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在明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

作者:孟词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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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何在明清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注意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工业革命,中国历代一直都有资本主义,只不过不是大工业机械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在的流行说法有几种:

1. 地理决定论 - 英国地势狭小,有煤有铁还集中在一起。开采煤矿要解决排水问题于是促进了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而中国的煤铁分散,品质低,且远离经济发达有需求的江南,古代运输条件下要亏本。

2. 内卷论 - 明清时期,中国(尤其是江南)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均耕地急剧减少。于是产生内卷。人力成本无限降低,任何机器运营成本(尤其是未形成规模时)都远高于人力成本,因此无法与人力竞争。

3. 地租论 -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地租率普遍较高(常达收获量的50%左右),土地买卖的“地息率”(相当于资本回报率)往往在10%~20%之间。与之相比,把资本投入到土地买卖、租佃或高利贷中,回报相对稳定且丰厚。如果兴办手工工场或进行工业化机器投资的利润率低于或无法显著高于买地收租的收益率,理性的民间资本便缺乏动力去冒险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土地税率相对较高而地租率相对较低,资本在土地上的回报率不如工商业投资或海外贸易更具吸引力,客观上促使资本流向技术革新和生产率提升的领域。

这些理论可以综合在一起来作为除了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为何没有首先爆发工业革命。但对于中国来说,还要考虑三个因素:

1. 当时西方能够生产的任何物品,其实中国都能生产,而且在没有技术代差的情况下还能仿制得更好。例如西洋的时钟就是一个例子。

2. 当时中国的巨量人口和极低的人口成本可以让中国的资本家通过组织大量的人力分工合作来对抗大机器生产。

3. 现代航运出现前,海运的巨大成本导致任何大宗产品在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漫长航行到达中国后都不具备价格优势。

光从棉布角度来说,实际上英国直到十九世纪末都未对中国形成优势。英国的机织布在19世纪中叶面对中国江南的土布时,几乎毫无优势:

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和蒸汽轮船普及前,英国商船需要绕道好望角,经历数月的航行。高昂的运费、保险费以及漫长账期带来的利息成本,极大地抬高了英国棉布在中国的到岸价格。

英国机织布虽然看起来均匀轻薄,但中国北方和内陆的广大农民需要的是厚实、耐磨、保暖的衣服。中国江南的土布采用手工粗纱织成,极其耐穿,且农家妇女在农闲时织布,其劳动力成本在黄宗智的理论中是“忽略不计”的。

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开放了更多通商口岸并降低关税,但英国商人们惊恐地发现,洋布的销量并没有如预期般暴增,反而引发了数次英国对华贸易的金融危机。英国人悲哀地发现,他们只能卖出一些棉纱(供中国农民自己织布),而根本卖不动成品棉布。

所以当时英国要靠在印度种植鸦片贩卖到中国来平衡贸易。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旦开放鸦片生产,反而倒逼英国鸦片贸易破产,而且还返销欧洲,弄到最后英国要和清朝合作禁毒。

真正打开中国市场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无数中国从来不存在也无法生产的产品。煤油(洋油)彻底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菜籽油和豆油,成为全中国照明的绝对主力。合成染料让中国传统的植物染料作坊一夜破产。钢铁、铁路、电报、电话、蒸汽轮船、现代枪炮。这些产品中国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模仿”或“叠人头(内卷)”来生产,它们需要一整套现代科学、冶金、化工体系作为支撑。

西方列强不再仅仅满足于卖货,而是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获得特权,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如汇丰银行)。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就地生产这些高科技产品,彻底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手工织布业,其对外部冲击的“抗性”和内卷承载力是极其惊人的。 如果西方仅仅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和棉布阶段,距离和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确实足以让中国维持长期的贸易优势和经济独立。中国最终在经济和军事上全面溃败,正是因为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那场关于电气、化工和钢铁的结构性巨变。

而这一点则要归结到中国的教育和社会成就奖励体系了。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后开始钻研理工科。搞理工的人最后也能得到财富、地位和名誉。这就形成正反馈了。而欧洲以外的国家则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在受到冲击后也搞了“洋务运动”,但搞理工的仍然只是工匠地位。即使到了民国,大学里教的也主要是文科。这种情况下欧洲之外的国家就很难自发性产生工业革命,尤其是要求理工科积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不过,“内卷”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现代教育其实也是一种“内卷”。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即使在当年经济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通过举国体制培养出大量理工科学生。到经济条件改善后,大学扩招,理工科毕业生出现井喷。这当然有助于世界工厂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决策者展现出了极强的历史痛感,他们深知中国近代挨打就是输在“理工科和重工业”上。因此,国家用一种近乎行政命令的方式,彻底砸碎了延续千年的文科崇拜,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完全倒向理工科的社会成就奖励体系:

知识分子不再是吟诗作赋的文人,而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向科学进军”成为国家最高号召,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享受到了超越普通官员的崇高国家荣誉。

大量综合性大学被拆分,取而代之的是像清华大学、八大学院这样的“纯工科大学”。国家需要的是能够立刻设计铁路、桥梁、化工厂和核武器的螺丝钉。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席卷全社会的民间共识。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寒门学子来说,考入工科大学、进入国企或科研院所当工程师,成为了最稳妥、最体面的阶层跃升路径。这套体系成功地把中国庞大人口中最聪明的大脑,第一次成规模地引流到了理工科领域。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这一时期恰逢中国加入WTO,两者的结合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工程师红利”替代“农民工红利”: 在过去,中国靠廉价的、洗脚上田的农民工成为了轻工业的世界工厂(这其实是黄宗智“内卷”在现代工厂的延伸);但随着大学扩招,中国每年毕业数百万名理工科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性价比极高的“工程师大军”。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崛起: 正是由于这群甘愿拿较低薪水、能加班、专业对口的工科毕业生源源不断地供给,中国才能在短短20年内,从只能组装芭比娃娃和衬衫,迅速升级到能够自主攻克高铁、特高压输电、智能手机产业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以及光伏产业。庞大的人口基数 + 严苛的应试筛选 + 举国体制的研发投入,让中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重工业、电力)和一部分第三次工业革命(电子信息)的补课中,形成了对西方传统制造强国的规模化碾压。

我们用现代教育的“内卷”,极其成功地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国。但如何从一个“规模最大、擅长内卷的工业国”,蜕变为一个能够引领未来工业革命的“原始创新国”,依然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奖励体系和教育体制,能否完成从“重在筛选和服从的内卷模式”向“容忍失败、鼓励多元的创新模式”的下一次惊险跨越。

而这一点恰恰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在于计划经济和举国体制。

自由市场的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其实非常懦弱和急功近利。 风险投资要求的投资回报周期通常只有 3 到 5 年,最多不超过 10 年。而基础材料(如一种新型超导材料)或高端通用芯片的研发,从实验室理论到工业化量产,动辄需要 20-30 年的时间,且失败率高达 99%。没有任何纯粹追求利润的私人资本能够承受这种级别的风险和周期。

在技术的“死亡之谷”阶段(即最底层的理论、物理基础、早期原型),只有国家这个不以盈利为终极目标的实体,才有能力也有意愿作为“首席风险承担者”。国家通过计划把最难、最费钱的底层技术攻克后,硅谷的私人资本和创业者们才一涌而上,进行“应用层的商业化开发”。比如苹果手机里最核心的触摸屏、微型处理器、GPS、互联网连接、甚至 Siri 语音,其核心技术最初全部来自于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计划投入。

当年的“两弹一星”是绝对的计划经济产物。国家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集中全国最好的科学家和有限的物资,在封闭的基地里攻克了战略武器。这种打法的优势是目标极其明确(“造出原子弹”),但缺点是由于与市场脱节,很难自动转化为民用民生经济的竞争力。

面对今天的基础材料、高端芯片和科学软件,中国正在尝试一种“新型举国体制”。它不再是关起门来单纯搞科研,而是国家主导的基础研究 + 庞大的本土大市场(如中国的新能源车、光伏、5G 产业链)进行反哺。国家通过大基金、政策补贴、国家实验室搭建底座,给本土企业提供试错空间;企业再通过在市场上赚钱,进行技术迭代。中国在动力电池、大飞机、高铁等领域的成功,正是这种“国家计划拉动市场,市场利润反哺技术”的新型尝试。

最后顺便说个中美 AI 对比笑话:

一个美国人说:我以为AI是能为我扫地煮饭干活儿,而我能干画画、写作、拍短视频这些创造性工作。结果现在我还得扫地煮饭干活儿,而AI则在画画、写作、拍短视频。

一个中国人说:AI现在还不能帮我扫地煮饭,但已经把我的活儿都干了,但老板要我干更多的活,结果我根本没时间画画、写作、拍短视频。只好把这些也交给AI了。