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胡适是如何为戴震抄袭案翻案的

看看胡适是如何为戴震抄袭案翻案的 ──胡适郦学案札记之一 亦明 一 前言 乾隆年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校勘《水经注》，因结果大部分相同，引起后人的怀疑，最终酿成世纪大案。著名学者段玉裁、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都先后卷入此案，他们之中，除段玉裁之外，都认定戴震抄袭全、赵。而胡适从1943年起，竭精尽力为戴震翻案，著述量达百万字之谱。胡适的参战，不仅使这一公案的影响扩大，而且造成至今对案情众说纷纭，莫宗一是的局面。 全、赵、戴三人之中，全祖望（1705-1755）生前凡“七校”《水经注》。虽然全氏校本在他死后一百多年才得以刻板问世，但因为他曾与赵一清共同研究，互通心得，所以他的《水经注》校订精华多见于赵一清的校本，即《水经注释》。赵一清（1711-1764）完成《水经注释》于1754年，但在他生前此书未能刊行。1773年，《水经注释》及其校勘记录《水经注笺刊误》被浙江巡抚采进，贡入新成立的四库全书馆，是为四库抄本。赵书在1786年1794年两次得以刊刻印行，是为刻本。戴震（1724- 1777）正式校勘《水经注》大约始于1765年，1773年他被四库馆征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在四库馆的任务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取古书，其中包括《水经注》。戴校四库本（亦称官本、殿本、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于1775年刊行。戴震尚有自刻本《水经注》一部，与官本大约同时或稍后问世。总之，戴震《水经注》校本成书最晚，但问世最早；而全、赵一清校本虽然成书早，但刊行都在戴书之后。 1809年，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看到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刻本，马上注意到它与戴本的惊人相似。在此之前，段玉裁曾听人说，赵一清的后人在刊刻《水经注释》时，曾请同乡著名学者梁履绳对稿本进行修改，“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於是作书给其兄梁玉绳（此时履绳已死），质问这个传说是否属实。梁玉绳是否对此做出回应，现在无人知晓。但几十年后，著名学者魏源、张穆拍案而起，分别为赵一清、全祖望打抱不平。魏源指控戴震袭赵，张穆则说，戴震和赵氏后人皆剿袭全祖望。1905年，著名学者杨守敬的《水经注疏要删》问世。杨守敬在自序中，对《水经注》公案做出这样的判决：“赵之袭戴在身后，一二小节，臧获隐匿，何得归狱主人？戴之袭赵在当躬，千百宿赃，质证昭然，不得为攘夺者曲护。” 本文所要介绍的，就是由杨守敬举出的五个“赵之袭戴在身后”的证据而引发的辩论，从中可以看出四位著名学者——杨守敬、孟森、王重民、胡适——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 二 杨守敬提出的五个“赵袭戴”证据 杨守敬（1839-1915）是晚清著名学者，精通金石、版本、舆地之学。杨守敬一生编撰的著作极为丰富，据统计总数达83种。在杨守敬著作中，规模最大、价值最高、影响也最广的一部著作就是《水经注疏》（与门人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全书一百五十多万字，编纂历时半个多世纪，首次正式影印发行是在1957年。在此之前，它以简本《水经注疏要删》的形式为郦学界所知。 在《要删》的《自序》和《凡例》中，杨守敬对《水经注》案作出了相当全面的评论。关于“赵氏袭戴”这个问题，杨守敬使用了“赵之袭戴在身后，一二小节，臧获隐匿” 这十五个字做总结，选词用字颇费斟酌。这十五个字中，前七个字来自段玉裁，无非说“抄袭戴本”是赵氏后人所为，与赵一清本人无关；而后八字，则是杨守敬自己的研究心得。所谓“一二小节”，实际上是指杨守敬在赵、戴校本中发现的五个例子，它们都是赵、戴校改相同，但都没有说出校改的依据，所以杨守敬怀疑这是赵书刊刻时，校定者据戴本作的修改。杨守敬为什么不说二者相同是因为戴震袭赵呢？这是因为，赵一清校勘《水经注》，每有校改，都把校改的根据一一写入《水经注笺刊误》之中。而这五处却没有作出说明，所以杨守敬怀疑它们“保非戴本”。由於杨氏在三十多万字的《水经注》中总共只发现了五个这样的例子，所以说这是“一二小节”；由於杨氏自己也不敢肯定它们是赵氏袭戴的证据，所以说“臧获隐匿”。 杨守敬发现的这五个例子是： 例一：《水经注》卷十六有“北有退门”四字，赵、戴皆改“退”为“趯”。赵本只在《水经注笺刊误》中说“退门当作趯门”。戴本的校语是：“趯，近刻讹作退。”杨守敬根据唐书《初学记》所引《水经注》作“北有退门”，认为此条本来应该是“北有退门”，因此赵、戴二人都改错了。但戴本错，可能是根据《永乐大典》本，因为戴震说“近刻讹作退”，意即他所据的《大典》本不讹；而赵本与之同错，则可能是赵氏后人抄袭戴本之故。 例二：卷十九有“世名立市城”五个字，戴震改为“世名市丘城”，校语云：“市丘，近刻讹作立市。”赵本所改相同，无校语。杨守敬根据《寰宇记·渭南县》所引《水经注》，“立市”作“立市邱”。而《三辅黄图》作“市邱”，则戴震所改是正确的。而赵本于此条校改不注出处，杨氏怀疑是“梁氏所为”。 例三：卷二十四有“是为谷”三字，戴本将其改作“是为谷林”，校语云：“近刻脱林字。”赵氏刻本所改与戴本同，《刊误》校语云：“谷字下落林字”，但没有提到根据为何。杨守敬认为，根据《吕氏春秋·安死篇》和《史记集解》，这条更正是对的。但赵书没有说出根据，则可能是梁氏兄弟根据戴本更改。 例四：卷三十二有“鸟扶邑”三字，戴本改为“乌扶邑”，校语云：“乌，近刻讹作鸟。”赵氏刻本也改作“乌扶邑”，《刊误》仅云：“鸟当作乌。”杨守敬认为，戴、赵改“鸟扶邑”为“乌扶邑”不对，但戴震可能根据《大典》本，而赵本所改可能是校刊者袭戴。 例五：卷三十六有“又有利慈”四字，戴本在“慈”下增“渚”字，赵刻本同。杨守敬认为，根据《续汉志·灵关道下》所引《华阳国志》“有铜山，又有利慈”，慈下没有渚字。因此赵、戴增渚字，没有根据。杨氏怀疑这是戴震所改，“而校赵者从之”。 由上可知，杨守敬说“赵氏袭戴”只是怀疑而已，并没有确证。那么，他为什么非要列出这几条“赵氏袭戴”的证据呢？主要就是因为段玉裁发函质问梁氏，而梁氏没有复信，杨守敬因此认为梁氏作贼心虚，有难言之隐。但他遍寻“赵氏袭戴”的确证不得，只好拿这五条“隐匿”的证据来当作佐证。当然，杨守敬并非简单地比较赵、戴二本的相同之处，而是认为这五处校改之中，一、四、五条改得没有道理：既不合文义推定，又没有版本依据，因此它们的相同除了偶然巧合之外，只能是互相抄袭。不过，杨守敬所看到的赵书，是后人王先谦编纂的《合校水经注》，而这个本子根据的是赵书刻本，成于戴书之后。假如赵书的原稿——四库抄本，成于戴校《水经注》之前——在这五处的文字与刻本相同，则赵书完成在前，戴书完成在后，这样一来，杨守敬找出的这些“赵氏袭戴”的证据就都成了反证，证明“戴氏袭赵” 了。而这正是孟森在《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释〉转袭戴氏嫌疑辨》一文中所要证明的。 三 孟森对杨守敬的反驳 孟森（1868-1937）是民国期间著名明清史专家，1931年到北大任史学教授时，已经年逾花甲。据孟氏自己讲，他在二十多岁时就曾读到张穆指控戴震的文章，认为“举证凿凿”。张穆曾见《大典》本《水经注》，他对戴震的指控之一就是，戴震在四库馆校订《水经注》根本就没有根据《大典》本，但却假托《大典》。因此，孟森也非常想用《大典》本与戴校本对勘，一明究竟。但是，《永乐大典》在1900年遭受火焚，所剩无几。《大典》本《水经注》在民国初年重新露面，当时在全国只有一部孤本，并且分为两半由私人收藏，王国维仅看到半部，平常人更是无法看到。 1935年，《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孟森得到此书之后，“取戴书与大典逐字对校，又取赵书互校，而后知历来疑戴之通人，张石舟[即张穆——引者注]尚言之未尽，后来亲见大典半部之王静安[即王国维——引者注]，亦尚于戴有恕词。皆未经此三书逐字对勘之真相毕露也。”（见孟森《拟梁曜北答段懋堂论赵戴二家水经注书·序》）。在1936 -1937年间，孟森连续发表了九篇关于《水经注》案的文章，每篇都对戴震做出极为强烈抨击。而《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释〉转袭戴氏嫌疑辨》就是其中的一篇，主要内容就是论证杨守敬所举的五例，不仅不能证明“赵氏袭戴在身后”，反倒能够证明“戴之袭赵在当躬”。 孟森在论证这五个例子之前，首先指出了杨守敬的根本错误： 杨守敬作《水经注疏》，尽罗《水经注》旧笺释考，细意推求，已正名戴实窃赵，有定论矣。然以段去书而梁不复，谓梁必有难言之隐，反复求得五条，谓系梁氏据戴改赵之迹。杨之用心深细，可谓至矣。所未达一间者，少见证据二种：一，赵书未刻以前，先有四库馆校上写定之本；二，戴氏所恃以藏身之《永乐大典》。（《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547-548页）。 孟森就是根据这两件利器，赵氏四库馆抄本和《永乐大典》本，得出了与杨守敬截然不同的结论。 例一“北有退门”条：孟森查《大典》本，此条为“北有退门”，与“近刻”同。戴震校订《水经注》，并不明确说出他所指的“近刻”和“原本”是哪种版本，但人们普遍认为，戴震所谓“近刻”是指明朝朱谋玮[左土右韦，下同]的校本(名为《水经注笺》) ，而“原本”则指《大典》本。所以，当戴震说“近刻讹作某”时，言下之意就是说“原本不讹”。但此条《大典》本与“近刻”同，则戴震校改显然不是根据《大典》本。而“赵书则刻本同库本，非可追改。”因此，孟森推测说：“《大典》明明作退门，而戴固排之为近刻，使别有所出。何为诈言原本？惟其诈言原本，即知是窃赵而以《大典》盖之。”至於赵氏《刊误》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孟森认为这属於“数千条刊误之中，有一失笔耳。” 例二“世名立市城”条：孟森查《大典》本此条为“世名立市城”，与“近刻”同。而戴震在此条的校语——“市丘，近刻讹作立市”——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更改是根据《大典》本。如果戴震是根据《寰宇记》和《三辅黄图》作的更改，他为什么要让人觉得他是根据《大典》本呢？孟森於是查赵一清的四库本，结果库本作“世名市丘城”，与刻本同。这说明赵改“立市城” 为“市丘城”在先，戴改在后。而赵本《刊误》也确实没有校语。孟森说，赵书“既改朱本，又不著于《刊误》，实又为赵书刊正数千条中之一漏笔。……然事实则赵为漏，未著于《刊误》，戴则窃赵本托之原本，仍其惯技。非有何等根据，专以攘赵之美，归诸《大典》，迎合高宗开馆搜书之旨而已也。杨氏之未见《大典》又未见库本赵书，而受戴氏之欺也。” 例三“是为谷”条：孟森查《大典》本，此条没有“林” 字，是“近刻”与“原本”同。而赵书库本则有“林”字，说明赵改在先，戴改在后。孟森的结论是：赵氏《刊误》不载所据，“是又赵氏数千条中之一失。而戴之纯恃赵本为枕秘，安心以《大典》尽笼之。……赵书库本俱在，与刻本同，与梁无涉。铁证见在，无可疑也。此又杨氏之受欺也。” 例四“鸟扶邑”条：孟森查《大典》本，此条确实是“乌扶邑”，说明此条戴震“或真从《大典》得来”。但孟森还查到，赵氏库本已经将“鸟”改作“乌”，说明赵氏并未袭戴。至於赵一清据何更改，孟森猜测说，赵氏校勘《水经注》，所据版本近三十，或许有旧本作“乌”，赵氏“故从而改之，漏未声明所据何本耳。”所以此条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 例五“又有利慈”条：孟森认为，此条杨守敬、赵一清、戴震三人皆误，因此它最能说明问题。杨守敬因为误读而误，赵一清因盲从全祖望而误，戴震则因袭赵而误，《大典》有特长而戴氏不能利用。 朱谋玮[土韦]本《水经注》此条的原文是：“有铜山，山又有利慈。晋太始九年，黄龙二，见于慈池。” 戴本改为：“有铜山，又有利慈渚。晋太始九年，黄龙二，见于利慈池。” 赵本改为：“有铜山，又有利慈渚。晋太始九年，黄龙二，见于利慈。” 孟森之所以说杨守敬有误，是因为赵本所据是全祖望，并非无据。那么杨守敬为什么说赵校无据呢？孟森说，这是因为杨守敬读的不是赵氏原本，而是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实际上，赵氏《刊误》云：“一清案，利慈下落渚字，慈池当作利慈。全祖望校改。”王氏把赵氏校语一句话分成两段：在“又有利慈”下，加赵氏校语“利慈下落渚字”，然后在 “见于慈池”下，加赵氏校语“慈池当作利慈。全祖望校改。”这样一来，“利慈下落渚字”与“全祖望校改”就变成与毫无关系的话了。杨氏因此误解。 那么，戴震在“利慈”之后加 “渚”字，是不是根据《大典》呢？孟森查《大典》本为：“有铜山，山人有刘慈者，大始元年，黄龙二，见于慈池。”（注：孟森原文抄录有误，将“大始元年” 抄作“晋太始九年”，胡适后来指出。此据胡适更正。）孟森说，这段话“甚明白全备”，因此不象含有错误。也就是说，《大典》本是“刘慈者”，而戴震却采 “近刻”为“利慈”，并加一“渚”字。所以孟森说，“《大典》有特长而戴氏不能利用”。那么，全祖望为什么也把“刘慈者”改为“利慈渚”呢？孟森是这样推测的：“全氏累代传校，必有及见较近《大典》之本。者字模糊，未尽为后刻削去，而遂疑为渚字。” 孟森最后总结说： 谢山增此渚字，赵遂因之。戴又窃之。初不知拥有《大典》，其中瑰宝存焉，反乞灵于赵本，致句首脱山字，又误人字为又，再误者为渚。见于慈池一语，因不知慈为人名，遂不敢夺利字。全、赵、戴皆为添出，而与朱谋玮[土韦]本尚近真相者不同。全、赵并删池字，殆以利慈为地名。戴尚不从赵删朱，实亦非据《大典》，不过求全、赵之说而不得，则姑从全、赵增利字，仍留朱本池字，为骑墙之见耳。“山人有刘慈者”，朱谋玮[土韦]本并不脱。戴校云：“近刻重一山字。”赵亦删山字。皆以不误为误。要之戴校《大典》，并无心于《大典》。只用赵本为冒充《大典》之具，故《大典》有特长而反为戴所没也。故曰赵戴皆误也。赵误于未见《大典》，无可责难。戴则责在校《大典》而放弃之。诈伪盗窃，甘心不肖，不可恕也。 四 王重民对孟森的补充 王重民（1903－1975）1929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任职北平图书馆。1934年奉派赴法国搜集敦煌资料，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0年3月，经孙楷第介绍，王重民与胡适相识，从此书信往来不断。 1943年，王重民发现了一个赵一清《水经注》校本，成稿时间显然在四库本之前。根据这个本子（胡适称之为“赵氏朱墨校本”，考订它的成稿日期在乾隆十二年左右），王重民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长文，拟题为《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对孟森《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释〉转袭戴氏嫌疑辨》一文的补充，后半部分则讨论全祖望与赵一清合作校勘《水经注》。（见《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228-238页）。1943年11月五日，王重民把这篇长文寄给胡适，从而引发胡适对《水经注》案的长达十六七年的审理。 在这篇文章中，王重民说： 杨守敬作《水经注疏》，于赵书内寻获五条未著明出处，仍[乃] 疑有袭戴之嫌。孟心史先生作《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释〉转袭戴氏嫌疑辨》一文，固能解杨氏所疑矣，然犹未能直捣黄龙。故一则曰：“赵氏偶然漏著所出” ，再则曰：“为赵书刊正数千百条中之一漏笔” ，三则曰：“又赵氏数千条中之一失” ，而不知为谁漏谁失也。原稿漏乎？写之者漏乎？抑刻之者漏乎？若原稿漏也，乌足以服杨氏！今得此校本，吾能一一告孟先生矣。 下面是王重民根据这个赵一清早年校本对孟森的补充： 第一条“北有退门”。据王重民的查勘，此校本有校语： “《方舆纪要》作趯门。”那么，《刊误》为什么把这句话漏掉了呢？王重民分析：“殆以《纪要》为近人著述，不应据以作校勘，故遂含糊其辞，而不著所出。此由一清贪多务博，不肯割爱，致贻白玉之玷。戴君拾人牙慧而不自觉，其窃赵之迹益明矣。” 第二条“世名立市城”。王重民说：“按此校本眉端有朱笔云：‘何云：《三辅黄图》作市丘城’，又用墨笔乙去，而于正文‘市’上乙‘立’字，‘市’下补‘丘’字。盖此条先录何说，复又自取《黄图》校勘故也。” 至於为何赵氏《刊误》不载校勘记，王重民解释说：“从卷正文内，用墨笔改字颇多，皆用《三辅黄图》或《汉书》所校者。阅《刊误》迻例，如据《汉书》校三条，则于第一条著《汉书》，而第二三条不著所出。‘立市城’条上文既据《黄图》于首水下补‘水’字，后又乙去，是既乙何说，又乙第一条水，则第二条市丘城无所着矣；写为定本时，偶未详审，遂致遗落。”对於戴震，王重民说：“戴氏乃托之明作‘立市’，不作‘市丘’之《大典》，其将何解于后世学人？王静安先生谓：‘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余始疑之，今无疑矣。” 第三条“是为谷”。王重民说：“按此校本，谷下用朱笔增林字，眉批云：‘何校’，则一清袭用何义门说也。” 第四条“鸟扶邑”。王重民说：“按此校本云：‘孙潜夫改’，杨氏悬想据《大典》，孟先生据《大典》证实之；孟先生悬想据旧本，余今为据此本证实之。”（231页）。 第五条“又有利慈”，王重民对孟考没有补充。 五 胡适为戴震翻案 胡适（1891-1962）自1917年元旦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到1962年2月逝世，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中心人物。他的的学术活动，横跨文史哲三大领域，但就其中单项来说，他花费在《水经注》案上的心血最多，著述也最为丰富。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的十集《胡适手稿》中的前六集、黄山书社出版社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的前四册，都是胡适这方面的文稿。据估计，胡适研究《水经注》案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一百万以上。 按照胡适的写作计划，他要对指控戴震抄袭的主要人物，如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逐一进行批驳。而在胡适遗留的文稿之中，确实有两篇文章的矛头是直指孟森的。它们是：《孟森先生与戴赵两家〈水经注〉》，作于1945年12月13日，收录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册中（483-590页）；《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同样的五条〈水经注〉，杨守敬用来证明赵氏袭戴，孟森用来证明戴氏袭赵》，写作时间不详，收录在《胡适手稿》第五集卷三中(621-644页)。后一篇文章的内容针对孟森的《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释〉转袭戴氏嫌疑辨》。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可以大致断定为在1949年以后。因为胡适在此之前的文稿大多留在了北平寓所，它们被收入1994年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而《胡适手稿》中的文字，绝大多数是胡适1948年底离开北大之后写的。 下面，我们且看看胡适在《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这篇文章中对孟森上面观点的反驳。 对於前四条赵、戴相同的例子，胡适根据王重民的发现，做出了与孟森和王重民截然相反的解释： 这里四条赵氏原校语，同第二条的朱《笺》原文，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赵戴二家校改所以相同之故。故前三条的校改，赵戴相同，是因为他们根据的书都是他们校过的同样几部书。（戴震校过何焯本，见沈大成的乾隆庚辰三跋）。第四条，赵从孙潜夫校本，戴从《大典》本，孙潜所校柳佥钞宋本最近于《大典》本。故第四条赵戴相同是因为他们所用的底本“异流而同源”。[着重号原有，下同——引者注]。 也就是说，胡适认为， 第一例，赵一清改“退”为“趯”是根据《方舆纪要》，戴震也是如此。 第二例，赵一清改“立市城”为“市丘城”是根据何焯校本，戴震也是如此（或根据朱《笺》）。 第三例，赵一清改“是为谷”为“是为谷林”是根据何焯校本，戴震也是如此。 第四例，赵一清改“鸟扶邑”为“乌扶邑”是根据孙潜夫校本，戴震是根据《大典》本。 问题是，改“退门”为“趯门”，改“鸟扶邑”为“乌扶邑”，都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校改，戴震为什么在改前者时不据《大典》，而据“近本”《方舆纪要》；在改后者时，又为什么依据《大典》本而不依据“近刻”朱《笺》？胡适对此没有做出解释。 不过，最能够显示胡适治学方法的文字，是他对第五条的解释。胡适说这一条“更复杂，又更有趣”。胡适为什么说它有趣呢？这是因为，孟森在此指出了杨守敬的一个错误，而胡适在此则找出了孟森的更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孟森说《大典》本“其中瑰宝存焉”。胡适在引用了孟森的那段骂戴震“诈伪盗窃，甘心不肖”的话之后，说： 我们等候孟森先生的“正谊的火气”发过之后，可以平心静气的看看《大典》本的“瑰宝”是什么样子的宝贝。原来这“发见《大典》后一种创获”，是和四百多年前（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刻出来的黄省曾本一模一样的，也是和三百六十年前（万历十三年，一五八五）刻出来的吴琯本一模一样的！三百三十年前（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朱谋玮[土韦]早就知道这不是宝贝，乃是假古董，所以他开始做修改的工作。后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是依据《朱笺》，继续朱氏的修改工作。” 也就是说，胡适为了证明孟森所说的“瑰宝”是“不是宝贝，乃是假古董”，就找出了两个明朝的刻本来当佐证，其推理显然是这样的：《大典》本中的这段文字和黄、吴二本“一模一样”，而黄、吴本都有的东西，说明它们很普通，因此不是瑰宝。其实，吴琯本的唯一底本是黄本，而黄本与《大典》本均来自宋本。所以说，胡适找出的两个例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而这个例子既不能在版本上、也不能在逻辑上证明胡适的观点。 问题是，朱谋玮[土韦]到底是如何知道这段孟森认作“瑰宝”的文字“不是宝贝，乃是假古董”呢？胡适说： 朱谋玮[土韦]的大贡献在於他敢推翻古本的“山人有刘慈者”，而改正为“山又有利慈晋”六字。他的根据是很有力的。《朱笺》说：“《郡国志》云，越巂郡灵关道。注云，有铜山又有利慈。”这里引的注文是刘昭的《续汉书·郡国志》补注，原文是：“《华阳国志》曰，有铜山，又有利慈。”利慈与铜山并列，当然不是人姓名。后来写本错误，文理较可读，故相沿不改。朱谋玮[土韦]用刘昭此注改“刘慈”为“利慈”，改“山人有”为“山又有”，改“者”为“晋”，都是很开山的校勘，奠定了此后全赵戴三大家的读法。 应该指出的是，胡适在此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利慈”被改成“刘慈”是“后来写本错误，文理较可读，故相沿不改”。实际上，胡适所见《水经注》古本，——练湖书院钞宋本、《大典》本、黄省曾本，——都作 “山人有刘慈者”。因此，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朱谋玮[土韦]所据的《华阳国志》被错抄、错刻而“相沿不改”了。对於这样的可能，胡适大概也曾想到，所以他特别注明说：“《华阳国志》今本残缺，此文在缺卷之内，故无可参校。”这样一来，胡适把朱谋玮[土韦]的擅改古书说成是“大贡献”、“开山的校勘”，就变成毫无根据了。 校勘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或保持原书的本来面目。按照胡适一再提倡的校勘学方法，一切校改，都应该有版本学根据，并且，本子越古老，权威性也越高。（见胡适《校勘学方法论》）。朱谋玮[土韦]此处明明是擅改古书，却被胡适赞许为“大贡献”，而古本本来“甚明白全备”，却被胡适称为“假古董”，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学理关系，很难让人理解。况且，“有铜山，又有利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利慈”？遗憾的是，胡适最终也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所以他在文中一会儿猜“利慈”是地名，一会儿又猜是矿产。胡适为什么要猜利慈是矿产呢？在文稿中，胡适写有一条眉批： 《管子·地数篇》77，“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另一段添加的文字是： 古人写磁石作慈石。瓷器字亦作慈。今河北省之磁县即隋《地理志》之魏郡慈州。隋《志》魏郡临水县有慈石山；又澧阳郡有慈利县，至今犹称慈利。我想，“利慈”与“慈利”二地名[“二地名”三字后被朱笔抹去，改为“或瓷器”—— 引者注]原意大概都与慈石或瓷器有关。 最后，胡适用朱笔在上述文字的末尾添了这么一句话： “有铜山又有利慈”似是说此地出铜又出磁铁。 胡适在朱批时，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早先曾说“利慈与铜山并列，当然不是人姓名”这句话了。既然是“与铜山并列”，“利慈”岂不应该是“磁利”？胡适当然会联想及此，所以才查遍《隋书·地理志》，找到了“慈利”这个地名。不过，这个“慈利”与“慈石或瓷器”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来自“土俗淳慈，得物产利”这两句话的最后两个字。慈州和慈石山倒确实是来自“磁石山”，但“慈”、“磁”二字在这里属於谐音借用，而并不是因为古人以为这两个字可以互通：这就象今天北京街道名称很多来自过去街名的谐音一样，字音相同或相似，字义却可以完全不同。 胡适如此“大胆”地猜测“利慈”的含义，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要证明孟森把《大典》本的“刘慈”当作“瑰宝”是少见多怪： 孟森先生只看见《大典》本的文字“甚明白全备”，他没有比勘朱谋玮[土韦]以前的古本与旧刻，又很粗心的没有复查朱氏笺语明明已引《郡国志》刘昭注作校改的根据，所以他把“刘慈”的旧读法认作“发见《大典》后之一种创获”，又把这一条认作“戴乃从赵而误”的证据。 胡适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证明戴震没有抄袭全、赵。但是，如果戴震真的象胡适假设的那样，与全、赵同据《朱笺》，因此放弃《大典》的“刘慈者”，采用朱谋玮[土韦]的“利慈晋”，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他们三人是如何同时想到要在“利慈”的后面加一个“渚”字？不论“利慈”是地名还是矿产，与“山”并列的，可以是水，可以是川，可以是坈，可以是陵。而与渚字含义相近的字，也还有滩、涂、洲、漠、沚、浦、碛等。“利慈”到底是什么，连整个郦学史上所见《水经注》版本最多的胡适都不确定，而戴震却能够与全祖望、赵一清不约而同地都在它后面加上一个“渚”字，这样的巧合，真如杨守敬所说，“虽百喙不能为之解”。确实，戴震对“利慈”到底是什么根本拿不准，所以前面刚说“利慈渚”，后面就说“利慈池”。难怪孟森嘲笑戴震“骑墙”。 也就是因为上面的原因，胡适在这最关键的地方，没有加以任何证明，就草草收兵了： 现在我们比勘这些古本与旧刻，不但可以明白孟先生所谓 “创获”并非《大典》独有的“瑰宝”，又可以明白朱谋玮[土韦]以至全赵戴三家所以都依据《郡国志注》为抛弃古本的情形。经过了这一番本子的比勘，懂得了那二百四十年（从一五三四年的黄本到一七七四年的戴本）的《水经注》研究相沿相革的历史，於是那戴东原“诈伪盗窃，甘心不肖”的罪恶问题，就自然解答了。 所谓“自然解答”，实际上是胡适在自说自话。读过胡适的考证，人们心头的疑问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多了。 六 结论 从杨守敬猜测“赵氏袭戴”，到孟森证明“戴震袭赵”，再到王重民对孟森的补充，可以显现学术向前发展的一条明确轨迹。王重民说戴震“窃赵之迹益明”就是这个意思。应该承认，杨守敬的猜测，虽然是错误的，但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来说，却可以认为是合理的假设。问题是，他没有就这个假设继续寻找材料，把自己的猜测证实或证否。孟森的考证，由於占有材料上的优势，否定了杨守敬的猜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其论证过程是严密的。遗憾的是，孟森对赵一清的四例失校，没有提出合理的解释。而王重民的考证，则给孟森的论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终止符。 与上述三人的考证相比，胡适的考证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对於前四个例子，胡适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据。他所做的，只是把王重民找出的证据，作出新的解释。但胡适的最大缺陷，就是他没有能够在自己所依据的证据和得出的结论之间，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比如，胡适尽可以说赵、戴校改相同是因为他们二人根据相同或不同的版本。对於正确的校改，如例二、例三，这不失为一种解释，虽然并不能够让人完全信服。因为校勘的唯一依据就是古本，除此之外，其他书籍都只具有参考价值，采纳与否，完全根据个人对它的理解和自身的学识而定。赵、戴二人不仅生长环境迥异（青年时代，赵氏坐拥书城，戴震饔飧不继），学术兴趣也大不相同（赵一清仅以舆地之学留名后世，戴震则天象舆地名物步算无不精通，更以哲学思想为胡适所推崇），两人发现同一个问题，找到同一本参考书，做出同样的理解，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样的事情，世间并不多见。所以杨守敬说：“若以赵氏所见之书，戴氏皆能读之，冥符合契，情理宜然。余谓事同道合，容有一二，岂有盈千累百，如出一口？”（《水经注疏·凡例》）。这就是根据常识所发出的疑问。 胡适对於赵、戴二人“正确的相同”的解释，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十分勉强，而他对赵、戴二人“错误的相同”的解释，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考虑，赵、戴二人在校勘《水经注》时，犯相同错误的机率都是相当小的——远远小于他们获得“正确的相同”的机率。这是因为，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而绝对的真理一般来说只有一个，相对的真理只能有少数几个，而错误却可以有无数个。就象两人从不同地点出发，目的地是同一地址，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必定会相会。如果他们的目的地是同一都市，则彼此相见的机率要小得多。但是他们如果都是从不同地点漫无目标地游走，他们相见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让我们假设赵、戴二人在校勘《水经注》时犯一个同样错误的机率是百分之一（0.01），那么犯两个同样错误的机率就是万分之一(0.01 X 0.01)，犯三个同样错误的机率就是百万分之一(0.01 X 0.01 X 0.01)。而戴震与赵一清在校勘《水经注》时所犯的同样错误，又何止三个！对於这一点，终胡适一生，也没有能够意识到。所以他一再强调，不论正确的相同还是错误的相同，都是校勘学上常见的，都是问题，不是证据。（见胡适《孟森先生与戴赵两家〈水经注〉》）。实际上，这个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它违背常识，因此也根本就不会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很可能是因为胡适的考证缺乏逻辑的力量，所以他在《水经注》案中为戴震辩护时，就不得不采取人身攻击的手段。胡适在解释第五个例子的时候，不惜花费大量篇幅来证明孟森不懂《水经注》版本，拿“假古董”当“瑰宝”，其目的无非是说，这个人不具备证人的资格，他的话不可信。其实，孟森所谓《大典》“瑰宝”，是相对于朱谋玮[土韦]本而言，《大典》为古本，文义 “甚明白全备”，朱本是“近刻”，语意含混，至今无人能解。因此，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孟森的判断都是合理的。胡适为了证明戴震拒绝《大典》、采纳朱本的合理性，不惜漫天假设，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把这些假设建立在合理的证据之上。事实是，胡适对杨守敬的辱骂，对王国维、孟森的攻击，都十分明显地超出了学术讨论可以接受的界线。考虑到胡适的学术地位和性格修养，这就更加反衬出他的考证的虚弱苍白。 ——完—— 亦明剥壳━━剥学术骗子的壳 地址：http://blog.sina.com.cn/yimingcunfu [亦明剥壳━剥学术骗子的壳@文史长廊] [同主题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