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作者:席琳
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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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0


那一天,网友渺茫山水问:


  • 愿闻史可法之守扬州,忠乎?义乎?若史为忠义,其他皆为贼子矣。孔孟故里可曾抗御?未之闻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宋元交接明清交接天下丕变之际,圣人后裔如何守节?愿高明指教。


答曰:


  • 谢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悖论。按照传统的观点,史可法守扬州,占了一个对南明小朝廷的忠字,一个舍生取义的义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在仁这个问题上就大打折扣,因为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于事无补,在知道清军攻城及城破后可能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情况下,史可法仍选择坚守。扬州城破后,数十万百姓遭受兵灾、屠戮,成为明清易代中最惨烈的悲剧之一。史可法成就了忠义之名,而这场抵抗及其后果,也留下了一个关于忠义与百姓生命的道德难题。一个反例是萧铣在江陵、崔立在汴梁的归降。面对兵临城下、国势已不可挽回的局面,他们选择了放弃抵抗,以求避免战争继续扩大。这样的选择,未必成就了忠义之名,却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值得讨论的道德可能:当坚守已经无法挽回局势时,是否可以舍弃气节之名,尽可能保全百姓性命?文天祥所谓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在现实中却未必总能做到义尽而仁至。孔子的成仁与孟子的取义,虽然共同构成了传统儒家的气节观,但在现实处境中,仁与义未必总能兼顾。孔氏家族历代也不乏忠烈之士,但在改朝换代之际,选择归顺新朝、保全家族、延续宗祀者同样不乏其人。到了日本侵华时期,孔令煜与日军及汪伪政权的交往和政治表态,更是留下了值得讨论的历史记录。朝代更迭,政权易姓,孔府却能够延续数千年。究竟是忠义气节更重要,还是家族延续、宗祀不绝更重要?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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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煜(1887—1955),孔子第76代孙、孔氏旁支。日军占领曲阜期间,曾与日军人员交往,并参与日伪政权的政治及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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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上面有一篇文章《日军与孔子、孟子后代的交往》,对这个问题,多有涉及:


  • 曲阜的孔府由孔令煜、鄒縣的孟府由孟慶棠(席注:1877 - 1943,孟子第73代孙)兩位年長者出頭和日軍打交道,為了保護文化史跡、建築、家寶和住民的生命安全,兩位長者都以通過對日軍治安維持面的協力,及社交、文化交流的應酬等,討取日軍的歡心,表面上恭順服從。由於日軍也沒有像在其他各佔領地那樣採取強壓的命令手段,也使他們保持了部分聖人後代的尊嚴。此類人,在歷史中被夾在漢民族的氣節和維持祖宗名譽,保護貴重文化遺產的選擇之間,對統治者面從腹背,有苦難言。其恭順侵略軍的行為,至今仍被成共產黨稱作為漢奸。但作為歷史事實,也不應否定他們在佔領下巧妙地利用日軍的尊孔政策,做出的對古跡,住民安全保護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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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第74代孫孟繁驥(1909 - 1990)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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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濟寧長瀨支隊長一行參拜孔廟後拜訪孔府,與孔令煜合影


什么叫成仁?如何能成仁?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


  •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孟子后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在《孟子·告子上》中提出了著名的舍生取义,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合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气节观念。


  •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一般人对此的理解,往往将成仁、取义与牺牲生命联系在一起:当保全生命与维护仁德、道义发生冲突时,应当不惜舍弃生命。但问题在于,这种牺牲究竟是个人自主的道德选择,还是被后世伦理强加于人的义务?当一个人选择成仁取义时,他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而当掌握权力的人要求他人共同承担这一选择的后果时,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人气节,而涉及对他人生命的责任。儒家自己则讲仁者爱人,爱人的起点首先是尊重和保全人的生命(包括他人的生命与自身的生命)。所以,历代改朝换代之际,孔孟后裔未必都以杀身成仁为人生使命。作为世袭的圣人后裔,他们同样面临如何在政权更迭中保存家族、延续宗祀的现实选择。朝代可以更换,皇帝可以易姓,孔府的香火却未必因此中断。忠义与宗祀,气节与家族延续,究竟孰轻孰重?历代孔孟后裔的不同选择,或许正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伦理与现实生存之间关系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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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國史館藏1947年呈報由孟繁驥呈襲亞聖奉祀官的行政院公文


例如,当年日军占领曲阜、邹县后,一方面利用尊孔政策进行文化宣抚,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孔府、孟府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孔令煜、孟庆棠等人则在这种特殊处境下与日军保持往来,试图维持府院秩序、保护文物及族人、住民安全。但这种交往究竟属于被迫应付、现实妥协,还是进一步参与了侵略者的政治宣传,仍须结合各自的具体行为和史料分别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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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旅團長瀨武平少將的參拜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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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衛孟廟的日軍哨兵


  • 由於日軍的尊孔,宣撫政策和孔府內人士的協力,恭順,曲阜城成為佔領地中擁有特權的安全地帶,孔令煜也因為將城內的老若男女隱藏於孔廟、孔府而受到當地人的尊敬。


而在知乎上的另外一篇文章《陶扬鸿:驳斥孔家汉奸家族论,并论儒家于民族之重要性(一万一千字)》,举例说孔家历代,也出了不少君子烈士:


  • 汉末建安七子之首,抗曹操而死的孔融,南朝正色于侯景之乱的孔奂,与李白、韩准、张叔明、陶河、裴政并称竹溪六逸的孔巢父,宋代出使契丹,面斥夷狄亵渎孔子的孔道辅,明末抗御清兵的孔闻诗等等。


倘若以文丞相和史可法的标准衡量,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唯一尺度,历代那些选择投降、归顺、保全家族乃至继续出仕的孔孟后裔,又该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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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普通百姓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既不掌握兵权,也没有决定天下归属的能力,战争来了,只能承受兵灾、屠戮、饥荒与流离之苦,舍生取义了。而作为拥有重兵的史可法所面临的处境自然也不一样,他可以选择殉城取义,也可以选择投降以保全性命,但扬州城里的百姓,却未必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死。忠臣成就了忠义之名,百姓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区分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所以,所谓忠、义、仁,并不是几个可以随意排列组合的道德标签。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忠于政党,未必忠于天下,也未必仁于百姓;坚守大义,未必能够减少人间苦难;杀身成仁,也未必就意味着成全了更多人的生存。历史上真正值得追问的,不只是一个人是否死得壮烈,是否应该为国而死,更是他所坚持的道义,究竟让多少人活了下来,又让多少人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