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如何大整周恩来？

祝世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如何大整周恩来？

 

“在延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整风运动！周恩来不会不注意。从这股来势迅猛的政治风暴中，周恩来已经嗅出了不寻常的气味。”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早就想让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然而，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不让周恩来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6月，蒋介石才同意周恩来返延安。……”

“6月28日，周恩来等一行离开了战斗五年的重庆，于7月16日抵达延安。……周恩来到延安后，先后三次（8月2日、8月8日、8月30日）频频地作出政治表态。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整风运动的另一名主要对象——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便将运动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从9月7日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1941年那次会议的继续。周恩来没有参加那次会议，现在算是补课。”

“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中，周恩来是在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陷得最深的一个。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他。然而周恩来与王明是不同的。王明在苏联呆过，马列主义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因此，毛泽东恰如其分地给他戴上一顶‘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周恩来在西欧勤工俭学，没有去苏联学马列。毛泽东特地为周恩来设计了另外一顶帽子，那就是‘经验主义’。”

“在9月13日的会上，毛泽东既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也批判了周恩来的经验主义。这是自整风运动开展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当着周恩来的面，批判其历史错误；第一次当其面发泄三十年代受打击排斥的不满。因此，语气尖锐、激烈，带有浓烈的宣泄感情的色彩，……周恩来开始经受‘整风运动’的洗礼。”

……

“周恩来作了初步的检查。毛泽东当然不会满意。毛泽东宣布成立‘总学委’，毛任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学习时间为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批判对象主要是周恩来与‘经验主义’。毛泽东还将‘经验主义’的第二号人物彭德怀从前线召回延安，接受批判教育。这位耿直的彭总，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意见分歧，尤其是在反对‘洛川会议’的‘山地游击战’中，彭德怀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毛泽东自然不会放过他。”

“在会下，周恩来除闭门思过，还努力补课。……周恩来开始接受毛泽东扣上的‘经验主义’的大帽子。”

……

“从10月份开始，批判王、周的力度加重了，范围也扩大了。……”

“从11月1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令周恩来感到震撼。”

……

“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周恩来从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议上作了五天的自我批评的报告。这个检讨从他自欧洲回国讲起，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五天报告的结束语中，周恩来严格地要求并检查自己。他检查了在历史的几个关键时期的错误，……”

“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对周恩来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说教，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传》）

 

  周恩来遭“过火与不公正”的批判  季米特洛夫信函毛泽东制止

 

“九月会议以后，周恩来处于不问政务、闭门思过的状态，即所谓‘停职反省’。时至1943年王明已是‘死老虎’。他自1941年9月会议后，便称病住院，‘既不工作，又不参加会议。’而他的政治盟友博古等，也已彻底地与他决裂，站在毛泽东一边来批判他。因此，1943年的九月会议及其后的日子，虽然是系统批判王明错误路线，但主要的斗争目标是周恩来。对周恩来的批判，从9月一直持续到该年年底，在11月中至12月初是高潮。”

“在主持批判周恩来的斗争中，主要人物除了毛泽东，便是刘少奇。这时的刘少奇，是中共的二号人物，又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基本上代表了毛泽东的意旨，是毛泽东的代言人。许多重要的报告、讲话，便是通过刘少奇来做的。例如10月24日，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

……

“在此后一系列的批判周恩来的会议，尤其是11月中旬以后的会议上，刘少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批判的火力尖锐、严厉、份量很重。对周恩来猛烈批判的还有康生、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彭真等人。”

“毛泽东为周恩来组织的批判斗争，不仅规模宏大、时间持久，而且气氛紧张而激烈。由于整风的第一号对象王明早就称病住院，躲避了批判斗争；因而第二号对象的周恩来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斗争的火力，其场面的激烈程度为整风运动的首见。而周恩来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中国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也有如下记述：‘经过9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

……

“1943年12月22日，原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后（注：1943年6月该组织宣布解散），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出于个人友谊，我不能不对您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倡导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我还担心一部分党的干部中存在的对苏联的不健康情绪。……我也觉得：康生的作用令人怀疑。……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引起普遍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助敌人瓦解党。’（见曹仲彬等著《王明传》）

“毛泽东的心腹康生是整风运动的总管。当时正领导由毛泽东发动的另一轮肃反运动‘抢救失足者’。这场由毛泽东策划、康生直接指挥的肃反运动，又是扩大化。与当年打AB团如出一辙，大搞逼供信，滥捕滥杀，如痴如狂。整个陕北为之颤栗。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来信，加上当时民愤鼎沸，任弼时等领导人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才不得不煞车。”

“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季米特洛夫的崇高威望与巨大影响犹在。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这封来信的意见，对周恩来的批判斗争，遂告一段落。”

……

“时至1944年，对周恩来的批判虽然告一段落，但他仍然处于停职反省的状态，周恩来名义上虽然仍是南方局书记，但实际工作已交由董必武负责。……直至1944年11月才得以再次赴重庆谈判。”

编者的话：

周恩来从1943年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到1944年11月离开。这期间整整一年另四个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季米特洛夫于12月亲自给毛泽东来函明确表示反对与制止，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迫害是决不会罢休的。此后，周恩来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善，而是处于停职反省。

至于毛泽东这样一位倔强性格的人，为什么在当时屈服于季米特洛夫的压力？这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外因讲：毛泽东本人是靠季米特洛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才得以上台，并整垮王明的；即使季米特洛夫在12月已失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但他的背后还有斯大林，毛泽东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内因讲：毛泽东刚刚取得最高领导权力，地位还不是那么稳固。

这里还得说一下：季米特洛夫是怎么知道中共党内高层的斗争情况呢？作者在文中提供的史实是：王明住院时，有一位苏联驻延安的记者伏拉狄米洛夫派医生奥洛夫去探望王明。王明乘机托记者给季米特洛夫发了一份电报。如果没有王明发出这份电报，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在这一历史阶段，也许是另一种情况。

 

  中共“七大”：毛泽东晋升“领袖” 周恩来重返权力中心

 

“周恩来的厄运至1944年夏才告一段落。……为准备召开‘七大’，毛泽东于1944年5月21日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

“‘七大’准备工作中的重头戏，是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将这些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盖棺论定’，是十分高明的一招。……从而使毛泽东的思想观点通过合法的形式，强制性地令全党服从。为毛泽东树立起‘唯一正确’、‘一贯正确’的历史地位，为毛泽东在中共树立起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毛泽东在‘七大’上顺利地登上了最高领袖的宝座。”

“这个《决议》，还成为毛泽东终身统治中共的‘护身符’。当有人对当年延安整风提出不同意见时（如在‘文革’中，陈毅就提出过），毛泽东就说：‘想要翻案吗？全党不答应！’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深受创伤  心灵受到扭曲

 

“延安整风运动给周恩来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极其深刻的、沉重的、具有切肤之痛。此后，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中，便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

编者的话：

在此之前，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中，总书记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大家可以相互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当总书记犯错误时，只要多数人反对，就得下台。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以其“当领袖欲的野心和心狠残忍的个性”，为了巩固他的最高权力统治的地位，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实行独裁专制的统治。作者所说的周与毛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作者认为：周恩来在受残酷批判斗争之后，“思想与心灵受到扭曲”。

作者还说：

“建国后，周恩来进一步受到毛泽东的压抑，扭曲现象也就更加显著（注：该书后面将有详述），于是周恩来无不感慨地说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如履薄冰’。这四个字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周恩来这位具有旷世之才，而又对国家对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的不可违抗的权威之下受到压迫与抑制的那种无奈与痛苦。他那安邦治国之才，始终只能在毛泽东所允许的范围内困难而曲折地施展的那种战战兢兢、惶恐不安的内心世界。”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之后，内心像受到刀割一样的难受。一方面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感到更加无比的同情与爱戴，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而骄傲，可又为他长期受制于毛泽东而不能充分发挥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的才干而感到惋惜与遗憾。另一方面对这位“当代秦始皇”，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来评价他？如果还要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能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