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战场——濑岛龙三的人生(2)
濑岛进入参谋本部是1939年底，正是日军在诺门罕大失败以后。整个参谋本部被一种凄凄惨惨的空气所笼罩着，从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以下一直到稻田正纯作战课长被全部撤换，大家都正在为如何擦干净关东军留下来的屁股而犯愁。
诺门罕的失败，使皇军们刚刚知道了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大家打起精神来要更换装备，又发现了没有钱，钱全部让在中国大陆的85万军队给用没了。有人就想出来了减少在大陆的兵力的招数，想把在大陆的兵力在两年内减少到一半的40万。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可能吗？有人就主张干脆集中兵力直接进攻重庆，但又有人反对，说那样会“更加扩大事态”，这就是很典型的日式思维：掩住耳朵就可以盗铃了，只用“支那事变”就不是战争，事态也就没有进一步扩大。但是其实就是主张进攻重庆的人也知道，即使占领了重庆也解决不了问题，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底，日本军部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但是后来由于欧洲的形势变化，希特勒如火如荼又使得日本人要跟进一把，结果这个决定没有得到执行。
濑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参本的，濑岛接到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在确保战略政略要地武汉的同时，能够把武汉方面的兵力减少到什么程度？”
原来的作战课大概十五人左右，分成三个班：作战班，航空班和兵站班，随着战事的推移，全课人数增加到了二十多人，作战班也分成了对北方班和对支那班，后来又分出来一个对南方班，，但是这三个班又经常被统起来称作一个作战班，濑岛龙三在作战课的时候换过六任五人课长，冈田重一，土居明夫，服部卓四郎，真田穣一郎，服部卓四郎，天野正一。
濑岛龙三大尉一进作战课就受到重用，作为作战班长的助理，帮着统管三个作战班。在辻政信中佐和櫛田正夫中佐手下都干过。濑岛龙三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各地部队来电，以参谋总长的名义起草和拍发回电及其协助参谋总长“奏上”，面见天皇报告战争情况。
“奏上”是怎么回事呢？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上说起来，参谋总长是天皇的幕僚长，得时不时地向天皇报告情况。太平洋战争没开始时，参谋总长每周报告两三次，开战以后是每天报告战况，回答天皇提出来的问题。形式上和回答国会议员的质问差不多，但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国会议员的质问先提出稿子让你准备，而天皇则是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没法准备，还不能回答不上来，回答不上来弄得龙心震怒可不是开玩笑的。更倒霉还有一点：那年月没什么对天皇能报告的好消息，还不能骗，起码不能乱骗，要知道天皇消息灵通的很，那些反战的老臣们没事就在天皇那儿放陆军的坏水。
但濑岛龙三很能处理这些事，他能猜出天皇大概关心什么，会提些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回答才既不算“欺君”还又能鬼混过关。所以从闲院宫载仁亲王开始，杉山元，东条英机，梅津美智郎都喜欢带着濑岛去“奏上”。跟着掺和“奏上”对濑岛龙三也极有好处，虽然跟包参谋只是在边上屋子里呆着，见不到天皇，可是天皇没事会问今天谁跟的包，天长日久可就记下了这个名字。一直到1979年昭和天皇外孙女优子结婚，要找人当媒人的时候昭和天皇把濑岛龙三给想起来了，指明要他来做媒，就这样一个平民也算给皇室作了一回媒人，很风光了一番。据天皇说是濑岛吃的苦太多，尤其是后来被老毛子关了11年其实是为皇室在顶缸，这点以后会说到，这个媒人的位置就算是皇室对濑岛的报答。
濑岛也不是光在办公室里呆着，也去过现场。战争开始之前的1940年7月他和南支那方面军参谋藤原武大佐化装成日本游客在当地开夜总会的日本妈妈桑的协助下到香港去现地侦察，结论是“香港南部没有适当的地点可供登陆，只有在香港北部强攻登陆”，参与了制定进攻香港的计划。但是整个地来说濑岛龙三在战争中参与制定进攻计划仅此一例，相反的是大量参与制定撤退和扫尾计划。比如瓜岛大败以后为不得不从瓜岛撤退提供了理论根据，濑岛龙三算了一笔帐：如果再在瓜岛耗下去，起码还会损失62万吨运输能力，而没有了这62万吨运输，1943年的钢铁产量会只有200万吨——战争无法进行。
决定从瓜岛撤退以后，濑岛龙三以大本营驻海军参谋的身份和联合舰队一起具体制定并指挥了从瓜岛的撤退计划，在英帕尔大败以后大本营也是派濑岛龙三去缅甸和现地的河边正三，田中新一一起处理善后。当时参谋本部对于濑岛的评价很高，说他很有能力，考虑全面，能够协调关系。
但濑岛毕竟是皇军参谋，皇军参谋所有的怪毛病照样有，只不过没有石原莞尔，辻政信那么突出罢了，“台湾近海空战战果事件”就最能说明问题。
1944年十月，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和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亲赴马尼拉，指示第十四方面军将防守菲律宾的“捷一号作战”计划中原定的吕宋岛决战为莱特岛决战。从而促成了“莱特海战”。美国参战的有170艘军舰，总吨位150万吨，连同登陆用船只总共900余艘。日本海军则是把包括战列舰“大和”“武藏”号在内的所有能够出动的军舰全部押了上去，共77艘，总吨位66万吨。双方出动的作战飞机加起来超过2000架。结果是“武藏号”等26艘日本海军的军舰长眠海底。
珍珠港，中途岛，马里亚纳海战都是使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大海战，但是都没有这次莱特海战的意义重大。这次海战，宣告了一支曾经是很强大的海军的灭亡，这次海战以后，所谓“大日本帝国海军”就成为了历史名词。
这场海战和濑岛龙三有直接关系。
1944年10月10日，“公牛哈尔西”带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三舰队，突然对冲绳进行了攻击，从12日开始对台湾的机场进行集中攻击，其实这是为了准备在菲律宾的莱特岛登陆而进行的佯动作战，但大本营没看出来。从12 日到15日，联合舰队的航空部队和第二航空舰队的轰炸机对哈尔西舰队进行了反击，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六百四十八架和从地面航空基地起飞的二百五十七架飞机参加了对哈尔西舰队的攻击。也就是所谓“台湾近海海战”
据大本营19日发表的战报说，光击沉击毁的美军航空母舰就有19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等15艘。其实呢？哈尔西的损失只是被击毁了两艘重型巡洋舰“休斯敦”和“堪培拉”而已。这场海战在日本十分有名，有名的原因不是仅仅在战果统计的荒唐，而是在于：有人知道了战果统计荒唐，向大本营指出来了以后不但没有人听，反而被穿上小鞋，发配到前线去了。
发现战果有水分的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参谋堀荣三大尉，他去菲律宾出差正好路过九州的海军鹿屋航空基地，亲眼看到那些菜鸟海军飞行员是怎么胡乱判读战果,而基地的参谋们又是多么胡乱统计，所以所谓的战果根本就是荒唐无稽。堀荣三大尉立即回到新田原基地向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有末精三大佐打电报报告了此事之后再去马尼拉。一到马尼拉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堀荣三大尉立即向十四方面军的司令官山下奉文和参谋长武藤章报告了此事，这就是山下奉文和武藤章后来拼命反对大本营改变作战计划的原因。
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相信了堀荣三的话，大本营为什么就不相信呢？这是因为其本营不知道有这份电报，电报已被濑岛龙三少佐销毁，因为濑岛不喜欢这份电报。用濑岛论文上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具有了“断然的意志”，正在“迅速地贯彻于军队”，而且还捕捉到了“重创美军哈尔西舰队”这么好的“战机”。这个时候如何容许别的不调和音来干扰呢。所以，濑岛龙三少佐销毁了那份电报。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堀荣三就赶到菲律宾去当第14军的作战参谋去了。
所以当美军第七舰队兵临莱特岛时，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智郎和海军军令总长及川古志郎一起晋见天皇，说这次美军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掩盖台湾近海的失利而企图尽早占领哪怕是菲律宾的一角”。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教授评论说：“这是陆海军统帅部第一次如此迅速地同时做出了一致的判断，只是，那是一次基于完全错误的情报的完全错误的判断”。
在这种判断下，1944年10月，日本和美国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外海进行了一次号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战，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舰队决战。
这件事没人知道。但是在1958年，在被拘留11年以后从西伯利亚回到日本的濑岛龙三还是找到了堀荣三，当面向他承认此事并赔罪。当然这次的赔罪其实可能另外还有原因。
1945年6月，离日本投降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濑岛龙三接到了一个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调动：任关东军作战参谋。这次调动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败战就在眼前，而且苏联的参战也不可避免，但关东军作战参谋是天皇的弟弟竹田宫，必须抢在苏联人前面把他调回东京，濑岛是去补缺的。再一个原因是濑岛已经被贴上了“败战主义者”的标签，这是由于他和冈田启介前首相以及迫水久常的亲戚关系。是亲戚总得走动，濑岛也知道冈田们一直被宪兵监视，把走动的次数减到了最低限度，一个月只走动个次把。但在宪兵和特高警察的眼里，这就是“阴谋谋反”的嫌疑。确实濑岛在某种程度上为冈田提供了情报。
1945年4月的一天，迫水久常突然和濑岛联系，要求无论如何见一次面。两人见面后迫水的第一句话就是：“本土决战的胜利可能性到底有多少”。
濑岛知道这个回答的分量，沉默良久以后一字一句地说：“身为大本营参谋，本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事关重大，只说一下个人看法：本土决战有地利之便，但也就是拖延时日，绝无取胜可能。一旦本土决战失败，国家和万世一体的皇室将不复存在。”
迫水下了结论：“就是说一定要在美军或苏军在本土登陆之前结束战争。”
（1942年左右濑岛龙三在视察播磨石川岛重工的军工生产）
濑岛的这个结论，给了冈田等元老们联合当时的铃木贯太郎首相说服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最大理由。迫水在1976年的一次证言中说：“我认为濑岛在结束战争的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虽然当时没有人知道濑岛龙三对迫水透露了本土决战必败的信息，但由于濑岛龙三和冈田等人的亲戚关系加上濑岛龙三老和“转进”工作缠不清楚，让人听到“濑岛”就想起“失败”，既恨和尚，殃及袈裟，几件事加在一块濑岛龙三这就去了满洲。
（关东军全体高级军官在机场为竹田宫（中间座者）送行）
1945年7月10日，濑岛龙三坐飞机离开了已经被美军炸成了一片焦土的东京，经过汉城到新京（长春）的关东军总司令部赴任，8月8日，由大约五十个狙击师，五十二个航空师，三十个坦克旅组成的一百三十万苏联红军在五千架作战飞机，三千辆坦克装甲车在支援下越过了国境向关东军发动了全面进攻。
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攻击不觉得意外，尤其是濑岛龙三。1945年1月，作为秘密外交信使，濑岛龙三以“濑越良三”的化名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去往莫斯科时亲眼看到风尘仆仆，硝烟未退的苏军西线部队在大举东运，其目的当然绝对不是去西伯利亚旅游。
但是关东军没有对策，当时关东军有兵员75万，24个师团，但大部分是在1944年下半年以后新组建的菜鸟师团。对整个关东军战斗能力的乐观估计是还相当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的三分之一，悲观的估计就是最多能坚持一个星期了。
苏军的进攻在正东面，正北面和正西面同时开展，坦克在飞机和重炮和火箭炮火力掩护下在前面开路，跟在后面的是机械化步兵，在平原地带进展尤为神速，让日军目瞪口呆。过了两天大本营才醒过神来，发了一道命令把朝鲜军编入关东军，说关东军不但要守住满洲，还要守住朝鲜。于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和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在8月12日带了关东军总司令部的人就到了朝鲜边境的通化，就准备在那儿全体玉碎了。
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发表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玉音放送”，日本无条件投降。虽然少壮派参谋军官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要“死战到底”以外，大多数人都知道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了。
问题是怎么联系上苏军还是个问题，苏军根本不管什么投降，还在全线进攻。在东京养病中的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去找大本营要求帮忙和苏军联系投降事宜。得到的回答是：“关东军自己和苏联军去联系”，也就是说你们自生自灭去吧，没人管关东军了。
秦彦三郎只好在17日自己去哈尔滨面见苏联总领事请求帮忙斡旋。18日早上苏联总领事通知日军哈尔滨特务机关苏军将在当天下午派出飞机到哈尔滨来接关东军代表团。秦彦三郎带领了野原博起，大前正俞和濑岛龙三这三名中佐参谋从长春立即飞往哈尔滨。等在哈尔滨机场的苏军一开口就是：“土居明夫中将来没有来？”
土居明夫是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机关长，当时已经调任第13军参谋长，后来和辻政信一起在南京国防部做过顾问的。得知土居已经调走的消息，苏军当场就拿下了来机场迎接秦彦三郎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新任机关长秋草俊少将，给了秦彦三郎一个下马威。
秦参谋长一行在没有了机关长的哈尔滨特务机关住了一个晚上，又带了驻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舟夫作为顾问，19日一大早坐上苏军的美制DC-3型军用运输机一直往东飞越牡丹江和绥芬河以后在兴凯湖边上的贾力科沃去见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苏联方面一开始是准备只和秦彦三郎一个人谈判，后来在秦彦三郎的再三坚持下，答应了带一名参谋（濑岛龙三）和一名翻译（宫川舟夫）参加谈判。
这一场谈判就谈出了一个千古之谜。之后苏联公然违反关于遣返战俘的波茨坦宣言的第九条和不迫使战俘服苦役的海牙协定，将60万被俘的关东军官兵押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其中有一成以上的六万多人死在了西伯利亚。
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到现在还是个谜。苏联解体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也没有解密，有关当事人都是忌讳莫深。华西里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里详细说明了对日作战的经过和日军投降的经纬，但接下来对投降日军的处理就一句未提。
其实在被苏联拘留过的西伯利亚归还者之中有一种说法，他们是作为国家赔偿，被日本送给苏联人的，就是说责任在日本而不在苏联。这种说法的根据是1945年7月日本外务省起草的《对苏和平交涉之要纲（案）》。
在现在已经知道内容了的这个共分四条的方案中，第三条的“陆海军军备”中明确写道：“海外军队就地复员，努力使其回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同意若干部队的现地残留”；第四条的“赔偿及其他”中更是写明了：“同意作为赔偿而提供一部分劳动力”。
参加投降谈判的这三人中，宫川1950年死于西伯利亚拘留所中，秦彦三郎中将在1956年回国后病死于1959年。因此长期以来唯一知道内情的就濑岛龙三一个人，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苏联人知不知道这个《对苏和平交涉之要纲（案）》的问题。日本投降前后是濑岛龙三负责和大本营的联系，而参加投降谈判的还是濑岛龙三，可是濑岛龙三对这个问题是三缄其口。直到1995年以后才开始否认这种说法。否认的根据是苏联人不可能知道这个日本人起草的要纲方案，因此没有在谈判时拿这个要纲迫使日本人就范的道理。但是这种解释还是有点苍白无力，本来大家怀疑的就是这个要纲方案是不是已经给了苏联人，而不是苏联人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假设前提。
1945年9月6日，濑岛龙三和在长春的所有关东军将官，作战主任参谋草地貞吾大佐，情报参谋浅田三郎大佐和大本营联络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等五十多人关东军高级军官一起分乘两架苏军飞机被押往伯力，除了1946年9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两个月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之外，直到1959年被遣返回日本为止，开始了长达11年的拘留生活。
（西伯利亚战俘营）
1949年5月，苏联内务省伯力军事法庭对濑岛龙三前日本陆军中佐宣布以下判决：“作为帝国主义日本的大本营参谋援助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政策，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四项判处25年苦役。作为外交秘使进入苏联收集情报，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58条第6项判处25年苦役。”这加起来不就有50年了？那判决书上还有一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最终判决25年苦役”，最后实际在苏联西伯利亚服了11年苦役。
后来濑岛龙三进入商界，在商战中获胜颇多。他的竞争对手经常有一种“濑岛是赤化分子”的说法，这基本上是一种在商场上常见的中伤对手，贬低对手人格的做法，但是濑岛龙三确实也是有几件事说不清楚。
第一件事是作为苏方证人出席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证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一直在图谋发动对苏战争。其实濑岛的证词很暧昧，谁都可以任意解释，苏方解释成由这个阴谋，而被告律师则解释成其实没有这个阴谋。考虑到濑岛龙三当时的处境，可以理解他的行动，但是濑岛的反对者们指出同样是苏军战俘的证人，原大陆铁道司令官草场辰己中将的选择是自杀。
（濑岛龙三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
其实和苏联人合作的不止濑岛龙三，日本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在《西伯利亚捕虏收容所》中指出，从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开始的所有关东军军官除了草地贞吾大佐一个人之外，都放弃了“大日本陆军军官”的尊严，将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苏联人。
第二件事是濑岛龙三在西伯利亚的11年中，除了8年是很清楚地知道所在之外，还有三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作家松本清张在《现代官僚论》的“内阁调查室篇”中就指名道姓地说濑岛是被关在第7006捕虏收容所。而这个收容所据说是苏联人在日本战俘中训练苏联间谍的地方。1954年1月27日，苏联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拉斯特波罗夫叛逃美国，就是“拉斯特波罗夫事件”。拉斯特波罗夫是GPU中校，在日本收集情报，据他自己说是已经有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情报网。这件事在媒体上公布以后，有两位旧日本军人去警视厅自首，说自己是拉斯特波罗夫的情报网成员，一位是原关东军第三方面军情报参谋志位正二少佐，还有一位是大本营参谋朝枝繁春中佐，这两位都是第7006捕虏收容所出来的
最后就是所谓的“25年苦役”的判决，其实没有旁证，就是濑岛龙三自己在那样说。
濑岛龙三在苏联的11年中，学来了一手泥水匠的手艺。日语中泥水匠叫“左官”，濑岛龙三自嘲说：“原来是‘佐官’，败战了，丢掉了个人字边，现在成了‘左官’了”。
1956年8月19日早晨，日本红十字会租用的“兴安丸”号进入了京都的舞鹤港。被释放的西伯利亚拘留日本战俘的最后梯队回到了日本。这里面就有满面菜色，体重不满50公斤，牙只剩下了一半的濑岛龙三。
（1956年8月19日，濑岛龙三坐的“兴安丸”进入舞鹤港的瞬间）
44岁的濑岛龙三，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问题。
（掉了一半牙齿的濑岛龙三，“大本营精英参谋”的荣光何在？）
（竹田宫亲自到码头来迎接濑岛龙三）
应该说像濑岛龙三这样不知道社会，只知道军队，只会打仗的人，回日本以后应该进自卫队才对。从自卫队的前身警察预备队的时候开始，对于旧军人的采用有两条内部规定，一条是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中被洗了脑，赤化了的人不能用，再有就是战争中臭名昭著的人不能用。濑岛龙三和这两条倒没有抵触，但是年纪略为大了一点，更重要的是女儿坚决反对他进自卫队。据濑岛龙三自己回忆，一次和女儿单独在一起时，女儿对他说：“求你了，怎么也不要进自卫队，你在西伯利亚这十几年，妈妈吃的苦太多了。就是因为爸爸是军人，所以求爸爸不要进自卫队”。
1958年1月，濑岛龙三进了大阪的一家主要是做纤维生意的中等规模商社“伊藤忠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