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温世珍的罪恶一生 温世珍就是温家宝的亲叔叔
作者：hebeiman+-
发表时间：
大汉奸温世珍的罪恶一生 温世珍就是温家宝的亲叔叔
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天津纪事
刘新芝
出身仕宦兼地主家庭、曾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的温世珍，一生善弄权术，尤其是天津沦陷后，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祸害天津百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将其逮捕，但押而不判，监狱与高级宾馆无异，解放前夕，竟假借“天津法团”名义将其保释出狱。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解放后，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1951年 7月 10日，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四处投靠 依附日寇
温世珍，字佩珊，天津宜兴埠人，清光绪四年（ 1878）生于仕宦兼地主家庭。 1899年，在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曾留英深造。回国后，被派往北洋舰队见习，因操作升旗失误，从旗杆上掉下来摔成拐子。后经其兄温世源介绍，充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继任两江总督衙门洋务文案、江苏铁道总管等职。在李鸿章以钦差大臣身份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时，温世珍因“表现突出”而深得李鸿章的赏识。 1911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随员之一，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外交部长兼交通部长。孙中山北上后，他投在江西督军李纯门下任江西督军府外交顾问兼交涉员。李纯倒台后， 1921年，他钻进北洋政府任外交部专员，曾奉派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苏、皖、浙、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任上海交涉使、上海海关监督。但因得罪了段祺瑞， 1925年，段以温犯贪污罪而下令通缉法办，幸有人事先告密，他才靠外国人的掩护，从上海码头乘船逃往欧洲，两年后在日本大森定居。
1927年北伐战争后，温世珍回国投奔蒋介石。他自称能说服张作霖接受北伐条件，实现和平“南北统一”，骗取了蒋介石的信任。但在北上途中因受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怀疑而遭扣押，并欲以军法论处。温世珍只得以重金赎命后亡命哈尔滨，投靠其儿女亲家陈曲江，合资开办殖业公司，一面投资办煤矿，一面经营皮货。但当官有术，经营无道的他，终以赔本赚吆喝而结束了从商生涯。
北洋政府垮台后，通过陈曲江结识了亲日派头面人物张弧，经张弧介绍，温世珍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日本军政要人柴山兼四郎、浅海喜久雄等相识。 1931年 6月，在土肥原贤二的指挥下，李际春、白坚武、何庭鎏、温世珍等在津发动了便衣队暴乱。战斗中，温世珍的手脚被保安队打伤，丢了枪支逃回日租界后，惊魂未定的他竟一时昏厥过去。经救治后，日本居留民团用轮船将其送到大连休养。
“七七事变”前夕，土肥原又派温世珍到平津两地和冀东一带刺探军事情报，准备发动事变，他欣然受命。他在平津一带以探亲访友做掩护，为日寇搜集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多次得到了土肥原的称赞。此时，他还加紧联系日本驻津总领事及驻屯军首脑人物，为日后跻身天津傀儡政权创造便利条件。
玩弄权术 出任伪职
1937年 7月 29日天津沦陷， 8月 1日，在日军的主持和监视下，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宣告成立，高凌霨任会长。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后，作为汉奸新贵的高凌霨遂即任伪天津市市长。但上任不久就被在北平担任过警察局长的潘毓桂取而代之。潘在任期间，由于得罪了天津日本特务机关而被迫下台。接替潘毓桂的就是被日本人培养多年的温世珍。他是伪天津市政府的第三任市长，以在任四年之久而成为日伪时期任期最长的市长。
天津沦陷后，继张弧之后，温世珍也迁回津城，每日到北宁铁路局长官舍协助张弧招待中日各界人士。后在张弧的推荐下，温世珍充任津海关监督兼河北省银行监事，其妻兄、开滦售品处经理王荷舫任河北省银行经理。这样一来，该银行实权尽在温世珍的掌控之中。但他并不满足，又盯上了伪市长的宝座。为了早日角逐市长，他采取了一系列向日寇献媚的行动。
伪天津海关公署恢复初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维亮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并不承认日伪政府机构。但随着华北各口岸相继沦陷，英国政府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以中国的权益换取英日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梅维亮的态度也有所松动。温世珍就任海关监督不久，就胁迫梅维亮召集华北各口岸的税务司开会，并成立了一个以他为委员长的关税整理委员会，修改了关税条例，减免或降低了日本输出的 70余种物资的进口税，为日后日货大量倾销华北沦陷区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寇对我国的经济侵略立了“头功”。
温世珍曾收到国民政府要人孔祥熙的一封密信，让他设法离开天津速到南京，并许以财政部某要职。温世珍接信后如获至宝，立刻将该信呈给了天津驻屯军司令喜多诚一。他这一表忠心的行动果然“感动”了日本主子，喜多诚一对他大加慰勉。
当得知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国”调来华北主持军政大计时，温世珍主动向板垣提出四项建议：一是建议日本关东军不宜大量进关，仍应留驻“满洲国”和内蒙古，以免分散兵力，防止苏联武装“侵入”；二是日军应尽量起用国内的少壮派力量，最好以陆军大学“支那调查班”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官来领导侵华军队；三是选用朝鲜和大连金州一带经过日方培训精通日语的人才充当日军翻译，在军事行动中起到参谋作用；四是在沦陷区筹组统治机构时，最好沿用中国老习惯，采用“以鲁人治鲁，以豫人治豫”的办法，尽量使用当地的亲日分子。
这些建议深得板垣的赞赏，并转给了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据说，温的各项建议大多被日军采纳。于是， 1939年 3月 24日，温世珍水到渠成地接任了伪市长。
任期四年 罪行累累
温世珍上台后，死心塌地地依附日寇，人事方面尽遣亲日派爪牙，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强制实行粮食统配制度，强迫群众献铜、献铁、献机、献金，强拉青壮年难民为日军当劳工，竭尽全力地效忠他的日本主子。
天津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招募”劳工的“兵站”，更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最大受害地之一。据史料记载，从 1940年至 1945年 8月，日本侵略者从天津抓走的劳工为 73374人。日本通过其特务机关、驻津军队及伪政府先后在津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华北满蒙劳务联络会议等专门组织，以天津市区为据点，从附近的四乡八镇，河北的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东光等地，抓捕大批劳工。在刺刀、镣铐和绳索下，由铁路和海路送往北满、南满及日本、南洋。
1939年水灾后，在日寇的指使下，温世珍令伪军警宪特雇用一批地痞流氓开设大东公司，借疏散难民和安置就业为名抓捕劳工，以供日军驱使和奴役。他们被押解到车站、码头，装进铁闷子车厢或轮船货舱，一部分被运往东北和日本北海道矿区做井下劳工，一部分留在日军兵营构筑工事，完工后，灭绝人性的日寇竟将他们秘密处决，沉入海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缓解物资枯竭的困境，日寇把经济危机转嫁到了沦陷区人民的头上，他们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统制会，实行经济封锁。天津成立米谷统制会后，对老百姓实行粮食统配制度，日寇指示伪市公署将市内各粮栈、粮库及粮店的存粮统计后封存，作为日本军用物资。那时老百姓吃大米白面即被视为犯罪，轻者遭受一通毒打，重者即被送进监狱，甚至当时就被日军的刺刀挑开肚皮！他们将霉烂变质的土粮掺杂带有泥沙的糠麸、豆饼及喂牲口的饲料，磨制成又苦又牙碜的“混合面”，让老百姓食用。人们从午夜就到粮店排队，好不容易买上二斤混合面，拿到家里大人孩子吃了后都拉绿屎，一家人中毒身亡的也时有发生。那年月，码头、车站的搬运工人和三轮车夫因饥饿而倒毙街头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把“圣战”和“建国兴亚”的思想灌输给天津青少年。在青少年中组织了青少年团，派专人进行严格训练，通过举办“都市农村青年时代座谈会”、“中学学校学生座谈会”、“学生家长恳谈会”、“小国民持旗游行”、“中日青少年团分列行进”等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
为了推行奴化教育，温世珍责令伪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普及日语，开办日语学校，由日本人亲自授课，一般学校也都增设日语必修课，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并升日伪政府旗帜。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节日，还要组织学生、市民举办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为中心内容、以灌输奴化教育为主题的演讲会、游艺会及曲艺、电影等活动。规定“凡市公署及各局处职员年龄在 35岁以下者，均须入班受课，每天学习 50分钟， 6个月结业”。所有一切书籍、文具概由官方供给，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不及格者予以惩戒。通过“受训”的方式，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灌输“亲日”、“反共”的思想，利用一些奖励、留学等方法，引诱青少年“效忠日本帝国”。
正是由于温世珍“功绩卓著”，日寇才让他任职长达四年之久。温离任时，特到北平北支驻屯军司令部向冈村宁次述职辞行。冈村宁次对其抚慰有加地说：“回想既往情景，真是感慨无量。不想温阁下现在也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并再三嘱咐他：“加意休养，有需要协助之事，径向当地日本驻军或直接函知北平有关部门，必当妥善处理。”有了温世珍空前绝后的“辉煌”，此后，在日本人眼里市长这个位子就再也没有了合适的人选，以致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竟换了四个市长。
人民审判 处以极刑
抗战胜利后，温世珍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庇护。 1945年 8月，军统局头子戴笠飞来天津，打着惩治汉奸的旗号，先是将温世珍、王荷舫等“拘押”在王荷舫家中，后又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监狱，与周迪平、徐树强等羁押在一起，但对他们押而不判。这些汉奸以金钱收买相关人员后，监狱当局为他们特辟了粉刷一新的专室，躺的是席梦思软床，盖的是绸缎被褥，抽的是美国香烟，喝的是陈年佳酿。逢年过节时，叫来聚合成的厨师给他们开小灶，闲来无事，终日以打麻将、打牌、下棋打发时光，家属也可以随时接见。他们住在这里，无异于住在高级宾馆中。在天津解放前夕，法院竟以虚构的“天津法团”名义，将温世珍保释出狱。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后，人民法院很快就将温世珍逮捕归案。老百姓强烈呼吁将这个作恶多端的卖国贼处以极刑。《天津日报》在“献媚日寇屠杀中国人民大汉奸温世珍罪恶滔天”的标题下，以大量文字报道了天津市民对温世珍出卖祖国、残害人民罪恶行径的揭露与控诉。宜兴埠民众还举行了 3000人的群众大会，到会的群众和烈士家属纷纷控诉恶霸温士玉依仗其叔父温世珍的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的罪行。台上控诉的人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台下的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枪毙大汉奸温世珍！”“别再让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
在天津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温世珍还诡称，他担任市长的肥缺不是出于自愿，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秉承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佑保荐的。
审判员问他，松冈洋佑为什么要保荐你呢？他竟说，日本人最怕贪污，因为他操行很好，廉洁自爱，才选中了他。但他的罪行昭昭，岂容抵赖！为此，天津市人民法院组织了专案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很快就查清了他卖国殃民罄竹难书的罪恶。
1951年 6月 30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兼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笑一，审判员刘云峰做出严正判决：“查该逆自‘九·一八’前，即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活动，后在日寇的羽翼下，历充汉奸要职，效忠日寇，出卖祖国，罪行极大。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供稿天津市档案馆鲁希刘新芝
纪念抗战胜利 60周年天津纪事
刘新芝
出身仕宦兼地主家庭、曾为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的温世珍，一生善弄权术，尤其是天津沦陷后，他死心塌地依附日寇，祸害天津百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将其逮捕，但押而不判，监狱与高级宾馆无异，解放前夕，竟假借“天津法团”名义将其保释出狱。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解放后，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1951年 7月 10日，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四处投靠 依附日寇
温世珍，字佩珊，天津宜兴埠人，清光绪四年（ 1878）生于仕宦兼地主家庭。 1899年，在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曾留英深造。回国后，被派往北洋舰队见习，因操作升旗失误，从旗杆上掉下来摔成拐子。后经其兄温世源介绍，充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继任两江总督衙门洋务文案、江苏铁道总管等职。在李鸿章以钦差大臣身份与八国联军议和、签订《辛丑条约》时，温世珍因“表现突出”而深得李鸿章的赏识。 1911年，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随员之一，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外交部长兼交通部长。孙中山北上后，他投在江西督军李纯门下任江西督军府外交顾问兼交涉员。李纯倒台后， 1921年，他钻进北洋政府任外交部专员，曾奉派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1924年，他到上海依附苏、皖、浙、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任上海交涉使、上海海关监督。但因得罪了段祺瑞， 1925年，段以温犯贪污罪而下令通缉法办，幸有人事先告密，他才靠外国人的掩护，从上海码头乘船逃往欧洲，两年后在日本大森定居。
1927年北伐战争后，温世珍回国投奔蒋介石。他自称能说服张作霖接受北伐条件，实现和平“南北统一”，骗取了蒋介石的信任。但在北上途中因受到奉系军阀张宗昌的怀疑而遭扣押，并欲以军法论处。温世珍只得以重金赎命后亡命哈尔滨，投靠其儿女亲家陈曲江，合资开办殖业公司，一面投资办煤矿，一面经营皮货。但当官有术，经营无道的他，终以赔本赚吆喝而结束了从商生涯。
北洋政府垮台后，通过陈曲江结识了亲日派头面人物张弧，经张弧介绍，温世珍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日本军政要人柴山兼四郎、浅海喜久雄等相识。 1931年 6月，在土肥原贤二的指挥下，李际春、白坚武、何庭鎏、温世珍等在津发动了便衣队暴乱。战斗中，温世珍的手脚被保安队打伤，丢了枪支逃回日租界后，惊魂未定的他竟一时昏厥过去。经救治后，日本居留民团用轮船将其送到大连休养。
“七七事变”前夕，土肥原又派温世珍到平津两地和冀东一带刺探军事情报，准备发动事变，他欣然受命。他在平津一带以探亲访友做掩护，为日寇搜集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多次得到了土肥原的称赞。此时，他还加紧联系日本驻津总领事及驻屯军首脑人物，为日后跻身天津傀儡政权创造便利条件。
玩弄权术 出任伪职
1937年 7月 29日天津沦陷， 8月 1日，在日军的主持和监视下，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正式宣告成立，高凌霨任会长。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后，作为汉奸新贵的高凌霨遂即任伪天津市市长。但上任不久就被在北平担任过警察局长的潘毓桂取而代之。潘在任期间，由于得罪了天津日本特务机关而被迫下台。接替潘毓桂的就是被日本人培养多年的温世珍。他是伪天津市政府的第三任市长，以在任四年之久而成为日伪时期任期最长的市长。
天津沦陷后，继张弧之后，温世珍也迁回津城，每日到北宁铁路局长官舍协助张弧招待中日各界人士。后在张弧的推荐下，温世珍充任津海关监督兼河北省银行监事，其妻兄、开滦售品处经理王荷舫任河北省银行经理。这样一来，该银行实权尽在温世珍的掌控之中。但他并不满足，又盯上了伪市长的宝座。为了早日角逐市长，他采取了一系列向日寇献媚的行动。
伪天津海关公署恢复初期，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维亮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并不承认日伪政府机构。但随着华北各口岸相继沦陷，英国政府对日采取绥靖政策，以中国的权益换取英日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梅维亮的态度也有所松动。温世珍就任海关监督不久，就胁迫梅维亮召集华北各口岸的税务司开会，并成立了一个以他为委员长的关税整理委员会，修改了关税条例，减免或降低了日本输出的 70余种物资的进口税，为日后日货大量倾销华北沦陷区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寇对我国的经济侵略立了“头功”。
温世珍曾收到国民政府要人孔祥熙的一封密信，让他设法离开天津速到南京，并许以财政部某要职。温世珍接信后如获至宝，立刻将该信呈给了天津驻屯军司令喜多诚一。他这一表忠心的行动果然“感动”了日本主子，喜多诚一对他大加慰勉。
当得知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从“满洲国”调来华北主持军政大计时，温世珍主动向板垣提出四项建议：一是建议日本关东军不宜大量进关，仍应留驻“满洲国”和内蒙古，以免分散兵力，防止苏联武装“侵入”；二是日军应尽量起用国内的少壮派力量，最好以陆军大学“支那调查班”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官来领导侵华军队；三是选用朝鲜和大连金州一带经过日方培训精通日语的人才充当日军翻译，在军事行动中起到参谋作用；四是在沦陷区筹组统治机构时，最好沿用中国老习惯，采用“以鲁人治鲁，以豫人治豫”的办法，尽量使用当地的亲日分子。
这些建议深得板垣的赞赏，并转给了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据说，温的各项建议大多被日军采纳。于是， 1939年 3月 24日，温世珍水到渠成地接任了伪市长。
任期四年 罪行累累
温世珍上台后，死心塌地地依附日寇，人事方面尽遣亲日派爪牙，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强制实行粮食统配制度，强迫群众献铜、献铁、献机、献金，强拉青壮年难民为日军当劳工，竭尽全力地效忠他的日本主子。
天津是日本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和扩充军备生产的主要战略资源供给地，也是其“招募”劳工的“兵站”，更是其“强制劳动”暴行的最大受害地之一。据史料记载，从 1940年至 1945年 8月，日本侵略者从天津抓走的劳工为 73374人。日本通过其特务机关、驻津军队及伪政府先后在津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华北满蒙劳务联络会议等专门组织，以天津市区为据点，从附近的四乡八镇，河北的静海、青县、沧县、南皮、东光等地，抓捕大批劳工。在刺刀、镣铐和绳索下，由铁路和海路送往北满、南满及日本、南洋。
1939年水灾后，在日寇的指使下，温世珍令伪军警宪特雇用一批地痞流氓开设大东公司，借疏散难民和安置就业为名抓捕劳工，以供日军驱使和奴役。他们被押解到车站、码头，装进铁闷子车厢或轮船货舱，一部分被运往东北和日本北海道矿区做井下劳工，一部分留在日军兵营构筑工事，完工后，灭绝人性的日寇竟将他们秘密处决，沉入海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缓解物资枯竭的困境，日寇把经济危机转嫁到了沦陷区人民的头上，他们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统制会，实行经济封锁。天津成立米谷统制会后，对老百姓实行粮食统配制度，日寇指示伪市公署将市内各粮栈、粮库及粮店的存粮统计后封存，作为日本军用物资。那时老百姓吃大米白面即被视为犯罪，轻者遭受一通毒打，重者即被送进监狱，甚至当时就被日军的刺刀挑开肚皮！他们将霉烂变质的土粮掺杂带有泥沙的糠麸、豆饼及喂牲口的饲料，磨制成又苦又牙碜的“混合面”，让老百姓食用。人们从午夜就到粮店排队，好不容易买上二斤混合面，拿到家里大人孩子吃了后都拉绿屎，一家人中毒身亡的也时有发生。那年月，码头、车站的搬运工人和三轮车夫因饥饿而倒毙街头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地把“圣战”和“建国兴亚”的思想灌输给天津青少年。在青少年中组织了青少年团，派专人进行严格训练，通过举办“都市农村青年时代座谈会”、“中学学校学生座谈会”、“学生家长恳谈会”、“小国民持旗游行”、“中日青少年团分列行进”等活动，对青少年进行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
为了推行奴化教育，温世珍责令伪教育局在全市范围内普及日语，开办日语学校，由日本人亲自授课，一般学校也都增设日语必修课，一律使用其指定教材，并升日伪政府旗帜。每遇“神社”祭日或重大节日，还要组织学生、市民举办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为中心内容、以灌输奴化教育为主题的演讲会、游艺会及曲艺、电影等活动。规定“凡市公署及各局处职员年龄在 35岁以下者，均须入班受课，每天学习 50分钟， 6个月结业”。所有一切书籍、文具概由官方供给，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不及格者予以惩戒。通过“受训”的方式，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灌输“亲日”、“反共”的思想，利用一些奖励、留学等方法，引诱青少年“效忠日本帝国”。
正是由于温世珍“功绩卓著”，日寇才让他任职长达四年之久。温离任时，特到北平北支驻屯军司令部向冈村宁次述职辞行。冈村宁次对其抚慰有加地说：“回想既往情景，真是感慨无量。不想温阁下现在也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并再三嘱咐他：“加意休养，有需要协助之事，径向当地日本驻军或直接函知北平有关部门，必当妥善处理。”有了温世珍空前绝后的“辉煌”，此后，在日本人眼里市长这个位子就再也没有了合适的人选，以致在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竟换了四个市长。
人民审判 处以极刑
抗战胜利后，温世珍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庇护。 1945年 8月，军统局头子戴笠飞来天津，打着惩治汉奸的旗号，先是将温世珍、王荷舫等“拘押”在王荷舫家中，后又移交天津地方法院第三监狱，与周迪平、徐树强等羁押在一起，但对他们押而不判。这些汉奸以金钱收买相关人员后，监狱当局为他们特辟了粉刷一新的专室，躺的是席梦思软床，盖的是绸缎被褥，抽的是美国香烟，喝的是陈年佳酿。逢年过节时，叫来聚合成的厨师给他们开小灶，闲来无事，终日以打麻将、打牌、下棋打发时光，家属也可以随时接见。他们住在这里，无异于住在高级宾馆中。在天津解放前夕，法院竟以虚构的“天津法团”名义，将温世珍保释出狱。
1949年 1月 15日，天津解放后，人民法院很快就将温世珍逮捕归案。老百姓强烈呼吁将这个作恶多端的卖国贼处以极刑。《天津日报》在“献媚日寇屠杀中国人民大汉奸温世珍罪恶滔天”的标题下，以大量文字报道了天津市民对温世珍出卖祖国、残害人民罪恶行径的揭露与控诉。宜兴埠民众还举行了 3000人的群众大会，到会的群众和烈士家属纷纷控诉恶霸温士玉依仗其叔父温世珍的势力，为非作歹，残害群众的罪行。台上控诉的人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台下的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枪毙大汉奸温世珍！”“别再让他糟蹋人民的小米了！”
在天津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温世珍还诡称，他担任市长的肥缺不是出于自愿，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秉承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佑保荐的。
审判员问他，松冈洋佑为什么要保荐你呢？他竟说，日本人最怕贪污，因为他操行很好，廉洁自爱，才选中了他。但他的罪行昭昭，岂容抵赖！为此，天津市人民法院组织了专案组，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很快就查清了他卖国殃民罄竹难书的罪恶。
1951年 6月 30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兼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笑一，审判员刘云峰做出严正判决：“查该逆自‘九·一八’前，即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活动，后在日寇的羽翼下，历充汉奸要职，效忠日寇，出卖祖国，罪行极大。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三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供稿天津市档案馆鲁希刘新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