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2026-11-20 那一天,网友渺茫山水问:
答曰:
孔令煜(1887—1955),孔子第76代孙、孔氏旁支。日军占领曲阜期间,曾与日军人员交往,并参与日伪政权的政治及文化活动
知乎上面有一篇文章《日军与孔子、孟子后代的交往》,对这个问题,多有涉及:
孟子第74代孫孟繁驥(1909 - 1990)一家
駐濟寧長瀨支隊長一行參拜孔廟後拜訪孔府,與孔令煜合影 什么叫成仁?如何能成仁?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
孟子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在《孟子·告子上》中提出了著名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合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气节观念。
一般人对此的理解,往往将成仁、取义与牺牲生命联系在一起:当保全生命与维护仁德、道义发生冲突时,应当不惜舍弃生命。但问题在于,这种牺牲究竟是个人自主的道德选择,还是被后世伦理强加于人的义务?当一个人选择成仁取义时,他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而当掌握权力的人要求他人共同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时,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人气节,而涉及对他人生命的责任。儒家自己则讲仁者爱人,爱人的起点首先是尊重和保全人的生命(包括他人的生命与自身的生命)。所以,历代改朝换代之际,孔孟后裔未必都以杀身成仁为人生使命。作为世袭的圣人后裔,他们同样面临如何在政权更迭中保存家族、延续宗祀的现实选择。朝代可以更换,皇帝可以易姓,孔府的香火却未必因此中断。忠义与宗祀,气节与家族延续,究竟孰轻孰重?历代孔孟后裔的不同选择,或许正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伦理与现实生存之间关系的窗口。
台湾國史館藏1947年呈報由孟繁驥呈襲亞聖奉祀官的行政院公文 例如,当年日军占领曲阜、邹县后,一方面利用尊孔政策进行文化宣抚,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孔府、孟府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孔令煜、孟庆棠等人则在这种特殊处境下与日军保持往来,试图维持府院秩序、保护文物及族人、住民安全。但这种交往究竟属于被迫应付、现实妥协,还是进一步参与了侵略者的政治宣传,仍须结合各自的具体行为和史料分别判断。
第八旅團長瀨武平少將的參拜孔廟
守衛孟廟的日軍哨兵
而在知乎上的另外一篇文章《陶扬鸿:驳斥孔家汉奸家族论,并论儒家于民族之重要性(一万一千字)》,举例说孔家历代,也出了不少君子烈士:
倘若以文丞相和史可法的标准衡量,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唯一尺度,历代那些选择投降、归顺、保全家族乃至继续出仕的孔孟后裔,又该如何评价?
当然,普通百姓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掌握兵权,也没有决定天下归属的能力,战争来了,只能承受兵灾、屠戮、饥荒与流离之苦,舍生取义了。而作为拥有重兵的史可法所面临的处境自然也不一样,他可以选择殉城取义,也可以选择投降以保全性命,但扬州城里的百姓,却未必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死。忠臣成就了忠义之名,百姓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区分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所以,所谓忠、义、仁,并不是几个可以随意排列组合的道德标签。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忠于政党,未必忠于天下,也未必仁于百姓;坚守大义,未必能够减少人间苦难;杀身成仁,也未必就意味着成全了更多人的生存。历史上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一个人是否死得壮烈,是否应该为国而死,更是他所坚持的道义,究竟让多少人活了下来,又让多少人付出了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