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父亲的见证(下/含音频)

作者:生命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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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父亲的见证(下/含音频)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下)

 

文/李以撒

《生命季刊》第113期

 

请阅读本文上篇: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上)

 

本文音频为慕溪弟兄朗读


 

三、我的父亲李摩西

 

我的父亲对我而言,是没有感觉的。好像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是父爱。但是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信仰的种子,让我继承他的遗志,做一个传道人服事教会,我是有福的人。

 

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与父亲相关的几件事是,第一,是父亲1962年8月回家。我光知道一个男的睡在床上,我坐边上等待他召唤做什么事。我很怕他,因为他很严厉。第二,9月初母亲带我去祖母家,刚到门口,看到我很怕的这个人打我哥哥的嘴巴,因为哥哥9月1日开始读一年级,拼音没读准,挨打。第三,是父亲12月6日过世,外婆带我去医院看我父亲最后一面。离别时我向我很怕的人招手,是再见的手势。那天最惨的事,是外婆走迷了路,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去医院是走过去的,回来也是走回来的。我走不动,外婆背不动我,我就赖在地上不走了。第四,是父亲的追思会,我是披着麻布站在床边,看着我怕的人在睡觉。因为我不懂死,我也不怕,也不哭。第五,是在墓地,棺木落葬的过程。第六,我回家后,邻居都会问我,你爸爸到哪里去啦?因我外婆教过我说:“你爸爸到天上吃苹果。”我便用这句话回答邻居,小孩还嘲笑我。

 

慢慢地长大了,我就疑惑:我和父亲都没见过几面,到天上能认出来吗?后来我明白圣经是神的话后,就知道我也要去天堂,会与父亲相见。在奔走天路的过程中,我知道天堂是我的目标,我要坚信耶稣到底,就必得救。至今,我在病重期间,我依然用信心来接受:到天上好得无比,等候耶稣基督接我回归天家。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16)

 

 

“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祂来的时候,在祂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约翰一书2:28)

 

我父亲在家里排第八,在兄弟中是最小的。我父亲从小安静,话语不多,听话,顺从祖母。父亲与大姐相差18岁,与三姐相差6岁,所以祖母把父亲带在身边,到处传福音,聚会。到读书年龄,祖父过世,家里贫困,等到二姑工作后,家庭稳定。自1937年,父亲由二姑提供读书和生活开销,9周岁开始读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二姑比父亲大14岁,在家是二姑带着父亲,她非常喜爱这个小弟弟。

 

二姑也因我父亲的缘故,自己没有结婚,所以就领养我哥哥,哥哥只有二十个月大就住在二姑家,直到工作。我哥哥看二姑如同母亲,因二姑将所有的爱都给了我哥哥。对祖母而言,只有两个孙子——我哥哥和我,我哥哥在祖母身边,老人也得到安慰。

 

我父亲于1943年小学毕业进入沪南私立清心堂附属中学,就读教会学校,学校的信仰氛围很好,每年都有奋兴布道会。在兴奋会上父亲立志为主传道,奉献自己。同时父亲从小受到祖母传福音的影响,热心爱主,远离世俗,追求生命。

 

另外父亲受到他的表哥陈蓉生牧师的影响。陈蓉生牧师是祖父亲妹妹的第三个儿子,一生在清心堂服事五十余载。父亲读书时,陈蓉生牧师是清心中学的宗教主任,又是清心堂牧师。对父亲的属灵追求、信仰生活方面影响很大,父亲积极参与清心堂青年团契事工,奠定了父亲以后走服事道路的方向。

 

1946年父亲升学在私立清心中学读高中,继续在青年团契服事,并且成为学校宗教干事。两年任职,到1949年毕业,考取上海沪江大学社会系。沪江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父亲进入大学后,信仰生活更加活跃,此时社会已经改变,政权更迭,信仰状态开始慢慢地变化。

大学时代的父亲

 

父亲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学生团契,专门请灵修学校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辅导学生团契,学习圣经,追求圣灵的工作,在生命上得以造就。父亲是学生团契同工之一。团契中一位贾敏明老姐妹对我口述了对我父亲的赞誉。她是父亲的大学同学,也是母亲在徐州培正中学高二届的同学,也熟知我外婆的敬虔。她说我父亲热心爱主,真诚老练。另一位是袁沐恩老姐妹,她是沪工学生团契属灵的带领者之一。她对我说,父亲是个很热心爱主的人。

 

父亲在家里的兄弟姐妹中也是最热心爱主的一个,深受祖母的喜爱。在我们家中的第三代中,我是表兄弟姐妹中真正地相信耶稣基督,唯一一个服事主的人。所以我对父亲有莫名的敬意,因为他是我效仿之人,效仿他走十字架的窄路。为此感恩。

 

父亲在学校期间参加社会活动,游泳比赛还得过铜牌。大学三年就毕业了。1952年8月,父亲毕业分配到安徽的一所学校,因为有信仰的毕业生一般都分配到外地。

 

父亲立志成为传道人,就报考上海灵修学院。贾玉铭牧师为院长,当时过了秋季招生,准备在春季(2月)入学。

 

父亲由苏传运牧师介绍认识我母亲。经过两个月的祷告,在1952年10月31日,由苏传运牧师领着两对夫妇到公证处登记结婚,苏传运牧师为证人。一对是我父母;另一对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和母亲最好的朋友结婚。

 

作者父母结婚照/摄于1952年10月31日

 

在当时没有结婚仪式,只在一家俄罗斯饭店吃了一顿饭。吃饭的共有九人:除了两对新人,还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参加;新人在苏传运牧师和尹仓麟牧师的见证下宣告成为夫妇,一起祷告,唱诗“我一生求主管理”。

 

婚房:两对夫妻同时住在袁沐恩老姐妹常熟路家中三天,后开始分居,父亲回家,母亲回单位宿舍。直到1954年,有位毛姐妹劝说外甥女陈有英将西康路的房子底层一楼,赠送给我父母,才得以居住在一起。

 

“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妮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提摩太后书1:5-8)

 

 

1954年底,第一届全国“三自”大会上,贾玉铭牧师被选为“全国三自”副主席。虽然本人没去北京开会,但是派了代表,这样上海灵修学院自然成为“三自”下属管理的单位,引起学院校内外大讨论。一个观念是强权之下只能顺服,另一个观念是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20:25)我父亲与同道同工一起祷告几个月,在圣经研讨时,认定圣经的原则,大家一起表示反对加入“三自”,坚守圣经真理真道,坚持从神而来的信心,这样便开始了家庭教会。

 

父亲在1955年初退出灵修学院,没有读完最后一年的课程,所以也就没有毕业。而后与一些同工走街串巷建立家庭聚会,父亲在各聚会点轮流学习讲道。

 

父亲从中学开始并不关心政治,对各项运动也漠不关心。“三自”要求传道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思想改造教育,父亲一概拒绝参加。1957年全市要求教堂牧师同工、家庭教会传道人、同工、神学毕业生,都必须参加政治运动学习,有朋友劝父亲要参加这次几天的会议,父亲拒绝参加。

 

到了1958年,政府对基督教、天主教整治,凡拒绝加入“三自”,不受有关部门管制、分配工作的,都被判“劳动教养”,或判刑入监,老弱病残者,也判交属地管制。俞崇恩弟兄5月进看守所,7月被劳教押送福建邵武劳改农场。父亲是8月进看守所,10月押送邵武农场。

 

父亲有一同学吴炳耀弟兄,户籍在我家,母亲将通知寄给他,9月来上海派出所报到,就进了看守所,11月在我家属地法院被判刑8年,押送到青海监狱,待了20年后,才转回老家浙江桐乡石门镇。

 

1957年,父亲与同工们迫切祷告神,在祷告中被圣灵感动,知道神要试炼教会,要让神使用的人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精金;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走过的苦路,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们对神存着信心与忠心,甘愿舍去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进监狱为主做见证。所以传道人和同工们,都在家中预备好一个包裹,放在床边。

 

我父亲被带走时,母亲不在。他留了一张纸条,写着:“我总是有错的地方,所以派出所带我去了。”将钥匙压在纸条上。到10月,祖母和母亲便送衣服和棉被到看守所了。

 

在劳改农场(就是监狱)的生活,请查阅俞崇恩弟兄著作《十架窄路》内容,那就是劳改农场的真实写照。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4:12-14)

 

 

1962年8月我父亲劳教期满,可以回家探亲。劳教期满人员必须仍然留在监狱农场,一直到1978年底,才可回原籍。在监期间,完全失去自由,受到管制,回家探亲只有15天。

 

我父亲去时体重158斤,回家只有108斤体重,严重缺乏营养,当时恰是三年饥荒期间。回家没几天开始发烧,39度高烧不退;去华山医院就医,退烧没几天又发烧。因家里没人照顾,就去祖母家,祖母照顾父亲。直到10月4日住华山医院,专家会诊,父亲一边治疗,一边不断向监狱写信讲述病情。监狱还专人来华山医院证实父亲病状。

 

当时也使用各种设备检查,验血检查,医生都无法确诊。住院期间,一周全部高烧40度以上,下一周又恢复到37度以下。医生问父亲身体有何病状,有没有身体难过,父亲说没有什么状况和难过,就是发高烧身体发软,躺在床上,大汗淋漓。不发烧像没事人一样,可以随意走动。

 

医生让父亲住入病房,血液科病房,是一幢二层楼房子。父亲住二楼,母亲是一楼泌尿科护士,每天都可以照顾父亲。两个月只有母亲一个人照顾,连家人都没来探望。只有俞崇恩弟兄的妻子梁尚仁姐妹(华山医院牙科主任)看过我父亲。最后华山医院大会诊(各科医生),也没有结果,没有确诊。

 

到了12月6日,母亲一早带着血压计给父亲量血压(是特别的感动),血压很低,母亲知道父亲的时间不多了。就问父亲有什么话要交代?父亲声音很低,已经没有气力说话,父亲伸出两个手指。母亲问父亲两个手指是不是两个儿子?父亲说要留一个儿子奉献给神。母亲说知道了,还有什么话要说?父亲摇头表示没有了。母亲问父亲要吃什么,父亲说要吃红枣汤。母亲很难过,因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去买红枣,也没有买红枣汤的地方,所以买甘蔗给父亲吃,父亲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咬着吃。母亲至今都很内疚,没有满足父亲最后最小的要求。母亲就去通知祖母和外婆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到中午父亲吃了一碗稀饭和一碗饺子,下午父亲没有头疼,也没有呕吐。在枕头底下还放一本《祈祷出来的能力》属灵书,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被神接去了。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希伯来书13:7)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2:11)

 

 

1962年12月8日父亲的追思礼拜,在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现在是假肢厂)。由我祖母及杨益青姊妹和父亲的同学好友主办此事。来参加人数约有70人。主要是杨益青姊妹通知的弟兄姐妹参加。父亲的同学负责通知父亲相知、相熟之人来参加。杨益青姊妹是位传道人,在1958年有人要她揭发袁沐恩姊妹,她们是同工,杨益青姐妹不揭发,被判刑7年,因乳腺癌没去监狱,在上海治疗。她住在祖母家隔壁,也住过祖母家,与父亲也认识,与祖母也相投,一起追求属灵,所以她出面主礼父亲的追思礼拜。(她在文革初被主接走,没有受苦。因为在文革中参加追思会,好多人都受到冲击,也有被批斗的。)

 

在追思会中,我们家人都没有哭。母亲站起来见证说:父亲的遗言是“将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奉献给神”,母亲自己补充说,“将两个儿子都奉献给神。”又说“摩西告诉我一句话说:神说‘我爱你’”,是祷告中得到的话,神爱父亲。

 

母亲继续说:“昨天回家后,跪下来祷告,问神:神啊,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你让他读神学?神学读了,你也没派他做工,就把他接走了,这怎么啊?没有人做工了。神回答我了。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9)我心里马上就明白,神不会做错事,我就起来,心里得释放。”

 

父亲的遗言被传开,一直有人为父亲的遗言祷告,纪念到80年代,有人专程来询问李摩西的儿子是否有事奉。当听到我能接续父亲遗志,心里都得到安慰。

 

追思会第二天就是落葬仪式,是在上海宝山宝安公墓。一大早坐车要换乘三次才到目的地。曾祖父以后过世的人都葬在这公墓内,父亲的墓穴已挖好,边上是一个平台,天气很暖和,有点出汗。有五六个人参加落葬,在等候的时候,我还跑到其他墓碑(大伯的墓碑)清扫描字,回来后看见有四人抬着棺木到墓穴放下填土。而后在平台上坐在地上,杨益青姊妹带领唱诗祷告。完毕后吃点心,回家坐了三个多小时再到家,好累。现在只要一个小时路程。

 

作者父亲追思礼拜(1962年12月8日)

 

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哭,觉得好玩,因为我觉得下葬的人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反而父亲在这里下葬,是父亲很熟悉的地方,他每年都来扫墓,对长辈尊敬,连生病期间也特意来扫过墓;因为孝顺祖母心意,顺从祖母的嘱咐。之后母亲只带我二兄弟去过一次。

 

1965年墓地被拆建厂,亲戚家花200元迁到苏州;我家没钱,没迁,任由政府将骨头扔到奉贤的近海里。圣经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启20:13)在天上我一定能与父亲相见,直到永永远远。

 

我对祂说:“我主,你知道。”祂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14)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作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11:4)

 

李以撒  中国大陆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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