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下）zt

余英时曾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下讨论“保守”与“激进”，首先要看到其文化意义。中国和西方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的三分局面不同，西方的三派都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立言，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的“激进”与“保守”并不在其对现状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 （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222页。）将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略作区分，双方的趋同则更加清晰。最明显的无过于，《新青年》分裂后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协同动作，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对于新文化运动保守主义的反应，学术界已多有所论，如艾恺所揭示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人生观》，受到学术界广泛注意，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髓的眷求，对现代工业化西方的反感，以及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建构，“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论题和态度”（注：〔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是否存在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尚需进一步分析。然而，透过所形成的发言台以阐明共同的主张，也是有据可寻的。以梁启超为领袖的《改造》，即标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明确主张，“本刊所鼓吹在使新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注：《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这里的要害是所谓“实际的方面”，试图划出彼此的界限。在梁看来，这几年看似蓬蓬勃勃的所谓“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检查其内容，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可看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的这种精神那种精神，可视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注：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 24—26日《晨报副镌》。）1923年他所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化分为三期，其中对第三期的转变及人物谱系的勾画，更耐人寻味。梁不仅指出第三期的种子由第二期“播殖下来”，且将第二期界定为“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似乎“新文化运动”只是第二期的补充而已，“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不惟如此，照其看法，“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结果，第一期他点出了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第二期举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人，“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惟独第三期，全然不提任何人物，只是说“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因此，尽管“东方文化派”来自对手的涂抹，但作为同一营垒，其同道与对手，在他们的言论中还是略有交代。梁漱溟就认为，陈独秀《人生真义》、李大钊《今》、胡适《不朽》，这些“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其中所讲的“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注：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漱溟卅前文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93—199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蒋百里致梁启超信中也表示，“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注：蒋方震：《与任师书》（1921年11月26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页。）至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同时针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意见加以驳诘，也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注：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则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便成为可能。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仍然存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923年陈独秀就提出了思想界联合战线问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相信“唯物史观”和相信“实验主义”的，“实有联合之必要”，应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注：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还将高唱“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之论调，归为吴稚晖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他点到了张君劢、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以深文周纳的方式指出，“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甚至表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不能承认”（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

　　思想界联合战线之议，显示出共产党人也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更说明当时思想界营垒的划分，主要依据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关键在于，这并非陈独秀个人的看法， 1923年邓中夏对思想界进行划分，也明确分出“新兴反动派”（即“东方文化派”），认为该派可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为一系。又将分了家的新文化运动者区分为“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分别以胡适、丁文江与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邓评论说，“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后两派应该“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注：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当陈独秀提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邓也马上接过话题，认为“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相应也将胡适等纳入“革命派”势力范围。比较“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他也认为不同之中有约略相同的几点，因此“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邓这样写道：“再明显些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 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此外，萧楚女也曾撰文指出，在革命的呼声下，尚有几派，还“没有肯把人类和时代合起来去着想”。这里所说的，指的也是“无政府派”、“东方文化派”（含“精神文明派”、“农村立国派”）和“国家主义派”。（注：萧楚女（署名萧初遇）：《国民党与最近中国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4年8月。）

　　思想界“联合战线”呼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显示出可能结成 “联合战线”的双方，对“五四”遗产的承继。恽代英就曾特别提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问题，指出这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然这总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同时也并不回避，青年学生掀起“五四”壮烈的历史，是“因为他们受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思想的影响”（注：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又见《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496 页。）。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五四”记忆的延续是突出的一环，正因为此，在政治上已显示种种歧见的双方，在思想文化上还能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敌手。

　　这里可以略为梳理“后五四时期”思想界联合战线的一些具体表现，所谓“联合战线”，自然是未成之议，但双方不乏相通之处。最基本的，延续“五四”启蒙的诉求，双方对诸如“东方文化”、“精神生活”之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1923年李大钊就撰文指出，思想界本来很盛的退落、循环的历史观，于今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章士钊、梁启超辈，即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他表示自己本是崇今论者，故特揭出“时”的问题与贤者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注：李大钊：《时》，《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更是指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明确反对把“东方文化”当做特别优异的东西。原因在于，东方的农业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礼俗，西方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 日。）泰戈尔访华，也引起陈的注意，他对于翻译其著作就大不为然，认为，“象太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太戈尔？”（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太戈尔？》，《中国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不单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延续了以往的见解，瞿秋白这一时期的文字，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话语”的阐述，在文化上继续了“五四”的见解。瞿也相信，“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东方文化派”竭力维护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他们大得其意的“科学破产”，哪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破产罢了。（注：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 6月15日。）

　　显而易见，这些看法所守护的都是“五四”时期所彰显的“进步理念”。如对照胡适此一时期所发表的文字（尤其是针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的批评），即可见双方持论的一致性。胡也强调，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注：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用不着特别指明，胡适将东西文化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也是相同的理念。

　　上述种种，大概可以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所谓“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在组织上未必有什么具体形式，但各自所表达的主张，似乎又隐约存在着这样的“联合战线”。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中。这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文化的理由，构成思想界识别的重要基础。这样，对于思想界的“分化”问题，或可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新青年》同人来说，“后五四时期”确有“分化”的迹象，各自有了新的发言台，甚至在思想方面的分歧也随之体现（注：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总结，就显示了重要征象。陈独秀即表示，“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见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上册，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瞿秋白也指出，“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虽还没有将胡适等归到 “另一派”，但已走出了重要一步（详后）。见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但这并不影响双方在思想上继续保持基本的认同。

　　五、阶级意识的提升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流露出这样的看法，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注：周作人（署名仲密）：《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3日《晨报》。）。胡适却以为，“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尤其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在他看来，“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他们捧着一张用画片放在聚光点外的照片，真心认作吕祖的真容，甘心叩头膜拜。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注：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7日《晨报》。）所谓“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倒是有意思的提法。之所以值得重视，原因就在于，指出“思想界”并非谁都当得起，实际涉及划分“思想界”的标准问题。稍后一篇文字，胡适也阐述了这个意思。他认为今日思想界，“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注：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显然，胡适主要是依据“思想的方法”，划分思想界。这也提示我们注意， “思想界”于中国本有如何浮现，以及居于怎样的社会位置的问题。据此，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审视思想界的走向，也有了相关基础。

　　有必要联系现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略作分析。因为这里所论及的“思想界”，正是“亚文化圈”形成的标志之一，并构成集团力量形成的重要象征。（注：中国社会的剧烈震动，表现之一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地位的没落。由此，精英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出现了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不断出现，即显示出中国社会涌现出这样几类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会的“界”。这些社会群体的出现，表明了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参见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 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对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已有所分析，主要检讨了读书人如何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的，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如何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注：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在我看来，集团力量兴起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正表明中国社会动员所依托的主要载体究竟是哪些环节。这对于探讨20年代思想界的转向，或不无裨益。

　　“思想界”形成的确切时间，尚有待分析。胡适对“思想界”的界定，所谓当得起与当不起的问题，也不便作为“思想界”的定义。但“思想界”的形成，无疑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张灏曾揭示了，在1895至1920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注：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 52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出版。）这里所说的“制度性传播媒介”与“新的社群媒体”，正构成了“思想界”的要素，说到底，“思想界” 的表征，无非是通过报章杂志、学校与学会等媒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

　　1922年丁文江在给胡适信中，曾提出“用人应该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注：丁文江：《致胡适》（1922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5页。）。这或令我们对当时思想界的形态，有进一步印象，因为这里欲“破除”的，恰反证出“留学国界”、“政治党派”与“省界”构成知识圈聚集的重要因素。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使命感渐渐成为沟通的基础。傅斯年就介绍《新潮》乃“集合同好”之杂志，是“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而且，“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恩怨容易变化，容易掺杂；独有知识造成的感情，随着知识进化。” （注：傅斯年：《新潮社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这也成为一种象征，显示知识分子的聚集发生着由“地缘因素”向“思想认同”的转变。傅所说“知识上的同一趋向”乃持久的感情，甚为要紧。因为讨论思想界的“分化”，事实上皆围绕此展开。只是“思想界”既依托社会之演进成形，则分化是缘自“思想认同”的减弱，还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组织方式，不能不令人深思。基于此，或也可获得审视思想界分化新的视野。

　　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曾提出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注：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2页。）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算不上独具匠心，史华慈也曾强调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普遍王权”崩溃后所引发的全盘性危机。（注： 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6—288.）重要的是，邹谠不仅指出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还阐明了其表现之一，是看到只有先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注意到集团力量涌现所具有的意义，这对于分析思想界的走向，是值得重视的视点，我们当关心，在“全能主义”政治的作用下，思想界的位置究竟如何。

　　“思想界”，或者说，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其情形如何呢？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检讨中，即不难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顾颉刚就指出， “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是在学问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6—427页。）。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也曾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要标榜，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政治危机时刻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注：梁实秋：《忆新月》，《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此，胡适也是深有体会的。1928年4月高梦旦因为不堪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矛盾纠纷，终于继张元济之后脱离商务，他对胡适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这也引起胡适好一阵感叹，“此语真是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故表示，“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运会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6册，1928年4月4日。）

　　这就是“思想界”的写照，可以明确的是，依托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注：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收入《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样的“思想界”，如与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相比照，则不难见出彼此的差异。

　　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称得上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其突出的意义即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模式的引进，解决了思想日趋多元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亨廷顿曾评价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没有一位革命领导人系统论述过如何组织扩大参政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布尔什维克关于政党的概念，为动员和制度化相关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亨氏解释了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原因，还特别强调，“这个也许是关于列宁模式的政治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注：〔美〕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7页。）。

　　用不着多加说明，这里的意味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在重新进行组织，基本标志即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涌现。随着中国社会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组织，“思想界”实际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最突出的即是，“思想界”尽管仍以思想文化上的主张争持，但其中所笼罩的却是“思想的立场”与“阶级的意识”。国共两党的壮大，就说明了立足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既难以避免，也是卓有成效的。费正清充分肯定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 “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可谓见道之论。（注：〔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而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思想界”表征的知识分子，也要被纳入其中，在“革命话语”中按照“阶级”进行定位。

　　陈独秀言说的转变，就显示出“后五四时期”读书人是如何被进行阶级定位，并逐步“边缘化”的。1923年12月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还谈到读书人 “好的方面”，因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所谓“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其实已是对知识阶级 “附属”作用的定位，故也指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 1923年12月1日。）稍后，陈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就更加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而“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其中所得教训是，这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注：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可以说，随着阶级意识的提升，确定革命的基本势力“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注：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新建设》第1卷第5期，1924年5月。），相应的也将“智识阶级”定位于革命不能依赖的对象。恽代英《评醒狮派》就明显有这样的用心，文章写道：“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而没有民众站在背后之士大夫，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都一一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注：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 期，1925年4月25日。）。

　　从恽代英文章点到的这些名字中，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胡适之辈”与前所论及的“敌手”划归在一起，理由则是阶级——“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这也给出重要的信号，思想界的分化，缘自阶级意识的提升。而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于“思想界”的意义也显露无遗。笔者联系中国社会的重组检讨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其用意也在此。因为中国进入以阶级方式动员的社会后，读书人所仰赖的那个“界”，其凝聚力，是远不能与阶级动员的方式相提并论的。因此，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可看做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事实上，正是这段时间，尽管“赤与反赤”的论辩已甚嚣尘上，但“阶级专制”还是更多引起胡适的警惕。在草拟给陈独秀的信稿中，他就明确表示难以相容于“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甚至提出，“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注：胡适：《致陈独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72—77 页。）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大致可以判定是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的，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如将问题延伸到代表“左翼”思想的“创造社”的崛起，则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当有进一步了解。因为这个“思想界”，较之“五四”时期，已有宵壤之别。

　　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五四”一代：“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我国新文艺由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文艺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学术独立，愿与天下无名之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注：见《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 1921年9月29、30日《时事新报》，收入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页。）郭沫若后来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做了详尽说明：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不曾直接参加《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和那一代的启蒙家也没有师生或朋友关系。但这一团体的出现，意味着文学革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前一期“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结果，“他们第一步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注：郭沫若（署名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文艺讲座》第1册，1930年4月10日。）

　　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算得上点题之作。文章写道：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项工作为旧思想的否定，第二项工作为新思想的介绍，但这两方面都不曾收得应有的效果，“胡适之流才叫喊了几声就好象力竭声嘶般逃回了老巢”，“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象寿终正寝”。（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冯乃超也质疑文学革命这个所谓“文化上的新运动”究竟获得了什么。在他眼里，《红楼梦》的考证，《儒林外史》的标点，都能风靡天下，“这又有什么意义？”“考古！疑古!!动地般敲着退军的鼙鼓，博士的责任就此告终了，博士的历史的使命就此完结了，不太仓皇了么？”提到鲁迅，用了“这位老生”的字眼，认为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号，1928年1月15日。）。

　　创造社的崛起，展现了思想界分化新的缘由。冯乃超后来对此有坦率检讨，指明参与其中者，主要受当时日本流行的左倾“福本主义”的影响，这种“天马行空” 式的理论，明确主张文艺运动要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注：冯乃超：《革命文学•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受到这样理论影响的青年回到中国，并祭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也意味着文学本身，都让位于政治的考虑。首先，过去的作家，都必须转变方向；过去的文学活动，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清算和批判，否则，按照成仿吾的说法，“文艺的方向转换是不能实现的”（注：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 1日。）。于是，所谓“思想”的争鸣，主要不是通过文学和学术来表达；“思想界”的分化，也并不取决于“思想”的标准，实际取决于政治的立场。郭沫若还是就胡适的资格发问，“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注：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而到成仿吾那里，则是掷地有声的，“打发他们去！”具体地说，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 （注：成仿吾：《打发他们去！》，《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约至1930年代前后，思想界的“分化”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双方都着眼于彼此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前后的评价就颇有不同。1928年彭康就坦陈要对这场论战“算个总账，一笔勾销”，他认为从“玄学鬼”张君劢，“科学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吴稚晖，都只是蛇蝎一篓，“没有区别”，“都是我们理论上的敌人，所以非彻底地决算一下不可”。（注：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彭还努力区分 “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具体地说，“胡适的文化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 ’，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是反动的”（注：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有意思的是，王明在批评“李立三路线”时，也特别提到，“资产阶级的大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注：王明（陈绍禹）：《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1931年版；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5页。）。这里的意味是，尽管对胡适等人的命名，各不相同，但已将这一派作为“反动”的一翼。

　　一方既然表示要“打发他们去”，那么另一方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界的争斗愈趋激烈，与此不无关系。被目为落伍者的鲁迅、胡适等人，就卷入种种是非之中。以胡适来说，1925年的武汉之行，就让他“挨了不少骂”。他称这些文字为“妙论”，从中我们也可领略新的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在中国的呈现。（注：胡适在日记中提到，“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2月1日。）值得重视的是，也就是那段时间，胡适发表的文字，也在进行着“派别”的划分。

　　1929年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胡适列举了思考中国未来前途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设计，包括国共两党及国家主义的主张，以此表明他们另有主张。在所要解决的问题中，他明确说，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如此一来，既否认了国共两党所确立的目标，又阐述了他们对此的思考。（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稍后胡适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就着重强调他与陈独秀等的分歧，“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显然，重要的不是胡适所区分的不同点（这仍然不免“后见之明”的痕迹），而是这里给出明显的信息，大约在30年代前后，双方都立足于不同来看待对方，分歧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稍后胡适谈到这段历史，就指出，1926、1927年的国民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些都含有绝大的“不容忍” （Intoleration），“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注：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似乎是为“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做了论定。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显然是过于宏大的问题，即便限定于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也难将所涉及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呈现”。毕竟，现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变动急遽加剧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包括身份的转变），较之以往，也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所谓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以审视思想界的“分裂”，能顾及的只是很有限的思想资源。只能期望略陈己见，以增进对这个“年代”的了解。

　　总结起来，面对思想界“分裂”这样一个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在我看来，或者须对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有相应的警觉。基于此，则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中国的思想及社会的走向，也能有新的视野。这里的意味是，审视思想界的走向，确绕不开《新青年》“分裂”这一起点，因为“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往往在《新青年》群体中率先得以体现；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也提供了重要资源，可以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只是具体的主张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正因为此，“后五四时期” 的思想界相应也有明确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或还停留在呼吁环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思想上的协同动作。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这多少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特别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涌现，于“思想界”的影响却甚为明显。思想界的“分裂”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这也多少说明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是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于此也有充分体现。

　　前已述及，胡适批评周作人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做“思想界”的情形，实际是提出了“思想界”有一个当得起当不起的问题。我们也会问，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中国社会，在完成新的组织之际，还为“思想界”留有位置吗？将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悉归于中国社会的重组，甚而判定中国社会的重组导致“思想界”的瓦解，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可以说明的是，中国社会重组之后，这个“思想界”，较之“五四”时期，已不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