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的历史影响研究综述--05

“九·一三”事件的历史影响研究综述--05

 

　　“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林彪所处的特殊地位，事件对党和国家、人民军队、中外关系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1、“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影响。林彪作为被写入“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的叛逃无疑对党和国家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使党和国家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研究者通过分析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前后的活动记录，指出“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党和国家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邵一海指出当总理接到林彪乘坐的飞机已逃出国境的报告时，首先考虑的是要做好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准备。“在这严峻的时刻，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24]周总理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分析了形势并作出了比较严密的部署，“实际上就是内防政变，外防侵略。”[25]莽东鸿的《“九一三”事件的传播》中指出，在短期保密的前提下，中央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干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众。”[26]采取逐级传达通知的方式，使事件对社会的震动降到了最低点。郑谦、张化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指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到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较系统、深刻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尽管这些材料免不了一些牵强、不实之处，在认识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大乱初定、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稳定的时候，这一措施对于统一认识、安定人心、稳定形势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2)“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金冲及、逢先知[27]、陈立旭[28]、张化[29]、张田水[30]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这一事件最终促使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开始冷静思考并逐步清醒，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胡绳在叙述“九一三”事件的影响时写到：“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卖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这就“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31]周敬青认为：“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重新审视，对一些过激做法加以更正。”[32]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认并纠正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多次做自我批评，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正“左”倾错误，但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党和国家的调整举措，表明毛泽东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并开始初步纠正文革的错误。“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反思是具体的，没有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没能揭示林彪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没有从事件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运动的方向，从而结束这场灾难。主要表现在：第一，当1972年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林彪集团极左思潮问题上产生分歧时，由于毛泽东的不正确“裁决”，由批林彪极“左”思潮改为批林彪极右思潮。第二，当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层层深入，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候，便成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事情，于1976年4月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毛泽东不能整体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及其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

　　(3)促使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一些论者认为，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政治架构开始破旧立新。周总理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整顿，将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左”倾思潮，落实干部政策，进行经济调整，努力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到1972年形成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高潮，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气象。郑谦、张化所著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此有比较详细深入的论述。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调整党政军领导机构，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加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职能;深入揭发林彪一伙的阴谋和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有步骤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并说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国内局势、特别是军队的稳定;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一批被林彪打倒的干部开始复出并逐步掌握了重要部门的权力，林彪集团及其党羽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在毛泽东的关注下，人民公社认真处理积累和消费分配的关系、多种经营合法化、工业开始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经济形势继续好转;外交政策开始向积极方面发展。但是，这些具体调整由于“四人帮”的反扑和毛泽东对文革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后来被迫中止，国家政策又有反复，“左倾”错误又有所滋长。

　　2、“九一三”事件对人民军队的影响

　　根据刘志青的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提出 “突出政治”等“左”倾错误观点,使军队各项工作严重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此外，他还以各种名义广泛培植亲信，排挤迫害军队高级干部，使军队建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九一三”事件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部队开始了各个方面的整顿工作，部队建设开始走上正轨，枪指挥党的现象得到扭转，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得到进一步加强。(1)全军广泛开展揭批活动，肃清了林彪集团流毒。[33](2)初步整顿国防工业，取得了一定成绩。[34](3)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关系得到调整。刘志青在《“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中凭借丰富的史料论述了“九一三”事件后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恢复，特别对军事训练方针、组织、效果及其历史影响进行了研究。

　　3、“九一三”事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逢先知、金冲及等认为“九一三”事件有助于毛泽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九大”以后毛泽东和林彪在外交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倾向同意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建议，认为中国可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抑制苏联的严重威胁，从而决定调整我国外交战略。而这时林彪仍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要与苏坚决对抗的观点。”九一三”事件后，通过调整，叶剑英主管军队、李先念主管经济。毛泽东因此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工作的指导原则。但是，“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交方针的调整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蒙古、俄罗斯以及我国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学术界论述不多。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时众说纷纭。前驻蒙古外交官孙一先所著的《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说：“九月下旬以后，国际上的各种传闻和揣测沸沸扬扬，有增无减。”[35]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奥地利电视台和报纸、英国《卫报》、香港《快报》、英国《新观察家》都进行了评论报道。中蒙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并继续走向缓和。据孙一先回忆，蒙古方面在处理坠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合作的态度，后来由于苏联的介入，蒙方没有把飞机残骸、死者尸体和遗物交给我们，但也没大做什么文章。“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36]中苏关系仍然保持紧张状态，苏军进入战备状态。事件发生后，蒙军和驻蒙苏军都进入了战备状态。面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周总理和外交部预先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准备了应对措施。孙一先在回忆录中就亲身经历指出中国北部边境面临的严峻形势。

　　促使中美打开关系僵局，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集中更多的精力积极推动外交战略的调整，也在慎重转变在反美主义的氛围中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继续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第三次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但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巩固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与西欧、日本等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37] 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

　　4、“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社会民众带来深远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林彪曾被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给予了他无限信任，他的叛逃对毛泽东个人的打击是很大的;周恩来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大管家”，事件无疑也给周恩来个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也给与林彪事件相关的人物的命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线上的人员，同时使256三叉戟等机组里的人等的命运发生了彻底转折。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开国将军受到牵连，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有些处理是正确的，可其中又犯了扩大化的毛病，错整了一些人。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民众对文革的反思，为历史转折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三、“九一三”事件研究的成绩及面临的差距和问題

　　“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取得了一定成绩。第一，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的学术爱好者队伍和研究阵地;第二，历史事件亲历者们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回忆录著作或文章，提供了比较好的史料;第三，有关林彪事件的学术探讨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氛围，部分问题已经弄清楚事实真相。但也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是资料问题。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关档案材料至今没有解密，能看到中央一些会议文件和记录的学者是极少数，“九一三事件”档案材料的查阅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大多数学者则只能依据亲历者回忆录、第二手材料，间接地进行考证，这不能不影响到“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学术质量。二是“九一三”事件的资料大多散见于各地、各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亲历者们年老体弱，史料抢救工作进展缓慢，还没有形成一支较强的学术团体，也不利于开展学术交流。

　　其次是涉及“九一三”事件的研究文章和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黄克诚在评价林彪时直接指出对林彪要功过分明，文革中林彪不是错误，而是犯罪，文革之前有功有过，东北有很大功劳。陈云同志在评价林彪时也指出林彪在文革的犯罪不能掩盖他以前的成绩。而今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试图用林彪当初为革命立下的功勋来掩盖他文革的犯罪或者推卸他的应有责任，是不是显得不那么客观?同时也不能因为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而否定林彪的一生。同时，对于林彪事件的细节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弄清楚事件真相的基础，但是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或纠缠于若干细节问题的研究，而要侧重社会管理体制设计、制度建设等宏观问题的研究，以求得未来发展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