸易体系：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全球化格局的形成。

可以说，今日我们所身处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世界，本质上是新教文明长期推动的结果。它不是单纯的经济扩张，而是以公共信仰为根基的制度性外溢：当信仰走向公共，就必然孕育出普遍化的秩序。

因此，新教文明能够领导世界五百年，并非偶然，而是因为它在信仰公共化的根基上，提供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繁荣、民主的制度、经济的繁荣，以及全球秩序的建构。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

四、启蒙运动以来：信仰被“驱逐”到私人领域

如果说宗教改革与加尔文主义推动信仰进入公共，塑造了近代文明，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另一条思潮，则不断试图把信仰赶回私人空间，甚至彻底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这是近代文明的另一条暗流。

1、理性主义的崛起

17世纪的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等人推崇人类理性，把信仰贬为个人的精神寄托。他们认为：

信仰可以作为个体的心理安慰；
但信仰不得干预政治、法律、科学等公共事务。

于是，信仰被定义为“私人事务”，而理性与科学被宣告为“公共真理”。这种割裂，直接为后来的世俗化奠定了哲学基础。

2、政治上的世俗主义

法国大革命更是以血腥方式切断了信仰与公共生活的联系。革命者：

处决神职人员，剥夺教会财产；
把教堂改造成“理性神庙”；
甚至颁布新历法，废除主日与基督教节日。

这不仅是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更是公共生活对信仰的公开驱逐。信仰被彻底推到私人角落。

3、左派思想的延续

M克思主义
19世纪的M克思主义直接称信仰为“人民的鸦片”，认为宗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必须用无神论取而代之。结果，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信仰不仅被私人化，更被全面打压、逼迫和消灭。

现代自由主义的堕落
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消极自由”：限制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它强调：
国家不能干预个人信仰；
公共领域要容纳不同的声音。

然而，现代自由主义逐渐滑向另一种“积极自由”：

不仅要保障“表达的自由”，还要强迫别人“接受”某种价值观；
它要求政府介入，压制与自己不同的言论；

最终在当今已经走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反面，沦为以“自由”为名的极权主义甚至暴力恐怖主义。
这种自由主义异化的逻辑是：你有自由，但前提是你必须同意我的价值观。若你坚守圣经真理，那就是“歧视”“不宽容”，就必须被封杀。

后现代左派

后现代左派高举“多元主义”的旗帜，口口声声强调“所有真理都相对”，结果却无法容忍圣经的绝对真理。
他们鼓励任何观点都能发表，但若有人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就立刻被指控为“排他”“仇恨言论”。

于是，多元主义在实践中变成了单一主义——除了圣经真理，什么都能说。

这种逻辑最终演变为“取消文化”：你可以谈任何议题，但若承认圣经是真理，就可能被排挤、封杀、取消。
这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甚至带有恐怖主义性质——因为它不是理性辩论，而是动用社会压力与暴力手段，逼迫基督徒噤声。

4、美国的约翰逊修正案（1954）

1954年，美国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推动通过《约翰逊修正案》，禁止教会在公共场合支持或反对候选人。
名义上，这是“保持政教分离”；
实际上，它成为制度性让教会噤声的工具。
自此，许多牧师在公共议题上不敢发声，担心失去免税资格。信仰被迫进一步退居私人领域。

5、结果：信仰被挤压到角落

于是，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表面悖论：
外表上，社会看似自由，多元声音都能存在；
实际上，在公共领域，基督信仰越来越缺乏见证。
公共空间逐渐被世俗主义、相对主义甚至无神论占据，信仰则被迫退居私人角落。信仰若再不公开活出，不仅会失去盐味，还会被社会系统性边缘化，甚至遭到敌视与迫害。

6、“非基运动”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西方左派的长期行为
从理性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到约翰逊修正案，西方左派“非基运动”的逻辑始终如一：把信仰逐出公共，只允许留在私人角落。

然而，正是这种“信仰非公共化”的趋势，导致现代文明逐渐失去根基，走向虚无。
当自由主义不再保护自由，而是压制信仰时，它本身就蜕变成极权主义。

这正是当今世界基督徒必须清醒认识的：信仰若不敢公开，文明就将沉沦。

五、教会的神学偏差导致的大方向偏航

如果说外部的启蒙理性与世俗主义在驱逐信仰，那么内部的神学偏差同样使教会自我削弱，逐渐丧失了公共见证的力量。

1、偏差的末世论：历史失败主义

19世纪以来，因为“世纪性时间焦虑”等因素，许多福音派在末世论上出现偏差，过度强调“世界只会越来越坏”，最终如大船沉没。
最典型的就是慕迪（Dwight L. Moody）所代表的“沉船论”——他把世界比作正在沉没的船，基督徒的责任不是修补船体，更不是擦亮甲板，而是尽快把人救上救生艇。

这种观点带来一种“末日的焦虑”：要抛家弃业，用百米冲刺的心态去传福音，却忽视了天国的“已然—未然”的平衡与张力。

结果，许多教会只顾着短期的“灵魂得救”，缺乏长期的门徒建造与教会治理。
更严重的是，它导致教会对社会更新与文化转化完全失去兴趣，陷入一种“历史失败主义”与公共领域的“退出主义”。

这与圣经的应许相违背：耶稣来，天国已经开启；耶稣再来，天国彻底成全，末世乃是从胜利走向最终的胜利的历史进程。基督徒的使命则是在“已然—未然”的张力中，象聪明的童女那样，警省忠心，持灯守望、等候新郎；既要传福音，也要兴起门徒，更新社会，见证国度的临在。

2、“社会福音派”的偏差与“福音派”的矫枉过正

与此同时，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社会福音运动”（Social Gospel）。它强调社会公义、扶贫济困，但往往忽视了十字架与个人重生。结果，福音变成了社会改良运动，失去了救赎的核心。

在回应“社会福音派”时，福音派矫枉过正，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强调个人得救，忽视社会责任；
只重视灵魂拯救，却不谈文化使命与公共见证；

结果，福音不再整全，真理不再全备。要不是没有福音的社会关怀，要不是没有社会的福音关怀，两者都失去平衡。

教会也因此，越来越失去公共激情。许多信徒早已习惯于“张口不谈政治，闭口不谈主义。”并这为19世纪以来的这一段插曲，是教会的常态和主航道。

3、信仰不公共化，就腐烂变质

信仰公共化的对立面是：

私人化：只作心灵鸡汤，不触及公共议题；
隐秘化：因恐惧而噤声；
边缘化：退到社会边缘，不再影响公共核心。

这些看似“和平”，甚至披着“属灵”的外衣，实则让信仰失去盐味，任由世俗掌控公共领域。

耶稣警告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太5:14）
若信仰被隐藏，教会就会失去力量，文明也将陷入黑暗。

4、结果：教会的边缘化

世界观决定世界，而末世论犹如世界观的方向盘。末世论看似一点小小的神学偏差，却使得教会偏航，特别是在公共领域自我边缘化。

对世界的态度：不是转化（transformation），而是逃避（escape）；
对社会的看法：不是”天父世界“，”作光作盐“，而是“此世界非我家”；
对历史的理解：不是“从胜利走向完全的胜利”，而是“从失败走向完全的失败”。

如此，教会越来越不可救药，即便有“洛桑信约”对信徒要对福音使命与社会使命双重委身的一再呼吁，却因末世论神学偏差的捆绑，无法挽回；最终成了一个只顾内部敬虔、缺乏外部影响的“宗教俱乐部”，而不再是“山上的城”。


查理·柯克的生命见证，正是对这种“退出主义”的当头唤醒。

当教会因沉睡而沦为“被宰的羔羊”，他不得不单枪匹马，杀入敌营，成为那“献祭的羔羊”。

他的血不仅显出社会的不义，更显出教会的沉睡乃至昏死。

正如他自己所说：今日极端的世俗化，并不是从外邦人开始的，而是教会几十年沉睡所造成的。


5、教会需要归航

当末世论失衡，福音就变成了“单翼飞翔”：一翼是“灵魂得救”，另一翼却缺失“社会更新”；
结果，福音主义在教会兴起，替代了加尔文主义，但福音派却飞不起来，教会也失去公共影响力。

历史证明：唯有回归圣经的整全国度观，持守“已然—未然”的平衡，才能重新恢复福音的全备：既拯救灵魂，也更新社会；既建造门徒，也塑造文明。

六、柯克的见证：公共信仰的现代榜样

当教会沉睡，上帝兴起柯克作为警醒世代的“献祭的羔羊”。
他不退守，反而把信仰带上争议最激烈的前线——校园、媒体、经济与政策。

2012年，他共同创立 Turning Point USA（TPUSA），专注校园思想战场；随后拓展出 Turning Point Faith（动员教会与信徒参与公共议题）、Turning Point Action（公民/选举动员）、Professor Watchlist（揭示课堂激进偏向）等项目，持续将私人化叙事公域化。

校园：全国巡回演讲与公开辩论，路边“Prove Me Wrong”桌台直面敏感议题，让青年在阳光下练习真理与理性的功课，重塑一代人的思想生态。
媒体：长期主持《The Charlie Kirk Show》，公开其福音派身份，将信仰与文化、政治、经济连成一条线，抵住“信仰只能私下谈”的叙事霸权。
经济：直面美元、财政与公债风险，主张“国家财务节制—个人财务管家—社会公义”一体化，强调财富是公共托付而非私欲玩具。
政治：参与了保守主义回归的政治运动中，并作出重大贡献，几乎以一人之力，挽回年青人的选票。

为此，柯克付出年轻的生命：2025年9月10日于犹他谷大学公开活动中遭枪击身亡，引发社会对政治暴力的强烈关注与广泛悼念，也迫使各界重新讨论“信仰与公共性”的边界与代价”。

其后，一些州长与公众人物在校园以他为榜样号召青年站立，TPUSA亦据此强化安保与活动形态（减少大型户外开放），呈现出“代价 → 调整 → 延续”的传承路径。

柯克的见证，是加尔文主义精神的当代续篇：信仰必须公开，必须进入社会各领域，去荣耀上帝。

从柯克的身上，让我们想到“三条实操”建议，可以给今日教会与信徒：

1、把讲台延伸到校门口：以“天职观”训练青年，把校园与本地议题纳入门徒训练的必修课。
2、把见证搬到内容场：用播客/短视频/读书会，把神学—历史—现实打通，持续输出“可传播的公共神学”。
3、把奉献转成制度建设：在教育、法律、家庭、公益与媒体中建立可持续组织，把无形恩典转化为有形恩惠。

七、结语：信仰必须活出来

从加尔文到柯克，历史反复证明：

退回私人 → 信仰失盐、教会失声、文明失根；
走向公共 → 真理入法度、恩典化秩序、国度显荣耀。
若教会沉睡，世俗就成王；若教会站立，黑暗就退却。

为此，我们发出呼召（面向个人 / 教会 / 社会）：

个人：立“唯独荣耀上帝”为人生最高目标；在天职中合一信仰与专业，把每一件工作做成公共见证。
教会：双翼齐飞——既委身福音使命也委身社会使命；以“门训—治理—公共参与”的天国长跑，取代“末日短跑焦虑”。
社会：用真理矫正秩序，以爱心服务群体；在教育、媒体、家庭、法治、经济等领域持续作盐作光，共筑“山上之城”。

愿柯克的血不白流；愿教会因真理而醒来，不再隐藏，不再妥协……
愿基督徒的信仰，从讲台走向制度，从心灵走向城门，从周日走向全周……

当我们的信仰在公共领域活出来，世界就会看见那真正的荣耀之主；不仅个体生命，各族各国也将因此蒙福，人类文明也将重新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